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而每本书又都像一个人。

人是要经受磨难的，书大抵也是如此。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正面抗日战场》，但只出了第一部“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第二部“烽火大地”，之后就因故停了下来。其间，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问第三部何时面世，对此我也不知如何作答，因为我当时也不知道确凿答案。

唯一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作为作者，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也一直在努力，直到有了《一寸河山一寸血》。在这本重新出版的书中，凝聚了一些新的写作思考，尤其是吸收读者意见，加快了叙述节奏，因此它既是《正面抗日战场》的续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为了保持延续性，以免突兀，第一部“长城以北”把原《正面抗日战场》的第一、二部综合了起来，并沿着这一线索继续下去，从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写到了长城抗战结束。因为这个原因，“长城以北”的部分内容与《正面抗日战场》前两部不能不有所重复，谨以说明。

借这个机会，需要特别感谢在困顿时期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前辈。

有杨琦和她所在的关爱抗战老兵网，后者数十年如一日地给抗战老兵们送去温暖，显示的是一种来自民间的道德良知，同时他们也收集和积累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口述资料，这些对本书帮助很大。

有我曾登门拜访过的那些抗战老兵，如现居上海的夏世铎、祝宗梁，现居南通的汪吉佑，现居北京的赵振英、尤广才。这些老人都已九十以上高龄，但思维仍十分清晰，能回忆起当年的很多往事。其中，汪吉佑、尤广才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一线作战，打过硬仗，立过大功的抗战英雄，其叙述更给我笔下增添了很多闪亮的元素。

还有很多我见过面或从未谋面的网友、书友，他们有的和我一起踏访过战场原迹，拜谒过烈士墓园，还有的给我寄来过抗战资料及图片，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第一章 老张同志的奋斗史

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之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朝领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朝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绌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从他爷爷辈起，就是闯关东的，到了他这一代，仍然在闯关东。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满清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族人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得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儿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

至于拍风光宣传片，就是有资金设备，也不一定有那意识。

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轻易都不肯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并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但是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重新开始流向关东，政府也无法禁止，这就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闯关东”。

事实证明，在闯关东方面，老张同志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纵观他的奋斗生涯，始终贯穿三个字，一曰赌，二曰混，三曰搏。

赌是有遗传基因的。张爸爸从前就喜欢在赌场跟人切磋技术，结果一个不留神，欠下赌债丧了命。由于长期受到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老张自己对赌一把也是情有独钟的。从小到大，他从事过的岗位不少，有小贩、木匠、兽医、相马师、士兵等多种，最后却掷了把骰子，选了胡子这个好说不好听的行当。

但是老张这一把证明是赌对了。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所在的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正是胡子这一行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老张很快用他的行动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胡子做得好，也可以争当先进模范。

不久以后，张作霖“辖区”内的百姓不仅自觉自愿来交保护费，而且对他的人马称赞有加，说他们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比官府都强。

身处兵荒马乱之中，老百姓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领会，那就是甭管官军土匪，拿了保护费就能保你全家平安无事的就是好同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老张是只要一份子钱，如果来了别的什么官军或者胡子，不仅要钱，还可能烧房子杀人。两相比较，人人都觉得老张算得上是个厚道人。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很快，张作霖就挨了仇家的刀，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只好去投奔一个绿林朋友。没想到，走到一个叫做八角台的地方，就有人跑出来劫道了。

当胡子这么久，劫别人的道很正常，被别人劫还是第一次。老张着实吃了一惊。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劫道的人是希望他们这帮人马能留下来，给当地商会当团练（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原因是各地盗贼横行，保安早就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商会招保安，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忌讳：这保安要是居心不良，一转身变成抢劫犯可就太方便了。商会是土财主的组织，白花花的钱堆在那里，简直就是在诱人犯罪，普通保安要没点定力还真不行。

张作霖虽是胡子，但盗亦有道，“仁义”之名早已远播，人家做土匪都做得这么成功，做保安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商会早就派人在路边恭候多时了。

正愁没地方去呢，没想到还能换个有油水的保安做做。这一下可把老张给乐坏了，当即就答应留下来做团练副职，也就是保安队的副队长。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么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膀大腰圆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还念过一段私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场面话说得一套一套的。这把他的领导人魅力指数无形中又提升了不少，一来二去，名声太大，以至于原先的八角台团练长（保安队长）都索性让贤，自己做副手，把初来乍到的张作霖扶了正。

看来有时候人长得好看，除了找老婆容易，其他方面也讨巧得很。

第二章 剿匪故事

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

甲午战争后，社会上乱了几年，又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了。这对胡子和保安来说，可都不是什么利好消息，二者都面临着下岗危机。眼看饭碗要没了，这时候商会这棵大树起到了其他业主很难起到的作用。

他们联合起来，向知府（相对于市长）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说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务必予以重用。历来钱能通神，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商会的面子一定得给。增市长也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便传令接见。

一见面，你猜怎么着？“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又失灵了，老张那极具欺骗性的外表和谈吐再次打动了增市长。

机会赶得巧，正好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发了个文件，要求下面“化盗为良”，对地方民团进行收编招安。根据文件精神，增市长向增司令打了个报告，把老张带的这支保安队列入了收编名单，并即日进城接受点编（也就是查验人马数量）。

在与增市长的谈话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家身价，老张免不了要胡吹一把，说自己的保安队有一个营的人（其实只有百来号人）。眼看过几天就要点编了，老张赶忙跑回八角台，四处张贴招贤榜，七拼八凑总算把一个营的人招齐了，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帮办（副营长）。

这之后，张副营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增市长、增司令这些人搞好关系。然后，他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一步步升迁，逐渐从副营长做到了营长，又做到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上司周旋，与同僚斗争，从一个底层的保安队长一直混到了封疆大吏。

光是善赌，会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普通混混的水平，离一代枭雄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事实上，老张还能搏。

能搏并不是说张作霖只会单枪匹马地耍横。他是豁得出去，什么都敢干，但是干的时候又能做到有勇有谋。主要例证是他的剿匪故事。

老张剿匪？没听错吧，他自己可就是土匪窝里跑出来的。

没错。老张剿匪了，还剿得很有成就。

事物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做过匪，所以才要剿匪，也才能剿好匪。

先收拾地产货。其他人都望风披靡，有一个人偏不买账。此胡子姓杜名立三，一向牛气冲天，把地方上搅得乌烟瘴气。偏偏他还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硬骨头，其人双手握枪，弹无虚发。他防守的地盘山寨坚固，易守难攻，官军无可奈何，成为省里挂号的头牌督办大案。时任团长的老张来了以后，想了好些办法，封官许愿，诱捕围追，但都不成功。最后他玩了一招绝的，就是在他的义父身上打主意。

老张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族叔叔。杜秀才是个书呆子，被老张一骗一哄，就给自己的侄子写了封亲笔信，把杜立三骗了出来，结果一举拿下。

杜立三是当时辽西最难搞的土匪，此匪一除，剩下的小匪自然只能作鸟兽散。老张也因功从团长升到了旅长。

次剿外地胡子。这是一股主要活动于辽西北一带的蒙古叛匪。辽西北到处都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环境恶劣，蚊虫乱飞，饿狼纵横，加之蒙古人个个都是轻骑兵，出来作乱时多用奇袭的方式，一人带两匹马，一匹骑乘，一匹备用，来去如风，行踪飘忽，杀了人，掠了货，然后拨马便走，让你追都追不上。

几百年前，草原部落就用这种方式侵袭汉族边境。几百年后，这招依然管用。骑兵不灵的汉军拿这些蒙军骑手仍然毫无办法，政府称之为“巨寇”。老张年轻时当过相马师，后来当兵时，又“精骑击”，历史上是个不错的骑兵，自然训练骑兵也是很有一套的。但一开始也打不着蒙古人，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办法。

这个办法就叫做：无间道。

张旅长派出杨子荣一样的角色打入叛匪内部，取得情报，慢慢地就揪住了这帮叛匪的狐狸尾巴。最后不仅把这帮人打得够呛，还狂追八百里，一直将他们赶出了国境。

维护东北边境安宁，老张功不可没。对蒙匪穷追猛打，则体现了他关键时刻能搏、敢搏、善搏的勇气和智谋。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点：老张身上那“张大帅”、“东北王”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集狐狸的狡黠与狮虎的勇猛于一身的人。

人才啊。要跟他斗，玩阴的、玩狠的你都没辙。作为对手而言，老的老点，嫩的嫩点，总之是找错了人，看错了对象。

其实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中意的是所谓的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谍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50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古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沈阳）杀来。

如前所述，老张在打蒙古骑兵方面已经很有些心得，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地“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又升官了。清帝退位后，袁大头任总统，全国陆军部队进行整编，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从地方军事职务上，这算到头了。

可是老张认为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拉起一支足以争霸天下的私人武装，而以老张摸爬滚打多年的经验，深知若无列强做靠山，这永远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他们不帮忙不点头，老张就没法真正发达。所以，这边“老日”还没来得及忽悠老张，老张就已经开始准备忽悠“老日”了。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向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打招呼，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唯命是从的样子。

忽悠完军人，马上又忽悠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不过，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巧取巧的。随手便把老张的名片扔进了废纸篓。

第三章 二人传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列强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枪购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

“老日”对内发出了要打工就给奉军打工的号召，前前后后介绍了一大帮子人去给老张做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刺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不过，就军事素质而论，日本顾问们倒也不是白给的，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东群雄”，比如本庄繁（后任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都曾在奉军中担任顾问。

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人人在军事指挥上都不是吃闲饭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不住表现欲，经常想上去表现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本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原则，老张也乐得让这些“高级打工仔”上去卖点力气，替他挡上一把。

比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直军追得无路可逃，眼看连家都回不去了。本庄繁跑出来，请求代为指挥。这位未来的关东军司令还真不是盖的，一下子就把直军挡住了，奉军残部才得以顺利撤出关内。

甚至有时看到作为“自己人”的老张在打架时吃了亏，“老日”连板凳都坐不住，不顾观众不得进入场内的规定，撸起袖子就上阵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愣是把老张的11人足球队变成了12人。

典型事件是阻止郭松龄叛乱。

郭松龄，长得人高马大，人称“郭鬼子”，其部向来为奉军中之精锐。小郭为人恃才傲物，既看不起老派（跟老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混出来的那些哥们儿），也瞧不上同为新派的“士官系”（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就连对自己的老板张作霖，也经常当面耍态度，给脸子。

他对老张的看法，除了认为他偏袒老派和“士官系”外，还不满意他“热心内战、对日本妥协退让”。

面对这样一个愤青，老张也不胜其烦，索性让他出国考察去了。

考察回来，小郭汇报学习成果，第一项就是要把老张赶下台。

起先，他和老愤青冯玉祥约好，老少愤青准备一道手拉手找“卖国贼”老张算账。没想到老冯没几下就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郭牙一咬，脚一跺，点起三军人马，直奔老张在奉天的窝而来。

当时奉天空虚，拱卫部队猝不及防，被小郭揍得鼻青脸肿。老张精明一辈子，这回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急得差点儿精神失常，慌乱中，连下野电文都预先起草好了。亏得张作相、吴俊升这帮老弟兄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团结，才最终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指派关东军赴援，并调动重炮部队阻止郭军进攻，算是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

正是有了日本这个后台老板的“大力援助”，原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奉系很快就在旧军阀体系中独占鳌头了。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日本军政要人们作为“幕后英雄”很是欣慰，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收获的季节要到了。张兄应该有所表示了。

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却没有多少。莫非张大元帅生病或是突然脑子秀逗了，没法理这一茬？

派人去看了，老张健康着呢，气定神闲，面色红润，比谁都精神，也比谁都精明。人家只是来了个闷声大发财，拿到好处后跟个没事人一样，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明白了，老张没病没傻，只是耍起了无赖。

这就意味着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要打水漂了。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再能装孙子，也没法不被激怒。

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象上看，如果说耍手腕，很多日本政客都还不是老张的对手，即使是久经宦场考验的老牌官僚。

这不，老张又伸出了热情的手。谈嘛谈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老张虽出身草莽，却不是那等不讲义气的人。

事实证明，老张就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

他一再伸手，明里是要跟日本人谈判，暗里却是要通过忽悠，再弄点军火和好处过来。

曾经的山大王经历留给了老张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付日本人，他用的也是从前屡试不爽的三斧头：赌，混，搏。

他知道日本人想要他做什么。从内心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他心里拎得清，这就是个饵，而且是个百试不爽的饵。有了这个饵，就可以让你想吃吃不下，想吐吐不出。

因此，他赌日本人再怎么恼羞成怒，也没法明着跟他翻脸。因为还指望着这个饵呢。

混，则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不传秘诀。

其实，通过以往的一次次谈判，日本在表面得到的实惠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也曾为之狂喜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20万，明天50万，后天100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想到，你快，人家更快。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华人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汉人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

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损。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冒冷气。

20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忽悠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第四章 寸土不让

作为跟张作霖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之一。

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有一个固定套路，“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

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

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300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儿一个人就花掉了100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儿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地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

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袁大头的帮助下，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继明石、青木后成为日本特工界的“第三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袁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

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车马灯似的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都是幕前幕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人、特工、浪人于一身，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猾。

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较之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

我怀疑那些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的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他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身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

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绉绉地讲了几句场面话。

大意是：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不然也不会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了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不见得肯答应，毕竟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徇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给白话得一愣一愣的。

第五章 私章和手黑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

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盖章也是有效的（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因此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原因正在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在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私下里才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而已。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家点甜头不是。

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哪个小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盖的是私章（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张作霖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的心都有了。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碴。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琢磨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这个字写得这么牛叉。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很多东西的认识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读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多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爬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得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画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第六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式，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账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路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己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账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啊，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蒂固，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绝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绝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该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刺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惹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啦死啦”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时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刺，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他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作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20世纪20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亲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最重要的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20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工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作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30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掺和。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200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爆炸冲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动，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第七章 扔炸弹的超人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三洞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列火车？你当是俩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象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三洞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既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他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胜数，别提多刺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儿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板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作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绝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浑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啊，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浑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东北风平浪静，奉军严阵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归功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14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19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其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3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待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功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8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3旅，经常和第8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3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俩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轻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张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秘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差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象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象，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16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画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做家具，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的“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综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第八章 谜底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代。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承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照料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是套话，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制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的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的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儿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

一个多星期后，在“讲武系”少壮派的拥护下，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

小张在正式宣布就职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蒋介石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老杨马上提出辞职。

张大帅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家一个“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分量，怎么弄一个够分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儿，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反过来，要他这个老前辈到下级那里去当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官场体系中，不啻于给人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只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27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另一件是正式发布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

对于田中首相来说，这两件事都不算意外。现在悬在他心头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蒋介石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蒋介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更何况在蒋介石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他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俩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蒋介石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当时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从名义上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愿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蒋介石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战。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东北军政内部，最有意见的就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片瓦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儿，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部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蒋介石更是热衷于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达了一圈又一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儿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在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在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须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第九章 姜还是老的辣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东北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蒋介石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蒋介石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关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蒋介石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青年，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蒋介石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张学良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算了。

这下子轮到蒋介石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蒋介石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初，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洲可以趾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蒋介石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蒋介石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蒋介石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的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像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帜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账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分儿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

“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板上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甩脸子，可想而知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绍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儿，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他并不上瘾。哪里像小张这样，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

单位里一把手吸毒成瘾，开会都要扎针，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小张也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大小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们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3旅所为。回去后就把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地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了门。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学良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得礼数，“咚咚咚”地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长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即位不久，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离开别人，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瞄着赌盘，唯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暄，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究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会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作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陪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第十章 鸟尽弓藏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是俩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琢磨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可以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40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地。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杨、常二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撒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兵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拍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来说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观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力挽狂澜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前程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账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账），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急赤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后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溜。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轻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八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蒋介石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自诩为“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他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联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这个“盟哥哥”指的是蒋介石，易帜后两人便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膨胀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再削老冯，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他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给朝廷。

战后，蒋介石通过斗败李、冯，使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当着张学良的面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蒋介石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苏联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蒋介石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蒋介石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200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200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苏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有了蒋介石的承诺，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作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都坐不住了，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落，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40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大炮、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打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儿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提到当年的日俄战争。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不同，甲午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甲午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儿不掏，逼急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贷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乱哄哄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

第十一章 大败局

让我们再回到同江战场。

两个出场队员：中方是东北军，苏方是远东红军。

先晒晒东北军这边。

武器装备上，东北军虽然在国内地方军中已是首屈一指，但明显弱于苏联红军，重炮、飞机、军舰这些特种部队更无法与苏军相比。

当然，东北军的短板并不全在物，更多的还在于人。

人其实不少。在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后，东北军一线兵力迅速增至十余万，而远东红军能集中的兵力仅为四万（最多时也只有八万）。二比一，论总体数量，中方占有一定优势。

可是如果比兵员质量，差距就很明显了。

东北军的前身奉军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是“整军经武”。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东北军还是停留在当年的水平，甚至退步了。

尽管如此，东北军在同江之战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哪怕是打成平局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带兵之将的话。

然而没有。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暗淡，郭松龄走了，杨宇霆完了，最善统兵的大将一个不剩。

于是，前方督战并协调全局的便成了我们熟悉的老实人：东北军副司令张作相。

张作相确实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但他绝不是一个能人，更不是一个在危难局面下可以独撑大局的将帅之才。

威势可禁暴，德厚不足以治乱也。

——《韩非子》

也罢，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只能如此了。先打起来再说。

一开始双方互有攻守，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在一些局部战场，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你们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苏联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战场形势一僵住，中苏就谈判，谈判了仗还在打，就这样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东北军的前方似乎隐隐约约出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在前方冲突不断加剧的紧张时刻，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姿势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留赫尔（中国名加伦），调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中国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蒋介石曾经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这也是蒋介石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解雇了。蒋介石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于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拎得清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命参战。

听说被称为“远东军魂”的老祖师爷爷到位，远东红军顿时精神大振。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个“一指”指的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

如果说东北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江防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艘（“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但就这样的烂部队，竟然可以在全国排到第二位（第一位是闽系为主的中央海军）。

民国时的中国海军质量就是如此。比之于上榜的，没上榜的更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

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做铁甲，装上小炮做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产物——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海军是东北军的弱项，却是苏方的强项。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苏军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仍然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起先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舰队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昏头涨脑，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苏联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将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八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此同时，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苏联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极品）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不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他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啰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苏联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号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蚊子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儿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一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就剩下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他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

但是也没能安生多久。在后来的富锦水战中，两艘幸存舰又先后被苏联黑龙江舰队击成重伤，被迫自沉。

终于，没有几乎了。

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35年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应该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海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前线作战不力，战场指挥官向张作相告急，要求紧急派兵增援。作为三军统帅，张作相此时却还在要不要与苏联决一死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不敢放手一搏，因此迟迟不能调兵北上。

