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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闻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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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一：权威论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谈中国法院的“世纪主题”

法眼二：“9898”湛江特大团伙走私受贿案大写真 系列报道一：洋酒书记——陈同庆

法眼三：发生了一场冤案系列报道一：雇来的凶手杀错了人

法眼四：深圳刮起廉政风暴，恶虎被扫出局 系列报道一：一身霸气的彭虎

法眼五：阿猫阿狗们的纸醉金迷“舞女当法官”牵出幕后新闻

法眼七：漫漫司法路明星足球队怒打“调包”官司

法眼八：好样的反贪先锋网络检察官陈军标

法眼九：永远记住司法老前辈黑土地走来的女司法副部长

法眼一：权威论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谈中国法院的“世纪主题”

目前还存在的“官司打得起，时间拖不起”的现象，反映的就是司法效率问题。法官只有严格保证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使当事人尽快解脱纠纷，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公正。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新世纪工作主题，认真开展审判工作。继续深化法院改革。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各项工作得到长足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日前就有关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门采访。

记者：公正司法既是党和人民对人民法官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相应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请问人民法院如何确保司法公正？

肖扬：要确保司法公正，首先必须进一步准确把握司法公正的内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人民审判的基本原则，反映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是衡量司法公正的基本尺度。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既包括结果公正也包括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这对程序的合法与公开。裁判的证据和法律基础，审限和效率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说。判断司法是否公正，对人民法院而言。不能简单地看是否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了裁判结果，还应当综合考虑程序和效率的要求；对当事人而言。不能简单地以诉讼胜败作为标准，还要看自己的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行使，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树立了现代司法公正的意识，而人民法院确立“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对法官形成现代司法意识，最终实现司法公正，意义重大。

确保司法公正，必须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审判案件、各级人民法院都要进一步强化依法审判观念，坚持做到依法办案，公正司法。在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中，要进一步提高对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抵御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干扰的意识和能力，公平地适用法律裁判案件。在审判权的行使上。要进一步强化国家司法观念，依法平等地保护中外当事人，不同地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审判案件，必须连确理解和把握立法本意不得曲解法律或者任意解释法律。对刑事案件，要坚决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切实做到不枉不纵；对民商事案件。要坚决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做到依法调解、依法裁判，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行政审判工作中。要依法履行司法审查职责确保审查结果的公正性。

确保司法公正，还要始终做到程序公正。因为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体公正的重要保障。没有公正的程序或者程序不能得到严格遵循。即使做到了实体公正也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和猜测，影响审判的社会效果。各级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保持司法程序的独立健全和完善公开、公正、民主、高效的审判程序和审判方式。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体法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给司法程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只有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原则，切实做到程序公正，实体裁判结果才能赢得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从而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记者：有一句古老的法律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我们也注意到，您曾经讲过“有效率的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为什么“提高司法效率”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肖扬：人民法院的全部司法活动，既要做到审判公开，程序合法，裁判公正。依法执行。也要做到审限严格。讲求效率。目前还存在的“官司打得起，时间拖不起”的现象，反映的就是司法效率问题。法官只有严格保证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使当事人尽快解脱纠纷，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护，才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公正。可以说。诉讼时间拖得越长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越不公正。此外，司法效率也是对国家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要使司法资源发挥其最大的效用，也必须提高司法效率。可见，司法低效不仅仅是案件不能及时审结的问题。更影响了国家司法权的正常运行。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强化审限意识，提高司法效率呢？

肖扬：提高司法效率，必须在确保案件实体公正的前提下，自觉强化“效率也是公正”的意识，减少案件起审限现象。我国的三大诉讼法规定了严格而相对较短的审理和执行期限，而在实践中。因为各种原因超审限、少数案件久拖不决等问题客观存在，对此、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较为强烈，所以我们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近年采我们通过集中清理积案、一些地方案件超审限问题已有一定的缓解，有的地方已基本得以解决，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今后，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法官的审限意识教育，提高审限内办结，执结案件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防止出现新的超审限案件。

提高司法效率，还要探索建立能够反映司法效率要求的程序和制度。我国现行程序法的有关规定在充分体现和保障司法程序的及时终结性方面还不够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影响了司法效率的提高。尤其表现在审判监督方面。由于对提出申诉再审的主体、时间、次数、审级、事由等没有限制，导致生效裁判可能被多次撤销，极大地影响了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从时间上讲，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够及时；从效益上说。对国家的司法资源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此，各级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对审判监督制度改革的关注与研究。同时要针对影响审判工作效率的各个环节上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措施，以确保司法活动的效率。

提高司法效率，更需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迅速、及时、高效地履行司法职责，消除拖拉作风，反对无所用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严守审限规定。要大力推行案件流程营理制度积极探索提高效率的途径，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目前，我们面临着案件数量大与审判力量相对不足的矛盾，及时审结和执结案件的压力不断增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搞重复劳动，人为地造成案件积压；另一方面，在目前人员精简的情况下，要努力挖掘自身潜力，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成本实现司法公正。

记者：要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必须有一支过得硬、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作保证，同时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也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更是应对入世后审判工作面临挑战的需要。请问，各级人民法院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

肖扬：从今年月1月1日起，修订后的法宫法将要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将要步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加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当前要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认真学习、宣传法官法，切实转变观念，树立法官队伍职业化意识。各级人民法院一定要认真学习法官法，强化职业意识，使每一位法官都珍惜来之不易的职务和荣誉；要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法官法，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法官人才和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切实转变“谁都可以当法官，谁都可以审案”的错误观念，增强社会公众对法官职业专门化的认同感和尊崇感，为法官法的真正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第二、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规定选拔任用法官。从今年1月1日起，人民法院要一律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录用法官。实行国家司法考试；是法制的进步，符合国际通例。符合司法工作特点，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动员法院有关工作人员做好考试准备工作。今年，要严格按照法官法规定的标准选拔任用法官。对违法任命法官的，一经发现，要依照法定程序提请人大免除其法官职务。对达不到法官法规定条件的现任法官，要求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达到条件，否则免除其法官职务，调整工作岗位。

第三、试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位出现空缺，可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新录用的法官，逐步实行先到基层法院工作，根据自身素质和工作业绩，层层选拔，建立起良性运行机制。

第四、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要加强对法官职务的保障，法官一经任用，除正常工作调动外，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免除其职务。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上级人民法院要敢于支持法官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独立审判，敢于给受到刁难和不公正对待的法官撑腰。大力加强对法官的职业化培训。要逐步实现从知识型培训向能力型培训的转变。从普通的岗位培训向专业化培训的转变。要认真落实《2001—2005年全国法院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特别要加强对新的法律法规和世贸组织规则的培训，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

记者：过去的一年，人民法院内部机制创新的改革成效显著。请介绍一下法院如何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继续着力推进法院各项工作改革？

肖扬：今年，全国各级法院要以入世为契机，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

第一、继续推进和深化审判监督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新的再审立案标准，将无限申诉变为有限申诉，将无限再审变为有限再审，既维护公民的申诉权。又维护法院既判力和司法权威；改革再审审判方式，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再审特点的庭审方式。要通过改革，规范申诉和再审工作，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审判监督机制。

第二、进一步完善诉讼证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制定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明确审判人员调查取证的范围，推行重大复杂案件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认真执行，以此为契机，把诉讼制度改革引向深入。要逐步建立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即控辩双方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庭审前进行证据交换，对于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庭审时不再质证，以提高庭审效率。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范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积极研究被告人认罪案件审判方式的改革即对于一些适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在不违反刑事诉讼法和充分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如果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要简化某些诉讼环节和裁判文书内容。

第四、大力推行书记员体制的改革。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建设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这项改革今明两年要扩大试点，在此基础上制定出规范性文件下发执行。

第五、对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和配备法官助理工作进行试点。这项工作是人民法院一项具有重大深远意义的改革。要综合考虑中国国情、法院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状况、法院现有编制人员分布情况、合议庭和审判长数量等各种因素，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这些改革，涉及审判机制和体制中某些深层次问题，十分重要，法院自己能够解决的要果断而稳妥地加以解决，法院无权解决的，要积极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依法适时提出建议、议案。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记者：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当前法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肖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新的历史阶段，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的科学内涵，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和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全面抓好各项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积极推进法院改革，大力加强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为入世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更加全面、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韩杼滨谈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如何通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抓住易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推动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在当前反腐败的斗争中，检察机关努力构建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加大了从源头上惩治腐败的力度，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

记者：近几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反腐败斗争正在走上从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逐步加大治本的轨道。检察机关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央精神，深化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韩杼滨：“惩治于既然”和“防患于然”是反腐败斗争的两个腐败问题实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教育是基础，法制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反腐但廉实践中形成的一条重要认识和经验。

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深刻指出，“治标和治本。是反腐败斗争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治标，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把腐败分子的猖极活动抑制下去。才能为反腐败治本创造前提条件。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才能巩固和发展反腐败已经取得的成果，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应该逐步加大治本的工作力度，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决定》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决定》强调指出，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并把“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作为党风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把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列入”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必须围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并系统地提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治本措施。这些重要精神着眼于治本，着重于基础，着力子预防，深刻揭示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客观规律认识的结晶。

这些重要的认识和经验，为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各级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到，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遏制腐败现象发生的冶本之策，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是检察机关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体现，也是发展新世纪检察工作的重要方面。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认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开展，推动社会化预防网络的完善。把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记者：检察机关在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同时，不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请您介绍一下检察机关开展这项工作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韩抒滨：这几年来，各地检察机关不断探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效途径，创造和积累了不少新鲜经验。概括起来说。有这样几点：

——依靠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的支持和关心，努力建立健全社会化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预防职务犯罪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是一项系统工程。实践证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只有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下的社会化大预防中，加强与有关部门、单位的联系和协作，才能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才能体现检察预防的忧势和特色，才能取得长久的生命力和工作实效。湖南、陕西、安徽、重庆等省市都建立了省市委统一领导的，有关部门参加的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由检察机关负责。通过领导小组职能作用的发挥。预防职务犯罪社会网络得到发展，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单位的联系得到加强。预防工作的力度加大，预防工作有了较大进展。江苏省现在已经有39个市县区建立了党委领导下的预防职务犯罪指导工作委员会。领导小组和其他形式的工作机构。在湖南和江苏无锡市，人大常委会还出台了预防职务犯罪的地方法规，使这项工作向着规范化、法制化发展。

——增强大局意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确定预防工作的重点和内容，全面部署，重点突破，带动一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天津等地检察机关根据本地国有企业数量多，比重大、改革发展任务重的情况。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为国企挖蛀虫、建制度、促发展、保稳定服务，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社会反映效果良好。吉林省昌邑区检察院结合查办发生在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的7起职务犯罪案件，分层次开展普法教育，促使企业人员主动归还被挤占、挪用的企业货款一千多万元。同时。该区检察院针对办案过程中发现的公司管理上漏洞。提出建议，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了4个方面16项经营管理制度，为该公司提高经济效益，实现扭亏为盈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部地区检察机关还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及时调整预防工作部署。有效开展重点预防。在陕西省镇安县，检察机关积极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服务。在该县林业部门实施山川秀美工程规划时。从预防职务犯罪的角度，对退耕还林面积核查办法、种苗资金拨付办法等提出建议；使该县在1580万公斤退耕还林补偿粮食和670万元苗木管理费、种苗费的发放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职务犯罪。

——针对职务犯罪高发、多发、易发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人员，开展系统预防。专项预防。北京、河北、海南等地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积极合作，在金融领域开展系统预防，通过努力，当地金融系统职务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安徽、青岛的检察机关积极同海关联手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注重监督机制建设，使预防工作取得实效。广东、安徽、山东等地检察机关结台办案、在市政建设、小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建设过程中，针对在招投标。材料采购、质量验收、工程款拨付等环节上的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多发、易发的特点、与有关部门、单位协作，积极开展专项预防，取得了较好成效，四川省金堂县检察院自1998年起，对在该县陆续上马的金堂中央直属储备粮库、成南高速公路金堂段。金堂县红旗水库续建工程、成都野生动物世界、县防汛指挥大楼和县中心广场等39个重点工程开展专项预防、同步预防，成效十分明显、受到省市有关部门、施工单位和人民群众称赞。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在重大建筑工程项目中开展同步预防工作，建议有关部门推行廉政承诺制等，使全市建筑工程领域的职务犯罪发案率自199B年的38%下降至2000年的18%，湖南省检察机关针对当地烟叶收购过程中压级压价，虚报冒领，贪污等职务犯罪多发的实际情况建议有关部门改革烟叶收购流合实行侯检、预检、分级、定级、过磅、开标、取款、仲裁分离，使该省烟叶收购环节的职务犯罪由1997年的15件下降到2000年的2件。职务犯罪少了、企业发展了。2000年湖南省烟叶收购年利税过百亿，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从2000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了与国家有关部委在共同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联系和配合，与金融证券、国企、海关、税务、建筑、司法、工商和医药等8个行业，联合下发了关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在职务犯罪查办、信息交流，预防对策研究、检察建议落实、预防宣传、教育和咨询，以及预防组织机制建设等方面和强联系和配合的制度，由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一深入研究产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和规律，积极从机制和制度创新上研究预防只务犯罪对策。深入分析产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和条件，发现机制、制度上薄弱环节和漏洞，积极提出预防对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起到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江苏省各级党政机关报送有关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五百余份，各类情况反映千余份。省检察院对1993年到19999年期间发生在党政机关的处以上领导干部及司法人员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专题调研，分析了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司法人员犯罪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提出了预防对策和建议，调查报告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全省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内容。上海等地检察机关结合办案中发现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会计委派制，证券交易次日交割制，一级审计制，药品集中采购制、行政执法告知制、建筑市场准入制等多项从机制、制度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被有关部门，单位采纳后推广实施，得到党季、政府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和好评。

记者：不久前，全国检察机关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交流会，对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做出了新的部署。检察机关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是什么？

韩杼滨：2001年11月初，我们在江苏少无锡市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经验交流会。在这个会议上，检察机关与应邀到会的全国二十多个行业和部门共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大计。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突出预防重点，强化预防措施，规范预防活动，注重预防实效，逐步健全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促进预防工作全面、深入发展。

这次会议还明确了2002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一是继续加强与金融证券等八个行业和领域的系统预防，认真落实高检院和有关主管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确保取得实效；二是针对“严打”整治斗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暴露出来的职务犯罪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抓好预防；三是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动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的专项预防。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越来越多的部门在参与这项工作。预防职务犯罪是一项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检察机关下一步将采取哪些举措，推动社会化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建设？

韩抒滨：各级检察机关要把推动建立和完善社会化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要把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人党委和政府的反腐败和综合治理总体格局中，推动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和单位参加，检察机关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化预防职务犯罪网络体系，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大预防局面。要积极建立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系统预防网络。要与发案单位联手开展预防。要加强与经济界、法律界、理论界、科技界等社会各界的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发展。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有着独特的职能优势。我们要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优势，在社会预防网络中发挥应有作用。一是要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结合办案加强对策研究，为党委提供预防职务犯罪的决策依据。二是要发挥好配合协调作用，要加强与有关行业、领域和主管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及时交流有关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信息，积极从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方面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议，推动和协助建立健全内部防范机制。三是要一手抓办案，一手抓预防，把预防职务犯罪贯穿于检察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检察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记者：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如何通过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抓住易发职务犯罪的关键环节，推动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韩杼滨：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是防止腐败的关键。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看。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权、钱、人这三个环节的监督机制和管理制度上存在一些漏洞，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也必须从这三个环节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发现漏洞，掌握规律，研究对策。要结合行政审批制度、财税、投融资、金融体制改革，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制度，以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等，从不同系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特点出发，积极探索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的途径和办法，推动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记者：防范职务犯罪，必须抓住教育这个基础。检察机关将如何开展这项工作？

韩杼滨：检察机关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结合以德治国方略、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以及“四五”普法规划的实施，运用检察资源，加强举报、查处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法律宣传。积极推动在国家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和广大党员干部中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引导作用，增强守法意识。二是深刻剖析典型职务犯罪案件，配合开展廉洁从政的警示教育。通过典型案件以案说法、让犯罪分子现身说法以及建立廉政教育警示基地等形式，促进领导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三是要通过社会化的预防职务犯罪网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宣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党员干部的模范事迹，弦扬正气，促进广大党员干部提高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用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

记者：检察机关将如何进一步规范建设，提高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水平？

韩杼滨：加强规范化建设，对于提高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水平非常重要。我们要以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为目标，参照有关行业和部门的有效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通过制度化和规范化提高工作水平，更好夺发挥检察职能优势。要尽快规范发案单位个案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重大工程专项预防等方面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规范专题调研、对策研究、检察建议以及预防网络运行、联防信息库建设等工作手段。完善检察建设以及预防网络运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协调制度，明确各个业务部门的具体预防职责，检察业务各个环节开展预防工作的具体要求。加大预防工作的科技含量，充分动用现代科技工作的效果和质量。要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理论研究，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理论体系。要大胆进行理论创新，研究和回答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用以指导工作实践，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

杨景宇谈如何而对WTO

加入WTO，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利弊何在？如何才能做到趋利避害？我们的法制工作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对那些明显不符合我同对外承诺或者WTO规则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有关规定，要限期完成研究、修改或者废止工作。

经过十四年的努力和斗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已为时不远。加入WTO，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其利弊何在？如何才能做到趋利避害？我们的法制工作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带着时下公众所关注的话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法制办杨景宇主任。

记者；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我国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请问它带来的利弊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景字：我们之所以以积极的态度争取加人WTO，根本原因在于——加人WTO，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直接参与制定、完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总体上符合我国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我国改革开放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同时又要看到，加人WTO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企业经营机制、经济运行规则和环境等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某些行业和企业在一段时间里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但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好工作。

记者；加入WTO，对我们来说，是机遇，更是挑战。如果说要从法律上制度上做好准备工作，我们首先应该做到什么？

杨景宇；首先我们要认真研究、熟悉WTO规则。因为WTO本身就是以带有强制性的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协议共包括29个法律文件，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内容颇为广泛。此外，还有二十多个部长宣言和决定。这些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系列规则和机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能够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并且通过建立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记者：那么WTO规则具有哪些特点呢？

杨景字：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入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入世”。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这是有一定道理的。WTO协议确定的非歧、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三大基本原则，成为货物协议（GATT）、服务贸易协议（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指导原则。WTO协议的主要内容都是根据这些原则，围绕消除或者限制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

二是具有权威性、强制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各成员问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机制）。因此，WTO又被称之为带“牙齿”的国际组织。

三是在要求各成员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了一定的灵活性。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需要维护的局部利益，使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WTO协议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规定。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快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总而言之，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其主要内容同我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观念、制度。体制、方式、手段有着很大差异。

但我们至今对WTO规则的认识、理解、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国加人WTO后，既要严格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又要善于利用WTO规则保护自己、发展自己，难度是很大的。

记者：加入WTO，首当其冲的是对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和冲击，因此，现行行政管理观念、制度、体制、方式、手段都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我们应该把握哪些原则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杨景字：第一要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为基点，研究清楚市场机制。中介组织、政府机关各有什么功能，各管什么事情。政府职能要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和投资决策权真正交给企业，把社会可以自我调节和管理的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把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依法办理。政府机关不宜也不可能管得太多，不能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当阿姨”的办法，把不该管、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包揽下来。

第二要精简、高效。首先是精简。要把机构。人员精简下来，先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把不该由政府机关办的事情坚决减下来，不能“越位”；该由政府机关管的事情，当然要管，而且要管住、管好，不能“缺位”；政府机关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不能错位；政府机关只要能把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办事手续应该越简单越好，以方便基层，方便老百姓，不能扰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立法工作和行政执法活动的价值取向，我看法律法规确定的行政管理制度及其运作应该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并且应该达到这样的社会效果：守法的人办合法的事，处处方便，感觉不到谁在管他；违法的人办违法的事，处处受阻，好多环节都在管他a总不能反过来，好人办好事，感到很难；坏人办坏事，却管不住。

第三权力和利益要彻底脱钩a按理说，不论哪个政府机关执行公务，都应该是吃“皇粮”办“公差”，依法收取的税款和费用应该全部纳人财政管理。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所谓“自费行政”，靠权力吃“杂粮”，权钱挂钩。这个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一些政府部门就会“屁股指挥脑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找事、争权，主要是在立法工作和行政执法活动中争那些能给本部门、本系统带来“实惠”的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罚款权，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就谈不上了，精简、效能、统一也就谈不上了，而且会产生权力“寻租”现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滋生腐败。因此，要切实推进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并从源头上消除腐败，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权力与利益彻底脱钩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权力“寻租”谋利。

记者；加入WTO，我们既享有相应的权利，又要承担相应的义务。那么需要我们具体做好哪些法律方面的准备工作呢？

杨景宇：保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符合“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并使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在全国得到统一实施，既是我们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又是我们依法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一项重大举措。因此我们要区别轻重缓急，有重点、分步骤地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据初步研究，涉及WTO规则或者我国对外承诺，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几百件，工作量很大，需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抓紧工作。当前，对那些明显不符合我同对外承诺或者WTO规则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有关规定，要限期完成研究、修改或者废止工作。同时，在一些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范才能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或者需要有相应的法律现范有关个人、企业和其他组织才能从事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领域。也要抓紧制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如有关反垄断、反倾销、反补贴的立法、有关各类服务贸易的立法等）。

同时还要强调一点，适应加人WTO需要，制定。修改或者废止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必须坚持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认真研究、准确把握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相关内容，通过立法程序，把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法，以此履行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WTO协议不是民事领域的国际条约，不能作为国内法直接予以适用。

另外，需要重申的是，今后凡与WTO相接轨的法律制度只能由中央统一创制。各地方必须执行中央出台的法律制度，而无权创制这方面的规定。至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清理和立、改、废工作，尚待认真研究，确定方案，专门部署。

记者：非常感谢杨主任接受本刊记者的采访。

附：小资料

入世后我国将享有的基本权利：

（1）能使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及知识产权在135个成员中享受无条件、多边、永久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

（2）使我国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出口的工业品及半制成品享受普惠制待遇；

（3）享受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大多数优惠或过渡期安排；

（4）享受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开放或扩大货物。服务市场准人的利益；

（5）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客观、合理地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经贸摩擦，营造良好的经贸发展环境；

（6）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的活动获得国际经贸规则的决策权；

（7）享受世贸组织成员利用各项规则。采取例外、保证措施等促进本国经贸发展的权利。

入世后我国应履行的相应义务：

（1）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世贸组织规定，给予其他成员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

（2）依世贸组织相关协议规定，扩大货物、服务的市场准人程度，即具体要求降低关税和规范非关税措施，逐步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开放；

（3）按《知识产权协定》规定进一步规范知识产权保护；

（4）按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成员公正地解决贸易摩擦，不能搞单边报复；

（5）增加贸易政策。法规的透明度s

（6）规范货物贸易中对外资的投资措施；

（7）按在世界出口中所占比例缴纳一定会费。

法眼二：“9898”湛江特大团伙走私受贿案大写真 系列报道一：洋酒书记——陈同庆

走私与腐败是一根黑藤上结的两个毒果，湛江的群众说：“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走私大胆走。老板作后台。”这里的“老板”，就是指市委书记陈同庆。

1998年9月15日，傍晚时分，上海虹桥机场。几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眼光敏锐地注视着四周。不一会，一个身高1.56米左右的漂亮女子从安检通道里走出，便装男子迅速迎上前去。香港女走私分子张猗被广东警方秘密抓获。由此，代号“9898”的湛江特大团伙走私受贿案的查处正式拉开了序幕。

随着办案工作的快速推进，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渐渐露出了狐狸尾巴。为保证查案工作的顺利开展，10月14日，由广东省委决定，将陈同庆调离湛江，改任广东省林业厅党组书记。1999年2月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对其立案侦查，同月23日将其逮捕。

陈同庆的“新观念”

陈同庆，1941年8月出生，籍贯广东南海市。1956年12月参加工作，1960年4月入党。参加工作后，历任三水县西南粮油加工厂、县粮食局人事股工作人员，三水县粮油站领导小组副组长，县工代会副主任、主任，县革委会政工组、组织办、群团组负责人，群工办副主任，团县委副书记、书记，县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兼县氮肥厂党总支书记，三水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县经委主任，县委副书记兼县经委主任，高明县委副书记、县长，高明县委书记。

1992年9月，刚由高明县委书记升职佛山市市委常委不足半年的陈同庆，出任广东省西部最大城市——湛江市委副书记。同年12月，湛江市委换届，本不是市委书记入选的陈同庆，竟幸运地成为湛江市的一把手。湛江人民都希望这位新市委书记能给他们带来新的观念、新的发展。然而，上任不久，陈同庆的所作所为却使湛江人民“刮目相看”了。

陈同庆十分贪爱杯中之物。在湛江，他是出了名的“蓝带书记”、“XO书记”。

在陈同庆被审查期间，他自述在湛江6年，喝酒不下2吨半。于是，整箱整箱的“蓝带”、“XO”洋酒曾被作为礼物，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同庆在湛江和佛山的家中。于是，一群酒徒也逐渐聚集在陈同庆的身边，大呼小叫：“庆哥，庆哥，多多关照。”陈同庆对这班酒肉朋友也有求必应，个个受到重用提拔。

喝酒成了接触陈同庆的最佳途径，能否喝酒也就成了陈同庆任用干部的一个标准。湛江市经委属下一家企业的干部陈某是一所名牌院校的高材生，办企业搞管理颇有一套办法。陈同庆上任市委书记后，曾搞过一次全市性的公开招考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活动，陈某参考并取得笔试、面试双项第一的好成绩，但陈同庆却舍第一而取第五。有人点拨陈某，他心领神会，开始学喝酒。一次去香港，他舍命陪陈同庆一帮人大喝，喝得瘫倒在地，还不忘表白心迹：“陈书记，你看，知识分子也是可以喝酒的吧。”陈同庆对此十分赞许，记住了陈某这个人才。当然，只会陪喝酒还不行，陈某不失时机，在送上1.8万元人民币、2万元港币之后，陈同庆终于让他坐上了某部门的第一把交椅。

在湛江，没有干部不知道“陈宅大门朝南开，有才没财莫进来，”“五万元喝杯水，十万元喝杯茶，二十万元调一调，三十万元提一提。”据中央工作组的初步查证，陈同庆用假名以及妻子和子女的名字存人银行的钱就有80多笔总计680余万元。这些钱是怎么敛来的呢？

庞国光原只是一个建筑包工头，然而，由于他懂得送钱，在“庆哥”眼里便成了一个了不起的“能人”。最后，这个包养情妇，并与情妇生一女孩，再花120万元送情妇赴港定居的生活糜烂者，在陈同庆的关照下当上了市建委主任。庞上任后也向陈同庆学习，在内部层层转卖官职，受贿额高达180余万元。

陈同庆曾狡辩说自己提拔使用干部，是经过组织程序的。那么让我们看看陈同庆披着依照组织程序外衣的“合法”卖官背后的钱权交易。

1994年4月，湛江市委常委会决定，将市财办主任（正处级）罗某平调到湛江东海岛经济技术开发试验区管委会当主任、党委书记。因为东海岛远离湛江市区，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所以，从上任那天起，罗某便思谋者要尽快调回市里。为此，每到逢年过节，罗就给陈同庆送钱，搞长线投资。1994年中秋节前几天，罗到陈同庆家，送上了月饼，留下了5000元人民币。1995年国庆节前夕，罗到陈同庆在湛江的家里，送去1.5万元。1996年中秋节后，罗到陈同庆佛山的家，留下了1万元及其他礼品。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1996年底，省委批准了湛江经济开发区升格为副厅级单位。在陈同庆的力荐与催办下，1997年7月罗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东海岛，升任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副厅级）。

为表感谢，罗某不断送来礼金与礼品。从1994年10月至1998年春节期间，陈同庆先后8次收受罗某贿送的财物计人民币12万元。

吴川市副市长吴民华想趁换届之机挪挪窝。于是，他去找陈同庆提出调离吴川的要求。临走，吴留下一个内有2万元钱的信封。

然而，调动之事却如石牛人海。1996年2月的一天，吴民华和包工头杨某见面，谈起调动的事。杨某说：“有30万元港币我想就能把陈同庆搞掂，这个钱由我出啦。”吴民华说：“钱你先垫着，如果我能调离吴川到市里去工作，你还怕没有工程做？！”

吴民华收到杨某送来的30万元港币之后，先给陈同庆送去20万元港币。

可3个月过去了，调动的事仍然没有消息。吴民华又把剩下的10万元港币接二连三地给陈同庆送去。

1997年3月，陈同庆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吴民华找来杨某谈到调动的事仍没动静，想去北京找陈同庆。杨某准备了5万元港币，他们直飞北京。4月底，市委组织部发出调令，吴民华调任湛江市公路局副局长。从1995年底到1997年4月前后的一年半时间，吴民华先后7次共奉上港币33万元。人民币3万元，才得以调动成功，而这仅是一次平级调动！

原湛江市霞山区区委常委、副区长朱某（副处级），因在区委把关系搞得很僵，便想调离去企业任职。他将这想法讲给自己的一个“哥们”听，这个包工头便开导他说：“你想办成事，就得来大的。”朱依计行事，赶往陈同庆在佛山的家。临走时，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8万元港币。1997年春节，朱某给陈同庆拜年，这一次，朱某又拿出了准备好的10万元港币。之后不久，湛江市委市政府考虑重新改扩建湛江机场。为了能给朱某一个好位置，陈同庆便提议成立一个有经济实力的正处级机场发展公司，并多次向分管组织部门的领导力荐朱某。朱某就这样“合组织程序”地调升为湛江机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正处级）。事后，朱又送来了10万元港币表示感谢。

1996年中秋节期间，原湛江市有线电视台台长孙某（副处级）来到陈同庆宿舍，向陈提出有线电视台十分困难，希望领导能多关心支持，并奉上5万元人民币。既然有困难又哪来这么多送礼钱？陈同庆当然知道，这是电视台的困难公款，但他还是毫无愧色地收下了。自此之后，孙先后9次送给陈同庆19万元人民币。有钱能使陈同庆推磨。1998年，某如愿升任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正处级）。

陈同庆就是这样用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卖官鬻爵，大搞权钱交易。党政官员、港商、包工头、走私分子、国有企业领导，甚至是领导班子中的副手，凡送钱的一概来者不拒。他收钱为包工头承揽工程；他收钱为港商解决“困难”；他收钱后干扰司法，帮人打官司；他收钱为他人子女安排工作批条子；他收钱给人解决工作调动问题；就连副市长叶振成为了当上常务副市长，也得给陈同庆送上2万元；原副市长杨衍青因违纪受到省纪委的查处，在收到杨送的钱后，陈同庆这个市委书记竟也毫无原则地到省里去讲情。可以说，陈同庆后期几乎到了什么钱都敢收的地步。家里收，办公室收宾馆酒店甚至连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党代会时下榻的饭店，都无一不成为他搞权钱交易的市场。1997年9月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陈同庆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收受了湛江有线电视台台长孙某的2万元人民币。

办案人员曾不止一次地惊叹陈同庆超人的记忆力，很多收钱的细节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钱是什么币种，装钱的东西是什么，陈同庆的交待与行贿者的交待惊人地吻合。陈同庆收钱还有一个特点，大多都是陈同庆亲手收，然后再交老婆保存。陈同庆与老婆配合得十分默契。陈同庆管卖官，陈同庆老婆管存钱。最多的一天，陈同庆在佛山家里接待了4批来访者，他老婆也就一天内跑了4趟银行。在中央工作组下湛江前一个月的一个星期时间内，陈同庆就进账100多万元，陈同庆这种刮地皮的狠劲，真令世人叹为观止。

市委书记的“肥仔”

陈同庆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全家8口人仅靠当工人的父亲的微薄工资过日子，生活比较清苦。14岁那年，仅初小毕业的他，就靠组织的关照进厂做勤杂工。日后，陈同庆凭着自己的勤奋，一步步走上了高级领导干部的位置，然而，此时的陈同庆已五十有一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同庆明白，他一生最大的官位也就到此为止了。于是车到站，船靠岸，趁机捞一把的思想渐渐抬头。陈同庆调任湛江的第一天，就带着儿子、弟弟前来拜会湛江的各级领导，表面上似乎是儿子、弟弟给父亲、哥哥前来送行，实际上是为他们日后到湛江发财铺路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陈同庆此招的确是早有预谋的。在陈同庆的活动下，其子陈励生通过国家安全部门派往香港，然后又回湛江大做汽车走私生意。原来只是佛山三水市某外经公司职工的弟弟陈某也停薪留职，到哥哥的地盘接世界，承揽大批工程。陈同庆的姐夫不甘落后，跑来湛江经营娱乐城。就连已退休在家、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陈同庆的老婆也凑热闹在湛江接下一单大工程，赚了个盆满钵满。

陈同庆有3个子女，陈励主作为家中惟一的男孩备受陈同庆夫妇宠爱。陈励生凭着自己的能力考上厂北京航空学院。大学毕业时，陈同庆仅是高明县的县委副书记，陈励生只好进佛山市无线电一厂当了个一般干部。陈励生说，他从小就立下一个心愿：要到北京读大学，到上海读研究生，到美国读博士。然而，除了去北京读大学可以靠自己能力实现外，其他都须靠老爸陈同庆才行。

陈同庆到湛江任职后，首先就是通过关系将”肥仔”弄到香港。然而，正如陈励生所说，“到了香港一切都变了，这里衡量一切的标准就是钱”。年汉28岁从未外出闯荡过的陈励生难以立足香港，只得扛着个”港商”的牌子杀回父亲的地盘。1993年3月，在陈同庆的关照下，陈励生与陈国华（走私分子，另案处理）合伙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成立湛江汇江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注册登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1000万元。实际上，这个挂着国有企业招牌的冒牌公司，陈励生一分钱也未投入，1000万元是在陈同庆授意下，由开发区财政局垫付的。

1993年10月，已在湛江捞得腰缠万贯的陈励生回香港，注册成立了湛江汇江公司的下属公司——香港汇江国际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为1万元港币，陈励生和陈国华投入1元港币作为人股资金。一元也要做股东做大生意？陈励生当然不用担心，日后公司经营有陈同庆坐镇湛江，还怕在银行贷不到款？！果真不久，在陈同庆的运作下，以湛江市政府名义出具《承诺函》的贷款6000万元港元的申请书递到了香港国华和新华两家银行。既是“国有公司”，又有湛江市政府出面担保，陈励生先后顺利地在两家香港银行贷得4000万元港元。之后，在陈同庆的暗示下，又由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出资3000万元成立了广东省三里汽车开发区分厂，陈励生再次分文不出成为后台老板。三里汽车分厂日后成为陈励生走私团伙掩人耳目的走私汽车拼装基地。经法庭审理查明，陈励生在陈同庆的纵容支持下，在境内外大量贷款，之后将贷到的巨额资金用于走私汽车、成品油、复印机、葡萄酒汁等物品。仅走私汽车一项，就偷逃国家税收1.65亿元人民币。

陈励生贪心不足，见什么来钱快，就把手伸过去。325国道改扩建，湛江市辖下的吴川市境内有15公里的工程。陈励生见是块肥肉，便以由他负责引资为名，匆忙与湛江市公路局属下的路桥公司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注册中外合资恒紫公司，并在陈同庆的影响下，与吴川市政府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由于双方都无资金投入，工程迟迟不能开工。后来，省有关部门领导发了火，事情汇报到陈同庆那里，陈同庆才不得不说“还是让省里统一搞吧”。然而，陈励生怎肯将嘴里的肥肉轻易丢掉。本来，省公路局工程队的大批人马都已开到路上去了，但因陈励生坚决不退让，无法进行施工。市有关部门再找书记陈同庆，陈同庆气呼呼地说：“我已与肥仔吵翻，以后不要向我汇报。”因为得罪不起陈同庆，省公路局工程队最后被迫撤走。陈励生空手套白狼，一转手就收取到100万元港币、150万元人民币的转包费，另有800余万元的转包费已与包工头议定因案发未来得及收取。直到今天，325国道其他路段都改扩建完毕，惟有这15公里依旧狭窄破烂，成为陈同庆父子为害湛江的有力实证。

陈励生凭借其父的权势和影响在湛江大肆走私、巧取豪夺垄断工程的行为，湛江市干部群众都看在眼里，反映十分强烈。一位老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好心地给陈同庆提个醒，希望他以后注意儿子造成的影响，陈同庆听后不高兴地把脸一拉说：“肥仔是香港公司派来的，不是他个人行为，我管不着。”陈同庆真的管不着吗？恰恰相反，他管的事，事无巨细又面面俱到。陈励生走私的复印机设备销不出去，陈同庆就亲自找湛江某集团公司的负责人，叫这家集团公司与陈励生签订购买复印机和进口零件的合同。该公司先后3次从陈励生手上买进价值110.8万美元的走私复印机等设备，偷逃国家税收达400万元人民币。后期，陈励生对香港汇江公司实行资产转移，该公司变成了空壳公司，并因走私在香港声名狼藉，所贷400万港元有3996万元无法偿还，香港的贷款银行已准备诉之法律，向湛江市政府讨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同庆竟还答应儿子的要求，指示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前去香港全资收购香港汇江公司，想以此转嫁债务，变相侵占国有资产。

陈同庆纵容庇护家属子女，结果反将他们推进了火坑：陈励生因走私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事后，陈同庆后悔地说：“千错万错，不该送肥仔去香港。”其实，去不去香港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警惕自己贪念的滋生。

上梁不正下梁歪

湛江地区的走私案件此前虽时有发生，但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该地区位于我国大陆南端，东临南海，西临北部湾，南出太平洋和印度洋，是重要的海上通道。这里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56公里，约占广东全省海岸线总长度的46%。漫长的海岸线，为这里的走私活动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硬件”；而丰厚的走私利润，使得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不惜冒坐牢、杀头的风险，走私贩私，屡禁不止。然而，此地大规模的团伙走私却是陈同庆主政湛江之后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

陈同庆在湛江任职期间，该市市、县、镇各级和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对走私活动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他们认为：“走私脱贫”、“走私致富”，并且同别的沿海地区相比，本地走私属“小巫见大巫”。于是，“打私不打死”，甚至干脆放和护。1993年3月7日，香港商人郑华焯为牟取非法巨额利润，从香港购买价值1400万元的60辆小汽车通过水路走私偷运到湛江，并串通湛江公安边防有关人员武装出海接应，掩护其卸货，被湛江海关联检单位查获。同年3月24日，香港商人何雄海为牟取非法巨额利润，串通湛江市工商局和公安局的有关人员，为其护送价值600万元的走私空调机从广西沙田码头运往湛江的途中，被廉江市交警大队查获，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湛江1993年“3·7”、“3·24”案。在处理这两宗重大走私护私案的过程中，湛江市人大副主任、市政法委书记、市政法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市打私领导小组副组长等领导和有关人员，无视国法政纪，将拍卖走私车款700万元退给走私货主郑华掉，把已被扣查的走私空调机作为“边贸物资”全部退还给何雄海，影响极为恶劣。紧接着，遂溪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常委、人武部长、县打私领导小组长于1993年5月，擅自主持召开会议，内定对在该县境内缉获的走私货物“罚款放行”的规定。于是，自1993年7月至1995年2月，全县“罚款放行”的走私汽车、香烟案件共101宗，损失关税1亿多元。遂溪系列走私案惊动了中央。

1996年初，中央、省反走私联合工作组开进湛江，在湛江的雷州市、遂溪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走私活动。陈同庆根据自己掌握到的信息和情报，及时提醒陈励生团伙“现在打私风声很紧，你们暂时要放一放。”陈励生却未将老爸的招呼当回事，照干不误。5月初，陈励生的47辆走私汽车被湛江市遂溪县公安局查扣，陈同庆这下可坐不住了。他一边赶紧找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因收受走私分子巨额贿赂被判死刑，已于1999年6月7日被执行枪决），希望海关同意补税，一边又多次打电话给湛江市公安局长，同时又面示遂溪县委书记，要他们出面让遂溪公安局“搞掂”、“处理好”，并警告“不要因为部门利益而影响到湛江的经济建设和投资环境”。当海关同意补税后，陈同庆又专门将湛江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局长陈某请到宿舍吃饭。就这样，陈励生向海关补税的230万元都是由开发区财政局垫钱而不用自己掏了。在陈同庆的干预下，这批走私车竟在中央、省联合打私工作组的眼皮底下被放行了。

在湛江，陈同庆扮演了作走私分子保护伞的不光彩角色。逢年过节，陈同庆也不忘给走私分子头目拜年问候。他明知李某（现在逃）是雷州市乌石镇最大的走私头子，但每次去乌石检查工作，都撇开镇党委的安排，吃住在李的家中，市委书记成为走私分子的“坐上宾”。在雷州，无人不知李某走私猖獗，然而在陈同庆的授意下，李某竟被安排当上了雷州市人大代表。

在“一把手”的影响下，湛江地区的疯狂走私给国计民生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石化企业是全国四大支柱企业之一。中石化茂名公司又是中国西南部最大企业，是全国第一个超万吨的炼油企业，它担负着对云。贵、川等西南地区成品油等的日常供给，是利税大户。1997年国际石油价低之际，林桂枝等走私分子大肆走私成品油，与茂名石化公司抢车皮夺市场，大打价格战，由于走私油平均每吨低于国家规定保护线500元左右，运力又被走私分子抢占，仅1997年第四季度到1998年第一季度，茂名石化公司产品堆满仓库，每月损失1亿元，半年时间就损失了6亿多元人民币。

湛江又是全国四大产糖基地之一，制糖业是湛江的支柱产业，在1994/1995年榨季，全市制糖业尚能盈利1.5亿元，但由于受到大量走私原糖的冲击，1995/1996年榨季一下亏损4.01亿元。1996/1997年榨季亏5.96亿元，1997/1998年榨季亏5.7亿元。

走私导致投资环境恶劣。一位港商说：“在湛江不送钱寸步难行，不送钱就办不成事。”这样的环境，谁敢来投资发展！不但吓跑了外商，也吓跑了内商。

走私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社会稳定。湛江辖下的雷州市，大的黑帮团伙就有4个之多，他们一边疯狂走私贩私，一边又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强奸、杀人、放火、绑架、抢劫，无恶不作。黑帮分子与少数党政机关、执法机关的败类勾结在一起，无法无天。发生在1998年的“4·30”黑帮走私分子动用冲锋枪街头火并案，“8·19”顶风走私暴力抗拒缉私大案都震惊全国。

走私与腐败是一根黑藤上结的两个毒果，湛江的群众说：“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走私大胆走。老板作后台。”这里的“老板”，就是指市委书记陈同庆。在“一把手”的带动下，副市长杨衢青、海关关长曹秀康、边防局长邓野及政委陈恩等人也纷纷有样学样，走上了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捷径”“9898”大案，涉及的公职人员200余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2人，处级干部45人，科级干部53人。一个地级市竟有这么大比例的领导干部陷进去，在广东省乃至全国都前所未有。湛江的老百姓在看电视时，一见到这些腐败分子在夸夸其谈，便气愤地关掉电视。有些群众竟公开喊出“打倒陈同庆”。领导干部腐败，使党和政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利令智昏，为钱疯狂的陈同庆将在大墙里度过余生。任何胆敢挑衅法律者，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陈同庆案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通往新世纪的警钟。系列报道二：

“多情关长”曹秀康

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是湛江走私案的一大特色，也是湛江走私活动得以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为了成功走私，走私分子重金行贿时，往往出手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之后，湛江口岸以海关为重点的执法监管部门的不少执法人员，或为走私分子通风报信，或为其出谋划策，或在走私分子遇到困难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发展到执法监管变成放私护私。

1998年9月16日夜，代号“9898”的中央查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工作组先头办案人员秘密潜伏湛江。当晚11点多钟，正在家吃燕窝粥的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被以召开紧急会议名义召至湛江环球大酒店后，随即被采取强制措施并迅速转移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广东看守所。从此，曹秀康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终前，曹秀康在给女儿的遗书中，这样写道——

“由于我的错，给你的一切带来了不应该有的困难。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万分的悔恨。但现实已回天乏力，只能要求你接受我这个不称职爸爸的教训，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生活是一门复杂的课，你一定要牢记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做好事，不要做错事，更不要做损人损国的坏事。一切行为要有规范，不要以为小过而为之，也不要以为小善而不为。做好人，心安理得；做老实人终不会吃亏。爸爸工作几十年，勤勤恳恳，取得过一些成绩，但终究因受到诱惑而犯错，成了罪人。”

根据曹秀康的交代，他自1995年9月任湛江海关关长至1998年9月案发，短短3年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走私分子1000多万元的钱物。在曹的影响下，湛江“海关没有关”，湛江海关辖区成了走私者的天堂。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作为“班长”，曹秀康带坏了班子、带坏了队伍，一大批海关干部也跟着走上了犯罪道路，700来人的湛江海关涉案干部就达近200人。

“一路发”到黄泉

曹秀康从小被过继给二伯父当继子，在上海度过了忧郁的童年。上小学时，又被送回乡下与奶奶相伴生活，一种被抛弃的孤独感一直缠绕在他的灵魂深处。到1964年考上上海海关学校，他依然表现出强烈的不合群和敏感性。1967年，22岁的曹秀康毕业分配到了连云港海关，在这里一干就是15年。1982年9月，曹秀康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上海海关专科学校。两年后，又回到了连云港海关，当上了货管科科长，1984年升任连云港海关副关长（副处级）。1987年调任海关总署货管司货管处处长。在海关总署，曹秀康属于学术型干部，他平时做事谨小慎微，不大与人交往。闲暇时，爱写点小东西，喜欢咬文嚼字，在机关里算得上一个较有人缘的“秀才”。

1995年8月，因湛江海关问题不断，已是海关总署稽查司副司长的曹秀康被组织看中，作为培养对象，要调他到湛江任海关关长锻炼锻炼。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曹秀康很不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在基层工作了20多年，现在又要弄到湛江这个复杂的地方，这哪里是培养锻炼，分明是有人跟他过不去。然而，命令难违。时年50岁的曹秀康顶着湛江海关关长、海关党组书记的头衔，满腹牢骚地来到了湛江。

初到一个陌生地方，精神上孤独苦闷的曹秀康社交圈很小，交友也很慎重。后来，曹秀康在湛江的3年时间里，尽管来来往往结识了不少所谓“真情实意”的朋友，但真正称得上“朋友”的，按曹秀康自己的说法，仅有两个：一个是杨衢青，原湛江市副市长兼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另一个就是张猗。然而，令曹秀康欲哭无泪的正是这两个他最珍视的“朋友”，却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刚到湛江的第一个春节，曹秀康放弃与家人的团聚而留了下来。节前的一天，曹秀康的宿舍来了一位贵客：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杨衢青。“曹关长，真难为你，连过年都回不了家。你是上海人，喜欢海鲜吧？我给你带了一些新鲜海味来。”杨副市长一边说着，一边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鼓胀的信封：“过年了，按我们这里的习俗，送个红包给你。”曹秀康红着脸，婉拒杨衢青。“小意思，这是我诚心给你的。我是副市长，还能害你？”不知是杨衢青的热情与诚恳使曹秀康感动，还是“我是副市长，还能害你”这句话起到了什么作用，总之，曹秀康终于半推半就地收下了。杨衢青走后，曹秀康点了一下，是1万元人民币。

望着厚厚的一迭钱，曹秀康苦笑地摇了摇头，将钱收了起来。这毕竟相当于自己在北京近一年的工资收入啊。也就是打这时起，曹秀康把杨衢青视作了可交的“朋友”。

1998年4月的一天，杨衢青突然出现在曹秀康的办公室里，曹秀康一看是多时未见的“老朋友”，便十分热情地招呼他坐下。

而此时的杨衢青身份已变。前些年，当他还是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之时，就因违纪被省有关部门处分，加之年龄到线，在原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的“关照”下，被派往香港当上了市政府驻港公司湛江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几句寒暄之后李衢青便直奔正题，他把自己和湛江实业公司经理林柏青准备少报多进走私小麦、油菜籽的计划和盘托出：“如果如实申请，肯定赚不到钱，要赚钱只能在数量上做点文章。”

“杨市长，打私风紧得很，少报多进就是走私！”杨衙青一听曹秀康有推挡之意，便急忙将事前与林柏青商量好的诱饵抛了出来：“曹关长，咱们朋友不讲假话，如果做成这两笔生意，每笔给你100万！”

