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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杨蕤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61－6273－6

Ⅰ.①回… Ⅱ.①杨… Ⅲ.①丝绸之路－研究－10世纪～13世纪 Ⅳ.①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3779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鸣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何艳

数字编辑 周晏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3

插页 2

字数 342千字

纸书定价 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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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旨在阐明10-13世纪特定的民族、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下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的演变过程。盛唐之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状况是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客观地再现这段历史可以弥补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薄弱环节，其在学术上的意义和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本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与整理，将以宋朝、西夏、辽等政权与西方的交往分为几个研究板块，以贸易线路、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为研究线索，在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基本状况的同时，力图在整体上把握丝绸之路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研究呈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

作者简介

杨蕤，男，1975年生，汉族，陕西横山人。在西北大学、宁夏大学、复旦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要学术兴趣为边疆历史地理学、西夏学和民族考古学，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五十余篇，著有《西夏地理研究》、《破译天书》、《中国消失的文字》、《宋元时期少数民族的贡献》等。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宁夏回族自治区“新世纪313人才工程”学术技术带头人，并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青联常委、中国古都学会理事等社会职务。

内容概要

《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朝贡贸易、贸易者、贸易线路等内容为研究线索，以中原政权、北国辽朝、神秘西夏的陆上丝绸之路状况为研究板块，力图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基本状况和图景，同时，在整体上尽量把握陆上丝绸之路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研究呈现系统性和完整性。

对10—13世纪西北民族关系和中亚地缘政治状况的归析是研究的基石。这一时段中国北方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达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厮啰、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辽等政权，民族关系因此纷繁复杂。民族分布及西北地缘政治状况直接影响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状况。应当看到：唐末五代是西北政治形势由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在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势力在西域及河西地区的渗透；二是党项族在河套地区的崛起。这样，吐蕃政权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势力便退缩在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东南部一带。西北地区实则成为吐蕃、党项以及回鹘三支力量进行较量的政治棋盘，加之宋、辽、金等外围力量，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形成了以“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为内核的民族格局。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争夺是“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同时看到，这一时期的中亚和阿拉伯地区也陷入了分裂纷争的局面。丝绸之路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的发展与嬗变。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虽然远不及唐代时繁荣，但仍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物质文化交流之功效。

在10—12世纪中国复杂的民族关系背景之下，中原政权与丝绸之路贸易伙伴仍然保持着联系，或者说继续维系着、经营着陆上丝绸之路。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中西方仍然保持着官方贸易。第二，中西方仍有人员的往来。第三，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继续存在。其中中西方的官方往来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在与中原政权保持关系的丝绸之路贸易伙伴中，不仅包括河陇及西域诸藩，同时还有远在中亚和西亚的诸政权。从贸易的规模及商品的种类看，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商品丰富、数量较大。文献记载了大量朝贡贸易信息，而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在当时的民间社会亦有渗透。当然，陆上丝绸之路的官方贸易对中原政权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朝贡贸易进一步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宋朝的税收；然而在另一方面，大量域外商品涌入中原，给宋朝经济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引起金银价格的上涨和铜钱的紧缺。

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辽朝与西方的贸易和联系异军突起，在北国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由于辽朝占据着北中国，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会，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这里，辽朝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辽朝通过丝绸之路与诸多民族或政权保持着贸易关系，其中回鹘在沟通辽朝与西方世界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开拓塞北丝绸之路的主力军。当然，这一时段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也保持着接触和交流，其表征之一就是在辽朝故地出土了众多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文物，成为今人窥视塞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窗口。在此背景下，辽朝与西方的丝路交通路线在继承唐朝原有路线的基础上有所变化。

西夏王朝在公元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对外来商品的考察是观察丝绸之路贸易状况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本书通过对西夏社会中存在着的一些丝路外来商品的思索，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西夏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进行了阐释。同时，通过对西夏文文献等资料的解读，我们发现西夏政权与大食、西州回鹘以及民间回鹘商人保持着贸易关系。西夏王朝在丝路贸易中发挥着周转中枢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西方贸易的继续与畅通。西夏北缘的居延路为陆上丝路商旅所利用。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探讨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还是西夏、辽朝与西方的贸易交往，都存在着资料缺略的困难，本书也只能就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情况做出一个粗线条的描述，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可就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展开讨论。

梳理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回鹘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主角”作用，成为一股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新兴力量，具体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从官方朝贡贸易的内容看，西域九姓胡（昭武九姓）主宰了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时期，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宋代以降，官方的朝贡贸易基本以回鹘民众为主体，其几乎控制了西北地区或丝路东段贸易；二是从丝路的地理空间上看，回鹘商人的足迹遍及华夏中原和塞北草原；三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范畴，已经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笔者给本书戴了一顶“小花帽”：回鹘时代。

目录

导论

一 研究旨趣与研究资料

二 学术史回顾

第一章 民族格局与地缘政治

第一节 民族分布

第二节 民族格局

第三节 地理状况与地缘政治

第二章 中原政权与陆上丝路

第一节 五代时期的陆上丝路

第二节 宋代的陆上丝绸之路

第三章 契丹政权与塞北丝路

第一节 诸蕃与辽朝的朝贡贸易

第二节 回鹘对塞北丝绸之路的开拓

第三节 辽朝与伊斯兰世界

第四节 辽朝对中西商路的控制及陆上丝路交通

第四章 神秘西夏与东西交通

第一节 西夏的陆上丝路贸易

第二节 西夏的丝路交通

结语

一 丝绸之路的输入品与输出品

二 中继贸易的兴盛

三 关于“回鹘时代”的提法

附录一 略论宋代的胡人与胡俑

附录二 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导论

一 研究旨趣与研究资料

本书是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这一时段东西方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的基本情况。本书选取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10—13世纪基本上处于中国分裂割据的时期，群雄争霸，一统难继。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统一的政治环境对东西方各方面交往都十分有利。例如，陆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就发生在隋唐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之下。唐朝中期以后，随着吐蕃入侵西北等事件的发生，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形较前就有所不同，“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1]

，丝绸之路繁荣的盛景不复存在了。元朝结束了纷乱割据的政治局面，东西方交往孔道顺畅，陆上丝绸之路似乎出现了一段“回光返照”式的繁荣与兴盛。依此看来，10—13世纪则处于两个统一帝国的过渡时段，政治上的纷乱局面使得东西方交往受到一定影响，甚至有学者曾持有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断绝的观点。与此同时，西域及中亚等地区也出现了若干分裂割据政权，如喀喇汗王朝、西辽、于阗、高昌回鹘等。在分裂割据的政治形态下，陆上丝绸之路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具体的情形是怎么样？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第二，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主要表现在贸易线路、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各个割据政权均想分享陆上丝绸之路的巨大商业利益，使得原有的丝路贸易网络变得更为复杂。因此，贸易路线绝非一两条通道所能概括。这一时期的贸易方式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物品是通过间接中转流通，不易观察和定性。贸易主体的变化则体现在粟特商人的逐渐淡出以及回鹘在陆上丝路贸易中的逐渐崛起。此外，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前承唐，后启元”的重要时段，是展现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加之具有敦煌、吐鲁番文书，汉文文献，考古发现等研究资料上的有利条件，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也较为丰硕，并形成了这一领域辛勤耕耘的学者群，甚至形成了研究的国际视野和特点，体现出丝绸之路研究的水准和标杆。而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则是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领域和时段。有趣的是，这种状况与中国唐宋史学界的研究旨趣十分相像：中国大陆唐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特别注重对“西土”的关注和研究；而宋史的研究则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域甚至河陇不再成为宋史学人们重点关注的领域。这既有唐宋政治情势的原因，也与资料有很大关系，就宋代而言，西北地区的史料远不及唐代丰富。近年来，随着西夏学、回鹘研究的发展，这一状况正逐渐得以改观。

从论述体例上看，本书将以宋朝、西夏、辽等政权与西方的交往为几个研究板块，以贸易线路、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内容为研究线索，在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基本状况的同时，力图在整体上把握丝绸之路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研究呈现系统性和完整性。

盛唐之后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状况是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客观地再现这段历史可以弥补丝绸之路研究史上的薄弱环节，丰富丝绸之路演变史的内容。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西方之间的陆路通道，而且今天仍然沿用着这一条古老的通道，欧亚大陆桥就是明证。虽然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历史研究对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即使在政治割据、贸易受阻的历史环境下，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尚未中断的史实，在一定程度也能为今天维护好、利用好这一条通道提供一些历史依据和借鉴。例如，最近国家开始修建从内蒙古临河市到额济纳旗的铁路，事实上这就是古居延路的路线，并且在宋辽时期也曾被频繁地利用。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在笔者设计和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深感资料不足是制约课题研究的最主要因素。虽然通过对传统汉文史料、阿拉伯文献、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的爬梳和整理，可以大致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某些历史概况，但由于外文文献解读的困难，汉文记载的缺略，有时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尤其是对西夏、蒙古高原丝绸之路的一些细节性问题，由于资料缺略而不能展开论述。诚如日本学人指出的那样：有关西夏的研究，进入了历史的暗区。其困难程度即使在整个亚洲史上也是很突出的

[2]

。由于资料缺略，对于有些问题还是不能说明其原委，许多细节性的问题尚需进一步澄清。好在学术研究如接力赛，是在一代代学人传承中不断前行、进步的，但愿本书能够成为丝绸之路研究大厦中的一块砖瓦。

本书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有汉文文献、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献）、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

汉文文献：汉文文献是陆上丝路研究中基础性的资料。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等官修汉文史籍中有宋、辽、金政权与西方交往关系的一些记录，其中有关朝贡记录和四夷记载的史料价值尤大。《契丹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册府元龟》等同时期的典籍亦有一些有用的信息。此外，后人编辑的一些史籍等,虽然从史源学的角度看不及五代及宋代当时的史籍可靠，但也是很重要的参考。当然，在宋人的一些笔记小说等野史中也存留一些正史中未记载的内容，尤其是涉及丝绸之路民间贸易等问题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总体而言，汉文史籍中有关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资料体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多为中原政权与诸蕃朝贡贸易的记录，具有明显的官方特点，但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运营状况鲜有涉足，显然不足以反映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全貌。

二是汉文史料中的信息多是以中原政权为中心的记载，对于“西方世界”的状况涉及较少，不利于对陆上丝绸之路中段及西段的研究。

考古材料（包括出土文献）：在汉文文献缺略的情况下，考古材料就成为考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资讯。考古材料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出土文物、遗址等。如辽墓中出土的西来玻璃器就传递了不少塞北丝绸之路的信息；新疆境内出土了大量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对于了解黑汗王朝与北宋以及辽朝的交往很有帮助

[3]

。笔者也曾经注意到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内出土了三尊颇具“胡人”特点的泥塑人像

[4]

，是西夏在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信息。近年来，在辽朝故地发现了不少具有西方文化因素的文物，它们提供了辽朝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信息。这些情况将在行文过程中有所体现。

二是考古资料则为出土文献。如敦煌出土文献、黑水城出土文献就可以归结在这一门类之下。出土文献能够直接提供丝绸之路状况的信息。例如黑水城出土的《天盛律令》中就有一些西夏与阿拉伯世界交往或关系的信息。也有学者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对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进行考察

[5]

。但需要看到，出土文献的发现具有一定不确定因素，并非每个论题都能够获得出土文献资料的支持。总之，由于考古资料具有实证性强的特点，其对一些问题的考证还是能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阿拉伯及其他语种文献对于考察10—13世纪中段及西段丝路的状况意义重大，可以弥补汉文文献记载之不足。例如维吾尔文学著作《福乐智慧》中就有喀喇汗王朝与辽朝贸易往来的记录

[6]

；成书于公元11世纪的《突厥语词典》是一部反映喀喇汗王朝政治、经济、宗教、地理、民族、风俗等内容的著作，也有不少与陆上丝路有关的信息。此外，阿拉伯史学家阿西尔的《全史》、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史》等著作也是研究10—13世纪陆上丝路的重要参考

[7]

。有一些资料尚有中译稿参考，如《世界境域志》《马卫集论中国》

[8]

等。

二 学术史回顾

虽然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一些论著还是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前所述，五代、宋辽时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9]

。中西方的陆上交流通道不但尚未断绝，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略微早一些。因此，这里重点针对近30年来关于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成果进行述评。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状整体，需要将各部分联结起来进行考察，兹分“通论性质的论著”“五代、宋代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西夏政权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问题与讨论”等内容对10—13世纪陆上丝路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性地梳理。

（一）通论性质的论著

虽然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不逮汉唐时期丰硕

[10]

，但在一些有关丝绸之路或者中外关系通史性质的论著中，还是对于这一段的丝路状况给予了篇幅不等的关注。如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张维华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张广达、王小甫的《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版），张国刚、吴莉苇的《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黄新亚的《丝绸之路·沙漠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迎胜的《丝绸之路·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时鉴的《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梅村的《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此外，雪犁主编的《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伟洲主编的《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有关工具书中也有不少涉及五代、宋代时期路上丝绸之路的词条。

在通论性著作中，李明伟主编的《丝绸之路贸易史》是一部以丝路贸易史为考察对象的著作，对丝路贸易史进行了阶段划分：秦汉时期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丝路贸易的兴起时期，魏晋南北朝为丝绸之路的发展时期，隋唐时期为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时期，宋元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转变时期，明清时期为丝绸之路的衰落时期，分段勾勒出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概貌，为今后丝路贸易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设专章对宋元时期丝绸之路进行了探讨，是目前所见对这一时段丝绸之路贸易史较为专门的研究成果，也提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观点和论断。例如笔者认为西夏的抄劫，使得贡团和商队的往来大受影响。虽然没有完全隔绝，但是贸易的线路和贸易商品的流向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远距离长途贩运为特点的丝路贸易因为基本条件得不到保障而衰落了

[11]

。这些讨论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一些观点和说法尚待斟酌，例如笔者认为宋代丝绸之路贸易仅仅缩小为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市贸易等。总体来说，该书中有关宋代丝路贸易史研究存在如下不足：将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仅仅局限在中原政权与西夏、唃厮啰等民族政权贸易的层面上，尚未将宋代丝绸之路贸易史放置在中西交流的视野下予以考察，混淆了区域经济史与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的区别，此外，研究的体量上略显单薄。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史有极其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贸易的形式和手段也较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些现象不容易观察出来，而非简单的西北少数民族互市贸易所能概括。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文化史》一书中专章讲述突厥人在陆上丝绸之路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其中涉及回鹘、伊斯兰教等论题

[12]

。深田久弥和长泽和俊在相关著作中还专门就西夏时期（唐古特）的陆上丝绸之路进行了阐述

[13]

。这些论著无疑是较早关注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虽然是一些概括式的阐述，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

此外,由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与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关系甚大，因此在一些回族史研究的著作中也涉及此内容。例如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唐宋时期的回族先民》“两宋、辽、夏、金时期的回族先民”部分涉及喀喇汗王朝与辽、夏、金等政权的关系，两宋与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交往等内容，实际上将回族形成问题放置在丝绸之路史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但由于丝绸之路的研究并非是本书的要旨所在，因此该书所论述的有关丝绸之路内容多为引述之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虽然冠名以资料汇编，然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资料汇编的本身。诚如周一良先生在《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序言中所言：我国学者中，筚路蓝缕开创中西关系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张星烺先生著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6卷巨著，参考西贤成果，辅以新知，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无不囊括。虽名为交通，实即为文化交流之内容

[14]

。在该著作中，张星烺先生对五代及宋代时期中国与欧洲、阿拉伯、波斯、中亚、印度等地区的交通史料进行了缜密地考索，成为今人研究丝绸之路的资料基础及重要参考，已是学界共识。

（二）五代、宋代时期中原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

除了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外，中国内地学者对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和探讨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15]

。例如周伟洲的《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

[16]

客观梳理了五代时期西方诸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交往状况，并且进一步指出，就在国内处于分裂割据之时，丝绸之路并没有断绝，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各种政治原因，驱使着丝路沿途的各族和中西方使者、商人，克服重重困难，或另辟新道，或武装护送，始终保持着丝路的通行。笔者认为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于具体史实的考辨，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五代、宋、辽、金时期依然是陆上丝绸之路重要发展阶段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陆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唐末、五代以来，由于受到割据政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呈现断绝的状态，给予这一阶段陆上丝绸之路很少关注。例如方豪的《中西交通史》

[17]

将唐、五代及宋划归为一个阶段来论述，其虽然对宋代海上贸易有所涉足，但基本未关注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漆侠《宋代经济史》对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了梳理，但尚未涉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内容

[18]

。此后，莫任南的《五代宋辽金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19]

一文也指出，通过对中西使者、商旅、僧徒的交相往来，中西交通路线和商业贸易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内容的阐述，论证了五代、宋辽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历史职责，它对中西文化交流继续有所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孙修身的《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

[20]

《试论甘州回鹘和北宋王朝的交通》

[21]

，对甘州回鹘在陆上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进行了全面梳理，并且用大量篇幅讨论灵州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这些成果基本上代表早期学界对于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认识和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此后围绕回鹘与丝绸之路的问题，学术界又有一些成果发表。如陆庆夫的《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

[22]

、钱伯泉的《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

[23]

、樊保良的《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路上的关系》

[24]

《回鹘与丝绸之路》

[25]

《维吾尔族史料简编》第三章“西迁后的分布”

[26]

等。这些研究大体上围绕回鹘与中原王朝的交往状况、回鹘对维护丝绸之路畅通所做的贡献、回鹘的地缘政治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阐述或讨论。

对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日本学界也有不少成果，如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就是较早关注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论著：《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唐末、五代、宋初之灵州》《五代、宋初时期河西地方的中继贸易》《高居海之于阗纪行》《继业之西域行程小考》《王延德之〈使高昌记〉》《关于马可·波罗所通过的河西以东路线》等

[27]

。这些成果主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变化及走向，大体可以归结为三部分内容：一是讨论灵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二是吐蕃入侵与丝绸之路贸易网的扩展，三是通过宋人西行记录来考察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还需要指出的是，长泽和俊是较早成篇论述五代以后丝绸之路中继贸易的学者，他从贸易客体的角度指出了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所在。长泽和俊是一位具有较强的文献解读和解释能力的学者，竭力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探寻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上述这些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展性的讨论，如罗丰的《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

[28]

，对通过灵州以朝贡为中心的中继贸易进行了考述；杨蕤的《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

[29]

在探讨北宋时期诸蕃与中原王朝贡贸易、中继贸易的基础上，提出了“回鹘时代”的观点。

北宋熙宁开边（1072）以后，于阗进入中原的道路畅通无阻，便掀起了一个朝贡贸易的小高潮。史载：“熙宁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

[30]

笔者统计北宋时期于阗向中原朝贡43次，尤其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于阗成为通过陆上而来的主要朝贡者。

[31]

学术界就于阗与中原政权的贸易商品、文化渗透、贸易路线等内容进行了探讨。如殷晴的《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

[32]

，林梅村的《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

[33]

，任树民的《北宋时期的于阗》

[34]

《北宋时期丝绸东路的贸易网点——唃家位》

[35]

,殷晴的《古代于阗和吐蕃的交通及其友邻关系》

[36]

，陈明的《“胡商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

[37]

，杨瑾的《于阗与北宋王朝贸易路线初探》

[38]

等。一些相关的论文中也涉及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内容。如张俊彦的《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的往来——兼论中国和阿曼的关系》

[39]

，李华瑞的《宋初丝绸之路上的交往》

[40]

，彭适凡、彭涛的《从胡人牵马瓷俑谈宋代景德镇瓷器的外销》

[41]

，张铁伟的《“丝绸之路”与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交往》

[42]

，孙振玉的《试论十世纪高昌回鹘王国在中亚历史中的地位》

[43]

，杨怀中的《宋代的番客》

[44]

，姜伯勤的《敦煌与波斯》

[45]

，田卫疆的《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

[46]

，马雍的《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

[47]

，许序雅的《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萨曼王朝研究之二》

[48]

，殷红梅的《喀喇汗王朝与中原的贸易往来》

[49]

，李云泉的《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

[50]

等。

也有学者另择角度对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进行了考索。如郑炳林的《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

[51]

，试图从商品流通的角度来考察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张广达的《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

[52]

，认为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交通往来的特色是依靠不定期的般次，其中包括从事贸易的般次和星骑、使人往来的般次。荣新江的《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

[53]

，通过敦煌保存下来的文献和绘画材料，探讨了当时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论证了虽然分裂割据的局面有碍于各民族间的交往，但文化的传播却是无法割断的。王文成的《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

[54]

考述了北宋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通状况，认为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对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经济的影响。毛阳光等《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一书梳理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状况

[55]

。韩毅的《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

[56]

考订了唐宋时期输入我国的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从作者使用材料的状况看，宋代阿拉伯的物品多经海上流入中国境内，目前关于宋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物品的考证或梳理的成果较少。

在丝绸之路交通路线考订方面的成果还有钱伯泉的《〈西天路竟〉东段释地及研究》

[57]

，指出西域的伊州、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分别都是各民族建立的互不统属的地方政权，对于理解西域与中原及辽朝的交通很有帮助。周伟洲的《古青海路考》

[58]

，其中梳理了北宋时期青海路的基本走向及基本状况。殷晴的《古代于阗的南北交通》

[59]

论述了历史时期围绕塔里木盆地周边交通路线及其相关问题。陈守忠的《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索》

[60]

，考述了北宋时期灵州道、夏州道、泾原道以及青唐道的概况。许序雅的《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

[61]

，通过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结合汉籍记载，考辨了9—10世纪自地中海到中国的陆路交通路线。祝启源的《唃厮啰政权对维护中西交通线的贡献》

[62]

认为，丝绸之路北道被西夏控制以后，许多商人苦于西夏人的盘剥而改走青海道，唃厮啰政权千方百计维护道路的畅通以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另外，宋代西南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的交往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蓝勇的《唐宋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转输贸易》

[63]

对于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范围、贸易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梳理宋代从西域进入西南地区的丝路贸易有一定帮助，目前尚属于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此外，《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年版）论述了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西域地方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该书还对丝绸之路进行了阶段划分：汉代为开拓时期，魏晋为曲折发展时期，隋唐为繁盛时期，两宋为转折时期，元代为拓展与延伸时期。显然该书将两宋时期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阶段来看待，无疑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三）辽、金政权与西方世界

在本书中，“西方世界”是指包括西域在内及其以西的广大阿拉伯地区。日本学者长泽和俊在《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辽代吐蕃遣使考》

[64]

等论文中从汉文史料所记载的诸蕃朝贡、军事征伐等角度勾勒出辽朝通往西域及河陇地区的历史地理及道路状况，是较早关于辽代丝绸之路的成果。不过辽朝军事攻伐西北诸蕃的路线是否与漠北丝路商道完全吻合？长泽和俊并未交代。此外，长泽和俊也未曾注意辽时居延通道的存在。事实上，居延通道是辽朝及西夏等政权与西方交往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商道。这个问题王北辰先生在《古代居延道路》

[65]

一文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指出宋辽时期王延德以及耶律大石的西行均循居延路。辽朝与高昌回鹘进行政治、经济交往也是利用居延道。应该指出的是，居延道并非辽朝与西方交往的唯一通道。钱伯泉的《耶律大石西行路线研究》

[66]

一文指出，耶律大石的西行路线为借道西州回鹘国，沿天山北麓西进。出西州回鹘国境后，西北至叶密立城，后又由叶密立南下伊犁河流域，再西进巴拉撒浑城。此外，苏赫、田广林的《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

[67]

重点论述了辽朝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状况。

大食在辽朝陆上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不少成果就是围绕大食而展开讨论的。如钱伯泉《大食与辽朝的交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

[68]

，以耶律大石西征为线索，力图论证宋朝的大食多指喀喇汗王朝，而耶律大石依靠喀喇汗王朝统治者的让国而发达起来，并创建了西辽帝国。钱伯泉在另一文《大石、黑衣大石、喀喇汗王朝考实》

[69]

中论证了宋代文献中的大石（大食）应该是指喀喇汗王朝。杨富学、陈爱峰的《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70]

，讨论了辽朝与大食之间相互频繁的贸易往来及文化影响。胡小鹏的《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

[71]

，论证了《辽史》所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即喀喇汗朝，请婚之王子册割乃卡迪尔汗之子察格里特勤。辽与喀喇汗王朝和亲的背景是双方政治经济往来的需要，和亲加强了这种联系。黄时鉴的《辽与“大食”》

[72]

论证了《辽史》中记载的大食应为中亚的萨曼王朝，并且认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与大食国存在一定关联，可能为唐时的口赤建国。胡小鹏则在《〈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

[73]

一文指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大食国”不存在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回鹘与辽朝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如华涛的《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

[74]

利用阿拉伯等西文文献资料，重点论证了《辽史》中所记的阿萨兰回鹘既非甘州回鹘，也非喀喇汗王朝，而是高昌回鹘。肖之兴的《回鹘后裔在辽朝“共国任事”》

[75]

梳理了回鹘后裔在辽朝“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助于分析回鹘与辽朝之间频繁的经济交往。

从考古文物资料的角度来探讨辽朝与西方的联系是辽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主要得益于大量丰富的考古资料，其中以辽陈国公主墓最引人关注，出土了较为丰富的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皿和其他西来物品

[76]

。学者们对这批出土文物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马文宽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錾花铜盆考》

[77]

、《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78]

，安家瑶的《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皿及有关问题》

[79]

、《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

[80]

，李宇峰的《从出土文物略述契丹与中亚的文化交流》

[81]

，傅宁的《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论辽时期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82]

等，黄雪寅的《散落于内蒙古草原上的古玻璃器》

[83]

等。这些论述试图通过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以及其他西来物品中文化因子的分析，来论证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交往状况。此外也有学者从钱币流通的角度来阐述契丹与西方的关系，如卫月望的《契丹外交与草原丝绸之路及货币》

[84]

等。张松柏的《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

[85]

，通过对现存辽代有关驯兽的出土文物、佛塔上的浮雕和绘画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了西域驯兽在辽代的传播渠道、分布形式及其影响。许晓东的《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

[86]

论证了辽代的琥珀原料很有可能来自遥远的欧洲波罗的海沿岸。西瓜传入辽朝及中原是辽时塞北丝绸之路兴盛的重要物证之一，学术界对此问题仍存争议。王大方的《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

[87]

，黄盛璋的《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

[88]

等论文从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等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辽代出土的金银器中包含不少西方文化的因素，是观察辽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西方交往的观察点之一。张景明的《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

[89]

、齐晓光的《耶律羽之墓含域外文化因素之金银器》

[90]

、王大方的《“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

[91]

等论著探讨了辽代金银器中西方文化的因素。此外，辽墓中出土黄道十二宫图也是反映辽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一些成果论及此问题。如夏鼐的《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

[92]

、伊世同的《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兼及邢台铁钟黄道十二宫图象》

[93]

、韦兵的《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

[94]

等。

辽代丝绸之路的研究还涉及伊斯兰教传播的问题。马建春的《辽与西域伊斯兰地区交聘初探》

[95]

，对辽朝与波斯、阿拔斯王朝、伽色尼王朝和喀喇汗王朝的朝贡状况进行了梳理。姜歆等学人的《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

[96]

，通过出土文物分析了伊斯兰教在辽朝的影响和传播。当然，现在学界尚不能肯定辽朝境内是否存在一定数量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

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等因素，金朝面临的政治态势与辽朝大不相同，金朝与西方的联系在史料中鲜有反映，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单薄，目前仅见刘建丽的《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

[97]

等成果。

（四）西夏政权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

关于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问题，陈爱峰、赵学东在《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一文中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西夏与丝绸之路贸易”“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等部分对现有成果进行了梳理，在此仅做两点补充说明:

第一，就西夏与陆上丝绸之路关系而言，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西夏政权是否阻滞丝绸之路的问题，或者说西夏在陆上丝路史上扮演的角色问题。笔者在《关于西夏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98]

一文中业已指出：西夏王朝在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在20世纪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学者们就曾注意过这个问题，如藤枝晃指出：西夏兴起，西域诸国通过西凉中转，入宋朝贡，其路径应是避开西夏，向南迂回，经渭州进入宋境

[99]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西夏立国西北，河西丝路不通，青海道因此兴起

[100]

。这基本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西夏文献的逐渐问世，学者们看到了反映这段历史的几条新材料，因此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陈炳应

[101]

、钱伯泉

[102]

、李学江

[103]

等。这些研究基本改变了先前西夏阻滞交通、陆上丝路因此断绝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似乎从问题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必须承认，有关西夏时期丝路研究的资料少之又少，认为西夏时期丝路断绝或基本畅通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实事求是地讲，时至今日，这一研究现状也并未发生根本的改观。

第二，《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一文遗漏一些成果，兹补充之。

孙星群的《西夏在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104]

，从中西音乐交流史的角度诠释了西夏在丝绸之路上地位与作用。陈广恩的《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

[105]

推测了伊斯兰教在西夏境内的传播状况。西域及西来文化对西夏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渗透和影响，尚须进一步地关注。

钱伯泉的《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

[106]

，探讨了以于阗黑汗王为代表的喀喇汗王朝与宋朝为开展和维护丝路贸易与西夏进行斗争的问题，肯定了藏经洞是西夏守军为防止喀喇汗王朝的进攻而封闭，将“藏经洞”这一敦煌学上的重大问题与陆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陆庆夫的《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

[107]

论及丝路贸易对于西夏经济的影响。如果将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放置在当时西北地区具体的历史情形中予以考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考古资料也可作为观察西夏在丝绸之路定位问题上的一个窗口。如高毅的《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

[108]

，通过文物考古资料来推测说明西夏向北越过黄河，经居延地区而达高昌是西夏与西域及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主要通道。张连喜、马文宽的《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

[109]

通过出土的一枚喀喇汗王朝的钱币分析了喀喇汗王朝与中原政权、西夏以及辽朝的交往状况。杨富学、陈爱峰的《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

[110]

，利用黑水城出土文献，分析了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中转站”的功能。利用考古及出土材料对西夏时期的陆上丝路进行研究是今后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其他语种的文献也很值得关注。例如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有一些西夏政权的信息。

（五）问题与讨论

长泽和俊在《丝绸之路研究之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我们东洋史的研究者看来，具体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然很多。无论是丝绸之路各地的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地名还是民族，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古代到西域旅行过的人的游记虽然在当时是各个时代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在今天有很多地方已经弄不清楚了。另外，以中亚史为主题的在内陆亚洲兴起的和繁荣起来的诸民族与王朝的历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出土史料的解读仍然极为困难，各个时代的地理书中的地名也有很多与现代的地名不相符合。再说从东西或南北连接这些地区的道路目前也尚未弄清。那么在这条道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进行了往来？流通有什么样的商品？内陆各国如何参与了这样的商队贸易？东西两地区的国家对内陆各国如何进行干涉或保持往来？他们遥远的国家的神话、传说、民俗是如何得到了传播与交流？各地的艺术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宗教又是如何传入并如何给各地以影响的？等等，有待今后研究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还有在以上植物、动物、矿物等为主的对某个地区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上，也有不少地方需要与该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乃至需要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是需要进行跨学科领域研究的原因

[111]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这对于今天丝绸之路研究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在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们依然需要做许多工作。例如：

1.地缘政治与民族关系的问题

张广达在《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绿洲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112]

中指出，隋唐五代时期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依然主要通过陆路，即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进行。欧亚内陆山脉、沙漠对人类文化的汇聚、贸易的开展无疑是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文化的交流、文化的汇聚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民族的社会发展，不同时期的民族斗争或政治斗争形势，不同民族的不同阶级往往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从中选择某些成分，并在吸取中加以综合改造，用以丰富自身的固有特色文化。五代以降，地处丝绸之路中段和东段的阿拉伯及中国在政治上均处于分崩离析的割据状态，政治情势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凸显。因此，要厘清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不仅需要梳理西北、西域地区民族分布及民族关系的状况，也要结合中亚、西亚地区的政治状况，将陆上丝绸之路置于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下，然后做一些前因后果的分析，尽可能复原或者重建丝绸之路的历史面目，这样才有可能逐步解决前引长泽和俊所提出的问题。

2.自然环境的问题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环境史或者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陆上丝绸之路的演变过程。如朱士光、唐亦功的《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

[113]

、郑本兴的《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冰川变化、环境变迁的关系》

[114]

等。在以畜力为主要运输手段的古代社会，丝绸之路的兴衰以及路线的选择与自然环境的状况极为密切，例如从西域进入漠北高原的商队一定沿着水源地行进，季节性的气候变化也无疑影响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

3.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

也有学者对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进行对比讨论。如蒋致洁的《唐宋之际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的消长变化》

[115]

、《丝路贸易与海路贸易关系试探》

[116]

等论文从陆上丝路贸易的下降、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海路的繁荣等角度探讨唐宋之际丝路贸易的一些概况及变化，涉及陆海丝绸之路的关系。尹元超的《十字军东征、蒙古军西征与东西方贸易》

[117]

探讨了十字军东征以及蒙古军西征对于丝路贸易的影响，它对于了解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很有启发。宋代以后，海上贸易的势头明显盖过了陆上的对外贸易。有学者指出，迅猛发展的宋代海上贸易使其形成了一个跨国的海洋贸易系统

[118]

，但尚未给予陆上丝绸之路适当的关注。事实上，若抛开“宋朝本位”的立场，从北国辽朝、中转贸易等视角去观察，不可否定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因此，海陆丝绸之路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以及独立发展的路径？尤其值得思考。

4.五代、宋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东延问题

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出土的大量蕴含西域文化因素的遗迹、遗物的考察，提出了丝绸之路向东延伸的问题

[119]

。笔者认为这为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就辽朝的丝绸之路研究而言，辽朝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等地区丝路商品交流也应予以关注。东北地区能否纳入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涉及陆上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的讨论，尚需继续关注。

5.中段及西段丝路的问题

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可以将陆上丝绸之路划分为东段、中段、西段等内容。由于受到学术资源和资讯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中段和西段部分的研究尚显单薄。就五代、宋代这一时段而言，仅有许序雅《萨曼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商业贸易——萨曼王朝研究之二》

[120]

、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

[121]

等论著体现出这方面的成果。

此外，丝绸之路贸易史与西北区域经济史的联系与区别、丝绸之路研究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丝绸之路具体贸易线路的确考等问题也值得思考和探讨。总之，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均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而又十分复杂的大题目。黄时鉴将东西交流史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五类：一、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关系，二、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人种、语言、习俗等），三、中外通道的开辟和交通的方式，四、经济与物质生活方式的交流、生物的传播，五、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语文、传说、宗教、思想、科学、艺术、文学等）

[122]

。如此看来，要全面反映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面貌，尚需做许多工作，绝非本书所能完成的事情，恐怕也非一个学人所能完成的事情。本书尽力勾勒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与概貌，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得到更多学人的参与与关注。

[1]
（唐）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

[2]
［日］衫山正明著：《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3]
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4]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载沈卫荣、中尾正义、史金波主编《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福乐智慧》是文学而非史学作品，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不能作为证史的资料，但是《福乐智慧》中有一些内容反映当时西域、中亚的社会状况，用这些信息来重建当地的商业环境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还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7]
有关唐宋时期阿拉伯、穆斯林史料在魏良弢的《喀喇汗王朝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许序雅的《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也有涉足。

[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载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马卫集论中国》摘自10—12世纪的穆斯林著作《动物之自然属性》。作者马卫集生活于11—12世纪，曾是塞尔柱王朝中的宫廷医生。《马卫集论中国》为《动物之自然属性》中的一章，专门讲述古代中国的地理方位、疆域、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风土人情等情况。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内容涉及西域以及辽朝的情况。从译文判断，这里的中国不仅仅包括中原政权，而且还包括了契丹和回鹘地区（它们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即秦、契丹、回鹘，其中最大的是秦地区或王国）。

[9]
杨蕤：《略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10]
有关唐代丝绸之路及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荣新江做了较为翔实的整理和述评，参见荣新江《20世纪的唐代中西关系史研究》，载荣新江《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关20世纪丝绸之路研究的状况可参见李明伟《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历史回顾》，《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陈爱峰、赵学东《西夏与丝绸之路研究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国内学者尚有一些对于国外丝绸之路研究的述评或介绍，如耿昇《法国汉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敬东《独联体国家的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1993年第6期；胡小鹏编译《日本的丝绸之路研究动向与展望》，《丝绸之路》1993年第2期等。

[11]
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2—493页。

[12]
［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文化史》，白水社1983年版。

[13]
［日］深田久弥、长泽和俊：《シルタロード過去と現在》，白水社1980年版。

[14]
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5]
最早关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成果是刘兴唐的《宋代陆上的国际贸易》，《文化批判》1932年2卷第4期。此后学者们就宋代丝绸之路问题主要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宋代的海上贸易问题；二是宋代的香料贸易问题，多是从海外贸易的角度进行论述的。因此，以上两点基本可以归结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范畴内。虽然也有零星反映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如周一良：《新发现十二世纪初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载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但学术界开始普遍注意到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16]
载《文博》1991年第1期。事实上，周伟洲先生在先前出版的《唐代党项》一书中就对西路党项与中西交通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五代以来灵州成为丝绸之路重要据点，是为唐末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变化之一。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134页。

[17]
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0—1066页。

[19]
载《西北史地》1991年第3期。

[20]
载《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

[21]
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

[22]
载《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23]
载《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4]
载《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25]
载《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26]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丛刊》（第二辑），《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内部资料），1955年。

[27]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论著先前已在日本发表，20世纪70年代曾在日本结集出版。

[28]
载《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29]
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0]
《宋史》卷490《于阗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108页。

[31]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2]
载《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

[33]
载《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34]
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35]
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36]
载《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37]
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8]
载《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39]
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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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族格局与地缘政治

虽然北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战乱的局面，但在原唐朝的版图内依然存在着辽、宋、西夏、金、西辽、西州回鹘、于阗、喀喇汗王朝、吐蕃、大理等多个政权。辽史专家陈述先生曾称之为中国的“后南北朝时期”，笔者以为这是一个恰当的总结。从9世纪开始，今新疆及中亚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朝不仅退出了西域，而且由于藩镇割据、党争宦祸而日益衰微，中国中古社会开始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漠北高原的回鹘帝国也于9世纪40年代被与葛逻禄结盟的邻人黠戛斯击溃，回鹘人举族西迁；大食帝国的东部疆域也已相对独立。从9世纪中叶起，亚洲大陆逐渐呈现出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

[1]

。这一时段中国北方呈现出一派群英争雄的局面，分布有回鹘、吐蕃、党项、达怛、契丹等民族，并建立了唃厮啰、西夏、沙州回鹘、甘州回鹘、辽等政权，民族关系纷繁复杂。民族分布及西北地缘政治状况直接影响到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状况。

第一节 民族分布

一 回鹘

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击灭后

[2]

，以色楞格河和鄂尔浑河为中心牧区的回鹘各部纷纷流亡逃散。有南下者，如以乌介特勤为首的乌介十三部迁移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和乌拉特前旗的塞北一带。有归附于唐朝者，还有一部分依附于黠戛斯，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向西迁徙，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回鹘西迁。回鹘西迁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学术界对此有着较为成熟的讨论。至此，除了迁入西域地区以外，还有大量回鹘部众进入河西地区，并集中分布于下列地区：

瓜沙地区：
《西夏书事》卷十二载：“瓜、沙、肃诸州本唐归义军，向陷于回鹘；建隆中，节度使曹元忠以州附宋。”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回鹘》中讲道：“回鹘自唐末浸微……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西夏纪》卷3也有类似的记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君长，分领族帐。”这些文献记载反映出回鹘在河西的分布情况。回鹘大致在10世纪或11世纪初控制了瓜、沙地区，后来又建立了沙州回鹘政权

[3]

，与宋朝以甥舅之国相称，成为宋朝的一支重要的政治盟友及经济伙伴，有关两者经济及政治往来的记载不绝于史书。

甘州也是回鹘集中分布的一个区域。《旧五代史》中讲：“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甘州为回鹘牙帐……（后）唐天成三年（928），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至此数至中国。”

[4]

这里一度建立有甘州回鹘政权，并与宋朝保持着经济交往。甘州回鹘不仅控制着进入中原的丝路孔道，而且是吐蕃进入辽朝的必经之地（即宋代文献中的回鹘路），地位十分重要。沙州归义军、西夏政权都积极地争取甘州。甘州回鹘政权后为西夏所灭，但仍有回鹘民众留居于此。

凉州：
宋天禧四年（1020）三月，“西凉府（凉州）回鹘今贡奉并由秦州路”

[5]

。前引《松漠纪闻》中亦有“甘、凉、瓜、沙旧皆有（回鹘）族帐”的记载。可见凉州也是回鹘分布的一个重要据点。

秦州：
大中祥符四年（1011），“秦州回鹘安密献玉带，贺祀汾阴礼毕”

[6]

。又“天圣元年（1023）六月十九日，秦州回鹘赵福献马并银缨钹。自是每岁来贡”

[7]

。这些史料均证明了宋夏时期秦州也是回鹘的一个分布区域。秦州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而且是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一个支点：“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

[8]

，商业地位十分突出。

贺兰山地区：
端拱二年（989）九月，“回鹘都督石仁政、麽啰王子、邈拿王子、越黜黄水州巡检四族并居贺兰山下，无所统属，诸部入贡多由其地”

[9]

。五代时期，贺兰山及腾格里沙漠是灵州道的必经之地。这也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反映出来，但贺兰山地区并非回鹘集中分布的区域。

可以看出，9世纪后半叶以来，回鹘集中分布于“西域—河西走廊”一线，其后在与党项的反复争夺过程中，在河西走廊的势力明显减弱，但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始终未减，占据着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枢纽地区，显然为其在丝绸之路的活动提供了地理上的极大便利。

二 吐蕃

吐蕃政权瓦解后，大量吐蕃民众进入河陇地区：“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

[10]

“西狄既剖为二，其右乃西戎之东偏，为夏贼之境，其左乃西戎之西偏，秦、泾、仪、渭之西北诸戎是也。”

[11]

可见吐蕃几乎遍布河陇地区。大致以陇山、六盘山为界，以北为党项的势力范围；以西、以南则为吐蕃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分布在秦、泾、原、凤、仪、渭、兰、熙、河、洮、岷、叠、宕、阶、鄯、廓等州及德顺军、通远军等地

[12]

。

此外，河西地区的灵、凉、瓜、甘、沙等州也散布着吐蕃部族。后晋章武节度判官高居诲从灵州渡黄河至于阗，沿路“往往见吐蕃族帐”

[13]

，在以凉州为中心的区域形成了吐蕃六谷联盟。依照刘建丽的研究，宋代西北地区的吐蕃可以分作五个居住区：①陕西沿边吐蕃居住区，②熙河兰会吐蕃居住区（即通远军及熙、河、兰、会四州），③河北吐蕃居住区（即湟、鄯、廓三州及青海以西地区），④河南吐蕃居住区（包括积石军及洮、岷、叠、岩、阶五州），⑤河西吐蕃居住区（包括灵、凉二州及河西走廊）

[14]

。还需注意的是，宋时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的银州（今陕西横山党岔乡）、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统万城）等地，均有吐蕃居民分布，并有生、熟户之分，反映出这一时期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复杂性：“连接汉界、入州城者谓之熟户，居深山僻远、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

[15]

党项与吐蕃的风俗相近，民族融合的现象十分突出，文献中多有“河西杂虏”“蕃部”等语，反映的便是这一现象。有时单从部落名称上不易区分党项与吐蕃部落，并有生、熟户之分：“然而其国（吐蕃）亦自衰弱，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

[16]

在今宁夏南部以及陇东的部分地区是党项与吐蕃杂居的区域（蕃部的分布地带），但并非是吐蕃主要的分布区域。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曾经占据大半个河陇以及西域部分地区，此后，在与回鹘和西夏的反复较量中逐渐退缩。文献记载五代时，回鹘、党项占领了吐蕃的部分领地

[17]

。11世纪以来，吐蕃主要势力逐渐退居于青海东南部一带，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河南道，并建立了唃厮啰政权。

三 党项

党项的崛起与内迁也是唐宋时期西北民族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原因有两点：

第一，从中国古代民族的迁徙路线看，多是由北及南者。历史上盘踞北方大漠的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无不有南下侵扰的“恶习”，而且具有较强的冲击力，以致引来中外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多种解释和推测。例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北方民族的南下（如“五胡乱华”、蒙古军南下等）都与气候的严寒有关

[18]

。然而，学术界在热烈讨论北方民族南迁的同时，往往忽视了中国民族史上的另一类民族迁徙，即由南及北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党项内迁了。党项最初居于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区域。著名汉学家谢和耐从经济角度将中国民族分为4个系统：以游牧为特征的北方系统，经营山地牧业或农业的青藏高原系统，经营原始农业的华南系统，以农业或商业著称的西域系统（还应将东北民族划分为一个系统——笔者注）。他将藏族人、羌族或唐古特人、嘉戎人、彝族人、纳西族人或摩梭族人划归为青藏系列，并称之为“山人”

[19]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十分到位的分析。党项无疑属于青藏高原民族系统，但后来河套地区成为党项“显露身手”的舞台，并且在农牧交错地带建立了与宋、辽、金相抗衡的民族政权。因此，党项内迁后，经历了一个“北方民族化”的过程

[20]

。在中国民族史上，从一个西南地区的民族转变为“北方化”的民族的确不多见。

第二，党项内迁的时间跨度较长。根据史籍所载，党项内迁始于隋朝。确切记载是从隋开皇六年（586）党项已内迁

[21]

。这一点学术界尚无异议，恕不赘言。因党项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获得夏、宥、绥、银、静五州之地，在河套及陕北高原“安顿”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党项就停止迁徙了。笔者考证认为，北宋初期就有十余万党项民众从鄂尔多斯地区迁入宋夏沿边地带

[22]

，此后也有一些小规模的迁徙。保守计算，从隋朝开皇年间到北宋初期，党项经历了近500年的内迁时间，在中国民族迁徙史上也算得上是一次“长期跋涉”了。

党项最早居于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河曲一带，即川、青、甘三省交界一带

[23]

。北周以后，党项渐兴，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史籍中说：“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24]

足见其分布之广。“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

[25]

向东北迁徙至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后来，唐政府害怕党项与吐谷浑、吐蕃勾结威胁中央政权，将党项继续向北迁徙，即到今天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夏州一带。唐末五代以降，陕西北部、宁夏北部以及甘肃东部是党项集中分布的区域，并在此建立了具有藩镇性质的夏州政权。唐人沈下贤在《夏平》中指出：“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于野曰部落。”

[26]

讲的就是今毛乌素沙漠南缘包括宁夏东部盐灵台地一带的党项分布情况。此外，在陇右道也有零星党项部落分布，这些党项一部分是从原居地迁徙而来

[27]

，另一部分则是在五代时期趁吐蕃衰微而进入河西地区。西夏攻取河西走廊后，又有大批党项民众进入这一地区。11世纪西夏政权建立后，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版图格局，即以宁夏平原为中心（一体），以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为两翼，西北地区大部为其所有，占据了传统绿洲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

四 达怛

[28]

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记载有十三姓达怛和九姓达怛

[29]

。唐、宋时期的汉文文献记载有黑车子达怛、阴山达怛以及黄头达怛等。达怛是东胡的后裔，与室韦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有人干脆将室韦、达怛连起来，称为室韦—达怛

[30]

。宋夏时期分布于河陇地区以及西夏边界地带的有河西达怛和阴山达怛，并与回鹘、党项、契丹等民族保持着政治及经济往来,其影响涉及宋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和道路畅通。

达怛民众出现于河西走廊是缘于回鹘汗国在蒙古高原败亡后，与回鹘人随行而来，并称这部分达怛人为河西达怛

[31]

。内迁后，河西达怛从属于各个回鹘集团，散布于沙、肃、甘州等地，并成为回鹘立足河西地区的重要辅助力量。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河西达怛又与回鹘人一道迁入祁连山南缘，与西夏为世仇：“鞑靼之俗，犷悍喜斗，轻死好利。素不为夏人所屈。”

[32]

宋元祐六年（1091），“塔坦国人马入西界娄博贝，打劫了人户一千余户，牛羊孳蓄不知数目。”

[33]

西夏陵出土的残碑中也有“鞑靼”“北塞鞑靼”“年北鞑靼”等词，可能是指河西达怛

[34]

。宋夏时期，在西夏北缘活跃着阴山达怛，成分较为复杂，其中的“白达达”即发展成为后来的汪古部。《西夏纪事本末》所附的西夏地形图上，在河西走廊和河套的北缘也标有达怛分布，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有一定影响。

五 其他民族

10—13世纪在河西及河套地区还分布着退浑人，即吐谷浑政权败亡后的流亡者，河西走廊的吐谷浑人曾经受制于吐蕃。五代时期，吐谷浑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肃的河西、黄河河套南北、山西、河北等地，其中河陇地区的沙州是吐谷浑比较集中分布的区域

[35]

。在河陇地区还分布着相当数量的汉人。《资治通鉴考异》卷17引《建中实录》记载：“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学界认为这是汉人。周伟洲先生认为50万汉人显然有夸大之嫌

[36]

。北宋边臣王韶曾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然此特众人以为异效。”安石白上：“韶如此诚善。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

[37]

这条史料认为河陇概有30万汉人，而且还表明河陇地区存在的这些汉人有被“胡化”或者类似于“胡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恐怕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因为唐人杜牧在《河湟》一诗中就讲道：“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38]

”至少有一部分汉人已经穿上了戎服，显然是近似于“胡化”

[39]

的一种表现。为什么会出现汉人近似于“胡化”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与河陇地区的民族构成有很大关系。在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政权基本失去了对河陇地区的控制权，吐蕃、党项民众大量迁入这一地区（回鹘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西域等地），其中以吐蕃为盛。即便在吐蕃政权瓦解以后，吐蕃在河陇地区依然具有相当的实力：“议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谷、者谷达、必利城、臈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叠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

[40]

讲的就是秦凤、泾原两路吐蕃蕃部众多的状况。由于吐蕃部族的大小规模不等，今人难以推算其具体的人口数目，但吐蕃在河陇地区人多势众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加之河陇地区在唐宋时期农业开发的力度不大，依然是以畜牧经济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初步推测这里的“蕃人”数量远远大于汉人的数量，因此就不难理解汉人披上戎服牧羊驱马的情景了。

此外，契丹的分布范围也较为广泛，是两宋时期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继续开疆拓土。从《辽史》反映的史实看，辽朝建国后主要在南面和西面拓展疆土。如“神册元年（916）夏四月乙酉朔，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以为幽州兵马留后；神册元年秋七月壬申，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神册元年八月，拔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勒石记功于青冢南；神册元年十一月，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余级。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遂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置西南面招讨司，选有功者领之；神册元年十二月，收山北八军”等。

[41]

通过一系列的武力征讨，不仅使辽朝版图扩展到西起今呼和浩特市一带，南抵幽州，而且周边民族臣服于辽朝，并与之建立了朝贡关系。“神册三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

[42]

但此时辽朝疆土还局限在今内蒙古东南部以及东北部分地区的范围内。

此后辽朝在西部的疆土继续扩大。天赞三年（924）辽朝大举征讨吐浑、党项、阻卜等部；同年十月，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西北诸部尽为臣服。与此同时，辽朝还将触角伸向漠北地区，天赞三年八月，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九月，次古回鹘城，勒石记功。重熙十二年（1043），辽朝讨伐西夏，在河套地区设立金肃、河清两军，并且“割燕民三百户，防秋军一千实之”，“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

[43]

。这样，河套东北角成为辽朝的领土。至此，辽朝的西面疆土就基本形成了，大致包括今天河套东北部、包头市以东、阴山以北的区域

[44]

。而辽朝西北路招讨司所辖的地区则更为广阔：“（辽）西近北至生吐蕃国，又西至党项、突厥等国。皆不为契丹国害，亦不进贡往来，盖以熟土浑、突厥、党项等部族所隔。东南至云州三千里。”

[45]

文献所载的这些部族恐怕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臣服辽朝而已。辽朝除了军事上震慑之外，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近似于羁縻性质的统治，与辽朝设立州县的直接统治区域有所区别，不管何种管理方式，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辽朝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有效掌控，也意味着其掌握了塞北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第二节 民族格局

10—13世纪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示意图

隋唐帝国的长期统一和政治稳定，使西北地区不再呈现诸侯分裂割据的混乱状态，在此形势下，诸蕃与内地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趋于缓和。隋唐统一政权之下，能够长期抵御来自漠北和西南诸族对西北诸族的寇掠，保持一个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丝绸之路因此出现了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但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此打破了中原与西北诸族之间固有的平衡，盛唐丝绸之路的繁盛也渐渐隐去。从唐末五代开始，各方力量便在河陇地区进行较量：先是吐蕃政权继而有沙州归义军，然后是河西回鹘政权在河陇地区

[46]

昙花一现的亮相，使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应当看到：唐末五代是西北政治形势由一种平衡走向另一种平衡的过渡。在这期间，有两个事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回鹘汗国败亡后，回鹘势力在河陇地区的渗透；二是党项族在河套的崛起。这样，吐蕃政权迅速瓦解后，其主要势力便退缩在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东南部一带。西北地区实则成为吐蕃、党项以及回鹘三支力量进行较量的政治棋盘。以笔者愚见，吐蕃、党项、回鹘三足而立的局面是整个宋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主流和核心，姑且称之为第一结构圈；而宋夏时期还有宋、辽、金等政治势力，他们是刺激吐蕃、回鹘、党项等势力间进行分化与组合的外部因素，我们称之为第二结构圈。概括起来讲，宋夏时期西北地区民族格局为“六支力量（宋、辽、金、吐蕃、回鹘、党项），两个结构圈”（如上图）

[47]

。

对陆上丝绸之路利益的争夺是“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不管是民族之间还是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错综复杂，但利益是民族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这是古今通用的法则。为何西北地区历来民族关系极为复杂，不同民族在此争斗不息呢？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丝绸之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10—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虽然远不及唐时繁荣，但仍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重要功效，也并非沦落到贸易不通的地步。从《宋会要辑稿》等汉文史籍中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于阗、河西回鹘等西域以及河陇诸蕃依然与中原地区保持着较为频繁的朝贡关系，并由此带动了民间贸易。受经济利益诱惑，吐蕃、回鹘、党项均有控制丝绸之路的野心。西夏用了近30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较量，先后击败了吐蕃六谷和甘州回鹘的势力，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不仅在经济上受益不小，而且增强了国力。而积贫积弱的宋朝无力经营河陇以及西域，便寄希望于回鹘和吐蕃，渴望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故将西夏与回鹘和吐蕃推向对抗的局面。元丰七年（1084），宋臣李宪上诏曰：“回鹘与吐蕃，近世以来，代为亲家。而回鹘东境与鞑靼相连。近日诸路探报多称夏人苦被侵扰，若因二国姻亲之故，乘汉番连和之际，假道通信，厚以金帛抚结，俾为我用……若以青唐、回鹘、鞑靼三国人马并攻其背，就使未能远趋贺兰，其甘、凉、瓜、沙必可荡尽。臣仰奉睿训，審究利害，惟患将命未有司副遣使之人。缘深入绝域，经涉三国，万一疏虞，适以为累，夙夜思虑，致力经营。”

[48]

宋熙宁七年（1074）,“回鹘来侵。宋使谕回鹘，发兵深入夏界。”

[49]

于阗也加入到与西夏进行争夺丝绸之路的“联盟”之中。如元祐八年（1093）“（于阗）请讨夏国，（宋朝）不许”

[50]

。绍圣四年（1097），“于阗黑汗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使其子诣京师，上表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破夏国瓜、沙等三州。’”

[51]

回鹘、吐蕃都试图夺回西夏占领的丝路主动脉，但收效甚微。后来宋朝无望回鹘及吐蕃人打通丝绸之路，便对回鹘提出了“逐客令”：“宣和中，间因（回鹘）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

[52]

唐末以来，吐蕃和回鹘也展开过争夺丝路的激烈斗争。经过反复拼杀，直到9世纪初，回鹘汗国力量达到鼎盛时期，保义可汗彻底打垮了吐蕃，占领北庭、龟兹等地，恢复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宋夏时期，为了对付劲敌西夏，河西回鹘与吐蕃基本上能和睦相处。西夏攻取灵州，切断了回鹘向中原进贡的灵州路，一部分回鹘取道青唐，吐蕃政权对回鹘商旅或贡使进行保护或提供方便。既斗争，又融合是宋夏时期河陇民族格局的外在形式。宋夏时期河陇地区的民族关系不仅仅表现为相互之间的斗争，同时还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相互渗透。

简言之，唐末五代以来，西北地区成为群雄争霸的政治舞台，积贫积弱的大宋王朝对于西北地区尤其是河陇地区的控制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在西北地区各民族的纷扰迁徙之中，吐蕃、回鹘、党项的力量得到了聚合，形成了三支不可抗拒的势力。同时应当看到：吐蕃、回鹘、党项均是以游牧或半农半牧的经济为主，劳动产品比较单一，相互之间没有明显的互补性，因此都要力争中原政权以获得单一经济的一些补充和利益。三方力量在中原政权面前均是以竞争者的面孔出现，导致他们在中原的关系上是互动的，一方与中原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应。宋朝熙河开边后，党项与吐蕃曾一度结为同盟军来对付北宋。北宋也不惜财力企图攻取河湟以达到断西夏右臂的目的，但北宋的势力总不能在河湟稳固下来，直到北宋皇朝灭亡前夕，才基本控制了河湟地区。辽、金政权盘旋于西北地区的外围，其势力也难以深入河陇地区。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吐蕃、回鹘、党项三方共同瓜分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业已形成了稳固的结构圈。在“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这一民族格局之下，维系着河陇地区内部以及与外围各支势力间在交往中的一种平衡，并且继续着唐代以来的汉化、吐蕃化、回鹘化三大民族融合的趋势

[53]

，不仅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强烈影响，而且对现今天西北民族格局也有较多影响。

第三节 地理状况与地缘政治

10—13世纪的西域及中亚与内地的地缘政治状况颇具相似之处，一统难以为继，也曾出现了若干割据政权，较有影响的有喀喇汗王朝、西辽、于阗、高昌回鹘、萨曼王朝等。这种割据状态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强烈影响。

一 地理状况

“中亚”一词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广义的“西域”的地区，即包括今中国新疆地区和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当然，不同学者对中亚这一地理概念有着不同的界定和理解。在英文中有Central Asia（中亚）、Inner Asia（内亚或者亚洲内陆）

[54]

等，在俄语中也有“中亚”和“中亚细亚”等称谓。不过苏联学者所谓的“中亚”，一般指的是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即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及哈萨克斯坦南部，因此“中亚五国”又常常被称作“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如有学者认为“中亚”应该包括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以及中国的新疆、内蒙古、西藏在内的广阔地区

[55]

。笔者认为，应该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方面来理解“中亚”的含义与特点。

就自然地理而言，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中部，北邻西伯利亚，南邻伊朗高原和印度半岛，西界为亚欧两洲的洲界。除了少数地区外，中亚大部分地区距离海洋都超过了1000公里，甚至更远。远离海洋的中纬内陆，成为中亚的突出特征，并对其他地理要素及自然景观产生了强烈影响。因此通过这里的商道是名副其实的陆上通道。中亚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地貌特征，是世界上地势起伏最大的区域之一。在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天山地区山势陡峭，海拔均在4000—5000米，而在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附近卡拉吉耶洼地则为低于海平面132米的最低点。广袤的荒漠、块状分布的绿洲、绵延起伏的丘陵草原分布于其间。中亚地区还是世界上冰川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冰川超过4000条，总面积达11000平方公里。由于地处内陆，又有高山阻隔，中亚成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昼夜温差极大，降水稀少，呈现出温带草原、半荒漠和荒漠的植被特征。因此，险峰、冰川、绿洲、草原、荒漠等要素构成了中亚地区的主要自然地理景观。这些均反映了中亚较为严酷的自然条件，可以想象古代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通商贸易的艰辛与不易。在某种程度上讲，自然条件对东西物质文化的交流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从贸易及商旅的交通路线看，河西走廊—中亚一线是连接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咽喉地带，其在陆上丝绸之路史上的位置不容低估。

就人文地理而言，中亚地区具有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地缘政治的割据性以及经济生活的商业性等几大特征。

由于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曾经有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向中亚地区迁徙或者驻留于此：公元前2000—前1800年之间的爱奥尼亚人和阿卡亚人、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米底人和吐火罗人、公元前700—前500年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公元1世纪的匈奴人、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人、6世纪的突厥人、8世纪的回鹘人、9世纪的黠戛斯人、10世纪的契丹人、12世纪的克烈人、13世纪的蒙古人

[56]

。这其中不仅有东西向的民族迁徙，也有南北向的民族迁徙。因此，中亚成为多民族频繁迁徙、驻留的舞台。直到今天，在中亚地区依然生活的有130多个大小民族，除了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卡拉卡尔帕克等人口较多民族外，还有鞑靼、朝鲜等人口较少的民族。由于多民族分布、频繁迁徙。从历史上看，这一区域基本上处于割据状态，9世纪以后尤其如此。

多种宗教、文化碰撞与交融是中亚地区的另一人文地理特点。中亚地区处于欧洲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几大文明的包裹之中，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带。萨满教、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都曾在此流行或传播。由于中亚是连接东亚与欧洲大陆的必经通道，又为民族迁徙的通道，因此这一地区的居民多具有经商的传统，尤其是汉代以降，东西方交流频繁，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诚如彭树智在评价阿富汗是古代文明史上的地位时所讲的那样：“阿富汗是古代史东西方陆路交通上的枢纽地区。它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时而是游牧世界文明的火光，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时而是希腊文化的阳光，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还夹杂着中国文化的余晖，这许多文化的光芒，都先后在阿富汗闪烁，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

[57]

这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亚地区多文明交汇、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

质言之，无论在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方面，中亚地区兼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这一重要地理特性。我们不应该把中亚仅仅理解为贸易通道。实际上，中亚成为连接东西方重要的中转区域，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在这里经过了一个再加工、再创造的过程，极大地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二 地缘政治

五代以来，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分裂割据的同时，中东伊斯兰世界也结束了阿拉伯帝国一统天下的局面，群雄并立是其共同的特点。945年，白益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新时期的开始，也标志着中东进入了一个分裂和动荡的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和半独立的王朝，如塔希尔王朝、法蒂玛王朝、萨曼王朝、萨法尔王朝、加兹尼王朝、图伦王朝、鲁斯塔姆王朝、伊德里斯王朝、阿格拉布王朝、伊赫什德王朝、阿尤布王朝、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哈姆丹王朝、马尔旺王朝、赞吉王朝等。这些地方王朝的特征之一就是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的发展

[58]

。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9—13世纪是中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被学者们称之为“突厥化的时代”

[59]

。在宗教上，伊斯兰教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民族迁徙上，突厥人取代了雅利安人的统治而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人；在政治上，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以及西辽王朝“问鼎中亚”，与中原一样呈现出分裂割据的状态；在文化上，中亚地区的语言、风俗逐渐趋于伊斯兰化。喀喇汗王朝、哥疾宁王朝、塞尔柱王朝以及西辽王朝成为这一时期支配中亚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

840年，漠北回鹘汗国为黠戛斯所击灭不仅是北方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引发了西域以及西北地区民族格局的变化，其重要表现就是维吾尔族（回鹘）开始成为新疆的主体民族

[60]

。喀喇汗王朝即由西迁回鹘的一支所建立

[61]

，直到1212年为花剌子模所灭，在中亚存在了近4个世纪。诚如许倬云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古时代中亚的纷争，大致有两个重要现象：一是挟伊斯兰教而兴起的阿拉伯帝国，由中东扩张延伸到中亚地区，改变了当地部族国家的发展状态。第二个现象则是中国北方草原上，不少游牧帝国（或部族联盟）此起彼伏，在北方草原上失败的部族余部，都往中亚迁徙，一拨又一拨投入中亚列国的斗争

[62]

。

喀喇汗王朝的统治区域十分辽阔，其正东在今新疆阿克苏与拜城之间，东北至今阿尔泰山，与辽朝接壤，正北至巴尔喀什湖一线，西北疆界到达咸海，正西至阿姆河畔，南抵帕米尔高原

[63]

。疆土范围大致包括今新疆的南疆大部和准噶尔盆地，阿姆河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由此可见，喀喇汗王朝占据了西域及中亚的咽喉地带，因此掌握着部分陆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有学者指出，虽然喀喇汗王朝的疆土十分广阔，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政权，因而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生于突厥游牧人的喀喇汗王朝统治者，仍然好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喀喇汗王把各个地区分封给自己家族的成员或部落首领，他们各自为政，互相斗争。

[64]

巴尔托里德（也有学者译为巴托尔德，本书从译者——笔者注）也曾指出，在10和12世纪中，（西部）天山主脉两边的地方统一在所谓黑汗王朝或伊列克汗的统治下，但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统治者之下。像所有的游牧或半游牧的国家一样，黑汗王朝分成为若干封邑，而后者很快就变成为独立的王国。它们的疆界时常变更并经常发生内战。王朝首领最高权力的所有标志（即便是名义上的）早在11世纪时已不存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为独立的统治者所统治，都拥有同样的称号

[65]

。

由于喀喇汗王朝所处的区域也是历史上民族频繁迁徙的地带，处于波斯、突厥、吐蕃以及中亚其他民族的频繁接触地带，因此其境内的民族成份也较为复杂。主要民族除了回鹘以外，还有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古斯、粟特等

[66]

，此外还存在许多部落。这一点在《突厥语大词典》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乌古斯，突厥部落之一。乌古斯人就是土库曼人。他们有二十二个氏族，各有自己独特的标志和烙在牲畜身上的印记，他们凭这些印记识别各自的牲畜。”

[67]

“索格达克，迁居到巴拉萨衮的一个部族。这是粟特人的一部分，分布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间。他们已经突厥化了。”

[68]

这一地区的诸多民族、部落杂居，语言接触现象十分明显。如《突厥语大词典》中对这一现象也有记录：“塔特化，波斯化。突厥人塔特化了，突厥人波斯化了。”

[69]

“打塔。在整个突厥人的心目中是指讲波斯语的人。打塔特要打眼，斩荆棘要除根。塔特在托赫锡与样磨人的心目中是指非穆斯林的回鹘人。这是我在他们的故乡听到的。”

[70]

从9世纪开始，包括今天阿富汗在内的广大地区逐渐走向分裂割据的状态，先后出现了若干割据政权。如：

塔希尔王朝（820—872年），波斯人所建立的政权，势力范围主要在今天伊拉克以东的广大地区。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曾经达到印度边境地带，灭于萨法尔王朝。

萨法尔王朝（867—903年），基本继承了塔希尔王朝的版图，灭于萨曼王朝。

萨曼王朝（874—999年），版图北达咸海，南到伊朗东南部，东抵阿姆河、锡尔河上游，西至里海。萨曼王朝发展了繁荣的商业文明和发达的文化，与东西方国家保持着频繁的经济交往。最后灭于喀喇汗王朝。

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

[71]

。加兹尼本为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地名，962年，萨曼王朝的一个突厥禁卫在此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即加兹尼王朝。鼎盛时期，加兹尼王朝的疆域北至花剌子模，南达锡斯坦，西到今伊朗西北部，东部达到印度北部一带

[72]

。从《辽史》以及阿拉伯文献可知道，加兹尼王朝与辽朝保持着联系，甚至建立了政治上的联姻关系。加兹尼王朝最后遭受塞尔柱人的打击而灭亡。

这一时期在西亚地区还有布韦希王朝（945—1055年）和哈姆丹王朝（929—991年）。这些割据政权的建立也极大地推动了欧亚大陆文明交往和发展，在促进其内部民族文化交融的同时，也促进了与周边非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例如加兹尼王朝对印度的征服使阿拉伯和波斯文化大量传入该地区，最终在以梵文字母书写的印地语基础上形成了使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乌尔都语

[73]

。当然，与中国的交往与交流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辽朝灭亡后，西辽势力的渗透，使得中亚的政治格局更加复杂。在辽朝灭亡前夕，辽朝皇族出身的耶律大石率部西迁，在我国西北地区重新建立辽朝，直到1218年为蒙古军队所灭，历时90多年，历史上称之为西辽。西辽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政权，占据了古代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具有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因此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其境内的一些城市就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中原地区的丝绸以及西亚地区的珠宝玉器就是在这里贩运到各地。因此，西辽为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何认识纷乱的政治局势以及频繁的民族迁徙对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正反两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不可否认，政治上分裂割据、频仍的战争对于丝绸之路的贸易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统一的政治局面的确有利于丝绸之路上商贾的往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盛唐时期长安有不少从西域而来的胡商，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资料均有大量记载，恕不赘言。这种局面显然与唐朝能够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有效管辖有很大关系。吐蕃内侵以后，唐朝在西北的版图大为收缩，陆上丝路盛况也渐渐不再显现。因为在统一的政治条件下，统一政权能够为丝绸之路的贸易通商提供各种保护性措施，比如驿站的设立。从长安到敦煌间就有40余处驿站

[74]

，这些驿站既保护了商旅，也有利于丝绸之路长途贩运的开展。唐诗就曾对这些驿站有过形象的描写：“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75]

。

当然，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完全否认分裂割据状态下陆上丝绸之路就会断绝或者停滞。固然政治上割据会给丝绸之路的畅通制造不少麻烦和障碍，但同时应当看到，在分裂割据的历史背景下，民族迁徙、经济发展、文化上的创新是促进丝绸之路发展的客观条件，为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在分裂割据状态下，丝绸之路沿线各政权间的民族交融更为明显，文化的交流也更为频繁，交往的形式也更为多样，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为复杂。在古代丝绸之路贸易问题上，东西方的贸易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商业利润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丝路沿线各国及各个割据政权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每一方都想最大限度地占据丝绸之路贸易的利润，因此抢夺、杀戮就充斥着丝绸之路，长途贩运就显得有过高的风险，商人们就转向转手贸易。这便形成了在分裂割据状态下中继贸易较为兴盛的局面。这也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特点之一。总之，政治上冷暖阴晴会影响到丝绸之路贸易的形式和规模，但无论是政治因素还是自然条件，都不会阻挡东西方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以及文化交流的客观需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情势下，丝绸之路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状态。

[1]
张广达为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一书所作的《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2]
苏联学者巴托尔德认为，统治蒙古的最后一个突厥民族，根据汉文资料所能判断，就是黠戛斯在840年战胜了的回鹘。他们之后被逐出蒙古，大抵和10世纪开始的蒙古人、契丹人势力的增长有关，他们在华北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帝国，并用契丹来命名。［苏］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
西夏占据敦煌以及沙州回鹘问题不仅是西北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学术史上的重要事件：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沙州回鹘的退出，归义军的灭亡等都与此有关。然而，西夏占据敦煌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桩悬案，时至今日，学者们依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著名西夏学家王静如先生认为西夏实际控制沙州地区的时间应该是在公元1070年左右，在此以前，西夏势力虽然在这一地区有所渗透，但并未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王静如：《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所见的西夏历史和文化》，《文物》1974年第5期）。杨富学等人认为11世纪60年代末瓜、沙二州相继失陷，也就是说西夏才开始有效地控制这一地区。并且认为在公元1036年后曾经存在过沙州回鹘政权（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李正宇也持此说（李正宇：《悄然淹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日本学者冈崎精郎认为西夏最早于1073年即有效地统治了敦煌（［日］冈崎精郎：《タシグト古代史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72年版，第274—275页）。钱伯泉认为从1130—1142年，西夏和沙州回鹘交替控制沙州地区，此后则一直为沙州回鹘所居，直到1146年，西夏才夺回了沙州地区（钱伯泉：《回鹘在敦煌的历史》，《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刘玉权认为西夏于1036年攻陷瓜、沙二州，直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统治瓜沙地区191年（刘玉权：《再论西夏据瓜、沙的时间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

[4]
《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39—1841页。

[5]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二十一之二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影印本），第7672页。

[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第7716页。

[7]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第7850页。

[8]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七月甲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81页。

[9]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5页。

[10]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51页。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六月戊午，第947页。

[12]
刘建丽：《宋代西北吐蕃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1—62页。

[13]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9页。

[14]
汤开建：《五代宋金时期甘青藏族部落的分布》，《中国藏学》1989年第4期。

[15]
《宋史》卷264《宋琪传》，第9129页。

[16]
《宋史》卷490《吐蕃传》，第14151页。

[17]
《旧五代史》卷138《吐蕃传》，第1839页。

[18]
Ellsworth Huntington，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15.