担负黑龙江守备任务的两个主力旅孤军奋战，命运惨烈：韩光第的第17旅整建制被消灭，梁忠甲第15旅则被包围，几次突围未成，被迫投降。守军被俘者，达上万人之多。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这回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配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这上万名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16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难辞其咎。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随着苏军向东北境内不断推进，张学良都急得快要向南京发SOS了，但南京政府仍然希望他继续予以抵抗。

继续抵抗，本钱还是有的，东北军此时尚有几十万精锐，豁出去，破罐子破摔跟老毛子干一仗也不是完全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其实当时斯大林也怕就此被东北军拖住，胜负且不论，对苏联国内的经济复苏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拖累和负担。他的策略一言以蔽之：苏军不能在东北打持久战，只能打一下就回去，然后再过来接着打，总之以打促谈，见好就收。

如果苏联真能赢得那么轻松，加伦回国后也就不会被捧为英雄，并凭“战功”成为恢复军衔制后的苏联五大元帅之首了。

可是张学良早就没有凭东北军一己之力抵抗到底的勇气了。

他认为南京政府应该为东北军的失败买单：起先叫我们打，后来又什么都不管，现在不行了，又不让我们和。这叫什么事啊。

显然，东北少帅已经不准备打下去了，他要的是赶快“和”。

在没有通知南京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东北方面派出代表与苏联谈判，并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东北又恢复到了中苏冲突以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依旧为“中苏合办”（实际仍由苏联单独控制），以此换取苏军撤兵。

但在协定之外，中国版图上的一块鸡冠却不翼而飞。这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苏军来了个不声不响，长期赖着不走。直到79年后，经过两国重新谈判，才以拿回一半土地而告终。

消息传入关内，南京国民政府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中苏谈判”，中央根本就不知晓，也无从介入。

在历史上，《伯力协定》不仅是一个不平等草约（还算不上条约），而且是完全无效的。参加谈判的东北代表未获本国政府的正式授权，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力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换言之，《伯力协定》无最起码的法律依据。

南京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对《伯力协定》不予承认，同时对东北参与谈判的代表全部作出免职处分。

蒋介石也很生气。不过鉴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高层怨气很大，且当时处境也确实艰难，他也不便在这件事上过分予以指责。

他本人，对《伯力协定》则是一百个不承认。

据说，当时曾有人建议他，索性承认算了，反正承认与否，也挡不住老毛子实际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再说还可以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斯大林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放回国内，但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其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苏双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无数次谈判和协商，却始终未取得任何积极进展。首要的分歧就是，苏联要中国承认《伯力协定》，可中国这方面打死不认。

名分二字，岂是可以轻易给你的。

中国人对别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了功劳奖励功劳，没有功劳奖励苦劳，反正不能亏待了每一个出过力的同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蒋介石还算是对得起弟兄们，第二年就授予张少帅等东北军政要人以青天白日勋章，用来奖励他们的“苦劳”。

但几个青天白日勋章并不能掩盖此时东北的全面颓势。

十多万兵力，近千万的军费投入，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败局。曾被全国人民一致看好的东北军，虚弱不堪的内囊一下子全露了出来。

又想起了东北“小诸葛”杨宇霆在世时对解决东北问题的看法。

他说过，中东铁路及与日苏在“东北权益”之争相当复杂，需要软硬兼施，巧妙应对。

他说过，日本和苏联始终是一对矛盾，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相互牵制、为我所用的效果。

他说过，要卧薪尝胆，居安思危，徐图自强，这样东北无论是和是战，都有了强大后盾。

那种打着爱国旗号，一味蛮干的愤青做法只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大的困境。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

偌大东北，本应人才济济，有识之士遍于朝野，然而竟无一人能站出来对当局的鲁莽举动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大胆直谏，从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可用之才，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危局。

当年的“老虎厅事件”留给东北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万马齐喑，英才束手。

悲哉东北军，哀哉杨宇霆。

千年之前，有一个人失魂落魄地爬上了空荡荡的高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吟罢，泪流满面。

此人后来也一样没能逃脱杀身之祸。这就是无望的宿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用等到“九一八”，东北的气运已经快到头了。

第十二章 不眠之夜

中苏同江之战结束后，关内紧接着就爆发了中原大战。

以前蒋介石是一双拳头斗俩（李宗仁、冯玉祥），现在则是敌四（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眼看着越来越吃力。

在最关键的时候，张学良选择了同自己的盟哥哥站在一边儿。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表示将派兵进行武装调停。

听起来好像是劝和，但胳膊肘明摆着就是向蒋介石那边拐的。

十万东北军主力入关，在华北的冯玉祥、阎锡山腹背受敌，立刻被打瘫下去。他们一瘫，蒋介石就成了逐鹿中原的霸主。

人生的故事就是在恩怨情仇中不停打转。这些人都曾义结金兰，然后又一个个成为死敌，最后，蒋介石和张学良，这对最晚出炉的盟兄弟终于赢了，可惜是在内战中。

对外，其实没有一个不是输家。经过大规模内战，参战各方均“杀伤甚惨”，原有老兵几乎换了一茬，而张学良移兵关内，更为外人觊觎东北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

此时，如果还有一个真正的赢家的话，倒不如说是隔海相望的日本。

时局如棋，当中国这个棋手精神和体力分散的时候，它的对手则已经悄悄把东北一角的棋子围了起来。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一场地震式的变故即将到来，因为它的出现，从此之后华夏将再无宁日。

还记得“皇姑屯事件”的总策划兼制片人河本先生吗（关东军司令村冈只能算是出资人）？

当初对河本的处理决定是退出现役。军部开出罚单说穿了都是给外面人看的，对关东军高级参谋能以一己之力在东北弄成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很是欣赏。在他即将被迫脱下军装的时候，上面便派人来问：河本君之后，谁可继之者？

那意思就是问，你走之后，还有谁能够像你一样善于捣乱？

河本推荐了两个人，都是他的陆大新同学：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

除了土肥原，所谓的“关东军三杰”现在一齐登场亮相了。

查一下个人履历，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陆大校友，高考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经历了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这三级跳阶段。有趣的是，四个人的毕业届数（陆大）也呈梯次递增，中间都跳开两级，从土肥原开始，分别是陆大24期、26期、28期、30期。

我早就说过，日本在克隆人方面是有一套的。

前三个人都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日本军官的典型代表，狂妄、嚣张、自以为是、急功近利，满脑子都是冲动，根本不顾及后果。土肥原因为对兼职特务“情有所钟”，所以还经常装装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欢煸风点火，做“土匪的源头”外，并没有任何能上得了台面的独立思想，对侵华这档子经国大业更谈不上有什么远见卓识。

但是石原是个例外。如果说日本的克隆人生产线偶尔也会出点毛病的话，石原算是一个。

准确地说，石原莞尔是日本军人中百年一遇的奇才和怪才。

举凡指望大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异葩一样，除了靠老天爷帮忙外，还需要有适合其成长的土壤、环境和条件。但在东瀛军界，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具备。

有人说，高考制度真正危害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

本人深以为然。

同高考相似，日本军官的培养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全封闭式的，而且更加唯分数论，在校分数甚至可以随你一生一世。

一个有志从军的日本人，从小就必须寄宿，上军事小学“陆军幼年学校”，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门心思就是死读书，读完书后再励志，一个比一个口气大，都嚷嚷着要把中国这些“东亚病夫”怎么样怎么样。

至于政治经济外交，国内国际国外，他们既不关心，也不学习，基本上是一窍不通。除了军事以外的课程，学生不想学，老师也不愿教，教学要求、考试科目里更没这一项，导致军校学生出来后都是两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么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识还算渊博，其实都不是学校里学的，是由于特务行当的职业需要，后期自己恶补的，因此纯属七拼八凑，用来吹牛侃大山还能骗骗人，真正的学问就别指望了。

当时中国留学东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学校。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的人，平时都是两只鼻孔朝着天走路的（东北军还专门出了个“士官系”，优秀程度参见杨宇霆杨先生）。其实这只能说是日本军校中的高中，离大学还差得很远。日本军校生的终极目标是陆军大学。这个陆军大学的门槛离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学校的优等生，你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考上了。当然要求的分数也是异乎寻常地高。

在这样一种教育模式中生存下来的人，全面发展根本谈不上，畸形发展还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谨刻板，你要克隆型的军事干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几个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奇才怪才，那就几乎等同于天方夜谭了。

不过我说的是几乎。

在寸草难生的沙漠里，有时还会找到几棵千年不倒的胡杨树呢，所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奇迹总是偶尔会出现的。

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明石元二郎。

作为陆大第五期毕业生，他是土肥原们的前辈。与后来的“杰出成就”相比，其实他的在校成绩（指陆大）并不算太好。不过考陆大也跟考我们国内的大学一样，考前条件苛刻，进了门就是自家人了，并不用担心因为门门飘红而被学校退学。

除了成绩不好外，此人还奇懒无比，在这方面简直堪称一绝。他一不爱洗澡，二不爱换衣，身上经年累月散发着特殊的味道，属于生人勿近的类型。据说有一次上级找他谈话，领导谈着谈着，一低头，忽然发现自己的鞋子潮了，还有着一股骚味儿。再仔细一看，竟是从明石君的裤裆里飞溅出来的！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位邋遢大王对此不仅脸不红来心不跳，而且还保持了完全泰然自若的态度，称自己当时的确感到内急，但因为谈话过于投入，所以不想去上厕所，就一边说话一边尿出来了。

与明石相比，那些不小心尿了床还会脸红的小朋友简直就太文明了。

但事实证明，明石确实是特务领域的一个天才。

在明石之后20年，日本陆军大学终于又出了一个纯军事作战领域的天才。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像明石一样，石原也做到了“不拘小节”，坚决贯彻了这种不爱洗澡、不修边幅的怪人传统。

怪人才有怪才，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明石不一样的是，在邋遢这种行为艺术的圈子里，石原表现出了更大的创造性。

不洗澡就会浑身长满虱子，这几乎是一定的。别人身上生了虱子，都会恼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石原则不然，他不杀虱子。

当然，从小就在军人窝里长大的石原既无妇人之仁，也不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他留下虱子只是因为他想出了新的乐子。

这位老兄把抓来的虱子都编了号，喊一声：预备，跑。

然后看哪只虱子领先，哪只虱子落后，奖优罚劣，十分过瘾。

你还别说，这种变态游戏围观的人还挺多。到后来索性开了赌场，大家按号下注，弄得就跟香港人赌马一样热闹。

绘图历来是军校的一门基本功课。就好像《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的“孙红雷”就是靠一手绘图手艺考上黄埔军校，并受到教官赏识的。

日本的大小军校也是如此，每周都会要求学生交来绘图作业，允许自由命题。可是有一天军校教官却被一张“自由命题”的绘图给彻底雷倒了。

其实也没画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如果没有文字说明，看上去就是一根很普通的小棒槌。

题目：我的宝贝。

作者：石原莞尔。

地点：厕所。

时间：某月某日。

原来是石原君自画的宝贝鸡鸡！

基本写实，也许还有一点点夸张。

从此大家便送了石原一个名字：七号。

不解释，你还以为这是搞潜伏的特务代号。其实它指的是日本一家医院的第七号楼，里面住的都是精神病人。大家认为那里特别适合石原去居住。

画图能画到进精神病院的伟大境界，也算古今第一人了。

生活上一塌糊涂，学习上也并不用功，别人都在拼着命读书，唯独这哥们儿不当一回事。平时除了捉虱子玩，画自己小鸡鸡外，最大的兴趣就是看闲书。

前面讲过了，日本军校最看重分数，考试压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课又多，一般情况下，很少有人愿意挤时间去看军事以外的书。石原则不一样，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人文地理什么书都涉猎，而且还颇有心得，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有能力搞“理论研究”的基础。

饶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还不止的同学还是考不过他，每次“七号”都是名列前茅。

所谓怪才，通常都是指这样一类人：神经兮兮，但脑子都特别好使，好像被外星人点过穴位一样。

明石这样，石原也是如此。两个精神病似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都先后考上了正常人挤破脑袋也挤不进去的日本陆军大学。

在当年的校园里，石原君是很有些名气的。

进了陆大，就等于进了高级军官的保险箱，出去混好了都是将军，再差也能弄个大佐当当，所以人人都架势十足，走到哪儿都爱在腰间挎把刀显摆显摆。

其中最拉风的竟然是连穿件衣服都不成体统的石原。

因为他那把刀实在太牛了。就长度而言，比别人的刀都长出那么一截，能一直拖到地上，属于倭刀之加长版，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看。

石原毕业时还得到了另一把更牛的刀。

这就是天皇御赐宝刀。

在陆大，把毕业成绩进入前六名的称为“军刀组”，不仅会得到天皇亲赐的军刀，还可以出国留学。到后期，日本陆军高层几乎被“军刀组”给完全垄断了。那个“皇姑屯事件”后被转入预备役的村冈就曾经是“军刀组”的一员。

对于日本陆军来说，“军刀组”是飞黄腾达的代名词，一众人等都是坐着火箭往上升的。

但石原是怪才，跟正常人不太一样，所以不在此例。

由于他很早开始就恶名远扬，所以连机关也没能进得去。军部打发他到中国内地，去经历每一个“中国通”都走过的路，也就是“旅游”兼偷画地图。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今后的“黄金档案”——陆大往届生、顶头上司板垣征四郎。

到关东军任职前，石原已经充分享受了一下“军刀组”特殊的出国待遇，到德国去逛了一圈回来，此时正在陆大当教官。

河本选择石原来完成他在东北的“未竟事业”是很有些眼光的。

因为怪才石原莞尔不仅具有同样的疯狂凶悍，更重要的，他还是日军中极少数能把侵华战略讲得头头是道的“思想者”。

据说，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读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连他们的洋老师、陆军大学的德国教官对这部皇皇巨著都讳莫如深。

大概此书也的确深奥，快赶上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水平了，后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样寥寥无几。

但是石原超越了他的祖师爷，把一部《战争论》硬给啃了下来。不仅如此，他还有所发展，拿出了一个最新理论成果，即“最终战争论”。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像那个传说中的西方预言家查拉斯图拉一样，石原也给日本算了一卦。

他说今后日本和美国迟早要打一场“最终的战争”（倒还是蛮准的）。

要打的话，日本在战略上非常吃亏，主要是国土无纵深，又缺乏战略资源（后来也应验了）。

所以一定要拥有一个后方基地，这个基地就是“满蒙”（缺德结论就这样被推导了出来）。

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起诉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折作为证据提出犯罪指控。

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全文很长，有四万多字，但被人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二句话：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田中奏折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日本人一直说它是伪书。

从田中当政时推行的政策来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确疑点很多。因为田中的对华外交政策有个名堂，叫做积极外交。

所谓积极外交，就是依靠奉系军阀首领来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虽然一样是打坏主意，但它与“征服满蒙”毕竟还是两码事。

其实田中奏折的大部分理论观点，都来自于“最终战争论”。

石原的理论一出炉，就被日本陆军当成了宝贝，并成为关东军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指导思想。

一切都预示着，关东军这次不光是消灭两个东北的头头脑脑就算了。他们要玩儿一把大的，把“满蒙”一口吞下。

在东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亲自观摩了中苏之战的实况。看完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对付张学良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够了。

他又一次作出预言。

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

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准备和等待，因为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石原比河本们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狂妄，而且冷静，不是一般的冷静，而是超常的冷静。

一个行动计划，仅仅方案的完备，石原就用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带队，组成了“参谋旅行团”，在东北境内跑了一圈。

一圈跑下来，石原已经为关东军占领“满蒙”安装了全副的GPS导航。

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出手机会。

这时候，被石原称为“用竹刀就能对付”的张学良在哪里呢？

他在北平。

因为参与中原大战，张少帅在东北之外又获得了对华北的控制权，拥有地盘之多，几与南京政府相当，国内没有一个地方诸侯能与之相提并论。

渐渐地，他似乎已淡忘了身后那个长满大豆和高粱的地方，那个父辈基业之所在。

其实那两年东北的事情特别多，而且大多跟日本人的挑衅有关，在朝鲜甚至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

可是这些都没能引起张学良的足够重视。

为了打击反叛的石友三，他再次抽调八万东北军主力入关，这些精锐部队在平叛之后，都再未返回东北。

东北已经危机四伏，他却听不见，也看不到。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没有谁可以真正高枕无忧。石原终于把“竹刀”磨好了。

最初他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

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

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嫁祸于人。

时间本来定在9月28日，因为消息不慎被政府（日本政府）所察觉，只得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关东军这边忙得上蹿下跳，不亦乐乎，东北军那边却还是一如既往地“以不变应万变”。

应该说，日本人要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不是完全无迹可寻，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两个日本兵剪断北大营电话线这样的细节，也被中国方面捕捉到了。

但从事后的反应来看，东北当局在防范上显然又是严重不足的。莫非他们以为身边的关东军是传说中的HelloKitty？

对此，我也觉得十分郁闷。人家都在你家门口放火了，你却愣是说闻不着烟味，连点最起码的准备动作都没做，这话讲出来谁信？

史料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闯入了张学良在沈阳的府邸，从他的保险柜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单。

军官们不看犹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为这些收款单的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还不是普通的日本人，个个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点一点，总共有53张之多，少说也有千把万元。数字最大的一张是50万，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坛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日本两大党之一的政友会的主要干部。后来政友会的犬养毅上台组阁，床次还做过内阁铁道相。

为什么给床次竹二郎的钱最多？

因为当时床次想竞选首相，需要选举经费，张学良就把宝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的方式帮助床次顺利上台。

张学良身为东北少帅，钱自然是有的。但话又说回来，谁的钱都不嫌多。这些钱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场的。

按照走关系的传统，砸出去的银子一般有三种用处：其一，拉拢对方。其二，替我说话。其三，帮我办事。

既然收据都拿了，那就是说目的肯定达到了，中国政坛的潜规则移到扶桑后同样适用。因此，我猜测，少帅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任何防范动作。

53张收款单，那就意味着53个人情，53条信息渠道，53份保证书。

的确，那时候虽然相当多的日本政客嚷嚷着要动拳头，其实也不过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在国内选民面前唱唱高调，表表姿态而已。真要说马上动武，没几个人会赞成。

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日本短时期内不会动武的判断，才使张学良在事发前未做任何认真准备。

当然，以上只是我的猜测。

至于东北军为什么在事变前防备如此松懈（容忍和防备应该是两码事情），真实的想法和原因就只能问他们自己了。

第十三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

日本的冒险家们正在行动。

石原莞尔待在旅顺，坐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后者当时外出，对整个行动计划尚不知情。

