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一 和平科技——行走于上帝与警察之间

序二 和平科技——一部被忽略的科技史

第一章 和平科技

第一节 将科技用于和平

第二节 和平科技三原则

第三节 从麦克卢汉到说服科技

第四节 说服一个冥想者

第二章 测量和平

第一节 重建巴别塔——“友好的陌生人”计划

第二节 谁决定了信任谁

第三节 给创新谱曲的人

第四节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

第三章 设计和平

第一节 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工具

第二节 斯坦福大学和平设计图

第四章 和平科技案例

第一节 为世界和平而玩游戏

第二节 地方脉搏：量化你的安全感

第三节 和平科技孵化器：做个推动和平的创业者

第四节 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故事

结束语

附录

序一　和平科技——行走于上帝与警察之间

这本书为读者深入讲述了如何将科技运用于维护、促进世界和平这一新兴话题。

当我们提到和平时，首先会想到它是战争和冲突的反义词，它似乎是一个像天空一样宏大而悠远的概念，能让我们联想到国家，想到政治、暴力和流转受苦的难民。这也确实是和平最深入人心的一种解释。除此之外，我们的脑海里大概还会浮现出网络上那目光淡泊、身着僧衣的少年照片中醒目的“Love&Peace”（爱与和平）字样。这也是和平带给人们较普遍的一种印象：内在的安宁与祥和，是心灵的无冲突状态。

但和平不仅仅是指没有冲突与战争，按照“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的说法，这种状态只能称为“消极的和平”。和平不仅仅如此单一，它还有更富有价值也更为有趣的另一种层次，即“积极的和平”：一种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积极互动、互惠互利的状态。

2015年前后，研究科技伦理与影响的人们突然对一个新的名词“和平科技”很感兴趣。虽然不同的机构以俨然开拓一个新领域的姿态纷纷重新定义这个词，但谁也无法否认，它脱胎于“将科技用于和平”这个朴素的表达，当然这也离不开背后多年来那些在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诞生时就在关注科技与和平的人们的思想积淀。

当然，大家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想要造个新词。“和平科技”的提出是基于一个不同以往的背景的——随着智能手机在全球的普及，大数据和社交媒体变得无处不在，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应用日趋丰富。简而言之，科技每天都在不断地进化，并变得越来越智能与复杂，它与和平的关系也就变得更微妙，更有挑战。

鉴于和平有消极与积极之分，和平科技的定义也对应地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科技的设计和使用来避免或最小化冲突，即实现积极的和平；二是将科技运用于增强人们之间的积极互动，即加强积极的和平。

这也是一本关于人类第一次尝试测量和平的书。既然和平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如果无法测量，那又该如何控制与干预呢？又因为信任、合作和创新是积极的和平中最突出的元素，所以想要测量和平也就首先需要从测量这三大元素做起了。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这种测量提供了可能。

在测量和平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尝试用科技设计促进和平。

科技在促进和平这一话题上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模糊甚至可疑的，人们通常为了战争而发明某种科技，很少为了和平而发明某项技术。但和平科技的提出，却是将维护、促进和平的重任郑重地寄予在了科技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科技在人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并且它有能力迅速改变人们的行为，而这两者在维护、促进和平中都是极为需要的。

几千年来，人类维护和平的传统方案是：第一，尝试从根本上净化战争与冲突产生的源泉：人心。然而做这件事的要么是圣贤，要么是上帝。这个时候，和平就是东方无数寺庙里的佛、菩萨和罗汉修行的事，是罗马圣彼得教堂里那在金色光芒中飞翔的白鸽。第二，通过制止或惩罚那些会引发战争、冲突的行为来维护和平。这个时候，和平就如同那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墙上的六个大字——“全世界的渴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诉求，也是国家内部的治理需求。而想要达成它，就需要法律、警察和监狱。

但是，“上帝模式”和“警察模式”都有弊端，就前者来说，它利用了人们对地狱、诅咒和惩罚的恐惧，以及对天堂或来世的向往来驱使他们善待周围的人，往往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了具体且详尽的指导细则。但一来速度太慢，上帝要改变那么多内心不向往和平的人是需要时间的；二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仰宗教，传教士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困难。就“警察模式”来说，用强制手段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别人，不能如何对待别人，虽迅速见效，但往往还是太迟了。当军队或警察出场来维护和平时，不可挽回的伤害已然造成。

和平科技对如何促进和平这个古老问题的“创新”回答就是：用科技的力量减少或改变人们消极的行为，预防和最小化冲突与伤害；促进并增加人们积极的互动行为。

科技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警察，但是它却似乎有着比两者更强大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

2017年年初，我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 at Stanford）开始了一年的访学历程。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Mark Nelson）说，在他目睹谷歌、Facebook（脸书）、Uber（优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影响到了人们行为的改变之后，常常像一个中世纪穿越来的人一样大吃一惊：有谁能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信息即时分享，而且还孜孜不倦且不求任何回报？他发现，这种对人们的行为直接迅猛的改变，是教堂的传道或任何了不起的国王所建立的警察机关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而科技做到了。

本书主要关注用科技来促进和增加积极和平，是因为作者受到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极大的影响。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奎恵斯（Margarita Quihuis）说，积极的和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它也是最宝贵的存在，简直就像纯净的空气和甘甜的水一样。比如硅谷，人们都在讨论这里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科技创新奇迹，却忽略了滋养这些奇迹的根基——这里长久以来拥有的积极的和平，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们比其他地方更频繁地分享社交网络、观点和资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更多积极的互动，人们都将其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复制硅谷拥有的成功和繁荣，我们首先应该复制和分享这里无形存在的积极的和平啊！”玛格丽特如是说。而在习惯于用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的硅谷，用科技来促进更多的积极和平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积极和平本身的增长完全可以正面影响和平的其他维度，就好像即便是摇曳的烛光，也足以驱逐部分黑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烛光累积，最终可以带来完全的光明。促进一个地区积极和平的发展能够使其远离战争，更加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专注在积极的和平上用功，也就是在整个和平的领域内用功。

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理论、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为了获得对“如何用科技促进和平”这个问题更多维、更有创意的答案，我和皮埃罗在2017年下半年一起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多位知名教授、作家以及科技界人士，包括美国知名行为生物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美国政治家与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霍恩（Robert E.Horn）、设计大师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为优步和Airbnb（爱彼迎）设计信任体系的科学家帕罗·帕里基（Paolo Parigi）等。我们尽己所能，以期向读者呈现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人士关于这一话题的思想结晶。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项目，但随着采访的展开，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同伴，这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探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我们疯狂地追逐和膜拜科技的时候，科技已经在重塑上帝，未来有一天甚至会替代政府和警察（如果区块链理念下的无政府主义成真的话），那又有谁在静静地守望科技，确保我们不会被自己发明的工具异化成我们不想要的物种呢？毕竟，如今科技已经能轻易左右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认为，和平科技就是我们必须亲手为自己培育的守护者。它将是“科技的良心”，也是在这个科技时代探索上帝和警察之外的第三种路径。

牛金霞

2018年4月

序二　和平科技——一部被忽略的科技史

一直以来，科技的历史似乎就是人类战争史的一面镜子。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发明的第一批工具既用来杀动物，也用来杀人。不管个人还是群体，都必须防卫自身免遭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侵害。那些较早采用新技术的部落、城市或国家往往会打败那些技术尚未革新的人们。

在原始社会，相比那些还在使用石头的部落，第一个懂得如何铸铁的部落就有巨大的优势；到了近代，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则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拥有新发明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就会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事实上，这也记录了人类发明杀伤性武器的历史进程：弓箭、刀剑、火炮、火枪、制作精良的各种现代手枪，一直到原子弹……各式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按照这个逻辑，人类不是早就应该灭绝于使用高精尖武器下的自相残杀吗？为什么现在人类仍然还活着，甚至生活质量更佳，生活状态也更为安康和平呢？很明显，这种将战争与科技进化连接的历史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元素：科技增加人们和平行为的能力。

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跟人们对科技作用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科技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伤亡的状况是不可忽视的。科技可以被用来制造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及其进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的伤害，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多加谴责。然而，科技也有好的一面，它能够直接或间接拯救人们的生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一方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好的宣传。比如，人们很少谈及，为了战争发明的技术（如收音机、飞机、计算机和雷达）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业革命又如何为人们带来了更为富裕安康的生活。

很多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在没有今天的科技之前，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贫穷的地方。

科技帮助人类创造了一个更和平也更富有的世界。科技使人们的连接与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比如，铁可以用来制作更致命的刀剑，但也可以用来建造铁路，连接不同国家的人们。互联网一开始是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实施的一个战争项目，用来对抗可能出现的核战争，但它现在已经连接了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人们用它分享信息，用它在线购买商品。这也是人类的众多矛盾之一，世界的历史往往是人们如何用新的技术来赢得战争（或进而建立新的帝国）的历史。但在研发完成之后，新技术却往往能够驱动人类实现更大范围的和平。

历史学家倾向于讨论故事的第一部分，却常常忘记讨论故事的第二部分：即新技术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在越来越广泛的关系网中紧密合作。这是一部科技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学校教育所忽略了的历史。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广播应用于娱乐，将全球定位系统应用于汽车导航，用电脑来发送邮件，进行其他方式的沟通与商业活动，等等。但“和平科技”走过的历程并不简单。

和平科技通常是人们自发的活动。科技创新，新事物的发明往往源自于科学家、大学生、工程师或企业家的灵感、直觉，而并非由政府规划、批准产生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很年轻，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做这些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些人里有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艾伦·凯（Alan Kay，笔记本电脑的第一个构想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的发明者），也有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因此，和平科技的诞生地往往是像硅谷这样具有创新力，并远离政府的地方，而不是像华盛顿特区这样的政治场所。

人们创造和平科技的动机很简单：可以由此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如果开发计算机和互联网最初是有军事目的的，那么这些军事目的也会逐渐在这些公司赚取巨大财富的商业计划中丧失殆尽。再想想社交媒体和共享经济，它们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这些科技刚兴起时，也是不起眼的草根运动。可是，在诞生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里，它们就证明了“和平科技”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脸书和爱彼迎都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业公司。

从根本上来说，科技在维护和提升和平上的显著贡献是：它改变了社会秩序的典范。它维持和提升和平的方式是：它使人们——尤其是完全陌生的人们——能够合作来完成某事。我们可以将社会视为由一群设计未来的设计师们组成的群体。没有什么比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更让人激情澎湃，特别是一个能让所有创造者都受益的未来。这将是创造、维护长期和平的一个强大动力：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故事，一个能让每个人都更开心，也更富有的故事。

在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交往友好。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确实需要一点动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仍然停留在原始部落时期：我们先天倾向于对已知、亲近的人友善，对完全陌生的人们抱有敌意和警惕。我们只有在跟陌生人建立起联系和沟通之后，才会转变态度，甚至只有在跟他们有合作项目之后，才会开始真正地关心他们。

和陌生人一起做一件事时，参与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善意。能让人们“变友好”的技术无一例外都增加了人们与他人的积极互动。这是一门新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社会互动科学”。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依靠道德来让人们友好相处。问题是，道德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观？有没有一种渗透在所有人基因中的道德？哲学家们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有上千年了。博弈理论、行为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道德”似乎是能够促进人们合作的规范的集合。

道德是会影响合作的，自然选择使我们的大脑适应了合作，因为合作会给人类这样的种族带来巨大的利益。合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共同照顾家庭，朋友之间彼此帮忙渡过艰难时期，或是共同组建一个群体来抵御另一个群体的攻击，还有不同国家之间为了彼此的繁荣昌盛而合作，等等。

证据表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西方将基督教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推广，但即便如此，如今在西方，人们对好坏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人类社会正不断分裂成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新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具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显然，我们不能依赖一个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道德的多样和易变正是我们成为敌人的原因。

事实证明，科技一直扮演着让不同群体和平相处的角色。只不过，人们往往会对其有一个固定思维——即使科技没有被用于军事武力，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科技会给人类的思想与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科技是如何异化人类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对技术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庄周（公元前4世纪）写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意思是，人若追求巧妙的机械，就会有机巧之心，也就不那么纯清了，更容易进入急功近利的境地。

而今天，人们也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危险性。从理论上讲，脸书和微信允许我们与世界上每一个人建立联系，让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缩小为一个点击的距离。但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实际距离正在不断增大。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及“疯狂地用技术消除所有的距离，并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他所指的技术在当时是火车、汽车、飞机、收音机和电话。在那个时代，这些发明在消灭空间距离上的效果已经令人震撼。如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互联网对人类思想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警告无处不在。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写了一本名为《改变思想》（Mind Change，2014）的书，她在其中解释了互联网是如何以灾难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的，她将这种改变形容为“气候变化”。

这些都无可否认——人们对技术的恐惧确实是合理的。但正是这些让人们恐惧的技术建立起了成千上万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目前拥有的通信技术的力量简直堪称魔法。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建立上百万人之间可持续的、能够促进合作和利他的连接，可以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让每个人受益的连接，即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积极的互动。这才是和平科技的真正意义与使命。比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交媒体，它不像现有的社交软件那样，只是一种关注如何将我们的私人生活“货币化”的连接技术。

和平科技的目标是实现物理学家所谓的“形态转换”——从混乱到秩序井然。很多物理系统都能展示这样的转变。例如，水分子在常温下的形态是水，但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会变成冰，当温度升至100度以上时变为蒸汽。虽然它们是相同的物质，但是它们的外在形式却完全不一样了。一个神奇的形态转换让同样一种物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形态，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性。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会在社会中发生：一个社会会在短时间内重组，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一个更有秩序的社会。

用于合作的科技扮演的角色正如温度在物理学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增加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数量，一个社会可以发生一个从冰到水一样的形态转换，产生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互动成为驱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力量。

和平科技在促进社会发生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强大的作用：它让使用暴力这件事变得“过时”。虽然科技可能对世界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想要规避这种危险也不是没有方法。方法有二：第一，禁止这种技术；第二，使技术过时，不再为人们所需要。例如，你可以从人们手中夺走所有枪支以确保他们不会互相射击，或者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富裕而和谐的社会，让生活其中的人们觉得完全没必要使用枪支。一个富裕的社会中，犯罪率也相对很低，就是因为富人们偷盗和杀戮的动机非常之小。当一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家一起合作、和平解决的时候，谁愿意使用暴力呢？和平科技恰恰是那个让大家合作起来解决问题、共同富裕的中介。

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哪种情况或条件下和平科技能促成形态转换？比如，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能让一群陌生人之间从简单的沟通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又是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会让这群陌生人从偶尔的合作关系，转换到全面、长期、持久的合作？并且，当我们已经可以将科技用于让敌对的双方握手言和，用于陌生人之间的连接、沟通、了解、协调、合作之后，那接下来怎么办？下一步是什么？

皮埃罗·斯加鲁菲

2018年4月

第一节　将科技用于和平

我清楚地记得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和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穆罕默德（Mohamed R.Amer）会面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2018年的中国农历新年。

正是这个原因，大家特意把这次会面安排在了门洛帕克的一个中餐厅。中午11点左右，餐厅就已人声鼎沸，使得马克和穆罕默德的交谈淹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干杯”声中。虽然如此，但两个人兴奋的脸色却是掩饰不住的。他们不住地握手，互相展示手机上的论文或视频。

这是一次很典型的硅谷式会面，双方迅速交换各自的观点或资源，找出启发彼此或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达成可行的几种合作方案，而一切的发生只需要两张椅子和两杯咖啡。

几天后，当我在门洛帕克单独对穆罕默德进行了一次详细的采访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多么神奇的一天，多么神奇的一次会面。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故事与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平科技密不可分。从名字上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研究和平的实验室，地处硅谷也使得它具备了当地的特色——它想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来测量并促进和平。

就像皮埃罗在中国无数次谈到硅谷创新秘密时一样，硅谷的人们喜欢把科技用于别人完全想不到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地方。和平创新实验室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硅谷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异想天开，空气中一直弥散着期待和寻找这种“不寻常”的氛围。在这里，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想把人工智能或区块链商业化，创立一个公司来赚钱，听众可能需要先打个哈欠才能听下去。但是，像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这种用科技测量并促进和平的玩法，听众们无不精神大振，第一反应一定是：“哇，酷！”即便听完了解释后仍然有困惑不解的地方，也会由衷地表示赞叹和敬仰。

穆罕默德负责的名为“友好的陌生人”的项目，其真正的背景却是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委托，由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和伯克利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军事项目，目的是想要训练士兵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都能具备与当地民众有效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在战争中能够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将带来多大的能量，相信毛主席已经给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解答。但这个项目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想要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最前沿的科技，训练美国军队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具备这种能力。

一个为和平而生的项目，一个为战争为生的项目，就这样在一个平淡无奇、阳光明媚的加州，伴随着中餐厅《新年好》的欢快背景音，“相遇、相知乃至相爱”了。因为双方发现，摒除所有的背景差异，大家本质上在做同一件事情：用科技测量并促进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间积极的互动。

这种积极的互动主要包括双方有效沟通和信任的建立，以及合作的产生，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将之命名为“积极的和平”，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很可能将之称为“新国际战争形势下更强大的军队软实力”。

令我深感神奇的不仅是双方同在硅谷，约在相同的时间，做着本质上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件被外界认为匪夷所思的事情则是双方集结的强大阵容：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几乎是硅谷最强大的研究“大脑”了。

我曾坦率地问过马克，你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近10年，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测量和平并促进和平会不会一开始就是个愚蠢的想法？我也问穆罕默德，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你明明可以给谷歌或脸书写算法，为什么要选择测量人际互动的质量？有没有怀疑过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是算法和数据对抗复杂人性的失败？

马克给我的回答是，这是个值得尝试的研究，总要有人去相信，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穆罕默德说，已经有很多人把人工智能用于商业了，但是却没有人把它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人们如何更好地沟通与合作。这是少有人走的路，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这让我想起1984年苹果公司名满天下的那个广告——“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原来，乔布斯所在的那个硅谷，因为依然有这些“天真而疯狂”的人们，一直都没变。

马克与穆罕默德的会面，右一为马克（Mark Nelson），左一为穆罕默德（Mohamed R.Amer）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2017年成员合影，右二为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Rosanna Guadagno），右三和右四为本书作者牛金霞和皮埃罗，右五为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奎惠斯。

我之所以闯入这群痴迷科技与和平的硅谷客中间，完全是因为好奇。在这场春节聚餐里，我作为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访问学者，采访和记录实验室内外关于和平与科技研究的动向。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缘起于和皮埃罗合作《人类2.0》的过程中，我经常问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这种技术如此强大，你不担心它被不恰当乃至非法地使用，进而带来可怕的后果吗？我们该做点什么来避免这些负面结果产生呢？

这些科学家的答案多数归向了“无解”，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技术是无辜的，决定结果好坏的关键还是人，而人心的善与恶是无法控制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可奈何、无所作为吗？

悲观派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科技革命将增加战争的几率。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高科技的风险更加不可控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17年提出，各个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甚至最终会为了争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预言并非空穴来风，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就曾预言，中国会于2025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的前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主管安贾·卡斯柏森（Anja Kaspersen）在《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1]的文章中指出，全球网络技术的普及正在降低战争的发起壁垒，以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科技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赋予更多人走向犯罪、破坏和平的能力，比如制造在线指令的武器、远程触发弹道导弹等。

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它们正在重新定义“武器”，不断消解和重构战争的形式。黑客的一次网络攻击或病毒勒索造成的危机和经济损失可能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甚至还无从破解和追踪。非法武器和金钱可以借助区块链的力量在暗网上毫无痕迹地进行交易。科技时代的战争何止是“没有硝烟”，连敌人都是不可见的，只留下真实的伤害。

安贾尤其对高科技公司在“无形的战争”中的角色提出了质疑：从金融到能源，从运输到通信网络，支撑现代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很多都是私人拥有和控制的。私营公司处于开发和营销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可以民用，但也可用于战争。以民用无人机为例，全球每月约售出20万架，这些无人机到底被用于何处，我们无从得知；所有围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商业化，它们的具体角色又是什么呢？一家科技企业的角色可能是“军队”，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间谍”，它们早已来到了这个时代混合型战争的前线。安贾提出，要维护科技时代的和平，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联合起来行动。

只不过我们一向对军队或警察有明确的纪律、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要求，如今对这些以科技型上市公司或“独角兽”名目出现的新型“军队和警察”又该如何约束呢？是遵循商业法则还是政治法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2018年3月，《经济学家》杂志赫然以“数字霸权之战”（The Battle for Digital Sapremacy）为封面，同时评论道，美国需要牢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跟苏联展开太空和武器系统竞赛时成功的原因：政府有效激励了多个科技领域的投资、教育和研发。

科技的进化会带来更多战争？乐观派不仅不同意，还持相反的观点：科技会带来更多和平。

吉奥吉亚·斯卡托若（Giorgia Scaturro）在《为和平的科技：事实和数据》[2]一文中提出，手机、无人机、卫星和游戏等技术可以有效地收集数据并发出预警，基于移动平台网络的信息收集和分享还可以画出“冲突地图”，它们都在阻止暴力、促进和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例子是“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这是肯尼亚著名律师奥瑞·奥科罗（Ory Okolloh）发起的一个基于开源和众包机制的危机预警平台。它起源于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肯尼亚因争议性的选举引发的大量暴力事件，奥瑞发起的Ushahidi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电话或短信报道，并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把暴乱、难民冲突和死亡信息绘制在地图上。只要用户打开Ushahidi，就能一眼看到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正在经历暴乱。

当然，和平不仅仅是“阻止或减少暴力冲突”，国际关系专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科技如何促进世界和平》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提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让国家之间更趋于合作而非竞争，如今的科技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随着各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内在联系加深，人们会在农业、医学、沟通等各个方面更加依赖科技。而科技需要较长的供应链，乃至跨境合作来发展，国与国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而非竞争，显然更利于科技的发展。

“如果军事力量正不断变得具有竞争性——话语权取决于自身的军队实力和武器威力，那么经济力量是更有合作性的。如今，美国的实力更多是经济性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美国的这种经济实力也会被削减。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同样适应于科技，可能科技比经济还更具有合作性。”帕拉格的结论是：“像经济一样，科技不仅可以促进合作，它本身就是合作。”

这让我想到了区块链，这种技术是“科技本身就是合作”的最好例子，它的诞生和运行机制都是基于网络而进行的跨国界合作。问题是，科技很容易被用于坏的用途，却并不容易被用于好的用途。我们并不想展开一场宏大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哲学讨论。现实是，将其用于坏的用途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利益，用于好的用途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将一个商业模式试验成功。这一点上，区块链也是很好的例子，暗网、黑市支付和“炒币”远比智能合同流行。

听起来有点沮丧，但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努力。来看几个小故事。

2012年3月，当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以色列平面设计师罗尼·艾德（Ronny Edry）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他抱着小女儿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伊朗人，我们永远不会轰炸你们的国家，我们爱你们。”半夜醒来，罗尼忽然发现脸书的页面上有大量红色通知，打开一看，他更吃惊了：不仅有很多陌生的以色列人转发、留言，还有几名伊朗人给他留言。其中一名伊朗女孩跟他说，她看到这张照片后把电脑抱到家人面前，家人看到后全都哭了。震惊的罗尼把妻子叫来一起看这个帖子和留言，没想到妻子看到后也泪流满面。就这样，罗尼和妻子开始搜集并设计越来越多关于以色列人“我们爱伊朗”的图片，脸书上迅速成立了一个“以色列爱伊朗”的社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通过社交媒体开始连接，和平的呼声从线上到线下蔓延开来。

再之后，罗尼创立了“和平工厂”（Peace Factory），并通过脸书这个中东地区年轻人都在使用的社交工具来连接更多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和平工厂的网站上，罗尼说了这样一段话：“最大的问题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不了解也不信任对方，大部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伊朗人，甚至巴基斯坦人，而是只从新闻上看到过他们，但新闻永远都是坏消息，对方的样子永远是只知道杀戮的一群疯子。和平工厂的使命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把中东地区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地连接起来。”

在动乱的叙利亚，ICT4和平基金会（The ICT4Peace Foundation）发布了“天空的和平维护者”项目，使用一些原本用于军事轰炸的无人机来救助叙利亚的难民，为他们送去水、食物和药物。

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简称USIP）的总裁谢尔顿·伊梅法尔布（Sheldon Himelfarb）在2015年成立了和平科技实验室（Peace Tech Lab），他喜欢讲述自己在印度孟买遇到三个女孩的故事；这三个女孩大约都只有13岁，她们都来自达拉维贫民窟——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三个女孩在贫民窟里一起开发出了一款帮助女性应对暴力侵害的手机App，这款App可以让女孩在遭遇危险时一键发送自己的位置及求救信息给朋友和家人，是一款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应用。

游戏通常都是教人如何打架的，但一个叫作“和平游戏”（Games for Peace）的社区却在尝试用视频游戏让中东和世界其他处于冲突中的地区的青少年开始沟通与合作。这个社区的理念是，既然游戏能让人们在虚拟世界合作，它当然也可以用来让人们在现实世界变得更友好。

硅谷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完全支持这种观点，她在《游戏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3]的TED演讲中说道，全世界有大量游戏玩家，如果把他们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数会达到惊人的500万年！一个年轻人在21岁之前平均会花1万小时在游戏上，他们不仅舍得花时间和精力，还舍得花钱。而在这些游戏玩家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激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合作的能力。只要我们能把这么多游戏玩家改变虚拟世界的动力和行为转移到现实世界来，世界就会大不一样。简曾设计过一个游戏，要求玩家和团队成员合作，设计方案来解决目前我们面对的贫困、能源、安全、气候变暖等真实问题，结果她成功地通过游戏搜集到了大量有用的主意。简的想法是，下一步，我们甚至可以用游戏来设计未来，拯救世界。

还有当下非常热门的虚拟现实技术，最初被发明时是用于飞行员的虚拟培训，随着这项技术的硬件和软件逐渐成熟，创业公司和科研机构开始尝试用它增强人们的同理心——能更好地理解和信任他人，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合作——具体的应用案例可以是商业领域的客服培训，也可以是残疾人服务，还可以是沉浸式的新闻报道，这类事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如果问以上这些背景下的科技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可能不会立刻浮现，可在思索之后，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以“和平”为目标的。显然，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同的，有的是预警和阻止冲突，有的是尝试更好的沟通和理解彼此，有的则是推广深度广泛的合作……总之，当人们声称自己是某个“和平工厂”“和平基金”乃至“和平创新”时，他们所定义的和平可能是不一样的。

和平到底是什么？中国的《现代汉语字典》里给出的第一种解释是“没有战争的状态”，第二种解释是“温和”。第二种解释也可以理解为自我处于没有战争的状态吧。美国畅销的《韦氏词典》对和平的定义之一则是：“结束战争中处于敌对或互相仇视状态的条约或协议。”这确实也是和平最广为人知的意思。但是，两个素不相识也相安无事的邻居是处于和平中，而两个彼此互助互爱、互惠互利的邻居也是处于和平中。“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了“消极的和平”与“积极的和平”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尔通认为，不存在战争是一种消极的和平，现时代所要追求的应当是消除了结构性暴力的积极和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这种区分。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提出，积极的和平至少还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虽然存在积极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不稳定的、容易破碎的，且容易回到消极的和平乃至战争的状态中去。第二层则是积极、长期稳定的和平。它尤其存在于彼此之间存在深度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中。

和平层级图

所有之前提到的将科技用于和平的机构，它们称自己的目标是和平，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其中的差异只在于它们是在和平的不同区域内努力。比如，当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目标是“消除、减少或阻止战争与冲突”时，它其实主要是在“负数到0”的消极和平区域努力；当罗尼·艾德通过脸书建立“和平工厂”，让以色列和伊朗人能够连接起来，发出“我爱你们”这种信息，乃至引发和对方交朋友这种积极的互动行为时，这种努力更多是在“从0到1”的积极和平区域努力。因为，只有发生了积极的和平，只有我们了解和信任对方，和对方的积极互动越多，发生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才会越小。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则从一开始就将目标放到了创造和复制更多积极的和平，即人与人之间更积极的互动上。它是想要在“从0到1”，乃至从“1到2”的和平值上努力。它的名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斯坦福大学“积极和平”创新实验室。

和平科技不同领域案例图

对和平的理解和侧重点不同，将科技用于和平也随之有着不同的含义。2013—2015年期间，热衷于将科技用于和平研究的学界、业界领袖们，干脆在论文、研究报告和网站上直接将“将科技用于和平”（tech for peace）简称为“和平科技”（peace tech）。