[19]
［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20]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

[21]
《隋书》卷1《高祖纪》，第23页。

[22]
杨蕤：《北宋初期党项内附初探》，《民族研究》2005年第4期。

[23]
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例如汤开建先生指出党项族的发源地并不在甘、青、川三省交界的区域，而是在青海湖以西地区。参见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西夏文史论丛》，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种观点实则反映了学者们对《隋书·党项传》中“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这一地理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

[24]
《旧唐书》卷198《党项传》，第5290页。

[25]
《资治通鉴》卷220，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060页。

[26]
（唐）沈下贤撰，肖占鹏、李勃洋校：《沈下贤集校注》，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27]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7页。

[28]
文献中也称“鞑靼”。

[29]
林幹：《突厥史》附录《阙特勤碑》和《苾伽可汗碑》译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0]
张久和：《文献记载的达怛诸部》，《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1]
同上。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己巳，第8301页。

[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祐七年三月丙戌，第11238页。

[34]
李范文：《西夏陵出土残碑粹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35]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36]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3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辛卯，第5655页。

[38]
（唐）杜牧《河湟》：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另（唐）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我闻天宝十年前，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

[39]
笔者之所以用“近似于胡化”一词是出于对河陇地区汉人胡化程度的一种谨慎态度。现有的资料虽然表明河陇汉人在形式上与“戎人”极为相近，但恐怕并未完全同化。因此笔者称之为“近似于胡化”或者具有“胡化”的倾向。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第3606—3607页。

[41]
《辽史》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页。

[42]
同上书，第12页。

[43]
《辽史》卷41，第515页。

[44]
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45]
（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46]
“河陇”一词是历史上人们对于河西、陇右的合称。前者指兰州至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段的以西地区，主要包括河西走廊地区。陇右为古地名，泛指陇山以西地区，具体范围尚无定论。唐初分全国为十道，玄宗时分为十五道，其中之一便为陇右道，所辖地域十分辽阔，包括河西走廊以及新疆以及中亚一部分地区。历史上人们所称的陇右大约相当于今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包括今青海省东部黄河上游河曲与湟水流域地区（即宋人所称的河湟地区）。概言之，河陇地区应指今六盘山以西，新疆以东，包括河西走廊及其南北边缘地带，以及青海省的一部分地区。这里所用“河陇”这一地理概念主要是考虑到它是回鹘、吐蕃、党项三方相互交融与渗透的核心区域。

[47]
详见杨蕤《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6，元丰七年六月已巳，第8301—8302页。

[49]
（清）戴锡章撰，罗矛昆校：《西夏纪》卷15，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50]
《宋史》卷249《于阗传》，第14109页。

[51]
《西夏书事校证》卷7，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这一事件在《宋史》卷490《于阗传》亦有记载：“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娥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诏厚答其意。”第14109页。

[52]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7—14118页。

[53]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虽然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盛极一时，在军事和实力上曾强于回鹘和吐蕃，但在文化影响以及民族融合方面，其主要接受着来自吐蕃和回鹘的冲击。宋夏时期并没有出现“党项化”的现象，随着西夏政权的覆亡，党项族亦便四分五裂直至消亡，其影响力远不及吐蕃和回鹘。

[54]
有学者认为，英文中的“Inner Asia”和“Central Eurasia”的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参见Denis Sinor，Inner Asia
: History
-Civilization
-Languages
，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1969,p.5。

[55]
葛承雍：《丝绸之路与古今中亚》，（台湾）《历史月刊》1998年第3期。

[56]
蓝琪：《称雄中亚的古代游牧民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57]
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8]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110页。

[59]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60]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7页。

[61]
关于喀喇汗王朝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争议颇多，有维吾尔说（回鹘）、土库曼说、样磨说、葛逻禄说、处月说、突厥说等。参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62]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63]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65页。

[64]
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5]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法］伯希合著：《中亚简史》，耿世民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页。

[66]
《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吐蕃化了。吐蕃人是由其他地方迁居到突厥地域来的人。”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第271页。表明喀喇汗王朝境内也应有吐蕃民族。

[67]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62页。

[68]
同上书，第491页。

[69]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卷），第115页。

[70]
同上书，第289页。

[71]
也有学者称之为“哥疾宁王朝”。例如王治来《中亚通史》（古代卷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郭应德《阿拉伯中世纪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2]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73]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

[74]
杨希义：《唐代丝绸之路东段长安至敦煌间的馆驿》，载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75]
（唐）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发安西，路上无停留。都护犹未到，来时在西州。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山口月欲出，先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飗。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

第二章 中原政权与陆上丝路

第一节 五代时期的陆上丝路

归结起来讲，学界就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大致有以下理由：吐蕃内侵、经济重心的转移、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西夏的阻隔

[1]

等。笔者认为还应有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与中亚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贸易商品的变化等因素。虽然我们不能详尽阐述丝绸之路由盛转衰的许多细节性东西，诸如粟特人逐渐退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贸易主体及客体的变化等，但是从9世纪开始，无疑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五代以降，便自然延续了这样转折。

一 中西交流的继续

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规模、交通路线确有一定影响，但东西方均有丝绸之路贸易的客观需求。因此，纵然在分裂割据的政治条件下，中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仍然尚未中断，笔者理解具体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中西方仍然保持着官方贸易，二是中西方仍有人员的往来，三是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继续进行

[2]

。

上述情况在史料中亦有反映，为了方便分析，兹制成五代时期诸蕃朝贡表如下：

表2-1 五代时期诸蕃朝贡统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以上是相关文献中关于五代政权与河陇、西域诸蕃保持朝贡的记录。初步统计，在909—959年的50年间，回鹘诸蕃向中原朝贡40多次。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大致的统计，考虑到史籍漏载以及查阅文献过程中的遗漏，实际的朝贡次数恐怕不止于此。朝贡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许多外来商品或者外来文化就是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进入中原地区的。即便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的唐代，朝贡也是其重要的贸易形势。从唐代高祖武德七年（624）开始到唐代宗大历七年（772）间，九姓胡共入贡94次，并以康国入贡最为频繁

[3]

。作为礼仪之邦，朝贡还具有一套较为繁琐的程序，这一点在《唐代的外来文明》

[4]

一书专有论述，兹不赘述。可以看出，五代时期基本延续了前朝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朝贡贸易不仅包含着贸易商品的流通，也包含的人员的往来，并且大致有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等人员的流动

[5]

。五代至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商人或者贸易使团的身影，政治上的使臣也不绝于此道。例如，后晋天福七年（942）十二月，“于阗使都督刘再升来，沙州曹元深、瓜州曹元忠皆遣使附再升以来”

[6]

。后汉乾祐元年（948）五月，“回鹘使者来”

[7]

。从五代及宋代的朝贡统计中也可以发现，不少使团前来“贡方物”恐怕还具有完成“政治任务”的目的。朝贡贸易无疑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动因。这里重点对活动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僧人做一点梳理。

僧侣的往来也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检索文献会发现五代、北宋时期不少僧人来往于丝路道上，兹制成简表如下

[8]

：

表2-2 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僧侣朝贡之统计

续表

续表

从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僧人的来源上看，有南亚、中亚、西域、河西走廊等地来的僧人；从僧人的族属上看，朝贡者则以回鹘僧人为主，在列举的30条史料中，有关回鹘僧人朝贡的记录占据半数以上。这说明回鹘僧人是作为沟通内地与西域间的友好使者而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并通过丝绸之路与内地以及辽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通过丝路做一些与佛事有关的活动（如购买佛教经典、译经等），成为西域佛教东渐的传播者，同时还进行丝路贸易。例如，上述文献大多记载僧人携带丝路商品前来进贡，并获赏赐，与丝绸之路朝贡贸易使团并无明显区别。回鹘所在的西域及河西地区是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高昌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域，见高昌地区“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

[9]

。日本学者羽溪了谛指出，高昌一带皆为大乘教徒，并且多有从汉文翻译来的佛经

[10]

，具有与中原地区进行宗教文化相互交流、影响的深厚传统。河西回鹘也笃信佛教，在前引《松漠纪闻》中就讲：“（河西回鹘）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

[11]

虽然西夏击灭了河西回鹘政权，但佛教在河西的广泛影响不会就此而停歇。刘玉权从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中划出23个回鹘洞窟（原误认为是西夏洞窟），其中前期（1019—1070）回鹘洞窟9个，后期（1070—1127）回鹘洞窟14个

[12]

。有人统计了敦煌地区诸石窟中所见的回鹘文题记共有300条左右

[13]

，从中也可以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宋元时期河西一带回鹘佛教势力的强大，以及沙州在佛教界的中心地位。笔者也曾经注意到，在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具有明显胡化色彩的泥俑，笔者推测为回鹘僧人的形象

[14]

。史籍中也有回鹘僧人在西夏活动的记载：“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重冬至，元昊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至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

[15]

夏福圣称道三年（1055），“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凉祚时临听焉”

[16]

。可见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上西夏统治者邀请回鹘僧人参加，这或许是因为回鹘僧人“专业素质”较高的缘故。回鹘僧人甚至成为西夏国外交上的“珍宝”。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17]

。西夏占据了大半个河陇及河套等丝路“咽喉”地区，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的中枢地缘特点。因此，回鹘僧人通丝路进入西夏境内是符合情理的。当然，也有回鹘人将印度其他地区的僧人进奉给辽朝的情况：“统和十九年（1001）春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

[18]

在辽朝的回鹘后人以及回鹘贵族也以自己的方式在辽朝宣传佛教，甚至有高居权位之尊的宰相

[19]

。

从史料所反映的史实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僧人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以宗教交往或宗教活动为主要目的。例如乾兴元年龟兹国僧人华严前来进奉佛骨舍利。又景德四年（1007）十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尼法仙等二人来朝，献马十匹，且乞游代州五台山，从之”

[20]

。同年，“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延圣寿，求赐名额，不许”

[21]

。

二是贸易牟利。这一点在上面所列举的史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多僧人多带丝路商品而来，如珠玉、名马之属，而且也能得到宋朝较为丰厚的赏赐。显然这已经超出了宗教活动的内容，有明显的贸易牟利倾向。一些西域僧人由于频繁进贡，以致宋廷不得下令限制：“（天圣三年，1025），回鹘僧贡马。诏秦州，今后蕃僧进贡止绝，不得发遣。”

[22]

三是一些僧人还担当外交使臣的角色。“广顺二年（952）十月，沙州僧兴赍表回纥阻隔，回纥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以甥呼之，沙州陷吐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洙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处置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辞其事。”

[23]

单从字面上判断，文献讲的是因回鹘阻隔而沙州停止贡奉，故派遣僧人兴赍向宋朝通报此事的事实。可见僧人发挥了外交使臣的作用。至于为何要派遣僧人来充当外交官的角色，笔者推测与回鹘佛教以及回鹘僧人在中原地区的积极影响有一定关系。《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十七载：“（于阗）贡使为大行皇帝饭僧追福，僧兴赍表辞回鹘阻隔，回鹘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甥呼之。沙州陷吐蕃后，有降敕书奖谕。”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西域佛教得到了宋朝的高度认可，西域僧人从而能够利用宗教因素来拉近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贸易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情况往往交织在一起，既有贸易牟利的目的，同时也开展与宗教有关的活动，一些僧人又是朝贡使团的成员或者头目，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一些僧人是随朝贡使团一同前往内地。例如，巴黎所藏和田文书P.2958中就有宋初西域僧人与世俗使团一同朝贡的情况：“然后我们从沙州又来了甘州，他们已从那里（甘州）招回了汗派遣到夏国代表国家的七个使节:六个世俗，一个僧侣。”“那两名僧侣，一个属Dr-tir（寺），另一个属Gum-tir（寺），同我一起到中国（沙州）大王前。他们回来和我一起住在朔方。”

[24]

当然，僧侣前来朝贡的主要目的是宗教的还是经济的，需要根据具体的史料做具体分析。

此外，也有几条资料反映的是五代时期“摩尼和尚”前来朝贡的情况，尤其是史籍中明确记载了波斯外道朝贡中原的情况：“雍熙中，卫州僧辞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坦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

[25]

王延德出使西域时曾见到高昌国有波斯僧出现：“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

[26]

有研究认为10世纪后半期入贡中原的“波斯外道”应该是来自西州回鹘的景教徒。中原佛教界将摩尼教、景教称之为外道。

[27]

五代以降，摩尼教在中国内地失去了群众信仰的基础，尚与官方保持一定的联系。若有景教徒在丝路朝贡的队伍中，足以看出五代以来陆上丝绸之路的复杂性。

还需说明的是，摩尼和尚充当中西交流的使者在10—12世纪的伊斯兰著作中也有反映，例如《马卫集论中国》一书记载：“摩尼教徒Bihāfariolh曾从中国带回一件绿衫，它折叠起来后，几乎可以捏在一只手的手心里。”

[28]

虽然唐代会昌年间对摩尼教严加迫害，但并没有使中亚摩尼教徒自此在中国内地完全绝迹

[29]

。另外一方面恐怕还与西域地区摩尼教的兴盛有一定关联。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八九世纪之交开始，高昌就成为东方教会最高精神领袖的驻地。到9世纪后半期，高昌回鹘更是大力支持摩尼教，使之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特权宗教。到10世纪晚期，摩尼教逐渐衰落，失去了往昔的特权和地位

[30]

。上述史料中有关“摩尼和尚”朝贡的记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总之，僧人包括摩尼和尚、景教徒的往来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它不仅表明唐末五代以来中西交流尚未中断的史实，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丝路贸易的内涵。

二 交通路线的变化

9世纪以降，陆上丝绸之路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交通线路、丝绸之路贸易者以及贸易方式等方面。关于唐代后期到五代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变化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例如罗丰就曾指出，中唐以后，回鹘与唐朝建立了同盟关系，通过灵州中继从事马绢贸易。灵州与甘州之间不但道路畅通，而且灵州节度使在甘州驻有代表，以处理各类涉外事务。灵州业已确立了北方国际商贸重镇的地位

[31]

。此外，严耕望对灵州四通八达的交通有非常详尽的讨论

[32]

，周伟洲对西路党项与丝绸之路灵州道的关系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讨论

[33]

，陈守忠

[34]

、孙修身

[35]

、长泽和俊

[36]

、藤枝晃

[37]

等对此问题均有论述。这些研究基本上围绕灵州而展开讨论，指出了唐后期陆上丝路交通的最大变化所在。不过尚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夏州在这一时期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二是忽略了对传统丝绸之路秦州路的讨论。笔者认为，即便在灵州路兴起后，传统的丝绸之路秦州路并未完全失效，依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桥梁作用。

首先讨论夏州地位的问题。罗丰曾经提及“灵盐夏道”是五代宋初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

[38]

。笔者就此做一点申论。北魏时期，夏州就处于从今宁夏固原到平城的交通线上

[39]

。五代以降，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等因素影响

[40]

，夏州在丝绸之路以及区域研究的地位不为学界所重视。虽然自然环境对夏州城址废弃与否以及其影响非本文的要旨所在，故不做深入探讨

[41]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五代到西夏时期，夏州城一直被连续利用。李继迁“初居夏州，修复寝庙，抚绥宗党，举族以安”

[42]

。宋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攻陷灵州，杀知州裴济，并改灵州为西平府，次年便迁都于此。由于宋朝极不愿意看到拓跋党项异灶分爨的局面，在表面依然将党项政权视为大宋朝廷下的藩属，使节的往来上仍然延续旧俗，在绥夏地区完成使命。因此李德明当权后，还是重视对夏州的经营：“以中国恩礼优渥，天使频临，遂于绥、夏州建馆舍二：曰‘承恩’，曰‘迎晖’，五百里内，道路、桥梁修治整饬，闻朝使至，必遣亲信重臣郊迎道左，礼仪中节，渐有华风。”

[43]

这一事实也可得到宋代文献的证实：“内侍副都知阎承翰使夏州还，言赵德明于绥、夏州各建馆舍以侍王人，望于浦洛峡置驿。”

[44]

从上述历史背景以及文献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北宋“毁弃”夏州城之后，党项割据政权还对夏州城址进行修葺，并将之作为迎接北宋使臣的重要场所。《天盛律令·司序门》中记有夏州，其驻地当属统万城。可见西夏建国后并未废弃夏州城，并将之作为西夏的一级行政建置，不过品级较低，处于末等司（排名在绥州之上）

[45]

。元丰四年（1081）北宋五路大军征讨西夏，种谔攻取夏州：“知夏州索九思遁去，种谔入夏州。”

[46]

宣告收复夏州。即便在西夏灭亡后，元朝仍然尚未废弃夏州城，它作为安西王的封地（察罕脑儿），并且是元代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个行政、军事、经济、交通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牧场，

[47]

同时也是中原地区通往河套地区的重要据点，

[48]

甚至在明朝景泰年间，石亨要求将宁塞营移于此地

[49]

。

夏州城址能够在五代至西夏时期一直被利用，除了军事防御等原因外，笔者认为与其作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据点有很大关系。《册府元龟》卷980,梁太祖乾化元年（911），载：“鄜州以回纥可汗所与书来上，制以左监门卫上将军杨沼为右骁卫上将军，押领回纥等还蕃。”

[50]

鄜州即为今天陕西延安富县一带。文献讲的是鄜州官员与回鹘首领接洽的有关事宜，显然这些从西而来的回鹘途径灵夏一道。当然，文献中也有回鹘商人途经西夏的明确记载：“然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

[51]

明确讲到丝路商人途经西夏入贡的史实。西夏时期的陕西诸州包括今陕北北部的部分州县。这些西来商人不排除途经夏州的可能

[52]

。夏州还是通往辽朝通道之上的重要据点

[53]

。可以看出，夏州是五代、西夏时期很重要的丝路重镇

[54]

。

事实上，宥州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丝路贸易据点。宥州本为唐代建置，有新旧宥州之分。六胡州叛乱后，旧宥州渐废，唐朝于开元年间又新置宥州。王北辰认为旧宥州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敖勒召其古城

[55]

。朱士光指出内蒙古城川古城应是唐元和十五年（820）以前的长泽县城和元和十五年移治的宥州城

[56]

。笔者也认为西夏时期的宥州驻地就在城川古城

[57]

。北宋后期，宥州不仅是西夏南线军事防御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是西夏在鄂尔多斯及其南缘的行政中心，地位远在夏州之上。宋夏双方许多外交上的交涉和重要文牒均送往宥州进行处理，这一点在宋代史籍中多有记载。如“诏卨依庆历七年（1047）正月指挥，遇有人马杀逐出界，仍谍报宥州”

[58]

。“诏宥州牒称‘凌罗指挥’者，自今并奏听旨。夏人谓伪枢密院为‘凌罗’也。”

[59]

甚至北宋熙河路的一些相关事宜也与宥州交涉。例如：“令保安军谍报宥州质孤、胜如建置年月。宥州牒兰州，所管至第三寨取直。令保安军牒：兰州地界请计会熙州。”

[60]

熙河兰岷路经略司言：“诏令经略司将所获差人押赴鄜延路经略司，令保安军移牒宥州，及差人送至界首交割讫奏。”

[61]

“熙河兰岷路经略司言，西贼攻毁质孤、胜如两堡。诏移牒宥州诘问。”

[62]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一些宋夏外交的大事也是在宥州完成。例如宋英宗死后，神宗即位，派遣供备库使高遵裕出使西夏告哀，高遵裕并未到西夏首府兴庆府，而是抵达宥州：“夏人寇大顺城，谅祚中矢遁。会英宗晏驾，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宫，夏人遣王盥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责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宫，语及大顺城事。”

[63]

高遵裕在宥州接见了西夏国的使臣王盥，完成使命。宥州突出的地位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宥州扼横山孔道，是夏州通往顺宁、延州等地的重要通道：“从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东北自丰林县苇子驿至延州县，接绥州入夏州界；一正北从金明县入蕃界，至芦关四五百里，方入平夏，是夏州南界；一是西北历万安镇经永安城，出洪门，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界。”

[64]

西夏政权突出宥州的地位不仅有扼守横山、防御北宋的明显意图，同时也与控制这一地区的贸易活动有一定关系。前田正名对这一问题有较为详细的讨论

[65]

，但其尚未将横山地区的贸易纳入丝绸之路贸易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事实上，一些来自西域的商品如香药、羚角、硇砂等在横山地区的贸易据点进行交易，或者途径宥州—顺宁一线入贡中原，这当属陆上丝路贸易的范畴。

五代以后需要关注的另一个有关陆上丝路交通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秦州路并未失效，甚至在此基础了形成了以秦州、熙州等贸易据点为支撑的贸易中心。史载：“天禧元年（1020）四月，秦州曹玮请自今甘州进奉人回，止于秦州，选牙校同共赍送国信物往彼，不烦朝廷遣使伴送。”又“令甘州回纥进奉，自今并于秦州路出入”

[66]

。文献讲的就是甘州回鹘途经秦州路入贡的事实。不仅如此，远道而来的于阗使臣也通过秦州路入贡中原：“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五日，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卖买，婉顺开谕，除乳香以无用，不许进奉及挟带上京并诸处货易外，其余物并依常进贡博卖。”又：“元祐元年（1086）十月十三日，诏于阗国使，以奉表章至则间岁一入贡，余令熙、秦州贸易。”

[67]

甚至路途遥远的大食、拂菻等国的丝路客商也走秦州路：“绍圣三年（1096）七月十五日，熙河兰岷经略安抚使司言：‘大食国进奉般次迷令马斤等赍表章，缘近奉旨，于阗国已发般次未到熙州者，表章进奉物，令本司于熙州军资库寄纳。今者大食国乞赴阙，进贡，合取朝廷指挥。’”

[68]

这一现象也可以得到《宋史》的证实：“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奉贡，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赍，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自是，讫于宣和，朝享不绝。”

[69]

可以看出，北宋时期丝绸之路的秦州路段并未失效，依然发挥着沟通东西的功能。

秦州路的顺畅程度恐怕与北宋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力度有很大关系。西夏建国前后，古渭州是北宋在西北所置最西端的行政建制，即今甘肃省陇西县一带。因此这里也就成了宋夏疆界的终点。这一地区也成为北宋、西夏和吐蕃相互争夺的焦点

[70]

。北宋后期，在与西夏的疆土争夺中，在熙河路扩展了大片疆土。至崇宁三年，北宋在河湟地区的疆土“正北及东南至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界，东南至熙、河、兰、岷州，接连阶、成州界。计招降到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前后六战，斩获一万余人”。该书同卷又讲道：“崇宁三年四月乙卯，王厚、童贯引大军至鄯州……西去青海、青盐地各约二百里，置兵将守之。”

[71]

文中的青海应为今天的青海湖，龟兹可能是指处于祁连山南麓的黄头回鹘。青海湖以西二百里大致就是黄头回鹘的东界。可见宋朝基本控制了唃厮啰政权的疆土，诚如史籍所载：“自崇宁元年用王厚之议，再收复湟、鄯，至是唃厮罗之地悉为郡县矣。”

[72]

比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示的北宋秦凤路的范围要大得多。

此外，学术界多认为，在五代、北宋初期，中原与西域等地的交通恐怕多走灵州道。北宋中后期在西北的疆土有所扩展，丝路商旅多走秦州路，但这也不意味着灵州路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 贸易主体的嬗变

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变化就是贸易主体发生了改变

[73]

。回鹘取代粟特商人而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主体。从表象上观察，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粟特商人退出丝路贸易的舞台，二是回鹘在陆上丝绸之路朝贡贸易或民间贸易中活动频繁。

以上现象可以从本书中的朝贡统计表中看出来。此外，笔者认为五代以降，民间的陆上丝路贸易恐怕也多为回鹘所操纵。如前引《宋史·回鹘传》中回鹘商人在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现在问题是，回鹘为什么会取代粟特人而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操纵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回纥（回鹘）帮助唐朝平叛“安史之乱”，在政治上双方结为兄弟之好，为回纥（回鹘）进入中原进行丝路贸易赢得了外围条件。

回纥（回鹘）助唐讨伐安史叛军似乎附带政治上的条件。诚如《旧唐书》卷10《肃宗本纪》载：“八月壬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范阳节度使李光弼破贼于常山郡之嘉山……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封故邠王守礼男承寀为燉煌王，令使回纥和亲，册回纥可汗女为毗伽公主，仍令仆固怀恩送承寀至回纥部。”唐朝做出与回纥进行和亲的决定显然与剿灭叛军的事件密不可分。又“回纥叶护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诸蕃，上接以优恩，结为兄弟，故香积之战，贼徒大败，遂委西京而遁”

[74]

。这则文献说的更为直接，就是因为回纥助唐功高，才有兄弟之好，似乎带有一定的“契约”性质。不管怎样，回纥（回鹘）与唐朝的兄弟之好至少给回纥带来两个好处：

一是回鹘（纥）道的开通。回鹘有机会控制东西交通的命脉，成为陆上丝路贸易的最大受益者

[75]

。“至德、宝应间，中国多故，北庭、西州闭不通，朝奏使皆道出回纥，而虏多渔撷，尤苦之，虽沙陀之倚北庭者，亦困其暴敛。”

[76]

二是回鹘在中原内地取得了许多“特权”，包括在长安的贸易，甚至出现了回鹘在内地大肆抢夺的情况：“回纥恃旧勋，每入汉界，必肆狼贪。至太原，云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虏畏云京，不敢惕息。”

[77]

“大历中，李涵持节送崇徽公主于回纥，署晋判官。回纥恃有功，见使者倨，因问：‘岁市马而唐归我贿不足，何也？’涵惧，未及对，数目晋，晋曰：‘我非无马而与尔为市，为尔赐者不已多乎？尔之马岁五至，而边有司数皮偿赀。天子不忘尔劳，敕吏无得问，尔反用是望我邪？诸戎以我之尔与也，莫敢确。尔父子宁，畜马蕃，非我则谁使！’众皆南面拜，不敢有言。还，迁秘书少监。”

[78]

上述文献中所载回鹘的行为反映出唐朝对回鹘政策的极大宽容。这种宽容的环境纵容了回鹘，甚至发生在白天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夺：“大历十年九月，回纥白昼刺人于东市，市人执之，拘于万年县。其首领赤心闻之，自鸿胪寺驰入县狱，劫囚而出，斫伤狱吏。”

[79]

回鹘在长安城的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这也是唐朝对回鹘的宽容政策所付出的代价。

第二，在与粟特人的交往过程中，使得回鹘逐渐具备了经营陆上丝路贸易的商业素质。

粟特人借助地处东西交通要冲的有利条件，构建起盛唐时期庞大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把陆上丝路贸易推向了高潮，这也见证了粟特人极其卓越的商业素质。然而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屡经战乱动荡与反复迁移，粟特胡商中被迫舍产弃业、改弦易辙者不少，其中不乏贫穷潦倒的下层人民，如开酒肆的酒家胡、开旅馆的店主、卖熟食鬻饼胡和卖蒸胡等。蒲州就聚集了大量这样的粟特胡商

[80]

。在唐朝宽容的政策之下，回鹘在京城充分发挥了其善于经商的素养，甚至有人冒充“回鹘”进行商业活动：“诏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食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

[81]

葛承雍先生认为文献中的“诸胡”就是善于经商的九姓胡（粟特人）

[82]

。由于回纥（回鹘）在内地享受着唐朝宽容忍让的民族政策，一些粟特商人以回纥（回鹘）的名义谋取商业利益。当时的绢马交易中就有不少粟特胡商参与其中，成为回纥（回鹘）汗国的贸易代理人。回纥（回鹘）在色楞格河畔筑富贵城安置粟特人

[83]

，从而形成聚居在回纥境内的商人阶层。在与粟特商人一起经营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过程中，原来以畜牧为生业的回鹘人逐渐具备了商业贸易的基本素质。诚如史籍所载：“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

[84]

甚至在回鹘居地出现了一些贸易据点和城镇，例如富贵城、可汗城、可敦城、公主城等

[85]

。商品经济逐渐渗透到回鹘的经济生活当中。回鹘对北国丝绸之路的经营不仅为内迁后继续丝路贸易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辽朝维护东西交流创造了条件

[86]

。

第三，绢马、茶叶贸易使得回纥（回鹘）捞取到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第一桶金”。

平叛安史叛军后，回纥（回鹘）恃有功于唐朝，便与唐朝进行绢马交易，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史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

[87]

回纥（回鹘）以一匹马换取40匹绢的交易获取大量诱人的利润，甚至可以说到了暴利的程度。有学者统计，自肃宗至德元年（756）迄回鹘西迁前的80余年间，回鹘共向唐朝倾销了上百万匹马，换回了约两千多万匹丝绸

[88]

。如此大量的丝绢运往西方，其利润可想而知了。大量的丝绢流向漠北回鹘，给唐朝国库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89]

唐朝甚至以拖欠的方式来维持与回鹘之间的绢马贸易：“可汗使谓休曰：‘我国人皆欲杀汝，唯我不然。汝国已杀突董等，吾又杀汝，犹以血洗血，污益甚尔。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休竟不得见其可汗。寻遣赤心等归，与之帛十万匹、金银十万两，偿其马直。”

[90]

虽然这种不平等的贸易给唐朝财政造成一定的麻烦和压力，但在客观上使得漠北回鹘路成为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也是促成回鹘成为陆上丝绸之路“赢家”的重要因素。回鹘原本信仰萨满教，8世纪时其首领牟羽可汗将摩尼教定为国教。关于回鹘改信摩尼教学术界有不同说法。范文澜认为回鹘兴摩尼教，是为了得到九姓胡人的真心帮助，是出于商业目的

[91]

。连同唐人也意识到回鹘与摩尼教之间的商业关系：“回鹘常与摩尼议政，故京城为之立寺。其法曰：‘晚乃食，敬水而茹荤，不饮乳酪。’其大摩尼数年一易，往来中国。小者年转。江岭西市商胡橐，其源生于回鹘有功也。”

[92]

摩尼师不仅帮助回鹘进行宗教改革，同时进行经济改革，以使回鹘经济从传统的畜牧业向粟特人擅长的商业贸易转化

[93]

。但宋代以后，摩尼教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逐渐失去影响力，虽然有零星文献反映境外摩尼师来华，但是西域回鹘多信仰佛教，摩尼教基本上失去了沟通东西交流的作用。回鹘除了从绢马贸易中获取利润外，茶叶恐怕也是回鹘人经营的丝路商品。记载：“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94]

到了宋代，茶叶逐渐成为陆上丝路贸易的重要商品，出现了西域商人到中原买茶的现象：“诏提举茶场司，于阗进奉使人买茶与免税，于岁额钱内除之。”

[95]

可见茶叶已成为重要的丝路“回流”商品。

第二节 宋代的陆上丝绸之路

一 朝贡贸易的基本统计

朝贡贸易是丝绸之路的一种传统贸易方式。从张骞出使西域以来，中西方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以官方的形式进行，西域诸国派使者到中原来，以向汉朝贡献为名，进行贸易，商人也参加到使者行列中。有唐一代，中亚诸胡与唐政府的贸易形式依然以朝贡贸易为主。从618—772年，共154年的时间内，中亚诸胡曾向唐朝朝贡达134次

[96]

。成吉思汗征服西亚后，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丝绸之路又显繁荣的局面，元帝国与诸汗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进贡与赏赐方式来进行贡使贸易

[97]

。从前面的朝贡统计可以看出，即使在分裂割据的五代时期，朝贡贸易的使者仍然不绝于丝路之上。这一时期河西、西域的各族割据势力，大都向中原政权朝贡，其中朝贡最多的是甘州回鹘（也可能包括其他回鹘部落），共35次；其次是吐蕃诸部共14次；凉州共8次；瓜、沙二州曹氏共6次；最少的于阗，共3次；西州回鹘1次

[98]

。由此可以看出：朝贡贸易是丝绸之路贸易中最基本的贸易方式，它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封建政治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是披着政治外衣之下的商业行为，具有政治和经济两重属性。10—13世纪的陆上丝路贸易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朝贡贸易不仅发生在诸蕃与中原政权之间，而且辽朝和河陇及西域诸族也存在着相当规模的贡使贸易，为丝绸之路增添了新的内涵。为便于分析诸蕃与宋朝间的朝贡贸易，特制成朝贡表如下：

表2-3 北宋时期诸蕃朝贡之统计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以上是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宋时西域及西方诸族向中原朝贡的情况，兹再将上表朝贡次数作简表如下：

表2-4 北宋时期诸蕃朝贡频度统计表

[99]

从统计表中可以看出，从北宋建立到灭亡的167年间，于阗朝贡43次；回鹘（包括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回鹘、龟兹回鹘、瓜、沙州回鹘）朝贡79次，占朝贡总数的76%

[100]

。西夏王朝与宋朝之间的朝贡次数未列入表中。李华瑞在《宋夏关系史》一书中详细地列举了北宋与西夏交聘表。笔者根据此表辑出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到北宋灭亡共144年间，文献明确记载党项及西夏政权向宋朝朝贡的次数为43次。其中西夏建国前75年间20次；西夏建国后23次，并且主要集中在（夏）秉常、乾顺两朝的大安至贞观年间（1084—1116）

[101]

。当然，西夏与北宋的朝贡贸易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丝路贸易，只是在西夏的朝贡物品中有一些丝路商品而已。

丝路朝贡使团抵达北宋都城，尚且要进行一些“外交礼仪”，诸如本国表章、移交贡物、应召觐见、参见庆典、接受封赏等。来自西域的使人还受到宋朝“国字号”礼节待遇：“中书省奏鸿胪寺状，于阗国进奉人安泊驿舍踏逐礼宾院，今来礼宾院有西南蕃进奉人，所指占乞指占都亭西驿中位及东位安泊。诏于阗般次，卒未有期到京及至阙下，西南蕃蛮人当已辞去，可只令于礼宾院安下。”

[102]

讲的就是于阗使团进贡时进贡礼仪的空间安排。

二 相关朝贡者

从上面的朝贡统计中我们不难发现，回鹘成为北宋时期从陆上丝路而来的主要朝贡者。随着西夏政权的崛起，西北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甘州回鹘、瓜、沙州回鹘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在朝贡统计中既有西州回鹘，又有龟兹回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宋代文献中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并存现象是高昌回鹘政权实行双王制的表现

[103]

，有人则认为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

[104]

，也有人主张宋初统称熙河路以西的国族政权为西州，而龟兹回鹘始名为安西回鹘国。安西回鹘国分裂后，安西回鹘大部分东南迁居于青海柴达木盆地至新疆罗布泊以南的广大地区，因为牙帐设在沙州以南的祁连山，又称“沙州回鹘”，宋朝或称之为“西州龟兹”，或称之为“龟兹回鹘”，或称之为“黄头回鹘”，或称之为“龟兹国”

[105]

。我们先看《宋史》里面是如何记载这一现象的：“龟兹本回鹘别种。其国主自称师子王，衣黄衣，宝冠，与宰相九人同治国事。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有米麦瓜果。西至大食国行六十日，东至夏州九十日。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

[106]

可见《宋史》也认为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本为一的关系，即西州回鹘、西州龟兹和龟兹回鹘是一回事情。北宋与西域间为西夏、吐蕃所隔，路途招远，信息不明，因此宋人将龟兹（库车）西州（高昌）两地混为一谈。当然也应该注意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在共同抗击和抵制伊斯兰教东进的过程中，龟兹回鹘和西州回鹘联合紧密，因此史书中将之视为一个回鹘集团。这一点在《突厥语大词典》似有体现：“高昌，回鹘人的一个城市名称。有时，用这个名字呼那里的所城市。”

[107]

这一说法与《宋史》中的记载颇有相似之处。

宋代文献中还记载有卢甘国向宋朝朝贡的情况。有人认为所谓卢甘羌、卢甘国就是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源头的古羌族部落。宋以后，不见卢甘之名，以其居地而言，当融入宋代称“鬼驴”、清代称“郭罗克”、现今称“果洛”的藏族中去了。所以也可以说，卢甘羌是果洛藏族的先源之一

[108]

。因此，文献中卢甘国实际上就是宋时青藏高原东南部部落而已。

文献中还有“大食”朝贡中原的记载，宋时这些来自陆路的“大食”指何？是否指的是阿拉伯？汉文文献中的“大食”一词是源自伊朗语“tazik”的音义。这个词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起初它指阿拉伯人，随着阿拉伯势力的向东扩张和伊朗地区的伊斯兰化，它成为阿拉伯人和操伊语诸民族的统称，而且带着这个含义进入突厥语。这个词义演变发生变化在河中萨曼王时期（847—999）。所以辽宋时期来自陆路的“大食”所指为何，需要具体分析，不一定都指称“阿拉伯”。为慎重起，我们姑且将大食国笼统比定在中亚或其以西的某个国家

[109]

。黄时鉴在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大食国”很有可能是指萨曼王朝。

[110]

当然，也有人认为宋初西域的大石国即为大食国，应该是喀喇汗王朝

[111]

。中亚学家巴托尔德认为：“所谓‘Tazik’（大食），首先是波斯人，其次是中国人以及或许是突厥人，是用大食一字或依突厥语发音的‘tezik’ 或‘tegik’ 来称呼阿拉伯人的。这个词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早在11世纪时它是表示伊朗民族和非阿拉伯民族的。显然人们首先是这样来称呼阿拉伯人的，其次一般指的有伊斯兰文化的人们，再次是指伊朗民族，他们在突厥人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徒中是占多数的民族。”

[112]

而且早在8世纪上半叶的古突厥碑铭中就被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

[113]

。

笔者以为以上中外学者对于大食的认定都具有各自的道理，但同时看到，北宋时期中国内陆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同时，西亚阿拉伯帝国也四分五裂，地缘政治同样纷繁复杂。我们从宋代文献中不难发现，一些大食是从陆路到达中原。如：“绍圣三年（1096）七月十五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司）又言，大食国进奉般次，迷令马斤等赍到表章。缘近奉旨，于阗国已发般次，未到熙州者，表章进奉物，令本司于熙州军资库寄纳，今者大食国乞赴阙进贡，合取朝廷指挥，诏依于阗已降指挥”

[114]

。“天圣元年（1023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入内侍省副都知周文质言沙州、大食国进奉到阙，体问大食国人使自泛海至广州，令取沙州路入贡，经历赵德明地分，至渭州伏虑今后只于此路出入，喻使人今后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番出入，仍乞向西州军不得放过，从之。”

[115]

又：“大食国每入贡，路由沙州西界以抵秦亭。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于是入内副都知周文质言，虑为西人所掠，乞令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诏可。”

[116]

载：“宰执进呈宣抚处置使奏：‘大食国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

[117]

为大食通过陆路而来的明证。但也有从海路而来的大食：“淳化三年（992）三月十日，大食国舶主蒲布密以方物来贡。”

[118]

选择陆海道路除了文献所讲的“道路抢夺”等因素以外，大食所处的地理位置也很关键。《宋史》卷490《大食传》中的一段话很有启发：“其国部属各异名，故有勿巡，有陁婆离，有俞卢和地，有麻罗跋等国，然皆冠以大食。”笔者认为，面对北宋时期中亚、西亚支离破碎的政治局面，大食可细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只是在宋代的文献中有时候标示出具体的大食所指，但在多数情况下一概笼统地记录为“大食”，致使出现了今人不知其所指的情况。因此，笔者愚见，不排除包括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一俱称为“大食”的可能

[119]

。宋代文献中记述了朝贡诸蕃的名录，其中不少与陆上上丝绸之路有直接关系：“高丽国、定安、女真、日本、交趾、溪洞诸蛮、南丹州、抚水州、西南蕃、邛部州蛮、黎州山前山后蛮、雅州蛮、风琶蛮、占城、三佛齐、阇婆、勃泥、注辇、蒲端、丹流眉、天竺、大食、于阗、龟兹、高昌、回鹘、吐蕃、党项、西凉府、沙州、达靼、罝勒斯赍、董戬、层檀、勿巡、伊州、宾同陇、甘州、西州、大食陁罗离慈、大食俞卢和地、大理国、西天大食国。”

[120]

从陆路而来的有于阗、龟兹、高昌、回鹘、吐蕃、党项、西凉府、沙州、达靼、罝勒斯赍、董戬、伊州、甘州、西州等。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出现了“大食罗离慈、大食俞卢和地、西天大食国”等大食国。另外，文献中还有“大食总名”的说法：“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

[121]

可见当时有不同的割据政权均称为大食国，这一现象与本文的推论相吻合。

文献中还有拂菻国朝贡的详载：“（元丰四）拂菻国贡方物，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言，其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大海，皆四十程。又东至西大石及于阗王所居新福州，次至旧于阗，次至灼昌城，乃于阗界，次东至黄头回纥，又东至达靼，次至种榅，又至董氊所居，次至林檎城，又东至青唐，乃至中国王界；西至大海约三十程。其名灭力伊灵改撤，国地甚寒，王服红黄衣，以金线织丝布缠头，每岁遇三月入佛寺烧香，坐红床，人舁之。”

[122]

拂菻国是中国中古史籍中对拜占庭帝国的称谓。难得的是，这则文献明确记录了拂菻国是从陆上通道到达中原地区的，还详述了所经的区域，是了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史料。拂菻国古代称为大秦或海西国，随历史时期之不同，此名所指也有所不同，但从地缘政治上分析应为塞尔柱国家。

塞尔柱人原属突厥斯坦吉尔吉斯草原上的乌古斯部族。正当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之际，他们在首领塞尔柱的率领下进入了伊斯兰世界。1055年，塞尔柱的孙子突格里贝格在巴格达被封为“东西方之王”，并第一个获得了“苏丹”的称号。直到1300年，塞尔柱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取代。塞尔柱帝国统治中亚、西亚达近3个世纪。疆域最大时包括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今伊朗高原大部、两河流域、叙利亚、以色列以及小亚细亚半岛

[123]

，控制着从陆路通向欧洲的通道

[124]

。1095年以后，塞尔柱帝国分裂为波斯苏丹国、阿勒颇及大马士革王国、小亚细亚苏丹国三部分领地

[125]

，塞尔柱帝国分裂后出现了诸多小塞尔柱国家，先后主要有叙利亚塞尔柱国家（1094—1117），波斯西北部的米底塞尔柱国家（1117—1157）、克尔曼塞尔柱国家（1041—1187）和小亚细亚的罗姆塞尔柱国家（1084—1300）等

[126]

。因此宋代文献的拂菻尚不能笼统地说为塞尔柱帝国。《宋史》卷490《拂菻传》所载的“北至海，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讲述了拂菻国的地理方位，应与喀喇汗王朝相接。文献中也有拂菻国地理特征的描述：“元丰四年十月，其王灭力伊灵改撒始遣大首领你厮都令厮孟判来献鞍马、刀剑、真珠，言其国地甚寒，土屋无瓦。产金、银、珠、西锦、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巴榄、粟、麦，以葡萄酿酒。乐有箜篌、壶琴、小筚篥、偏鼓……不尚斗战，邻国小有争，但以文字来往相诘问，事大亦出兵。铸金银为钱，无穿孔，面凿弥勒佛，背为王名，禁民私造。”

[127]

此条史料所反映的牛、羊、马、独峰驼、梨、杏、千年枣等物产状况也符合西亚及中亚地区的区域特征。又刘郁《西使记》载：“孛罗城迤西金、银、铜为钱，有文而无孔。”

[128]

与拂菻国“铸金银为钱，无穿孔”的状况相同，反映出当时中亚一带钱币的基本特点。因此，有学者指出拂菻国应该是指位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罗姆苏丹国

[129]

。罗姆苏丹国位于小亚细亚地区，与西域及中亚地区尚有距离，因此，笔者判断《宋史》中的拂菻国应为毗邻中亚地区的塞尔柱国家。当然，中外学者对宋代文献中出现的拂菻国进行了深入讨论，争议很大

[130]

，恕不详考。

塞尔柱帝国十分重视商业。在阿尔斯兰统治时期，帝国境内的商路繁荣，从远东经哈萨克斯坦、河中、伊朗、阿富汗、印度、伊拉克、小亚细亚的丝绸之路上出现了比以前更多的商人。这些商人多来自帝国以外的地区，他们以印度人和拜占庭人居多。为了维护丝绸之路这条国际性的商业干线，1065—1066年，阿尔斯兰派军队经河中进入哈萨克斯坦南部，然后向花剌子模、里海一带进兵，目的是剿除盘踞在这一带的危害商路的钦察人

[131]

。在其后继者苏丹马立克沙统治时期，塞尔柱帝国所有的大路都是安全的，从河外地带而来的叙利亚商队，可以十分安全地往来，即使一两个人旅行，也不需要特别的保护

[132]

。元丰四年（1081）正是塞尔柱帝国商业的繁盛时期，其派遣使臣与中国内地通商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宋代汉文史籍中，拂菻国除了在元丰四年（1081）来中原通贡外，还于元祐六年（1089）四月

[133]

和十二月

[134]

遣使入贡中原，是否从陆路而来，就不得而知了。宋代以来，远自中亚、西亚的大食以及塞尔柱帝国通过陆路与中原政权保持着联系，虽然其来往的次数极为有限，但也反映出在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条件下，陆上丝绸之路尚能维持并有所发展的史实。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从五代开始，除了沙州曹氏外，尚有一些安姓、翟姓的朝贡者，兹列文献如下：

长兴元年（930）五月庚辰，回鹘使安黑连来

[135]

。长兴二年（931）十二月，回鹘使安永思（《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五》作安未思）来

[136]

。

应顺元年（934），瓜州入贡牙将唐进，沙州入贡梁行，通回鹘朝贡。安摩诃等辞，各赐锦袍银带物有差

[137]

。

天福三年（938），回鹘可汗王仁美使翟全福来

[138]

。

天福五年（940）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驷、白玉百团，谢册命也

[139]

。

咸平四年（1001），（回鹘）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橐驼、宾铁剑甲、琉璃器来贡

[140]

。

景德四年（1007），夜落纥遣僧翟大秦来献马十五匹

[141]

。

大中祥符三年（1010），礼宾院上言，回纥裴福等课二十人，请诣汾阴陪位

[142]

。

大中祥符三年（1010），甘州回鹘可汗夜落纥遣左温宰相何居禄越、枢密使翟符守荣、安殿门等来贡

[143]

。

大中祥符三年（1010），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玉鞍勒、琥珀、鍮石等

[144]

。

大中祥符四年（1011），秦州回鹘安密等贡玉带，并贺汾阴礼毕

[145]

。

大中祥符四年（1011），甘州进奉回鹘安进诣登闻上言，昨赍本国可汗王表诣阙，蒙赐锦袍、银带、锦彩，还过渭州，入西番界，为贼所劫，诏别赐与之

[146]

。

天圣元年（1023），沙州、大食国遣使翟来著等贡方物

[147]

。

天圣二年（1024），甘州回鹘可汗遣使都督翟信等十四人来贡方物

[148]

。

熙宁四年（1071），于阗国黑汗王遣大首领翟进奉表，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等

[149]

。

由此可知，出现朝贡使者的姓名有安黑、安求斯、安摩诃、翟全福、石海金、曹万通、翟大秦、裴福、何居禄越、翟符守荣、安殿门、安福、翟来、翟进、安密、安进、翟信等，且这些使者多作为回鹘使团的首领或使者前来朝贡。考虑到粟特商人与回鹘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历史渊源，上述信息令人怀疑这些回鹘使人是否为粟特人或与粟特人存有某种关联。《突厥语大词典》提到粟特人突厥化的问题：“索格达克。迁居到八拉沙衮的一个部族。这是粟特人的一部分，分布在布哈拉和撒马尔汗之间。他们已经突厥化了。”

[150]

如此看来，极有可能存在着以回鹘名义进行朝贡贸易的粟特人。当然，五代以降，粟特人逐渐淡出丝绸之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芮传明认为粟特人以空前的规模——往往以整个家族——积极投身于政治角逐，并始终保持着以武功见长的传统，乃是五代时期其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显著特征

[151]

，从上述信息看，五代时期粟特人是否继续着中西贸易的传统，尚待学界同仁明察。

三 朝贡贸易的阶段、规模及期限

根据前面朝贡统计所反映的信息，我们可以将西方诸蕃与北宋的朝贡贸易分为三个时期

[152]

：

第一段为宋朝建国到西夏攻占河西走廊，共计75年，平均每年朝贡1.05次。这一时期河西诸政权与中原朝贡的丝路较为顺畅，河陇地区几乎所有的割据政权及民族都与宋朝保持着朝贡贸易的联系。甘州回鹘、吐蕃、沙州、于阗、西州回鹘是继承了五代时期与中原政权进行朝贡贸易的良好传统

[153]

。尤其是甘州回鹘，利用占据丝路要道的有利条件，频繁朝贡，朝贡次数占总数的30%。甘州回鹘还与吐蕃、西夏在丝路上展开较量，为维护丝绸之路的顺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54]

。当然，这一时期诸蕃朝贡频繁还与北宋初期的朝贡政策有一定关系，尤其是对朝贡贸易不加限制，赏赐无度，各国贡使纷至沓来。庞大的贡使队伍中，不乏借朝贡之名来华贸易的商人，他们在谋取商业利益的同时，还常常获得宋廷优厚的赏赐。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自真宗统治末年起，逐渐有所改变

[155]

。

第二段为西夏攻占河西（1036）到元丰七年（1084），共48年。这一时期由于西夏在河西歼灭甘州回鹘政权，并占领瓜、沙两州，进逼西州，河西回鹘受挫，因此使朝贡贸易大受影响。这一历史时间反映在朝贡贸易中就是甘州回鹘退出，而其他回鹘集团的朝贡次数也锐减，平均每年朝贡才0.52次。显然，西北各个政治集团相互之间的战争与对峙成为影响这一时期丝路朝贡密度的主要原因。

第三阶段是从元丰七年到北宋灭亡，共53年。这一时期回鹘集团基本退出

[156]

，而于阗成为主要的朝贡者，朝贡23次，占这一时期朝贡总数的95%。这里需要对于阗的状况进行一些说明和讨论。

有文献认为“安史之乱”是导致于阗能否入贡中原的主要原因：“于阗国，自汉至唐，皆入贡中国，安史之乱，绝不复至。晋天福中，其王李圣天自称唐之宗属，遣使来贡。”

[157]

实际上，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东扩对于阗与中原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0世纪中叶，东喀喇汗王朝皈依了伊斯兰教，接着便是波涛汹涌般的宗教战争。这在11世纪语言学家麻赫默得·喀可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收录的民歌中有所体现，其中一首《战歌》中写伊斯兰教东扩的汹涌波涛之势：“我们势猛如山洪，攻陷他们座座城，佛堂庙宇全毁掉，菩萨身上屙一泡。”这样描述对回鹘人的战斗：“我们犹如洪水一般冲向他们，占领了他们的城市，毁坏了他们的寺庙，在佛像上屙了屎。穆斯林的习惯就是这样，侵入了异教徒的地区时，为了侮辱他们而在佛像头上拉屎撒尿。”

[158]

喀喇汗王朝大约于1006年击灭了于阗李氏王朝，此后与宋朝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汉文史料中则多以“于阗黑汗王”的名称出现，又称“新复州于阗”，在丝绸之路上颇为活跃，往往一年朝贡多达四五次，有时一月就有两次。大中祥符二年（1009），于阗黑汗王使臣向宋廷讲：“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清谧，行旅如流。”

[159]

这则史料反映了在喀喇汗王朝征服于阗后，积极与内地发展朝贡贸易的图景。宋朝熙宁开边以后，于阗进入中原的道路畅通无阻，便掀起了一个朝贡贸易的小高潮：“熙宁以来，远不踰一二岁，近则岁再至。”

[160]

这一现象在朝贡统计表中也可以反映出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东进，在于阗国的贡使中还出现了伊斯兰教徒。元祐七年（1092）二月，“于阗国进奉人三番见在界首，内除打厮蛮冷移四唱厮巴一番已准朝旨，特许解发外，今来西番进奉人，缘已有间岁汗发指挥欲只令熙、秦州买卖讫，纳回本番”

[161]

。文献中打厮蛮即为《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铺速满，也作木速尔蛮、谋速鲁蛮、没速鲁蛮，意思是伊斯兰教徒

[162]

。

于阗境内盛产玉石

[163]

，各种玉石制品成为其向中原进行贡使贸易的主要品。开宝二年（969），于阗要用一块重达230斤的玉石向宋朝进贡

[164]

。北宋皇室所用的一些玉器均用于阗玉制成：“今请皇帝服缌，皇亲及文武官护送灵驾者亦服缌，既葬而除。不设祖奠，止于陵所行一虞之祭。宣祖谥册、谥宝旧藏庙室，合迁置陵内。改葬之礼，与始葬同，几筵宜新，明器坏者改作。凡敛衣、敛物并易之。其皇堂赠玉、镇圭、剑佩、旒冕、玉宝，并以珉玉、药玉，绶以青锦。安陵中玉圭、剑佩、玉宝等皆用于阗玉。”

[165]

北宋皇帝所用的玉玺，甚至皇室字画装裱的挂轴也用于阗玉材

[166]

。当然，于阗玉石除了上述用途以外，一些研究认为于阗美玉还具有医疗或者养生方面的功能

[167]

。

除了玉器、玉材以外，马匹也是于阗的主要丝路输入品，且交易额颇具规模：“于阗国进马，赐钱百二十万。”

[168]

北宋马匹的供应地远没有唐朝辽阔，马匹的来源成为制约北宋军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从于阗手中获取马匹是宋朝求之不得的事情。《魏书·西域传》就有于阗产“好马”的记载

[169]

。宋人黄庭坚在《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干马因论伯时画天马》中对于阗马大加称赞：“于阗花骢龙八尺，看云不受络头丝。西河骢作蒲萄锦，双瞳夹镜耳卓锥。”

[170]

林梅村先生通过考古材料考证认为，于阗马是一种周身布满花斑的西域马，即为文献诗文中所讲的“五花马”

[171]

。这种马也见于中国传世的书画中，如赵喦的《调马图》、李公麟的《五马图》等。笔者认为，若于阗马果真是这种周身布满花斑的西域马，是极为优秀的马种，恐怕其并非用于战事或者畜力，应该为北宋上层统治阶层娱乐之目的。

随着于阗与内地的频繁丝路贸易，于阗对内地在宗教以及文化方面的影响也有表现。例如在甘肃省庆阳市子午岭东簏苗村河北岸台地上的塔湾造像的南侧，雕有文殊和普贤菩萨出行图各一幅。文殊乘狮而坐，牵狮者为一胡奴形象的人物，深目高鼻，虬髯，武士装束，应即于阗王狮，前有持仗者和乞求罗汉，年代约在五代或宋、金时期

[172]

。甚至在敦煌壁画中产生了于阗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而成的新样文殊菩萨形象

[173]

。

伊斯兰化后的于阗在表面上与中原王朝维系着政治上的“甥舅”关系：“于阗遣蕃部阿辛上表，称‘于阗国偻
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大约言路远，倾心相向，前此三遣人入贡，未回本国，重复数百言。董氊使人导阿辛至熙州，译其书以闻。诏于阗三辈使皆已赴阙朝见，馆遇甚厚，赐赉发遣，已回本道，可赐敕书谕之。”

[174]

笔者理解，于阗与北宋这种貌似“亲密”的政治联盟关系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对于于阗而言，在“甥舅”关系的旗帜下可以为其到内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提供许多方便

[175]

。文献中的于阗使者所讲的“大约言路远，倾心相向，前此三遣人入贡，未回本国，重复数百言”很值得回味。为何要将此话重复数百言呢？除了表达其“忠心向宋”的心愿以外，无非一再强调朝贡路途上的艰辛与不易，目的是想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利益，达到“馆遇甚厚，赐赉发遣”的目的后便可打道回府了。而对于北宋而言，对西域的控制心有余而力不从，只能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获得“遥领”等形式的一纸空文的外交成果。

[176]

因此，朝贡贸易对于于阗和北宋而言，可谓是各有所求，乐此不疲。诚如费正清所言：“对于中国统治者而言，朝贡的道德价值是最重要的；对于蛮夷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的物质价值。”

[177]

事实上，西域诸蕃与北宋之间进行朝贡贸易，从而各得其所的“窗户纸”宋人也有清醒认识。宋人李复《潏水集》卷1《乞置榷场》载：“臣窃见回纥、于阗、卢甘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来，称入贡，出熙河路，有留滞本路十余年者。”文献中的“为利来，称入贡”一语道出了于阗与北宋朝贡关系的本质。

对于丝绸之路朝贡贸易的规模应该从两个方面予以考察：一是朝贡使团的规模，或者说商队的规模；二是朝贡商品或者丝路贸易交易商品的数量及规模。

就朝贡使团的规模而言，从十几人到几百人大小不等。例如，景德元年（1004），“九月，甘州（回鹘）夜落纥遣进奉大使……百二十九人来贡”

[178]

。一百多人以上当属大规模的使团了，这样的使团在文献中并不多见。当然也有个例：“熙宁五年（1072）四月，西南龙蕃、罗蕃、方蕃、石蕃八百九十人入贡，诏以道路遥远，往复甚劳，如愿于讼边纳所进物更不须赴阙，即以回赐物与朝见所赐并讼路馆券与之。”

[179]

近900人的朝贡队伍在文献中的确少见。其他史料反映的多是百人以下的商队规模。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回鹘）夜落纥、宝物公主及没狐公主、婆温宰相以宝货、药、橐驼、名马遣使姚进等十二人来贡。”

[180]

天圣二年（1024）五月，“甘州（回鹘）可汗王遣使都督翟信等十四人来贡方物”

[181]

“建隆三年（962）四月，何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来贡。”

[182]

“景德四年（1007）五月，宗寿遣瓜、沙州节度上司孔目官阴会迁等三十五人诣阙，贡玉团、玉印、乳香、碙砂、橐驼、名马，诏赐锦袍、金带器币，酬其直仍降敕书示谕，所乞药物、金箔量赐之。”

[183]

讲的均是不及百人的使团规模。元丰以后，于阗等频繁入贡，宋朝不得不对其入贡人数进行限制：“元丰二年（1079），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阕，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

[184]

这似乎在提醒我们，北宋政府认为朝贡使团维系在50人左右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朝贡使团的人数太多，一则宋朝要给使团大量的赏赐，二则使团大规模的商品交易引发宋朝白银、绢帛等大量外流，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当然，考虑到陆上丝绸之路的遥远路途和艰辛程度，几个人恐怕很难维系商队的安全以及日常必要的补给。从文献所提供的信息看，朝贡使团最少的人数亦在十人以上，荣新江也曾指出，从情理上讲，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粟特商队带着许多金银财宝，一定是要结成较大的团队才敢通过一些人烟稀少的地区，人数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抵御路上的强盗甚至敌对的官军的劫掠。

[185]

从政治方面可以将其称为丝路朝贡使团，从经济的角度可以直接称之为丝路商队。

朝贡商品或者丝路贸易交易商品的多少往往与朝贡使团的人数有直接关系，因为在古代主要依靠畜力运输的条件下，一个商队成员所能管理的畜力数量极其有限。《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载：“乾德二年（964）正月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来贡玉百团、牛尾一株、白犛牛尾六十株、貂鼠皮百一十张、玉珠子五百三十五颗、碎玉百二十五段、玉蹀躞子百一十事、马六十五，驼十九。”这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对丝路朝贡使团或者商队规模进行直观认识，除了“玉百团”以外，玉珠子、碎玉之属均是一些小件物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商队成员的日常补给，如粮食、饮用水、备寒的衣物等，以“马六十五，驼十九”（实际上应该多于此数，因为要考虑到返程时也需要一定数量的畜力）的畜力来计之，估计每个畜力的负重应不超过200斤。当然，仔细斟酌这些丝路流通商品，多为一些体积较小、重量轻，不易破碎的物件，回赐或者回流的物品也多为丝绸、金银、茶叶之属，以企“轻装上路”，便于管理。

文献反映出在所有的陆上丝绸之路商品中，以乳香的数量最为庞大。如“元丰三年（1080）十月九日，熙州奏于阗国进奉般次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至，未敢解发。诏乳香并约回。”

[186]

又“于阗国进奏使人罗阿厮难撕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

[187]

。1975年在湖南湘潭的宋代遗址中出土的嘉钓铜则自记重100斤，为今64公斤。由此可知宋代的一斤相当于今天的1.28斤，10万余斤乳香相当于今天近13万斤的重量，即65吨的规模。假定以每个畜力200斤的负载能力计算，光运输这些乳香就需要近650头的畜力。

[188]

如此庞大规模的乳香令人怀疑这则资料的真实性。当然，笔者推测上述文献所载于阗的10万斤乳香不应该是一次朝贡的货物，可能是多次积累的结果，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难想象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商品数量和规模仍然十分可观。

最后谈一谈朝贡贸易的期限问题。史载：“徽宗宣和三年（1121）十月八日，臣寮言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严立法（发）禁。从之。”

[189]

这是反映北宋时期陆上丝路状况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说明当时回鹘等丝路商旅借朝贡的机会，进行民间贸易，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虑，北宋政府不得不严格规定其所走的路线。事实上，五代时期就存在回鹘朝贡时滞留私贸的现象：“先是，回鹘间岁入贡，每行李至关，禁民不得于蕃人处市易宝货，犯者有刑。太祖以为不可，至是听之。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

[190]

景德年间，由于前来朝贡的回鹘久居京师，私自贸易，令北宋政府颇为头疼：“是秋，诏闻西京回鹘人有久住京师者，无得私买蕃部系禁香药，违者论其罪。时三司言，回鹘等有犯即断兵。真宗曰：‘外蕃远来贡奉，不知中国条法，若深加刑辟，恐失怀远之道。’遂令先具罪状以闻。”

[191]

文献提及一些回鹘民众“久留不归者有之”，表明丝路商旅尤其是朝贡者似没有规定的期限，其实不然。零星的史料反映，北宋政府对于朝贡者在中原停留的期限以及朝贡的次数均有规定和要求。

首先是朝贡贸易次数的限制。元祐四年（1089）十月三日，尚书省言：“于阗国进奉人到阕，不得过一百日。”

[192]

这是北宋对于阗到阕停留的日期进行明确规定，不仅如此，北宋政权还对于阗的朝贡次数作出规定：“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于阗国进奉般次罗忽都灵麦等进贡方物，黑汗王阿忽都来娥密竭笃上表请，自今般次不满年月往来进贡，只是心白……仍自今于阗每二年一次，许赍本国蕃王表章赴阕进奉，如止来熙、秦州买卖，即不限岁月，事毕遣还。仍令本司候有般次，回蕃日再谕诏诣本国知。仍令学士院于回赐敕书内备载。”

[193]

文献明指北宋允许于阗在熙、秦州自由贸易，但尚未对贸易期限作出严格的规定。显然，北宋对诸蕃贸易期限的限定主要针对在东京或者邻近地区的贸易，而对于在熙州、秦州等远边州县的贸易就不是十分严格了。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外（丝路商品的大量涌入，引起北宋白银外流等问题），是否也有“国家安全”、频繁朝贡、朝廷疲于接见等因素的考虑，值得探讨。除于阗外，北宋对境内诸蕃的朝贡次数也有限制：“西南蕃泰平军遣石蕃龙以定等赍表，装鞍马、砂毡等来贡。元丰著令，西南五姓蕃每五年许一贡，今年限未及，合具奏裁。”

[194]

不过西南诸蕃的朝贡与陆上丝路无涉，权作参照和参考。当然，有北宋朝臣对政府限制诸蕃朝贡次数的做法持不同意见，如游师雄就曾指出：“自复洮州之后，于阗、大食、佛林、邈黎诸国皆惧，悉遣使入贡。朝廷令熙河限其二岁一进。师雄曰：‘如此，非所以来远人也。’未几还秦，徙知秦州。”

[195]

可见朝廷不但没有听取游师雄的意见，还将他贬职陕州。由此可以看出北宋朝廷在限制诸蕃朝贡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其次是对朝贡贸易的时间限制。北宋政府对于丝路朝贡者在京停留的期限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事实上，丝路商旅每一次的往返会花费很长的时间。因为在古代仅仅依靠畜力等外力条件下，丝路商旅的行程是极其漫长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一段关于阗朝贡行程的记述：“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曰：‘一年。’”

[196]