板垣则坐镇沈阳特务机关办公楼，统一指挥攻击行动。

9月18日晚的东北：今夜，将注定无人能够入眠。

时间是深夜10点。川岛中队在柳条湖铁路段实施爆破。

要搞爆破，这里存在着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那段铁路属于日本自己所有。

炸自己家的铁路固然心疼，但最重要的是还不能出事故，万一铁轨坏了，列车也上了天，那边北大营却没能攻下来，这就真成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因此，事前石原专门请了爆破专家进行精确测算。

先算出一个安全长度，大概一米半长，然后又规定了炸药数量。

在“皇姑屯事件”中，河本光炸药就倒腾了120公斤，要用30个大麻袋装。

现在的黄色炸药一共用了42包。

别看数量不少，其实并不多，因为都是小包。

42包是有讲究的，少一包炸不了铁轨，多一包得翻车。

它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是：铁轨虽然炸断了，但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够安然无恙，就算暂时晃那么一晃，通过绝对没有问题。

你别说，搞到这么精确，还真得找个专家才行。

为了使效果看起来更逼真，他们把炸药埋在土里，这样一旦爆炸，就可以制造出烟尘弥漫的景象。

由于投资少了，再怎么折腾，跟炸张作霖列车时的壮观场面还是不能比。好在也不是给别人看，自己知道就行了。

铁轨总算是炸了。

没等鼓掌庆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心跳不止的事。

早不来，晚不来，一列自长春开出的列车呼啸着来了，经过爆炸地点时还特地歪了那么一下下。

这些家伙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

幸好，过了。

列车没事。

川岛中队怪叫着向北大营冲去。

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连，一共105人，比水浒的108将还少3个，而且这个中队属于守备队，并非关东军的正规部队。

北大营里驻扎的，是王以哲第7旅。

这个旅有一万多人，步枪、机枪、大炮样样齐备，属于东北军的“王牌部队”。

100比1。就算不是精锐，不是“王牌”，围成一圈，踩也能把你给踩死。

账谁都会算。显然，日军105将完全是抱着必死决心往里面闯的。悲观一点的，恐怕连遗嘱都准备好了。

抛开立场，我觉得这105将无论如何都算是好汉。明知必死，还要飞蛾扑火，那真是需要一点不把自己当人，只当炮灰的决心和勇气的。

可是等他们闭着眼睛冲进去的时候，一睁眼，才发现情况大出预料之外。

那一万多人不是准备和他们拼杀的勇士，倒像是一万多头待宰的羔羊。

天照大神啊，是你在保佑我们吗？

接下来便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一百多人追杀一万多人，而且追得荡气回肠，毫无顾忌。

都是军人，还号称“王牌”，对方不过是看看铁路的守备队，当兵的差距怎么会这么大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北军那里没人指挥。

此时，北大营的最高军事长官、第7旅旅长王以哲，竟然不在营内。

哪里去了？

既非开会，也不是汇报工作，而是找乐子去了。

旅长不在，不是还有团长吗？

三个团长，一个都不在。

去了哪里？

也是找乐子去了。

幸好还有一个负责的。只是这个负责的等于不负责，因为据说他不会打仗。

这位兄弟的职务是旅参谋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混上去的。参谋长不会打仗，也算世间一奇。

不会打仗但会打电话，赶紧请示更大的参谋长——负留守责任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

火烧眉毛的关头，居然还能想到先请示领导，这参谋倒也没白当。

荣臻那两天正在给他老爷子办寿诞，忙得晕晕乎乎，电话打过去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先用张学良前一阵给他的类似外交辞令的指示应付一下：暂时不允许抵抗，等待命令。

然后赶紧打电话请示北平的张少帅。

住在北平的张学良夜生活还是蛮丰富的，像他的将官一样，这么晚了还在找乐子。

他在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得知这一情况，赶紧从戏院跑出来，连夜召开东北军政首长会议。

集体商讨的结果是不能抵抗。

不能抵抗，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字，但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首先是对日军此次发动进攻意图的判断。

张学良的看法，是关东军只不过仿效当年的苏军，想通过一场局部战争来要求更多的“南满特权”。

是局部，还是全局，是想要求“南满特权”，还是要获取整个东北。这很关键。

如果是前者，战争无非就是推动谈判的手段，最终大家还是会回到谈判桌上，那么最后关东军该回哪里还是回哪里去。

如果是后者，那就关系到端东北军的老窝了。张学良不是二傻子。出来混靠什么，一靠部队，二靠地盘，而部队又得靠地盘提供给养，如果没了地盘，他张学良和东北军还靠什么立足？

所以，前者可不必抵抗，而后者则非抵抗不可。

张学良选择的是前者。

不必抵抗，就是说可以抵抗，也可以不抵抗，那为什么一定要选不能抵抗呢？

这还得说中苏之战给张学良以及他的东北军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就在那场战役中，东北军伤亡将近一万多人，海军全军覆没。

按照张学良的想法，关东军的实力比苏联的远东红军还要强（实际并非如此），如果东北军独自跟关东军作战，必然损失不小。

正是基于这些复杂的考虑，他给荣臻的回复是：要避免扩大冲突，不得开枪还击。

命令传到第7旅那个参谋长那里，明确为：部队既不许开枪还击，又要立即突围。

这一番茶话会开下来，北大营的东北军已经在地上躺了一大片。

官僚主义搞到这份儿上，也真是古今无二，丢脸算是丢到家了。

回过头来看，这些“抵抗”、“不抵抗”的问答其实也都是在扯犊子。

北大营的士兵们，这种情景下，你们需要请示汇报吗？

人家刺刀都顶到胸口这里了，第一反应就是哪怕赤手空拳也得夺下他的白刃，不然还能叫当兵的？

你人多啊，一万多人呢。日本兵就算是浑身长刺的八脚怪物，也只不过一百来号。

难怪自此之后，东北军的士兵就再也抬不起头来。

耻辱啊。

得到荣臻的指示，第7旅官兵如遇大赦，推倒营房后墙，跑了。

9月18日晚上，北大营枪声四起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已经回到了旅顺。

这时他接到了板桓发来的多份电报，一会儿说“暴虐”的中国军队把“南满铁路”炸了，一会又说他们发动了对日本军队的突然袭击。

本庄繁不知道板桓石原们究竟在搞什么鬼，突然收到这种电报，自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石原把事情解释清楚，他才恍然大悟。

但是当石原劝说他下令全面攻占沈阳时，他还是予以了回绝。

因为作为关东军的当家人，他必须掂量清楚，这一注投下去到底意味着什么。

沈阳毕竟是东北军的大本营，攻占沈阳，就意味着向东北军全面宣战。不攻占沈阳，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倘若对沈阳开火，则一切覆水难收。

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板垣再次来电，守备队已占领北大营，驻沈阳的关东军也已向沈阳发起进攻。

那意思，不管你同不同意，反正我们要干到底了。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闭目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对围在他身边的石原和参谋们说：这件事由我担责，干吧！

从“九一八”枪声打响的那一刻起，张学良在东北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已经错得一塌糊涂了，而且他谁都怪不了，只能怪他自己。

毕竟这东北是他老张家传下来的江山（“改旗易帜”后也只是名义上算南京政府的）。你不当心，难道还让别人给你当心？

此次日军对东北闪击战的成功，除了石原“满蒙行动”计划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日军进攻战术娴熟外，与张学良平时疏于防范，紧急情况下判断失误，一味保存实力也有相当大的关系。

不过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全输，在东北，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还有足够的翻盘机会。

不到最后一刻，说谁赢谁输都是没有意义的。

甚至，前面张学良对日军行动的误判也情有可原。毕竟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老练如斯大林，直到德军进攻前夜，不是还相信过德国人一定不会打他的莫斯科吗？

只是你不能一错到底。

这时，日军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战争不是局部，而是全局；目的不是“南满特权”的多少，而是要占领东北全境。

不抵抗已经毫无意义。

张学良此时要做的就是赶紧调整战略，命令部队立即就地抵抗，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能拖一日就好过一日。

而且此时东北军精锐并未遭到根本性削弱，关内关外的加在一起，仍然大大超过关东军，完全有集中力量进行大反击的本钱和实力。

从对手一方来看，虽然表面上日本一时得势，其实那只是军事上的暂时胜利。离成功还远着呢。

关东军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且不说必然会引起国内国际干涉，仅就战略战术的角度而言，也不再具有任何闪击效果，这在无形中就必然会使其由战略主动走向被动。

一旦号令三军，让东北军再拼着老命杀回来，还真够日本人喝一壶的。

可惜张少帅没有这么做。

他还是选择了那个让他倒霉到底的鸵鸟战术——不抵抗。

9月19日清晨，日军占领沈阳城。

此前关东军对北大营和沈阳城进行了多次攻击演习，谁也没想到实战比演习容易多了。

原因与那条“不抵抗”的命令自然是分不开的。

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率先化装逃出，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是个文官，连枪也不会开，见到日本人动了真格的，吓得连跑都找不着方向，结果被日军逮个正着。

领导如此表现，下面的东北军各部队也有样学样，大部分都选择了服从命令听指挥，没做什么像样的抵抗，就扔下辎重装备，不顾一切地各自“突围”了。

“突围”到哪里去呢？跑到锦州和山海关，窝在那里，然后继续等待上级命令。

沈阳的所有重要军事和民用目标全部被日军接收，连张学良的家都让关东军给抄了。

最惨的是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也归了日本人。日军高高兴兴地接收了飞机场上的约110架飞机。这下子，所谓的东北空军一弹未发，继东北海军之后，也算全军覆没了。

全世界都震惊了。

不仅震惊于日本这小鼻子竟能如此胆大妄为，还震惊于东北军的如此不作为。

要知道，当年满清总算够腐败无能了吧，但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还是拼到了不能打为止。

最近的北伐军“济南事件”、中苏同江战役，虽然无一例外地败了，不过好歹也舞刀弄枪地上去比划了两下。

只有此次“九一八”，谁也没想到东北军会完全不作抵抗就全军逃跑。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短短三天时间，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尽陷敌手。

关东军继续攻向黑龙江。

其时的关东军还没有达到后来那么大的规模，仅包括一个师团，即来自仙台的第2师团。

仙台是当年鲁迅跟藤野学医的所在。它在地理和气候特征上都与东北相近，按照鲁迅的说法是“初冬就颇冷”，从此处出来的士兵自然也比较耐寒，能够较快地适应东北气候。

可以这样说，从“九一八”开始，这个日本老牌师团几乎已纵横东北。

然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却不想打。

不想打的意思，是不想自己花力气打，而并不是说真的不想攻城略地。

到达吉林一个叫做洮南的地方时，多门突然命令前锋部队停止进军。

洮南其时尚属黑龙江省管辖，被称为黑龙江的南大门，有铁路可以直通齐齐哈尔市近郊，因此位置极其显要。

奇怪的是，洮南守军不仅一枪未放，还排队出城来迎接日军。那调调，就好像两家在走亲戚。

多门如今信奉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他对叛将降将很感兴趣。

而且，他也很清楚，黑龙江与辽、吉两省不一样，境内没有足够的铁路守备队可进行呼应配合，日军的进攻很难一蹴而就。

叛将降将在哪里呢？

眼前就是。

洮南守将叫张海鹏。由于小时候生过天花，落下了一脸豆豆，因此得了个外号：张麻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麻子已经60多岁了。他的职位是洮辽镇守使。

要换成别人，混到这个样子也许还说得过去。可是你要了解到张麻子的过往经历，就会明白这老家伙混得着实很差。

还记得土肥原那个老祖师爷青木吗？

日俄战争时，他拉拢一帮马贼，组成了“满洲义军”，专门在俄军后面捣乱。

这帮马贼里面，就有当时还是小字辈的张麻子。

后来他给时任洮辽镇守使的吴俊升做了秘书官，跟着吴大舌头混。

等到大舌头升了官，便把自己的位置留给了张麻子。

让张麻子想不到的是，这个芝麻官一做就是十几年，差点把屁股都坐穿了。

张作霖在世时不敢多声张，等到老帅和吴俊升都被日本人炸死，他就有了新的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像提拔他的吴大舌头一样，能够做上黑龙江省主席。可是年轻的张公子连正眼也没瞧他，人家相中的是万福麟。

张麻子嘴里不说，心里一万个不服。

你说要挑一个高精尖人才，出过国留过洋的也就算了，人家有文化，咱是大老粗，没法比。

可偏偏这个万福麟和张海鹏没什么区别，论出身，都是胡子，讲文凭，斗大字没认下一箩筐，要说处理政务，一样都得抓瞎。

反正都是抓瞎，为什么不让我张某人来抓？

更让他火大的是，万福麟其实根本不在黑龙江。他在北平陪着张学良吃喝玩乐，但省主席却照做不误，平时有什么事就由他的儿子万国宾负责处理。

一个二十几岁、乳臭未干的小孩子懂得什么！

你们自己不在家，还不肯把位置让出来给我过过瘾，真是不把我当人看啊。

张麻子表面不露声色，暗地里却把牙齿咬得嘎嘣响。

你们既然对我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张麻子就这么被日本人给叮上了。

把张麻子拖下水的，是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少佐。

这个日本特务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张麻子留什么面子，对方哪里痛他就偏戳哪里：阁下是东北军老臣，怎么混得如此蹩脚？

张麻子肚里的酸泡一个劲儿往上面翻，只好打了个哈哈：年纪大了，不在乎这个。

一听这话，人家林义秀可不乐意了：屈才啊，大日本皇军可不允许这样搞法，我们要做你张将军的伯乐。

两三碗迷汤一灌，张麻子晕了。

这位林义秀忽悠的水平不比他的前辈土肥原差多少。他直接告诉张麻子：日本支持你做黑龙江省主席。

还等什么张学良李学良来封，我们说你是主席，你就是。

同很多东北将帅一样，张麻子对迷信活动也喜欢得紧。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算命瞎子给他打了一卦，说他今年白露之后，可以交好运，做上封疆大吏。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好接近白露。

张麻子一对照，就觉得林义秀的话靠谱。

老天这回总算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所以多门率部在城门外刚刚露面，张麻子就亲自带着人来迎接了。

为了让“皇军”吃好喝好玩好，他不仅把多门安排下榻到自己的私宅，还陪他到处参观游玩。

多门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样打仗不就跟逛大街似的？

既然张麻子喜欢当大官，多门一高兴，就立即开了个空头支票，把许诺的黑龙江省主席正式册封给他了。

有了关东军撑腰，张麻子顿时牛气冲天，当着多门的面，表示择日一定要“北伐”黑龙江。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麻子列队欢迎关东军，周围的大小老百姓可都看到了。

有人把消息带到省城，代行军政的高干子弟万国宾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有一个不错的参谋长。

第十四章 东北纯爷们儿

虽然黑龙江和辽宁、吉林一样，主要当政者大多是稀里糊涂混日子的主，不过下面却藏着几个不俗的东北军人。

因为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允许曾经名誉扫地的东北军直一直腰了。

参谋长叫谢珂。

他给少主人出了两个主意。

第一个主意，叫忽悠。

万国宾派的特使前往洮南，一见面，就对张麻子说，老万省长不在家，小万局长（万国宾兼洮昂铁路局局长）年轻，又是文官，带不了兵，现在日本人打来了，正不知道怎么办呢。

张麻子虽是胡子出身，但为人很有城府。他听出特使话里有话，含着试探的意思，便猜测省城对他勾结关东军的事已有所耳闻。

当着特使的面，他先着力为自己辩护了几句，说之所以放关东军进来，纯粹是虚与尾蛇，并非真意。

又说，自己年迈体弱，想到省城去躲上一躲。

特使是一个很机灵的人，便按照谢珂的交代，表示希望他能到省城主事，帮助小辈万国宾共度时艰。

张麻子顺水推舟，声称只要北平方面点头，一定出山相助。

特使回来一汇报，谢珂重新做了一番布置。

按照谢参谋长的吩咐，新的特使再赴洮南。这次，他们带来了张学良和万福麟专门发来的电报。

电报上，加封张麻子为“蒙边督办”，官升一品，并让他代行黑龙江军事。

拿着电报，张麻子嘿嘿乐了。

不是为讨到了这个官，而是乐张学良、万家父子果然又笨又好骗。

老子才不稀罕什么“蒙边督办”呢，我要做的是黑龙江省主席，要靠的是日本主子，这些你们能给我吗？

私下里，张麻子在为他发起进攻作准备。

他需要什么准备呢？

张麻子不等于二傻子，他知道日本人想让他做马前卒、替死鬼，所以他也向多门开出了价：要我打仗可以，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得提供枪支弹药。

多门眼睛不眨一下就答应了。

我给子弹，你去送死，何乐而不为。

起初说好是一万支步枪，40万发子弹。

对这个承诺，张麻子已经非常满意。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比老爷子还精明，竟然同多门玩起了讨价还价，要求给两万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最后多门折中，送来的是6000支步枪，200万发子弹。

张麻子一蹦老高，简直太为自己的两个宝贝儿子感到自豪了。

说好的步枪虽然打了折扣，但子弹一下子多出五倍，已经大大超出预想。

武装了主力，枪还嫌多，张麻子一激动，开始走火入魔。

正好有几个工程队在给他建军营，他便打上了这些工程队的主意。

一清点，连小工加工头，正好1000多人。

张麻子一扬手，给这些木匠瓦匠水泥匠们套上军装，从大到小，工头当官，小工当兵，像变戏法一样地弄出了一个加强团。

可是，这个加强团没几天就散了伙。

原因是他们接到了要开赴前线的命令。

工头还凑合着肯留下来，毕竟没费什么力就混了个班长排长当当，而且不用冲到第一线。小工们就不干了。

咱们可都是手艺人，本来是给你家扛活拿工钱的，现在穿上戏装，戴上帽子，让你当猴耍着玩玩也就算了。怎么着，还真得去送死？滚你的蛋吧。

小工们炒了张老板的鱿鱼，一哄而散。

虽然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但总的来说，张麻子还是很高兴的。

一想到万国宾还蒙在鼓里，痴痴地等着他去省城就职，这老家伙就感到分外得意。

等着吧，我会让你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不过他很快就要失望了。

一夜之间，洮南的列车全都不翼而飞。

对于进攻省城来说，列车太重要了。

张麻子赶紧向当地铁路局局长查问究竟。这位局长说，全部车辆都被调到齐齐哈尔近郊去了。

张麻子大怒：我不下命令，谁敢调动这些车辆？

局长很委屈：有人啊，洮昂铁路局局长就可以。我属他管。

洮昂铁路局局长是万国宾。

一语惊醒梦中人，张麻子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亏自己机关算尽，竟然不小心上了一个毛头小伙的当。