对200万元的许诺，曹秀康不再说什么，报以浅浅的微笑。“杨市长，这生意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除了湛江海关，还要过商检、港务局这几个部门，可是要过五关斩六将哟。”几年时间，曹秀康已变得十分“老练”了。

有了口头协议，杨衙青和林柏青便大胆地接下了为北京一家大公司负责走私报关的事。4月底5月初，2.6万吨小麦和3万吨油菜籽陆续运抵湛江港。如实报关的6千吨小麦和3千吨油菜籽顺利提货，其余的被海关港口办事处扣在了码头仓库中。港口办负责人对杨衢青讲，“一哥（曹秀康）没指示，还不能把货拉走，你最好让一哥打个电话来。”

与上次热情招呼截然不同再次登门，杨衢青受到了曹秀康的冷遇。

几天后，林柏青将50万元人民币现金用编织袋装好拎到了杨衢青家。杨衢青将钱装进自己的手提包内。可手提包太小，不论怎么塞，也只装下30万元。临下班前，杨衢青拿着30万元匆匆赶到海关。

胀鼓鼓的手提包摆在曹秀康的办公台上。此时，曹秀康已心知肚明。

“不行，不行，你带这东西来，我哪有地方放。”曹秀康从办公台后的皮椅里站起来，说话客气多了。

过了三天，一本枣红色的农业银行存折办妥了，杨衢青又一次来到曹秀康的办公室。“这是200万元存折，户名李伟，密码是0168。李伟是假名，我试过了，用密码可以直接取钱，5万元以下不用身份证的。”

交易完成了。然而，5个月后，这意味着“一路发”的“168”却将曹秀康“发”去了黄泉，将杨衢青“发”进了大牢。

肝脑涂地为“红颜”

曹秀康认识张猗，是在由湛江市东海岛开发区原党委书记罗某作东的午宴上。那天，罗某拥着曹秀康前往新溢香酒店吃饭。因大家彼此较生疏，这顿饭开始吃得比较拘谨。惟令曹秀康眼前一亮的是那位与罗某称哥呼妹的女子。她个子不高，但身材姣好，脸上两个浅浅的酒窝，一笑使人迷醉。尤其是她那双清澈透亮的明眸，仿佛带电一般使人心摇魂荡。这女子性格十分外向，有说有笑，将气氛一下调得热闹起来。

看到曹秀康不时将眼睛瞟向那女子，罗某马上明白了什么，指着那女子介绍说：“她叫张猗，香港来的，是你上海小老乡。”

两人同时站起来，手紧紧握在一起，很久没有松开。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异地遇上故乡人真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张猗向曹秀康诉说自己十几岁便外出闯荡的辛酸经历，俩人顿有相见恨晚之感。之后，曹秀康身边便开始多了张猗的影子，不是陪曹秀康吃饭，便是前来帮曹秀康洗衣服。不久，张猗又给曹秀康送来一套高级西装和几条领带，曹秀康开始接纳张猗这位“朋友”。 在张猗的关爱呵护下，曹秀康衣服不用自己买，几万元一块的高级手表、高级相机也同样会自动送来。一次，曹秀康偶尔说起：“好多年没吃过上海的大闸蟹了”，细心的张猗竟转身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姐姐，让她第二天就乘飞机带一篓上海大闸蟹来。有佳人这么细心地“体贴”着，曹秀康能不“感动”吗？！然而，仅有“感动”是不够的。

1996年4月11日，结识曹秀康前一直在湛江从事金融期货的张猗突然改辙易弦，与李深合伙成立了一家专事贸易、负责报关的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中正公司。公司成立后的第二天，一份申请湛江海关给予“先放后征”优惠待遇的报告便由张猗拿给了曹秀康。所谓“先放后征”，就是先放行后补税，是海关给予部分信誉好、连续多年无走私行为、不欠税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出口的一种优惠待遇。这种待遇对中正公司来说，只是一种奢望。然而，奢望竟在一个星期后变成了现实。4月18日，曹秀康一上班便打电话向张猗邀功：“你们的申请我批了。”

报告能批下来，这既在张猗的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预料之外的是，中正只是一个刚成立没几天的空壳公司，根本不具备申请条件。预料之中的是，她对曹秀康的一番情意已获回报。“优惠待遇”批下来当晚，张猗同李深便邀请曹秀康和海关几位处长、主任到翠香酒楼吃了顿庆贺宴。借着酒兴，曹秀康给自己的部下发话：“张小姐几个是我的小老乡，他们在湛江做生意，以后你们还要多关照点。”老板都发话了，于是，一顿庆贺宴竟成了走私分子与国门卫士合作的“表忠宴”！

几个月后的一天，曹秀康突然接到霞海办事处的电话报告，说发现有8个货柜的货可疑。曹秀康回答下属：“开验。”开验结果报上来，货柜内实际车身数量、品种与申报单上的不符，有重大走私嫌疑，已予查扣。晚上，张猗打电话来：“曹关，你们下午扣的货是我和李深的。”“怎么不早说，现在货都扣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了，不好办的。”曹秀康一听就有点生气地责怪她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这样吧，你们让发货方出个证明，就说发错了，要求退运处理吧。”虽有些不高兴，但为了张猗，曹关长还是给了她一个保全之策。

尽管有关长的“主意”，但因为事情已经公开，曹秀康也不好做得太出格显眼。于是，能否给予“退运”，只得按规定拿到海关审理委员会进行讨论了。会上，争吵十分激烈。不了解内情的人，据实不同意办理退运；曹秀康一开始就表明态度，说退运合情合理，想先声夺人，让大家附和。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决定形成报告，上报海关总署。曹秀康私下对写报告的办公室人员说：“写上我们的意见，是同意退运。”

不久，总署调查局批复，同意湛江海关意见，但要罚款80万元。

货，虽说终归按计划退运了，但也毕竟让曹关长丢了面子。一天，曹秀康吃饭时忍不住对张猗不客气了：“你说过不搞外贸，现在又搞，做得不规范，出了问题，不是让我为难吗？”平时十分要强的张猗没有顶嘴，只是一个劲地哭。美人的眼泪把刚还发火的曹秀康弄得手足无措了。

而张猗也是个明白人，她知道，对曹秀康的“进贡”仅停留在现阶段是很难再让他死力相助了，于是，她开始寻思新的机会。

曹秀康只有一个女儿，高中毕业未考上大学，一直待业在家。女儿整天无所事事，成了曹秀康最大的一块心病！这心病被张猗觉察到了：“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不就是出国留学嘛。”不久，加拿大英皇学院的入学通知单和李深付的15万元加币担保金一齐由张猗送给了曹秀康。曹秀康欣然笑纳。曹秀康女儿去加拿大之后，经济紧张，张猗又分几次寄去43万元；没地方住，张猗告知李深，李深便将其哥哥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幢价值60万加币的两层别墅转赠。

一个深秋的夜晚，不胜酒力的曹秀康喝得酩酊大醉，张猗同姐姐马某（其母姓马）搀扶着他，到了自己租住的酒店房间。凌晨，喊着一个人睡觉好怕的张猗投进了曹秀康的怀抱。然而，面对炽热的张猗，曹秀康除了狂吻着她，只得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不行。”

然而，对于曹秀康来说，此方面的不行，并不等于彼方面的不行。因为支撑他男人尊严的还有他手中握有的重权。从此以后，他对张猗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据查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深、张猗的中正公司走私近百次，但为湛江海关查扣的，却是屈指可数的两三次，就是这可怜的几次，也是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亲自督办下，才不得已而为之的。

1997年5－6月间，海关总署紧急密电湛江海关，有一艘装载2.5万吨原糖的大鹏号巨轮，正从澳大利亚驶向湛江。因原糖属国家严控的敏感商品，所以国家糖业协会对这条涉嫌走私的糖船盯得很紧。作为海关关长，曹秀康十分清楚总署秘密急电的严重性。但他又预感到：这样大胆走私敏感严控物品除张猗还会有谁？曹秀康赶紧将情报通知给张猗。张猗的反应出奇地平淡：“情报倒真灵通呀。没错，船从澳大利亚来，不过这是有进口许可证的。”“有证就好办。”曹秀康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海关总署一天打来几个电话，要求对这条糖船一定要重点监控并予以查扣，已心中有数的曹秀康也装模作样地布置监控。不久，大鹏号驶抵湛江港，卸下的2.5万吨原糖将港区码头的仓库堆得满满当当。海关港口办事处将有关情况汇报给曹秀康，此时曹秀康才发觉张猗所持的许可证竟是另一个省区的。海关总署有文件规定，此种情况的许可证还须另加盖一章，并经特批后才能使用，也就是说，这批原糖仍属涉嫌走私。曹秀康将电话打给了张猗，张猗一句话把曹秀康顶了回去：“胡说，哪儿有走私。”

几天后，张猗以先提货后补许可证的保函形式将7000吨原糖另装海隆号大轮向南通方向开船。海关总署得悉情报，再次急令湛江海关，这7000吨糖不能运走，并立即派一名调查处长从北京直飞湛江督查。慌了神的曹秀康这才一边强令张猗将已快到上海的船追回来应付检查，一边交待部下，一定要稳住北京来人，拖延到船返回码头为止。几天过去了，身负重任的调查处长急得团团转，曹秀康以种种借口拖延着时间，并一再拍胸脯保证船就在锚地没有开走，7000吨糖也一斤未少。调查处长急了，提出要用缉私艇上船检查，曹秀康双手一摊：“处长呀，你也要体谅我们，缉私艇太小，靠不上大轮船；再说，我们的缉私艇已全部出海，再等等吧。”

令曹秀康和北京来人都如同煎熬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海隆号终于从上海折回到了湛江港。上船查验、拍照，7000吨原糖又重新卸回仓库，大家松了一口气，对总署总算有个交代了。

经过一番折腾，张猗又只好回头找曹秀康。于是，在曹秀康的“关照”下，湛江海关分三次给办理了“退运”手续，最后剩下2400吨由海关做样子罚没拍卖。张猗以低价买回，一转手净赚了40万元人民币。 为了张猗，曹秀康还不惜作她的“马前卒”。1997年1月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曹秀康将海关调查处长朱向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焦急地说：“有艘船被江门海关扣了，你陪我去趟江门。”曹秀康牺牲星期天休息时间赶去江门，那江门查扣的一定是张猗的走私货。朱向成猜的果然没错。

天渐渐暗下来，紧接着大雨瓢泼。从湛江到江门近300公里的遥遥路途，加上雨大路滑，驾车技术“二把刀”的曹秀康竟将车开进路边的泥沟里。幸好附近有一村庄，最后付钱请村民把车子推了出来。一番折腾，直到深夜才赶到江门晶都酒店。

为报答张猗的“情”，曹秀康不仅出力还出钱。据曹秀康交代，他在湛江海关三年时间所收受的千万元贿款，大都交给了张猗。就连杨衢青费尽心机弄的那个200万元的存折，曹秀康也全部交给了张猗。用曹秀康的话说，张猗一个女孩子出来闯世界不容易，我用不着钱，就送给她用了。能让一个男人心甘情愿主动地出权、出力、出钱，张猗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被张猗称为“我的老板”的香港走私分子李深这样评价张猗：“她是个很有心计的、狠辣的女人，表面上很讲义气，但她要想做到的事，定会不择手段做到。”而曹秀康一直沉溺于张猗的甜言蜜语与万种风情中不能自拔，直至被处决前，曹秀康仍蒙在张猗编织的美丽的谎言中——张猗告诉曹秀康她是一个20多岁的未婚姑娘，而实际上张猗已36岁，不但结了婚，孩子已十多岁了。得知此真相，狱中的曹秀康顿时目瞪口呆。

湛江海关门洞开

张猗曾对办案人员说：“说老实话，你们总是认为我对海关的有些关员下了许多功夫，其实根本就不对。我不需要巴结他们，反过来，由于他们都知道我和曹关长的关系，都恨不得能来巴结我，叫我约他们的头出来吃饭，因为他们也想有个好位置。”

据湛江海关内部所传，曹秀康左右着湛江海关，而张猗又左右着曹秀康。就连海关的干部提拔、轮岗等人事安排也都掌握在走私分子手中。在湛江海关流传着一个说法：“先开董事会，再开党组会。”所谓董事会，是指张猗、李深的中正公司，张猗是董事长，曹秀康只是总经理，海关提拔谁，曹秀康要先和张猗、李深等商议好，然后才提交海关党组来通过。凡中正公司觉得哪个关员不错，能给他们走私开绿灯，他们就在和曹秀康吃饭喝酒时建议提拔重用；否则，就让曹秀康把此人“发配”到被湛江海关关员视为“西伯利亚”的二级关——徐闻海关。以至后来，走私分子都敢公开地对新提拔的海关干部说：“你以为是海关提拔你，是我喝酒时提拔你的。”

传归传，但走私分子干预海关的人事安排，的确是曹秀康当权时的一道特殊风景。由于张猗与曹秀康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于是，有些关员便与走私分子同流合污，既收走私分子的钱，又被提拔重用，名利双收。稍有良知的，听说是张猗等人的中正公司来报关，就像耗子见猫，能请假的请假，不能请假便关掉BP机和手机躲出去。有的关员因为被李、张“抓差”，竟吓得躲进厕所几个小时不出来。有“不识相”的，斗胆按规定查验了中正公司的货，不久被曹秀康“发配”到徐闻海关。在对待张猗那批被“失误”查扣的货柜能否退运问题上，有几个不知底细的处长发表了反对意见。事后，曹秀康便借口岗位轮换将这几个不给“面子”的处长从重要岗位换了下来。接着，曹秀康马上决定调整领导分工，将港口办。调查处、办公室等几个要害部门纳入自己辖下，由他具体分管。应该说，在曹秀康一手遮天的湛江海关还是有一些敢于坚持原则的关员，对这些人，曹秀康摆不平，就让走私分子搞掂。他们要么耍流氓，要么电话恐吓，甚至明目张胆地进行殴打，逼其就范。湛江海关霞海办的一位关员，由于没有收受走私分子的贿赂，对走私货物进行了查验，李深团伙竟将他打得头破血流，住院一个多月。在如此恶劣的执法环境下，谁还敢依法为国把门？！

曹秀康注重“友情”，所以他对张猗、杨衢青等走私分子视而不见甚至暗中相助，弃职责、原则而不顾。曹秀康还看重“表情”，湛江海关人员如有谁表情不对，谁有不同意见或在背后说三道四，曹秀康就会敏感地认为你故意跟他过不去，是不给他面子。1997年春节前夕，海关办公室将一帮司机请到一块吃饭喝酒，作为关长的曹秀康前来慰问大家，没想到刚一坐下，曹秀康就板起脸来，厉声道：“你们有人竟然到处乱说，说我一个人用4部小车，不要搞错，我是关长，以后要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郁郁寡欢的谦谦君子到盛气凌人的专断霸主，曹秀康在湛江海关的角色转换，时间之短令人惊奇。把张猗视为红颜知己后，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走私的宽松环境，曹秀康在海关全体干部大会上对一些对他有意见的人敲山镇虎：“在湛江海关，要用一种新观念来思想，如果不换观念就得换位置。”曹秀康的新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将海关与货主的“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改为“伙伴关系”。既然是“伙伴关系”，那么就是你好我好，你走私我放行，你赚大钱我得小钱，有名有利，何乐不为呢？一段时间，湛江海关就像一个大市场，走私分子成为海关的“朋友”“伙伴”，可以在各个办公室走来串去，称兄道弟。

内外勾结、上下串通是湛江走私案的一大特色，也是湛江走私活动得以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为了成功走私，走私分子重金行贿时，往往出手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之后，湛江口岸以海关为重点的执法监管部门的不少执法人员，或为走私分子通风报信，或为其出谋划策，或在走私分子遇到困难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至发展到执法监管变成放私护私；船务代理帮走私分子涂改仓单，以多报少，少报多进，一般只以总量的10%报关，海关港口办对走私分子货物实行“凭保放行”，对走私货物先放行后查验；海关信息管理部门与走私分子串通，修改。删除计算机资料，逃避监管；港务局码头与走私分子配合，允许走私分子持伪造的单证和海关验讫章将走私物品提走；保税仓成了走私分子的“保险仓”，走私货物进保税仓后，再办假转口退运，实际上销往内地；商检人员在出据商检报告时，按走私分子的要求，在明知为同一批货物的情况下，却分批出证，且不注明是分批出证，出证数量仅按10%来出。

1999年5月12日，曹秀康以受贿人民币205万元、港币22万元、美金1万元、高级手表、照机机各两部，被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曹秀康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1999年6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曹秀康的上诉，宣判其死刑并立即执行。上午10点，广东省湛江市郊外的刑场上传来几声枪响，54岁的曹秀康应声倒下。

清脆的枪声带走了曹秀康罪恶的灵魂，而他迟到的仟悔却警醒着世人：要正确地对待人生，正确地对待权力，抵御金钱和美女的诱惑。系列报道三：

报关大王——张猗

“咣！”大铁门被沉重地关上。铁门之内，世界不再精彩。任何无限制无原则地享受生命的人，生活都会送她到极乐世界去。

1999年4月27日下午，深圳市公安局看守所。

“63号，出来。”随着女干警的一声喊叫，703号监所走出一个身穿枣红色囚服的女犯。她，就是湛江“9898”案首要走私分子张猗。

在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主要案犯中，这位令湛江原海关关长曹秀康拜倒在其石榴裙下，而后又腐蚀了湛江大批干部成为“报关大王”的张猗，恐怕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今天是“9898”专案组捉住张猗的日子，让我们听听她对自己罪行的认识——

“起诉书说我是首要分子，湛江又不是我张小姐去后才有走私的，好像湛江海关是我开的似的。”答话时，张猗翘着二郎腿，眼睛斜向一边。

“你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吗？”

“我是个少想多干的人，我如果多想一下，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就是今天。我的生活原则就是享受生命，享受生命的每一天。后悔？后悔有什么用，后悔也改变不了以前做过的事。”张猗侃侃而答，看不出有丝毫的痛悔与哀愁。

“张猗，站好，拍张照片。”“不照啦，不照啦，穿着这身国服，多难看呀！”她用双手遮住脸庞。张猗在高墙内还保持着一份虚荣。不过，最后她还是顺从地站好了。她的身后，是带着钢丝网的高墙和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

“咣！”大铁门被沉重地关上。铁门之内，世界不再精彩。任何无限制无原则地享受生命的人，生活都会送她到极乐世界去。

一

张猗，1963年出生于上海。原名张漪。因从小脸上长着两个浅浅的酒窝，她当中学教师的父母觉得，两个酒窝已经水多了，再用“漪”宇水就更多了，于是将“漪”字旁的三点水去掉，改成了“猗”。从此，张猗比较信命。1978年，年仅15岁的张猗随父母迁到香港定居。她说，她可能注定不适合呆在水太多的地方，上海水多，香港水也多。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妹妹从香港移民加拿大时，自己竟坚决不愿去，而独自一人留在香港，最后还要跑到三面环水的湛江“捞世界”。她命该栽到水里，她认了。当然，这不过是痴人说梦的一派胡言，如果不走私不违法，湛江水再多，与你张猗又有何干呢？

瞒骗和故弄玄虚是张猗最拿手的本事，这一点，办案人员也曾领教过。起初，办案人员对张猗的身世了解不多，这期间，张猗的小聪明耍得也最多。当办案人员让她谈跟湛江海关哪些人交往时，她东拉西扯地讲了很多人偏偏回避与关长曹秀康熟识的问题。当时，办案人员搞不清张猗是否结过婚，每次谈家庭情况，她所谈的都是父母姐妹，从未谈到自己结婚及爱人、孩子的情况。直到逮捕证需要家属签字，办案人员才找到了她的爱人，那个一直被张猗说成只是她生意合伙人的黄某。

办案人员发现张猗的记事本后，看到上面记有香港两家银行的开户记录，其中一个写着李，一个写着曹，后面是金额。办案人员分析，这李和曹定是指与她交往最深的走私分子李深和海关关长曹秀康，金额正说明他二人存在张猗这里的钱数。刚一交锋，张猗竟像早已知道办案人员的心思似的，狡辩说，你们甭费心了，那李和曹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我记账的密码，一个表示存的美元，一个表示存的港币。当办案人员问到记事本上记的桂枝多少多少元是什么意思时，张猗却饶有兴致地说：桂枝就是指湛江赫赫有名的“油大王”林桂枝（又名林春华），那金额是我在海关电脑上偷偷抄到的。人家都说林桂枝是全湛江最有钱的人，我想看看他的钱是怎么赚来的，他有没有偷漏税，如果有的话我还准备举报他得举报费呢！

然而，事实胜于狡辩。经过深入调查证实，办案人员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李和曹及其后面的数字正是李深和曹秀康送给张猗钱的记录。林桂枝后面近700万元的钱数是大走私分子林桂枝大量走私成品油，通过张猗搞假报关后，林桂枝付给她的“通关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张猗糊弄人从来都是小菜一碟。

不仅如此，张猗平时就善于瞒天过海，令人咋舌，包括对自己的姐姐和曹秀康。

马某（随母姓），是张猗的亲姐姐，也是张家“四朵金花”中的一朵，一直生活在上海。下岗待业后被张猗召到湛江。她给姐姐的任务是陪需要打通关系的各类人员吃饭、喝酒、唱歌、跳舞，趁机要张名片，联络感情，以备有用时求助。但是，张猗许多生意上的事情是不让姐姐插手的。一次，从香港来了一个英文名叫Mike的人，此人在湛江呆了一段时间，马某除了知道他是张传的一个“朋友”外别无所知。然而，她哪里知道，此人就是张猗的丈夫。马某只知妹妹结了婚但从未见过妹夫，加上张猗的瞒骗，竟闹出了姐姐与妹夫相见不相识的笑话。

转眼间，马某在湛江已呆了一年多时间，与曹秀康更是老朋友了。有一次，曹秀康好奇地对她说：“你与张椅长得真像姐妹一样！”马某十分惊讶：“曹关，我和张猗就是亲姐妹，怎么你还不知道啊！”弄得曹秀康十分尴尬，因为张猗仅仅告诉他马某是她一个相熟的上海同乡。

二

张猗与曹秀康的相识十分偶然却又必然。1995年8月，曹秀康从海关总署调到湛江任海关关长兼党委书记，曹本身谨慎敏感加之带有情绪，因此，初到湛江，他显得郁郁寡欢。张椅自1992年到湛江捞世界，与人合伙做金融期货生意，因种种原因，此时也是举步维艰。两人在一次宴会上相识，张猗的娇巧秀美突然如同天赐良缘般令曹秀康怦然心动，而精明过人的张猗也立刻意识到自己人生转机的救世菩萨即在眼前。曹秀康掏心捧肺，对张猗诉说着自己的苦闷，而当时已30多岁并有一个十多岁儿子的张猗却煞费苦心地对曹秀康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她从15岁便独自闯荡南北，历尽人间酸苦，以至于现在25岁了仍待字闺中……一段陈词，怜香惜玉的曹秀康竟然泪眼腾腾。

之后，张猗开始有意识地主动上门。曹秀康独自住在一套3室2厅的空房子里，每当悲凉之感油然而生之时，张猗总会带些酒菜过来与他小酌一杯，给他郁闷的精神带来欢愉。从此，曹秀康不再为洗衣、做饭、整理房间而发愁，不再为清静独闲时没人陪伴而心忧。渐渐地，张猗成了曹秀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对张猗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了。直到有一次，曹秀康不胜酒力，喝得酪配大醉，张猗服侍过后，凌晨时钻进曹秀康的怀抱，俩人更是“亲密无间”了。曹秀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曾让张猗为之心仪，而她万万没有想到曹秀康竟然“中看不中用”。为此，面对张猗的百般娇媚，曹秀康只好充分地运用手中权力效尽“犬马之劳”，来弥补他对张猗的万分歉疚之心，来博得美人时时的微笑。

而在张猗看来，享受生活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又从何谈起，无论如何，曹秀康的地位与权力是能够满足她张猗对金钱的渴求的。这一点，并非所有的男人都能做到。于是，她将对曹秀康的鄙视压在心底，而对曹秀康的体贴呵护依然一如既往，并关爱有加。

1996年“五一”节，湛江海关新建的办公大楼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落成剪彩。海关总署、省、市有关部门以及各兄弟海关都派出领导前往祝贺，张猗也被曹秀康点名成了特邀嘉宾。作为主角，曹秀康身穿一袭笔挺漂亮的西服，枣红色暗花领带在胸前飘来荡去。他一会与这个领导握握手，一会儿又同另位嘉宾谈笑风生，给人一种潇洒不凡之感。当典礼结束，举行招待酒会时，张猗走到曹秀康身边柔情地说：“曹关，你今天好帅啊！”两人轻轻地碰杯，会意地笑了。

其实早在几个星期前，为曹秀康主持新办公大楼庆典剪彩的穿着妆扮，张猗已四处奔波了。张猗量好曹秀康的身码，连续跑了多家时装商场。西装买好后，又为挑选相配的衬衣领带和皮鞋跑了两天。最后就连戴什么颜色、什么牌子的手表，都让张猗斟酌了好半天。张猗的这种无微不至，令曹秀康感动不已。

1997年3月21日，是曹秀康52岁的生日。时光如梭，人生如梦，年过半百的曹秀康几乎还没有过一个像样的生日。然而，这一天却被极有计谋的张猗铭记在心。下班后，曹秀康如约来到湛江银海酒店的一个包间内，当他推开房门时，刚才还昏暗的灯光突然间亮如白昼，张猗带着迷人的微笑拥上来，递上一个精巧的礼盒。打开来，里面是一只瑞士伯爵牌双向透明的高级机械手表。灯光下，墨绿色的表带熠熠生辉。“曹关，生日快乐！”张猗说完，在座的十多个男男女女也围过来，重复着同样的话语，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容。这里面除了张猗及姐姐马某和香港走私分子李深，其余的全是曹秀康的部下——湛江海关一些重要部门的处长、主任。曹秀康望着张猗精心为自己操办的隆重的生日宴会，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插满红蜡烛的蛋糕端上来了，张猗用胳膊轻轻地碰了一下身边的曹秀康：“曹关，你许个愿，吹蜡烛吧。”摇曳的烛光映红了曹秀康的脸，他深情地将目光投向张猗，然后，虔诚地合起双手，闭上了眼睛。“呼！”曹秀康用力向蜡烛吹去。

曹秀康许下了怎样的一个心愿，我们已无从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时的曹秀康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用力吹灭的竟是自己的生命之烛。

无独有偶的是，有幸参加此次曹秀康生日宴会的十多位处长、主任，在“9898”案中几乎全部成为阶下囚。

因有红粉佳人相伴，曹秀康回北京的次数越来越少，关于曹的各种排闻，也多少传到了他在北京工作的爱人的耳中。一场哭闹风波过后，海关总署领导决定将曹的妻子也调到湛江海关，而在征求曹秀康的意见时，他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不能来。结果此方案未能成行。

而张猗却将干戈化为玉帛——将曹秀康的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又向她奉上几十万元美金的生活费，另外赠送了一套价值60万元的别墅。张猗此举不仅除去了曹秀康夫妇的一块“心病”，还摇身一变成了曹秀康全家感激的对象。

曹秀康对张猗由同情到爱慕，后来竟痴迷到失态的地步。一次，曹秀康同湛江市几位领导同去香港，李深、张猗联手宴请。席间，曹秀康竟然抓住张猗的手不放，含情脉脉地望着她，全然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张猗在交代材料里这样评价曹秀康：曹秀康古怪、清高，但对我很好。每次打电话，他可以跟我谈一个多小时，有时称我“小宝贝”。他对我很痴情，每次我回香港他都不高兴，让我陪他玩。平时坐车、吃饭，经常不顾周围环境和我亲昵，搞得我极不舒服。

在与张猗交往的男人中，从形象上曹秀康应该算是最有派头的，但他却是张猗打心眼里最瞧不上的一个。在湛江，除了曹秀康，张猗不仅跟李深，还与其他一些“有头有脸”的人过往甚密，她与原某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罗某呼哥称妹，还和一些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顾忌地亲吻、拥抱、跳贴面舞。一次，曹秀康实在看不过眼，找了个机会，拐弯抹角地提醒张猗：“以后要检点些，多注意影响。”张猗听后笑嘻嘻地将久蓄心中的鄙视回敬给他：“哟！怎么，还吃醋呀！你行吗？我就这样，你看着办吧。”

为了淋漓尽致地享受生命，张猗将人格、尊严、廉耻统统地抛到了一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只要有钱、有权，对自己有用，她都敢于放浪形骸，将他们驾驭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张猗还具有很多漂亮女人所不具备的，那就是，用张猗自己的话说：我的魁力是什么，我的魁力在于我有头脑。

这一点，恐怕要数曹秀康感悟最深了。因为如果没有办案人员的点破，曹秀康至死都不会弄清张猗的真面目。当时，呆若木鸡的曹秀康长嘘短叹之后，大骂张猗实在是个太有心计的女人。而在此前，不管对谁，包括办案人员，曹秀康是坚决不说张猗半点不好的话的。

三

张猗是个复杂的怪胎，她瞒天过海，风流放荡，但为人又“行侠仗义”，这一点不仅曹秀康，就连湛江的大小走私分子都非常佩服。

若有哪个走私分子因关系未疏通好，走私货被湛江海关给扣了，不论通过谁介绍，只要找到张衡，她都一口答应。而且，凡是答应过的事，她都能靠自己与曹秀康的关系把事情摆平。开始，张传给人帮忙从不先开口谈钱，事成后，走私分子大都送来比她开口要还要多的钱。这时，张猗都是十分豪爽地说：“不急，你还要组织货源资金周转也挺困难的钱给不给无所谓，我只不过给你打了个电话嘛。”七然，说归说，送来的钱，她一分也不会少收。但此番话，却让这些走私分子觉得作为女流之辈张猗相当讲义气。

1997年10月，一个走私分子的2万吨钢材被湛江海关查获。这时正是中央打私工作会议召开不久，各地都对打私工作抓得很紧，尤其是走私重灾区广东省沿海更是气氛紧张。这个走私分子正撞到枪口上。所以，尽管他活动了很久，依然没有搞掂，他以前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也不敢出面帮他。最后，他通过走私分子李勇找到了张猗。张猗 一听，知道不能轻举妄动，于是便说：“现在都什么时候啦，你还敢干，而且还做这么一大单。我可以给你帮忙，但费用要高，每吨多收10元。”张猗接下这宗难做的“生意”，但为了在风口浪尖上保护曹秀康，她没有惊动曹，而是直接找到通过她给曹秀康吹风才得以提拔的海关港口办一位副处长和经她帮忙才被保住未调到边远下属海关的一位科长。在湛江办事一路绿灯的张猗，这次算是第一次尝到碰壁的滋味。这两个曾受惠于张猗的人，这一次竟任凭张猗说什么都不敢答应帮忙，气得她到处大骂他们忘恩负义，并扬言要到港口办领导那里去告状。为保面子，张猗最后不得不找到曹秀康，在曹的庇护下，将2万吨钢材分成几小单报关，才算了结。这一宗“风险”生意，张猗净得54万元。

四

在张猗的人生旅途中，有两个男人与她关系非同寻常，并且最终都与她作伴，共赴黄泉。一个是在湛江结识的曹秀康，另一个就是在香港认识的李深。

李深原是湛江市文工团一个翻跟斗的演员，人长得黑瘦矮小。后通过买单程去了香港，经过几年的折腾也有了一些积蓄。那时，张猗在香港已经结婚，在一家经纪公司当中介，因业务关系认识了李深。李深虽其貌不扬，但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张猗竟对他十分欣赏。一段时间后，张猗的父母姐妹得知真情，一致反对张猗与李深交往，因为他们觉得跟着李深会学坏。对此张猗非但不听，还下决心随李深到湛江闯世界去了。

李深在湛江地区注册了13家公司，前期曾走私汽车、汽配件、钢材等。到了后期，他觉得要常吃走私饭，就必须闯过几道重要关口，这其中海关最为关键。1996年初，李深和张猗在湛江结识了海关关长曹秀康。不久，即利用张猗的色相将曹拉下了水。此后，张猗开始到处吹嘘自己与海关关长的关系如何如何“铁”，说自己是通过中央某位领导认识曹的等等，使外人不敢小瞧她。由于张猗、李深走私闯关肆无忌惮一时间湛江海关关员谈张猗、李深色变。他们成立的一个未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专事走私活动。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将海关、边防、商检、港务等重要执法部门的关键岗位全部打通。报关时采取少报多进、伪报品名、不经报验直接提货以及假退运、假核销等手法，逃避监管，偷逃税款。走私分子的货船抵达湛江港口后，“中正公司”全权负责报关，李。张二人按五五比例坐地分赃，收取通关费，成为威镇湛江的“报关大王”。据统计，“中正公司”两年间几乎垄断了走私分子在湛江的报关业务。他俩认钱不认人，明码实价：走私汽车一辆需缴通关费3万港币，走私钢材一吨需缴通关费260元，走私成品油一吨需缴180元左右。即便是市委书记陈同庆的“公子”陈励生走私，也得由“中正公司”代理报关，并如数缴纳通关费。有的走私分子不信邪，自找门路，自行报关。李、张闻讯后，勾结有关执法部门，将已报关放行的私货追回，然后转交其手下李勇与该市赤坎区打私办、公安边防局合伙开办的拍卖行进行拍卖，形成了走私、通关、拍卖走私罚没物品的“一条龙”作业。

从1996年初到1998年8月，张猗参与走私汽车车身3200余套，整车108辆，钢材17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大豆5万余吨，共计73次，偷逃税款4.2亿元人民币。李深参与走私汽车车身3600余套，整车248辆，钢材19万余吨，柴油4万余吨，原糖1万余吨，偷逃税款人民币4亿余元。

1998年9月14日晚，从香港飞抵上海的张猗刚一人住希尔顿饭店，她的住房周围就布满了许多警惕的眼睛。次日凌晨7时，广东公安人员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在虹桥国际机场的登机桥上强行扣住了她。此时，距飞往香港的航班起飞时间仅20分钟。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安干警，张猗瞪大眼睛叫道：“你们凭什么抓我？”公安人员厉声喝斥：“你涉嫌走私，我们奉命逮捕你。”面对此情此景，狡猾的张猗突然撒起泼来，竟然解开胸前的衣扣说：“我内裤胸罩没有戴，我要回家。”不容张猗耍赖，公安干警已将一副锃亮的手铐铐住了张猗罪恶的双手。

1999年6月7日。这一天，张猗去了她该去的地方，一同前往的还有原湛江海关关长曹秀康和香港走私分子李深。系列报道四：

边防员的“黑色搭挡”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贪欲这东西一旦被点着，如同火上浇油，愈燃愈烈。等待走私分子送钱上门毕竟如同守株待兔，要想获取更多的钱财，只能主动出击。

1999年6月7日，久旱的湛江，突降倾盆大雨，似乎要荡涤几年来积淀在湛江的“污泥尘垢”，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湛江人民终于能够长长地舒一口气了。

上午9时，国徽高悬的湛江影剧院，群情激愤。正义的法律之剑，即将扬眉出鞘。在等待宣判的犯罪分子当中，有两个人特别显眼：他们身材一高一矮；皮肤一白一黑；体形一胖一瘦，这二位正是本案的要犯。那个高瘦白的是湛江公安边防分局局长邓野；矮胖黑的是湛江公安边防分局政委兼党委书记陈恩。他们同生于1956年；同在一个单位供职；同是正团职、上校军衔；同于1998年9月22日被刑拘；同于1998年10月5日被逮捕；同于1999年4月9日被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同在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起受审；涉及的罪名同样一致，甚至连最后的判决也一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终审裁定，核准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拘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邓野、陈恩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联手谋私，“好戏”连台

“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这句顺口溜在湛江百姓中流传甚广。本来公安边防除了维护海上治安，防止罪犯外逃，更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反私缉私。可以说，边防是为国把门，打击走私的第一线力量。由于海面上的缉私基本上由边防负责，走私货船要想顺利驶进码头，首先要闯的自然就是“边防线”了。

1995年5月初的一天，走私分子李勇找到刚从湛江公安边防分局边境科长升任为副局长的邓野。李勇原是湛江市霞山区打私办主任，对邓野并不陌生。后来，李勇小时候的同学李深移居香港后又折回湛江捞世界，李勇便毅然辞去公职，投奔了李深。

既然熟识，李勇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我有一艘小运输船，来往于香港与湛江之间运货，希望你们能关照点，不要经常查扣。”李勇讲完，见邓野没作声，便凑上前悄声说；“以后每月给你和陈恩每人5万元，陈政委已经同意。”听完此言，邓野点了点头。李勇果然没有失信，很快给邓野与陈恩奉上10万元。

转眼到了1997年8月，邓野再次升职，当上了边防分局局长，与陈恩正式成为搭档。因为有了以前的“共同利益”，从此，湛江公安边防分局便成了邓野、陈恩联手谋私的“大舞台”，并且“好戏”连台。

10月24日晚，邓野接到情报，有一艘走私200吨原糖的货船将在湛江坡头区南油码头上岸卸货。邓野立即派心腹副参谋长郭进谦带100多人前往查扣。过了一会儿，郭进谦打来电话，说他们跟公安对上了，现场一片混乱。邓野不敢怠慢，立即同陈恩前往事发地。路上，坡头区公安分局局长雷肃天打来电话告知：船是我们先查扣的，你们边防就不要插手了。原来，这200吨走私原糖是李深和李勇与雷肃天早就预谋好，并准备将船靠进雷管辖的地盘卸货运走。谁知“半路杀出程咬金”，边防的到来一下打乱了他们的计划。邓野和陈恩哪里知道这些内幕，坚持说：“你们没人在船上，海上的事应由我们处理。”正吵得不可开交时，邓野的手机响了：“邓局长，你们是否要扣一艘原糖船？”邓野一听是李勇，便说：“是呀，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货，你们让给公安处理啦！咱们晚上到银海酒店面谈。”

夜幕笼罩，繁星点点。银海酒店的一间包房内，本应是共同打击走私的公安和边防的“一把手”，这时却围坐在走私分子的周围讨价还价。李勇成了这场谈判的主角，他对着邓野、陈恩发话道：“给坡头公安分局处理算了，你们撤兵，他们付给你们单位20万元办案费。你们两个的，我会另作安排。”陈恩望着邓野投出默许的目光，立即打电话命令郭进谦撤兵。

坡头公安分局迅速将2000吨原糖搞了个假拍卖手续，收取120万元后，将货退给了李勇。李勇也很快给邓野与陈恩各送去10万元钱。

经一事长一智。由此李勇更深刻地领悟到要成功走私，不但“海关不把关”，同时还须“边防不设防”。他的这一想法得到走私团伙头目李深、张猗的赞同。于是，彻底打通“边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李勇肩上。此后，李勇经常到邓、陈的办公室，成了边防局的熟客。并且每逢进货，李勇都事先告知邓野或陈恩，他俩自然也会立刻通知手下“留情”。事后，李勇便如约给二位送上10万元钱。时间长了，边防局的官兵也渐渐看出了门道，知道哪是“大老板”李勇的货，并因此认识了他。

1998年3月，全国开始整顿公、检、法队伍的纪律和执法环境。在湛江公安边防分局，陈恩任整顿检查组组长，邓野任副组长。动员大会上，陈恩、邓野都作了义正辞严的讲话——要严格执法，绝不能以罚代刑，更不能贪赃枉法。但现实生活中的邓野、陈恩却是说一套做一套，台前一套台后又一套。

7月下旬的一天，陈恩高兴地对邓野说：“李勇有一艘油船要进港，我同他讲好了，这船油的利润给咱俩三成。”邓野没吱声，但他心里明白，要分三成可能胃口太大了。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两天，陈恩将邓野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拿给他5万元钱，然后怒不可遏地大骂：“李勇他妈的不是人，说话不算数，明明答应给30%，现在放了他两船货才给10万元，得找他算账。”

10万元，已不是小数目。但此时在邓野、陈恩看来，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他李勇有点不把“边防”放在眼里了。两人决定让李勇尝尝厉害。

机会还真让陈恩给逮着了。一个月后，一艘装有2万吨钢材的外籍轮“和平号”被邓野手下扣住。经初查，船是韩国的，手续齐全，只要货主能提供合法进口批文，便可以不认定走私。恰巧这时，李勇找到陈恩：“陈政委，货是我们的，还是让我们先把货卸下来吧！”“卸货？这货没有进口批文，我们要调查。”陈恩黑着脸。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李勇这才醒过神来，上次随口答应给邓野、陈恩的三成利润没兑现，今天是‘有仇必报”了。识相的李勇堆上满脸的笑容，一个劲地陪着不是：“这么着吧，你开个价。”“180万！”陈恩一锤定音后，赶往广州开会去了。得知陈恩已走，李勇便将邓野约出来大发牢骚：“陈恩也太狠了，他要我出180万元，邓局长，你跟陈恩说说，少一点，80万元搞定算啦。”

陈、邓的目的是要敲一敲他李勇，别不知天高地厚，有眼不识“泰山”，现在目的达到了，价钱自然可以商量。最后，陈恩同邓野商议：“80万就80万，但其中必须有10万元是我们两个的，要现金。”

“合作缉私”，生财有道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贪欲这东西一旦被点着，如同火上浇油，愈燃愈烈。等待走私分子送钱上门毕竟如同守株待兔，要想获取更多的钱财，只能主动出击。

1999年年初的一天，邓野、陈恩和郭进谦三人坐在一起讨论年终总结的事，谈着谈着，竟扯到钱上：“快要过年了，得想办法弄些钱。”于是，三人商议，由副参谋长郭进谦出面，去找雷州市乌石镇有名的大走私分子李春强合伙走私香烟。

“合伙走私？”李春强起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当他明白邓野、陈恩、郭进谦三人要弄点钱过年时李春强心花怒放——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李春强出资金，联系货源，郭进谦负责武装保护。就这样，缉私卫士为了私利，竟同走私分子勾结，联手上演了一场“打私护私”的丑剧。几天后，郭进谦拿着走私得来的90万元兴奋地向邓、陈交差。三人欣喜若狂，立马将钱平分。90万元走私款就这样轻易地落入了打私者的腰包。

几天后，陈恩与邓野又坐在一起“交流思想”。同是“道中人”，谈话自然不用掩饰。陈恩感叹道：“再干几年，就要转业了，到时连部车都没有。”言外之意，趁现在有职有权搞部私家车用。“你去同李春强说说。”陈恩的话也正中邓野的下怀，任务又交给了郭进谦。

郭进谦不愧为得力干将，几天功夫，三辆崭新的丰田3400型吉普车便开到了边防分局的仓库。邓、陈、郭三人围绕着将要属于自己的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爱不释手，喜不自禁。可是走私车上牌照并不容易。陈恩又指示手下以每部车15万元的价格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为掩人耳目，三辆车都办成了外地车牌。

邓野、陈恩与走私分子“合作缉私”，肆无忌惮，这一点在与陈某的勾结上表现得就更为充分了。

陈某原是汕尾市的渔民，拥有一艘可以出海打鱼的渔船。1993年，他托人找到时任湛江公安边防分局边境科长的邓野，与边防分局签订协议，陈出渔船两艘，自己负责油料和出海费用，边防分局负责出入，出通讯设备，并派战士下船出海缉私，缉私收入的8%作为提成返给陈某。就这样，两艘普普通通的打渔船，摇身一变，成了专业缉私队伍的公边艇。

一年下来，陈某没能赚到大钱。8%的提成，连维持两艘船出海的开销都不够，更何况还要给中介人和边防分局的领导分红呢？陈某气不过，绕过中介人，直接找到邓野，提出要将8%提到20%，并私下商定，从这20%中再提3%－5%给邓野和局领导。邓野欣然同意。

之后，随着邓野职务的不断升迁，“合作缉私”的提成也水涨船高，从20%到25%，再到30%。几年时间，陈某从边防分局缉私收入中提成了两千多万元，而同时，仅邓野一人就从陈某手中获取了120多万元。

1996年底的一天，陈恩与邓野又扯起“合作缉私”的事，郭进谦正好在场。邓野听话音觉出陈恩对此事有点看法，于是便主动提出今后陈、邓、郭三人入股，以个人股份形式向陈某投资，这样以后每月都有固定股红收入。对这个好主意，三人拍手赞成。于是，郭进谦将陈某找来，经过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陈某两条船作价600万元，占总股本的60%，邓、陈、郭合占40%，需投入240万元。但陈某自然明白，让他们从自己腰包掏钱无疑是虎口拔牙，所以240万元的所谓股本投入如同“竹篮打水”。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从1997年开始，全国范围内打击走私的力度不断加大，各种走私活动一度有所收敛，缉私收入自然少了许多。但邓野、陈恩哪管这些，既然说好了40%的股份，那股红是一定得付的。郭进谦按邓、陈的意思，先后从陈某处拿走了30多万元，每人分得12万元。

陈某也不傻；表面看缉私收入少了，但他另有高招：他打着邓野、陈恩的牌子，向一些走私分子收取保护费，每只船2万元。这事后来传到邓野、陈恩的耳朵里，这两个执法官竟然恬不知耻地笑着说：“陈某这家伙也成精了。”

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在湛江众多的走私分子中，与边防关系最好的除李勇外，还有号称“走私油大王”的林桂枝。

林桂枝，又名林春华，只有小学文化水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斜斜，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走私的智商。他平日里沉默寡言，但一旦有他用得着的人，出手大方，而且干脆利落。80年代，林桂枝还是广东省某县一个公司的业务员，但仗着头脑灵活、胆子大，几年时间便靠走私发了横财。林桂枝在湛江注册成立了8家公司，专门从事成品油走私。他走私的油量占整个湛江地区走私油的85%以上。有人这样形容：如果林春华一发威，就连当地公安局的汽车都没有油用。

为了圆其“中国油王”之梦，林桂枝投资上亿元承包码头，购买4条走私油轮，建造了自己的大油罐，实现了运输、仓储、销售走私油料的成龙配套。

在湛江码头，记者见到了林桂枝投资兴建的20多个巨大的油罐，这些与运输油船有管道直接相连的庞然大物，排列成行，甚是壮观。它们如同大开的狮口，攫走了多少国家的财富，人民的血汗！从1997年1月至1998年9月，林桂枝走私团伙共走私成品油案值人民币19.5亿元，偷逃税款3.47亿元。他走私成品油的数量相当于1997年我国汽、柴油进口总量的1/10。一时间，他与中国炼油大户茂名石化总公司较劲，不到半年，竟让“茂油”损失6亿多元。

林桂枝是湛江名闻遐迩的“大款爷”，这一点就连眼界一向很高的“报关大王”张猗，都对他刮目相看。有一次，张猗带着姐姐马某陪海关干部唱卡拉OK，巧遇林桂枝，看到这位“油大王”，张猗眼睛一亮，立刻迎上前去，左一个“桂枝哥”，又一个“桂枝哥”，嗲声嗲气的样子连旁观者都觉得太过肉麻。这还不算，她又拉着姐姐的手，对着林桂枝说：“这是全湛调有钱的桂枝哥，快叫桂枝哥呀！”

林桂枝最有钱，邓野、陈恩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们也绝不会放过这块嘴边的“肥肉”。

一次，林桂枝的一艘小油轮在湛江港附近被边防局查扣了。船上有国内发票和运单，几乎无可挑剔。但邓野和陈恩还是拖了几天才同意放行。不久，陈恩和邓野约林桂枝一起到湛江金辉煌夜总会消遣。陈恩对林桂枝说：“你的油船我们放了，但查扣是有情报的，也出了很多人力、物力。”此言一出，其含义不挑自明。没几天，林桂枝亲自来到邓、陈办公室，各送上5万元港币。以后，“守信用”的林桂枝便被选作邓野、陈恩搞其他违法活动的“买单”人。

1998年7月，邓野、陈恩到省里开会。报到的第二天便是星期五了。上午大会开始，而台下的邓野与陈恩却开起小差：这会开得真没意思，咱们去澳门玩玩。两人臭味相投，说走就走。晚上，就赶到了珠海。其下属一个边防支队的负责人李某早已带着准备好的几万元钱飞到这里，并通过旅行社办妥了出境手续。三人顺利出境，住在澳门的财神酒店。