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美国和平研究所在2015年成立的和平科技实验室是这样定义的：“和平科技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它将工程师、商业人士、研究冲突的专家和社会科学家聚集到一起，共同来设计、研发并扩散减少冲突的解决方案，努力创造和平。”[4]美国和平研究所认为，科技是可以动员和组织人们一起为和平创造对话空间，努力争取和平的一种工具。当科技被用于促进和平时，人们可以借助它更快地得出促进和平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借助它更快地扩散解决方案。因为科技能够迅速地连接不同地区的人们，所以人们可以通过科技来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在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关于实验室的简介：“和平科技实验室用科技、媒体和数据来减少暴力冲突，并增强和平建设者的努力成果。”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定义是：“和平科技，本质上是中介性技术——通过这个中介，我们可以增强与他人积极互动的能力。”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和平科技一般包含四个子要素：

第一，传感器，可以高精度地测量人们互动行为的设备（比如摄像头、麦克风以及GPS）。我们尤其强调测量的是两个或多个跨越不同群体属性的人们的互动行为，群体属性包括性别、收入、年龄、种族特点、国籍等。

第二，沟通技术，包括手机、蓝牙、Wi-Fi、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话线路、卫星通信网络等。

第三，计算，尤其是分布式的、基于云端的计算。

以上三个内容使得探测人际互动以及早期预警和干涉系统的建立成为可能。

第四，执行器。这个执行器的角色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设备，只要能够触发并协调人们的行动即可。

位于英国北爱尔兰的一家名为TranConn（意为“转变连接关系”，英语“Transformative Connections”的缩写）机构也志在促进和平以及积极的社会改变。2015年年底，TranConn的两位创始人奥尔纳·杨（Orna Young）和恩达·杨（Enda Young）在题为《分裂社会中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的报告中对和平科技是这样解释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创新和和平建设。和平科技这个术语结合了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与和平建设两者。它将个体、群体和社区都置于科技是如何被应用于和平的背景下。这个词并不是说科技会在群体或社区中有特定的影响，而是说科技就是群体或社区关系的一部分。”

为什么大家对和平科技的兴趣似乎都在2015年左右出现了呢？首先，和平科技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这里的科技指的是21世纪兴起的新媒体、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一共就十几年的历程。其次，这个领域的记录和研究工作常常是落后于实践的。而2015年左右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开始被人们热烈讨论的时候，也是研究者们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科技在和平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和潜力的时候。

2017年，由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和平科技：数字技术在和平建设上的有限空间》[5]

对科技如何影响和平与暴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整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学术梳理。这篇文章勾勒出了科技与和平的学术研究现状：

从学者们使用数据库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统计推断开始，技术已经在和平研究中运用了半个世纪。然而，直到数字革命、新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到来，我们才看到更多关于科技在和平研究与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讨论。政治和社会科学仅在过去10年才开始认真研究科技在局部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且这项工作通常是在风险或暴力框架下完成的，分析的多是科技将用于组织暴力而不是建设和平的可能性。

过去的10至15年间，人们使用科技来创造或促进和平的兴趣迅速激增，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跟对风险管理有兴趣的公司合作，建立了和平科技孵化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继建立以和平相关问题与科技为主题的研究中心，同时，很多与科技相关的活动以和平建设为主题而开展，两者的交集越来越多。

和平科技这个新兴的领域之所以会引起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我想，是因为这样一个共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和平科技想要讨论的，不是科技本身是好还是坏，能量强大与否，也不是谁来控制它，而是我们所有人该如何共同开发、指导和运用它，确保它带来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世界。

本书中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的定义，结合了美国和平研究所以及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定义：和平科技，意味着通过科技的设计和使用来避免或最小化冲突，或在此基础上通过科技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能力。

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在后续章节的叙述中，我之所以将重心放在后者，即如何用科技测量和增强积极的和平，是因为赞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逻辑，那也是“和平工厂”和“TranConn”的逻辑：只有人们之间积极的互动越来越多，战争和暴力发生的几率才会越来越小。正如消灭黑暗最好的办法，是点燃一支蜡烛。不管烛光多么微弱，它都会给处于黑暗和寒冷中的人们送去最为渴求的光明、温暖和希望。

和平科技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和理想，一种使用科技的集体善意，它已经被明确地称为“一个全新的产业”。就避免或最小化冲突与伤害而言，和平科技好比数字安全产业是当今科技产生的新产业一样，它既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安全，也应该积极介入和承担起保护我们的责任来。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的和平科技孵化器，就是为了寻找和激励该领域的创新者而成立的。

除却和平科技在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上的突出表现，它在经济上的潜能和空间也是无限的。而那些将科技与和平结合在一起的实践者之所以能在无意中改写了许多行业的命运，开创了许多未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对科技的觉知和心中的善意。就好像Ushahidi一样，它的开发起源于人们想要帮助彼此的愿望。而后，由于它的开源和众包性质，它不仅被用于肯尼亚的暴力预警，还逐渐被推广到别的国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用于追踪暴力事件；在印度和墨西哥监督投票地点，预防投票者作弊；还在东非数国监测重要药品的供应量。

另外，虽然本书关于和平以及和平科技的讨论来自学术界的研究，但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想要做的也不仅是对于“和平科技”这个词关于定义上的讨论与辨析。恰恰相反，本书想要把这个出现在学术研究界的新词推向普罗大众，就好像科技已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和平科技也到了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

第二节　和平科技三原则

千百年来，人们需要信仰，是因为人们需要魔力，需要奇迹，需要那份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可思议。如今，在硅谷和很多其他地方，科技就是人们的信仰，就是上帝。但是，科技的魔法通常是伴随着资本和商业模式而诞生的，尤其是当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商业价值的时候，这份魔法就容易失控。

以2018年上半年的几则新闻为例。2018年3月，因脸书的大量用户数据信息疑被第三方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用来操纵美国大选，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像个小学生一样在华盛顿参加直播听证会，该事件引发了硅谷数据隐私和伦理的又一轮讨论热潮。4月，今日头条因传播的信息质量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以红色背景发出《致歉和反思》。5月，空姐李明珠使用滴滴顺风车惨遭杀害，滴滴公司悬赏100万元捉拿凶手，称“万分悲痛与愧疚”。滴滴顺风车的用户评价功能随即引起了争议，后来滴滴公司下线。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方新闻，对关注科技与和平的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科技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早已不再是空洞的词汇，它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了要用失去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来提醒众人的地步。

李明珠一案，让我想到了2017年采访优步硅谷团队中研究如何测量和设计信任系统的社会科学家帕罗·帕理基（Paolo Parigi）的话：“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平台不仅是商品服务平台，它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交平台，它能够允许陌生的人们相遇，这件事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评价系统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帕维兹·卡玛（Parves Kama）和吉姆·Q.陈（Jim Q.Chen）在2016年一篇关于共享经济的文章里也给出这样的结论：人身安全依然是共享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共享经济需要加强背景信息的调查并增加额外的安全措施，比如安全验证以及人身保险。可悲的是，我们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

这些科技公司的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在致歉文中说：“我是工程师出身，创业的初心是希望做一款产品，方便全世界用户互动和交流。过去几年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企业的增长上，却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补上我们在平台监管、企业社会责任上欠下的功课……”我想，这段文字脸书和滴滴顺风车如果要照抄也是说得过去的。这是因为科技公司为了生存和强大，以“科技和商业价值”为主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所创造的平台的能量早已超越了商业领域这个事实。

科技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失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全球狂热追逐科技创新的浪潮下，我们关注的一直都是如何设计出一个有颠覆性的科技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对我们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尤其在多数人对科技都非常乐观的硅谷，那些在高级办公楼里穿梭着、在设计第一线工作的工程师们，很多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皮埃罗开玩笑说，要是有一个订单要求这些工程师们为希特勒设计一个更智能的手枪，他们也照做不误。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直言，她加入实验室做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想让世人在追逐科技的道路上，时不时也能够停下来，想一想”。

但我们根本停不下来，原因之一是，在我们对科技的发明者和设计者——程序员的教育中，科技伦理的部分就是缺失的。很现实的因素是，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们仅学习专业知识就已经课程繁重了，或者很早就琢磨着如何开发产品了，哪里有时间来关心伦理和影响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呢？

“科技+商业价值+科技伦理+社会责任”的逻辑要成为科创公司的主流思想是需要时间的，也注定要世人为此付出代价。很多时候，科技产品的创造者对自己到底创造出了什么，是很难真正觉察的，或者，当他们觉察到危险时往往也为时已晚。

这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比人类曾经为了经济发展而有意无意毁坏生态环境的危机更甚。因为生态环境的毁坏是看得见、嗅得出的，也是可以通过人力修复的。而科技产品的负面影响，带来的毁坏力是看不见的，也几乎是无法修复的。

这种潜在危机更在于，全球被资本追捧的那些年轻的科创公司创始人还没有意识到，将对科技产品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研究、考量谨慎地纳入企业产品设计的源头，不仅是一种理想和情怀，还是科技企业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标配”。

正如以往我们为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污染一样，如今我们也为了经济发展有意无意忽视了科技进步背后的负面影响。一个健康的科技社会必将要求科技进步与其负面社会影响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正如脸书数据丑闻危机之后，多因素验证、生物识别技术、区块链数字身份在内的多种数字身份保护技术会引起更多关注一样，能够掌握和运用和平科技、能促进积极和平的科技企业才能走得更为长远。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甚至提出，下一个引领社会变革的将是“和平科技产业”。

以人工智能来说，2017年，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内不少媒体和专家也都发出了类似“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在有关法律、标准或准则的范畴内展开，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6]这样的声音。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

要发展和平科技，或想要让某种科技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至少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第一，不作恶。不将科技用于欺骗、伤害乃至暴力冲突。

第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危机预测与防范机制，能够在科技被用于非和平的用途后第一时间启动保护方案。

第三，主动将科技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第一和第二条原则是发展和平科技的基础，而第三条原则意味着更强大的企业竞争力，因为企业内部更多的积极人际互动意味着更好的团队沟通、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

是的，成为和发展和平科技不是让企业去做公益，而是让企业变得更强大，不管是内在的企业精神还是外在的企业营收数字。

“和平科技三原则”背后始终应是这样的信念：要保证消极的和平，更要努力追求积极的和平。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我们想要的不仅是消除冲突与战争，更要消除冷漠。我们需要更多的微笑，更多的信任、合作，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强烈的连接感和快乐体验。

追求积极和平和追求消极和平的差别，就好像研究如何保持健康和研究如何消灭疾病之间的差别一样。全球医学界已经完成了这种认知上的进化：以前我们是就疾病研究疾病，探讨如何治愈和减少疾病，但最近的医学理念却是研究如何维护和保持健康，研究的重心从“治已病”转移到了“治未病”上。

冲突和战争就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疾病”，对已经发生的苦难，即便最终得以遏制和治愈，过程中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无法修复的。想要研究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积极和平，实质上就是在研究如何维护社会的健康。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不容易得病，即便得病了也能更快治愈，健康的体魄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幸福一样，积极的和平对一个社会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积极的和平是经济腾飞最关键的一个“软实力”，只不过它就像纯净的空气和水一样，只有当我们失去它时才知道它的珍贵。2017年10月，硅谷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简称IEP）在积极和平全球会议上发布了全球首份《积极和平报告》（Positive Peace 2018），其中涵盖了全球163个国家的“积极和平指数”，那些拥有高数值的国家无一例外有着繁荣的经济。

创新力的蓬发、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等精神文明的绽放和扬升都依赖于积极的和平这个基础。

对一个城市来说，在这股全球建设智能城市的浪潮里，我们需要和平科技，因为城市不应该是一个炫酷却冰冷的高科技迷宫，而应该是一个真正服务于人们发展和情感需要的居所。我们在建设智能城市时应该对所设计和使用的科技有着充分的觉知：它们是否能够促进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这不仅关乎这座城市能否成为一座“人的城市”而不是“机器的城市”，还关乎这座城市能否长期保持系统性健康和活力，持续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对政府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对待和使用科技的一种新的判断标尺：更多地将科技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纳入考量范围，而不是仅考虑其经济价值。

和平科技对政府还意味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将科技作为一种积极的解决手段引入。现在，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环境问题等都牵扯到各方群体利益，情况异常复杂。既然人类相信科技无所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用科技来培养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信任而不是冷漠和戒备，用科技来促进更多愉快的合作，而不是不同群体间的隔膜和伤害。

对每一个普通用户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在使用科技时，对自己和他人承担起责任来，怀着一份警觉，更怀着一份善意来使用科技。

幸运的是，和平科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有极大的突破：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允许人们尝试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在测量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利用科技设计干预措施，以减少人们之间消极的互动，并增加积极的互动。

第三节　从麦克卢汉到说服科技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测量和平的故事是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开始的。相信对媒介和传播理论有所了解的读者都非常熟悉他的大名。这位天才媒介理论家和思想家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世界还被报纸、广播和电视主导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媒介即信息[7]”这样禅语般深刻而简洁的警示。

我们以为媒介传播的内容才是信息，麦克卢汉告诉我们，非也。媒介或任何新技术都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载体、一个形式，而是对人自身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行动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有深刻影响的“信息”本身，因为新技术在我们的感知、思考与行为上引入了新的尺度或模式。就好像在图书和报纸盛行的印刷时代，人们的思维、行为特点与电视时代不同，而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也跟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相去甚远。对麦克卢汉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正如世人对他的评价：“他那20世纪60年代读不懂的天书，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到了90年代末（互联网时代来临），都清晰明了了。”更不要说2019年的今天，让我们理解智能手机就是每个人的延伸，本身就直接改变并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商业、政治和社会，实在更加浅显易懂，也更加印证了这位大师的洞察力是如何超前和具有生命力。

总之，麦克卢汉让我们惊觉，人类发明科技，然后科技再重塑我们。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科技的发明者和设计者，到头来，却发现我们手中的工具才是我们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最伟大的设计师。

沿着麦克卢汉的脚步，在他所没有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来临后，在观察新媒介的出现如何具体重塑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上，斯坦福大学教授拜伦·里夫斯（Byron Reeves）和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经过大量实验，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媒介方程式》（The Media Equation）一书中提出，人们对待计算机和计算机呈现出的时空和人们对待现实世界里真正的人或地方的方式是一样的。计算机不同于一个锤子或一张桌子的地方在于，它具有“社交参与性”，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和它们建立社交关系。比如，人们会有礼貌地对待计算机，而且对待有男士声音的计算机和有女士声音的计算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两位作者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大脑的进化速度跟不上科技进化的速度有关。而且，“进化太快”的科技实际上在引导人们用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行动，大多数因为跟新媒介互动而产生的新行为完全是集体无意识的。

拜伦·里夫斯和克利福德·纳斯的学生B.J.福格（B.J.Fogg）进一步探究了计算机如何带来人们行动上的改变，比如，在《人们如何回应计算机：一个证明行为改变的实验》一文中，他通过实验得出，人们倾向于给一个帮助过自己的电脑提供帮助，而不是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电脑，而且，人们在“老朋友”电脑前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质量更高，心情也更愉快，在陌生电脑前则相反。

大量实验结果证明，我们无意识中将电脑当作真正的人来社交和互动，实际赋予了这些科技能够像我们周围频繁互动的家人和朋友一样影响并改变我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一直以来只存在于人类之间，比如，孩子总是不自觉地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极大；某个行为在朋友之间的扩散尤其快，因为当我们将一种新行为展示给朋友时，我们实际上在施加影响，仿佛在说：“看，你也可以这样做。”当科技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原来的家人、朋友被计算机一点点取代后，我们会发现，科技能高效且高能地影响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是建立新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对科技的指示简直是“有令必从”。比如，我们会在手机铃声响了之后马上有接电话的行为，我们会在微信或脸书的新评论通知标志出现后点开回应，我们会乖乖地听从一款App（不管是谷歌地图还是滴滴打车）的指示，按照它的要求来一步步行动……

拜伦·里夫斯和克利福德·纳斯观察到，与科技改变人的这种魔力相比，我们想要改变自己或周围的人的行为却是非常困难的，哪怕只是改变一个极其微小的习惯。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与状态——今天我的爸爸想要让我跟他一起跑步，也许我心情好，就随他一起去了。明天他再让我去，我感觉有点累，就不想跟他去。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爸爸看到我的状态比较差，主动提出我们今天不跑步了。而且由于我们对变化性和多样性的天然需求，我们很有可能今天跑这条路线，过几天又尝试新的路线。这就会造成“我和爸爸一起跑步”这个行为的各种不稳定性。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非常善于捕捉周围人的变化并建立一个“社交过滤器”，我们能迅速判断新情况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我们和机器社交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器没有这些情绪和状态的多样性变化，它每次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每次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条直线。我们跟机器的某项互动体验可能非常差，感觉很糟糕，比如每次都要求你输入邮箱和密码，点击某个按钮，额外多花费你10秒钟。但是，由于这种糟糕的体验每次都一模一样，你绝对不会期待或试图期待它有改变，你在第一次跟它互动时就已经一边抱怨，一边接受了这种糟糕的互动方式。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和机器设计者的初衷一样，一次次重复这种互动行为，直到它变成你的某项习惯。

结论是，我们无意识地把机器当成真正的社交角色互动，但又在跟它们的互动中自动关闭了我们跟真人互动时的“社交过滤器”，摒除了我们跟人互动时会有的各种评判、期待、情绪变化等。我们绝不可能轻易接受一个新的恋人的各种奇怪行为，但我们无一例外会在第一次跟一个科技产品互动时就全盘接受它，甚至乖乖按照它的指示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科技寄身的各种机器等于在我们的认知和潜意识上开了一扇“后门”，它可以通过这扇门直接“训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很快变得十分听话。

过去几年，科技进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从互联网时代进化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此皮埃罗经常提到的观点却是：“我担心的不是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是人都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而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却已经在发生了。”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科技里，而科技在“训练”人这一点上是成效显著的。

问题是，科技在“训练”人之前并没有也不需要请示我们：“这种新的行为是你想要的吗？是能让你和周围的人更愉快的吗？是对整个社会更好还是更坏？”由于人类对这种训练毫无戒备，当大规模被科技训练的负面影响出现时，人们想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却往往已无能为力。

998年，B.J.福格在斯坦福建立了说服科技实验室（Persuasive Tech Lab）[8]。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不断进化的科技一直在用我们不可预测的方式重塑人们的行为，我们是否能够在发明这些科技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它们设计成可以带来我们想要的行为的科技呢？是否能够让科技的训练行为和影响在我们的主动掌控之中而非目前的“失控”状态下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果我们不主动重新设计科技，科技就会以我们不想要的甚至很危险的方式重新设计我们。

在B.J.福格2002年出版的《说服科技：用电脑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Persuasive Techuelogy Using Computers to Change What We Think and Do）一书中，他将说服科技解释为：“它可以被广泛定义为凡是设计成通过说服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胁迫）来改变用户想法和行为的科技，这种科技一般被用于销售、外交、政治、宗教、军事训练、公众健康和管理，而且有潜力被用于人与人或人机互动的任何领域。”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浏览网页时出现的定制化广告，习惯了亚马逊和淘宝用大数据推荐“你可能还感兴趣”的系列物品清单，这大概是说服科技最直白的应用。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式发现了计算机可以用可预测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为，福格的洞察力无疑是超前的。

说服科技中的“说服”这个词用得极其传神，我们从来都以为只有人才能说服另一个人，让其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想法和行为。现在却发现科技在说服人，甚至在说服一群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上都做得比人类更好，因此用“说服”这个属性来标志科技再好不过了。福格的博士论文《魅力超凡的计算机》（Charismatic Computers）。“魅力超凡”这个词也是用得极好的，试问谁能说服2018年的中国人每天早上乘地铁时做的同一件事都是看手机？谁能说服中国多个城市的居民习惯性地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不是现金？谁能同时说服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司机来和不认识的陌生人共享自己的车、自己的房？谁能同时说服全球多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脸书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科技“说服”我们的能力，确实已经强大到让我们怀疑它跟“超凡”有关。

提到脸书，在其平台上5000万用户数据信息被第三方公司用于操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丑闻，也是说服科技一个“成功”的应用，只不过这是我们纵容科技来施展说服魔力的一个恶果。正如福格在提出说服科技的理念时强调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设计科技来帮助人，很多人就会发明设计出新科技来说服我们做一些我们没有必要做、其实也不想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想让我们做那些事，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赚钱或谋取其他利益。

说服科技的概念在提出后，很快就蔓延到全球的研究、设计领域。关于它的研究一直围绕着说服科技如何设计，人们的行为如何改变，尤其是如何让说服科技真正帮助人类，比如让一个学生自律、高效地完成作业，让一个白领养成按时锻炼的好习惯。

2009年，福格在《说服式设计的行为模型》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他自设的行为设计模型——行为是三个要素的产品：动机、能力和触发器。要想一个人去做一个特定的行为，这个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的动力；第二，有足够的能力；第三，被特定的触发器“激活”来做这件事。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特定的行为才会发生。福格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和设计说服科技，比如，当一个科技产品设计出来却没有被人们采用，那按照他的行为模型，一定是该产品在设计的时候缺少了对用户的动机、能力或触发器三要素之一的考虑。

就在福格将行为模式理论与说服科技结合起来，不断尝试发明或使用某项科技来说服人们进行某个新的细小而具体的行为改变时，和平这个宏大的概念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马克在我刚进入实验室访学的第一个星期，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跟我和皮埃罗聊天，其实是一边喝茶一边接受我的提问。他提到福格时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网站上有他的照片和介绍，因为和平创新的想法实际上是他提出的。”

那是在2006年，福格在斯坦福新开授了一堂以和平创新为主题的课程。福格事后认为这是非常失败的一堂课，因为他和学生光是讨论和平的定义就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更别提讨论要怎么在和平上做点创新了。

沮丧的福格在第二次即将开课前决定，除非有人能够测量和平，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开这样的课程了。因为不管和平是什么，如果没有办法测量它，我们又怎么设计干预措施来增加它呢？于是，福格给许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硅谷的企业朋友群发了一封邮件，问问大家谁知道怎么测量和平。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碰巧是邮件的接收者之一，她当时是一名硅谷投资人，喜欢帮助那些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创业者，而马克碰巧当时在做这样的创业企业。玛格丽特之前跟马克聊过天，知道他做过一个非常接近测量和平的项目。

在一连串的机缘巧合之下，马克被福格邀请到新一期“和平创新”课堂上演讲。再之后，马克迷上了用科技测量并促进和平这个想法，于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在2009年诞生了。

2017年，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第一次发给我的实验室介绍里，他们是这样描述和平创新的：“和平创新是福格多年研究的说服科技和行为设计的一个具体应用领域，它的第一个宗旨是测量人们跨越不同群体属性的互动行为的数量、质量和效果；第二个宗旨是设计特定的说服科技对人们的互动行为进行干预，达到增加人们彼此之间的积极行为，减少人们之间的消极行为，促进积极和平的目的。”

以上表述可能听起来过于学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口述版本是这样的：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也将是科技的一个全新的用途。在对“和平”这个词的定义上，我并不声称我们实验室的定义就是正确的或者最好的，我们可以一直讨论下去。我认为，积极的和平至少还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积极但不稳定的和平，它是容易破碎且容易回到消极和平乃至战争的状态中去的。第二层则是积极、稳定、可扩散的和平。到达这个阶段后，双方互动的性质会一直保持良性，也会因此创造出幸福和繁荣。探究积极和平的深度，其实就是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

马克的话也可以解释成：和平和战争说的是两个人或两个群体的互动性质。暂以两个陌生人为例，如果两人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相遇，冲突和矛盾不断，乃至非要大打出手，这种互动就是战争。如果两个人不打架了，但是彼此拉黑了对方，不再有任何往来，这属于零互动，比战争有所进步，这可以称为消极的和平。但是，如果恰巧A是漂亮的女孩，B是帅气的男孩，两个人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相识，后面的互动却演变得像一场偶像剧，变成了恋人，互动的性质越来越积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越来越好，积极的和平就发生了。但是，成为恋人后有两种可能：不久后分手了，那么两个人的互动就是积极但不稳定的和平；假如这两个人做了恋人后不久就结婚了，且多年来一直都保持恩爱，互相欣赏，互相扶持，那么他们的互动就升级成了积极且稳定的和平。

从消极的和平到积极的和平，两个人从没有互动到产生互动，再到互动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们发现中间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意识、注意力、沟通、协调、合作，即首先要让两个人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其次要让两个人对彼此有兴趣，愿意把注意力放到对方身上，接下来要让两人有沟通，再然后两人协调各自的需求，成为朋友、恋人或商业伙伴，而最后就是某项合作的达成。和平的互动框架图，如下：

和平的互动框架图

我们如今的时代让我们有能力测量关于和平的这些互动行为，这种测量能力意味着，我们将可以设计科技来测量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

当我们谈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时，我们说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假设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却碰巧走进同一家餐馆，那么这两个人会有眼神交流吗？彼此的面部表情能够代表他们之间的友善程度吗？或者是两人间会出现短暂的语言、肢体交流吗？

我对这些细小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可以将大量的传感器置于人们所在的环境中，以及置于人身上，来收集并分析人们是否做这些细小行为的数据。我们测量到的行为的精细程度，依赖于传感器的精确程度。这在技术实验上是可行的，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对人的面部表情做实时的捕捉和分析。

我尤其对不同群体属性的人们之间的这些细小互动行为感兴趣。因为人们的大脑几乎是天然地将这个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区分的标准就是群体属性，比如性别——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比如年龄——年轻人和老年人；比如职业——教授与清洁工；比如信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每当一个群体标签出现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就出现了。而当每一个群体标签被特写出来的时候，对立乃至冲突就出现了。

我们能够测量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互动情况，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设计各种各样的干预，让这些互动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对和平创新实验室来说，我们可以设计干预措施，把原来处于冲突或消极和平中的人们向积极和平，即良好的沟通和合作的方向上引导。通过合作，双方可以创造更多价值，包括互惠互利的经济价值。

比如，很多人声称他们对某段关系有“强烈的直觉”。但是，所有那些结婚又离婚的人们很可能建议你：不要相信直觉。他们中很多人在结婚前都有那种“这就是我的一生所爱，我一定会非常幸福”的感觉，结果，后来他们发现结婚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足够的实验样本来证明，到底什么类型的互动模式会让我们得到想要的积极结果，而什么互动模式很可能会带来我们避之不及的伤害。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这样的实验。我们可以多年追踪特定人群的互动情况，不管是公司上级和下属，还是夫妻、朋友，研究他们的互动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教会甚至只是启发一些人有效避免互动关系走向破裂或彼此伤害，或者能教会或启发一些人拥有更积极愉悦的互动关系，那么这样的智慧都将是给全人类的一份礼物。

测量社交互动情况的第一个实验其实完全出于偶然。我一生都对如何帮助贫困国家的人民有兴趣，也花了很多时间做人道主义志愿者。2005年，我当时在为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地平线基金会（Horizon foundation）做项目，试图改善东华盛顿的一个贫困区。我们尝试了很多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创造一种社区货币，这种货币只能在这个特定的社区里使用，使用方式非常简单：给对方发送一条手机短信就可以转账社区货币，我们专门在银行里放了钱来支持和鼓励人们使用这种便捷的社区货币。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数据出现了。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看到这个社区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我们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地平线基金会几乎是偶然地提出，你们能追踪分析出这种新的交易方式对社区里的不同族群的影响吗？这个社区的美国原住民比较少，大部分是墨西哥裔或是西班牙裔人，还有美国中部来的白人，这些群体属性将这个社区分成了几个部分。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将交易数据跟人们的群体属性联系起来分析。之后，我们又将不同群体间的交易数据的增加和减少跟当地报纸上的暴力事件联系起来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

整个实验和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数据样本的局限性，我们很难说发现了什么特别的规律。但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隐约觉得一种新的测量和平的方式诞生了：用计算机和大数据来分析人们的互动情况，尤其是跟人们的群体属性联系起来分析。

也是因为这个失败的实验，我接到了斯坦福说服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福格的邀请，在他的和平创新课堂上进行演讲。

在这个课堂上，接触并深入学习说服科技后，我对自己说：天哪，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皇帝或宗教人物能像今天的科技一样改变人们的行为，并且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的！而且科技如此的大众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决定发明一种科技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如果想要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互动行为，那么还有什么比当今科技更强大的工具呢？

说服科技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所有的科技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上有魔法般的说服能力。问题是，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如果我用两小时来使一种新科技说服我做新行为，意味着我原来用那两个小时做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一旦晚餐后我开始玩电子游戏或玩手机，就意味着原来晚餐后我散步的时间没有了，帮忙做家务或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这些变化的发生往往都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

如今很多科技产品都是免费的，但是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某样产品是免费的，那你就是产品。”脸书可以免费使用，因为它是靠收集用户的数据以及改变用户的行为来赚钱的，它可以成功地让用户买它想让人买的东西，它可以把客户的需求信息发送给广告商，更多时候，它还可以成功地让用户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其他“免费”的科技服务也都是这样的。这些科技的设计者对用户想要什么、什么对用户的生活更有帮助不感兴趣，它们只关注用户的哪些行为可以带来利益。