文献记载于阗使者到达中原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就是两年。除了路途艰险，需要补充补给等因素外，丝路商旅在沿途进行贸易恐怕也是重要的因素。当然，笔者认为未必每一次于阗朝贡中原都需要两年的时间，因为中间尚有停顿休整的时间。文献中也有于阗到中原历时一年的记载：“于阗国主黑韩王遣回鹘罗厮温等以方物来贡，罗厮温跪曰：‘臣万里来朝，获见天日，原圣人万岁，与远蕃做主。’上询以在道几时，去此几里。对曰：‘涉路一年，昼行夜息，不知里数。”

[197]

宋时于阗到北宋东京的距离近4000公里，在古代靠畜力驮运的条件下，以平均每日25—30公里的速度保守计之

[198]

，考虑到古代丝路商旅并不是连续的行程，粗略估计从于阗到北宋东京大概应该需要4—5个月的时间，而地处中亚的大食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奔波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商旅不仅要克服险恶的自然条件，防范丝路强盗的打劫，还要提防商队中的人和牲畜生病。在一些没有驿站及人烟稀少的地方，能否找到适合的饮用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99]

。我们可以想象丝路商旅在路途中的艰辛与困难。由于有关反映丝路商旅路途的材料比较少，我们很难从传统史学的角度告诉读者丝路商旅在行进过程中的细节，诸如他们的起居饮食、衣着、牲畜的草料、防寒防暑的措施、对强盗的防范、行进的计划、对商队的日常管理等问题。不过有国外汉学家尽力对此问题进行“接近史实”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对于丝路行旅的理解。例如布尔努瓦女士在《丝绸之路》一书中用文学风格的语言描绘的丝路商旅的艰辛：

在白雪皑皑的帕米尔山隘中，肥胖的和顽强的牦牛小心翼翼地缓步前进。山崖摩擦着它们粗厚的毛皮……有时在半山腰中被风雪所阻，过路人经常冒着把双脚冻坏和染得雪盲症的危险，这尚且不提途中所患的感冒病和肺炎等，一路上往往又总是不可避免地损失一些驮兽。

等到最终下山之后，面前所呈现的又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对于那些未钉铁掌的马匹和骆驼来说，如此之山路有点过分坚硬了。盐碱地中遍布着一层白色的硬壳，这对于驮兽的蹄子更为不利……在盛夏酷暑，长长的商队为了避开白天火烤般的赤日，只好披星戴月地夜行。他们和海员一样，根据星辰辨别方向……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能增强抵抗力量。最富有的人养一些弓弩手作为私人保镖，稍穷一点的就出一点钱求助于前者的保护。丝绸驮子特别沉重，而首饰、乳香和香料驮子虽然较轻，却特别贵重，西域胡族居民对此总是馋涎欲滴……在某些歇脚地，当剩余的路途期限宽余的时候，商人们才稍事逗留，让骆驼去自由地吃草。他们也利用这一机会为马匹、毛驴和骡子治病。这时，驮兽背部或蹄部的伤口能迅速痊愈，并且还能长膘而变得肥胖。

[200]

另一位西方学者苏珊·惠特菲尔德在《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一书中，也试图勾勒出活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士兵、马夫、公主、僧侣、艺妓、尼姑、寡妇、官吏、艺术家的生动画面，再现一条鲜活的丝绸之路

[201]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描写尽管是作者丰富想象的结果，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尽力将其纳入在历史史实的框架下，有助于我们对丝绸之路的深入理解。

四 丝路贸易品

从本书的朝贡统计中可以看出，诸蕃向中原进贡的物品十分丰富，根据前面五代、宋代诸蕃朝贡史料中出现的丝路贸易品，兹分为以下几类，一并进行简要介绍

[202]

：

（一）动物及其相关产品

1.马匹

宋朝不同于唐代大一统国家，在其境内设立牧场的地方较少。因此，在战争中所需的马匹主要依靠西北异族的供给：“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州则有党项。”

[203]

而吐蕃、回鹘等民族本以畜牧为业，在经济上与中原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因此几乎在每一次的贡使贸易中，马匹是必备的贡品

[204]

。有时诸蕃还将马饰（如玉鞍辔等）一并带来进行交易。马匹贸易额也大小不等，有时只进贡数匹，有时的数额却相当大。例如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于阗国进马，赐钱百二十万贯”

[205]

。

2.橐驼

橐驼即骆驼，也是西域诸族向中原进贡的主要动物。需要指出的是，宋时骆驼的分布范围较为广阔，今东北

[206]

、西北

[207]

均有骆驼分布。北宋东京专门设立了饲养骆驼和大象的机构

[208]

。也有私人喂养骆驼的情况：“是岁，淮南内属，遣翰林学士陶谷，司天监赵修己使俶，赐羊、马、橐驼，自是以为常。”

[209]

当然，驼峰、驼蹄均是宋人餐桌上的珍馐。《武林旧事》卷6就将“骆驼蹄”列入名吃之中：“大包子、荷叶饼、芙蓉饼、寿带龟、子母龟、捻尖、翦花、小蒸作、骆驼蹄”当然，有学者认为炖骆驼肉或烧骆驼肉可能并不是中国北方烹饪中常见的一种菜肴

[210]

。不过北宋畜养骆驼的主要目的恐怕是在军事或者其他方面发挥骆驼负载量大、耐力强的运输功能。如史载：“赵卨近奏乞兑经略司封椿钱十万缗，就河东近便州军收籴军储，用骆驼转至延州。比本路籴价甚有余息，可速施行。”

[211]

又“宝私役兵以橐驼为商旅载物，法当追官勒停，上特宽之”

[212]

。又“骆驼每头运粮三石，支钱四贯文省，驴、骡每头运粮一石，支钱二贯文省”

[213]

。可见与驴、骡等牲畜相比，骆驼具有负载力大而运输成本低的特点。唐诗中讲：“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

[214]

反映出骆驼长途负载的特点对于维系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此外，驼毛也是一种重要的纺织原料。正是由于骆驼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宋时很注重对骆驼的养护。如西夏以法律的形式对骆驼的畜养、宰杀作出了种种规定。例如不能擅自屠杀骆驼，由于各种原因致骆驼死亡后，主人当告知相关部门等

[215]

。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有不少关于骆驼作为负载畜力的信息：“莫因占有马群、种马、骟驼而高兴，即使你得到了黄金、白银和丝织品。”

[216]

“骟驼（供役使用的）。纵有粮食一驼驮，饿汉依然不嫌多。”

[217]

文献中的骟驼为去势后的公驼。骆驼阉割后，其体力和气力均超过了公驼，而且性格温顺，据说其鸣叫声也没有公驼高亢，故骟驼较为符合在丝路上长途运输的需要。直到近现代以来，进行长途运输的驼队基本以骟驼为主。有趣的是，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曾经出现了一人手牵骆驼穿行于东京城内的情景，画中骆驼来自西域、西夏还是辽朝，就不得而知了，但反映出当时骆驼作为畜力工具的普遍性。骆驼性情温顺而执拗，耐力坚韧又顽强，能在炎炎烈日、水干草枯时找到生命之水，坚强地存活。还能在漫漫黄沙、逆风飞扬中找到归路，以其特有的灵性和毅力，作为超乎一般的杰出驮兽，被誉为“沙漠之舟”，在古代商队贸易乃至政治军事中发挥了重要，也已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

[218]

3.独峰驼

文献载拂菻国进贡并产独峰驼：“拂菻国贡方物……（其国）产金、银、珠、绵、锦、牛、羊、马、独峰驼、杏、梨、糖、千年枣、巴榄子、大小麦、粟、麻，以蒲桃酿酒。”

[219]

又《宋史》卷490《龟兹传》载：“是年，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等。”又“当五代之际，（回鹘）有居甘州……其地出玉、牦、绿野马、独峰驼、白貂鼠、羚羊角、硇砂、腽肭脐、金刚钻、红盐、罽氎、
之革”

[220]

。综合上述文献推断，宋时西亚、中亚甚至河西走廊地区均有独峰驼分布。西方诸蕃是否向唐朝进贡过独峰驼，文献中鲜有反映。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也未涉及此问题。上引史料中的独峰驼就是今天的单峰驼。今天全世界单峰驼约有1300万头存活，基本为畜养骆驼，野生物种已经濒于灭绝。不过文献中所讲的独峰驼是畜养的还是野生物种，难以明断。

4.大尾羊

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前录》卷4“王延德历叙使高昌行程所见”中讲：“地有野蚕，生苦参上，可为绵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

[221]

文中讲的就是西域大尾羊的情况。羊肉是宋朝朝野所喜欢的食物，是消费最多的一种肉食

[222]

。文献也载：“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223]

食用羊肉甚至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之制。在今布哈拉和吉尔吉斯草原仍然出产尾巴硕大的德姆巴羊

[224]

。在我国新疆地区分布有阿勒泰大尾羊，体形肥大，一般体重在80公斤以上，有的则超过100公斤。

5.狮子

《癸辛杂识续集下》“贡狮子条”记载：“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俯首帖耳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又云，狮子极多力，十余人挽之始能动。”

[225]

宋时西域贡狮在正史中也有反映，且多为娱乐之目的。从克什米尔地区到阿姆河流域，伊朗高原以及两河流域，在历史时期曾经分布有狮子。从东汉开始，西域狮子作为贡品便进入了中原地区。西域狮个子矮，浑身长着厚厚的卷毛，从色泽可分为金狮（土黄色）、黑狮，从外形上可分为坐狮（身短，喜坐卧），棒狮（腿长，身长善跑）。它们性格凶猛，但是能够驯养。上述文献所载的就是西域狮子的一种。15世纪后，中亚大陆的气候日趋干旱，西域、中亚等地逐渐失去了狮子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狮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大约到了清代初期，由西域而来的狮子也就断绝了。但狮子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成为西域文化的表征之一。例如在内蒙古哲里木盟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了一件胡人驯狮浮雕琥珀佩饰，这应是从中亚地区输入的。

[226]

无独有偶，在内蒙古宁城县小刘杖辽墓一件胡人驯狮三彩暖盘

[227]

；在内蒙古敖汉旗也曾出土过一件胡人骑狮俑的辽代文物

[228]

，在辽墓的壁画中还发现狮子踏鼓起舞的壁画

[229]

。西域所贡狮子的主要用途是为了观赏取乐。如史籍中记载狮子是宋代的百戏之一：“百戏有蹴毬、踏蹻、藏压、杂旋、狮子、弄枪、铃瓶、苍碗、毡龊、碎剑、踏索、上竿、筋斗、擎戴、拗腰、透剑门、打弹丸之类。”

[230]

当时甚至存在着私人喂养狮子的情况

[231]

。宋人彭乘讲过西域进贡的狮子需要日食羊肉十五斤

[232]

。又载：“（天禧年间）时西域献狮子，蓄于御苑，日给羊肉十五斤。”还文献记载宋朝曾经退还西域所贡狮子：“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还于阗国黑汗王所进师子，仍赐银、绢。”

[233]

不过从出土文物分析，辽代驯狮已经不再属于西域胡人的专利，中国的驯兽艺人已经掌握了驯狮技术，利用西方传入的猛兽进行中国化的表演

[234]

。这一推测与上述文献的记载基本吻合。

6.象

大象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贡物，这一点有些不可思议。史籍载：“四年，（于阗）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

[235]

在与喀喇汗王朝进行宗教战争中，于阗国曾经攻占了喀什噶尔城，即有了文献中“破疏勒国”之说法。作为热带地区的大型动物，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如何将大象从西域运往开封，实在令人费解。在唐代也有大象被进贡，但基本为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政权所为，是否也有从西域而来的大象就不得而知了。在辽代庆州白塔、北京云居寺等宗教遗迹上均发现驯象形象

[236]

，文献中也有西域胡人进贡驯象的记载，但不过对于北方民族而言，大象属于十分稀奇的动物，可以想见喂养驯象的难度。此外，《马可·波罗行纪》第121章《大汗军将与缅国国王之战》中记载：“缅国王休息其军毕，自其地率军出发，至于永昌平原，距鞑靼备战之处有一哩，整顿象楼，列战士于楼中，复列步骑备战。布置既毕，开始进军击敌。鞑靼见之，伪作毫不惊异之状，仍整列前进，及两军既接，甫欲交锋之时，鞑靼军马见敌军战象，大惊骇，遂退走，缅国王乘势率众进逐。”

[237]

讲的是北方蒙古军队遭遇象阵而溃败的例子。

7.驼峰

宋时驼峰也是来自西域等地的主要贡品，用于高级宴食。文献记载宋时有一种“驼峰角子”：“凡御宴至第三盏方有下酒肉，醎豉、爆肉、双下驼峰角子。”

[238]

“双下驼峰角子”概为饺子的一种

[239]

。宋代以前称“饺子”为“角子”，元时称“扁食”，明代以后则普遍称饺子。饺子寓意新年“交于子时”，是新年第一顿饭。驼峰作为宋时美食的食材在文献中也有体现：“驼峰之隽，列于八珍。然驼之壮者两峰坚耸，其味甘脆，如熊白奶房而尤胜；若驼之老者两峰偏
，其味淡韧，如嚼败絮。然所烹者皆老而不任负重者，而壮有力者未始以为馔也。”

[240]

可见宋人对于驼峰的认识颇为深刻。驼峰也是诸蕃向宋朝进行朝贡的重要贸易品。不过这些驼峰如何从西域经过长时间的跋涉带入内地而保证其不变质腐烂，抑或到地宰杀？想必丝路商旅定有其独特的保存和运输方法。

8.貂鼠

貂鼠又称紫貂、松貂、赤貂、黑貂、青门貂、大叶子等。野生的貂鼠全身为棕黑色或褐色；其头部淡灰褐色，耳缘污白色，具黄色或黄白色喉斑；胸部有棕褐色毛，腹部色淡。我国貂鼠仅分布于东北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区以及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等地。由于貂鼠皮具有温暖、美观的特点，因此也是宋朝上层人士所青睐的丝路商品，也可作为朝廷权臣的赏赐品：“东上合门使、文州刺史、鄜延路经略副使、权副总管种谔为凤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遣中使赐貂鼠裘一、银绢各二千。”

[241]

貂鼠皮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用于制作宋朝官员的帽子：“以梁数为差，凡七等，以罗为缨结之：第一等七梁，加貂蝉笼巾、貂鼠尾、立笔。”

[242]

宋朝官员所戴有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的不同，其中貂蝉冠是在进贤冠上加“笼巾貂蝉”，为高官所用。

[243]

这种装束是否像唐朝官员将貂尾系在服装上，或者帽子上，作为勇敢象征的遗俗

[244]

，尚需进一步探讨。由于貂鼠分布范围较广，文献中不乏辽朝、高丽等政权向宋朝进贡貂鼠的记载。

9.羱羊

宋代名志《剡录》卷10“草木禽鱼诂”条下载：“羱出《山居赋》，《尔雅》注曰：‘羱羊似吴羊而大其角椭出西方。《义训》曰：‘羱羊养草以盘旋。注曰暑天尘露在其角上，取生草戴之而行，爱之独寝。’又《广志》曰：‘羱羊角重于肉。’《代都赋》曰：‘大角谓之羱。’”

[245]

可见宋人对羱羊外部特征和生活习性有较为深入的认识。羱羊又叫北山羊，大角是羱羊最主要的特征，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北非的崇山峻岭中，是典型的高山动物，登山技术非常高超，可攀上最险要的悬崖绝壁。羱羊的巨角长可超过一米，最长达1.47米，体型较大，体长115—170厘米，肩高约100厘米，体重50公斤。羱羊还有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羱羊和埃塞俄比亚的西敏羱羊两个近亲，都属濒危种。在我国的贺兰山岩画及阴山岩画中多有北山羊形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提及一种“未确认的有蹄动物”：“由薛延陀贡献了一种长着类似牛角的，形体像是鹿的动物，唐朝人将这种动物叫做‘拨兰’。”

[246]

笔者推测这种“未确认的有蹄动物”就是羱羊。

10.犛牛尾

犛牛即牦牛。宋时牦牛的分布范围较为广阔，在贺兰山—祁连山一线不仅有家养牦牛，而且有野牦牛分布。西夏时期也有野牦牛

[247]

。牦牛尾在宋是一种常见的陆上丝路商品。牦牛尾作为旄（用牦牛尾做装饰的旗子）、旌、缨帽以及贵族车辇的饰物。

[248]

宋时是否还保留着这一传统，一时难以判断。但宋人将牦牛尾作为尘拂是毫无疑问的：“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襜络脑，当胸、后鞦并设铜铃杏叶，红犛牛尾拂跋尘。”

[249]

甚至把牦牛尾用作沥水：“军器监奏请将官皮甲以生白丝染红，代犛牛尾为沥水。上批丝为可惜，宜用它毛代之。”

[250]

文献中还有西部诸蕃进贡白牦牛尾的情况。白牦牛是世界上稀有的珍贵畜种，被誉为“高原之舟”，享有“雪牡丹”“白珍珠”之称。它生长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青藏高原边缘，这里千年冰雪，人迹罕见，无污染，无杂质。因此，白牦牛尾更是名贵的贡品。在现代社会，牦牛尾还有供制剧装冉口、假发等价值。

11.羚羊角

羚羊属于哺乳纲牛科中一个类群的通称，种类繁多，体型优美、轻捷，四肢细长，蹄小而尖，机警。有的种类雌、雄均有角，有的仅雄类的有角，尾长短不一。身高60—90厘米，常5—10头成群，有的一群可达数百只。一般生活在旷野或沙漠，有的栖息于山区地带。产于中国的有原羚、膨喉羚、藏羚和斑羚等。中国新疆所产赛加羚羊的角可用作药材。羚羊角常用作平肝息风药。宋人已经认识到羚羊角的药用价值，如 “羚羊角散”的药方中就有羚羊角：“治血风身体疼痛，手足无力。羚羊角（镑）、酸枣仁（炒）、生地黄、槟榔（各一两）、五加皮、防风、赤芍药、当归（酒洗）、骨碎补（炒）、海桐皮、川芎（各五钱）、甘草（三钱）。”

[251]

当然，宋时不仅仅西域诸蕃进贡羚羊角，一些域内地区也产羚羊角：“阶州、中下、武都郡（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贡羚羊角、蜡烛。”

[252]

12.白鹘

白鹘也是西域诸蕃的主要贡品。白鹘即海东青，这在宋代文献中也有记载：“赐保忠茶百斤、上醖十石。乃献白鹘，名海东青，以久罢畋猎，诏慰还之。”

[253]

海东青是古代最受尊崇的一种猎鹰。这种猎鹰能够借助热气向上腾飞，甚至能捕捉到飞得最高的天鹅。在现代生物学界尚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科属分类。白鹘具有非凡的本领，多为历代帝王所宠爱。文献记载唐太宗就曾养过白鹘，并且可充当“信鸽”的角色：“唐太宗养一白鹘，号曰将军，取鸟，常驱至于殿前，然后击杀，故名落雁殿。上恒令送书，从京至东都与魏王，仍取报，日往返数回，亦陆机黄耳之徒欤？”

[254]

宋太祖也有此“癖好”：“守节字得臣，初补东头供奉官。广顺中，尝以心疾乘醉击杀供御白鹘，筠上章待罪，诏释之。”

[255]

一般认为，白鹘多产于东北地区，但从前引西夏、回鹘进献白鹘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时，白鹘在西北或新疆地区尚有分布，但现在已经很少见到这种珍贵的动物了。

13.野马皮

谢弗认为“毛皮和羽毛”是唐代一类重要的外来物品，如鹿皮、马皮、海豹皮、貂类皮、豹皮、狮皮、鲨鱼皮等。

[256]

宋代外来的皮毛物品似乎不及唐代的丰富，其中从陆上丝路而来的主要是貂皮，也有文献提到了野马皮。野马的俗名又为普氏野马、蒙古野马、太尔潘、塔希等，现在基本处于灭绝状态。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野马从欧洲引回我国新疆奇台、甘肃武威等地进行半散放养，为野马重返大自然而进行科学实验和研究。从回鹘人进贡野马皮的史实看，至少在宋代，野马在新疆等地区有着一定规模和数量，甚至有可能在今西北地区东部尚有分布，并有进贡的记载：“灵武节度使冯继业献马五百、橐驼百、野马二。”

[257]

文献中的野马不排除就地获取的可能。野马皮也是唐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土贡之一。文焕然先生也认为，历史时期野马曾经分布于陕北、晋北、冀北一线，到18世纪以后急剧减少。

[258]

宋代以后，从陆上丝路输入的动物及其相关产品主要有以上几种。当然，文献记载必有缺漏，实际的情况应该较此丰富一些。此外，一些具有特殊身份或者体质特征的人也是唐朝的重要域外“输入品”

[259]

。文献也有宋代异域贡人的记录：“马八二国进贡二人，皆女子，黑如昆仑，其阴中如火，或有元气不足者与之一接，则有大益于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劳药饵。或有心腹之疾，则以药少许涂两掌心，则昏如醉，凡一昼夜始醒，皆异闻也。或谓此数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

[260]

不过“按摩女子”是从陆路还是海路而来，就不得而知了。

（二）药品及香料

1.硇砂

硇砂是一种药材，又名砂、狄盐、北庭砂、气砂、透骨将军，为白色结晶体，呈不规则的块状或粒状，大小不一，全体白色，有的稍带淡黄色。其质较脆，易碎，用指甲即可刮下白色粉末，断面显束针状纹理，有光泽；臭微，用舌舔之，味咸苦而刺舌，以块整、色白、有光泽、无杂质者为佳。宋代高昌地区产硇砂并进行人工开采：“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采者著木底鞵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261]

实际上，今青海、甘肃也有硇砂出产，但宋代是否开采，不得而知。硇砂的药用价值非常广，对肾脏积冷、脐腹疼痛、反胃、痢疾、牙齿肿痛，甚至死胎、鱼骨鲠喉都有较好的疗效。正是由于硇砂广泛的药用价值，宋代民间对硇砂也有一定的需求量。如回鹘入贡时就曾在灵州私易硇砂

[262]

。硵砂还能用于制革，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1“徐吕皮”条中载：“及问徐吕皮所自出，则曰‘黑斜喝里皮’，谓回纥野马皮也。用以为靴，骑而越水，水不透里，故可贵也。红虎皮者，回纥獐皮也，揉以硇砂，须其輭（软）熟，用以为靴也。”

2.琥珀

琥珀是数千万年前的树脂被埋藏于地下，经过一定的化学变化后形成的一种树脂化石，是一种有机的似矿物。琥珀的形状多种多样，表面常保留着当初树脂流动时产生的纹路，内部经常可见气泡及古老昆虫或植物碎屑。宋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苏辙《栾城集》卷17“服茯苓赋”载：“古书言：松脂流入地下为茯苓，茯苓又千岁则为琥珀。虽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

[263]

在中国古代，琥珀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工艺品。如苏轼在《楚守周豫出舞鬟》一诗中就提及琥珀工艺品：“琥珀装腰佩，龙香入领巾。只应飞燕是前身。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二是药物。一些琥珀具有镇静、利尿、活血的功能。如《太平圣惠方》就有不少以琥珀为药引的方子。在唐代，“琥珀”一词还用来形容酒的颜色，多指的是半透明的黄色

[264]

，因为琥珀多为黄颜色。宋代也是如此，如宋人高登《南歌子》诗中的头两句就是：“菊捻黄金嫩，杯倾琥珀浓。”伊斯兰著作中也提到中国需要进口优质琥珀的情况：“他们国家进口的（原）则是：象牙、乳香、真正的斯拉夫琥珀——由斯拉夫海树木流出的树脂滴形成。（进口这种东西）是由于中国琥珀发黑而没有用处，但又需要真正的琥珀来做装饰品而致。”

[265]

3.乳香

[266]

春、夏时节将乳香树干的皮部由下向上顺序切开，使树脂由伤口渗出，数天后凝成硬块，收集即得乳香。乳香呈球形或泪滴状颗粒，或不规则小块状；质坚脆，断面蜡样；气芳香，味微苦，嚼之软化成胶块。其主要产于阿拉伯半岛南部以及东非等地。乳香又叫“齿叶乳香”，橄榄科，小乔木，奇数羽状夏叶，小叶15—21片，边缘有圆齿；花小，白色至淡红色，总状花序。中医学上用于“活血、行气、止痛”，性温，味苦辛，主治胸腹疼痛、痛经、跌打损伤、痈肿等症，也可为硬膏的混合物。此外，产于欧洲南部的一种小乳香，为茎皮流出的树脂。

乳香是宋代最为常见的陆上丝路贸易品，所以当时的人对此有较深了解。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有详细描述：“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之麻罗、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概类榕，以斧砍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而香之为品十有三。其上者为拣香，圆大如指头，俗所谓‘滴乳’是也。次曰瓶乳，其色亚于拣香。又次曰瓶香，言收时贵重之，置于瓶中。瓶香之中，又有上、中、下三等之别。又次曰袋香，言收时止置袋中。其品亦有三，如瓶香焉。又次曰乳榻。盖香之杂于砂石者也。又次曰黑榻。盖香色之黑者也。又次曰水湿黑榻。盖香在舟中为水所浸渍而气变、色败者也。品杂而碎者曰斫削，簸扬为尘者曰缠末，皆乳香之别也。”

[267]

可见宋代乳香品种繁多，等级“森严”。乳香的主要用途是入药，具有调气、活血、止痛、追毒的功能，此外还具有治疗外伤的作用：“诸疮疡有痛，往往多以乳香、没药杂以芳香之药止之，必无少减之理。若使经络流通，脏腑中去其壅滞，必无痛矣。”

[268]

《宋史》中还记载了乳香药用的神奇功效：“胡秉妻病内秘腹胀，号呼踰旬，克明视之。时秉家方会食，克明谓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预会可乎？’以半硫圆碾生姜调乳香下之，俄起对食如平常。”

[269]

。

除药用外，乳香还可当做香料。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熏陆即乳香也，本名‘熏陆’，以其滴下如乳头者，谓之‘乳头香’”；镕塌在地上者，谓之“塌香”。

[270]

《本草衍义》卷13“熏陆香”条中讲道：“熏陆香，本叶类棠梨。南印度界阿吒厘国出，谓之‘西香’。南番者更佳，此即今人谓之‘乳香’”

[271]

。《宋史》有于阗产乳香的记载：“（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

[272]

这则史料实则有误，因为乳香并非是于阗的出产。撰史者往往把中转贸易商品误为原产地。汉晋以来，乳香便大量的输入我国，因其用途较广，因此需用量很大。宋代统治阶层尤重熏香习俗，蔡京就是如此：“吴开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簾，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坐，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273]

可见乳香的消耗量十分可观。

由于利润丰厚，大批乳香源源不断地涌入宋朝

[274]

。如前引元丰三年（1080），“熙州奏，于阗国进奉般次至南川寨，称有乳香杂物等十万余斤。以有违朝至，未敢解发”

[275]

。又：“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厮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府”

[276]

。为此宋朝还下令限制乳香贸易：“元丰初，始诏唯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旨阙，乳香无用不许贡。”

[277]

宋朝还采用了允许于阗等国免税采购内地茶叶的办法来弥补这一贸易损失

[278]

。

4.木香

木香为菊科植物木香的干燥根。秋、冬两季采挖，除去泥沙及须根，切段，大的在纵部成片，干燥后除去粗皮。木香表面黄棕色至灰褐色，有明显的皱纹、纵沟及侧根痕；质坚，不易折断，断面呈灰褐色至暗褐色，周边灰黄色或浅棕黄色，形成层环棕色，有放射状纹理及散在的褐色点状油室。其气香特异，味微苦。木香医药价值在于行气止痛、健脾消食等功效，在传统的药方中经常出现，多为宋代上流社会的必需品：“绍兴二十一年十月，高宗幸清河郡王第，供进御筵节次如后：缕金香药一行：脑子花儿、甘草花儿、朱砂圆子、木香、丁香、水龙脑、史君子、缩砂花儿、官桂花儿、白术人参、橄榄花儿。”

[279]

谢弗认为，唐代的青木香即为木香，其主要来源于西域

[280]

。

5.安息香

安息香常见于西域使团给中原的供品之中，其属落叶乔木，叶互生，卵形至椭圆形，上面无毛，稍有光泽，下面有白色星状毛，叶脉铁锈色；夏季开花，花带赤色，有香气，聚伞花序，顶生或腋生。其产于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地。此植物干部，必出树脂，干燥后呈红棕色半透明状，称为“安息香”。中医学上用以开窍行血，主治中风昏厥，产后血晕，并为调和香精的定香剂。宋人已经成熟利用安息香的药用价值。

[281]

目前尚不知“安息香”一名的来历与安息（波斯）有何联系，从进贡的资料分析，“安息香”也是从他乡辗转到达西域的。除乳香、安息香外，还有沉香、檀香、木香等，它们既可用做香料，又可做药材。宋代沈括、苏轼在其《苏沈内翰良方》卷5“苏合香丸”的配方中就有沉香、白檀香、乳香、麝香、木香、安息香等

[282]

。西域使团进贡的这些香料都不是西域的出产。安息香的主要产地为东南亚的苏门答腊和地中海地区。从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安息香大多应该是从地中海地区出产的。

[283]

6.黄矾

黄矾又名金线矾、鸡矢矾，为硫酸盐类矿物黄矾的矿石，主治痔瘘、恶疮、疥癣，既可外用，又可内服。黄矾还具有色染皮革的功能。

7.牛黄

为牛科动物牛干燥的胆结石。本品多呈卵形、类球形、三角形或四方形，大小不一。牛黄表面黄红色至棕黄色，有的表面挂有一层黑色光亮的薄膜，习称“乌金衣”，有的粗糙。牛黄气清香，味苦而后甘，有清凉感，嚼之易碎，不粘牙。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应该是天然牛黄。牛黄在医药上具有清心、豁痰、开窍、凉肝、息风、解毒等功效。牛黄一般多天生于10岁以上的老牛体中，由于牛患肝胆结石症的机会很少，仅占千分之几，因此天然牛黄十分难得，故数量极少，是一种珍贵稀有的中药。

8.梧桐律

史载沙州回鹘、龟兹回鹘向中原政权进贡梧桐律

[284]

。笔者以为，这里的“梧桐律”应该是指“胡桐律”或者“胡桐泪”。唐时已有之：“胡桐泪，出波斯国，是胡桐树脂也，名胡桐泪。”

[285]

“梧桐律”又称“石律”“石泪”“胡桐碱”，实际上就是杨柳科植物胡杨的树脂。年月较长的胡桐律呈大小不一的块状或碎粉状，土黄色，质酥易碎；而年月较短的多为不规则的圆块，樱绿色，质软色嫩，不易破碎，带酸性。以年久、色黄、无泥杂者为佳。胡桐律对咽喉肿痛、齿痛、牙宣、牙疳、骨槽风等疾病具有较好的疗效，应是祛火类的中药：“胡桐泪，味咸苦，大寒，无毒。主大毒热心腹烦满……出肃州以西平泽及山谷中，形似黄矾而坚实。有夹烂木者，云是胡桐树滋沦入土石碱卤土作之。其树高大，皮叶似白杨、青桐、桑辈。故名胡桐，木堪器用，又名胡桐律。《西域传》云胡桐似桑而曲。”

[286]

胡桐律还具有焊接金属器的焊剂的功能

[287]

。

9.龙盐

龙盐也是一种颇具特色的进贡品。史载西域女国出龙盐：“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朱砂……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

[288]

王小甫先生考证出女国就是指西藏高原西北部包括今天阿里地区北部和拉达克在内的地区。并进一步地指出：女国仅仅是食盐的中转地而已，食盐的实际产地应为突厥控制下的西域地区，杂吐蕃和西域之间存在着一条“食盐之路”

[289]

。可见西域早在隋代就是食盐的输出地，从朝贡表中可以看出宋时依然有这一传统。

10.鸡舌香

沈括在《梦溪笔谈》曾谈到鸡舌香的名称、功用等问题，讲道：“余集《灵苑方》，论鸡舌香以为丁香母，盖出陈氏《拾遗》，今细考之尚未然。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即今丁香是也。《日华子》云鸡舌香‘治口气’，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舌香，欲其奏事对答其气芬芳。此正谓丁香治口气，今方书为然。又古方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千金》五香连翘汤无鸡舌香，却有丁香，此最为明验。”

[290]

“鸡舌香”就是母丁香子，也称丁香

[291]

。在中国的历史上，作为最重要的香料之一，尤其在中国古代口腔卫生的保健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是古代上层社会最重要的“口香糖”。不过至少在汉代在上流社会中就有了含鸡舌香保持口腔清洁的习惯：“应劭《汉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赐以鸡舌香，令含之。”

[292]

11.龙脑

龙脑又名片脑、羯婆罗香（现代医学通称冰片）。龙脑气味辛苦、微寒、无毒，对目翳、头脑疼痛、牙齿疼痛等病症具有一定的疗效。《红楼梦》第24回讲到宝玉去袭人家，袭人“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这里的梅花饼即是龙脑的一种。同时，龙脑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香料。

12.黄连

从现代药学的分类看，黄连可以分为美洲黄连和水黄连等类型，我国南方所产的多为水黄连。黄连具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功能，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中药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一种叫“胡黄连”的药材。这种药材最初生长于波斯的沿海地区，对肠道疾病以及痔疮具有很好的疗效。谢弗认为，胡黄连在宋代时期已经移植到陕西和甘肃地区。

[293]

13.腽肭脐

腽肭脐是动物海狗和雄性海豹的阴茎和睾丸，具有暖肾、壮阳、益精等功能，适用于肾阳衰弱、阳痿遗精、腰膝酸软等症。海狗与海豹非陆地动物，宋时中亚及西域等地进贡的腽肭脐显然是转手而得的。

14.麝香

麝香又名遗香、脐香、麝脐香、四味臭、臭子、腊子、香脐子等，为雄麝的肚脐和生殖器之间的腺囊的分泌物，干燥后呈颗粒状或块状，有特殊的香气，有苦味，可以制成香料，也可以入药，是中枢神经兴奋剂，外用能镇痛、消肿，简称“麝”。我国的康藏高原及四川阿坝草原为麝香之主要产地。人们习惯上把历史上形成的昌都—拉萨—阿里—西亚一线以交换西藏的麝香商路称为“麝香之路”。《马可·波罗游记》卷1载：“人们取得麝香的方法如下：每当月圆之夜，这种瞪羚的肚脐处有一袋凝固的血，专门猎取此物的人，利用月光割下这个皮囊，晒干。这种麝香可以发出很大的香气。”

[294]

可见羚羊之类的动物腺囊分泌物也为麝香。《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了麝香除了医用价值外，宋人还将之食用。又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载：“端五（午）因古人筒米。而以菰叶裹黏米。名曰角黍相遗。俗作粽。或加之以枣。或以糖。近年又加松栗胡桃姜桂麝香之类。近代多烧艾灰淋汁煮之。其色如金。”将麝香包在粽子里，确实少见。成书于11 世纪的伊斯兰著作《地名词典》中也记载了两种不同的麝香：“吐蕃麝羚和中国麝羚生长的地方，是一块紧邻的大地。吐蕃麝香在两点上优于中国麝香，一是吐蕃麝羚吃雄刈萱一类的鲜草和各种香草类织物，而中国麝羚则吃干枯的草类；二是吐蕃人不从腺囊取麝香，而中国人则这样做，致使麝香掺入血或其他杂质。”该文献还提到“吐蕃麝香经过波斯、阿曼运到伊斯兰国家”

[295]

。可见，中古时期阿拉伯人对吐蕃麝香具有成熟的认识。吐蕃麝香向东流入中国，向西进入伊斯兰世界。

15.阿魏

阿魏是新疆一种独特的药材，其名称可能是从吐火罗语音译而来

[296]

。阿魏分新疆阿魏和圆茎阿魏两种，属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披白色绒毛，根肥大，圆柱形或纺锤形，有时分杈，表皮紫黑色，有臭气，开黄色小花。圆茎阿魏与新疆阿魏相比，植株要高一倍，茎直立。我国只有新疆生长。采收阿魏与橡胶相似，开花之前，将茎自上而下分次切断，其上即有乳白色的汁液流出，上面用树叶覆盖，约经10天，乳汁凝固如脂，即可割下。阿魏味辛、温，具有理气消肿、活血消疲、祛痰和兴奋神经的功效。维吾尔医生还用它驱虫、治疗白癜风。史载漕国有阿魏出产：“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多稻、粟、豆、麦，饶象、马、犎牛、金、银、镔铁、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盐、阿魏、没药、白附子。”

[297]

《宋史》中记载了于阗高僧向北宋进贡阿魏的记录：“开宝二年（969），遣使直末山来贡，且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善名复至，贡阿魏子，赐号昭化大师，因令还取玉。”

[298]

（三）纺织品和装饰品

1.花蕊布

花蕊布是宋时来自于西域诸蕃的一种常见的贡品，通俗地说，花蕊布就是粗棉布。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四《感事》治平四年诗云：“故园三径久成荒，贤路胡为此坐妨。病骨瘦便花蕊暖，烦心渴喜凤团香。号弓但洒孤臣血，忧国空余两鬓霜。何日君恩悯衰朽，许从初服返耕桑？”同时，欧阳修在“病骨瘦便花蕊暖”后做如下注解：“嘉祐八年（1063），于阗国王遣使来朝贡。恩赐宰臣已下于阗所献花蕊布，柔韧洁白如凝脂，而御风甚温，不减驼褐也。”

[299]

欧阳修写《感事》一诗时年已六十，由于遭受朝廷权臣对其“乱伦”的弹劾，心情甚为低落，但欧阳修真实地记述了花蕊布情况：一是其色泽白亮，二是保暖效果甚好。此外，欧阳修谈到于阗国进贡一事，这在《宋史》卷490《于阗传》亦有记录，同时看到，欧阳修的花蕊布是皇帝赐予的，这样的丝路商品当属稀有物品，只限于社会上层消费，普通百姓恐怕就没有“花蕊暖”的福分了。

2.白氎

白氎实际上就是质量上好的棉布。在唐宋文人的笔下，白氎往往是棉织品中的“贵族”，称赞其洁白的颜色、柔软的质地和良好的保温性能。如苏辙诗云：“白氎柔随手，清泉满照盆。”

[300]

宋人吴则礼在《寄济川》一词中描写道：“乌皮白氎西窗暖。种种霜毛短。小春何处有梅花。想见水边篱落、数枝斜。”

[301]

可见唐宋时期上层社会对于白氎的钟爱程度。西域、中亚地区素以生产优质棉花而闻名。

[302]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谈到这一点：“其地出帛，目曰秃鹿麻（为棉织品，也做兜罗锦、妒罗锦等异译），盖俗所谓种羊毛织成者。时得七束为御寒衣，其毛类中国柳花，鲜洁细软，可为线为绳，为帛为棉。”

[303]

11—12世纪时中亚地区的棉花产量大，种类多。河中地区的维达尔棉布，它以萨末趼建附近的维达尔村而得名。这个村盛产棉花，质地优良，各地仿造，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棉布，不仅内销各地，并外销西亚。蒲华织造的一种红、绿、白三色棉花，也有盛名。东部喀喇汗王朝境内早就以产“白氎”“花蕊布”闻名中原。在巴楚县托兹萨莱遗址出土了精制的毛、棉、丝织品。

[304]

3.火浣布

史载：“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繇（由）海道来。及哲宗朝，始得火浣布七寸，大以为异。政和初，进火浣布者已将半仞矣。其后□筥而至，大抵若今之木棉布，色微青黳，盖投之火中则洁白，非鼠毛也。御府使人自纺绩，为巾褥布袍之属，多至不足贵。亦可证旧说之讹。”

[305]

事实上，火浣布在宋之前已经传入中原，文献中的“大以为异”恐有夸大之嫌。火浣布虽若木棉布，实际上是用石棉纤维纺织而成的布，即为现代所说的石棉布。由于具有不燃性，燃之可去布上污垢，所以史籍中称之为火浣布或火烷布。谢弗称之为石棉，混淆了原料与产品，不太恰当。

[306]

由于火浣布具有不易燃的特点，古人曾认为火浣布就是火鼠的皮：“东方朔《神异经》所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然。其中有鼠，重有百斤，毛长二尺余，细如丝，可作布。鼠常居火中，时出外，以水逐而沃之，方死。取其毛缉织为布，或垢，浣以火烧之则净。”

[307]

4.波斯锦

宋时从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纺织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棉织品、丝织品和毛织品。波斯锦就属于丝织品。“钵斯锦”、波斯锦较早见于魏晋时期新疆地区出土的社会文书中，此后在汉文文献中也屡屡出现。波斯锦是西来纺织品中的精品，长期以来尚不能窥其完整的实物形态。姜伯勤先生考证认为，吐鲁番文书中的“波斯锦”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狭义的“波斯锦”是指原产波斯的织锦，而广义的“波斯锦”指萨珊式织锦，其产地可以是粟特或中国西北或其他地方。

[308]

1983年，青海省发掘都兰吐蕃时期的墓中出土一件织有外国文字的织锦。这件缝合成套状的织锦属纬锦的裁边。在红底之上，织有一段外国文字，经学者们确定，这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婆罗钵文字。其中80%的织样样式源自中国，不过有一种源于波斯的织物是已知最早的绣有巴列维金币的刺绣织品。最独特的一种则是有着纬纹表面、织有头顶有鸟冠的大鸟图案的丝缎混合织物，那些鸟类模样奇特，站立在用花瓣和叶片圈成的花环中的珠状石上。

[309]

此外，斯坦因以及新疆的阿斯塔那发掘的墓地也有类似的发现。夏鼐先生指出，西亚古代纺织品不仅在花纹图案上保留自己的传统，在织锦技术方面，也保留了他们纬线起花和斜纹组织。

[310]

五代以降，回鹘等依然携波斯锦入贡中原，而元代文献鲜有反映波斯锦的记载。

5.兜罗锦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卷下《锦绮论》云：“兜罗锦出南蕃、西蕃、云南，莎罗树子内锦织者，与翦绒相似，阔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衣服。”又称“诸葛锦”。由于兜罗锦多用木棉线所织，所以又叫“木棉锦”。宋时回鹘等进贡的兜罗锦应该是转手而得的，也非西夏的出产。

[311]

除了上述几种纺织品以外，文献中出现的纺织类进贡品还有胡锦

[312]

、葺褐、西锦、毛褐布、黄胡绢绸、锦罽、驼褐、三雅褐、毡毯等，恕不能详尽考述了。

（四）其他类

1.玉狻猊

狻猊即是狮子，玉狻猊即为玉质的狮子形象工艺品。林梅村先生认为该词是从“斯基泰语”进入汉语的。从魏晋时期中国学者开始知道，狮子就是先秦文献所说的“狻猊”

[313]

。宋人依然使用“狻猊”一词：“都下自十月以来，朝天门内外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镂花、春帖幡胜之类，为市甚盛。”

[314]

文献中的狻猊是作为瑞兽的形象出现，蔡鸿生认为作为西域贡品的狮子只具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此唐代至明代出现多次“却贡”的事例

[315]

。

2.琉璃

“琉璃”又作“流离”“瑠璃”，是一种矿物质，半透明体材料。文献中所讲的琉璃是指琉璃制品。早在汉代即有记载：“（罽宾国）出……珠玑、珊瑚、琥珀、壁、流离。”颜师古注引《魏略》：“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琉璃。”

[316]

中古时期，玻璃与琉璃不分，文献所说的琉璃指的是玻璃，而现代意义上的琉璃是指用铝和钠的硅酸化物烧制成的釉料，常见的有绿色和金黄色两种，多加在黏土的外层，烧制成缸、盆、砖瓦等。如西夏建筑中多使用带绿釉的琉璃瓦，并成为西夏建筑的一大特色，但这种琉璃与文献中所指的“琉璃”是两码事。玻璃生产是中亚的传统手工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考古工作中发现了西辽王朝时期的许多玻璃作坊和大量的玻璃器皿及其碎片，这说明他们在玻璃制作工艺上已经具有相当的水平，在生活中也得到了普及，当地居民“甃如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

[317]

。玻璃器皿多为规格化的高脚杯和长颈瓶，多用透明玻璃制成，有时着绿、蓝、黄、浅红色作为装饰。玻璃成为西辽统辖下的诸多政权的一种重要出口商品，有不少玻璃制品流入中原地区，甚至一些制造琉璃器的母范也流入中原地区：“时于奉宸中得龙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滓，然块大小犹儿拳，人莫知其方。又岁久无籍，且不知其所从来。或云柴世宗显德闲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物也。玻璃母，诸珰以意用火煅而模写之，但能作珂子状，青红、黄白随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318]

3.玛瑙

玛瑙是一种矿物质，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硅，有各种颜色，质地耐磨。从前引《魏书·西戎记》的史料可知，波斯是玛瑙的著名产地。《旧唐书·西戎传》还记载天宝六年（747）四月波斯遣使来献玛瑙床一事。玛瑙在敦煌文献中的出现频率也较高，是丝绸之路传统贸易的商品。当然，宋朝境内亦产玛瑙：“汝州产玛瑙二万五千斤，一块重二十一斤五两。”

[319]

4.镔铁

镔铁是一种优质钢，十分坚硬，表面有花纹。一般用它制作刀剑，既锋利又美观。镔铁产于波斯，也有说产于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南北朝以来是西域南海一些国家向中国进贡的珍贵物品。佛教经典《宝藏论》一书中讲：“（镔铁）出波斯，坚利可切金玉。”有人指出“镔”即是波斯语“spaina”的对音省译

[320]

。

5.鍮石

鍮石是我国古代对黄铜的称谓。文献所载其为波斯所产：“（波斯国）出金、银、鍮石。”

[321]

“金刚、金、银、鍮石、铜、镔铁……波斯每遣使贡献。”

[322]

1995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楼兰西面墨山城（营盘古城）附近发掘了一个墨山贵族墓地，时代约在汉晋时期。从墓中发掘出土了汉晋时期的丝绸、铜镜、波斯玻璃器、古罗马风格的纺织品以及铜环、铜手镯和铜戒指。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3件铜器的成分分析，皆为铜锌合金的黄铜。这是目前所见西方传入中国的最早鍮石艺术品。

[323]

文献中有宋人铸钱为鍮石的记载：“民间多熔钱点药以为鍮石，销毁货币，滋长奸滥。”

[324]

不过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宋代鍮石输入的重要方式：“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賫鍮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

[325]

6.椰枣

谢和耐指出：外国人的饮食习惯看来好像在宋代并未对中国的烹饪产生丝毫影响。不过，少数几种外来的昂贵产品却被正式地运进杭州，其中主要包括葡萄酒、葡萄干和椰枣。在11世纪，椰枣在中国尚属稀罕物。当时一位驻广东的中国官员的笔记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访问了城中的某位阿拉伯富商并尝过了“波斯枣”之后，写道：“此果呈糖色，皮肉皆甜，吃起来感觉到它是先在炉中烤过，待其干燥。”（原文应为“南海庙前有大树，生子如冬瓜，熟时解之，其房如芭蕉，土人呼为波罗蜜，渍之可食”。参见《萍州可谈》卷2。此处译者翻译似有不妥。）

[326]

宋时在中国似有移植：“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尺，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甜如饴，可食。”

[327]

讲的均是椰枣的情况。

7.蔷薇水

蔷薇水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占城，在西南海上……显德五年（958），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

[328]

又“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采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蔷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329]

由此推测，蔷薇水就是香水，但第一条文献明确讲今东南亚的占城国进贡蔷薇水，但文献又讲其物“得自西域”。根据第二条文献可知，蔷薇水乃是采集蔷薇属花制作而成，由于玫瑰也属于蔷薇类花卉，因此一些学者将蔷薇水称之为玫瑰水。我国的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是野生蔷薇属花卉分布的重要区域，因此文献中提及蔷薇水来自西域地区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在我国出土的一些宋辽时期的西来玻璃器皿与蔷薇水的输入有直接关系

[330]

。这一点上引文献亦有涉及。当然，作为一种“进口香水”，蔷薇水恐多为宋代上层女性所用。

8.珊瑚

产于热带、亚热带的海域，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流通商品。拂菻国产珊瑚：“（拂菻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壁、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

[331]

南中国海也有珊瑚出产。从敦煌卷子及回鹘文书可以反映出唐、五代时期珊瑚是敦煌地区大量流通的商品。如有一则回鹘文书讲：“我们用……两三钱（银子）买了八（件）玛瑙，我们用一两（银子）买了琥珀，我们用二钱（银子）买了四枝珊瑚，我们用三钱（银子）买了白珊瑚。”

[332]

从中也反映出珊瑚的价格较琥珀和玛瑙低廉一些。

以上对一些重要的丝路商品进行了简要介绍，旨在说明这些商品本身的特性，同时也表明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依然流通着这些商品，体现出这一时期陆上丝路的重要内涵。大体来说，这些通过朝贡渠道进入中原的丝路商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中亚及西域的土特产，如阿魏、硇砂、白氎、梧桐律、野马皮等，第二种是来自西域及中亚以外地区的特产，如珊瑚、腽肭脐、乳香、木香、安息香等，第三种是西方和内地均有的物产，如牛黄、黄连等。其中第一、第二种丝路商品所占的比重较大。

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提供了一份（中亚）各城市和地区向外输出货物的清单，清晰地勾勒出中亚诸地的手工业特色：“从贴尔米兹输出胰子（肥皂）和阿魏（胶）……从布哈拉输出细布、祈祷时跪的小地毯、旅店铺垫、揩用的织物、铜提灯、塔巴里绢、在监狱中制造的马肚带、乌舒蒙尼布、脂肪、绵羊皮油、搽头油；从开尔米尼亚输出小桌布（餐巾）；从代布西亚和维达尔输出维达尔布，这种布被染成同一种颜色，我曾听说巴格达一位素丹称之为呼罗珊缎子；从拉宾姜输出冬用的红色毡斗篷、祈祷时跪用的小地毯、锡制器皿、皮革、坚韧的大麻和硫黄；从花剌子模输出黑貂皮、白鼬皮、黄鼬皮、伶鼬皮、貂皮、草原狐皮、海狸皮、染色的兔皮和山羊皮，以及蜡、箭、白杨树皮、裘皮高帽、鱼胶、鱼牙、蓖麻油、龙涎香、鞣制的马皮、蜂蜜、榛子、猎鹰、剑、铁甲、桦树皮、斯拉夫奴隶以及羊和牛。以上所有这些从花剌子模输出的货物都来自布加尔人那儿。不过，花剌子模也输出葡萄、许多葡萄干、杏仁糕点、芝麻、条纹布织品、地毯、毛毡料、王室送礼用的缎子、穆尔哈织品做成的罩单，以及锁、阿兰吉布，只有最有劲的人才能拉开的弓、拉赫宾（一种干酪）、曲子、鱼、小船；撒马尔罕输出银白色织品、当地产的毛织品、大批的铜器、工艺酒杯、帐篷、马镫、马勒和皮带；从季扎克输出上好羊毛的毛料；从白纳肯特输出突厥斯坦布；从赭时输出马皮制的高马鞍、箭袋、帐篷、皮革、斗篷、祈祷时跪用的小地毯、皮披肩、亚麻子、良弓、劣质的针、棉花（出口到突厥人那里）、剪刀；从撒马尔罕还向突厥人出口锦缎、以‘马尔吉尔’之名著称的红色织物以及锡尼齐布、许多生丝和丝织品、榛子和其他坚果；从费尔干纳和白水城输出突厥奴隶、白布、武器、刀剑、铜、铁；从塔拉斯（怛逻斯）输出山羊皮；从沙尔吉输出白银；从突厥斯坦和胡塔梁（珂咄罗）往这些地方赶来的马和骡；布哈拉的鲜肉和一种称为阿什沙克的甜瓜、花剌子模的弓、赭时的瓷器以及撒马尔汗的纸。这些物产是无与伦比的。”

[333]

这段冗长的引文反映的是萨曼王朝统治期间河中地区诸城镇的输出商品。大致可以分为纺织品、兽类制品、手工业制品等类别，多是河中各地的土产。虽在名单尚未明确列出中国的产品，但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纺织物及其他丝路商品已在中亚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同时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两点信息：

一是汉文史料所反映的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商品主要是进贡品，但这远远不足以反映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贸易商品的全貌，实际的情况恐怕要比汉文史料所反映出的丰富得多。当然，也有中国产品辗转到中亚地区。巴托尔德就此指出，阿拉伯征服者曾在河中地区见到许多中国产品，而中国产品在河中的销售量必然已随河中当地工业的发展有所降低。此后阿拉伯人所有精工巧制的器物都称作中国的。由此可见中国工匠的技巧给予穆斯林以何等深刻的印象

[334]

。当然，中国工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还与唐怛罗斯战役后中国工匠流落中亚有一定关系。总之，受史学家收集资料以及记录的选择性等因素的限制，我们对基层社会的陆上丝路贸易品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实际上，一些陆上丝路商品具有较强的“渗透性”，例如一些丝路商品还进入了敦煌僧尼的普通生活。在敦煌文书P.2567背《癸酉年（793）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物品》中就有“琉璃瓶子一，鍮石瓶子一，珍珠廿四线，玛瑙珠子八十四枚，琥珀二，鍮石钗子六十四只”

[335]

，珍珠、玛瑙、琥珀、琉璃瓶子、银器等这些丝绸之路贸易中的珍稀物品也是敦煌寺院施物中的“常客”。

二是由于受到这一时期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陆上丝路商品具有浓郁的地域性。丝路商品犹如运动场上的接力棒辗转流动，形成了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中继贸易。当然，我们并不排除在朝贡贸易中长途贩运的存在。

由于唐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在贸易形式、贸易规模等方面具有很大的不同。贸易商品或者朝贡的物品是分析五代和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特点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为了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兹列表如下：

表2-5 唐宋朝丝路贡品及外来物种之对照

[336]

续表

[337]

续表

续表

续表

从上表所反映的朝贡主体看，唐代的朝贡者主要是昭武九姓、波斯、吐蕃、于阗以及东罗马等，而五代及宋代的朝贡者则主要为回鹘、于阗、吐蕃，大食也有一定次数的来贡。从朝贡贸易的客体看，唐时从陆上而来的外来物品较为丰富，有人、动物、花草树木、药物、纺织品以及珍奇异宝等，内容十分庞杂；五代及宋代从陆上而来的物品虽较为丰富，有一些物品尚未列入表中，如大尾羊、羱羊、羚羊角、白鹘、野马皮、黄矾、梧桐律、鸡舍香、龙脑、胡黄连、麝香、木棉锦、椰枣等，但总体上讲，与唐代相比就显得有些单薄了。当然，这仅仅是史料所反映的状况，因为史家记述的多为上层社会的状况，至于丝路对于民间的渗透和影响就鲜有反映了。加之此表反映的是唐宋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并不代表宋代对外贸易的中衰。此外，对比唐宋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物品，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药物、宗教用品等，奢侈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五代以后，这种趋势则更为明显。以上列举的物品均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商品，有些商品既是输入品，又是输出品，例如作为赏赐（见表2-6），黄金银制品和麝香（也有可能是中国所产麝香）也作为回馈品出现，但这并不能视为普遍现象。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官方文献中记载较少，但通过前引于阗使人买茶的信息，可以推断茶叶也应是重要的赏赐品和丝路回流商品。至于宋代陆上丝绸之路其他输出商品问题，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丝织品的输出问题。

丝绸之路的得名主要出于中国丝绸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宋代时期是否继承了汉唐帝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出丝绸织品的传统？宋代我国的丝绸生产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宋代部分桑蚕丝织生产已脱离农业生产，作为独立的家庭手工业已趋于专业化、商品化。而桑蚕丝织生产的商品化又促进了其内部桑、蚕、丝、织生产过程的加工；“机户”的出现，标志着家庭丝织业向手工业作坊的转变，表明了宋代丝织业商品性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38]

。宋代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丝绸生产的规模也有发展，尤其是民间生产规模空前扩展。史载杭州街巷“竹窗轧轧，寒丝手拔，春风一夜，百花尽发”

[339]

，成都百姓“连甍比室，运针弄杼，燃膏继昼，幼艾竭作，以供四方之服”

[340]

。这一点也可以从北宋与辽夏金政权的求和赔偿中体现出来，大量丝织品输往北国。在10世纪伊斯兰著作中,也提及中国的丝绸：“在上帝所有造物中，该帝国（中国——笔者注）的居民是在绘画和所有艺术中手最灵巧者。任何一个其他民族在任何伙计方面都无法超过他们……有一个人在一块丝绸织物上绘制了一谷穗和落在上面的一只麻雀，其作品的精致使观众的目光也肯定会发生错觉。”

[341]

《突厥语大词典》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丝织品的词条或信息，如“锦缎。秦制造的红色的绣有金丝线的丝织品”

[342]

。“绢子。一种秦绸，有红、黄、绿等各种颜色。”

[343]

“缎，绸缎。桃花石汗的绸缎多，也不能不量而裁。”

[344]

该书中多次出现来自秦地的丝绸或丝织品的专门词汇。此外，从宋代海外贸易的角度看，无论是对南海诸国还是东亚的日本和朝鲜，丝织品是必不可少的贸易品。

[345]

此外，在巴黎所藏的宋初和田文书P.2958明确记载了使者带回大量丝绸的信息：“我已把这二百匹丝绸的东西从很远的地方带到夏国，现在我不能送这样大的一份礼物了，因为我作为信使在这里周游。至于这些二百匹丝绸东西，我把一百五十匹丝绸作为贡品献给王廷，五十匹丝绸给你。”

[346]

加之丝绸制品适宜陆上驼队运输，综上判断，丝织品应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出品。

表2-6 宋朝回赐诸蕃物品之统计

续表

二是是否有瓷器通过陆路进入西域及中亚地区。

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瓷器已经成为宋代海上贸易的重要输出品，出现了一批专供出口的外销瓷器。这些情况在伊斯兰古籍中也有所反映，不少古籍中记载了中国瓷器在伊斯兰世界大受欢迎的情况。例如成书于宋代时期的《地名词典》记载：“某国王遗留的大批金银财宝和稀世珍品中有……14箱中国瓷器和精致豪华的玻璃器皿。”

[347]

成书于9世纪的伊斯兰著作《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伊历134年（756）条下记载：“艾布·达乌德在杀死国王及其下属时，得到许多他从未见过的镶刻黄金的中国瓷器，以及全部用锦缎所做的中国马鞍，还有大量中国的奇珍异宝。”

[348]

在成书于9世纪的《乐府集成》中同样提到中国瓷器：“这精美绝伦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有巧夺天工者描绘的画图。刚刚还是件旷世难觅的珍宝，转眼便成羊犄角下几片碎物。”

[349]

成书于13世纪的《名人全传》载：“当他的女儿语素丹的儿子阿努克大婚之际，我（作者）正在开罗，看到了从他家向城堡走去的送礼队伍。脚夫的数量是：扛绣花锦缎扶手椅40个……中国瓷器33个，镏金玻璃（器皿）12个。”

[350]

现在尚不能判断上述文献中中国瓷器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中亚地区的，但不排除从陆路传入的可能，这是因为：一些考古发现表明瓷器也是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出品，例如在青海阿拉尔宋墓中曾出土过一只白瓷碗，是宋代黑白瓷碗中常见的一种

[351]

，推测是通过陆路辗转而来。另外，近年来在辽代墓葬中陆续发现了来自西方的玻璃器皿，显然是从陆路传入的。三上次男曾经考察了伊朗的内沙布尔一、赖伊等遗址，并发现了9—13世纪宋代的中国陶瓷。同时指出，9—10世纪以后通过陆上交通路线把若干中国陶瓷运往西方，但把大量中国陶瓷普及到西方世界主要还是依靠海上交通。

[352]

玻璃与瓷器均属于易碎、不易携带和运输的产品，既有西方玻璃器皿通过陆路进入中国，瓷器也可以是陆上丝路的输出品。当然，这还需要更多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证实。

五 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丝路贸易在民间贸易中的状况和渗透

就汉文文献所反映的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状况而言，多为官方贸易或者朝贡关系，尤其是正史或者官方的文献记述者所及的范围。作为一条沟通东西的贸易通道、文化通道，其价值不仅仅表现于官方之间的交往。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对于民间的渗透和影响的意义更为深远。虽然五代及宋代社会中没有唐代那样浓郁的“胡风”影响，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来自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兹从贸易者进入内地的状况、贸易商品的渗透状况以及丝绸之路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等三方面进行考述。

第一是丝路贸易者进入内地的状况。

五代、宋代，除了官方文献所反映的一批批朝贡者进入中原外，是否有通过陆上丝路入居中原的西域或者中亚胡商和居民，很值得探讨。笔者注意到，在《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榼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353]

这段史料不仅记载了丝路行旅的艰难，可以帮助今人了解陆上丝路商旅的状况，同时文献出现“回回国”“回回”等概念，明确指出一些回回人曾定居中原。

学界对“回回”一词的内涵颇有争议。依杨志玖先生观点，“回回”一词从唐宋时期的“回纥”“回鹘”音转而来。在元代，“回鹘”已改称“畏兀尔”或“畏吾尔”等词，“回回”则主要用以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诸民族。有时又有泛指一切西域人、色目人

[354]

。“回回国”在宋元文献中均有出现

[355]

，是指中亚地区的某个政权（姚从吾、张星烺、杨志玖等先生认为《蒙古秘史》中的“回回国”即指“花剌子模”。不过章巽认为“回回国”实指西部“喀喇汗王朝”而言

[356]

）。虽然这些概念在学界尚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回回国”是指中亚或者西域的某个政权，而“回回”则指中亚、西亚或者西域地区的某一类人。值得注意的是，“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癸辛杂识》的作者周密为南宋晚期人，因此这则史料至少表明在南宋晚期或元代早期已有不少西域及中亚居民入居中原的事实。文献的前半段讲述了陆上丝路的艰难行程，因此不排除这些入居内地的回回人是经陆上通道而来。也有一些入居内地的回回人善于经商而成为富商巨贾者：“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女少无子，官没其家赀，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省中有榜，许人告首隐、寄债负等。”

[357]

反映的是经营海上贸易而致富。还需注意的是，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三只骆驼，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从后两只骆驼间的距离观察，在西门洞中应该有四五只骆驼。再观察骆驼的背部，负载着很多物品，并且被捆绑起来。周围的路人驻足观看骆驼，有些好奇的样子。显然，作者的初衷是想表现一支由七八只骆驼所组成的商队。商队是由西门进入京城的，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夏、吐蕃甚至西域的朝贡者或者丝路商旅

[358]

。甚至一些胡商假借杂耍，实则兜售货物。记载：“京师货药者，多假弄狮子猢狲为戏，聚集市人。”

[359]

这些会舞弄狮子的买药者很有可能是从西域而来的。此外，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的明代《怀宁马氏宗谱》中《志尚公弁言》载：“吾族系出西域鲁穆。始祖讳系鲁穆文字，汉译马依泽公，遂以马授姓。宋太祖建极，初召修历，公精历学，建隆二年（961），应召入中国，修天文。越二年，成书，由王处讷上之。诏曰可。授公钦天监监正，袭侯爵。”

[360]

若此文献记载真实，说明北宋时期尚有西域胡人定居中原。

除了官方贸易外，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或者私人贸易也一直存在。例如史载：“回鹘、于阗皆遣使来贡方物。回鹘使者道由灵州，交易于市，知州段思恭遣吏市碙砂，吏与使者争直忿竞，思恭释吏不问，械系使者数日始贳之。使者归，愬于其国，回鹘可汗遣使赍牒诣灵州询械系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报。自是数年，回鹘不复入贡。”

[361]

回鹘使者在灵州市场交易硇砂等丝路商品，当属民间贸易。又“大观四年（1110）五月四日，诏诸西人入贡，诸色人私有交易，编栏使臣不觉察者徒两年，引伴官与同罪，管勾行李、马驼，使臣减一等，并不以赦降去官原减”

[362]

。“私有交易”应是民间贸易的性质。甚至在内地出现了回鹘富商大贾：“且回鹘有田姓者，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俱言民物繁庶，与乣同说达人治兵入寇。忒没真忿其欺凌，以此犯边，边州悉败死。燕虏谓鞑人曰：‘我国如海，汝国如一掬沙，岂能动摇？’鞑人至今老幼皆能记此语。”

[363]

讲的虽是南宋晚期、元朝早期的情况，但富商巨贾的形成并非短时所致，应该是回鹘商人长时期经营的结果。

丝路的民间贸易在西北也有渗透，已经融入宋代西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当中去，并与西北边贸交融于一体。宋朝对茶叶等输出商品加以管理和控制：“准敕熙河、秦凤、泾原三路合用茶，依旧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三路，许商旅通贩。今欲乞仍以永兴、鄜延、环庆为所部，及以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司为名，并措置划一。”

[364]

文献中的“商旅通贩”不排除丝路商旅的可能。民间贸易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回鹘商人在北宋东京经营高利贷。史载：“是月，诏开封府，凡出榜示众，并当具事听朝旨。初，本府榜街，止绝牙保引致民家卑幼举借回鹘财者，上曰：‘国家惠绥远人，天下无外，京师四方所凑，岂可指言回鹘耶？’故有是诏。”

[365]

甚至回鹘的民间交易引起京城银价的波动：“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回鹘所市入蕃。”

[366]

可见回鹘商人在内地业已形成了一定影响。

第二是丝路贸易商品的渗透。

民间贸易的另一个重要观察点就是丝路贸易商品的渗透。当时西北河湟地区云集丝路商旅，进行贸易：“厮啰居鄯州，西有临谷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

[367]

讲的显然是丝路商旅云集河湟的状况。茶叶是宋代陆上丝路贸易的重要回流商品，通过入贡等方式使得茶叶大量涌入这一地区，成为宋代西北区域经济重要特征，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灵州、秦州、熙州等丝路重镇，为宋朝获得一定的税收。熙河经略司言：“本路州军皆新造，其商货已经秦凤路所历城寨收纳打扑，欲乞比秦凤路三分减一。”诏依所奏。而财用司以为：“商旅虽经秦凤路城寨，缘贩物至极边，获利甚厚，兼逐司既尝取中裁损，毋得过税钱，则贩家蒙利已多。乞复收打扑，依秦凤路例。”又言：“昨以粮草阙乏，结籴免打扑。其后，商人缘以为奸，影挟私籴，乞亦依例打扑。故有是诏。”

[368]

虽然秦凤路地处极边，但缘何获利甚厚，以致商人争相前往呢？笔者以为这不仅与秦凤路地处北宋疆土的西缘，财用匮乏有关，同时恐怕与陆上丝路贸易有一定关系。商人在这里的交易对象不少属于丝路商品。这一点在文献中也有体现：“厮啰地既分，董毡最强，独有河北之地，其国大抵吐蕃遗俗也。怀恩惠，重财货，无正朔。市易用五谷、乳香、硇砂、罽毯、马牛以代钱帛。”

[369]

乳香、硇砂不属于吐蕃的特产，是典型的外来商品。显然，吐蕃在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进行丝路中转贸易。北宋政府为了方便西蕃贸易，特别设立多处贸易据点，文献称之为“唃家位”：“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独唃厮啰一族最盛，虽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为藩翰。陕西州县特置驿，谓之唃家位，岁贡奉不绝。”

[370]

而秦州、熙州何尝不是这样呢？实际上，民间流通的丝路商品地区范围远比官方的朝贡贸易的范围广，因为一些民间贸易的丝路商品是通过转手而得。郑炳林先生从敦煌文献中辑出晚唐至五代时期敦煌市场的20余种外来商品，并指出“晚唐五代敦煌对外贸易的地区范围非常广泛，种类丰富，东到中原及朝鲜……西到波斯、印度和东罗马，出产于这些地区的药材、香料、银器、珠宝在敦煌市场比较常见”

[371]

。《突厥语大辞典》载：“一种海鱼的鳍，从秦运来。据一些人说，这是一种树根，可用它制作刀柄，靠它能试出饭里有毒与否。将它放在肉汤和饭里，饭不加火也翻滚，如果放在碗里，没有热气也能出水珠。”

[372]

这里记载物品难以确考，但可作为10—13世纪陆上丝路贸易品广泛性的一条佐证。

丝路厚利吸引了不少丝路商旅从事民间或者私人贸易，甚至还存在着走私丝路商品的情况

[373]