仿佛是知道张老头心情不好受，万国宾还特地发来了电函解释：日本人有进攻省城动向，故调动机车以备不时之需。

张麻子咬了咬后槽牙，致电一封，说自己过两天就要带兵来省城了。

万国宾的回电非常干脆：省城您就别来了，因为高人我们已经请到了。

这个小青年还以领导的口吻发出命令：必须给我死守洮南，不许后退一步。

张麻子突然明白了。

自始至终，那个被忽悠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更让他吐血的还在后面。

在多门带仙台师团先头部队抵达洮南时，黑龙江省各作战部队尚离省城较远，齐齐哈尔的防守极其空虚。

而在忽悠张麻子的这段时间里，谢珂已完成了全部的调防布局，几支主力部队都已回防到位。

请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谢珂。如果没有他，黑龙江省的命运将和吉、辽无异。

现在该说到他给万国宾出的第二个主意了。

很简单。就是电请少帅选派统兵大将来黑龙江省主持军政。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张少帅有多少选将才能，大家也都心中有数了。

结果北平竟然无人可派。

张海鹏蠢蠢欲动，黑龙江省危如累卵，万国宾惶惶不安，无力挽救危局。

关键时刻，谢珂建议，在黑龙江省两支劲旅的旅长马占山和苏炳文中间选出一人，由这个人来坐镇全局，而谢珂自己，则心甘情愿担任副手。

在当时，谢珂是除万国宾之外的黑龙江省最高军政长官，他推荐的人都是他的下级。

一切都为了抵抗侵略。

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大局。

我们看到，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凡东北军政要人，大多不是选择苟且偷生，仓皇逃窜，就是浑水摸鱼，觊觎权位。

谢珂，你是一个纯爷们儿。

万国宾自己已没有多少主见，马上把谢珂的意见电告北平。

张学良经过斟酌，旋电告黑龙江各军，由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军事总指挥，谢珂为副指挥兼参谋长。

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我相信，多多少少，上帝会记得关照每一个信徒。哪怕只是一次。

张学良是个基督教徒，而且据说还很虔诚。所以虽然这位仁兄一生之中不知犯了多少个错误，但是上帝他老人家终于还是开了一回眼，让少帅破例聪明了一次。

我们都很欣慰。

我知道，“九一八”前后的历史大多不怎么好看。

但是黑龙江这一段绝对是个例外。至少它还能提提神。

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拿着“不抵抗”的命令自我阉割。

因为我们不会再让日本兵像追兔子一样撵着四处乱跑。

因为我们即将看到一群铁骨铮铮的英雄，一场虽败犹荣的比赛，一曲气壮山河的颂歌。

OK。开始吧。

张麻子的脸现在除了有小豆豆，还有猪肝色。

张学良的通电也发给了他一份，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他，江省主席的宝座落空了，已经属于一个叫做马占山的人所有。

他只是像猴子一样被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张麻子发了狠，点起本部兵马，浩浩荡荡向省城齐齐哈尔进发。

他的部队该称为伪军。

伪军这个名词，颇有点中国特色。

二战那会儿，德国军队狂飙突进，欧洲各国都陆续出现了一些叛军，就连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出现过追随德国的本国部队。不过与中国的伪军放一块儿，那都是小巫见大巫，没法比。

中国的伪军不仅规模大，数量多，存在时间长，而且流派众多。捡大的说，就有北方的“满蒙”伪军，南方的汪派伪军。

北方“满蒙”伪军中，张麻子算是上位比较早的。

第一次亮相，后台老板自然也要给些彩头，以壮声色。多门特地调动了关东军飞行队的一个中队在空中助战。

可是到了临门一脚，张麻子不知怎么又软了，嚷嚷了半天，结果还是没能“伐”成。

多门要派给他的飞机也因为当天风太大而没有起飞。

不久之后，张海鹏再次出兵。

得悉即将大兵压境，省政府一片慌乱。万国宾也终于露出了他公子哥的本色，带头跑了。

一把手都能跑，剩下的文武百官也个个有样学样，拖家带口溜之大吉。

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先往哈尔滨跑。这一跑，连哈市都被他们祸害了。

战乱年代，金子是硬通货，最值钱。这帮达官贵人逃到哈市以后，用手中的钞票拼命抢购金子，竟然引起哈市金价暴涨，严重扰乱了当地金融市场。

眼看形势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在马占山尚未到任的情况下，参谋长谢珂立即站出来主持大局。他将剩下的文武要员们召集起来，共商对策。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会上，坚决抵抗的主张却遭到了与会者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大多数人的论调，不是投降，就是逃跑。

谢珂非常失望。他决定不再跟一群胆小鬼们废话。

只有战场之上分出高下才能证明一切。

这个战场在嫩江铁路大桥，即著名的江桥。

一条嫩江成了齐市（齐齐哈尔）的天然屏障。江桥横跨江面，关系省城乃至全省的安危得失。

为什么不索性把大桥炸掉？

这当然是一个最省事也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不可能。

因为日本人是这条铁路的债权人，并拥有部分经营权。

张作霖当初答应让日本人修这条路纯属无奈，根本没有想到现在投鼠忌器，会这么麻烦。

此次出兵，张麻子下了血本。

他把家里的三个主力团都派上来，指挥官是他手下最得意的战将徐景隆。

他自己也亲自压阵，坐着专列过来了。

不是说列车都让万国宾给拖走了吗？

这新添的军列是多门给的。为了让这群孙子帮他打仗，多门除了不愿给人，什么都可以商量。

而张麻子之所以把声势搞得这么大，也是因为他得对多门和关东军有所交代。

第一次做了回软脚蟹，第二次怎么着也不能让主子再失望。

“大兵扫荡，草木无存，要拿出皇协军的气势，否则皇军会看不起我们。”

这句话是《我的兄弟叫顺溜》中的著名汉奸、南方伪军的优秀代表吴大疤瘌的名言。

其实，北方伪军的老前辈张海鹏也是这么想的。

还没走到江桥，张麻子和徐景隆就乐了，因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除了一座桥和白花花的江水，哪有半个守军的影子。

他们认为现在留给他们的省城也许早已是空城一座，城里的人都逃之夭夭（万国宾们的确如此），剩下的也许就是给“皇军”报捷了。

张麻子先去吃饭，徐景隆则率部搜索前进。

没动静只是因为还没进入谢珂的火炮射程，张麻子一走，伪军就陷入了炮火的包围之中。

有的炮弹打远了，落在队伍后面，慌乱不堪的伪军以为后路也被抄了，掉头就跑。

徐景隆急了，部队这么操蛋，回去怎么跟姓张的交代。他当即把自己的撒手锏——骑兵马队调了上来。

能被张麻子看中，这徐景隆的确是很有些二杆子劲头的。为鼓舞士气，他打马扬鞭，冲在了最前头。

骑兵马快，利用打炮的间隙，很快就冲到了南岸桥头，却被北岸的徐宝珍卫队团候个正着，打得人仰马翻。

徐景隆是个老兵痞，子弹从空中划过，他知道是往哪个方向飞的。当下赶紧一拨马头，打马就往小道躲避。

他没想到的是谢珂在小道上还布有地雷阵。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一闪，连累他的坐骑跟着一块儿倒大霉，轰的一声，人马一齐飞上了天。

一桌意外的麻辣大餐，终于把这支张狂一时的伪军给干得没了脾气。

看到折了大将，张麻子气急败坏。他就像输红了眼的赌徒，怎么也不肯从桌上下来，还准备试试运气，让自己的大儿子整队再战。

第二天早上，另一个儿子给他发来了电报。

看完电报，他就一声不吭地带着残兵败将回老家去了。

原因是留在洮南的两个团搞起了窝里反，再不回去，自己的老家都快要保不住了。

虽然击溃了张海鹏，但谢珂参谋长的神经仍然绷得很紧。

只有他知道，今天之所以能一战成功，除了武器占优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部过于大意所致。

张海鹏手上已经有了日本人送的军用专列，万一己方防守出现空隙，对方可以直接开车冲过来，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越想越担心，为了确保安全，毅然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并不破坏整座大桥结构的情况下，派工兵部队破坏了其中的三孔桥梁。

令谢珂意想不到的是，这一纯属不得已的举动，日后竟然也成了日军大举进攻江桥的一个理由。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马占山离开黑河驻地，带着他的卫队在齐市车站下车。

黑河这个地方，我瞪大眼睛在黑龙江省地图的边缘角落上才找到，就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

不用说，此地交通非常不便，而且由于任命通电已发，路上安全也成了问题。马占山实际上是沿江（黑龙江）绕了一大圈，最后通过哈尔滨，才坐火车秘密到达齐齐哈尔的。

迎接他的只有副总指挥谢珂和少数几个军政要员。

因为其他人早已逃往了哈尔滨。

作为一个原生态东北人，马占山却生得个子瘦小，与我们心目中传统的东北大汉形象实在相去甚远。

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如果你在校园里遇到东北同学，发现他与“大汉”横竖搭不上什么界，那你就可以查查他的家谱了，看看此君百年前的祖先是不是闯关东的。

因为我们已经屡试不爽。

前面张作霖如此，后面马占山亦如是。

马占山的祖父就是从河北逃难来到东北落户的。

闯关东的是好汉，他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到哪里。

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同样有过上山落草为寇的经历，他小时候给蒙古人放牧，练过马术，以后加练枪法，史载“精骑击”。

奉军将领“精骑击”的第一人，应该是大帅张作霖。但如果抛去名望地位和成就，单论功夫，第一人的桂冠应该属于这个小个子马占山。

“骑击”到了马某人这里，已经成了一种艺术。

《火烧圆明园》里有一个让人很难忘的镜头，那就是僧格林沁的马队冲击洋枪队的场面。

眼看骑在马上的兄弟被秋风扫落叶一样从马上干下来，心里那个着急和郁闷。

突然，有个看上去已经“死逑”了的骑兵迎着洋兵们冲过去，但见他脚挽马镫，脑袋垂于马首之下，身体则挂在马肚侧面，一下子令洋兵失去了射击目标和角度。

说时迟那时快，战马已飞奔到位，骑兵一跃而起，手起刀落，骄横的洋兵应声栽倒。

全场观众一片叫好。痛快啊。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马术中的“镫里藏身”。别说普通人，就是骑兵中会这一手的也是凤毛麟角。

马占山比这个还牛，他能藏在高速奔跑的马肚子下面给敌人点名，用枪，且百发百中。

其人不仅艺高胆大，而且为人极重义气，有“侠肝义胆”之称。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别人求到你时，才伸出援助的手，那就不叫朋友。

值得一提的是，他和“老贼头”张海鹏曾同为吴大舌头所赏识和提携。

每念及此，都会让人不由得感慨，怎么着也算是师兄弟，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此时，黑龙江省首府齐齐哈尔正沉入一片夜色的迷茫。

它或许还在疑惑，这个初来乍到的东北“小汉”是否真的能力挽狂澜，解东北于倒悬？

马占山一到齐市，面临的首要困难还不是备战，而是人心惶惶。

原来的一把手都带头逃跑了，每个人便都有了逃跑的理由和借口。

事实证明，有魄力和没魄力就是不一样。

马占山即刻拿起万老爸的鸡毛，给他逃到哈尔滨去的儿子发去了一支令箭。

江省指挥部致万国宾电：“万福麟长官有令，擅离省城者以弃职潜逃论罪。”

看到这个电令，公子哥只好灰溜溜地从哈市返回齐齐哈尔。

万国宾如此，其他人就不用说了，已逃的纷纷返回，想逃未逃的则赶紧收住了脚。

接着，马占山又重新任命了省府秘书长。三拳两脚，总算把齐市乱纷纷的社会秩序给稳定下来。

最酷的是他以黑龙江省代主席身份发表的《抵抗宣言》。

全文如下：

“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救危亡。虽我黑龙江偏处一隅，但尚称一片净土。而后凡侵入我（黑龙）江省境者，誓必决一死战。”

决一死战！

这种话，先前连张学良也不敢说，

比之于“不抵抗命令”，这份《抵抗宣言》实在够爽够劲。

“九一八”后，东北大地上也终于有了敢于“死战”的“死士”。

对付张海鹏，马占山自有高招。

他来了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满省贴出布告，称：谁要是能把张老贼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军人连升两级，赏大洋一万，普通百姓还要涨一倍（难度和要求高了），赏大洋两万。

还说，我整天没什么事做，就守着这些钱等大家来拿（“储款以待”）。这可是一件有名有利的大好事。还等什么，快动手吧。

说实在的，赏钱就是再多，那张麻子的项上人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但这个悬赏令妙就妙在，它杀不死人，却能吓死人。

张麻子真被吓了个半死。

他整天辗转反侧，坐立不安，恍惚中老是看见外面有一帮人争着抢着要来拿他脑袋换赏钱。

这日子没法过啊，太缺乏安全感了。

老头子一怯懦，马上头昏昏了。

他给张学良发了个电报，辩称：日本人打过来，自己是没办法才想起到省城去躲一躲的。

最后又可怜巴巴地表示：现在我正整队待命，静候您的指示。您想让我的部队驻哪里，我就驻哪里。

事到如今，再怎么如泣如诉，张学良也不会相信这老小子的话了。所以说了等于白说。

不过这份电报却起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多门气得要骂脏话了。

敢情我那么多枪支弹药都喂一白眼狼啦，你还讨好起旧主子来了。

叛将如此窝囊废，使多门对“不战而屈人之兵”失去了信心，看来还是得关东军亲自出马。

谢珂破坏三孔桥梁正好给他找到了借口，师出有名了！

其实谢珂就算不这么做，关东军只要想进齐齐哈尔，理由仍然遍地都是。实在不行，就像皇姑屯、柳条湖那样，自己炸自己家的大门口，自残了以后还不一样可以赖人。

多门下面的文章全是围绕着江桥做的：桥不好，我有理由出兵；桥好了，我更有理由运兵。

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奉命来见马占山，要求由“满铁”负责修复江桥。

他还引用了一个数据，称由于现在正是东北特产上市季节，江桥不能使用，导致许多特产运不出去。

清水大胆地发挥了他那日本人才具有的想象力，分析说，如果这些特产能运出去，可以给日本赚多少多少钱。按照这种鸡生蛋、蛋再生鸡的理论，由于铁路不通，日本每天损失个几百万日元只是眨眼间的事。

马占山的回答不卑不亢：中国方面早已着手在进行修复了，不需要“满铁”插手。

碰了一鼻子灰后，清水找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两人一同去见马占山。

这次他们带来了关东军的最后通牒：桥由你们中国人来修也不是不可以，但限期一周，一定要给我修好！超过时间，由我们“满铁”修理，同时我们会派兵保护。

马占山明白了，日本人是存心找碴来了。

谁都知道，这座铁路桥，即使让自称技术水平高超的“满铁”来负责修复，也至少需要两周左右时间。

与日军这一战看来已在所难免。

战前的紧急军事会议上，又出现了当初谢珂遇到过的那个场面。

会上，在得知日军可能直接介入后，与会文职官员和大小士绅立刻慌了手脚。有人甚至拿着张学良要求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电令，要求马占山给张海鹏让位，以免与日军“意外擦火”。

马占山不是谢珂，他当年可是在土匪堆里刀口舔血杀出来的。

哥们儿什么没见过，跟我撒泼放刁。

他霍然而起，愤然回击此人：马某奉中央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至于黑龙江省代主席，那是中央红头文件任命的。我是中央的官，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是神圣天职。

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就是张学良本人亲自来了，也不能妨碍我抗战。

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就没耐心这么文绉绉的了。纯武人有纯武人的做法，他拔出手枪来了一句：谁敢再说投降，老子就请他吃花生米！

还是这句最顶用，没人再敢吵吵着要投降了。

整个江桥阵地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备战状态，因为官兵已无退路。

夫战，勇气也。

第十五章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所谓一周为期，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日军出兵齐齐哈尔的借口。

10月3日上午，到期了。

关东军朝江桥开来两列铁甲车，“满铁”工人和武装日军气势汹汹地从里面走了出来。

除了地下跑的，还有天上飞的。仙台师团出动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用以掩护这幕丑剧。

在他们背后，仙台师团滨本第16联队早已屯集嫩江南岸，随时准备向对岸发起攻击。

联队长滨本喜三郎大佐此时的心情是非常轻松的。

在他眼里，自己的对手东北军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而已。

东北的征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连那些所谓的“士官系”军官听到关东军杀来，也是抱头鼠窜，老早就撒丫子跑没影了。看上去，他们似乎不是比谁更像勇士，而是比谁更像逃跑冠军。

我在陆大的名册里没有找到滨本喜三郎的名字。不过这似乎并不妨碍滨本兄弟想要创造历史的决心。

他跟他的同学（也不知道是哪所学校的同学）吹牛，说自己来江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全日本最优秀的指挥官。

依我看，这种狂劲，都是让形同幼稚园一样的北大营给惯出来的。

在到达江桥之前，他已经听说了张海鹏伪军的惨败。但这一事件在滨本看来其实毫无参考价值。

他认为，张海鹏伪军只是一群比北大营的东北军更烂更没用的“支那”部队而已，怎么能跟“皇军”相比。

显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北大营时期”。

他不知道的是，马占山并不是北大营的将领。

他曾是一个土匪。

从来只有土匪欺负别人，很少有人能欺负土匪。

而且打仗这码事，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悟性的。恰好，马占山就属于那种有点悟性的人。

他没上过正规军校，在绿林结寨时怕是连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哪个旮旯都搞不清楚。但他上的是社会军校。

整天打打杀杀，枪里来炮里去，倘若能侥幸活下来，并且脑子还不算太笨，就一定能琢磨出点道道。

比如著名的黄埔军校，主要教的其实就一样东西：黄埔精神，而且课时很短，然而这所学校却教出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最后连老师也打他们不过。

原因就在于大部分课堂都办在了战场，军人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

马占山很像一个人——东北大帅张作霖，他的脑子非常好使。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靠脑子也能吃饭的聪明土匪。

到江桥抗战，自然用不着他本人再在马上玩“镫里藏身”，不过他巧妙地把这一绝招运用在了战术指挥上。

要守一座桥，有一种办法，就是像当年的张飞张翼德那样，当阳桥头一声吼，吼得百万曹兵仓皇后退。

不过，这只是历史演义。打仗基本靠吼的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

马占山放弃了死守江岸的做法，早早地就把防守部队集中起来，撤入真正能固守的工事堡垒。

在此之前，经过谢珂和马占山的轮番经营，以铁路为基线，已构筑了较为坚固的堡垒阵地。

马占山将能用于作战的全部人马都撒在这些蛇形工事中，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战略纵深。

不过，在江桥抗战前，无论是张学良的电令，还是对双方实力的评估，都让马占山不敢轻易造次。

这时候中国已向国联递交诉状，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打赢国际官司颇具信心，期望值也很高。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给马占山的指示，毫无例外地还是那一句：“避免直接冲突”。

当然，这个指示对马占山究竟有多大约束力，那就另当别论了。

作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战将，左右你思维的绝不应该是单纯的长官意志，而必须是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马占山可以不理会张学良的电令，却不能不正视一直以来东北军兵败如山倒的现实。