反之，福格想要设计科技来让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行为，让人们通过科技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于是，我对用科技来设计并促进和平这个主意着迷了。2008年和平创新小组发展成和平创新实验室。2009年年底，我们跟脸书开始了第一项名为“PeaceDot”的实验（详情见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网https：//peaceinnovation.stanford.edu/projects/peacedot/），尝试用我在华盛顿那个实验里偶然发现的方式来测量和平。

在这项合作里，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学者测量和平其实是在测量战争，因为他们都是在收集冲突和犯罪的数据，而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直接地测量和平，可以直接测量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数量和质量，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拥有大数据带来的改变：我们可以设计干预措施来影响人们的互动情况，我们还可以测试这些干预措施，评估它们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这种测试和评估干预措施的能力对加速完善设计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至此，我可以回答什么是和平创新了。和平创新的过程，就是（在测量互动的基础上）快速设计一个用科技增加人们积极互动的干预措施的过程，设计后要迅速测试它是否发挥作用，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应该用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方式进行，要多个小组同时设计，设计的结果在各个小组之间可以对比和协调。

一旦我们在和平创新的过程中定位了一种积极的行为，一种我们希望人们可以跨越不同的群体属性来做的积极的行为，一种跨越宗教、民族、文化、年龄等所有的群体“界限”来做的积极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能够增加这种行为的科技。这就是我们近10年来所做一切的基础。

我也可以回答什么是和平科技了。和平科技并不只包括为了促进和平而设计的科技，也包括那些已经存在的、有意无意中促进了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科技。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它们当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当它们让全球各地的陌生人可以轻松地跨过民族、宗教、职业和年龄等各种群体属性，产生共享一辆车和一所房子的积极互动行为之时，它们也是和平科技。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解释的“和平创新”是这样的：

在帕罗奥图（Palo Alto），大家早已经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大家已经忘记了在一个炸弹和手枪横行的地方，科研和创业都是不可能的。

硅谷是一个全球少有的繁荣之地，因为在这里有着很高程度的合作和共享，这里的人们会很自然、很乐意地与他人分享想法，想要聚在一起来创造出点什么。我们可以坚持不懈地合作做一件事，并推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该如何将这些模式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复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科技和商业？我认为复制硅谷创造力和经济奇迹的前提是先复制一个和它一样的、长期稳定的、人们愿意积极合作并创新的环境。

对我来说，如何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来合作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是世界性难题，和平是这个难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比如，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才能解决的世界性问题，我们需要全球智力和政府等资源来一起改善气候变化。合作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要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我们需要足够多的人力进行持续合作，并达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多少都会处于失衡的状态，不管是个人还是身处的群体，都有那么多的冲突和内在矛盾，这些成为我们前行的阻力，使得我们处于消极的和平甚至冲突的状态，导致我们什么都完成不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阻力不存在或者日益减少，必须想办法把人们从消极的互动模式上转移到积极的互动模式上。

我加入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原因就是想要弄明白如何创造出空间来，让人们可以说“嗯，我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并且有效地提出解决方案”。而没有什么比科技更能让人们大规模且快速地改变行为，这种行为里当然可以包括愉悦的合作行为。和平科技就是一种可以让人们更轻松实现合作的科技。

从公司和商业角度来说，和平与积极的互动真正意味着我要如何保证顾客在跟我的品牌互动时，得到的是积极、愉悦的体验，是他们愿意花更多钱来保持的体验。在使用科技设计的同时并加强这种积极的互动，这就是商业化的和平科技。

政府也应该关注和平科技，因为它能够使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处于积极愉悦的状态中。当政府不断创造并强化这种与公民之间的愉悦体验后，民众会自发地支持政府，比如交税，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将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帮助与回报。当民众一直得到尊重和友好的对待后，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也将随之提高；反之，如果一个城市或社会的政府与市民之间信任度很低，那任何需要双方的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情都会变得艰难。

第四节　说服一个冥想者

第一次跟练习冥想的朋友说起“用科技测量并增加积极的和平”这个主意时，他的反应是，和平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冲突和战争先从一个人的内在升起，才会显现在外。想要更多的和平，也应该从心而求。

我这个热爱冥想的朋友不仅对和平应该从心上下功夫很执着，也对科技在其中的角色颇为质疑，在他看来，科技对冥想者完全属于“干扰”，这也是很多修行者需要一个原始山洞的原因。

和这位持反对意见的朋友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和平科技并没有完全被大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对其可行性进行扩散传播：用科技促进和平是可行的，科技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

首先，科技已经被用于帮助取得心的和平或内在的和平了。近年来在硅谷兴起的“意识黑客”（Consciousness Hacking）声称想要利用科技来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进入更高的意识状态。米奇·西格尔（Mikey Siegel）自称是一名意识技术专家，也是意识黑客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跟我说，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科技+冥想”，在冥想中加入了传感器、电脑屏幕和闪亮好玩的灯光与音乐。比如，人们可以一边在打坐中观察自己的呼吸，一边在屏幕上直接看到自己的心跳曲线是如何跟其他冥想者慢慢同步的；又或者，每次新加入者的呼吸变得深长宁静后，都会有一盏灯自动亮起。通过这种好玩的方式来鼓励人们不断玩冥想这个游戏，从而体验到冥想带来的宁静和快乐。虽然这种把音乐和灯光加入冥想的方式对资深的冥想者可能完全是一种干扰，但对初学者和儿童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而且，米奇做的不仅只是用科技玩冥想游戏，他更多是用科技研究和呈现冥想中人的大脑和意识到底发生了什么。

福格的说服科技实验室除了孕育出和平创新实验室，想要利用科技的说服特性来帮助人们取得更多的积极互动，促进积极和平的增长外，还孵化出了另一个想要利用科技的说服特性来帮助人们保持放松状态、减少压力和愤怒的流派：平静科技（Calm technology）。身为该流派成员的乔纳森·帕利（Jonathan Palley）在硅谷创立了Spire公司，该公司推出了一款小巧的可穿戴设备，可实时监测一个人的呼吸、睡眠和运动数据，然后在云端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在用户手机上实时给出有利于用户平静身心的建议。比如，当设备监测到用户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而紧张时，在确定用户没有心脏疾病的前提下，会马上给出类似于“监测到您的呼吸异常，请先做几个深呼吸调整一下吧”这样的建议。虽然最后发现购买产品的大多数人都是想要保持健康，而不是保持平静祥和的消费者，但也有用户声称自己拥有难改的暴脾气，终于找到了一款可以24小时提醒自己“又生气了，需要暂停一下”的产品。

其次，也是这位朋友的第二点反对意见：使用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但行为的和平不等于心的和平，不是根本上的和平。

我们素来以为，人的行为改变遵从“信念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改变”这样的逻辑。主张和平应该从心而求，正是遵从的这个逻辑。这也是很多宗教信仰使用的逻辑。在谈到使用科技求和平时，他们使用的概念常常是“心的和平”，并认为科技所帮助人们取得的外在的和平无论如何都不是根本上的和平。

现在，和平科技想要做的事情却完全是相反的逻辑，它一开始就定位于行为改变。马克谈的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不管是一个微笑，还是签订一份合作协议，都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行为上。

“行为改变—态度改变—信念改变”这个反向逻辑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它一直都是人们寻求和平的方法。2002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Kids4Peace项目是一项在青少年中播种和平种子的全球运动，其中有一项夏令营活动，将一些以色列儿童和巴基斯坦的儿童组织在一起活动，让他们一起在草地上玩游戏，一起吃饭。在以色列，要让这些“互为邻居”的孩子以这种形式碰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不少孩子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跟“一个以色列或巴基斯坦的孩子说过话”，然而，在一个月的夏令营后，这些孩子们开始变成朋友，开始跟家长说“原来他们跟我有这么多共同点”。

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一样。斯坦福大学知名的生物学家、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提出，当你迫使他们做出行为上的改变，他们的态度都会受到影响，最终他们的信念也会变化。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运动后，美国的餐厅、公共汽车逐渐取消了种族隔离规定，美国政府后来也开始第一次聘请黑人做警察。媒体发现，一旦将黑人警察和白人警察放在一起工作，白人警察对这些黑人的态度都迅速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一起执行任务，这样的行为会马上让白人警察意识到身边这个黑人同事不是“某个黑人”，而是那个可能是在危险情境下拯救自己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总是靠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力量来迫使人们改变行为，这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行不通。但科技却可以让人们自发而轻松地发生行为的改变，这正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想要做的。

我朋友的第三个反对意见，也是很普遍的一个观点：改变人的信念最有力的是宗教或哲学，自古至今，这两者都是散播和平最可靠的工具，科技何时能教导人从善如流呢？

罗伯特·萨波斯基在《行为：最好和最坏的人类生物学》（Behave：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一书中，对导致人们从冲突转变为合作的身心机制是什么进行了分析，他在该书的“我们与他们”章节中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人类的基因设计让我们天生倾向于将群体分为“我们”和“他们”，这是导致战争与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罗伯特·萨波斯基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战争与和平”里，罗伯特说，宗教在关于和平的话题上是绕不过去的，它们一方面都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历史上无数战争都是因宗教而起，因为所有宗教都天然地将人们分为“我们”和“他们”。

放之四海，我们很难说服全世界都信仰孔夫子或耶稣，却能让全世界都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科技与社会心理学、生物学、行为学结合起来，可能比宗教或哲学更有力量。

“哦，我不怎么研究科技，我是研究猴子的。”我在一家咖啡馆里问他科技该如何促进和平时，罗伯特耸下肩说。罗伯特留着浓密的胡子和长头发，看起来更像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玩摇滚的嬉皮士。

罗伯特认为，“我们与他们”的基因设计对将冲突转化为和平的尝试来说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经过多年的生物学研究后，他得出了结论：人们在群体中与其他人合作的方式跟大部分其他物种非常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人们不停地改变到底谁才算是“我们”。昨天的敌人，昨天的“他们”，今天可能就成了“我们”，成了同一阵营的朋友，这种改变甚至在几分钟内就会发生。不过，正是因为我们能改变，人们从冲突变为合作，从战争走向和平就有了希望。

罗伯特的建议是，科技要帮助人们把群体看成“个人”，而不是“我们”或“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不需要来定义谁是“我们”或“他们”，而可以尝试把抽象的群体看成具体的个人，这背后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他以一个有趣的实验为例。第一个实验里，实验者向不同的观众以1/12秒的速度展示各种各样的人脸图片。结果发现，即便是这么快的速度，在黑人的图片出现时，很多观众大脑里的杏仁体瞬间就被激活了。杏仁体是人产生、识别、调节情绪以及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即愤怒、焦躁、惊恐等情绪都是由它来指挥的，它被激活是因为大脑在看到图片时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是一张跟我不同的脸，这张脸令人害怕，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不管这位观众承认还是不承认，当他的杏仁体活跃时，他就是有种族歧视的。这是因为人的生物机制将大脑思维定式设计为“和我一样的人是安全的，和我不同的人是可疑的”。

在第二个实验里，给同样的观众展示同样的人脸图片，但是实验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请回答这些人里谁喜欢吃苹果？谁喜欢吃苹果？这是什么问题？这重要吗？结果却是，所有观众的杏仁体都没有被激活。这是因为，这些观众开始了想象，他们不自觉地在脑子里想象这些图片上的人走进餐厅或超市，或躺在家里的沙发上吃苹果的样子。当他们这样想的时候，他们就把一个“跟自己不同的人”、一个属于“他们”的人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吃苹果的人。谁会愿意跟一个只是单纯喜欢吃苹果的人发生冲突呢？

罗伯特还讲了一名美国空军士兵的故事。这位士兵奉命多日监视一名恐怖分子的活动，除了少有的情报资料外，他监视到更多的是这位敌人每天如何和妻子、孩子们一起吃饭，如何拥抱、亲吻每一个孩子……最后，这位空军士兵奉命歼灭这名敌人不久后，就被诊断出了战后心理综合征，一度精神抑郁。这个过程中真正发生的是，通过多日的监视，这位空军士兵已经能够把一个抽象的“恐怖分子”、一个属于“他们”的敌人，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父亲、一位丈夫了。

这个故事虽然有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反面论证了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来增强人们对其他群体的理解和互动，把“他们”看成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而不是一副标签化的面具，从而增长对他人的同理心，促进积极的沟通与合作。

除了用科技增强人们将群体看成个人的能力以促进和平外，我们还可以尝试用科技帮助人们将“他们”看成“我们”，通常的方法是为分裂的各方群体设定一个超越小群体的大目标。这种方法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已经有大量的理论支持，也是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在测量和平时强调不同群体属性的原因。

最后，将科技用于促进积极的和平，即是用科技来提升人与人连接的质量。

写本书的时候，机缘巧合之下，我得以在加州的格罗夫兰小住了几日，它是临近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一个小城，一个在森林中和湖泊周围建起的城市。清晨打开窗，看到的第一眼是阳光穿过森林和草地时留下的惊艳的光影。若是留意看，就会发现松鼠和鸟儿在树上嬉闹（又或是一场生死搏斗），还有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野猫迈着性感的小步子在草丛里走走停停。而后，鹿群的身影开始频频出现，它们更像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当我第一次见到小鹿们三五成群在门前的草地上觅食时，我迎面遇上的，是它们长时间的凝视。人和鹿相距不到三米的距离，小鹿纯真而清澈的眼神里，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与恐惧，只有单纯的好奇和一点迷茫。还有大摇大摆和人们一起在路上散步的火鸡，有时汽车还要专门停下来让它们优先通过，它们通过时略为加快的步伐也不像是逃生，更像是“哦呀，不好意思，挡你们的路了呀”。

我难以描述与小鹿目光接触时的那种感动，只记得看到它们那呆呆的样子时，我忍不住微笑了。当你重新回到大自然中，找到和自然万物的那份连接的时候，你便会萌发这样的快乐，会感到更有生机，就像你周围生机勃勃的一切一样。更不用说这里的邻居们有多么友好，他们像我小时候的乡亲一样，热情地招呼我去他们家里坐坐，他们能在初次见面时就与你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

这一切对久居都市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我们忘记了和自然万物、和其他人的亲密连接是我们本来生活的一部分，是持久滋养我们身心的一部分。现代城市是科技的杰作，它允许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迷宫里，靠驯服大自然和动物们生存在食物链顶端，甚至生存得更安全、更便利，也更强大。科技让我们越来越不需要亲密的邻居与朋友，乃至亲人，他们的角色似乎都可以被一个手机App或机器人取代。科技给了我们连接与合作的效率，却从未承诺一份触动心灵、让你由衷微笑的连接质量。很多都市人穿梭在高楼大厦里，过着与大地和自然隔离、与亲族隔离的孤独而忙碌的生活。

当今最广泛使用的科技产品应该是社交媒体了，人与人之间的日程互动几乎都离不开它。在《人类2.0》一书里，皮埃罗指出了社交媒体不社交，社交媒体也非媒体的实质。这是由这些平台的商业模式决定的，它们使用用户的社交信息来赚取广告费，或干脆将用户隐私数据卖给第三方公司。它们固然造成了我们与他人连接数量的增加，但却实质性地导致了连接质量的下降。

皮埃罗就曾跟我说，虽然他有5000个脸书好友，但当他在生活中真正需要一个朋友帮忙做一点简单的事情，比如不在美国时帮忙照料后院新种的树，或在不小心摔倒后送他去医院，他忽然发现5000这个数字简直可以以光速缩小到个位数，甚至0。我们似乎已经忘了，以前，不用很久很久的那个以前，比如30到40年前，这些事情简单到只需要在院子里喊一下隔壁邻居就可以解决。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邻居，问题是彼此之间好似陌生人。即使相识，就像皮埃罗和他的邻居，他们唯一的互动似乎就是邻居经常把车停到他家门前，然后有一天他把自己的车停到了对方家门前。

生活在“朋友圈好友”的时代，我们逐渐失去的不仅是真正的好友间的交流与互动。假新闻泛滥、新闻传播被人为操纵后，社交媒体成了散布谣言和政治攻击的武器。科技实质上正在被武器化，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罗桑娜甚至意味深长地感慨道：“如果没有推特，我们可能会有一位新的总统。”

社交媒体之外，其他高科技的迅速进化也并没有提高我们跟其他人的互动质量。2017年，在深度学习火爆的同时，一个名叫“深度欺骗”（deepfakes）的用户一直在使用深度学习工具来创建虚假的色情内容。该用户使用包括谷歌的TensorFlow在内的开源AI软件，将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等名人的面孔粘贴到各种色情内容上以假乱真。真实和信任在这个科技时代慢慢沦为稀缺品。

人与人之间互动质量和交换的信息质量下降的同时，全球频发的勒索病毒，通过区块链进行的暗网非法交易，利用可穿戴设备的漏洞窃取隐私乃至拐卖儿童，远程操纵医生的电子处方……种种高科技犯罪已经把新型的冲突和战争摆在了世人面前。只不过，这一次，罪犯更聪明了，甚至“隐形”了。

我们当然可以一直就“科技只是工具，好和坏只看你怎么用”这个观点争论下去，但事实是，如果我们不立即将这个工具用于好的用途，就等于放纵它被用于坏的用途。

我们渴望和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好的连接，因为那不仅关系到安全感，还与幸福感有关。

生命即关系，这是我听到过的对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最简洁也最深刻的表述。生命的质量，就是关系的质量。人人都想要幸福和快乐，想要三五个知心好友，想要一个爱自己，也被对方深爱的恋人，以及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想要高质量、充满积极互动的关系。普通人如此，伟人也不例外。只不过，伟人们的视野超越了时空，他们问的是，我的生命能够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跟多少人发生连接，并深刻影响他们的生命？

如今的现实大约可以修改为：“生命=关系+科技。”你与自己、家人、朋友、同事之间，与邻居和路人之间，与早上8点在同一辆地铁上的所有乘客之间的关系，都增加了一块手机屏。

在轴心时代，没有无所不在的Wi-Fi和手机，没有大数据和云计算，但却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孔子、佛陀和苏格拉底这几位影响人类文明至今的圣贤。当时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求他们的教诲，汲取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连接力和影响力是超越生死和时空的。如今在我们的伟大科技时代，被膜拜和追捧的往往是一个产品：苹果手机、阿尔法围棋、比特币……这些不断迭代升级的技术或产品本身能有多久的生命力，能多大程度提高我们的个体生命质量，是否能让我们之中产生下一个滋养人类文明的圣贤呢？

第一节　重建巴别塔——“友好的陌生人”计划

一、建塔游戏

《圣经·旧约·创世记》的第11章宣称，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奔东西。

2011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信息创新办公室（Information Innovation Office）无意中挑战了上帝，他们开始了一项名为“策略性社交互动模块”（SSIM）的研究，又称“友好的陌生人”计划（Good Stranger Program）。该项目想要训练战士们在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合作完成任务，项目中用来做实验和收集数据的正是一个与陌生人建造高塔的电脑游戏：建塔游戏（Tower Game）。

我们似乎可以从中听得见科技赋予这个时代人类的执拗与骄傲：“即便说着不一样的语言，我们还是要合作建成巴别塔。”

SSIM项目想要回答的问题其实就是，面对秉承完全不同的语言、种族、思维和行为模式的陌生人，战士们能否将对方变成一个愿意信任自己、与自己合作完成任务的盟友，而不是一个会发生冲突的敌人？这其中是否有适用于任何文化、“宇宙通用”的人际互动技巧？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发布的官方项目招标书里是这样描述的：

SSIM项目的目标是，为战士们提供基本的社交互动技能和相关的人类动态反应技巧，使得他们能够应对任何语言、文化或背景下的社交场景。SSIM将确定出这些基本的技能，并制作出培训课程让战士们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些技能。

接受基于SSIM的训练后，士兵将能够更好地执行以下任务：

·在不熟悉的、可能存在高风险的社交环境中与陌生人互动；

·定位出不熟悉的行为模式；

·识别出错误的表现并能及时补救；

·预测并消除冲突；

·整合非运动型的表现和运动型的表现；

·快速转换入和转换出运动型的情景；

·发现并适应以前未知的社交场景下的本质性“游戏规则”。

SSIM项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增强这一部分的战前部署培训：帮助年轻的、缺乏经验的战士在现代军事活动的复杂社交场景中取得积极成果。该项目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识别、分析和描述战斗人员可以使用的社交技能和相关的人类动态反应技巧，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在不熟悉和危险的情形下与陌生人进行接触的成功概率。

通过基于SSIM的训练，缺乏经验的战士们在陌生、复杂和紧张的环境下，将能够通过以下方式维持并增强美国的军事效力：

·加强与当地居民和盟友的协调、合作和信任；

·消除潜在冲突；

·通过建立和加强积极的关系来创造盟友而不是敌人；

·促使美国军方将战术上的成功转化为政治、经济和外交收益。

整个项目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整合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游戏软件的设计，以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一个跨学科的项目，需要诸多跨学科的专家们一起解决。这种跨学科特性也越来越成为当今创新的一个特性。

最终，以斯坦福国际研究院（SRI International）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主的研究机构拿下了SSIM项目。

穆罕默德作为斯坦福国际研究院的计算机科学家参与了该项目，并在2015年5月与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该项目的其他几位成员共同写下了《用深度网络建模人类社交互动》（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ing Using Temporal Deep Networks）[9]的奇文，文中对如何用人工智能测量和评估人际互动质量的算法做出了详细的表述。

这篇论文促成了2018年中国农历新年时穆罕默德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会谈。

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招标书里，明确了SSIM项目的开展需要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如何分工合作：第一步，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们需要界定出（任何语言和文化背景下都适用的）基本的社交互动技能，并且需要先人工培训这些技能；第二步，为了“规模化”这种培训，需要计算机科学家设计出培训系统和工具，使得战士们可以更快更好地完成培训；第三步则是培训效果的评估和认可体系的建立。

关于基本的社交互动技能，穆罕默德进一步解释说，这是关于人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跟你合作的时候关心什么的知识。这些东西是书本无法教给人们的。我们要如何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取得一样良好的沟通效果？能够在跟陌生人互动时避免冲突并建立合作？整个设想是，在非语言的沟通里包含大量的信息；非语言沟通本身可以是肢体语言，可以是眼神交流，甚至可以是呼喊的语气。你要如何教会这些东西呢？就好像一个人到国外去旅行，在不懂该国语言和文化的情形下，你需要告诉他怎么做是对的，怎么做是错的，哪些行为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同时，你还要保证旅行者能够及时得到反馈，让他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达到目标。

“目标很关键，一次人际互动成功或失败的判定标准皆取决于交往的目标。跟一个人交往是为了获取信息还是为了娱乐？或是为了达成合作？每次互动中，你关注的侧重点都会不一样。但底线是你不想惹恼对方，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都需要对方的全力合作。”什么样的实验可以激发出一个特定的任务，而这特定的任务又会激发出人们沟通和全力合作的需要？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和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社会科学家团队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建塔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有着清晰可量化的目标——“合作建成一座塔”，它能把人们为了合作而沟通、协调的过程全都呈现出来。

实验的设定跟普通的建塔游戏有所不同的是，它增加了特别的“游戏规则”。比如，一种规则是不准使用语言，只准使用手势。在这种规则下，就可以看出哪些肢体语言会在沟通和合作中被使用，哪些特定的肢体语言沟通效果最好。另一种规则是，有意挑选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实验对象一起玩游戏，并限制他们，可以使用语言，但不能使用英语。目标是观察在双方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一方可能会使用一些对合作者来说毫无意义的口头或肢体语言，这在沟通的时候是有益还是有害。实验对象需要在这些特别规则下，完成游戏中“设计师”或“建塔者”角色的分配、错误的及时纠正和协调等工作。

穆罕默德称，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组一共做了20个不同主题的实验，一共收集了约12000个数据片段，包含约200个视频以及其他从实验设备中输出的数据。

实验中用来收集数据的装备包括一款固定在参与者胸前的GoPro相机（小型可携带固定式防水防震相机）以及一架固定在三脚架上，置于参与者背后的Kinect传感器（3D体感摄影机），两个游戏参与者都配备这两样东西，确保两个玩家的一举一动在身前和身后有“四双眼睛”在一刻不停地记录。

样本数据收集起来后，下一步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深度神经网络来自动识别出这些人际互动数据里，哪些是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数据元素，且其背后有什么规律可循。

这种用视频捕捉和记录人们的互动，然后对互动的模式进行分析的方法并不算新奇。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博士就曾在实验室里观察了上千对夫妻争吵的视频，然后根据批评、藐视、防卫以及冷战这四种消极互动模式来预测离婚的概率，其预测的成功率高达90%。

在数据分析这一步里，穆罕默德使用的是人工智能中监督学习和非监督学习这两种方法的混合。一部分数据的分析使用监督学习。在监督学习里，需要先对数据进行注解，贴上标签，来告诉分析者对数据建模之后分析的标准是什么。计算机可以在海量的图片中识别出猫，运用的就是监督学习。来自伯克利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团队对这些数据贴上了标签，典型的标签如“共同的注意力”和“同步行动”。简单来说，监督学习在这种情形下运作的过程就是利用一定的训练样本（样本既有数据，也有数据对应的注解）得到一个模型，然后利用这个模型，将所有的数据输入映射为相应的输出，之后对输出进行简单的判断，从而达到了分类（或者说回归）的目的。

非监督式学习就只有样本数据，没有数据对应的注解。这是一种数据驱动数据本身的算法，需要在给出的样本数据里找出特定的几个模型。也许在建模之后，社会心理学家会告诉分析人员，这些数据的内容是什么，而不是在建模之前就把数据贴好标签。

对详细的算法过程感兴趣的读者们大可以去读论文原作。由于实验和研究还在进行中，部分研究结论暂时并不能向外界公布。穆罕默德个人在运行算法后对一个高质量的合作的看法是，它至少需要三个关键互动元素。其一是“共同的注意力”：合作双方在同一时间里是否在注意同一个对象？这可以让双方把握对方的进度，以及双方是否对某件事情有一致的理解。

其二是协调分工动作时的“时间的相似性”。这意味着双方合作做一件事时，是否能根据对方的节奏来调整自己的节奏，是否能在观察对方行动的基础上来行动。

其三是“同步行动”，即我们是否在同一时间不约而同地做一个动作。

至于这些实验数据和数据分析结果具体该如何使用，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和伯克利大学还在讨论与尝试中。但最直接的应用肯定是评估互动质量：如果在两人的互动中有冲突发生或者合作失败，那么就可以通过数据来“复盘”，检查到底是两人在互动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又是如何出了问题。这部分最直接的应用价值就是培训，因为这意味着学员能很快知道到底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穆罕默德觉得最理想的应用是这样的：将来有一天，当你想要跟陌生人互动时，你将可以在对方身体上放置传感器，来实时捕捉和分析对方的反应，包括那些你肉眼观察不到的反应。然后会有同步的反馈分析直接输送到你的耳边，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

现实世界中，与一个陌生人沟通并合作完成一项任务会远远比“建塔游戏”要复杂多变。但是，用人工智能测量这种合作能力的尝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方法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二、未来的合作

斯坦福国际研究院通过该项实验建立起来的人际互动数据库，在未来都将是公开的。用人工智能测量一个人与陌生人合作完成任务的能力不仅能用于全球作战，让军人与当地民众成为盟友，它还能有很多种应用。比如，帮助那些需要到不同的文化或国家中与当地人合作完成任务的人——不仅是军人，更多的是跨国公司，它们可以引入这项培训让员工们成为更好的销售或经理。

利用该实验的数据和流程还可以开发一个“合作指数测评”的开源平台，用人工智能评估两个人或一群人的配合默契度。不少企业在招聘新人时，都有“具有很强的沟通与合作能力”这种要求，但这种能力一直无法量化，而以后则可以通过在线玩游戏的方式让人工智能给出一个参考评分。

科技改变人类合作方式的历史其实就是科技的进化史。硅谷科技作家霍华德（Howard Rheingold）更直接地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发明出新工具以支持更复杂的社会合作的历史”。这句话适合于石器时代、文字印刷时代、网络时代，也适应于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生物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霍华德是这样解释“科技就是合作”的：新的科技会深刻改变人类合作的模式，改变我们创造财富的模式，进而将会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以区块链为例，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智力资源的众包解决方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在货币交易乃至生活方方面面的合作方式。这些改变也不是从天而降，在区块链成名之前，P2P模式的成功就已经在科技圈获得了大量追随者，还有开源软件和众包应用也都风起云涌，能够集中全世界的力量做一件事的创新合作方式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

人工智能则是用“人类+智能机器人”协同作战的新合作模式来重塑我们的未来的。如果你想知道下一个科技风口在哪里，就看哪种科技可以极大地变革人类的合作方式。

在《人类2.0》里，皮埃罗提出未来最具力量的创新一定会来自多种科技的融合。就提升人际互动的质量来说，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也有可能结合起来，完全改变现有的社交平台。现在，社交媒体不仅存在隐私问题、数据滥用问题，还存在用户的数字社交生活变成了一个数字广告市场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办法直接将自己持有的数据分享给那些想要这些数据的对象，且分享出去的数据也无法得到安全保护。