。北宋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不断出台政策进行规范与引导。例如，对丝路商队的规模进行限制：“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二十五日，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阕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买卖婉顺开谕，除乳香以无用不许进奉，及挟带上京并诸处货易外，其余物并依常进贡博卖。”

[374]

由于丝路贸易有厚利可图，一些商人尽力去逃避“关税”：“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言：‘卢甘、丁吴、于阗、西蕃，旧以麝香、水银、朱砂、牛黄、珍珠、生金、犀玉、珊瑚、茸褐、驼褐、三雅褐、花蕊布、兜罗绵、碙砂、阿魏、木香、安息香、黄连、氂牛尾、狨毛、羚羊角、竹牛角、红绿皮交市，而博买牙人与蕃部私交易，由小路入秦州，避免商税打扑。乞诏秦熙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博买牙人，引致蕃货赴市易务中卖，如敢私市，许人告，每估钱一千，官给赏钱二千，如此则招来远人，可以牢笼遗利，资助边计。’”

[375]

北宋沿边地带走私现象也时有发生。由于乳香等丝路商品的大量涌入，引起北宋政府的警觉，最后不得不强令限制乳香进入内地：“（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唯赍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

[376]

第三是丝绸之路对于内地民间社会的影响。

唐代，胡风盛行，首都长安的衣、食、住、行、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都表现出胡化的色彩。

[377]

宋代以降，西来之风对于中原的影响明显地不如前朝，宋朝似乎缺乏开拓陆上丝绸之路的强烈意识和雄心壮志，不过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加之受到唐代胡风盛行“余绪”的影响，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胡文化”在宋代民间社会中尚有一些气息。例如《靖康缃素杂记》卷2“汤饼”条下载：“又肃宗实录云：‘杨国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饼。’安可易胡为炉也，盖胡饼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转音呼胡饼为胡饼，呼骨切，胡桃为胡桃，亦呼骨切，皆此义也……传之于今，时人不得其名，遂以其号目之曰鉴虚，往往俗字又加食旁为鉴虚字。然则胡饼谓之胡，义可知矣。”

[378]

讲的是虽然宋代东京人不知道“胡饼”之名来由，但胡饼尚在东京流行。胡床也很普及：“宗悫时使陕西未还，会朝廷以金饰胡床、金汲器赐唃厮罗。”

[379]

其他丝路商品在宋代民间社会中也有渗透。乳香、硇砂、白氎、琥珀等外来商品或出现于宋代的药方之中，或成为民众喜爱的物品。这一点前已论及，兹不赘述。需要补充的是，宋人所认为的胡文化或者胡俗多指西夏、吐蕃、契丹等周边民族，这一点与唐代略有不同。例如，史载：“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髡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糗粮，诈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

[380]

这里的胡服、胡语应指党项人的服装、党项人的语言。此外，北宋东京在音乐舞蹈、饮食以及外来服饰等方面均受到西域或北方诸蕃的影响

[381]

。

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尚能找到一些民俗学方面的参考。《癸辛杂识续集上》“金凤染甲”条下载：“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涤不去，可经旬，直至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老妇人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戏。”

[382]

杨怀中认为文献中的染甲之俗流传至今，今天青海、甘肃一带，回族妇女盛行以凤仙花染指甲的习惯，他们仍叫凤仙花的阿拉伯名，曰“海纳”

[383]

。至今仍在使用。

（二）陆上丝路贸易对北宋经济的影响

就丝绸之路朝贡贸易而言，其对宋朝经济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讲，朝贡贸易进一步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宋朝的税收。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指出宋时西北业已形成的区域市场有三大支柱：京兆府、秦州和太原。而西北地区的朝贡贸易则为秦州这一边贸中心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无论是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还是西域的于阗，秦州是其向中原进贡的中转站，也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在宋朝对朝贡贸易作出一定限制后，一些西来商品便在秦州就地处理。如元祐二年（1087）十月十三日，“（宋朝）诏于阗国使，以表章至则间岁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

[384]

。宋朝还允许龟兹在熙、秦州就地买卖：“熙河经略使以其罕通使，请令于熙、秦州博买，而估所赍物价答赐遣还。”

[385]

这样，秦州逐渐成为西北诸蕃进行丝路贸易的场所。不仅西北诸族从中得到不少实惠，而且宋朝也获利不少。中原政府在此设立了市易务来管理西北边贸，由此带来了可观的商税收入。尤其是在熙宁开边以后，商税迅速增长，熙宁十年（1077）仅秦州在城商税就达79959贯372文

[386]

。《宋史·食货志》载：“元丰三年（1080），经制熙河边防财用司会其置司以来所收息：元丰初四十一万四千六百二十六（414626）缗、石，次年六十八万四千九十九（684099）缗、石。”

[387]

增长率为65%。可见西北地区的丝路贸易的确给宋朝带来极大的经济利益。管勾秦凤路经略使机宜文字王韶就曾讲：“沿边州郡唯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资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欲于本路置市易司，借官钱为本，稍笼商贾之利，即一岁之入，亦不下一二千万贯。”

[388]

然而，大量域外商品涌入中原，对宋朝经济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主要是引起金银价格的上涨和铜钱的紧缺。金、银首饰往往是宋朝通用的交换品。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甘州进奉节度使翟符、守荣等请从祀汾阴，礼成……诏赐可汗王衣着五百匹、银器五百两、晕锦、旋襕金腰带；宝物公主衣着四百匹、银器三百两；左温宰相衣着二百匹、银器百两。又召其使出御剳子，以银瓶瓶、金首饰赐之。”

[389]

随着交易量的扩大，宋朝大量的金银制品外流，直接导致金银价格的上涨，政府不得不出手进行限制

[390]

。同时，由于在香料贸易中要吸收大量铜钱，政府对此也进行了约束：“大中祥符七年（1014）五月十七日，诏应入中交引请乳香者，元保铺户引客于监处当面支给。十九日，诏应假香、回讫香……私下便钱，令京城门商税院缉逐告捉；榷货务不须巡捕。”

[391]

可见朝贡贸易引起金银价格的上涨以及铜钱的紧缺也为宋人所觉察

[392]

。宋朝通过设立市易司等手段，尽力将民间贸易收回为政府所统辖，而且对朝贡贸易的流通量做出一些限制以缓解金银价的上涨以及铜钱的外流。丝路贸易还引起了北宋白银货币化。白银不但被北宋王朝用于回赐，还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在民间贸易活动中，白银也是东来商人们主要的购买对象

[393]

。白银的交易量也十分庞大。钱伯泉先生根据王韶的奏章分析，北宋时期西域各国商贾在北宋秦凤路所经营的民间贸易总额不少于7500万贯，相当于500万两白银

[394]

。因此，陆上丝路贸易势必引起北宋白银的外流。

此外，由于在朝贡贸易中，有相当数量的输入品为纯粹的奢侈消费品

[395]

，既不能用于生产，又不能刺激本国的经济发展。陆上丝绸之路商品主要供上层社会使用。政和二年（1112），徽宗召蔡京等九人，宴于太清楼，蔡京作记云：“出内府酒尊、宝器、琉璃、水精、玻璃、玉，曰：‘以此加爵，致四方美味。’螺蛤虾鳜白、南海琼枝、东陵玉蕊、与海物唯错……”

[396]

这里的琉璃、玉等应从域外而来。当然，作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北宋东京的富人阶层恐怕也是丝绸之路商品的重要消费群体

[397]

。例如宋时贵族对于香料的消费就十分可观：在饮食、待客、焚香、熏香、佩香、沐浴、书写等许多方面离不开挥霍使用香料。香料极大地丰富了宋朝贵族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他们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常物

[398]

，宋代甚至出现了香料的专门著述，如洪刍的《香谱》

[399]

、叶廷珪的《名香谱》等。权贵及上层人士消费陆上丝绸之路贡品的现象与宋代的海外贸易的情形相一致。海外贸易自产生以来，进口品的主要消费者就是皇宫内廷和封建权贵，民间很少问津，到了宋代，民间消费显著增加，消费量也日益扩大。但宫廷和权贵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消费阶层，特别是进口品中的珍贵商品主要仍是这一阶层享用的

[400]

。这种畸型的消费方式显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极易引导输入国经济走上畸型发展的道路，但这些外来商品的输入以及对外交往的扩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交融和进步，例如香药的大量输入，使得人们对香药药用价值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促进了一些新药的开发

[401]

。从这一点上看，朝贡贸易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三）南宋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

由于南宋偏安东南一隅，中有西夏、吐蕃等政权与西域阻隔，从陆上与西域、中亚等地区交往极为不便，因此学界对于南宋陆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鲜有论述和关注，文献记载也甚少，这里仅就此问题提出几点想法。

第一，无论官方文献还是私人著述对于南宋与西域和中亚的交往鲜有记述。无论是有关南宋官方文献还是私人笔记野史，鲜见西域及中亚政权之间官方贸易（包括朝贡贸易）的记载，诸如《宋史》《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等。显然，宋室南渡后，南宋与西域以及中亚地区为割据政权所阻隔，陆上联系极为不便。当然，南宋偏居江南一隅，以海为邻，海运相对发达，许多香料等丝路商品多从海上输入，无须经营陆上丝绸之路的必要。而且，由于交往减少，南宋人对于西域及中亚的知识还相当有限。甚至不知道今西北常见的灌木红柳：“灵寿杖出西域，自黄河随流而出，不知为何木？其轻如竹，而性极坚韧。又有赪柳，色如红玉，亦可为杖，能辟雷，每雷作时，杖头皆有火光，殊不可晓。又有大桃核如升，可以破而为碗，皆自黄河流下，不知何国物也？”

[402]

文献中的“赪柳”应为红柳，是西北地区一种常见的耐碱植物。显然，作者对于黄河与西域的关系以及西域的物产等状况知之甚少。

第二，南宋时期有不少中亚穆斯林或阿拉伯人散居其境。前引《癸辛杂识》中回回人定居内地的情况，应该就是中亚或西域居民入居江南的情形。谢和耐也曾指出，当时仍有少量外商在从事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这中间有于1126年随着朝廷南渡的犹太人，有从中亚和印度来的穆斯林，也有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

[403]

。但是，是否有途经陆上通道到达南宋的西域或中亚“胡商”，由于史籍阙载，尚难以确定。

第三，虽然南宋与西域及中亚地区直接的官方或民间贸易联系锐减，但通过与周边民族的各种交流，双方互通有无，包括一些丝路商品，成为具有内敛特征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方式。

南宋与金朝对峙，民族关系颇为紧张，但南宋与北方各民族的经济交流并未中断。相反，由于南宋居江南一隅，成为典型的南方政权，地域之间的差异使得南宋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更加凸显，经济交流成为双方的客观需要。

与辽朝一样，金朝也在沿边地带设立榷场与南宋进行贸易：“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1142）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榷场）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之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邓、颖、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

[404]

由此看出，宋金两国都有设置榷场进行商品交换的愿望，但榷场的兴废受宋金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如在战争期间有可能暂时关闭一些榷场，但同时看到，设置榷场对于宋金双方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因此一旦宋金关系稍有好转，就马上恢复榷场。如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金朝重新开放了泗、寿、蔡、唐、邓、颖、密、凤翔、秦、巩、洮等地的榷场。南宋也在盱眙军、淮西、江西、陕西等地置榷场与北人交易。南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茶叶、大米、布匹、丝绸等。金朝输出的商品则为马匹、人参等名贵药材。除官方贸易外，南宋与金朝之间的民间贸易也很频繁，虽然宋金政权屡禁私贩，但私贩还是频频发生。

[1]
罗丰指出：西夏崛起对于西北陆路贸易有着强烈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显然夸大了西夏国在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作用，其误解多。参见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荣新江指出，10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影响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西夏占领瓜、沙后，征发百姓去进攻宋朝，使敦煌日趋衰落。参见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2]
为了方便行文及对问题的论述，这里的“中西方”分别指中原地区与河陇、西域和中亚等地区。郑炳林指出：晚唐、五代敦煌的贸易市场的国际化，虽然受到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不能与盛唐相提并论，但是仍然起着国际化商业贸易市场的作用。其表现在市场商人以从事国际商旅和外来商旅为主；其次外来商品充斥了敦煌的整个贸易市场，使用货币有以金银钱币和金银器皿为主的硬货币，所以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是很高的，它仍然是晚唐、五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都会城市。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载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3]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3页。

[4]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7页。

[5]
实际上，五代时期通过陆上通道而进行的东西交流尚有考古资料的证据。例如1992年，在陕西省彬县底店乡一座被盗的古墓中发现56块砖雕（多数是从村民手中追回的），其中在甬道东壁上砖雕为胡人舞者的形象。其头戴黑色幞头，幞头两脚很短，紧束后扎于左侧耳际；深目下凹，高鼻隆起，双唇闭合，颌下蓄络腮长须。另一胡人男子也是高目深鼻，上唇留八字胡，下蓄连腮须的形象。参见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第11期。“高目深鼻”往往是西域或者中亚胡人的基本体质特征。在彬县五代墓葬中出现的胡人舞者形象，是当时内地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生动反映，体现出陆上丝绸之路的继续而尚未断绝。彬县是从灵州道进入关中的关口，也是处于唐时丝绸之路的北道之上。在其地发现胡人形象，显然与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背景有关。

[6]
《新五代史》卷9《后晋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页。

[7]
《新五代史》卷10《后汉隐帝本纪》，第104页。

[8]
便于分析问题，兹将北宋时期的情况一并列出。

[9]
（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参见杨建新编《古西行纪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10]
［日］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贺昌群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4页。

[11]
（宋）洪皓撰，阳羡生校点：《松漠纪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1页。

[12]
刘玉权：《关于沙洲回鹘洞窟的划分》，《1987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13]
杨富学、牛汝极：《安西榆林窟25窟前室东壁回鹘文题记译释》，《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14]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5]
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西夏纪》卷11，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

[16]
《西夏纪》卷12，第276页。

[17]
《辽史》卷22《道宗纪》，第267页。

[18]
《辽史》卷14《圣宗纪》，第156页。

[19]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0]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第7715页。

[21]
同上。

[2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三，第7851页。

[23]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中华书局（影印版）1989年版，第3919—3920页。

[24]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25]
《宋史》卷4《太宗本纪》载：“雍熙元年五月壬子，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贡。”讲的是波斯外道与西州回鹘一同进贡中原，与《宋史·天竺传》的记载略有差异。考虑到两种记载均是雍熙年间的事情，笔者认为两种讲法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26]
《宋史》卷490《高昌传》，14112页。

[27]
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析》，《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载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29]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3页。

[30]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8页。

[31]
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32]
严耕望：《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载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3]
周伟洲：《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134页。

[34]
陈守忠：《北宋通西域的四条道路的探讨》，《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35]
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

[36]
［日］长泽和俊：《唐末、五代、宋初的灵州》，载［日］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7]
［日］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

[38]
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39]
罗丰：《固原隋唐墓中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载罗丰《胡汉之间》，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40]
学术界在夏州城址的废弃时间上存在着很大的误解或认识上不到位的地方。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北宋初年宋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居之地”。并于淳化五年（994）下令废毁夏州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如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王尚义等《统万城的兴废与毛乌素沙地之变迁》，《地理研究》2001年第3期；邓辉等《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41]
杨蕤：《西夏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生态与植被》，《宁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42]
《西夏书事校证》卷7，第85页。

[43]
《西夏书事校证》卷9，第103页。

[4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己巳，第1651页。

[4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4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戊辰，第7682页。

[47]
周清澍：《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48]
李之勤：《元代陕西行省的驿道和驿站》，《西北史地》1987年第1期。

[49]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1载：“又景泰中，总兵石亨议将延绥一路营堡移从直道，以府谷堡移柴关故城等处，孤山、东村二堡,移野芦川，神木堡移杨家城，柏林、高家二堡移石落涧，双山堡移直溪滩，榆林城移桦林白涧滩，响水、波罗二堡移白土窑，土门堡移白腊峰，大兔鹘堡移滥柴关，龙州城移北城，塞门堡移古窑，清边营移蒯河，宁塞营移察罕脑儿等处，直与安边、定边相对。时亦以徙置烦劳，不果。”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653—2654页。

[50]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3917页。

[51]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7—14118页。

[52]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宋代文献的“夏州”是指西夏或者党项政权，而非指“统万城”。例如，《西夏书事》记载：“端拱二年（989）灵州橐驼口，夏州入中国要路，诸蕃由此贡马京师。”西夏时期的灵州为今宁夏的吴忠市一带，橐驼口在其南面。如果夏州确指今统万城，那么西域商人入贡京师，经过灵州向南行再折而北行到达夏州。显然迂回太多，不会是西域商人所走的路线。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记载：“大食国北来皆汛海，由广州入朝，今取道沙州入京。经历夏州境内，方至渭州。”西域商人河西走廊而来，抵达夏州，再折而到达渭州（今甘肃平凉），显然是一条极不合理的路线。又《宋史·回鹘传》载：“先是，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上述文献中的“夏州”都应该理解为“夏州政权”或者“西夏政权”，才能够讲得通。

[53]
杨蕤：《关于西夏时期丝路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再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唐代关内交通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册）《唐代关内交通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严耕望考论认为唐代夏州是东西南北之通道：东西向可从灵州东经盐州至夏州，达黄河岸，又渡河达太原府；南北向可长安出发经延州、塞门、芦关抵夏州，或者由长安西北行至庆州，再由庆州先循白马川水河谷而北上，越洛水源头地区，度入无定河上源河谷而至夏州也。从夏州北行可至回鹘衙帐。

[55]
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56]
朱士光：《内蒙古城川地区湖泊的古今变迁及其与农垦之关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57]
杨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门〉所见西夏地名考略》，《历史地理》第2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丁酉，第5568页。

[5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乙亥，第6939页。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壬戌，第10623页。

[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癸丑，第11091页。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5，元祐五年七月乙亥，第10715页。

[63]
《宋史》卷464《高遵裕传》，第13575页。

[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淳化五年春正月甲寅，第768页。

[65]
［日］前田正名：《陝西横山の歷史地理学的研究：十世纪、十一世纪におるオルドス沙漠南缘の白于山付近山地に關する歷史地理学的研究》，學術出版教育書籍刊，昭和三十七年（1962）印刷。

[6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6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七，第7722页。

[6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二，第7860页。

[69]
《宋史》卷490《于阗传》，14109页。

[70]
杨蕤：《宋夏疆界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71]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0，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377页。

[72]
《皇宋十朝纲要》卷17。又王安中《初寮集》卷6《定功继伐碑》载：“大观二年，师逾青海，至节占城，草头回纥数万，官其酋豪，通道于阗，底贡宝石，而地辟青唐矣。”可见北宋一度的确占领了青海湖以西地区。有人甚至认为宋朝的西缘疆域曾远达今新疆且末县一带。参见钱伯泉《黄头回纥的变迁及名义》，《新疆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73]
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是罗丰。他指出：“回鹘贡使来往频繁，携带品种类繁杂、数量庞大，谋利色彩甚浓。况且，贡使下还带有商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末以后回鹘人已经完全取代了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昭武九姓粟特人，成为控制这个国际商贸活动的一股新兴势力。”参见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74]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7页。

[75]
学术界一般认为回鹘路的开通是由于吐蕃占据陇右大部分地区。唐朝为了维护东西交流的继续而取道回鹘，故名“回鹘道”，但在具体的开通时间上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看法。

[76]
《新唐书》卷218《沙陀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54页。

[77]
《旧唐书》卷110《辛云京传》，第3314页。

[78]
《新唐书》卷151《董晋传》，第4819页。

[79]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7页。

[80]
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5期。

[81]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七月，第7265页。

[82]
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5期。

[83]
哈密顿编号23号回鹘文书讲到：“我们的岳父粟特匐、岳母夫人和家中/老小：匐·叶干、拜·都督，我们从远方写去问安的信/衷心地祝愿你们快乐、和睦、平安！”参见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可见存在着回鹘人与粟特人通婚的现象。

[84]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八月甲午，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287页。

[85]
陈俊谋：《唐代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影响》，载张志尧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86]
粟特人逐渐淡出丝绸之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例如，郑炳林先生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盛唐时期，敦煌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从事商业贸易的居民，这些人中以粟特人居多。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天宝十年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记载有从化乡的居民服差役的情况，从这些人的姓名上看都是移居敦煌的粟特人，并且盛唐时期时期敦煌贸易市场的主体。敦煌地区的丝路贸易状况是反映丝绸之路东段丝路状况的标示器，如果果真像池田温先生所讲的那样，就意味着以粟特人为贸易主体的丝绸之路贸易鼎盛时代的终结。吐蕃占据敦煌无疑对丝路贸易产生了不小影响，但我国学者也指出，晚唐五代以及归义军时期敦煌依然居住着大量粟特人。这些粟特人中有从事各种商业手工业和医学事业的活动，甚至一些粟特人担任归义军外交使团的头目。归义军还在政权机构中专门设立了宴设司，职责是招待来到敦煌的外地使团，这些使团、商团来自回鹘、于阗、南山、鞑靼、波斯、印度等地。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国际化程度》，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日本学者池田温则认为：吐蕃占据敦煌以后，这一局面出现一些变化。敦煌地区的粟特人基本迁回了中亚地区，留下的少数变为寺院的寺户，从此以后敦煌再没有粟特人了。池田温：《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陆庆夫先生认为吐蕃占领河西以后，遗留下来的粟特人及其后裔汉化倾向较为明显。参见陆庆夫《唐宋间敦煌粟特人之汉化》，《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

[87]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7页。

[88]
陈俊谋：《唐代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影响》，载张志尧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89]
《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1348页。

[90]
《旧唐书》卷127《源休传》，第3575页。

[9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5页。而布尔努瓦认为，760年左右，突厥—回鹘人皈依摩尼教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该民族与他们的西突厥兄弟相互交往的结果。参见［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92]
（唐）李肇、赵璘撰：《唐国史补·因话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页。

[93]
林梅村：《英山毕昇碑与淮南摩尼教》，《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94]
《新唐书》卷196《陆羽传》，第5612页。

[9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0，元丰元年六月辛亥，第7088页。

[96]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97]
蒋致洁：《蒙元时期丝绸之路贸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98]
周伟洲：《五代时期的丝绸之路》，《文博》1991年第1期。

[99]
这里的“回鹘”要根据具体的内容进行判断，可指不同的地区回鹘，这里当作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

[100]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事实上的数目恐怕远远大于此。这是因为：第一，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必有遗漏；第二，更多的朝贡尚未记录在史书中。大中祥符九年（1016），资政殿学士晏殊曾上言：“占城、龟兹、沙州、邛部川蛮至有挈家入贡者，请如先朝故事，令馆伴访其道路、风俗及绘人物、衣冠以上史官。”（《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第7849页）元丰以后，虽然文献中有关回鹘朝贡的记载大为减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鹘朝贡活动就此停止。事实上，回鹘在这一段时期内依然频繁入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载：宣和三年（1121）十月八日，“臣寮言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货易，久留不归者有之。”第7718页。

[101]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468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宋夏间聘使的种类较多，大致有贺正使、生辰使、官告使、祭奠使、谢恩使、进奉贡使等，其中进奉贡使与本文所件的朝贡贸易的内涵相一致。

[102]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十六，第7721页。

[103]
程溯洛：《〈宋史·龟兹传〉补正——兼论高昌回鹘王国中的双王制》，《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04]
田卫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笔者注意到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册》（第六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38—39页）中“西州回鹘”的范围包括塔里木河中下游、高昌、伊州在内的区域。与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0页）中所划分的13世纪的“回鹘国”的范围大体相当。

[105]
钱伯泉：《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106]
文献中还有“大回鹘龟兹”的提法。如《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载：“熙宁五年二月二日，大回鹘龟兹可汗王遣使卢大明都督奉表贡玉、象牙、翡翠、乳香、花蕊布、宿绫、碙砂、铁甲、皮团牌、马、刀剑。”第7855页。

[107]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册），第214页。

[108]
汤开建、吴玉娴：《卢甘国考》，《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109]
黄时鉴、陆国俊等：《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7页。

[110]
黄时鉴：《辽与“大食”》，载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11]
钱伯泉：《宋初西域的大石国及其主体民族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12]
［苏］威廉·巴托尔德著：《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4年版，第40—41页。

[11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页。

[114]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二，第7860页。

[115]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二，第7850页。

[11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一月癸卯，第2342页。

[117]
《挥麈录·前录》卷1，（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1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一三，第7864页。《铁围山丛谈》卷5亦载：“太宗时，灵武受围，因诏西域若大食诸使，是后可繇（由）海道来。” （宋）宋绦撰，沈锡麟、冯惠民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119]
《宋史》卷490《大食传》又载：“（大食）本波斯之别种。隋大业中，波斯有桀黠者探穴得文石，以为瑞，乃纠合其众，剽略资货，聚徒浸盛，遂自立为王，据有波斯国之西境。唐永徽以后，屡来朝贡。其王盆泥末换之前谓之白衣大食，阿蒲罗拔之后谓之黑衣大食。”第14118页。文献中的大食指的应是阿拉伯帝国。《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三》记载大食与占城（今越南）的习俗相近：“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东至海，西至云南，南邻真腊，北抵欢州。其人，俗与大食同。其乘，象、马；其食，稻米、水兕、山羊。鸟兽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尝通中国。”显然“此大食”不大可能为北宋时期西亚或者中亚的内陆政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2页。

[120]
（宋）李攸撰：《宋朝事实》卷12《仪注二》，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99—200页。

[121]
（宋）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页。

[1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己未，第7661页。《宋史》卷490《拂菻传》载：“拂菻国东南至灭力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三十程。东自西大食及于阗、回纥、青唐，乃抵中国。历代未尝朝贡。”第14124页。

[123]
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124]
彭树智主编：《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125]
［法］勒内·格鲁塞著：《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03页。

[126]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

[127]
《宋史》卷490《拂菻传》，第14124—14125页。

[128]
（元）刘郁：《西使记》，《古西行记选注》，第239页。

[129]
张绪山：《唐代以后所谓“拂菻”遣使中国考》，《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张星烺指出：《元史·郭侃传》及刘郁《西使记》皆载有富浪国，吾人承认其在西顿城（Sidon）之十字军后裔法兰克人也。佛郎为“Farang”之译音，富浪亦为“Farang”之译音。张星烺：《拂菻原音考》，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187页。丁谦亦认为“富浪在埃及海西，即今法兰西国。洪氏《补传注》谓阿剌伯人称法国曰佛郎。富浪者，佛郎之转音。”参见《古西行记选注》，第249页。从《西使记》内容判断，将富浪定为法国显然有所不妥。富浪即为“拂菻”之转音，应该指塞尔柱帝国。

[130]
宋代拂菻国指何？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是塞尔柱国家罗姆苏丹国；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第三种观点是宋人描绘的拂菻国是一个混合形象，从地域上接近小亚细亚地区，但也有不少对拜占庭帝国的描写。参见武鹏《〈宋史〉中的拂菻国形象考辨》，《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本书从第一种观点。

[131]
敬东：《塞尔柱突厥与中亚》，《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32]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70页。

[13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7，元祐六年四月戊申：“诏拂菻国主别赐衣着二百匹，银瓶、对衣、金束带。”第10943页。

[13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二月乙亥：“拂菻国遣使入贡。”文献所载拂菻国于元祐六年两次通贡，也有可能反映的是同一次通贡的史实。第11186页。

[135]
《新五代史》卷6《后唐明宗本纪》，第61页。

[136]
《新五代史》卷6《后唐明宗本纪》，第63页。

[137]
《册府元龟》卷976《外臣部·褒异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887页。

[138]
《新五代史》卷8《后晋高祖本纪》，第82页。

[139]
《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第3860页。

[140]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6页。

[14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第7715页。

[142]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第7715页。

[143]
同上。

[144]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226页。

[145]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十八，第7848页。

[14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第7716页。

[147]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十二，第7850页。

[148]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149]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十二，第7855页。

[150]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497页。

[151]
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第3期。

[152]
江天健对诸蕃与北宋之间的朝贡亦有统计，并分六个时期：仁宗明道元年至景祐三年（1032—1036）、庆历三年至景（应为皇——笔者注）祐元年（1043—1049）、皇祐五年至嘉祐七年（1053—1062）、哲宗元符元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098—1102）、大观三年至政和六年（1109—1116）、宣和元年至五年（1119—1123），中西贸易呈现中段状态。参见江天健《北宋陕西路商业活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

[153]
钱伯泉：《回鹘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讨论会文集），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154]
关于甘州回鹘与中原的朝贡关系的论述有陆庆夫《论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贡使关系》，《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90 年第1期。

[155]
李云泉：《略论宋代中外朝贡关系与朝贡制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56]
由于朝贡贸易是一种具有官方色彩的贸易行为，随着河西回鹘政权的垮台，可以理解文献中所反映的回鹘朝贡次数减少和退出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回鹘民族与中原贸易的终结。回鹘在西北及中原地区依然存在着回鹘的民间贸易行为。前引文献中讲宣和年间，回鹘散行于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便是很好的证明。

[157]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6页。

[158]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363页。

[159]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7页。

[160]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8页。

[1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0，元祐七年二月辛巳条，第11228页。

[162]
《古西行记选注》，第203页。

[163]
《宋史》卷490《于阗传》载：“（于阗）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源出崐冈山，去国城西千三百里。每岁秋，国人取玉于河，谓之捞玉。”第14106页。《癸辛杂识续集》上“西域玉山”条下载：“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 同书“于阗玉佛”条下也载：“伯颜丞相尝至于阗国开省。于其国中开井，得白玉佛一身，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见筋骨脉胳，已即贡之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阔五尺，长一十七步，即长八尺五寸也。以重不可致。”（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页。

[164]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7页。

[165]
《宋史》卷122《凶礼志》，第2848页。

[166]
《铁围山丛谈》卷1载：“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闲得玉矣，行制而未就，……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阗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后，于阗遂以玉来上，长经二尺，色踰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第8—9页。又（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下》卷3载：“太宗善草、隶、行、八分、篆、飞白六体，皆极其妙，而草书尤奇绝。今上悉赂求编次，凡三十余卷，以于阗玉水晶檀香为轴，青紫绫摽文绵绦，黄绡帕，金漆柜，作龙图阁于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167]
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壬寅，第8638页。

[169]
《魏书》卷102《西域传》载：“于阗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62页。

[170]
《全宋诗》卷98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64—11365页。

[171]
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172]
甘肃省博物馆、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子午岭地区造像塔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173]
荣新江：《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17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4，元丰四年秋七月癸丑，第6712页。

[175]
事实上，汉文史料中所谓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甥舅关系恐为宋朝史官或文人润色加工的结果。《铁围山丛谈》卷1记载：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阗国上美玉。一日绦赴朝请，在殿合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阗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绦、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绦、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咍。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阗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第8—9页。于阗并不理解中原王朝华夷宗藩的体制与礼仪，在于阗眼中，虽然宋朝是阿舅大官家，但并无严格的君臣礼仪概念。以致宋朝的士大夫们看来，于阗所上的表章是十分荒诞可笑的。参见黄纯艳《“藩服自有格式”：外交文书所见宋朝与周边诸国的双向认识》，《学术月刊》2008年第8期。

[176]
宋朝虽然不能有效控制西北、西域大片疆土，但通过赏赐等手段，拉拢当地首领，授以官职，以“遥领”的形式实现对这些疆土的“占有”，实际上仅为一纸空文，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元丰五年（1082）二月癸酉记载，诏：“西蕃邈川首领西平军节度押蕃落等使董毡封武威郡王、赐金束带一、银器二千两、色绢绸三千匹。岁增赐大彩五百匹、角茶五十斤。阿里骨为肃州团练使、鬼章甘州团练使、心年钦毡伊州刺史，各赐金束带一、银器二百两、彩绢三百；进奉使李叱腊钦廓州刺史，增岁赐茶彩有差。”第7789页。又《宋史》卷492《吐蕃传》载：“阿里骨本于阗人，少从其母给事董毡，故养为子。元丰兰州之战最有功，自肃州团练使进防御使。”第14165页。

[177]
J.K.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
'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2）,1942,p.139.

[178]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第7715页。

[179]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二，第7755页。

[180]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第7715页。

[18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182]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第7714页。

[183]
《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第7768页。

[184]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五，第7857页。

[185]
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

[186]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六，第7857页。

[1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5，熙宁十年冬十月庚辰，第6972页。

[188]
我们常能从吐鲁番等地的壁画上看到一队队的马匹、骆驼、毛驴、黄牛负重荷而前进的画面。在丝路商队中，常用毛驴（或者）负责驮运行装，我们在绘画中看见长耳朵的毛驴，其全部鞍辔都很简单，只有一段缰绳拴在笼头上，背上却负有驮鞍。丝路商队最典型的驮兽是骆驼，那种带有双峰、茂密皮毛和宽大蹄子的骆驼被人称为“大夏骆驼”。这种牲畜有时也用作坐骑。其鞍具中仅用一个宽大的环挂在鼻孔之间，然后用一条绳子穿在环上，通过面部的中央绕在角上。参见［法］莫尼克·玛雅尔《古代高昌王国的物质文明史》，耿昇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6—188页。在一件题为“喀喇胡奇借驴契”的回鹘文书中记载：“马年六月初十，/我喀喇胡奇因需要到乌森去的/驮运用的毛驴，便把克普利社/的驴子以运载费二十九/（块）棉布（的价格）租了下来。/当运载后返回时，我将把这头毛驴/跟租金一块如实地偿还……”参见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近年出土的丝绸之路相关的图像资料中确有骆驼、驴等动物运载货物或供人骑乘的画面，也有学者指出，牛车也应是丝路商队运载工具的组成部分。参见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笔者认为虽然出土资料或壁画上确有毛驴、黄牛负载前行的丝路画面，但很可能是用于中短途的运输，陆上丝绸之路长距离的运输恐怕主要靠骆驼等畜力来完成。

[18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第7718页。

[190]
《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44页。

[19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第7715页。

[19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十，第7859页。

[193]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十一，第7860页。

[19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1，元祐二年五月乙丑，第9760页。

[195]
《宋史》卷332《游师雄传》，第10690页。

[19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丙子，第8061页。

[19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三月己巳，第1598页。

[198]
公元1419年，波斯向中国派遣了使团，随行者盖耶速丁老爷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和成见地记载了这次出使中国的旅行记。从其记载的行程看，使团每日的行进速度为25—30公里。［法］阿里·玛扎海里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99]
《铁围山丛谈》卷6记载：“于阗国朝贡使每来朝，必携其宝铛以往返。自国初以来，迄今如是也。我主客备见之，实一铁铛尔。盖其来入中国，道涉流沙，逾三日程无水火，独挈其水而行。携铛者投之以水。顷辄已百沸矣，用是得不乏，故宝之。”第102页。

[200]
［法］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77—79页。

[201]
［英］苏珊·惠特菲尔德著：《丝路岁月：从历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时代和小人物》，李淑珺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6年版。

[202]
本书考述的丝路贸易品均是根据朝贡统计表中出现的商品状况分类列出，同时也是10—13世纪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流入内地的丝路商品。

[203]
《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之二，第7179页。

[204]
宋人李公麟创作的名画《五马图》中，全是来自西北的良马。于阗贡马：凤头骢；唃厮啰贡马：锦博骢；北宋禁军秦马（应为天水一带）：好头赤；于阗贡马：满川花；吐蕃羌部贡马：照夜白。参见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20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壬寅，第8638页。

[206]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4载：“自过古北口，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陇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可见宋时东北地区有骆驼分布。（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校：《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1—232页。《爱日斋丛抄》卷5载：“宋建隆初，王师下湖南，澧鄂之民素不识骆驼，村落妇人咤观，称为山王。拜求福祐者，拾其遗粪，穿系颈上，用禳兵疫。”（宋）叶釐撰：《爱日斋丛抄》，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页。

[207]
西夏境内不仅分布有畜养骆驼，并且有也野生骆驼分布。参见杨蕤《西夏环境史研究三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08]
《东京梦华录》卷1“外诸司”下载：“骡务、驼坊、象院。”第34页。

[209]
《宋史》卷480《 吴越钱氏传》，第13898页。

[210]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在中国内地学者所著的中古饮食方面的一些著作中,如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也未提及骆驼的食用价值。

[2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甲申，第6097页。

[2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十二月癸亥，第2344页。

[2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9，元祐七年正月壬子，第11211页。

[214]
（唐）张籍：《凉州词》。

[215]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156页。

[216]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二册），第153页。

[217]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册），第82页。

[218]
齐东方：《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骆驼》，《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

[2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7，元丰四年十月己未，7661页。

[220]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回鹘》,第916页。

[221]
（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222]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2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亥，第11416—11417页。

[224]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页。

[225]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6页。

[226]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27]
李逸友：《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

[228]
邵国田：《敖汉旗出土的胡人骑狮俑》，《北方文物》1988年第2期。

[229]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230]
《宋史》卷142《乐志》，第3351页。

[231]
《涑水记闻》卷3载：“中立性滑稽，尝与同列观南御园所畜狮子，主者云：‘县官日破肉五斤以饲之。’同列戏曰：‘吾侪反不及此狮子邪？’中立曰：‘然。吾辈官皆员外郎，敢望园中狮子乎？’众大笑。”第50页。

[232]
（宋） 彭乘撰：《墨客挥犀》卷9，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2页。

[233]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八，第7858页。

[234]
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235]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7页。

[236]
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237]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页。

[238]
《东京梦华录》卷9，第164页。

[239]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1载：“集英殿宴金国人使，九盏：第一肉咸豉，第二爆肉双下角子，第三莲花肉油饼骨头，第四白肉胡饼，第五群仙□太平毕罗，第六假圆鱼，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鱼，第九水饭咸豉旋鲊瓜姜。”，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页。

[240]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0页。

[24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卷321，元丰四年十二月戊辰，第7745页。

[242]
《宋史》卷152《舆服志》，第3558页。

[243]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244]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245]
（宋）高似孙撰：《剡录》，（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310页。

[246]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247]
杨蕤：《西夏环境史研究三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48]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249]
《宋史》卷148《仪卫志》，第3461页。

[2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1，元丰元年八月甲寅，第7119—7120页。

[251]
（宋）陈自明编，（明）薛己注：《妇人良方》，（民国）上海大成书局1921年印行，第1—2页。

[252]
《宋史》卷87《地理志》，第2157页。

[253]
《宋史》卷485《夏国传》，第13985页。

[254]
《太平广记》卷460，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772页。

[255]
《宋史》卷484《李筠传》，第13975页。

[256]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245页。

[257]
《宋史》卷1《太祖本纪》，第8页。

[258]
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马、野驴的分布变迁》，《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59]
战俘、奴隶、侏儒、人质、贡人、乐人和舞伎是唐朝主要的外来“人”。参见《唐代的外来文明》，第93—119页。

[260]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8—179页。

[261]
《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3页。

[262]
《宋史》卷270《段思恭传》，第9272页。

[263]
（宋）苏辙：《栾城集》，《四部丛刊初编》（第16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264]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65]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载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266]
学术界对宋代香料贸易的研究多侧重于海上贸易的考察。如白寿彝《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禹贡》第7卷第4期，1937年；关履权《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文史》1963年第3期；李玉昆《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等。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香料贸易鲜有涉足。

[267]
（宋）赵汝适撰：《诸蕃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30页。

[268]
（金）李杲撰：《东垣试效方》卷3，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

[269]
《宋史》卷462《王克明传》，第13531页。

[270]
（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梦溪笔谈校正》，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70页。

[271]
（宋）寇宗奭撰：《本草衍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

[272]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8页。

[273]
（宋）庄绰撰，萧鲁阳校：《鸡肋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0页。

[274]
白寿彝曾在《宋时伊斯兰教徒的香料贸易》一文中（载《禹贡》第4卷 第4期），对宋朝的香料贸易作了一番考察，认为香料贸易是宋朝海上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宋朝的香料应有海路和陆路两个来源。但白文只论述海上来源，并未涉及陆上的香料问题。

[275]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十六，第7857页。

[276]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第7721页。

[277]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8—14109页。

[278]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第7721页。

[279]
（宋）周密撰：《武林旧事》（插图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31页。

[280]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366页。

[28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1006）五月癸亥载：“厮铎督遣使言蕃部多疾，乞赐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紫石英等药，并求弓矢，皆可之。药同而名异者，令驿人辩说给付，使者感悦而去。”第1403页。

[282]
（宋）沈括、苏轼撰，宋珍民、李恩军校：《苏沈内翰良方》，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

[283]
《金史》卷24《地理志》载：“大同府，中，西京留守司……贡玛瑙环子、玛瑙数珠。产白驼、安息香、松明、松脂、黄连、百药煎、芥子煎、盐、捞盐、石绿等。”笔者怀疑金时大同府进贡的安息香并非是其出产，应该是中转而得的。第564页。

[284]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四，第7851页。

[285]
（唐）刘恂撰：《岭表录异》，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286]
（唐）孙思邈撰：《千金翼方》卷3，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版，第33页。

[287]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3页。

[288]
《隋书》83《西域传》，第1850页。

[289]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页。

[290]
（宋）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223页。

[291]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载：“沈存中辨鸡舌香为丁香，亹亹数百言，竟是以意度之。唯元魏贾思勰作《齐民要术》，第五卷有合香泽法，用鸡舌香，注云：‘俗人以其似丁子，故谓之丁子香。’此最正确，可引之证，而存中反不及之，以此知博洽之难也。”第107页。

[292]
《太平御览》卷367《人事部八》，中华书局（影印版）1995年版，第1692页。

[293]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294]
［意大利］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马可·波罗游纪》卷1，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行纪》对此段的描述有所不同，如在冯承钧翻译的本子中为：“取麝香之法如下：捕得此兽以后，割其脐下之血袋。袋处皮肉之间，连皮割下，其中之血即是麝香。其味甚浓，此地所产此兽无算。”第163页。

[295]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二）》，《阿拉伯世界》2002年第4期。

[296]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页。

[297]
《北史》卷97《西域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238—3239页。

[298]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7页。

[299]
《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02页。

[300]
（宋）苏辙：《次韵子瞻麻田青峰寺下院翠麓亭》：走马红尘合，开怀野寺存。南山抱村转，渭水带沙浑。亭峻朱栏绕，堂虚白佛尊。烦襟喜修竹，倦马乐芳荪。白氎柔随手，清泉满照盆。尘颜洗濯净，髀肉再三扪。馈食青蔬软，流匙细粟翻。老僧勿施敬，对客说山门。

[301]
（宋）吴则礼：《寄济川》：皮白氎西窗暖。种种霜毛短。小春何处有梅花。想见水边篱落、数枝斜。殊方他日登楼句。好在孤吟处。五年拼落醉魂中，试觅酒垆陈迹、问黄公。

[302]
《古西行记选注》，第203页。

[303]
从敦煌卷子中可以看出西州（吐鲁番）地区也生产棉花和棉布，如敦煌文书P.2706《年代不明某寺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中有“西州布一丈二尺”的记载。吐鲁番回鹘文书中也有大量有关棉布交易的契约。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也种植棉花（参见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可见中世纪棉花在西域的种植范围较大。

[304]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305]
《铁围山丛谈》，第96—97页。

[306]
［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页。

[307]
（宋）周密撰：《齐东野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4页。

[308]
姜伯勤：《敦湟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309]
［瑞士］阿米·海勒著：《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霍川译，《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10]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311]
程民生认为兜罗锦出自西夏。西夏进贡的兜罗锦应是转手而得，是为丝路中转商品。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

[312]
1951年在青海省阿拉尔盆地发现一座宋墓，其中两件保存较好的锦袍。据考证该服饰的面料应是文献中记载的“胡锦”。参见赵丰、王乐、王明芳《论青海阿拉尔出土的两件锦袍》，《文物》2008年第8 期。

[313]
林梅村：《狮子与狻猊》，载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314]
《武林旧事》卷3，第96页。

[315]
蔡鸿生：《狮在华夏》，载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316]
《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5页。

[317]
（元）刘郁：《西使记》，《古西行记选注》，第239页。

[318]
《铁围山丛谈》卷5，第97页。

[319]
（宋）周煇撰：《清波杂志》卷8，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页。

[320]
黄时鉴：《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9页。

[321]
《魏书》卷102《西域传》，第3270页。

[322]
《隋书》卷83《西域传》，第1875页。

[323]
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90页。

[32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壬寅，第1603页。

[3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第1628页。

[326]
［法］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327]
《太平广记》卷410，第3335页。

[328]
《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922页。

[329]
《铁围山丛谈》，第97—98页。

[330]
扬之水：《蔷薇水与玻璃瓶》，载氏著《古诗文名物新证》，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331]
《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第5314页。

[332]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

[333]
Barthold,V.V.，Fou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Trans.by V.and T.Minorsky,Leiden,1956-1962.转引自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页。巴托尔德在其《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也引用了此段文字，不过中译版本与本文引文翻译略有不同，例如本书中的“桦树皮”在许译文中为“白杨树皮”，“柔软织物”为“细布”“白蜡器”为“锡制器皿”，“高筒皮帽”为“裘皮高帽”，“扁桃糕”为“杏仁糕点”，“赭时的碗碟”为“赭时的瓷器”等。参见［俄］巴托尔德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7页。

[334]
［俄］巴托尔德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2—273页。

[335]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页。

[336]
本表是根据《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提供的信息制成，出于对比研究的需要，仅将唐代从陆上丝绸之路而来的物品列出。

[337]
《唐会要》卷100记载：“波斯国献活褥蛇，其状如鼠而色青，身长七八寸，能入穴取鼠。”仅从文献尚无法判断该动物是鼬鼠还是白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96页。

[338]
李卿：《略论宋代丝织生产的商品化》，《河北学刊》2001年第2期。

[339]
（宋）晁补之：《七述》。

[340]
（宋）吕大防：《锦官楼记》。

[341]
［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黄金草原》，耿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342]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册），第346页。

[343]
同上书，第446页。

[344]
同上书，第450页。

[345]
陈高华、吴泰同：《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61页。

[346]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347]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三）》，《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1期。

[348]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五）》，《阿拉伯世界》2003年第3期。

[349]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九）》，《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1期。

[350]
葛铁鹰：《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十二）》，《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

[351]
李遇春：《阿拉尔发现木乃伊》，《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

[352]
［日］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李锡经、高喜美译，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4—100、155页。国内学者创办的《丝瓷之路》学刊，研究内容为内陆欧亚史、地中海与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参见余太山、李锦绣主编：《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创刊词”，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足以看出瓷器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353]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8页。

[354]
杨志玖：《回回一词的起源与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355]
《癸辛杂识续集》上“西域玉山条”载：“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去燕数万里。每雨过，山泥净尽，数百里间皆玉山相照映，碧淀子皆高数尺，岂所谓琅玕者耶？”（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9页。又《辽史》卷30《天祚本纪》载：“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第356页。《元史》卷87《官志·百官三》载：“延祐元年（1314），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90页。

[356]
章巽：《桃花石和回纥国》，《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十六辑），1983年。

[357]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页。

[358]
荣新江也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应该与丝路有关，牵骆驼的人则为一名胡人。参见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当然，也有学者将《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与丝绸之路联系起来持反对意见。程民生通过宋朝境内骆驼分布状况的梳理，认为宋时骆驼是北方常见的大牲畜，甚至的宋代的东南地区也有骆驼分布。参见程民生《〈清明上河图〉中的驼队是胡商——兼谈宋朝境内骆驼的分布》，《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当然，宋代骆驼广泛分布与华北甚至东南地区，这一历史史实不容否定，但这一事实与《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来源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关系。宋时中原地区与西域诸蕃的贸易关系持续存在，为了体现北宋都城四方商贾云集、贸易繁盛的画面，在《清明上河图》中增加异域商人的元素也是符合情理的推测。

[359]
（宋）上官融撰：《友会丛谈》，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页。

[360]
转引自毛阳光、石涛、李婉婷《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36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开宝二年十一月庚申，第235页。

[362]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三，第7861页。

[363]
（宋）赵珙：《蒙鞑备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364]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戊寅，第9665页。

[36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甲辰，第1631—1632页。

[36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甲戌，第1521页。

[367]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1—14162页。

[36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9，元丰元年五月甲戌，第7033页。

[369]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3页。

[370]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校：《邵氏闻见录》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

[371]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贸易市场的外来商品辑考》，《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三辑），2000年。

[372]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第三卷），第213页。

[373]
《宋史》卷201《刑法志》：“祥符六年（1013），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第5016页。

[374]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五，第7857页。

[37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元丰二年七月庚辰，第7272页。

[376]
《宋史》卷490《于阗传》，第14108—14109页。

[377]
能够形象地反映唐代胡风盛行的情形莫过于元稹的《法曲》一诗：“吾闻黄帝鼓清角，弭伏熊罴舞玄鹤。……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378]
（宋）黄朝英撰：《靖康缃素杂记》卷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页。

[3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8，康定元年九月丙辰，第3037页。

[380]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1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3页。

[381]
毛阳光、石涛、李婉婷：《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243页。

[382]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4—135页。

[383]
杨怀中：《宋代的番客》，载氏著《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84]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十七，第2722页。

[385]
《宋史》卷490《龟兹传》，第14123页。

[386]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一八，第5071页。

[387]
《宋史》卷186《食货志》，第4553页。

[388]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三一，第5763页。

[38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第7716页。

[3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甲戌，第1521页。

[391]
《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之二四，第5759—5760页。

[392]
据统计，北宋时期所铸的铜钱，总额比唐朝增加10—30倍。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4页。谢和耐也指出，中国从12世纪初就开始日趋贫困。贵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证明了贸易上的逆差。中国人正在寅吃卯粮地过活，而且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之一。参见［法］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393]
王文成：《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

[394]
钱伯泉：《西州回鹘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与地位》，《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395]
《挥麈录·前录》卷1记载：宰执进呈宣抚处置使奏：“大食国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曰：“大观、宣和间，茶马司川茶不以博马，唯市珠玉，故马政废阙，武备不修，遂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爱惜其财，以养战士？不若以礼赠而谢遣之。”乃降旨宣司，并不得受，令量度支赐，以答远人之意。（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96]
（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397]
北宋东京最盛时有户13.7万左右，人口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当时除了中国以外，亚洲较大的城市如日本京都、朝鲜开城，只有20万人，西亚最大的城市巴格达也只有30万人，至于欧洲的城市大的也不超过10万人。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13.7万左右推算出150万人口，平均每户10多人，估计似有些过高，但100万人的规模还是可能的。

[398]
夏时华：《宋代香料与贵族生活》，《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399]
洪刍《香谱》为今存北宋最早，也是保存比较完整的香药谱录类著作，其中对于历代用香史料、用香方法以及各种合香配方，均广而收罗之；并首创用香事项之分类模式为：香之品、香之异、香之事、香之法等四大类别，为其后各家香谱所依循。

[400]
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401]
毛阳光、石涛、李婉婷：《唐宋时期黄河流域的外来文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

[402]
（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0—121页。

[403]
［法］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404]
《金史》卷50《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3页。

第三章 契丹政权与塞北丝路

第一节 诸蕃与辽朝的朝贡贸易

一 朝贡状况

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辽朝、西方的贸易和联系异军突起，在北国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由于辽朝占据着北中国，幅员辽阔，东起日本、朝鲜，西到中亚地区，都与之保持着广泛的贸易联系。“东西交会，贯通南北”的地域特点使四方商品汇集在这里，进而使辽朝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贸易市场。

如前所述，朝贡贸易亦是辽朝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汉文文献较多反映的部分，兹就文献所反映的诸蕃与辽朝的朝贡状况列表3-1如下。

表3-1 诸蕃与辽朝的朝贡状况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只是一个粗略的统计，但反映了辽朝与诸蕃朝贡的基本状况。与宋朝情况不同的是，《辽史·属国表》中亦列出诸蕃的朝贡状况，兹将具体的朝贡年代列出，如表3-2所示。

表3-2 《辽史·属国表》所载的诸蕃进贡状况

[1]

续表

我们再以30年为单位从不同时段上对诸蕃进贡的密度进行整理成表，如表3-3所示。

表3-3 诸蕃朝贡的次数及密度之统计

表3-4 诸蕃朝贡月份之统计

从时段上看，辽景宗、辽圣宗时期诸蕃的朝贡次数较为集中。虽然辽景宗执政时间较短，但能够励精图治，使得辽朝国力有所上升；辽圣宗则是辽朝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辽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出现了四方来朝的局面；其他时段诸蕃与辽朝的朝贡关系也未断绝，朝贡的频率呈现出正态分布。就朝贡者而言，辽朝朝贡者既有来自西域的回鹘、河陇地区的党项，也有来自蒙古高原的阻卜。从文献反映的情况看，阻卜、回鹘与辽朝保持着较为频繁的朝贡关系，后文将就一些具体的朝贡者进行考述。

二 朝贡者

从《辽史》等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辽朝保持朝贡关系的政权或者民族有阻卜、党项、吐蕃、和州回鹘、甘州回鹘、阿萨兰回鹘、高昌回鹘、沙州回鹘、于阗、吐谷浑、黠戛斯国、突厥、大食、波斯国以及西北其他少数民族。这一状况在《契丹国志》中也有记载：“高昌国、龟兹国、于阗国、大食国、小食国、甘州、沙州、凉州。已（以）上诸国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贡献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宾铁兵器、斜合黑皮、褐里丝、门得丝、帕里、硇砂、褐里丝，已（以）上皆细毛织成，以二丈为匹。契丹回赐，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

[2]

这一段文字基本上概括了诸蕃与辽朝进行朝贡贸易的情况。《文献通考》卷346也载：“自阿保机相承二百余年，尽有契丹、奚、渤海及幽、燕、云、朔故地，四面与高丽、安定、女贞、黑水、灰国、屋惹国、破古鲁、阿里眉、铁离、靺鞨、党项、突厥、土浑、于厥、哲不古、室韦、越离喜等诸国相邻，高昌、龟兹、于阗、大小食、甘州人，时以物货至其国，交易而去。”

[3]

上述文献中的凉州当指吐蕃。辽代前期的吐蕃广泛地分布于河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而力量最为强大的当属凉州吐蕃，即所谓的“西凉府六谷蕃部”，他们居丝绸要道，与北国辽朝有着较多的交往。但此条文献遗漏了鞑靼、西夏（党项）以及吐谷浑

[4]

。略有不同的是，在《契丹国志》中出现了大食国、小食国、凉州以及龟兹国，而在《辽史》却没有体现。《辽史》中所载的吐蕃、阿萨兰回鹘、吐谷浑、黠戛斯国、突厥、波斯国、阻卜却在《契丹国志》中无载。为何龟兹（回鹘）、凉州未在《辽史·属国表》体现出来，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回鹘

《辽史·属国表》未载龟兹（回鹘）、凉州，它们是否已经包含在《辽史·属国表》的“回鹘”之下。因为《辽史》中既有具体回鹘的朝贡记录，如阿萨兰回鹘、甘州回鹘等。文献中也有很笼统的记录，仅“回鹘”两个字，使人不知其所指的部分回鹘。这种状况与10—13世纪西北地区的回鹘分布及地缘政治有很大关系。漠北回鹘溃散后，回鹘民众在西北地区的分布范围尤广，东起贺兰山，西到西域甚至中亚均有回鹘分布（有一些回鹘民众归附契丹），并且形成不同的回鹘政权或集团。这是文献有关回鹘记载不统一的原因之一。《宋史·回鹘传》记载了回鹘的一位使臣万通曾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此言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反映了回鹘本来在河西广泛分布的事实

[5]

。《辽史》中既有高昌回鹘朝贡的记录，同时载有和州回鹘进贡，其实是同一也。“高昌回鹘”也称“西州回鹘”“和州回鹘”，在文献中确有相互替用的现象。高昌回鹘在10世纪后期势力范围东起今新疆哈密，西到葱岭，南接于阗，北到天山一带。由于其居陆上丝绸之路之要冲，商业发达，与辽朝、北宋、西夏等政权均保持着官方或者民间的贸易关系。这在近年来公布的回鹘文书中也有反映。沙州回鹘是分布于今敦煌地区的一部。学术界关于其存在的时间问题存在着很大分歧。1036年，西夏攻取敦煌后其是否继续存在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6]

。我们在汉文文献找到在1036年后沙州回鹘通贡宋朝的记录，但与辽朝的最晚通贡记录是在1020年。甘州回鹘也是一个重要的回鹘集团，又称“河西回鹘”。10世纪中叶吐蕃衰微，甘州回鹘乘机扩大势力范围，形成了以甘州为中心，包括河州、兰州、凉州、肃州、秦州、瓜州在内的广大区域，控扼中西孔道，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西夏在11世纪初歼灭了河西回鹘政权，但并不意味着将河西回鹘民众“驱赶出境”或“剿灭殆尽”，事实上，回鹘在河西仍有很大的势力。我们注意到，西夏政权建立后，回鹘继续与辽朝保持着通贡关系。这部分回鹘所指不排除西夏时期河西回鹘的可能。

文献中还出现了阿萨兰回鹘通贡辽朝的记载。关于阿萨兰回鹘所指，学术界颇有争议。一派观点认为阿萨兰回鹘是指高昌回鹘

[7]

，也有人主张阿萨兰回鹘应该是喀喇汗王朝

[8]

，钱伯泉先生利用汉文文献和敦煌文书，从多角度考证出阿萨兰回鹘即为龟兹回鹘

[9]

。笔者认同阿萨兰回鹘即为高昌回鹘的观点。华涛先生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兹仅做几点补充：

第一，魏良弢先生在论证阿萨兰回鹘为喀喇汗王朝时举证的一条重要证据就是 “太平兴国六年（981），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遣都督麦索温来献”

[10]

。并指出，这里当然指的不是始称“外生（甥）”，因为《宋史》卷490《回鹘传》明确指出，“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而是指“阿厮兰汉”。那么这就是说，西州回鹘的统治者在981年以前并未自称“阿厮兰汉”。但是在《辽史》中天显八年（933）就出现了关于“回鹘阿萨兰来贡”的记载，比西州回鹘统治者始称“阿厮兰汉”早几乎半个世纪，说明《辽史》中的“回鹘阿萨兰”并不是《宋史》中的西州回鹘的“阿厮兰汉”

[11]

。从时间的推算来讲，这的确能够否认阿萨兰回鹘为高昌回鹘，否则在逻辑上就讲不通。但是，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宋史》所载的信息应该为信史，并且在理解上没有歧义。事实上，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问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981）三月丁巳记载：“高昌国王阿厮兰汉始自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遣都督麦索温来贡方物。”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与《宋史》的记载就有所不同：高昌回鹘本来就有“阿厮兰汉”这一名称的，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开始称为“西州外生师子王”，显然有与宋朝通好的意愿和目的。《长编》为宋人所著，《宋史》为元人所编，但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长编》比《宋史》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也就是说，上引《宋史》中关于“阿萨兰回鹘”的记载并不十分可靠。

二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也可以找到从太平兴国六年（981）开始，高昌回鹘与宋朝建立“甥舅”关系的证据。让我们再回到前引史料：“太平兴国六年，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汉，遣都督麦索温来献。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勋使高昌。八年，其使安鹘卢来贡。”

[12]

连贯起来解读这段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王延德出使西域的一个重要动因就是高昌愿意建立“甥舅”之好，宋朝自然有所表示，派遣王延德示好

[13]

。

第二，下面这段史料明确记载，早在太平兴国六年（981）以前，高昌回鹘就与辽朝保持着友好联系，并有使臣往来：“七月，令延德先还其国，其王九月始至。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

[14]

检索史籍，我们发现在太平兴国六年（981）前辽朝就向阿萨兰回鹘派出使臣。如 “会同三年（984）二月辛亥，墨离鹘末里使回鹘阿萨兰还，赐对衣劳之”

[15]

，又 “保宁三年（ 671）二月壬午，遣铎遏使阿萨兰回鹘”

[16]

。这无疑使人想到上引《宋史·高昌传》中“亦闻有契丹使来”的记载。若此推测无误的话，《辽史》中的阿萨兰回鹘无疑就是高昌回鹘了。此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我们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如：“太平六年（1026），讨回鹘阿萨兰部，徵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

[17]

。高昌回鹘东界毗邻河西走廊的西端

[18]

。10世纪中叶，高昌的西部疆界已抵达了热海一带（即今新疆塞里克湖）

[19]

。1026年，因何原因辽朝要攻打阿萨兰部，不得而知。但是进攻的路线是先到甘州。如果阿萨兰是喀喇汗王朝的话，不必绕道甘州。高昌回鹘与甘州回鹘相毗邻，辽朝从河西走廊进攻高昌回鹘的路线比较符合实际情况。“（重熙）二十二年二月丙子，回鹘阿萨兰为邻国所侵，遣使求援。”

[20]

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喀喇汗王朝分为东、西喀喇汗王朝，并且都处于经济文化繁荣时期

[21]

。处于繁盛时期的喀喇汗王朝是否受到邻国的侵扰，值得考虑。即便喀喇汗王朝战事发生，向辽朝借兵，路途遥远，鞭长莫及也不太符合常理。反而地处喀喇汗王朝东部的高昌回鹘若遇战事，有可能向邻邦辽朝提出帮助的请求。

最后，从情理上分析，虽然辽朝和高昌可能存在着偶有摩擦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关系是友好和睦的

[22]

，甚至高昌回鹘是作为辽朝的一个属国部下而存在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高昌回鹘居丝路要道，控制着从西域进入中原或辽朝的咽喉地带，自然不会放弃有利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在西夏攻取河西走廊以前，高昌回鹘尚与北宋保持着通贡关系，1036年以后，在汉文史籍中基本不见高昌回鹘与北宋交往的记录

[23]

。在这种情况下，高昌回鹘将丝路贸易的重心很有可能转向辽朝。《辽史·属国表》中就高昌（和州）回鹘朝贡的明确记载共3次：907年、1049年、1112年，表明高昌回鹘始终与辽朝保持着通贡关系。但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友好邻邦，仅仅朝贡3次，显然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若阿萨兰回鹘指喀喇汗王朝，其向辽朝有记录的朝贡也有13次，远远多于高昌回鹘。因此，从情理上分析，阿萨兰回鹘为高昌回鹘的可能性大一些。

以上结合文献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来分析阿萨兰回鹘的问题，由于我们所发现的直接的、确凿的证据还很少。此外也存在一些解释不清的地方，如在《辽史·属国表》中，阿萨兰、高昌、和州同时出现意味着什么？是修史者所误，还是它们另有所指？因此这些问题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

（二）《辽史》中的大食

《辽史》中的大食也是学术界有着较多讨论的一个问题。大食曾经向辽朝朝贡，并且于开泰九年（1020）向辽朝请婚。辽朝于太平元年将可老公主嫁大食王子

[24]

，双方结为婚姻，可见两者关系非同一般。归纳起来，学术界就《辽史》中的大食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辽史》中的大食就是指喀喇汗王朝，如钱伯泉

[25]

、胡小鹏

[26]

等；第二种认为《辽史》中的大食应为中亚的萨曼王朝

[27]

。

此外，张星烺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指出：“大石音与大食相似，大食即阿拉伯。证之西史，阿拉伯人于北宋初已衰。葱岭以西，皆隶属波斯萨曼朝，是此处之大石，不指阿拉伯人明矣。查帕米尔高原有大笈克族（Tajiks），其拼写读音，与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之名，完全相同。吾意此处之大石，即指帕米尔高原之大笈克族。帕米尔之大笈克族，与唐时之阿拉伯人有无关系，吾尚未能知也。”

[28]

张星烺是较早关注“大食“问题的学者，指出不能将大食等同于阿拉伯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见。显然，“大食即阿拉伯”的观点具有偏颇之处，因为宋代文献的大食与阿拉伯还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多桑早就注意过这个问题。他指出“蒙古人又仿突厥之例，名回教徒曰‘Tadjik’或‘Tazik’。故在此时之史籍中，常用此名与突厥相对，不问其人为突厥、为波斯、为阿剌壁，知须其为城乡之回教居民，一概名之曰大食。”

[29]

笔者认同《辽史》中的大食应为喀喇汗王朝的说法

[30]

，亦有几点补充：

一是学者们在论证《辽史》中的大食为萨曼王朝时尚未注意到大食与辽通贡时间与萨曼王朝存在时间之间的对应关系。萨曼王朝建立于874年，亡于999年

[31]

。辽王朝建立于907年，与萨曼王朝的共存时间是从907—999年，共92年。《辽史》中共有3次大食朝贡的记录：924年、1020年和1021年，只有一次处于两者的共存时间内，即924年。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的时间也为1021年。也就是说，当大食朝贡辽朝以及辽公主嫁给大食王子时，萨曼王朝已经为喀喇汗王朝所取代。显然，《辽史》中的大食不大可能是萨曼王朝，这在时间顺序上是不符合逻辑关系的。喀喇汗王朝存在时间为840—1212年，和大食与辽通贡的时间存在着共时关系

[32]

。

二是与分析阿萨兰回鹘的思路一样，在考虑大食问题时也应该从地理位置以及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萨曼王朝的地理位置对应为：高昌回鹘基本占据了今新疆北疆以及塔里木河中下游地区；喀喇汗王朝则为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帕米尔高原以北，西至阿姆河和锡尔河上游的广大地区；萨曼王朝的疆域大致为今伊朗的东北部和土库曼斯坦的西南部。三者疆土呈现东北—西南方向并依次相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高昌回鹘离辽朝的疆土最近，毗邻的区域最大；喀喇汗王朝次之；而萨曼王朝离辽朝最远，并且中间为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以及于阗等政权所阻隔。从地理的角度看，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应与辽朝有着更多的接触和交往。与辽朝建立联姻的大食为喀喇汗王朝也符合地理以及地缘上的背景。

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辽史》中的大食问题，至于文献记载的从陆路和海路到达北宋的大食是否也为喀喇汗王朝，就需要斟酌而定了。宋代以降，大食的外延较唐代有所扩大，从单纯指阿拉伯发展到中亚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这一点已经在前面进行了详细讨论，兹不赘言。需要说明的是，在《辽史》中还出现了一个“小食国”。黄时鉴认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与大食国存在一定关联，可能为唐时的口赤建国

[33]

；胡小鹏则认为，《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大食国不存在对应关系，小食乃小石的异写，即《王延德使高昌记》中的小石州。宋辽时期的“小食”是以哈密为中心的一个突厥—回鹘集团，独立于高昌回鹘，入元后称哈密力

[34]

，姑备一说。需要注意的是，“小食国”仅在《契丹国志》里出现（《文献通考》中的“小食国”也用《契丹国志》的说法），而在《辽史》尤其是《辽史·属国表》中，不见“小食国”的记录。因此，有关“小食国”的信息非常少，根据现有的材料只能对其进行推测，尚无有力的证据从根本上解释清楚。

（三）阻卜

阻卜是《辽史》《金史》中对鞑靼的称呼。阻卜是辽人对鞑靼的称呼，辽时沿西夏领土的北缘分布着两个鞑靼群体：河西达怛和阴山达怛，他们都与辽朝有着经济往来。《辽史·属国表》中的白达怛是阴山地区具有达怛名称的一支部落，成分较为复杂，即后来的汪古部

[35]

。

当然，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多有讨论。比较有影响的是王国维的《鞑靼考》

[36]

，提出了《辽史》《金史》中的阻卜就是唐宋人所称的鞑靼，由于蒙古人讳言鞑靼，因此元朝修史者将鞑靼删除。此说影响甚广

[37]

。此后中外学者对此纷纷发表看法，成为近百年来北方民族史中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38]

。检阅史籍，我们不难发现阻卜几乎是与辽朝交往最多的部族，不仅与辽朝保持着频繁的进贡关系，辽朝还屡屡对其进行征讨。《辽朝·属国表》中记载阻卜向辽朝朝贡46次，而辽朝对其的征讨也有10余次，参见下表：

表3-5 辽朝对阻卜的征讨状况

阻卜一方面频繁向辽朝朝贡，另一方面，辽朝不时出兵征讨阻卜。这一现象与阻卜所处的地理及地缘状况有一定关系，同时与阻卜内部的组织形态也有一些瓜葛。辽时阻卜分布甚广，东起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西抵杭爱山脉及邻近地区，北达乌鲁古河，南及夏辽疆界，是辽朝西北路招讨司主要管辖的对象。从地缘关系上讲，阻卜控制着从西域沿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辽朝核心区域的中心地带，是连接辽朝与西域及西方交往的枢纽地带。不过阻卜等部族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仅仅是臣服辽朝而已。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将这些地方算作是辽朝的“王土”。但今人讨论辽朝的疆界实际上遵循的是《辽史》所定的标准，即“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