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到葡京大赌场开开眼界。第二天一大早，邓、陈、李三人直奔赌场。几个回合下来，筹码有去无回。不一会儿，三人就将所带钱款输得精光，但赌在兴头上的陈恩却没有罢手的意思，他转过身对李某说：“给林桂枝打电话，让他想办法送点港币来。”不久，林桂枝委托澳门的一个“朋友”找到他们，送来了几万元港币。接钱后，陈恩在李某的陪同下又返回赌场，结果仍然是“有去无回”。

回到湛江后，陈恩、邓野还时不时地回味那次赌一把的刺激，但觉得不够尽性。于是俩人商定趁周末再赴澳门搏一次。为带足赌资，出发前，陈恩让李某约林桂枝到澳门会合，同时邓野也给另一个走私分子张某打了电话。安排妥当，4人浩浩荡荡地赶到珠海时，张某早已带着20多万元港币在拱北海关等候，邓野、陈恩每人拿10万元，剩下的几万元甩给了郭进谦。这一次，他们为了赌博方便，直接住进了葡京酒店。4人马不停蹄直奔赌厅，结果幸运仍没惠顾。正在这时，林桂枝如约赶来，给每个人分了5万元的筹码，并带着邓野、陈恩来到贵宾厅。也许是贵宾厅真能带来“贵”气，大注押下，一反以往的霉运，这次竟然赢了。大家个个喜气洋洋，邓野和陈恩也将赢来的筹码换回19万元港币。

作为回报，邓野和陈恩回湛江后曾主动宴请林桂枝，并十分“仗义”地对他说：“林桂枝，你可以大胆去干，我们来保护你。”

机关算尽，难逃法网

作为党员干部，应该说从一开始，邓野、陈恩都明白他们在执法犯法，在挺而走险。为了保住职位，不露出蛛丝马迹，他们将赃款全部转移。陈恩存款多了，怕日后忘记，以别人的名字在外地存款后，用笔记本的一页记下账号等资料，然后用对页粘贴起来。为防万一，他还用一张纸把存的金额、账号写下来，然后对折撕开，自己保管一半，老婆保管另一半。然而，苍天有眼，1998年9月15日晚，邓野、陈恩被通知等候省边防总队领导前来检查工作。从此，这对一向配合默契的搭档开始携手并肩走进人生的“黑色之旅”。

面对办案人员，邓野尽管胆颤心惊，但除了表白自己作为革命军人，绝没有做过任何给部队抹黑的事件之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而陈恩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与办案人员较量。

然而，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邓野首先缴械，陈恩却拿出了泼皮无赖的本事。为了打消陈恩的抗拒和侥幸心理，办案人员在讯问邓野的时候，同时提审陈恩，意思是让陈恩看到邓野之后，明白共同犯罪的事你不讲别人也会招认。谁知陈恩一看到邓野，竟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审讯室门口，对着邓野大呼冤枉。狡猾的陈恩直到这时，还要向邓野传递信息：我还没有招供。

为了让拒不交代的陈恩输得服气，办案人员曾三下遂溪，到陈恩妻子的老家追缴赃款。一处废弃多年的老房子，曾是陈恩妻子家的老屋。砸开锁着的破旧木门，一股股霉味扑鼻而来。借着昏暗的光线，陈恩的妻子带着办案人员来到靠里面的一堵墙边，她指了指一米多高的地方，对办案人员说：“就在这里。”原来，陈恩早就做了预防准备，为藏赃款，费尽心机。他在墙上打了洞，取出里面的砖块，将存折包裹好放进墙里，然后又重新砌上砖，刷上白灰。清点过从墙洞里取出的赃款后，办案人员分析，陈恩的赃款绝不止这些。于是再下遂溪，来到陈恩的弟妹家追缴。由于对方不配合，办案人员查遍房前屋后也一无所获。最后三下遂溪，终于在离陈恩弟妹家很远的地方，二副废弃的旧石磨盘石磙下的石槽里发现了陈恩窝藏的赃款。

经法院审理查明：邓野，受贿人民币126.8万元、港币10万元，共同贪污人民币7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人民币5276015元，有巨额财产人民币232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案发后，检察机关追缴和扣押赃款人民币427石万元，港币12083元，美金1145元。陈恩，受贿人民币25万元、港币18万元，共同贪污70万元，有财产人民币138万元、美金28368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案发后，检察机关追缴扣押赃款人民币246万多元、美金2.8万元、港币14.5万元。

邓野、陈恩这对利用职权、执法犯法、狼狈为奸的“搭档”，将在“自筑”的监牢内共同走完他们的后半生。系列报道五：

花衣市长——杨衢青

杨衢青曾向办案人员这样交代：“我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不但要穿花衣，我还要食有鱼翅、鲍鱼；住要宽敞明亮、高档装璜；行还要有车代步。”

但是，靠工资吃饭的杨衢青也明白，靠自己那点薪水，甭说追求享乐，恐怕连平时开销都有点捉襟见肘，所以从当上霞山区委书记起，他开始大量收受“红包”。

1998年10月5日晚，湛江人称“花市长”的杨衢青好日子到了头，他是穿着一身花衣服进去的。

穿花衣服是为作贡献

杨衢青是广东省电白县人。年轻时勤学肯干，上高中时就当上了团干部，之后干过宣传员、土改队员、盐业公司统计员以及乡干事，县农业局副局长，农村部部长。

1984年，他当选为廉江县副县长。这一年，他有机会去了趟香港。在香港呆的时间虽不长，仅短短一个星期，但竟改变了杨衢青对世界及自我的认识。回来后，寡言的杨衢青变得多言，但说得最多的已不再是工作，而是感叹自己在农村辛苦30多年，穿的破破烂烂，生活过得清贫艰苦，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当这个官还有什么意思。从此，他开始热衷于出国。1985年，杨衢青调任湛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2年，时年55岁的杨衢青当选为湛江市副市长，直到他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先后去过23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出国一次。

随着出国次数的增多，人们渐渐发现，昔日庄重朴素的杨县长、杨书记、杨市长不见了——在公众场合，在电视屏幕上，杨副市长给湛江人民带来一个又一个“惊叹”：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边变色眼镜，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钻石金戒，上穿花衬衫，下穿紧身裤，活脱一个“公子哥”的打扮。

与杨衢青一同出国的人也发现，杨出国购买的大都是花衣服和项链、戒指之类的物品。到后来，杨衢青对“花”东西的喜好竟到了痴迷的程度。在他家的衣柜里，单花衬衫就有200件之多。杨衢青曾对人说：“衣服再贵有什么用，名牌又怎么样，不花有什么好看。我穿花衣服合适，穿中山装倒奇怪呢！”他也由此得了个“花市长”的绰号。对此，杨衢青非但没有反感，还有些沾沾自喜。他认为这才叫品味，他的品味就是追求漂亮，新奇。

有一年，出访西欧的杨衢青在瑞士看中一块瑞士产满天星手表，可一看价钱，折合人民币17万多元，他只好恋恋不舍地放下。回国后，这块表竟成了他的心病，总不能忘怀。两个月后，正巧有人送来“红包”10多万元，这下杨衢青不再犹豫，特地匆匆赶到香港，买下了这块令他魂牵梦绕的心爱之物。

即使到了监所，杨衢青依然初衷不改；经常是一身花衣服，办案人员曾问他：“杨衢青，在监所里穿着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你不觉得不够严肃吗？”

“我就喜欢花的东西，进监所时，我特地让家人送来这些花衣裤。”

“你是湛江市副市长，有没有想过穿着这样的衣服，会有什么影响？”

“我穿花衣服又不犯法，再说外商喜欢我穿花衣服。他们说，杨市长敢穿花的，跟这样的共产党员打交道，我们放心。其实，我穿花衣服对湛江不但没有不好的影响，还有贡献呢！做了很多单大生意。”杨衢青微闭双眼，慢条斯理地搭着腔。

6000万元买一部车

杨衢青曾向办案人员这样交代：“我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不但要穿花衣，我还要食有鱼翅、鲍鱼；住要宽敞明亮、高档装璜；行还要有车代步。”

但是，靠工资吃饭的杨衢青也明白，靠自己那点薪水，甭说追求享乐，恐怕连平时开销都有点捉襟见肘，所以从当上霞山区委书记起，他开始大量收受“红包”。不过，杨衢青还不像市委书记陈同庆那么“狠”，什么大小钱都敢收，杨衢青只收企业厂长、经理们的钱，因为这些人平时杨衢青多少给他们帮过忙、办过事，收起来放心。有时手头紧，赶巧这段时间又没人主动送上门来，杨衢青只得厚着脸皮给一些厂长、经理打电话。“老板要出国，你们给钱来。”老板是指陈同庆，他这是借陈同庆名义弄钱，弄到后，送一些给陈同庆，自己同时也揩下一点油水。

1997年9月，已年满60岁的杨衢青从副市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在陈同庆关照下就任湛江市驻香港办事处的公司——香港湛兴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杨衢青为官后期，穿花衣已不成问题，食鱼翅、鲍鱼也基本实现。他还有两处住房，一处130多平方米，一处160多平方米，住高档、宽敞已无忧虑。惟一令他念念不忘的是退下来后的用车问题。

机会终于让杨衢青给抓住了。1998年4月，湛兴实业公司经理林柏青向董事长杨衢青汇报工作，提出欲代理北京一家公司进口油菜籽和小麦。趁此机会他向林柏青诉说自己退下来后没有车坐的苦恼。听话听音，久混商界的林柏青自然明白杨衢青的言外之意，便拍拍胸脯说：“放心，只要搞妥海关，少报多进，保证有得赚。”要疏通原湛江海关关长的关系，当过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杨衢青自然重任在肩。几经折腾，杨衡青终于在许诺送给曹秀康200万元的条件下打通了湛江海关的环节，成功走私加拿大小麦199985吨，油菜籽27888吨，偷逃关税6041万元。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6点钟，林柏青给正在家休息的杨衢青打来电话。杨衢青知道，林柏青此行肯定不会空手，该是送钱的时候了。

一会功夫，林柏青提着一个行李袋上楼来，杨衢青已静候在客厅里。“油菜籽已结账，大概赚100万元，小麦顶多赚30万元，还没结完账。”杨衢青没有搭话，他在等林柏青说出最关键的话，他要知道的是他个人可以分到多少。“油菜籽可以分给你四成，这钱要三家分的，还要分点给报关公司的人。”林柏青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杨衢青，他不知道自己的分配方案杨衢青同不同意。“四成是多少？”杨问。“40万。”林柏青伸出4根手指说。“具体工作都是你们做的，你们多拿点，我有三成就够买部车了。”杨衢青终于一锤定音。林柏青马上打开行李袋，拿出4捆现金，两捆10万元一捆的，两捆5万元一捆的。“小麦那30万元我抓紧结账，到时也给你送来。”

一个星期后，林柏青拎着同样的行李袋又来到杨衢青家。这次没多言语，林柏青便拿出10万元：“小麦赚30万，给你10万元。”杨衢青又谦让了一回：“30万元的三成应是9万元，这多出的1万元，你拿回去吧。”“就1万元，不算什么。”林柏青已不好意思，杨衢青便不再吭声。

“你要到我们公司当顾问的事，我回去研究一下，要给你发个聘书什么的。”临走，林柏青向杨衢青保证说。因为前不久，杨衢青到香港任公司董事长的事让省有关部门知道后，有关部门责令湛江市委要让杨衢青回来，杨衢青在第一次拿到30万元后，给林柏青提出了想到林柏青公司当顾问的事。杨衢青吃到了合伙走私的甜头，他想做个顾问便可以继续做下去了。

几天后，杨衢青神秘地把儿子叫到跟前：“我和林柏青做生意赚到30万元，刚好买部车，本田雅阁车顶好看，你把钱拿去买部车回来吧。”

两个月后，一部墨绿色本田雅阁小轿车开到了杨衢青家楼下。杨衢青坐上去兜了一圈风，很满意。杨衢青很聪明——这部小轿车挂的不是湛江本地车牌，而是茂名市的；车主也不是杨衢青，而是他在电白县老家的外甥女。

为儿子煞费苦心

李深原是湛江市文工团的一个打筋斗的武生，后来通过买单程的形式去了香港，几年后，摇身变为港商的李深回湛江图谋发展。有了港商的身份，加上出手大方，很快在湛江成了有名的人物。李深在湛江有部奔驰500轿车，车牌号码是1111，4个1，那是身份的象征，意思他是湛江地区的老大。的确，日后李深的确成了湛江地区走私猖撅的犯罪分子。一个时期内，湛江的领导层中竟有不少人以能结识李深为荣。这些情况，作为副市长兼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杨衢青再清楚不过了。

还在1993年期间，李深在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买下一块大约8000平方米的土地，起初，由于不太熟门道，便通过开发区一家公司出面购买，签署了一个联营开发协议。地买到后，李深不想让这家公司参与开发了，便通过活动开发区领导把这块地转到自己的中建公司名下，一年多时间也没办成。1995年初，杨衢青听到了这件事，正苦于没缘认识李深的他，主动派人将李找来办公室，关心地询问有关情况。最后，杨衢青假装生气地说：“他们这帮人也真不识做，这是为开发区做好事嘛，干嘛不给人家转呢！你回去写个报告来，我给你批。”不几天，李深将报告写好拿来，杨衢青连看都未细看，就在这份不到100字的“用地报告”上批示：“同意由中建集团自行经营此地。”

事情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杨衢青也没给李深再提起过，时间慢慢冲洗着一切，使李深也误以为自己真为开发区做了件好事。

转眼到了1995年底。李深与市委书记陈同庆的儿子陈励生合伙要在湛江办一间汽车装配厂，以方便日后走私汽车。杨衢青知道后，又主动跑到李深租住的银海酒店，动员李深将这间厂放到开发区来办，办成三星汽车开发区分厂。杨衢青对李深许诺，开发区管委会可以给予优惠贷款等好处。这种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哪有不同意的道理？李深马上表示同意。

杨衢青忙乎开了，一会进出市委市政府，一会又出现在银行行长的办公室。不久，杨衡青亲自起草的一份“关于申办广东三星企业（集团）公司开发区分厂的函”出笼了。在这份函上，杨衢青给市委书记陈同庆写下了长长的一段话，其中写道：“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常务会议讨论决定，向三星提出申办开发区分厂，我个人认为非常必要……一定要市委主要领导明确支持开发区管委会的意见。”有自己儿子参加，陈同庆早就知道这档子事，所以一看到杨衢青起草的函和批示，马上接批：“开发区提出办三星分厂，开发新车型，是可以考虑的。”“可以考虑”就是说要办。不久，这间挂名开发区直属国有企业，实质为李深、陈励生合伙的三星开发区分厂便开张了。为办成三星分厂，开发区财政局出面担保借款3000万元人民币，这间日后成为走私分子走私拼装走私汽车基地的“三星分厂”，没多长时间便一拍两散，成为开发区一大负担。

杨衢青如此积极为李深办事，绝不是为开发区做什么好事，他的心计到最后李深才明白其内涵。开发区三星分厂办成后的一天，杨衢青来到香港，一个电话打给了李深。李深请杨衢青到鲍鱼酒家吃鲍鱼。这顿饭不但吃得时间很长，也吃得李深如坠云雾中。杨衢青一会谈自己不久就会退下来，一会又说临近“九七”香港回归，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办单程，一会又谈到自己家里没多少钱。最后李深实在忍不住了：“杨市长，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杨衢青这才端出此行的真正目的：“李深，你在香港有门路，有实力，我想将儿子搞到香港定居，你帮忙给我儿子办个单程证吧。”

按杨衢青的说法，陈同庆都把儿子弄出去，又扛个港商的牌子回来捞世界，我为什么不可以呢？不过蛇有蛇路，鼠有鼠道。杨衢青的办法是为“大款”办事捞点“回报”。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当初满口答应的李深并未能给杨衢青儿子办成赴港定居单程证。杨衢青儿子等不及了，便通过其他渠道办妥了有关手续。

1997年4月的一天，李深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来电人声称自己是杨副市长的儿子：“我父亲原来叫你帮忙办理的单程证，我已经找其他人办好了，不过现在办证急需用钱。”李深明白，出钱是少不了的啦，便说：“那你到我的住处来拿吧。”不一会儿，杨某某来到银海酒店，李深拿出30万元人民币：“一时没那么多钱，过两天再凑点给你。”几天后，杨某某又从李深手上拿走24万元人民币。

知子莫如父，儿子有多大能耐，杨衢青心里明白。杨衢青事后曾这样交代：“我儿子又没什么大本事，到香港后混不到饭吃的，给他弄身份证，只是为了考虑后路，等以后条件允许了，再过去。”为了达到既当香港居民，又在湛江继续当干部的目的，杨衢青的儿子杨某某在单程证上更改了中间一个字，变成另一个名字。这样，杨衢青儿子便成了既有香港身份证而原来的户籍也未注销，依旧在开发区某局当科长的特殊人物。·

1999年6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湛江召开公开宣判大会。杨衢青团走私普通货物，偷逃国家关税6041万元，向湛江海关关长行贿200万元，并走私、受贿得赃款94万元，被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杨衢青从他开始攫取不义之财之日起，便注定了他今日的结局。

法眼三：发生了一场冤案系列报道一：雇来的凶手杀错了人

1997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太昊陵参观，霍进善以精彩的讲解博得了一向严肃庄重的朱镕基数次开怀大笑，并欣然题词：“羲皇古都”，为此，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这位淮阳的文化名人不明不白地惨死家中，立刻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常言道：目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数千年来，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氏以其浩浩功德，被尊为中华民族之始祖。而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由于太昊伏羲氏曾都于此、葬于此名扬古今。尤其是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的太昊陵庙会，更是引得数十万海内外游人香客来此祭祖谒陵，因代代相传，历久不衰，号称“天下第一庙会”。

正逢“千禧年”太累陵庙会，尽管初次来到古都淮阳，记者却无心观赏这万人瞩目的热闹场面，而是随着一个幸存者追忆了发生在两年前的一桩雇凶杀人案以及由此引出的“粮损”奇冤。

雇来的凶手杀错了人

1998年3月13日即农历二月十五，下午5点多钟，太昊陵庙会还未散去，庙里庙外，人头攒动，人们仍沉浸在祈福的喜悦中。原淮阳县太昊陵博物馆副馆长霍进善下班后，从太昊陵出来，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家中走去。突然，从喧闹的车水马龙间窜出两条黑影，悄悄地跟在了他的身后。如往常一样，霍进善打开锁，跨入家门。那二人在门口四下张望一番，便紧跟了进去。霍进善走进书房，背对着门正换衣服，那二人从他身后猛扑上来，并死死地卡住了他的脖子。一会儿功夫，霍进善就断了气。二人迅速将木柜放倒，压在他的脖子上，然后把书弄得满地都是，一片狼藉；接着又打开一瓶酒，四处一洒，瞬间屋内酒气熏天；最后，他们从死者身上掏走1000元钱，拔脚离去。

霍进善死了，消息传出，全县哗然。

霍进善，博学多识，因潜心研究伏羲氏、太昊陵，并通过不断著书立说，造诣颇深，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尤其是1997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太昊陵参观，霍进善以精彩的讲解博得了一向严肃庄重的朱镕基数次开怀大笑，并欣然题词：“羲皇古都”，为此，被当地百姓传为佳话。这位淮阳的文化名人不明不白地惨死家中，立刻引起了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但由于现场被严重破坏，尽管省公安厅专家两次解剖尸体都未得出准确论断。后经几方共同研究，最终作出了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结论，即不排除木柜突然倒塌，砸在霍进善脖子上，使其窒息死亡。

正当霍进善的家人还未走出悲痛的阴影，淮阳百姓们仍在为之扼腕叹惜之时，1998年4月18日，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山西晋城公安局来电，要求查明3月13日发生在淮阳县城的一起凶杀案。淮阳警方根据凶手供认和作案时间及现场方位认定，死者正是霍进善。霍进善一向淡泊名利，平日里又不善交际，何以遭致谋杀呢？

原来，山西长治人崔建军与同伙贾连军在晋城偷盗汽车案发，被晋城警方拘押。审讯中，另外供出了在河南淮阳的受雇杀人案——

1998年初的一天，崔建军告诉贾连军说：河南省淮阳县有人要出10万元钱雇杀手杀一个人。他俩经过一番合计，决定挺而走险。雇主人称“老池”在淮阳县一个粮站当头。而要杀的“仇家”住在淮阳县城西北的太昊陵附近；此人个头不高，约1.73米，身材偏瘦，年龄45岁左右；还经常头戴帽子，身穿皮衣。经过几番跟踪踩点，贾连军与崔建军准备下手。3月13日下午，二人眼见老池的“仇家”独自从太累陵出来，便尾随其后，三下五除二，“仇家”一命归西。只得到3000元定金的贾、崔二人认为大功告成，几天后又杀回淮阳，欲向雇主讨回那谈好的10万元钱。谁知，刚一见面，还没张开嘴，就被“老池”一句“杀错了人，不能给钱”愣是硬梆梆地给顶了回来。二人半信半疑，私下打听，死者是太昊陵博物馆的副馆长霍进善，而要杀的人是淮阳县粮食局的。他俩垂头丧气，仓惶逃窜。

至此，霍进善的死因真相大白。

1998年4月25日，雇凶杀人犯罪嫌疑人“老池”——原淮阳县四通镇粮经所所长池恒军在淮阳落网。他对雇佣杀人供认不讳，并交待出要杀的人是淮阳县粮食局副局长李庚海。作为幸存者，李庚海为霍进善不明不白地成了自己的“替死鬼”感到十分难过，同时又大为震惊，他与池恒军并不熟识，更谈不上有冤有仇，何以要断了自己的活路？

据池恒军交待，1995年他在任四通镇粮经所长时，一家大电视台曾对该所“粮损事件”“粮损事件”（始末见下篇）进行公开曝光。他怀疑是李庚海一手谋划，于是雇凶杀他以解心头之恨。

但事实并非如此，当年那次“粮损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原淮阳县委书记李华亭，池恒军不仅丝毫未损，且受益不薄。之后还因“保护国粮”有功，调到大连乡任粮管所长。而李庚海当时因病在北京住院，根本不知道“粮损事件”。

狡猾的池恒军绕了一百个圈儿终不能自圆其说。最后供出了幕后真凶——淮阳县粮食局长郝瑞端。但郝瑞端在池恒军被抓后的第二天，全家搬走，去向不明；此前，自己也以“考察”为由出国了。

警方四处“放风”，说池恒军即是本案真凶，暗地里却撒下天罗地网，欲要捕捉这条漏网的“大鱼”。

1998年6月，认为风头已过的郝局长从罗马尼亚回国。一下飞机，他先在郑州找了一家宾馆悄悄住下，窥测动向。机敏的警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郝瑞端捉拿归案。

局长要杀副局长

郝瑞端，淮阳县大连乡人。生于1943年7月。1989年7月至1998年6月案发，一直担任淮阳县粮食局长。1989年12月，任县长助理（副处级）兼粮食局长。1990年，任县政协副主席兼粮食局长。

作为“一把手”，郝瑞端在淮阳县粮食局任职长达14年。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粮食系统上上下下，安插自己的人马，形成了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据该局职工介绍，仅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就有上百人。他不仅将粮食局及下面粮管所的房屋建设、仓库维修等基建工程让其姐夫包揽，还将粮食局下属的西关粮店饭店令其女儿承包，该饭店不交水电房租费，局里大小会议及来客招待，都必须安排在此处，否则费用不予报销。

淮阳县粮食局的职工告诉记者：郝瑞端在局里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只要有人惹他不高兴不管开着什么样的会议，不管有多少人、有什么样的人在场，他都张口骂人，什么“狗日的……”“王八羔子……”，把人家祖宗三代骂个遍。他还经常在大会上叫骂：谁与我过不去，我要让他上吐下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只要发现与他持不同意见或对其不满者，他可以仅凭猜测，无中生有，就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打击报复。

李庚海，在淮阳县粮食局工作，曾长期担任办公室主任、副局长之职，家又与郝瑞端仅一墙之隔，对其底细了解甚多。

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指示周口地区检察院调查郝瑞端的经济问题。郝惊慌失措，疑窦丛生，将矛头对准了李庚海。李庚海曾在北京当过兵，复员后转到淮阳县粮食局。1995年，李庚海因病到北京住院治疗。郝认为李庚海在看病期间，与局里到北京上访告状的人联合起来，利用原来部队的老关系，将他的问题反映到了中央有关部门。只是基于这些推断，郝瑞端就开始不择手段，设计“三步曲”，将李庚海推向了死亡的边缘：他首先免去李庚海的职务，停发工资，连医药费也不予报销。没有了经济来源，李庚海只好中断看病，从北京回来。接着，郝瑞端又到县纪委、检察院反映李庚海贪污公款20多万元。有一次，李庚海准备借钱到北京看病，郝瑞端大笔一挥，十分痛快地支给他4UU元钱。谁知，李庚海前脚离开淮阳，郝瑞端转脸跑到检察院，举报李庚海携款潜逃。经过几番调查折腾，实在查不出李庚海有任何经济问题。但郝瑞端仍不善罢甘休——李庚海一日不除，自己的种种罪行就会暴露无遗，难逃罪责。于是，第三步，他顿起杀机，找来心腹、内表弟池恒军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雇凶杀人案。谁知，才华横溢的霍进善却命丧黄泉。

想起那可怕的黑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李庆海至今心有余悸：“自从雇凶杀人案发，我再也不敢单独出门，从来都是让家人跟着才能放心。您有所不知，他们计划将我杀死后，要把尸体分成几块抛到河里的！您更有所不知，郝瑞端1968年从郑州粮院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工作。1981年，那时我大哥李庚臣任淮阳县常务副县长，是我大哥热心帮忙将郝瑞端从内蒙古调回淮阳粮校任教员，后来对他也一直多有关照。前些年，我大哥因病去世。可是，九泉之下的他哪里会想到，郝瑞端仅仅因为怀疑我告他，就恩将仇报，险些将我致于死地。”见到记者，李庚海抑制不住久蓄心中的怒火，忿忿道来。接着，又向记者讲述了由于种种巧合而铸成的“错杀”——

李庚海被郝瑞端免职后养病在家。深知局长心狠手辣，与局长住邻居的李庚海总是心神不安。于是，干脆轮流住在几个姐姐家。

二姐住在太昊陵公园附近，隔壁就是霍进善。贾连军、崔建军盯梢李庚海的那段时间，李恰好住在二姐家。

真是“无巧不成书”。李庚海与霍进善不仅身材相仿，而且都穿着一件式样相同的皮衣。待贾、崔二人认为时机已到，准备下手时，李庚海又换住到三姐家。李庚海在跟踪的视线里突然消失，凶手们误将从背影看上去与李庚海十分相像的霍进善给杀掉了。

“郝瑞端走到哪里，那里就寸草不生。”这是淮阳的老百姓对郝瑞端的评价。他曾经胆大包天，将国家专储粮和国代民储粮卖光。适逢天灾、老百姓涌到粮站，领粮不给，要钱没有，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愤，郝瑞端只好将坏小麦磨成面粉卖给老百姓，由于坏面粉做成的馒头又黑又黏，难以下咽，淮阳百姓怒称郝瑞端为“四国舅”（淮阳史称陈州。包公陈州放粮，铡了米里掺沙的四国舅）。

郝瑞端终落法网，消息传来，淮阳百姓拍手称快。县委、县政府门前贴满标语：郝瑞端被抓，大快人心；尽快严惩凶手，为淮阳百姓除害……粮食局内外还响起了庆贺的鞭炮声。

一石激起千层浪。除谋杀罪行外，郝瑞端还供出为诬陷原县委书记李华亭，曾于1995年组织策划了轰动全国的“粮损事件”。

“馍篮子书记”与四国舅

李华亭，1968年至1978年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锤炼了十个春秋。转业到西华县后，他从最基层的大队、公社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在西华县、项城县先后任过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等职。1991年9月，调淮阳县任县委副书记、县长。1992年12月至1996年1月，担任淮阳县委书记、县武装部第一书记。

李华亭从西华县起步，自1985年开始担任县级领导，先后在项城、淮阳、周口任职。但为了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从来都是人走家不搬。至今没有在西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有一处立身之地。

在淮阳工作四年多时间里，李华亭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从来没有住过招待所，从来没有请炊事员开小灶。而是租用了几间民房，让女儿给自己做饭，让爱人每周从原籍西华送一篮子馍馍当干粮。为此，被淮阳百姓敬称为“馍篮子书记”。

作为农民的儿子，李华亭深知百姓疾苦。走上领导岗位后，更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

1994年夏天，豫东地区大旱，小麦大面积减产，个别泡沙地几乎颗粒无收。眼看夏粮征购在即，但按上级规定，要求一季完成全年任务。如果仅“惟上”不“惟实”，就会造成不少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的状况。针对实情，李华亭思虑再三，甚至做好了被罢官的准备，果断提出：要实事求是，让各乡镇逐户调查，区别情况，对于凡是口粮不足300斤的，可缓交或免交。尽管当年没有完成定购任务，但在秋季豫东地区接连遭灾时，为淮阳百姓渡荒奠定了基础。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995年春，淮阳及邻县又遭旱灾。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亲自到周口地区指挥救灾工作。由于其他县在1994年夏季受灾时就已征购完全年粮食，因此在灾情不断时老百姓生活非常困难。比较了不同的做法，当时李长春书记不无感慨地说道：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征购过头粮。

李华亭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淮阳百姓的支持与拥护，却不可避免地成为当地腐败分子的眼中钉。

1994年及1995年，由于连遭旱灾，淮阳粮价飞涨。郝瑞端竟然违规经营肥国家专储粮、定购粮和群众代储粮近亿斤，高价抛出。粮库无粮，救灾工作雪上加霜。李华亭怒不可遏，严厉批评了郝瑞端。地委领导对此也大为恼火，为紧急救灾只好拨出100万斤粮食迅速调往淮阳。由于在交公粮和发放救灾粮问题上，郝瑞端和李华亭意见不一致，郝瑞端认为李华亭不支持他工作故意和他过不去。

1995年，淮阳县大街上不断出现针对郝瑞端“十大罪状”的大字报，李华亭的抽屉中也堆满了雪片般飞来的举报信。对此，李华亭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但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李华亭多次向地委领导及司法部门反映郝违纪违法的问题，却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而不了了之。李华亭只好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准备借助审计手段，从七个方面对郝进行审计：

第一，县粮食局中外合资威纳利面粉改良剂厂是真合资还是假合资企业（现据地区检察院查明是一假合资企业，港方未投资分文，而每年从中分成二三百万元。从1993年至今已分得一千余万元，这些钱究竟哪里去了）。

第二，挪用农采资金的情况（199年上半年粮食局占用农采资金2.7亿元左右，而当时粮食实际库存几乎为零）。

第三，利用国家政策平转议、议转平套取国家加价款的情况。

第四，粮食局的基建情况。

第五，粮食局在外地设立的办事处经营情况（郝在郑州、北京、辽宁等地设立办事处，名曰搞经营，实则是郝的小金库）。

第六，国代民储粮情况（粮食局为民储粮一亿多斤，全让郝高价抛售，群众领面没有，要钱不给，要粮不退）。

第七，粮办工业的经营情况（郝挪用农采资金办企业，办一个亏一个，十来个企业无一盈利）。

然而，审计还没有开始，李华亭亲拟的审计提纲第二天就被郝瑞端拿在手中。郝深知要查的七个方面只要有一项露出破绽，都将自身难保。为此，他恼羞成怒，多次在粮食局会议上公开叫嚣：我与李华亭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把李华亭送进监狱，誓不为人。他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机会，加紧了陷害李华亭的步伐。系列报道二：

买凶杀人，牵出“粮损”奇冤

难道真是因为拔出萝卜要带出“泥”，“泥们”仍在竭力地保护这个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吗？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案，给淮阳百姓一个公正的交待就这么难吗？

是共产党的腐败分子，打倒了共产党的好干部啊！

“粮损事件”——李华亭遭暗算

为探索平原农区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中共河南周口地委利用淮阳县四通镇地处两区四县交界，拥有四通八达的地理优势，决定成立“周口地区四通特别试验区”。

1995年5月8日，“周口地区四通特别试验区”由地委、行署主要领导主持挂牌仪式后正式运作。至此，淮阳县委、县政府不再具体过问其日常工作。

1995年9月19日，四通特别试验区管委会主任王国玺依据地县有关文件精神，决定接管原属淮阳县粮食局的四通粮经所，审计账目，并宣布免去该所长池恒军的职务，由副所长李国生主持工作，还安排治安队员进驻粮经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同时，封仓封账。

自9月22日起，管委会多次致函淮阳县粮食局，尽快办理四通粮经所人、财、物交接手续，并派人监交，均被县粮食局拒绝，理由是国务院及省里有文件规定：“各级粮食主管部门及所有隶属关系不得下放，归县市粮食部门统一管理。”

一番冷观静察之后，郝瑞端牢牢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制造假象，蓄意扩大事端。经过天衣无缝的谋划，“粮损事件”出笼了。

由于14个仓库的钥匙一直掌管在原所长池恒军手中，他拒不交权，工作人员始终不能开仓。而粮经所三名财会人员自9月20日起也一直被县粮食局长郝瑞端安排吃住在招待所，无法进行人、财、物的交接。同时，郝指使被免职的池恒军加班改账，调换仓号，把“国代民储粮”粮仓改为“国家专储粮”粮仓（国家专储粮在质量上要求较高，必须是三等以上，而民储粮是老百姓自己存放的粮食，等级可在三等以外的四等、五等）。又把从粮食局第二面粉厂清理出来的坏小麦110包计9900公斤，放到四通粮经所3号仓，粮仓内还被临时放人了老鼠和蛇。

在此期间，郝瑞端一边向国家及粮食部门发电报，报告“粮损事件”；一边又马不停蹄地到省里请来了电视台记者。11月17日，“粮损事件”的报道在当地播出后，影响不大。没有达到目的的郝瑞端干脆又率一行人飞到北京。一家大电视台记者根据省台播出的“粮损”画面，又采访了在郑州开会的李华亭，制作了《仓储粮是怎样损失的》特别报道。

中央及省级新闻媒体对淮阳县四通镇粮经所造成的“大量国家专储粮”被“损毁”一事相继进行了公开曝光，并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该报道认为四通镇粮经所原本是河南省粮食系统的先进单位，但由于县里对该所的归属问题迟迟未解决好，在四通特别试验区管委会与县粮食局双方不断的僵持中，致使粮库sl天没有开门。由于不能展开例行的粮情检查，粮库内虫害成灾，鼠、蛇并存，导致176万斤国家专储粮遭受严重损毁。国家一旦调粮，根本调不出去，为此造成了巨大损失。

四通特别试验区是地委下文设立，但两级记者都将镜头对准了县委书记李华亭。尤其是他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两段话，经处理播出后，影响恶劣。

在周口地区畜牧局，原淮阳县委书记李华亭满含悲愤，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1995年11月10日下午，省里记者来到淮阳，采访他时曾这样问道：四通试验区接管粮经所的作法是否与国务院“关于粮经所不得下放到乡镇的规定”有矛盾的地方？

李华亭回答：淮阳有20个乡镇，除四通特区外，没有将一个粮经所下放到乡镇。四通特区是地委、行署确定的特别试验区，具有县一级管理职权，其接管粮经所的行为不应视为下放到乡镇。同时，李华亭还谈到：改革应该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去衡量，如果一切都照“红头”去抄、去套，也就谈不上试验、探索和改革了……。这些话是针对特区管委会接管粮经所这一具体事件来说的。

但此段话播出时变成了“要改革就可以不要国家政策，不要法规，可以任意突破‘红头文件’的意思。”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没有了。

牵出“粮损”奇冤

1995年12月19日下午，适逢省里召开党代会，在郑州中州宾馆，李华亭与北京来的记者谈了两个多小时：介绍了四通实验区设立的过程，实验区接管粮经所的经过及实验区管委会和县粮食局双方矛盾的情况等。

这位记者曾问道：四通实验区强行接管粮经所，造成172万斤国家专储粮受损，如果国家要调专项储备粮，调不了，怎么办？

李华亭回答：你说是172万斤，郝瑞端说是176万斤，你们两个谁说的对呀？你说的172万斤粮食受损不是事实，你没到现场看。我从现场看到是36包，每包按180斤计算，才6万多斤，就这6万多斤也没有完全失去使用价值，和你说的170多万斤悬殊太大了。至于国家调我的粮食，调不了，我其他粮库还有。别说你讲的170多万斤不是事实，即便是事实，不就是100多万斤吗？另外，淮阳县每年合同定购80万斤，加上地方自筹达一个亿，1亿斤我是能调得出的。

但报道时李华亭的回答是：调不了，我其他粮库还有。不就是100多万斤吗？另外，淮阳县每年合同定购gUD万斤，加上地方自筹达一个亿，1亿斤我是能调得出的。

如此一来，一个没有政治头脑、毫无责任心的官僚主义者形象，赫然亮相。

李华亭欲哭无泪，有口难辩。

“粮损事件”即将播出时，郝瑞端提前通知大家注意收看节目。1995年12月30日节目播出，他又让人录制、复制大量录像带，在全系统播放。

三天后。1996年1月3日，县委书记李华亭被停职检查。

1996年1月6日，由国家、省、地等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淮阳，彻查“粮损事件”。

通过现场调查和检测，调查组认定四通镇粮经所小麦因虫蚀造成损失共计两项：一是重量损失7929公斤，损失金额13840.93元；二是质量降等损失和不完善粒增加折价损失金额96213.62元。两项合计金额110054.55元。

1996年1月17日，中共周口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李华亭在“粮损事件”中所犯错误，以周地纪审字[1996]1号作出处理决定。

“李华亭同志身为县委书记，在这次粮损事件中，协调处理不及时，措施不得力，对上级领导的指示和下级汇报的情况重视不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特别是在中央和省电视台记者就此事进行采访时，李华亭同志说了一些与中央不一致和不负责任的话，在社会上造成很坏影响。但事后能够认识、检查错误。给予李华亭同志撤消中共淮阳县委书记、常委、委员，淮阳县人民武装部党委书记职务之处分（同时降低级别工资1级和职务工资1档）。”

1996年1月20日，李华亭在处分决定书上签名并写下近千字的陈述意见，明确表示个人坚决不同意接受该处分决定。但是，在当时各级领导为此事余怒未消，舆论压力强大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李华亭只好含泪服从。

“窦娥冤，李书记比窦娥还要冤！”

1996年1月，当“粮损事件”调查组进驻淮阳对李华亭进行调查时，淮阳县王店乡几个离退休老干部出于义愤，头顶坏麦，跪在调查组居住的宾馆门前，揭露县粮食局长郝瑞端困读职造成二粉厂400万斤小麦霉烂变质的事实。

在李华亭被停职检查期间，淮阳县干部、群众议论纷纷：过去都说窦娥冤，我们的县委书记李华亭比窦娥还要冤！当时不少干部、群众几次准备到地区、省、北京上访，欲为李华亭伸冤。

淮阳县一个卖小笼包子的回民老大爷，几番周折，找到李华亭：“李书记，你可要想开啊！淮阳老百姓都知道你冤，你不要怕；如果要坐牢的话，我愿意替你。”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双手递上一兜小笼包子，李华亭捧着还带有热气的包子，硬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华亭住在淮阳师范附属小学对面。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不知哪个小学生用粉笔在他家的门上端端正正地写了几个大字：李爷爷，您好！孩子们纯真的心声如同暗夜中陡然闪现出的几颗小星星，让李华亭备感慰藉。

还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拎着一包鸡蛋，赶了老远的路，一见到李华亭，便眼含热泪：“李书记，你不认识俺，大娘不是来求你办事的。大娘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干着的时候，俺没来找过你；现在你不干了，俺怕你身子骨抗不了，给你送几个鸡蛋。”面对此情此景，李华亭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掩面，泪水从指缝间无声淌下……

1996年的冬天，是李华亭一生中最“寒冷”的冬天。是淮阳的百姓们伸出一双双真挚的手、捧出一颗颗滚烫的心，让李华亭感受了融融的春光。

1996年正月十七，李华亭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准、处理不当”为由，驾车与妻子一道找地委主要领导申诉。哪知祸不单行，途中因突发交通事故，李华亭被撞得满脸是血，妻子小腿骨折。

自打李华亭结婚就与李夫妇一同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岳母，因经受不住这接连打击，撒手西去。

李华亭的父亲，一个在基层工作了多年的老共产党员，李华亭从懂事起就耳濡目染着父亲诚实正直的品格。走上领导岗位后，父亲更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教诲时刻告诫着他。李华亭到邻县任职，经常好长时间不回家。他的父亲总习惯于抬头望天，从风霜雨雪的交替变化中，估算着儿子那里有无灾情？收成可好？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惟恐儿子工作中有什么闪失，做出愧天负民的事来。

李华亭被撤职后，看着日渐憔悴的儿子，原本硬朗的老人家一病不起。临终前，他拉着李华亭的手说：“儿啊，咱太冤了，你爹是冤死的啊！”说着，两眼圆睁，直到呼吸停止。望着父亲至死都没有合上悲愤的双眼，李华亭心如刀绞，痛哭失声。

父亲走了，母亲忧郁失常，后又患脑梗塞，至今瘫痪在床，奄奄一息。

近三年时间，李华亭一次又一次上访、申诉，但都石沉大海；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李华亭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

声声叹息天地知，纷飞泪雨心中流……

“粮损”奇冤终昭雪

苍天有眼。随着买凶杀人案发，制造“粮损事件”的郝瑞端锒铛入狱，“粮损”内幕方昭示于天下。

听到郝瑞端被抓，李华亭跑到父亲的坟上大哭一场！祈望父亲瞑目安息。

1998年10月16日，积郁成疾的李华亭斗胆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字字血、声声泪的长信，倾诉了一位中共县委书记因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而忍辱衔冤的悲惨遭遇。

朱镕基总理很快作出批示，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核实查处。

1998年12月1日，河南省纪检委、省委信访局。省广播电视厅、省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开赴周口。历时两个多月，基本查清了“粮损事件”的真相。

复查结果表明：所谓的“粮损事件”严重失实，专题节目反映的三座受损粮仓中均为国家代群众储存的小麦，其中一座仓库内被人放进了坏麦，另一座仓库被临时放人了老鼠和蛇，还有一座仓库早已报废，均未存放国家专储粮。

有关专家认为，蛇、鼠本是天敌，同处仓库的可能性极小，更不可能从一个麻袋中同时被抖落出来。一些专业人士也称，粮仓内干燥、密闭、低氧，老鼠和蛇不可能生存，粮食也不能在51天中霉变。

复查小组通过查阅“粮损事件”原卷，认为原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显示出四通镇粮经所的粮食损失确实存在。但有证据表明：四通特别试验区是根据周口地委的文件成立的，试验区管委会是副县级单位，享有地委、行署赋予的县一级经济管理权限，淮阳县对其进行宏观指导性管理。因此，认定李华亭对此事件“负有重要领导责任”是明显的责任划分失当。

另外，复查小组认为，原调查对粮食损失的真正原因没有查清楚。后通过艰苦细致的复查证明：淮阳县粮食局长期不重视仓储管理工作，使仓储管理倒退到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四通镇粮经所的仓储管理又是全县粮经所中最差的；从四通镇粮经所的实物账上发现，受损粮仓中的存粮本身达不到国家专储粮标准；从粮经所粮情卡上看，粮仓中有虫害，但粮经所防化人员没有进行认真处理。因此，粮食损失主要是由于四通镇粮经所仓储管理不善造成的，而试验区管委会和县粮食局就四通镇粮经所的管辖权争议，造成管理失控，加大了粮食损失。

1999年5月27日，周口地委根据复查结果，撤消了对李华亭作出的撤职处分决定，认为将李华亭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作为处分依据，不符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有关规定。地委恢复李华亭的正县级待遇。6月7日，任命他为周口地区畜牧局长、党组书记。之后不久，周口地委主要领导又在地直机关大会上宣布：地委决定彻底给李华亭平反，官复原职。

闻此喜讯，淮阳百姓兴高采烈，在省里“三讲”巡视组进驻周口地委期间，有上百名淮阳群众又到地委，强烈要求“归还他们的好书记”。对此，记者进行了专门采访。在淮阳的大街小巷，每当问起李华亭这个人，记者身边往往会聚涌着激情的群众，深情地诉说着他们心中的李华亭书记——

李华亭书记是无数个淮阳百姓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好的“父母官”；

他从来没有官架子，总是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亲切地就像自己的家人一般；

他很少坐车，习惯走来走去，用双脚将淮阳几乎仗量个遍。什么事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他不爱坐在机关里听汇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你会时常看到他与农民、工人兄弟促膝谈心的动人情景；

他早晚散步，雷打不动。到处问问行情，问问物价，问问农民负担重不重，只要关系到老百姓的，他都想问一问；不仅如此，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他定要出来管一管，看谁在为非作歹；要是有哪个执法人员违纪违法，他定会找来主管部门领导，要他们依法查处……

他视民如亲，疾恶如仇，廉正务实，是当今少有的好干部！

离开“羲皇古都”已有多日，心中却久久难以平静。淮阳百姓说的许多话仍在耳边不断鸣响：

如果郝瑞端雇凶杀人没有案发，难道李华亭书记的冤情就没有昭雪之日吗？

为什么郝瑞端之流被抓已近两年，至今没有任何消息？难道真是因为郝瑞端有钱，能够买通某些关节，用以抵罪吗？难道果真会像传言那样：郝瑞端很快会被放出来，还要找公检法机关为自己平反吗？

难道真是因为拔出萝卜要带出“泥”，“泥们”仍在竭力地保护这个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吗？发生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大案，给淮阳百姓一个公正的交待就这么难吗？

是共产党的腐败分子，打倒了共产党的好干部啊！

老百姓的这些话，多么令人振聋发聩。它为我们又敲响了世纪警钟——

利剑斩腐败，任重而道远。系列报道三：

郝瑞端该死该杀，买凶杀人，死有余辜

为了查处郝瑞端的腐败行为竟然遭到腐败分子暗箭落马的李华亭，至今仍未完全平反，还有许多谜团待解，你能安心吗？人民能安心吗？

2000年8月8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这一天，却让中原大地的淮阳百姓盼了整整两年——原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粮食局长郝瑞端雇凶谋杀副局长李庆海，但误杀淮阳县博物馆副馆长霍进善一案，终于开庭审理。

淮阳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闻讯，本刊总编辑与记者专程从北京赶赴河南省周口市，为本刊曾连载的《买凶杀人案牵出“粮损”奇冤》一文作跟踪报道。全国有30多家新闻单位、70多位记者云集周口，共同关注此案的庭审及宣判。

庭内审凶庭外逞凶

8月8日早上8点10分左右，记者一行人来到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厅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淮阳各界群众，早已将厅外围得水泄不通。放眼望去，人山人海——树下、屋旁、马路上，密密麻麻都站满了人。参加旁听的人凭票人场，无票的人们只好通过场外架设的高音喇叭驻足静听。

当我们准备进入法庭时，听到外面响起劈里叭拉的鞭炮声，记者急忙跑了过去，只见炸碎的鞭炮纸屑散落一地，箭步冲出缭绕的烟雾中，数十人高举着横幅昂首走来，白色横幅上的黑字分外醒目：雇凶杀人罪大恶极；郝瑞端死有余辜；杀人偿命以正国法；郝瑞端坑国家害百姓理应早除；买凶杀无辜，钱从何处来；霍进善死得好冤……

这时，人群中突然窜出一伙汉子，奋力上前抢夺、撕扯横幅，还有人竟然手持木棍、竹竿，劈头盖脸地朝着高举横幅的人们打去。一时间，乱棍挥舞，哭喊声、叫嚷声响成一片。记者看见一个青年拼力从混乱中走出，头上的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将上衣染成红色。