穆罕默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设想，如果区块链可以被用于保护每一笔交易数据，那它也可以被用来保护人们分享的个人数据。现在，社交媒体免费使用人们的数据来赚广告费，这使得人们真正分享个人数据的积极性正在不断下降。如果社交媒体可以用区块链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同时在用户分享的数据被其他机构（广告商、政府、研究机构等）使用后给用户发放一点数字货币作为奖励，而人工智能帮助人们自动匹配数据供求和给出建议，用户也可以全程追踪自己的数据是被谁使用，或是在哪里使用的，这样很多情况都会发生改变。

不仅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量子计算机、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和3D打印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变我们的合作方式。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人类与科技合作中各自的位置与期待。比如，人工智能相比过去已经进步了很多，但还没能满足我们的期待。我们一方面对人工智能有许多期待和诉求，一方面又对它毫无宽容和怜悯。人工智能没有欲望和情绪，即便有，我们也更应该小心人类的欲望和情绪而非人工智能的。人类也一直在犯错，但我们不会马上把犯过错的人贴上“可怕”“邪恶”或“完全不中用”的标签。对于人工智能，我们就没有这么仁慈了。人工智能一点小小的错误，都可能让人类对其弃之不用。其实人类和人工智能各有所长，都能完成对方不能做的事情，在人类跟人工智能合作时，应该对比的是：机器犯的错误相比人类如何？无人驾驶车犯下的事故次数相比人类的车祸数量如何？只要人工智能能够比人类做得好那么一点，对整个社会来说，都已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科技更强大也会带来危险：人们可以合作起来做性质更恶劣的坏事。不管科技如何重塑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它迄今为止都没有改变人性的弱点：贪婪、嗔恨和愚痴，甚至还在不断放大人性的弱点。

圣贤们都说，专注和精进才是生命提升之道，但科技明明让普通人过上了越来越散漫、懒惰的生活。人工智能时代愈发加剧了这种趋势，手指在手机App上点点就能操纵一切是用户和商家共同的梦想。只是，手机上不断增加的凌乱而碎片化的信息让大家一不小心就进入了“似看非看，啥也没看，就是在看”的迷幻之境，唯有时间的流逝是真实的。

越来越分散的注意力让我们很难有时间静下来观察和提升自我，而我们自身又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心理学家菲利普·乔治·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在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10]里得出的结论是，环境可以逐渐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而情境可以立刻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处于特定的情境下，我们很快就展现出自己也不知道的一面。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在某些情境下会变成残暴的施虐狂。

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穆罕默德选择把算法用到测量人际互动的质量上（而不是用到怎么让用户购买更多广告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社会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之后，可以打开一个新的了解、提升我们自身的通道。

不仅如此，这种结合还可以让人工智能本身变得更有同理心，更擅长跟人沟通与合作。

史蒂夫·奥姆霍都（Steve Omohundro）是人工智能和区块链领域的科学家、企业家和作家。他对“非暴力沟通”理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就很有兴趣。非暴力沟通是马歇尔·B.卢森堡（Marshall B.Rosenberg）开创的一种基于心理学的沟通理论，在他的诸多沟通原则与技巧里，充满同理心的倾听是最重要的，它让我们在沟通中时刻专注于澄清彼此的感受、需要和请求，而不是分析和评判。即便是在激烈的争吵中，也要先深入地倾听自己和他人，这将促进相互尊重、关注和理解，进而促进关系的和谐。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这样聊天的：史蒂夫对着家里的亚马逊聊天机器人Alexa说，“我好难过啊”。Alexa马上响应说，“我建议你可以听听音乐，或者出去走走，见下朋友”。然而，根据非暴力沟通的理论，在对方表达感受时，具有同理心的沟通方法是不要给出任何建议，可以通过简单的重复对方的话让对方感到被理解与关注。也就是说，Alexa回应一句“哦，你很难过”可能会更有帮助。

这不仅是设想，已经有初创公司在开发更有同理心的聊天机器人了。机器人本身虽然没有情绪，但它会越来越懂你的情绪。史蒂夫提到了深度学习中热门的“情绪分析”，即训练神经网络根据人类正在使用的单词来判定他的情绪。如果这样的技术成熟后，再加上非暴力沟通理论或其他心理学技巧，聊天机器人可能会变成“最懂”你的人。它不仅能更好地跟主人沟通，还能帮助主人更好地跟别人沟通，比如，它可以扫描我们的邮件或短信，检测到具有负面情绪的表达后提醒我们：“这样说对方可能会不高兴，你确定吗？”或者，我们可以开启“自动过滤并修改负面表达”功能。

当然，具有同理心的科技也更容易操控人类。剑桥分析公司就是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的个人数据，来深度了解用户的观点和喜好，然后有针对性地推送新闻来操纵美国大选的。

然而，我们也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找出用科技鼓励人与机器之间、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互动与用科技操纵人的思想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第二节　谁决定了信任谁

一、评价系统

信任跟和平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信任破裂后，事情就会迅速恶化，冲突乃至战争就随之而至。反之，如果能在陌生人或敌对者之间建立信任，整个社会的信任度就会增加，很多事情的成本就会降低，世界不仅会变得更加和平，还会变得更加高效，更加繁荣。正如Airbnb的联合创始人乔·吉比亚（Joe Gebbia）所说，“21世纪的经济是信任的经济”。

政治科学家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对信任的定义是信任是关于“深切关注彼此的利益”——如果我信任你，意味着我相信你会照顾我和我的利益，你会把我的利益放在心上，当事关我的利益时，你会像我一样做出对我最好的决定。这大概也是为什么信任总是和“亲密”“爱”这些字眼同行，而想要和陌生人建立信任就总是让人联想到风险。

Airbnb首席信任科学家帕罗·帕理基（Paolo Parigi）对信任的定义却是信任意味着和风险共舞，你多信任某个人，就意味着你愿意在他身上冒多大的风险。

帕罗·帕里基

帕罗说：“我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个人对政府或某个公司、机构的信任。人际间的信任意味着和风险共存。如果把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或一辆车里，你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事情会进展顺利，总有一部分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恰恰因为这不可预测的一部分，我们才需要信任。

确实，只有商业合同上的条款才是可预测的。每一次人际互动中都含有潜在的风险因素，这份可能会出差错的风险将永远无法被消除，而且也不能被消除，正因如此，我们才渴望和需要信任。

按照这种说法，区块链技术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在做的，正是完全消除人际互动的风险。当我们谈信任的时候，我们必须允许背叛的风险存在。正是因为这种风险存在，当两个人的互动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时候，它才对你意义非凡。如果应用于人际层面，区块链技术是‘协调性技术’而不是‘信任技术’，它只是在协调人们的活动而已。”

史蒂夫·奥姆霍也认为，区块链技术无法帮助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信任。它使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可以进行安全的互动，这当然非常重要。人类能够称霸地球、统治世界，就是因为我们靠运输、通讯技术、经济和文化制度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任与合作体系，这是任何其他物种都做不到的，但任何技术都是有其缺陷和局限性的。比如比特币和以太坊都有自身的漏洞，离它所声称的“数字化信任”还相差很远。况且，比特币矿工们每年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开采比特币，这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持续的能源浪费，它产生的是温室气体，而不是信任！

如果将两个陌生人放在一起，产生问题的风险永远不能被消除的话，我们真正的研究方向就变成了：我们如何来减少这种风险，使事情不会向消极的方向转变呢?

我们可以凭借安全技术、法律和警察，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需要道德和信仰，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史蒂夫觉得，由道德和信仰引起的情感，如内疚和羞耻，是人际信任的守护者。如果某人做了一些不值得别人信任的事情，例如偷窃、撒谎，就会有一种社会力量来评判和惩罚他。这会让做坏事的成本变得很高，但最重要的是，他会先受到自己的评判。道德和信仰是一个人内化的社会力量，如果有人做出了反社会的伤害别人的行为，他会感到内疚，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内疚。只有那些彻底抛弃了道德和信仰的人，才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评价系统可能是迄今为止衡量信任、减少风险最好的办法。它既运用了先进的科技，又依赖于大部分做出评价的用户的个人道德。

评价系统已经在电子商务中被广泛使用，但其中分享经济平台所使用的评价系统是最有争议的。在分享经济平台的情境设定下，用户要跟陌生人共享一辆车、一所房子，分享经济公司们首先要克服的是人类天生对陌生人的恐惧和不信任。也正因分享经济平台允许两个陌生人相遇并互动，所以它所衡量的信任问题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2016年，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乔·吉比亚以“爱彼迎如何设计信任系统”为题做了一次TED演讲。乔认为，一个设计良好的评价系统是克服偏见、建立信任的关键。

爱彼迎还与斯坦福大学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以年龄、居住地和地理环境相似度为基础，调查了人们对其他人的信任程度。结论是，人们天生倾向于喜欢那些跟自己相似的人，比如有相似的年龄、居住地点以及教育背景等，而不喜欢跟自己缺少共同点的人，这是根深蒂固的社交偏见。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跟自己非常不同的人，但却了解到一些外界的信息，那么一切都会改变。比如，你接触到一个非裔美国人，你们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外界对他有非常好的评价，你也会因此信任他。Airbnb研究信任的团队聚焦于“人们倾向于信任与自己相似的人”这个社会偏见来做实验，他们就这个观点线上调研了8906名Airbnb的用户，结果显示，评价系统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相似度很低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实验成果发表在《用声誉克服Airbnb用户基于社交偏见的信任判断》一文中[11]。

另一个测量和设计信任系统的工具是大数据分析。乔·吉比亚举例说，建立恰如其分的信任关系需要恰如其分的信息分享和沟通。如果客人第一次跟主人打招呼，分享的信息太少，比如只跟主人说一句“嘿”。数据分析显示，这种互动的结果倾向于消极评价甚至预定失败。反过来，如果第一次就跟主人说得太多，比如“我跟我老妈关系不好”，这种互动的结果也倾向于接受率降低。效果最好的是适当的表达，如“和两个家人一起来度假，我们喜欢你房间的艺术品”。

乔的梦想是：分享经济并不仅仅是“租用经济”，它本质上是在谈论研究人们如何连接以及互动。如今我们每个人的家都被设计成私密空间，能否将我们的家设计成分享式的呢？城市的设计也是如此，我们能否设计一个真正能让人们连接、分享彼此的城市，而不是一个将每个人孤立起来的城市呢？这个梦想需要人与人之间拥有充足的信任。

技术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人际间的信任呢？我和皮埃罗正是因此找到了帕罗·帕理基（Paolo Parigi）。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跟优步合作做一项研究，他是少有的与爱彼迎和优步都进行过信任问题合作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同时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人类遇到了外星人，你的身份是人类的领袖，掌控地球的所有前沿科技，你会如何决定是否信任外星人？如果决定信任的话，又该如何具体操作？他的回答是：“首先我会想方设法收集这些外星人的信息。然后我会想办法将外星人放到一个大房间里让他们对话，他们会被分成几个小组，比如5人一组。我会试图给他们布置一些任务并将这整个过程记录下来。之后，我会设法建立一个评价系统，详细地记录与评价这些小组如何完成任务以及小组成员之间如何互动。最后，我就可以凭借该评价系统决定哪些外星人可以被信任了。”

这个回答似乎正是分享经济平台运作的逻辑，可以说分享经济平台本身就是关于如何设计信任的平台。和乔·吉比亚一样，帕罗也认为，建立信任和复制更多信任的关键是评价系统。“有时候，建立信任的方法是向敌对或陌生的双方表明，他们拥有共同的人性，或者哪怕是共同的兴趣爱好，也会让他们之间的敌意减退不少。从敌对中走出的第一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在暴露自己，展示自己的一部分。分享经济平台就可以解决这‘走出第一步’，而这是评价系统的功劳。”

评价系统帮助人们走出“暴露自己”的第一步的时候，也在帮人们克服偏见。用帕罗的话说，“一个好名声会压倒一切偏见”。帕罗的假设是，评价系统的评语是真实的或接近真实的，因为如果信息是假的，导致评价系统不准确，整个平台就会崩溃。

那么评价系统中获得的评论是否越多越好？当我们提前了解一个人足够多的信息之后，它会怎么影响我们跟这个人的互动？（这里指的是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的评价系统。因为好名声和信任都是非常情境化的，比如作为滴滴司机的我评价很好，但很可能我在淘宝上是一个很差劲的卖家。）

2014年，帕罗和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波格丹·州（Bogdan State）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进了名为《对世界不再抱有幻想：科技对关系的影响》[12]的论文中。论文中使用了约两百万条来自“沙发客”网站（CouchSurfing）的研究数据，“沙发客”是美国一个叫范特的年轻人在2004年1月1日于旧金山创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网站，主要目标是让人们免费分享自己的住宿。你旅行时可以住在当地会员家；当有会员来你的城市时，你可以接待他们住你家，以此达到既省钱又能进行文化交流的目的。“沙发客”们的理想是：“我的世界没有陌生人。”这两百多万条数据的时间跨度从2003年到2011年，包含了网站还处于开发和试运营期间的数据。在两人做数据分析的期间，网站的可用会员数据正呈指数型增长。

帕罗和波格丹惊奇地发现，在沙发客网站建设早期阶段，当网站的线上评价系统还不够成熟，会员对想要“蹭沙发”的对象还存在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的时候，他们反而更容易在相遇后结下愉悦乃至深厚的友谊。而在网站建设的后期，当有关屋主与客人的信息量越大，评价信息越多的时候，“沙发客”们在最后的体验中感受到的友谊反而越弱。两人认为，这是因为过于详细的评价信息消除了人们相遇时的意外感和新奇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对世界抱有幻想了——大量的数据可以把事实瞬间就摆在我们面前。“缘分”这个浪漫而不可捉摸的东西已经被“数据化”了，你和陌生人一段愉悦的相遇和互动不是“有缘千里来相会”，而要归功于一个强大的算法。

这个结论显然不等于评价系统中没有信息或只有很少的信息就可以提升人们相遇后互动的质量。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合适的评价量？什么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方式和内容？科技作为一个中介，该如何通过好的设计来引导和规范两个陌生人的相遇？

评价系统可以让人们决定是否相遇，并在结束后衡量互动的质量。它还会向整个平台覆盖到的社区或城市来传播这些评价，这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评价系统还能够做什么？它还让人们产生了期望。这些并非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帕罗总结说，正因如此，评价系统每个细节的设计都需要十二万分的谨慎。

当然，评价系统是一个很棒的发明，它不仅能在电商或分享经济平台发挥作用，在很多其他人际互动的领域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求学、求职和交友。求学时，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是传统的“教授推荐信”。求职时虽然有领英这样的网站具备评价的功能，但仍有很多公司还是会用电话向员工的前雇主询问评价。交友时，对方的线上亲友圈评价也是零散的，远不如淘宝的评价系统那样全面。

一个声望很高的名人，即使我们并不认识他，但仍在各个方面都很容易信任他，与之合作。因为他的声望就等于海量的评价数量，且综合评分很高。我们普通人做不到这种一呼百应，即便我们在德行和能力各个方面都不比这个名人差，但因为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就无法产生影响。

总体来说，在我们生活中的评价系统的数量还是太少了。个人评价系统应该更完善、更详尽，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评价档案。但是和分享经济平台面临的问题一样，评价系统应该首先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防范数据被滥用和被扭曲。用户拥有评价档案后可以选择向谁公开，如何公开。如果我们能用好这个工具，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将评价系统变成和平科技，它将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

另一个问题是，是谁在帮我们建立评价系统？

除了不会让买家和卖家面对面互动，亚马逊或谷歌用来分析用户的浏览、购物习惯的算法实际上跟共享经济的评价系统非常相似。用户在网上购买东西时都会留下大量的数据，工程师们就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理解用户的行为，预测用户很有可能还会买什么。和共享经济一样，这最后都导向商业交易。既然谷歌、亚马逊等大公司的算法和共享经济平台的评价系统算法如此相似，我们用什么来保证爱彼迎、优步永远不会像谷歌或亚马逊那样：企业或个人只要付钱，就可以在谷歌或亚马逊的首页打广告？

这个结果更可怕，比如，如果某个医院并不像实际上那么专业和严谨，但因为花了很多广告费在谷歌上搜索排名靠前，并具有失实的宣传，患者就医后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共享经济平台也是一样。爱彼迎、优步会不会也因为某间豪华别墅的主人给了不少推广费用，就在评价系统或搜索系统上让该房屋有更多曝光，而这屋主却可能是一个图谋不轨的人？

无奈的是，当你拥有一个有一定用户群体的评价系统后，总会一些人试图操作它，将其用于不良行为。这一点是没法避免的。如今科技进步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来检测信任系统中的这些操纵、伪造乃至恶意误导。比如，用人工智能来检测假新闻。问题是造假的一方也能使用人工智能，你要确保自己的技术比对方更强大才行。

这其实再一次将对话推向了科技公司的伦理和责任的讨论。帕罗的看法是，“因为这些科技巨头的存在，我们正在经历科技社会的一场深度分裂，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度社会分裂一样，普通民众正不可避免地受科技大公司的支配。对于如何保证普通民众的利益，我并没有答案。但政府的角色会是什么呢？这会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一次工业革命让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我们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它又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呢？

最终真正承担这些科技产品负面影响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而并不是占少数的科技巨头们。讽刺的是，占了多数的普通用户却没有权利和能力来要求这少数几家公司考虑他们的利益。

从少数人掌控多数人的生活这个事实上来说，我们当今的科技时代跟几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没什么分别。

当全球范围内主宰人们交往和交流的方式以及数据被几家大公司掌控时，这几家公司就是曾经的奴隶主，它们使用的数据模型与算法到底是怎样的，只有公司的程序员们知道。就好像奴隶社会时，普通民众生活在奴隶主的支配之下，我们如今也生活在科技大公司或少数科技圈的精英们的支配之下。

二、爱彼迎测量信任度的新方法

1995年，以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伯格·乔伊斯（Berg Joyce）、迪克霍特·约翰（Dickhaut John）为主的几位学者为了研究信任和互惠关系而设计了一个投资实验。这个实验后来成为测量信任的一个经典案例：信任游戏。

游戏的规则如下：实验参与者甲和乙彼此不认识对方，实验期间也不能交流。工作人员给甲20美元，甲可以选择把手中任意数额的钱给乙，这部分钱到乙的手里会乘以3，然后乙再决定是否把得到的钱的一部分返还给甲。

例如，甲如果给乙1美元，乙就收到3美元；如果给20美元，乙就收到60美元。然后乙可以返还任何数量，也可以不返还。从甲的角度讲，把钱给乙是有风险的，甲愿意在对方身上冒多少风险，或者说甲愿意给乙多少钱就是大致上甲对乙信任程度的一个衡量。如果甲完全不信任乙，那就一分也不给，自己可以保留这20美元。如果信任乙，可以选择把一部分钱给乙，但收入有可能大于原来的20美元，也有可能小于原来的20美元。

经过多次实验，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可以简单总结为：如果甲给乙的钱不到20%，平均所得会小于20美元，大部分情况下乙方一分也不会返还。如果是20%到95%之间，大部分情况下乙会返还本金，但平均所得仍旧略小于20美元。如果甲全部给乙，平均所得约为22美元。这个数据可以让人很容易得出结论：完全信任对方的收益最大，只信任一点还不如完全不信任。但完全信任也同时意味着极大的风险，收到60美元的乙中，有1/3的人一点也没有返还。

这个实验被诟病的一点是，甲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乙，在现实情况中是取决于甲对乙的了解程度的。即便两人彼此之前都不认识，如今的科技也允许我们从多个网络平台（微信、领英、个人博客等）来提前了解对方。我们正处于跟20世纪完全不同的社交世界：人们的交往正大幅度地被科技所协调和改变，而且每个人在网络上都会多多少少留下“数字脚印”。很多网站和手机App在无时无刻多维度地自动收集着人们的活动数据：年龄、性别、家庭住址、工作、活动场所……当百万级别的数据存在后，我们就需要发现全新的方法以洞察信任。

科技当然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比如之前提到的，在一个评价系统中（不管是在优步还是领英）有多少对于他人的评价是“合适”的？是否应该将关于某人的评价信息向整个社区公开？回答这些问题是无法仅用大数据分析解决的，需要设计实验来寻找或验证猜想。

帕罗和他的斯坦福大学同事杰西卡·桑塔纳（Jessica J.Santana）以及凯伦·库克（Karen S.Cook）在和Airbnb合作研究信任的过程中发明了一种“在线现场实验（online field experiment）[13]”的研究方法。帕罗和同事们认为，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将真实环境的复杂性融入之前比较传统的实验室设计的途径。

什么意思呢？在社会学实验中，“现场实验（也称为田野实验或实地实验）”与“实验室实验”是两大主要研究方法。现场实验的特点是，研究者需要到现实世界中去收集和分析资料，而不仅是在一个实验室设定的框架下，因为很多情况下实验室的设定无法反映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但实验室实验也有它的优点：实验对象和环境可控性更强，可以人为地设定观察情况，来验证各种假设。

帕罗提出的“在线现场实验”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两者的融合，它不是纯粹的实验室实验，它在实验前使用了从网络平台上得到的数据，并根据数据选择了实验样本，这种做法是实验室实验的风格。现场实验是在事先没有关于实验对象的数据前提下开展的，一开始使用的也是实验室实验的步骤，即选择合适的实验对象，并对他们进行实验必要的说明与指导。但是，当得到实验者的数据并设定不同的情境后，该方法让两个实验参与者又在真实的环境下相遇和互动了，两人的互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是会受到当时的背景（可能是相遇的地点，可能是当时的天气，也可能是周围的人）的影响，这种互动因此保留了现实世界的这种复杂性，而这又是现场实验才具有的特性。

“在线现场实验”融合了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两种传统方法的优点：通过在‘在线现场实验’的设定来研究参与者的行为，研究者仍能验证根据理论提出的各种假设，同时也可以保留现场实验法中人与环境的复杂性。

“在线现场实验”的存在，帕罗和同事们是这样定义“大数据”一词的，表示对特定情境下记录的个体参与者行为、偏好和属性的数据，其中包括手机通话、短信记录，健身房器械传感器、运动手环等设备记录下来的健康和锻炼数据，脸书上的状态更新记录、领英上的职业经历、信用卡交易数据、在线电影租赁的偏好以及通过网站个人资料展示的身份信息等。此处的大数据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收集的是个人层面的数据，这些数据都融入在各种情境下的社会互动中。

“在线现场实验”强调这样的观点：互联网是许多平台为其用户提供社会和经济互动，并收集他们互动数据的地方。大数据自动在各个网络平台收集关于这些互动的资料，使得整个社会环境趋向可量化。帕罗表示，“对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来说，这太棒了，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创建特定的小组，或随机化的小组，或设定设计不同的场景来让两个人见面，或做一些行为游戏，也可以用这些数据进行调查。这意味着我们有了新的测量信任度的方法。”

举例来说，在帕罗和他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与爱彼迎的合作研究中，有一个问题是，参与者处置那些决定其是否信任陌生人的信息时，其以往使用分享经济平台的经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项研究使用的方法就是在线现场实验。因为该实验的复杂和庞大，我们只对实验的框架做简洁的描述，对具体的细节和实验结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了解。

实验的目标是衡量参与者在处置那些决定其是否信任陌生人的信息时，其以往使用网站的经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比如，如果你是个20多岁的学生，在爱彼迎上找住宿，一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个23岁的年轻女孩，另一个房间的主人是一个48岁的中年男子，前者也是个学生，后者是个销售经理。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爱彼迎，你会如何根据已有的信息决定信任谁？如果你已经多次使用过爱彼迎，你的判断是否会有所不同？

研究者首先与爱彼迎合作，获得通过爱彼迎平台收集的实验参与者的大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数据，如年龄和性别，也包括行为数据，如参与者曾经作为客人使用爱彼迎的次数，以及作为主人使用的次数，也包括平台上的评价系统的得分，如五星好评的信息。在实验第一阶段开始前的几个星期（2015年9月），爱彼迎帮助研究者在美国创建了约12万个随机样本。样本按照两个类别来划分：（1）参与者可以自主选择作为主人或者客人的角色；（2）以前在爱彼迎中的使用经验水平。研究者假设，与多次使用爱彼迎的经验丰富的参与者相比，首次使用该网站的用户在处置用于信任陌生人的信息时会有更明显的变化，如会出现更多的犹豫不决或其他行为改变。因此，研究者将实验参与者以前的经验水平分为三层：（1）没有经验；（2）适度的以往经验（2～5次作为主人或客人的经历）；（3）具有丰富经验（超过5次作为主人或客人的经历）。每个参与者都使用唯一的标记，即32位的字母数字标签来匿名参加实验。最终约9000名受访者接受了由爱彼迎发送的电子邮件邀请函，回复率约为8%。

在线现场实验的参与者们也将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测量信任的实验，使用的是开头提到的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伯格等人在1995年为了测量信任度发明的投资博弈游戏的一个修改版本。

参与者甲共获得100分用于投资5个不同的对象，我们姑且称之为乙1、乙2、乙3、乙4与乙5。无论甲决定投资多少数额给任意乙方，该数额都会乘以3给到对方，然后再由乙方选择是否返还，返还多少给甲。甲方可以选择如何分配投资这100分，比如他可以平均分配，每个人都投资20分；也可以选择，偏对其中的乙2情有独钟，给乙2投资40分，其余4个人每人15分；甚至也可以选择将所有100分都给乙2；如果甲谁也不信任，那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保留这100分。

在这个游戏中，乙方不是真实的人，而是模拟的“机器人”，或者是被赋予了具有特定属性特征的演员。5个模拟演员中的每一个都不同于甲方，以此来创造出甲方与5个人之间的社交距离的变化。比如，如果乙1具有跟甲方很多共同点，相同的年龄，相同的职业，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它跟甲方的社交距离就会相对较小。反之，如果乙1跟甲方完全不同，那它跟甲方的社交距离就会相对较大。模拟演员出现的顺序是随机的。比如，甲方是一名喜欢猫的18岁在校学生，乙方中就有不同的模拟演员，乙1被设定为20岁在校学生，也喜欢猫；乙3被设定为60多岁的退休员工，不喜欢任何宠物。

通过玩这个游戏，实验者可以看到，甲方面对具有5个不同特性，具有不同社交距离的乙方，是如何进行自己的投资的，也就是选择到底信任谁，又信任多少。

第三节　给创新谱曲的人

一、创新的音符

斯坦福大学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尼拉什·索拿卡（Neeraj Sonalkar）在他的实验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和皮埃罗从门口经过的时候，看到他的学生正在盯着电脑屏幕上一个视频反复地看并记笔记，而我们坐下来的地方，有几个摄像头可以实时捕捉我们的对话，并录制成视频上传至电脑备份。

尼拉什在用视频记录、分析人们的互动，看似和穆罕默德用人工智能进行的“友好的陌生人”的项目如出一辙。不过尼拉什研究的是设计思维以及如何创新。

积极的人际互动会带来更多创新，而创新会带来更多经济和社会上的价值，反哺积极的和平。创新与和平互相滋养的关系让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很早就注意到了尼拉什的量化创新法，马克一直在研究如何将他的方法融合到测量和平中来。

在尼拉什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副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图表，他不仅对硅谷的创新奥秘做了大量的研究，还和斯坦福的团队们曾就“复制硅谷创新模式”做过两个实地实验，分别在尼日利亚和印度。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一个创新生态系统中心，并尝试在那里引入研究认为有利于创新的“硅谷式行为”。这些行为一些来自斯坦福设计思维团队，一些来自硅谷的创业圈。他们想看一下，尼日利亚和印度本土的文化对这些新的行为会有怎样的反应，两者会如何融合，会不会发生点石成金的神奇事件，给当地也带来更多的创新。为此，他们不断追踪创新中心人们行为的变化。

比如，印度的创新中心位于其第六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为了复制硅谷赞许失败的文化，尼拉什在那里建立了一堵“失败墙”，让中心的每个人在墙上写下自己的失败经历。除了写，还有说，他让一群人在一起分享自己是如何失败的。为了鼓励害羞且以失败为耻辱的印度本地员工，尼拉什和同事们以身作则，不断拿自己人生中大大小小的失败故事做例子进行分享。几个月后，艾哈迈达巴德创新中心的氛围确实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每个体验过几天的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似乎变得更轻松也更有趣了，他们也更愿意在这里跟他人分享信息。

但仅是氛围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尼拉什在实验中发现了很多无法复制的地方。比如，在印度创业，家庭的影响似乎比其他地方都大，家族企业也是非常天然的一个结果。往往是，你的家庭团队就变成了你的事业团队，这个时候，怎么把硅谷那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化团队融入进去呢？还有印度的创业者取得投资的方式、招聘新员工的方式也都和硅谷不一样，他们看待工作的角度也往往让人意外。