[39]

。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混淆了辽朝行使行政统治权和没有行使行政统治权区域之间的界线，这种做法是不客观的。还需要指出的是，辽朝不遗余力对这些散布在大漠之上的部族包括阻卜进行征讨，绝不是为了“臣服诸国，人民皆入版籍”这样一个虚名，而是有深刻的利益驱动。在唐末五代传统丝路贸易渐趋衰落的情况下，西方与辽朝的贸易异军突起，在北方掀起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浪潮，打通阻卜分布的区域成为维系辽朝与西方交往的重要因素之一。辽朝在阻卜地区的行政建置以及军事设防，具有控制丝绸之路的明显目的。这一点在《辽史》中亦有透露：“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遁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诸蕃岁贡方物充于国，自后往来若一家焉。”

[40]

当然，辽朝从阻卜的朝贡中亦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咸雍五年（1069），萧陶隗为马群太保，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上下相欺，宜括实数以为定籍。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以故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

[41]

又：“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有事而战，彍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

[42]

。可见辽朝对于马匹有着十分巨大的需求。在辽代墓葬的壁画中时有牵马图出现。例如在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中就有一幅一名髡发男子牵一匹红沙马的壁画。从中反映出马匹在契丹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43]

。而阻卜几乎是辽朝最大的马匹提供者：“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

[44]

又：“［重熙十七年（1048）］六月庚辰，阻卜献马、驼二万”

[45]

。可见阻卜向辽朝进贡马匹等牲畜的数量十分可观。此外，有回鹘文资料显示在11世纪一些蒙古高原的阻卜民众曾移居高昌回鹘地区：归属于契丹国的六姓达靼人兴起，在他们还没有接近这个国王时，听说Toquz Buqa Bägär王以及我们异常神圣英勇的汗的名字与威望时，就不侍奉并抛弃了服侍的国家和汗，如同UqsÏ一样，丢掉了他们的家园和故土，成为我们神圣的兀单Tängrikän的属民，决裂而来的人们移居过来

[46]

。这一材料证实了文献中有关辽朝与阻卜征讨的记载，同时也透露出高昌回鹘拉拢阻卜民众，实际上与辽朝争夺蒙古高原的控制权，攫取丝路利益的野心。

（四）吐浑、党项及吐蕃

吐浑，又称吐谷浑，是向辽朝较多朝贡的部族之一。五代以降，吐谷浑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在今青海、河西走廊、河套地区以及山西、河北北部地区均有分布

[47]

。向辽朝朝贡的吐谷浑很可能是分布于河套及代北地区的部分。此外，在河套及代北地区尚分布有党项部族。杨浣、汤开建均撰文论及于此

[48]

。由于史籍阙载，目前还难以推断河套及代北地区辽朝统治下的吐谷浑和党项具体的人口数量，但从文献所透露出的信息看，这部分吐谷浑和党项已具有一定规模，甚至出现了以吐浑命名的地名

[49]

。但由于这部分党项和吐谷浑处于夏辽或者宋辽边界，叛服无常，多为夏辽或者宋辽贸易的中介。史籍中时有禁止吐谷浑或党项与西夏和北宋贸易的记录

[50]

。此外，分布于河套内外及代北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处于东西交通孔道之上，对沟通东西方交流中做出了一定贡献。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辽史·属国表》中既有西夏的朝贡记录，又有党项的朝贡记录。这些党项一部分当属西夏建国前的党项部落或拓跋氏政权，一部分则是辽政权的依附者。《辽史·属国表》中就有河西党项乞附辽朝的记载

[51]

。

中唐以后，吐蕃入侵河西，这不仅对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格局产生了强烈影响

[52]

，同时对东西交通以及陆上丝绸之路亦有影响，这一点学界前贤已有备述

[53]

。《辽史·属国表》所载吐蕃共向辽朝朝贡9次，甚至吐蕃政权还迎娶了契丹公主，双方结为姻亲。吐蕃与辽朝的朝贡不仅仅是单纯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与西夏、宋等政权有着一定的联动关系。诚如长泽和俊所指出的那样：11、12世纪的吐蕃动向，不仅与宋、西夏、辽等国有联系，而且与鞑靼西域诸国的活动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当时各国之间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吐蕃的存在极为重要

[54]

。但学者们尚未注意到《辽史》中的铁不得国。笔者以为，《辽史》中的铁不得国极有可能是“Tibet”吐蕃的对音，应指吐蕃。铁不得国只见《辽史》记载，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均无记录。《辽史》中尚有几条铁不得国的记载，基本上反映两点信息：一是“（重熙十七年三月）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

[55]

。另一信息辽朝设立“铁不得国王府”，同时还设立有“西蕃国王府”“大蕃国王府”“小蕃国王府”

[56]

。《辽史》点校者认为“铁不得”“大蕃”“西蕃”等并是当时吐蕃不同部分的朝贡于辽者，故以不同名称存于史册

[57]

。有趣的是，在《西夏书事》卷18中有“铁不得”更为详细的记录：“庆历八年（1048）三月，铁不得国请契丹会师来攻，契丹不应。铁不得在伊吾西，素不通契丹，囊霄据瓜、沙，尝以兵掠其境，国主畏之，不敢御。是时闻囊霄死，遣间使由敦煌山谷间至契丹，献毡、玉、马、驼等物，请以本部兵攻夏国，乞以师援。契丹主谓其‘道里辽远，声应不及’。”

[58]

严格地讲，《西夏书事》不能当作第一手资料来对待，但若能找到一些史料的来源，其提供的信息还是很有价值的。《西夏书事》中铁不得国的信息从何而来，尚难推定，但上述史料向我们透露出两条线索：

一是铁不得很可能是指盘踞于今敦煌以南的吐蕃部落，《西夏书事》中所讲的铁不得在伊吾西恐有不妥，因为若铁不得处于伊吾以西的地区，其向辽朝朝贡就不必绕道敦煌以南的当金山口。

二是今敦煌以南穿越祁连山的当金山口是当时西域通往塞外的一条重要通道。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予以关注。

以上粗略地讨论了回鹘、阻卜、大食、吐谷浑、党项及吐蕃等朝贡者的相关问题。我们初步可以把与辽朝保持着通贡关系的民族或政权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辽朝“版籍”之下的部族或者属国，如吐谷浑、党项、阻卜等。

第二层次是与辽朝接壤的邻邦，如阿萨兰回鹘（高昌回鹘）、大食（喀喇汗王朝）等，大致相当于西域以及中亚一些地区的范围。

第三层次是属于“异域”的朝贡者，即与辽朝不相邻的西方民族或政权，如波斯国

[59]

等。

显然，在《辽史》等汉文史籍编纂者所及的范围，与辽朝保持着通贡关系的多为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异域民族或政权与辽朝保持通贡关系者较少。辽朝幅员辽阔，在东西方均有一定的影响，与其保持交往的民族和政权不应仅仅局限于第一、第二层次，在西亚甚至更远的范围内是否有辽朝的贸易合作者，还需继续关注。

第二节 回鹘对塞北丝绸之路的开拓

一 关于塞北丝绸之路

笔者曾指出：五代以降，西域九姓胡主宰的丝绸之路的贸易盛况发生了变化：回鹘、吐蕃、于阗以及瓜沙州地方政权一跃成为丝路贸易的主体，九姓胡基本退出了丝路贸易的舞台。因此，从唐末五代开始，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进入了由回鹘人唱主角的“回鹘时代”。

[60]

“回鹘时代”的表征之一就是回鹘人对于塞北丝路的积极开拓，与辽朝的联系尤为密切。

徐苹芳先生曾将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概括为四条：一是汉唐两京经河西走廊至西域路，这是丝绸之路的主道，包括原会北道和青海道，它因通过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中亚的若干沙漠地区而被称为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二是中国北部的草原丝绸之路；三是中国四川、云南和西藏的西南丝绸之路；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61]

这种提法也为学界所接受，但如果在具体的时空框架下来讨论丝绸之路的话，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要比设想的复杂许多。就辽代而言，很难将丝绸之路的沙漠路线与草原丝绸之路分割开来，例如回鹘、吐蕃与辽朝的交往路线使得丝绸之路沙漠路线与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了网络状的整体。回鹘与辽朝的交往甚至需要依靠穿越西夏境内、西夏北缘或者更北的草原地带的路线，这些道路大部分处于旧长城以北，即为“塞北”这一地理范畴。从自然地貌的角度看，这一地区不全是草原景观，在今蒙古国南部戈壁区基本为荒漠、半荒漠地貌类型，不能笼统地称之为草原。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

[62]

，加之事实上我们很难将10—13世纪塞北网状格局的丝路归属于丝绸之路沙漠路线或者草原丝绸之路的下面，尤其是长城地带的中西交通路线。因此，本文称之为“塞北丝绸之路”，在地理层面既囊括了长城地带，又将丝路东段与西段区别开来。

二 辽朝与回鹘的交往

回鹘积极开拓塞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回鹘与辽朝的密切关系。这一论题学界已有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讨论

[63]

，此不赘述。总结其交往原因，不外乎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两种情况。从内在因素看：

1.回鹘与契丹不仅存在较长的交往史，有一些回鹘民众已融入契丹社会。王小甫对此有深入细致的讨论

[64]

。事实上，宋人就已认识到回鹘与契丹的特殊关系：“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汤泉池，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

[65]

可见回鹘在漠北强盛时，就与契丹接触频繁。又，会昌二年（842）九月，“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且诇唐事。张仲武遣牙将石公绪统二部，尽杀回鹘监使等八百余人。仲武破那颉啜，得室韦酋长妻子”

[66]

。不仅契丹等民众羁属于回鹘，连同奚等东部民族也被回鹘役使。杨富学曾发现契丹族有其祖先发源于土河和湟水的传说，而回鹘也流传其发源于同样的两条河流的传说。可见契丹的族源传说是借自回鹘的

[67]

。不管此说是否能够成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通过漠北回鹘与契丹等民族的长期交往，回鹘对于契丹等民族的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贸易、臣属等表象上，而是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回鹘西迁的事件发生以后，可能有一些回鹘民众南下溃逃到契丹当中，尤其是以乌介特勤为首的十三部，南下驻扎于唐朝边塞地带，与唐朝屡有摩擦，终为唐朝讨伐溃散，所存名王贵族依附于室韦

[68]

。因此，回鹘普通民众溃逃到契丹当中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此外，在辽朝扩张的过程中，也曾经掳掠回鹘民众。正因为辽朝境内回鹘民众较多，辽朝以回鹘户置薛特部

[69]

。又《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载：“咸平府旧有回纥人中安置。”吴松弟先生推测此咸平府的回鹘人可能是辽代住在临湟或永州的回鹘移民的后裔

[70]

。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回鹘在辽朝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礼遇”，甚至专门为回鹘商人设置了“回鹘营”。

2.回鹘对于辽朝的政治上层亦有一定影响，从其母系皇族状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讳平，小字月理朵。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

[71]

显然表明，淳钦皇后的高祖糯思即为回鹘人。有学者推测述律氏本为回鹘的一个氏族。后来，述律太后的内侄“小汉”被辽太宗赐名萧翰，从此他家改为姓萧。担任辽朝最高统治者的，共有3位萧太后，其祖先并非是契丹人，而是回鹘的后裔

[72]

。而萧氏家族在辽朝的政治生活根基尤深，影响甚大。辽太宗曾讲：“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

[73]

在辽朝的10个皇后中，只有穆宗皇后肖氏，其父肖知璠的氏族未写明为述律氏外，其余9个皇后，都出于述律氏

[74]

。而与后族有关的一些萧氏家族的人也在辽朝大权在握。当然，契丹萧氏的来源较为复杂，蔡美彪先生认为萧氏虽是审密之汉译，但以萧为姓的家族并不仅限于古老的契丹审密集团，而还有回鹘血统的契丹人和奚族分子。辽朝后族萧氏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包含着述律与审密两大族系。

[75]

兹根据《辽史·后妃传》记载如下表3-6所示。

表3-6 辽朝九皇后之状况

当然，与后族有关的一些萧氏家族的人也在辽朝大权在握，兹制成简表3-7。

表3-7 部分辽朝后族萧氏官员之统计

续表

此外，还有一些朝贡的回鹘人留在辽朝，孩里就是其中一例：“孩里，字胡辇，回鹘人。其先在太祖时来贡，愿留，因任用之。孩里，重熙间历近侍长。清宁九年（1063），讨重元之乱有功，加金吾卫上将军，赐平乱功臣。累迁殿前都点检，以宿卫严肃称。大康初，加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会耶律乙辛出守中京，孩里入贺，及议复召，陈其不可。后乙辛再入枢府，出孩里为广利军节度使。及皇太子被诬，孩里当连坐，有诏勿问。大安初，历品达鲁虢部节度使。寿隆五年（1099），有疾，自言吾数已尽，却医药，卒，年七十七。”

[76]

孩里从基层的侍卫官升迁于宰相的职位

[77]

，参与到辽朝的核心政治圈。这一方面是由于孩里本身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另一方面与其回鹘人的背景有一定关系。这种状况与唐朝起用胡人参与国家事务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回鹘与契丹的密切关系在阿拉伯文献中也有体现：“中国人与突厥人分居各自属地，他们极少相似之处，因为后者穿戴是袷袢和头巾，不穿长衫，也不戴帽子。（相比之下）契丹及回鹘则与突厥人关系密切，能够杂居一处。他们与河中的国王们也有联系和往来。”

[78]

除了以上两点外，回鹘人通过与粟特人交往和锻炼，具有一定的商业意识和经商的能力，并且从唐朝的官方贸易中获取了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一点前文已交代，无须重复。总之，回鹘人经商的传统与素养是促使其开拓塞北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外在条件看，回鹘具有控扼丝绸之路要道的有利地理条件。

笔者前已指出，回鹘西迁、党项崛起是导致唐末以来西北地区民族格局变化的最重要的两大事件。周伟洲先生也曾指出，唐代开始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三大趋势：汉化、吐蕃化、回鹘化

[79]

。出现这些历史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分布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回鹘而言，不仅西域大部为其所踞，而且在河西走廊乃至辽朝境内均有回鹘民众分布，尤其是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成为西方从陆上进入辽朝或者北宋境内的西大门。辽境“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80]

从西域与辽朝毗邻，中间无政权阻隔，分布的部族也臣服于辽朝，这要比从西域进入北宋境内更为便捷，因此为回鹘开拓塞北丝绸之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三 回鹘在塞北丝绸之路上的活动

（一）人员往来之频繁

回鹘人源源不断地前往辽朝，不仅有带有官方色彩的“上层交往”，也有迹象表明基层民众间有往来。回鹘与辽朝的上层交往主要表现为朝贡使团的往来。由于辽时存在着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龟兹回鹘等不同的回鹘集团，他们占有有利的地理位置，因此回鹘是来自西方向辽朝进贡的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一点前贤也有讨论。如王日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统计到回鹘平均每3年零5个月便向辽朝朝贡一次

[81]

。宋人吕陶奉使契丹，就曾发现回鹘使团频繁朝贡辽朝的现象：“臣奉使过燕京，见数回纥立于道旁，指郝惟立而言：‘却是郝使来。’盖惟立尝押伴拂菻诸蛮，所以有识认者。又过中京，见数回纥。臣闻萧奭：‘回纥来此，是进奉或是买卖？’奭云：‘回纥有数州属本州，常来进奉，亦非时常来买卖。’臣窃思之，回纥既有数州隶属北界，常至彼处，供奉不绝，则往来之迹不疏，一日见中国使人便能识认。若为北人所遣，令至本朝，以进奉之名探问事意，或与北人混杂至，同为奸伪；或因小人因缘为奸，别致漏露，安可不防？”

[82]

我们可以从回鹘文书中发现有普通回鹘民众活跃于丝绸之路的记录。如在哈密顿编号23号回鹘文书中记载：“我们的岳父粟特匐、岳母夫人和家中/老小：匐·叶干、拜·都督，我们从远方写去问安的信/衷心地祝愿你们快乐、和睦、平安！/你们心情舒畅吗？人人安顺吗？/听说你们一切平安/我们是多么高兴呀！到目前为止/我们这儿一切顺利。现在，在这封信中我/们有多少话要诉说呀。由于巴班啜带来了货物。/巴班啜（又）去了契丹。你满意了吧？/货物称心如意因而很高兴。他为何要把/这些货物换成它物呢，请来信写明。/我们要得到它。望您能早晚不分地/操心、照看所有家中老小！/（背面）我们从塔兹（秃子）手中送去了相当于一头骆驼的（东西），/另有两块丝和两只坎土曼。这头骆驼/在东面的商队中。请您把这头骆驼/两块丝和两只坎土曼一同带回家中。/让骆驼吃草，两块丝和两只坎土曼/留在家里使用。”

[83]

这是一位回鹘商人的家信。信中明确指出有同伴前往契丹贸易，而且出现了“东面商队”等信息，极有可能这是回鹘商人组织的前往契丹的商队。另外两份回鹘文书中同样也有回鹘商人写给家人的信件。哈密顿编号18载：“狗年七月十七日/一位名叫鄂夏胡的商人来了。/（他）在于阗死了。/其弟名为阿尔屯的/乌骨尔带着财物回家（去）了。土猴年/tonor月有（姓）朱者只身来此。差人/传旨说：‘财物是我的，你们要找到它。’/在此，我们祈求了，我们寻找了。法师库·提热/和颉利·提来克这样说道：‘朱海申（？）/要给名叫雅尔塔西的孩子一块麝香，要给/名叫鄂夏胡的孩子一块麝香，要给/名叫库鲁克·阿尔斯兰·颉利·提来克二十锭重的麝香。/要送差人一（段）熟丝的礼物。’”

[84]

哈密顿编号19载：“……一半手帕……/答应……不要因为没有礼物而生气。/由于商队前往，我送去（一封）问安的信。/我平安地到达了边界，你们不要我担心。/在仲云有各种好消息。如果我的事情办得既易又快，/我会尽快返回的。”

[85]

后两件回鹘文书没有指出商队前往的去处，但通过这些普通的民间信件可以看出回鹘商人进行贸易热忱及普遍性。不难想象前去辽朝贸易的回鹘商人的数量是很可观的，在文献中也有间接反映。《辽史》卷37《地理志》载：“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这条学界甚为熟悉的史料至少向我们透露出以下信息：回鹘民众包括回鹘商人的确在辽朝享有不寻常的待遇，专门为异族兴建居留地，恐辽朝只为回鹘为之。这可能与回鹘和契丹之间特殊的文化渊源有一定关系。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这条史料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状况，那就是前去辽朝贸易的回鹘商人数量十分可观，必须设置专门的区域安置，便于管理和贸易。

就现在所见到的资料而言，我们观察到回鹘与辽朝之间的人员往来具有一定的不平衡性，具体说，就是回鹘与辽朝之间的交往主要表现为回鹘民众流向辽朝贸易，而辽朝臣民前往回鹘区域进行贸易的现象并不明显

[8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域尚无契丹人活动。近年来，在回鹘文书中发现有契丹人的人口买卖文书、典押文书、诉讼文书以及做生意的协议等，反映出辽时在高昌地区居住有契丹人

[87]

。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密切交往。而且一些回鹘文书直接反映出回鹘在契丹的经济活动。如在一件名为《依伯干拜都督给岳父母的信》的回鹘文书中写道（岳父母在回鹘语中为公主、贵妇之意）：“现在，在这（封信）中我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拨班禇为了带来的货物，拨班禇已经到了契丹去了……”这是一封回鹘商人问候家人的信件；在另一件名为《财产纷争议定书》的文书中讲道：“我道音楚克、吐西克（和）班赛……共同商定：若今天以前吐西克在唐古特（即为西夏）（或）契丹还有何种债务，我道音楚克和班赛不负责，我吐西克责……。”

[88]

文书中的回鹘商人与党项与契丹有一定的联系。又如伊本·阿西尔《全史》记载了喀喇汗王朝的一次出征活动：（伊历）408年（1017—1018年）《记叙突厥人从中国出征和托干汗之死》：这一年，大批突厥人即超过30万帐突厥各部族人，从中国（向外）侵略，其中有（后来）统治河外之地的契丹人，他们的统治情况以后有机会再叙述

[89]

。在一些阿拉伯文献中的“中国”并不一定是指中原王朝，这里的“中国”应该是指西域地区。辽朝统治的最西端不超过今阿尔泰山，“河外之地”是指今阿姆河和锡尔河的以西区域还是另指他地，令人费解。不过文献明确指出，跟随喀喇汗王朝一道出征的有契丹人

[90]

。西域一带极有可能有契丹人分布。在回鹘文书中不少冠有“契丹”的人名。如《典田低债协议书》：“羊年正月初十，我塔西克要给吐利/立一文书：给玉目霞客两石谷子（和）一件黑衣服，给契丹·/普化三件绸缎，这么些东西由你偿还后，/你方可把我的文书取走为条件……”

[91]

《交换土地契》：“马年九月……证人：契丹·白尔提，证人：奥斯迷失……”

[92]

当然在一些回鹘文书明确有契丹人活动的记载。如《请求免税书》：“……（来）征卡兰（税）时，对世袭封地的园/丁们没有征过卡兰（说）；/［在（也）］先不花汗时期，/由篯（？）亦都护、契丹、乌……/率领的差官（来）/征卡兰（税）时……”

[93]

在一些文书中明确是涉及契丹人的。《解决纠纷的议定书》：“鼠年正月十二（日），我契丹·咯雅的名叫孙赛的契丹男孩子/不见了。找了数日（也）没找到。/·……伊乃奇……（的）/奥兰契丹男孩子外出沿山脊上的大车/路去察看，找回来一件棉布上衣。……（对此）我契丹·喀雅因有异议……”

[94]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涉及的几份回鹘文书均是回鹘商人写给家人的信件。关于这些回鹘文书的时代问题，学界尚有不同看法，耿世民先生认为这些回鹘公私文书最早属于8世纪，但大部分属于13—14世纪。目前已知全世界收藏了200多件回鹘文书，除四、五件文书外，大部分文书的年代仍然无法确定

[95]

。一些苏联学者认为这些回鹘文书属于10—13世纪维吾尔族经济生活的完整图录

[96]

。上述几份回鹘文书中出现了“契丹”“唐古特”“东面的商队”“骆驼”“货物换成他物”“来信”等重要信息，体现了一幅完整的丝绸之路贸易商队的图景，并且呈现出浓烈的民间气息。事实上，不少回鹘世俗文书直接反映了普通回鹘民众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状况，尤值得学界关注。通过“唐古特”、“东面商队”等关键信息判断，这几份回鹘文书极有可能反映的是回鹘民众前去契丹贸易的记录。即便这几份回鹘文书的时代略微靠后，我们也能够看出契丹对回鹘贸易的影响以及回鹘民众对于丝路贸易的热情。

在元代初期的两份文书中也有人口买卖的现象。《斌通卖身契之二》：“龙年八月二十六日，我阿体都统因需要通用的钱钞/而把名叫斌通的契丹男子，（即）我的奴隶（通过）向薛赛大师递交借契（的方式）……”

[97]

《斌通卖身契之三》：“龙年八月二十六日，……阿体都统的名叫斌通的四十岁的契丹男子，因其通晓经书/而以九锭钞（的价格）买了下来。让他作为我薛赛大师（和）我妻子的/大儿子料理我的家园。今后/如果我们死了，就让他跟以新经、新恩为首的我的儿子们/一道协商着维持我的家。/如果他跟我的儿子们互不相容，斌通（也）不得被卖给我们家。”

[98]

从文书内容可以判断出契丹人斌通被卖为奴隶，并且有交易的中间人、具体的价格及相关规定。耿世民认为1201年西辽灭亡后，一度统治高昌地区的契丹人已有沦为奴隶的

[99]

。人口买卖是唐时丝绸之路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等著作已有交代。宋时尚有贡人的情况，如前引《癸辛杂识续集》下“按摩女子”条即是。另外也有进贡回鹘僧的情况。如“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100]

。但进贡的“按摩女子”或者“回鹘僧”是否通过交易所获，不得而知。通过上面的回鹘文书可知，辽时存在着契丹人贩卖为回鹘奴隶的状况。是否存在着契丹人或者其他民族民众贩卖为奴的情况，尚不清楚。总体上讲，这些材料表明回鹘的基层民众与辽朝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联系

[101]

，反映出契丹与辽朝之间不仅有带有官方色彩的贡使贸易，而且民间的经济交往也很频繁。

此外，维吾尔族的古典名著《福乐智慧》

[102]

也有一些反映西域商人与辽朝交往的记载：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商人，买进卖出而追求利润。

为了谋生他们周游世界，向真主献出心智和一切。

你要和他们接触来往，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

天下的异珍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

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愿望。

世界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全都来自他们的身旁。

世间倘若无商人奔走四方，怎能穿到紫貂皮的衣装。

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

倘无商人在世间东奔西走，谁能看到成串的宝石珍珠？

要数的话，他们还有许多好处，说来话长，就不一一赘述。

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敞开大门，和他们交往。

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

世人的名声由他们传遍，好名声坏名声他们都传。

倘若多少向你奉赠礼品，你的报答应使他们欢心。

他们对利害计算得十分精细，与之交往，需要特别注意。

请听周游世界之人来讲，他曾奔走四方，见多识广。

倘若你想使自己名扬四海，就应将异乡人好好地对待。

倘若你想在世上扬名，对商人的回赠千万莫轻。

男儿啊，你想获得好的名声，要好好对待商队和异乡之人。

和商人就应该这样交往，你将生活欢乐，名声传扬。

[103]

《福乐智慧》成书于11世纪，是当时中亚社会的真实写照，其中对中西方的贸易交往做了生动的描述。值得一提的是，诗中讲到他们与中国商队有交往（回鹘等民族称契丹为中国，这里的中国也应包括辽朝），这正是丝路通商的反映。由于喀喇汗王朝以及高昌回鹘政权居东西方的枢纽地段，过境贸易一直很发达，因此这一地区有着经商、重商的传统，商业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高的地位。《福乐智慧》讲到统治者主张对商人以礼相待，而且要“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魏良弢先生也曾指出：西辽时期的国际贸易至少不会比前一时期衰落，一般应有发展，这可由这一时期城市生活的高涨，特别是大量供商队使用的旅店及有关设施的出现得到说明。

[104]

（二）贸易形式之多样

观察回鹘与辽朝之交往不仅把 “人员往来”作为一个观察的窗口，同时也可以从“物流”的角度来考察。辽朝与回鹘之间不仅存在着带有官方色彩的朝贡贸易，同时还存在着互市贸易、民间贸易等多种形式。

高昌和辽朝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契丹时，（高昌）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丝。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

[105]

事实上，辽朝与高昌的贸易关系不仅仅局限于朝贡贸易：“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

[106]

雄州位于今河北雄县，属于宋辽交界地带；渤海应为渤海国的延续。反映了辽朝边境贸易包括与西域贸易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

雄州与渤海基本上处于辽朝核心政治区的周边地区，设立互市互通有无，容易理解。但辽朝在统治西缘地带的高昌设立互市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高昌即高昌回鹘政权，其势力范围大致在今新疆的北疆大部以及南疆的塔里木河中下游地区，东北部毗邻辽朝的上京道。笔者前已指出，辽朝上京道多为部族分布的辽阔区域，控制力较弱，《辽史》中经常出现辽朝征讨这些部族的记载即为明证，因此与辽朝的核心政治区存在着一些区别。辽朝在距离统治中心遥远的高昌设立互市，显然要克服部族反叛等诸多困难，但辽朝此举显然是为了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高昌互市的设立能够源源不断地将西方的商品中转到辽朝去。辽朝不断征讨上京道部族的目的也是为了掌握这条商道的控制权，显然它的经济目的远远超出了政治意图。从表面上理解“亦有互市，其国主亲与北主评价”这句话的意思是高昌国王与辽朝皇帝亲自商定互市物品的价格问题，但就一般的互市而言，无须两国最高统治者来亲自商谈价格等事宜，显然，高昌与辽朝的互市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贸易行为。有一种可能就是，高昌与辽朝之间互市的交易量过大或对两国的经济均有重大影响，因此才需要两国国主来商谈此事。这正是辽朝苦心经营西北路招讨司的重要目的之一。

文献显示，辽朝曾通过武力不断加强对其领土西缘的控制。如：“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契丹即日多益兵马于沙州往来，未知何计使即目断绝”

[107]

。大中祥符九年为1016年，此时西夏政权还尚未占据沙州地区。在1020年前，尚有沙州通贡辽朝的记录。但笔者认为，辽朝在沙州实行武力，并不仅仅出于维护沙州与辽朝之间朝贡关系的目的，而是有遏制于阗进入内地丝路通道的目的。这一点可由下面一段学界熟知的文献得到佐证：“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经涉何国？’曰：‘道由黄头回纥、草头达靼、董毡等国。’又问：‘留董毡几何时？’曰：‘一年。’问：‘达靼有无头领、部落？’曰：‘以乏草、粟，故经由其地皆散居也。’上顾谓枢密都承旨张诚一曰：‘达靼在唐与河西、天德为邻，今河西、天德隔在北境。自太祖朝尝入贡，后道路阻隔，贡奉遂绝。’又问：‘尝与夏国战者，岂此达靼乎？’曰：‘达靼与李氏世仇也。’又问：‘道由诸国，有无抄略？’曰：‘唯惧契丹耳。’又问：‘所经由去契丹几何里？’曰：‘千余里。’”

[108]

沙州本为回鹘的势力范围，于阗入贡中原途经沙州而惧怕契丹劫掠，笔者怀疑这恐非基层契丹民众能力所及，极有可能是辽朝官方的“越境”行为。这与上面契丹在沙州行使武力的史实相吻合。

回鹘与辽朝交流的丝路商品也十分广泛。这一点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中有所体现：“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人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迁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罗锦、毛氎、狨锦、注丝、熟绫、斜褐。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笃耨。善造宾铁刀剑、乌金银器。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其来浸熟，始厚赂税吏，密识其中下品，蓓俾指之。尤能别珍宝，蕃汉为市者，非其人为侩，则不能售价……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村，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拈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靼。”

[109]

“狨锦”应为宋代文献中的“胡锦”；笃耨及笃耨香，实际上为笃耨树的树脂。其树状如杉桧之类，而香藏于皮，树老而自然流溢者，色白而莹，故其香虽盛暑不融，名白笃耨。至夏月以火环其株而炙之，令其脂液再溢，冬月因其凝而取之。故其香夏融而冬凝，名黑笃耨。因此在宋代文献中有“白笃耨”和“黑笃耨”之记载：“笃耨有黑白二种，黑者每贡数十斤，白者止一二斤。以瓠壶盛之。香性熏渍。破之可烧，号瓠香。白者每两价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为珍异也。”

[110]

依洪皓的看法，回鹘的“土产”可以分为珠玉、纺织、药物、香料、金属制品等种类，而纺织品的品种尤为繁多。这些物品显然是回鹘与辽朝交易品中的一部分。需要注意的是，洪皓认为上述物品均为回鹘的“土产”显然不够准确，如乳香等物品非回鹘出产，当属外来商品，是回鹘的中转贸易商品。其他民族或者政权也有这一现象。载：“沙州敦煌王曹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

[111]

“大食马”“美玉”非沙州出产，显然是中转获得。从第二章的考证中获知，回鹘与宋朝的交易品大致有“动物及其相关产品”“药品及香料”“纺织品和装饰品”等种类，而《松漠纪闻》中的物品应该是回鹘与辽朝交易品的一部分，考虑到地理位置、地缘政治、文化渊源、贸易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回鹘与辽朝贸易品的种类理应比宋朝丰富一些，只是文献鲜有反映而已。

从一些回鹘文书中也可反映出西域丝路商品之广泛。如回鹘文书《婚丧费用记录》载：“我们用了三两（银子）买了地产丝绸。/为做……斗篷我们用了一两半（银子）/买了地产丝绸。我们用六两（银子）买了罗马/（产的）·……为买织物用的地产丝绸/我们用了……两（银子）……我们用了二钱（银子）买了四枝珊瑚。/我们用三钱（银子）买了白珊瑚。”

[112]

文书中提及购买了罗马出产的某商品，这一信息反映了西域尚有从欧洲辗转而来的商品（文献中罗马也有可能是指小亚细亚地区）。珊瑚等物品是外来商品，也是重要的中转商品

[113]

。这些零零星星的资讯反映出无论从商品的种类上还是商品的来源上，回鹘所经营的陆上丝路商品均较为丰富和广泛。

（三）文化中介之角色

关于回鹘与契丹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王日蔚就已发现这一问题：“回鹘盛时，契丹为其臣属；西徙后，回鹘之一部臣于契丹；至黑契丹兴于葱岭西，于是回鹘乃尽臣于契丹。此前后三百年回鹘与契丹关系之大略也。至于两者在文化之相互影响，则以材料缺之，未能得其真相。然观契丹之改大人为可汗，称皇后为‘可敦’，及称京城之为‘窝鲁朵’，似足证契丹所受回鹘文化影响甚深。他日有材料时，当专篇论之也。”

[114]

回鹘与辽朝之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经济交往是一种看得见的，或者说是显性的活动。事实上，随着回鹘在塞北开展频繁的贸易活动，回鹘文化也逐渐在塞北地区有所渗透和影响。例如：在与回鹘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因语言不同，交流困难，辽太祖命令属下学习回鹘文，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出契丹小字（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契丹小字利用回鹘文的法则，声符拼音成字，是一种表音文字。它的最小语言单位称为原字，由一个原字构成的文字叫单体字，由两个以上的原字构成的文字叫合体字

[115]

。回鹘职官制度也曾对契丹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官号的借用上，而且表现为回鹘“左右杀”制度对契丹南、北院制的影响。此外，在宗教等方面回鹘文化均对契丹有所渗透和影响。这些内容曾在杨富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专门论述

[116]

，兹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文物也是观察回鹘文化对辽朝影响的一个重要窗口。兹举一例：《辽史》卷54《乐志》记载：“会同三年端午日，百僚及诸国使称贺，如式燕饮，命回鹘、燉煌二使作本国舞。”

[117]

辽会同三年为940年，敦煌应指归义军政权，为节度使曹元深在位时期

[118]

。这里的回鹘可能指甘州回鹘，也可能为西州回鹘。不过从文献推测，当时敦煌与回鹘的舞蹈似乎有所不同。此条文献仅记载了辽朝上层官员观看回鹘、敦煌舞蹈这一简单的历史事件。回鹘舞蹈在辽代社会中的影响状况在文献中鲜有记述，不过辽墓中曾有西域舞狮子形象的文物出土，如在陈国公主墓中就出土了一件西域胡人驯狮的琥珀饰件

[119]

。这些信息表明西域回鹘的舞蹈或杂耍在辽朝具有一定的“市场”，这种状况显然与回鹘和辽朝之间频繁的贸易联系有一定关系，是回鹘开拓塞北丝绸之路的客观影响。

回鹘对于辽朝在文化方面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伊斯兰教的问题。随着伊斯兰教的向东扩张，回鹘人由原来的佛教改信为伊斯兰教，使得西域的许多地方都成为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是为“绿色渗透”。辽朝与皈依伊斯兰教的回鹘及其他政权有着频繁的接触和交往，这种状况势必会引起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有学者曾关注过这个问题，如姜歆等人就曾撰文《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

[120]

。但问题是，衡量一种宗教在某一地区的发展不应仅仅局限于与该宗教有关的文物或者其他实体，而应该看到是否发展到一定数量的信徒或者皈依者。如果单从出土文物的角度想去论证伊斯兰教已经深入辽朝境内，显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21]

回鹘还应是一些物质文化的重要中介，学界讨论较多的是西瓜和回鹘豆的例子。

首先来讨论西瓜传入内地的问题。

关于西瓜传入辽朝及内地的问题

[122]

，学术界曾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23]

。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从传入时间上讲，主要有4种观点：一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已经种植西瓜，如明代李时珍等；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南方就有西瓜

[124]

；三是认为中国的栽培西瓜可能出现于秦汉时期

[125]

；四是大多数学者认为西瓜传入于五代时期。

从现有的文献及考古资料看，西瓜传入于五代时期是成立的。从西瓜从辽朝传入中国的方式上讲，主要有胡峤说和洪皓说，前者认为胡峤将西瓜从辽朝带入中原，后者则认为是洪皓

[126]

。这些问题学界均有不同程度的讨论，本研究就不重复了。

图3-1 辽墓中的西瓜图

无论学界对于西瓜传入时间或者传入方式上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但有一点是基本明确的：就是辽朝的西瓜是从西域回鹘人手中获得。这其中有一段关键的文献：“初，萧翰闻德光死，北归，有同州郃阳县令胡峤为翰掌书记，随入契丹……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

[127]

这是汉文文献对于西瓜较早的记录，虽然寥寥数语，但有不少值得解读的信息。

胡峤在契丹的居留时间为辽太宗在位时期，文献中的“破回纥”应该是指辽太祖阿保机亲征回鹘的事件：“冬十月丙寅朔，猎寓乐山，获野兽数千，以充军食。丁卯，军于霸离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尽取西鄙诸部。十一月乙未朔，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射虎于乌剌邪里山，抵霸室山。六百余里且行且猎，日有鲜食，军士皆给。”

[128]

浮图城是指高昌回鹘的夏都，即庭州之可汗浮图城。依黄盛璋先生观点，这里的回纥指的应是高昌回鹘

[129]

。笔者也认同这一点。可见辽代初期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就已经有了西瓜种植，但西瓜是否传入了与之毗邻的河西走廊地区呢？检阅汉文史料，难以找到五代时期河西走廊有关西瓜的信息。不过笔者发现在西夏文献《杂字》“果子部”下中存有“回回瓜”和“大食瓜”的词条

[130]

。湖北省恩施发现的南宋咸淳六年的“西瓜碑”载：“西瓜有四种，内一种蒙头蝉儿瓜，一种团西瓜，一种细子瓜，名曰御西瓜，此三种在淮西种食八十余年矣。又一种回回瓜，其身长大，自庚子嘉熙北游带过种来。”

[131]

由此可见，西夏文献《杂字》所记载的“回回瓜”就是今天所见的西瓜。《杂字》是西夏幼儿启蒙教育一类的著作，为西夏人编撰。显然，不管西夏境内是否种植西瓜，但西瓜已经进入了西夏人的视野。现有关西瓜东传的文献资料主要依靠《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以及洪皓《松漠纪闻》中的记载，学者们基本遵守了西瓜单线传播的思维模式，即由西域—辽朝—中原的路线。上述《杂字》有关西瓜的记载显然在提示我们，在西瓜传入辽朝的同时，西瓜极有可能在西夏境内开始种植。因此，穿越西夏境内也有可能是西瓜进入内地的另一路线。

此外，西瓜之所以能够在辽朝传植，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契丹人从西域取回西瓜种子；二是契丹人掌握了在塞北种植西瓜的技术，即“牛粪覆棚”的技术。两者缺一不可。关于“牛粪覆棚”的技术文献交代极其简略。现在的问题是，“牛粪覆棚”的技术是契丹人发明的还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的？今天内蒙古东部包括辽上京遗址周边的瓜农们依然使用“牛粪覆棚”的技术来栽培西瓜

[132]

。不过用“牛粪”或者“羊粪”给作物保暖是今天北方许多地区农民使用的防寒方法。高昌回鹘与辽上京基本处于同纬度地区，光热条件大体相同，而西瓜又有较长的栽培时间。因此，“牛粪覆棚”的技术从何而来尚需进一步关注。不管怎样，西瓜的引种是9—13世纪东西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物证，不仅反映了由回鹘人开拓的塞北丝绸之路的兴盛，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段东西交通的复杂性。

除了西瓜，文献中的“回鹘豆”也与丝绸之路有一定关联。

《辽志·岁时杂记》“回鹘豆”条下记载：“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粟。”

[133]

回鹘豆又名回回豆、胡豆、蚕豆、那盒豆、鹰嘴豆等。回鹘豆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茎直立，有分枝，具有和中下气，利小便，解疮毒，治霍乱转筋、脚气、痈肿等功效。《辽志》及《契丹国志》中只是记载回鹘豆，并未阐明回鹘豆传入辽朝的时间。劳弗尔从《本草纲目》中推论胡豆大致在隋唐时期就出现在内地

[134]

。唐代文献中的“胡豆”与《辽史》中的“回鹘豆”是否为一回事，值得考虑。若两者为一回事，传入中国内地的回鹘豆是否也传入了辽朝？也就是说辽朝和唐朝的回鹘豆的传入路线是否一致。这些疑问在先前的研究中尚未予以考虑。令人疑惑的是，《辽志》和《契丹国志》中的“回鹘豆”出现在“岁时杂记”条目之下，收录了与岁时无关的几条词条，如舍利、跪拜、泽蒲、回鹘豆、螃蟹等。这些词条之间并无关联，但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均作为“特殊事物”或者“特殊现象”而收录的。如“舍利”的意思就是契丹国内富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并给契丹名目，谓之“舍利”。从这个意义上推测，“回鹘豆”对于普通契丹民众而言并非是十分常见的植物，可见其传入辽朝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综合这些信息推测，《契丹国志》中的“回鹘豆”很有可能是通过塞北丝绸之路传入辽朝境内的。

第三节 辽朝与伊斯兰世界

一 从相关文献看辽朝与伊斯兰世界

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保持着接触和交流。这里的伊斯兰世界，不仅包括回鹘所居的西域地区，同时也囊括了回鹘以外的中亚甚至西亚等区域。辽朝与伊斯兰世界接触交流的表征之一就是，在辽朝故地出土了众多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文物，这将在后面进行专门讨论。这里仅就文献所反映的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一些情况进行阐述。

汉文文献中反映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资料较少。《辽史》载有大食和波斯分别向辽朝朝贡3次和1次

[135]

。从前面的考述中得知，《辽史》中的阿萨兰回鹘、大食国、波斯国分别对应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和萨曼王朝。在《契丹国志》中亦有“大食国”“小食国”进贡辽朝的记载

[136]

。汉文文献中对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交往记录较少的原因与史官收录史料的标准和视野有一定关系，不过记录少并不代表某种历史事实。在阿拉伯文献中尚有一些汉文文献未载的情况。

在《马卫集论中国》中涉及契丹与伊斯兰世界的一些信息，为了方便讨论，兹将《马卫集论中国》中的相关内容分为四部分进行解读。

材料一：

前往契丹的旅行者自沙州东行半个月将会遇到一个名为萨里（Shári
）的部落。该部落又以某酋长的名字Básm
·LBasmil
而闻名。他们是因惧怕施行割礼而从伊斯兰教地区逃到那里的。

尽管契丹和回鹘国都位于远离伊斯兰国家的地方，而且通往那里的道路已经切断，但他们的国王仍然因为侧邻伊斯兰国王及伊斯兰军队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已经听说并且看到了这种宗教的兴起、高涨及其信徒惩罚敌人的力量，所以，他们封闭了道路并驻屯士兵，以保卫自己及其国家。

[137]

这一段翻译的文献向我们透露出以下信息：

第一，曾经不断有从伊斯兰世界前往契丹的商旅，包括逃避宗教的中亚居民。沙州是从中亚、西域等地通往契丹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第二，影响陆上丝绸之路畅通与否的因素不仅包括地缘政治的状况，宗教因素对这一问题也有影响。阿拉伯文献所载的契丹等惧怕伊斯兰教的入侵而进行封闭道路等方式的抵触，这应为实情。西夏和辽朝等政权均是以佛教为国教，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东扩势必会引起辽朝等政权的警惕。上述材料反映的就是这一状况，而这在汉文史料中鲜有记述。

材料二：

当穆罕默德（Mahmud
）苏丹［安拉保佑他］成功地取得政权并征服了印度和突厥地区后，契丹和回鹘的国王开始感到畏惧，契丹国王于是给他写了一封国书，其译文如下：隆运长久［大可汗］致呼罗珊爱米尔穆罕默德·哈喇可汗：

天王将［许多］王国、将广阔的土地以及居住其上众多的部落赐予我们。我们在自己的京城中自行其事而且享有安宁。世界上每个耳聪目明者都不能不谋求与我们保持友好密切的关系。附近地区个爱米尔中我们的甥侄都无一例外地经常相继派来使者，呈上信函与贡物。［唯有］他［指穆罕默德］至今还没有遣来使节和信差。而我们却已风闻他那超群的勇力，使人崇敬的强大的杰出地位，令众爱米尔畏惧的威严以及他控制各省时的那种力量和权威，还有他那依靠自己力量而给国土所带来的和平。由于享有如此荣耀的地位，他有责任向至高无上的汗——普天下的第一人——报告他的消息，并据天可汗的地位而予以适当的尊敬。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已采取主动，鉴于路途遥远和［必需的］行期过长，因此，仅限于派出一位轻装使者，而没有赋予他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礼品。

本家族的一位贵妇人曾嫁给了卡的尔汗（Qodir
-khan
）的儿子Chaghri-tegin
，两个家族通过联姻而结成同盟。我们已命令卡的尔汗为使者开放通向他［即穆罕默德］的道路。同时，也为他的使节敞开大门。他应挑选判断力可靠、知识渊博并且严肃认真的使者，以便使我们能够告诉他我们的情况以及交流世上的风俗习惯，同时与他友好地建立起相互馈赠的惯例。

派出这位使者——QalitunkáQul-Tonga
?的目的在于开辟团结之路并加强友好的纽带。

（使者）携带的礼品只有下列各项：

Khwíah 2
副

Zhúnkí 1
副

R·nzí 1
副

Sh·k·raí 2
副

生丝（个二匹）15
套

（做）大衣用的黑貂皮

200
张黑貂皮

1000
张灰鼠皮

30
个麝香袋

1
张弓10
支箭

此信写于鼠年。

[138]

这一段材料大致讲述了契丹向加兹尼王朝主动通好

[139]

，并且愿意开通商路的一些状况。加兹尼王朝伴随着辽朝的始终（加兹尼王朝建立于963年，灭亡于1186年）。在苏尔坦·马茂德统治时期，为王朝的鼎盛时期，史称“雅明王朝”

[140]

。这一时期王朝的疆域北至花剌子模，南达锡斯坦，西至伊朗北部，东达印度北部。马茂德在与“异教徒”进行战争的口号下，远征印度达17次之多，并且占领了旁遮普、木尔坦、克什米尔和信德的一部分

[141]

。从地缘关系上看，加兹尼王朝不仅继承了原萨曼王朝的领土，而且有所扩展，其东北缘与喀喇汗王朝、于阗毗邻。这些状况在上引阿拉伯文献中也有反映。文中所讲的“穆罕默德（Mahmud）苏丹［安拉保佑他］成功地取得政权并征服了印度和突厥地区”，反映的就是加兹尼王朝征服印度及周边地区的状况。“本家族的一位贵妇人曾嫁给了卡的尔汗”应该就是《辽史》中记载的辽朝可老公主出嫁大食一事

[142]

。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得知，《辽史》中的大食应该就是喀喇汗王朝。这样，我们就基本上知道这封信的内容轮廓：加兹尼王朝不断对外扩张的形势对辽朝有所“威慑”，辽朝因此派出时臣主动与加兹尼王朝通好，除了表达对加兹尼王朝首领的赞美之意外，还许诺将督促喀喇汗王朝开放加兹尼王朝与辽朝之间的道路，并且带去了貂皮等“见面礼”。这是一次不见于汉文文献所记载的辽朝与伊斯兰世界的官方交往，辽朝并未把加兹尼王朝作为属国看待，双方在外交上处于相互对等的地位。当然，在交往动机上，辽朝显示出积极主动的一面，这一现象并不是为了获取政治上的某种利益，而是具有打通西方的贸易通道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因为从信件的内容看，除了敦促喀喇汗王朝开放道路以外，其余则为外交上的“客套话”，并无多少实质性内容。

材料三：

回鹘汗也曾写信给［穆罕默德］，下面即是信的译文：

“我们隆运长久、至贵至尊的伊列克回鹘汗（Ilik Yughur-khan
）致穆罕默德苏丹：

尽管距离遥远，［我们问候］他本人安好。听到他的隆运，听到他已经征服［了］印度国土的诸小邦国，我们感到欢欣和高兴。

因为全世界诸国王关系密切，而且与偏远地区的领主友好相处，我们幸福的［王国］也希望与一个属于世界上著名武士和杰出任务之列的人友好相处。无论在东方和西方，［他都已证明了］他的权势和神勇。我们热烈地期望［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友爱和尊敬。

虽然我们两国远隔重山，但是我们的心却密切相连。我们派出这个使者，愿今后双方相互友好与交往，以使美好的回忆长存。假使他也有相同的心愿，那就让他来信并派出使节，通过这位使节来奠定友好的条款并以其身份来加强这种局面。

契丹派出一位名叫Q·Hunka
的信使［奴隶］，我们也派出一位信使与他同心。这样，无论何时有人前往我们这里，都可以与他结伴同来。契丹使者的归途必须经过这个国家，因为道路不宁，我们的使者没带什么礼物，但是，我们派出一个奴隶，并以一支箭作为标志。Qáshí
将呈上我们的口信。写于五月。”

[143]

与辽朝使臣一同出使加兹尼王朝的还有回鹘使臣。同样，回鹘可汗也向加兹尼王朝首领发出一封外交信件，其基调与辽朝的信件完全相同。笔者怀疑这两封信件是否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信中回鹘人表达了对加兹尼王朝首领的钦佩之情，许诺以后加强联系与交往，并且帮助契丹人顺利地前往加兹尼王朝。这里的回鹘是指何者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喀喇汗王朝。因为在信中回鹘人明确指出契丹人需经过他们的国家方可到达加兹尼王朝，结合前面辽朝敦促喀喇汗王朝开通和维护前往加兹尼王朝道路的情况，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出这里的回鹘应该是喀喇汗王朝。

材料四：

穆罕默德收到这两封信并读了其中的胡言乱语之后，在他一贯强烈的伊斯兰教情绪支配下，根本不可能应允建立真诚的关系和实现交往的要求。他斥退了使者，对他们说：“和平与休战只是用来防止战争。我们之间没有能使双方建立密切关系的宗教联系。遥远的距离保证了我们双方的安全而不致背信弃义。我用不着与你们建立密切的关系，除非你们接受伊斯兰教。”

[144]

有趣的是，阿拉伯文献还记述了加兹尼王朝首领接见辽朝和喀喇汗王朝使臣后的反应。从文献所提供的信息判断，加兹尼王朝对辽朝与喀喇汗王朝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十足的兴趣，提出了用皈依伊斯兰教作为换取双方交往的条件。其实宗教因素在中世纪中西交流史上的作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上述加兹尼王朝首领的言论只为我们剖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实例。如前所述，在伊斯兰教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作为佛教区域的辽朝以及河西地区是否具有“抵制”伊斯兰教东扩的一面？而这种宗教上的地区差异性是否成为阻滞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因素之一？使得在分裂割据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丝路贸易长途贩运的形式变得更为困难？这些问题尚需更多材料的支持。同时我们看到，宗教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并未使伊斯兰世界与辽朝以及东部非伊斯兰教的区域的联系完全断绝。上述文献显示出辽朝有着加强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愿望。《马卫集论中国》中的四份材料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辽朝与加兹尼王朝之间的一次外交事件，使我们了解到辽朝与伊斯兰世界交往史中的一个小片段。虽然透露的内容极为有限，然而在汉文文献记载缺略的情况下，即便是蛛丝马迹的信息也使我们欣然不已。辽朝是否还与加兹尼王朝以西的伊斯兰区域保持着联系和交往，诸如与占据两河流域、伊朗高原以及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塞尔柱帝国的关系如何？尚需继续关注。

二 从考古资料看辽朝与西方交往

出土文物以及考古学资料是观察丝绸之路状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或考古遗址往往成为中西交往的文化符号。例如，学界较为熟悉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唐代胡俑、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瓶、近年来发现的安伽墓、虞弘墓等。每一次的重要发现都能激起学界讨论的热情。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受制于研究资料和研究现状，学界多聚焦于汉唐时期的丝路文物和遗址，尤其是涉及粟特人的考古发现有较多讨论。事实上，辽代故地出土的大量文物以及考古遗存中亦有不少与西域及西方交往、交流的信息，也是反映辽代在陆上丝绸之路中作用与地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物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时间跨度较大，但前期均是一些零星的发现，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1983—1986年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改变了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该墓葬中出土的丝路文物不仅数量客观，而且特征鲜明，尤其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的指向性，从而引发了学界对辽朝丝绸之路的关注和讨论。从地域分布状况看，这些文物多分布于辽朝的核心统治区，如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中西部等地，在华北平原的天津、河北等地亦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物多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其输入的路径和历史背景更能引发学界的兴趣。从文物的类别看，主要有装饰类文物，如琥珀或玛瑙饰件、玻璃器、金银器等。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兹将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制成表如下。

表3-8 与伊斯兰文化相关的辽代部分出土文物

续表

续表

续表

三 文物的文化内涵

（一）关于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

目前中国共出土了40多件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物

[145]

，其中辽朝境内出土的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物大致有10件，仅在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中就出土了7件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物，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批考古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物。关于这批玻璃器物的风格、艺术来源等问题，安家瑶先生已经做了深入的研究

[146]

。付宁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史前至12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文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中外玻璃器物资料

[147]

。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兹将这批玻璃器物中有关伊斯兰或者西方艺术风格的信息列表如下。

表3-9 出土部分辽代玻璃器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148]

图3-2 辽代琥珀柄铁刀

图3-3 琥珀璎珞

图3-4 乳钉纹高颈玻璃瓶

图3-5 刻花高颈玻璃瓶

图3-6 高颈玻璃瓶

图3-7 带把玻璃杯

图3-8 乳钉纹玻璃盘

图3-9 玛瑙碗

图3-10 玛瑙盅

图3-11 錾花铜盆

[149]

图3-12 刻花高颈玻璃瓶

图3-13 乳钉纹高颈玻璃瓶

通过上表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出土的辽代玻璃器中，不仅有较近的中亚地区和伊朗高原的艺术风格，同时还有距离辽朝较远的拜占庭甚至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因子。目前在辽朝故地是否有玻璃器皿的制造作坊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西亚玻璃技术经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主要通过游牧部落的迁移，而非通过选点固定生产后，一步步地传播

[150]

。加之，这些玻璃器皿基本上出土于辽朝贵族墓葬，表明其只流行于辽朝的上层社会，数量并不很多。因此这些具有西方文化因子的辽代玻璃器皿应该是从西方直接输入的，而非在辽朝本土生产

[151]

。结合文献所反映的辽朝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背景

[152]

，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这些玻璃器皿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至于是西方诸蕃朝贡而得，还是辽朝使臣从西方购得或者交换所得，或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获得，抑或是由回鹘商人带入辽境内？凡此种种推测尚不能得到可靠证据的支持。还需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汉文文献所记载的辽朝与西方的交往记录看，很少有反映从西方输入玻璃器的直接记载

[153]

。这一方面表明考古资料为我们观察辽朝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这一现象也在提醒着我们辽朝与西方的关系恐怕比文献所反映的更为复杂。

（二）辽代金银器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在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中，反映出不少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元素。学者们对此已有不少论述

[154]

，归纳起来，主要有来自中亚的粟特文化和萨珊文化的影响，为了便于考察讨论，兹成表如下。

表3-10 部分辽代金银器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155]

续表

[156]

图3-14 粟特风格的金银器

引自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上表所列举的仅是辽代金银器中的一些代表，但从中也能反映出辽朝与西方交往的一个侧面。这些具有西方文化因素的辽代金银器多是吸取西方金银器的技术工艺，其工艺来源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除了继承唐宋金银器中的外来因素以外，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西方的制造工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在辽代金银器中有不少粟特文化的因子，联系到唐代中后期以来粟特与回鹘民众共同维持塞北丝绸之路的史实，回鹘以及粟特人完全有可能充当文化中介的角色。不过与出土的部分辽代玻璃器有所不同的是，这些金银器多吸收了西方金银器的技术工艺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这些金银器多为辽朝自己生产而非外来输入品。笔者怀疑是否有从西方直接流入辽朝的金银器皿，需要今后进一步关注。此外，在辽代金银器中经常能够看到摩羯纹。摩羯系出自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或有向下卷曲羊角的鱼身鱼尾的动物，被认为是河水之精，常出于古代印度雕塑、绘画艺术中。最早约见于公元前3世纪，到12世纪仍流行于印度

[157]

。

（三）胡人及舞狮形象

在唐代的不少文物中可以看到西来胡人的形象，这也可以看作陆上丝绸之路兴盛的表征之一。有趣的是，在一些辽代的出土文物中亦有胡人等形象，同样反映出辽朝与西方交往的信息。

1986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哲里木盟（现通辽市）发掘了辽陈国公主墓。其中有一件琥珀佩饰特别引人注意。该佩饰为胡人驯狮浮雕佩饰，在略呈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右边刻一西域胡人形象，头缠巾，袒胸露乳，系长带短裙，牵一头雄师，作驯狮姿态。雄狮表现出很驯顺的模样，显示出是一件长时间体验和熟悉驯狮场景的西方匠师的写实作品。这件雕刻，应从中亚地区输入

[158]

。此外，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中也出土过“胡人训狮纹”三彩陶砚

[159]

；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庆陵白塔上也有“胡人训狮”的图案，在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还收藏一件“胡人骑狮”的瓷俑

[160]

。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出土过一件辽代胡人牵马纹铜带

[161]

（见图3-15）。出土文物中的西域胡人具有非常明显的体质特征，高鼻深目，与辽代墓葬壁画中的契丹人形象迥然不同（是否为回鹘人的形象，存疑）；从装饰上看，该胡人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脚蹬长靴，这应该是职业驯狮人或者表演者的装束。无独有偶，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1号墓天井的东壁绘有一大鼓，鼓面上立一雄鸡，头部脱落，黑尾、黑腿；西边的鼓面上蹲一头狮子，头部脱落，后肢伸直，前肢抬起，一上一下似作击鼓状，尾向左侧前卷

[162]

。可见狮子至少为契丹贵族们所熟知。学者们一般认为中国内地的狮子来自于西域，并且一直出现在西域向中原政权的“贡品”之列。西域是狮子崇拜的流行区，从印度到波斯，狮子被涂上浓重的神话色彩，享誉僧俗两界，成为神力和王权的象征。但由于狮子只具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因而不能得到像汗血马那样的养殖与调习，甚至自唐至明代多次出现“却贡”的事例

[163]

。辽代遗址墓葬中出现的胡人以及狮子显然与辽朝与西方之间的陆上通道有直接关系，反映出与西域诸国相互交往的密切关系。当然，考古发现表明通过塞北丝绸之路传入胡人舞狮的形象在辽之前就已有之。例如在内蒙古通辽科左中翼旗出土的一件“人物双狮纹金饰牌”，长10厘米，宽5.8厘米，重130.8克。其正面凸起，浮雕一位高鼻深目的、头上有尖的武士；在武士的两侧各依着一头雄狮；雄狮在武士的控制下显得很驯服。反映出魏晋时期鲜卑人与中亚、西亚交往的历史见证和产物。该牌饰现在收藏于内蒙古通辽市博物馆

[164]

（见图3-16）。当然，从契丹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胡人舞狮的文物使我们联想到在契丹贵族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亦可观赏到来自西域舞狮人的表演？虽然史籍缺载，但从出土与舞狮有关的辽代文物，反映出西域文化在辽朝境内的传播以及对辽朝社会的浸染。

图3-15 胡人牵马纹铜带

图3-16 人物双狮纹金饰牌

（四）琥珀及玛瑙器

在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了上百件琥珀质地的小件文物以及数十件玛瑙饰件。在辽代的其他遗址中也有琥珀及玛瑙器的发现。如1994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白音勿拉苏木白音罕山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了9件琥珀饰件，其中,5件近似于扁体椭圆形，呈红褐色，中间有穿孔。此外，还出土了玛瑙杯底部残片1件。报告者认为，该墓地是辽朝贵族韩氏家族墓地，为辽朝汉族家族墓地。

[165]

1975年，在内蒙古林西县大营子乡和平村一辽墓中出土玛瑙管1件，颜色泛红，中有一穿。又发现玛瑙料珠两件

[166]

。1995年，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旗代钦塔拉苏木双龙岗村一辽墓中出土玛瑙珠饰一件，为橘红色平面近长方形，截面呈椭圆形。研究者认为该墓属于辽代契丹族平民墓葬

[167]

。前引《契丹国志》中诸蕃向辽朝进贡玛瑙器、琥珀的记载

[168]

表明，琥珀及玛瑙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输入品。虽然上述考古发现尚未进行文物来源的鉴定，但极有可能就是通过陆上通道的输入品，例如，有学者就曾指出，辽代朝阳北塔出土的玛瑙罐是盛装佛骨的舍利罐，其褐中泛白流云纹样的材质，与唐朝西安何家村出土的玛瑙羚羊首杯质地相同，该杯被公认为是西方制品。特别是这种褐中泛红白流云状的优质玛瑙，多出自波斯、印度、西域地区

[169]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仅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发现玛瑙器，而且在契丹的平民墓葬中也出现了玛瑙器。这一方面说明在契丹族普通人家中也存在“消费”玛瑙的习惯，另一方面在暗示玛瑙器等西来物品在辽朝社会中具有较深的渗透性。

（五）出土钱币及窖藏

出土钱币状况反映出塞北丝绸之路贸易的一个侧面。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阴山南北的得宁路故城、集宁路故城、卓资县八苏木遗址、四子王旗王墓梁古墓群、沙井故城等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钱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属于宋钱

[170]

。这些宋钱应是辽朝从宋朝手中转手而得的。宋钱不断地涌入辽朝并成为辽朝的通货，从而引发了宋朝的钱荒，这成为宋朝经济发展的一大患。北宋名臣苏辙就曾讲：“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

[171]

辽朝所用宋钱之多反映出交换经济在辽朝的兴盛，从而还出现了一系列贸易据点。《大金国志》卷13载：“市场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有之。契丹时亦置市场，唯铁禁甚严，禁不得夹带交易。”

[172]

这些市场中，天德（今内蒙古呼市东的白塔古城）即丰州故城，是辽、金时期联结西亚、蒙古高原与我国内地贸易据点。丰州城已被埋在十几米的黄河淤泥之下，其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内涵不得而知，但在丰州城白塔内第一层嵌砌于周壁的金代修缮白塔的捐资石碑上有“天山榷场华严邑”的字样，捐助者的住址有丰州城的麻市巷、牛市巷、酪巷等，这应是那里有买卖牛、麻、酪等商品的市场而得名

[173]

。1964—1965年，因基本建设取土，在辽、金时代的丰州古城遗址上出土了大批古钱币，有两万余枚，80余公斤，其中以北宋钱币最为丰富

[174]

。事实上在西夏的东北角，也就是辽天德军活动的一带，在辽时贸易就十分兴盛，这里不仅是回鹘在东方贸易的重要驿站，西夏、鞑靼、辽政权还在此设立榷场进行边贸。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在辽上京城遗址、林西三道营子、哲里木盟通辽及奈曼旗境内出土了几批辽代和金代的窖藏钱币，其中有西夏文或汉文的“大安宝钱”“大安通宝”等西夏钱币

[175]

。在黄河沿岸的西夏遗址中，也曾出土过几批辽代瓷器

[176]

。这些物品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双边的互市或榷场来完成的。金朝也注重对边境互市的经营：“金主亶以其叔呼喇美为招讨使，提点夏国、塔坦两国市场。”

[177]

可见金时上述区域的贸易依然很活跃。我们认为：西夏北缘的贸易也属于丝路贸易的范畴之内，因为这一贸易带处于丝绸之路的一条支线上

[178]

。表3-11反映的是居沿路沿线发现的钱币窖藏状况。

表3-11 居延路沿线辽金时代的部分钱币窖藏

[179]

（六）辽墓壁画的星图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一辽代墓葬，在该墓的后室穹隆顶部存有一幅彩绘的星图。该图呈圆形，直径为2.17米。星图中心嵌有一面直径为35厘米的铜镜，铜镜周围绘有九瓣莲花。莲花外围则是以白灰作底，涂有浅蓝色以示晴空。环绕莲花有九个较大的圆点，可能为印度历法中的九曜，其中最大的一颗圆点为赤色，表示太阳。九曜外围是二十八宿，最外层为黄道十二宫，一宫列一圆圈绘一圆形

[180]

。1989年，在宣化同一地点（辽墓群）的另一座辽墓中也发现了与上述内容、结构布局基本相同的星图

[181]

。宣化辽代墓葬中天文图的出现，被学术界认为是两幅完整的将二十八宿与黄道十二宫结合在一起的天文图

[182]

。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其创立的时代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真正的起源可能稍早

[183]

。而黄道十二宫则起源于巴比伦，后传入小亚细亚，希腊以及印度等地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分属两个不同的天文学体系。最早将两者相结合的星图为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唐代星占图的残件，一般认为是公元8世纪的写本。那么辽墓中的星图到底意味着什么？依黄时鉴先生观点，从总体上讲，辽代星图似乎显得更多地受到“西来”的影响。具体地讲，由于辽与高昌回鹘、西夏都有密切的交往，包括佛教方面的交往，因而得出一个自然的推测是：辽代星图上的黄道十二图形可能是高昌回鹘、西夏的佛教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一般认为辽代佛教传自五代与宋朝，而对来自西边的影响不大注意，这里恐怕有片面性。至少在黄道十二宫图形上，我们还未见到宋传的痕迹

[184]

。姜伯勤先生也曾指出，宋开宝七年（974）后，波斯占星之术已自西印度、中亚“Talas”河经粟特人传到了灵州及敦煌

[185]

。笔者认为，西夏或辽代星图中的西方文化因素是否与回鹘僧人有一定关联？回鹘僧人曾是西夏及辽朝的“珍宝”，甚至文献中有西夏向辽朝进贡回鹘僧人的记载

[186]

，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中介。总之，上述所列举的考古发现似乎在提示着，我们通过丝路通道输入的“西方”文化对辽朝文化的影响远比文献反映得更为复杂和深刻。

图3-17 宣化辽墓星图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关注西来有形及无形文化对辽朝影响的同时，辽朝的文物典章对西方世界也有渗透和影响。例如，在伊斯兰玻璃器输入辽国的同时，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及地中海沿岸均发现或出土过辽三彩

[187]

。

除此之外，辽代文物中的胡乐胡舞、摩羯以及印有联珠纹、对禽纹图案的丝织品无不体现着西方文化因素在辽代的传播与浸染

[188]

。

第四节 辽朝对中西商路的控制及陆上丝路交通

一 蒙古高原自然及人文环境

这里所讨论的辽朝陆上丝路交通主要是指辽朝与西域、中亚以及中国西北之间的交通状况。唐末以来，随着西北地缘政治状况的改变，传统丝绸之路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西域以及河陇地区通往中原及塞北的交通路线变得错综复杂。安家瑶先生就曾指出，辽朝与西亚的交通路线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189]

。辽朝幅员辽阔，东通大海，西临西域，但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应为以上京为中心的腹里之地

[190]

。因此，辽朝陆上丝路交通状况应该指西域等地区与辽朝腹里之间的交通路线。辽朝腹里与西域之间为蒙古高原阻隔，了解其自然及人文环境有助于对辽朝陆上丝路交通状况的理解。

蒙古高原为一由山地环抱的波状高原。水系主要为内陆流域，且多内陆湖泊。高原的自然景观主要为温带草原和温带荒漠。具体讲，蒙古高原可以分为五大区域

[191]

：

（一）阿尔泰山区。包括今中蒙边界的阿尔泰山脉本部及其余脉戈壁阿尔泰山。阿尔泰山区呈西北—东南走向，横亘于蒙古高原的西南部，成为从西域及西北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巨大屏障。不过，在阿尔泰山区中尚有一些山间荒漠盆地以及宽广的河谷，它们是古代民众进入蒙古高原的主要通道。

（二）大湖盆地区。主要指蒙古国西部哈拉乌苏湖、乌布沙湖、吉尔吉斯湖等湖泊分布的区域。有些湖泊是淡水湖，有些则为咸水湖。在湖泊周围形成大小不一的高原绿洲。大湖区隔阿尔泰山与我国新疆相邻，要翻越阿尔泰山进入新疆地区显然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不过注入湖泊的内流河通道将大湖区与蒙古高原的腹地联系起来，如顺着扎布汗河东行就可达色楞格河的上游地区。