朗朗乾空下，庄严法庭外，顿时被血腥和恐怖所笼罩，群众惊慌不安，纷纷撤离打斗现场，唯恐棍棒会落到自己身上。

据了解，参加动武的人中有郝瑞端的亲属、亲信及雇来的打手。受伤人员中，李庚海的妻弟因头部受重伤，住院治疗；另有3人受轻伤，轻微伤未作统计。

赶来的法警制止了这场流血事件。

但开庭时间因此推延。

记者再度走进法庭，相当于电影院大小的审判庭已座无虚席。大约9点钟，随着审判长“把被告人押上法庭”的话音落地，犯罪嫌疑人郝瑞端、池恒军、孙家田、崔建军、贾连军、叶参军被法警押进来。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对被告人，原淮阳县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副处级）郝瑞端、原淮阳县粮食局大连粮管所主任迟恒军及被告人孙家田、崔建军、贾连军及叶参军涉嫌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郝瑞端涉嫌挪用公款罪和诬告陷害罪分别进行了指控。之后，由被害人霍进善之妻周瑞兰的委托代理人宣读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人案庭审纪实

在法庭上，只要提及霍进善的名字及被杀的情节，满头白发、憔悴不堪的周瑞兰总是泣不成声，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记者们也将镜头纷纷对准了悲痛欲绝的周瑞兰。在周瑞兰的痛哭声中，委托代理人大声宣读：请求依法判处以郝瑞端为首的6名被告死刑，为无辜的霍进善伸冤，并请求赔偿丧葬费300元，死亡补偿费26554.2元，周瑞兰的生活补助费37175.88元及抚慰金等共计11万元。

法庭首先对此案中的关键人物池恒军进行讯问，池在进行个人陈述和回答各发问人询问时反复谈到，他与郝瑞端原定杀掉的县粮食局副局长李庚海关系一般，平时亦无个人恩怨，但他与郝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姑表亲戚，郝的指令不敢违背。

据起诉书指控，郝瑞端自1997年8月20日前后，就指令池恒军找人“把李庚海的活儿做了，毁了他。”可是到1998年3月13日池才实施了杀人计划。对此，池的辩护律师提出：杀人计划拖了这么长时间，除杀手难找这个客观原因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池恒军答道：对于郝局长的指令，我本人并不是十分积极的。我如果主动一点，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都是他（郝瑞端）催着办的。他催得急了，我才去找杀手，我就像个小磨子，他催催，我动动。他曾11次当面指示我要抓紧时间，把活儿做得利落一点，电话催办就更不计其数了。有一次，郝瑞端在大连乡粮管所，以我收的小麦质量差威胁我：这样的粮食你也收，弄不好你在大连乡当临时工，我也不要你，连你的亲属一块清理出粮食系统。另外，他当时给我讲这事时，就说：“反正我给你说了，你看着办吧。”话语中带着威胁的味道。我和他相处这么多年，知道他的为人。如果他说的我不做，他会像让我对待别人那样，找人来对待我（杀人灭口）。所以，我是被迫那样做的，我怕他加害我及家人。

为防止事情泄露，郝局长还给我约定用“收麦”做暗号。他如果问“麦子收了没有”，就是让我找杀手；如果找的人不可靠，我就告诉他“麦子质量不好。”他见面常训我的一句话就是“麦子收了没有”，每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就很紧张，只好抓紧去找杀手，最后还是杀错了人。

大约11点半左右，审判仍在继续进行。记者悄悄走出法庭，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庭外的人已明显少了许多，但大门左侧的墙边聚集着较多的人，记者上前去看，原来一幅大大的标语张贴在墙上：坚决支持好书记李华亭。记者好奇地与旁边的一位老人攀谈起来。“老大爷；请问这是谁贴的？”“我！”老人爽声答道。“为什么呢？”“因为李华亭书记在我们那儿干得好！”“你们是哪里人？”“淮阳县人”。这时，不断有人围上来，越聚越多。记者迅速用相机将这幅标语连同抒发心声的百姓一齐拍摄下来。

与老人交谈时，记者发现一个大约50岁左右、身材瘦小的中年男人在近处一直盯视着记者佩带的“记者采访证”，记者返身回去，刚要走进法庭，旁听群众已向外涌出，记者一眼看见本刊总编辑与一特约记者正好走了出来，忙上前问道：“休庭了吗？”“是，我们回去吧。”刚走几步，记者无意中看见两个身着黑、红色T恤衫的彪形大汉在我们旁边晃动，回到宾馆后，记者将此情况向河南海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咨询组长、原河南省检察长赵文隆作了汇报，赵老怒不可遏，马上通报省公安厅、省检察院，请他们作好记者的安全保卫工作。下午，省检察院办公室主任亲自打电话安排周口检察院派干警护送记者出行。

郝瑞端全面翻供

8日下午2时30分，被告郝瑞端被押上法庭。

郝瑞端精神饱满，昂首挺胸，其嚣张气焰并未因两年的铁窗之困而有丝毫的削减。审判员让郝对公诉人指控其故意杀人犯罪进行陈述。郝反复声称：自已和池恒军密谋杀害李庚海的事实不存在，其与李庚海没有矛盾，工作上的分歧也没有。并说：池恒军找孙家田杀李庚海是池恒军的个人行为，与我丝毫没有关系。

当公诉人问郝瑞端：你在公安侦查阶段三次所作有罪供述是不是事实？郝瑞端大声说道，那些供述不是真的，是假的。

针对郝瑞端出尔反尔，公诉人警告他说，你翻供，拒不交待，只要有旁证证明，照样能定你的罪。

10日，法庭围绕郝瑞端的挪用公款罪和诬告陷害罪进行法庭调查。上午，公诉人指控郝瑞端挪用公款212万元与港商搞假合资，并挪用公款33万元购买皇冠轿车作为港方投资。郝瑞端矢口否认是假合资，说挪用公款“根本没有那回事”。即使面对公诉人出示的大量证言和司法鉴定，郝瑞端或以“没有此事，根本不存在”回绝，或以“时间长了，记不清了”来搪塞，或以“证人跟我有矛盾”为由拒不认罪。

当天下午，对郝瑞端的诬告陷害罪进行审理，郝瑞端继续故伎重演，对原先承认的一切概不认账。他钢嘴铁牙地进行辩解，并称自己注意节俭，从不请客送礼，自然没有让李庚海处理不合理之事。他还说自己检举揭发违法乱纪现象是“公民的义务”，是“正义的”，谈不上诬告陷害。检察机关立案调查李庚海，说明李有经济问题，不存在他诬告的事。

李庚海控诉道，淮阳县粮食局每年过节送礼的名单以及送礼多少，都是郝瑞瑞殉出清单后让他去执行的，包括每年的吃喝招待费等不合理开支款项的签字，也都是郝瑞端授意让他签的，年终由他和另外二人核实，向郝汇报后，由李庚海采取找变通发票冲抵不合理开支的方式下账。随着李与郝矛盾的加深，郝就指令他把白条烧掉，然后对经李庚海之手签报的账目票据进行重点核查，发现李签报的几张报销联与底联金额不符，有“大头小尾”的发票，就以李犯有贪污罪向检察机关举报。

在被出示的证言中，有一份郝瑞端儿子的证言，证明郝瑞端让其子向有关部门举报李庚海。这时，郝瑞端的神色有些慌乱。当被问及对此证言有何意见时，郝却说：作为一个公民，揭发检举犯罪也是正义的，如果是我儿子所写，可能是真的，我相信儿子不会诬害爸爸。旁听席上顿时哄然大笑。

在整个法庭调查过程中，这个已经57岁的“郝局长”常常在公诉人讯问、举证时，凝神细听，并不时用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等到发言时，他总会列出一二三四五条说个没完。若无审判长及时制止，他也许会指手划脚地作起报告来。休庭期间，当郝瑞端的亲属及亲信涌到前面，向他招手示意时，郝竟然高举胳膊打出V形手势表明自己的胜利，全然没有将国徽高悬的法庭放在眼里。

案情复杂，另日宣判

原定于10日结束的庭审，因案情错综复杂，又延长一天。11日上午8点继续开庭，法庭进入了紧张的辩论阶段。

公诉人认为，本案主罪是一个组织行动严密、精心策划预谋，持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多环节、多阶段的雇凶杀人案。在被拉长的半年多时间内，经过多次预谋。准备，多次寻找杀手，跟踪盯梢，到最后实施杀人，是高智能性（如：郝到案后时翻时供，搞所谓犯罪中止的辩解，电话联系杀人以购粮为名等）、高隐密性（如单线联系，密谋时外人出现及时转移话题等）的犯罪，具有严密的组织性、时间的持续性等特点，在全国不断发生的雇凶杀人案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通过前几天的法庭调查，现已查明，郝瑞端是本案雇凶杀人的主谋。郝瑞端和池恒军关系密切郝和李庚海矛盾不可弥合，这些矛盾足以成为引起郝瑞士端杀人的动机，郝瑞端挪用公款和诬告陷害犯罪的证据确凿，郝瑞端挪用公款和诬告陷害犯罪的证据确凿，足以认定，主法庭依法惩处。

郝瑞端及其律师辩称，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其在主持工作期间，与李庚海没有权力之争，还把李从一般干部提拔为副局长。1997年10月6日，曾批过4000元钱让李去北京看病。李被免去副局长职务，不是郝的主意，是因为人事制度改变，在竞争上岗中李落选造成的。

公诉人当即反驳：通过法庭调查已经证明郝瑞端与李庚海矛盾极深，最集中的体现是郝怀疑李组织人员举报他的犯罪行为，而对于被举报的后果，郝瑞端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两件被查实，不仅仕途要终结，而且极有可能银挡人狱。正是基于此，郝瑞端把报复的矛头对准了李庚海，这些都证明了郝不仅有杀害李庚海的动机，而且郝瑞端指使迟恒军雇凶杀李也完全符合客观实际。

郝瑞端及其律师又辩道，如果雇凶杀人，找了某人（姜辉）就不可能再找其他人，后来又联系阮建国、刘勇、杨贵中等人，就差没有登杀人广告，难道这还叫“密谋杀人”吗？

公诉人指出，大量证人证言证明，1997年8月20日左右，郝瑞端亲自到大连乡粮管所和池恒军第一次密谋找池的连襟（姜辉）干掉李庚海，并在此后多次找池恒军密谋“杀人后把尸体拉出去，越远越好。”池遂找姜辉谈了杀人之事，姜辉从中牵线介绍了孙家田。孙因种种原因未动手，池就又找了关系密切的粮食局职工刘勇、大连乡豫皖饭店老板阮建国、本所职工杨贵中，让三人为他联系杀手干掉李庚海。杨贵中联系了沈丘县人钟志，钟又介绍了孙立伟、赵勇。后刘、阮不愿，孙、赵取走了池恒军的1万元钱后就不再联系，池才将目标又转向了孙家田。

公诉人说，证人叶翠霞（孙家田妻子）在侦查环节所证言，与孙家田的当庭供述内容吻合，也与池恒军的供述相印证，证明了在池恒军的背后还另有一个人参与指使杀人。同时从证人杨跺中、钟志、孙立伟、王海涛、郑新民的证言认定，此人就是本案的犯罪主谋郝瑞端。

在自我辩护时，郝瑞端总是欲将手指向池恒军：“我和他是工作关系，平时积怨很深，池恒军是在栽赃陷害我。”对此，池恒军苦不堪言：“我是死在了郝瑞端的手里啦！我一直对郝局长忠心耿耿，今天，我最后再叫一声郝局长，这次你没有害死李庚海，却把我推上了断头台，当你的炮灰和替死鬼。你面对面地交代我找人杀掉李庚海，现在你又不承认。我都42岁的人了，一不求钱，二不求官，就是为了讨好你才去干的（指杀李庚海一事）。”

紧接着，孙家田在自我辨护时说道：“我是死在你池恒军的手里啦。当时你迟恒军通过人找到我，我推了一个多月没去。后来，你又开车找到我，碍于情面，我答应了你，你现在又想推脱干净？！”

法庭辩论过程中，控辩双方还就池恒军因交代“粮损事件”造假真相是否有立功表现、孙家田因指认错误应不应对霍进善之死负责以及贾连军是否有重大立功表现等展开了辩论。

在作最后陈述时，郝瑞端神气十足地宣称：公诉人对他指控的三个罪名均不成立，要求法庭给他平反、昭雪。

庭审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中间没有休息，持续整整8个小时。

15点57分时，审判长宣布休庭。法庭经过15分钟的合议后重新开庭。审判长宣布，经法庭举证、示证、认证、法庭辩论和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检察院起诉六被告罪名成立，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此案属于重大案件，依照刑诉法有关规定，提交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择日宣判。

经过四天暑热的煎熬，期待当庭宣判的记者与听众，顿时失望不已，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审判大厅，而门口的阵势又令人不寒而栗：十几个身材高大，光着膀子，胳膊上刺青的壮汉，站成排，围在门外。记者随着人流迅即赶回宾馆，周口地区检察院检察长亲自派出警车，将记者们连夜送回郑州。

更为触目惊心的是，11日的庭审还未结束，下午3点钟左右，李庚海的家被有预谋的歹徒洗劫一空。据悉，从千里之外赶来的成都电视台记者及时拍下了一片狼籍的现场。

宣判后的深思

8月24日上午9时，天下着蒙蒙细雨。郝瑞端雇凶杀人一案在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开宣判。

在长达55分钟的宣判过程中，静静的法庭内只听到审判长威严的声音在大厅回荡：以故意杀人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郝瑞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池恒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判处崔建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万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孙家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判处贾连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1万元；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判处叶参军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9万元。

由于郝瑞端等6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同时还判令：郝瑞端等6人赔偿周瑞兰经济损失共计6.7万元，其中，郝瑞端赔偿2万元，叶参军赔偿7千元，其余4人均赔偿1万元。

法庭内的宣判还未结束，法庭外已是鞭炮齐鸣。而此时此刻，郝瑞端低垂着头，脸色铁青。

对此判决结果，淮阳百姓拍手叫好：郝瑞端罪有应得，该杀！早该杀！

郝瑞端买凶杀人案将划上句号。但“案中案”给我们带来的深思却不能停止：

——郝瑞端罪行的最大恶果在于：欺世，上欺党、下欺民。他利用有影响的新闻媒体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粮损事件”，上蒙蔽了党中央，下欺骗了全国人民，使党的好干部——原淮阳县委书记李华亭含冤落马。直到3年后，郝瑞端雇凶杀人案发，“粮损”内幕真相大白，“粮损”奇冤才得以昭雪。在我们即将跨入21世纪的今天，郝瑞端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应该引起人们深深的反思吗？

——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不断接到淮阳群众的举报，如果当地政法部门能及时对郝瑞端的经济犯罪问题进行认真查处，还能有今天血案的发生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深深的反思吗？

——通过“粮损事件”平反的艰难过程，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二十年了，“实事求是最难”，依然在印证着伟人的名言，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深深的反思吗？

——郝瑞端被抓整整两年，直至公开审理时，其邪恶势力依然猖狂之极，在庄严的法庭外行凶打人，在光天化日下跟踪威胁记者。在党中央指示要不断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今天，在将11月8日已定为“记者节”的今天，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深深的反思吗？

不久的一声枪响，罪有应得的人将到他该去的地方。九泉之下的霍进善，你听见了吗？安息了吗？你安息吧。

然而，为了查处郝瑞端的腐败行为竟然遭到腐败分子暗箭落马的李华亭，至今仍未完全平反，还有许多谜团待解，你能安心吗？人民能安心吗？

法眼四：深圳刮起廉政风暴，恶虎被扫出局 系列报道一：一身霸气的彭虎

彭虎即日就在报告上指示：“同意，从打私办留存中和政法委各借款壹佰万元。”就这样，200万元免息借款变了个花样进了“彭家”的保龄球馆。

自1998年6月开始，一个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深圳不竟而走——彭虎被抓了、何初本被抓了；最近虞德海也被宣布逮捕。

这些消息如同长了翅膀，立刻飞遍深圳的大街小巷，人们奔走相告——深圳刮起廉政风暴啦！

其实，早在1998年6月13日，中纪委领导就将一条涉及到深圳市南山区个别领导的案件线索批转给广东省纪委，要求由中纪委、广东省纪委、深圳市纪委等组成联合调查组，开赴深圳。

根据中纪委转来的线索，原南山区几位主要领导都有涉案嫌疑，但选哪个鹏一概打使办案人员颇为踟蹰，经过两个星期的摸底，办案人员，定下方案，在南山开局第一炮一打“虎”。

“虎者”，彭虎，土家族，湖南省永顺县人。1940年11月生，1960年9月参加工作，1961年7月入党，在部队历任侦察股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务。1987年转业，先后担任过深圳市公安局副处长；罗湖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南山区委常委、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几个月前，刚刚当选为副厅级的南山区人大主任，党组书记。

据群众反映，1996年11月到12月上旬，时任区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的彭虎率领下属几个派出所长一行8人曾前往欧洲8国游玩，其间在法国和荷兰多次到红灯区集体观看艳舞表演，在摩纳哥、比利时又多次参与赌博。这是严重违反外事纪律的行为。办案人员找来重要知情人，证实其确实违反纪律的事实。同时，还了解到他与港商许某关系非同一般。

许某原是广东河源人，赴港定居之后转身以港商名义在深圳开设了一家通讯公司。据掌握的情况，许某为了得到彭虎的关照，曾为彭虎夫妇办了一张42万元港币的高尔夫球会会员证。之后还与彭虎的女儿合作，合开一家保龄球馆。为此，彭虎曾多次挪用公款为许某作经营资本。此外，彭虎还为许某解决了其侄女的就业问题，将其安排在区政法委工作。

办案人员立即接触了许某。许某被突破，使得彭虎违法违纪的问题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

10月1日，彭虎被宣布逮捕，还有两年就可退休而安享晚年的彭虎，自唱了一曲“夕阳黑”。

彭虎出身于军人。转业前已是副师级干部，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干部，转业后组织上又对他委以重任。他也曾和同志们一起，在全国治安问题上首创巡警巡逻形式，将南山区创建成了全国安全文明小区的一面旗帜。为此他被邀请到各地巡回演讲，并成为深圳市为数不多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然而，功过是截然不同的两笔账。

作为单位的第一把手，彭虎习惯于傲视一切。位高权重之后，更是忘乎所以。一有九鼎，渐渐形成了他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不论大事小事，他自己做决定。召开班子成员会议时，他在会上一直布，就算是集体讨论同意了，管你有没有看法，手下的人都得照办不误。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猛捞一把”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早在1992年，彭虎在罗湖区任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同时主管区打私办工作。这年，华北商场个体老板黄某通过罗湖区公安局一位民警认识了彭虎，相互熟悉后，黄想让彭在处理罚没的走私物资时关照一下，并开始对彭虎礼遇有加，投桃报李。1993年彭虎两次指示区打私办将罚没物资，以低价处理给黄某倒卖牟利，后黄某感念其思典，分三次共向彭虎行贿合计人民币7万元。

彭虎一直以来都在想为女儿办一个赴港单程证让她定居香港。l哪年，彭虎到了南山区任职，凭借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职务之便，他认识了区旅游公司经理何某。当天，他得知何与青海公安厅关系很好，且可以很便宜办理异地赴港单程证后，便提出为其女儿搞一个。1995年11月何某办妥单程证，彭虎女儿也于当月赴港定居，但买证的15万元彭虎一直未付。

事成之后，彭虎指令属下让“打私办”将一辆罚没的皇冠3.0轿车，以7万元人民币的低价处理给何某倒卖牟利，算是对何某的回报。

彭虎的女儿取得了香港居留权之后，又杀回他老子的地盘上。也就在这时，彭虎认识了某通讯公司的港商许某。不久，彭虎女儿注册了一个公司，利用彭虎的权力魔杖，做起了“无本生意”，他将属下打私办罚没的通讯器材，钢材什么的，以低价拍卖给许某的通讯公司。当然，那不过是障眼法，背地里却由彭虎的女儿联系有关买主。只要打个电话，让买主直接到打私办提货，便可从中坐收渔利。门面上做生意的是许某的公司，实际上赚钱的是彭虎的女儿，两面光，实乃万全之策。”

lop年许老板为了得到彭虎日后的关照，花42万元港币给彭虎夫妇办了一张某高尔夫俱乐部夫妻会员证。

lop年彭的女儿跟彭虎说想开一间保龄球馆，当时正是深圳人打保龄球热的时候，许多球馆天天爆满，老板都赚得合不拢嘴。彭虎很支持这个想法，便说，那就和许某合开，让他出资，·咱们出地盘。不久，双方议定，许某出资购买机器、设备，彭家负责场地和球馆装修，比例为许占60%，彭家占40%，利润6：4分成。一切进展顺利，许某突然提出自己资金不够，请彭虎想想办法，彭虎为了球馆如期开张，便给许某出主意，要许某以自己公司名义向南山区政法委写借款报告。

IWe年12月8日。许某出具了“要求借人民币p万元给公司作流动资金进行周转，期限半年”的借款报告。彭虎即日就在报告上指示：“同意，从打私办留存中和政法委各借款壹佰万元。”就这样，200万元免息借款变了个花样进了“彭家”的保龄球馆。

1995年4月1日，许某又以拓展业务为名，再次向彭虎提出借款200万元，彭虎即日又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在政法委借款n万元人民币。”其实，彭虎之所以既不向区委区政府报告，又不召开任何会议研究便自作主张借款给港商，自有他的小算盘。第一次是为女儿，第二次的附加条件是，许某借出的200万元，其中100万元是指定给彭虎在惠州做汽车生意的儿子的。

1998年8月1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彭虎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彭虎往日的霸气已荡然无存。系列报道二：

捡“剩渣”的何初本

南光村领导知道后，便找到何初本，何区长竟对十分焦急的来人说：“急什么，慢慢研究吧。”还要研究什么呢，言外之意不是要送钱吗？

众人附和着说：“对，是85张，共8.5万元港币。”这下，何初本不再说要“研究”了，从抽屉里拿出已压了近一个月的报告，大笔一挥：同意。

擒住南山“大虎”。“6·13专案组”再接再厉，将目标对准了区长何初本。

何初本，1941年生，广东大埔县人，在任南山区区长前，曾是原广东省一位主要领导的秘书。南山人私下说，何初本大本事没有，小打小闹的捞钱却十分在行，并在南山是出了名的。

1997年春节期间，一位个体老板王某请何初本吃饭。结账时个体老板付了800元的饭费。服务员将发票送过来，王某说，“不要，没什么用”，而何区长却伸出手来将发票接过，边往公文包里装边自嘲地说：“搞点小钱花花”。何初本贪占小便宜，非但不以为耻反而经常挂在嘴边，在公开场合，他乱讲什么“别人搞大的，我弄点小的，捡别人的剩渣还不行吗？”这别人是指区委书记虞德海，虞德海得知后，回敬道：“何初本，他和我不是一个层次的”。

因为何初本到处伸手，所以要抓他的尾巴并不太难。办案人员获得了两个重要情况。10月5日中秋节期间何初本在彭虎被捕后，还照收20万元的“红包”；另据群众反映，何初本与蛇口碧苑经贸公司女经理刘某关系非同一般。

碧苑公司成立于1991年10月，是南山区政府批准组建的经营土特产、化工、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等的区属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于管理混乱，经营严重亏损，到1995年时已资不抵债，负债5000万元以上。然而就是这么一家公司，自1994年6月以后，区长何初本竟不听劝阻，指示区财政局的中财投资发展公司担保向银行借贷3000多万元。造成深圳人民银行直接损失3347万元。

刘某欠债后，到处躲藏，要找到她还真不容易，办案人员几经周折才将她堵住。

在铁的事实面前，刘某只好竹筒倒豆子，一五一十地供出向区长何初本、区委书记虞德海“进贡”、“行贿”的事实。

1994年5月，蛇口碧苑公司经理刘某以碧苑经贸公司名义向区长何初本写报告，要求向区政府借款人民币500万元。何初本于6月10日在借款报告上批示：“请区财政局支持”。6月14日，南山区财政局按照区长的批示，下属公司担保为碧苑公司办理了500万元的借款。为了感谢何的支持，刘在办好贷款手续后的一天，装了10万元港币送到区长办公室。

当年11月份，刘某又给何区长送去了10万元。但何仍显出一副不满意的模样。转眼到了1995年春节的香港春茗会，何初本和其他区领导都住在香格里拉酒店，刘某又向香港客户要了25万元港币，送到何住的酒店房间。

作为区长，帮助区属企业本应是份内的工作，但何初本却把这份内事当成了一种有价交换，刘某经营上亏损得一塌糊涂，要维持公司运作，便只有靠东借西凑，向何初本伸手成了她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何区长怎能白出力，他也把刘某当做了自己的“小钱包”。

1995年初，碧苑公司在南山区中财公司有1400万元贷款需要延期。刘向何初本提出希望给予延期，刘拿着要延期的报告，找到何初本，请他签字。何对刘说，我的小孩现在自己开家公司，生意不太熟，想学做生意，最近接了一项100多万元的工程，需要带资20%才能进场施工。听话听音，刘某怕贷款延期之事得不到批准，便硬着头皮说：“我来解决吧。”说完刘拿出贷款延期报告。有了刘的保证，区长也放下心了，马上批准延期。事后两天，刘打电话给已出钱35万港币的那位香港客户，再要他准备25万元港币。并于当天中午送到了何初本的办公室。

1994年3月和1995年3月，那位给彭虎送高尔夫球会员证的港商许某因资金周转困难，经人介绍找到了区长何初本，想通过何在南山区财政局借400万元财政周转金。这事不难，在他何初本的权力管辖之内，只要他大笔一挥就可办到。为了能让区长挥笔，许某一见面便送上了10万港币的“见面礼”。有“礼”在先，何初本便大笔一挥。不久，400万元区财政周转金便到了许某手上。1995年10月，许某又给何送来了5万元港币。

然而，何初本心中有一本账，400万元较之15万元太不成比例了。

1995年M月18日上午，何初本让秘书打电话给许某，说有事找他。许某当即赶到何初本的办公室。一阵不着边际的寒暄之后，何初本话题一转：“我有一些餐费发票，不好处理，请您帮助处理一下。”说完把一个装着发票的信封递了过来，许把何的4张金额合计31975元的发票拿回公司交给出纳报销，当天下午，将这笔现金送给了何。10天后，何初本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的走廊上碰见了区司法局副局长，便把这位副局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一个装有发票的信封说：“你帮我把这几张发票给那个港商许某、叫他帮我报一下（报销）。”副局长转交给许某后，许某当着这位司法局长的面很生气地说了一句：“他妈的，刚在我这里报销了3万块钱，现在又是2万多。”

并非所有好事都是主动送上门的，何初本索贿也是很有招数的。1996年，蛇口办事处属下的南光村南光实业股份公司打报告给市委主要领导，要求对征地后返还给该村的近6万平方米的土地进行确权。报告批到何初本手里，但他却无视市领导要求予以尽快解决的批示，无动于衷。南光村领导知道后，便找到何初本，何区长竟对十分焦急的来人说：“急什么，慢慢研究吧。”还要研究什么呢，言外之意不是要送钱吗？村委开会集体讨论。有人提出送2万、3万，最后有人大胆提议：‘“要想让何区长快办，就得送大的。”于是，决定送10万元人民币，10万元太明显，大家又跑到黑市兑换成8.5万元港币。之后，一行人来到何区长办公室，说：“区长您多费心，我们那份报告……”何初本接过钱，当着众人的面点数，共85张。众人附和着说：“对，是85张，共8.5万元港币。”这下，何初本不再说要“研究”了，从抽屉里拿出已压了近一个月的报告，大笔一挥：同意。

看来，何初本是“抓大不放小”，用尽一切办法聚敛不义之财。1999年1月25日，何初本被依法逮捕。系列报道三：

卖官鬻爵的虞德海

当办案人员清点了三遍之后，还在怀疑是不是点错了，因为面前的这堆港币实实在在是520万元。看来最大的可能是，虞德海夫妇后来又把收受别人的20万随手也放进箱中。但这一点正说明他们已经钱多得连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是多少了。

两战告捷后，最大的目标浮出水面，这就是曾威镇深圳南山长达8年之久的区委书记虞德海。

提出“时间就是万能，效率

就是生命”的东方之子

1979年，蛇口工业区筹建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蛇口中宏气体有限公司。虞德海被看中并选派就任合资厂厂长。这年他34岁。

1982年，虞德海被评为深圳市先进生产者。第二年他进入工业区核心领导班子，成为首届工业区党委五名党委成员之一，同年调任工业区组干处处长。在这期间，他从理论上提出后来响遍全国的象征改革开放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5年他升任工业区党委副书记，翌年7月，荣升深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虞德海成为当时特区最风光的传奇人物。1990年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组建南山区，虞德海还被任命为南山区委筹备组组长。9月，虞德海登上了南山区委书记的宝座。在他执掌南山区大权近8年时间里，为建设“文化南山”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因投巨资搞《续编四库全书》，他还一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中的“东方之子”。通过电视屏幕，虞德海走向了全国。

办案人员一开始介人，就有人捎话说：这是一条大“鱼”，不是“鱼”死便是“网”破。

其实，不用提醒，办案人员也深知，对虞德海这样的人物，不动则已，动则抓住他的要害。否则，“打虎不成，反被虎伤”。

办案人员兵分多路，手持已掌握的虞德海家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等资料前往各银行、证券、房地产机构。大网撒下，一个星期后，各类详细资料汇总齐全。资料显示，虞德海除拥有一套房改福利房外，尚有以妻儿及各种亲戚名字做房主的7套大屋，建筑面积约960多平方米；投资A、B股股市约计人民币308万多元；以亲戚名字当法人注册一家公司，然后以这家公司名义参股加油站345万多元，还在深圳一家演艺公司投资了80万元；此外，家中还另有存款人民币120万元；港币80万元、美金2.5万元；以及各类未抛售的股票，按市值计算，约有1920多万元。

虞德海夫妇被同时“两规”。深圳人奔走相告，在虞德海执政过的南山宝安两区，干部、群众纷纷到酒店举杯庆贺。与群众义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虞德海反而更加出奇地镇静。“两规”期间的虞德海竟向办案人员提出要读书作画写诗词，于是一首首为自己评功摆好的诗词写出来了。自恃有“硬后台”的虞德海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

对虞德海妻子曹某的问话也在同时进行。曹某面对办案人员，终日以泪洗面，叙说自己丈夫如何廉政勤政。当办案人员偶尔提及，据群众反映，虞德海很喜欢收藏字画时，曹某说：“家中除有一些字画外，没别的东西了”。办案人员便顺口接了一句，那就找个时间去你家看看那些字画。

第二天一早，翻来覆去一夜未合眼的曹某提出有事给办案人员讲：“我昨天没说实话，家中还有别人前几天刚送的现金500万港币。”办案人员惊得张大了嘴巴。在同僚彭虎、何初本相继被拘押逮捕以后，虞德海竟敢顶风收下如此巨款？

办案人员决定到虞家看看。尽管在路上，办案人员对虞家的豪华做了充分的想象，但一打开房门，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如同星级宾馆一样漂亮的房内，各种高档洋酒堆满半间房；像冬虫草、燕窝之类高档滋补品也随处摆放，一个足有一斤多重的纯金“一帆风顺”金船和恐龙蛋化石十分抢眼；200多幅各类字画塞满一面壁柜。

一个黑色密码箱当着曹某的面打开了，这里装着曹某供述的500万港币。当办案人员清点了三遍之后，还在怀疑是不是点错了，因为面前的这堆港币实实在在是520万元。看来最大的可能是，虞德海夫妇后来又把收受别人的20万随手也放进箱中。但这一点正说明他们已经钱多得连自己也记不清究竟是多少了。

时间推前一个月，也就是1998年的5月1日，已调任宝安区委书记的虞德海带着区内部分于部前往美国考察，17日返回深圳。这时，区人大主任、原区公安局长彭虎已被捕，区长何初本也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调查，群众已开始私下传说，下一个目标将是虞德海。5月23日晚，虞德海在当南山区委书记时支持承建造价达1亿元工程的包工头来到虞家。包工头对虞说：“你从美国回来，大家都知道了，外面前一段传什么的都有，现在说明没哪个单位限制你出国，你的问题澄清了，辟了很多谣。”说完，他指着自己带来的两个大密码箱说：“你存放在我家的字画，现在安全了，送还给你。另外，这一箱是500万元港币，你在美国读书的小孩快毕业了，现在还是有钱好办事”。500万元就这么轻松地收下了。妻子曹某十分紧张，说外面风声正紧，这么多的钱怎么办？虞德海竟无所畏惧：“先放好，日后再说。”

有了500万元在手，办案人员心里踏实了许多，尽管虞德海一口咬定这500万元“红包”，不能算受贿。但作为一名经常对下级大作廉洁自律报告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虞德海如此有恃无恐，那么他“恃”的又是什么？

又一个月过去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批件终于让办案人员明白了。虞德海之所以拒不配合，有恃无恐，就是在等他的关系网为他活动，这才是他心定神闲的根本原因。

这是批在一份虞德海的“朋友”为虞鸣冤叫屈、评功摆好的材料上的，办案人员决定利用这个材料突破虞德海。于是，办案人员再次与虞德海交锋：“虞德海，现在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任何关系网也救不了你，你搞的那些送往北京的材料现就在我们手上。”

刚才还镇静自若的虞德海此时脸刷地一下白了，他失望地闭上了眼睛。防线终于崩溃，他无可奈何地表示：“我配合调查。”

用“无本万利”的权力还人情

虞德海曾先后出任过蛇口工业区组干处长，深圳市委组织部长，其间曾提出过“无功即是过”的人才观念，在当组织部长时，还曾试图改革不合理的用人机制。然而同是这个虞德海，当他仕途失落，从市委常委位置上跌落下来改任南山区委书记后，他立即对“无功即是过”进行了全新的“注解”，在他眼里的“功”已不是工作、成绩，而是“送钱即有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虞德海大权独揽下，南山区的干部工作成了他个人结党营私、发财致富的工具。

1994年初，原汕尾市政府副秘书长林某想调到深圳南山区工作，被区委组织部以没有调干指标挡了回来。别人提醒林某，要想进南山，只有虞德海才能办妥。于是他通过在深圳沛委某部门的一位老乡引荐，到虞德海家去拜访。虞德海说：“我明天给组织部打个招呼，你再去组织部就行了。”第二天，组织部就有了回音：“虞书记说了，先调进来，再补办编制。”当晚林某再次前去虞家。虞德海问林是想进机关还是到企业。最后，虞想了想说：“先去沙河办事处，当个副书记。”就这样简单甚至连职务都这么轻易地给解决了。

8个月后，在虞德海的关照下，林某升任为书记。办事处主任。

1996年初的一天，林某来到虞的办公室，一个年轻小伙子也在坐。虞德海便主动做了介绍：“这是我儿子，正在美国读书。”林某是聪明人，便马上接口说：“在美国读书费用一定很高吧？”虞笑笑点了点头。当晚，林某回到家便同妻子商量送10万元给虞德海。

几天后，林某又以虞德海妻子的名字开了一个银行存折，送到了他的办公室。

1997年元旦后，林某听说虞最近刚装修了房子，而且自己也有想快点“进步”的打算，决定给虞再送20万元。不久，虞德海便力排众议，将林某升任为区经发局局长。

1991年7月，陈某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系，被分配到深圳南山区财政局当了一名普通科员。不久，财政局成立下属南山中财公司，一番活动之后，他成为该公司的副总经理。因和公司总经理闹不到一块，他把改变自已命运的希望押到了虞德海身上。

1995年8月的一天晚上，夫妻俩把花了6000多元购买的日本进口先锋牌影碟机给虞送去，虞德海很高兴地收下了。

转眼到了1996年春节前，陈某把虞德海请到深圳海燕酒店内的“观奇洋服”订做点，请书记自己挑衣料订做一套高级西装。虞德海没有推辞，陈某掏了15op元的腰包。

1996年2月，虞德海向区其他领导打招呼，将陈某任命为新成立的南山丰恒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还特别关照，从区财政拨款1千万元作为公司的启动金。

陈某的为人和能力如何，群众自有评判，虞德海心里也十分清楚。在虞德海就要调离南山到宝安任职前，他打电话给陈某说：“我就要去宝安了，必须给你讲明，一是像我这样对你这么好的领导绝无仅有，换了别人，早就把你职务给撤了，更别说提升；二是别人都知道你和我的关系，我调走后，肯定有人会把你当靶子，你要好自为之。”

侯晓春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1965年10月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一个农民家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1985年，侯晓春高中毕业，被乡小学聘为教师。1988年，躁动不安的侯晓春辞职南下打工。这期间，因伪造海南省领导的批示，被海南省公安机关通缉。后来，他到深圳淘金，不久当上了深圳某工业有限公司的行政部经理。1991年他又认识了南山招商局的领导，当时，招商局正在筹建南山招商开发公司，能说会道的候晓春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尽管当上了总经理，但他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将他的农民身份改变为城市人的问题。1994年6月，经一番倒腾，他先将户口从江西农村弄到了珠海斗门县。这还不算，他从一个广东省揭阳籍的商人手里为自己和妻子买了该市东山区的假城区户口，并买了一套假造的北师大毕业生资料。就这样，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侯晓春，摇身一变竟成了北师大1988年的毕业生，都是农民的父母，也随之变成了父亲成了机电部副总工程师，母亲为国家航天部的工程师，而他自己则成了揭阳市政府力、公室的干部。

侯晓春与虞德海相识是在1996年，他随南山区领导一同前往香港参加春茗会。一天晚上，他和区旅游公司经理一起去给区领导送“红包”，因为这时侯还与虞德海不熟，他便将自己送的sqD元港币托旅游公司经理何某代转交给虞德海，不一会儿，何经理出来，兴奋地对侯说：“虞书记收下了，很高兴，说回去后大家一起吃饭。”闻此言，侯晓春心花怒放，并从此搭上了“南山一哥”的大船。就是这样一个人，整天围在虞德海身边吃喝玩乐，被南山群众称为虞德海的“八大金刚”。

侯晓春与虞德海拉上关系后，区委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都在传说侯是国民党一位将领的孙子，是一位准“太子党”似的人物。这时虞德海开始对这个又黑又瘦小，但却常吹说自己在北京有一张很神秘关系网的公司经理刮目相看了。据南山群众反映，有一段时间，南山到处传说虞德海要去北京当“文化部副部长”，这前往北京帮虞德海跑官买官的便是侯晓春和区旅游公司经理何某。据说，侯晓春从北京回来时还给虞德海带回了中央某位首长的批示复印件。然而，这复印件最后经办案人员查实，那只不过是侯晓春在北京跑了几天，怕回南山后无法向虞德海交差，又一次玩的造假把戏，一他从各种报刊上收集来这位领导的题词，然后拼凑成几句话，复印了出来。这些当然都已是后话了。

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办案人员除基本查清了侯晓春编造假档案、搞假户口等“骗子”行径外，还查清了他涉嫌犯罪的部分事实：1997年11月和1998年1月，侯利用当招商发展公司、南山城乡市场开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便利，从开发公司支付192万元为自己和他人购买2张深圳西丽高尔夫球会员证；1998年底，候又在给开发公司董事发会费时，采取多报少发的手法，从中侵吞董事会费54000元人民币；1992年2月，侯晓春造27人名册，给下岗离职职工发奖金补贴106500元港币，他少发给12个人，又从中侵吞56000元港币；1999年元月，再给10名职工发放1998年年终奖时，又侵吞6300元港币和1358元人民币。

对自己涉嫌的犯罪事实，侯晓春基本认可，但提及都给哪些区领导行贿过，侯晓春便死不开口。办案人员觉得侯晓春可能有什么顾虑，便私下与他谈心。侯晓春这才道出“玄机”，原来，早在彭虎被逮捕时，南山区副区长魏振雄和一位区委常委一同找过侯晓春，警告他不准乱讲，还让侯记住以前送他们的30万元，他们“已经退还了”。魏振雄更加直接露骨，还威胁说：“你记住，如果乱讲，我们绝不会放过你的。”

南山干部、群众对虞德海的用人标准十分厌恶，概括称之为“调入、提拔、任用了一批政治素质低、业务能力差、思想品质坏的人。”

像南山区副区长魏振雄本是一个素质十分低下的人，连话都讲不利落，一张口就结结巴巴，既无才又无德，但他在虞德海面前表现得忠心耿耿，极善于为虞德海办私事谋私利，因此虞德海不顾各方面的极力反对，以独断专行的手段在短短几年间，将他破格提拔录用，从区劳动局长提为区长助理，不久又提为分管财政的副区长，如今魏已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而魏在交给办案人员的一份100字左右的交代材料中，竟有十几个错别字。对虞德海的霸道与张狂，多年以来，群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过反映、检举、揭发，对他所作所为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1993年上半年，虞德海在南山区担任区委书记的第一届任期届满。市委组织部门对南山区领导班子进行考核，结果表明虞德海在群众评议和干部测评等几项指标中得票得分普遍偏低。市委组织部门据此作出将虞的工作岗位变动的建议，市委常委会议也已讨论通过，但虞为了达到继续留任南山区委书记的目的，到处活动，最终仍得以连任南山区委书记，非但如此，原计划留任的区长却莫名其妙地被调走。到了1997年底，深圳市各区领导班子换届交流，虞在南山区任满两届必须交流。在无法继续留任的情况下，虞德海仍被安排到宝安区任区委书记。而在宝安区党代会的换届选举中，尽管事前组织部门做了大量说服动员工作，但虞德海在当选的25名区委委员中得票仍为倒数第三，在区委常委选举中得票倒数第二，勉强当选。严重不称职的虞德海易地做官，依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一不正常的情况，不仅使他没有得到及时惩诫，也导致他的腐败行为变本加厉，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法眼五：阿猫阿狗们的纸醉金迷“舞女当法官”牵出幕后新闻

“舞女当法官”实际是指一无业女混进司法队伍的事，但他们都认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富平县法院实实不足为怪，因为此事的暴露仅仅是院长加森有主持富平县法院工作期间，存在的众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我让你的店开就能开，我不让你开，你明天就得关门，并把你铐走。”张某见状十分害怕，连忙赔礼道歉，继续为其按摩，张军利借机将张某强行奸污。

“舞女当法官”事件一经媒体报道，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为报道这一事件，20O1年12月12日凌晨，记者到达西安市。

下午1时，记者包租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宫平县。途中，出租车司机无意间说出的一番话令记者颇为震动：富平那个地方大黑了！我们司机都不愿去那里。

到达富平县后，记者走访了公、检、法、司、人大代表、律师等有关人士，发现“舞女当法官”实际是指一无业女混进司法队伍的事，但他们都认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富平县法院实实不足为怪，因为此事的暴露仅仅是院长加森有主持富平县法院工作期间，存在的众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不拘一格降“人才”阿猫阿狗全进来

王爱茹，文化水平不高，在社会上闯荡一番后，转脸在富平县法院当上了书记员。“舞女当法官”一说虽不准确，有以讹传讹之嫌，但却能反映出当地群众对法院接收一个无业女之事的不满。其实，类似的事在富平县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更没有什么稀奇的，因为还有涉嫌违法乱纪的人，也曾被院长加森有顶着风险，堂而皇之地招进了法院。

法院书记员张军利，嗜好嫖赌。1999年11月7日晚，张到县城车站大街“美之源资发厅洗头，谎称自己是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民警。洗头期间，张军利兽性大发，对发厅女店主张某强行猥亵，欲与其发生性关系。”在遭到张某的反抗后，张军利威胁说：“我让你的店开就能开，我不让你开，你明天就得关门，并把你铐走。”张某见状十分害怕，连忙赔礼道歉，继续为其按摩，张军利借机将张某强行奸污。11月9日，女店主向富平县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立即立案侦查，张军利对其罪行供认不讳。2000年1月10日，富平县公安局向县检察院报请逮捕。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涉嫌重罪的犯罪嫌疑人张军利，在“取保候审”期间竟然被加森有任命为富平县法院庄里法庭书记员，坐在法院的“大堂”上，审起案子来。

劳改释放人员连某某，也一度被加森有聘到法院，为其开车。

有几个平时在群众眼中就是“流氓成性、品德败坏”的人，只是因为能为加森有个人办私事，与“加院长一条心”，就能得到重用。

不仅如此，加森有还敢于冲破《人民法院组织法》与《法官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富平县中层干部职位中，设置了除庭长、副庭长之外的庭长助理、副庭长助理、庭负责人助理的职位，这些‘“助理”均享受中层干部的待遇。利用这些职位，加森有将自己的人马安排得妥妥当当。这样一来，在富平县法院，中层以上干部占了三分之一以上。那么谁来办案呢？于是乎，书记员以及不是法官的闲杂人员纷纷前往一线办起案子来。王爱茹也仅仅是一个书记员，可她每年办的案子却不比法官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些有学历、有能力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却得不到加森有的“思泽”，有不少在一线办案的助审员默默地在岗位上一干就是一二十年而得不到提拔。不但一些正规院校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进不了法院，法院仅有的几个法律专业的高学历者更是受到排挤。1998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本科毕业的李晓奎，因为没有关系进不了富平县法院，档案一直挂在县人事局，去年才到富平县流曲镇工作。没有任何背景的大学生要进法院，比登天还难。

富平县法院大学法律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只剩下4人，近几年不少水平高的法官纷纷调离。

法院收取“挂号费”集资盖楼众人怨

在医院看病，收取“挂号费”，这是众所周知的规定，但法院收取“挂号费”却鲜为人知了。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富平县法院。

富平县法院在受理案件时，每件案子除诉讼费外还向当事人收取数十元甚至数百元不等的“立案费”，老百姓送给它一个形象的别称“挂号费”。此费不给当事人开任何票据。根据富平县法院每年审理二三千件案件来计算，仅收取的“挂号费”就是一项较丰厚的收入。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规定，民事、经济案件按照诉讼标的比例收费，五万元以下收4%，五万元至十万元收3%，以此类推，诉讼标的越大，收费比例越小。最高人民法院三令五申禁止法院乱收费，而富平县法院对禁令置若罔闻，私自按照诉讼标的7%收费，而对一二千元的小标的案件则不按比例收费，每件收费四五百元，高出规定数倍。除此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两庭建设费、出车费、打印费（当事人领取的判决书或调解书以每页五元计费）等等。

有律师向记者介绍说：在富平县法院打官司，当事人交费须过三道关——立案庭、审判庭、办案人。除在立案庭交纳诉讼费开出票据外，其余均为不符合规定的乱收费，收黑钱。一件简单的离婚案子，按规定只收取40元钱，而在富平县法院，层层“盘剥”后，当事人要交三四百元。

原因何在呢？院长加森有每年都给办案法官、书记员下达收费任务，不能完成任务者给予处罚。于是混乱的收费标准和名目，就构成了富平县法院的怪现象。

富平县地处关中渭北，主要以农业为主，是经济欠发达的穷县，法院一百多名干警，平均工资仅五百元左右。但是在1998年，富平县法院决定筹建办公大楼，预算资金五百万元。加森有不顾法院整体经济情况，在建设资金尚无着落的情况下，强行向法院干警摊派集资，规定中层领导每人三至四万元，干警每人一万元，工龄不足五年者每人五千元，不交者停止工作。迫于压力，干警们如数交纳，但怨声载道。

加森有在强迫生活并不宽裕的法院干警集资盖楼的同时，却将1994年以建设城关法庭为名征得的五亩土地卖了四十余万元，到长春市购买了一辆高档红旗轿车供自己使用。不仅更换新的“坐骑”，加森有后来还用公款去俄罗斯风光一番。

老子一手遮天儿子无法无天

富平县华朱乡华朱村农民朱继耕等人为了发展生产，共同投资56000元建面粉厂。1989年8月，面粉厂建成投产，并以私营合伙的性质在县工商局申办了营业执照，合伙人分工经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三年后获利12.3万元。后因合伙人之一同时担任厂长的杨广华企图独占面粉厂，不结算，不分红，引起了纠纷。1992年2月，朱继耕等三名合伙人将杨广华诉至富平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伙人对面粉厂的所有权及分配受益权。案件经一审、M审、重审历时三年，至1995年底才审理终结。县法院办案法官通知当事人领取判决书，而当原告赶到法院时，却被告知法院不让发，原来是杨广华托人找了加森有为其说情。加森有迫使审委会及办案法官改变原判决，无理地剥夺了朱继耕等人对面粉厂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农民们三年来的辛劳化为乌有，厂子没有了，投资的钱也没了，他们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伸。

1998年2月22日夜里，朱继耕由于憎恨当地的司法腐败，散发揭露加森有腐败的材料，被富平县法院的人抓住，他被带上背铐，四五个人轮流对其严刑拷打，直至第二天凌晨。朱继耕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大小便失禁。在没有办理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拘禁朱继耕达11天。与此同时，法院的人还非法搜查朱继耕的住宅，并将其妻子抓至招待所戴上手铐，刑讯逼供。