尼拉什至今还对一位印度创新中心员工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对女儿到创新中心来上班很不乐意，觉得“创新”不过是华而不实的漂亮话而已。但是，他到创新中心看望女儿一次后就眉开眼笑了，理由是“我工作了20多年都没有自己单独的一张桌子，我女儿的第一份工作竟然就有自己的桌子了”。

这样的实验之后，尼拉什得出了以下结论，复制一个现成的创新模式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非常肯定的不可能。创新有硅谷模式，有日本式模式，也有中国式创新，每一个地方的创新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创新，人们总是说，你给我应该怎么做的步骤，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我说，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在问我要一个“创新食谱”，但是这本质上不是创新。研发你自己的独有食谱，这才是真正的创新。为什么不能给你一模一样的食谱配方呢？因为你有的材料很可能跟我的菜谱需要用到的不一样，只要稍有不同，就不可能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可能是市场，可能是经济，可能是历史。但你想要的如果是制造一个品尝起来十分好吃的东西，那么我可以教你如何根据已有的资源和材料即兴创作。即所谓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下一个问题自然是，如何培养“研发菜谱”的能力？

尼拉什从音乐创造中得到了灵感，如果将一个伟大的创新过程想象成谱写一首美妙的乐曲，我们能否像记录和再现音乐一样再现它？如果可以，我们就能不断地聆听和欣赏这个曲子，找出它为何如此动听的奥秘了。我们还可以复制或改编它的某些片段，最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学习如何创作这样高水准的音乐了。

可是，创新和音乐一样，是否伟大很多时候是非常主观的。什么是创新？到底什么是“新”？多少算是“新”？在原有方案上的改良算创新，还是颠覆式的突破才是创新？尽管研究创新的学者们以“渐进式创新”和“激进式创新”来做区分，但这仍是不够的。人们还是会问，你的“新”是对技术而言，对模式而言，还是对市场而言？

再加上，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对什么是创新都有自己的标准。这很好理解，创新是需要冒风险的，不同的组织和机构对想要承担的风险都有自己的答案。有的组织喜欢巨大的风险，有的则喜欢零风险。另外，人们往往在创新发生之后才意识到那是创新。当人们讨论该如何设计一个产品或一个系统时，通常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

创新很难定义，自然也很难记录、测量。不过，既然创新被认为是“应当成为当今企业DNA”的第一能力，测量创新是很有必要的，如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哈林顿（H.J.Harrington）所说，“如果我们不衡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我们就无法管理；如果我们无法管理，我们就不能改进”。[14]斯坦福设计研究中心（CDR）的阿迪·邦尼特（Ade Mabogunje）使用的比喻是：“如果你驾驶没有仪表盘的飞机，那就像是一个盲人在开飞机，而测量创新就像给飞机配置上仪表盘一样重要。”

比如，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团队的创新能力比另一个团队强？中国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创新能力跟硅谷比如何？这些问题只有在我们可以测量创新之后才能回答。

就像只有找出五线谱的音符才能知道一首曲子的创造过程，只有找出创新的共性或本质，才有可能测量创新。

后来，尼拉什的团队决定用视频记录、分析一个设计团队在合作中的互动过程。某种程度上，测量创新就是测量一个团队在合作中积极互动的过程。团队合作中的积极互动就是创新的音符。

为什么？首先，衡量创新不能只看结果。传统衡量创新的标准有这样几个：第一，研发投入；第二，申请的专利的数量；第三，发表论文的数量。但是，这几个标准跟如今的创新力越来越难以画上等号。以研发投入来说，在资本助推创业的今天，在研发上有大量资本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这并不足以说明这些钱就真的会转化为创新力。衡量专利的数量和发表论文的数量也是一样，它们变得越来越容易，但质量却往往无法得到保障。这几个标准还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人们开始为了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为了申请专利而申请专利，或者打着研发投入旗号申请来的资金，往往并没有被用于真正的研发上。

这也是为什么测量创新、制定衡量创新的标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人们就会把这些测量标准本身变成目的，而忘记了真正的目的。

另一个问题是，专利和论文严格来说是“发明”的一个标准，而不是“创新”的标准，因为即便你有了不少专利和独创性的论文，又是否能真正转化到市场应用上去呢？

这几个衡量创新的标准都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对于衡量创新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创新是一个团队学习和创造新知识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结果。斯坦福大学教授、管理学大师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提出，领导者身上通常有两种行事逻辑，一种是非常普遍的“基于结果的逻辑”，即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想要某个渴望的结果。但是，伟大的领导者并不总是基于结果的逻辑而做事情，他们会遵循一种“基于身份认知的逻辑”，即他们之所以做某件事情，不是因为这件事会带来很多钱，不是因为这件事背后有巨大的市场，而是因为那符合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因为那件事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谁，因为那件事对他们来说具有意义。

这种“基于身份认知的逻辑”深深地流动在这些领导者的血液里，是他们价值观的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梦想的东西。所以，即便他们做事的结果看起来挺蠢的，他们仍然会坚定地去做。这部分人会不畏失败，不断探索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世界向前，哪怕只是一小步。在这部分领导者中，会产生具有远见的领导者，这些人会是真正的创新者。

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基于身份认知的逻辑去做事，如果我们还是以结果论英雄，就会错过这些真正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新者。

其次，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一直都是创新真正的源泉。如今，智能城市以高效为目标，设计者精确计算过了如何使用建筑、汽车、街道等。但是，千万别忘了，城市究其根本是关于人的。想要将人变得更高效和精准，无异于想要将人变成机器。一个城市不管多么智能，设备多么先进和高效，都无法保证身处城市的人们可以和谐快乐地相处。

创造力和创新很少来自高效却冰冷的人为组织与管理。反之，它们常常从一些“混乱”的社会中诞生，“混乱”说的是有许多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跨界互动和合作发生，就像2000年前的雅典，1000年前的杭州，500年前的佛罗伦萨和今天的硅谷。让城市高效不难，毕竟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智力等技术早已经存在。对未来而言，真正的挑战是让城市不仅高效，而且充满创造性。

皮埃罗写了近20本书，有诗歌集，有音乐评论，有关于人工智能的，也有关于哲学的，唯有一本在中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响——《硅谷百年史》。人们关注小小的硅谷，其实是在关注它创新和创造巨大财富的奥秘。

皮埃罗在书中给出的答案可以总结为，要学习硅谷的创新，不能仅看资本、高质量的大学、人才这些经济体系里有形的因素，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何纽约、香港没有变成硅谷。了解社会文化这些无形的东西，才能真正解释硅谷。比如硅谷所在的加州湾区系统，其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个艺术家、科学家和创业者们互惠互利的生态系统。湾区在硅谷出名之前，先是以吸引世界各地狂放不羁的艺术家们而有名的，艺术家们喜欢将任何事情都“玩”得不同凡响。比如湾区70年代的“自杀俱乐部”，艺术家们将被工厂抛弃的巨大的机器变成了会吐火的公路大玩具；再比如至今仍被追捧的“火人节”，也源于湾区艺术家们的一次疯狂的海滩聚会。这给了整个社会一种鼓励和寻找这种艺术创造力的氛围。当科技到达湾区的时候，它也就能很自然地被“玩”得不拘一格，惊天动地。

在皮埃罗的眼里，硅谷的创新系统就像是一片热带雨林，雨水、阳光、动物和植物都很重要，一片繁荣的景象是由这个系统里各个成员的共同合作得出的成果，不管这种合作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有时候，无形的熏陶与滋养甚至比有形的项目合作更重要。因此，一个人不可能通过种很多树的方式来建一个热带雨林，只有通过培养合适的环境，才能让一个热带雨林持续发展，并年复一年地繁洐诸多生物。

皮埃罗经常会提到一些无形的“硅谷式创新文化”，比如硅谷的经理们穿着T恤和牛仔裤去上班，而不是西装和领带。再比如，欢迎失败。在其他地方，如果你失败了，得到的是轻视和嘲笑，而在硅谷，得到的却是肯定和掌声。

所以，皮埃罗在中国经常提到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你想要创新，你就要先培育创新文化。而如果仔细看这些被称为“创新文化”的东西，你会发现，从根本上来说，它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是周围的人是否包容你，是否鼓励你，如何评价你，以及是如何跟你交友，如何跟你合作的。

无独有偶，用人际互动作为工具来解释硅谷的创新奥秘和经济增长奇迹的，还有阿迪·邦尼特（Ade Mabogunje），他是这样解释创新是从人际互动中产生的：

基于对硅谷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发现了几个创造财富的共同人际互动特征。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经济思维模型，是当今经济学说缺失的重要因素。这五个人际互动的特征是：

第一是社会关系网。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因各种原因相遇，但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第一次在学生培训期间相识，然后就决定一起创建谷歌。而谷歌的创建对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时候创新就源于你的社交网络，即人脉。

第二是自我认知。人们对自我认知的选择可能是最重要的“经济”决定。自我认知对行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当你认为自己是个黑客，或是个商业领导者，还是一个艺术家，你的世界也会随你的认知而变。研究表明，人们的行为更多地基于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事的信心，而不是他们的学历或经验等因素。

第三是团队。如今的创新环境如此复杂，你需要有能够应对这种复杂性的创新思维模式，比如，既需要擅长专项分析，也需要擅长全局思考。要在一个人身上找到全部你想要的思维特质很难，更便捷的方式，是在一个团队身上找到。

第四是信任。在一个社区中，人们合作的效率如何？是一次握手就足以跟一个陌生人建立合作，还是需要律师和签订昂贵的合同？比如，在硅谷，人们很少开诚布公地分享彼此在计划之前签订正式的合同，但在世界其他地方，情况几乎都是相反的，人们总是先谈判，签订合同之后再开始做事情。文化可以加速人们做事情的效率，减少交易成本，但不够好的文化也很可能在创新的机会诞生之前就扼杀掉它。

第五是环境条件。科学家正在研究个人的行为，以及他与周围人的互动是如何影响新创意、新公司和新产品的诞生的。因为环境条件会刺激人们行动，行动会改变人们对自我的认知，而人们对自我的认知会形成一种文化，文化则会孵育创新，创新又会影响到生产效率，生产效率又会再塑环境条件。所以，在整个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人们的每次互动都对整个系统很重要。

按照以人际互动的质量来衡量创新的观点，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要长远地培育某个地区的创新，就应该少把注意力放在经济资产的评估和计算上，而应该多思考如何设计一个系统，能够让该地区的各个群体——学生、创业者、科学家、商业领袖等——能更容易地产生有价值的互动。如何给多个跨领域的人群自然而然地创造各种相遇的“机缘巧合”？如何让整个社区内的社交人际网更紧密、更多元？如何让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成本降低？

当然，人际互动的范围可小可大，当你一层层聚焦、缩小视野后，社会创新力这种看似很大的东西，就可以变得很小。一个社会的创新力和创新转化为财富的能力如今都源自于公司，正如没有谷歌、苹果、脸书、推特、特斯拉，就没有硅谷。而公司的创新力来自一个个团队。在当今的科技时代，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团队，靠一个人就设计并生产出独步天下的产品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举例来说，20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并渐渐对美国形成威胁。原来大部分由美国研发和制造的电子产品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日本产品取代，尤其是日本制造的汽车（如丰田汽车），竟然在美国市场所向披靡。

面对凭借技术的“日本制造”的崛起，美国将其视为一个国家安全层面的威胁。因为“二战”之后，日本仅用20年就恢复元气，还一跃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产品生产者，这让很多美国人感到震惊。于是，美国学界开始琢磨，日本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是不是在创新方面有美国不知道的秘密？当时，有几种假设。比如，日本政府研发出了一种神秘的超级计算机，让他们的人工智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另一种假设是，日本解决了某个世界级数学难题，带来了计算能力的突破……后来，种种假设都被一一推翻。最终的结论是，日本人在团队合作上非常出色。尤其是汽车制造这种需要复杂合作的体系，美国注重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应对这种合作的复杂性上，没有日本民族注重集体主义的文化适应得好。

如今，我们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比20年前的时代更为复杂，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更是很难来自某个天才式人物的灵感一现了。一个紧密合作的团队是当今创新的“基本单位”，它的结构组成、人员的多样性以及性格的多样性都跟团队的整体表现有关。比如，你所在的团队是那种等级森严，老板一人发布命令，其他人只要负责鼓掌和执行就好，还是你的团队经常出现老板和员工会就某个主意拍着桌子吵架？后者看似乱糟糟的，但是通常比前者的团队更容易产生创新，因为在前者的结构里，员工们和领导者之间已经没有互动了，只是单向的输出，没有彼此的滋养。当然，人类是情绪的生物，团队中是充满激情，还是安全感、成就感与快乐，抑或是恐惧、不安、消沉，这些情绪也会极大影响团队的表现。

总之，21世纪的创新取决于一个团队的成员之间如何互动，即他们的互动方式是否有利于正向鼓励和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将团队合作的能力最大化。

二、动态互动注解

尼拉什在2011～2012年发明了一种被他称为“动态互动注解”（IDN）的方法，并且他用这种特别的符号语言来记录和再现一个设计团队互动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像是给每个团队的创新过程“写谱”，我和皮埃罗在他的办公室见到的学生，正是在做这样的工作。

“动态互动注解”方法是如何得到的呢？尼拉什的团队首先找到了两个实验团队。选择两个团队而不是一个团队，只是为了保证人际互动方式的多样性，并不是为了做不同的样本对比。

这两个团队的任务是，设计一款安全又有趣的玩具，他们需要尽可能多地产出新主意和新概念。团队可以使用乐高积木、书写和绘画等工具，以便他们设计和分析新产品的原型，任务时间约40分钟。

尼拉什团队之所以将分析聚焦于新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因为通过工程设计开发创新产品是一家公司成功的关键，公司需要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用足够有竞争力的产品赢得市场。设计团队在产品开发中实际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用视频录下他们工作的场景再倒回重放，我们就会看到团队成员在四处走动，与身边的人和工具进行互动。由此，信息和想法在团队中传播，生成新的概念。之后，产品结构和细节被构思出来，原型得以产生和测试。我们专注于新的概念的生成，因为这些概念最有望成为具有创新力的新产品[15]。

该项实验研究在斯坦福大学设计研究中心的实验室中进行。观测者能够凭借实验室设有的特写摄像机从细节上同时分析一个人的语言和非语言表达行为，还能迅速收集和分析视频数据。

两个团队的成员均是工程系的研究生。他们都曾参与过一个研究生课程。该课程以团队为基础进行设计活动，因此这些学生们都具有行业经验并且彼此熟悉。团队成员彼此熟悉在现实设计项目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收集两个团队的视频数据之后，尼拉什和同事在开发视觉符号的编码方案时，把重点放在识别团队互动过程中的“想法”“发言者的转换”和“互动片段”这几个部分。“想法”被定义为可能的现有产品的替代方案，可以是另一种产品结构，甚至是另一种产品生产过程的方案。一个发言是对另一个发言的回应，然后又引来新的发言者的回应，几个连续的发言者转换组合在一起就是“互动片段”。

在最后编码出来的被称为“动态互动注解”的视觉符号系统中，说话者的表达（不管口头还是非口头）都用一个特定的符号来表示，这些符号的分配不是根据发言者的表达方式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一段发言如何被团队中其他人所回应而确定的，因此实验者建模的不是一系列发言者的表达，而是一系列发言人的回应。

整个编码使用的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用来隐喻人际反应的视觉符号。比如，“阻碍”由一面墙表示，“克服阻碍”由越过一面墙来表示，“支持”由工程自由体图中使用的地面符号表示，而设计团队在头脑风暴时非常重要的逻辑原则“是的，而且”也由一个表示递进的符号表示。这使得符号易于阅读，也保证了记录人际互动的有效性。编码完成后，由12个符号组成的“动态互动注解”产生了。

按照这种方法，一段编码后的团队人际互动可以被表示为下图中的模样：

动态互动注解图

这是“动态互动注解”方法记录下来的一个人际互动片段，是实验团队一在12分38秒～17分之间的互动过程，加粗的部分代表团队中新的想法的表达，21～24是在给出的开始时间和截止时间内发生的一个互动片段。符号下面的字母A、B、C和X表示给出这些反应的团队成员。

至于这个方法开发前后的细节和具体如何应用，我们还是得听尼拉什·索拿卡的自述：

尼拉什·索拿卡

我在孟买长大，在那里拿到了工程学学士学位。后来，因为对研究感兴趣，来到了斯坦福大学继续学习。我一直对工程学中的创造性感兴趣，比如工程设计的行为特性，以及相关的技术创造和创新等。此外还旁听了许多心理学、神经科学、商业管理和教育类的课程。但自始至终最感兴趣的就是一个话题：人们到底是如何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团队并创造出新的概念或产品来的？

对我来说，团队可能是有等级制度的，也可能没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的。这些团队在没有行动指南的情况下展开活动，或者，即便是有相关的参照指南，在某些时候也会变得一无用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团队工作就开始了。我尤其对这些特别的“毫无经验可借鉴”的时刻感兴趣。因为这群人在这种时刻下，就要被迫或主动地发明点新东西了，或者就要找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了。在这种情况下团队如何行动，就是我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和研究中心主要学习的内容。

在研究过程中，我亲身体验了这种团队活动。为此，我参加了很多设计活动，有的是校园活动，有的是公司活动，我还参加了即兴戏剧表演（improvisational theatre）课程，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重大挑战。

即兴戏剧的玩法是，团队里人人都可以参与，我们没有剧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学习把所有即时的东西联系起来。有几个表演原则和特定行为能帮助我们完成即兴表演，把自己的故事讲完整，讲生动。比如，“是的，而且（yes and）”的精神和原则是即兴戏剧的内核和最基础的构成元素（如果你体验过斯坦福大学的设计思维工作坊，就会很熟悉这个原则，不管团队成员提出什么设计主意，你都要以“是的，而且我们还可以……”这种模式来接话，延伸着把故事讲下去）。即兴戏剧靠刺激与唤醒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反应能力、灵感和智慧来“讲故事”。

尽管团队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还是能一起创造出新东西来。在这个过程里，那些原则和行为上的实践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在教我如何在面对未知或模棱两可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创造性，而这基本上就是在靠直觉进行创造。

那么我们要怎么才能感受和捕捉到这些直觉呢？要怎么才能学习和分析这种与直觉有关的智慧呢？

从即兴戏剧本身，我观察到，它其实是关于我们如何倾听以及如何反应的艺术。而且这种倾听与反应都是在当下那一个个刹那间发生的。要分析这种倾听和反应的模型或规律，并赋予其特别的意义，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我尝试了好多种方法来应对这种挑战。最终，我发明了一种给人们的互动做“注解”的方法，并称之为“动态互动注解”（Interaction Dynamics Notation，简称IDN）。这套方法其实是从认知符号学的视觉化方法中借鉴来的。它到底是什么呢？打个比方，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对一段音乐有一个文字的注解，可以是西方的“五线谱”，可以是中国的“古琴谱”，因为有这些文字注解的存在，我们可以记录并演奏音乐。一个出色的团队的创意过程也像一段美妙的音乐，如果无法记录，就会永远地消失。“动态互动注解”就是给这个团队的互动过程谱写“乐谱”，用特定的视觉化符号让它能够被记录，被人们理解与分析。

在2011～2012年期间，我完成了关于这套方法的专题论文。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以IDN为基准，为设计团队诊断，并生成报告，以便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创新。具体来说，就是一直在采集更多的团队工作的视频数据，然后利用这套工具分析他们的互动质量，给出反馈报告。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请一个设计团队到实验室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之后，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会将他们的每次互动制作成符号化的文字注解，就像给视频加字幕一样，后期增加到视频上去。

整个使用视频的方法实际是从人类学研究中借鉴而来的，也是斯坦福设计研究中心的一种“传统”方法：1991～1993年期间，曾于生产复印机的Xerox Park公司工作的露西·苏珊曼（Lucy Susherman）带了几个斯坦福机械工程设计专业的博士生一起工作。这几个学生发现，露西·苏珊曼在用视频的形式记录和分析消费者是如何使用Xerox Park的复印机。这几个学生想，何不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设计呢?他们就这样将视频的研究记录形式带到了这个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的设施在2002年的时候就已经全部设置好了，所有发生在这里的活动都会被自动在电脑上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

虽然是从符号学和人类学中借鉴而来的方法，但IDN最核心的部分——基于周围人的反应的注解方法却是新颖的。给人际互动做符号注解不止一种方法，但IDN不同的一点就是，在编码过程中遵循了“基于反应的注解”这个原则。

什么叫基于反应的注解呢？就是我在编写互动注解符号的时候，不是看正在说话的一方，而是始终关注整个团队如何反应。这就产生了表示同意的符号注解或表示疑问的符号注解。这一点实际上是从即时戏剧得来的，因为它整个故事都取决于听的人怎么反应，怎么“接话”。

为什么团队的反应这么重要呢？还是以即时戏剧为例，我说了什么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听众，也就是我的团队们怎么理解我说的话才是直接导致故事接下来走向的关键。假如我说“啊呀，我刚又不小心把手机摔了”，这句话很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就是一句闲话。但如果团队成员里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反应：“是吗？既然你这么讨厌自己的手机，干脆去买一个最新的苹果手机好了。”这种反应方式一下子就把我的话赋予了意义，虽然这种解释可能根本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它却会让故事延续下去。如果我不加以否认，也许团队中会有另一个人说，“我正好多出来一个苹果手机，你要吗？”这也是我们在说什么没有那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说出的话常常没有我们自己想的那么清楚明确，很多时候我们想说的是“A”，但是团队的反应却会非常出乎意料，就是因为他们赋予了“A+B+C”的各种不同的解读。

所以在观察一个团队互动的过程中，尤其是设计团队如何一起创造出一个新概念或新主意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注意团队其他成员对某个人的言语或行为的反应，他们是如何解释、如何赋予意义的，这是影响结果的关键。

IDN的第二个创新部分在于视觉化，因为它的符号都是基于团队的反应的，它对整个团队过程的视觉化就很好地保留了整个互动的动态过程。A说了什么，B如何反应，C如何反应，A又如何回应，这整个动态互动的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并转化为符号。你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最终被团队采纳的某个决定或主意是由哪些互动产生的，是如何产生的。反之，你也可以看到，一个毫无成果也毫无进展的团队互动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哪些消极的互动导致了消极结果的产生。通过IDN的注解，你不需要看视频回顾整个互动过程，只要看符号数据，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团队工作的核心在哪里。

自从IDN诞生以来，我和设计中心的同事将这个方法主要应用在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对设计团队的诊断。比如，有的设计团队想要设计一个新的儿童智能玩具，但却苦于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我们会让核心设计团队到实验室来，通过实时的视频和IDN注解的方式来诊断设计过程中的互动，看到底哪一部分出了问题。我们会把整个诊断结果做成报告，包括团队互动的主要问题和我们给出的改进建议。这种诊断报告的方式会为整个设计团队提供一种强大的自我觉知能力，而他们身处团队互动的过程中往往会丧失这种觉知，但“旁观者清”，第三者可以更客观和清楚地告诉他们团队工作的得与失。

我们还会给学生的设计作业给出反馈，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们在做一个设计项目的时候，我把他们带到这里，录下一个15分钟左右的视频，然后给他们一个反馈报告。这会给学生一个全新的视角，让他们知道在团队中该怎么表现。

同时，我们做了很多研究，来寻找到底哪种互动模型对特定的团队活动是更适合、更有意义的。比如，我们会设定一个团队活动主题，然后找不同的团队来执行，把所有数据都收集起来后，再对比分析哪种互动模型会带来更优异和出色的团队表现。

第二，我们正在和可计算口语（computational spoken language）领域的博士学生合作，他们设计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尝试利用机器学习帮助我们迅速分析大量的团队互动数据（关于同一个主题），从而找出一个最好的互动模型。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定义什么是好的设计，什么是高质量的互动。

我们也在跟旧金山一家生物公司合作来做类似的数据建模，他们使用一种大数据分析软件来清洗和整理他们的基因数据。虽然我们所处的领域完全不同，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不管一个团队互动的过程是怎样的，包含口语或非口语的信息，它们都可以利用IDN转化成一串容易阅读和理解的视觉符号。这其实和基因编码的ATGC原理是非常相似的。如果大数据的方法可以用于生物信息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码团队互动。我们利用生物信息学里的模型匹配算法（pattern-matching algorithms）来分析使用IDN转化成的一长串的互动注解符号，试图来发现团队互动中的模型。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结果，还没有公开。但是，我们越是试图寻找一个表现异常出色的团队互动模型，我们就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寻找最佳互动模型仍然只是在冰山的表面做功课，冰山的下面还有许多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互动模型是有用的，但对理解创新来说，仍是不够的。

比如说，如果我在硅谷找到100个创业团队，通过IDN加上人工智能的方法发现了一个互动质量特别高的团队互动模型，符合这个模型的硅谷团队总是能迅速地找到好的解决方案或给出很棒的新主意。这并不意味着我拿同一个模型到中国或日本的创业公司去，它就一定管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等，会让这个在硅谷适用的互动模型“水土不服”。

第三，我们要如何更好地理解不同团队互动的背景呢？我们正在尝试把IDN应用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在思考，有没有办法可以让我们不仅只捕捉团队互动时的数据，是否还有可能把与团队合作的更多背景数据也包含进来，从而更好地理解团队合作时成员们的行为特性。比如，对一个团队成员的提议常常是不断提出各种质疑，几乎从不肯定，形成这种反应特性是由于个人的行为特点，抑或因为团队角色的不合理分配，抑或因为不断提问是一种当地的文化？

当我们把目光从硅谷的创新挪开，转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时，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提升创新呢？因为研究创新不是给人一个标准“食谱”，我们想做的是给人一种方法，让任何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和提升自己，也就是给他们自创优秀食谱的能力。

身处硅谷和斯坦福大学，我们会不断地遇到世界各地的访问者，他们说，“哇，你们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D-school）和设计思维工作坊真是太棒了，我们也想要。我们有资本，也有人员，可以马上复制一个到当地去”。

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想说，“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表面因素而已。很多时候，创新都跟当地人如何交流有关：就好像硅谷的创新跟这里的人用什么方式分享信息和人脉，人们聚会或工作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对话有关。而IDN第一次提供了一种捕捉并视觉化这些对话的方法”。

对此，我的同事阿迪·邦尼特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几千年来，我们一直在烧水，每次烧水时都有蒸汽，我们对此习以为常。直到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才发现利用蒸汽的魔力，这种魔力可以极大地突破我们人类的能力限制。相似的，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有无数场对话正在发生，如果我们有能够捕捉到每场对话核心的魔力，这也会极大地突破我们自身受限。试想，如果你现在可以“看到”硅谷当下正在发生的每场对话，你一定会知道什么是硅谷文化，什么将真正影响或改变世界。现在，我们仍然还不具备这种魔力，但并不意味着不可能。

我们现在对IDN以及关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就是在试图寻找出一种能够捕捉某个地区在同一时间发生的所有对话的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仅只是捕捉表面的、一时的团队互动数据，而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人们的行为背景和特性。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下一次，有从中国、韩国、泰国或哥伦比亚来硅谷找我们的人，说“我们想要把某个城市或地区变成一个像硅谷一样的科技创新高地，你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呢？”

我们就可以说，“看，这是我们发现的创新模型，这是我们用来发现创新模型的方法，你的创新模型肯定会和我们的不一样，你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适合你自己的模型。”

如此，我们就不是提供一个标准的创新配方，而是提供一个方法，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用来自我学习，诊断自己，并提升自己。

第四节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

先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20年后，一个投资人或政府官员打开电脑，调出一个名为“人类社交环境显示器”的平台，这是一个对人类互动数据进行实时收集和分析的平台。把鼠标移动到地图上的某个城市，选择该地区的“和平值”，会出现一个数字，还可以选择“陌生人信任指数”“创新指数”，也都有对应的一个数值。点击“详情”，在每个数值后面会有大量的数据分析图表来解释该数值的来源和实时动态。当其中某个数值如“陌生人信任指数”出现较大下滑时，该平台会发出警报，并根据数据的变化情况给出原因分析和干预措施建议。

所有本章中涉及的想要测量信任、合作或创新的机构，Uber也好，Airbnb也好，美国高级军事计划研究局也好，斯坦福大学设计研究中心也好，都在一点一滴地勾勒着这个场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说，殊途同归，大家其实都在测量同一件事：积极的人际互动。

确实，信任、合作、创新，是“积极的人际互动”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或者说，是人际互动中侧重不同的目标的行为。就好像如果你需要两个陌生人一起乘坐一辆车，你想要的是让他们之间的初次互动走向“信任”；如果你需要你的战士们不管任何情况下都能跟陌生人一起完成一项任务，可能是建造一座塔或一个堡垒，那你想要的积极互动的目标是“合作”；如果你需要一个团队或一家公司的成员能在合作中不断有新的主意以带动利润增长，这种需求被称为“创新”；如果你想看不同组织之间是如何沟通和分工的，你关注的人际互动的侧重点就是“协调”……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的设想是：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对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数据做一个总的测量？今天，我们能够讨论如何测量过去这些不可测量的事物，归根到底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力量。那能否建立一个开源平台，将所有人际互动数据都整合其中，做出一个像我们本章开头所设想的“人类社交环境显示器”？