张海鹏伪军与关东军毕竟是两码事。再怎么着，伪军也是东北军变过来的，大家知根知底，好打。关东军就不一样了，“九一八”以后，吉、辽两省可不没几天就都被占领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愤青，仗是要由他来负责打的，责任是要由他来扛的。攻守双方谁的胳膊更粗壮一些，他没办法装作不知道。

何况他本身面临的困难确实不小。

连升几级，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毕竟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领导者的威信并没有随着这个任命同步到位，一个“代”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旦和日本人打起来，下面的各防守部队能不能服从命令和调遣，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此前，东北军步兵精锐，超过一半都在关内，关外的那一半，有的当场被关东军给灭了，大部分则早已撤往锦州至山海关一线。

省城能打一打的，主要是徐宝珍的卫队团。除此之外，还能从边境临时调集到一些部队，但能不能上阵杀敌还很难说。这中间又有一部分是骑兵。这些骑兵部队威风倒是威风，但以速度为强项。你要让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跑到工事里去帮着防守，不仅太浪费，而且还是标准的弱项。

最后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打仗不是小朋友过家家，得花钱。

马占山对这点颇有体会，一来省城就问过谢珂，库存里还有多少银子。

谢珂给他伸了两个指头。

你猜猜，有多少？

不是2000万，也不是200万，连20万都不是。

只有两万。

当家当到这个份儿上，万家父子也真够可以的。

就这点钱，给省城这帮人发工资都不够，更别说粮饷了。

马占山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拉下脸皮，四处化缘，这才得以勉强度日。

领导不支持，力量太弱小，腰包太羞涩，这种种的种种，都决定了马占山根本不可能成为主动挑衅的一方。

用马占山的话说，叫做“沙塞孤军，后无救援，军器窳败”，自己的情况不是不妙，是相当不妙。

尽管他作了准备，态度强硬，但作为一个相对的弱者，如果不被逼到无路可走，谁也不愿真的图穷匕见。

可一切都由不得他。因为对面的关东军就是名副其实的滚刀肉，就是要逼得你走投无路。

在“满铁”开始修桥后，马占山下令部队全部撤到大兴站。

清水和林义秀在交涉时曾提出要求，即在修复铁桥时，中国军队必须退出15里，而大兴车站距离大桥有将近18里路，超出了日方的要求。

我照你说的办，但过界了就别怪我不客气。

东北军已经在撤了，没想到鬼子给了颜色就开染坊。那些日军飞行员仗着谁也打他不着，竟然随随便便就把炸弹从飞机上一脚踢下去，不分青红皂白就对中国后撤部队来了一通狂轰滥炸。

马占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下子来了火，立即下令部队在大兴站前进入一级战备。

完全没有胜算，但事到如今，不能被人指着鼻子欺负。拼了！

中方的强硬出乎日军意料，不过或许这也正是他们想要的。

就在东北军撤往大兴的前一天晚上，滨本曾派出侦察分队，坐着小船潜入对岸。

这次行动很突然也很成功，三名中国哨兵未及作出反应，就被绳捆索绑后带回南岸。

日版渡江侦察记的牛刀小试，显然更加增强了滨本原先的认识：对面的东北军一样很菜。

1931年11月4日，凌晨，秋雾浓重。滨本联队一个中队率先越过江桥，向大兴站进发。

偷袭北大营的也是一个中队，不过那是铁路守备队，现在则是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什么理由搞不定呢？

看起来，对方果然未做任何防备。一切都是那么静谧，使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不抵抗”的北大营。

也许“支那人”还在营地里睡大觉呢。这使进攻的日军大大降低了戒备心理。

一直以来，仙台师团在东北的作战经验都可以简单归结为：打仗跟玩似的。

可惜，这次他们要把自己的性命也一齐玩完了。

担任正面防守任务的徐宝珍卫队团并未睡觉，正趴在阵地工事里，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他们。

没有动静，只是日军还在15里范围之内，马占山传下的命令是：超出一里就开火。

在中国，东北大汉那是跟山东大汉齐名的，说起来都是有点腱子肉的高大威猛汉子。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便差点把这个招牌砸得稀巴烂。

人家打你左脸，你伸右脸，要那一身腱子肉有甚用？

屈辱、悲愤、苦闷，无时无刻不包围和困扰着东北军中真正的热血男儿。

史上只有降将军，无降典吏，更无降士兵。

这次，黑龙江的东北军终于决定雄起一次，他们要挺起腰杆来走路。

说好退出15里的范围，可是日军脑子里显然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们是准备到大兴车站去吃午饭的。

15里，16里，开火！

“偷袭者”毫无防备，连对方的脸都没看着，地上就血肉模糊地倒下一片。

滨本联队被打蒙了，他们好像进入了时空错位。

不能够啊，“支那”部队竟然会主动朝我们开枪，不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吗？

要想再往前面冲，发现对方武器太猛，单是机枪就能拉出数道火力网，碰上去非死即伤。

只得停下来，希望头顶的飞机能帮上点忙，以减少地面损失。

没想到的是，日机也跟着倒霉。由于扔炸弹时飞得过低，一架轰炸机遭到地面机枪火炮的攻击，差点没能挺得住，飞行员连大腿都被打穿了，可想而知东北军的火力有多猛。

地下的，天上的，现在都停了摆。

历史上著名的江桥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被马占山兜头打了一闷棍的滨本，还没意识到这趟黑龙江旅行的风险有多么巨大。他认为，先头部队的失败，仅仅是个意外。

怎么回事，离大兴站明明只有两里路了，挪一挪屁股就能过去嘛，真搞不懂。

一个中队不够，派大队吧。

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了现场，大队长终于明白了中队长的苦恼。

因为防守地形对守军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正面是铁路，区域极其狭窄，加上对方火力极其强劲，如果直挺挺地往上冲，无异于送死。

铁路以西不用守。因为那里全是还没有封冻的沼泽地，一旦陷进去，除了给人当靶子，再也没别的念头可想。

铁路以东除了烟草地，就是高坡。要通过烟草地，视线容易受到遮蔽，不利于发挥日军的火力优势。至于高坡，居高临下，那更是防守方占便宜。

大队长权衡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从正面突破。但是中队做不成的事，换了大队，一样白搭。冒险冲上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回得来的。

日军作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步炮协同。然而江桥抗战打响后，滨本原来预想的炮火掩护作用并没有能够发挥出来。

马占山说我退15里，那是有讲的。

滨本联队使用的是“三八式”野炮，射距也不短，可是隔着一条江，再加个16里的距离，就算踮起双脚，再踩张凳子也很难够得着。

过江重新构筑阵地吧，桥又没完全修好，只能走人，火炮和拉火炮的马匹都没法过去，如果硬要过，就只能掉下去祭江神了。

炮兵急得直跺脚，可就是帮不着步兵一点忙。

大队长很着急。

黑龙江的冬天，白天短，晚上长，没一会儿天就黑下来了。可他还没完成任务，连大兴车站的边都没摸着，怎么跟滨本交代呢。

突然想到了，晚上不更好吗，还多一层保护，完全可以借此避开对方火力，从侧面搞偷袭。

真是妙极了，大队长越想越兴奋。他马上指挥部队，准备悄悄地从铁路以东的烟草地附近绕过去。

可是他想到的，马占山也早就想到了，后者在烟草地里埋伏了一个连。

一个连能有多大威力？

这可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一个火力超猛的机枪连。

绕袭的日军大队中也有一个机枪中队（相当于中方的机枪连），可仍然跟它没法比。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一个连100多号人，几乎是人手一挺捷克式轻机枪。

黑夜中，忽然从烟草地里飞出无数火舌，日军光注意前面的高坡，没想到旁边还藏着伏兵，本来要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却首先报应到了自己头上。

步兵干不过机枪，自己的机枪连又不是对手，只得狼狈退回南岸。

一个白天，一个晚上，马占山部队火力之猛，完全超出了日军的想象和估计。当他们判断出对方可能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式轻机枪时，不由大惊失色。

滨本在听取汇报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一定是苏联人送的武器。

在此之前，日军曾得到情报，说马占山在离开黑河前曾与苏联方面有过接触，后者为了支持抗日送了不少军火。

然而事实上，这些秘密武器并不是苏联人送的，而是江省参谋长谢珂无意中淘宝淘来的。

马占山还没来上任的时候，谢珂一边备战，一边四处寻宝。

省城的文武官员，你要让他们显摆宝贝，那是一捧一大摞，而且个个是觅宝识宝的行家。在这方面，公子哥万国宾就不弱他人。

不过他们的宝贝是名人字画、古玩瓷器，而谢珂需要的宝贝却是枪支弹药。

前面已经烽火四起，高官们还是抱着他们的宝贝不放，就是不愿拿出来给前线官兵发枪发饷。

不过退一步讲，就算他们愿意掏腰包，兵荒马乱的，这枪一时也没处买去。

谢珂没办法，只好让军备修械所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自己加班造点机枪出来。

名为修械所，当然主要专长不是造枪，更没有造过机枪。

大家都怀疑这位谢参谋长是不是急糊涂了。

但既然参谋长发了话，有了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技师们只好先商量，看到底怎么办。

有人便提出来，不会发明，难道还不会模仿，去找一把枪来照葫芦画瓢不就行了。

为了让山寨版产品更像那么回事，必须得找一个最新正版出来做样品。

他们打听到，以前老长官万福麟从老外那里买过一批捷克式机枪，一直放在仓库里。

修械所便打了一份报告，要求从中借一挺出来作试验。

报告递上去后，万国宾见是军备修械所要用，而且只借一挺，就画圈同意了。

机枪送到修械所，立即被大卸八块，拆成了零件。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

众人折腾了半天，枪还是仿制不了。原因是这些被逼上梁山的修枪师傅想得太简单了。

捷克式轻机枪如果这么容易被仿造，那捷克人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为什么叫捷克式？因为人家捷克是在国际上申请过专利号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你别看捷克现在不声不响，当年可是排在英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工业大国。主打产品不是别的，就是军火。产品质量个个有信誉保证，非常符合战争潮流。

诸多好东西中，最拉风的就数这种斯捷潘工厂出产的捷克式机枪，全世界都知道：好机枪，捷克造。

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兵用捷克式机枪曾有过多次打穿日本坦克的记录。

绝对是尖端武器，堪比现在的飞毛腿爱国者。

修械所的同志们傻眼了。

枪仿造不了倒也罢了，毕竟是高科技的东西，小改小革难以攻关也情有可原。

最糟糕的是，枪拆了以后，没人能装得起来。

这个没法向万国宾交代啊。

修械所的人没办法，只好一五一十地向谢珂汇报，希望谢珂能帮着说说情，宽限几天，让他们有时间把机枪重装起来。

军械库里有这么多机枪，谢珂原本并不知道。

听工匠一说，他眼前一亮：既然有现成的好机枪，那还用得着仿造吗，拿出来用就是了。

谢珂马上起身去找万国宾要枪。

万国宾赖不掉，只好承认自己的军械库确实有100挺捷克式机枪。不过他推脱说，这些枪要拿出来，必须经他老爷子万福麟同意才行。

公子哥心里其实藏着个小九九：这100挺捷克式机枪就是100个宝贝（他还不知道借出去的那个宝贝已经装不起来了），值老钱了。万一缺银子花，还能拿一些出去换钱，干什么要白白交出来。

见万国宾不肯把枪交出来，谢珂可急了。

日军攻击沈阳时，兵工厂那么多好枪好弹，飞机大炮，都白送给了日本人，还让他们拿着反过来打我们。莫非我们又要重蹈覆辙？

当着这个大难当前还在打个人小算盘的官僚的面，谢珂毫不客气地扔下了一句话：我是参谋长，非常时期有权控制调配所有军事物资。如果老万长官怪罪下来，由我一力承担。

万国宾无话可说了。他再舍不得，也知道眼下是得罪不起谢珂的，只好同意从军械库里把机枪全搬出来。

本来是100挺，但因为被修械所拆零了一挺，结果就变成了99挺。

这99挺捷克式机关枪在江桥抗战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也算是机缘巧合，帮了马占山大忙。

第十六章 以退为进

马占山得到苏联武装的传言，让滨本如蒙大赦。

我说嘛，难怪能顶得住我们“皇军”一天，原来背后有苏联人撑腰。

他马上向上面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最喜欢越级指挥，他在晚上接到仙台师团的报告后，认为还是仙台师团打得太过保守，光出一个大队，你怎么干得过“苏联武装”呢？

于是他脑袋一拍，也不跟多门商量，便自顾自地抽调了一个大队到江桥前线去助阵。

滨本打报告，本意是为了洗脱第一天作战不力的罪名，他可不认为自己会输给马占山。

仗之所以没打好，主要还是炮兵的掩护作用没有体现出来。

第二天早上4点钟，滨本亲自赶到前线。

正好这时候，铁桥已能部分使用，马匹可以拉着炮过江了。

滨本大为兴奋，命令联队副参谋长田畑新一率队过江。

这里的白天太短了，要珍惜光阴啊，田畑君。

炮要过江，人要过江，再加上其他武器辎重，连铁桥一时都不够用，只好另外在江面上搭设了两座浮桥。

就这样还是不行，滨本索性把橡皮舟都翻出来，以缓解拥挤不堪的“交通状况”。

先前是一个大队，现在是一个联队。人数多了，火力强了，攻势自然也比前一日更猛，守军压力陡然增加，伤亡不小。

形势间不容发，大兴站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马占山决定亲临大兴前沿就近指挥。

一般而言，三军统帅不宜离前线指挥部过近。原因是三军安危，系于一人。如果这第一人报销了，全军极可能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但这只是说的一般情况。在某些生死攸关的时刻，统帅到第一线，不仅可以通过对战场形势的直接观察，作出相对最准确的判断决策，还能起到振奋军心士气的作用。

为了这个决定，马占山差点就殉国了。

不是在打得昏天黑地的前沿战场，而是在前往大兴的路上。

日机发现了马占山所乘坐的吉普车，意识到车上坐着的可能是中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立即进行超低空袭击。

马占山座驾后跟着一辆卡车，车上有一个机枪组，由于他们组成了低空火力网，才使敌机不敢过于嚣张。

那年头，给首长开车并不仅仅是有面子的事，还可能是一份风险高到要死人的特殊行当。相应的，司机也得具有十分高超的驾驶技能才能胜任。

马占山的司机就是这类驾驶达人，那是换挡都不用踩离合器的。在机枪组的掩护下，他冒着飞机的枪林弹雨冲了过去。

饶是如此，仍然吓人一跳。

到了大兴后一检查，吉普车被打了整整29个弹孔，机枪组也伤亡甚大，死伤了好几个人。

马占山到前线观察形势后，决定放弃一线阵地，退后800米，转入二线阵地扼守。

敌势正盛，不宜与之过分相抗，且让他一招再作计较。

能够“击退”守军，令滨本大为得意。只要我真正使上力，用上炮，谁能挡得住？

在马占山放弃一线阵地后，连工事都不用筑了，直接用现成的就行。现在得抓紧构筑新的炮兵阵地，然后再把前面的打法如法炮制一番，拿下大兴易如反掌。

离大兴只有200米了，要不是为了顾及伤亡，我跨一脚就能到。

滨本没有想到，这“白捡”的800米其实是一个口袋，一个马占山要放长线钓大鱼的口袋。

在退至二线阵地后，马占山一直在观察对手。

两军胶着交锋，或许还很难看出虚实，现在滨本急着把部队往守军放弃的一线阵地里带，一动一静之间，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在马占山的眼里，自以为得计的滨本其实败局已定，因为后者的战线拉得过长。

这有什么弊端呢，就像面团，堆一块儿的时候怎么揉都还在一起，等到变成长长一条，随便选哪一处，轻轻一掐就能掐断。

18里的长度，足以把一个联队拉成一根油条。

此等战机，非天赐乎。

在江桥，马占山总共集结了五个步兵团。可是正如高明的棋手往往都必须留有后招，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也得知道如何调配手上的兵力。

马占山没有把所有部队都放到一线，在大兴前沿他仅仅部署了一个卫队团，就是为了示敌以弱。

在卫队团后面，他储备了足够多的预备队，随时可以用于实施自己的战术目的。

滨本以为他人多势众，但当马占山把二线阵地的部队增加到两个团之后，兵力优势立刻不见了。

再用炮。马占山也把自家一直舍不得用的炮兵搬了出来，东北军的装备并不亚于关东军，野炮、山炮、迫击炮一齐上，双方炮口对炮口，还就不信轰不过你。

有人有炮，二线阵地又相当坚固，日军攻得十分艰难，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

担任前线指挥的田畑急得疯劲大发作，身为联队副参谋长，竟然亲自绑上炸药，指挥敢死队不要命地往守军阵地上撞。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他自己是不会真的第一个上前“玉碎”的。

这是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不是在伊拉克阿富汗街头，因此这些浑身绑着炸药包的肉弹往往被守军提前击中，提前报销。

其实日本人主要看重的也就是这种肉弹精神，至于效果如何，则另当别论，以至于发展到后来，便有了那个拿脑袋撞石头的神风突击队。

日本人有肉弹，中国人有血肉。

阵地刚刚被打开一条缝，马上就有人舍生忘死地上前填补，又重新把缺口缝合上了。

不过滨本相信，始终相信，只要他再往前挤上一挤，就能踏进大兴。

才200米距离嘛，半里路都不到，有什么困难的。

困难大了，因为天色已经黑下来，马占山要发作了。

滨本刚用完他的敢死队，马占山的敢死队就上来了。他们从工事后面一跃而出，转而向日军冲了过去。

短兵相接，二杆子们赶快亮绝活。那就是拼刺刀。

拼刺刀，俗称肉搏，通常属于战斗中最刺激的一个节目。建议有心脏病、高血压史者免看。

其实，要放在冷兵器时代，这类枪刺刀砍的，还都算是小儿科。只是到了近现代，喜欢并热衷于此道的不多了。

日本军人是个例外。他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就是精神万能，有进无退。

拼刺刀这种让人心惊肉跳的玩意儿，显然很符合这种胃口和虚荣心。

连日本的三八大盖，也是专门为此量身打造的。枪身和枪刺加一块儿特别长，拼刺时很能占点便宜。

可他们这回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对方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火爆：你不是要玩刺刀吗，老子奉陪。

失地之辱，守土之责，早就让这些东北军人憋屈得不行，个个眼睛仿佛都要喷出火来。

勇士们挺起刺刀，呐喊厮杀。

管你是什么宝贝货色，脑袋一样会掉，身子也照样可以扎得通透。

自称不怕死的遇到真正不要命的了。

风向突变，马占山一个反攻把滨本打得连连后退。

岂止是“退”，接下来还要“断”。

在双方步炮互搏的同时，借助夜色掩护，萨力布团从两侧悄悄迂回过来。

北岸前线的日军被其一刀斩断，“头”“尾”分割两处。

“头”是指田畑亲率的一个步兵大队，被马占山的两个步兵团紧紧缠住。

“尾”，指的是北岸桥头的留守部队。主要都是一些辎重兵、卫生兵和通信兵，他们并没有上场打仗的准备，就是马马虎虎地弄了个工事掩体，紧急情况下无人进行组织，成了一堆乱哄哄的苍蝇。