不仅如此，加森有还庇护他的儿子加飞。加飞是富平县交警大队民警。1994年4月26日深夜，他伙同流氓朱玉彪及其姘妇田敏，驾驶装有警灯的吉普车、三轮摩托车，带着手枪、手铐，在富平县城北的西禹公路上，强行拦截山西省平遥火柴厂送货返回的货车，将销售员贾某携带的两万元销售款及个人财物一卷而空，并将贾某劫走毒打，使之遍体鳞伤，血迹斑斑。4月30日，平遥火柴厂及平遥县公安局来富平县公安局报案。

这起警匪勾结的重大罪案告破后，加森有极力庇护其子加飞的罪行。这一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恶性抢劫案后来竟被莫名其妙地改定为流氓滋扰案，除朱玉彪在押外，主犯加飞逍遥法外。

这一丑恶行径激起了山西平遥火柴厂近两千名职工的强烈愤慨。199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批示严查此案。1997年渭南市检察院以抢劫罪对朱玉彪、田敏提起公诉，渭南市中院判处朱玉彪、田敏无期徒刑。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这起抢劫案中，身为警察参与抢劫的加飞依然未损一根毫毛。此事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至今，当地百姓仍纷纷质问：如果不是依仗法院院长加森有的庇护，加飞何以不能与庶民同罪？大贪官成克杰都能被依法惩办，难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富平县就成了一句空话吗？

记者在采访中闻听，当地不少法院干警时常出人舞厅，对此甚感诧异。后经了解得知，几年前，富平县的一位领导同志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曾倡导说：“富平要腾飞，舞厅要过百。”于是，富平县的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一些酒楼也改头换面，变成舞厅。许多乡镇群起响应大办舞厅。而干警们出人舞厅自然也是在为富平经济发展做“贡献”了。如此一来，其结果如何呢？请听一听它平百姓编的顺口溜吧：“舞厅过了百，小姐满天飞，嫖客满地追，富平没腾飞。”

这也许只是富平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在富平县，深层次的问题不被挖掘，就永远无法找到症结的真正所在。据了解，富平县公安局的一些执法人员与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2001年4月17日，富平县公安局包括正副局长在内的6名“傍黑”的公安败类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成了陕西省“打黑”中挖出的重大“傍黑”大案。另有一名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也因“护黑”而被判刑。

难怪远隔数百里外西安市的汽车司机都感叹富平太“黑”了，不愿意来这里。

由此看来，彻底清理整顿富平县的政法队伍已迫在眉睫。

令人欣慰的是，陕西省已组成调查组，对“舞女当法官”及由此引发的怪事进行调查，并对有关当事人做出如下处理：对王爱茹、张军利等立即辞退；原富平县委副书记白兵权、富平县法院院长加森有停职检查。

记者还从陕西省政法委获悉，陕西省正在以此为契机，将展开政法队伍的教育整顿工作，并将不合格人员一律从政法队伍中清除出去。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愿富平的百姓不再呼唤：富平的青天在哪里？

编后话：

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司法队伍建设

无业女子王爱茹，经陕西富平县个别领导的“策划包装”，改头换面，成了县人民法院的书记员（行使着法官的权力）。此事一经媒体传播，引起群众一片哗然。

王爱茹事件，在全国司法界中只是个别的，但其影响极坏，它玷污了神圣的人民法官形象，贬损了司法队伍在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必须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整个司法队伍。我们这支队伍自创建以来，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斗争中，始终发挥着主力军的重要作用，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一点从近两年开展的“严打”和“追逃”等专项战役的丰硕成果中，就可充分展示出来。应当说，我们今天的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与他们的艰苦奋斗乃至流血牺牲密不可分的，这支队伍是广大群众所信赖的，是靠得住的。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这支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从王爱茹事件中吸取教训，切实解决司法部门中用人腐败的问题，大力加强司法队伍的组织建设。一方面，要毫不留情地把混在司法队伍中的王爱茹之流清洗出去；同时将某些素质太低、业务能力大差的司法干部调出司法机关。另一方面要提拔和重用廉洁奉公、忠于法律的好干部，将优秀的法律人才吸收进司法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再一方面是要坚决执行中央规定的干部任免程序和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地把好司法人贝的人口关，并由一批素质好、作风正的干部，切实保证这套人事制度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

我们相信，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司法队伍会进一步纯洁，公正执法的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法官在群众中的威望会进一步加强。检察官强奸案发生之后

马守山循着应声爬到上铺她的床位；而戴浩则直奔门口处一张单人床，这里睡着女服务员姚×。马、戴二人脱衣上床，撕破杨××和姚×的内衣、内裤，公然当着同屋十多名女服务员的面，将她俩强奸。

检察官入室强奸

凛冽的寒风中，记者来到了长春市农安县站前金都宾馆音乐餐厅。此地昔日热闹非凡，而眼下人去楼空，满目凄凉，该餐厅女服务员宿舍一片狼籍，布满灰尘。

一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

1997年12月8日凌晨2时许，金都宾馆音乐餐厅早已关门，只有更夫守门。就在这时，农安县检察院反贪局干部马守山与其好友戴浩乘酒兴来到这里，叫开门要找女服务员，更夫说她们都回宿舍休息了。马戴二人不肯罢甘休，逼着更夫领他们到后院女服务员宿舍。然后，将门踹开，闯了进去。

马守山用打火机照亮门口贴着的宿舍人员值班名单，依次序点名。排在第一位的是杨××，当她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就答应了一声。这时，马守山循着应声爬到上铺她的床位；而戴浩则直奔门口处一张单人床，这里睡着女服务员姚×。马、戴二人脱衣上床，撕破杨××和姚×的内衣、内裤，公然当着同屋十多名女服务员的面，将她俩强奸。

大约凌晨4时许，另两名女服务员寻机逃出，向“110”报警。当“110”派人持枪赶到时，马守山一丝不挂地仍在床上。马、戴二人被警察带走。案发后，农安县上上下下为之震惊。12月9日，农安县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马上组成专案组开始调查此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马守山小名马秀子，此人在农安县无人不知。不仅因为他是检察院反贪局干部，平时很少上班。吃喝嫖赌，无人敢惹。更因为他有个在县公安局当政委的父亲马玉良。

案发当日，马玉良得知二儿子出事，立即与其大儿子——长春市公安局二道交警队干警马占山，先后找到金都宾馆音乐餐厅老板吴志华，让他关闭酒店，赶走受害小姐，并做好她们的“工作”。

12月24日，由马占山出面，将弟弟马守山取保候审——；实际上马守山始终没有在押。马占山为使调查人员查无凭证，曾找到被马守山强奸的杨××，给她5000无钱。尔后，让杨××和姚×离开了农安。

1998年3、4月间，当专案组成员、公安干警宋洪林、周华山等人费尽周折找到受害人杨××和姚×，拿到最直接的证据时，此案终于昭然若揭。

1998年6月19日，农安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时，犯罪嫌疑人马守山却不知去向，至今在逃。

不久，农安县当地群众向省市有关部门举报马玉良徇私枉法行为。1998年10月6日，长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调查组前往农安。

最初，马玉良本人不予配合。有一次在调查组人员与其谈话过程中，他强行离开谈话地点。调查人员在外取证时，遭到一些不明身份者的跟踪，而接到恐吓电话更是常事。甚至出现调查人员刚刚离去，知情人或证人马上受到威胁的情况。

办案干警宋洪林的家人经常被盯梢、接到威胁电话。1998年10月25日凌晨，宋洪林母亲家的窗户玻璃被人砸碎17块，他自己家的电话线被人切断，并殃及到整个楼层单元的电话线全被切断。

为确保调查组工作的顺利进行，11月14日，吉林省、长春市两级检察机关介入此案、协助调查。11月16日，农安县公安局政委马玉良与其长子——长春市公安局二道交警队干警马占山被长春市纪检委停止工作，实行“两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向调查组讲清问题。此前，马玉良以身体有病为由住进医院。但调查组人员被跟踪、盯梢，知情者或证人遭威胁的状况仍未改变。更有甚者，调查组人员外出行动时，有一次竟遭4辆汽车跟踪。

查办该案的干警锒铛入狱

1999年1月20日，农安县公安局政委马玉良因徇私枉法被依法逮捕。消息传来，农安县干部群众拍手称快，称赞省市纪检、检察机关严惩司法腐败力度大、不手软。然而，记者又听到一件令当地干部群众义愤填膺的事情——县公安局两名办案干警宋洪林与周华山，在依法输马玉良儿子强奸案时遭打击报复，现双双在押。

宋洪林系农安县公安局原治安科副科长兼娱乐场所管理中队长，周华山是他的队员。他们还是农安县委、县政府组成的调查马守山强奸案专案组的成员。

在1997年12月9日，即案发的第二天夜里，县公安局政委马玉良曾数次给自己的部下宋洪林打电话，指令他立即带人去找被强奸的两位女服务员取证。10日凌晨，在万般无奈下，宋洪林带领周华山前往案发地之前，特地为此请示了县委领导。领导批示：你们可以去，但材料不作为证据使用。

后来，政委马玉良多次干扰办案，要求宋洪林等人将报给专案组的真实的证据材料送给他修改。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负责人商定：写一个假材料送给马玉良，而将真实的材料留在专案组。当马玉良得知宋洪林将真凭实证交给专案组，气急败坏，几次威胁宋洪林说：你没看见吴志华、大徐子都被箕抓走了吗？我告诉你，你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你要是把这件事按我的意思办好了，我马上去找市里有关领导，把吴志华他们的案子要回农安处理，否则后果你可以想想。

1998年6月26日，农安县公安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长春市公安局党组的决定，以涉嫌刑事犯罪对宋洪林实行“禁闭”。

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应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禁闭”是对警察违纪的一种处罚，必须有具体的违纪行为并由该干警所在的局党委集体研究决定方可报上级党组批准执行。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农安县公安局党委成员中，除马玉良外，无一人知晓此事，也从未开过党委会研究给宋洪林实行“禁”闭一事。

宋洪林被“禁闭”在农安县公安局看守所7天的时间里，马玉良三次去看守所找宋洪林，谈话均为一个内容：我马上找市局领导把你放出来，但你出来后必须把秀子（马守山的）的案子翻过来。

在宋洪林被“禁闭”期间，他的爱人和哥哥曾为此找过马玉良，马玉良说：是宋洪林把秀子送上断头台呀！这事不算完，我一定要把案子翻过来。秀子再干不是人的事，他毕竟是我的儿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哇！你们不知道，到县委汇报的前五分钟，我反复问他们，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材料，他们都说没有。结果到那边（指专案组）把那材料拿出来了，打了我个措手不及，这不是致我于死地吗？

宋洪林被解除“禁闭”后，预感事态发展不好，便连夜将马守山案子的全部详细过程写了出来，以备自己遭遇不测后让家人向组织上反映并为自己伸冤。果然，第二天即1998年7月15日，宋洪林、周华山以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被刑事拘留。

记者来到周华山的家，他的父母说记者从千里之外的北京来了解他儿子的事情时，立刻老泪纵横地哭诉起来：儿子从警校毕业后，工作踏踏实实。自打办马政委儿子强奸案后，吃不香、睡不着，整天闷头不吭声。只是父母问多了才应一声——爸，以后我这工作再怎么干也干不好了。并且特别害怕接马政委打来的电话。儿子被抓走后，他们二老大病了一场。好长时间，也不知儿子犯了什么事。周华的母亲和岳母一起到公安局找到政委马玉良。马政委说：为什么事？宋洪林的材料都摞这么厚了，你儿子还不揭发他！周华山母亲说：人家宋洪林有错，我们说；那人家要是没错，我们也说，我们不就错了吗？马玉良气得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边走边说：只要进去，没事都能整出事来。

在农安县公安局，副局长林晓光向记者介绍了宋洪林、周华山平时对工作认真负责、并且多次立功受奖的情况。

在农安县政法委，政法委负责人向记者谈道：宋洪林作为治安科副科长并负责管理娱乐场所，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处理问题六亲不认，得罪了很多人。并且，在宋洪林接手马守山强奸案后，多次找到政法委领导，讲述马玉良施加给他的种种压力，将来受到不公正待遇，请领导为他作主。该负责人曾经带着宋洪林去找县委领导反映此情况。

是不是打击报复自有公论

从1998年7月15日至今，宋洪林与周华山被关押已200多天。长春市公安局、长春市人民检察院经过这段时间的立案侦查，于1998年11月15日由于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法纪处对宋洪林作出了“移送审查起诉决定书”。该起诉决定书称：

——1993年2月1日，农安县公安局的宋长洪、崔立军等人在外面动车时，与路过此地的马占辉等人发生口角并厮打在一起。宋洪林开枪，有一枪打在郭绍成左大腿上。案发当年，农安县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联合调查，当事人宋长洪、崔立军等人均证实宋洪林有自卫因素。后对宋洪林和郭绍成进行了调解。经双方同意，由宋一次性付给郭35000元，不再追究宋的任何责任。1998年5月，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一大队根据群众举报和领导指示，对宋洪林伤害案重新进行了调查。1998年8月7日，经长春市公安局技术鉴定郭绍成为轻伤。在调查中当事人宋长洪、崔立军等人均证实，第一次口供是宋洪林授意让我们说成是自卫开枪。重新调查的结果是宋洪林的行为不属自卫和防卫过当，涉嫌故意伤害。

——1997年12月15日，宋洪林带领周华山等4名干警，在清理三陪小姐时，用木板和皮带抽打孙立梅的身体，让其承认有卖淫行为。后皮带被打坏，木板被打折。还用烟头触孙立梅小腹。对孙进行治安拘留15天的处罚，罚款2000元。宋洪林行为涉嫌非法拘禁罪。

记者为此采访了发生在1993年宋洪林涉嫌伤害案的当事人宋长洪。宋长洪回忆了6年前的场景：当时由于对方人多，宋洪林等干警很快寡不敌众。他当时看到宋洪林满脸是血，倒在地上。他听到了枪响，但不知从哪里打出。并且，根本不存在宋洪林授意他们说成是自卫开枪。

关于宋洪林涉嫌非法拘禁案，记者看到了农案县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孙立梅，女，28岁。因流氓行为被拘留15天。1997年12月16日进入本所。本所对在押人员有规定：凡被拘留人员有某种疾病或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有伤的，必须报告管教员或值班人员。孙立梅在押期间本人未报告有病或有伤，管教及值班人员也未观察出来。

既然宋洪林等人打孙立梅，曾将皮带打折、木板打坏，因此，伤势应该不轻。但孙立梅被打后第二天进入看守所，而管教及值班人员未发现刀有任何伤痕，且孙立梅也未报告。这与事实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嫌。

据当地干部群众反映，在输马政委儿子强奸案过程中，不仅干警宋洪林、周华山被捕；金都宾馆音乐餐厅经理吴志华到专案组反映马玉良大儿子马占山给受害小姐5000元钱、并让其离开本地一事后，因1996年用手电筒打人被劳教；王占坤因证实与孙立梅有嫖娼行为，后由于作伪证（即不应该承认与孙立梅有嫖娼关系而承认）被劳动教养。

目前，原农安县检察院反贪局干部马守山强奸案，原农安县公安局政委马玉良徇私枉法案，原农安县公安局治安科副科长及警员宋洪林、周华山涉嫌伤害案、非法拘禁案均未完结。我们相信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平步青云的腐败书记

赵说陪伴他的那位坐台小姐漂亮、身材好，赵便和那位小姐到隔壁包间嫖宿，当晚共花了1000多元。”

又一家公司经理说：“赵甫安嫖女人的费用也以招待费、餐费报销，花了多少钱就算不清了。”

众所周知，贤者在职，能者在位，对干部，要视其德、能、勤、绩，方可提拔任用。然而，这里采定的一例，却与此截然相反——

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赵甫安，吃、喝、嫖、赌俱全，却不断得到提拔与重用。

检察机关现已查明：从1992年至1995年2月，赵甫安在担任中共涪陵地委委员、涪陵市委书记、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索要和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3万元，含污公款5万元；另屡屡嫖娼奸宿，生活糜烂不堪……

令人惊诧的是：赵甫安在腐败中平步青云——

贪财的硕鼠

1994年4月，赵甫安出生在四川省万源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当他以早熟的眼不打量着周围的世界时，认定他的一生不能重弹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调。他要飞出这荒凉的大山。

于是，他发奋读书。1964年，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毕业后分配到渠县革委会任干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扶摇直上。

1973年，任达县地委秘书科副科长、地委副秘书长；

1980年开始，先后担任渠县委书记、达县县委书记；

在渠县、达肥任县委书记的时候，赵甫安就开始无孔不入地捞钱。对此，群众意见很大。

当赵甫安坐在县里召开的反腐败大会上慷慨陈词时，台下的群众就小声骂道：“狗日的赵甫安就是个腐败分子！”

群众不断来信反映赵甫安的经济问题，纪委及检察机关曾一度介入，终因赵甫安的奸猾、狡诈而逃之夭夭。1989年赵甫安因提任中共涪陵地委委员、涪陵市委书记而溜之大吉。

当了市委书记的赵甫安想的依旧是让手中的权力变成金钱。

1992年7、8月间，应外商邀请，赵甫安同涪陵市委、市府有关领导到澳大利亚、香港等地考察，并和港商签订了合资兴建陶瓷、马赛克、琉璃瓦、黄金首饰加工等8项意向性协议。市委、市府决定将其中的陶瓷、琉璃瓦这两个项目交市建材总公司承办，由赵甫安负责筹备。

1993年春，涪陵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给赵送去了项目选址平面图。赵随即打电话将涪陵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柯某召到办公室。他从文件柜里拿出选址平面图对柯某说：“这个工程造价1500万，你想不想做？”柯某一听，睁大了眼睛，上千万的工程咋不想做呢？

赵甫安不紧不慢地摊牌了：“我可以介绍给你做，但要提取手续费。工程造价1500万，按3%提成，你拿45万来，一星期后就签合同。”45万元，还不是一个小数目，万一工程不到位……。望着柯某一脸迟疑的神情，赵甫安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兄，现在市面上就是给3%到5%的提成，工程都还拿不到，你还不抓紧？”经过一番争议与商榷，最后说定先给30万，其余的等进场后甲方拨了款再付。

走出赵的办公室，柯某暗自发愁：这30万元现金到哪里去弄呢？但又怕晚了一步，工程让人家包走了。再说，市委书记说话应该是一言九鼎的。一咬牙，柯某借了高利贷。

当晚8点半，一场权钱交易的勾当在涪陵市僻静的四环路口进行。

时间和地点都是赵甫安选定的。来之前他在电话里再三叮嘱柯某一定单身前往，不能带任何人。这反倒提醒了柯某，为什么不带个人去呢？

赵甫安坐着一辆红色出租车准时地来到了约定地点。尽管夜黑人静，但他那控制不住的惊慌在昏黄的路灯下依然暴露无遗，他也没有想到，在不远的黑暗处，还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注视着这场交易的全部过程。他匆匆接过柯某手中沉甸甸的大牛皮纸袋，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晚上8点半，这本该是赵甫安批阅文件、思索着如何带领全市人民共同发展、走向富裕的时刻。可是，市民们怎能想到，白天他俨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奔波着开会、剪彩……晚上，却仗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与地位，吸着人民的血汗！

一周过去了，柯某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一个月过去了，柯某的高利贷期限也到了，超期按10%的罚款，债主找了许多社会上的人来讨债。此时，柯某已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而赵甫安却答复说：“等着嘛，这个工程没有了，我另外拿工程给你补上。”

一年转瞬即逝。那上千万的工程依然如空中楼阁，这时赵甫安已调任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柯某通过地区石油公司找到他，赵继续东拉西扯地说什么三峡要移民，涉及搬迁，给个工程把帐冲了就是。柯某再也不听这套骗人的鬼把戏了。

1995年4月，四川省检察院反贪局收到省纪委转来的一份举报材料，举报赵甫安在任涪陵市委书记期间，曾向包工头柯某索要30万元贿赂的经济问题。对于这个被司法机关几次调查终又逃脱的老狐狸，省院反贪局的领导这次作出了全面、周密的部署。

当检察官们突然出现在赵甫安的办公室，并向他宣布传唤通知时，赵甫安大汗淋漓，全身发抖。尤其当他看到省院庞先玉、王恒丰两位副检察长亲自到场，他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但狡猾的赵甫安还要殊死一拼。

被带到省院反贪局的赵甫安，双手捧腹，满脸愁苦，说是胃病犯了。一杯热茶端到前面，赵立刻又作出诚惶诚恐的样子。骨子里，他脑海中正紧张地盘算着如何逃脱罪责。

赵甫安知道，反贪局一定会搜查他的办公室和家里。那90多万元的现金、存单及有价证券他必须要作个交待。晚上九点多钟，他开始“坦白”——在涪陵，他向欧某和王某各借了20万元。至于向柯某索要30万元贿赂一事，他巧妙地将“索要”说成了“借用”。

干警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审讯，另一路迅速赶往涪陵。一方面对已查出的30万元取证补证，另一方面核实向欧、王各借20万的事。结果纯属乌有。干警们马上意识到，赵甫安很会编造谎言。不能让赵牵着鼻子走，被他引入误区。应主动出击，寻找线索，追根究底。

经过深挖细查，终于查出赵甫安另外几桩令人吃惊的犯罪事实。

1992年夏秋，市委书记赵甫安带队到海口，在那里成立了涪海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为股份制企业。由艾某任董事长，赵甫安为董事。1992年7月，公司发行股票。不管公司赢亏，该股票逐年按50%递增分红，红息相当高。赵甫安以老婆要股票为名，让艾某开了两股（2万元）给他，连同第二年的退股、分红共3万元现金，悄悄地装入自己的腰包。

然而，赵甫安的腰包是个无底洞。

1993年5月，为了解决涪陵市第二建筑公司海口分公司的体制问题，赵甫安与艾某（二建公司经理）又赴海南。因海口分公司经理龙某兼两个公司的职务，又借款不打招呼，私自买轿车，不搞房地产业务等，董事会提出免去龙某二建公司海口分公司经理职务。

当天晚上，龙某独自来到赵甫安住的宾馆房间，满腹牢骚，表示不愿意被免去职务。说者无意，无孔不入的听者趁机道：“不是我免你，主要是艾某要免你，说了很多次，我也就同意了。但最终还是市委市府说了算。”

如同在狂风巨浪中发现了一叶救命的小舟，他必须牢牢抓住这叶小舟。面对着贪婪的目光，他一拍胸脯：“我龙某历来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帮了忙我定会感谢。”赵甫安一听，脸色陡然变得和颜悦色，明确表示马上给艾某做工作，可以不免龙某的职务。

于是，赵甫安的小金库里又多了一笔10万元现金，龙某免职一事也就不再提了。

除此之外，这次海口之行，赵甫安、艾某、龙某三人还共谋从涪海公司下属海涪雍房地产开发公司提取15万元现金，以年终龙某支付劳务费的名义冲销。三人各分得5万元。

面对金钱，太多的人瞪起血红的珠子，将道德、准则、法律、良心统统踩到了脚底下。

1992年至1993年，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赵甫安已以权捞了很多很多，他又要实行战略转移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具诱惑力的省会成都。

1994年上半年，他集中精力跑调动。10月份即大功告成，调到四川省石油总公司任党委书记。

赵甫安人还未到省石油总公司上班，涪陵市群众的举报信就寄到了省石油总公司和省商业厅。到任后，公司的许多干部、群众反映他不务正业，作为党委书记不做党的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反去搞公司投资4亿元的四川石化大厦工程建设。他小施伎俩，独揽了所有大权。并主持成立了石化大厦工程建设指挥部领导小组，自任组长。

1994年11月该大厦签订合同，成都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市建工局）下属建筑工程总承包公司获得此项工程的建筑权。

赵甫安与市建工局莫局长的三次对话，将他的个人目的暴露得淋漓尽致。

初次见面，赵问：“这么大的工程拿给你做，作为承包方，你们可以提供哪些条件呢？”

只想着工程的莫局长自豪地介绍了下属企业的种种优势，并表示将以三班倒的方式抢时间修建，把工程预定的四年时间缩短到三年半，保证石化大厦的修建质量。这番话显然不合赵的胃口，他一脸的不耐烦。

事隔不久，赵又一次来到莫局长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这么大的工程给你们做，你们有哪些优惠？”诚实的莫局长又把前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赵甫安终于按捺不住，就直劈劈地说道：“这么大的工程，你们没有通过竞争就拿到了，给个人有啥好处？”他特别加重“个人”两个字的语气。

莫局长这才如梦方醒，可以中却不是滋味。心想，此人咋这样？当了这么多年的市委书记就这种水平？可是，一想到工程在他手里，又得罪不起，只好说：“我们是国营企业，卡得紧，至于个人方面恐怕不好办。如果你有什么人调动没落实，我们帮你办。”

赵甫安一脸的乌云这才散开一些：“那你帮我从涪陵调个人进成都，是个女的，安排在你局里搞财务。另外，我刚到成都，还没有住房，帮忙解决一套。”

最终，赵甫安还是以给石油总公司职工发资金的名义，向建工局索要“回扣”现金20万元，用于个人支配。这时他调任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还不到两个月。

除此之外，赵甫安自任县委书记以来，非法所得的“过年钱”、“过节钱”，以及不少单位和个人时时送来的“红包”、“奖金”，连他自己都难以计数了。

糜烂的色徒

五彩缤纷的成都，使得赵甫安白天忙于“业务”，晚上泡在大宾馆、大饭店的夜总会、卡拉OK厅、小包间，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

无论在渠县、达县、涪陵任职，还是在成都，赵甫安屡屡在外养情妇、玩女人。

某公司经理说：他曾多次陪赵出去玩女人。

另一家公司经理说：“1995年1月，我和赵甫安在成都南海海鲜餐厅就餐后，一起到二环路边的一个夜总会，开了包厢，各叫一名小姐唱歌。赵说陪伴他的那位坐台小姐漂亮、身材好，赵便和那位小姐到隔壁包间嫖宿，当晚共花了1000多元。”

又一家公司经理说：“赵甫安嫖女人的费用也以招待费、餐费报销，花了多少钱就算不清了。”

沉重的反思

为了彻底搞清这个大案，四川省检察院龚检察长、局几位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放弃节假日的休息，组织反贪干警们连续作战，二下海南、三下涪陵、三下达川。龚检察长还亲自审讯赵甫安。经过全院、全局上下的密切配合，仅仅两个多月的就侦破了全案。

赵甫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在劫难逃，可他仍不甘心。一生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赵甫安妄图用金钱腐蚀拉拢办案人员，并不止一次地对青年干警说：“只要你帮我把口供改了，把我的脑袋保下来，我给你120万。”并当场写下字据作为以后兑现的凭证。

然而，赵甫安已彻底败变质的思想是不可能理解干警们的崇高襟怀的，他的企图在执法如山的干警面前一次次地破产了。

他不得不哀叹：这世上竟然还有不贪钱财的人。

1995年8月3日，四川省检察院对赵甫安受贿、贪污一案提起公诉。

赵甫安终于低下了不可一世的头。

尽管他一时小人得势，但“爬得高、摔得狠”，他最终被人民抛进历史的垃圾堆，遗臭万年。

追溯赵甫安堕落的轨迹，那耀眼的权力，显赫的地位，靓丽的女色，万贯的财产都将一去不复返。

在共同等待对赵甫安一案的公正判决时，我们不禁再一次掩卷沉思：

从1987年赵甫安任渠县县委书记至1995年5月被依法逮捕，历时整8年。这中间不断有群众来信反映赵的腐败问题，有关部门也早已对赵甫安所犯罪行为展开秘密侦查。可为什么8年来赵甫安仍能步步高升？先后担任达县县委书记、涪陵地委委员、涪陵市委书记及四川省石油总公司党委书记。

由此可见，当前在某些地方，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些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影响极坏，严重危害干部队伍建设，腐蚀了党的肌体，有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组织工作中的腐败行为乃是最大的一种腐败。因此，改革与完善我们党的选拔任用干部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党的各级组织在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时必须遵守党的原则；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事；必须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不准个人说了算；必须按照拟任职务所要求的德才条件进行严格考察。同时，必须将“官考”与“民评”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深入基层，多倾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样才能全面、客观、准确地评价与考核领导干部的品质和政绩。

不少干部、群众建议，今后在干部考核、任免上应实行责任制，谁推荐提拔的干部事后查实原就有腐败问题，应负相应的连带责任。包庇重用坏人情节严重的，应当同出了问题的干部一样罢官。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都容忍赵甫安这样的腐败分子步步高升，胡作非为，那么“亡党亡国”已不会是危言耸听！十恶不赦的交通局长

慑于郭的淫威，霍志强只好将满腔的仇怨深深地埋在心底，含着泪将血迹斑斑的衣服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今天。郭永志被抓后，他对办案人员说：“我留着血衣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我辈子告不倒他，我还有儿子、孙子，我的子子孙孙继续告，不告倒他誓不罢休！”

1995年春天，对于位于河南省商丘地区枯城县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春天。

一个以该县交通局长郭永志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重大流氓恶势力犯罪团伙被一举捣毁了。这个犯罪团伙从1987年形成到1995年被依法惩治，历时整整8年。

8年，历史长河的一瞬，可对于枯城人民来说却是漫长的8年。他们苦苦地斯盼着。如今，终于看到了这伙恶霸罪有应得的下场。

在公开宣布逮捕这个犯罪团伙的那一天，正值炎热夏季，烈日当空。枯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纷纷赶到县城，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看不见审判现场的人又都拥向楼房，打开所有的窗户观看。楼有多高，围观的群众就站有多高。

全县人民奔走相告，放炮庆贺。那情景，让枯城人又回想起1949年庆祝解放时的热烈场面。

望着台上猖狂了8年之久的罪恶的脑袋，一个个低垂在耀眼的阳光下。人们终于知道，乌云散去，青天在上，枯城百姓禁 不住热泪长流……

郭永志网罗了一批劳改释放犯

当地老人告诉记者：郭永志小名“大娃”，打小就是枯城出了名的孬孩子，长大后竟然当了领导并且还官运享通。人人都知道解放前的“南霸天”坏，郭大娃在枯城则人“中霸天”——“中原恶霸”。

郭永志今年40岁。1976年参加工作。先是开车，1987年任县煤建公司经理兼车队队长。这一年，他将心毒手狠的地痞流氓白运杰、王晓东调到物资局。同时还聘请王方祥、马建民、白坤等犯罪分子为物资局的的保卫人员。后来，又收罗了刘智南、徐中营、史红亮等10多名犯罪分子。犯罪团伙逐步发展壮大。

郭永志的身边需要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用他自己话说：“社会上爹忍受不要的、坐过牢的、不怕死的我都要。没钱我给钱，没工作我安排，没女人我给找，没房子我给盖。这些人我让他死，他不能活，绝对死心塌地地替我卖命。”

王晓东，从1987年就开始为郭效力。是郭永志犯罪团伙中的骨干分子。郭永志调到交通局后，没有办任何手续就直接任命王晓东为交通局公安派出所副所长。

王方祥，1983年因盗窃被教3年，1987年因抢2被判刑5年，1994年作为郭的贴身保镖被安排在交通局运管所，郭永志还在三个单位给王开了三份工资。1995年5月，公安机关首先把王方祥抓捕归案，为了安慰效忠自己的同伙，郭永志动用了交通局十几辆汽车为王盖了三层楼房。并扬言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用共产党钱从共产党的监牢将王保出来。

郭永志犯罪团伙的17名骨干分子，15名是当地痞流氓，并且大都劳改释放人员。这些胆大妄为的违法分子，有了恶霸郭永志撑腰，更是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他们自1987年以来，流氓犯罪等作案128起，殴打人116人次，其中被打的干部职工44人（包括7名科级上干部），打伤31人；有3人被逼得精神失常，有好几家背井离乡，有的至今不敢返回枯城。

在交通局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县交通局，永志任局长兼党且书记。然而，局党组只设他一个党组书记，不设党组成员，局里大小事均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对于人事、业务、财务的安排，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郭永志到交通局仅一年的时间，就安插了家属、亲信、打手共100多人，是局里原有人员的一倍。为保障新进人员的工资，郭永志将原来职工的工资普遍下调，最多下调98元。而他自己的打手工资均普遍上调，并且全部安排在效益较好的下属单位，除工资外，每人每月还可以拿到600到800元不等的补助和奖金。

在平时，作为交通局长的郭永志很少上班。职工们难得见他，也害怕见他。一次开会，职工们胆战心惊地坐在台下想要记录一下领导的讲话以示恭敬，没想到刚一拿出纸笔，就听邮郭长怒声大骂：“你妈个×，我说过的话我都不承认，你们记个啥？”职工们顿时目瞪口呆。

不仅如此，凡下属干部、职工，若稍有异议或因一点小事、一句话令他不快，轻则被他辱骂、拳脚相加，重则纠集打手，毒打致伤致残。

1994年4月22日下午，交通局召开中层干部会议。会还同开始，搬运公司副经理徐永德（与郭曾是同学）叫了郭的小名“大娃”，离立刻恼羞成怒，认为不叫他“局长”是对他不恭，马上宣嘏“会不开了”，并用电话叫来打手对徐进行轮番殴打，致使徐大小便失禁。

1994年9月至1995年3月，郭永志以交通局运管所副所长司广华发给其在运管所工作的打手补助费少为由，先后三次对司进行殴打，致司广华左耳膜穿孔、右耳充血。打完后，郭将日本战刀架在司广华的脖子上，刀刃对着司的咽喉说：“省里、地区、县里都有我的人，你敢告发我就废了你！”

司广华为了治病，与妻子悄悄地来到郑州。为躲避郭的打手跟踪，他们两天换一个住处，看病就诊都不敢用真名。

1994年10月30日，郭永志在家休息，突然想几天前将职工霍志强调到牛城道班工作时，霍不太高兴，即令王方祥用摩托车将霍带至家中。霍一进门，郭永志刷地抽出日本战刀指着霍大骂。然后，与王将霍拖进室内拳打脚踢，致霍第九根肋骨骨折，左手食指粉碎性骨折。不仅如此，郭永志还用茶杯照霍的头脑猛砸，先后砸烂三个茶杯。霍顿时满脸鲜血、遍体鳞伤。打完后，郭还威胁说：“不准说是我们打的，只能说是坐麻托车摔伤的。”并当场让霍写下保证书。

慑于郭的淫威，霍志强只好将满腔的仇怨深深地埋在心底，含着泪将血迹斑斑的衣服藏了起来，一直保存到今天。郭永志被抓后，他对办案人员说：“我留着血衣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我辈子告不倒他，我还有儿子、孙子，我的子子孙孙继续告，不告倒他誓不罢休！”

在交通局外：横行乡里，残害无辜

郭永志不仅在工作单位称王称霸，自1987年以来，其犯罪团伙寻衅滋事，横行乡里，无故残2百姓，手段极其残忍。这也是郭永地一案败露后，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原因。

1994年5月的一天晚上，因交通局征地迁圹与当地村民发生争议，郭永志不由分说，双手掐住梁庄乡李庄村村民李玉峰的脖子，用脚照李胸腹部猛，当场将李的肋骨跺断两根。临走时，郭永志说：“现在就兴黑社会，打死你像捏死个蚂蚁，枯城的法律管不住我。”

一次，一位检察官来为一个被郭永志殴打的人说情，狠毒的郭永志逼迫这位说情的检察官和被打的人一块跪在他面前。

还有一次，郭永志与农行职工刘某喝酒划拳，因为对方多赢了他几盅酒，他当场把酒桌掀翻，随手掏出对讲机，叫来几个打手就打。当时在场的县邮电局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都来求情，离不但不理，而且不指使打手“你们如果尖刘身上穿几个孔，你们就不是娘养的，打死他后我掏钱到公安局保你们。”事后，郭仍感到不解气，亲自打电话将刘叫到家里，又当着县邮电局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财政局副局长等 人的面，让刘跪在地上，他举着五四式手枪架放在刘某的头上，连开5枪。还威胁：“你们再说情我就打死他。”并叫嚣“啥叫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啥叫法律，我就是法律。”不是讲证据吗？说你强奸，我马上找出十几个女人的证言我有的是钱，有的是人，我的人都是蹲过大牢，都是不怕死的。我的人想杀你，就像杀一只鸡。我想要你死，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接着，郭永志与他的一号打手王方祥的一问一答更使在场的人毛骨悚然。

郭问：“你的命是谁给的？”王答：“是你给的。？

郭又问：’我让你杀人，你杀不杀？”王答：“杀！”

郭继续问：“我让你砍刘某的两只脚咋办？”王答：“两只，一只不少！”

郭最后问：“我让你捅他8刀，你捅几刀？”王答：“一刀不少！”

随即，郭一声令下：“你现在给我打，让刘某爬过来。”

刘某踉踉跄跄回到家，与家人抱头痛哭。为逃离郭永志的魔掌，全家决定变卖家产，离开枯城。

就在郭永志被捕前的一个月，一天，郭从商丘办事回来，车行至交通局门口，由于车速太快，差点轧着一位赶集的农村妇女杨玉琴，杨不知车上坐着什么人，随口说一句：“咋开的车，也不看路。”因此激怒了郭永志，他钻出车子边骂边追。杨玉琴跑到路边的一家饭馆，饭馆老板谷什平实在看不过去，就劝了一句，郭永志一掌打翻卖油条的面板，举刀向谷砍去。谷拔腿就跑，郭同追上，气急败坏地举刀确向路旁一个卖花生的农民，农民跑开后，他又将花生筐砍个粉碎。旁观的群众气愤地说：“郭永志科比国民党不国民党！”

这样的例子让枯城百姓说起来，句句血，声声泪，三天三夜也诉不完。

郭永志的“家”

枯城县在河南省118个县（市）中，经济实力排在第80位，这里的人民群众生活相当贫困。国家工作人员每月只能领到80%的工资。可是，郭永志所住一座3层小楼，其豪华程度在枯城是数一数二的。

郭永志诠的是独门独院。黑色大铁门的两侧耸立着两只凶神恶煞的大石狮子，让人陡然想起解放前的地主家。进门的左边是狼狗室，右边是练功房。内三层楼主栋18间，左右配房又18间。一楼、二楼有两道铁门。每层楼房里都一个档次不同的会客室。用郭永志的话说，一楼是一般客人会客室，二楼是科局长级的会客室；三楼是接待县处级领导的会客室；三楼是接待县处级领导的会客室，与这个会客室连着的是一个家庭舞厅和高级卧室，舞厅内有女服务员若干名。整个楼上有电话9部，分体空调5台。公安干警在抓捕郭永志时，一次从他家查获玉器、古董、高档礼物等价值数十万元和一些淫药、黄色录像带等，其中仅千元以上的高级皮衣就有11件，百元以上的高级领带31条。郭永志曾为买一件皮衣光路费就花一万余元。郭家离交通局仅一条马路之隔，不足30米。可郭永志上、下班必须坐车，用老百姓的话说：车还没发动着，人都有到办公室了。无论他走到哪里，保镖都跟到哪里。有时，他早晨跑步，人们总能看一骊个的手给了牵狼狗，一个打手给他扛日本战刀，一个打手给他拿衣服。

郭永志每次吃饭都由服务员端到住室，稍不如意对侍者非骂即打。1993年至1995年初，郭永志多次在自己住室奸淫一位18岁的女服务员，并威胁说：“啥时候叫，啥时候到，不听使唤，把你从楼上扔下去。”后该女忍无忍，跑回老家服毒自杀（未遂）。

郭永志何以如此猖狂

郭永志被捕已半年，可交通局的职工一提起他至今还心有余悸。记者在采访时发现，他们边说边不时东张西望。唯恐被郭的爪牙看见，进行报复。

尽管公安局专案组已进驻交通局，可人们仍不敢彻底揭发，因为交通局内产不仅有郭永志安插的100多人，并且到目前为止，郭永志在位时实行的人事、业务、财务的安排仍一点未变。郭永志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交通局。

此案暴露后，枯城百姓在欢呼之时不禁厉声质问：

郭永志犯罪团伙作恶了8年，县委领导、地委领导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枯城能容忍郭永志这样的豺狼掌权，欺压百姓，作威作福？为什么郭永志无法无天却青云直上？难道枯城就不是共党的天下吗？

更多的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不禁痛思：

如果说枯城普通百姓淡薄的法律意识被郭永志的淫威摧残得只剩下敢怒不敢言时，那么，为什么郭永志实施法西斯暴行时，很多时候，不少领导同志都在场耻闻目睹却视而不见？这些人民的公仆怎能眼睁睁地看着无辜的百姓因被郭残酷欺凌而痛苦的呻吟、流泪而无劝于衷？他们都是党员啊！党性原则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与恶势力作斗争？

8年来，如果没有保护伞，郭永志怎敢飞扬跋扈到如此地步？

郭永志常镰：“县里、地区都有我的人。”有什么人？有能保护他的人。他无恶不作却官运享通，靠的是什么？靠送钱、送物。他还有更卑鄙的一招：送人。在郭永志还没有当上交通局长的前几天，他曾在三楼会客室接待了一位县里的主要领导。酒足饭饱后郭又安排一位女服务员陪这位领导跳舞。之后，还亲自把这位领导和女服务员关进卧室。没过几天，郭永志就顺利地当上了县交通局长。案发后，这位女服务员陈述，当时这位领导在郭卧室奸污了她。该女为此曾想服毒自杀，幸被其母发现而示遂。

在案发前不久，原枯城县公局的主要领导还准备任命郭永志的弟弟（据查曾与郭永志多次参与作案）当公安局副局长。结果，此议案被县委组织部两个非常正直的负责人给坚决地顶了回去。该领导调走的新上任的枯城县公安局长钟志才带领干警一举挖出了这个作恶8年的犯罪团伙。面对重重阻力，钟局长立下军令状：如果此案办不彻底，案犯得不到应有惩处，不仅对不起枯城的父老乡亲，也对不起头顶的国徽。如果失职就辞职种田去。河南省公安厅王明义厅长多次要求要排除一切干扰，此案涉及到谁，就查谁，决不能让一个犯罪分子漏网。彻底为民除害。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让我们共同等待法律公正的判决；让我们共同相信中国共产党定会铲除一切恶风邪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钱色铺就不归路

在官场与商场上，攻击“武器”最常用的有两种：“钱弹”与“色弹”。而对于那些官员来说，“色弹”往往比“钱弹”更具有杀伤力。

时下，在官场与商场上，攻击“武器”最常用的有两种：“钱弹”与“色弹”。而对于那些官员来说，“色弹”往往比“钱弹”更具有杀伤力。浙江省供销社原主任朱承岭，在他人为其提供“色情服务”后沉洒于其中，最终成了他人手中的一个棋子，陷入犯罪的泥潭，其教训极为深刻。本刊记者在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素质工程”采访团赴浙江采访时，了解到了此案的内幕。

好色的官员最容易对付

朱承岭成为一名厅级领导干部，说起来也并不容易。1969年8月，年仅17岁的他就到黑龙江八一农场“落户”，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当时他虽然年龄较小，但干得很出色，5年后被推荐上了八一农垦大学，毕业后回农场当了3年的“连长”，直到1980年底才调回浙江工作。

11年的“知青”生活，朱承岭既锻炼了意志，也增长了才干。他被调到浙江省供销社工作后，组织上根据他在农场时的表现及所担任的职务，直接让他担任了省畜产品公司副科长。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由于朱工作出色，得到了组织上的信任，职务也不断得到提升。1991年4月，他被任命为省供销社副主任，后兼任所属企业——浙江兴合集团公司总经理，时年41岁，成了一名年轻的“厅级领导干部”。1996年6月，朱承岭在任途上又迈出了一步，担任了省供销社主任的职务并兼任兴合集团公司董事长。

这时的朱承岭，原本应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耀”，恪尽职守，勤政廉洁，老老实实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然而，朱承岭在仕途上步步高升的同时，对自身的要求却逐渐降低了，并仅以一个企业“老总”的身份来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自从1995年初兼任兴合集团公司总经理后，朱承岭频频出人杭州的高档酒店及娱乐场所，一年到头被大大小小的“老板们”包围着，忙于各种社会交际。朱承岭就是在这时开始走下坡路的。

这年9月，位于杭州市环城西路西侧的“新世界歌舞城”开张营业；内设卡拉OK包厢、歌舞厅、保龄球馆及餐馆等，集餐饮、娱乐为一体，生意甚是红火，朱承岭成了这里的常客。不久，朱承岭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此人就是后来将朱承岭拉下水的“新世界歌舞城”经理——徐敏。

徐敏是一个具有野心且富有心计之人。他原在一家旅游公司做驾驶员。到了1988年，眼见干个体的。做生意的都富了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一横下了海，并去了深圳，直到1995年初才回杭州。几年的打工生涯，使他领悟到狠下心一定要发大财必须自己做老板，但办公司需要一定的资金，打了几年工的徐敏当时并没有多少钱。因此，他通过一些关系，先承包了“歌舞城’的经营权。

但在徐敏看来，要想办公司做大老板，必须傍上“高官”，有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他看中了朱承岭。朱既是省供销社主任，又是所属集团公司的“老总”，集行政与企业大权于一身，只要抓住了他，以后办公司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当然，徐敏选定朱承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位“大主任”喜欢女人。在他看来，“好色的官员是最容易对付的，也是最容易控制的”。

原来，徐敏在认识朱承岭后已对他进行过一番“试探”。一日，朱又在一帮人的簇拥之下来到“歌舞厅”吃晚饭。徐即以歌舞城“老总”的身份，带着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手下”来到朱的包厢，热情地向这位“大主任”敬酒。三杯一过，朱身边的那帮人闹着要徐的“手下”和朱承岭喝“交杯酒”，而朱却不摆高官的“架子”，眼睛直瞪瞪地与那位姿色动人的小姐喝了“交杯酒”。徐见此心里暗喜，随即邀请这位大主任饭后“轻松轻松”，去唱“卡拉OK”，朱没有推辞。当晚，这位小姐陪朱唱歌陪得很到位，朱承岭歌兴大发。

有了这一晚的“试探”，徐敏心里有了底。时不我待，徐敏开始加速发展与朱的关系，时不时主动邀请朱承岭到“歌舞厅”吃饭、娱乐。当然，徐敏每次请到朱，总少不了安排一两位青春靓丽的小姐陪伴，让朱吃得够味、玩得尽兴。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徐敏对朱的喜好己是一清二楚，两人的关系也开始走近了。

当然，仅凭这一点“把柄”，徐敏还不至于能够控制朱承岭。徐敏经过一番算计，加紧了进攻：邀请朱承岭到萧山某度假村过周末。

这天下午五点光景，朱承岭单身一人来到度假村，当他走进徐敏为他安排的房间时，一位叫“阿娜”的小姐已在他的房中等候，朱见此即笑呵呵地与那小姐打了个招呼。这时，正在隔壁房间与另一位小姐聊天的徐敏赶紧过来迎接，并向朱介绍了房中的那位小姐，并吩咐那小姐一定要把他的朋友“照顾好”。朱听了替那小姐作了回答：“没问题、没问题。”

果然，这一夜，朱承岭接受了徐敏的“馈赠”——和那位叫“阿娜”的小姐一起在度假村共度良宵。那女人是风情中人，知道像朱承岭这样的男人需要怎样的一种“情调”。朱承岭在享用了这份“情调”后，也掉进了徐敏给他挖的“色情陷阱”。

有了这一次，徐敏和朱承岭就成了“知己知彼”的朋友了。时隔没几天，徐敏又单独安排未在一处别墅里与一个女人过了周末。当时，朱大主任还只四十岁出头，这般的“野味”一尝便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几日后，徐每请朱一起吃晚饭，朱就带上了那位叫“阿娜”的小姐。徐敏见此，心里大喜，此时的朱“大主任”已在他的控制之中！

朱承岭成了成了徐敏的一架“提款机”

朱承岭是一个“实权派”人物，他所管理的省供销社及兴合集团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来说，这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这张牌打给谁，谁就可能在生意场上赢得先机。徐敏选定朱承岭，就是看中他手上握着那张“王牌。

徐敏从深圳回杭州后，一心想自己办公司，并如愿以偿，在1995年底至1997年的9月间接连办起了四家公司。然而，外人有所不知，这四家公司都是凭借他“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办起来的。他先后组建的四家公司，都冠以“股份公司”的名义，其股东均是自己的家人、朋友，而将其中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长让位于他人，他自己仅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徐敏这般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资金”这个“空洞”。