（三）杭爱—肯特山区。这一区域处于蒙古高原的中北部地区，主要显现森林草原和草原的景观。具体地讲，森林草原为本区的北半部，主要为色楞格河和鄂嫩河流域所特有，而草原则主要占据着所有杭爱山脉的南坡和乌兰巴托南面的博克多乌拉山以南以及翁都尔汗以东和以南的区域。这一区域还是蒙古高原水系最为发达的地区，在杭爱山脉与肯特山脉之间，水系呈扇形分布，并且分布有众多的湖泊。这一地区是今天蒙古高原的主要牧场和农耕区的分布区域，也是蒙古高原人口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为蒙古高原的“腹里之地”。正是由于杭爱—肯特山区拥有蒙古高原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因此，这一区域就成为匈奴、突厥以及回鹘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是历史上称雄漠北的游牧民族必须争夺和占据的地区。由于这一区域是漠北地区的核心区域和精华地带，其在中西交通史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东蒙古高原平地。这一区域主要指蒙古高原的东部地区，主要呈现草原景观，几乎没有森林。其平均海拔较高，地势相对平缓，与我国的呼伦贝尔草原相接。

图3-18 蒙古国地图

（五）戈壁区。隔壁区分布于蒙古高原的南部。实际上，在蒙古国的戈壁阿尔泰山以南，中国的马鬃山以及阴山以北的区域构成了戈壁区，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理单元，是蒙古高原中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区域。其基本呈现荒漠草原、半荒漠或者荒漠的自然景观，基本没有木本植被。不过蒙古高原戈壁区尚未形成面积较大的沙地区，而是呈现块状分的小面积沙地。有些沙地尚有一些固定的植被，而且在一些区域可以看到水井和泉水。对照蒙古高原的地形图，我们不难发现从西域进入蒙古高原有两条走廊：

第一条是从准噶尔东缘开始，在阿尔泰山与博格达山及其余脉之间存在着一条细长的走廊地带，并且通过戈壁阿尔泰山南部的东西向缺口进入蒙古高原腹地。

第二条是从哈密盆地东行经马鬃山地北缘进入居延地区，然后可以沿着阴山北麓继续东行。这一走廊实际上介于蒙古国境内的戈壁阿尔泰山与中国境内的马鬃山—阿拉善高原—阴山之间。因此，虽然戈壁区自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穿越隔壁进入蒙古高原也是有可能，这也是古代连接东西交通的主要地带之一。

就辽时蒙古高原的人文环境而言，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辽朝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有效控制。

辽代设置西北路招讨司，实现对今蒙古高原大部的管辖。虽然这种管辖具有的松散性甚至羁縻性

[192]

，但在西域与中国东北之间的狭长地带并无割据之碍，这也是10—12世纪塞北丝绸之路能够兴起的重要因素。在清朝人编纂的《西域图志》中，在宋代高昌处标注“高昌一名高敞，属于辽所统，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割禄、黠戛斯、永蛮、格哆族、预龙族等部。”在于阗处标注“于阗国属于辽”。

[193]

从中反映出在清人看来，辽朝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今蒙古高原，甚至包括新疆一部分地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很值得思考。笔者推测一种可能是受到《辽史·属国志》记载中有关高昌、于阗记载的影响。

第二，辽时蒙古高原散布有众多部族。

史载：“又次北西至鳖古里国。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达打国。各无君长，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猎为业。其妇人皆精于骑射。常与契丹争战，前后契丹屡为国人所败，契丹主命亲近为西北路兵马都统，率番部兵马十余万防讨，亦制御不下。自契丹建国已来，惟此二国为害，无奈何，番兵困之。契丹常为所攻，如暂安静，以牛、羊、驼、马、皮、毳为交易，不过半年，又却为盗。东南至上京六千余里。”

[194]

这段文字基本概括了辽时蒙古高原部族的大致情况

[195]

。在夏辽边界地带也分布着熟土浑、突厥、党项、阻卜等部族。辽朝西北路招讨司到底统辖了多少部族，目前还难以弄清楚具体的情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虽然辽朝对蒙古高原不同区域的控制力是有层次的，但辽朝设立了西北路招讨司，实现了对分布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有效控制。文献中不乏辽朝对这些部族进行征讨的记载，而且笔者一直认为辽朝征讨这些部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塞北丝绸之路的控制权

[196]

。

第三，辽朝与周边政权或势力集团的关系。

除了境内的部族外，辽朝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状况较为复杂，与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瓜葛较多的政权为西州回鹘、吐蕃和西夏政权。笔者曾提出，宋代时期以河陇地区为核心，辐射辽金地区，形成了“六支力量，两个结构圈”民族关系格局

[197]

。在这一格局中，某一层关系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关系的连锁反应，而这些变化则是影响辽朝与西方交通路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吐蕃和西夏等因素渗透于其中，使得辽朝与西方的丝路交通非简单的东西向交通路线所能概括，而是使原有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网络变得更为复杂。

二 辽朝的陆上丝路交通路线

关于辽朝与西方的交通路线问题，中外学者早有关注。例如长泽和俊在《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

[198]

一文中利用《辽史》等汉文资料对辽朝的陆上丝路交通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梳理和考述。文章指出从辽上京北上途经呼伦贝尔，或者西行途经辽西京后折而北上到达可敦城，这是从辽上京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两条路线。以可敦城为基点南下，一条路进入黑水城地区便可与传统的绿洲丝绸之路连接起来，另一条路则沿蒙古阿尔泰山北缘西行进入吐鲁番盆地。长泽和俊在该文《辽代漠北诸城图》中标示出耶律敌鲁古进军路线，即从蒙古高原腹地出发南下，插入贺兰山地区，然后可进一步到达凉州地区。长泽和俊能够充分挖掘汉文史料中有关辽朝与西方交通的信息，将历史事件与交通路线的考证联系在一起，尽可能重建交通路线发生、演变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辽朝与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之间的交通关系。这些均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和值得肯定的部分。不过在长泽和俊的研究中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如在资料缺略的情况下，作者将辽朝的对蒙古高原部族以及西域等地区军事攻伐的路线比拟于辽朝与西方的丝路交通。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军事攻伐的路线除了受到地形地势、传统道路的走向等因素的制约外，还与具体的军事形势和需要有很大关系。因此，辽朝军事攻伐的路线与丝路贸易的商道应该有所区别。此外，长泽和俊尚未注意到途经黑水城地区的东西向贸易通道。

陈俊谋先生在《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一文对唐代回鹘路的状况进行了介绍，指出唐代回鹘路乃是以回鹘牙帐所在地卡喇巴喇哈逊为中心，主要分为南段和西段两部分。南段即从长安出发，经蒲关、太原、振武、中受降城，越阴山，经鹈泉抵回鹘牙帐；一般认为西段的路线为自回鹘牙帐沿杭爱山脉北麓西北行，越阿尔泰山，循准噶尔盆地东南而下，再折而沿天山北麓西去，到达北庭

[199]

。唐代回鹘路的路线走向对于辽朝与西方之间的贸易通道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但诚如陈俊谋先生所言，关于回鹘路的具体路线，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可知其概貌

[200]

。因此，许多有关回鹘路细节性的问题尚待进一步的探讨。

马文宽先生在《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201]

一文中用不大的篇幅探讨了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通，讨论了从辽上京经镇州到高昌，辽上京经居延到高昌以及喀什喀尔至辽上京等交通路线。对伊斯兰文献的运用和对居延路的关注是该文的两处亮点，但由于对交通状况的探讨并非是该文的要旨所在，因此行文较为简略，一些问题尚有继续举证的必要。

除了上述的专门论文外，在其他一些论著中也零零星星涉及一些辽代中西交通路线的问题。如苏赫和田广林

[202]

、王大方

[203]

、王北辰

[204]

、刘迎胜

[205]

等。上述有关辽代中西交通路线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同时必须看到，由于文献中有关直接记述西方与辽朝贸易线路的材料极其匮乏，多数研究成果多采用间接推论的方法来重构辽朝的陆上丝路贸易路线网络。当然，阿拉伯文献和一些西文文献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有益记载。近些年来一些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此类文献的重要性，如许序雅

[206]

、华涛

[207]

等。这些研究为今后的讨论开拓了思路，但阿拉伯文献、西文文献与汉文资料中有关地名的对应问题是令人颇为头疼的问题。当然，由于受到研究资料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现在学界只能勾勒出辽代中西交通的大致路线，即使这样，学者们仍未能在宏观的交通路线上达成一致。长泽和俊尚未注意到居延路的状况就是一例。辽金时代，塞北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丝路贸易网络，而要重构这一贸易网络图中的各条商道的确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遑论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讲的那样：学者们所绘制的丝绸之路与实际行走的道路并不完全一致，真正的丝绸之路要比地图上复杂得多

[208]

。传统的绿洲丝绸之路如此，辽金时代的塞北丝绸之路更是如此。

（一）从城池的设立的视角看辽朝对中西商路的控制

辽朝幅员辽阔，其统治范围西端与高昌回鹘政权接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辽朝不需要中界地带就可以直接进入西域境内。这里所探讨的辽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主要是指以辽上京为中心的核心统治区域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也是辽朝进入中亚甚至西亚地区必经之路。辽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途经蒙古高原腹地，即自然地理上的杭爱—肯特山区再进入辽朝核心统治区；另一条路线则是沿着古居延进入西域地区。后一点将在第四章中予以讨论，这里重点对辽朝经蒙古高原腹地进入西域的路线进行梳理。

资料显示，从辽朝上京地区到达西域或者河西走廊需要途经可敦城。如《辽代石刻文编》中《韩橁墓志》

[209]

记载：“明年奉使沙州，册主帅曹恭顺为燉煌王。路歧万里，砂碛百程，地乏长河，野无丰草。过可敦之界，深入达妒。□囊告空，糗粻不继。诏赐食羊三百口，援兵百人，都护行李，直度大荒。”显然，非军事目的的辽朝外交使臣去敦煌需要途经可敦城。又回鹘文书哈密顿编号20记载：“男儿斯利葛、喀尔恰尔和亚则尔，我们心事重重/自远方忠心地向出生高贵、行为智善、/智力聪慧、名声贤妙，我们的嫂子阿尔屯·烟盖西/问候快乐、和睦和平安。/时至我们写此信，我们一切安好。/现在，在这封问安的信中，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一个逃难者到此。（从他那）听说我们的好哥哥死了。/我们听说把他处死了，把他送上了绞刑/架。我们失声痛哭（原文为苦，疑误）。自从亚则尔到于都斤山/至今，我们一切安好。我们从/邮差手里得到了你们的来信，得知你们一切平安，我们十分高兴。/我们从逃难者嘴里听说后，十分难过。/好嫂子阿尔屯，让您辛苦了，你好好操持这个家吧。/不要有什么坏名声。忍耐一下。下一个月/我会与喀尔恰尔一起从仲云来甘州的。/望照看好西帕尔和颉利·亚鲁克。”

[210]

从这封书信的大致内容来判断，斯利葛、喀尔恰尔和亚则尔极有可能是来自甘州的回鹘人。文书中的于都斤山，亦作都斤山

[211]

、乌德犍山，即今蒙古国西南的杭爱山。例如杭爱山脉北缘即为旧时回鹘牙帐所在地，辽时在这里营建数个城池。回鹘文书中提及的回鹘人应该是来这些城池的，但是否经商还是有别的目的，尚难推断。不过以上这些出土资料和文书均表明今蒙古高原腹地在维系辽朝与西域及河西的交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要梳理交通路线的走向，辽朝在蒙古高原设立的城池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们先看《辽史》对这些城池的记载：

辽国西北界防边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具列如下：

静州，观察。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1199）升（地望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一带）。

镇州，建安军。节度。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东南至上京三千余里。

维州，刺史。

防州，刺史。

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静边城，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皮被河城，地控北边，置兵五百于此防托。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入胪朐河，沿河董城北，东流合沱漉河，入于海。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

招州，绥远军，刺史。开泰三年以女直户置。隶西北路招讨司。

塔懒主城，大康九年置。在胪朐河。

[212]

这段记载基本概括了辽朝在蒙古高原所设立的城池，具体有静州、镇州、维州、防州、河董城、静边城、皮被河城、招州、塔懒主城9座城池。当然，这仅仅是《辽史》所载的情况。事实上，辽朝在西北路究竟设立了多少边防城池，仅靠《辽史》的记载不足为据，在今蒙古共和国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边防城址，已超过上述文献（《辽史》）所记的数字

[213]

。有关辽代边防城池的地望问题中外学界多有讨论，此不录各家观点考证，为了便于论证论题，仅将考古调查的边防城池的地望列表如下。

表3-12 辽代蒙古高原部分边防城池的地望

[214]

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这些城址的准确定位尚有不同看法，但从地理分布上看，其主要分布于两个区域：一是以旧回鹘牙帐为中心的区域，如维州、镇州、招州、防州等；二是胪朐河沿岸地区，如塔懒主城、皮被河城、河董城、静边城等。

陈述先生认为，契丹边境主要在西北边境，设有边防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显然是为了国防的设施。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汗国的军事统治，保卫汗国的边境安全和对境外邻族的控制，可以当作军事工程看。

[215]

这一点在史籍中也有反映。围绕这些边防城池辽朝的军事征讨不断，其军事色彩十分浓重。现在的问题是，辽朝设立边防城池、不断进行军事征讨是否有其背后的隐情？

首先，这些边防城池的修筑需要花费一定人力与财力。《辽史》卷14《圣宗本纪》记载：“是月，修可敦城。”文献虽很少有修筑城池耗费的信息，但可以想见，在远离辽朝统治中心的大漠之地上修筑城池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要维持这些城池的功能也需耗费国力。不过考古发现证实辽人确实在回鹘可敦城之故垒修筑新城

[216]

。一些辽朝重臣甚至对辽朝修筑城池、劳兵袭远的做法提出质疑：“（耶律唐古）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

[217]

也有人提出将这些城池迁往近地

[218]

。这些城池所处的范围尚属于蒙古高原自然环境最好的区域，适于游牧，但辽朝并不依仗这些地方来增加国家的税收，因为《辽史·地理志》中讲得很清楚：“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辽朝也许并不看中城池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反而把它视作迁徙异族和流放犯人的“荒远之地”：“癸亥，贴不诉为重元等所胁，诏削爵为民，流镇州。”

[219]

“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镇、防、维三州。”

[220]

又 “河董城。本回鹘可敦城，语讹为河董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界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东南至上京一千七百里”

[221]

。上述文献均反映了这些边防城池既不能增加国家赋税，又要耗费国力进行维持的史实。辽朝在蒙古高原腹地设置城池仅仅是为了诉诸“领土”的目的？这样的解释略显勉强。何况在严格意义上“领土”的概念是在公元16、17世纪时，伴随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国际法逐渐发展并成为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笔者认为，辽朝修筑边防城池应该具有控制东西商路及贸易的目的。我们试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1.朝贡与征讨

修筑可敦城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镇西域”：“先是，筑可敦城以镇西域。诸部纵民畜牧，反招寇掠。”

[222]

这是文献明确提到修筑漠北边防城池的原因，但“镇西域”具有哪些具体的历史内涵？值得我们思考。辽朝劳兵袭远是否具有控制贸易的企图？文献所载辽朝与高昌设立互市能说明一些问题以外，我们还应该留意这些城池控制区域内部族如阻卜等的朝贡状况。前文分别对阻卜的朝贡及辽朝对阻卜的征讨状况进行了统计，仅《辽史·属国表》就记载阻卜向辽朝朝贡46次，远远高于其他部族的朝贡次数，这仅仅是史官记录的次数；同时看到，《辽史》所载辽朝对阻卜的征讨也十分频繁。显然，辽朝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长泽和俊也曾注意到这一现象，认为辽与漠北诸族叛服无常的关系大致一直持续到辽朝末期，并指出辽朝征讨的目的是为了阻卜惊人的大量贡品

[223]

。笔者十分认同这一点。

长泽和俊确注意到阻卜等部族的朝贡对于辽朝非同寻常的经济意义，但阻卜等部族的朝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朝贡贸易，其中恐怕有中转贸易的成分。原因有两点：

一是阻卜等部族的朝贡品规模十分庞大。

先考察阻卜朝贡的一些情况：“阻卜进马、驼二万。”

[224]

“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

[225]

“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女直万匹，直不古等国万匹，阻卜及吾独婉、惕德各二万匹，西夏、室韦各三百匹，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等诸部三百匹。”

[226]

显然，阻卜是诸蕃中进贡数量最多的部族，与其他诸部进贡的比额甚为悬殊。现在的问题是，虽然进贡品基本上为畜产品，但如此庞大的进贡品恐怕未必为阻卜自产而得，应有从其他渠道中转而得的物品。

二是存在着阻卜进贡丝路外来商品的可能性。事实上，文献对上述推测也有验证。载：“乌隈于厥部以岁贡貂鼠、青鼠皮非土产，皆于他处贸易以献，乞改贡。”

[227]

虽然讲的是乌隈于厥部的状况，但据此不难想见阻卜也应该存在这种情况。不过令笔者疑惑的是，汉文官方史籍视野下阻卜进贡的物品基本上是畜产品，笔者只有在《辽史》卷70《属国表》中发现一条“阻卜来贡马、驼、珍玩”

[228]

的记载，其中的“珍玩”是否包含通过中继贸易获得的畜产品以外的物品，信息太少，难以判断。综合判断，阻卜利用占据中西商路的要道谋取商业利益，虽然在其进贡品中却少见丝路外来商品，但也存在进贡此类商品的可能。如果上述推断基本能够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顺着“丝路贸易利益”——“阻卜、辽朝争取漠北丝路的利益” —— “辽朝不断对阻卜的征讨”这样的思路来解释一方面辽朝与阻卜之间维系着较为频繁的朝贡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对阻卜进行征讨的现象，两者对漠北丝路控制权的争夺恐怕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此外，应该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辽朝内部对待经营西北路而出现的另一种声音，即一部分辽朝权臣认为辽朝在漠北修筑边防城池徒费国库，要求停止这种做法：“重熙四年（1035），（耶律唐古）上疏曰：‘自建可敦城已来，西蕃数为边患，每烦远戍。岁月既久，国力耗竭。不若复守故疆，省罢戍役。’”

[229]

史馆修撰刘辉也积极进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230]

诸如此类。长泽和俊在其论著中也提及这一问题

[231]

。若依此言论，辽朝对漠北的经营显然是得不偿失。是辽朝士人漠视丝路贸易利益的存在，还是另有隐情，一时尚难决断。笔者注意到，上述士人们在言论中强调的是劳兵袭远，民众疲困，而并未提及其中的经济因素。《辽史》对这些言论的评论是“言虽不行，识者韪之”。十分有趣，修史者显然认为这些士人们的观点有失偏颇，不太赞成士人们的观点。

2.这些城池所在地曾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

虽然我们只是考察了有辽一代的历史断面，若将其放置在长时段的历史长河中，不难看出辽朝所筑边防城池所在地曾是中西交通的通道及丝路贸易兴盛之地，大致相当于学界所论述的草原丝绸之路的范畴。有考古迹象表明，穿越漠北草原腹地的中西交往在史前时期就很可能发生了。例如，内蒙古林西县白音厂汗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与欧亚大陆旧石器晚期的女神雕像具有相通之处。红山文化中的有些器皿如筒形罐与新西伯利亚以及阿尔泰等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皿同样具有类似的地方。进入青铜时代，从西起阿尔泰地区，东达辽西这一广阔的草原地区也有共同文化面貌的器物。

[232]

苏北海先生认为进入汉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东西交通干线主要有两条：其一可以称为南道，即由内蒙古长城地带向西，穿越今宁夏北部，经居延海，至伊吾向南可经由高昌过今阿克苏、喀什，然后进入阿富汗，向西抵达里海一带；伊吾向北可经由吉木萨尔、天山、伊犁、塞里克湖而到达河中地区。其二可称为北道，即由色楞格河、鄂尔浑河一带的漠北单于庭出发，西沿燕然山进入科布多盆地，复穿过阿尔泰山，沿乌古伦河，西南趋于塔城，达于河中。

[233]

所谓的草原丝绸之路的南道在今内蒙古等地区境内的部分多于居延路是重合的。这一点王北辰在《古代居延道路》一文中有论述

[234]

。笔者以为，居延路在古代发挥了沟通草原和河套、河西地区的重要作用，其所经过的地区为北方游牧向中原农耕的过渡地带，不能算作完全意义上的草原。如前所述，这条道路又处于长城之北，因此笔者将之归结为塞北丝绸之路的范畴内较为切题。而汉代（或匈奴时代）以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地区为核心的蒙古高原腹地则成为沟通中西的枢纽。中原的丝绸绢帛、西方的美玉珍宝通过草原通道辗转流传。匈奴之后，虽然北方草原几易其主，但由于中原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绿洲丝绸之路时断时续，许多西域及中亚商人依然取道草原进入中原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随着中原及北方草原政治情势的变化，回鹘势力异军突起，成为控制草原通道的新兴势力，直至辽朝取得北方草原的霸权。因此，从以上粗略的梳理中不难看出，虽然北方草原的主人更迭频繁，但是草原通道沟通中西的功能并未中断，内蒙古高原腹地在中西交通中的枢纽地位也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辽朝的边防城池处于沟通中西的中介地带。

宏观上讲，中国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大海阻其东，其西则为高原、大山所隔，因此古代中国不易受到其他文明的浸润与影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途经河西走廊以及漠北草原的东西通道成为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接触、交往的最主要路线。有人将东西交通的状况形象地归结为“哑铃形”，意在河西走廊乃至新疆绿洲一线狭长的通道发挥着沟通东西的主要功能。事实上，以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地区为核心区的蒙古高原也是连接中亚、西伯利亚和华北平原的纽带，只是与河西走廊一线的丝路比较而言，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具体路线，加之史家对游牧民族在这块土地上的迁徙繁衍、战争贸易的具体情节鲜有记录，我们知道的史实极为有限，包括蒙古高原与西方交往的路线走向。上述史籍所载的辽代城址也分布在从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到克鲁伦河（胪朐河）的狭长地带。因此从控制中西贸易的角度看，我们不难理解辽代在蒙古高原修筑城池的初衷。

（二）交通路线之考索

由于辽朝幅员辽阔，其域外的交通状况恐怕不仅仅局限于丝绸之路的范畴。辽朝统治的蒙古高原部族众多，加之史籍记述简单，所以我们对蒙古高原向北经西伯利亚与欧洲的交往状况了解甚少。辽朝的域外交通包括东西交通路线状况是一个复杂而宏大的论题。在本研究中，笔者主要就辽朝与西域之间丝路交通中蒙古高原地区的路线以及辽代（宋代）回鹘路这两个问题略加考述。

1.蒙古高原地区的路线

长泽和俊试图对辽代蒙古高原地区的丝路状况进行重建和复原

[235]

，其主要从两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考察：一是从辽朝军事攻伐路线的角度，二是从辽朝设立的边防城池的角度。笔者在前文中业已指出：用军事攻伐路线来复原丝路路线固然是一种研究思路，但是行军路线与贸易路线是否完全吻合，值得考虑。

[236]

从文献所载的辽朝边防城池的分布状况来看，其主要处于两个区域：一是色楞格河、鄂尔浑河等地区，即蒙古高原腹地；另一区域则为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满洲里一带的中蒙交界地带。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弄清楚以上两个区域与辽朝、西夏、及高昌之间的贸易路线。由于研究资料匮乏，所以仅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对辽代蒙古高原地区的丝路状况进行推测。

从高昌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一种走法是可以借助回鹘路来完成，但也可以从哈密盆地进入蒙古高原。从哈密盆地进入蒙古高原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就是巴里坤，其位置之所以重要概出于两点：①巴里坤位于天山中部，同时又处于伊州与西州之间，因此能够起到沟通天山南北麓之南北交通以及伊州、西州之东西交通的作用。②在古代以畜力为主要运输手段的情况下，巴里坤及周边地区能够提供足够的水源及草料供应。循最佳的水草路线是古代贸易路线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我们从现代地图上也不难发现巴里坤周边尚有泉水可寻。在伊州东北也有水源。如从哈密东北进入蒙古高原尚有水泉可寻。清代《杨可禄修路碣记》记载：“多都摩垓，在哈密城东二百十公里，东西皆有泉。源出天山北麓，夹流过多都摩垓北，合流百余里，潴为大泽。德都摩垓，在多都摩垓东北七十里，西南距哈密城二百八十里。东西皆有泉，即塔勒纳沁河之北流也，为哈密东北境。”

[237]

考察哈密周边的地貌状况，我们会发现两条蒙古高原的地理走廊：一条是天山北麓中蒙边界地带的准噶尔戈壁，另一条走廊则是哈密盆地经马鬃山与天山之间的低地进入蒙古高原。古代进入蒙古高原的通道显然利用了这两条地理走廊。例如，严耕望先生绘制的《唐代通回纥三道图》中从伊州进入蒙古高原的道路就有两条：一条是从伊州东北向直接进入蒙古高原；另一条则是从伊州北向折回巴里坤，再东向进入蒙古高原。两条路线大致与蒙古国阿塔斯山北缘会合，继而东北向抵达回鹘牙帐

[238]

。辽朝与西域联系密切，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分析以上两条道路也应是辽代丝路通道。

王炳华认为，蒙古高原至黑海之滨存在一条古老的商道。这条商道的大体路线是：经中蒙边境的一些大坂，进入布尔津河上游、克兰河上游，进入额尔齐斯河；或由开尔根鄂博、巴彦毛德尼布拉格翻越阿尔泰山，进入布尔根河上游及乌伦古河；向南穿越将军戈壁，进入奇台；或抵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后，沿河西行进塔城、博乐、伊犁河谷抵哈萨克斯坦。

[239]

辽朝的势力范围西抵阿尔泰山，是否也存在从蒙古高原直达阿尔泰山而后继续西行的贸易路线，文献记载较少，但不排除这种可能。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在阿尔泰山与杭爱山脉之间是一条地理走廊，海拔500—1000米，有沼泽和湖泊分布其间，不过一些湖泊为咸水湖，不宜饮用。沿着这条地理走廊可以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乌伦古河谷，继而抵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也可沿着布多河谷西行翻越阿尔泰山进入中亚地区。这也是今天蒙古国西向通道，即从乌兰巴托出发，经巴彦洪戈尔、阿尔泰、科布多、乌列盖而进入中亚地区。在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中并未标示出这条路线。

蒙古高原腹地与辽上京之间的道路如何走？依长泽和俊的观点，从辽上京出发北上，进入静边城、河董城等边防城池区，然后折而西进抵达蒙古高原腹地

[240]

。这条路线的明显优势是能够很好地利用克鲁伦河这一天然通道。现在蒙古国从首都乌兰巴托经温都尔汗、乔巴山进入俄罗斯的通道也是沿着可鲁伦河东行的。当然，循此路线进入辽上京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路线太长。设定蒙古高原腹地和辽上京是一个矩形的两个边角区，显然沿克鲁伦河的路线就是矩形相邻的两条边线。在以畜力运输为主的时代，这样的贸易路线意味着更长的时间。那么，辽上京与蒙古高原腹地之间是否存在直线路径呢？耶律大石的西行路线是从辽西京（今大同）西北行穿越阴山西北向而行低抵古回鹘城，即蒙古高原腹地。当然，这是军事性质的行军路线，这条路线是否也为贸易者所走？文献记载较少，尚不敢遑然论断。严耕望先生标注的唐代回鹘路是从今内蒙古后套北行而抵达回鹘牙帐

[241]

。以此看来，从辽上京进入蒙古高原腹地的另一种走法很可能就是：辽上京—辽西京—阴山南麓—唐代回鹘路—蒙古高原腹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断仅仅是粗线条的勾勒或者推测。蒙古高原或为游牧之地，或为戈壁无人区，没有像内地一样存在着较为密集的驿站或贸易据点，因此给辽代蒙古高原贸易路线的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随着考古资料丰富，可以将这些问题逐渐深入下去。

2.宋辽时期的回鹘路

从字面上理解，回鹘路是指通过漠北回鹘区域的道路，其是在唐代中原战乱、吐蕃入侵西北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不过这条道路曾经被匈奴、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地使用过。在唐代文献中亦有不少有关回鹘路的记载：“请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乃诏碛南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酪、肉待使客，岁纳貂皮为赋。”

[242]

又载：“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麝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牙帐。”

[243]

讲述的是回鹘路的走向。如前所述，学界可以根据这些记载大致重建唐代回鹘路的路线，主要分南段和西段两部分，但是回鹘路的具体路线目前尚不清楚。

回鹘路开通以后，一度曾为唐王朝与西域交往的官方之路，直到元代以降，回鹘路依然在发挥作用，如长春真人邱处机、耶律楚材等曾往来于回鹘路

[244]

。回鹘路也曾出现在宋代文献中：“契丹既与唃厮啰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欲徙董氊凉州，与之相近。”

[245]

这是一条宋辽时期有关回鹘路的极为重要的史料，表明宋辽时期曾经利用回鹘路来沟通东西交通。但是宋辽时期的回鹘路怎么走？与唐代的回鹘路又有哪些不同？

从政治情势的角度讲，唐代回鹘路与宋辽时期的回鹘路有所不同：唐代回鹘路主要是在以长安为中原政治中心的背景下通过北方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联系，而宋辽时期则完全打破了这样的政治格局。长安不再是中原政权的政治中心，代之的是契丹在东北以及西夏在西北的崛起。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引发回鹘路路线的变化。例如，在唐代可以从长安出发径直北上抵达夏州，然后可以由夏州进入中受降城折而西北向进入回鹘衙帐，但在宋辽时期这样的路线显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西夏盘踞于河套，从长安进入蒙古高原腹地难免受到西夏、辽以及鞑靼等势力的影响。

严耕望先生指出，由唐境通回纥主要道路有3条：①河上军城西北取高阙鹈泉道，②弱水居延海北出花门道，③北庭东北取特罗堡子道。

[246]

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会引发回鹘路路线的变化。下面我们就唐宋时期这3条回鹘路的状况做一些对比。

（1）河上军城西北取高阙鹈泉道。

在唐代此道为唐入回纥之主道

[247]

，可以从长安出发直径北上抵达夏州，然后可以由夏州进入中受降城折而西北向进入回鹘牙帐（高阙在后套乌加河一带）。但在宋辽时期，缘于西夏盘踞于河套，从长安进入蒙古高原腹地难免受到西夏、辽以及鞑靼等势力的影响，加之受到中原政治中心东移等因素的影响，途经夏州进入蒙古高原的路线显然较为困难。当然，经过夏州然后进入居延路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如王延德出使西域就循此路线。

（2）弱水居延海北出花门道。

唐时从北方南下中原，大致有四处通道：“处罗欲分兵大掠中国，于怀戎、雁门、灵武、凉州四道俱入。”

[248]

严耕望先生据此认为，唐代与北方敌国之南北军道，主要者有凉州、灵州、代州、幽州诸道。凉州道即居延道也

[249]

。笔者认为，此处的凉州道未必为居延道也。因为河西走廊的南北通道是借助于河流谷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黑水流域的甘州经居延城北上抵达蒙古高原。今石羊河流域的威武经白亭军（今甘肃民勤境内）北上也可抵达蒙古高原。突厥南下侵扰很有可能走的就是后者的路线。在西夏时期，北缘鞑靼经常南下进犯也走此道。若突厥南下途经居延达到凉州，中为沙漠所阻隔，因此须绕道甘州，或从居延东进贺兰山北缘而后南下。这样的行军路线显然不是捷径。因此文献中的凉州道即为蒙古高原—贺兰山西缘—白亭军—凉州的道路，与居延路并无瓜葛，似有所不妥。

居延路，顾名思义是指通过居延地区的道路。王北辰先生在《古代居延道路》一文中将居延路主要定性为东西向的道路

[250]

。当然，也可以将经过居延地区的南北向的通道亦称居延路。在《通典》《元和郡县志》等文献均有通过弱水或居延的记述。严耕望先生已备述之

[251]

，恕不赘言。前引宋辽时期文献所载的回鹘路应该就是经黑水城沿着黑水南下抵甘州，而后翻越扁都口进入河湟地区。有迹象表明，宋辽时期黑水城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另外，从甘州南行翻越扁都口是从河西走廊进入河湟地区最为捷径的路线。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辽上京到黑水城地区可以绕道漠北再南下，也可以沿居延路直径西行。我们回头再看前引文献：“契丹既与唃厮罗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罗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欲徙董氊凉州，与之相近。”文献明讲契丹“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表明契丹由回鹘路进入河湟间并非为偶然事件。此外，“唃厮罗约举兵取河西”，表明契丹遣使之举是在唃厮罗与西夏交恶的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虽然受到政治情势的影响而时有兴衰，但从居延地区进入蒙古高原的道路基本上尚未中断。民国时期曾有人详细考察过这一段行程

[252]

。时至今日，在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北设立策克口岸，是为西北地区重要的陆上国际通道。

还需指出的是，吐蕃穿越西夏腹地也是进入辽代境内的一种走法：“开泰七年（1018）闰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岂假道夏国，从之。”

[253]

用长泽和俊的话讲，此条文献是暗示当时的吐蕃形势和东西方贸易实况的重要史料

[254]

。如能穿越西夏，吐蕃就不必迂回绕道居延或漠北而抵达夏契丹。在外交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吐蕃与辽代之间的交通恐怕主要依靠穿越夏国来完成，而非居延路

[255]

：“十七年，元昊薨，其子谅祚遣使来告，上其父遗留物。铁不得国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十八年，复议伐夏，留其贺正使不遣，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以伐夏告宋。”

[256]

文中的铁不得国指的是吐蕃，讲的是吐蕃与辽代企图联合攻击夏国的事情。看来辽朝不仅有联合吐蕃，夹击西夏的企图，也曾经在沙州一代“用功”不少：“大中祥符九年（1016）十二月，契丹即日多益兵马于沙州往来，未知何计使即目断绝。”

[257]

可见在西夏国建立之前，辽代在河西走廊以及敦煌一带具有很大的势力。《马卫集论中国》中记载：“从（沙州）有道路通往中国、契丹和回鹘各国。”“去回鹘汗的京城火州，应从沙州转而左行。”“前往契丹的旅行者自沙州东行半个月将会遇到一个名为萨里的部落。”

[258]

这些信息表明沙州即敦煌地区是前往回鹘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而契丹是否借助了敦煌来巩固其与西域以及河湟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

北庭东北取特罗堡子道：此条路线是指从西域庭州、伊州进入蒙古高原的道路。虽然关于辽代此路线的记载寥寥，可从两个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一是如前所述，辽代在此设立互市。互市的设立既要考虑到双方的贸易需求，但也要考虑交通因素。在回鹘、辽朝边界设立互市，显然是利用了从特罗堡子道进入蒙古高原的交通条件。二是从自然地理角度看，若无政治割据等外在条件的影响，古代交通道路基本遵从自然条件的原则，尤其在古代畜力运输的情况下，从西域进入蒙古高原的道路要受到水泉等因素的制约。严耕望先生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

总之，与唐代回鹘路比较，宋辽时期的回鹘路具有两点明显的变化：一是经夏州、高阙北上的回鹘路主道在宋辽时代部分地衰落了，但需要注意的是，蒙古高原的回鹘路尚在利用；二是由于吐蕃（唃厮啰）和辽等政权的兴起，途经甘州、黑水城抵达辽代上京的道路尚未废止。当然，由于政治情势的变化，宋辽时期丝绸之路业已形成了贸易网络，实际情形更为复杂。

[1]
此表仅将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有关的诸蕃列出。

[2]
《契丹国志》卷21，第205页。“斜合黑皮”“褐里丝”“门得丝”“帕里阿褐里丝”这几个词语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其所指，实际它们均是音译而来。“斜合黑皮”原词可能为突厥语“suγur”，意思为旱獭，引申为皮的含义。“褐里丝”的对音为突厥语qars，意思为毛织品袷袢（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所穿的对襟长袍），用驼毛或羊毛做成的袍服。“门得丝”原词为突厥语或伊朗语，与现代波斯语中的“mandish”相对应，意思是“地毯”“毯子”。“帕里阿褐里丝”可能是中古波斯语中“parnagan”的对音，意思是多色锦缎或者花布。参见黄时鉴《辽与“大食”》，载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
《文献通考》卷346，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影印本），第2712页。

[4]
《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载：神册三年（918）二月，“回鹘、阻卜、党项等各遣使来贡”。阻卜即为辽人对鞑靼的称法。第12页。

[5]
魏良弢先生指出，《辽史》中的“回鹘”就是公元840年，回鹘汗国溃散后仍然留在原来地方的那部分回鹘人，所以在《辽史》中他们往往同辖戛斯一起提到。参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但又不完全是这样，有时《辽史》中的回鹘是指高昌回鹘等。例《辽史》卷30《天祚本纪》记载：“（天祚帝）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遗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毕勒哥得书，即迎至邸，大宴三日。”第356页。大石是在可敦城休整后继续西行的，需要假道回鹘，因此致信回鹘王。文献中的回鹘为高昌回鹘。参见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8页。

[6]
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3页。

[7]
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周伟洲、丁景泰主编：《丝绸之路大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0页；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魏特夫也认为：阿厮（萨）兰可能是突厥文“Arslan”的汉语对音，汉文著作中有时也称他为“师（狮）子王”。有时还用同一名称来指其他地区的首领，如甘州汗或龟兹王。在《辽史》中，这一名字经常用来指当时回鹘人的主要中心——高昌，但并不始终如此。参见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1949年费城出版，第103页（Wittfogel K.A.&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Philadelphia,1949）。

[8]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载《中亚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程溯洛：《论辽金与回鹘的关系》，载陈述主编《辽金史论集》（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
钱伯泉：《阿萨兰回鹘探微》，《中国维吾尔族历史文化研究论丛》，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
《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0页。

[11]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12]
《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0页。

[13]
《宋史》卷490《高昌传》载：“八年春，与其谢恩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雍熙元年（984）四月至京师。”第14113页。

[14]
《宋史》卷490《高昌传》，第14113页。

[15]
《辽史》卷4《太宗本纪》，第47页。

[16]
《辽史》卷8《景宗本纪》，第91页。

[17]
《辽史》卷93《萧惠传》，第1373页。

[18]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回鹘条”下载：“高昌回鹘疆域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河，西通天山西部，南接酒泉，北达天山北麓。”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页。高昌回鹘的疆域“东至哈密乌纳格什河、南接酒泉”难以解释通，有所不妥。

[19]
华涛：《西域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20]
《辽史》卷20《兴宗本纪》，第245页。

[21]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22]
《辽史》卷94《耶律化哥传》记载：“化哥与边将深入。闻蕃部逆命居翼只水，化哥徐以兵进。敌望风奔溃，获羊马及辎重。路由白拔烈，遇阿萨兰回鹘，掠之。都监褭里继至，谓化哥曰：‘君误矣！此部实效顺者。’化哥悉还所俘。”第1381—1382页。

[23]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24]
《辽史》卷16《圣宗本纪》载：“开泰九年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第188页。《辽史》卷16《圣宗本纪》载：“是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第189页。

[25]
钱伯泉：《大石、黑衣大食、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钱伯泉：《大食与辽朝的交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辽朝与喀喇汗王朝关系史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2期。

[26]
胡小鹏：《辽可老公主出嫁“大食”史实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

[27]
黄时鉴：《辽与“大食”》，载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黄时鉴在其另一本论著中也指出：《辽史》中的“大食”不是“阿拉伯”，很可能是指称河中的“萨曼王朝”及其后继者“西喀喇汗王朝”。参见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2页。

[28]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72页。

[29]
［瑞典］多桑撰：《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30]
我们注意到在辽开泰九年（1020）十月，“大食国遣使进象及方物，为子册割请婚”。（《辽史·圣宗本纪七》）并在第二年即太元元年继续向契丹请婚：“三月，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为公主，嫁之。”第189页。显然，契丹答应的大食的请求，双方结为婚姻。阿萨兰回鹘也曾向契丹提出请婚的要求。古代这种不同民族间的联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或意味着在政治上一种同盟关系，并以此在经济上获得好处。从上述的联姻分析，大食应为西域的某个政权，如果大食为迢迢数千里之外的阿拉伯国家，那么这样的联姻实在叫人有些费解。张广达先生也认为“其中的大食，显然不是指远在西方的阿拉伯人而言”。参见张广达《大食》，《百科知识》1981年第5期。另外，《辽史·天祚本纪》西辽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第356页。文献中的回鹘为高昌回鹘，参见魏良弢先生的考证《西辽史纲》，第37—38页。越过高昌回鹘便为喀喇汗王朝的势力范围。再从西辽史实看，大石最西边征服了西喀喇汗王朝及花剌子模国，并未达到阿拉伯的势力范围。结合前面所讲的大食一词的内涵在五代以来已经扩大，因此，我们初步推测宋辽文献中的大食为喀喇汗王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1]
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32]
姜伯勤先生也曾指出，萨曼王朝灭亡前，沙州仍将萨曼王朝居民称为“波斯”或“胡”。萨曼王朝灭亡后，大食的名称才比以前较多地出现于沙州有关纪事中。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33]
黄时鉴：《辽与“大食”》，载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4]
胡小鹏：《〈契丹国志〉中的“小食国”考》，《西域研究》2006年第3期。

[35]
张久和：《文献记载的达怛诸部》，《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6]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4，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34—686页。

[37]
《辽史》中即有“阻卜”一词，也有“达旦”一词。例如《辽史》卷14《圣宗本纪》载：“达旦国九部遣使来聘。”第161页。又《辽史》卷15《圣宗本纪》载：“达旦国兵围镇州，州军坚守，寻引去。”第172页。

[38]
具体学术史讨论可参见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史卫民编《辽金时代的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印，1984年（内部资料）；余大钧《阻卜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39]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5页。

[40]
《辽史》卷85《萧挞凛传》，第1314页。

[41]
《辽史》卷60《食货志》，第931—932页。

[42]
《辽史》卷59《食货志》，第923页。

[43]
王大方：《契丹风骨绘丹青——内蒙古辽墓壁画综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2期。

[44]
《辽史》卷16《圣宗本纪》，第186页。

[45]
《辽史》卷20《兴宗本纪》，第239页。

[46]
白玉冬：《有关高昌回鹘的一篇回鹘文文献——xj22—0661.9文书的历史学考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3期。

[47]
周伟洲：《吐谷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48]
杨浣：《论〈辽史〉中的的唐古部族》，《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汤开建：《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4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9，熙宁四年（1071）春正月辛亥载：宣抚使韩绛言：“鄜延路当筑四寨，已令种谔驻兵筑罗兀城，候毕功进兵筑永乐川、赏逋岭二寨。仍令遣都监燕达、赵璞筑抚宁故城，又令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与河东路修筑，通接道路，各相去四十余里。”第5330页。根据文献推测，吐浑川应该在今陕西米脂及佳县一带。可见辽时在今陕西北部尚有吐谷浑分布。

[50]
《辽史》卷115《西夏外传》载：“禁吐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第1526页。《辽史》卷60《食货志》载：“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吐浑、党项马鬻于夏。”第932页。

[51]
《辽史》卷70《属国表》载：“党项来贡。河西党项乞内附。兀惹乌昭庆乞岁时免进贡鹰、马、貂皮，以其地远，诏生辰、正旦外，并免。”第114页。

[52]
笔者认为，中唐以后，回鹘西迁、党项在河套的崛起、吐蕃侵入河陇成为改变民族关系格局的最重要的事件。参见杨蕤《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53]
［日］长泽和俊：《吐蕃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辽代吐蕃遣使考》，均载［日］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4]
［日］长泽和俊：《辽代吐蕃遣使考》，载［日］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5]
《辽史》卷20《兴宗本纪》，第238页。

[56]
《辽史》卷46《百官志》，第759—760页。

[57]
《辽史》卷46《百官志》，第768页。

[58]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卷16，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59]
《辽史》中有波斯国于923年朝贡一次的记录。笔者认为，《辽史》中的波斯国很有可能是指萨曼王朝。在阿拉伯文献中曾有萨曼王朝与中国皇室（这里的中国可能指当时西域地区的某个政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王朝——笔者注）通使和联姻的记载。11世纪阿拉伯作家祖拜尔在所写《珍宝录》一书中，说到一位中国皇帝于939年派遣使团往河中萨曼王朝。10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记载941年随同在布哈拉萨曼王朝商谈和亲的中国使团往返中国，经新疆到达中国都城Sandabil。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至于萨曼王朝与中国通使的状况，学术界存在“甘州回鹘说”“于阗王李圣天说”“沙州说”。参见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可见萨曼王朝在中国西北地区尚有一定的影响和交往。辽朝毗邻中国西北及西域地区，加之作为当时东西方有影响的政权，因此从情理上分析辽朝应该与萨曼王朝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本书将阿萨兰回鹘和大食分别考定为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那么波斯国极有可能就是萨曼王朝。萨曼王朝与辽朝仅隔喀喇汗王朝，并且与中国西北诸政权存在着交往和联系，应该与辽朝也保持某种联系。这样，《辽史》中的阿萨兰回鹘、大食国、波斯国分别对应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和萨曼王朝。

[60]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61]
徐苹芳：《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文明》2007年第1期。

[62]
成书于10世纪的阿拉伯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第七章载“另一荒漠位于中国之北。其东为东洋，南为中国各省，西为库车河，北为九姓古思和黠戛斯”。参见佚名著，王治来译《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文中的荒漠指今蒙古国南部戈壁。

[63]
苏北海：《辽朝回鹘族女杰述律月里尕》，《西北民族大学》1984年第3期；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国任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刘正民：《辽代杰出的回鹘后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杨富学：《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64]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同载氏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中华书局2012年版。

[65]
《挥麈录·前录》卷4，见（宋）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66]
《资治通鉴》卷246，第7967页。

[67]
杨富学：《契丹族源传说借自回鹘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68]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69]
《辽史》卷33《营卫志》载：“薛特部。开泰四年，以回鹘户置。隶北府，居慈仁县北。”第392页。

[70]
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101页。

[71]
《辽史》卷71《后妃列传》，第1199页。

[72]
肖之兴：《回鹘后裔在辽朝“共国任事”》，《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

[73]
《契丹国志》卷17，第168页。

[74]
苏北海：《回鹘族在辽代的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75]
蔡美彪：《试说辽耶律氏箫氏之由来》，《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代后妃三案》，《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6]
《辽史》卷97《孩里列传》，第1408页。

[77]
平章事为唐代始有此官名。唐朝中叶以后，实际任宰相者，必在其本官名以外加“平章事”衔，始能行使宰相的职权。金代则有“平章政事”，位次“丞相”。辽代“平章事”应与唐代的状况相同。

[7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79]
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7页。

[80]
《辽史》卷37《地理志》，第438页。

[81]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12月。

[82]
（宋）吕陶：《净德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2页。

[83]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84]
同上。

[85]
同上。

[86]
虽然文献阙载，考古发现表明辽朝曾向回鹘派遣使臣，不过这当属官方的外交行为。如1989年，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羊场乡罕大坝村发现一辽墓，根据出土墓志铭中的“宣以回纥国国使”等信息判断，该墓应该辽朝派往回鹘国信使的墓葬。根据报告撰写者推测，该墓葬主人应为辽朝权臣胡末里。参见韩仁信《罕大坝辽“回纥国国信使”壁画墓的抢救性清理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但辽朝出事远国的使臣多不见史籍记载。《辽史》卷16《圣宗本纪》记载：“国家旧使远国，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还，即除其罪。”第188页。即使是回鹘信使也是如此。反映了回鹘与辽朝在总体上维系着和平友好的局面，但也有复杂多变的一面。

[87]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月，第206—209页。

[88]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第247页。

[89]
转引自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葛铁鹰在《阿拉伯古籍中的中国（七）》（《阿拉伯研究》2003年第5期）一文对此事件的转述为：“这一年，超过30万的各种血统的突厥人从中国出兵，其中包括占据河外地区的契丹人，但愿我们在下文中会讲到他们的国王。”

[90]
有学者指出：10世纪后期至11世纪初期，基马克部落联盟瓦解，库蛮部和钦察部从联盟中分裂出来，库蛮人向西迁徙，在中亚草原上引发了古思的迁徙运动。这次迁徙运动改变了10世纪末期欧亚草原的游牧布局。参见蓝琪《论11世纪初期欧亚草原上的迁徙运动》，《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阿拉伯文献显示出契丹也参与了这次民族迁徙，但汉文文献鲜有记录。

[91]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0页。《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一书所收集的回鹘文书均为吐鲁番出土文书，原件散落在国外，少数在国内。该书尚未对每一件回鹘文书进行断代，但这些回鹘文书基本上反映了高昌回鹘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因此其大致的时代应为9世纪（回鹘西迁）到元朝时期，与10—13世纪的时段基本吻合。因此，笔者认为可以用这些材料来讨论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

[92]
同上书，第113—114页。

[93]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94]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325页。经考证，该文书时代为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参见捷尼舍夫、冯家昇《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95]
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5页。

[96]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59页。

[97]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6页。

[98]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1页。

[99]
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100]
《辽史》卷22《道宗本纪》，第267页。

[101]
在伊斯兰国家有一种把异教徒贩卖为奴隶的习惯。例如在《世界境域志》中就买卖奴隶的明确记载，并指出费尔干纳地区是奴隶输入地区，而古尔山区则是奴隶输出地区。参见王治来《〈世界境域志〉及其所记载的中亚史地》，载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1983年（内部资料）。

[102]
《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族古典名著，叙事长诗。作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1019—1085），成书于回历426年（1069）。经后人校勘、整理，计存1329行，由85章正文和3个附篇组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长诗的内容涉及整个中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制、礼仪、哲学、宗教、伦理等方面，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和中亚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

[103]
《论如何对待商人》，《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

[104]
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

[105]
《契丹国志》卷26，第246页。

[106]
《辽史》卷60《食货志》，第929页。

[10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10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丙子，第8061页。

[109]
（宋）洪皓撰，阳羡生校点：《松漠纪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1—2792页。

[110]
（宋）张邦基撰：《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6页。

[111]
《辽史》卷14《圣宗本纪》，第162页。

[112]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271页。

[113]
杨蕤：《西夏外来商品小考》，《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14]
王日蔚：《契丹语回鹘关系考》，《禹贡》第4卷第8期，1935年。

[115]
《蒙鞑备录》亦载：“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为使者虽一字不敢增损，彼国俗也。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116]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下篇设专章讨论“回鹘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之问题，分为回鹘—契丹之历史关系、回鹘职官制度对契丹的影响、回鹘宗教对契丹的影响、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契丹对回鹘族源传说的借用等几个问题进行论述。

[117]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亦载：“会同三年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燉煌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第47页。

[11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119]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20]
姜歆、马丽娟、杨永芳：《伊斯兰教在辽朝的传播与发展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121]
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西夏时期，其境内活动有不少阿拉伯人，他们或担任使臣，或从事畜牧业，更多的应是阿拉伯商人，西夏和阿拉伯世界有正常的政治、经贸交往。既然有阿拉伯人在西夏生活，那么，他们将伊斯兰教传入西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可·波罗所见西夏末期伊斯兰教的流传情况，正是最好的说明。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西夏有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也已传入西夏，只不过伊斯兰教在西夏的影响远远不及佛教和道教而已。参见陈广恩《试论伊斯兰教在西夏的流传》，《回族研究》2005年第1期。公元10世纪以后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与佛教等宗教的势力范围如何划分？佛教与伊斯兰教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在哪里？西夏和辽朝境内是否确有伊斯兰教的信徒发展？规模如何？这些问题是西北地区历史宗教地理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很值得探讨和思考。笔者认为，讨论某一宗教在某一地区的传播状况时，应该将“经济交往”或者“政治交往”等行为与“宗教传播”区别开来。宗教传播的表征并不在于与之相关的宗教物品出现，而应该看此宗教在某一地区是否发展了信徒，并且在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就是说，信教民众是否存在着一个从“客人”到“主人”的转换过程。目前关于的伊斯兰教在西夏或者辽朝传播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治交往的角度企图阐明伊斯兰教已经有了传播和发展。在辽朝、西夏佛教有着广泛影响的区域内，伊斯兰教是否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笔者注意到：西夏的西缘疆界曾经存在着伸缩现象（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这种伸缩是否也意味着两种宗教势力的较量？总之，笔者认为不能仅从经济交往的表象上推断出伊斯兰教在辽朝或者西夏传播的结论。

[122]
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的是西瓜东传的情况，对于西瓜西传的史实鲜有涉足。笔者在《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见到这样一条材料：“前引花剌子模的输出商品中，提到了‘扁桃糕’，这让我们联想到萨阿利比关于花剌子模输出西瓜的一段叙述：为西瓜制成铅模，外封以雪，送往哈里发马蒙（813—833）和瓦西克（842—847）的宫廷，达到后启模验看，每一完好无损的西瓜作价700第尔赫姆。”参见［俄］巴托尔德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1页。

[123]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33“西瓜条”；《西瓜始于五代》，载赵翼《陔余丛考》卷33；《西瓜始于五代》，载魏崧《壹是纪始》卷19；《西瓜史话》，《新疆日报》1979年8月19日；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西瓜条”，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曾维华：《我国“西瓜”种植起源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美］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西瓜条”，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3—271页；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西瓜条”，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586页；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124]
《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25]
李璠：《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西瓜条”，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126]
参见曾维华《我国“西瓜”种植起源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127]
《新五代史》卷73《四夷附录》，第905页。

[128]
《辽史》卷2《太祖本纪》，第20页。

[129]
黄盛璋：《西瓜引种中国与发展考信录》，《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130]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但是在《番汉合时掌中珠》和《天盛律令》等西夏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回回瓜”和“大食瓜”等词条。

[131]
《恩施发现南宋西瓜碑》，《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0日第1版。

[132]
王大方：《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西瓜图”——兼论契丹引种西瓜及我国出土古代“西瓜籽”等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133]
《契丹国志》卷27，第256页。

[134]
［美］劳费尔撰：《中国伊朗编》“豌豆和蚕豆条”，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1页。

[135]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27、1155、1156页。

[136]
《契丹国志》卷21，第205页。

[137]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13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139]
这里的穆罕默德·苏丹应为加兹尼王朝的首领，一些研究也持此观点，如钱伯泉：《大石、黑衣大食、喀喇汗王朝考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许序雅：《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140]
在宋代文献中尚有加兹尼王朝的记载，如《岭外代答》卷3载：“有吉慈尼国，皆大山围绕。凿山为城，方二百里，环以大水。其国有礼拜堂百余所，内一所方十里。国人七日一赴堂礼拜，谓之除幭。其国产金银、越诺布、金丝锦、五色驼毛段、碾花琉璃、苏合油、无名异、摩挲石。人食饼肉乳酪，少鱼米。民多豪富，居楼阁有五七层者。多畜牧驼马。地极寒，自秋至春，雪不消，寝近西北者。”参见（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0页。

[141]
彭树智主编：《阿富汗史》，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142]
《辽史》卷16《圣宗本纪》记载：“大食国王复遣使请婚，封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公主，嫁之。”第189页。

[143]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144]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145]
马文宽先生对中国境内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有一个统计，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境内共在16处遗址或地点出土了40余件伊斯兰玻璃器物及碎片。参见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从时代上及分布上看，唐代10件，辽朝11件，北宋10件，喀喇汗王朝11件。从地理分布看，基本上发现于黄河以北地区，在南方，仅在安徽无为县以及浙江瑞安县的宋塔内各发现一件伊斯兰玻璃器物。

[146]
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

[147]
付宁：《史前至12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又参见付宁《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伊斯兰玻璃器——兼谈辽时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148]
据安家瑶先生介绍，利雅德收藏的玻璃杯与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很相似，被认为是伊朗高原9—10世纪的产品。参见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49]
原报告尚未说明这件铜盆的来源，但马文宽先生认为其为伊斯兰风格的器物，不仅形制上相似于伊斯兰地区的同类产品，而且铜盆口沿的纹饰很可能是阿拉伯文“安拉”。参见马文宽《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伊斯兰錾花铜盆考》，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150]
干福熹：《古代丝绸之路和中国古代玻璃》，《自然杂志》2006年第5期。

[151]
有学者指出，内蒙古至今并没有发现玻璃制作遗址，比之中原及南方等多处玻璃产品多的地方而言，说明草原当时没有形成专门的玻璃制造业。参见黄雪寅《散落于内蒙古草原上的古玻璃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1期。

[152]
辽陈国公主墓的墓志铭记载，陈国公主卒于辽开泰七年，即1018年。这样我们就可以认定墓中出土的玻璃器皿早在1018年就输入了辽朝境内。从“诸蕃朝贡的次数及密度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辽开泰年间以前，是诸蕃尤其是西方诸蕃频繁入贡的时段。辽墓中玻璃器皿的发现也与这一历史背景吻合。

[153]
路振：《乘轺录》载：“（路振奉使契丹）至幽州城南亭，是日大风。里民言：朝廷使来，率多大风。时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肃迎国信。置宴于亭中，供帐甚备。大阉具馔，盏斝皆颇（玻）璃。黄金扣器（以金饰口为扣器）。”载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3页。但文献尚未交代玻璃器的来源。还需注意的是，在《契丹国志》卷21《外国进贡礼物》记录中，有玛瑙、乳香、琥珀等外来商品，但尚未出现玻璃。由此推测玻璃器皿并非诸蕃向辽朝进贡的常见物品。不过文献中有诸蕃向宋朝进攻玻璃的记载。如《宋史》卷119《礼志》载：“绍兴七年（1137），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只许四十人到阙，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第2814页。又《宋史》卷490《于阗传》载：“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玉枕一。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文献中的琉璃即为玻璃。可见宋代从陆路和海路均有玻璃器皿输入。第14106页。

[154]
张景明：《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张景明：《辽代金银器研究》中“辽代金银器西方文化因素”部分，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09—219页；朱天舒：《辽代金银器》中“辽代金银器与中亚文化部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53—54页；齐晓光：《耶律羽之墓含域外文化因素之金银器》，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15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二号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资料未发表，现藏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参见张景明《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皿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韩伟：《辽代太平年间金银器錾文考释》，台湾《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1卷第9期。张景明认为是波斯文化风格，朱天舒认为不好判断其文化渊源。

[15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喀左岭北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第1期。

[157]
岑蕊：《摩羯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158]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59]
内蒙古博物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物》图7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160]
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

[161]
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参见张景明《辽代金银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页。

[162]
内蒙古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163]
蔡鸿生：《狮在华夏》，载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

[164]
王大方：《“人物双狮纹金饰牌”考》，《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16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博物馆：《白音罕山辽代韩氏家族墓地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2期。

[166]
王刚：《林西县小哈达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16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右中旗双龙岗辽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期。

[168]
《契丹国志》卷21，第205页。

[169]
于宝东：《辽金元玉器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170]
盖山林：《阴山汪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171]
（宋）苏辙：《栾城集》卷41《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利事》，见《四部丛刊初编》（第160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9年版。

[172]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大金国志校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

[173]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考古》1979年第4期。

[174]
丁学芸：《呼和浩特市北塔村附近出土的钱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

[175]
《林西三道营子古钱币窖藏》，《内蒙古金融》1985年第6期（增刊）。

[176]
这些瓷器馆藏于内蒙古伊盟博物馆、伊金霍洛旗文管所以及乌海市文物站。

[177]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143页。

[178]
有迹象表明：西夏北缘的古居延路是辽朝与西方世界保持联系的一大通道。黑水城地区是这一道路上的重要枢纽，它将绿洲丝绸之路、居延路以及草原丝路联结起来。在第四章《西夏时期的居延路》一部分中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79]
田少君、李元荣、秦双成：《商都县八号村金代窖藏钱币》，《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该窖藏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现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小海子乡八号村。丁学芸：《呼和浩特市白塔村附近出土的钱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5年第1、2期。该窖藏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村附近，笔者推测为金代窖藏。赵杰：《卓资县大榆树乡出土窖藏钱币》，《内蒙古文物考古》1997年第1期。这批钱币为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文物站、卓资县文管所在卓资县大榆树乡进行文物普查时征集所得。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同上书，第574页。同上书，第578页。同上。

[180]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博物馆：《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8期。

[181]
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兼及邢台铁钟黄道十二宫图象》，《文物》1990年第10期。

[182]
今人发现现今所见较早的完整地将十二宫与二十八宿相配合的星图当属开宝刻经图，比宣化辽墓星图早近150年。参见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兼论黄道十二宫在宋、辽、西夏地区的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83]
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184]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185]
姜伯勤：《敦湟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186]
《辽史》卷22《道宗本纪》载：“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第267页。

[187]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东南27公里处的达勒特古城遗址内，出土有金、宋铜镜和辽朝的绿釉陶、赭色釉刻花瓷片等文物。可见瓷器也是辽朝的陆上丝路的西传商品。参见蒋其祥《新疆黑汗朝的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188]
参见付宁《史前至12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以考古发现为主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89]
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90]
面对广阔的疆土，辽朝统治者采取三种类型的行政区划：第一种是以民政为主的系统，即京、府、州、军、城、县等；第二种是军政、民政兼理的系统，即部族辖地；第三种是军事管制系统和单纯军政系统，即招讨、统军等司辖地。参见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91]
［苏联］穆尔札也夫著：《蒙古人民共和国（自然地理）》第三编，杨郁华译，《自然地理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192]
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93]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94]
《契丹国志》卷22，第214页。

[195]
《辽史》卷30《天祚本纪》载：“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毕十八部王众。”第355页。

[196]
杨蕤：《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197]
杨蕤：《宋夏时期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格局简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98]
［日］长泽和俊：《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99]
陈俊谋：《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200]
同上。

[201]
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

[202]
苏赫、田广林：《草原丝绸之路与辽代中西交通》，《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203]
王大方：《论草原丝绸之路》，《前沿》2005年第9期。

[204]
王北辰：《古代居延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05]
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中《辽金时代的草原丝路》部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6]
许序雅：《古典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欧亚陆路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

[207]
华涛：《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西域研究》2000年第1期。

[208]
季羡林：《丝绸之路与西行行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209]
该墓志新中国成立前出土于辽宁朝阳县内。志石高148厘米，宽157厘米，志文45行，每行56—59字不等，正书。盖正书“韩公墓志铭”一行。现藏于朝阳博物馆，据拓本录文。

[210]
牛汝极：《四件敦煌回鹘文书信文书》，《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

[211]
《周书》卷50《突厥传》记载：“可汗恒处于都斤山，牙帐东升，盖敬日之所处也。”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10页。

[212]
《辽史》卷37《地理志》，第450—451页。

[213]
李逸友：《辽代城郭营建制度初探》，《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14]
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7页。

[215]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0—105页。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编《2005—2006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一书称青·托罗盖城为青陶勒盖古城，哈达桑为哈尔布哈古城、塔勒—乌兰·巴勒嘎斯为塔林乌兰和热姆古城，此三城虽名称相异，但实为一地。联合调查组认为招州城为蒙古国布尔干省布日格杭爱苏木境内的额默根特古城，与张修桂等先生所持观点不同。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45页。

[216]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国家博物馆编《2005—2006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217]
《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第1362页。

[218]
《辽史》卷103《萧韩家奴传》：“今宜徙可敦城于近地，与西南副都部署乌古敌烈、隗乌古等部声援相接。”第1448页。

[219]
《辽史》卷22《道宗本纪》，第263页。

[220]
《辽史》卷37《地理志》，第451页。

[221]
同上。

[222]
《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第1163页。

[223]
［日］长泽和俊著：《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24]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63页。

[225]
《辽史》卷16《圣宗本纪》，第186页。

[226]
《辽史》卷60《食货志》，第932页。

[227]
《辽史》卷12《圣宗本纪》，第130页。

[228]
《辽史》卷70《属国表》，第1164页。

[229]
《辽史》卷91《耶律唐古传》，第1362页。

[230]
《辽史》卷104《刘辉传》，第1455页。

[231]
［日］长泽和俊著：《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32]
有关史前及青铜时期欧亚草原的中外交通状况学界多有论述。如田广林《论“草原丝绸之路”》，《国学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童恩正《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半月形细石器分布带》，《文物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冯恩学《东北平底筒形罐区系研究》，《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马大正《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载马达正、杨镰《西域考察与研究续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林幹《关于草原丝路路线的初步探索》，《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3年第4期；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233]
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有关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论著还有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戴禾、张英莉《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两文均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234]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35]
［日］长泽和俊著：《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36]
也有人认为，从阿尔泰至中亚草原，军旅之路与商旅之路，就其各自具有的功能而言，军旅之路也可以是商旅之路，商旅之路也可以是军旅之路，必须择水草而行。参见哈斯德《中国阿尔泰的古代丝绸之路》，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237]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238]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39]
王炳华：《中国阿尔泰的古代丝绸之路》，《丝绸之路》1989年第5期。

[240]
［日］长泽和俊著：《论辽对西北路的经营》“辽代漠北诸城图”，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4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42]
《新唐书》卷217《回鹘传》，第6113页。

[243]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48页。

[244]
陈俊谋：《试论回鹘路的开通及其对回鹘的影响》，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24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仁宗嘉祐三年九月乙亥，第4527页。

[246]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图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8页。

[247]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8页。

[248]
《资治通鉴》卷188，第5895页。

[24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21页。

[250]
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25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22—623页。

[252]
马天鹤著，范子烨整理：《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253]
《辽史》卷16《圣宗纪》，第183页。

[254]
［日］长泽和俊著：《辽代吐蕃遣使考》，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55]
在清代《西域图志》中《五代》图幅中，在高昌一带标示出吐蕃，认为五代时这里有吐蕃部落分布。参见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256]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第1527页。

[25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258]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第四章 神秘西夏与东西交通

西夏王朝在11世纪初攻取了河西走廊，占据了丝绸之路的主动脉，对丝路贸易以及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产生了强烈影响。西夏国曾被人们誉为“丝绸之路上的神秘王国”。缘于资料等原因，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研究一直是西夏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20世纪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学者们就曾注意过这个问题。如藤枝晃指出：西夏兴起，西域诸国通过西凉中转，入宋朝贡，其路径应是避开西夏，向南迂回，经渭州进入宋境。

[1]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西夏立国西北，河西丝路不通，青海道因此兴起。

[2]

这基本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主要看法。随着西夏学研究的升温以及《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西夏文献的逐渐问世，学者们看到了反映这段历史的一些新材料，因此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陈炳应先生认为西夏时期河西走廊这条主道仍然是畅通的，并对西夏在丝路上“抢劫”“重税”政策进行了考辨。

[3]

钱伯泉先生指出西夏的强盛主要得力于对丝路的控制，但并未讨论丝路商旅取道夏境的问题。

[4]

李学江先生也利用几条新材料说明西夏时期丝路基本上是畅通的观点。

[5]

这些研究基本改变了先前西夏阻滞交通，丝路因此断绝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但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似乎从问题的一端走向了另一端。近10年以来，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问题不断激发着学者们的讨论热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但同时必须承认，有关西夏时期丝路研究的资料少之又少，认为西夏时期丝路断绝或基本畅通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具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第一节 西夏的陆上丝路贸易

一 丝路贸易商品

对外来商品的考察是观察丝绸之路贸易状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在西夏社会中也有一些丝路外来商品。西夏文小型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中共收集词语700余条，内容涉及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也列举了一些外来商品，如珊瑚、琥珀、檀香、乳香、安息香、沉香、琉璃、玛瑙、白氎等。有一些物品不能确考，如燕珠、碧细珠、涂香、末香（疑为木香之音转）等。

[6]

此外有一些有关纺织品的词条：绫、罗、肃锦、绢丝、纱、紧丝、克丝、煮丝等。西夏的高级丝织品主要仰仗中原供给，但也有自己纺织业。因此，不能断定上述纺织品是外来商品。这里还需指出的是：作为学习语言的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词条未必全都与西夏社会有关，诸如其中提到许多热带水果恐怕在西夏王朝流通不多。所以要证实上述外来商品在西夏社会的存在，还需辅以其他文献资料。

记载西夏与北宋进行贸易的不少商品当属丝路中转商品：“（宋）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7]