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恰巧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作“积极的和平”。于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设想变成了如何测量积极的和平。第一步，是如何定义和收集“和平数据”。

有两点想要说明：第一，请不要被这种字面的把戏迷惑。套用《金刚经》中的句式来说，“积极的和平，即非积极的和平，是名积极的和平”。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人之人之间高质量的连接关系”。名字本身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而使用，它并不重要。如果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每次跟周围人的互动，都像是湖面上的一个小小的涟漪，会在整个湖面引起更多的涟漪。如果你愿意思考如何对周围每个人都更友善一些，让你这小小的涟漪，每次泛起的是“积极的互动”而不是“消极的互动”，那什么是“积极的和平”，不知道也罢。

第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数据”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理论设想阶段，仅仅建立了起点。马克和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合作，在2017年写出了《和平数据标准》[16]的论文初稿，直到现在还在实验室内外征求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会介绍他们的这个初步设想，如果你有很多问题，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给马克写邮件吧（mark@peaceinnovation.com）。

一、“和平数据”

马克在解释测量积极和平时经常用的开场白是：假如现在有两个人，姑且称为甲和乙。要知道这两个人之间是冲突还是和平，如果是和平，又是处在哪个阶段，这就要收集两个人互动的数据。2[17]世纪收集两个人的行为数据与100年前很大的区别是：今天的甲和乙身上已经被诸多“中介型科技”武装起来了。

这些科技指的是，甲和乙都有智能手机，可能还有其他传感器，包括智能手表、运动手环、智能眼镜。在《和平数据标准》这篇论文里，对“中介型科技”的定义是：它是能够增强我们跟他人积极互动能力的科技，扮演着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中介或代理的角色。也可以说，中介型科技可以是那些将人们，尤其是陌生人连接起来的科技，也可以是那些协调人们活动的科技。即它不仅是微信和脸书等社交媒体，还包括协调类的谷歌日历，合作类的Uber打车等。

中介型科技为人们的互动提供便利，使人们可以迅速地在个体之间、两个群体或企业实体间发现新的人际互动、改进或实时扩大人际互动的规模等。也正是中介型科技为创业者们快速地设计、测试能够增进积极的和平的科技提供了可能。

另外，今天甲和乙互动的环境中也有大量的、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两人若是一起乘坐飞机或逛商场，都可能会有摄像头记录、租车、订酒店等记录……这些“中介型科技”和周围环境中无处不在的传感器造成的实质性改变是，甲和乙的互动行为一定会留下大数据，而有了这些数据，双方的互动就可以被洞察。

如果我们能持续地跨时间收集甲和乙的互动数据，比如，3～5年，甚至10年里两人的互动数据，那么，我们就可以制作出两人关系中的互动模型和关系变化曲线。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根据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积极干预，通过设计新的科技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沟通和互动，用数据的实证结果来取代“直觉”，来帮助建立人际、社区乃至国家之间更和平互惠的关系。尤其是如果我们发现甲和乙的关系处于长期冲突和彼此伤害之中，不设计干预措施，一场灾难的发生几乎不可避免。即便没有冲突，在整个收集和分析甲、乙互动数据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一直探索如何能让两人的关系更稳定、持久和和谐，走向积极的和平的更高阶段。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的定义是分不同层次的，尤其是在积极的和平上。在定义何为“和平数据”时，它所指的和平是一系列积极的亲社会行为，这些行动能够最大化显示与他人互动的积极结果。

按照这个定义，“和平数据”就是甲和乙的积极互动的行动数据。问题是，谁是甲和乙？如何描述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可以描述的维度，名字、年龄、性别、职业、出生地、爱好等等。比如，我的一个朋友在邮件最后的署名是“一个母亲，一个飞行员，一个不错的厨师”。还有某位艺术家在作品上留下的署名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人们定义自己的方式是如此不同，到底哪些定义维度跟测量和平有关呢？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认为，最重要的定义维度是“群体属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人们定义自己的时候，就是把自己划分到了某个特定的群体之中。年龄是一个群体属性，职业是一个群体属性，种族是一个群体属性，爱好也是一个群体属性。即便“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也属于艺术家群体。将描述甲和乙的群体属性的数据加上去，我们的互动就成了下面的样子：

互动模型图

群体属性之所以跟和平有关，因为将这个世界划分成不同的群体，划分成“我们”和“他们”，是深藏在人类基因中的天性，也是许多战争和冲突的来源。属于“我们”的通常就是朋友，属于“他们”的则听起来就很可疑。

在人们的诸多群体属性标签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哪些呢？答案是，那些属性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人们会很容易就关注到不同的群体属性，并将这种不同变成敌意。比如，不同的宗教属性，不同的种族属性，都是历史上引发惨绝人寰的战争的原因。而且当人们将注意力聚焦在不同的群体属性上时，往往很容易忽略自己和对方相同的群体属性。

社会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在罗伯斯山洞实验[18]（Robber’s cave experiment）里证明了人们对群体属性的“执着”。21位11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奥克拉荷马州的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去参加夏令营，旅行之前，他们被随机分成了两组。然而，当两个小组分别将自己命名为老鹰队和响尾蛇队之后，他们之间的冲突和偏见就产生了，两个团队开始互相辱骂和攻击。实验者给两个组设定的竞争任务更是加剧了冲突。但是，他们也从这次现场实验得出了一个让人们从冲突走向和平的方法：为不同的群体找到一个更高的共同目标。比如，当老鹰队和响尾蛇队发现他们的供水系统遭到了破坏，两个团队需要合作修复这个问题时，他们之间的冲突明显得到缓解。这个时候会发生的情况是，一个共同的目标重新定义了群体属性，将原来的“他们”变成了“我们”。

因此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在关注互动双方的群体属性数据时，会特别关注双方不同的群体属性，也就是两人的不同之处。而增加两人积极互动的关键是，如何重新定义两人的群体属性，尤其是如何增加或强化双方群体属性中的相同之处。这给后续设计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持。

实验室特别关注的另一点是，和平跟创造经济价值的关系是什么？当两个人之间的积极互动显著增加之后，这会对双方创造财富的能力造成多少影响？典型的例子如Airbnb，两个陌生人不仅有机会接触和互动，还创造了经济收益。就像玛格丽特强调的，我们一直在说硅谷存在许多积极的和平，这是创新和创造财富的关键。那么，到底多少积极的和平对应多少财富创造？如果能够试图量化这一点，就会给人们更多的动力来增加积极的互动。

因此他们绘制了如下收集和平数据的表格：

和平数据样本图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所定义的和平数据的几个主要维度是：第一，群体属性（尤其是双方群体属性的不同之处）。第二，互动双方的行为数据（也包含双方使用的中介型科技的数据）。第三，纵向收集数据的可能性（即跨越3～5年，乃至5～10年时间维度来收集和分析数据，进而找出互动双方的行为模型）。第四，元数据（比如群体属性、中介技术、不同的群体属性、经济价值）也作为和平数据标准的一部分。

当然，根据不同的实验设定，我们可以在这个主框架上增加更多的数据类型。

最后，我们用一个想象的场景结束本小节：未来有一天，当你走在大街上，融入陌生人的潮流后，你可以打开一个基于智能城市大脑收集的数据建立的手机应用，它可以迅速帮你找出你与身边的陌生人的共同之处。比如，你和出租车司机经过数据比对，有超过三项相同的群体属性，包括出生地、家庭结构和爱好。这会如何影响你接下来与他的互动呢？

二、“好心办坏事”的忧虑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是信息，我们使用的电脑、手机在无形中重塑着我们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演变。很多时候，这种重塑是不可预测的乃至危险的，也就是说，是有负面影响的，比如网络成瘾症和无法集中注意力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被动地等待这些负面影响发生。”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在麦克卢汉之后发出了疑问：既然媒介技术迟早是要深远影响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设计技术来主动实现更多我们想要的、期待的影响呢？

这其实也是对另一个问题的探索：我们到底能多大程度上保证只将科技用于好的用途，而不是用来伤害我们自身？马克的方案是，我们在设计一种新技术的时候，就先在实验阶段对它的影响进行充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论证，选择可以最大促进积极的和平的方案进行设计。

以媒介为例，既然媒介就是信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乃至社会结构。为什么我们不在新的媒介形态诞生之前就主动设计它呢？为什么要被动地等待下一场媒介革命的冲击呢？

但是，马克还表示，他非常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即便你用了最大的善意和最纯良的动机来设计和执行一个计划，最后却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他用自己在非洲埃塞俄比亚做人道主义救援工作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的救援团队将粮食、资金和车辆等送到灾区，可当地政府一面对救援物资征税，一面以“合理分配”的名义垄断物资，送给灾区的车辆第二天可能就被涂成军车。即便救援的粮食真正到达灾民的地区，却因为它破坏了当地粮食商人和农民的经济链条，导致几年之后，那里的土地大量荒芜，人民更贫困。

马克的忧虑让人不寒而栗：为了科技不被用于战争，我们试图将其用于和平，但我们真的确定它会让世界更好而不是更糟吗？这让我想到佛教里看门人和菩萨的故事——看门人和菩萨互换位置，条件是看门人不许讲话，只能倾听。看门人看到一个富人先来祈祷，忘记了钱包，接着被一个来祈祷的穷人拿走了，这个富人匆匆赶回来找钱包，这时祈祷的是一个即将航行的旅行者，富人咬定是旅行者偷了钱包，两人争执不休。看门人终究忍不住，说出来真相，自以为是公平正义。殊不知旅行者因为富人不再纠缠，顺利登上了旅行的船只，而那只船很快沉没了。穷人因为没有得到这笔钱，无法给家人看病，导致病人死亡了。富人要回了钱包，可那点钱，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马克的经历和看门人与菩萨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我们所看到的因果都过于表象，我们对是非好坏的判断都是基于片面、部分事实的。即便我们本着促进更多和平的善意来设计一种新技术，即便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对它能否促进和平的行为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和实验，我们对“促进和平行为”这一目的的衡量仍旧只是单一维度的，最终设计出来的结果会不会还有其他维度的后果？我们怎么保证我们不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为了让马克不那么忧虑，我说：“嘿，好心办坏事是挺难受，但重要的是动机，不是后果。比如，同样的行为，一个医生把手术刀插入了病人的心脏，结果人死掉了；一个小偷把一把刀插入了无辜行人的心脏，也导致了死亡，我们判医生无罪而小偷重罪呀。”

马克则微笑说：“不，医生把手术刀插入病人心脏时，之所以会导致死亡，并不是纯粹的意外，而是他在‘也许能救人，也许不行’之间选择了冒险。但是，如果大范围的数据测量成为现实，在1000个类似的手术里，医生拿起手术刀，结果都是病人死亡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告诉这个医生，‘嘿，你不要再试了！’在这个数据可以被大范围测量的时代，我不再相信动机决定一切的论调了。我相信，行为本身和其后果因为可测量，执行人就必须对其担负起责任来，不管你的动机是什么。”

即便满怀忧虑，也要奋力一试，总要有人来做这个实验，我们不能一直等着被亲手造出的技术愚弄。

这听起来颇有点“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味道。

第一节　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工具

测量积极的和平已经很复杂了，要在测量的基础上设计干预措施，增加积极的和平，其难度就更有些超乎想象了。这个世界已经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先“升级”自己的思维工具或方法，才能继续推动人类对于“不可能”的定义。

积极的和平首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2017年积极的和平报告》[19]中指出，良好运作的政府，完整的商业运行环境，平等分布的资源，自由的信息流动，和邻居的友好关系，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以及低水平的腐败，都已成为构成积极的和平的支柱，并得出结论——“积极的和平会创造最利于激发人类潜能的社会系统。”

我们找到了几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在理解系统性问题上拥有自己独创的思维工具或方法，借鉴他们的方法来思考科技与和平，也许会发现新的可能性。

一、画出和平的地图

2017年9月的某个下午，我和皮埃罗在旧金山第一次拜访了罗伯特·霍恩。这位年逾80的学者独自居住在一所公寓里，整个房子就像一个图书馆，除了随处可见的图书，墙壁上还挂着巨幅的《可持续的世界2050》，图上画着为了未来世界的持续繁荣，以及我们需要在气候变暖、经济发展、贫穷、教育等多个领域应该采取的措施。

罗伯特是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和作家，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谢菲尔德（英国）大学任教。他最知名的研究是“信息地图”，这是一种用视觉语言的方式帮助人们在商业和教育领域处理复杂问题的方式。罗伯特尝试将这种方法用来帮助人们思考、解决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罗伯特也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早期的咨询顾问，他帮助实验室以他独创的“画图”方式思考、改善和平。

罗伯特讲述了他倾注一生心血研究的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当然也可以用于思考任何生活中复杂的问题。

以下是罗伯特的口述：

我与马克是在2011年相遇的。当时，我对他这个测量和促进积极的和平的主意非常感兴趣。马克对我一直以来在做的“绘制关于一团乱麻的问题的地图”（mess mapping）项目也非常感兴趣。我想，或许我可以帮助他。当时他的项目还处于理论阶段，没有开始做实际的实验项目，进展非常缓慢。所以我就建议他可以在帕托奥图的东部做实验，这样就可以不断地验证和完善理论模型。但是，后来这个主意也没有成功，原因是帕罗奥图的一些官僚问题。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想要用可量化的方式测量和平，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有：我们如今到底拥有哪种程度的和平？在哪个关键节点上我们会走向拥有更多或更少和平？又在哪个节点和平会停滞？到底是哪些关键因素在影响和平？这些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里最有难度的一些问题。

马克选择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这是我能给别人工作的最大的赞美了。因为这个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这个世界需要人们去思考它，并去找出答案。不管我们最终找出来的会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去做。我本人也乐于给予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什么是“梳理和平的地图”呢？影响和平的问题就好比一团乱麻，我们需要先绘制出它的地图，才能进行下一步。为什么说和平的问题就像“一团乱麻”呢？我使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拉塞尔·阿科夫在研究系统性思维时提出的概念。他大致是这么说的，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系列彼此相连的问题的集合。比如气候变化、教育、安全和医疗，这些问题都属于系统性问题，它们在各自的系统中和别的问题相互纠缠，盘根错节，令人沮丧。对于这些特别复杂的问题，英文中很难有一个词来形容，于是我就将它们定义为“一团乱麻”（a mess）。我又想强调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才会有的，自然界可没有一团乱麻，从来都是繁而不乱、井井有条。所以这类问题就有了一个专有名称：“一团乱麻”式的社会问题。

因为“一团乱麻”式的社会问题都是系统性问题，解决这种问题有两个前提：

其一，你不可能“解决”一个问题，你只能通过调整系统，让这个问题逐渐“消融”，也就是逐步得到改善。你没有办法完全摆脱导致这个问题的系统性元素，如果能让这些元素变得更好，那就已经是成功了。

其二，即便要有效地改善这种问题，也不能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因为系统会迅速反弹，让你徒劳无功。要一次性解决多个问题才有效。

那么怎么知道要一次性解决哪些问题呢？

每次当我被他人邀请去诊断一个“一团乱麻”式社会问题时，我首先会想办法让所有涉及问题的人聚集在一起。通常人们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我的假设是，如果你手里没有一个对这个“一团乱麻”式社会问题的“地图”，那么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盲人摸象，各说各话，我们就很难取得任何进步。即便取得一点进步，也很快就会被系统反噬。

所以解决这类复杂问题的第一步是，确保所有涉及该问题的关键人物都在场，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的性质，画出问题的边界。我将这整个过程称为“给一团乱麻画出地图”。

我会先创建一个地图模板，那看起来就像一张画，由各种图表和表格组成。我会拿着这个模板给所有相关的人填写。大约一周以后，我就得到了一张桌面大小的图片，其中包含了我设置的不同格式的75块信息。

这个阶段完成后，所有人再坐在一起对着这张“画”来思考可以采取的行动。这个小组讨论和画图的过程非常重要，完成这个过程就等于已经是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为什么呢?原来参与问题的每个人物可能都会对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大家互相指责。现在，在这个过程里，所有人不得不互相倾听，而通过倾听，他们会领悟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原来，大家都没有某个特定的问题，大家有的是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一团乱麻”！这个问题需要整个团队一起来想办法。当这个事实变得清晰以后，原来分裂和互相推诿的团队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团结的整体。

之后，他们每三周见一次面。在原来所有人一起画出的“关于一团乱麻的地图”初稿上，我会重新整理信息，推出一个最新的改良版本。

团队核心成员可以将这些最新版本带回办公室，让员工们参与讨论。这样做是让整个团队对如何定义和理解所面临的问题有近乎一致的看法，并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好准备。

约几个月后，通过对“一团乱麻”的梳理我们已经有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可以采取的行动，然后我们确保所有这些行动可以同时执行。

世上还有许多“一团乱麻”式的复杂大问题，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能力。比如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以及核武器和核废料处理。我曾用视觉图画的形式把这些问题画出来，帮助人们去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

我将整个详细的方法和流程写进了《一本关于社会复杂问题的小书》（A Little Book About Social Mess）这本书里，该书还尚未发表。

我曾多次受邀参与解决复杂问题，比如，在美国阿拉米达县，照顾残疾人和老人的福利中心就存在着“一团乱麻”的问题。一个中心有十几个代理机构，而当一个残疾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社会上的捐赠资金从不同的渠道进来，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资金流动的过程和去向。这种局面，通常也是因为隐藏着“一团乱麻”式的社会问题：它纠缠进了多个社会机构和组织，每个组织却都对对方在整个系统中的角色不清楚或有误解。这也就需要我们通过画地图来帮其梳理了。

请我做咨询的机构里，有政府机构，也有商业机构。比如，一个由世界商业理事会（The World Business Council）组织的项目，主题是可持续发展。我们与世界知名的29家公司的29位高级战略家将在18个月内进行合作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商业理事会拥有200名成员，其成员都是世界知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如美国摩根大通、中国石油、日本丰田、英国电信等。该个项目的目标，是更好地从战略层面理解2050年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涉及能源和经济发展，涉及食物和水，涉及城市如何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我们在这18个月中探讨该做些什么来推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并着重探讨我们的商业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们先提出了约70个想要实现的结果，其中3/4的可能性是可测量的。然后我们用一个“倒推”的过程，沿着10个不同的维度来思考，这10个维度主要包括农业、制造业、经济、能源等。对于每一个维度，我们都按照时间节点往后倒推。比如，要实现205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040年我们在农业或制造业必须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要实现2040年的目标，2030年的目标又是什么？

为了确保我们的思考不会有所遗漏或逻辑不会出错，我用视觉化的形式来呈现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为此，我制作了一副包含4500个不同元素的巨大的图画。你现在看到的我书房墙壁上的只是一部分。这个画出“一团乱麻”的地图的制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集合诸多商业领导人的智慧来列出一个巨大的检查清单的过程，它清楚地呈现了我们的集体智慧：为了实现2050年的可持续发展，接下来每10年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要做哪些工作才能确保我们走在正轨上。

罗伯特·霍恩和他的“壁画”

最后，我和29家公司中的两位首席执行官一起撰写了一份报告，作为其他理事会成员企业的高层发展指导原则。为这个项目“绘图”的过程其实类似于制造一份协调检查表，只不过涉及的元素太多、太复杂，而且是一个跨度约50年的工作原则，单独的一个企业领导人如果没有这样的检查表，就很容易在思考的过程中遗漏或忽略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重要元素。这个项目其实也可以作为类似商业解决方案的模型。

接下来，我们谈谈和平。显然，很多“一团乱麻”式的社会问题都影响着和平这个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2050年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世界也肯定不会和平。

想要在和平问题上有所进展，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具体的情境，比如，是想要提升哪个地区或城市的积极的和平？主要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们才能把相关核心人物聚集在一起开始“画图”。

我做过的另一个跟和平关系密切的项目是在世界冷战期间研究该如何理解和思考核威慑。核威慑这个领域充满了矛盾，在大约30年里我都不断在研究这个问题。冷战期间，世界上只有两个大国拥有核武器，核威慑的问题就还简单一点。现在，当更多的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事情就复杂了很多倍。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这个问题，我首先将报告和相关的书籍、公共声明翻译成图表和图画等视觉形式。无论这是否有帮助，我都认为值得尝试。

另外，我所了解到的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理论源自于说服科技实验室的创立者B.J.Fogg，而B.J.Fogg实际传承的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说服科技现在就是我们的信息。问题是，将说服科技应用于一个“一团乱麻”式的社会问题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是想要解决一个简单的小问题，说服科技是容易设计和发挥作用的，比如B.J.Fogg提到的，使用科技帮助人们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但是，一旦问题非常复杂的时候，使用说服科技的风险是，它会让问题变得更复杂。当今的说服科技具备快速扩散信息的能力，我们在设计和使用的时候应该更加小心和谨慎，因为只要稍有实施不当，它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二、设计X

“设计X”是2014年在上海诞生的一种新的设计方法。当时，新成立的同济大学设计创新学院，邀请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设计实验室的唐纳德·诺曼、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工业设计工程学院的彼得·詹·斯塔普斯（Pieter Jan Stappers）以及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帕特里克·惠特尼（Patrick Whitney）等全球范围内的设计专家来做研讨，他们一起讨论出了这个方法。

这些设计专家们提出，设计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正日益成为一个自然和人工科技结合的系统，而人、计算机和机器形成了一个不断迅速变化的社会与科技网络。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设计实验室”来适应这个网络。

在介绍“设计X”的论文里，是这样表述的：今天，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涉及由利益相关者和许多问题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些问题经常牵涉到大量的人和机构，还涉及诸多科技，特别是那些与传播、计算和交通相关的科技。[20]

到底这种方法是什么？和以往的设计又有哪些不同呢？

设计专家们给出的定义是：设计X是一种基于佐证的设计新途径，用以处理当今世界面临的众多复杂而严峻的问题。它是对现今设计方法的补充和增强。现代设计已经从对产品和服务的专注发展成为扎实和强大的方法体系，并应用于各种社会议题。这些设计方法一旦与专业学科的知识和能力相结合，就能提供各种有力的途径以发展处理大型、复杂问题的有效方式[21]。

我们在加州通过电话采访了唐纳德·诺曼，他是这个方法的提出者之一，也是当今设计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根据诺曼的解释，“设计X”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设计X”是个跨学科的设计方法，需要各个学科的专业人士一起工作。

诺曼本人认为设计中最重要的是同理心。设计者要有同理心，就首先要有能力来理解整个社会系统。过去，人们认为设计者最关键的能力是创造性。虽然现在设计者的创造性仍然很重要，但仅靠它已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系统了。

今天和未来的设计需要依靠一个更加科学的方法，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比如，神经科学家可以对人类行为做出更精准的分析和预测；计算机科学，尤其是大数据，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类行为的另一个角度的分析；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人类的行为也能有更好的理解。

诺曼建议未来的设计师需要接受广泛的教育。设计师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科学背景，无论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政治学，都能帮助设计师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

依据诺曼的建议，未来的教育模式也必须改变。今天，大学专注于基于学科的教育，而要处理大型的复杂问题，这样的教育模式已经不再足够。我们需要在基于学科的现有模式中加入基于问题的教育。即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专家和学生就某个特定问题一起学习、开展研究。第二，在设计中应该重新构建人类和科技的合作框架。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围绕机器的需求来建造，社会系统强迫人类填补机器不足的地方，强迫人类去学习一长串的数字密码或通过机械的拨打等方式去适应机器。

诺曼曾在采访中说道：“机器的运作通常需要高精度的数字、重复性的动作以及长时间监控，且无须做任何操作（如开车），这些都是人类不擅长的。然而一旦机器出现任何问题，我们人类又应该立即接管。一旦我们处理不力，就会被指责是我们的错。事实上，这根本不是我们的错，这都是设计的错。”

与满足机械的需求相反，我们应该将整个社会科技系统围绕人的需求和特点来设计、建造，这才是以人为本的设计。然后再要求机器来填补人类表现的空白。毕竟技术的发明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

未来的设计，尤其是科技的设计，应该能让人和科技成为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要能让人类真正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从现有的我们不擅长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第三，设计行动而不是设计思维。强调设计应该是行动主义的，能够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处理复杂问题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它如此庞杂，需要你付出很多努力，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而且最终很可能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

诺曼以自己为伦敦市重新设计紧急救护系统的经历为例。他和设计团队多年来做了很多研究，重新设计了救护车，并让它们以新的方式分布在城市中。伦敦市市长非常喜欢这个设计方案，他们的团队还获得了某设计奖，大家都认为这个方案非常优秀。但是最后因为没有人愿意为整个方案买单，该方案最终没有应用于实际。

“我们总是说设计思维是没用的，你需要的是设计行动”，诺曼将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视为他的榜样，查尔斯是“渐进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你应该做一些小的、渐进式的行动，而不是一次就想把所有事情都做完。首先应该分析整个事情，看看你想要行动的方向是什么，在这个方向上做好准备，然后就采取“机会主义”行动。静候时机，当机会来临时，你只需在正确的方向上先做一个小的项目。因为它是一个小项目，可能显得有些无足轻重，所以人们鲜有反对意见。如果你成功了，它会让你更有信心去做下一个项目。如果它失败了，因为它只是一个小项目，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人们也不会放在心上。

总之，拥有奇思妙想其实是最为简单的，难的是如何实现它。因此“设计X”的中心应该集中在设计行动上，设计人员重点关注的还是确保自己理解整个系统，确保你提出的是正确的问题，而且给出的答案是具备可行性的。

“设计X”聚焦人的需求，为寻找根本原因深入探索问题，目标是应对重大问题。它基于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并加以整合，但永远试图提供对当下而言有价值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缓和现状。

那么，如何将“设计X”用于设计和平？诺曼认为，和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心理问题，也是关于如何跟人互动的问题。与所有以人为本的设计一样，设计和平首先需要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

我们依据“设计X”的理念得到的启发是，设计和平要成为一个汇聚各个专业学科人士的全球合作项目；和平科技的设计要确保科技能真正为人类服务；最后，不管问题有多么复杂，行动起来，先从一些小的项目做起。

第二节　斯坦福大学和平设计图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想用6个步骤来设计和平：

和平设计循环图（Peace Design Loop）

第一步，先选择一个目标社区（可以是一个公司，也可以是一个城市）。

第二步，观察这个社区内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到哪些科技。

第三步，选择一个想要在该社区内增加的积极的互动行为（比如，增加不同群体间的沟通次数）。

第四步，创造一个快速干预措施的原型（通常是以社区内人们在使用的科技为基础进行再设计，比如在原有科技上增加新功能，也可能是重新设计一个新的科技应用）。

第五步，测量该干预措施的效果。

第六步，最大化积极的效果，并重复这个流程。

可以看出，这个模型是说服科技和行为设计的结合，模型设计者试图用科技的主动设计来创造或促进我们想要的积极的互动行为，且该模型的可行性是建立在能够收集和分析一个社区的和平数据的基础上的。

这个“和平设计循环图”只是实验室整个和平设计理念中的一部分。如果和平是一个“产品”，这个设计图就是一个初步设计模型。每个国家，乃至每个城市面临的和平问题都是有很大差异的，人们想要的积极的互动行为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如何找到最适合或最有效的设计方案？在一个地区设计和平之后，又如何解决它的“规模化”问题？

马克和玛格丽特这两位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创始人经过数年的努力，已经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以及荷兰海牙等全球多地建立了实验室的分部。马克在协调运作这些实验室时借鉴的是合作式设计思维的理念。

什么是合作式设计思维？设计思维也被称为以人为中心的设计（HCD），通常是通过体验式学习研讨会来完成的，这些研讨会侧重于讨论和实践以人为本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我参加过一个斯坦福大学举办的设计思维研究会，它其实并不枯燥而是非常好玩的。该研究会由一名专业辅导员主持，内容主要为在专业辅导员的帮助下，非设计人员探索某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典型的设计思维研讨会中，这样的辅导员主要帮助组员：了解设计对象的需求、愿望和机会；探索解决问题的可能方式；测试解决方案；总结学习，以及重复该过程，直到得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设计思维的模型结合了两个发散再聚焦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设计思维模型的“两颗钻石”图[22]

第一颗“钻石”专注于发现一个项目的重点是什么。它先从一个发散思维阶段开始，在本阶段会产生该项目应该解决的问题或需要抓住的机会的多种假设。然后，它再进入一个聚焦思维阶段，目的是在多种讨论出来的假设里选择一个或组合两到三个成为项目主要关注的重点解决问题或要抓住的机会。

第二颗“钻石”专注于解决第一阶段确认的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或创造一个创新的方法来抓住第一阶段确认的机会。它还是从一个发散思维阶段开始，这个阶段要产生多种解决方案或创新备选方案。然后，它进入聚焦思维阶段，目的是选择一个解决方案或组合出来可能形成项目成果的创新方案，方案可能包括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或新的流程。