1995年底，徐敏在杭州推出了他的第一家公司——今日工贸公司，其200万元的注册资金均是以实物评估的方式出资的。因此，在这家公司成立后的五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真正开展业务。徐敏后组建的几家公司其注册资金都是以前家公司为后家公司出资的方式“玩”起来的。

诚然，徐敏心里非常清楚，公司是靠资金运作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仅凭“公司”这个空壳是赚不到钱的。有了“资金”就好像家有母鸡，才有不断生出鸡蛋的可能。而徐敏不得不把筹措资金的希望寄托在朱承岭的身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徐不断地给朱送“女人”。就在朱承岭到北京学习的一年时间里，徐敏也没有忘记，先后三次专程从杭州将女人和金钱送到北京，供朱“享用。

这时的朱承岭玩女人已是“痴迷难返”，不仅对徐送上的女人来者不拒，还有了关系相对固定的“情妇”。对此，朱在徐的面前也不遮掩。

两军交战，知己知彼者胜。这时朱承岭的“私生活”，在徐敏面前已没有秘密可言。在场面上，朱依然一副“领导干部模样”，但在“夜幕下”，早已是徐敏的掌中之物。

徐敏开办第一家公司之后，为了使公司运作起来，不断地向朱借钱开发项目。1996年至1998年间，徐敏通过朱承岭的帮助，先后6次在他的属下企业借款，共计6850万元。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使得朱承岭在政治上也丧失了“免疫力”。对于徐敏的要求，朱承岭是有求必应，成了徐手中的一架“提款机”。

时下有人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而对于为官者来说，一种客观现实是：凡是贪图钱财的，多半会发展成好色之徒；凡是好色之徒，必然贪财。

朱承岭自从沉湎于女色之中，自从开始有了“情妇”，对金钱的占有欲也逐渐膨胀，堕落成了一名“贪官”，先后接受了徐敏等人的贿赂计31.9万元，非法收入近百万元，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结成“亲家”，朱让徐净嵫3000万

朱承岭与徐敏的“合作”，在美色与金钱的交织中很快过去了三四年。徐敏的公司虽然红红火火，但实际上并没有赚到大钱。对此，朱承岭心里也有些发虚。1997年，朱承岭违规拆借供徐敏开发房地产项目用的1500万元资金，因项目中途“流产”，徐敬一直没有能力归还，这笔钱成了朱的一块心病。

到了1998年4月，徐敏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可以赚大钱的项目——他用150万元铺路，用女色搞定关系，以低于报价900万元的转让价格即2600万元，从杭州市西湖区满觉陇村接过了“满陇桂雨公园”的开发项目。“满陇桂雨”是西湖风景区“新十景”之一，以其风景优美、盛产桂花而闻名。开发“满陇桂雨主题公园”，前景看好。

徐敏把几年来付出的心血与赚大钱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一项目上，因此，在他争取得到这一项目的过程中就进行了精心的设计：

——要想如期开发这一项目，必须解决公司周转资金方面的困难，而这只能靠朱承岭。但徐敏心里明白，朱承岭正在为那1500万元的款子着急呢，这次若再向朱承岭开口借款，朱是不敢再点头的。然而，工于心计的他最终想出了一招“金蝉脱壳”的妙计，欲将开发与经营这一项目的资金压力转移到朱的身上，并轻松地赚到大钱……

就在徐敏在满觉陇村（以该村一集团公司的名义）签订了“满陇桂雨公园”项目转让协议后不久，徐敏就两次带上女人与金钱到北京向正在京城学习的朱承岭汇报开发该项目的前景，希望得到来的大力支持，同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由朱的兴合集团公司和徐的今日房地产公司合资组建一家旅游开发公司，专门从事“满陇桂雨公园”的管理和经营。徐敏还特别提醒了一件事，即如果两家合作开发该项目，年前所借的那1500万元就可以从中得以消化。

朱承岭经过一番考虑，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鼓励徐敏先做好开发该项目的前期工程，合作的事待他回杭州后再操作。

其实，这时的朱承岭可以说已是别无选择，因为他己无法拒绝徐敏奉上的女人；何况那1500万元的违规拆借资金一日不还，他在仕途上就有翻车的危险。朱与徐敏已是脚踩同一只生死之船！

在徐敏反复的鼓动和朱承岭的亲自操作下，1998年9月，由来与徐共同出资，以经营管理“满陇桂雨公园”为主要功能的浙江今日兴合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得以成立；其中，徐敏的今日房地产公司占60%的股权。

这时，徐敏的“金蝉脱壳”计划已成功了一半。在新公司成立不久，徐敏就以尽快完成项目前期工程为由，向朱的兴合集团借款4500万元。这年春节，徐又拎着8万元现金到朱的办公室拜年。寒暄中，徐敏终于亮出了“底牌”：他出让20%的股份，由朱的兴合集团控股“旅游公司”，并将整个“满陇桂雨公园”项目折价转给“旅游公司”。

已被徐敏“套牢”的朱承岭无话可说，即不顾其他班子成员的反对，以75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由徐敏前期工程的“满陇佳丽公园”项目，这一价格整整高出徐敏的转让价490万元！至此，徐敏大功告成。按照徐敏的预计，只要不出“意外”，他可以净赚3000万元！

然而，徐敏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到头来却是“陪了小姐又折兵”。

去年年初，省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对省供销社的财务进行审计。审计人员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该社所属的兴合集团高价收购“满陇桂雨公园”这一项目上。这时，朱承岭与徐敏两人都慌了手脚。

徐敏赶紧找满觉陇村党总支书记方崇德商量（方因收受徐敏的贿赂，已被判处无期徒刑），想一起帮帮朱承岭。他们心里都明白，只有未设事，他们才能“太平”。

经过一番策划，今日房地产公司与满觉陇村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其内容为：今日房地产公司在开发“满陇桂而公园”项目中，向满觉陇村赔偿桂花树种其费用2500万元。这样一来，只要这份协议不被审计人员识破，兴合集团的“高价收购”就不能成立，朱承岭及徐敏等人便可以躲过这一劫。

然而，那份“补充协议”到了审计人员的手里，即被识破，使得朱承岭与徐敏之间的肮脏交易得以曝光，以色情开幕的这场丑剧也因朱承岭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终于拉上了唯幕。

法眼六：从大案要案想到的 从“豆腐渣工程”到刻不容缓的反腐败

彩虹桥自建成之日仅存在了不到3年时间，就带着40个无辜的生命从人间消失。望着两座孤零零的桥墩凄然地挺立在冰冷的江水中，綦江人民心如刀绞，失去亲人的人们痛哭失声……

世纪之末，我国改革开放及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令人瞩目，腐败问题不断地滋生蔓延亦令人触目惊心。

继司法领域、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正三进行严厉惩治之时，工程建设领域中频频出现的重大事故，举国震惊。

总理怒斥“豆腐渣”工程

1999年1月4日下午6时50分，重庆綦江县城，不测风云突然降临。横跨綦河、贯通东西城区的彩虹桥突然整体坍塌，正列队走过的23名武警官兵和数十名群众一齐落入水中。几十个鲜活的生命瞬间无影无踪，其中，年龄最小的仅7个月，另有14人受伤严重。

彩虹桥自建成之日仅存在了不到3年时间，就带着40个无辜的生命从人间消失。望着两座孤零零的桥墩凄然地挺立在冰冷的江水中，綦江人民心如刀绞，失去亲人的人们痛哭失声……

在此之前，耗资3.8亿元的云南昆禄公路通车18天便满目疮痍，成为废路。同时，中标后临时拼凑的北京燕通公司昆禄公路项目经理部，无设备、无资金，采取层层分包获取利益。施工中偷工减料，层层剥皮，不顾安全，出现8名民工死亡的事故。且不说日后修复工程造成的巨额浪费，单是在施工中酿成的命案也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京哈高速公路也是通车后不久便发生车毁人亡的恶性事故。那死去的冤魂做梦也想不到，国家级高速公路上竟会开“天窗”！

亚洲最大的车站——北京西客站在投入使用后不久，使出现了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情况……

我们怎能忘记，去年夏天，正当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奋力抵御百年未遇的洪魔袭击的紧要关头，江西九江防洪大堤轰然决口。令人愤慨的是：溃口断面的s昆凝土建筑材料中居然没有加固的钢筋！对此，朱镕基总理拍案怒斥：百年大计，千秋大业，人命关天之时，竟搞出这样的“豆腐漆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种程度怎么得了？！

近日，又有惊闻爆出：投资4.26亿元的“亚洲第一大桥”一浙江宁波大桥，原计划1998年10月31日合龙，然而1998年9月24日却发生两处严重断裂，事故发生5个多月，却拖而未决。目前，建设部已派人专门调查，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面对频繁的工程质量事故，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钢筋水泥会变成一触即溃的“豆腐渣”？！

“豆腐渣工程”害国害民

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在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从近几年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的情况看，大量的案件都表明，腐败是建设市场秩序混乱的大祸根，而建设市场秩序混乱，又进一步滋生和掩盖了腐败问题。因此腐败不除，就难以建立起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和提高工程质量。

记者在检察机关采访时出了解到，在工程建设领域中，贪污、贿赂、挪用等经济犯罪问题尤为突出，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

第一，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有关方面统计，自1996年3月到1997年底，通过全国建设工程项目执法监察，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97亿元。建设工程的业务回扣款每年也相当惊人，这些款大多数被个人占有，有些虽然进入了建设单位的“小金库”，但大部分最终还是被少数人侵吞。“羊毛出在羊身上”施工企业又通过加大预算、结算等方式，使其进入建设单位的工程款中，仍损害了国家利益。

第二，严重影响工程质显。施工单位依靠非法手段揽到工程后，层层转包。为了降低工程成本。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往往在施工过程中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致命名少工程埋下严重质量隐患，导致许多“豆腐渣”工程。有的地方路刚铺好就开始补补钉或者重新翻修，楼还没建好就拆掉甚至倒下来，刚刚建起的桥梁就出现陷裂倒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据建设部门统计，1998年1至9月，全国建筑施工一次死亡3人以上重大事故共发生22起，死亡96人，重伤45人次。建设部对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的3914个住宅工程进行质量检查，有质量问题的2438个。另据有关资料介绍，1997年全国发生房屋倒塌事故8起，死亡94人，重伤35人。

第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查办的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既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有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既有建设单位的主要领导和基建管理、建筑材料设备采购、财务人员，也有施工企业的经理、工程技术人员；既有金融部门的信贷人员，也有与建设项目相关的土地、规划、设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随着公开招标制度在工程建设领域的逐步推行，在一些地方已发生负责招标的工作人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做标底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情况。贿随权集，谁有权。谁能办事就给谁行贿。众所周知，因插手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从中收受巨额贿赂而落人法网的省部级领等干部有；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欧阳德、原厂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原河北省人大副主任姜殿武等。相当一些地方，“一群大楼盖起来，一批干部倒下去”似成定律。四川简阳市包括3名正副市长在内的8名市级领导干部，因在该市八号半岛开发工程中收受贿赂，由昔日人民的公仆沦为人民的罪人。江苏省常州巾开发区主任、副主任，公安局长、副局长，发展局局长等以）多人，因在开发区建设过程中大发工程时而被撤职查办。有一二个省在调查中惊悉当地公路工程平均每建成12公里，就有一个干部因以权谋私被查办，比工伤事故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建筑业成为腐败高发区

建筑业在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的同时，工程建设领域也成为贪污贿赂犯罪的高发区，原因何在呢？

——有法不依，管理失控。建设部建筑管理司金德钧司长告诉记者：就我国目前建筑领域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如果我们能认真执行好，建筑市场不应该是今天这个样子。现在建筑市场比较混乱的主要原因，大量地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失去制约的建设项目，不仅为中标的不施工、工程分包、转包和引发工程纠纷埋下隐患，也为产生贿赂犯罪留下了缺口，有的项目“明招暗定”，故意让行贿者中标，给背后的权钱交易披上合法外衣。

——利益驱动，违法竞争。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竞争十分激烈的产业。有些建筑企业为了能够生存、发展，在市场竞争机制尚不规范的条件下，必然要采取种种办法甚至是不正当手段，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低、资质差的建筑企业为了能与比自己水“高的企业抗衡，更是直接采用金钱铺路，贿赂开道，甚至是色情引诱，提供高档消费等方法，承揽工程。而那些资质高、水平高、质量高的建筑企业在依靠正当竞争手段无法获胜的情况下，也不得不竞相仿效。于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信誉竞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变成了贿赂竞争，以致工程建设领域贿赂之风愈演愈烈，恶性蔓延，成为贿赂犯罪的高发区。

——权力干预，借机捞钱。在查案中，有的犯罪嫌疑人交出一些批条或电话记录等，从中可以着出，个别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或权力集中的部门，往往一个电话、一张纸条、一句话就可以使一个建筑企业承揽到大工程的现象，在工程建设领域反映比较突出。这是计划经济的衍生物。这种行为，由于缺少有效监督，一方面造成了建筑市场管理的严重混乱，另一方面也为幕后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市场”。

——对行贿惩治不力，犯罪源头没有堵死；工程建设领域的贿赂案件，从行贿方面看确有一些是被迫的。因为在建筑市场管理不够规范的情况下，办成事要过许多“关”，在诸多关卡中，有的明码标标价公开索要；有的借故拖延，引其上钩；有的故意设卡迫其就范。建筑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只好忍痛割爱，奉上“厚礼”，以求揽到工程，顺利施工。而一些执法机关，包括一些行政执法部门，确实存在重打击受贿犯罪、轻打击行贿犯罪的顷向。此外，执法机关在查办案件时，有时出于破案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把行贿人同时又看作受贿案件的证人，对行贿方追究刑事责任的比较少，处罚也比较轻。而贿源堵不住，就不能从根本上减少贿赂犯罪的发生。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云南昆禄公路、重庆綦江彩虹桥等工程事故发生后，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等有关部门也立即行动起来。

建设部部长俞正声针对目前建设市场的状况郑重指示：要充分认识建设市场秩序混乱对工程质量事故造方的严于危害，将增强和规范建设市场、确保工程质量摆在今年各项工作的着位这次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的范围，是所有工程投资在50万元以上、在建包括今年新建和在施）的各类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的项目法人，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在建设市场中的违法违纪行为。

1999年，交通部在全国公路系统开展了“全国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部长黄镇东表示：质量事故掩藏着腐败问题，对腐败分子和公路建设市场中的“蛀虫”，出现一个，清除一个，决不手软，决不留情。到本世纪末，我国公路建设竣工工程质量要全部达到合格标准，优良品率达到刀%以上，国家重点项目的质量优良品率达到85%，努力清除主要质量通病。

水利部针对堤防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提出了一系列消除隐患、确保质量的严格措施：严格规划、设计审批程序，严格设计单位资质，严格堤防设计标准，加强堤防基础勘测，层层建立责任制，重点堤防项目要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决不能搞行业保护及地方保护，严禁堤防建设中的层层分包；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建设单位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施工单位保证、政府部门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

预防犯罪是减少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打击犯罪的目的所在。检察机关要结合在工程建设领域查办的案件，与建设管理部门一道，采取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违法犯罪的工作。在这个方面，河南省检察机关曾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学斌向记者谈到：在办案中，河南省检察机关把认真查办领导干部借主管工程或介绍工程之便索贿受贿犯罪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通过严肃查处，努力形成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拥有什么权力的任何人都不敢违法操纵建筑市场的法律震慑力。同时认真查办建筑行业行贿犯罪案件特别是对那些主动送、多次送、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行贿案件，坚决依照法律规定严肃追究企业和企业法人的法律责任。受贿者被绳之以法的同时，也不能让行贿者逍遥法外，从根本上切断贿赂犯罪的源头。同时，分析、总结一个时期工程建设领域的违法犯罪的特点和发案规律，向党委和有关部门提出从体制上、机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基础设施建设是百年大计。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曾创造了像都江堰、赵州桥这样不朽的工程，有些至今仍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现模基础设施化设、是为下个世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打基础，一定要确保工程质量决不能因质量问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损失，决不能将带有隐患的工程留给后人、更不能把全国纳税人的钱当成“唐僧肉”，让各种蛀虫层层瓜分，为了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了我们的于孙后代、一定要把“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从中华大他上彻底清除出去。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

腐败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五九”现象趋于年轻化；由一人腐败到“一窝一串”；腐败金额成倍增加；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令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为争官夺权，竟不择手段，雇凶杀人……腐败，已到了让国人为之极度愤慨、深深忧虑的地步了。

？年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爆出新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反省、检查，不出席本次人大会议。

？年3月8日，一声枪响，结束了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罪恶生命。这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因经济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

如重石激起千层浪。反腐败，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沉重话题，再次成为“两会”内外聚焦的热点。

目前，尽管反腐势头不断加大，但许多地方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败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五九”现象趋于年轻化；由一人腐败到“一窝一串”；腐败金额成倍增加；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令人更为触目惊心的是，有的领导干部为争官夺权，竟不择手段，雇凶杀人……腐败，已到了让国人为之极度愤慨、深深忧虑的地步了。

腐败，何以屡禁不绝？

王德瑛委员：必须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纪委副书记王德瑛同志，虽已年过六旬，但精神婴铄。这位与腐败分子斗争了10个年头，曾参与查办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亲自指挥查处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案及云南红塔山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经济犯罪等大要案的“老纪检”，一谈到腐败，开门见山：用公权谋取私利就是腐败。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形成的过渡阶段中，市场经济发育不足，而公共权力过多地介入市场，为权钱交易的腐败活动提供了舞台。另外，由于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不健全，没有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及时惩治与强大威慑，加之对公共权力缺乏到位的制约与监督，以民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思想政治工作较为薄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极度膨胀……这种种因素形成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如果不下决心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反腐败就会如同“割韭菜”，割掉一茬长一茬，还会有一茬壮过一茬之势。

王贤才委员：腐败的“利润”太诱人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贤才委员亲历的一件事，至今令他感慨颇深：去年一个双休日，王委员乘出租车与司机闲聊。司机说，现在挣钱不容易，看来只有当官好；投资当官，利润最高。原来司机有个朋友是副镇长，想转正，算算要“投资”8万元，开口向他借4万，答应一年后还本付息。有了钱，果然转了正，任镇长不到一年，连本带息还回来5万元。司机说：你看，天下哪有这么好做的生意？

正因为手中握有重权、实权，房子、车子、票子、美女才招手而至。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难怪无数贪官们“竞折腰”了。王委员还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精辟论述来进一步揭示了腐败的利益驱动的原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入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王委员一针见血地谈道：我想马克思他老人家已经把话说透、说绝了，因为做官的利润肯定还在百分之三百以上。近日有消息传出，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土地规划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死市城管局长李文忠，已被执行枪决。由此看来，那些不惜一切代价、雇凶杀对手的当官者，如果不是为了要获取更大的利润，怎会冒杀头的风险呢？

张贤亮委员：只要有机会，人人都想腐败

作家素以独特的视角、冷静而理性地透视社会问题。宁夏自治区文联兼作协主席张贤亮委员向记者坦陈了对当前腐败问题的思索——首先，我们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人类自从有了国家和政府以来，腐败就开始存在了，它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必惊慌。同时，不可否认，我们今天的腐败主要是经济上的腐败，它较之过去历次“反右”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给千千万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导致人身被伤害、人性被摧残、人格被践踏，整个国民的素质遭致毁灭性地下降这种政治灾难相比，我们今天的腐败还算“进步”一些。可以说，我们的国家艰难地但在不断地前进着，对惩治腐败我们要充满信心。

我认为，现在民众的专注力有一个误区：总希望抓“大老虎”！像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之流。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目前比“大老虎”更可怕、更致命的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加之民众的精神、理想、文明的家园曾遭到严重摧残，国民素质整体下降。现在社会上弥漫着一种普遍腐败的社会文化氛围——只要有机会，人人都想腐败。于是，腐败“一端一窝”，比如湛江走私案；腐败“前腐后继”，比如贵州“第一夫人”与她的继任者。我们应该看到，高层腐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性的东西，而基础性。普遍性的社会人文生态环境中的腐败基因才是构成真正妨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出“高呼反腐败，一旦有了机会与条件，依然能够拒绝腐败，并制定有效措施惩治腐败的新生力量”。更进一步说，我们不能只注意自然的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维护，还要通过清理历史，正视历史，不回避、不淡化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弊症，努力营造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人文环境，才能改善与整治滋生腐败的土壤，结出清廉的硕果来。

另外，我常常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县、乡镇、村一级的腐败远远大于那些“大老虎”腐败。因为老百姓无时无处不在与基层干部以及具体办事的国家工作人员打交道，这些人的腐败最直接、最广泛地损害着国家和共产党的形象，其恶劣影响老百姓体会得也最为深刻。所以，打“大老虎”的同时，我们还要打“小苍蝇”。

铲除腐败的关键在哪里？

林英海委员：党的优良传统尤为重要

剖析近年来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堕落，都是先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开始的。河南省政协主席林英海委员郑重指出：治本必须重视教育。现在大量的干部比较年轻，有文化，有干劲，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但对于党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相对淡漠，在工作、生活中不能以身作则，有些党员干部的觉悟甚至还不如一般群众。当“糖衣炮弹”袭来时，怎能不中弹落马？面对新的形势，我们仍要不断加强党的纲领、党的宗旨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纪国法教育。同时，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还要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容，不断探索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

陆厚余委员：不仅“杀鸡”，还要“杀猴”

多年来，采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但仍难遏制腐败，说明在反腐败方面因存有心慈手软的情况，造成了“杀鸡猴不看”的局面。尤其让人民群众难以接受的是，有时连“鸡”也不杀。例如大贪污犯褚时健恶贯满盈、贪污金额特别巨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仍然未杀。相反，一些轻于其罪行的贪污分子有的都被处决。这说明在惩腐上还存在法律量刑的“宽严失度”。对此，民建青海省委主委陆厚余委员谈到：惩腐必须“用重典”。所谓“用重典”：第一，不仅“杀鸡”，也要“杀猴”；第二，审查其亲属、同伙、心腹财产状况，使所有染指者倾家荡产；第三，追究与之提拔、重用有关的直接领导和组织部门的责任。“用重典”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处在危险关头可以选择的治国措施。在腐败日盛的情况下，‘“用重典”既可以“治标”，也可以“治本”，并能赢得较为充裕的历史时机。因此，“从重从快”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当前惩治腐败分子。

王鹤龄委员：加强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鹤龄委员认为，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是当前惩腐“打击不断、滋生不止”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着力加强反腐败的法规制度建设。首先要加速立法进程，完善法律体系。根据现实需要，当前要尽快制定《公务员法》、《反贪污法》、《监督法》、《公务人员财产的收入申报法》、《公民举报法》、《新闻法》等一些必要法律，将人们的行为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同时，依法治腐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绝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和纪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为违法违纪行为开脱，更不允许利用职权包庇、袒护腐败分子，以充分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

邓伟志委员：公开见报威力大

“人要脸，树要皮。”不少人不怕内部通报，只怕公开见报。可见，公开见报的威力是很大的。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委员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但又深深叹惜一现在舆论部门的监督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因为不断有人会出来阻拦，左打招呼，右打招呼，以至于很多“监督类”的文章发不出去。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些文章在当地发不出去，换个地方照样发得出，而且还能获大奖。可见，发稿的弹性也很大。为什么不把舆论监督的“弹性”放开呢？只要“监督类”文章属实，不管揭到谁头上，就应当支持他揭。不要老是拿“社会影响”当顶门杠，这些论调实际上是“护短论”，是“堵嘴论”。有些腐败分子正是知道舆论会“护短”才肆无忌惮的。因此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反腐效果会更好。

张艺谋委员：设“廉警电话”，“人人喊打”

前几年，张艺谋执导了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不知启蒙了多少人的法律意识。打那儿以后，过去习惯于一忍再忍的中国百姓也开始学着“秋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庄严的法庭。记者拨通了张艺谋委员的电话，很快，记者被他谈出的内容所吸引：腐败分子令人深恶痛绝，反腐败的确是全社会普遍关心的大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我觉得，为了搞好廉政建设，应该开通像“火警电话119”一‘匪警电话110”那样，开通一个“廉警电话”，让老百姓家喻户晓。只要发现腐败的人和事，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进行举报。要形成对腐败分子都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无处可逃”的局面。

……

经过这些天的跟踪采访，反腐败这个老话题却常谈常新。尽管大家所谈角度不同，观点各异，可谓五彩纷呈。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惩治腐败，委员们都能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任何权力失去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只有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加快民主与法治进程，才是根治腐败最切实的方略。

法眼七：漫漫司法路明星足球队怒打“调包”官司

牛群发自肺腑的话语，在法庭上赢得了阵阵掌声。他说：“观众熟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脸，甚至我们的艺术，但很多人却不了解我们的内心。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对得起观众的热爱，拒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的是公道。通过这场官司，希望能给所有的人以启迪一要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堂堂正正赚钱。”

1995年7月7日，《北京晚报》转载了晋友写的一篇题为《演出名不副实，激怒全场观众》的报道：1995年7月4日全国女足联赛在山西省太原拉开了帷幕，然而令太原观众气愤的是原来在广告中宣传的将亲临太原参赛助兴的几十位著名明星组成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竟无一人到场，于是，太原观众撕碎了花一、二百元钱买来的门票和种种宣传品，看台上发出阵阵“一、二——骗子！”的吼声。该报道还说，此番“中国明星足球队”到太原客串，一夜之间所要的出场费，要比本次历时半个月的女足联赛所得资助高出二倍还多！

顿时，舆论哗然——山西人被骗了；居然对“上帝”失约！全国有20多家晚报根据来自太原方面的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

然而，新闻界的抨击却给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当头一棒，因为上述报道中提到的女足开幕式的演出，绝大多数队员一无所知。于是，被人莫名其妙地偏了一耳光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火了。

为“家”讨公道

1994年11月2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推出了一支经国家体委批准的，阵容颇为耀眼的“特殊”队伍一中国明星足球队，队员均是由当前活跃在文体界的明星组成的，赵本山、黄宏、牛群、冯巩、陈道明、程前、倪萍、董文华、郭达、傅玉彬、毛宁、蔡明……再加上一支由那英出任队长的啦啦队，更是引人注目。

无论是歌星、影星、笑星、球星，只要来到绿茵场上，他们就忘记了头戴的“光环”，忘记了来自尘世的烦恼，尽情地奔跑、呼喊。为祖国的体育事业，为祖国的公益事业，奉献着自己的爱。

毛宁说：“演艺明星仅有舞台形象是不够的。从做人的角度来说，还应该树立自己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要有社会责任感。”

那英说：“我们不能光为挣钱活着。”

中国明星足球队队长牛群用这样一番话表达了全体队员的共同心愿：当五星红旗在世界赛场升起，中国国歌在颁奖仪式上奏响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激动、一样自豪，因为运动员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国争了光。观众喜爱我们，来看我们踢球，所以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公益事业尽一点绵薄之力。如果以后能在中国的体育史中提到我们这支球队做出的这点贡献，那就是我们最幸福的事。

如今在社会上，关于明星们的传说各种各样，而出场费，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然而，中国明星足球队自成立以来的每一场比赛，或。属于公撤的义演义赛，或是为体育事业筹集资金，一文不取绝非杜撰。每个队员都实实在在地以潇洒的心境、纯真的童心爱着自己的“家”。

突然间横祸飞来，“家”被蒙上不白之冤，中国明星足球队决心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为“家”对公道。

看到新闻报道后，队长牛群与球队秘书张芳明首先来到报社澄清事实，然后又赶赴太原追根寻源，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场风波是由于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和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在女足开幕式前，在山西有关新闻媒体上打出的一则具有很强轰动效应的广告引起的。

1995年6月中旬，距女足联赛开幕式尚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太原的街头及一些报纸和电视台就出现了这佯一则令人瞩目的广告——

1995年7月4日在山西体育场，中国95晨光杯全国女足联赛开幕式上，由中国著名球星、歌星、影星傅玉彬、赵本山、冯巩、梁天、王志文、李雪健、屠洪刚、黄宏、谢园、申军谊、牛群、程前，毛宁、葛优等组成的中国明星足球队与山西建森俱乐部女子足球队举行别开生面的男女混合足球大战（仅此一场）。其阵势旷古无双。场面妙趣横生，阵法千奇百怪，球艺幽默新颖。

明星队夺下海口：定要威震三晋足坛！

建森队已下誓言：管叫明星队足下称臣！

届时由中国著名女星那英、宋丹丹、史可、蔡明、方舒、董文华组成阵容强大的“明星啦啦队”临场助阵。大战在即，形势严峻，三晋父老怎能袖手旁观？！

该广告除用“中国球星、歌星、影星群星大战绿茵场，三晋球迷、歌迷、影迷齐饱眼福开幕式”通栏标题煽情外，还特设幸运奖以免费旅游新、马、泰、港、澳和赠送千元信用卡来吸引观众。

吊人胃口的广告宣传自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开幕式票价高达50—200元一张，但仍吸引了大批山西人慷慨解囊。开幕式那天；能容纳35000人的体育场坐了近20000名观众。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开幕式上登场亮相的群星们，除少数几人外，几乎与广告上登出的名单面目全非。而“中国明星足球队”的招牌，在赛场计分牌上也换成了“佳宁娜渡假村’梦舟足球队”的名称。这场骗人的“调包”把戏i”引来广大观众的强烈不满和新闻舆论的猛烈抨击。

为了洗清“恶名”，中国明星足球队决心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995年7月26日，以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第一原告，中国明星足球队部分在京队员牛群、蔡明、那英、赵本山、毛宁、申军谊、陈道明、程前、傅玉彬、冯巩、梁天、李雪健、黄宏、董文华、方舒、屠洪刚、谢园、宋丹丹为第二原告，向山西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和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侵害其“名称权和姓名权”，要求他们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损失。

谁将“狸猫”换“太子”

1995年夏天，全国女足联赛将在太原和天津举行。4月中旬，女足联赛竞委会广告部向全国征集本次联赛的杯名，山西省晨光实业公司以100万元买断了95全国女足联赛（太原赛区，天津赛区）杯名和开、闭幕式及其精关大型活动的组办权。

5月中旬，晨光公司总经理沈钢赴京选择开幕式项目，经人介绍认识了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经理孟思明Z畅达成意向，即公司委托投资广告公司在北京联系四十项指定产品代理及邀请中国赠足球队赴晋参赛事宜。于是，孟思明为晨光公司提供了两份名单。二是中国明星足球队，另一个也是由演艺界名人组成的梦舟足球队。之后，广告公司陆续向晨光公司电传、快递了中国明星足球队以及梦舟队的名单、照片、录像带等资料。晨光公司认为中国明星足球队成员的知名度更高一些，选定该队为赴晋对象。

然而，在晨光公司并未与孟思明正式签定合同之前，晨光公司就依据孟思明在协商阶段为其提供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于1995年6月15日在太原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在7月4日的开幕式上，将由中国明星足球队同山西建森俱乐部女子足球队进行表演赛，并向与会者提供了中国明星足球队、啦啦队成员名单等资料。同日，又以80万元的价格将开幕式的门票权卖断给山西省黄河资源开发有限公司。随后，晨光、黄河等承办企业以广告、海报等形式广泛宣传，山西省新闻媒体也大量宣传报道，中国明星足球队以及其中近20名队员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山西、太原的各种新闻媒体上。

6月中旬、孟思明打电话给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振绵，邀请中国明星足球队赴太原为女足联赛开幕式作表演赛。但因该队那时将赴武汉和沈阳参加足球比赛，无法安排赴晋，吴因此婉言谢绝了邀请。此项工作告吹、孟思明转而又开始邀请梦舟队。梦舟队同意赴晋，并与孟签了合同，确定了出场队员和出场费。

于是，6月18日从北京传真到太原的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与前次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份名单和以前提供的明星队“全家福”照片相差80%，而且主要演员尚不能确定。

眼看开幕式一天天临近，晨光公司经理沈钢为确定出场队员名单再次赴京，通过朋友介绍，6月26日与中国明星足球队秘书张芳明通了电话。张芳明向他解释了不能赴晋的原因，沈钢这才得知中国明星足球队从未授权任何一家公司代理联系表演事宜。可事到如今，沈钢只好说：“能否救救我们的急，我们已决定请中国明星足球队去了。”张芳明明确地回答：“您一方决定了，一但我们没有同意。”而沈钢也只字未提已在太原打出广告一事，这时距开幕式还剩5天的时间。

对这场“把戏”中套着“把戏”的合作，晨光公司与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各执一词。

广告公司称：我们双方的协议是6月20日签的，而在此之前晨光公司就在太原打出中国明星足球队赴晋的广告，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也是违背合作基础的。

但是，在晨光公司与广告公司所签合同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就是合同中赴晋方既不是中国明星足球队，也不是梦舟队，而是所谓的“明星足球队”。对此广告公司解释说，自己并未违反合同，梦舟队成员同样是文艺界明星；对于为何在合同中不明确“梦舟队”的名称，“他们说由于双方希望邀请姜昆及其女姜册与著名解说员张路，故这支队伍已不是梦舟队的原班人马，况且这些人也是有名气的演员，所以称明星足球队。”而晨光公司沈经理认为是广告公司玩了一把文字游戏，最早推出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名单及宣传材料。事情变故后，又推出仍以中国明星足球队为名义而实际上组成人员已面目全非的所谓“明星足球队”名单，由于时间关系，使因提前作出广告而将声势造出去的晨光公司来不及终止合同或不敢终止合同（以免先期投入和筹备全部作废），而在赛前15分钟才明确“梦舟足球队”的身份，迫使晨光公司就范，而此时此刻的晨光公司，巳是骑虎难下了。有苦难言了。

尽管如此；在法庭上晨光公司还是大大方方地承认，虽然在主观上没有故意侵权，但客观上对两原告已构成了侵权。对此表示了真诚的歉意，并愿意接受法院的所有裁决。庭审结束后。沈钢又设宴为乘晚车赶回北京的原告饯行，于是，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前嫌尽释，握手言欢。

胜诉以后……

1995年9月4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一、被告晨光公司、黄河公司在《山西日报》第一版显著位规登向中国明星足球队及牛群、蔡明等13名明星队员赔礼道歉的文章。以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二、被告晨光公司艄两原告经济损失一万五千元，支付两原告精神抚慰金一万元；被告黄河公司赔偿两原告经济损失五千元，支付两原告精神抚慰金一万元。

黄河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于1995年9月21日，上诉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撤销一审判决。

山西省高院受案后，于1995年12月19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中国明星足球队完全胜诉。这场历时半年的官司终于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作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北京市时代律师事务所的王大明、战宁律师，尽管半年时间全力地投入了大量的工作，然而出于对中国明星足球队自成立以来场场义演义赛之举的钦佩，他们为这场官司作了分文不取的义辩。

而对于平生第一次走上法庭的原告代表来说，却有着颇多的感慨。

蔡明对记者说，中国明星足球队是我们的“家”，我们都很爱她，这次打官司，就是为了维护这个“家”的名誉。作为演员，我决不会让“上帝”失望；只要答应演出，就是爬，也要爬上台。

牛群发自肺腑的话语，在法庭上赢得了阵阵掌声。他说：“观众熟悉我们的名字、我们的脸，甚至我们的艺术，但很多人却不了解我们的内心。作为一个演员，必须对得起观众的热爱，拒演是最不道德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中国明星足球队的全体队员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的是公道。通过这场官司，希望能给所有的人以启迪一要堂堂正正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堂堂正正赚钱。”

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秘书长吴振绵表示，中国明星足球队为此案耗费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要求被告赔偿2万元抚慰金纯属象征性的，况且这2万元，我们也准备将它捐给山西省足协，为足球事业做点贡献。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在建立与健全市场经济时期，企业的经营运作往往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纰漏。本来，晨光公司、黄河公司、北京市投资广告公司等经济实体均是本着良好的愿望，希望办好女足联赛开幕式，并从中获得正当的经营利润，但由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了不规范的操作，犯了本来稍加注意就可以完全避免的错误，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或。因此，加雌制建设，深化企业的法律意识，以法治企、依法兴企是我国企业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企业界步人体育市场的同时，作为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与调控，以保证企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至于出现大的失误。

由此看来，这场官司引出的诸多话题，的确值得人们深入思索。发明专利易得，申诉结果难求

窗外的月光伴着她，日复一日。

七百多张设计图凝聚了她的智慧与汗水。

陈继红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申诉到底，同时还要继续完成我的事业，为科技兴国出力！

2001年3月13日，年届55岁的陈继红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来的授权通知书，明确告知：陈继红为“多功能热复合涂布机”的专利所有人。望着这白纸黑字，陈继红悲喜交加，泪如雨下……

发明专利带来无限商机

陈继红，浙江龙游人。1947年2月出生在杭州市一个贫寒的理发师家庭。她自幼学习刻苦。参加工作后曾在印刷厂搞过套印，这为她后来设计研制涂布机打下了基础。

1987年3月，善于钻研的陈继红被临时聘为杭州市江干区江南机械厂副厂长，负责组装涂布机。但那时还没有复合涂布机，只有单涂。所谓单涂是仅仅在牛皮纸上涂胶，这种涂胶的牛皮纸可用于纸箱封口。而大量的用户迫切要求生产复合涂布机，可是当时我国复合涂布机是依靠进口的，并且只有西德、日本、美国、意大利和我国台湾能生产，进口一台250型涂布机就需花费几十万美元。面对市场的需求，陈继红拿出“拼命三郎”的精神，在上海树脂研究所有关专家的鼓励、支持、指导下，自学机械制造。1988年，她构思出改电钨丝加温为烘箱加温的“脱身式”XTF-250系列涂布复合机。好心的专家告诉她，试制涂布机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试验失败了，所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将付之东流。但陈继红并未因此畏缩不前。为完成这一发明创造，她多次去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西德涂布机中国维修站）学习、研究、探讨，还将自己于1986年开办的“杭州蓝天中西餐厅”赚来的几万块钱也全部投了进去。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夏，陈继红终于研制成功了复合涂布机，并填补了国内空白（后经申请于1990年获得了《涂布装置》和《热复合装置》两项国家专利，专利号分别为89216669.X和89217099.9）。

陈继红决心大干一场。

杭州拱墅区石桥乡长木村原办的“杭州振兴色织整理厂”因无业务停产，厂房闲置并准备出租，而陈继红正好急需场地发展生产。于是，双方经过一番协商，决定联合创办“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企业性质属“集体”，并签订了《承包合同》。

《合同》中规定：“甲方广杭州振兴色织整理厂”）负责提供厂房不少于120平方米，场地不少于150平方米，办公室不少于二间，并负责申报营业执照；乙方（陈继红）负责提供生产技术资料。流动资金、生产设备等。”“工厂开办后，由乙方承包经营，乙方为企业法定代表人。”“乙方享有充分的生产自主权，甲方不予干涉。”

《合同》中还明确指出：“承包期间，乙方经济上独立核算，并按下列方法向甲方缴纳承包款：第一年（承包年下同）向甲方缴纳承包款三万元，第二年缴纳三万七千元，第三年缴纳四万元，承包款按季缴纳，缴纳时间每季度末。”

“乙方缴甲方承包款在税前列支，乙方在缴纳承包款后，企业所获利润归乙方所有，由乙方自行分配，甲方不予干涉。”

有了施展的空间，陈继红马上投资四万余元扩建厂房。为了运输方便，陈继红还在村头修建了两千多米的道路。为了扩大再生产，陈继红于1990年1月又向杭州市公安局购买了“捕盗保险箱”的半成品图纸，进行改进设计后，经浙江省公安厅设备器材经营部委托加工投产。公安机关除收取了半成品图纸设备费5000元，每销售一台还收取1.5%的技术监督服务费。

1990年7月，杭州市经委以“行经技[90]205号”文件，下达指标要求陈继红制造的Xh－250型复合涂布机项目，每年创利润48万元，创汇42万元；捕盗保险箱项目创利润70万元，创汇30万元。同时，这两样产品都经杭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进行了检验和物价局定价。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可喜的成果。陈继红投入生产后，依照合同约定，如期如数上缴了两年的房租及税款。眼看着事业愈发红火起来，她的干劲更高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厄运就在这时悄悄降临了。

事业有成惹出牢狱之灾

1990年9月5日，发包方孙志文要求陈继红“支付1990年土地使用税收”，这与《承包合同》中的规定明显不符，但为了息事宁人，陈继红不得不同意了。

9月8日，陈继红将她的涂布机以一台10.8万元的价格，出售了两台给“上海塑料研究所”，该所竞以51万元一台的高价转卖给了“上海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后出口到印度尼西亚。消息不胫而走。这时，陈继红又发明了“卫生纸保护器”专利。一时间，陈继红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不折不扣的“财神爷”。于是，长木村发包方提出“修改合同”，要陈继红把原色织整理厂的企业人员全部包下来，陈继红以正当理由婉言谢绝。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91年1月21日中午，发包方孙志文借故锁了蓝天涂布厂的大门，割断电话线，并将该厂多名职工先后软禁了7－8个小时。陈继红因身体不好昏倒在地，也未能被获准去医院就诊。直到天黑后，一位工人翻墙出去报警，所有人员才得以获救。

5月16日，发包方还借机派人收走了蓝天厂的公章。账本等财会工作用品，工人们也被吓跑了。已步人正轨的蓝天厂在眨眼之间变成了一具空壳。

但陈继红并没有屈服。她转租一个军械修配厂，继续生产。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6月10日，陈继红依法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发包方交回凭证；赔偿当时给原告造成的三万余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十万元违约金”。

就在陈继红苦苦等待法院开庭时，“半路杀出程咬金”。她所雇用的描图员王珏生突然于12月23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诉讼”，声称“涂布装置”和“热复合装置”两项专利是他发明创造的，并指出陈继红侵吞了应当属干他的知识产权。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在法庭上，陈继红提出了该发明专利一些要害部位的设计，而王珏生明显不懂这些，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令人不解的是，中院竟于1993年7月29日，判决如下：两项专利为原告下珏生所有，诉讼费100元由被告陈继红承担。

王珏生是1988年11月1日才被陈继红聘用的，而这两项专利陈继红在1987年就已开始研制，同时国家专利局的授权证明还在陈手中，可是，荒唐的闹剧还是上演了——真正的发明者却被扣上了“侵权”的帽子，陈继红欲哭无泪。

然而，陈继红没有料到，还有更大的磨难在等待着她。

1991年5月，陈继红以涉嫌贪污被拘留，8月16日被捕。据陈继红反映，在此期间，拱墅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长数次亲自到看守所同陈继红谈话，要她交出77万元钱，便可无事。理由是陈承包工厂发了大财，这个厂为“集体所有制”，虽然由陈承包，但用厂子的账号、经营收费进了账就属“公款”，自己提取“返还投资时的贷款、借款”就属贪污……

陈继红要求他写个书面条子，让丈夫和儿子想办法，但检察长不肯留下字据。考虑到自己签订的是“一脚踢承包”，有承包合同为证，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陈继红拒绝了该检察长的条件。

1993年2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向杭州中院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1990年二月至三月，被告人陈继红在承包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期间，在与淳安县新安江开发公司船厂、浦江化工厂进行“捕盗保险箱”加工业务中，利用承包经营的职务之便，采用开具假发票和签订假合同等手段，将上述业务单位支付给蓝天涂布设备厂的技术转让费、服务费和本单位公款通过杭州汇丰技术开发服务部转人其个人投资账户，先后三次侵吞公款计人民币十万三千二百六十元五角八分。被告人陈继红承包的蓝天涂布设备厂实际亏损七十七万余元。

1993年3月14日，杭州市中院以贪污罪判处陈继红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发明再获专利申诉遥遥无期

陈继红走进了高墙，一家老小在高墙外踏上了漫漫的申诉路。

1997年5月13日，浙江省高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将陈继红仍以贪污罪由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

1999年4月24日，杭州中院为陈继红减刑一年八个月，2000年4月，又裁定准予陈继红假释出狱。

5月18日，陈继红在亲人的相拥下回到家里。

8年零8个月，两个儿子不仅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懂事、争气。丈夫为支撑这个家，为妻子申诉，历尽艰辛，亦是满面沧桑。陈继红感慨万端。

然而，还未来得及与亲人们安享天伦之乐，陈继红就又埋头苦干起来。过去在狱中，只要一有空暇，她满脑子都在构思、酝酿如何改进、完善原有的发明专利，使其功能更多，效果更好。如今重获自由，年过半百的她备感时光之珍贵，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制发明中。

窗外的月光伴着她，日复一日。

七百多张设计图凝聚了她的智慧与汗水。

同年8月27日，大功终于告成。陈继红却病倒在床。

2001年3月，正值新世纪“两会”召开之际，陈继红研制的“多功能热复合涂布机”获国家专利。与此同时，陈继红将自己的申诉再次递交到全国人大及最高人民法院。

陈继红说：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申诉到底，同时还要继续完成我的事业，为科技兴国出力！

附：陈继红贪污案之我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谢安平

关于陈继红涉嫌贪污一案，笔者以为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所认定的103260.58元应该是陈继红个人的合法收入，而不是贪污的赃款。

一、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不是集体经济组织。判决书所认定的犯罪事实是1990年发生的，因而该案应适用79《刑法》、《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等法律和司法解释。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陈继红一案中的蓝天涂布设备厂不是集体经济组织，而是陈继红个人投资的私营企业。从注册资金的来源来看，该厂的注册资金是陈继红个人提供的专利技术、流动资金和生产设备。

二、陈继红不是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陈继红一案中，从承包合同和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陈继红和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之间，完全是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彼此不具有行政隶属性。而且陈继红具有经营自主权，经营行为的结果也由陈继红个人承担。因此，认为“上诉人陈继红能通过合同的法律形式取得集体的委托授权，经营管理企业，系从事公务人员”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陈继红所占有的十多万元，即使单从承包合同来看，也不是公共财物。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陈继红上缴承包款后，企业所得利润归陈继红个人。陈继红第一、第二年的承包款已经采用现金和其他方式上缴，第三年的承包款还未到期，因此根本不存在侵占上缴款的故意和行为。所以从贪污罪的对象来看，陈继红也不构成贪污罪。

四、由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陈继红和杭州蓝天涂布设备厂签定的承包经营合同既具有租用合同的性质，又具有联营协议和承包经营合同的性质。但不能仅根据合同的名称和企业营业执照，而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就认定该企业是集体经济组织和认定陈继红是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违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的。

法眼八：好样的反贪先锋网络检察官陈军标

国际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举报、民事行政检察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主的检察院网页；同年，虹口区检察院在上海市首次开通电子信箱，为群众举报和申诉开辟了新途径。

在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记者见到了陈军标。

陈军标很腼腆，跟人打交道远不如他跟计算机对话时那般从容自如。

然而，就是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几年来，在领导的支持和同事们的配合下，创造出一个个令人为之刮目的首次与第一：

1997年6月，国际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了以举报、民事行政检察和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为主的检察院网页；同年，虹口区检察院在上海市首次开通电子信箱，为群众举报和申诉开辟了新途径；

1998年5月，上海市第一套利用多媒体技术开发的视听证据出示系统启用，检察官提着便携式电脑走上法庭；

2000年，虹口区检察院建成局域网综合信息网站，令该院的信息传递、文件传阅、后勤保障等工作基本上达到无纸化办公。

激活

1987年，喜好理工科的陈军标阴差阳错地考进了一所文科学校——上海法律专科学校，结果还算强差人意，他被分到了计算机法律专业，总算比一般法律专业的同学多学了一些现在看来较为简单的计算机课。

1990年毕业后，陈军标被分配到当时仅有一台电脑的虹口区检察院，干上了跟计算机毫不相干的侦查工作，办理贪污贿赂案件。那些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对付犯罪嫌疑人又有勇有谋的老侦查员，常常为这名新来的大学生身上的腼腆、憨厚和书生气感到无可奈何，陈军标则更为自己的劲头没处使而觉得苦恼万分。