这则史料中提到了玉、麝脐、硇砂等商品，麝脐应为麝香，均与陆上丝路贸易有关系。这一点已做讨论。当然，宋夏民众的私贩贸易中也有丝路商品出现：“（熙宁四年十月十九日）近虽令陕西、河东诸路止绝蕃、汉百姓不得与西贼交易，……昨于三月中，有大顺城管下蕃部数持生绢、白布、杂色罗缔被褥、葛、茶等物西界辣浪和市，复于地名黑山岭，与首领岁美泥、咩七悖讹等交易，拨过青盐、乳香、羊货不少。”

[8]

其中提到宋朝民众曾用生绢等物交易西夏青盐及乳香。青盐为西夏的出产，而乳香则为外来商品。《天盛律令》第17卷《物离库门》主要讲述了西夏官府对各种财物的入库管理，所定之规甚为细致。其中列举近200种生药药材，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不少外来商品：珊瑚、玛瑙、硇砂、沉香、琥珀、乳香、檀香、木香、麝香等。

[9]

这些香料除了药用和宋、辽贸易外，还可以用于佛事或民间熏香。西夏佛事之兴盛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繁缛的佛事活动中需要大量的香料。在黑水城出土的唐卡中，多有僧人持有香炉的画面。

[10]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不少诸如“供养烧香”“入定诵咒”等有关佛事活动的词条以及檀香、乳香等各种香料的名称。《掌中珠》把属于同一事类的词条编在一起，而将诸多香料与有关佛事活动的词置于一起，也可反映出香料在佛事活动中的应用。这一点也可以从考古发现中得到佐证：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灵武县瓷窑堡和回民巷两处西夏时期的窑址中发掘出大量的炉，有喇叭座炉、三足炉等形制，推测其中的一些用作香炉。可见焚香之俗不仅流行在宗教活动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较为常见。

[11]

另外在俄罗斯冬宫（爱米尔塔什）博物馆藏有一件黑水城出土的项链，此项链是由玻璃珠、珊瑚和宝石做成，中间是黑白条纹组成的石头护身符，用以招福驱邪，研究者初步定为12—14世纪，极有可能是西夏时期的遗物。

[12]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碎金序》中也有“搅海寻珊瑚，选择串璎珞。细珠玉耳环，钗箅簪腕钏。金银珍宝多，价高库进出。绫罗锦褐里，召工裁画缝”

[13]

的词句。反映出珊瑚、珠玉、绫罗锦褐等物品大受西夏民众的喜爱。西夏文辞书《文海》中也有碧细珠、琥珀、珊瑚等词条。《圣立义海》第7卷目录条中存有谷宝、明珠、玉石、金钱、丝、杂色、褐、白氎、布等内容，可惜没有正文。

[14]

目前考古界尚未有西夏玉器的专门报道，但可以从文献中发现西夏向宋贡玉的事实。载：“王荆公所赐玉带，阔十四稻，号玉抱肚，真庙朝赵德明所贡。”

[15]

可见在西夏建国前就开始向宋朝贡玉了。1196年，西夏大臣张陟奉制撰的《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提到：“磬以银椁、金棺、铁甲、石柜，衣以宝物，口以毗沙，下通掘地之家，上构连云之塔，香花永馥。”

[16]

唐代曾在于阗故地置毗沙都督府，后来毗沙便成为玉的代名词。西夏崇佛，在埋葬佛骨时，将高级玉器作为随葬品，反映出于阗玉在西夏境内的流通。

综合上面的叙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珊瑚、琥珀、乳香、白氎、玉（石）、硇砂、檀香、麝脐、玛瑙、琉璃等物品为西夏丝路贸易商品，由此可以认定西夏与西域诸族间存在着经济交往。

此外，《番汉合时掌中珠》中有“交床”一词。交床也是西来品，又称胡床，最早输入大约在东汉末年由西域传入，便称胡床。由于编织以绳，因此，胡床也称绳床。胡床还可以折叠，所以胡床又称交床。史载：“胡床，即今交床，隋恶胡字，改曰交床，今之交椅是也。”

[17]

可见胡床为腿交叉，能折叠的椅子（马扎），与现代意义上的床完全不同。不过这些器具的改变和传入，至少在汉代就开始了；“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京师皆竞为之。”

[18]

《掌中珠》还有“胡饼”一词。敦煌文书P2641《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凭判》提及“胡饼”：同月（十日）“夜间看纳马来龙家细供二分二胡饼。十二日设瓜州来龙家并雍归家中次料三十分，下次料十一分”。可见五代时期胡饼在敦煌地区尚为流行。有学者考证了文献中的马来龙家为放牧之家。

[19]

因此，胡饼极有可能为畜牧经济的产物。但有人认为胡饼即为烧饼。

[20]

但在《掌中珠》中却既有“胡饼”，又有“烧饼”一词，似为两种不同的食物。既然是在西域流行的一种食品，又与畜牧经济有关，胡饼是否为近似与今天维吾尔人制作的“馕”，存疑待考。胡饼也好，胡床也好，它们是从西域传入西夏，还是由中原传入西夏，尚不知晓，却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二 丝路贸易伙伴

从上述西夏外来商品的稽考中，可以使我们认定西夏依然在丝路贸易中起着某种纽带作用。考诸文献，西夏的丝路贸易伙伴主要有：

（一）大食、西州回鹘

《天盛律令》卷5《军持兵器供给门》中出现“商人、回鹘通译”。

[21]

《天盛律令》第7卷《敕禁门》中讲道：“向他国使人及商人等已出者出卖敕禁物时，其中大食、西州等国为使人、商人，已卖敕禁物，已过敌界，则按去敌界卖敕禁物法判断……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口当还给。此外其余国使人、商人来者，买物已转交，则与已过敌界同样判断。若按买卖法价格已言定，物现未转交者，当比未起行罪减一等。”接下来的一条规定：“大食、西州等国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

[22]

《天盛律令》卷9《事过问典迟门》载：“牒案：汉、契丹、西番、西州、大食等中使……转写传牒诏。”

[23]

《天盛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载：“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

[24]

可以看出，在《天盛律令》中非常明确地指出西夏与大食、西州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交往，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双方的一些权利和义务。诸如敕禁物带出国界要受到一定惩罚，如果大食等国的商人遇到困难，西夏法律规定予以帮助（如给行途的粮食）。另，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四月九日夏国遣使贡大石样金渡黑银花鞍辔，金渡黑银花香炉”

[25]

。这种香炉当属高级品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石应是汉文文献中的大食。

上述两夏文文献中的西州应是高昌回鹘政权，其与西夏相邻，且双方控扼丝路要道，互通贸易容易理解。有学者研究表明，在高昌地区有西夏人活动的证据：回鹘文契约文书反映出，高昌回鹘境内的西夏人在当地已经扎根，有一些人当了地主，如Sa06号文书中巴萨·拖赫里勒地块的西邻；Mi27号文书中的西夏人在人口买卖中充当证人。也许，部分西夏人在高昌也从事商业活动。Mi05号文书中披露的情况说明，不但有西夏的佛教界人士公开在高昌译经，也有高昌地区的商人东去内地做生意，名叫突西克的在西夏还有欠债问题。

[26]

西夏与高昌毗邻，双方存在着经济上的往来就不足为奇。这里的大食需要慎重对待。宁夏灵武县瓷窑堡镇曾出土了一批钱币，其中有一枚喀喇汗王朝的钱币，为穆汗穆德·本·尤素夫阿斯兰汗时期铸造的。这一发现不仅是西夏与喀喇汗王朝存在贸易关系的铁证，同时再次证实了大食极有可能就是指喀喇汗王朝。

[27]

当然，西夏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恐怕不止限于高昌政权。这一推断可以从《突厥语大辞典》中有关西夏的信息中获得启示。兹举数例：“哈通斯尼（唐古特与秦之间的一个小城市）人与唐古特人作战了，唐古特人击败了哈通斯尼的人们。哈通斯尼的人们呐喊不已，要跟唐古特人和他们的伯克为敌，鲜血似水一般哗哗流淌，红水从脖子挤出了。”

[28]

讲的是有关西夏战争的信息。不过尚不知这里的“秦”的确指，若其指的是西域某政权，那么这则信息无疑向我们展示了西夏扩展西缘疆界的战斗。又：“这样描述唐古特的伯克躲避敌人：我的这位伯克窥伺时机，自己远离士兵躲藏起来，由于真主以胜利恩赐于他，所以他就更加荣华富贵。”

[29]

“为了不让近秦的唐古特军队取胜，在一个严寒的夜里，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的妇女受到嘲弄，她们把马匹和自己的男人奉献给了我们，在悲痛中低下了头。”

[30]

“唐古特。是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他们紧挨着秦居住。他们自称我们的血统是阿拉伯。”

[31]

“唐古特王欺骗了哈通斯尼国王，死亡撞击了他的脑袋；对失败的人，同胞们指责，仇敌欢快，见到死神，他变脸失色。”

[32]

这些资讯基本描述了西夏与异族作战的情况，由于缺乏上下文的关联性，因此尚不能确定其征讨作战的对方。有一些说法有待斟酌，如将党项归属于突厥人的一个部落，不知有何根据？

（二）民间回鹘商人

由于10—13世纪地缘政治和民族格局的变化，以西域为根据地的回鹘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资料表明一些民间回鹘商人流入西夏境内进行商业活动。在吐鲁番出土一件回鹘文书中写道：“龙年九月初四，我定惠大师就阿体向薛赛卖奴隶的问题同薛赛谈妥，一交给薛赛我（就）走了。萨英从今后属他（薛塞）自己（所有）。无论是谁来争执，由我定惠大师负责。证人：唐古忒·普化。我背面定惠大师书写了（该文书）。”

[33]

在该书的另一件文书中出现了契丹·普化的名字。

[34]

对照两个名字，前一姓名中出现了唐古特，后一姓名中出现了契丹。这是否意味着其分别为党项（西夏）人和契丹人，隐约表明回鹘民众与西夏存在着某种商业关系。还有一件回鹘文书讲到：“我父亲跋萨托合利活着的时候，连一钱（银子）的债也没留下，他把葡萄园、土地、水、房产全部留下到唐古忒（即为西夏）去了。”

[35]

这些回鹘文书无疑是民间回鹘商人在西夏从事贸易的生动说明，由此判断文书的时代应为10—13世纪，但不能确认文书所指的是哪部分回鹘商人。在《天盛律令》中还出现“回鹘通译”一职，

[36]

应该是负责于与回鹘交往中语言沟通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西夏陵的过程中出土了三尊很别致的塑像：头发卷曲，高鼻厚唇，目圆且深，有两尊还在前额上留有白亳

[37]

，具有明显的“胡化”色彩，笔者推测应该是回鹘人的形象。

[38]

（三）辽、北宋、金

西夏东向的贸易伙伴主要是辽、北宋、金。在《天盛律令》第19卷《供给骆驼门》中讲道：“皇城、三司等往汉、契丹卖者，坐骑骆驼预先由群牧司分给，当养本处，用时驮之。”

[39]

这则法律条文讲到西夏官方与宋、辽进行贸易时的骆驼的供应问题。由于占据地理上的优势，西夏成为连接西域与宋、辽丝路贸易的枢纽。前文已对西夏与宋、辽见的丝路贸易有所叙述，兹不赘言。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天盛律令》第18卷《他国买卖门》中专门讲述西夏与周边贸易的法律规定：“出使他国者往时，正副使、内侍、閤门、官之卖者、驾骆驼、侍马等所属之私物及诸人所卖官私物等，不许由官驮负之。”“随他国买卖者，所卖官物而载种种畜物者，往时当明其数，当为注册……倘若买卖中官私物相杂，不分别卖之，不许以官之好物调换私之劣物。”“他国买卖者往时……前所竞争价格既走，随意加价买卖。若违律加价时，当量所加之数，依枉法贪赃罪法判断。”

[40]

内容涉及买卖物品的登记、管理、价格、官私贸易等。在《天盛律令》中一些遗失的部分也应与西夏的周边贸易有关，如卷18《缴买卖税门》中的“诸边商人过京师”条、“与敌大使买卖”条、“重复出卖免税”条等。

[41]

《派供给门》载“送他国使来往，及往地边军将遣人等所随供给者遣局分人时，完全不往，徙六个月”

[42]

。在该法律令卷11《使来往门》中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规定：“他国来使，住于京师馆驿，依官买卖，未住诸人不许随意买卖。若违律买卖不纳税，则承诸人买卖逃税之罪，赐举告赏与前相同。依税法纳税，并因不应买卖，徒二年。”

[43]

但不知西夏税制的细节。在第17卷《库局分转派门》中有“边中往他国买卖未毕等，分析有略程者，勿入分等住滞罪中”

[44]

。讲的是夏国人出国贸易未归，要根据路程等因素，不能贸然地给定“住滞罪”，可以看出西夏法律对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比较宽容。

虽然《天盛律令》为西夏的法律条文，加之从西夏文翻译而来，一些内容未必能够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因此我们在引证历史事件时尚需谨慎，但通过上述相关材料以及《天盛律令》中有关丝路贸易的材料的记载，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一是西夏的的确确与西域地区存在着贸易往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作为西夏的法律条文没有必要去“造假”；二是在国际贸易中西夏政府要收取商税；三是西夏的国际贸易可以分为官方贸易和私人贸易；四是西夏政府对国际贸易采取积极的保护和扶植的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西夏王朝在丝路上的枢纽地位，决定着它要与周边地区发生贸易往来，这一点可以从发现的钱币中窥其一斑。考古工作者曾在贺兰山的榆树台、滚钟口、大风沟等地发现上百公斤的钱币，种类多达120 余种，其中北宋钱币占全部的85.82%，西夏钱币只占1.32%，此外还有辽朝和金朝钱币。

[45]

在河套地区西夏的边缘地带，不时发现有西夏窖藏。如1987年，在内蒙古乌审旗陶利苏木境内出土了一批西夏钱币窖藏，总计为605公斤。鄂尔多斯博物馆征集回收430公斤，115705枚钱币中，北宋钱币占总数的81%，还有部分西夏铁钱及铜钱出土

[46]

。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市郊沙尔亲阿都来村出土西夏钱币窖藏100余公斤，两万余枚，主要为西夏汉文“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钱。

[47]

甚至有一些西夏钱币流入南方，如1976年在湖北省黄石市发现的多达22万余斤的宋代钱币窖藏中，发现有西夏的“天盛元宝”钱。

[48]

在西夏周边地区发现大批的钱币是西夏与辽、金以及中原进行频繁贸易的有力证据。

通过上面对西夏外来商品的考察，文献中有关西夏与西方贸易的蛛丝马迹的记载，以及西夏与周边贸易的考古证据三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认为西夏王朝在丝路贸易中发挥着周转中枢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西方贸易的继续与畅通。当然，这种贸易受制于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及民族格局的状况，我们只能描述西夏丝路贸易的一个轮廓，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就某个时段内西夏与西方贸易的状况做具体的分析。

三 “重税”“抢劫”政策

从本书的“北宋时期诸蕃朝贡频度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西夏建国前后的确是丝路贸易史上的一条重要分水岭,河陇以及西域诸蕃的朝贡次数从此大大减少,这不能不说与西夏的兴起有关。西夏政权的建立到底对陆上丝绸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其“重税”“抢劫”行为的影响？需明辨之。

（一）“重税”问题

《松漠纪闻》中讲：“（回鹘）多为商贾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贾人苦之。后以物美恶杂贮毛连中……然所征亦不赀。其来寝熟，始厚贿税吏，密识其中下品，俾指之，尤能别珍宝。”

[49]

这则史料在学界的引用率极高，学者们都借此来证明西夏的重税政策对丝路贸易的严重影响。十分之一的商税在当时是否算是很高呢？这要与相关时代及地区进行对比。

在《金史》中记载了一条西辽统治下西域的赋税情况：“大定中（1161—1189年），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自言‘本国回纥邹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讹鲁朵，俗无兵器，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

[50]

明指回纥有十分之一的税率。魏良弢先生也曾指出：“高昌地处丝路要冲，过境贸易一直比较发达，并且其过境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已发现的契约来看，吐鲁番地区的高利贷非常猖獗，不仅借贷的人多，而且利率之高也少见，通常月息是十分之一。”

[51]

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认为商税起源于唐代，到宋代才成为国家的一大税源。并根据《册府元龟》记载：“德宗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赵赞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吏，阅商人财货计钱每千税二十文。二年五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

[52]

认为这是创税第二年的税率（他认为商税正式创制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即780年）。

[53]

正史中也有此说法：“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十取其一，谓之‘抽税’”

[54]

，显然是宋朝政府定的税率。有学者通过对黑水城（元集乃路）出土的借贷契约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元代黑水城地区的通行利率为十分之一，并在进一步的对比研究中得出这是元代通行的借贷利率。

[55]

位于陆上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吐蕃政权对过境商队也实行征收高额商税的政策。西域蕃商到青唐贸易，“货到，每十橐驼税一”

[56]

，与西夏“十分之一”的税率相同。由此看出，十分之一的税率在当时较为流行，因此西夏十分之一的商税也不能说是阻碍丝路贸易的理由。真正的麻烦恐怕是由“夏人择其上品”造成的，但回鹘商人想出了贿赂夏国税吏的办法而得以逃脱，问题并非严重到影响丝路畅通的程度。

（二）“抢劫”问题

党项在陆上丝绸之路的抢劫行为的确影响到丝路的繁盛和畅通：“先是，其（大食）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抄掠，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

[57]

一些学者也借此认为西夏抢劫是丝路贸易的一大祸患，并导致陆上丝路的衰落、海上丝路的兴起。不可否认，唐以来在西北崛起的党项族的确给丝绸之路的畅通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五代时期居于灵、庆两州之间的“西路党项”十分猖獗地抢劫丝路商人，使中西的陆路交通受到一定影响。内地政权为了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不惜动用武力，对西路党项进行“惩罚”。

[58]

文献中也有党项抢劫的记载：“二月壬午，药彦稠进回鹘可汗先送秦王金装胡籙，为党项所掠，至是得之以献。”

[59]

“后汉乾祐元年（948），会回鹘入贡，诉称为党项所阻，乞兵应接。诏左卫大将军王景崇、将军齐藏珍将禁军数千赴之，因使之经略关西。”

[60]

党项部族不仅抢夺丝旅，还抢夺回鹘财产：“大中祥符元年（1008），夏州万子等军主领族兵趋回鹘，回鹘设伏要路，示弱不与斗，俟其过，奋起击之，剿戮殆尽。其生擒者，回鹘躯坐于野，悉以所获资粮示之，曰：‘尔辈狐鼠，规求小利，我则不然。’遂尽焚而杀之，唯万子军主挺身走。”

[61]

又：“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礼宾院译语官郭敏自甘州回，以可汗王表来上。先是，夜落纥累与夏州接战，每遣使入贡，即为德明所掠。”

[62]

除此之外，一些出土文书也有类似的信息:“通往thamhtta（党项）的道路已被阻断，我要离开这里往于闻。”

[63]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文献反映的党项抢夺事件多发生在西夏政权建立之前

[64]

，西夏国建立后尽力去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以便从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利益，这一点可以从前引西夏出土文献《天盛律令》中的信息反映出来。

另一方面，应该客观地看待西夏在丝路的抢劫。乾兴、天圣年间，正是党项政权极力攻取河西走廊的关头，西夏还没有完全占有河西诸州，河西战乱频仍，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抢劫是难免发生的。其次，文献中的“西人”也很值得一番考究。前引元丰六年（1083）五月史料：“于阗贡方物，见于延和殿。上问曰：‘离本国几何时？’曰：‘四年。’‘在道几何时？’曰：‘二年。’……又问：‘道由诸国，有无抄掠？’曰：‘唯惧契丹耳。’又问：‘所经由去契丹几何里？’曰：‘千余里。’”

[65]

从此可以看出契丹也可列入打劫丝路的“西人”之列。宋时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极为复杂：“（天祚帝）会威武、崇德、会蕃……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等十八部。”

[66]

可见在河西地区尚有西夏、鞑靼等部众。前引回鹘文献中也提及在高昌地区有契丹人。

辽朝占据了整个北中国，领土与西域接壤，完全存在着掠夺丝路商人的可能。大中祥符九年（1016）,“契丹即日多益兵马于沙州往来，未知何计使即目断绝”

[67]

。当然，这是西夏攻取河西走廊之前的事了。西夏建立之后的具体情况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敦煌卷子P2962“张仪潮变文”称大中十年（856）时，有回鹘部众与吐谷浑一起占据伊州西纳职城，并不断抄略伊州百姓

[68]

。伊州是丝路重镇，回鹘、吐谷浑对伊州的抢劫也是别有用心。鞑靼也是一个不肯安分守己的部族，对丝路贸易也有一定程度的威胁：“塔坦，西蕃别种，与回鹘东境相邻。乾德初，尝入贡中国，后以道远隔绝。其俗犷悍，轻死嗜利，与夏国世仇。尝以兵侵掠北境，掠夺人民鬻之。契丹时，闻夏国与中朝构兵，驱其众抄掠右厢监军司所。”

[69]

这则文献中已明确地指出鞑靼抢夺成风的习性。唐末宋初，在瓜、沙、肃、甘州等丝路要道上散布有大量的鞑靼部众，以他们“轻死嗜利”的民族性格又如何能坦然地面对丝路上的滚滚财源呢？进行抄掠也同样是角唃厮啰政权的一大经济来源，其掠夺的对象主要是秦渭地方和沿边的归附“熟户”，不仅抢夺财物、牲畜、人口，而且还抢收“熟户”的庄稼。

[70]

回鹘也有抢劫或阻截丝路商旅的“恶习”：“大中祥符九年五月，秦州言：奉职杨知进自甘州回。初，知进以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与译人郭敏拌送翟符守荣般次赴甘州……在甘州为唃厮啰与可汗不和，于宗哥阻截道路。”

[71]

“广顺二年（952）十月，沙州僧兴赍表诉回鹘阻隔，回鹘世世以中国主为舅，朝廷亦甥呼之。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后唐同光中长史曹义金者遣使朝贡。灵武韩沫保荐之，乃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州等州处置使，其后久无贡奉，至是，遣僧诉其事。”

[72]

吐蕃部落也是如此：“王韶言讨蕃部蒙罗角，以其抢夺西域般擦，又不肯内附故也。”

[73]

这条史料中还出现了“般擦”一词，应同“般次”，有学者指出：“般次”即“班次”，使者商旅一般都是一批次一批次进行的，故称“般次”

[74]

。当然这仅为字面上的解释。张广达认为般次一词屡见于唐末五代宋初的敦煌文书，应与盛唐以来交通方式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75]

又载：“王师定武胜，首领药厮逋邀劫于阗贡物，帅师讨焉。君万出南山，履险略地。羌潜伏山谷间，忽一骑跃出，横矛将及，君万亟侧身避之，回首奋击，斩以徇。其众惊号，相率听命，所斩乃药厮逋也。复破北关、南市，功最多，擢熙河路钤辖，进领英州刺史、达州团练使，赐绢五百。”

[76]

可见在吐蕃等部族抢夺丝路商旅的同时，北宋也极力维护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

应当看到：吐蕃、党项、回鹘、鞑靼等民族多以“部族”为活动单位，大多过着“散居山野，不相君长，耕牧自足”的生活。在他们特定的社会状态下，部族的力量显然高于政权的力量（甚至一些部族受不到政权的管辖）。所以，应当看到丝路抢劫主要是部族的行为，而非某个政权的行为。在经济上他们是以经营纯粹的畜牧业或半农半牧的经济为主，经济来源受制于脆弱的自然环境，稳定性极差。从民族性格上讲，他们都喜好武力，抢劫成俗。总体来讲，他们处于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退化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77]

因此笔者认为，抢劫至少是分布于丝路诸民族的一大共性。“抢劫经济”也是他们的一大“经济支柱”，这并非为党项（西夏）所独有，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失去对河陇丝路的控制以后，诸族的沿路抢劫的确成为影响丝路畅通的一大因素。

总之，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丝路商旅途经夏境的蛛丝马迹，维系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营，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否认西夏对丝路影响的历史事实。这其中真正的症结是什么呢?

事实上,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西夏占据了哪些地区,而是西夏与周边政权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环境恐怕成为影响丝路贸易状况的决定性因素。宋臣富弼曾上书言:“自与（西夏）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

[78]

明确指出在通好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商贩如织”的盛况。宋夏对缘边贸易都持有积极扶植的态度,因为双方从中都能获得巨大的利益。然而宋夏之间的关系犹如猫捉老鼠,变化无常,难以叵测。一旦处于战事状态,双方都严格控制边地的人员出入,庆历年间,宋朝诏令“缘边州军地临两界处,自今勿得注进纳入”

[79]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也有战时出入边境的严格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丝路商旅恐怕就不能正常地通行夏境了。因此,很难用“通畅”或“断绝”来概括西夏立国近两个世纪内的丝路状况,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丝路的状况也随之变化。

第二节 西夏的丝路交通

西夏在11世纪初控扼丝路要道后确实对陆上丝绸之路交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否将穿越其境的商路完全断绝？现有的一些资料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从西域来的回鹘商人必定穿越了西夏境内：“然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

[80]

这则史料明确指出回鹘商人是途经西夏而到达陕西等地，并引起了宋朝政府的警觉。这件事在《宋会要辑稿》中讲得更为详细：“臣寮言回鹘因入贡，往往散行陕西诸路，公然贸易，久留不归者有之。恐习知沿边事，害及往来，经由夏国，传播不便。乞除入贡经由去处，其余州军严立发禁。”

[81]

宣和年间正是北宋灭亡前夕，金兵南下进逼，宋夏边境非常吃紧，宋朝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害怕入贡的回鹘人在中间制造麻烦，便对其进行一些限制，但并没有禁止他们的贡使贸易。此外，文献中也有夏人与“诸色”一同入贡中原的事情：“臣寮言赵德明进奉，人使中卖甘草、苁蓉甚多，人数比常年亦倍，乞行止约，及告示不买。王旦等曰：斯皆无用之物，陛下以其远来嗜利，早年令有司多与收买。若似此全无限量，纵其无厌，亦恐其难为止约，至如牵马及诸色随行人多。”

[82]

如前文所述，诸色人应是河陇及西域诸族，文中反映出夏人尚能与异族和平相处，一同前往中原进贡的事实。同时也可以看出西夏境内也有异族商旅，北宋边臣曹玮曾言：“沿边诸寨，许令人户买扑酒店，直于寨外边上开沽，恐隐藏奸恶，乞行停费。”

[83]

沿边诸寨多有小酒店，一方面得益于沿边市场；另一方面恐怕与塞上多有商旅往来有关。前面所讨论的夏州及宥州在五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中发挥的作用也能说明穿越夏境的丝路交通尚在继续。

一 途经西夏的丝路商旅

由于西夏占据了河套及河陇地区的核心位置，在一些民族或政权的交往中无法避开夏国领土，吐蕃与辽朝的交往就是一例。据统计：吐蕃共向辽朝遣使10次，西夏建国前3次、建国后7次

[84]

。西夏建立后与辽朝朝贡的吐蕃当属青唐吐蕃了。虽然吐蕃与辽朝地隔西夏，但二者的关系较为友好，并结为姻亲关系：“嘉祐三年（1058）会契丹遣使送女妻其少子董毡，乃罢兵归。”

[85]

辽朝为了利用河湟吐蕃牵制西夏，把与吐蕃联姻作为一项长期的外交策略。元符三年（1100），“十八日，引见陇拶等。陇拶一班，契丹公主一班，夏国、回鹘公主次之”

[86]

。可见契丹公主的地位在夏国及回鹘之上。宋人李远在青唐城中见到了契丹公主的居地：“门设谯机二重，谯机后设中门，后设仪门，门之东，契丹公主所居也，西为绝及，夏国公主所居也。”

[87]

为使吐蕃顺利地穿越西夏境内，辽朝还向夏国施加压力：“四年，辽主将兵五十万，以狩为言，来攻凉甸，德明率众逆拒，败之。”

[88]

认识到吐蕃与辽朝的特殊关系后，我们对两者之间的交通进行一些探讨。开泰七年（1018），“闰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

[89]

。辽开泰年间，正值西夏攻克河西的时期，从文献的字面只能肯定吐蕃使者穿越夏境，但难以判断他们所走的具体路线。下面这条重要的史料则告诉我们更多的信息：“（嘉祐三年）契丹既与唃厮啰通姻，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唃厮啰约举兵取河西，河西谓夏国也，欲徙董毡凉州，与之相近。唃厮啰辞以道远兵难合，乃止。”

[90]

前面已经分析了回鹘路的状况。文献中的回鹘路恐与唐回鹘路有所不同，极有可能是指沿阴山南麓（或北麓）向西到达居延进而沟通西域的道路。因为从居延海南下经甘州越过扁都口（古称大斗拔谷）是一条辽朝到达青唐的最佳路线

[91]

。《青唐录》中讲：“又牦牛城在青唐北五十余里，其野产牛。城之北行数日，饶大山，其外接契丹。”

[92]

其中的大山应是越过扁都口，然后经甘州北行即可到达辽朝界，这也证实了《长编》中所讲的辽人由回鹘路而达吐蕃的史实。由甘州北渡弱水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顺河而下至居延，由此进入漠北的道路是古代一条河西通往漠北的通道，学界惯称之“甘漠大道”。武后垂拱二年（686），刘敬同北征铁勒，即由此道进军。

[93]

这里我们也可以认定从青唐向北穿越扁都口，经夏国抵居延海附近的回鹘路是宋夏时期的一条交通孔道。

一些回鹘商人到北国辽朝需经过西夏：“（回鹘）多为商贾与燕，载以橐驼。过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

[94]

但回鹘商人行走的具体路径就不是很清楚了。辽朝在西夏东北方向建立清河军也应与此有一定关联：“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1043）建城，号河清军。”

[95]

由此推断，在西夏建立初期就开辟了一条通往辽朝的路线：“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

[96]

文中明确指出黄河以东到辽朝有12个驿站，这里的黄河应指的是西夏京畿附近的黄河。这一点也可以从《西夏纪事本末》卷首的西夏地形图中得到验证，该图记载了自灵州界至契丹界的9驿名称：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绫驿、横水驿。

[97]

长泽和俊指出：11世纪以来，以西夏为媒介的回鹘对辽的贸易，乃是沿着河西地区—兴庆府—天德军—归化州—上京这样的路线进行的

[98]

。松田寿南将这条横断鄂尔多斯东北行的路线命名为“漠南路”。

[99]

从前述额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量西夏钱币窖藏也可以间接证实这条商路的存在。

此外，辽重熙十七年（1048）三月，“铁不得在伊吾西，素不通契丹。曩霄啸据瓜、沙，尝以兵掠其境，国主畏之，不敢御。是时闻曩霄死，遣间使由敦煌山谷间至契丹，献毡、玉、马、驼等物，请以本部兵攻夏国，乞以师援。契丹主谓其‘道里辽远，声应不及’。谢之”

[100]

。文中的“铁不得国”应为吐蕃政权；“敦煌山谷间”，应指敦煌南部翻越当金山口交通孔道，古时是存在这条道路的

[101]

。在西夏时期这条路线仍然被商旅使用，敦煌恐怕仍然具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也”的历史地位。

二 西夏时期的居延路

如前所述，辽朝曾与西域诸国及伊斯兰世界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是在唐、五代之后传统丝绸之路渐渐衰落的背景下，于北方掀起的一股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浪潮。一些学者也曾提出居延路是宋辽时期一条东西方的通道，至今尚无定说

[102]

。西夏占据黑水城后，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夏时期黑水城向东（即居延路）通商的明确记载，但通过综合分析，我们认为西夏时期依然存在此条商路的可能。

（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居延路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时期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的重要功能

有学者认为，公元前7—2世纪，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线大体上是从中国内蒙古的河套附近向西北，越过阿尔泰山，沿额尔齐斯河，穿过南西伯利亚草原再往西，到达当时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地区。

[103]

中国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也曾指出，4世纪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的交通日益重要，至5世纪北魏前期，以平城（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哈密），东抵辽东，逐渐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当时北魏从平城通西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平城沿鄂尔多斯沙漠东南缘，经统万城、灵州达姑臧（武威），然后进入河西走廊。另一条是沿平城北面的六镇防线，西过居延，直抵伊吾，这条路线从4世纪开始一直到11世纪的辽，都是中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主线，是连通中西亚和东北亚的国际路线

[104]

。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域从磴口渡黄河后，基本上是沿着居延路西行。元朝统一后，居延（黑水城）成为纳怜道上的重要驿站。纳怜道是以木怜道上的丰州西约50公里的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为起点，溯黄河而西，经甘肃行中书省辖境的东北部，在甘州折而北行，经亦集乃路（黑水城地区）至和林。

[105]

可以看出：这一行经基本在居延路的范围之内。1908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在盗掘黑水城时，曾发现过一批元代宝钞。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有关的考古机构在发掘黑水城的过程中也陆续出土了一大批元代宝钞和少量票券。这些文物的出土证实了亦集乃路是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106]

考古发现也表明亦集乃路曾有过繁荣的商业。

[107]

需要指出的是，元代亦集乃路的商业和交通虽然是建立在元朝统一的大背景下，但同时不可排除它对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社会经济的继承性，甚至有大量西夏遗民参与到其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亦集乃路总管忽都鲁言：‘所部有田可以耕作，乞以新军二百人凿合即渠于亦集乃地，并以旁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从之。计屯田九十余顷。”

[108]

文中的“旁近民”即为黑水城地区的原有（西夏）居民，当然包括党项、汉人以及鞑靼等民族。

（二）从出土文献、文物以及民族构成的角度分析，西夏时期的黑水城具有一些作为丝路驿站的迹象

黑水城为西夏时期黑水镇燕军司的驻地，不仅是边防重镇，而且由于当时的自然环境尚好，有着较为发达的农牧经济。有学者根据黑水城出土的文书推算出元代这里大概有居民7000人，其中农业人口约4000人。

[109]

西夏时期的人口也应与此相当。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在这里盗掘了大量的文献文物，其中书面文献包括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波斯文、叙利亚文、女真文、蒙古文等，仅俄罗斯公布的文献就有8000件之多，这些文献的时间跨度为西夏到北元。如此大量文物，尤其是多语种文献的时代背景应是黑水城地区曾经与外界有过频繁交流的产物，它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个边塞军镇，而且是连接河陇丝路与北方草原丝路的重要枢纽。

[110]

从这一地区的民族构成看，西夏和元代这里均是多民族杂居的区域，蒙古、党项、汉、回回、维吾尔、藏族；在黑城出土一件名为《黑水副将上书》的文书中讲到西夏招诱一批鞑靼边民到黑水城入籍的史实。

[111]

值得一提的是，从《西夏文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可以发现黑水附近必有回鹘族存在。

[112]

而回鹘是沟通辽朝与西方世界的主力。因此，黑水城附近有其“同党”分布，是保证回鹘商人通行的有利因素。

1992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到西夏腹地考察，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里见到小型玻璃装饰品。据介绍，这些均发现于西夏遗址内

[113]

。玻璃器是西方世界通过丝路向中国输入的传统商品，尤其是伊斯兰玻璃器大量进入辽朝。从黑城出土的西方玻璃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测西夏时期黑水城地区依然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重要环节。在内蒙古西部发现的一系列西夏古城为我们考察西夏时期的居延路提供了一些可参考的信息。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高油坊古城，该城北距乌加河和狼山分别为10公里和15公里，是蒙古高原和河套东部进入宁夏平原的要道。古城保存不太好，城墙大部分已经倒塌，但城内出土的文物却很有价值。1958年在古城东门内就出土大批严重锈蚀的铁钱，其中少数尚可辨读为“乾祐通宝”。1959年在古城东北角曾经出土金银器27公斤。1966年又在古城内东北角发现一影青小瓷罐，内藏金器约250克。文博部门征集回部分金器，有金佛像、莲花形金盏托、凤凰纹金碗、金指剔、镂孔人物纹金耳坠、金环以及桃形、弧形金饰片等

[114]

（图4-1）。高内蒙古考古学者认为这座古城的地位和繁荣程度在西夏政权时远远超过黑水城

[115]

。学界一般将高油坊古城定性为军事城堡，这无疑有它的合理成分，但出土的钱币应该是经济交换的见证，出土的金银器大都和佛教有关。因此，此古城也应是经济及文化交流的一个据点。从包头往西，沿途还发现有宿亥古城、狼山口古城、西勃图古城等一系列古城

[116]

，居延路沿线的古城参见附表。这些城址均位于交通孔道之上。正如前田正名所指出的那样：“凡属交通要道，毫无遗漏地设置在其管辖之下。瓜州西平监军司控制着从瓜州起到罗布泊及伊州、高昌一带的河西走廊西端交通路线分岔地点等各个重要地段，黑山威福监军司配置在从伊州起向东走，经河西北侧，到达阴山山麓的沿途各个要道据点，及古时汉代的旧居延城地方，控制着沿额济纳河道的那条纵断河西的路线的北方出口地点……黑水镇燕监军司则设置在贺兰山北方，处于阴山之间，控制着向南走往灵州、兴州的路线。以及从额济纳河方面向东走，来到阴山山麓和鄂尔多斯沙漠的路线，甘州甘肃监军司则控制着通往肃州、凉州的古代以来河西及甘州、灵州之间的路线。西夏就是这样全面地掌握着河西附近几条交通路线的要点，由各地监军司严密地监察着通过次第的各国行人。”

[117]

结合上述考古材料，我们认为前田正名的观点是值得借鉴的。西夏建立军事城堡的制度不仅是为了防范敌军的入侵，同时也有明显控制这一地区商业贸易的意图。《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有关对域外商人的严格规定

[118]

，便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很好佐证。林梅村先生认为，月氏人曾经控制了西域至中原的交通路线，并且根据《战国策·赵策》的记载，苏秦曾经讲到假如秦兵占领了勾注山，切断恒山一线，则昆山玉不复为赵王所有。这样，代马、胡犬和昆山之玉三种西域宝物，就到不了赵国了。赵国北境在雁门关，坐落于山西北部北岳恒山之中，当时是鄂尔多斯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原农业区与草原游牧区的分界线。从妇好墓出土和田玉雕看，这条路恐怕在公元前13世纪就开通了

[119]

。这为我们考察居延路的演变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实际上，北宋时期王延德出使西域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两行的。

图4-1 高油坊古城出土的西夏金银器

（三）最佳路线的选择、自然环境的状况也表明黑水城作为连接东西交通枢纽的合理性

西夏时期，高昌—黑水城—丰州一线正好处于西夏与辽朝两国的边缘地带，也是民族的杂居地带。就距离而言，这一路径是西域进入辽朝核心区域的最佳路线。元初，旅行家马可·波罗描述了从亦集乃路到和林途中情形：“盖离此亦集乃城后，北行即入沙漠。行四十日，冬季酷寒，路绝人烟，亦无草木。惟在夏季始见有人。其中亦见野兽，缘有若干处所有小松林也。行此四十日沙漠毕，抵一北方之州。”

[120]

可见从黑水城到和林并非是一条容易通行的道路，而且在冬季通商十分困难。1938年，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对绥新公路沿线进行了全面调查

[121]

，从马鬃山的滚坡泉站到包头共3360里，54站（所调查的每点之间的距离为60—80里），其中水草“美”（见原文，概指水草状况优越）的站有38个，约占全程的70%，水草“中等”的站8个，水草“不美”的站8个

[122]

。可以理解，西夏时期这条道路的环境状况应该是远远好于民国时期，这也为沿途商队的牲畜喂养提供了保障。最后应当指出的是：西夏与辽朝的主流关系是和好的，这也是赢得西夏时期居延路通行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

表4-1 古居延路沿线发现的辽代及西夏时期的古城

续表

续表

[1]
［日］藤枝晃：《李继迁的兴起与东西交通》，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九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2]
赵荣：《青海古道探微》，《西北史地》1985年第4期。

[3]
陈炳应：《西夏丝路贸易与货币法》，《中国钱币》1991年第3期。

[4]
钱伯泉：《西夏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及其强盛》，《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5]
李学江：《西夏时期的丝绸之路》，《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6]
（西夏）骨勒茂才著，黄振华、聂鸿音、史金波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地用下”“人事下”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
《宋史》卷139《食货志》，第4563页。

[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三一，第5482页。

[9]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0—551页。

[10]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编：《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中文版），许洋主译，1996年版，第153页（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当然，礼佛用的香料不一定全是外来品。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回民巷窑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8期。

[12]
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编：《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中文版），许洋主译，1996年版，第153页。

[13]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初探》，《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4]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著：《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15]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7，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7页。

[16]
牛达生：《〈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佚文》，《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
《资治通鉴》卷151，梁大通元年 （529）胡三省注，第4727页。

[18]
（清）严可均撰：《全后汉文》卷41，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16页。

[19]
参见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畜牧区域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

[20]
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有的地方将“回鹘通译”翻译为“译回鹘语”，如该书第385页。

[2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84—285页。

[23]
同上书，第320页。

[24]
同上书，第378页。

[25]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六，7852页。

[26]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05—206页。

[27]
马文宽、张连喜：《宁夏灵武瓷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

[28]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册），第314页。

[29]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册），第322页。

[30]
同上书，第328页。

[31]
麻赫默得·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三册），第353页。

[32]
同上书，第317页。

[33]
李经纬：《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34]
同上书，第110页。

[35]
同上书，第276页。

[36]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37]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38]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9]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40]
同上书，第569—570页。

[41]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名略》部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4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02页。

[43]
同上书，第397页。

[44]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0页。

[45]
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0页。

[46]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乌审旗文物保管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47]
金申：《包头出土西夏铁钱》，《宁夏日报》1983年11月21日第3版。

[48]
湖北省博物馆：《黄石市发现的宋代窖藏铜钱》，《考古》1973年第4期。

[49]
（宋）洪皓：《松漠纪闻》，第2791页。

[50]
《金史》卷121《粘割韩奴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637页。

[51]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52]
《册府元龟》卷504，中华书局（影印版）1982年版，第6050页。

[53]
［日］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载夏日新、韩升等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

[54]
《宋史》卷186《食货志》，第4541—4542页。

[55]
叶新民：《亦集乃路元代契约文书研究》，《蒙古史研究》（第五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6]
（宋）张舜民：《画墁录》，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页。

[57]
《宋史》卷490《大食传》，第14121页。

[58]
周伟州：《唐代党项》，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59]
《旧五代史》卷43《后唐明宗本纪》，第589页。

[60]
《资治通鉴》卷287《后汉纪》，第9382页。

[61]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5页。

[62]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第7716页。

[63]
黄盛璋：《和田塞语七件文书考释》，《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

[64]
文献也有西夏抢劫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5，元祐七年秋七月癸巳载：“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使范育言：‘于阗进奉般次、和尔济勤克伊实密陈，中涂（途）尝为缅药所掠，乞闻朝廷差般次同黑汗王所发兵攻灭缅药。臣欲乞解发赴阙审问。’”“此诏本司选差使臣押伴和尔济勤克伊实、般次先赴阙。”文中的缅药即指西夏。第11321页。

[65]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十七，第7722页。

[66]
《辽史》卷30《天祚本纪》，第355页。

[67]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八，第7717页。

[68]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5页。

[69]
《西夏书事校证》卷27，第306页。

[70]
祝启源：《唃厮啰——宋代藏族政权》，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我们注意到吐蕃部族抢收庄稼与西夏沿边的“侵耕”实属同一性质的事件。可见抢劫之风在游牧社会中具有普遍性。

[7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第7716—7717页。

[72]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第3919—3920页。

[7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戊子，第5703页。

[74]
曾良：《敦煌文献字义通释》，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75]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载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6]
《宋史》卷350《珺万列传》，第11070页。

[7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7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丁巳，第2926页。

[7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庆历三年二月己亥，第3374页。

[80]
《宋史》卷490《回鹘传》，第14117—14118页。

[81]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第7718页。

[8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九，第5481页。

[83]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零之五，第5135页。

[84]
［日］长泽和俊：《辽代吐蕃遣使考》，《丝绸之路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5]
《宋史》卷492《吐蕃传》，第14162页。

[86]
《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三七，第7837页。

[87]
（宋）李远：《青唐录》，载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8]
《宋史》卷485《夏国传》，第13991页。

[89]
《辽史》卷16《圣宗纪》，第183页。

[9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九月乙亥，第4527页。

[91]
10—13世纪，扁都口在连接丝绸南路与河西走廊、西夏、辽朝的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历史看，扁都口一直是连接青海地区与河西的通道，隋炀帝曾亲率40万大军越过扁都口，征服了吐谷浑，保证了丝路的顺畅。《佛国记》中载隆安三年（399），法显“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夏坐讫，前往褥檀国（即南凉政权）。度羊楼山（即今达坂山），至张掖镇。”法显和尚是穿过扁都口到达张掖的。可见扁都口在历史上是青海进入河西走廊的一大通道。

[92]
（宋）李远：《青唐录》，载杨建新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3]
雪犁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页。

[94]
（宋）洪皓：《松漠纪闻》，第2791页。

[95]
《辽史》卷41《地理志》，第515页。

[96]
（宋）曾巩撰，王瑞来校：《隆平集校证》卷20，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03页。

[97]
（清）张鉴撰，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校：《西夏纪事本末》“附图”，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

[98]
［日］长泽和俊：《西夏之侵入河西与东西交通》，载［日］长泽和俊著《丝绸之路史研究》，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99]
［日］松田寿南：《漠南路》，《历史》19—1，昭和十九年（1944）。

[100]
《西夏书事校证》卷18，第216页。事实上这是一段看似有矛盾的记载，伊吾为古地名，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周围，隋朝筑伊吾城，唐政权在此设立伊州。只要稍稍具有一点地理知识的人就会发现，处于今哈密以西的人何必要绕道敦煌山谷间到达契丹，所以其中必有误，问题的关键是文中的“铁不得国”指谁？就“铁不得”一词而言，极有可能是“Tibet”（吐蕃）的对音。其次，从文献的内容也可以判断铁不得国为吐蕃政权，西夏攻取河西后，吐蕃曾多次遣使入贡辽朝以寻求保护，这与本条文献相吻合。《太平治绩统类》卷十六，神宗开熙河条中记载：“元昊取西凉府，而厮啰得厮铎叔之众十余万，回鹘亦以数万人归之，其势亦强于诸羌。”可见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有大量逃亡回鹘附着于吐蕃，吐蕃的势力范围也由此扩大，因此，从敦煌到契丹也就不足为奇了。

[101]
例如周伟洲先生认为北魏高僧宋云是由柴达木盆地北行，穿过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进入新疆的。参见周伟洲《关于贞观九年对吐谷浑的战争》，《西北历史资料》1982年第2期。

[102]
例如马文宽先生指出：辽上京—丰州—阴山南麓—居延—高昌是辽时的一条交通大道，但行文甚为简略，似有证据不足之嫌。参见马文宽《辽墓辽塔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兼谈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考古》1994年第8期；王北辰先生认为大石西去时途经居延，所走的基本上为居延路。参见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林幹先生则认为大石北越阴山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可敦城，然后抵高昌地区。参见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第十二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3]
马雍、王炳华：《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载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104]
参见徐苹芳《关于中国境内“丝绸之路”考古的新发现和研究》，载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105]
参见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106]
参见李逸友《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北方考古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7]
经考古发掘证实，亦集乃路城内的两条大街的两侧均发现有店铺遗，正街的店铺分布在东半段，与东街的店铺南北相对，这两条大街成为该城的商业中心区域。从黑水城出土的文书来看，城内经营的店铺项目比较多，有饭馆、酒店、杂货店、作坊等。而且有反映以亦集乃路为商业据点，并从此出发贩运货物的文书。参见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108]
《元史》卷60《地理志》，第1451页。

[109]
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110]
从黑水城沿黑河南下可达丝路重镇甘州，与丝绸之路的大动脉会合；向东北行可达草原丝路上的和林城（大致位置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右岸额尔德尼召以南地区）；向西可直达高昌；向东可低丰州（今 呼和浩特东白塔）。它将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这几条路线均可在文献中找到通行的证据。但黑水城地区这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却不为学界所重视。

[111]
聂鸿音：《关于黑水城的两件文书》，《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2]
黄振华：《西夏文天盛二廿二年卖地文考释》，《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3]
高毅：《西夏时期黄河沿岸的榷场经济》，《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由于上述文物尚未见诸考古报告，仅做参考。

[114]
陆思贤、郑隆：《内蒙古临河县高油坊出土的西夏金器》，《文物》1987年第11期。

[115]
林幹等：《内蒙古历史与文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116]
杜玉冰：《西夏北部边防与古城》，《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17]
［日］前田正名著：《西夏时代河西南北的交通路线》，张鉴衡、陈宗祥译，《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需要指出的是：前田正名先生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混淆了黑水威福监军司和黑水镇燕监军司的位置（或许为翻译所为）。额济纳河附近应为黑水镇燕监军司，贺兰山北缘则应为黑山威福监军司。

[118]
《天盛律令》卷11《使来往门》《派供给门》、卷18《缴买卖税门》中均有域外商人进入夏境以及出入边境的一些规定。见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名略”部分，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19]
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120]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121]
绥新公路是民国时期开辟的一条由绥远之包头经居延到达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的道路，这条道路基本沿用了古代的居延路。因此，民国时期对此路调查情况可以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居延路的状况，尤其是环境状况。

[122]
阿拉善地方志编委会：《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二辑，1987年（内部资料），第160—163页。

结语

本书梳理了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的、地理及地缘的背景，中原政权、辽朝、西夏之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内容与作用，试图呈现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轮廓与概貌。若将10—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放置在丝路史研究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我们又有哪些思考呢？

一 丝绸之路的输入品与输出品

从丝路贸易的视角看，这一时期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输入商品较前朝没有大的变化，依然以畜产品、香料、珍奇异宝为主。而输出品中除了丝织品、粮食、瓷器等传统商品外，茶叶的大量外销是这一时期丝路贸易的一个特点。

饮茶之风在唐代还尚未普及。入宋以后茶坊酒店便是大量涌现，表明茶叶在城市居民中大受欢迎

[1]

。宋代更常见的是城乡居民直接买茶回家饮用

[2]

。可见宋代饮茶之俗在民间更为普及。宋代茶叶的生产也较唐代大大提高。唐代的茶叶生产地总体范围辽阔，但分布较散，犹如一个个孤立的点散布于南方各地茶产地的大体轮廓颇有漫画式的简洁。到宋代以后，每个产茶区内部茶叶产地比重不断提高，茶产地就有了浓笔浓抹、色彩鲜明的水彩画意味了

[3]

。概受茶叶产量、饮茶的普及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茶叶并非是唐代大宗的丝路出口商品：“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4]

此为唐德宗贞元（785—805年）之事，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书的较早记载。可见在唐中后期以后，西域诸胡才开始了茶马贸易，而且由于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尚未普遍形成，唐代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

宋时，情况则大不一样。茶叶成为丝路贸易中的大宗商品。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相当普遍。宋太宗曾以“赍茶于蕃部中贸易，以给军食，未尝发民输送也”

[5]

。宋朝与辽、夏的“岁币”中，首先是布帛，其二便是茶叶。游牧民族因为肉食习惯，又地处高寒，对茶叶有着高度的兴趣，惟茶最为所欲之物

[6]

。知延州庞籍曾向宋廷报告说：“诸路皆传：元昊为西蕃所败；叶勒族叛；黄鼠食稼，天旱；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思纳款。”

[7]

茶叶除了为游牧民族自身消耗外，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丝路中转商品：“西北连接诸蕃，以茶数斤，可以博羊一口。”

[8]

“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

[9]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就曾指出：茶叶等商品是西夏和西域、中东之间贸易的主要物品

[10]

。宋朝在西北的茶叶输出量极大，徽宗朝，仅陕西缘边用以同诸蕃交易的茶叶量，每年就达二万驮以上

[11]

。宋朝在秦、泾、熙、陇等地设立了32处卖茶场

[12]

。茶叶贸易的兴起，给衰落中的丝路贸易增添了几分生机。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茶叶还有可能输入更远的中亚地区。黄时鉴推断，10—11世纪，茶叶肯定继续传至吐蕃，并传到高昌、于阗和七河地区，而且可能经于阗传入河中以至波斯、印度，也可能经由于阗或西藏传入印度、波斯

[13]

。

二 中继贸易的兴盛

政治情势的变化是影响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方式的重要因素，中继贸易的兴盛显然是这一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涵之一。五代以后，西北地区丝路贸易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长途贩运不逮前朝。隋唐时期，中原政权不仅与西域诸胡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且还与东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以及阿拉伯人有着密切的经济交往。有史可证的波斯帝国与唐朝的朝贡就达27次

[14]

。宋时，有迹可寻的只有“大食”从陆路朝贡2次。而且，如前文所述，宋时的“大食”恐非唐时之“大食”也。如此来讲，西域诸蕃（于阗、回鹘等）就成了宋朝（辽）最远的丝路贸易的“顾客”了。中继贸易取代长途贩运。这一结论可以从9—13世纪西北丝路所流通的外来商品中得出，在此不做祥解。

通过本研究中丝路商品的考察，我们知道在丝路贸易中存在着一些为数不少的外来商品，因此在丝路贸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中转贸易的问题。尤其是唐以后，丝绸之路被不同政权或民族所“瓜分”，中转贸易的兴盛正是这种政治“割据”的结果。9—13世纪的西北地区已经是一个大的中转贸易市场，从上述商品的考察中可以得知，这种中继贸易带有浓郁的国际色彩，一些原产于欧洲、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半岛的物品（如香料）成为这一大市场中的“常客”。不仅西域诸政权、回鹘、吐蕃是这种中继贸易的受益者，扼控丝路要道的西夏政权也从中渔利不少，北宋环庆路经略使范纯粹对此感受颇深：“臣闻（西夏）累遣使入货贩，滋广同约，所得不减三百万数。”

[15]

这则史料记述了西夏与北宋的贸易之发达，“滋广同约”，间接地反映出西夏与北宋的贸易额十分可观。南宋门下侍郎耿南仲也曾认识到西夏通过丝路中转贸易获利的现象：“臣窃见陛下即位之初，夏国贺正人袭用前例，持珠玉而来，欲邀厚利。三省同奉圣旨，夏人赍到珠玉更不收买，赐钱一万贯。”

[16]

夏人所持珠玉等物显然是经过转手而得的商品。其他民族也在中原地区大肆贸易：大观四年夏国遣使入贡，“诸西人入贡，诸色人私有交易编栏，使臣不觉察者，徒两年”

[17]

。文献中的诸色人恐为西北及西域之异族，如回鹘、吐蕃之流。从前引的文献中可知一些回鹘人长期驻足于中原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北宋政府不得不下“逐客令”。

大致来讲，西北地区的中继贸易存在着榷场、互市贸易、民间贸易、贡使贸易以及民间走私等多种形式。这主要可以从贸易商品中体现出来，一些外来商品通过不同的中继贸易形式进入宋朝境内，如从西夏输入的硇砂、玉石、羱羚角等商品显然非西夏的物产，这一点前已叙及。从地理空间上观察，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一批中继贸易的据点，一些商品在边境的贸易据点“就近处理”：“熙宁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熙河路经略司指挥，熙州自今于阗国入贡，唯赏国王表及方物，听赴阙，毋过五十人、驴马头口，准此余勿解发。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买卖。”

[18]

元祐二年十月十三日“诏于阗国使，以奉表章至则间岁一入贡，余令于熙、秦州贸易”

[19]

。又元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熙河兰岷路经略安抚司言：“于阗国进奉而蕃现在界首内……今来两蕃进奉人，缘已有间岁许解发，指挥欲只止熙、秦州实买卖索讫，约回大蕃。”

[20]

可以看出，位于宋朝西缘边境的熙、秦州对进入内地进行丝路贸易的商品种类、贸易规模、贸易期限甚至人员状况等内容作出“规范性”的限制和要求，同时又是进行丝路商品贸易和交易的重要据点，发挥着类似于今天“贸易口岸”的作用。这些贸易据点往往处于丝路或交通要冲之地，宋夏边界的一些城寨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如顺宁寨

[21]

。正是由于依托于丝路贸易，宋代西北城寨发挥着商业功能，这对于今天西北城镇分布格局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中继贸易的主体，即贸易者的成分也十分复杂，又官方的贸易，也有民间和蕃商的贸易，甚至一些僧侣也加入贸易的行列

[22]

，这一点台湾学者有更为详细的论述，兹不赘述。

10—13世纪西北地区的丝路中继贸易之所以较为兴盛，缘于两点原因：

第一，10—13世纪西北地区在政治上的割据性。五代以来，西北地区逐渐形成以吐蕃、回鹘、党项为中心的割据集团，并且瓜分了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导致了商路的不畅。然而，这并不能阻挡诸蕃与中原发生商品交流的客观经济要求。在长途贩运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外来商品就像接力棒似的辗转进入中原市场，中继贸易就是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所出现的一种经济运作方式。

第二，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缘关系。西北地区不仅是中国内陆的西大门，而且是连接北方民族的纽带，具有联系东西南北的地理特征。10—13世纪的西北地区更是如此，犹如一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大转盘，边缘盘旋着吐蕃、回鹘、西夏、于阗、鞑靼、辽、宋等民族及政权。河西回鹘、吐蕃、于阗、鞑靼、西夏与辽朝或宋朝的贸易都是通过西北这一中枢区域而实现的。长泽和俊指出，五代宋初河西地区存在着中继贸易。

[23]

事实上，在蒙古完成统一之前的西北地区莫不如此

[24]

。因为只要在西北地区存在着政治上的割据局面，中继贸易就不会停歇。

顺便指出的是，有研究认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在宋夏对峙的军事形势中发展起来的，北宋在西北地区屯集大量的军队，为解决军队的供给，政府鼓励商人入中粮草，商人的入中带动了军需商品的流通，由军需商品的流通带动了民用商品的流通。

[25]

也有人认为西北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是促成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论断为人们思考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时提供了很好的启迪，但也应当看到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宋代西北丝路发展到一种特殊形式之下而结出的一颗硕果。唐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可以使西域胡商长驱直入长安，大肆贸易，唐长安城址中的西市便是胡商们贸易的场所。在这一政治形势之下，丝绸之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从“安史之乱”以来，大唐帝国掌握丝绸之路主动权的那种气魄和景象不复存在了，代之的则是“山河惨淡关城闭，人物萧条井市空”的凄惨画面。10—13世纪群雄角逐于西北地区，共同瓜分了这一区域的丝绸之路，分区的中继贸易取代了盛唐时的长途贩运，这就为宋代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前述秦州贸易支点的形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们试对宋代西北市场的流通商品做一番考察，不难发现它们基本囊括在丝路贡使贸易商品的范围之内，大部分商品似乎与军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如香料、药材、玛瑙、珊瑚等珍奇异宝，上等的毛棉织品等。不可否认，军事形势以及经济发展在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应当看到：以丝绸之路为依托是宋代西北区域市场形成的大背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继贸易又促成了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形成。客观地讲，西北区域市场的形成是几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中继贸易在其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三 关于“回鹘时代”的提法

再从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主体或者主导者的角度看，回鹘民众在沟通中西物质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主要有三方面的体现：

一是从官方朝贡贸易的内容看，西域九姓胡（昭武九姓）主宰了唐朝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时期，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一点也可以从西域诸胡与唐王朝的朝贡状况中看出来：从唐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共148年间，九姓胡朝贡130次，占朝贡总数（134次）的97%

[26]

。但到五代时期，这一状况就发生了变化。回鹘、吐蕃、于阗以及瓜、沙地方政权一跃成为与中原朝贡的主体

[27]

。九姓胡人基本退出了丝路贸易的舞台。从本书的朝贡表中也可以发现：宋代以降，官方的朝贡贸易基本以回鹘民众为主体，其几乎控制了西北地区或丝路东段贸易。

二是从丝路的地理空间上看，回鹘商人的足迹遍及华夏中原和塞北草原。值得注意的是，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塞北掀起了一股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浪潮，一些西方学者将之称为“第二次复兴（A Second Flowering）”

[28]

。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唐末以来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的缺憾。同时必须承认，这种局面与回鹘人的积极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回鹘人不仅控制着北方丝路的贸易权，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和交往中也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点也为学界所认识，如罗丰指出，唐末以后回鹘人已经完全取代了隋唐间操纵丝绸之路贸易的“昭武九姓”人，成为控制国际商贸活动的一股新兴势力

[29]

。

三是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内涵看，回鹘积极参与陆上丝绸之路不仅仅局限于商业贸易的范畴，已经扩展到文化交流的层次。前文所述回鹘对契丹文化的影响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回鹘文化在中原地区亦有一定影响。一些回鹘商人迁居内地不归者有之。“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得回纥种人数万。”

[30]

大量回鹘民众内迁，以致宋明道时期朝廷下了“逐客令”：“ 河西回纥商人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稽察之。”

[31]

甚至不排除内迁回鹘与汉人通婚的可能：“其（指回鹘——笔者注）居秦川时，女未嫁者，先与汉人通。”

[32]

《宋史》卷142《乐志》“小儿乐队”中有“射雕回鹘队，衣盘雕锦襦”。今河南开封市郊的兴慈塔，兴建于北宋初期，其二层内壁上嵌有20方伎乐塑像砖。塑像砖上刻画的就是一些菩萨手执羯鼓、曲项琵琶等外来乐器进行演奏的形象，有研究认为其内容反映的就是北宋时期专供朝廷欣赏的龟兹乐队

[33]

。反映的就是回鹘文化中中原的渗透和影响。因此，大致从唐末、五代始，丝绸之路贸易便成为由回鹘人发挥突出作用的“回鹘时代”。

用“回鹘时代”来概括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34]

，这既有地缘政治与民族格局变化的因素，也与回鹘民族本身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商业素质、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检阅中世纪西北民族关系格局，不难发现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党项在河套地区的扩展和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二是漠北回鹘的西迁加速了西北地区回鹘化的进程。诚如耿世民先生所言，回鹘人迁居西域后，通过通婚，一个不同族群的同化融合过程发生了。由于回鹘和其他突厥人不论在政治上和人数上都占有优势，所以当地原居民逐渐被回鹘化，同时回鹘语战胜当地居民的语言。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民族也在人种、文化和语言方面给予回鹘人影响

[35]

。《马卫集论中国》中将中国领土分为三部分：“秦、契丹（Qitāy）——人常呼之为Khitāy、回鹘。”

[36]

反映出中古时期一些“西人”眼中的东亚地区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足以看出回鹘西迁后在地缘政治上的影响，而逐渐回鹘化的西域地区又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加之异军突起的契丹民族，将中国东北与中亚之间的狭长地带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北中国不再有割据之碍。这些因素无疑给回鹘民众对于丝绸之路的操控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此外，回鹘的经济形态及其自身的商业素质也促使了其在丝绸之路上发挥着积极作用。魏特夫指出：回鹘人继承了这一地区（高昌）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他们都成了商贾。他们在这个时代的诚实威望与唐代史学家们为他们勾勒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唐人把回鹘人形容为极度蒙昧和粗暴、只知盗窃和不懂礼义廉耻之辈。相反，穆斯林作者们却强调指出，在他们之中，作为钱币使用的棉布匹上面盖有可汗的印玺以证明其真实性，每隔七年，都要重新洗刷一遍以便重加印鉴。

[37]

虽然魏认为唐代史学家对回鹘的描述有夸大之嫌，如在《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就有不少回鹘经商贸易的记述，但回鹘西迁以后其商业色彩渐趋浓重的现象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承接了唐代丝绸之路繁盛的余晖，也为后世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两千余年来，陆上丝绸之路虽然经历了汉唐的兴盛和宋明的低落，但两千多年以来或者更长的时间，以沟通中西物质文化交流为主要内涵的丝绸之路并未有过中断，其顽强的生命力未减。只是随着政治形势和民族格局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对域外交往的意愿有所不同，中西交往的形式与表征亦有不同体现。西方学者吴芳思（Frances Wood）曾从大尺度的角度梳理了两千余年丝绸之路的发展里程，总结了不同时期丝绸之路的特点

[38]

，为我们重新反思和考察丝绸之路发展与嬗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两千多年来，陆上丝绸之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涵，10—13世纪的陆上丝绸之路即是如此。

[1]
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2]
孙洪升：《唐宋茶叶经济》，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0页。

[3]
同上书，65—66页。

[4]
《新唐书》卷196《陆羽传》，第5612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三月丁巳，第575页。

[6]
顾炎武曾言：“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熟，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弊书五》“四川备录”中“王廷相严茶议”《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三），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版。

[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二月乙丑，第3330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甲申，第3614页。

[9]
《宋史》卷183《食货志》，第4479页。

[10]
［法］谢和耐著：《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1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一之二四，第5352页。

[12]
《宋史》卷184《食货志》，第4499页。

[13]
黄时鉴：《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兼说马可·波罗未有记茶》，载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4]
李明伟：《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374页。

[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2，元祐元年三月壬申，第9006页。

[16]
《靖康要录》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页。

[17]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三，第8761页。

[18]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五，第7857页。

[1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七，7722页。

[20]
《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一，第7860页。

[21]
［日］前田正名：《陝西横山の歷史地理学的研究：十世纪、十一世纪におるオルドス沙漠南缘の白于山付近山地に關する歷史地理学的研究》，學術出版教育書籍刊，昭和三十七年（1962）印刷。

[22]
江田健：《北宋陕西路商业活动》，（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45—52页。

[23]
［日］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21页。

[24]
姜伯勤先生从吐鲁番文书中发现粟特商人在高昌等地也进行着中继贸易。对商依贩运能力、市场价格等因素，在各贸易中继站买进抛出。参见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180页。

[25]
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60—961页。

[26]
许序雅：《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27]
周伟洲：《唐代党项》（朝贡表），三秦出版社 1988年版，第121—122页。

[28]
Irene M.Franck and David M.Brownstone，The Silk Road
: A History
,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p.185.

[29]
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

[30]
《宋史》卷492《吐蕃传》，14161—14162页。

[3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七月甲戌，第2584页。

[32]
（宋）洪皓，阳羡生点校：《松漠纪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1页。

[33]
赵为民、黄砚如：《开封宋代繁塔伎乐砖析评》，《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34]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

[35]
耿世民：《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献研究》，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36]
胡锦州、田卫疆译，周锡娟校：《马卫集论中国》，《中亚研究资料·中亚民族历史译丛（一）》,1985年（增刊）。

[37]
Wittfogel K.A.& Feng Chia-sheng，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Philadelphia,1949，p.170.