迂回过来的萨力布团俨然就是打苍蝇的拍子。

这个团是个骑兵团，原本以为骑兵要当步兵用，自己也觉得人才浪费。

好在马上就要真神归位了。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一骑上了马就现出凶神本色。

别的骑兵拿的是马刀，这位老兄的刀不是拿的，而是举的，因为是大刀，跟三国时候关羽关云长用的那种青龙偃月刀有一比。

别人是一刀一刀砍，他是一片一片扫。

要放在古代，这就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那会儿计军功，就是数人头的，有几个脑袋算几个功。

你这里才削一个，他那里已经有十几个入账了。

骑兵们驱马挥刀，在岸边对着日军一顿乱砍，咔嚓咔嚓，杀了一个过瘾。

辎重兵们哪里经得住如此凶悍的冲击，几下就垮了。

骑兵控制住北岸后，炮兵也跟了过来。

江上所有的运输工具都无一例外遭到了炮火打击，铁桥被炸坏，浮桥被炸断，连江面上的橡皮舟也被炸得没了影。

这时候舟桥上尚有三三两两的零星日本兵，见炮弹突然飞过来，躲都没地方躲。当场被炸死的倒也算了，最倒霉的其实是那些反应快的家伙。

他们跳进了江里，以为可以活命，却不知道受的是活罪：江水冰冷刺骨，别说想抓块破船板漂一漂了，就算会游泳的，多半也得被冻成木乃伊。

等到田畑拼死拼活地退到江边，他才发现，自己的后路已被马占山给完全切断了。

事到如今，田畑只剩下两个选择。

一个是跳入江中，其结果，不是冻死，就是给东北军的枪手当靶子。虽是殊途，实为同归。

另一个，就是返身寻找其他突围途径。

田畑过江时尚是雄心万丈，颇有步他的联队长之后尘，成为“全日本最优秀副参谋长”之势。可是经过整整一天的折腾，这哥们儿被苦水泡了又泡，胆子已经变得比兔子还小。

跟在田畑身后的，早已不是大队，而是小队，其他人马都不知道被围在什么地方，反正四面八方都有枪炮声。

田畑想来想去，还是不敢轻举妄动，他派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到前面探路。

但如果你因此小看了他，那就错了。

田畑还是有点血性的，尤其在得知他派出的这支侦察小分队竟然被马占山给歼灭以后，更是暴跳如雷。

歼灭就歼灭吧，那么多人都被歼了，还在乎这么一点？

问题是这些侦察兵不是好好被歼的。马占山的部队消灭他们以后，又把脑袋割下来，装进麻袋扔在了路边。

是可忍孰不可忍。田畑被彻底激怒了，确切地说，是在那些呆呆望着他的部下面前被激怒了。

犹犹豫豫，迟迟疑疑，自己不敢上，上的人又被莫名其妙地装进了麻袋，这就是周围大多数人的观感。

田畑再不发作一下，感觉连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那还带什么兵。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率部追了上去，准备把中国兵的脑袋也割下来放进麻袋。

他没仔细想一想，打仗这么忙，马占山怎么还有闲情逸致搞这种人头麻袋的恐怖艺术。

为了诱你嘛！

扑通一声，他掉进了马占山特地准备的另外一个口袋。

太不幸了。田畑慌忙寻机突围，谁料越陷越深，渐渐地连北在哪儿都找不着了。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用上最后一招，呼叫滨本联队长救急。

隔着大江，滨本收到了电报，可是在一个联队用尽之后，他已无兵可派。

“全日本最优秀指挥官”急得差点也去跳江自杀。

自杀不如吃药，有人送药来了。

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本庄繁派出的那个大队及时赶到。

滨本诚惶诚恐，恨不得跪下给关东军司令官烧炷高香。

赶快再架浮桥，放橡皮舟，大炮支援，送援兵过河救人。

眼见得江面又热闹起来，马占山从岸边撤出部队，放开门户。

这在兵法上有一讲，叫做：诱敌深入。

新来的大队登岸很轻松，可是登了岸之后却四顾茫茫，无所适从。

北岸日军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不知道被围的主力部队究竟在哪里，你怎么救？

东北的夜太长，飞机没法现身，自然也提供不了地面情报。

幸好有骑兵，让他们前去找找。

夜色之中，骑兵队找人同样不易。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他们突然收到了田畑发来的急电。

内容我们也并不陌生，无非就是：向我靠拢，向我靠拢。

另加一句更经典的语录：看在一起为天皇效忠的分儿上，请拉兄弟一把。

身为牛哄哄的前线指挥官，现在竟然说出了这种丢脸的话，看来实在是急糊涂了。

田畑这么一叫不要紧，可把人家无辜的骑兵队给害了。按照一般规律，指挥官在哪里，主力就在哪里，这是没错的，而如果能跟主力在一起，小小骑兵队自然也不会遇到太大危险。

获悉田畑就在附近，骑兵队即刻打马赶去。

去了之后才发现，这一方向的战场已经合围。令人诧异的是，里面的枪炮声却渐渐稀落下来，从声音判断，竟然全是中国士兵的武器。

骑兵队队长也是个老兵油子，隐隐约约感到不妙：莫不是田畑已经完蛋了？

他想的实在太过悲观了。因为田畑还没死，而且又给他发来了电报。

在电报中，田畑奇怪而又急切地催问他：兄弟，你怎么还不来？

下面他还通报了自己的处境：被围着出不来，只剩下几个兵和一部电台，速来救我。

骑兵队队长鼻子都气歪了，以为你那里有多少部队需要救，原来就你自个。

打到这个鸟样还敢觍着脸喊救命，亏你的，面朝东方剖腹吧你。

骑兵队队长把电报一扔，打马就撤。

不关我事，俺是来打酱油的。

可是他已经跑不脱了。

堵住他后路的也是骑兵，不过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骑兵团团长萨力布的凶神恶煞，我们早已领教过了。现在该萨力布的主管领导、骑兵旅旅长吴松林亲自出马了。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但反过来说，强兵之上却未必有拿得住的领导。

幸好，这位吴领导是属于能拿得住的。在他的训练和统率下，吴旅向被称为黑龙江省铁骑。

到了省城后，马占山索性把骑兵都交给他，这就又编了一个团，帮吴旅扩充成一个拥有三个骑兵团的整编旅。

做勤王之师，就是准备来出力打仗的，从没奢望过扩充人马之类的好事。马占山此举，使吴松林很受感动，发誓自己一定不给代省主席丢脸。

日军在黑夜之中搞不清状况，东北骑兵日日夜夜在这里出没，却能摸得清清楚楚。

骑兵队一移动，吴松林就知道机会来了，骑兵旅一拥而上，把他们一块儿给包了起来。

只可怜了骑兵队，这个陪葬品做得着实没有半点价值。

天终于亮了，眼睛熬到通红的滨本放眼望去，看到了让他这辈子恐怕都难以忘记的一幕。

对岸的一个半联队全部被马占山包了饺子。被包围的，想解围的，一时之间同陷苦海，不知道谁该救谁了。

天亮后仗应该好打些，毕竟日军最依赖的特种部队能够重新逞凶了。可是由于双方缠斗在十几里地的狭小区域，阵营也变得犬牙交错，无论飞机还是大炮，都难以找到一点空隙。

令滨本沮丧的事还没完，不久之后接到的一份电报令他再也把持不住。

不能再管什么面子不面子了，赶紧向关东军司令部求援要紧。

在求援报告上，滨本转述了电报中那个“极其不幸的消息”：本联队田畑新一副参谋长战死。

田畑挂了，还搭上一个骑兵队。

本庄繁接到报告后就愣住了。

一个半联队，相当于半个旅团，这又不是普通部队，是关东军主力，谁轻轻松松就能把他们给包围起来？

不仅被围，前线指挥官都让人给干了，这怎么可能。

如此重大的情况，不可能不上报给参谋本部。

参谋本部吃惊不小。这马占山既有实力与关东军抗衡，说明后面确有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插手，进攻黑龙江的事就有些麻烦了。

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随即发电报给本庄繁，要求把关东军作战区域限制在大兴车站附近，就算后面打胜，也不能再往前走了，以免踩到苏联老毛子的尾巴上去。

关东军司令部一收到电报，本庄繁还没说话，一帮参谋们就嚷嚷开了。

这不是胡扯吗，哪有这样绑着让人打仗的，打仗是关东军司令官的事，它参谋本部也太不把我们司令放在眼里了。

听那语气，金谷不是什么参谋总长，倒像是幼稚园的小朋友。

本庄繁自己听着却很是受用，摆摆手：不管他，先把被围部队救出来要紧。

他下令，再派一个大队，对前线进行第二次增援。

因为缺少人手，关东军原本瞧不上眼的张海鹏伪军也被拉了过来。

张麻子这回算是因祸得福了，马占山发挥得好，让他在日本人眼中的印象分也高了不少——看来不是伪军不行，而是马占山太过了得。

伪军终于得到了与“皇军”同场竞技的机会。

滨本又羞又愧，咬着牙发着狠要与马占山决一雌雄。

见对手的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马占山立刻把所有能调动的部队都派上场，现在到了他不顾一切砸老本的时候了。

五个步兵团，六个骑兵团，一线二线，尽数上阵。

在东北军里，团的编制很大，一个团就相当于普通一个旅，五个团就能达到师的规模，两个回合之后，日伪军的增援部队不仅没能够完成捞人的任务，自己也被马占山一股脑给包了起来。

马占山可称得上是位称职的厨艺大师，特别在包饺子方面。

东北的饺子我吃过。依南方人的口味来说，实在算不上好吃。皮太厚了，馅也不是很多。

但我想马大帅的饺子肯定风味独特，特别好吃。

因为滨本掐指一算，三天不到，已连着吃了三次，平均每天一次，而且越吃越上瘾，越吃劲越大，他的搭档兼部下田畑就是这样给撑死的。

随马占山征战左右的参谋长谢珂后来证实，江桥一战，数11月6日的这一场最为激烈，是日军到东北以来遭到空前损失的一次。

才不过两个回合，滨本“决一雌雄”的想法已经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快发求救电，再不发就来不及了。

接到滨本的电报，原先还假装矜持的关东军司令彻底慌乱起来。本来想越级指挥，显示一下水平的，没想到差点把戏给演砸了，赶紧换戏服吧。

他把一直缩在后面不响的多门叫了过来：还是由你指挥。

可是多门也不是神仙，你打成这个鸟样，让我来给你收拾残局，那也得有人手呀。

既然已经被套住了，就算满盘飘绿，也只能继续追加投资，否则解套就没有指望。

师团主力全部跟随多门来到江桥。

为了运兵，“满铁”方面甚至把洮昂线上的客车业务都停掉了，全部改成兵车。

丢了脸的多门赶到江桥前线，对自己的部下滨本大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滨本已经毫无脾气，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现在就是上司说他是头猪，他也认了。

做猪也得打仗，多门让滨本亲自率兵过江，并要他这次务必拿下大兴车站。

场子是在你手上丢掉的，当然还得由你自己再把它给找回来。

说实话，滨本真被打蒙了。

每次兴致勃勃，最后换来的都是狼狈不堪，无论是对人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是极大的伤害。

失去信心的滨本只好把希望放在钢炮上面。

师团的所有火炮都运到前沿，朝大兴阵地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地毯式轰炸。

可也不能总这么无休无止地轰下去，最后还是得上人。

滨本硬着头皮摸进了大兴车站。

阵地上已经是一片焦土，该炸的都炸到了。

滨本还是担心，左看看，右看看，生怕中国军队又从哪个旮旯忽然跳将出来，让自己变成“田畑第二”。

最后的结论是：阵地上真没人了。

眼前的情景让滨本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这个已经被失败折磨得快要疯掉的可怜人，立刻像被打了针强心剂一样，又精神抖擞起来。

久旱逢甘雨，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心情吧。

滨本立刻向多门师团长汇报：我部已成功占领大兴车站，“支那”军队仓皇逃窜。

此刻，他再也顾不得什么帝国军人的操守了，反正挽回面子最重要。至于中国军队是怎么消失的，为什么要消失，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多门一听，以为是滨本小宇宙爆发，依靠实力打垮了马占山。当下就激动起来：还等什么，继续追击，把“支那”军队一口吞掉。

正要继续前进，却意外地接到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这人有个特点，总是在不利的时候隐退，有转机的时候现身。

金谷参谋长不是说了吗，不能超出大兴的界线，得服从领导。

由于此前多次被围，多门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怕上了马占山的当，于是只好依言撤回。

第十七章 英雄出世

事实上，仙台师团大兵压境的情报已被马占山提前掌握，他放弃大兴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自己头三板斧，之所以能把日军砍得毫无脾气，主要应归功于以下两个因素：

一个当然是关东军的骄傲轻敌。另一个则是江桥北岸之险和潜伏守军的突然出击（此处特指那个捷克式机枪连）。

但现在这些优势都已不存在了。

关东军连多门都亲自带师团主力来了，哪里还敢再轻敌？

北岸的高地被炸成了平地，南岸比北岸还要高，不须过江，往那里一站，就可以收到居高临下的效果。

至于什么芦苇丛、烟草地，日军吃了亏以后，早就派飞机和大炮把这里炸得光秃秃的了，别说藏人，藏只鸟都难。

加上日军兵力成倍增加，如果再不动脑筋地硬打，被动的无疑是自己。

在马占山看来，大兴已经是一颗死棋，现在要把这颗死棋做活的关键点就是昂昂溪。昂昂溪离大兴有60里路，可把间隔扩大到三倍，战线一拉长，就可能起到分散日军的作用，己方可退可守亦可攻。

如此，死棋又变成了活棋。

在滨本到来之前，马占山早就撤到了昂昂溪。

江桥一战，马占山令日本人刮目相看。

三天两夜，能把关东军仙台第2师团（尽管不是所有部队）打得无可奈何，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第2师团，看看编号，就知道资格有多老了。在日本17个常备师团中，第2师团绝对属于一流角色。

早在日俄战争时，第2师团就曾为日本攻下旅顺口立下过汗马功劳。它最有名的师团长叫做乃木希典，是个大将。这厮在中国名气不大，但是在日本很有名，被称为“军神”。

到了“九一八”事变，撑场子的主要就靠这个师团，遭遇抵抗是有，但被人家围在中央突不出去还是第一次。

关东军内部争相打听，这个马占山如此厉害，到底是从哪个军校毕业的，是日本士官学校，还是东北讲武学堂？

结果都不是，不过是个做过土匪的丘八。

那些平时走路鼻孔都朝着天的陆大毕业生个个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同一时间，江桥抗战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还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一支中国军队在日本人枪口的威胁之下，敢于大声说不。

黑龙江守军只是一支孤悬于东北一隅的地方军队，但正是这支孤军，竟在江桥这块原先谁也不知道在哪里的小地方，勇敢地抵御了数倍于己的倭寇部队。

国人精神大为振奋，民族自尊心得到极大安慰。

时人有诗赞曰：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作者是著名的晓庄师范创办人陶行知。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人们是多么渴望英雄出世，王者归来。

那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民族英雄在哪里？我们呼唤你。

马占山来了。

伟大的岳飞仿佛在他身上灵魂附体，他继承了汉民族不畏强暴，与蛮族血战到底的光荣历史传统。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全国人民都跟着马占山一块儿激动。各地贺信贺电络绎不绝，捐献物资和钱款源源不断，连一向不问世事的出家人也掺和了进来。

四川峨眉山有个和尚，一下子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捐了出来。那时候寺庙也不收门票，和尚能收到的香火钱很少。这钱自然都是他从嘴里一口一口省下来的。

民间已到了“平生不识马占山，便称英雄也枉然”的地步。

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不知是否得到其本人授权），一时风靡沪上。消费者非常买账，不管会不会抽烟，都要买两包回去“爱爱国”。

马占山和他的黑龙江守军火爆若此，其声誉传遍了四大洲五大洋。

国际通讯社再不愁没有最火的新鲜猛料了，中国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成为他们爆炒的对象（“谓中国军人亦能战者”）。

江桥之战，让日本军部的金谷参谋长很无语。

是啊，这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在东北的那位，还是“九一八”后那个逢谁灭谁的关东军吗？

在一种沮丧心情的支配下，金谷参谋长对关东军发布了最新指示，要求暂缓进攻，理由就是害怕马占山真的有苏联背景，从而导致苏军的直接干涉。

为了不致引起部下的激烈反应，金谷在电文的措辞上已经算是字斟句酌，委婉得不能再委婉了，没想到关东军司令部的一众参谋们收到指示后还是跳了起来。

连我们本庄司令都搞不定的事，你在后面操什么心！

本庄繁虽然是关东军的最高司令官，对这些狂人参谋却是言听计从，有什么事都是大家商量着办，从不计较部下的态度。

既然小的们都是如此讲法，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金谷的指令当成了耳边风。

不过，理不理金谷这老糊涂是一回事，苏联会不会干涉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后者，本庄繁和他的参谋们其实并不敢太掉以轻心。这些人围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进行了讨论。

板垣晃着脑袋，认为苏联一定不会来搅局。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里外翻一翻啊。里面，苏联正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自己补充国力还来不及，怎么肯轻易出头呢，外面，跟中国政府翻了脸，斯大林和蒋介石两个人谁都不理谁，这样的情况下，他更不可能帮中国人出头。

板垣最后表明了态度：既然我们判定苏联不会站出来，那就不能放过这个绝好的机会。马占山很厉害，不把他这种“嚣张气焰”打下去，不知道还会跑出来多少个马占山。

一席话，把个本庄繁听得一愣一愣的，还是参谋们有水平，都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根据参谋们的讨论结果，本庄繁决定把江桥之战的指挥权集中于多门一人。

要不是大家都这么认为，本庄繁没准还要亲自上去比划两下哩。只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上一次输一回，所以自己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了。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紧张筹划，准备再次发动进攻的时候，马占山也得到了来自上级的支援。

当然，主要是声援。

蒋介石和张学良都致电嘉奖，称赞马占山“捍卫省土有功”。

不过这二位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军援上面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一分钱军费不拨也就算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赖全国的父老乡亲帮忙，捐的钱物还是够黑龙江省守军支撑一阵子的。

最实际的是派兵支援。

有人说了，当时吉、辽都被日军占领，有兵也过不来啊。

条件还是有的，只要你想做。

比如中央军和东北军联手，从关内直接杀向吉、辽，对关东军形成军事压力，可与黑龙江省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效。