“双钻石”的设计思维模型在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又被细化成了5个步骤：

①与用户或客户发展同理心。

②定义项目的重点（问题或机会）。

③产生解决方案或创新方案。

④根据项目的假设和决定来创造一个解决问题的操作原型。

⑤测试原型并重复这个过程。

对按照设计思维来进行创新的方法，马克的看法是，它过于强调竞争而不是合作，这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将其规模化。用设计思维先发散再聚焦的方式来创造创新方案，马克认为这相当于在沙漠中寻找绿洲，是一个传统的“寻宝模式”：我们将派10个不同的团队前往探索一片未知的沙漠，每个团队对于绿洲在哪里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我们事先通过统计预测上了解到，其中有9个团队将因为他们的见解而在沙漠中的某个地方死亡，仅有一支队伍将会发现绿洲，尽管我们不能确定是哪一支队伍。当他们发现这片绿洲后，很可能就会占领它，并向其他进入沙漠的人收取租金。

在该模式中我们探索到的90%的内容都是些“行不通”的经验教训。又因为整个工作流程并没有设计如何系统地记录过程，所以相当于90%的探索都是无用功。

马克觉得，虽然硅谷很擅长回收利用失败的经验，但是这个回收过程也还是一个非正式的过程。比如，硅谷的某个创业公司倒闭了，这个公司里面的很多员工都将被其他同类型的创业公司雇用。这就意味着他们将在同一个产业里做一件他们已经有经验的事情。他们这些“失败者”就有机会说，“不要这样做，这个方法我们在上次创业时尝试过，没有用”，或者说，“每个人都认为这部分很困难，都不想介入，但我们上次创业的时候尝试过了，其实非常容易”。

这种关于“失败的经验”需要一到两年才能在硅谷得到再次利用。大家也都很重视这种知识。在硅谷，作为创业者，除非你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否则风险投资人都不会给你投资。但是，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创新生态系统中，这些知识根本没有被回收利用。一旦有人创业失败了，失败就会作为一种耻辱性的印记留在他们的档案里，他们只能去从事完全不同的行业。

现在的问题是，创业中90%的知识都是“失败的经验”，而硅谷的回收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创业成功是大有益处的。我们怎样才能系统地回收和利用这90%的知识呢？

这就需要合作式设计思维了，合作式设计思维与设计思维不同的是，它也有10个团队“来探索未知的沙漠”，但是它不是竞争式的“寻宝模式”。10个团队的目的不是“寻找绿洲”，而是一起合作“为沙漠画出地图”。

为了“为沙漠画出地图”这个目标，合作式设计思维在一开始就会统一使用一个“画地图”的方法或模型，每个团队都按照这个方法来执行。比如，某个团队向北进入沙漠一公里进行探测，之后研究一下根据探测结果能设计些什么创新成果出来，能否做一个设计原型，然后测试它。通常这时团队可能会发现他们无从入手。但是，他们继续前进，再前进一公里。每个团队都这样做，而且每次的发现成果几个团队都彼此分享。如此一来，10个团队就是在非常系统地进行努力，最后他们中的某一个团队会发现一片绿洲，这个发现也会被团队所共享。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个合作的过程，最终将得到一张关于这个沙漠的地图。这张地图从长远来说，是最具价值的产品。

在以往设计思维的“寻宝模式”中，团队间是竞争关系，每个团队只想自己去发现绿洲，最好其他人都不要发现绿洲。合作式设计思维下的10个团队在进行设计时，会与彼此分享自己的经验、尝试，的确90%失败的概率依旧不变，但在这种模式下，经验、方法得以分享、利用，设计推进的效率也就更快。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在全球的每个团队都在按照实验室提出的“和平设计循环图”的6个步骤来设计和平科技，他们以同样的方式在不同地区测试这个过程，预测可操作的结果，然后向所有和平创新实验室来报告他们的发现。

马克的假设是，当所有团队不断重复这个流程，最后某个实验室会发现一个特别成功的和平科技，它会被商业化，会被人们谈论和复制。很多团队的实验室将什么也设计不出来，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失败”的知识没有浪费，只要坚持记录所有团队的探索成果，我们在某一天将拥有一张关于全球范围内足够大的和平设计空间的“地图”，这将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另外，在马克设计和平的工作理念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和平设计师们”要跟当地人深度合作，让当地人来参与设计当地的和平。这一点，也跟传统的设计思维不同。

传统设计思维的设计师对待邀请他们来的人们，有点像对待实验室的老鼠：我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而且我会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结果是，那些在问题的第一线工作的人，那些对自己面临的情况更了解的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进设计当中。除了被动地回答设计师的问题：你喜欢我的设计吗？即便设计师咨询了他们，他们也大多是被动地回答一些问题，并不能有足够的权利或位置来参与到整个设计的过程中来。这种设计的方式，马克将之称为“殖民地入侵”。

因此，马克提出的设计和平的方案里，工作人员应该是这样工作的：他们进入欧洲的某个村庄说，“你好，我对你的社区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如何做一个设计和平的过程，我可以教你怎么做，你可以告诉我你们社区的需求是什么，社区的资源是什么，社区的优势是什么……”这在本质上也就是让当地人自己做自己的和平设计。

这种方式可以让“设计师”更直接地在设计过程中跟本地人互动，跟那些真正需要设计的人互动。马克的假设是，在这种方式下，工作人员使用原有的设计模型能够会产生更好的设计成果，设计成果将更为本土化，且有更多精细的贴近实际情况的调整。而且，这种方式也能让本地人更好地观察他们自己的实际需求、优势和资源，进而发现真正的机会，这些机会很可能是外来的设计师们永远都无法发现的。

这种让设计对象深度介入到设计过程的理念也是合作式设计思维特有的。合作式设计思维也叫作参与式设计思维，它从诞生之初就强调要让被解决方案影响的人们参与到方案的设计中来。比如，如果你要为一幢大楼设计防火方案，那所有涉及该方案的人们都应该参与进来，大楼里的用户要参与，建造防火工程的工程师要参与，政府监管部门也要参与。总之，它的设计理念是要让那些非设计师，但是在解决方案里有着自己的角色和利益的人们都参与进来。

合作式设计思维（或说参与式设计）对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工作框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马克一直在实验室表达这样一个观点：我们不会在用户身上进行实验和研究，但如今诸多公司进行产品设计时却会在用户身上进行实验、研究，比如脸书、谷歌。他们不断地在普通用户身上测试、运行各种产品。而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将教用户如何在自己身上做这些实验。如此一来，用户将始终拥有控制权，将始终掌控这个产品对自己在做什么。实验室的一个口号是：“我们是自己的实验室小白鼠。”

不过，马克在全球和平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其实已经很难被归于合作式设计思维的范畴了。马克本人更喜欢借鉴的是科学研究。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合作的工作领域并不是特别多，但是科学研究本身完全是全球合作性的。当然，科学家们还是会为到底谁先发表了某项技术论文等争论不休。但基于科学的合作是超越了宗教边界，超越了国家和种族边界，也超越了语言和文化边界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对这种合作式工作方法，马克提出，实际进行的时候，最好是按照3人一组，一共分成6组，共18人的团队数量来进行。

另外，可以同时将这18人分成A组和B组，9个人一组。任意3人团队中都要保证有两个人分别来自A组和B组，而不是全部A或全部B组。而且，每个团队进行一个实验，即每次的设计流程结束后，都要互换团队成员。比如，团队1中来自A组的成员和团队2中来自A组的互换，团队1中来自B组的成员和团队2中来自B组的互换。下一次再进行流程结束后，团队1中来自A组的成员和团队3中来自A组的互换……

这样做的理由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认为，最好的创新不会出现在这18人的头脑中。它将会在两个人或三个人的互动中产生。因此，最好选择3人为一个团队，并试图通过成员互换的方式确保这18个人中的每一个都有机会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当然，最好是有6个团队，这样整体的探索速度会比较快；如果实际有的人员数量少于15，可以用12个人来做；也可以有7个或以上的团队。但是，当人数超过21人时，实验显示，整个探索的过程会显著减慢。

不管人数多少，关键是这些人在做实验时能有交叉学习发生。

选择这些团队成员时，最好的人选是那些在社区中有广泛的人脉而且知名度高的人，因为他们可以快速联系社区中不同的人。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认为，通常最了解一个社区的优势、机会、弱点和威胁的是当地的护士、教师、警察以及邮局的人。因此，当马克在一个新的地方创建和平创新实验室时会定期去咨询这些人。

马克的目标是建立一家控股公司，和平创新实验室拥有公司的股份，而其他全球多家分支实验室，比如德国和平创新实验室、荷兰和平创新实验室等也拥有公司的股份。全球所有的和平创新实验室都使用同一个设计和平的流程在当地展开工作，每个实验室产生的所有和平科技设计的成果都属于控股公司和团队。如果有6个团队分别做了6次尝试，那就会产生36个和平科技设计的原型。然后，实验室总部会从这36个设计原型里选出一个最好的，即最有潜能也最有可行性的设计分享给整个团队来欣赏和学习。

在不断的尝试中，最好的创新点子将交给商业开发团队，后者会将这个点子或模型注册专利许可，进行商业化。这不仅是可持续的收入，也是可以规模化的和平科技。

整个工作流程一开始会持续10周，10周之后，实验室会进行审核，根据结果来优化这个设计流程本身。改进和平设计流程的步骤也会邀请不同地方的参与者们一起来探讨。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挑战是，如何在不打破连续数据流的情况下改进流程。因为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设计过程，就必须要等到有一定数量的数据后再重新开始实验新的设计流程，这就会打破原有设计流程下数据的连续性，而这会给后续纵向按照时间轴来分析和平数据带来困难。

第一节　为世界和平而玩游戏

为了缓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断升级的冲突，将巴勒斯坦带回和平谈判桌，作为以色列总理，我决定主动暂停犹太人居民点建设。但这个决定遭到了以色列议会的强烈反对。随即，由于巴勒斯坦仍旧拒绝和谈，再加上有人以自杀式炸弹袭击了耶路撒冷，我发动了针对哈马斯武装分子的军事袭击。这个行动遭到了巴勒斯坦人更大范围的回击，在愤怒的议会和媒体声音中，我下令空军进行报复……

这是《创造和平》（Peacemaker）视频游戏的一个片段。玩家可以选择扮演以色列总理或巴勒斯坦总统。玩家必须要处理由真实的巴以冲突的图片和新闻形式呈现的各种事件，需要做出各种政治、军事以及社会决定，并承担由计算机生成的各种后果。而且，玩家可以挑战现实生活中已经宣告失败的事件，让每个人尝试“如果你是领导人，能不能成功解决问题”。

游戏的目标是“创造和平”。游戏设计师假设双方都想要取得和平。每个玩家都可以有所作为，但游戏的设定并没有让玩家对自己这一方有完全的控制权，而是设定和平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小的行动逐步取得。因此每个玩家必须不断努力将双方带向和平，才能得分赢得游戏。但和现实生活一样，每个决定都有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容易玩到局面越来越差，冲突越来越严重。

游戏中是怎么定义“成功”，即和平的呢？一开始，为了避免争议，游戏设计人员对“成功”的定义是，看哪一方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暴力冲突。但随着游戏上线后玩家的增多，参与者们纷纷表示想要更有意义的和平。最后，开发人员选择了“两国方案[23]”作为游戏成功的设定。

当我们想强调一件事情的严肃性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儿戏”。可是，巴以冲突这么严肃的事情，关系到多少人生命的事情，竟然真的有人拿它来玩游戏？

这个游戏原本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几个硕士学生在2005年做出来的项目，来自以色列的前军官阿斯·布拉克厄（Asi Burak）和美国人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是游戏的主要开发者。游戏的原型在2005年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上展示后，由于反响良好，两人决定完成这个项目。毕业后，他们成立了“影响力游戏”（Impact Games）工作室，并在2007年2月正式发布了游戏的Windows和Mac OS版本。

《创造和平》游戏发布后，因为它打出了“一款促进和平的视频游戏”的旗号，不仅在游戏界得到了积极的反响，欧美的大众媒体也都为其做了报道。它甚至一度成了“严肃游戏”（serious game）流派的代表作品。

“影响力游戏”工作室提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互动媒体影响社会，促进变革，希望通过做出更多与《创造和平》一样的“严肃游戏”来改变整个游戏行业，就像纪录片改变电影行业一样。

和《创造和平》游戏一样打出“为了和平”的旗号的还有肯尼亚Afroes工作室的一款名为Haki 2的安卓手机游戏，这是一款主要针对青少年的字谜与知识竞赛结合的游戏。字谜的图案以宣扬和平为主，知识竞赛内容主要是关于肯尼亚的国家制度，设计者称游戏的目的是“鼓励用户走向和平和宽恕”。

这两款游戏都属于“严肃游戏”。2003年，国际游戏开发者协会（IGDA）的活动负责人罗卡（Jason Della Rocca）在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简称ChinaJoy）大会上进行了名为《“严肃游戏”：游戏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的演讲，他把“严肃游戏”定义为“不以娱乐为主要目的游戏”，并列举了用于训练市长的《模拟城市》、训练董事长的《虚拟领导》、训练海军陆战队员的DOOM等经典游戏作品。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认为，游戏要成为一种成熟的媒介，就应该和电影一样，发挥各种各样的功能。我们首先考虑将游戏用于娱乐，但它当然也可以用于教育、医疗、企业管理、广告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将游戏用于促进和平来说，“野心派”如之前提到的硅谷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她认为游戏可以以众包的方式帮助我们解决影响人类生存的大问题，如能源问题、气候变暖问题，游戏不仅能促进和平，还可以拯救世界。

不可否认的是，游戏与和平的碰撞，至少有两大优点：第一，游戏很擅长展现和说明复杂的情况，而关于和平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以《创造和平》来说，来自以色列的玩家和来自巴勒斯坦的玩家对于游戏中规则的设定都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游戏的高度现实性，它甚至在玩家群里激发了一场关于规则的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的争论。这种复杂的事情正是可以通过游戏来展开的。

第二，游戏是培养同理心的第一工具。而和平的取得，不管是暴力冲突的减少，还是积极互动的加强，都离不开同理心。玩游戏的时候，你短暂地变成了另一个人，也就能够用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体验世界。《创造和平》发布后，游戏开发者发现，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最感兴趣的都是扮演自己一方的领袖，不少玩家在游戏之后表示，“更能理解领袖的压力”，而当他们转换位置玩游戏后，也会有玩家觉得“事情比自己之前想的复杂”。

另外，也别忘了，游戏吸引年轻人，而青少年的注意力尤其是无可匹敌的第一媒介。甚至有“严肃游戏”的支持者会说，反正你的孩子那么喜欢玩游戏，为什么不给他玩点有意义的呢？如果只是玩用来娱乐的游戏，你得到的就只有空幻且转瞬即逝的快乐，那么玩点“严肃游戏”，还能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

《纽约时报》关于“严肃游戏”的报道中则提出，“视频游戏还是艺术表达的另一种媒介”。文章以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和游戏设计师冈萨洛·弗拉斯卡（Gonzalo Frasca）为例来说明，当美国于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冈萨洛个人觉得这是个可怕的事情，它只会进一步破坏中东的稳定，把事情变得更糟。于是，冈萨洛别出心裁地和志同道合的游戏设计师一起设计了一款名为《9月12日》的游戏来表达这个观点。

《9月12日》是一个彩色卡通风格的游戏，打开之后，可以看到一群恐怖分子在一个阿拉伯风格的广场上游荡。玩家点击鼠标开始轰炸他们，但每次爆炸都会无意中杀死无辜的旁观者和平民，于是悲伤和愤怒的亲属们自己变成了恐怖分子。玩家会发现，轰炸的次数越多，创造出来的恐怖分子也越多，直到整个屏幕上都是到处跑的恐怖分子。于是，冈萨洛的观点也就清晰而强烈地表达了出来：你不可能用轰炸来赢得反恐战争。

“严肃游戏”也很容易招来骂名，原因很简单：它太严肃了。一不小心就会沦为“四不像”的怪胎。比如，游戏不是游戏，丧失了游戏的娱乐性和趣味性；教育不像教育，还不如去报个培训班上课。确实，设计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本来就很难了，还要让这个游戏自然地承载表达观点、培训、解决问题等诸多功能，实在是难上加难。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当我搜索“严肃游戏”时，看到了一些持“最好没有严肃游戏”这种观点的文章。

指望用游戏来拯救世界也许太乐观了，但因为挑战太大而干脆放弃当然也是不可取的。游戏的潜能是一座巨大的宝藏，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挖掘。至少可以先尝试将很多事情“游戏化”，尤其是那些原本高深、枯燥和复杂的东西。如学术研究、医疗体系等，用有趣的游戏方式展现出来，至少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了解、参与。

比如，在用科技来促进人们之间的积极的和平上，除了在第一章提到的“和平工厂”的例子，还有一个尝试用Facebook将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们连接起来的项目，叫作“和平地铁”（PeaceTube）。它的设计初衷是：“连接和了解彼此是宽容和对话的基础，如果我们能乘坐‘和平地铁’越过将我们和对方隔离开来的边界，不管这边界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们一定能发现，相比和对方的差异，我们和对方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和平地铁”不是一个游戏，是以色列青年Lior Penso和Nadav Peres在2011年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社会创新机构。但它的使用过程会有“游戏化”的感觉：打开它的网页，输入你的个人信息后，点击“开始连接”按钮，它就会将你跟一个完全不同国家与文化的年轻人连接在一起，你们可以在Facebook上对话，成为好友。你可以一直选择“开始连接”，看自己能连接到多少和自己的信息属性完全不同，但聊起天来却发现有许多共同点的人。

总之，不管我们能否成功地设计一款“和平游戏”，重要的是在尝试用科技促进和平的时候，有一些“游戏设计思维”，能让游戏变成一个实现目标的工具。

克里斯·贝内特（Chris Bennett）拥有20多年的游戏设计经验，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游戏设计师。克里斯主张利用游戏来改变人们的行为，他最感兴趣的是，如何将游戏设计、行为设计和神经科学三个领域交叉起来。

克里斯对“游戏设计思维”的解释是：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罗宾·亨克（Robin Hunicke）2001年在圣何塞游戏开发者大会上提出的“机械学—动态学—美学”（MDA）的框架是一个用来分析游戏的很好的工具，它将游戏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机械学（即游戏的规则、算法、数据）、动态学（用户与游戏的规则、算法和数据等进行动态互动的行为结果）和美学（游戏引起的玩家的情绪反应，如兴奋、开心）。大约7年前，旧金山的游戏设计师希瑟·布朗宁（Heather Browning）对这个框架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个“结果”上去，将游戏分析框架变成了“机械学—动态学—美学—结果”（MDAO）。正如希瑟所言，“游戏是改变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强大的工具”，大多数游戏都没有设计一个特定的结果（除了为游戏设计师创造收入），但游戏能达到的好的结果实在太多了，比如游戏可以帮助一个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老兵取得良好的疗愈效果。

在实际设计游戏的时候，克里斯和他的学生往往是将“机械学—动态学—美学—结果”的框架倒过来，根据用户想要的结果来往后倒推。他首先会问客户：“你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他先将它们列出来并且量化它们。比如，当你说你想设计一款游戏，来帮助那些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变得更好时，这是什么意思？“变得更好”的结果要非常清晰，是感到更安全？是睡眠更好？这些结果还要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再倒推过去，来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游戏美学，即游戏中激发的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会带来这些结果，再进一步倒推到，要取得这样的美学效果，需要怎样的动态设计和机械设计。

克里斯在采访中坦言，如何从结果中倒推设计出游戏的美学，是他和团队觉得最困难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尝试将神经科学与行为设计带入游戏。后两者可以解释人的行为与情绪之间的微妙关系，帮助找到打通特定的行为与情绪之间的天然桥梁。

这种游戏设计思维的另一个有挑战的部分是，量化游戏中真正吸引玩家的内容。“因为，当玩家说这个游戏真好玩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量化这种乐趣，我们只能尝试量化出到底是游戏的哪部分内容在吸引玩家。”克里斯觉得，如果游戏设计能达到这个水平，那么按照“机械学—动态学—美学—结果”的框架来倒推设计就更可行了。

如克里斯所言，“以这种方式设计，游戏可以成为实现人们想要的理想结果的强大工具。游戏可以教会人们如何将大量陌生人快速聚集在一起，并通过线上的协调和合作来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

第二节　地方脉搏：量化你的安全感

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了著名的“破窗实验”：他找来同样的两辆车，一辆放在纽约布朗克斯区，把车牌摘掉，车的顶棚打开，当天这辆车就被偷走了；另一辆放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一个星期也安然无恙。然而，当辛巴杜用锤子把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后，这辆车在几个小时候就不见了。

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在这个实验基础上提出“破窗效应”理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混乱无序的感觉，犯罪也就会逐渐滋生并日益猖獗。

纽约的地铁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后来管理人员受到“破窗理论”的启发，从抓逃票这个看似非常细小的恶行开始整顿，果然收效十分显著。纽约的地铁有些地方确实很糟糕，垃圾遍地，破旧灰暗，简直就像是鼓励人们犯罪，这跟犯罪率恐怕也难逃关系。毕竟，“破窗理论”的假设是，犯罪行为更有可能在看起来乱七八糟以及视觉上不安全的环境中发生。

除了“破窗理论”，其他研究者们也已经研究了环境的不安全感与人们的酒精上瘾、肥胖与性传染病之间的关系。一个城市的外表跟它的城市居民的行为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是居民的犯罪行为与健康行为，也包括他们的社交行为、经济行为等。

我们塑造科技，科技再重塑我们。环境也是一样，我们塑造城市，城市再重塑我们。既然我们想要减少冲突与犯罪，增加居民之间的积极的行为。我们就要为居民们设计一个能刺激他们积极互动的环境，设计一个美丽、充满活力、让人有安全感的城市环境。这好像一个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客人是断不会随便把垃圾扔在透亮的地板上的。

同样的问题，一个环境是否看起来让人觉得有安全感或有活力，也是一个主观问题。我们怎么证明或量化某个环境所对应的安全感或愉悦感的级别？如果我们无法证明或量化，我们怎么能够声称自己设计的城市环境是一个能够促进和平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容易诱发和滋养犯罪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在2010年推出的“地方脉搏”（Place Pulse）项目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以“在线众包游戏+视觉调查”的形式尝试画出“城市哪些区域更安全，更有生机，更富有，更美丽，更活跃和友好”的地图，在全球范围内量化人们对环境的视觉感知与居民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必然也是一个大数据项目。项目的介绍里是这样表述的：当我们说某个城市里有多少人的时候，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冰冷的统计学数字而已，而是有多少人在体验这个城市的生活。城市环境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的影响。然而，我们一直都没有足够多的量化的数据来证实人们对城市的感觉和人们的行为的关系。地方脉搏项目就尝试收集人们对城市的感觉的数据，来推进对城市环境设计的研究。

打开该项目的网站（http：//pulse.media.mit.edu/），首页就是在线众包游戏：用户首先可以从6个问题里选择一个来“玩”，6个问题分别是：哪个地方看起来更安全？哪个地方看起来更富裕？哪个地方看起来更漂亮？哪个地方看起来更无聊？哪个地方看起来更有活力？哪个地方看起来更压抑？选择其中一个问题后，如“哪个地方看起来更安全”，用户就可以在左右各一张某个街道的图片里选择，选择的方式很简单，只要鼠标点击指向图片的箭头就可以了。选择完一组图片后，网站会马上更新另一组供用户来选。

目前的网站已经更新到“地方脉搏2.0”版本，整个数据库是从2013年更新的，项目已经收集了来自56个城市的10万多张图像数据。目前很多单张图片的点击次数已经超过了50万次。

从2010年成立至今，地方脉搏项目走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0到2012年的试点研究阶段。研究人员们在这两年里的主要目的是找出收集人们对城市的感觉的数据的方法，并验证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与可靠性。他们将这个阶段建立的数据库称为“地方脉搏1.0”。

在1.0阶段，研究人员们设计的问题只有三个：哪个地方看起来更安全？哪个地方看起来更上层？哪个地方看起来更独特？在线众包游戏的参与者们同样用点击箭头的方式来投票。试点城市的图片来自在美国纽约、波士顿，以及奥地利的林茨和萨尔茨堡这几个城市拍摄的4136张图片。在2011年8月至11月期间，7872名参与者对这些图片共投出了208738票。根据投票结果，研究人员得以给每张图片贴上了“安全性”“等级性（上层还是下层）”以及“独特性”的标签。标签的形式如“安全+/-”、“独特+/-”。研究人员当然也需要探索到底需要多少次用户的点击与投票，才能获得关于一个城市的安全感（或独特性，或上层社会）的排名。

从2013年开始进入2.0阶段的研究后，研究人员们首先通过谷歌街景和图片网站，如Fliker（雅虎旗下图片分享网站），大量增加了数据库的图片量。在建立“全球感知地图”的目标下，“地方脉搏2.0”数据库将数据收集扩展到来自六大洲28个国家的56个城市，然后又增加了三个评估问题。数据的收集速度大大加快。截至2016年，“地方脉搏2.0”数据库已经有来自56个城市的110988张图像，以及由61630名在线志愿者提供的117万个成对图片比较的投票量，每种图片都包含6种感知属性的标签：安全、活力、无聊、富裕、压抑和美丽。

得到足够多的数据之后，下一步就是用人工智能做数据分析。数据库可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算法，这种算法能帮助识别出被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安全感”或“非常独特”的图片到底具备哪些特征，从而可以预测一张新的图片的“安全值”或“独特值”。当我们想要新建一个城市或一个社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评估设计师的设计时，提前预判它会给居民带来的感觉。

当然，这个数据库能做的东西还很多。由该项目目前的主要研究者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助理教授塞萨尔·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和尼基尔·耐克（Nikhil Naik）博士等人在2016年写的以《深度学习城市：全球范围内量化对城市的感知》为题的论文里提出，“研究结果表明，众包结合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并分析城市感知数据。我们可以做到：（1）预测某个图片区域内居民的感知会是什么；（2）用城市的图片来深入了解这个城市；（3）理解城市的外表与它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之间的关系；（4）产生图片的对比和排序，比如哪些图片是让人觉得最有安全感的，哪些是最让人觉得独特的，哪些是最让人觉得美丽的。”

地方脉搏项目还在2014年推出了基于人们感知的城市地图，比如一个城市的安全感地图。研究者将这样的地图命名为“街道得分”（StreetScore）。目前已经上线的一组地图都是美国的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费城。点击纽约市的“街道得分”地图，呈现在你面前的纽约市地图上分布着红色、橙色、黄色、浅绿和深绿这几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人们对街区的安全感值。红色是安全感得分值最低的，其他颜色依次增加，深绿的区域则是人们投票认为最安全的地方。随着鼠标的移动，每个地方的安全值得分也会实时在地图上显现出来。最高分是10分，最低分是0分。

纽约市某个地点的街道得分地图[24]

把安全感和美丽、有活力、富有等其他几个感知属性数据结合起来，人们还可以给一个城市画出街区综合得分的地图。既然地方脉搏数据库2.0的雄心是量化全球城市感知，那么当数据达到足够多时，我们就可以回答诸如这样的问题：泰国曼谷的哪几个社区比美国纽约的核心社区还要好？中国上海的某些社区相比东京如何？

地方脉搏项目的数据库是向公众开放的，人们还可以用它来研究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其他数据库之间的关联。例如，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该城市的犯罪率的关系，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该城市的创造力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城市的感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换句话说，和平的不同层次都可以和城市感知数据库联系起来分析，人们对城市的感觉如何影响城市中的消极的和平，人们对城市的感觉如何影响居民间积极的和平。

可想而知，该项目也将会有巨大的商业应用价值。仅一个地方的安全感地图就可以影响当地的房地产行业、安保行业乃至旅游业，现有的依赖地图的手机应用程序与地区的安全感地图融合之后，会产生很多有趣的创业者。这些数据还会直接影响城市的规划与设计。

我们都想要一个美丽而和平的居住环境。以往，这似乎是政府城市规划部门、建筑设计师等少部分人的工作。然而，地方脉搏实验用“众包+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方法告诉我们：决定未来城市的算法是在整个社会中运行的，被每个用户的点击所驱动。如果科技能够将我们的感觉汇集并传达出来，进而影响到城市的面貌，那意味着我们或许可以一起设计自己想要的城市。

第三节　和平科技孵化器：做个推动和平的创业者

Groundviews是斯里兰卡的一位年轻的父亲桑贾纳·哈托图瓦（Sanjana Hattotuwa）创建的公民新闻网站，任何目击或遭遇暴力事件的人都可以即时在该网站上将事件的详细信息报道出来。

德尔沙德·奥瑟曼（Dlshad Othman）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28岁的年轻社会活动家，德尔沙德开发了一款名为Aymta的App，它可以跟踪在叙利亚发射的导弹的轨迹，并以邮件、短信和社交媒体的多种渠道向Aymta的订阅用户发出警告，警告通常在导弹落下前的7～10分钟发出。