[38]
［英］吴芳思著：《丝绸之路2000年》，赵学工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

附录一 略论宋代的胡人与胡俑

[1]

虽然宋代由于政治情势等因素的变化，陆上丝绸之路或东西方交流的状况不及唐时兴盛，这一时段的陆上丝绸之路研究也不为学界所关注，但是宋代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西方陆上交流通道不但尚未断绝，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讲，“胡人”和“胡俑”往往与丝绸之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中西交往的文化符号，这一点在唐代表现得十分明显。学界对宋代的“胡人”与“胡俑”很少涉足，该文就宋时“胡人”的称谓、内涵以及胡俑的发现状况进行论述。需要指出的是，与宋处于同时代的辽、西夏等政权境内发现的胡俑也一并予以介绍。

一

学界关于胡或者胡人的问题学界讨论甚多，如王国维

[2]

、陈寅恪

[3]

、吕思勉

[4]

、岑仲勉

[5]

、马长寿

[6]

、唐长儒

[7]

等学术前辈们曾从不同角度论及胡或者胡人的性质和状况。国外学者白鸟库吉

[8]

和谢弗

[9]

对此也有待专论。近人对“胡人”性质的探讨也十分热烈。2008年乾陵博物馆和中国唐史学会专门召开了以“丝路胡人及唐代文化”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对“胡人”这一论题进行了集中地探讨，并形成了会议论文集。

[10]

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荣新江的《何谓胡人》，它给“唐代胡人”下了明确的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地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是说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地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粟特”画等号了。

[11]

李鸿宾则对“胡人”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先秦和秦汉时期所谓的“胡人”是从中原农耕地区汉人的角度出发，对北方草原游牧人的一种称呼。此后“胡”成为内地人对西域等地区白种人的称呼。隋唐时期的“胡人”主要指西域白种人。宋朝以后（包括宋朝——笔者注），内地面临的民族问题，不再是所谓的“胡人”，而是东部和西部的契丹、党项，以及河西的回鹘等。直到蒙古势力的兴起，再到清朝的入关，北部、东北、西北各地的非汉人也都以具体的名称出现

[12]

。这些论断基本上代表了目前学界对于“胡人”这一概念的基本看法。除此之外，蔡鸿生

[13]

、陈勇

[14]

、芮传明

[15]

、王青

[16]

等学人对“胡人”亦有不同角度的讨论

[17]

。限于篇幅，在此不详解。

检视学界对于“胡人”性质的探讨，不难看出学者们对于“胡人”的讨论多集中于汉唐时期，其中对唐时的“胡”或“胡人”讨论最为热烈，成果颇为丰硕。显然，“胡人”不仅是北方民族史中的重要问题，同时与陆上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关联，唐时的“胡人”业已成为丝路研究中的论题。就研究方法而言，学者们逐渐地从“高鼻、深目、多须”

[18]

这样显性的胡汉区别走向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深层次的探讨，提升了研究的质量。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唐代以后“胡人”这一称谓的历史去向很少涉足，近年始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如邓小南在《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19]

一文中梳理了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指出在民族混溶的社会背景之下，许多出自沙陀、粟特、回鹘等异族诸蕃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表现得十分强烈，这样就使得五代宋初历史记录者在“胡/汉”问题上所采用的表述“话语”方式与唐时有所不同。但同时应当看到，话语表述方式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胡或者胡人这一概念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宋代的官方或者民间历史记录中不时有“胡人”这一概念出现。在宋人眼里，胡人到底指何并具有什么样的意象？这是下面将要讨论的问题。

二

“胡人”或者“胡”在宋代官方和民间史籍中多有记述，如：“薛向字师正。以祖颜任太庙斋郎，为永寿主簿，权京兆户曹。有商胡赍银二箧，出枢密使王德用书，云以与其弟。向适监税，疑之曰：‘乌有大臣寄家问而诿胡人者？’鞫之，果妄。”

[20]

在宋代民间史籍中也有胡人的记载，例如《鸡肋编》卷中云：“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其后，胡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

[21]

检阅官方和民间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宋人眼里，胡人具有3种含义或意象：

（一）现实关照：党项、契丹等北方劲敌

从一些宋代文献所载的情况看，宋人称党项、契丹或者女真等北方对手为“胡人”。《邵氏闻见录》卷4记载：“假令胡人入讨，遂得志而还，此契丹一种事力素强，又有夏国、唃厮罗、高丽、黑水女真、鞑靼诸番为之党援，其势必难殄灭，则由此结成边患，卒无已时。”这是神宗时群臣讨论契丹问题时一宋臣所讲的一段话，显然，这里的“胡人”应指契丹。苏辙出使契丹，曾写下《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

[22]

，其曰：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

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

“胡人问大苏”讲的是契丹民众询问苏轼的状况，其中的“胡人”当属契丹民众。不仅其弟苏辙有所体会，宋朝其他出使契丹使臣亦有体会，《渑水燕谈录》卷7记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

[23]

苏轼的作品之所以在辽朝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契丹人崇尚汉文化，恐怕还因为苏轼豪放豁达、清新韶秀的文学风格容易与不同阶层的民众产生共鸣

[24]

。称契丹为“胡人”者，在宋代的其他一些个人行记中也有反映，如路振的《乘轺录》记载：“其汉服官进酒，赞拜以汉人；胡服官，则以胡人。坐者皆饮，凡三爵而退。”另外，《宋朝事实类苑》卷60“风俗杂志”条下记载：“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谓之姚家族……契丹坟墓在山之东南麓，近西有远祖射龙庙，在山之上，有龙舌藏于庙中，其形如剑。山西别是一族，尤为劲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鞑靼接境。”辽代的庆州大致位于今查干木伦河上游一带，属于辽上京的周边地区，文献中的黑山即在庆州附近。胡人应该分布于黑山之东，即为辽上京地区，是为辽朝核心区域，因此这里的胡人应指契丹民众

[25]

。《玉壶清话》卷7也载：“端拱中，或言威虏军粮运不续，虏乘其虚，将欲窥取。朝廷亟遣大将李继隆发镇、定卒万余，护送刍粮数千辎车，将实其廪……继伦面色黧，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当。’”

[26]

这里的胡人应指契丹。尚有不少类似的例子，限于篇幅，恕不枚举。

除了契丹外，宋人还以“胡人”来称呼党项民众。如“及种谔既得诏不受中正节制，委中正去，鄜延粮不可复得，人马渐乏食，乃遣官属引民夫千余人索胡人所窖谷糜，发之，得千余石”

[27]

。讲的是元丰五路伐夏时，宋军兵困马乏，盗掘今陕西北部西夏粮食窖藏的事情。文中的胡人该为西夏境内的党项民众。又：“麟州之围，苗继宣募吏民有能通信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应募，继宣问：‘须几人从行？’吉曰：‘今虏骑百重，无所用众。’请髡发，衣胡服，挟弓矢，赍糗粮，诈为胡人。夜缒而出，遇虏问，则为胡语答之。两昼夜，然后出虏寨之外，走诣府州告急。府州遣将兵救之，吉复间道入城，城中皆呼万岁。及围解，诏除吉奉职、本州指使。”

[28]

讲的是宋夏间争夺麟府一事，胡人当指党项。有趣的是，这则文献中还出现了“胡语”“胡服”，对应的应是党项民族的语言和服饰了

[29]

。事实上，“胡服”和“胡语”也是宋代文献经常出现的词汇。上则文献中是指党项民族的状况，也有指契丹人的情况。如宋绶《契丹风俗》载：“其衣服之制，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服。”文献中甚有将渤海服装称为“胡服”的情况，如路振《乘轺录》载：“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载：“（契丹）衣冠语言皆其故俗，唯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异于中国。”党项具体的风情民俗鲜有文献记载，但契丹的服饰装束与汉地迥然不同，宋人以“胡服”“胡语”称呼，便不足为奇了。

契丹与党项是宋朝面临的北方劲敌。北部边患伴随着北宋一朝的始终。宋人以“胡人”称呼契丹和党项，除了其为非汉族，在体质、风俗等方面存在着与汉地不同的原因外，尚有一些宋人的情感因素在里面。宋朝统治者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劲敌的现实困扰，在主观上缺乏唐朝统治者敢于接纳、收容少数民族的气魄，而是在其脑海里仍刻画出一条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唐太宗世民曾言：“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夷狄。……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30]

而北宋群臣为大宋寻求政治上“一统”的理论依据，从解释《春秋》开始，认为辽、夏之邦就是夷狄，应该“尊王攘夷”，主动出击，收复王土。我们可以在宋代文献中找到宋人以“西贼”“夏贼”“僭逆”“叛羌”“犬羊”等此类词语来称呼西夏。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记载：“神宗遵太祖遗意，聚积金帛成帑，自制四言诗一章云：‘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每库以一字目之。”文献所反映的便是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态。因此在文献中除了称契丹、党项为“胡人”以外，还多称以“虏”“贼”等带有贬斥或污蔑色彩的词汇。如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记载：“契丹之粟果瓠，皆资于燕。粟车转，果瓠以马，送之虏庭。”有时则以虏来称西夏。如《邵氏闻见录》卷8载：“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为延州指使，时西夏用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尝被发带铜铸人面，突围陷阵，往来如神，虏畏慑服，无敢当者。”

[31]

也有以“贼”相称的情况：“累据环庆等路探报，贼界七月一日点集河南、北人马。已降指挥，令逐路讲措置备御应敌方略。西贼夏秋之交，恐未能点集，多以虚声疑我，因得稍自休息。”

[32]

类似的表述在官私的历史记录中极为常见。用“胡人”来称党项和契丹，贬义的情感色彩虽不及贼或虏直接和强烈，但具体的语境中不难看出其类似的感情色彩。

（二）历史记忆：以鞍马为家的北方游牧民族

在宋代的文献中，“胡人”的另一种意象则是以鞍马为家的北方游牧民族，其中指代汉代匈奴的情况较多，并多出现在宋代文人的诗文中。例如宋人写了不少以王昭君为主题的《明妃曲》，其中王安石的《明妃曲》影响颇大

[33]

，今将诗文转录于此

[34]

：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可以看出，诗文中出现了“胡儿”“胡姬”“胡酒”“胡”等带有胡字的词汇，在其他宋代人创作的《明妃曲》中尚有胡雏、胡人等词语

[35]

。《明妃曲》是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文，因此文中的“胡”多指以鞍马为家的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在存在党项、契丹等北方边患的现实环境下，诗文中的胡虽然指代曾经称雄漠北的匈奴，但宋人对这些曾经鞍马为家、驰骋大漠的游牧民族持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历史上的匈奴会使他们想到党项、契丹等北方劲敌，是他们心中一块挥之不去的伤痛。漆侠先生曾指出：“王安石在《北使置酒》一诗中如实记述了胡人礼仪、契丹人的生活习惯，但把契丹使臣们‘流连’酒肉，贪饕和粗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了王安石内心对契丹使臣的鄙视，也反映了王安石民族观的狭隘性。”

[36]

除《明妃曲》外，在其他宋代诗文中也有“胡”或者“胡人”等词语，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的诗文尤是如此，兹举数例：

咏苜蓿

梅尧臣

苜蓿来西或，蒲萄亦既随。

胡人初未惜，汉使始能持。

宛马当求日，离宫旧种时。

黄花今自发，撩乱牧牛陂。

送渭州刘太保

梅尧臣

月黑见旄头，芒角渐西向。

八月边草黄，胡人马初壮。

无奈我兵雄，方为汉偏将。

尝闻登坛人，亦未免得丧。

得为凯歌还，铙鼓喧亭障。

观史氏画马图

梅尧臣

谁缝冰纨十二幅，画出胡马一百蹄。

胡人纵猎走且射，野牛骇怒头角低。

黄骢铁骝白的颡，散作五花毛不齐。

弯弓未发箭在手，二十五匹俱争西。

往闻胡环能画马，阴山七骑皆戎奚。

以上几首诗文中“胡人”“胡马”与《明妃曲》中的“胡人”“胡儿”的意象基本一致，即为北方游牧民族或者指示为匈奴。在宋朝诗人笔下，“胡人”虽然具有能歌、精于骑射、讲胡语、居住于北方寒冷地区等特点或意境，代表了北方草原的一种强悍的力量，这支力量使得宋人感到一种威胁或不安全。诚如宋人李廌三在《闻角叹》一词写道：“角本胡地乐，相闻地辽邈。汉家岂无大吕与黄钟，岂无鼙鼓与钲镯。且欲震军声，安用胡地角。胡不严，秋关弓。莫使胡人来，莫使琵琶之声过河朔。”与唐诗中的“胡人”形象相比，宋代文人笔下的“胡人”具有一些不同之处。唐诗中的“胡人”具有怪貌奇语、爱歌善乐、善骑能舞、胡姬善舞、学稼养蚕、思念故土等特点和文学表现形式。而且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基本上属于作为和平居民的“胡人”。他们在当时华夏诗人中的形象，是善良而友好的。因此呈现在诗中的真切感受，即使稍或有所不恭，其实也是并无恶意的。

[37]

唐宋诗词中对“胡人”总体印象的不同，折射出唐宋时期民族观和对待异族的不同。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每一首涉及“胡人”的宋代诗词均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上述结论是从总体印象的角度得出的。

（三）想象异邦：以外来商品为纽带的异域国度

文献反映的宋人心目中的第三类“胡人”印象则是来自遥远异邦国度的商人。如《宋史》卷186《食货志》载：“建炎元年（1127），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费国用，自今有博买笃耨香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皆寘于法；唯宣赐臣僚象笏、犀带，选可者输送。’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凡舶舟最大者曰独樯，载一千婆兰。次者曰牛头，比独樯得三之一。又次曰木舶，曰料河，递得三之一。”显然，这里的“胡人”是指从海路而来的外国商人。北宋建立以后，在唐朝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十分重视通过海路与异域诸邦的贸易联系。宋雍熙四年（987）三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史载：“雍熙四年，遣内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珍珠、龙脑。”

[38]

因此有不少海外商人云居广州等地，宋代文献中除称之为“胡人”外，还有“蛮胡”“贾胡”或者“蕃商”等称谓。如《华阳集》卷1载：“泉之地并海，蛮胡贾人，舶交其中，故货通而民富。”《宋史》卷389《颜师鲁传》载：“（颜师鲁）在泉因任，凡阅三年，专以恤民宽属邑为政，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贾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绍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南宋诗人楼钥在《玫瑰集》卷19“代谢知琼州表”中讲道：“而贾胡遥集，实为舶政之源。”同书卷63“代谢提举市舶启”中也有“楼船举帆而过肆，贾胡交舶以候风”。的记载。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序言云：“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连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文献中也有称“蕃商”者，如“诏广南东路提举司，劾广州市易务勾当公事吕邈擅入市舶司拘拦蕃商物以闻”

[39]

“诏杭、明、广州市舶司，自今蕃商赍鍮石至者，官为收市，斤给钱五百。以初立科禁也，三司定直，斤止钱二百，上特增之。”

[40]

《宋史》卷466《石知颙传》载：“淳化中，明州初置市舶司，与蕃商贸易，命知颙往经制之。转内殿崇班、亲王诸宫都监。从王继恩平蜀寇，就迁西京作坊副使。”

[41]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宋代文献尚有不少，恕不逐一征引。

从以上所引用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第三类“胡人”形象显然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甚至直接用“贾胡”来称谓，而且这一角色的重要特点就是基本是从海路而来的商人，也显示出宋代时期对外交往的时代特点。当然，“贾胡”一词也并非是宋代的独创，在唐代文献中就有之。例如《新唐书》卷141《邓景山传》载：“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书左丞，以崔圆代之。”只是宋代“贾胡”一词与唐代文献中“贾胡”所指有所区别。由于这些从海路远道而来的商人与宋朝仅仅是一种经济关系，虽然有宋朝官方的一套礼仪，但这种礼仪仅仅维系一个形式上的空壳而已，更无实质性内容，因为这些贾胡之人主要为了牟利而来，不会在政治上有所诉求，更不会觊觎宋朝的疆土。这样就与契丹、党项等宋朝北敌形成明显反差。宋人不会感觉到这些来自海路的贾商之人的威胁与恐惧，除了好奇之外基本没有特别的排斥或贬损的情感色彩。

通过对宋代“胡人”的梳理，我们大致认定“胡人”或者类似词语在宋代文献中表现为三种情况或意象。综合分析，宋代“胡人”的内涵突出了两个特点：

第一，基于宋朝面临着契丹、党项等北敌这一严峻的现实状况，宋代文献中的“胡人”一词具有较强的情感色彩，尤其在以此来代称契丹、党项等北方劲敌时，其往往蕴含着与“虏”“贼”等意义相同或者相似的含义。这一点前已论及，恕不赘言。不少宋代诗文中用“胡人”一词来指代汉时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一方面表现其彪悍勇猛的特点以及胡天寒冷、荒凉的意象，但在另一方面，宋代文人对曾经驰骋大漠的游牧民族的记忆难免为宋代北疆问题的困扰。因此，诗文中的“胡人”虽为历史记忆，但亦有现实指代。以上两种情况下的“胡人”均具有一定的情感色彩。

第二，唐代“九姓胡”淡出了宋人视野，“胡人”的商业色彩远不及唐代浓重。前已论及有唐一代的胡人在多数情况指粟特人，而且在唐朝文献中出现带有“胡”字的名词如“胡部”“胡户”“胡食”“胡店”等，绝大多数也应当指粟特胡人。

[42]

这也就说，唐朝胡人具有较强的指示性。在多数情况下，其不仅确指为粟特人，而且具有异域风情以及浓重的商业意象。这一切显然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宋代以后，“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陆上丝绸之路盛况不再。粟特商人也淡出了丝绸之路贸易，因此在宋代文献中的“胡人”基本上没有陆上丝路商旅的指代，而是演变为上面论述的三种情况。这种巨变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结果。

三

大量的出土胡俑以及壁画等素材中的“胡人”形象为研究唐代的“胡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然而宋代时期的胡俑或者其他形式的“胡人”形象极其少见。下面就笔者所见的这一时期的胡俑或者胡人形象逐一介绍并略加解析，以供学界参考。

材料一：

1992年年初，陕西彬县底店乡二桥冯家沟一座古墓葬被盗掘。经考古人员清理，认定墓主人为五代时期后周朔方节度使、中书令、卫王冯晖。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墓葬东壁的彩绘砖上有胡人舞者的形象出现。《简报》说：一位系正侧面，为一胡人男子；头戴黑色幞头，幞头两角很短，紧束后扎于左侧耳际；深目下凹，高鼻隆起，双唇闭合，颌下蓄络腮长须。另一位系半侧面，为一老年胡人男子；头戴黑色幞头，二短脚分露左右；高鼻深目，上唇留八字须，下蓄连腮须；身着宽袖长袍，腰束带，足穿乌靴；双肩上耸，右臂微上举，掌心向外下垂，左手似抚于腰间，右足着地，左膝微屈，足稍抬起，呈舞蹈状（见附图1）。

[43]

就《简报》透露的信息看，彬县彩绘砖上的“胡人”具有“深目高鼻、络腮长须”的体质特征。这一特征与唐代文献所描述的“胡人”或者出土胡俑均具有一定的相似形。前已论及唐代胡人多指粟特人，彬县出土的“胡人”是否也是为粟特人形象？尚难判断。但笔者认为在彬县发现五代时期胡人形象恐怕与陆上丝绸之路有密切关系。在分裂割据的背景之下，五代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未中断，但东段的路线有所变化。灵州成为这一时期陆上交通的重要据点。从凉州穿越腾格里沙漠，过黄河抵达灵州，然后南下经庆州，再沿泾水河谷进入关中地区，由此东行可达开封。而上述墓葬刚好位于从庆州进入关中地区的丝路通道上。五代时期，这条道路尚有贸易使团通行。这一问题学界已有备述

[44]

。虽然粟特人曾经在五代政权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45]

，但自唐末以来，粟特人逐渐淡出陆上丝绸之路，在文献中也很少有粟特商旅的记载。回鹘人反而在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中表现得异常活跃，并成为五代、宋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特点之一。

[46]

因此，这些彩绘砖雕上的胡人是否原本想指示为回鹘人的形象，值得关注。

材料二：

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时出土了三尊颇具特色的泥塑人像。《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中将这三尊塑像分为A、B、C型，描述如下：

A型：存头、臂、躯干部；面形方圆，两腮垂鼓，前额宽阔，额心一白毫，毛发卷曲；右臂置于胸前，手握拳，左臂残断；胸腹袒露，腰间束带，颈饰串珠；宽4.4厘米，残长7.3厘米（见附图2）。

B型：存头、胸及肩部；方面，头顶尖圆，左面长发披肩，右面残断，额心有白毫，高鼻厚唇；身着交领衫，袒胸露乳。残高3.7厘米，残长6.2厘米（见附图3）。

C型：仅存头部，圆面高准，圆目厚唇，头部毛发卷曲，左多右少，中间秃顶；宽3.5 厘米，长4.6厘米（见附图4）。

[47]

附图1 五代彩绘砖上的胡人

附图2 西夏陵北段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一）

附图3 西夏陵北段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二）

附图4 西夏陵北段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三）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尊塑像是宁夏考古工作者20世纪80年代在发掘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时发现的。发掘后这些塑像一直深居文物库房，也未见诸相关的考古报告。后来在编著《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时，有关人员在文物库房中见到这批东西，才抢救性地将之收录在《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中。由于《西夏陵》一书的作者并非是这批文物的发掘者，因此，在此书中作者并没有透露这些头像的出土情况以及其他更为详细的信息。从目前所公布的文字资料以及图录看，这三尊头像具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一，三尊塑像均为曲发，厚唇圆目（高鼻），其中两个为不同类型的秃发；

第二，A、B型两尊塑像的衣着依稀可辨，为一肩裸露，一肩裹衣；

第三，A、B型两尊塑像在额头上疑似有白毫，其中一尊还项配串珠。

从整体造型、面部表情、面型、衣着等方面观察，这三尊塑像应属于同一种风格。笔者曾经推测这三尊人塑头像很有可能是回鹘僧人的形象。

[48]

材料三：

1970年江西景德镇市郊新平乡洋湖村毛蓬店的社员，因取土掘出了一座北宋墓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瓷俑和其他建筑模型等陪葬器，其中有一件是双胡人牵马俑，青白瓷质，釉质莹润，光滑透亮，是影青瓷中难得的佳品。马膘肥健壮，昂首嘶鸣，尾结节上翘，头和体部有髻头、缪绳、座鞍以及裕等；马的两侧各立一胡俑，均深目高鼻，粗眉卷曲，胡须斜翘，头扎结巾，斜裹发髻，额前缀有额花。上身着窄袖对襟小衫，下穿小腿马裤，足蹬皮靴，腰束围兜。左侧一俑，双手执缪，作牵马状；右侧一俑则执鞭作赶马状。从两俑外貌特征观察，显然是“胡商”即西域商人的形象（见附图5）

[49]

。无独有偶，1978年在紧邻景德镇的乐平，（1993年划归景德镇管辖）城郊宋墓中曾出土一件素胎单胡人牵马俑。马体肥壮，敦矮结实，马身设鞍、鞘、铃铛、缨珞、带饰等。左为一胡人侧向而立，深目高鼻，浓眉大耳，头束发髻，前结额花，身着对襟短衣，腰围汗巾并扎结于胸前，下着小裤麻履，腿扎绑带。胡人右手紧抓笼头，左手执缰，昂首远视，表现出“胡人”在长途跋涉的艰苦旅程中，一幅风尘仆仆、全神贯注的生动形象（见附图6）。

[50]

附图5 宋代胡俑（一）

附图6 宋代胡俑（二）

学者毫无疑问认定景德镇市郊和乐平市出土的胡人牵马俑是景德镇窑的产品，并且双胡人牵马俑是宋代景德镇瓷窑工人作为随葬明器而烧造的。

[51]

这些本土烧造的胡人俑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①宋时景德镇烧造这些胡人俑显然与瓷器外销这一贸易背景有直接关系。这一点也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在北非、中东沿海地区均发现过数量巨大的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或者瓷片，尤其是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很受阿拉伯人的喜爱。

[52]

但由于受制于当时地缘政治以及瓷器运输的本身特点，宋代的瓷器外销主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至于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外销瓷器的流转状况尚须进一步关注。②宋代工匠烧造的这些胡人俑的胡须在浓重程度上不及唐代的胡俑。这种转变是否与粟特人淡出陆上丝绸之路，丝路贸易的主体发生转变有一定关联？

材料四：

内蒙古敖汉旗撤力巴乡喇嘛沟村于1984年秋，发现了一尊胡人骑狮瓷像。瓷像通高14.5厘米、长9厘米、宽4厘米。狮为雄狮，侧首立于一长方形底座上，张口伸舌，双目直视，颈挂一铃，背部有鞍排。上偏坐一胡人，半侧身，头戴花瓣状的卷伦帽，帽两侧系绳在领下打结。胡人突额，深目高鼻，大胡须，颈部戴围巾，手戴手套，双手抱一琵琶并作弹拨状，背负一壶。壶系白瓷略泛青，一佩呈弯弧状，外侧起校。壶与狮腿部有黑斑点。胡人身着的长衣为淡红色釉，局部有细开片（见附图7）。

[53]

附图7 辽代胡人骑狮瓷像

材料五：

在内蒙古辽陈国公主墓中出土一件特别令人注目的胡人驯狮子浮雕佩饰（Y117），长8.4、宽6、厚3.4厘米。在略呈长方形的琥珀面上右刻一西域胡人形象，头缠巾，袒胸露臂，系长带短裙，牵一雄狮，作驯狮姿态。雄狮表现出很驯顺的模样，显示出是一件实践体验和熟悉驯狮场景的西方匠师的写实作品（见附图8）。

[54]

附图8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胡人狮浮雕佩饰

以上两件胡人文物均出土于辽墓中，且有共同 之处。如都是胡人骑狮或驯狮形象，胡人具有高目、深鼻等体质特征等。不同之处是，其中一“胡人”所戴花瓣状卷伦帽，而另一胡人缠头巾。由于一件胡人文物为瓷器，另一件则为雕刻作品，因此，从艺术风格上讲“胡人驯狮琥珀饰件”在刻画“胡人”形象方面更为生动。

这两件出土于辽墓中的胡人骑狮或舞狮文物显然与西域地区有关。考古工作者直接认定琥珀饰件中的“胡人”就是“西域胡人”形象。笔者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辽朝与西方世界曾经有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在绿洲丝绸之路有所衰落的背景下，在塞北掀起了一股东西方交流的热潮，尤其是与西域回鹘人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在辽朝墓葬中曾出土大量的丝路外来商品，如异域风格的玻璃器皿。

[55]

辽墓中出土的胡人文物显然是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胡人”舞狮的形象在后世也有发现，如在山西省翼城县文管所的藏品中有一对石狮子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奇特之处在于，狮身的前侧各伴有高0.50米左右的“胡人”伎乐。胡人头戴蹼头，内着窄袖衣，外套对襟坎肩，以扣攀联结；下着长裤并围以三角形短裙，足蹬高靴，以舒坐形式吹弹乐器。伎者皆面相方圆，鼻部已毁，但仍掩不住其深目、高鼻的特征，领下须髯卷曲连至耳部，刻画逼真、洗练。

[56]

当然，明代的胡人已经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其与历史时期的西来胡人舞狮具有一定渊源关系。

材料六：

唐代的长安、宋代的东京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唐代长安国际性表征之一就是胡风盛行、寓居许多西域胡人等诸多方面。这是唐宋首都城市风貌的显著不同点之一。元稹《法曲》一诗就描述了唐长安胡风盛行的状况：“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57]

北宋东京也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大都市之一，西方文化或者说陆上丝绸之路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就笔者视野所及，只有极少材料能够反映这一问题，其中注意到在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有三只骆驼，其中一只从西门洞中走出，两只正要进入西门洞。从后两只骆驼间的距离观察，在西门洞中应该有四五只骆驼。再观察骆驼的背部，负载着很多物品，并且被捆绑起来。周围的路人驻足观看骆驼，有些好奇的样子。显然，作者的初衷是想表现一支由七八只骆驼所组成的商队。遗憾的是，作者并未画出骆驼的主人，我们无法推测其是从西域而来的商队，但商队是由西门进入京城的，极有可能是来自西夏、吐蕃甚至西域的朝贡者或者丝路商旅。

[58]

但由于当时观察不仔细，尚未辨别出牵骆驼之人。荣新江刊发文章，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发现：“当我们看到画卷后半部那座雄伟的城门时，眼前为之一亮，因为那一队正在穿越城门向外行使的骆驼，负载着沉重的商品驮囊，自然而然地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异域景象。于是，我们的目光很快集中到城门前中心位置的那位牵驼人的脸上。他的穿戴和旁边的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但他那突出的颧骨、深陷的眼窝、高翘的鼻梁、厚重的嘴唇，却让我们不得不把他和周边的汉人区分开来。我想这就是画卷上唯一可以看到的胡人了。虽然与唐代的胡人形象相比，他面部的种族特征已经不是特别的典型，但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胡人，因为我们不仅仅从他的种族特征来认定他是一个胡人，而且从他牵的骆驼以及骆驼身上驮载的商品上，也就是从文化属性上判定画家张泽端这里所表现的一定是个胡人（见附图9）。”

[59]

不过这仅是一种推论。例如程民生对《清明上河图》中骆驼来自西域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图中的骆驼应是北宋自有骆驼，而非来自西域

[60]

。

附图9 《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

此外，河北定州市文物管理所收藏一件北宋时期的玉质圆雕骆驼，为1992年在定州市饮食公司基建工地征集而来。圆雕骆驼为双峰驼，通高4.4厘米，身长7.5厘米。玉质实石体，白中泛绿，微透明。骆驼四肢卧跪于地，呈昂首状，双目圆睁，张口露齿，嘴巴上下鄂交错，似在咀嚼食物

[61]

。但由于该文物的出土环境不详，是否与东西文化交流有关系，就不得而知了。

材料七：

赵嵒《调马图》中有五代时期于阗花马和胡人的形象（见附图10）。绢本设色,长29.5厘米，宽49.4厘米，现为上海博物馆藏品。画中马夫，头戴卷檐带帜虚帽，身穿圆领窄袖胡服，深目高鼻，满腮胡须，酷似于阗古都（今和田市约特干遗址）出土的人首牛头酒器［（或称“来通”）上的人头像］。这位于阗马夫，手牵一匹白地黑花马，马首高昂

[62]

。

材料八：2001年，考古工作者对陕西省宝鸡市凌塬村一座五代时期的李茂贞夫妇墓葬进行了发掘，在墓中发现了两幅彩绘砖雕胡人牵驼图。胡人高鼻、深目，蓄络腮胡须，手牵身后骆驼缰绳。骆驼神态恭顺、体格健壮，身上披圆角方形毯子，初步推测这些胡人可能就是当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回鹘商人（见附图11）

[63]

。

材料九：1959年10月，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昭乌达盟宁城县小杖子村辽墓时出土一个胡人驯狮三彩暖盘

[64]

。暖盘为八角形，在八个侧面上分别模压出八组内容相同的驯狮场面。在画面的右侧为一个作舞蹈状的雄狮。狮子站在长方形的平台上，前两足腾空而起，头高昂鬣毛披扬，狮尾随舞蹈上翻于背上，动感极强。在画面的左侧为一弹拨乐器的驯狮胡人，驯狮者头戴三角形尖顶帽，深目高鼻，身穿及膝短袍，腰系三角巾，足蹬尖头半启腰软靴，左腿呈跪状，右腿半蹲，双手持以圆箱长项胡琴，横置于下颌及肩部之间，右手弹拨，左手持项作奏乐舞蹈状，使整个画面形成了狮子根据驯狮者的乐曲和舞蹈节拍翩翩起舞的生动场面（见附图12）

[65]

。

附图10 赵喦《调马图》中的胡人

附图11 李茂贞夫妇墓出土的彩绘胡人砖雕图

附图12 辽墓出土的胡人驯狮三彩暖盘

（原载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略有修改。）

[1]
考虑到论题的关联性，文中也涉及五代、西夏、及辽代的“胡人”和“胡俑”及其相关问题。

[2]
王国维：《史林五·西胡考上》，《观堂集林》卷13，中华书局1959年版。

[3]
陈寅恪先生对胡人的性质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例如，“北朝汉人、胡人之分别，不论其血统，只视其所受之教化为汉仰饿日胡而定之确证，诚可谓‘有教无类’矣”。又初视之，似当时所谓杂胡人者即指混合血统胡族，如哥舒翰等之例。但更详考史传，则知当时杂胡人之称实竟径指昭武九姓月支种而言”。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1、216页。陈寅恪先生对于魏晋时期的五胡、胡族的汉化及胡汉分治等问题亦有论述。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
吕思勉：《胡考》，《国学论衡》1935年第6期。

[5]
岑仲勉：《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载林幹主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6]
马长寿先生对北朝及隋唐时期的稽胡专有论述。参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7]
唐长儒：《魏晋杂胡考》，载唐长儒《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8]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9]
谢弗（Schafer,E.H.）在解释“胡”中说：“其实‘胡’这个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但是在中世纪时，包括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称波斯人——虽然有时唐朝人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都称作‘胡人’。”参见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10]
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1]
荣新江：《何谓胡人》，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2]
李鸿宾：《“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

[14]
陈勇：《〈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15]
芮传明：《汉唐时期诸“胡”考辨》，《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16]
王青：《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
近些年来中国内地学界关于胡人的研究十分丰硕，现择其数例如下：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论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苏奎：《汉代胡人试探》，《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曾玲玲：《唐代凉州胡人乐伎试探》，《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李介之：《背景型、参照型和沟通型——唐人传奇中胡人形象类型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尚永琪：《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毛阳光：《北朝至隋唐时期黄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寻根》2006年第2期；陈东：《3—6世纪胡人入据岷江上游及对“岷江道”的开拓》，《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张元兴：《魏晋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历史必然性》，《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柏贵喜：《北朝胡人贵族门第婚中的胡汉通婚》，《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沙武田：《敦煌石窟粟特九姓胡人供养像研究》，《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4期；林健：《甘肃出土的隋唐胡人俑》，《文物》2009年第1期；张琳琳：《唐宋服饰文化内涵之比较——以胡人衣冠和妇女服饰为例》，《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李鸿宾：《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问题》，《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李鸿宾：《论唐代宫廷内外的胡人侍卫——从何文哲墓志铭谈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樊文礼：《唐代的安姓胡人》，《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杜若：《元明之际金齿百夷服饰、礼俗、发式的变革——兼述两本〈百夷图〉所记“胡人”风俗对金齿百夷的影响》，《思想战线》1996年第6期；申羽：《从秦陵俑坑中的胡人形象谈起》，《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陆庆夫：《汉唐间中亚胡人来华探因》，《开发研究》1992年第5期；李刚：《从汉唐胡俑看东南地区胡人、佛教之早期史》，《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刘驰：《北朝胡人士族形成的原因及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等等。

[18]
杨泓先生指出“仅仅依靠某些俑像拟模写了‘高鼻深目’或有连鬓胡即定位为‘胡人’，有时也失之简单，因为即使是观察活人，也常有失误”。参见杨泓《李唐王朝的胡人与胡俑》，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9]
邓小南：《试谈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载张希清、田浩、黄宽重、于建设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此外，荣新江先生对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转变的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二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0]
《宋史》卷328《薛向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585页。

[21]
（宋）庄绰撰，萧鲁阳点校：《鸡肋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3页。

[22]
（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21页。苏辙在另外两首诗中也称契丹为“胡人”。如在《会仙馆二绝句》中有：“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在《渡桑干》中有：“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

[23]
（宋）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9页。

[24]
聂鸿音：《古道遗声》，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8页。

[25]
《西夏书事》在转录这段记载时，也以“胡人”相称。《西夏书事》卷17载：“夏四月，契丹山西五部来降。北方黑水之西为连山，亦曰‘夜来山’。其西有五大族，各自为部，胡人谓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塔坦接境，最为劲悍，素属契丹。”

[26]
（宋）文莹撰，郑世刚、杨立扬点校：《玉壶清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2页。

[27]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8页。

[28]
同上书，第243页。

[29]
文献中尚称元昊所戴之帽为胡帽的情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1038）九月庚子载：“周见元昊于宥州。元昊衣锦袍、黄绵胡帽，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诱我叛臣，我当引兵赴延州，于知州厅前受之。’周说谕良久，乃肯受。”

[30]
《资治通鉴》卷198，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47页。

[31]
（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3页。

[3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六月辛卯。

[33]
有学者认为从历代昭君诗歌的演变来看，王安石的《明妃曲》无疑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典范。其主要特色就是诗中的议论倾向明显增强。参见刘成国《历代昭君诗与王安石的〈明妃曲〉》，《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4期。

[34]
王安石《明妃曲》共两首，这里转录第二首。

[35]
除王安石以外，宋代尚有司马光、欧阳修等文人创作了《明妃曲》。现转录于此。（宋）司马光《明妃曲》：“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折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往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佗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王安石曾作《胡笳十八拍》，其中第十首中出现有胡天、胡人等：“寒声一夜传刁斗，云雪埋山苍兕吼。诗成吟咏转凄凉，不如独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闻，胡人高鼻动成群。寒尽春生洛阳殿，回首何时复来见。”

[36]
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春之卷。

[37]
王立：《唐诗中的胡人形象——兼谈中国文学中的胡人描写》，《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3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3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甲寅。

[4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八月庚寅。

[41]
需要指出的是，宋代蕃商一词不仅指由海路而来的商人，西北少数民族等地区的商人也称“蕃商”。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庆历七年九月庚子云：“徙保安军榷场于顺宁寨。保安旧有榷场，自元昊叛命再请和，数使来乞增置之，朝廷为置榷场于保安、镇戎军。至是，又言驱马羊至无放牧之地，亦听保安场徙他处，然蕃商卒不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9，元祐三年三月乙丑载：“明、杭贸易止于一路，而板桥有西北数路商贾之交易，其丝绵、缣帛又蕃商所欲之货，此南北之所以交驰而奔辏者，从可知矣。”

[42]
荣新江：《何谓胡人》，载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43]
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第11期。

[44]
周伟洲：《唐代党项》中“西路党项和中西交通”部分，三秦出版社1988年。罗丰：《五代宋初灵州与丝绸之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45]
芮传明：《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粟特人活动探讨》，《史林》1992年第3期。

[46]
杨蕤：《北宋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初探》，《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杨蕤：《五代、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几点变化》，《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47]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48]
杨蕤：《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49]
彭适凡：《景德镇市郊出土的一批宋俑》，《考古》1977年第2期。

[50]
彭适凡，彭涛：《从胡人牵马瓷诵谈宋代孝德镇瓷器的外销》，《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该文提供资讯：1984年，在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发现的一批陶瓷俑中，也出有一件胡人俑。该俑头着帽，上镶额花，身着宽袖长袍，当有可能是一侍官形象。但查阅原报告并未有胡人俑的说法，不录。

[51]
彭适凡、彭涛：《从胡人牵马瓷诵谈宋代孝德镇瓷器的外销》，《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

[52]
［英］巴西尔·雷格：《外销伊斯兰世界的中国瓷器》，《文物参考资料》1979年第1期。

[53]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发现胡人骑狮辽瓷像》，《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5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57页。

[55]
安家瑶：《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玻璃器物及有关问题》，载内蒙古自治区考古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安家瑶：《试探中国近年出土的伊斯兰早期玻璃器》，《考古》1990年第12期。

[56]
王汝意：《石狮与胡人伎乐》，《文物世界》2003年第4期。

[57]
原诗较长，本文选取了该诗的后半部分。

[58]
杨蕤：《宋代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三论》，《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9]
荣新江：《清明上河图胡人形象解析》，《新疆日报》2009年6月23日第11版。荣新江：《〈清明上河图〉为何千汉一胡》，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邓广铭教授100周年诞辰国际宋史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

[60]
程民生：《〈清明上河图〉中的骆驼是胡商——兼谈宋朝境内骆驼分布》，《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61]
张玉橙：《北宋圆雕骆驼》，《文物春秋》2002年第4期。

[62]
林梅村：《于阗花马考——兼论北宋与于阗之间的绢马贸易》，《西域研究》2008年第2期。

[63]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64]
李逸友：《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杖子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9期。简报称暖盒为“八角形贡盘”，上面的画面为“一人一马”，与后观察内容不同。

[65]
张松柏：《西域驯兽对辽代的影响及其在辽境的传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

附录二 浅析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

位于西夏陵园北端的建筑遗址，是在1972年调查中发现的，后又经多次勘察。1986年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2400平方米。1987年第二次发掘，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发掘过程中在遗址的中心大殿、过殿内出土了数量极多的泥塑残块。其中有3尊小型残断的泥塑人像，其造型颇具特色。笔者不揣简陋,草创小文,就这3尊泥塑人像及其引发的相关问题发表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不妥之处,敬请赐教。

一

《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中将这3尊塑像分为A、B、C型，描述如下：

A型：存头、臂、躯干部。其面形方圆，两腮垂鼓，前额宽阔，额心一白毫，毛发卷曲，右臂置于胸前，手握拳，左臂残断，胸腹袒露，腰间束带，颈饰串珠。宽4.4厘米，残长7.3厘米（见附录一附图2）。

B型：存头、胸及肩部。其头顶尖圆，左面长发披肩，右面残断，额心有白毫，高鼻厚唇，身着交领衫，袒胸露乳。残高3.7厘米，残长6.2厘米（见附录一附图3）。

C型：仅存头部。圆面高准，圆目厚唇，头部毛发卷曲，左多右少，中间秃顶。宽3.5 厘米，长4.6厘米（见附录一附图4）

[1]

。

需要说明的是，这3尊塑像是宁夏考古工作者于20世纪80年代在发掘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时发现的。发掘后这些塑像一直深居文物库房，也未见诸相关的考古报告。后来在编著《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时，有关人员在文物库房中见到这批文物，才抢救性地将之收录在《西夏陵田野发掘报告》一书中。由于《西夏陵》一书的作者并非是这批文物的发掘者，因此，在此书中作者并没有透露这些头像的出土情况以及其他更为详细的信息。从目前所公布的文字资料以及图录看，这三尊头像具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1.三尊塑像均为曲发，厚唇圆目（高鼻），其中两个为不同类型的秃发；2.A、B型两尊塑像的衣着依稀可辨，为一肩裸露，一肩裹衣；3.A、B型两尊塑像在额头上有白毫，其中一尊还项配串珠。从整体造型、面部表情、面型、衣着等方面观察，这三尊塑像应属于同一种风格。下面就这三尊塑像的身份、种属、作用等问题略加分析。

《西夏陵》著者认为：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中心大殿、过殿内出土的泥塑残块的内容多与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莲花残座有关，其有覆莲和仰覆莲束腰两种形制。而覆莲纹座，呈柱础式，与佛教关系密切。塑像时，一般莲瓣系单瓣塑好后再安装座的四周，现已全部脱落，只留痕迹。遗址内发现了许多莲瓣，叶瓣丰硕，叶面隆起，并饰以白色涂料。莲座质地坚硬，叩之清脆有声，一块较完整的小型莲座直径约6.7厘米。

[2]

这些莲花座是用于安放塑像还是有其他用途，目前还不太清楚（这些莲座是否用于放置这些泥塑人像的,存疑待考），但这些莲座与佛教有关是无疑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这3尊泥塑人像的内容也与佛教有关。

第一，两尊塑像的额部有类似白毫的印记。“白毫”又称白毛相,是佛教中如来三十二相之一。“世尊眉间有白色之毫相,右悬宛转,如日正中,放之则有光明,初生时长五尺,成道时有一丈五尺。名曰白毫相。”

[3]

白毫相经常见于佛教壁画以及佛教造像（如贺兰宏佛塔出土的佛教造像）,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白毫应在两眉之间,西夏陵出土的泥塑人像的白毫在额头之上,恐怕是由于西夏陵出土泥塑人像上白毫较大,在制作塑像时难以置于两眉之间,应是一种夸张的手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白毫的认定。

第二，仔细观察A、B型两尊塑像的着衣形式，不难看出它们一臂裸露，一臂裹衣，并由另一腋下而过。这种装束很像僧人的袈裟。一般来讲，汉僧的袈裟仅有祖衣（用布条缝制的大衣），为赤色，其他五衣、七衣则为黄色。而藏传佛教的僧人袈裟，大衣为黄色，平时穿的中衣均为赤色。但可惜这些小型泥塑人像在库房中存放已久，而且其表面未加清理，因此很难对其表面的着色作出准确的判断。

第三，A型泥塑人像上的项饰串珠，显然也是与佛教有关的内容（其他两尊泥塑人像的颈部已经残缺，无法判断其是否配有串珠）。通过对泥塑人像本身以及共存物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这批塑像应该充当的是类似于僧人（或僧人）的角色，这一推测有助于对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性质的讨论。

这3尊泥塑人像还具有体质人类学上一些特征：曲发深目，鼻梁略为高耸。从这一点看，这些泥塑人像的原形并非是党项人。党项族是西羌的一支，因此在党项的民族文化中保留了一些西羌人的文化因子，“披发”就是一例。从宁夏瓷窑堡西夏窑址出土的各式瓷俑中难以找到曲发的特点。曲发也不应是契丹人的体质特征。在内蒙古哲里木盟的辽陈国公主墓发现了具有契丹写实画风格的壁画，其中所显现契丹武士的特点是：“人物脸型宽圆丰硕，鼻头宽坦，须发黑而直，颧骨微突，与现代蒙古人的形象近似。”

[4]

其壁画上侍从也是直发的形象

[5]

。学者们通过对辽代墓葬出土的遗骨分析，得出契丹人种接近于近代蒙古族人骨的看法

[6]

。因此，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些人像为党项或契丹人种的可能。

那么曲发又是哪一个民族的体质特征呢？宋人洪皓在《松漠纪闻·回鹘》中讲：“（回鹘）居四郡（甘、凉、瓜、沙）外地者，颇自为国，有君长，其人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下多虬髯。”从现在维吾尔族的外表特征使我们不难想象回鹘人“卷发深目”的特点。我们注意到，在辽陈国公主墓出土了一件西域胡人驯狮琥珀佩饰。其置于辽驸马左腿下部，红色，略呈长方形。其正面雕刻胡人驯狮，右面刻一胡人，头缠巾，袒胸，下着短裙，腰束长带垂于脚下，双手执驯狮棒；左面刻一狮子，驯伏状。其两侧还穿一孔，长8.4厘米、宽6厘米、厚3.4厘米。

[7]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驯狮胡人的形象与西夏陵发现的泥塑人像极为相似。这是我们初步判断泥塑人像是依回鹘人外部特征进行制作的又一佐证。由于资料等原因，中外学者对回纥人种类型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回纥西迁后，由迁往今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逐渐演变形成的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说法更有分歧。由于历史上回鹘与中原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在民族成分上有相互混杂的现象，因此有一些学者认为回纥人或多或少具有蒙古人的成分。

[8]

这便给讨论回鹘人的种族特征带来一些困难。深目高鼻是回鹘人最显著的人种特征，而本文所讨论的三尊泥塑人像虽不具备十分明显的“深目高鼻”的特点，但多少也沾染了一些深目高鼻的气息，以B型人像表现得最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B、C型人像为秃发。契丹与党项有秃发的习俗是人们所熟知的。学界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拓跋”一词就是“秃发”之音转。就B、C型泥塑人像的秃发类型而言，似乎不同于西夏的秃发类型

[9]

。有人认为，西夏人的秃法是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至面部两侧

[10]

。俄罗斯圣彼得堡所藏的西夏画像显示西夏秃发为“圆蓬头上的两绺头发在两耳面前落下”

[11]

。也有学者指出，西夏秃发令之前党项民族的发式为“辫发”与“披发”，而且“秃发”或“髡发”为鲜卑系统民族之发式

[12]

。西夏陵出土的泥塑人像的秃法并没有顺两耳侧下垂这一特征。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初步认定泥塑人像的秃发与西夏人秃发存在着一些差异。

当然，秃发是不少北方民族的发式。黄时鉴先生曾指出：希罗多德记述阿尔吉帕人与斯基恭人衣着相同，但他（希罗多德）直截了当地称他们为“秃头人”。所谓“秃头人”，绝不可能是说阿尔吉帕人生来均无头发。这个“秃头人”的称呼使我们联想到阿尔泰语民剃顶的发型

[13]

。秃发是否是回鹘、契丹等阿尔泰语系民族的一大共性，存疑待考。结合上面的叙述，笔者初步推测文中的三尊泥塑人像极有可能是回鹘人的形象，具有类似于僧人的宗教功能。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僧侣不应该留有头发或长发，这些泥塑人像是否是一些世俗僧侣的形象，不得而知。不过在西夏时期的确存在着僧侣留有头发的情况。在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的一件西夏唐卡的左下角画着一尊难以猜测的画像，他是一副典型的唐古特人长相，脸色黝黑，大鼻子，没有胡须，头戴黄色有褐道和褐点的喇嘛帽。但是帽子底下的两股长黑发披在肩上，头发稍向上折起

[14]

。历史时期是否存在着僧侣可以违反戒律而留有头发或长发的情况，不得而知。以上是从文物的外部特征就对其做的一些推测，下面就这些文物生成的历史背景及其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略做讨论。

二

1963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附近一个古庙遗址中，出土了一批西夏彩塑。庙内靠西、北、南壁各有大型造像五座。西部正中为一佛像，上部已残，双腿跏趺坐于莲花座上，左手下垂。座右侧坐一罗汉，深目、翘鼻、胡须满腮，赤足，颇有眼神

[15]

。其中“深目、翘鼻、胡须满腮”应该是回鹘人的体质特征。因此，初步推测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具有回鹘人特征，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在汉文文献中曾有过回鹘僧人在西夏活动的记载。《西夏纪》卷11载：“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中以是日相庆贺。旧俗止（只）重冬至，元昊更以四孟朔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为己祈福。止是，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夏福圣承道三年（1055），“没藏氏好佛，因中国赐《大藏经》，役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便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延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

[16]

。可见在一些重大的场合上西夏统治者邀请回鹘僧人参加，这或许是因为回鹘僧人“专业素质”较高的缘故。在北方辽朝都有回鹘僧人进行佛事活动的足迹。史载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壬辰，“西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

[17]

。回鹘僧成为西夏国外交上的“珍宝”。由于受制于资料，回鹘僧在西夏的具体情形还不清楚。回鹘僧人与内地保持着联系倒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证据。如宋乾德三年（965）十一月丙子，“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乐宝器”

[18]

。宋咸平元年（998）四月九日，“甘州回鹘可汗王遣僧法胜来贡”

[19]

。宋天圣三年（1025）三月十八日，“回鹘僧贡马。诏秦州，今后蕃僧进贡止绝，不得发遣”

[20]

。天圣八年（1030），“沙洲遣使米兴、僧法轮等贡珠玉、名马”

[21]

。熙宁元年（1068）七月二十九日，“回鹘国可汗遣使来贡方物，且言乞买金字《大般若经》。诏特赐墨字《大般若经》一部”

[22]

。在史书中还有一些类似的记载，恕不列举。

上述文献大体反映出回鹘僧人是沟通内地与西域间的友好使者而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并通过丝绸之路与内地以及辽朝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不仅通过丝路做一些与佛事有关的活动（如购买佛教经典、译经等），成为西域佛教东渐的传播者，同时还进行丝路贸易（如朝贡贸易）。而西夏占据了大半个河陇及河套等丝路“咽喉”地区，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东西”的中枢地缘特点。因此，回鹘僧人通过丝路进入西夏境内是不难想象的。此外，西夏境内也有回鹘民族分布。五代以后，河陇地区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就河西、陇右地区而言，基本被吐蕃、回鹘、党项所瓜分。笔者认为，虽然西夏歼灭了河西回鹘政权，但回鹘在河西走廊一带有很大的势力。《宋史·回鹘传》记载了回鹘的一位使臣万通曾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此言难免有夸大之嫌，但反映了回鹘本来在河西广泛分布的事实。熙宁六年（1073）回鹘入贡中原，“神宗问其种落生齿几何，曰三十余万；壮可用者几何，曰二十万”

[23]

。目前尚不能确认这部分回鹘人何部，但由此可见，河西回鹘的数量依然很可观。回鹘以高昌为根据地，势力范围包括瓜、沙两州以西的区域，祁连山以南的青海一带则为吐蕃的势力范围，党项的势力范围主要在河套、甘凉地区。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一带则处于党项与回鹘的拉锯式的争夺之中。西夏境内回鹘民众的存在，为回鹘僧人在西夏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契机。最后应该看到,回鹘所居的西域及河西地区是佛教较为发达的区域。高昌是西域地区的佛教中心。北宋初年王延德出使西域,见高昌地区“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

[24]

。东洋学者羽溪了谛指出,高昌一带皆为大乘教徒,并且多有从汉文翻译来的佛经。

[25]

河西回鹘也笃信佛教,在前引《松漠纪闻》中就讲:“（河西）回鹘奉释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其足而鸣之,谓之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虽然西夏击灭了河西回鹘政权,但佛教在河西的广泛影响不会就此而停歇。敦煌研究院的刘玉权先生从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中划出23个回鹘洞窟（原误认为是西夏洞窟）,其中前期（1019—1070年）回鹘洞窟9个,后期（1070—1127年）回鹘洞窟14个。

[26]

有人统计了敦煌地区诸石窟中所见的回鹘文题记共有300条左右

[27]

,从中也可以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宋元时期河西一带回鹘佛教势力的强大,以及沙州在佛教界的中心地位。上面因陋就简,从回鹘僧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西夏境内回鹘民众的分布以及佛教在回鹘居地的盛行等三个角度分析,在西夏陵园内出土的颇具“回鹘”特色的泥塑人像不足为奇。

三

关于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的性质,学界存在着“陵邑说”“祖庙说”

[28]

和“佛寺说”

[29]

三种观点。从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的规模以及西夏陵的周边环境看,其基本不具备陵邑的条件（诸如建筑面积不具备陵邑的规模）,因此问题主要集中在“祖庙说”和“佛寺说”二者之间。通过上文的考论,我们基本确定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既非党项人,亦非契丹人,应是回鹘僧人的形象。该遗址又出土了的大量佛教文物,因此具有极强的佛教色彩。笔者认为,当初这一建筑的用途恐怕是要凸显其佛教的功能,而祖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突出的应该是祖先崇拜。依常理推测,祖庙里应供奉祖先的牌位或塑像等,为何要把这些异族人的塑像列于其上,令人费解,所以把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定性为祖庙有些勉强。若依本文初步推断的那样,西夏陵北端建筑遗址出土的泥塑人像是回鹘僧人,那么“佛寺说”就显得更有力一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料极其有限,笔者只作如上推测,以供同仁参考。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略有修改。）

[1]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1页。

[2]
许成、杜玉冰：《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141页。

[3]
《佛学大词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55页。

[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5]
同上书，彩版二。

[6]
时墨庄：《三号墓契丹人骨的测定》，《契丹女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及彩版二八。

[8]
林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通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9]
朱存世：《西夏秃发的类型》，《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10]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11]
［俄］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著：《西夏书籍业》，王克孝、景永时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

[12]
汤开建：《西夏“秃法”考》，《西北民族研究》2003第2期。

[13]
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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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曼11，116

阿拉伯3—5，8，11—13，15，20，40，42，43，45，78—80，82，83，110，116，117，123，125，126，133，134，142，146，160，162，168，169，174，177，178，186，192，194，196，202，204，222，244，269，294

阿萨兰回鹘15，149—151，154—161，167，168，192

阿姆河38，41，42，82，102，161，178

阿拉善217，260，263，264

阿富汗39，42，83，194，229

阿魏51，117，125，130，140

阿尔泰山41，104，178，216，217，220，221，229，232，258

B

白氎46—49，69，72，118，119，125，141，239，241

波斯8，11，17，39，41—43，47，51，55，56，65，70，79，80，82，96，113—116，119，120，122，123，127—131，140，146，148，153—155，160，161，168，191，192，206，209，211，215，259，269，277，278，288

波斯锦46，119，120，130

渤海33，47，148，154，182，224，226，283

巴里坤231，232

巴尔喀什湖41，161

北庭36，64，73，108，219，221，234，237

C

葱岭114，117，156，160，185

草原丝绸之路14，16，65，66，164，169，221，229，231，234，258，259

长城169，198，229，230

长安43，57，59，64，141，221，234，235，255，272，296

D

敦煌2，4，9，11，12，18，19，25，26，43，45，53，57，65，86，90，118，122，124，126，127，140，149，150，153，156，161，167，168，175，184，186，215，223，236，237，241，242，251，252，257，271，274，279，308，309

党项8，19，24，26—30，32—37，48，57—59，76，80，81，98，142，148，153—155，163—167，174，177，219，244，245，249，250，252，253，259，260，271，273，274，278，280，282—285，288，290，304，305，308，309

达怛24，30，31，49，162

鞑靼30，31，35，39，65，70，76，103，104，155，162，163，166，212，234，235，251，252，259，260，271，280，282

东京95，96，99，100，104，138，141，142，145，173，296

都斤山223

E

鄂尔多斯29，57，58，60，247，257，258，261，262

鄂尔浑河24，225，229—231，258，259

额济纳旗3，236，260，263，264，306

F

拂菻62，74，81—83，100，124，129—131，175

佛教39，52—56，67，122，186，192，197，199，214，215，240，243，261，278，279，303，304，308，309

丰州211，212，258，259，262，266

防州224，225

G

唃厮啰7，13，24，28，62，98，140，234，237，251，255

葛逻禄24，40，41

甘州回鹘9，15，24，26，33，35，49，51，52，57，61，68—73，76，77，84—86，142，153—156，158，168，175，186，189，307

高昌10，13，19，51—53，55，56，70，71，77，78，80，81，93，101，109，130，131，139，151，153—159，162，177，179，181，182，219，221，227，229，231，236，243，244，248，251，258，259，261，262，269，271，273，275，308

高昌回鹘1，11，14，15，35，37，56，70，77，153—162，165，167，168，174，175，177，178，181，182，189，190，192，214，215，222，243，305

甘州26，31，46，47，50，51，54—56，59，61，71，72，76，80，81，85，90—92，101，143，153—156，158，163，170，223，235—237，250，251，255，256，258，259，261，262

固原57，197

高丽33，80，105，127，129，148，154，182，280

H

回鹘1，2，5，7，9，10，15，24—28，30—37，39—42，46—56，59，63—74，76—78，80，81，84—87，91—96，98，101，107—109，118，120，124，127—131，133，134，136，138，139，148—160，162，165—171，173—181，183—193，195，196，205，208，209，212，215，217，221，223—226，230，232—237，242—245，248—252，254—257，259，260，269—275，278，279，290，292，295，299，304—309

回纥46，51，52，54，59，61—67，71，81，84，91，96，98，109，136，170，175，176，183，189，224，232—235，248，268，273，305

回鹘路26，64—67，221，231，233—237，255，256

回鹘城33，148，163，233

黑水城4，19，189，212，220，221，235—237，240，249，258—263，306

黑海232，258

河西走廊18，27，30—32，34，38，43，52，59，86，101，108，142，158，159，165，169，174，189，220，223，230，235，236，238，250，251，255，257，258，261，308

河套29—31，33，34，54，58，165，166，230，234，235，247，254，258，260，274，308

河陇2，14，27，28，30—32，34—37，45，49，54，68，86，154，166，216，220，248，253，254，259，308

贺兰山27，105，106，155，220，235，247，261，262

海上丝绸之路8，21，45，123，169，294

横山27，61，270

花剌子模40，42，83，125，126，136，160，187，194

黄头回鹘62，77

琥珀16，48，51，69，70，72—74，84，101，102，109，110，121，124，126，127，131，141，154，186，198，203，205，208，210，211，239—241，294，295，305

黄河12，19，27，29，31，34，59，78，137，142，145，146，155，201，212，256，258，260，278，290，308

洪皓25，53，183，184，188，190，248，256，274，304

胡峤188，189

哈密15，65，156，158，162，175，176，217，223，231，232，257，258

杭爱山164，217，221，223，232

河董城224—226，232

河湟31，34，37，62，139，234—237，255

J

居延路3，14，212，221，222，229，230，235，236，257—263

加兹尼王朝40，42，43，194—197

静州224，225

静边城224，225，232

景教39，56，278

K

喀喇汗王朝1，4，5，7，12，14，15，17—19，24，37，40—42，79，80，82，87，103，119，136，155—162，167，168，174，177，178，181，192，194—196，201，243，244

克什米尔102，122，194

可敦城65，155，219，220，223—228，258

肯特山216，217，222

克鲁伦河164，225，230，231，233

康国49，127，128，130，131

L

灵州8—10，13，27，36，45，49，56—59，63，109，138，139，215，235，256，258，261，262，273，290

凉州1，26，27，31，47，68，100，154—156，220，234—236，255，262，278，290

胪朐河164，174，224，225，230

陇山27，34，43

里海38，42，83，229

六盘山27，34

M

漠北14，21，24，33，34，67，170，217，220，227—230，232，236，256，284

漠北回鹘24，40，66，155，170，233，274

摩尼教39，56，67

马鬃山217，232，263

毛乌素沙漠30

N

女真80，183，259，280

南宋136—138，145—147，182，189，212，269，287

硇砂46—48，61，69，72—74，101，108，109，125，130，138，139，141，154，183，239—241，270

P

帕米尔高原41，160，161

皮被河城224，225

Q

契丹3，5，15，16，24，30，32，33，39，99，142，148，154—156，158，160，162，164—167，169—171，174—183，185，187—196，200，205，209—211，219，222，224，225，234，236，237，243，245，250，251，255—257，273—275，278，280—285，288，304—306，309

龟兹13，36，51，52，54，62，70—78，80，81，84，101，128，143，154—156，274

龟兹回鹘35，73，76—78，113，128，131，156，175

青海路13

青海湖29，62

秦州26，28，52，54，61，62，88，95，139—143，156，249，251，270，272，307

秦州回鹘26，72，85

秦州路26，57，61—63

祁连山31，34，62，77，106，167，308

R

乳香61，70，72—74，78，85，92—94，97，110—113，125，129，139—141，144，154，181，183，184，205，239—241

S

粟特2，41，42，45，63—65，67，85，92，93，119，129，174，175，197，206—208，215，271，278，279，289，290，294

萨曼王朝5，11，12，15，22，37，40，42，79，80，126，160，161，168，192，194

沙州回鹘24—26，70，76，77，113，150，153，154，156，175

沙州25，26，31，34，46，47，50—55，59，69—73，76，77，79—81，84—86，92，126，128，129，131，149，150，154，161，168，182—184，192，223，236，237，249，251，252，309

塞尔柱5，40，42，81—84，197

沙漠路线86，169

塞北丝绸之路4，16，33，168，169，174，186，190，191，208，209，211，219，222，230

上京33，61，140，176，182，188，190，212，216，219—224，226，232，233，236，237，256—258，281

色楞格河24，65，216，217，229—231

麝香113，116，117，131，132，140，176，194，240

T

吐鲁番2，93，118，119，124，161，168，177—179，184，189，214，215，220，244，245，248，271，274

吐蕃1，9—11，13，24，26—28，30—37，41，43，45—47，54，55，62，64，65，68，78，80，81，86，90，98，114，116，117，120，127—131，137，139，142，145，149—156，165—169，174，220，233，236，237，249，251，252，255—257，268—271，273，296，308

突厥5，7，15，19，24，28，30，32，33，39—42，46，48，49，67，78，79，81，83，85，87，100，114，125—129，131，133，140，153—156，160，162，174，177，187，193，194，217，219，223，233，235，244，259，274，278

吐谷浑29—31，128，149，153—155，165—167，251，255，257

天竺51，52，55，72，80，114，128，129，131，277

天德军212，257

塔懒主城224，225

塔里木河77，161，182

W

王延德10，14，52，55，101，157，162，235，258，262，308

维州224，225

无定河27，59

乌古斯41，81

X

西州回鹘9，11，14，24，48，51，55，56，68—71，76—78，86，144，155，157，186，220，242

西域1，2，4，5，10—22，24，25，27—29，32，35，37，40，41，43，45，49—57，59，61，63，67，68，76—80，83，87—91，97—104，107，112—114，116—119，121—125，127，129—131，134，136—138，141，142，144—146，154—160，162，164，166—169，174，177，178，180，182，184，186，188，190—192，197，208—211，215—217，219—223，227，229—232，234—238，241，242，244，245，247—249，251，252，254，255，257，258，262，268—270，272—275，278，290，292，294—297，299，300，305，307，308

西辽1，14，17，24，37，40，43，119，121，155，160，179，181，248

小亚细亚82，83，184，214

黠戛斯24，25，39，40，149，153—155，169，219

夏州13，27，30，57—61，78，234，235，237，250，254

熙河兰岷路60，79，95，250，270

熙州60—62，79，80，90，92，93，95，112，139，140，144，270

锡尔河38，42，82，161，178

咸海41，42

奚46，154，163，170，171，219，251，286

西亚11，20，42，43，68，79，80，82，84，101，112，116，119，120，125，136，145，168，191，205，209，211，216，222，258

西北路招讨司33，164，182，219，224

Y

于阗1，10，11，13，19，24，27，35—37，47，48，50—52，55，61，62，65，68—71，73—77，79—82，85—96，98，99，103，111，112，117，118，127—134，138，140—143，149，150，153—156，162，168，176，183，194，206，219，241，250，252，269—271，273，299

耶律大石14，43，159，233

伊斯兰7，8，13，15—18，39，40，56，78，79，81，87，88，90，109—111，116，117，132，134，136，162，180，186，191，192，195—198，201，202，204，215，221，222，257，258，260，294，295

银州27

阴山30，31，33，105，162，211，217，221，233，255，258，261，286

伊朗11，38，39，42，78，79，82，83，102，135，154，161，187，191，194，197，202，205，215，277，278

宥州60，61，254，282

印度8，38，39，42，43，51，54，55，65，83，111，112，129，140，146，193—195，208，209，211，213—215，269

伊州13，77，80，81，90，231，232，237，251，257，261

Z

昭武九姓63，128，131，273，276

中亚1，4，5，8，11，12，15，19，20，22，24，34，37—43，45，49，52，56，65，66，68，78—80，82—84，96，101，102，110，116，118，121，124—126，129—131，134—137，141，145，146，148，155，156，160—162，168，169，174，178，180，181，191，192，194，196，202，205，206，208，209，215，221，222，229—232，234，237，258，268，273—275，278

阻卜33，148—155，158，162—165，167，219，227，228，251

镇州162，221，224—226

招州224，225

后记

一些学者曾讲，做文章撰书稿应该像蒸馒头一样，需将刚出锅的馒头凉一凉，然后再继续加工，方有效果。现在书稿完成了，虽不敢断言加工修改是否有效，但其的确是一个难产的过程。

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期，我就开始关注西夏政权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成果，此后虽然做了西夏地理等方面的研究，但始终觉得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的问题尚有一定的学术挖掘空间。2006年就以此为题目，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着手进行系统地梳理，但由于误入歧途，受到行政事务或其他杂事的影响，研究开展的并不顺利，基本上是一种断断续续的状态。因此，我的这锅“馒头”凉了又蒸，蒸了又凉，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计起，已有十五、六年的光阴了。

虽说没有停歇过对丝路研究的关注，但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丝绸之路研究的“水”太深。这恐怕主要缘于丝绸之路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尤其是其外延和内涵可以得到极大的拓展。例如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丝绸之路已经远远超出了从长安到罗马这一两点一线的范畴；从研究内容看，从政治、经济、民族等尽可囊括其中；从研究深度看，丝绸之路上某一次朝贡或交易亦可牵引出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反映10—13世纪这一历史截面丝路图景的书稿，本书显然未能达到地理空间的全覆盖、研究内容的全囊括、研究深度的全清楚，只是以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为主线，粗线条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及其周边政权与“西人”交往、交流的一些情况和信息。因此不是一幅细致入微的工笔画，更不敢奢望成为《清明上河图》，更像是初学素描者的一篇习作。当然，书中出现的不妥或谬误我自然难辞其咎。

在书稿的完成过程中，也凝结了不少学界师辈和同仁好友的心血。2006—2009年，我随周伟洲先生进行博士后研究，周先生不仅是一位饱学之士，更是一位令人可敬的长者。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葛剑雄先生也十分关心我毕业后的状况，并对书稿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指导；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王天顺先生最初肯定了这个选题，增强了我的学术信心。三位先生行学博雅、诲人不倦，时常予后学以关怀和鼓励，使我备感温暖，能忝列为先生们的弟子，实为荣幸！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李范文先生、宁夏文化厅的许成先生、宁夏大学的霍维洮先生、陕西师范大学的贾二强先生、王欣先生、韩小忙先生、何志龙先生、研究生处的杨祖培教授或进行学术点拨，或创造科研条件，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先生指出书稿的不足，宁夏社科联的杨占武先生时以鼓励和帮助，在这里，对这些学术前辈或老师们谨表诚挚谢意！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罗丰先生与我同在一城，偶与先生小聚，获益不少。2010—201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地理信息中心访学期间，得到Peter K.Bo先生和Wendy Gua女士的不少关照，北方民族大学的领导和同仁为书稿的出版尽力提供方便，一并谢忱！

还要感谢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前程教授、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徐百永博士，感谢他们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对我的无私帮助！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苗立辉先生、新疆文物局郭梦源先生、陕西省宝鸡市文物考古所的王灏先生为书稿的完成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宁夏测绘局王立刚先生绘制了书中的地图，责任编辑任明先生、董晓月女士也为书稿的编辑、校对和出版操心不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张静女士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周淑芸女士发现不少书稿中的问题，北方民族大学的马建福也为出稿提供了有益的帮助，我的研究生李长全、周禹、赵毅、徐国凯核对了部分文献和文字，诚挚感谢他们的付出与帮助。当然也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与理解，也感谢那些未列出名字的老师和朋友们！书稿的完成也伴随着我儿子的成长，一些章节的撰写基本是在他熟睡后熬夜开展的，虽然辛苦，但也要谢谢小家伙给我的家庭生活带来的欢乐。

杨蕤

甲午岁末于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