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要冒与日本全面宣战的可能（当时南京政府并未与日本正式宣战）。

但这个风险，你说它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因为此时虽然吉、辽都宣布“独立”了，但出面“独立”的都是像辽宁的臧式毅、吉林的熙洽一类人，根本上不了台面，属于除了关东军，谁也不承认的主（要不然土肥原也用不着处心积虑搞什么“满洲国”）。

中央既未任命，这就是公然反叛朝廷。在自己国家内整治这类奸佞小贼，有什么不可以。

再者说，就算中央军不能或不愿直接参战，东北军自个也得干。

打回老家去，名正而言顺。

怎么也想不通，那么多所谓的“东北军精锐”，在江桥打得翻天覆地时，怎么还能隔岸观火，心平气和地安然蜗居于锦州、山海关、北平而动都不动。

蒋介石闭着眼睛装傻充愣，别人都能理解，也就当东北没易帜，或晚一点易帜吧，反正黑龙江省部队也不是他的嫡系。

东北军你不能够啊，地是你的地，人是你的人，竟然无动于衷，坐等其被歼灭？

其时正是东北军大举反攻，夺回家园的最佳时机。过不了多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后悔一辈子，将会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悲凉曲调折磨一生。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其实眼巴巴指望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国联的干预。

国联就是现在联合国的雏形，这样的一个国际协调机构，你要认为它毫无作用，那是一个极端。

但是如果以为它能包治百病，则同样是一个错误得不能再错误的极端。

指望别人的同时，你自身也要有所作为。如果你自己先成烂人一个，躺倒在地，神仙也救不了你。

当年日俄战争，俄国老毛子之所以能接受美国的说服教育，肯走到谈判桌上来，也是预先被日本人用棍棒教育了一下的结果，否则哪有那么容易服软。

就是说到国联，它还有自身的致命缺陷。联合国尚有联合国部队，它却只有批判的武器，没有武器的批判。

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联确实干预了，甚至可以说很卖力，很仗义，很公道，但也仅此而已。

南京政府倒没有忘记继续给予精神激励。

11月12日，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会议对江桥抗战评价很高，不仅正式委任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还破格晋升其为陆军上将。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威信落到了谷底，成了典型的反面人物。会上凡是能开口讲讲的，都要找机会尽情数落一下这位沮丧的老兄。

同志会开成了对自己的批斗会，这是蒋介石事前挠破脑袋也想不到的。

本来这种会议应该你好我好大家好，所谓认认真真走过场，扎扎实实搞形式，无奈江桥守军太耀眼了，显得政府极不作为。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想以走过场的心态走过场，以形式主义的方法搞形式，那就是典型的不识时务了。

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江桥的马占山没有实质关系，因为他既不能参加上将授衔仪式，也得不到一星半点的援兵（“未遣一兵，未发一矢”）。

马占山失望了。从三日之战后，又拖了十几天，可是在这么充裕的时间里，他却未能得到任何有力的援手。

眼前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形势在一天天恶化。

本庄繁已把攻击马占山作为关东军的头等大事，像刮脂油一样，把东北能抽的部队都抽到了江桥。

纵使是一代名将，此时亦唯有仰天长叹：吾败，岂天意乎？

失败，早已是意料中的事，但他和他的孤军仍然一直在坚守。

时间一天天过去，本庄繁暗暗下定决心，做好再次向江桥攻击的准备。

在这之前，他以关东军司令官的身份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条件为三：下野，撤军，进驻。

下野是让马占山从省主席的位置上下野，而后是黑龙江省部队从齐齐哈尔撤退，最后由日军进驻昂昂溪。

马占山收到电文后，第一反应就是日本人又要找他开练了。

不过打仗归打仗，答复照答复，不仅要答，而且要答好，答精妙：

下野没问题，但要有中央正式文件通知；

撤兵没问题，但需要相当时间，至于时间多少，请原谅，暂时我还没算好；

进驻没问题，只是很可能国联会有不同意见。

三个“没问题”后，他还向本庄繁提出了一个只有最资深记者才能提出的高难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走了，黑龙江省谁管？你？还是那个张海鹏？

从头至尾都是没问题，其实满篇都是有问题，从头至尾都没有不答应，其实满篇都是不答应。

对于马占山头上的冠名，“野路子军事家”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再加上“无师自通的外交家”和“深藏不露的一流辩手”也绝不为过。

至少我看行。

拿着这份电报，本庄繁哭笑不得。

任何恐吓和讹诈，看来都撼不动这个看似矮小实则强悍的东北男人。他不明白的是，在这个貌不惊人的土匪省长的身上，究竟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惊人力量，竟然可以让他如此倔强。

他不得不再次用部下的鲜血和生命，去铺设那条通往齐市的道路。

此时江桥前线中日双方军队的数量比例为二比一，日方二，中方一。

11月16日，嫩江已结出厚冰，再也不需要浮桥或渡船。日军不光是人，所有辎重，包括大炮都能越冰而过。

就在这时，马占山久无援军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大家的子弹快打光了，大炮因为性能问题，时间一长，炮管就开始发热，再不能正常开炮。

马占山闻报，飞驰前线，带领自己的手枪队亲自督阵。

他杀敌不含糊，督战也不手软。前线的两个连长被惨烈战斗吓破了胆，想偷偷溜走，被他发现后，一枪一个，全给崩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马占山的示范下，守军官兵虽伤痕累累，但个个心坚如铁，死战不退（“至此无一完肤者，顾仍浴血对抗”）。

关键时刻，多门这个曾担任过陆大校长的日本资深将官开始显示出他老辣的一面。

就在对手已明显疲于招架之时，他把作为预备队的朝鲜龙山第20师团调了上来，后者成为压倒守军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占山此时就在战场之上。

他看到，日军在战场上完全占据了主动，正排山倒海般地冲杀过来。

胜负已定，不可避免。

江桥，是马占山梦想起飞的地方，是他荣誉的顶点，只要还有一点坚持的可能，这个坚强的男人都不会选择主动放弃。

但现在连这一点可能也没有了。

马占山并不是一个喜欢蛮干的人。他清楚地知道，勇敢和蛮干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此时，主帅的决心相当重要。稍有犹豫，将会导致全军覆灭的后果。

马占山下令：撤出昂昂溪。

但是撤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就犹如下山往往比上山难一样，撤退的难度常常远超进攻。

这是因为一般而言，这时的部队士气最为低落，尤其害怕自己在撤退时落于人后，以致被歼或被俘，所以特别容易陷入慌乱，一乱则溃不成军，反而为追兵所乘。

后来的第二次淞沪抗战，也是撤退的时候一溃千里，结果弄得不可收拾，以致酿成极大损失。

所以一个军事主官高不高明，攻城拔寨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会不会撤退才是一个真正的大考验。

事实证明，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完全合格的。

马占山早在进入江桥指挥作战时，就对战局的进退做过通盘考虑，赢了怎么攻，攻到哪里，输了怎么退，退到何方，那都是要事先心中有数的。如果等到马上要拆房烧屋，你才想起来今天晚上住哪里，那就迟得太多了。

面对日军全面开花式的进攻，马占山仍然退得有条不紊。各部队交替掩护，逐次撤出昂昂溪，且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不仅如此，马占山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那就是在撤退的同时，派出轻骑兵迂回袭击了多门的临时指挥部！

敌方大举进攻，己方大踏步撤退，这往往正是敌方大本营兵力最空虚、防卫最松懈的时刻。

走都走了，还要回头咬你一口。厉害吧。

和马占山的预料差不多，大兴站的日军能派上场的，都到昂昂溪前线去捞战功了，剩下来的兵少得可怜，且对中国守军反戈一击毫无心理准备。

这支小型骑兵部队杀入日军临时指挥部，如同风卷残云一般把守敌消灭精光，临走时还捎带走了十几万日元做军费。

多门幸亏是到前线督战去了，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但得知消息，也已经够他惊出一身冷汗了。

不过多门并非善茬，这个人的谋略和智商丝毫不低于他的死敌。在某种程度上，两人甚至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几乎就在马占山派骑兵偷袭他的老巢的同时，一队日本骑兵也进行了精心伪装，然后悄悄出发，扮成东北守军的模样，一路快马加鞭奔来。

一路上，面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士兵，他们始终保持着高度忍耐和刻意低调，像一群忍者神龟，只顾低着头装熊，埋着头赶路，而周围的守军因为都处于紧张撤退之中，竟然没有人注意到危险就在身边。

这伙骑兵跑得飞快，他们超越了所有能超越的掩护和后撤部队。

终于，让他们追上了马占山本人！

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不声不响靠过去，然后掏刀，杀人。但是日军骑兵没有这个心理素质，见好不容易追到了目标，一个个原形毕露，争着抢着往前冲。

此时，载着马占山的吉普车正在路上急驰。负责沿途保卫的少校副官忽然发现后面烟尘滚滚，扭头一看，一队骑兵正飞奔而来。

这是一个异常的举动。副官感到情况不妙，命令停车，并立刻率领卫队保护着马占山冲上高地。

只要仔细观察，日本人还是日本人，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怎么扮都不像中国人。

既然已识破真相，狭路相逢，先下手者为强。马占山的卫队都是从部队里挑选出来的神枪手，居高临下，一顿排子枪打过去，顿时把这支兴冲冲的敌骑兵打得人仰马翻。

自己偷袭变成了被人家伏击。日军傻了眼，又听见周围枪声大作，害怕被撤退部队围拢过来遭到歼灭，仗着座下马比较快，赶紧抽个冷子溜之大吉。

马占山撤出了所有防线，退入省城。

他并不打算坚守这座城池。齐市并无高大城垣可以让他凭险据守，马占山准备率部向海伦一带转移，那里是产粮区，能够解决部队粮饷问题，可以让他东山再起。

在撤退前，他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手上还有日伪军俘虏。

马占山考虑了一下，决定将俘虏全部释放，并留给即将进城的日军将领一份声明，言明自己遵守国际公法，未杀战俘一人，请对方也照此办理，宽待俘虏及城内未及撤出的伤病员。

显然他大大高估了日军的文明程度。

日军对自己的士兵尚且苛刻无比，哪里肯掏粮食来给你养战俘，更何况江桥一战，他们刚刚吃过大亏，报复还来不及。

马占山前脚刚走，日军进城部队就把伤病员搜出来杀了个精光。

这是一支骑兵部队。领头的马占山称他“小多门”，还说是多门师团长的亲弟弟。

我后来翻阅史料才发现，传说中的“小多门”其实并非叫“小多门”，也不是多门的弟弟，他只是属于骑兵队队长一样的角色。

由于是骑兵，所以“小多门”的部队一马当先，跑得最快。在齐齐哈尔城里找不到马占山，就砍了那些来不及撤走的伤病员。

杀完了人，他又要率骑兵继续出城追赶马占山，想把这颗最值钱的脑袋也收入自己囊中。

可是要追的话，总得有个目标，在城里搞杀人比赛耽误了时间，一出城都不知道马占山跑哪个方向去了。

不用急。在这方面，马占山是很善解人意的。

你不是不认道吗，来来来，我给你指，连服务费都不用付。

日军前哨在路上捡到了一些可疑物品。

既然是可疑物品，那就是与普通军人平常所用之物不一样。

只见里面有手杖，有大烟枪，有各种各样的烟具，把个“小多门”看得眼花缭乱。

随队汉奸认得，说这可能就是马占山的私人物品。

和很多东北军将领一样，马占山虽称英雄，也离不开抽赌二字。

很显然，逃命之人不可能带很多东西。烟枪再好，也没有性命来得重要，所以马占山沿路把它们给抛弃了。

一切都很清楚了，马占山究竟在往哪个方向逃命。

沿着这条路追嘛。

不幸的是——上当了。

我说过，马占山的撤军是有很多道道的。

除了爱掏人老窝外，他还喜欢布疑阵，留伏兵。

扔大烟枪的那个方向，与他撤退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早已撒下大网。

可惜“小多门”并不清楚这一点。他倒是知道临时指挥所被马占山端掉的事，不过他机械地认为，这应该与他毫不相干。

我是兵强马壮的前锋，不是兵力空虚的大本营，怕什么呀。

考虑到马占山的脑袋只有一颗，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他甚至拒绝了其他部队的配合，自己带着骑兵就撵了上去。

话说“小多门”带着骑兵紧赶慢赶，总算追上了，不过不是马占山本人，而是他麾下的骑兵团。

骑兵团走得很慢，而且似乎还带着辎重，怎么看都不像一支担任殿后任务的轻装部队。

小多门感到很意外。

都说马占山的部队厉害，我看也就这样吧。要是师团长早点重用我，小小江桥哪用得着打到现在。

“小多门”的参谋长显然要更机警一些，立即提醒他，路边有很多芦苇丛——听说马占山极善用兵，要是在这里藏一支伏兵的话，我们就麻烦了。

“小多门”深以为然，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挥机枪手对芦苇丛进行扫射。

打了一会儿，里面什么动静也没有。

真是多虑了。此时“小多门”倒真有些瞧不起那个把整个师团弄得一筹莫展的马占山了。

他的心情仿佛当年华容道上的曹丞相——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

这个既无谋又少智的马占山，究竟有什么可怕的呢？

“小多门”挥队继续向骑兵团追去。这个刚刚在省城里过足瘾的杀人狂，准备再次完成对中国军队的屠杀。

在日军骑兵的先头部队过去后，芦苇丛忽然响起冲锋号，并且一下子冒出许多人，一个个赤膊上阵，怒目而视。

不是已经火力侦察过了吗？

关东军的骑兵部队没有在黑龙江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路边的芦苇丛又深又密，仅仅近距离地搜索或是扫射一下，犹如隔靴搔痒，根本奈何不了真正的伏兵。

芦苇丛的伏兵并不是黑龙江省正规部队，这是两支地方武装，你要说他们以前是土匪也可以。不过，在马占山刚刚来到省城就任时，他们就来报到了，而且打鬼子的积极性很高。

对于马占山来说，只要你跟着我抗日，不管以前出身如何，是贵是贱，都是好同志。

当天便发给他们成捆成箱的步枪和子弹。

寸功未立，就给了这么多好东西，两兄弟顿时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表示一定听从马主席的调遣，到江桥第一线去打鬼子。

马占山却另有考虑：你们回去加紧操练，日后自有可用之处。

现在这两颗棋子果然都给用上了。

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打法不一样，主要用具也不同。他们手里大刀长矛一样不缺，虽然不如枪炮威风，对付起骑兵来却是正好。

劈脑门！削眼仁！砍马腿！掏耳朵！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日军骑兵马上就意识到自己遇上了克星。遇上这种不讲道理的打法，马第一个遭殃，兵第二个完蛋。

正面马占山的骑兵也多了出来，不是骑兵团，而是骑兵旅。

这里离省城有60里路，而且旁边没有任何援兵。

“小多门”终于体会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什么意思。

骑兵被围，对日军前敌总指挥多门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也很沉重的打击。

“小多门”及其所统率的骑兵一个不少，全挂了！

这些杀人狂最终为自己在省城的禽兽作为付出了代价。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你敢杀我伤兵，我就敢灭你“弟弟”。马占山做人的准则一向如此，丝毫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老多门则对挂了的“小多门”痛惜不已：让你找马占山，你却和阎罗王唠嗑套近乎去了。

“小多门”临死前捡到的那些物品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

日军又把它们交上来，多门召集熟悉马占山的特务汉奸一鉴定，这些“专家”一致确认，这些都是马占山日常必备用具。

和“小多门”比起来，老多门的思维能力无疑要缜密得多。一想，明白了。

马占山肯定死了。

你想，一个三军主帅，用的手杖和烟枪就算再累赘，那也是心爱之物，少说也得有几个卫兵给他扛着，哪里会随随便便就扔掉。

只有一种解释：物的主人已死，考虑到既非金，也非银，就没人愿意再留着它们了。

多门对自己的这种推理深信不疑，随之便命令鸣金收兵，以穷寇莫追为由把其他几路追兵也都收了回去。

没几天，活蹦乱跳、如假包换的马占山便又在海伦露面了，这让多门闹了个大红脸。

随着马占山率部撤出齐齐哈尔，江桥抗战落下帷幕。此战，中国军队可以说是虽败犹荣，日军却遭遇到了“九一八”以来最惨重的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在江桥一战中，日军除战死战伤以外，冻死冻伤的也占相当比例。

原因在于日军缺乏御寒装备。

江桥抗战以前，仙台师团在东北基本上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他们原本以为，黑龙江守军也同样不堪一击，“天兵”一到，立即会四散奔逃，所以根本就没打算要在黑龙江省过冬。

没想到此东北军非彼东北军。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从秋天打到冬天，援兵换了一茬又一茬，愣是没能把马占山怎么样。

这样一来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了。

日本人打仗，一个重要的死穴就是不重视后勤保障。

在当时的日本部队中，有一句流行语，叫做：辎重兵倘能作战，则铁树也能增加军费（增拨军费为日军最关心话题，故有此说）。在诸兵种里面，辎重兵也就是后勤部队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在精神原子弹的刺激下，人人都想当前锋去射门，没有谁愿意做不得分的后卫。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就没少吃后勤不继的亏，死了将近两万人，但十之八九都不是被清军干死的，而是病死、饿死、冻死的。

在这方面，日本人的记性实在很差。

到进入齐齐哈尔之前，当地已是冰天雪地，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这种气候下的野外作战，别说打仗，就是散散步都会被冻趴下一大片。

东北的气候，竟然比马占山的部队还要凶猛，这也是多门不敢继续穷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十八章 再战江湖

种种迹象表明，马占山的部队经过江桥一战，并未丧失元气，他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和实力。

马占山自从到了海伦之后，由于声名在外，要求采访他的国内外记者那是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不过对于记者们来说，采访名人，绝不是一件好干的差事。

耍大牌那是家常便饭，遇上个别不厚道的，甚至还会关上门躲在阳台后面朝你开黑枪。

不去吧，又交不了差。有的记者被逼得实在没法，只能用“多方采访某君，只是联系不上”或“据信”、“坊间云”这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来进行搪塞，一篇新闻看似拖得老长，其实当事人什么也没说。

记者这饭碗，真的挺不容易端。

再者，马占山的身份有些特殊，此人土匪出身，斗大字识不得几个，场面话估计说不出来，粗话又登不上报纸。那些第一次采访他的记者都觉得很悬，有的甚至把瞎编的文章都事先准备好了，采访就准备只过过场。

令记者们大吃一惊的是，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马将军除了相貌不太威武，与想象中有所区别外，一张嘴却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把记者们都说得一愣一愣的。

马占山还特别懂得记者的心思，不断提供给他们有关于江桥抗战的各种猛料、第一手资料，那是要煽情有煽情，要悲壮有悲壮，要痛快有痛快。

这批没打过仗也没看过打仗的记者个个听得如临其境，如醉如痴。

最重要的是，作为名震中外的“抵抗将军”，马占山没有一点大牌的架子。不管事务多忙，听到记者来了，无论来头大小，他都要挤出时间亲自接待，并奉若上宾，绝不肯随便怠慢一个。