在反贪局不适应，又调到预防科，再去劳改农场检察院，进院不过三四年，他几乎每年调一个部门，不知您是否注意到。在震惊一全国的张君案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只要轻移。点击鼠标，大屏幕上，过去由公诉人当庭宣读的被告人供术、证人证言等就变成了被告人。证人自己开口说话一张君等人的暴戾凶残也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当本刊记者跟随最高人民检察院“素质工程”访团在上海市检察系统采访时，立刻被这套多媒体示证系统软件的主要开发者——虹口区检察院的网络高手陈军标深深震撼了。仍没找到合适的岗位。更令他沮丧的是，偏偏在这时又查出GPT偏高。年纪轻轻就生了这种富贵病，还没干出点什么，就得被“养”起来，今后怎么办？前途在哪里？陈军标真是觉得窝囊透了。

在家养病的日子里，他偷偷去参加了律考，居然也通过了，他做好了改行的准备。

养病半年，身体渐渐有所恢复，他又上班了。院领导将他安排到档案室工作。

远离了紧张、繁忙的办案部门，陈军标确实感到轻松一些。而如今装装卷宗，写写封面，做个“熟练工”，他依然感到不满足。

机会终于来了。

1995年，已完成市二级档案室达标任务的院档案室又要冲击一级的新目标。要上一级，有一条硬指标不可少，那就是必须引人计算机管理机制。添置一套计算机硬件设备并不难，难的是检察档案管理软件何处觅？当然，可以依靠社会上的专业公司来开发，可是周期长，费用高，而且由于是外行设计，即使开发出来，未必能充分适应检察工作；也可以等待上级机关下发，但那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平日里少言寡语的陈军标却开口了：“让我来试试吧。”

一些疑惑的目光投向了这个年纪轻轻但已被称作“药罐头”的小伙子。

是当时负责档案工作，并曾鼓励他写下了第一份人党申请的田老师，给了他莫大的信任和鼓舞。凭着家里的一台386，凭着积下的一些数据库基础知识，陈军标一头扎进了计算机程序里。几个月以后，他拿出了当时不仅在全市，而且在全国检察系统都绝无仅有的第一套检察档案管理软件。虹口区院档案室如期顺利跨入市一级档案室行列已不成问题，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市档案局的领导在看了这

套软件的演示后，不仅向华东地区的同行进行介绍。推广，还向检察院提出将陈军标调到档案局去。

昔日的噗玉今日成了宝玉。陈军标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不再苦恼，不再沮丧，而是跃跃欲试，欲罢不能。他被激活了。

启动

1996年10月，爱才识才而又有远见卓识的院领导作出了一个令陈军标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决定：将他调人检察技术科任计算机管理员，如同一记点击，启动了陈军标身上潜在的聪明才智。

当时，计算机技术在检察业务中还是白纸一张，尽管陈军标和他所在的技术科的同志已经意识到提高检察工作的科技含量将势在必行，但千头万绪究竟从何人手？

“急需，实用，高效。”院领导向他们提出了努力方向。循着这条原则，技术科明确了切人点，陈军标也找到了前进的路径。

控告申诉部门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群众举报、信访、申诉信息需要处理。过去都采用传统的手工登记方式。控申干部最怕遇到查询历史资料，翻遍本子，拍疼脑子，还要常常出乱子。于是，控申业务管理软件的开发，成为陈军标来到新岗位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

有了档案软件开发的经历，从技术上解决控申软件并不难。可爱动脑筋又颇有前瞻意识的陈军标想到，必须从全院的角度，考虑到其他部门类似问题的处理，以实现一次开发多次利用。经过两个多月的揣摩，控申业务软件开发成功，可再造模块也基本成形，它使以后的二十多套软件的开发时间从半年以上，缩短到平均两周。

电脑替代了人脑，令控申科的干警们尝到了现代科技的甜头，消息不胚而走，技术科一下子成了“香停饽”，陈军标更成了“抢手货”。

监所科说，我们工作琐碎，业务量大，快把我们“解放”出来吧！

确实，监外五种人的管理，长期以来令监所干部们头疼，那些假释犯、缓刑犯、保外就医犯等人员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变化，一会儿这个地址迁移，一会儿那个刑期变更，稍不留神，不是放纵了罪犯，便是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本登记簿，记得密密麻麻，翻得破破烂烂，可却比密电码还重要。

学法律出身的陈军标不仅了解监所业务，更能体会监所干部的苦衷。在监所科干部的配合下，经过一番钻研，陈军标在1997年7月建立了全市第一套监外罪犯管理系统，三十余种资料数据令每一个监外罪犯的基本情况一览无余。更神的是，哪个犯人的假释期、缓刑期将到了，只要打开电脑，它就会自动发出报警信号，提醒你严格执行法律监督职责。

1998年1月，虹口区人大换届选举，为确认监外罪犯的选举权，区政法委专门建议负责此项工作的各警署，到检察院去摘抄核对情况。区人大法工委的负责同志说，“这里的数据最准确、及时，真是太方便了。”

案件信息管理、电子台账的应用，让业务科室原先那些案件办理情况显示板、登记簿全部成为历史，更带来了检察业务效率和质量的飞跃。

升级

2001年4月14日，震惊全国的张君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在重庆开庭，重庆市检察一分院的公诉人手提电脑走上法庭，这套多媒体示证系统软件的主要开发者，就是陈军标。

提起这套软件的设计，还要追溯到1997年。

那年，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正式实施，庭审方式由过去的纠问式改为控辩式，证据，成了公诉人克敌制胜的关键。同时，视听资料被列为新的法定证据种类。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用录音机、放像机、幻灯机等设备示证，公诉人出庭恐怕要肩挑手提，或是带几个搬运工兼操作员，这效率岂不太低也太麻烦？如何运用高科技手段示证，辅助公诉人强化证据效力，成为检察技术干部必须攻克的当务之急。

难题又摆在了陈军标的面前。

看到社会上计算机同步处理文字、声音、图像和影像的多媒体技术被广泛运用，陈军标想到，如果出庭公诉也能用上这一新式武器，公诉人岂不如虎添翼？

想法固然好。可真要实施却并不容易。首先遇到的阻力便来自于观念。有人怀疑：就靠这点人，这点技术，可能吗？有人反对：不要出“花头”，公诉人还是把法律条文搞搞清楚最要紧。

可院党组大力支持。在市检察院技术部门的帮助下，专门的攻关小组成立了。作为陈军标人党联系人的宋科长更是给他加油打气：你尽管大胆干，外交、公关，由我来！

陈军标心里踏实了，他一心对付具体困难。没有资料他上书店、图书馆查找，不懂技术，向专家、技术人员请教，失败了再试验，弄错了，重新来。那段日子，正值陈军标新婚的妻子怀孕即将临产，小陈这边攻关正紧锣密鼓，妻子那边胎儿也将瓜熟蒂落。可是，准爸爸顾不上。结果，妻子硬是自己挺着大肚子住进了医院。第一起用多媒体示证的案件出庭程序与女儿先后顺利诞生了，陈军标一下子陶醉在拥有两个“孩子”的喜悦之中。

多媒体示证软件究竟给办案带来了什么？让事实来告诉您吧：

在王某等四名被告人抢劫一案中，有两名被告人系未成年人，需与成年被告人分案起诉。由于利用了多媒体技术，将被告人和证人的讯问、询问情况制作成录像，分别在两个法庭播放，达到了相互印证的目的。

在魏某为报复单位领导而故意杀人一案中，10岁女孩张某头部被钝器击伤6处，案卷中虽有伤势鉴定报告和照片，但具体部位不能形象显示，照片也只有平面效果。而利用多媒体技术制成的三维动画图，却全方位展示了伤情，令旁听者直观感受到了罪犯的凶残和被害人的受伤害程度。

祁某抢劫案中，被害人系两轮摩托驾驶员。犯罪嫌疑人从乘车到作案地，经过了相当长的路程，作案后又乘出租车逃逸。要表明此过程，过去只能宣读证人证言，旁听者没有空间、地域概念。利用多媒体技术根据地图绘制的平面示意图及动态作案路线模拟，则简明形象地说明了一切。

了某交通肇事案，惟一的证人对现场距离、方向表述不清，宣读证据材料则太抽象。而庭前根据现场勘查制作的动画，模拟了多种撞车现场情景供证人当庭辨认，终于使证人在法庭上讲清了撞车过程，也加强了法庭对证据的采信度。

在两起自侦案件的庭审中，被告人当庭控告办案人员诱供逼供，而公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根据整个传唤过程录制的视听资料，则将被告人的谎言当庭揭穿。

还有，被害人被害前后的形象照片对比、犯罪嫌疑人的鞋底照片与现场查获的作案人脚印对比，护照、印章、发票等物品的真假对比等等，都不再需要公诉人—一赘言，便能让旁听者一目了然。

公诉人不再为在庭上前后翻阅卷宗而忙乱，不再为说明、出示数百张书证而口干舌燥，也不再为证人有顾虑不愿出庭，或是被告人、证人那一口难懂的方言影响庭审效果而担忧，多媒体技术都为他们一一解决了。更令人称奇的是，公诉人手中的电脑还可成为与检察院电脑网络相连的一个终端，通过它，可以调取材料、咨询问题、反馈庭审情况，公诉人不再是孤军作战，因为在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

多媒体技术给公诉人的出庭形式带来了划时代的改变！

然而，陈军标并不满足。每一案件出庭都需技术人员编制一套应用程序，不仅制作周期长、成本高，而且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不易掌握，不少承办人依然对其敬而远之。1999年月，陈军标和同事们在区科委的帮助下，又开发了模块化软件，即计算机多媒体出庭辅助系统，突出了“通用、易用、实用”的特点，2000年4月，该版本又一次升级。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科技强检”和“公诉改革’等两次全国会议上，该软件均做了演示，并通过了中科院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科研成果鉴定。

如今，这一软件不仅被虹口区院的办案人员熟练掌握，而且全市和全国一百六十多个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包括驻港部队检察院都用上了这一软件。

“旧时王谢堂前燕”，终于“飞人寻常百姓家”。

共享

自从陈军标加盟技术科，计算机技术给虹口检察院带来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办案中，也渗透到了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

清早上班，你想知道今天院里有什么重大活动吗？想知道你昨天预定的车辆是否安排妥当吗？

中午，你想了解国内外有何重大新闻吗？想了解食堂今日的菜谱吗？

下午，你或许想看一下近期的简报、情况，了解一下有关案件的办理进度，或者，你想对领导提出意见、建议，你发现手头的办公用品用完了需要领取

所有这一切，只要打开电脑，轻击鼠标，瞬间就能完成。院局域网的建立，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让虹检人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变革：办公经费节约了，工作速度加快了，监督机制增强了，干警的思想政治素质也提高了。如今，在虹口区检察院，人们已不能想象，离开了电脑将如何工作。现代科学技术，为这个全国模范检察院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所有这一切，陈军标和他的同事们功不可没！

1997年以来，陈军标多次荣立市检察系统和区里的二等功、三等功；

1998年，他光荣加人中国共产党；

2001年，他被评为区“十佳青年”，上海市劳动模范。

世界将跨人信息时代，科技强检已成为检察工作发展的必然。时代呼唤更多像陈军标这样的启明星，来照亮这一方新天地。反贪女勇士吴晓杰

就是这样一位纤弱女性，押送犯罪嫌疑人到看守所，在相继遭遇5辆不明真相的轿车围追堵截的紧急关头，神情自若，机智冷静，果断改变既定行车路线，最后将犯罪嫌疑人安全押送到目的地。

就是这样一位纤弱女性，在接到犯罪分子打来的威胁电话，问她敢不敢找个地方谈谈时，她撂下电话，大胆从容地去“单刀赴会”。

做母亲，是吴晓杰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这一点，对于年已35岁的她来说，也许将成为终生的遗憾。

在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检察院，记者见到了吴晓杰。

吴晓杰身高不过1.60米，体重不足百斤，戴着一副眼镜，纤细、柔弱、文静，仿佛小学女教师。她若不开口与你侃侃而谈检察业务，你绝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在检察战线上已驰骋8年、并立有赫赫战功的反贪尖兵。

就是这样一位纤弱女性，押送犯罪嫌疑人到看守所，在相继遭遇5辆不明真相的轿车围追堵截的紧急关头，神情自若，机智冷静，果断改变既定行车路线，最后将犯罪嫌疑人安全押送到目的地；

就是这样一位纤弱女性，在接到犯罪分子打来的威胁电话，问她敢不敢找个地方谈谈时，她撂下电话，大胆从容地去“单刀赴会”。……

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不公正执法是在毁坏法律，就好比玷污了水源。

吴晓杰，1992年在公开招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南关区检察院。1993年调人反贪局，从事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现任反贪局侦查一科副科长，检察员。

众所周知，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智能犯罪，犯罪手段狡猾隐蔽，而且犯罪嫌疑人大多是有职有权的人。一旦案发，这些便会不同程度地加大查办案件的难度和阻力。但吴晓杰总是只要发现犯罪的蛛丝马迹，不查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1996年6月，吴晓杰负责侦查市中医院收款员国军贪污公款一案。犯罪嫌疑人国军，毕业于法律专业并取得了律师资格，自恃深谙法律和犯罪行为的诡秘，对犯罪事实百般抵赖，拒不供认，并且在写交代材料的时候，趁吴晓杰不注意，突然用笔尖刺扎自己的喉咙，又打破自己的眼镜，用碎片猛割自己的动脉，企图自杀以表“清白”。

吴晓杰在对他采取安全性强制措施的同时，未被他这些“要死要活”的假象所迷惑，而是与志们一起果断地采取“过大筛子”的侦查策略。们从医院的财务账库里，翻找出国军几年来经手6大箱非常杂乱、破损不堪的票据和处方，运回摆满了两大间办公室。她先把这些票据和处方按间顺序排列，然后逐笔核对发票号、处方号及金数。由于不少票据被有意毁坏，有时不得不借助大镜才能将被撕毁的票据号粘贴好，再同划价金进行对比。两天两夜未合眼，吴晓杰一共核查1090张票据处方，装订成15本证据卷宗。最后她把这些摞起来足有3尺高的证据卷宗摊摆在国的面前时，他终于耷拉了脑袋，乖乖地承认了贪8万元公款的犯罪事实。吴晓杰就是靠这种韧劲使这起查证难度很大的案件得以突破。国军被判有期徒刑15年。

与犯罪分子作斗争，不仅是一次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更是一场场智慧与狡黠的角逐。1998年7月，吴晓杰受命查办长春市轮胎厂业务员邢飞贪污、挪用76万元公款案件。因案情复杂，涉及面广，在吴晓杰的组织下，采取了先扫外围的侦查策略。她和同志们披星戴月，从广东的中山市到黑龙江北部的农垦农场，驱车5000多公里，分别找到20多个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在出色完成任务的同时，她发现与邢飞来往密切的黑龙江省某农场场长赵某有重大受贿嫌疑。于是，她决定追查到底，不让一个腐败分子漏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她和同志们化装成长春市轮胎厂财务处的对账员，巧妙地与赵某周旋。发现可靠证据后，将其带往邻近的黑龙江省拜泉县城，经过交审，使赵某交待了受贿6万元的犯罪事实。当她把赵某移交给当地检察机关后，在当地立即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赵某很快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邢飞被判处无期徒刑。

自调人检察院那天起，吴晓杰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据不完全统计，她每年加班都在120个工作日以上。8年来累计加班千余个工作日。等于十了10年的活儿。一分汗水，一分收获，到目前为止，她共查办贪污贿赂案件50余件，其中大要案30多件，涉案金额达2000多万元，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在她查处的案件中，光是局、处级和企事业领导干部就有20多人，并都作出了有罪判决。对此，有好心人曾问她：“你把那么多有权有钱有势的人都送上了法庭，送进了监狱，就不怕以后遭报复吗？”她的回答令人惊叹，耐人寻味：“他们有权有势的时候我都不怕，将来还怕他一个蹲过监狱的人吗？”正如她去年10月在吉林省隆重表彰全省‘十大杰出青年卫士”大会上所讲的那样；“只要党和政府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不改变，只要人民群众对严惩贪官污吏的要求与呼声不改变，我吴晓杰就绝不会怕他夜半鬼叫门！”

一丝不苟执法，一心不二

办案，一尘不染做人

同社会上存在不正之风一样，检察机关承办每起案件都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干扰与压力，有亲属朋友的说情，有金钱物质的诱惑，甚至还有威胁恐吓。由于吴晓杰承办的大案要案较多，各方面的干扰也就相对大一些。但是，在多年的办案中，吴晓杰从未吃当事人一顿饭，未收过一分钱，真正做到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几年来，她拒札拒贿折合人民币5万余元，成为全院干警学习的楷模。

1996年4月，反贪局连续接到几封群众来信，举报长春市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有经济问题，院领导反复研究后决定，把侦破重任交给吴晓杰。同志们都知道，这个总经理不仅是个副局级干部，手握几千万元贷款的审批大权，而且过去曾在市人事局当过多年的干部调配处处长，接触人多，影响面广，四方通达，八面玲珑，素有市政府里“小能人”之称，其爱人也是某局的局长，两个儿子又分别在国家的要害部门工作。先不说把此案查办下去的难度有多大，单是触及和冲破背后的这张庞大、结实、缜密的关系网，就得需要非凡的勇气和胆量。

然而，最让吴晓杰感到措手不及的是，案子刚一接手，说情的、许愿的、请客的、送礼的蜂拥而至，推也推不出去，躲也躲不开。走到哪儿就会被人跟到哪儿，回到家里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没办法，她只好将自家的电话线掐断、手机呼机关掉。下班住在单位，外出找人陪同，使那些人无法同她单独联系和接触。

为了保证案件的侦破速度和质量，她上顶下挡各方面的压力，左右开弓力排各种人为的干扰，采取“先围后攻”的侦查策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查清了案情。运用科学。周密的预审手段，仅经过三次预审，就迫使这位总经理交待了全部的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谁知就在此案侦查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竟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天晚上，在吴晓杰和其他干警将这位总经理送往看守所的途中，他们乘坐的警车竟相继遭到五辆没挂车牌的小轿车围堵，还有两个戴墨镜、头盔，骑摩托车的人在警车前边，阻碍警车的正常行进，大有一股要劫车救人的势头。为防止出现意外，吴晓杰等人不得不临时将警车开进市公安局大院，最后在公安局防暴队的护送下，才将这名总经理送进看守所。

一次，她在查办一起贪污案件时，被告人的一个亲属悄悄来到她的办公室，把4000）元钱放到她的桌子上说：“这只是一点儿小意思，如能高抬贵手，一辈子也不会亏待你。”说完就急匆匆地走出检察院，她追都追不上，只好第二天通过局里把钱硬退了回去。

1996年6月，吴晓杰将一起贪污案件的侦查终结报告移送起诉部门后，被告人突然彻底翻供，其家属害怕退卷补充侦查时还是过不了她这一道关，就把一个装满钱的信封硬塞到她手里说；“这个案子的所有材料就你一个人掌握，如果说你能在材料上给照顾照顾，救他一命。我们全家人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你我之间素无怨仇，吴大妹妹，你就行行好吧！”来人说着，就要下跪，吴晓杰当即严词拒绝，并警告对方：“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多少钱也甭想买动我笔下的一个字！”

作为妻子，吴晓杰对家庭怀有愧

疚；作为检察官，她无怨无悔

1994年初，吴晓杰怀着3个月的身孕到地处长白山腹地的抚松县参茸公司为一起贪污案件调查取证。长白山区到处是深沟险壑，道路崎岖不平，当她取证结束后，坐在走起路来像蹦蹦床一样弹跳不止的吉普车里返回时，腹部一阵巨痛使她昏死过去。等她醒来时，发现孩子不幸流产了。面对失子之痛，面对早就想当爸爸的丈夫，面对急于想抱孙子、外孙子的公婆和母亲，她在痛楚、愧疚中艰难地熬过了十几个不眠之夜。痛苦酸楚的泪，淌在脸上，流进了心里。

然而，面对肩负的重任，吴晓杰还是将这份对亲人的愧疚之情深埋心底，当她得知反贪局的工作正因人手少而安排不开时，不等身体康复，又拖着虚弱的身子去上班了。领导劝她休息，她说什么也不肯，义无返顾地冲到了反贪工作的第一线。她现在还没有孩子，但她没有后悔。

吴晓杰从事检察工作以来，特别是从事反贪侦查工作的8年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办案工作，成功地侦破了一大批有震动、有影响的大要案、疑难案件。由于政绩突出，工作出色，她曾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l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5次；连续多年被评为“职业道德标兵”、“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市“十佳书记员”、“十佳助理检察员”、“十大文明检察官”、“长春市劳动模范”，去年，还被团省委授予全省“杰出青年卫士”称号。

面对纤细、柔弱的吴晓杰，记者心头涌起无限的敬意——正是有了无数个像吴晓杰一样的检察干警，无私奉献，公正执法，才使得腐败现象逐步远离我们，国家才更加繁荣富强。牛群走马上任之后

问起牛哥当牛官的体会，他感慨万端：“当官最容易，只要你心里想着老百姓；当官又最难，因为你必须时时想着老百姓。”

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就任安徽蒙城县副县长一事，曾在国内引起过一场不小的争论。在人们看来。演艺圈与政界似乎永远都是两条无法相交的平行线，尤其是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相声演员，跑到一个小县城里当起了“七品芝麻官”，更让人们为此生出许多疑问：如此任命合适吗？他能胜任这个职务吗？他的相声事业还能继续吗？他要脱离文艺界了吗？他能为蒙城带来些什么呢？……

转眼间，牛群上任已有大半年了，记者专程来到蒙城县，采访了牛县长。

蒙城的“牛群”请来了财神

安徽蒙城，位于华东腹地的一个小城，是一代圣哲庄子的故里，又是来代巾帼英雄刘金定的家乡。宋朝王安石、苏舜钦等著名诗人都曾到此留诗作赋。县内有万佛塔、庄子钓鱼台、姜子牙钓鱼台、嵇康亭、刘海庙、45里上天梯、高琼墓、量沙台、涡河晚渡、狼峰积雪、冷涧垂虹、陈仙桥等名胜古迹。

这样一个美丽的古城，在对外开放的热潮中，却感到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把蒙城的经济搞上去，把蒙城的名声打出去，成为每一个蒙城人心中的祈望。

就在蒙城百姓盼机遇、求发展之时，这个全国第一养牛大县，终于“牵”来了一头会说相声的“牛”。

在全国上下褒贬不一的“交响曲”中，牛哥走牛上任了。他先在蒙城的经济、教育、文化三个方面分别放了一把轰轰烈烈的“火”，一下子把原来默默无闻的蒙城小县“烧”得红遍了大中国。

现如今，牛县长已经成为蒙城县的形象代言人，在他的努力下，蒙城成了中国导人CI形象的第一县，其目标是把蒙城塑造成：真的形象，真的体质；善的理念；善的行动；美的内在，美的外在；创造蒙城形象，提升蒙城价值。

不仅如此，牛县长在日理万机时，为了回报挚爱他的观众，还抽出时间去各地演出，演出时也时时不忘宣传蒙城。在这种广而告之的威力下，这个全国第一养牛大县的牛也都牛市看涨，每头的价格比过去增长了20%至40%，就连蒙城产的“五洲牛”牛肉干也真的“牛”到了五洲，远销意大利。

“让老百姓的腰包尽快地鼓起来”，这是牛县长开展工作，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他抓紧时间为蒙城招商引资，一下子就引来了上海和浙江5个亿的投资，兴建了牛群经济园区的第一大项目——义乌小商品城蒙城大市场，这将给蒙城带来无穷的效益。

当官最容易也最难

问起牛哥当牛官的体会，他感慨万端：“当官最容易，只要你心里想着老百姓；当官又最难，因为你必须时时想着老百姓。”

张梅含着眼泪向记者诉说了“牛县长为民做主”的事。

张梅是蒙城县三义镇人。1997年10月5日晚11点左右，她的丈夫邵春山被当地恶霸邵建、刘丙友、楚学化、李刚等人用三节鞭、砖头等凶器活活打死。这如同晴天霹雳，将张梅原本和美的家庭击得粉碎。然而，主凶邵建却畏罪潜逃。为给丈夫报仇，张梅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走上了控诉路。这期间，张梅不断接到邵建打来的恐吓电话，扬言“如果再诉冤告状，我一定杀死你全家人。”

三年来，张梅还饱尝了无数的艰辛与酸楚。但丈夫的冤屈依然无处可诉。

牛县长到蒙城上任了。张梅抱着一线希望，带着两个孩子，捧着丈夫的遗像，跪倒在牛群面前，那悲凄的哭声揪着牛县长的心，他禁不住潸然泪下

他拉起张梅母子，详细地询问了情况。

在牛县长和县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蒙城警方全力追逃，终于在今年5月2日将邵建抓捕归案。

张梅的两个孩子也在牛县长的关照下上学了。

张梅说：牛县长是我们的“牛青天”；牛县长却说：是我们蒙城公安民警干得好！

2001年3月。13日下午，南京一新闻媒体的记者给牛县长打来电话，说蒙城农民孙老汉为给孙女治病，一路沿街乞讨到南京。该报已在显要位置刊登此消息，并向社会求援。牛县长决定尽快进行调查。

该媒体报道；据孙老汉讲，其外孙女孙晨曦今年3岁，打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去年初确诊为尿毒症，家中为给她治病先后花去三万多元，如今是负债累累。去年底小晨曦的父亲李思超因驾驶农用拖拉机不慎遭车祸身亡，孩子的母亲经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小晨曦缺少了双亲的照顾，病情日趋严重，生命危在旦夕。外公心疼不已，决定出门乞讨，为外孙女筹集治病钱。一路沿街乞讨，来到南京。

但是孙老汉所在的辛集乡交给牛县长的调查结果，却和孙老汉说的有所不同。报道中所述孙廷海女婿“李恩超因车祸死亡”不实，李恩超系与其妻（孙永慧）于去年农历九月初七吵架喝农药不治身亡。据孙廷海本人讲，因家中贫困，想得到社会救助，因此谎报其女婿李恩超真实的死亡原因；报道中的“晨曦”系孙廷海外孙女，现随其母亲孙永慧暂住孙廷海姨妈家（利辛县望町镇侯寨村）。据了解，孙永慧现已嫁人，活得好好的；报道中“晨曦患尿毒症”一事，据孙廷海本人口述，去年上半年，晨曦小便困难，毕业于阜阳卫校的孙永慧认定女儿患了尿毒症，后来到城里几个医院查过，也说是尿毒症，但既无医生证明，又无医院病历，且现已治愈。

晚上23时30分左右，丰县长亲自到孙老汉家去核实情况。他让乡领导在屋外等，单独跟孙老汉聊无，想听听老汉的真心话。孙廷海所讲与辛集乡政府调查报告基本相符，承认女婿是眼农药自杀不是“不慎车祸身亡”；到南京是乘车往返，不是“一路沿街乞讨”；外孙女的病基本好了，不是“病情日趋严重，生命危在旦夕”。

牛县长掏出300块钱给了孙老汉，并教育老汉“以后不要说谎了，要靠勤劳致富。”

翌日0时30分左右，牛县长又赶往孙老汉的女儿孙永慧家。孙永慧的话说明孙老汉又说了谎。牛又找到孙廷海，孙再次表示认错。临走时，牛县长又放下300元钱，嘱咐孙老汉要做诚实的人，勤劳致富，要为蒙城做贡献，为112万蒙城人争光。后又嘱咐乡领导，不要歧视孙老汉，人都备不住说错话，办错事，要热情帮助他，帮助不是简单救济，主要帮思想，帮他勤劳致富。

凌晨2时左右，牛县长给南京某新闻媒体打电话，说明事实真相，并感谢他们对蒙城的关心。

这就是牛县长工作生活中很普通的一天。每天，他几乎都是这样忙忙碌碌地过着。牛县长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也始终都把自己当成蒙城县的一头“牛”：今天给我一把草，明天还您一头牛！

牛哥慧眼识“国宝”

在庄子故乡的蒙城，尉迟寺也是一大景观。尉迟寺系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约二百米处，是国内目前保存较为完整、规模较大。以大江口文化为主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存。遗址呈中心高四周低的圄堆状堆积，总面积约十万平方米。60年代以前，遗址中心的崮堆之上，曾坐落有气势辉煌的大寺庙，相传为唐代大将军尉迟恭而修庙供养，“尉迟寺”由此而得名。因年代的“浩劫”，这座宏伟建筑已荡然无存，如今的尉迟寺只剩下一个崮堆状的土包和寺庙下的柱础石静静地卧在那里，诉说着时代的沧桑变化，显得凄凉和荒芜。

尉迟寺遗址是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黄淮地区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但是由于经费原因，对其修缮和研究工作一直没能实施。

牛县长来到蒙城，目光马上就被蒙城县丰富的文化资源吸引了，本来就酷爱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他，开始集中全力为蒙城文化事业争取前景。搞了9年开掘工作的尉迟寺遗址于7月15日终于被国家正式批准为国宝级单位。牛群说：“这些国宝确是好东西，但以前外界认识不到，现在我们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徽卫视每天跟踪报道开掘过程，又挖出了许多宝贝，加上全国主流媒体竞相报道，最终引起了国务院、社科院和考古所的高度重视，使得尉迟寺遗址被批准为国宝级单位。这是我们蒙城的一大幸事啊！”

据悉，中央电视台已决定于10月初将尉迟寺遗址开发过程进行现场直播。

创办“牛群特教学校”

牛群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这一点，认识牛哥的人无人不晓。同时，牛哥心里清楚，蒙城的人民需要他的爱心，蒙城的孩子们需要他的爱心，而那些聋哑儿童就更需要关怀和教育。

于是，牛县长又一个“得意之作”诞生了——仅一个月时间，他创办了专门让聋哑儿童受教育的“牛群特教学校”，这个于6月1日刚刚举行揭牌仪式的学校，已摆上了社会各界捐赠的电脑、图书，别具牛群特色的“爱心室”更是贴满了牛群征集到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照片和对残疾孩子的祝愿。牛群说：“我们还要解决更多残疾孩子的问题。不仅要让他们上学，而且要康复、就业一体化。”

放飞聋哑孩子的梦想，这是牛哥心中的渴望。牛哥自己创作了特教学校的校歌《世界多美丽》：“用心说，嘴里没有假话；用心听，耳旁没有噪音；用心看，眼前没有黑暗；用心走，身边没有距离。我们都有一颗美丽的心，世界多美丽。”

北京大学是很多人心中的神圣殿堂，牛哥曾经是一名北大的学生，对于北大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如今牛哥以蒙城为家，自然是全力以赴地帮助那些想去北大但又没有机会的人接受教育。

今年3月，牛哥在应聘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兼职教授的同时，还应聘为蒙城县电大的名誉校长。有了这一头衔后，牛县长先后多次去省城合肥为蒙城电大的招生奔波。本着对“牛教授”、“牛县长”的支持，省电大决定将中央电大、北京大学联合开办的汉语言文学本科班给蒙城县的200个招生指标中调剂出30个指标，下达给蒙城电大。县级电大招收汉语言文学本料班，这在安徽省是第一家。蒙城人足不出县就可在县电大实现自己的梦想，并且三年学习结束还可获得由中央电大和北京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人们说：这是托牛县长的福。

不辞长作蒙城人

蒙城现已闻名全国了，这正是牛哥的初衷：要把蒙城推向全国，推向世界。这个全国第一养牛大县，靠着自身优势，在牛县长的带领下，奋力地发展“牛经济”，搞好“牛文化”，终于可以“牛眼看天下”了。

申奥时，牛县长很是自豪地带着蒙城人的希望宣布，蒙城的牛可以确保健康。这在疯牛病引起恐慌的今天，无疑是申奥的又一有利因素，蒙城的牛可以为国家做出贡献，难怪蒙城人会乐得合不拢嘴呢！为小家，也为了大家，这种感觉是自豪的。

“牛都”如今也成了“红都”，众多商家看准商机趋之若骛，渴望步其后生者向其取经。猴都看着“牛都”红红火火的发展势头，不禁眼馋，也准备请来“孙悟空”了，不知道“羊城”是不是会请来“羊角大师”，马鞍山请来“千里马”呢？

其实，还是那句话，别管形式如何，能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早日富裕起来才是大家的愿望。

牛哥越来越忙，也越来越充满活力了。总是三句话不离他的“牛都”，说起“牛都”，牛哥充满欢乐，怪不得牛哥“不辞长作蒙城人”呢！

近日，安徽毫州市人民政府下发了文件：牛群在任蒙城县副县长期间，兼任毫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一职。这会不会给毫州人民带来新的机遇呢！

法眼九：永远记住司法老前辈黑土地走来的女司法副部长

“我认为，作为女性，首先要在观念上放下因袭的重担，即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的压抑、歧视。在家庭生活中，你理应充当女性的角色，而在社会工作中，你没有必要将自己变成世俗观念所界定的传统女性的演绎品。”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司法部长是我国司法界资深女性——史良。但总的来说，司法战线仍是男子主宰的天地，而作为女性的刘飏却在这个领域纵横弛聘三十个春秋。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召开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这位刚上任的共和国女司法部副部长刘飏。

1991年，中组部与全国妇联联合召开的选拔女干部座谈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陈慕华亲自到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席间，就“女性从政”的话题，一位女市长的发言语惊四座：

“我认为，作为女性，首先要在观念上放下因袭的重担，即社会千百年来对女性的压抑、歧视。在家庭生活中，你理应充当女性的角色，而在社会工作中，你没有必要将自己变成世俗观念所界定的传统女性的演绎品。”这位闪烁着刚毅、执著目光的中年妇女，就是当年在吉林省长克市主抓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刘飏。

作为女性，她有着非同寻常的“几个第一”

家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大学生；

建国以来省会城市第一位女公安局；

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唯一的女司法厅长。

1994年11月，刘飏又带着组织的重托，家乡父老的厚望，奔赴北京，担任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1962年，刘飏走出家乡的黑土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吉林大学中文系，迈进了这个曾让她魂牵梦绕的神圣殿堂。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她放弃了一切休息时间，一下子扎到书堆里，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浮汁。

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不到半年，她的学习成绩就在优等生荟萃的班里冒了尖。外语、古汉语写作等功课名列前茅。第二年，她被选作班级学习委员。

十年前，刘飏在中央党校学校。中组部的领导去看望各省市学员，见到刘飏时对她说：“你就是刘飏？！你有一份用古文体写的自传，很好嘛！语言凝炼、形象生动。寥寥数语将自己半辈子的人生历程全概括了。不简单啊！”从中得见刘飏在吉林省洮南军马场锻炼了二年。1970年初分配到长春市军管会保卫部，即后来的长春市公安局工作。她身为科员，一干就是八年。为了工作，她经常加班加点，吃住在办公室。这么多年，除了产假，她几乎没请过事假，而将满腔的热情和干劲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她如此醉心于自己的事业，力量的源泉在哪里？

刘飏用两个字作了响亮的回答：报恩。

当年出身寒门的农家小女，哪有条件上学啊！而刘飏从初中到大学，衣、食、住、行，全靠国家的助学金。尽管生活清苦，可她太知足了。因此，当她能展翅高飞时，首先就要报答党和国家的培育之恩。她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其次要报答那些在她成长过程中给予她无私的爱与帮助的人们。

来京赴任时，当年的老师，如今的吉林大学的党委书记刘忠恕将自己的学生亲自送到机场，深情而欣慰地对她说：“我们是看着你成长的啊！”

每当想起这些，刘飏总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工作时，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女人”

1990年，刘飏作为省会城市唯一的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参加了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第18次全国公安局长会议。

面对着男士们一个个惊奇的目光，刘飏打趣道：“我给大家背一条‘语录’吧——‘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公安这个职业同样需要女性，最起码，我要给你们实现零的突破！”在她的倡导下，县市组建起全国第一个女子派出所。

1988年初，长春市换届选举，在政府班子进行分工时，有的人大代表提出：“一个女同志，管政法、公安，又苦又险的，能行吗？”市委书记征求刘飏的意见，刘飏说：“请不要用性别来评判我，关键看我合不合适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女市长就非得管文教、卫生呢？你们看我做什么合适，我就做什么。”市委书记点点头，笑了，刘飏继续主抓政法工作。

1992年3月，组织上又调刘飏到吉林省司法厅任厅长。当时，司法行政系统难题不少。监狱、劳教所生产面临困境，县、区司法局有的被撤、并。人心不稳、士气不振。刘飏和党组一班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内改机制、外创环境：一方面开展宣传攻关，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理解、重视、支持；一面深化司法行政工作改革，抓改革，促发展，求振兴。

在她到任后的第一次全省大会上，刘飏号召广大干部唱三首歌：《国际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得胜利；《再也不能这样活》——以新思路去开创新局面。

之后，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阅警式、田径运动大会、文艺汇演等。这些活动的开展振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增强了司法行政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工作面貌大有改观。

从农家子弟、一介书生到女部长，刘飏的成功给渴望成才的女性什么启示呢？

结合自己的经历，刘飏谈到：

念书的时候，我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

参加工作了，作为工作人员，我就要努力工作；

走上领导岗位，我是干部，就要做个称职的领导。

女同志为什么冲不出来，大多是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一是容易妄自菲薄，觉得女不如男；二是被外界影响所左右，总也摆脱不了主客观精神枷锁的束缚。

她说，我认为女同志不仅能够从事男同志从事的工作，而且女同志还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母亲是最伟大的，母爱是最无私的，如果女同胞们都能以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心去拥抱生活，去投入事业，怎么能干不好呢？

正因为刘飏能够挣脱一切羁绊，才会潇潇洒洒、大刀阔斧地开创事业，才会从一个起点走向另一个更高的起点。

女部长的平常心

从黑土地走来的刘飏是那样质朴、率真、豪放、热情，而且这种个性毫无刻意雕琢的痕迹，经久而不褪色。

与她一起工作的同志都说，刘飏最大的特点是有一颗平常心；在当年一次民意测验中，长春市的干部给她的评价是：当官不像官。这是刘飏最为欣慰的。她认为，官这东西，是一纸文、一个命令决定的，并不能代表自身的价值，要以德服人、以才服人，要靠人格的力量。

正当知“天命”之年，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副部长的任命书摆在了刘飏面前。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刘飏，此时依然心静如水。

她说：“当科员的那八年，是我活得最潇洒的时候，当时我并不认为自己就不行；而当组织看中我的时候，我也不以为自己怎么行。当科员与当副部长是组织上的考虑与安排，对我来说，无论在什么位置，我都会以天生的责任感与执著，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大凡世人对成功女性背后的家庭更为关注。不错，刘飏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几十年来，刘飏每前进一步，倾注了家人多少奉献，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丈夫除了在生活上体贴她外，还时时作为她的“高参”，把好道道关卡。刘飏主管公安政法工作，难免有说情人找上门来，然而都被他挡了回去。他本人也从不给自居要职的妻子添麻烦。仅这点足以让刘飏自豪。她总是称自己这位荣获市级优秀党员、劳动模范称号的丈夫为“老铁”，这其中不仅包含着夫妻间至深的情感，恐怕也缘于丈夫的一向铁面无私吧。

只身来京赴任，刘飏又增添了一份平常人的难处：奔波了大半辈子，又当一回“单身贵族”，可“家”呢？“老铁”却说：“你再去折腾几年吧，我守着这个家，将来这里是你的养老窝。”

一到司法部，刘飏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全国各地考察、搞调研，不到半年，她跑了七个省、自治区。还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司法会议。她一工作起来，真可谓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然而，毕竟年过半百，在工作上百端待举，生活上无暇顾及。为此，千里之外的老伴既惦记又着急，可刘飏能说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不能不报恩啊！年过半百时组织上又推了咱一步，再冲一回吧！”

噢！这就是我们的女司法部副部长——来自黑土地的刘飏！董必武首创依法办事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创与发展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革命生涯，同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向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和对真理的苦苦求索联系着；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联系着；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活动联系着，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中，董必武更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法学会前身即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会长。是我国高等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开拓者。董老本人在法学领域具有高深的造诣和修养。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宝贵和丰富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董者在法制方面的建树，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之际。又恰逢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于2001年7月在北京成立，本刊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研究人员，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就此文。深切缅怀董老为中国民主与法制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开创与发展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的革命生涯，同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向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和对真理的苦苦求索联系着；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联系着；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革命活动联系着，尤其是在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进程中，董必武更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

在中国人民的法制史上，有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一个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懈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在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邓小平提出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加强民主与法制的著名论断：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邓小平的这些著名论断，现已成为我国法制工作的核心思想，成为我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武器。然而，当时光追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的22年之前，我们会发现，邓小平这些著名论断的历史渊源孕育在董必武在党的八大时的发言中，正是在这次发言中，董老代表党中央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依法办事”的重要思想。

1956年9月19日，这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董必武在全国政协礼堂向出席党的八大的一千一百多名正式和候补代表及外国客人的讲话中谈道：“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继续肃清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一切违法犯罪的现象作斗争，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董必武同时郑重指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

董必武进一步阐述，依法办事应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必须有法可依。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法规制定出来。

其二，必须有法必依。凡属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

早在1956年，董必武就提出了依法办事的论断，这对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它是董必武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工作实践中，经过不断总结得出的。

记者在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采访时，杨瑞广研究员向我们展示了董老的法制思想轨迹……

早年，董必武曾到日本专攻过法科，通晓古今中外法学，回国后又从事过律师职业；

大革命时期，董必武主政湖北省政府，当时他就很注意依法办事，曾主持制订过《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两部法津，既有实体法，又有程序法。他还极力用法律手段支持农民运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董必武受命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工农检查委员；

抗日战争中，在重庆，董必武与国民党左派及民主爱国人士，发起组织过宪政协进会和宪政促进会，与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体制进行过坚决斗争；

旧政协闭会后，他担任过宪法审议会委员；

1949年新政协筹备期间，他是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产生的三个重要法律文件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小组的召集人。

董必武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后，他的工作重点，一是具体推动实施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是建立和完备人民法制。总之，建立健全人民民主和法制体制，实现依法办事，是他几十年为之追求和奋斗的目标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论断和董必武的论断，一前一后，承上启下，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是党和人民在经历过“左”倾和文革的历史悲剧之后，呼唤加强人民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

对董老在八大时提出的“依法办事”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张，薄一波同志曾作了这样高度的评价——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论述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战略问题时说：八大展示的探索成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要算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的观点最为重要。他在大会上的发言认为，在废除旧的《六法全书》之后，要逐步完备我们的法制，写出我们自己的《六法全书》。要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一系列法律。他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认为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群众运动一个接一个的年代，他对法制建设的认识达到这样的境界，是很可贵的。”

邓小平同志将董老在八大时提出的“依法办事”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主张，发展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日臻完善。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将邓小平同志所概括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进一步发展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且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已郑重而明确地写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容。这个方略的形成与确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又一座重要里程碑，将对我国社会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所有这些不仅是董老生前所孜孜以求的，而且是董老法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依法办事的典范

依法办事，首先要做到有法可依，要做到有法可依，就必须加强立法工作。

董必武一贯重视立法工作，并对我国立法的基本原则、方法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期间，仅一年零三个月，他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至少颁布了16项法律法令，涵盖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建国后，为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董必武更是呕心沥血。他亲自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民主区域自治纲要》、《惩治贪污条例》等等，为依法治国夯实了基础。

依法办事的另一要求是有法必依。

董老有句名言：“有法不依就等于无法。”他强调：“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是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

董必武力主依法办事，并多次强调在法律面前，党员不能有丝毫特殊；相反，党员要带头守法，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模范守法。

董老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他在担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曾亲自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杀人犯法的案件，充分地说明了他言出必行，执法如山。

50年代中期，某省的一个行署专员，当时属于高级干部，因为发生了三角恋爱而枪杀了女方。当时该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后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批。董必武在审阅了案卷后认为，省人民法院的判决违背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该干部的判决太轻了。他指示该省人民法院要依法重新审处。他指出：法律必须人人遵守，任何人都不得例外，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共产党员或高级干部更没有非法杀人的权利。如果不认真依法办事，法津即为一纸空文，就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威信。高级干部非法杀人，尤其不可宽恕。

在董必武的亲自处理下，这一高级干部非法杀人案重新进行了审理和判决，杀人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党纪国法得到了维护，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55年，一桩涉及到四条人命和一个无期徒刑、两个长期徒刑的“现行反革命”大案，在甘肃兰州市引起强烈反响。

10月4日，董老检查工作路过此地，知晓了案情，并从中发现了问题。于是，董老当即在兰州住下，亲自听取了当地司法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这起“现行反革命”大案，缘自天旱农民求雨。

那一年，甘肃大旱少雨，地里的庄稼几乎快要枯死了。由于农民盼雨心切，竟成群结队地求起雨来。而当地干部认为这是传统的迷信思想，于是出面强行制止，结果发生了纠纷。当时有一个乡文书被打，引起轰动。

这件事情很快被反映到了省委，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第二次镇反运动，省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未作深入分析，就把结论定为是一起“现行反革命”活动，决定把其中的四个农民判处死刑，一个判处无期徒刑，两个判处长期徒刑。但因为当地司法部门的意见不一致，所以判决迟迟未得以执行。

董必武调阅了这起大案的案卷，又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前前后后，然后约集省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司法部门负责人，一起详细地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农民拜神求雨这件事情，显然成了争论的关键。董必武很严肃地说：天久旱不下雨，田里庄稼枯萎，农民心里焦急，他们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拜神求雨，这种事过去在延安也有过，农民把他们看成是龙王爷的东西抬着在延安的街上到处走，谁也没有用行政手段去强行干涉。这种事情要靠说服教育，强制命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群众打干部固然不对，但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判那么多人重刑？这些人有错误，但不是犯罪，更不能杀他们，应当重新调查，重新审理。

同时，董必武告诫司法干部，办案时要特别注意划清两条界限：一个是弄清楚罪与非罪；另一个是弄清楚该杀与不该杀。特别是死刑案件，不该杀的杀了，就是犯了严重的不可挽回的错误。

甘肃省有关部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听取了董老的结论之后，感慨颇深：幸亏党的元老的到来，才使他们得以避免了一起特大冤案。他们立即组织联合工作组，重新调查、审理。最后，除一人被判为劳动改造半年以外，其余人均宣告无罪释放。

消息传开，当地老百姓都纷纷对董老表示了由衷的感激。

董老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精神更使广大政法干部深受教育。

由于长年为革命事业日夜奔波，终致董老积劳成疾。

1975年3月5日，病中的董老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九十初度》自寿诗：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老以此抒发了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和祖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心以及生命不息、战斗不已的乐观胸怀。

这首诗正是董老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谢觉哉力纠冤假错案

谢老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4年中，共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刀个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每年平均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到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使一些重大的疑难案件得到了及时解决，而且还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

“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从事党政、统战、新闻与司法工作，为党为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社会福利事业及建立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司法等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之际，本刊记者专访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以此来深切怀念谢老这位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在北京亚运村一幢新建的高层住宅里，记者见到了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王老今年虽已年近九旬，但一谈起与谢觉哉的相识、相知，依然饱含深情：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两河口、毛儿盖，来到了卓克基，当时大家都在为过雪山做着各项准备。一天，我正和剧团几个同志在山坡下聊天，见一位一方面军的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他面带笑容地走到我面前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帮我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

我当即接过来说：“行，我今天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这位老同志连忙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我将缝好的羊毛衣送去，谢觉哉见了远远地招呼我，他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老（必武）、徐老（特立）给我作了介绍。我也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定国，是四方面军剧团的。在我向他们告别时，谢老特地嘱咐我：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他那坚强刚毅的神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37年9月，我从失散的西路军来到兰州，谢老恰好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党代表。因有了在长征路上一次偶然的相遇，谈起往事，相互加深了印象。后来，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成了革命伴侣。

经过三十多年的相知，我对谢老有了更深的了解：无论在什么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他都没有停止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没有停止为法制建设而辛勤耕耘……

就职声明

1959年初，武汉东湖，春光明媚。中央各位领导云集这里，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政治局提议由谢老接替董老，担任下一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职务。因年事已高，谢老希望另选贤能。于是，杨尚昆同志和贺老总来给谢老做说服工作。尚昆同志恳切地说：“您老德高望重，经验又很丰富，再把几年关，培养后继之人。”贺老总则风趣地说：“您是咱党内的‘老胡子’（谢老早年就开始留胡子），又是老‘司法’，老牛还得再拉一程车嘛！”