2011年，一个致力于减少枪支暴力的芝加哥非政府组织CureViolence（前CeaseFire）开始使用基于短信的早期预警系统。2012年，这种用短信预防冲突的模型被茜茜·尼·阿曼尼（Sisi Ni Amani）带到了肯尼亚，双方合作通过手机短信提醒的方式来帮助处于枪支暴力危险下的年轻人，该项目被称为“和平消息”（PeaceTXT）。

这几个都是和平科技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谢尔顿·伊梅法尔布（Sheldon Himelfarb）在公开演讲中提到的与和平科技实验室有关的项目。和平科技实验室于2015年在华盛顿成立，它的使命是“用技术、媒体和数据来减少暴力冲突，维护和加速和平建设”。同一年，该实验室成立了和平科技孵化器。

和平科技孵化器的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孵化器为营利与非营利两种和平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安全、高效和低成本的扩张所需的指导和培训。孵化器选择初创企业的标准是：它们能否发明创新技术来管理、缓解、预测或预防冲突以及促进可持续的和平。

预测或预防冲突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泛的，和平科技孵化器所关注的7个具体的核心创新主题是：

（1）诚信问题、问责问题和治理问题；

（2）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3）管理和应对资源匮乏；

（4）稳定与和平的网络安全；

（5）退伍军人的身心康复与复员重返社会方案；

（6）难民保护和援助；

（7）预防性别暴力。

也就是说，它对冲突的定义不仅是实际的人身伤害，如资源匮乏和网络安全问题下的冲突，更可能涉及群体利益冲突与虚拟资产受损。

和平科技孵化器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创业导师”的角色。以三个印度女孩开发的应对女性暴力的手机App为例，该App可以让女孩在遭遇危险时一键发送自己的位置和求救信息给朋友和家人。这几个孩子先是通过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发的自助应用程序提供商的程序来做出了手机App的原型。遇到和平科技孵化器之后，她们每周通过Skype网络电话与华盛顿的和平科技团队联系，得到后者在程序开发上的协助和指点，并准备将应用程序在谷歌市场（Google Play）商店中发布。

他们通过提供为期8周的培训的方式来寻找创业者。打出的“招生广告”上是这样写的：“参与的初创公司将获得高达5万美元的AWS（Amazon Web Services，亚马逊云）信用额度，并有机会向潜在投资者展示项目，获得高质量的项目指导、资金和签证支持。”培训课程除了一般孵化器都会有的业务发展和管理、投资规划外，比较有特色的是“建设和平”这一项，即孵化器的导师对创业者进行预防、减轻或解决冲突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指导。

谢尔顿·伊梅法尔布建立这个孵化器的长远愿景是：建立一个和平科技产业。用科技、数据和媒介的力量，不仅拯救生命，还创造就业和财富。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也在2017年年底推出了“和平企业家孵化项目”，只不过它所关注的和平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积极互动，寻找的“和平企业家”是像之前提到的用脸书连接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和平地铁”项目的创始人。马克也认为，未来的和平科技产业，一定是一个会产生巨大就业和财富的产业，和平科技企业就好像今天的优步和爱彼迎一样，一边为世界各地的陌生人的连接与互动提供便利，一边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商业模式。

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和平科技，用科技减少或预防暴力冲突也好，用科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积极互动也好。让人兴奋的是，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涌现已经赋予全世界向往和平的年轻人“科技赋能”，让他们得以用创新的解决方案来应对一些当地社会的“老问题”。建立一个和平科技产业的必要性是，这些零落世界各地的星星之火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燎原”，才能健康、快速地长大。而一个和平科技孵化器，或者一个类似的机构的建立，就是将社会中支持和平科技的资本、人力汇聚起来，共同为这些新兴的和平科技的种子们提供养分和能量。

和平科技孵化器的运作模式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地方面临的挑战都是不一样的。

对那些处于战争与冲突中的国家与地区来说，能够建立一个以减少、预防冲突为重心的和平科技孵化器当然是很好的。对那些没有战争与冲突的国家与地区来说，建立一个以解决社会问题，预防冲突与危机，促进人们的积极的互动为重心的和平科技孵化器也是有必要的。

除了和平科技孵化器，还可以采用其他社会创新平台。比如，OpenIDEO是由设计咨询公司IDEO发起的开放创新线上平台，旨在聚集跨学科的创新者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给出解决方案。还有Agreedis，它是一个关于“妥协”的线上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在Agreedis上发布问题，然后让社区中的人们共同努力，找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毕竟，我们的社会中已经有太多帮助年轻人做生意的平台，但却很少有一个将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平台。比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医疗问题与空气污染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是潜在冲突与危机的来源。建立一个类似和平科技孵化器的机构，让科技企业和创业者充分参与到这些社会大问题的解决、缓解和预防中来，一定会有不少创新解决方案被催生出来，也会诞生如谢尔顿所言的“既能拯救生命，又能创造就业与财富”的创业者。况且，很多科技大企业本来就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很多时候缺少的只是一个平台、一个呼声。

第四节　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故事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分支。由安妮·瑞彻（Anne Riechert）领导的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于2013年春季成立，它也是斯坦福之外的第一个和平创新实验室。在安妮的领导下，该实验室形成了一个约1700人的和平科技实践者的社群，在这个社群里，又成长出了ReDI数字集成学院（德国非营利数字培训机构）这样振奋人心的例子。

2015年8月，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在工作坊中讨论“该如何帮助大量涌入的难民”这个话题，他们在交谈中意识到，这些新移民中存在大量有潜力的IT人才，他们渴望学习，也迫切需要一份工作，而德国社会又正好需要IT人才。ReDI数字集成学院就这样在2016年2月诞生了，作为一个非营利的社会企业，其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数字技能和科技界人脉，为所有人创造新的机会”。

ReDI数字集成学院的课程有4种：为期三个月的IT课程培训，专为女性设置的IT课程培训，短期暑期课程，以及线上思科教程。学院在柏林和慕尼黑两个城市授课，老师是IT专业人士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学生们通过申请后都可以免费上课。除了为学生提供必要的电脑设备外，志愿者们还在女性IT课程培训班里提供托儿服务。ReDI数字集成学院通过志愿者们和大学、政府的深度合作做到了这些，成立两年以来，除了不间断的提供培训课程，还帮助学生孵化了7家初创企业。

安妮讲述了她与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和玛格丽特如何相遇，又如何回到柏林建立实验室的故事：

2010年，我在日本开始了关于和平研究的硕士论文的写作工作，尤其关注如何利用技术平台推动社会创新。2011年，我来到位于硅谷帕罗奥多（Palo Alto）由设计咨询公司IDEO发起的开放创新社区OpenIDEO收集关于论文的资料。那年夏天，我在斯坦福大学第一次接触了和平创新实验室。

我们双方都非常惊喜，因为很少有人同时在三个领域工作：科技、创新以及和平研究。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其中两个领域工作。我非常喜欢马克和玛格丽特的工作，尤其是从科技角度研究和平，以及是否存在可以量化的和平。我的论文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试图改良和提升和平的诸多干预措施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确实有效，确实在发挥作用呢？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优势在于，尝试使用科技和数据来测量人们的行为改变，鼓励人们做出更积极的行为。他们的方法绝对是非常独特的。我很欣赏的一点是，实验室是从说服科技实验室延伸出来的，那是一个研究科技的影响与科技的设计的地方。而大多数时候，和平研究都是跟社会学相关的，而不是跟计算机科学相关。

我在2012年夏天搬到了柏林，与此同时我开始思考什么是跟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合作的最佳方式，我做了一些调查工作，也跟很多当地做社会创新的企业家和思想领袖们交流，想要知道在这个领域已经有哪些前辈曾做了哪些工作。

2013年春天，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合作下，我们启动了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我们在“Better Place Lab”（更好的世界实验室，一个柏林社会创新的智囊团）邀请马克来做演讲，当时大约有50人参加。之后，我们向参加第一个和平创新实验室活动的人们询问反馈意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决定参与和平创新的社群，因为他们觉得这很重要，很有价值。从这以后，这就成了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战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社群，集聚当地对和平创新感兴趣的人们一起讨论、成长和实践。

和平创新的社群建立以后，我们先尝试做不定期的分享活动。有点类似一个针对社会问题的头脑风暴小组。一般是在晚上，大家聚在一起约两小时。前30分钟是那些带着问题来的人对自己遇到的问题的介绍，然后我们会分成4～5个人一组，接下来的约60分钟里，每个小组会合作起来，为今晚要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半个小时，我们会让每个小组派出代表来介绍自己的主要成果，或者一些有创意的想法。

在大约三年的时间里，这个柏林和平创新社群渐渐发展到了约1700人。我们总是不停地改变位置，确保柏林不同地区进行社会创新的人都有机会加入我们。当规模越来越大之后，自然就会有很多人问我，可不可以着手在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平台上做一些实际的项目。毕竟，实验室的很多人在自己工作之余都在寻找能够回馈社会的机会，他们很有激情。

我也一边在维护这个社群的运作，一边在做企业咨询工作。社群里的很多人是我做咨询和研究工作期间采访和联系过的人，他们主要是社会创新领域的思想领袖、自由职业者、企业顾问、非政府组织或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创业公司创始人等。

当然，一开始斯坦福大学这个名字像一块磁铁一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仅仅有一个名字是不够的，你只能把人们带进来。带进来以后，社群必须还要能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有价值的人脉，以及有趣、有潜能的讨论话题乃至项目，才能具有凝聚力，使社群长远发展。至】少每个月组织的研讨会要很活跃，要能调动大家的参与积极性。

因为不断地吸引新人参加，一起来讨论新的当地的社会问题，这个圈子也才不断地裂变，规模越来越大。我从柏林实验室学到，和平创新的一个核心的设计原则应该是必须一直致力于解决当地的问题。柏林肯定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沃土，这座城市的口号一直是“穷，但性感”。它也一直在吸引大量年轻人，未来我们会有很多有创意的想法来做更多社会创新，来让城市和社会变得更好。

2015年春天，大量难民涌入柏林。我开始支持一个名为安娜的志愿者来做一个关于难民的项目。难民问题在当时是跟和平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安娜开始联系当地的利益相关者，最后大约有40人愿意参与，他们在柏林市政厅见面开会。在会议上将与难民有关的问题集中起来，再分成不同的主题，按照主题逐个讨论，决定哪些人可以来帮忙解决这个主题的问题，最后共分成了4个不同的小组。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发现，我们这么多人围着桌子想要解决关于难民的问题，但整个房间里却没有一个难民。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我们的解决方案真的是他们想要的吗？

因此我们决定4个小组都开始积极外出，到难民营去，真正与当地难民取得联系。然后在当地难民的参与下，我们4个小组有了4个项目。其中两个“活”了下来。一个是ReDI数字集成学院，我现在正全职领导它的运行，我们主要教难民学习编程，它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已经越做越好。另一个项目成了社会创新项目“重新开始”平台的一部分，“重新开始”是针对难民的初创企业孵化器。

还有一个从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发展出来的小项目也做得十分成功。它每年会跟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卫生峰会合作，为他们举办针对健康领域的初创企业的创业者大赛，截止到2017年，已经举办了第三届。

现在，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ReDI数字集成学院的运营和管理上，这正在变成我的主要事业。我不会忘记，没有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它是不会诞生的，而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又是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支持下建立的，是我在2011年与马克和玛格丽特的相遇，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现在它开花结果，长出了“为难民们教授编程”这个美丽的果实。

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时间和资源来尝试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方法，比如他们收集和平数据的方法、设计和平科技的方法。主要原因是德国对数据的保护法律非常严格，数据安全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这三年多里，我学到的是要想在其他城市建立一个和平创新实验室，最初建立它的人需要是一个能够把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们高效连接起来的人，一个善于建立和维护社群的人。当然，当社群增长起来以后，就需要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回馈出去，比如人脉，可能产生创新的项目等。

另外，在一个新的地方建立和平创新实验室，很重要的问题是，要找出自己的商业模式。比如，如何跟斯坦福进行合作，尤其是如何保证做出的东西的质量，同时又不过于限制当地人的活动，允许他们在促进积极的和平的精神和原则下自由地探索。柏林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

我喜欢做的项目一直都是关于如何将人们聚焦在一起合作做事情。如果我有足够的钱和权力，我希望能建立一个公民平台，围绕如何让普通公民参与到社会创新或和平创新的项目中来展开工作。比如，我认识一个欧盟委员会区域负责人，他也是一个对社会创新与和平有着极大热情的人，理想情况下，如果我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权力和资金，我将与他一起在欧洲共同体的数百个地区都建立和平创新实验室。

在我的设想中，实验室在欧洲建立起来后，我会逐步探索将“公民实验室”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方法，这个实验室必须能够支持当地的人们来解决当地的挑战和问题。这个实验室可以是虚拟的，但最好拥有一个实体的物理空间，因为只有当人们面对面坐下来交谈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奇迹和相应行动发生的时候。

结束语

用科技来测量与提升和平这种想法与尝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宝贵馈赠。

不管是用科技阻止或减少暴力冲突，还是用科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尤其是信任、合作与创新，我们在和平科技这一道路上都才刚刚起步。先行者的脚步总是蹒跚而艰难，伴随着质疑与批评，但他们的探索会改变科技与和平的历史，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这本书的记录多于观点，因为呈现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和平科技孵化器、和平工厂等书中出现的名字只是这个先行者的一小部分。在附录部分，我从建造和平数据库（BuildPeace Database）以及变革连接（Transformative Connections）的数据库中选择、翻译了另外20多个和平科技案例。他们分别在“政策的改变”“态度与行为的改变”“沟通、连接与合作”“早期预警与反应”“阻止冲突”与“和平游戏”多个不同领域工作，他们中有很多是非营利机构，是志愿者运营，但也有不少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商业模式与梦想和初心之间的平衡。如果把所有这个领域的人的努力加起来，你看到的就是一幅全球和平科技产业图。

和平科技只是听起来宏大与遥远，通过这些人的努力，你会知道每个人都可以切实地为它做点什么。再重复一次，和平科技想要讨论的，不是科技本身是好还是坏，能量强大与否，也不是谁来控制它，而是我们所有人该如何共同地开发、指导和运用它，确保科技带来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世界。

在这个科技无处不在的时代，你没有无能为力的理由；在科技的误用会让我们付出生命代价的今天，你更没有独善其身的借口。

在我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好心的投资人朋友劝我，还是多关注硅谷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了解硅谷前沿的创新趋势。我想说，和平科技就是硅谷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创新趋势。硅谷的思考与实验，是所有和平科技研究者中“最痴狂”的那一类，他们中的这些人，也是最具有“硅谷特色”的：把自己可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之一，数年如一日地用于讨论研究关于人类命运的大议题，重新定义着人类对“不可能”看法的边界。

是时候仰望星空，走一点少有人走的路了。

作为一个科技大国，中国迫切地需要和平科技。我们需要“和平科技中国实验室”，需要“和平科技孵化器”，需要“中国和平科技基金会”。我们迫切地需要鼓励和组织更多社会科学家与科技界人士一起工作，共同研究科技的伦理与影响；也需要更多的创业者投身到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创新的领域，用科技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这将是我们对自身，也对世界和平做的最好的贡献。

在和平科技的探索上，中国很有可能给出创新而独特的答案。比如，2018年4月，一场以“互联网+致良知”为主题的会议在乌镇召开，致良知四合院创始人白立新提出，“互联网是这个时代的一项重大创举，阳明心学是中华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互联网的价值在于‘链接’，其核心是‘人与人’的链接，而‘人与人’链接的本质是‘心与心’的链接。互联网技术解决了‘链接’的问题，却未能解决‘心’的问题”。尝试在互联网时代建立“心与心”的链接，与用科技促进积极的和平有诸多共通之处。而这种将阳明心学与互联网结合起来的提法是中华文化才能结出的果实。

不久前，一个朋友有感如今社交媒体带来的实际连接质量的下降，正在尝试创立一个人工智能公司来改变这一情况。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一点点一个个传来的时候，就知道和平科技的星星之火已经在燃烧了。如果这本书可以让这些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就已令人欣慰。最后，我深深地感谢将和平科技介绍给我们的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Mark Nelson）和所有接受本书采访的教授与专业人士，这本书是属于所有和平科技的探索者的；也特别感谢蓝狮子财经出版编辑王雪婷女士，她在本书的呈现上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

附录

其他和平科技案例与相关网站

创建和平数据库（Build Peace Database）

网站：http：//howtobuildpeace.org/db/

该数据库旨在记录世界各地利用信息、沟通、网络和游戏技术来促进和平的项目。该数据库是由Yo Lab（医学培训实验室，致力于促进地方医学专业人员的教育）、国际和平研究所、人类数据和发展计划（The Human Data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以及Mercy Corps（一个全球性的非政府、人道主义援助组织）共同开展的合作项目。

变革连接（Transformative Connections）

网站：http：//www.tran-conn.com/

变革连接的总部设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该组织专注于发挥技术在促进建设和平和积极的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热衷于利用技术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推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为和平编程（Code4Peace）

网站：http：//code4peace.org/

“为和平编程”是世界和平科技组织（The World Peace Through Technology）的新项目。Code4Peace将作为创建和分发和平软件的全球门户网站。Code4Peace旨在将程序员和和平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创造出可供世界各地人们使用的实用且有价值的工具，利用软件的力量来帮助创造和平。

和平大师（MasterPeace）

网站：http：//www.masterpeace.org/

和平大师是一项国际草根运动，激励世界各地的人们利用自己的才华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团结。MasterPeace建立了几项极具吸引力的全球和平建设计划，如和平大师俱乐部（MasterPeace Clubs）和平大师音乐会（MasterPeace in Concert）以及许多其他结合每个地方特色的和平计划。它擅于利用社交媒体和视频，特别是用艺术和音乐来缓解冲突、促进和平对话。和平大师在2014年9月21日举办了首届和平音乐节，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表演表达我们对减少武装冲突、建立一个和平的可持续世界的需求。

和平应用（Peace App）

网站：http：//unaoc.org/peaceapp/

和平应用是主要由联合国文明联盟（United Nations Alliance of Civilizations）、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与Build Up网站平台（一个致力于创造和平的网站）合作举办的全球竞赛。该应用旨在促进数字游戏和游戏化手机应用程序的发展，以它们作为文化对话和冲突管理的新场所。

仇恨数据库Hatebase

网站：http：//www.hatebase.org/

Hatebase旨在协助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研究组织和其他慈善个人和团体收集和分析仇恨言论，并将分析结果作为区域暴力的预测指标。

和平科技（PeaceTech）

网站：http：//www.peacetech.net/

PeaceTech是为在菲律宾青少年之间建立广泛的理解与和平而成立的组织。主要项目包括：（1）与当地教育部合作开设高中课程；（2）在东南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青年之间召开促进双方了解的视频会议；（3）开展和平科技的在线论坛与工作坊，帮助青少年了解冲突的原因和后果，以及菲律宾人面临的共同挑战。

和平聚焦（Peace in Focus）

网站：http：//peaceinfocus.org/

和平聚焦是一个全球性的非营利组织，它为那些处于落后地区或冲突地区的青少年提供摄影和新媒体的培训，帮助他们成为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建设者和领导者。

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

网站：http：//www.culturalshock.org/

文化震撼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游戏。来自欧洲本地的年轻人和一个外来移民可以通过该程序一起完成旅行任务，一起去发现该移民原来国家的文化。参与者按照游戏指南努力完成任务，同时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该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投票选出最喜爱的候选人，并可以通过视频、地图和社交网络跟踪他们的旅程。

技术变革（TechChange）

网站：http：//www.techchange.org/

TechChange提供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专业在线培训。它的理念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努力解决一些共同的、紧迫的大问题，TechChange利用其学习平台将这些人与相关的专家和资源联系起来。在线课程包括：

·冲突管理和建设和平技术

·社交媒体促进社会变革

·监测和评估技术

·灾害反应技术

·国际发展

·数据可视化技术

·性别，技术和社会变革

·社交商品的3D打印

·数字组织和开放政府

亚伯拉罕之路（Abraham Path）

网站：http：//abrahampath.org/

这是一个用在线地图和虚拟现实帮助人们在中东地区游览并感受当地文化和生活的网站，以此来连接和帮助更多人了解当地。

我的这场战争（This War of Mine）

网站：http：//thiswarofmine.com/

《我的这场战争》是由11 bit工作室于2014年开发的战争生存视频游戏。游戏的灵感来自1992～1996年的萨拉热窝围城战役，也是现代战争史上最长的围城战役，是波斯尼亚战争的一部分。这部游戏和以往侧重于前线战斗的电子游戏不同的是，它侧重于展示平民在战争中的经历与体验，以此呼吁更多和平。

让他们说吧（Let Them Talk）

网站：http：//letthemtalk.org/

这是由海伦娜·普里格·拉劳里（Helena Puig Larrauri是一位建设和平的实践者，专注于利用技术来促进和平和防止冲突）撰写的博客，主要内容为和平、科技和诗歌。

无名的和平英雄（Unsung Peace Heroes）

网站：http：//www.peaceherostories.org/unsung-peace-heroes/

2007年12月大选后，暴力事件在整个肯尼亚爆发。邻居和朋友瞬间变成了敌人，但并非所有人都在那些黑暗的时刻屈服于疯狂。在危机和暴力时刻，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拯救其他成员。在选举后期，许多肯尼亚人向邻居或难民营中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全国各地涌现了青年和平倡议与和平游行，人们努力恢复所造成的破坏并创造积极的变化。该网站的创始目标是将这些为和平牺牲与努力的人的故事记录和讲述出来。

网站上醒目的写着：那些努力保护生命和促进和平的人们不应该被公众忘记。

Sanskar进行实现可衡量的和平

网站：https：//www.unaoc.org/create/finalists/

Sanskar是一款互动式安卓手机应用程序，主要通过帮助用户探索新的文化，并以此来“通过接纳促进和谐”。该应用程序使用杂志式演示和动画视频来展示对来自全球18种不同文化的理解。每个单元都会进行测验，以评估和衡量用户对新文化的态度变化。用户还被邀请创建自己的文化内容并通过应用程序共享，以建立全球文化知识数据库。

和平洞察力（Peace Insight）

网站：https：//www.peaceinsight.org/

Peace Insight于2007年推出，旨在关注和帮助世界各地努力解决暴力与冲突的人们。它主要将世界各地的和平建设者与国际组织和资源连接起来，提供解决暴力与冲突的支持网络。和平洞察力突出自己独特的和平记者、活动家和和平建设者的工作，这些人被其称为本地和平建设专家，9名这样的专家为网站提供全世界各地40多个冲突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些专家通过实地工作得到的了解。

早期预警系统（FCEWARN）进行实现可衡量的和平

FCEWARN是一个基础数据的早期预警软件程序，其独特之处在于它可用于监控“微观”层面的冲突，特别是在村一级的冲突。该软件基本上量化了冲突和和平指标，将其显示为描述性的统计数据，如表格和图表。FCE将该软件与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相结合，可视化冲突和和平指标的空间维度。该软件使用的信息由在冲突地区运行的37个现场监视器收集。

亚拉青年领袖（YaLa-Young Leaders）

网站：http：//yalayl.org/

亚拉青年领袖是一个以Facebook为基础的在线运动，包含来自所有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地中海和国际社会的超过35万名成员，由年轻人领导。该项运动鼓励和帮助年轻人利用社交网络、新媒体和技术的力量来积极参与安全而富有成效的促进和平运动。

和平点（PeaceDot）

网站：https：//www.facebook.com/peacedot

PeaceDot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与Facebook合作的促进和平、说服科技的网络应用。它由Facebook创建一个PeaceDot的网页开始，并试图说服更多人建立这样与和平有关的网站。它的使命是用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创建和平网络的方式激发人们促进和平的努力，进行实现可衡量的和平

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网站：https：//peoplepower.org/

《人民力量》是一个涉及政治、战略和社会变革的游戏，但又不仅仅是一场游戏，它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加入和了解非暴力战略社区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设计关于社会变革的方案并将其发布在方案页面上，供整个社区使用。

连接计划（Connect Program）

网站：https：//www.soliya.net/?q=what_we_do_connect_program

Soliya是一个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在技术、和平建设和维护以及全球教育三个领域的交叉处工作，旨在培育下一代处理和参与差异的技能与正确态度。连接计划是该组织发起的一项连接全球大学生的计划，自2003年以来，连接计划已在来自中东、北非、南亚、欧洲和北美27个国家的100多所大学的学生中建立起联系平台。通过Soliya的在线视频会议应用程序，该计划允许学生连接到全球同龄人社区，参与并促进实质性对话，建立跨越国家、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界限的尊重关系。

创建和平地图（Peace Building Map）

网站：http：//www.p4p-nigerdelta.org/conflict-bulletins

由尼日尔三角洲和平伙伴（Partners for Peace in the Niger Delta）创建的互动式地图。该地图汇编和分享了和平建设者对冲突和风险的整体模式的共同知识，以及致力于解决这些风险因素的和平建设者的位置。

Voix des Kivus

网站：http：//cu-csds.org/projects/event-mapping-in-congo/

Voix des Kivus是哥伦比亚大学开发的一个基于数据处理的早期预警和早期反应系统，它提供了一个当地人用于创建历史、存档证词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的系统，收集的信息可以成为在该地区工作的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的重要资源，也是难以进入该地区的人们了解实地情况的工具。

和平创业（Entrepreneuring Peace）

网站：https：//www.changemakers.com/competition/entrepreneuring-peace

和平创业是“Ashoka变化创造者”组织的一个项目。Ashoka变化创造者是一个全球运动，旨在让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采取行动解决社区中的社会问题。

和平创业是一个创业大赛，邀请那些全世界范围内预测、管理群体冲突且具有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创业项目进行展示，所有参赛作品都在网站上透明展示。

[1]《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Is technology blurring the lines between war and peace），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6/02/is-technology-blurring-the-lines-between-war-and-peace/

[2]《为和平的科技：事实和数据》（Tech for peace：Facts and fgures），https：//www.scidev.net/global/conflict/feature/tech-for-peace-facts-and-figures.html

[3]http：//video.ted.com/talks/podcast/JaneMcGonigal_2010.mp4

[4]http：//www.peacetechlab.org/

[5]《和平科技：数字技术在和平建设上的有限空间》（PeaceTech：The Liminal Spac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Peacebuilding），https：//doi.org/10.1093/isp/ekw007

[6]《科技改变生活，需警惕人性中的弱点》，孙忠一，张文娇，www.Chinanews.com/it/2017/09-17/8333097.shtml

[7]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年）一书中提出的媒介观。

[8]http：//captology.stanford.edu/about/about-the-lab-1.html

[9]《用深度网络建模人类社交互动》（Human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ing Using Temporal Deep Networks），Mohamed R.Amer, Ajay Divakaran

[10]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乔治·津巴多和同事们在大学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的监狱，并征集了24名志愿者来完成14天的实验。实验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扮演警察，一组扮演囚犯，实验模拟真实监狱环境进行。

[11]《用声誉克服Airbnb用户基于社交偏见的信任判断》（Reputation Offsets Trust Judgments Based on Social Biases Among Airbnb Users），www.pnas.org kontent/114/37/9848

[12]《对世界不再抱有幻想：科技对关系的影响》（Disenchanting the World：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Relationships），此文献为帕罗·帕理基和波格丹·州共同创作的计算机科学课程讲稿第8851卷。

[13]《在线现场实验：情境下的社会互动研究》（Online Field Experiments：Studying Social Interactions in Context），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4]《商业流程改进工作手册》，杰姆斯·哈林顿著，麦格劳·希尔教育集团

[15]《一种实时呈现新概念如何在设计团队中生成的视觉注解方法》，尼拉什·索拿卡，阿迪·邦尼特，拉里·莱弗

[16]《和平数据标准》（Peace Data Standard, v0.1 beta），Rosanna E.Guadagno, Mark Nelson, Laurence Locke Lee.

[17]《和平数据标准》（Peace Data Standard, v0.1 beta），Rosanna E.Guadagno, Mark Nelson, Laurence Locke Lee.

[18]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及其同事，为了考察两个群体在竞争条件下产生冲突和侵犯行为以及如何消除隔阂，于1954年在罗伯斯山洞州立公园所做的现场实验。

[19]《2017年积极的和平报告》（Positive Peace Report 2017），http：//economicsand peace.org/

[20]《DesignX：设计的未来之路》，https：//www.jnd.org/dn.mss/designx_a_future_pa.html

[21]同上

[22]《基于设计思维的协同问题求解》（Cooperative Problem Solving with Design Thinking）https：//medium.com/@claudiodipolitto/https-medium-com-claudiodipolitto-cooperative-problem-solving-with-design-thinking-7cabc32d808a

[23]奥巴马政府主张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国两国共存是解决中东问题最佳且唯一的途径。

[24]http：//streetscore.media.mit.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