同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选举了谢觉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5月5日，谢老在董老的陪同下，来到最高人民法院。董老提议，由谢老向法院的全体干部发表“就职演说”。谢老在热烈掌声中谦逊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一是多向同志们学习，二是多向董老请教。因为董老当选为国家副主席了，要我来做法院工作，我既缺乏学识，又缺乏经验，要重新学起，好在董老在法院工作几年了，有规可循，大家又有经验，帮我共同搞好法院工作。”谈起法院的业务工作，谢老强调说，“法院干部应在审判上下功夫。”

几天后，全国公、检、法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了，谢老在讲话中又一次指出：法院要提高办案质量，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不能再受“左”的影响，要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他还向与会代表们念了一首自己写的短辞：

胆要大，心要小，

劲要足，干要巧。

勤学习，勤检讨，

优点多，缺点少。

谢老最后说：“这两次说的话，就算我的就职声明吧！我把他录于案头，见于行动。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职，谢老深知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所以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投入到工作中。一些同志担心他的健康，奉劝说“您的年龄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何必花那么大力气呢？”谢老却不赞成：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是不能靠“名”吃饭的。我个人也不需要什么“名”，而要务实。还有一次，几位老同志到家里来看他，也关切地劝他挂个院长名算了，要注意多休息。谢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上，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呐。假如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说得大家都笑了。

谢老常说：“党和人民既然委我以重任，我就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任法院院长期间，谢老最痛心的莫过于看到发生冤假错案，但只要被他发现，都会坚决予以纠正。为了不出冤假错案，他一贯反对关门办案，主张要走群众路线，自上而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为这是防止冤假错案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定要看死刑案卷”

当时，在“左”的浮夸风影响下，有一段时期，各地法院都用电报形式向最高人民法院报批死刑案件，而办案原卷却不予上报。原因是，在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最高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备案”的错误观点。谢老经过调查，认为这种审批死刑案件的形式不对头，违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所以谢老提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死刑案卷，不能只凭电报就批死刑。

谢老向中央请示报告后，马上得到中央的批准，废除了电报报死刑案的审批制度。大家对此也都很拥护。一位审判员说：“这是谢老对人民负责的一大功劳！”为了适应这一重大改革，谢老要求法院院长、副院长都要亲自看案卷，每年还要亲自办几件案子。对于各地报来的疑难案件，谢老从来都是一卷卷地认真阅读，即便是随卷附寄的血衣、刀子，他也一件件地详察对证，而且经常看得彻夜不能人睡。

谢老再三强调，如果批案不看案卷，无论如何是了解不到实情的。

撤销“毒菌案”

1961年，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云南省法院送来了一起案子，案情是：因连年遭灾，老百姓无以充饥，一个地主婆伙同社员一起上山拣苗子，她拣的最多，而且也交给了大食堂。当天，她在食堂帮着烧火，当菌子煮熟后，大家都抢着吃，她却不吃一口。结果，在吃菌子的社员中，有几人中毒了。于是，大家一致怀疑是她搞的鬼，立即将其抓起来，移送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认为这个地主婆是在搞阶级报复，毒害贫下中农，反对“三面红旗”。经过地、省层层审批，同意判处死刑，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谢老翻阅着厚厚的案卷，一连串的疑问呈现在脑海中：菌子是她和社员们一起从山上拣来的，又一块下到锅里，怎么能证明有毒的菌子都是她捡来的呢？为什么有些人吃了没事儿，有些人就中毒了呢？这个地主婆是有意拣毒菌子，还是因不认识而无意拣的呢？另外她为什么只烧火，还敢当着众人的面不吃一口呢？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和查看案卷，谢老毅然决定，将此案退回，重查重审！

云南省法院经过重新调查核实，终于弄清了真相：这个地主婆果真不会辨认菌子有毒无毒，她在大食堂里只烧火不吃，是因为她在烧火前已经在家里煮着吃饱了。省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写了检查报告，并撤销了此案。

“我无脸见人家”

1961年8月的一天，谢老突然收到“亲戚”寄来的一封信。谢老拆信后，只见里面装着两元人民币。几斤粮票和一沓厚厚的材料。谢老先看了一下署名，既不认识此人，更不是什么亲戚，他想这其中必有缘故。于是，谢老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此信是从甘肃某劳改农场寄来的，寄信人张志运为澄清自己的冤案，已写过多次申诉材料，但都没有下落，于是就冒充“亲戚”的身份致函谢老，企盼能有个结果。

张志运原是甘肃省某医院的大夫。1953年以“破坏民族政策及强奸幼女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他几次上诉，都被驳回，维持原判，但他仍不断申诉。谢老亲笔复信，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派专人调查此案。一段时间后，查案人员回报谢老说：“压力大，平不了！”谢老说：“冤错案虽是整个案件数量的百分之几，甚至是零点几，但对一个被冤的人来说，却是百分之百！”在谢老的坚持下，此案终于弄清事实，彻底改正了。原来在1952年，张志运曾给一个13岁的藏族女孩检查过妇科病，当地一个凶恶的牧主便利用此事制造民族矛盾，企图破坏土改。他唆使这个女孩的家长去告发，并串通上层人物制造假证，致陷张志运含冤人狱。在最高人民法院派专人调查时，这个藏族姑娘已经结婚并且也当了医生，她懂得当时的检查是正常的，后悔当年听了坏人的话，对张大夫造成了伤害。

此案平反后，张志运被无罪释放，并安排了工作。谢老亲自签发，将此案始末通报全国，希望大家引以为鉴。几个月后，张志运专程到北京来感谢谢老，他向工作人员恳求，哪怕只见一两分钟，他就如愿以偿，终身无悔了。谢老知道后，回答说：“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造成了冤案，我无脸见人家。”

“此案是谢老改的”

1962年5月，谢老到陕西视察工作，在抽查法院案卷时，发现“王为业反革命案”有可疑之处。此案一审是某县人民法院。案由说，王犯趁我党整风之机，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十几封信，“谩骂领袖”、“攻击党的政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王不服判决，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中院反而认为判决过轻，改判为20年。后由于王“抗拒改造”又加刑4年。王仍然不服，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控诉书，省法院最后改判为死刑。

这种层层加码的判决，立即引起谢老的警觉，他仔细地将该案的全部案卷从头至尾看了又看，认定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他说：“人民群众对公社化、大跃进有不同意见，向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有什么罪？”于是，谢老建议，要各级有关法院对此案重新进行审判。重审这个案子，有人怕犯“右倾错误”，更怕将来追查责任。谢老说：“如果不重审，这样的案卷存在档案室，几十年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死了，后人翻阅案卷时，会说你们这个时代是什么社会？写信都有罪，上诉还要加刑，这怎么得了！”在谢老的一再坚持下，经过反复研究，改为无罪释放。

最后，谢老为了对此事负责，在案卷上注明：“此案是谢老改的。”

谢老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4年中，共视察了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刀个高级、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每年平均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到各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使一些重大的疑难案件得到了及时解决，而且还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

谢老一生兢兢业业，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法眼十：立新法，加快法制进程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行政处罚法》的出台对促进依法行政、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将起到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主体、程序上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将会有力地遏制执法中的混乱现象。

1996年3月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如雷般的掌声和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了。这次大会是我国实现跨世纪飞跃的一次盛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大会通过了提交的各项决议，其中《行政处罚法》的出台对促进依法行政、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将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要完成跨世纪的宏伟蓝蝌，没有依法治国作保障，是难以实现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保证经济和社会协调稳定的发展，才能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井然有序地进行，才能有效地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在全国上下已形成共识，那么，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什么呢？

1996年3月15日，沐浴着和煦的春风，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

说起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话题，这位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侃侃而谈——

依法治国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结出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文明成果之一，也是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然而，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所有的社会关系主体都必须守法，不仅老百姓要守法，更主要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办事，特别是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紧接着，罗副院长就行政管理的特点进一步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每个公民从摇蓝到坟墓，从吃喝拉撒睡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无不与行政管理息息相关。现代行政权是国家得以直接、能动地影响公民权利义务的最有效的一支公共力量。社会需要行政权主动地发挥其保护公民权益、维持社会秩序、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但是，行政权的行使，也可能发生消极甚至是破坏的作用。因此，如果对行政权不加以控制，社会就像脱缰的野马那样难以收拾。另外，行政人员由于其知识水平、法制观念、觉悟程度及所处环境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会发生因理解有误、判断偏差、决策失误、方法不当而作出违法行政行为。

由于行政权具有广泛性、直接性、强制性和单方面意思表示即成立等特点，一旦权力被违法行使或滥用，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对行政职权的设定、行使都应加以制约，凡是行政实体的权力、重要的行政程序都应是法定的，应纳入法制轨道。既要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实施管理，又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是法治的要求。因此，如果在涉及范围如此广泛地行政管理领域不能实现法制化的话，那么依法治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话题转到正在召开的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罗副院长兴罟地对记者说：“这次全国人大审议的《行政处罚法》，对于我们国家走向法制化就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史上一个里程碑。”

《行政处罚法》在两会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这部法律对促进依法行政有哪些作用呢？

当前，我国法律的80%以上、法规和规章的90%以上都是由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其中多数都规定了行政处罚。然而，而以往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中由于设定权不明确、执法主体混乱、处罚没有一定程序等原因，造成了现在“乱处罚”和“滥处罚”屡禁不止的局面。

主持制定《行政处罚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指出：行政机关不能没有行政处罚权。但是行政处罚的对象是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必然要涉及人民群众的权益，如果滥用了，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会直接损害党和政府与民群众的关系。目前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人民群众反映最大的问题是乱罚款、重复罚款、多头罚款的现象，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必须制定《行政处罚法》，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保障行政机关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据了解，《行政处罚法》从1991年起开始起草，鉴于这部法律直接影响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行为权，在此期间广泛征求了各有关机关、法律专家、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等各方面意见。因此，当这部法律草案提交到本次大会进行审议时，立即在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首先，《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主体、程序上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将会有力地遏制执法中的混乱现象。同时，为了切合实际情况，该法又规定了授权处罚和委托处罚两种补充形式，但对授权、委托的条件、程序、权限作了严格的限定。

在处罚程序上，该法规定了处罚与收缴罚款分开的原则，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不得自行收缴罚款，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这样就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在处罚过程中由于“乘驱动”等原因而引起的不依法执法和随意罚款的问题，从制度上保证了执法的公开性、公正性及严肃性。

《行政处罚法》还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条事后保障监督途径。当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当事人有陈述、申辩、质证的权利，让当事人有参与的机会，这种行政民主对防止执法建法、保护公民及法人的组织的合法权益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听证制度第一次被运用到我国的法律之中，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因此，代表们纷纷表示：这部法律制定是非常及时，深得民心。

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陆续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及行政法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行政管理领域中的许多方面仍存在着许多无法可依的现象。行政立法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对此，我国首届行政法学博士马怀德认为，行政行为的规范化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标，行政处罚行为仅仅是行为的一种，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还需对行政权力的其他表现形式加以规范约束，这包括行政许可审批行为、行政收费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强制行为等。总之，依法行政就是要做到行政行为的各方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当然，有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如果没有全民族特别是领导者、执法者的法律素质的逐步提高，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因此，努力做好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使得各级政府及行政人员都能做到依法执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加快依法治国的步伐。行政听证让人欢喜让人忧

另外，听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我们经常讲，老百姓要参与国家管理，如何参与，没有手段不行，没有程序不行，行政听证就为老百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手段。这样既可以帮助行政机关做出正确的处罚决定，也可以体现老百姓民主参政意识，彰显这种意识。在培养老百姓民主素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律师叫扳“铁老大”

提起春运票价涨浮，旅客只能怨声四起，但是没有人能够想到与铁道部说“不”，乔占祥却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

2001年1月9日，也就是春运的第一天，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样乘火车外出办案，听到人们对春运票价上浮议论纷纷，回去后他马上收集资料，找出了相关法律依据。他认为，铁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应属公用事业，火车票价是政府定价范围，依据《价格法》第20条规定，重要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按照规定经国务院批准。但是铁道部部分旅客列车票价上浮只得到国家计委批复，不是国务院批复，并且没有依法举行听证会。

1月19日，乔占祥将写好的行政复议申请书传真给铁道部。在复议申请书中乔律师提出两条申请，一是撤销铁道部公布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二是审查铁道部做出上述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合法。

乔律师说他很幸运。在向铁道部发出复议申请后不久，他就接到了铁道部的受理函2月1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从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向铁道部发出质询函，请铁道部说明春运涨价的理由。乔律师说，消协的做法也是对他的肯定和呼应。

乔占祥满怀自信地告诉记者，春运车票涨价没有举行听证程序这一关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铁道部如果撤销涨价的决定，一定会赢得民心民意，树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如果这一次申请复议失败，他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不管结果如何，此事对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全社会公民法律意识提高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乔律师的举动经媒体报道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有关行政听政的话题在老百姓中传得沸沸扬扬。

决策民主的一大发展

2000年10月爿日，秋意正浓。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五层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听证会。

北京自动扶梯制造厂对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要求听证。

听证主持人、朝阳工商分局法制科副科长胡荣萍静静地听着双方的陈词。

案件调查人郑重指出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北京自动扶梯厂截止到2000年4月31日未参加1999年度年检，朝阳工商分局2000年5月发布公告限未参加1999年度年检的企业30日内到该局补办年检手续，而扶梯厂未在规定期限内补办年检手续。

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也进行了陈述和申辩，他们承认未参加年检也未补办年检手续，但因上级主管单位对他们的管辖权，正在变更之中，尚未确定，因此，希望工商局暂缓吊销营业执照。

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听证主持人按照案件调查人、当事人的先后顺序征询了各方的最后意见，宣布听证会结束。

会后，经听证主持人合议，认定该案事实清楚。证据齐全、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建议按局长会审批意见执行。后来北京自动扶梯厂仍然对该处罚决定不服，上诉到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及市二中院，两市均判决维持原行政处罚决定。

自《行政处罚法》颁布后，为了贯彻落实该法中有关听证制度的规定，国家工商局专门制定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听证暂行规则》即第59号令，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听证工作程序》，将听证制度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具体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对听证程序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为此，王众孚局长还多次强调指出，听证制度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程序制度，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要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要求，做好听证人员、机构和设备的落实工作，保证听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国家工商总局案件核审听证处杨红灿处长向记者介绍说，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8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实际举行听证的案件为688件，1999年增至952件，2000年就已上升到4327件了。有许多行政处罚建议被变更或撤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除此之外，其他如税务、质检、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等行政机关也相应地制定了听证的实施细则。

然而，早在五六年前，也许很多人还不知道听证为何物，现如今，听证已走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行政听证制度，在中国的法制史上，最早是被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进我国，它是我国行政程序现代化与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是我国民主政治的一大发展。此后，有《价格法》规定了价格听证制度以及《立法法》规定了立法采取听证会的形式来制定法律。现在正在酝酿起草的《许可法》、《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也准备规定听证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马怀德教授向记者介绍说，听证制度对中国人来讲完全是一个新的制度、新的法律。行政听证制度，是行政机关为了更加正确、准确地做出行政决定，而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允许他们陈述、申辩。提供证据的过程。它跟我们以往的观念，比如听取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或者辨明是非，实事求是，都有联系，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最关键的在于听证有一系列的规定作为保障。

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听证必须遵循这样几个原则，首先是公开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必须公开举行，这是为了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其次是事先告知原则，举行听证会，必须事先告诉利害相关人，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和主题，允许利害相关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搜集证据，充分表达意见；第三是案卷排他原则，主要指听证会上所获得的证据和观点、意见应该作为国家机关做出最终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的观点和意见，而听证会以外的其他的观点、意见和证据，不得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第四是职能分离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这既是一个听证本身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国家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马怀德教授谈道，总体来说，我国行政机关基本上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来执行听证制度。尤其是自从《行政处罚法》颁布以来，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熟悉听证制度程序本身。同时，听证制度设立、设置也树立了一种程序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或行使权力的时候，程序意识非常差。很多行政机关领导至今都有这种观念，只要事情没办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上有瑕疵，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听证制度设立了一个严格的程序要求，听和不听，结果相差很大，听了就是程序合法的表现，没听，就是程序不合法的表现，通过设立听证制度，可以给行政机关领导，给公务员灌输一种程序上的观念，培育行政机关的程序意识。

另外，听证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的过程。我们经常讲，老百姓要参与国家管理，如何参与，没有手段不行，没有程序不行，行政听证就为老百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一个手段。这样既可以帮助行政机关做出正确的处罚决定，也可以体现老百姓民主参政意识，彰显这种意识。在培养老百姓民主素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谨防听证流于形式

1998年9月18日、19日两天，一场关于电信资费调整问题的价格听证会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神秘之一：会议召开前，有关部门未向社会公告，仅有极少数新闻记者获准参加；

神秘之二：会议过后，听证会内容未向社会报道，电信要做哪些调价以及打算怎么调，听证会各方意见如何，消费者一头雾水；

神秘之三：根据法律规定，听证会必须有消费者参加，但不知本次会议有多少消费者参加，遴选这些消费者的标准是什么；

神秘之四：召开这样的听证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如果有关专家和消费者一致反对电信企业的调价方案，主管部门会不会采纳？严密封锁消息，是不是为以后暗箱操作埋下伏笔？

“神秘”的结果，除了在平信邮资提价上否决了原方案的提价幅度外，听证会并没有太多的收获。相反，在邮电部门几乎没有出示真实的成本信息的情况下，使上述还有很大降价空间的邮电资费继续维持在明显不合理的水平上，而且手机双向收费的问题被回避，以致有人仔细算账后发现，消费者得到的实惠少得可怜。

我们暂且不对此次听证会的神秘程度妄加评论，但是，现实生活中听证会摆花架子、走过场的问题确实存在。乔占祥律师状告铁道部是因为铁路涨价根本没有依法召开听证会，而更多的听证会是”听而不取”，所以人称”美丽的花瓶”。原因何在呢？马怀德教授一语中的，由于对听证制度的本质和真谛没有真正把握，没有切实去贯彻听证制度的基本原则，该公开的没公开，该职能分离的还在混合职能，违反案卷排他的原则，将听证会之外及会后的意见。观点、证据作为了行政决定的依据，这些都是不符合听证的基本原则的，也是目前行政听证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较大问题。

任何一个新制度的诞生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马怀德教授指出，不管是听证制度，还是行政听证制度，适用范围会越来越广。听证程序在具体适用和具体操作方面，也会更加细化，更加具体，更具有操作性，使得行政机关更容易依据听证程序做出正确的行政决定。随着整个听证制度的发展，听证规则的逐渐健全，执法人员对听证制度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程序观念的不断加强，适用起来也会更加规范。当然这需要我们共同做出很多努力，吸取很多教训来逐步完善。迎接“银色浪潮”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了，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大者年人的关怀重视，也标志着我国老年事业从此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证。

近几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9.76%。按照国际通常使用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即为人口老龄化。到200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从而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到下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将达4亿左右，届时我国每4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

一个以白发为标志的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银色浪潮”，将如大海的滚滚波涛，越过东方地平线，越过古老的黄土地，不可阻挡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我们将在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迎来“银色浪潮”的挑战。

令人欣喜的是，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从1996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了，它不仅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大者年人的关怀重视，也标志着我国老年事业从此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证。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尊者敬老的传统美德，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在当今社会，老年人问题中最突出的是，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区甚至还较为严重。本文针对目前老年人在赡养中受虐待、遭遗弃和被残害等现状进李伟红刘玉林相自成行剖析和反思，以期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

家庭赡养是我国养老的传统模式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时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家庭，在我国养老保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职工，主要靠国家负担；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主要靠家庭赡养。即使是前者，也主要靠家庭给予日常生活照料。农村实行养老保验制度，也并不能改变由家庭养老为主的传统模式。在家庭赡养中，我国不论城市或农村，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孝敬父母的好儿女，谱写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新篇章。

北京市房山区十渡村曹秀荣一家8口人，婆母、母亲、继父都是80岁以上高龄人，加上丈夫、儿媳和孙女，可谓四世同堂。作为农村妇女，曹秀荣结婚42年来是全村公认的孝顺公婆的好媳妇。公爹去世后，她无微不至地赡养婆母十几年如一日。有一夜，婆婆突然肚子疼，丈夫、儿子又不在家，曹秀荣背起婆婆直奔医院。住院后，她白天黑夜侍候在老人身旁；喂水、喂药，精心护理。她继父身体差，牙齿也不好，曹秀荣就尽量把饭菜做得软些……身教胜于言传，儿子、儿媳深受感染，也隔三差五往3位老人手里塞上百儿八十元零花钱，逢年过节少不得拎上几大兜老人喜欢吃的食品，早出晚归也要到老人面前问寒问暖。吃饭的时候，这个给夹菜，那个给夹肉，全家人有说有笑，十分和美。

在家庭中，子女孝敬老人，一方面是履行赡养老人的法律义务，同时，也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情感回报，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人间亲情。正是这种情感，维系了一代又～代温馨和睦的家庭。亲情作为人类伦理化情感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它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一种爱、而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援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亲情的补充，但它毕竟不如亲情那样热烈与深沉，那样令老人心安、温暖。上海有项调查表明，愿意进敬老院和养老院的老人仅约占3%。老人觉得养老院凄清，有种被遗弃的感觉。而一般情况下、子女们因惮于有悖传统的“孝道”美德而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一股不愿送老人到养老院。我国一位老龄问题专家说，老年人的理想家庭居室传统模式一是同已婚子女同住，二是同已婚子女靠近住，这两种模式分别得到了48%和37.8%的老人认同。因此，家庭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当今家庭养老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从古到今，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素有的优良传统。孝敬父母，人之天性；灭性不泯，孝恩长存、可是，建国后这方面的教育淡化了。一些传统观念被认为过时了，甚至受到冷落。遭到批判。到了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生活差距拉大，不少人的心理产生不平衡，导致部分人私欲膨胀，忘恩负人。他们把同父母的亲情关系演变成金钱关系，“爹亲娘亲不如金钱亲”。有钱树爹娘，无钱视累赘，有的甚至对老人百般虐待和遗弃。演出。幕幕残害老入的悲剧。因此、敬钱不敬老是当今家庭养老关系中的王要矛盾

陕西省宝鸡市在28名自杀老人中，因赡养问题导致自杀的占64%；四川省合川县41起老人自杀案件中，因子女不赡养老人而发生的悲剧占63.4%；山西省有关部门1989年至1993年共接待处理者年人来信来访两万多起、年均4千余起。上海市1991年至1993年法院受理老年人投诉案件18000多件，年均6千余件。

山东作者魏瑞生反映，曲阜市有个村民刘爱民。自父病故后同老母共同生活。去年底老母突然晕倒，刘爱民早就感到老母无遗产、一旦病倒便成累赘，怕影响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遂产生恶念。一天，刘爱民将10片冬眠灵碾碎惨人冲好的豆奶中骗母饮下，次日凌晨见母亲未死，即持酒瓶和菜刀向老母头部猛。砍，然后又用衣物捂闷口鼻、致其母当场死亡。

诸如此类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如辽宁发生了兄弟二人将父亲活着送往火葬场，被工作人员拒收，拉回到半路弃于路旁，后老人因冻饿而死的案件；江苏发生数起老人自焚事件；广西某地在荒山上发现老人尸体，本村无人作善后工作，经民政部门花钱雇人埋掉等等，这些情况虽是个别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权益受侵害的严重性。

金钱易得、亲情难求、每位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公民。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今天，都应该依法严格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成为有道德、讲文明、尊老敬老的新型公民。老年人要善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当前老年人在遭受子女虐待，遗弃甚至残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子女道德沦丧、为贪图个人或小家庭的私利，不惜把父母推向痛苦的深渊。但也有不少老人出于对子女的幻想或存有“虎毒不食子”、“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委曲求全。其实，这些老人在遭受子女们的非法侵害时、，只要迈出家门，向当地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寻求帮助和保护、其结果必定会向好的方向转化。可有的老人一忍再忍，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据浙江作者章志兴调查，在60位受虐待老人中，有80%的人宁可“打碎门牙肚里咽”，也不愿依靠组织或拆诸法律求得公正的处理。浙江金华县一位70岁老人，早年丧夫，含辛茹苦地将一双儿女抚养长大，又操劳为他们成家立业，自己精力耗尽，落下多种疾病，骨瘦如柴，弱不禁风，还要整天给儿孙洗衣做饭，下田干活。儿于这几年跑供销发了财，盖了别墅式洋楼，而老人却常遭儿媳的虐待，没有一口舒心饭吃、一次，孙子拿出一根香蕉让奶奶尝尝，老人刚要咬一口，被儿媳撞见，劈手打落在地，冲老人吼道：“真不要脸，怎么不让馋鬼把你这老不死的勾去。”老人想要辩解几句，儿媳一耳光将老人打晕倒地、老人心力交瘁，不能起床，儿子儿媳连饭也不端给她吃，老人在泪水中煎熬着。邻居们看了气不过，要替她找村干部来管管，她却强忍悲痛不让找，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是封建社会为掩饰家族内部矛盾或出现的丑闻，维系其社会地位和声望所形成的一种陈旧观念。到了今天，老人怕“家丑外扬”，表现了老人对儿孙们的爱心之深。他们宁可自己雪上加霜，倍受痛苦，也不愿把儿女们的丑行张扬出去，惟恐影响子女们的前程。然而，有不少子女未能被老人的爱心唤回良知，这就只有依靠组织、依靠法律来解决。

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人的一切言行。乃至在家庭中的表现都要受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来约束，这些法律、法规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儿女们之所以能从小长大成人，是父母呕心沥血抚育培养的结果，他们用多半生的精力倾注在儿女身上。父母老了，尤其是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应该得到子女的赡养。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自然传统规律，更是《宪法》、《婚姻法》及新制定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的规定。每个家庭”每个有父母长辈的人，都必须依法赡养老人、孝敬父母。若有违法者，父母有权依法保护自己，有权通过组织及执法部门对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于女进行教育、处罚，直至由司法部门判决。这样做，不仅是保护自己，保护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只有人人都这样做，、才能构成温馨和睦的小家庭，才能给社会大家庭带来并然有序的稳定生活。

维护老年人权益的社会责任

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不赡养父母，用各种手段虐待、遗弃和残害老人的，社会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基层行政组织和农村老年协会都有权进行调解、批评、教育，直至依法进行惩处，为家庭赡养老人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有些司法部门和基层组织，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工作。

湖南作者邓集义报道，邵阳市岩口乡法律服务所为164名受子女虐待、遗弃的老人免费服务，依法为他们伸张正义。湖北陈水耀报道，枝城市人民法院针对某些地方不赡养老人的典型案件，采取在基层公开开庭，取得了处理一个案件，警醒一些不孝子孙，教育一方群众的好效果。福建省漳州市一些农村老年协会采取每季组织一次深入老年人家庭“一访四查”，查老人的吃、住、穿、医状况。发现问题立即召开家庭会，限期要求子女改正，有效地维护了老年人的权益。有了司法部门及基层组织依法办事。那些不孝子女得到了应有的处罚，被侵害的老年人的生活有了保障。

大连市老龄委赵华信、张积坤报道，甘井子区驼山乡双山村8旬瘫痪老人李德贞有两个儿子，都不肯赡养老母，无奈老人到法院起诉，要求两个儿子尽赡养义务。经法庭调解，达成赡养协议。但二儿子翟长宽不肯履行，轮到他赡养时，以不给老人饭吃，让老人睡凉炕等手段进行摧残、折磨。老人饿极了，只好背着儿子、儿媳到邻家讨饭充饥。翟长宽发现后便对老人殴打，老人跪在亲生儿子面前求饶……同情老人的邻居将她背到法院，她哭诉了被儿子残害的遭遇，经法院调查审理，判处犯有虐待生母罪的惟长宽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有关部门都能重视维护老年人的权益。越是老人权益受侵犯比较严重的地方，恰恰是与当地有关执法部门没有做好保障老年人权益

工作有很大关系。四川省富顺县福善镇老年协会来信反映，当地农村有一不孝青年，只因一个鸡蛋的小事，竟然罚其82岁高龄老母跪一个多小时，当地老年协会请求法庭审理，因老人交不起诉讼费，此案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其子更是变本加厉。也有的基层干部存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陈旧观念，见有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行为，却避而不见，见而不管，致使此种现象屡禁不止。

白发人呼唤老人法的威力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出台，令老人们欣慰与欢呼。这部大法的宗旨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年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美德。该法规定，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是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是实现老年人权益的基本内容；家庭赡养与扶养、社会保障、参与社会发展，是保障老年人权益的三大支柱；在保障老年人物质养老的同时，要解决好精神养老；老年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老人负有赡养、扶养义务而拒绝赡养、抉养，或者虐待老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部门或者组织，上级主管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致使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给子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些明确的规定，为老年人筑起一道坚固的长城，一把锋利的宝剑，这是保障老年人权益不受侵犯的强大法律武器，为亿万老年人创造了一个健康长寿、欢度晚年的幸福环境。

“银色浪潮”呼唤老人法的真正贯彻实施，呼唤家庭的温馨和睦，呼唤全社会的尊老敬老新风扬遍神州大地。

让我们在汹涌而来的世界性人口老龄化的“银色浪潮”中，搏风击浪，勇往直前，去迎接新世纪灿烂的曙光！

附：悼念王首道同志

王仲方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民主与法制社顾问，王首道同志，于九月十三日去世了。多年来，王首道同志对《民主与法制》杂志一直是关心、爱护和支持的，我们深深怀念他。

王首道同志历来重视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认为在中国要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制是必不可少的保证。要实现这个保证，除了加强立法和司法工作，更要提高广大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懂得正确运用民主与法制的武器来保证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人民的合法权利。因此他很关心《民主与法制》的创办，希望这份杂志能够在宣传民主与法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民主与法制社没有辜负王首道和其他老前辈的期望，经过全社同志的辛勤努力，杂志很快在群众中发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越办越受读者喜爱，成为全国法制刊物中发行量最大、影响甚广的杂志。为

了加强对刊物的指导，王首道同志和其他十几位老同志欣然接受聘请，担任民主与法制社的顾问。对刊物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鉴于《民主与法制》刊物虽然创办于上海，但已发展为全国性刊物，应当由中央适当部门来主办更好。王首道同志和其他顾问，支持民主与法制社领导班子的意见，亲自写信建议由北京中国法学会管，这个意见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机关的同意。为了力加强直接领导，王首道同志赞成成立民主与法制社社务委员会，并担任名誉社长，亲自出席社务委员会，发表重要意见，还同夏征农、罗竹风同志一起亲临编辑部看望全体同志，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把刊物办得更好。

王首道同志不仅关心刊物要坚持正确的方针，保持与读者的密切联系，而且关心民主与法制社内部领导班子的建设。有一次，王首道同志在广州休养，我去看望他。他关切地问起民主与法制社的情况，认为民主与法制社要不断前进，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这个班子里的人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只要进了民主与法制社，只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不能计个人名利，不能争个人得失。他说把刊物办好，读者满意你们的工作，这就是最大的得嘛。他语重心长地说，《民主与法制》成绩很大，影响很大，大家可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还是要牢记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的，要谨慎谦虚，戒骄戒躁。只有这样才能有团结，有进步，也才能把刊物办得更好。以后我曾多次见过王首道同志，他后来年老多病，虽然说得不多，但总是关心《民主与法制》的发展。

敬爱的王首道同志，安息吧！民主与法制社的同志们会永远怀念你的。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妇女工作要上一个新台阶

1992年4月3日，《妇女权益保障法》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国在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又迈上了新的台阶。之后，陈慕华还亲自走上街头接待群众，并在人民大会堂向6000多名女干部宣讲。

1995年盛夏的一天，记者走进绿荫匝地的中南海，就如何进一步做好保障妇女权益的问题，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

妇女工作要与经济工作相结合

陈慕华从青年时代起就纵横驰骋在男子主宰的军事与经济领域。七十年代时，开始奔忙在国家高层领导岗位上，成为女中豪杰。

谈起做妇女工作。陈慕华笑着说：“1988年9月，在全国妇女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被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于是，就‘赶着鸭子上架了’！”一席话，把大家逗乐了。

上任后，陈慕华首先明确妇女工作要和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要找准妇女工作和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因此，她组织和领导全国妇联在农村妇女中广泛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素质和地位；在城市，则开展“巾帼建功”活动，掀起岗位成才、岗位建功热潮，促进妇女在经济、文化、国防、科教建设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在陈慕华的倡议下，国务院成立了有19个部、委参加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协商解决有关妇女儿童工作的重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和中央党政机关都建立了妇女工作委员会。这样，理顺了妇联与政府、人大、政协以及有关方面的关系。

陈慕华非常重视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审议、通过和颁布，她更是倾注了许多心血。1992年4月3日，《妇女权益保障法》获得通过，标志着我国在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方面又迈上了新的台阶。之后，陈慕华还亲自走上街头接待群众，并在人民大会堂向6000多名女干部宣讲。为了进一步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贯彻落实，今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陈慕华又作为全国人大组织的执法检查组的主要负责人，对该法的执法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这次执法检查，陈慕华了解了许多新情况，进而产生了不少新见解。

《妇女权益保障法》尤其

要向男性领导者宣传

在执法检查中，陈慕华收到了一封几个妇女的联名告状信。

来信反映的是广西农村发生的事：这几位妇女分到的土地、房产被征用了，征用单位依法给了补偿。但是，在分配补偿金时，村里群众不同意给，说什么“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没有你们的份。”

陈慕华找来了当地的专员，间道：“《妇女权益保障法》公布三年了，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专员说：“我们也赞成与男的一样分给她们，但老百姓不同意。”

陈慕华当场指出：在我们国家，封建思想的残余势力，至今仍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一些人的言行。空喊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益是没有用的。应该抓住这个典型事例，剖析原因，结合法律的原则及精神，批判错误观点，使群众懂得这样做是对妇女权益的一种剥夺，是违法的。

由此，陈慕华谈到了法制宣传的重要性。

从健全法制来讲，立法是重要的，首先要有法可依；执法更重要，立法不执法，法等于没有立。而法制宣传的作用在于，立法后如果不进行宣传，不进行普法教育，也就是说全体公民如果不知法、懂法，那么执法与守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向全社会广泛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让所有的人都了解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法？法的内容是什么？与她（他）有什么关系？应如何遵照执行。通过人们对法的普遍遵守与执行，才能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巨大指引和规范作用。

有这样一个案例，使陈慕华深深体会到——《妇女权益保障法》要向男性宣传，尤其要向男性领导者宣传！

北京有对夫妻，住着丈夫单位的房子。丈夫因嫖娼被揭发后，妻子提出离婚。在谈到离婚后女方住房问题时，丈夫单位的人说，你不是我单位的职工，和你丈夫离婚了，房子不能考虑你。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国家保护离婚妇女的房屋所有权。于是，这位妇女便不停地告状。然而法院却不支持她。陈慕华将此案转给最高人民法院督促办理。

根据种种类似情况，陈慕华着重强调：在我们国家，男士毕竟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妇女的解放如果没有男士的参与，目的是难以达到的。关键在于，目前处于领导岗位及执法岗位的主要是男士，是否依法决策、能否执法必严也决定于男士，如果他们也认为《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妇女的事情，是妇联的事情，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妇女权益保障法》要向男士宣传，尤其要向男性领导者宣传。

陈慕华的此番真知灼见，给男性公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将妇女解放事业推向深入！

女性要自尊、自重，自强不息

可以说，在不少侵害女性合法权益的案件中，除了侵权者社会主义法律意识薄弱外，还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受害者一方——女性自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利意识的薄弱。这也是她们合法权利难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就女性而言，也必须具有实现男女平等所，需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特别是应具有明确的权利意识。

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偏重于解除妇女的社会枷锁，不太重视解除她们的心灵枷锁，不太注重妇女内心世界的解放。

针对这一点，陈慕华进一步指出：今后要不断启发女性自我觉悟，鼓励女性“自尊、自立、自信、自强”，归根结底就是“自强不息”。还要教育广大妇女学会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敢于同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

陈慕华认为，通过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三年来的学习、宣传、落实，广大妇女提高了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全民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意识有所增强。她进一步强调，要彻底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还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根据我国的国情，将落实的重点放在农村、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三资”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媒介，引导生动、健康的社会舆论。把《妇女权益保障法》纳入“三五”普法规划，扎扎实实地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话题转到今年在北京召开的95世界妇女大会，陈慕华异常兴奋地说：“这次大会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世界妇女了解中国妇女，中国妇女了解世界妇女，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当好东道主，做好服务工作；并积极参与大会的研讨活动，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为世界妇女的解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记者与陈慕华握别时，她亲切地说：“感谢你们为中国妇女事业所作的努力！”

结束采访，回味着这位当今中国妇女界最高领导人的话语，我们对做好妇女工作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展望未来，任重而道远，全社会须积极行动起来，共同为保障妇女权益而奋斗！附：他何以抠去妻子的双眼

一个本很健全的中年妇女，突然被抠去双眼，弄残四肢，只因为她要与劣迹累累、分居多年的丈夫离婚？

结婚、离婚，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给予每个公民的神圣权利，像贾艳荣这样早已“死亡”的婚姻，倘若能尽早解除，贾艳荣便可告别噩梦般的生活，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她却被肃夺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神圣权利，在痛苦的婚姻中煎熬了十几年，最终被凶残的丈夫毁掉了一生。

人生的幸与不幸，有时只有一步之差。就看人们能不能冲破世俗的偏见，拿起法律这个开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本文记述的这场骇人听闻的悲剧，就是个例证！

1995年2月26日晚上，北京同仁医院急救室里，突然送来了一位血淋淋的妇女——

她的两个眼球被生生地抠去，泪水管断裂，眼角膜损伤，眼睑皮肤撕裂；两个肘关节严重脱位。

右腿跟腱部被砍七八刀，左腿三刀，造成右外踝粉碎性骨折，双腿跟腱部分断裂。

这是怎么回事？

是打架所致？还是凶杀造成？

她，却一直处于昏迷中……

突然，她张开干裂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说：“救命、救命！抓、抓我丈夫……”话没说完，又昏了过去。

她丈夫？扩送她来医院的那个个头不高的农村汉子？

医生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夫，是我丈夫残害了我。”

果然，医生在她丈夫的口供袋里找到了一只残剩的弄瘪的眼球……

一

这位被害的女妇叫贾艳荣，今年47岁；丈夫黄云明，今年50岁。

1995年2月25日，贾艳荣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说婆婆要死了，想见见她和孙子。于是，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贾艳荣带着儿子坐车赶去。下车后，见黄云明与两个不相识的外地青年接她们。走到半路，那两上陌生人骑车把她儿子带走了。黄云明独自用自行车带她往家赶。一进门，恶狠狠地将贾艳荣摁倒在床上，残忍地用罪恶的手指抠她的眼球，她即刻痛得昏厥了过去，眼前是一片漆黑……。兽性发作的黄云明惨无人道、极其凶恶地先抠出其左眼，然后抠出其右眼，接着拧折了她的两只胳膊，最后又对着她两腿的眼腱部猛砍数刀，片刻之间，贾艳荣失去了双眼，又残废了四肢，婚死在血泊之中……

也许怕以命还命吧，随后黄云明又将血淋淋的妻子送到医院。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二

黄云明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地残害妻子？话还得从头说起。

贾艳荣是河北人。20多岁时投靠北京顺义的姨妈。在双方大人的撮合下，她嫁给了顺义县张喜庄乡河津营村农民黄云明。婚后感情一直不好，分居已有十余年。

黄云明平时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贾艳荣自食其力、独自谋生。她进过乡办工厂、到北京与人开过饭馆、做过服装生意，被害前是北京绿色环境研究所的信息业务员（临时）。

黄云明则经常以“招工”或“找小保姆”的名义将一些河南的、四川的小姑娘骗到家中胡搞，有的还被搞怀了孕，得了病。贾艳荣曾多次找村里大队长、妇女主任反映情况。黄云明威胁说：谁管就要拿刀捅死谁。因此村里就没人敢管他。

1995年初，贾艳荣回到家里，见丈夫又骗来了一帮小姑娘，她的箱子被撬了、衣服也全没了。贾艳荣忍无可忍，终于向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她竟被骗至家中，并遭到丈夫黄云明残酷的报复……

黄云明极嚣张地扬言：你不是想离婚吗？把你弄瞎弄残，看谁要你？

三

贾艳荣不止一次想到死。是无数双温暖的手将她从死亡的边缘一次次地拉回。

在贾艳荣没有分文押金的情况下，顺义公安局法医医院毫不犹豫地收留了她，并进行特级护理，全力抢救，院领导表示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让贾艳荣重新站起来。

顺义县委领导及县妇联、乡妇联等负责同志闻讯后对此案极为重视，多次到医院看望她。并在两天之内解决了贾艳荣儿子的入学问题。

县妇联还紧急召开了“各乡镇妇联主任会议”，要求各级妇联走村串户检查工作。防止类似案子的发生。

在拘留所，凶手黄云明却这样说：“我的老婆，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黄云明仍然目无国法，将妻子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任意宰割。是多么的令人震惊。

《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已近3年，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在令人深思。“徒法不能自行”，它告诫我们除了不断完善法律的保障机制，还必须做到深入宣传与彻底贯彻落实《妇女权益保障法》，使广大公民普遍地知法、懂法、守法，真正发挥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作用。

针对“家庭暴力”现象，各级妇联组织及有关部门应该在平时做好工作，防患于未然。对于夫妻矛盾尖锐的一定要做过细的工作——感情没有完全破裂的，尽力使之和睦相处；感情确实破裂、没有挽留余地的，劝其以法律途径来解决。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同时，广大妇女同胞不仅要自信、自立、自尊、自强，还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同侵害妇女权益的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

目前，顺义县公安局已将此案作为重大刑事案报市检察院批捕。我们将密切关注此案，期待公正的判决。附：修改《婚姻法》还是

制定《婚姻家庭法》

《婚姻法》难堪重负修改已全面启动

现行《婚姻法》是于1980年在1950的颁布的《婚姻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当时我国刚从十年浩动中复苏过来，在堆积如山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婚姻法》修改工作艰难起步。

对于那次修改工作，当年《婚姻法》起草成员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学教授巫昌桢回忆道：“当时的修改工作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对如何拨乱反正的问题考虑较多，对社会发展趋势考虑较少。也就是说没有按当时变化了的社会条件，把立法重点从改革婚姻家庭转移到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家庭建设上来，致使这部法律缺少前瞻性。”不仅如此，不少专家、学者对1980年制定的《婚姻法》的滞后与简单，均表示遗憾惋惜。

当历史的车轮匆匆走近20年的里程时，整个中国社会在与世界现代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中发生着举世瞩目的变化，中国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样与复杂。《婚姻法》如今已是难堪重负了。

从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来，几乎年年都有代表提案，呼吁修改现行的《婚姻法》。此后，《婚姻法》的修改被列入了议事日程。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修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

1996年5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建议由民政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婚姻法》的修改工作。

1996年11月5日，民政部经过认真筹备，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成立了由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为组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容、最高人民法院民庭庭长梁书文为副组长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组成的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并组织人员着手修改《婚姻法》。

众所周知，婚姻家庭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千家万户和整个社会的稳定。从1980年到1997年这十八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修改工作极为繁重。记者在采中了解到，这次《婚姻法》的修改遵循这样几个原则：即遵循国家根本大法的原则、要与有关法律相衔接的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坚持可操作性和前瞻性原则。

专家学者们呼唤适合中国

国情的跨世纪的《婚姻家庭法》

可以说，婚姻法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婚姻家庭的要求。一部科学的、与现实合拍的婚姻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完善着婚姻家庭关系，而且还会保持和推动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这次就如何修改好《婚姻法》，婚姻法学家们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

关于立法模式。目前可供选择的立法模式有三种：1.大法典式：制定《民法典》，以《民法典》中的亲属篇为主要形式。2.中等模式：设立独立的《婚姻基本法》或《婚姻家庭法》法典式。3.小型单行法模式：只以婚姻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专家、学者经反复比较、论证后认为，中等模式符合我国国情，能反映《婚姻家庭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实际法律地位。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在于——

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实际人权。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合法权益是公民享有的基本人权之一。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劳动权、婚姻自主权、生育权、财产继承权等，均在《婚姻家庭法》中有具体体现；

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新法将充分发挥婚姻家庭的社会职能，完善婚姻家庭制度，避免愚昧、犯罪等社会丑陋现象的发生；

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完善立法将有助于涉外婚姻、涉外收养的管理，扩大与国际社会友好往来。

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修改完善新的《婚姻家庭法》的条件基本成熟。新中国成立以来颁的众多政策和规章、大量的司法解释、学术界的科研成果以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均提供了良好的法制与社会环境。

关于立法结构。现行《婚姻法》只有五章三十七条，缺陷较多，调整范围仅局限于婚姻双方和若干家庭主体，条款以婚姻关系为主。据了解，新的《婚姻家庭法》拟设立十余章近一百四十条。如设立总则、亲、婚姻的成立、婚姻的效力、婚姻的终止、生育、父母子女、抚养、监护、涉港澳台婚姻家庭关系、法律责任等章节。并建议将计划生育、婚姻俗改革、家庭文明建设、保障措施纳入总则中。

关于填补空白。部分专家、学者建议应填补现行《婚姻法》的空白，比如：

1.增设亲属制度。亲属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目前，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继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籍法》等相关法律中，其中的有些规定不尽一致，这次应在基本法层次上对亲属范围、种类、亲系、亲等的划分及其计算标准、亲属关系的一般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

2.增设无效婚姻制度。现行《婚姻法》缺少确认婚姻无效的规范体系，这对防止各种违法婚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威性十分不利。这次应规定构成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无效婚姻的确认和宣告机构，以及婚姻关系无效的法律后果（子女、教育、抚养、财产处理等）。

3.增设家庭制度。新的《婚姻家庭法》应设独立章节，规定生育、亲权、抚养、监护等制度，强化家庭责任感。如在“监护”内容中，规定监护人的设置和监护顺序、监护职责、监护的终止与撤销等，尽可能做到规定明确具体，易于理解和操作。

另外，在家庭财产特别是有过错一方的财产分割、涉外、涉港澳台婚姻、婚姻登记管理等方面，新的《婚姻家庭法》也应作出具体规定。

专家、学者们认为，这次修改《婚姻法》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从依法治国这一方针出发，拓宽视野，突破过去某些传统，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将现行《婚姻法》修改完善为一部适应新形势、面向21世纪，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婚姻家庭法》。

修改旧法还是制定新法众说不一

目前，《婚姻法》的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专家、学者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并反复商讨、论证，已初步修改完成了《婚姻家庭法》的试拟稿。就此，记者还听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婚姻法》已难堪重负，应修改制定为新的《婚姻家庭法》成为在以后制定的《民法典》中的一章，使其能够与国际接轨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婚姻家庭法》从形式到内容与现行《婚姻法》已有相当大的差别，这是否可视为是一部新法的产生。

第二种意见认为，将《婚姻法》改为《婚姻家庭法》的时机不成熟，而且新的《婚姻家庭法》是否会与现行的法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继承法》等法律，在内容上重复，造成重复立法。

第三种意见认为，修改法律包括修改法律的内容、结构及名称。现行《婚姻法》已不适应现实需要，加之该法原来的规定太过于简单、笼统，因此，修改后的《婚姻法》与原来相比势必有很大的变化，即使是名称的更改也应属于修改范围之内。而制定法律是指出台一部前所未有的法律。对原法无论是大修大改，还是小修小改都是修改与完善，不能说是制定了一部新的法律。

无论如何，自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公布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与婚姻家庭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人无不给予极大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因现行《婚姻法》操作性差，十几年来一直寻求“尚方宝剑”的执法人员，以及因“法无明文规定或规定过于抽象”而苦苦困扰于种种婚姻家庭问题的人们。《婚姻法》修改深得人心。

我们期待着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婚姻法》早日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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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法眼一：权威论坛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谈中国法院的“世纪主题”

法眼二：“9898”湛江特大团伙走私受贿案大写真 系列报道一：洋酒书记——陈同庆

法眼三：发生了一场冤案系列报道一：雇来的凶手杀错了人

法眼四：深圳刮起廉政风暴，恶虎被扫出局 系列报道一：一身霸气的彭虎

法眼五：阿猫阿狗们的纸醉金迷“舞女当法官”牵出幕后新闻

法眼七：漫漫司法路明星足球队怒打“调包”官司

法眼八：好样的反贪先锋网络检察官陈军标

法眼九：永远记住司法老前辈黑土地走来的女司法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