这种思维和意识，绝对是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

通过记者一波接一波的生动报道，马占山的事迹越传越广，越传越神，在全国的威望一时间无人能及，就连以前威风凛凛的蒋介石都被拉下去一大截，私底下对老马是又妒又羡。

见过火的，没见过这么火的。

从表面上看，退守海伦的马占山是要与小日本干到底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位顶着“抵抗将军”帽子的英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作为后人，我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很遗憾，马占山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当关东军派板垣前去劝降，他竟然同意与之进行秘密谈判，而谈判结果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这“所有人”里面，就包括板垣。

板垣提出，由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主席，日本划该省为自治区，持无领土要求、不驻军、不干涉内政三项政策，只派日本顾问协助。

马占山——同意了！

对此，板垣本人也大为吃惊，以马占山在江桥的态度，他原本预料谈判将会非常艰难，已经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

他没想到马占山如此爽快地就答应了，甚至起码的讨价还价都不需要。

早知马占山如此想法，江桥之战前这样谈一下不就好了吗，关东军何至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马占山，其实连我们也看不清、弄不懂你了。

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不能单纯地用一个好或者坏来形容。

按照马占山事后的说法，他这次接受日本人的条件，是一次早有预谋的诈降。

但如果我们不为尊者讳，通过史料分析就可以看出来，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驻齐齐哈尔的日军一直未主动对马占山部发动进攻。

究其原因，马占山和参谋长谢珂有了一段对话。

谢珂认为，海伦占有地形之利，且抵抗力量不断壮大，日军恐蹈江桥覆辙，所以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马占山对此却另有一番解释，他说这事与小皇帝溥仪有关系。

十多年前，我曾到天津叩见过溥仪。溥仪还送给我一张古画，并从此知道了我的名字。这次日军之所以不穷追猛打，就是因为溥仪以“马占山是我的人”为由向日本求了情。

这个理由很有点无厘头，溥仪几斤几两，日本人要听他的？

但是谢珂还是从“溥仪求情”中嗅出了另外一番味道，他劝马占山不要对日军存有任何妄想。

马占山却自顾自地又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如果我们有了力量，什么时候抗日都不晚。现在锦州不保，张学良看来是永远回不了东北了，我们也应该想想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以谢珂的想法，就是同日本人血战到底，不还我河山，誓不罢休。

可他改变不了马占山。

无奈之下，他只能交出兵权，转投他方。

不料途中身份暴露，遭到日军扣留。日本人在知道他曾是江桥抗战的黑龙江守军二把手后，便想利用他，问他愿不愿意去坚持抗战的苏炳文那里说降。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当着日本人的面，谢珂满口同意。

到了苏炳文的地面，谢珂不仅没尽说客的义务，还鼓励苏炳文继续抗日到底，而他自己也留下来担任了后者的参谋长。

无论身处何种逆境，谢珂始终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热血军人。

如果是假降，何至于连同甘共苦的参谋长都蒙在鼓里，且最终撕破脸皮，分道扬镳？

有人揣测，马占山可能是见形势险恶，想隐藏实力，趁机再图将来。

但这是一个足以令他后悔不已的决定，一世英名差点就毁在这上面了。

不久之后，哈尔滨失陷，黑龙江的大城市至此无一完者。马占山在震惊之余，终于下定决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

谢珂等人一走，他就独自离开海伦，前往沈阳。

此时离轰轰烈烈的江桥抗战仅三个多月。

日本人对待别人的态度与众不同。如果你是一个弱者，即使你对他三拜九叩，他也不会拿正眼多瞧你一下，还会在心里计算着，怎样在你身上再多占点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并打痛过他，他反而会对你低眉顺眼，毕恭毕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马占山是一个强者。

作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出门，那是连“满洲国执政”溥仪都要亲自去车站迎接的。这可不是你高兴不高兴的事情，人家摆的就是这谱，谁让你是他的傀儡呢，须知，再大的傀儡也还是傀儡。

马占山坐飞机到沈阳，到机场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谁都大的本庄繁。

所谓的东北伪政权“四巨头”：张景惠、马占山、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却仅在与张作霖一同出道的张景惠之后，那个摇着尾巴的张海鹏忙了半天，连椅子边都没摸到。

这么高的礼遇，要放在一般汉奸身上，非得做梦笑醒不可，但马占山不一样。

从本质上来说，这个人并不是做汉奸的材料，即使进了伪政权，仍然本色不改。

一样是“对日合作”，他和另外三个“头”的想法和目的就有显著差异。那三个是标准的“狗头”，就只会冲着日本人摇尾乞怜，本庄繁和板垣说什么，他们答应什么，此外连个屁都不敢放。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有根骨头啃啃便知足矣。

作为和张作霖性格才能极为相似的枭雄类人物，马占山想要的，“狗头”们可能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统治一方，实行黑龙江省完全自治。

试想一下，如果实力允许，他是完全会像张作霖那样，把日本人从东北统统赶走，然后自称“东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欲望、野心和无信。

前两点比较明显和直白，一个“九一八”事变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后一点极具隐蔽性，可以说欺骗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后来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亏的美国人。

当时不要说一般中国人，就连资深外交官都普遍不愿与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于日本人说话做事心口不一，对他有利的他认，对他不利的，前脚答应得好好的，后脚就会矢口否认，缺乏最起码的诚信守诺精神。

土肥原曾亲口答应溥仪，让他做皇帝，结果呢，把人家骗来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说过的话跟放屁一样。板垣也一样，他对马占山承诺黑龙江省自治，也不过是权宜之计，目的是先把你忽悠进来再说。

黑龙江省自治？怎么可能呢。

照本庄繁、板垣们的想法，那样的话，我们关东军不是白忙乎了，帝国军人的血岂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伪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有几个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会建立“满洲国”。

马占山本来是想拉张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联省自治”的，没想到日本要搞“满洲国”，并要求四人在“建立满洲国计划”上签字认可。那三个自然乖乖照办。

“满洲国”与黑龙江省自治相去甚远，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枪指着，你敢不签？

马占山没说他不签，他说自己病了。

关东军当然没这么好骗，马上让日本医生过来看。马占山又是头痛，又是呕吐，可医生愣是没查出什么毛病，只好诊断为劳累所致，需要休息，没什么大病。

没大病，当然还得来签字。

马占山就是不签。

签字笔都快塞到手上了，马占山说，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证，绝对认可。

“人格”都拿出来说事了，没人能硬逼他了。

其实马占山心里亮堂，白纸黑字这么一弄，以后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楚，这字怎么能签。

人格？那得看和谁在一起。这里除了强盗一样的日本人，就是一群点头哈腰的本地软蛋，还跟我讲什么人格。

转身就跑齐齐哈尔去了。

二是想不到黑龙江省自治犹如画饼。

马占山的如意算盘是至少先在黑龙江省称王，待机再起。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占山后来声称他搞的其实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齐齐哈尔一看，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能说得了话，做得了主，当得了家的了。

本庄繁给他派了一个顾问，但凡黑龙江省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得通过这个顾问，马占山并不能擅自做主。更让他郁闷的是，这日本人个个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时以内上班，八小时以后还上班，而且不管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间，一有空就往马占山的家里钻，来了以后也不走，问这问那，把马占山弄得不胜其烦。

没有拍板的权力，黑龙江省自治就等于空谈，马占山感觉自己被日本人结结实实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后的一个任命，又差点把老马逼向绝境。

1932年3月10日，伪满洲国任命马占山为军政部部长。

事实上，这个任命事前并未征得马占山的同意。

军政部部长相当于伪满的国防部部长，听起来是个有实权的官。可日本人在后面操纵着，连“执政”都是摆设，一个国防部部长又顶什么用。在马占山看来，这个任命最具威胁之处还在于必须去伪满“首都”长春上班。

马占山不想去。在齐齐哈尔，毕竟天高皇帝远，自己的亲兵就在眼前，如果单枪匹马去了长春，更成笼中之鸟。

果然，没多久关东军就下发命令，动起了“编遣”马占山部队的心思。

其实这问题对张景惠等三个“狗头”来说，就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那三位本来就唯唯诺诺，不思作为，只要有高官厚禄就可以什么都不管。马占山何等样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给日本人当木偶差来使去的。

怎么办？

只有装傻充愣了。

好在装傻这件事，对马占山来说，是先天有禀赋，后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参谋长推出来，安排他担任军政部次长，并以次长身份到长春代行部长一职，这样他本人短时期内就不用离开齐市了。

这一关总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但马占山已经意识到，关东军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范，他们迟早会对你动刀子的。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处境会如此尴尬。

马占山离开海伦降敌，这消息对枕戈待旦的三军将士来说，犹如一声晴天霹雳。

那年月，当汉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见惯，都不当回事了，反正这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色，退一步说，要是他们不当汉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样，我们还有一杆大旗，那就是马占山，他是永远不会倒的。

江桥抗战，名动天下。马占山初到海伦，其声誉曾如日中天。不仅周围各路武装皆以能听其指挥为荣，就连黑龙江省的蒙古王公都愿意受他调遣：您老人家指哪儿，我们就打哪儿，您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上哪儿。

部队要招兵买马，第一天贴出章程，第二天全国各地要来投军的学生、义勇军（当时称为“援马团”）就挤破了街，把个小小的海伦城弄得热闹非凡。

要人有人，要粮饷有粮饷（捐助），然而众人始料不及的事还是发生了：主帅一声招呼不打，就去降敌了。

谁降也轮不到马老爷子这样的盖世英雄啊。

众人惊诧莫名，面面相觑。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

长久以来一直支撑大家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所部顿时分崩离析。

谢珂黯然离去，徐宝珍不辞而别，谋臣勇将一时星散。

老马的卫队其时正驻守黑河，激怒之下，竟然把马占山的老家都给抄了，此即“黑河兵变”。

人心散易聚难，自此以后，那个曾在江桥令日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集体再未能真正恢复昔日元气和风采。

这是最让人痛心的事。

海内外舆论为之大哗。“马占山牌”香烟再也没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钱捐物的则个个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俺们省吃俭用，捐出来的那些血汗钱都是给你抗日用的，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拿我们当猴耍着玩吗。更有那不依不饶的，甚至在报上发表声明，要求老马把他们捐的钱物一个不少全吐出来，还给他们！

遭人白眼闲话多了，连家属也受不了。马占山的儿子从上海寄了封信过来，开头还说得很是温馨，说老爸您在前线打仗给家里扬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儿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飘着的，然后话锋一转——可是听说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会吧？

要是真的，咱啥话也别说了，一刀两断：你没资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儿子。

对马占山这样的“老派人”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这么一个儿子，宝贝得不能再宝贝，要不然也不会想到要送到大上海来给养着了。现在儿子说不要他这个老爸了，可想而知，这个打击有多大。

老马接到信，当时就哭了。

众叛亲离，名誉扫地，还让日本人给钳制着，里外不是人，心里这个苦啊。

其实，怪不得别人，都自找的。

大家以前烧香上供，那是因为你抗日，现在你不抗日了，有什么理由再宠着你？

大兄弟，还是听听这句话吧：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幸运的是，马占山听进去了，在名誉地位权力都即将付诸东流之际，他决定“反正”，重执抗日义旗。

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即将赴东北调查。精明的马占山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机会。要是能在调查团到来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国际舆论对日伪造成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扩大影响，洗刷自己的汉奸罪名。

可身处敌营，“反正”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别的不说，光在齐市驻守的关东军铃木旅团就不是好对付的。这个旅团实际上就担负着对马占山监视和军事威慑的双重作用。与之相比，马占山带进齐市的只有步骑卫队各一个营。再狠，你能干得过关东军一个旅团？别说占领齐市了，想跑出去都难如登天。

可再难也得出去。

中国版的“越狱”开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大片的制片人、监制、策划、剧本、导演、主演都是老马一个人。

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越狱”是个很复杂的技术活，包括事前准备、方式、路线等多项环节，疏忽其中任何一项，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说起准备工作，当然很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得想一想，出“狱”后怎么办。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结果一文不名，连吃个饭都没钱，那你老人家还不如继续在牢里乖乖待着了——这里起码还有人管饭。

所以，钱是重要的，相当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为“黑龙江省主席”的马占山理所当然地铆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没错，他准备搞“贪污”了。

马占山一向是大手笔，这回他发扬要么不“贪”，要“贪”就“大贪”的精神，做省主席没几天，一下就“贪”了800万。

记得华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个“五亿探长雷诺”，那人是真正的大贪，小钞票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贪起来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马可谓直追其后，不让斯人。

不过大帅，你是好样的，我们支持你。

日本人的钱，不贪白不贪。少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别人说。

当然了，像日本人这样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分花的主，想贪他的钱也并不容易。发现江省财政开支很大，花钱跟流水一样，关东军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调查，并放出风来，要马占山讲清楚这么多资金的详细用途。

总不能跟日本人实话实说，是准备拿去当军饷打你们的吧。

马占山直接去找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和旅团长铃木美通，跟这两个日军的实权人物当面鼓，对面锣，“讲清楚”。

他伤心地先说了一通自己的不易：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结果花了700多万（还是没说实话），就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工作没法干啊。

那意思无非就是：不要追着哥，哥使的这不是钱，纯粹是寂寞和委屈。

从一个日本特务的角度来说，林义秀虽然也不舍得马占山“乱花皇军的钱”，但他更怕把这个土匪省长给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赶紧拍胸脯，打包票，让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么顾虑，此事由他一力承担：“满洲国”新建，百废待兴，花钱完全正常。别说700万，1000万也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告诉马占山，不需要费劲跟那些背后闲言碎语的家伙解释什么，因为：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见林义秀这么豁得出去，铃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内心都极为吝啬，公开场合却一个比一个更在意面子问题。

轮到铃木，这兄弟也索性装得很无所谓的样子，关照马占山其他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体，如果确实睡不着觉，可以找日本医生给看看。（还找日本医生！）

两个大佬发了话，一时间也没人再敢拿钱的事来找马占山麻烦了。

按照通常规律，“贪污”之后，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点对不起自己。

一直以来，林义秀和铃木其实从没放松过对马占山的监视。

江桥抗战对日军的震慑实在太大了。毕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让他东山再起就不好办了，所以这两人的任务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马占山。

不过有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密报，说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满铁”公所也就是日本人开的妓院。

报告的人绘声绘色，连马占山在妓院里怎么喝酒召妓打麻将，整日整夜乐不思蜀，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本来就是日资企业嘛，就差装一针孔了，还有什么打探不出来。

林义秀和铃木将信将疑，都觉得以马占山这样的英雄人物，尚不至于如此堕落吧。

有什么不至于的，一连多少天，马占山以他的实际行动表明：老子就这么堕落了，怎么着吧。

别人问起来，他还有一个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现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战场上用不着，那就只好到女人堆里去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妇人终志”）。

林义秀和铃木都放心了。如果说在这之前他们还有些疑心的话，在马占山摆出“英雄无用论”后，就全信了。

这话实在，所以是真话。

至于马占山拿着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们不仅不着急，还很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对马占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们没料到，马占山说的话其实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无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妇人终志”是假。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不够，最好是让这两个小子把眼睛全给闭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使另一个坏了，那就是“行贿”。

听说“太上皇”本庄繁生日到了，大小汉奸们都计划着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马占山比谁都积极，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于是刷刷两笔，提出钱来，买好礼物，亲自去送礼。

不是说日本军官一般是不收礼的吗？

那是指敌国之间。如果是在内部，日本人爱占小便宜的习性是一样的，军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准备正式“越狱”之前，马占山把所准备的生日贺礼摆在客厅里，然后把铃木请来“参观”。见到这些好东西，铃木自然啧啧称好，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马占山看在眼里，马上把他事先给铃木备好的礼物也拿出来，这套东西甚至比给本庄繁的那套还要上档次，把个铃木愣给乐晕了。

趁这机会，马占山提出来，说自己作为一省之长，不能老待在机关里，这两天想到下面去巡视巡视，体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时，铃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圆了，再翻个白眼珠：出去干吗，这里待着不是挺好（万一让你跑掉怎么办）？

可是人一高兴，就特别容易放松警惕。对十分“懂事”的马占山的这个提议，铃木竟然没有半点怀疑，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这股东风是从海伦、拜泉刮来的。从那里传来消息，当地部队似有“异动”，士兵可能有哗变迹象，而这些部队都是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动用武力的话，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马占山跟包括日本顾问在内的一众人等都打好招呼：本来也想“外出巡视”，这次正好过去看看，以确保底下人不造“皇军”的反。

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3月31日。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黑龙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他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八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贪污，而是明目张胆地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唯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问题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

马占山率卫队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义秀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五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黑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作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得到莫斯科待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黑龙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黑龙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第十九章 游击天下

复出的马占山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跟小日本死磕到底，为此，他把家里的几个老婆都给疏散掉了（那个时代的人有三四个老婆不算什么大事，只要你养得起），一人发个几千元钱，让她们自谋生路。女人们见此情景，抹眼泪的，擦鼻涕的，牵衣袖的，哪里肯走。

马占山把眼一瞪：老子是上前线拼命，可不是带你们去享福的，再这样就不客气了。

真正的毁家纾难，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不斩楼兰，誓不生还，马革裹尸，在所不惜。

马占山迷途知返，不仅为自己正了名，而且使整个已趋于萎靡的东北抗战形势重为之一振。

王者归来，英雄还是那个英雄，好汉仍是原来的好汉。

复出后，很多旧部已难以召回。马占山能指挥调度的基本人马，仅相当于江桥抗战鼎盛时期人马的八分之一，但名将就是名将，他果断使出两招，很快化解了自己所处的困境。

第一招是不拘一格降人才。马占山敏锐地看到了东北义勇军所蕴含的力量，不仅集中各县民团武装，还重点招纳了“胡匪”、大刀会等正规军一般不怎么待见的江湖人士，共集中11支义勇军，整编为九个旅，使所部在短时间内就接近五万余人。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虽然马占山并非东北义勇军首创之人，但能将正规军和义勇军结合起来，并使其各自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相得益彰者，马氏实为东北第一人。

第二招是在战术上见功夫。

事实证明，马占山在江桥抗战中的表现绝非浪得虚名。他重新出山后，仍然是东北抗日将领中最懂得打仗的No.1。

本来马占山还有两手棋，那就是在出走齐市时，留下了旧部程志远“代理省政”，这是准备里应外合时用的。同时，在嫩江驻扎的徐宝珍部也曾表示愿意响应配合，这支在江桥作战中以勇悍著称的部队已扩编为旅，如能得其相助，自然也是如虎添翼。

但这两手都落空了。程志远被日本人收买，转而以伪军的身份向马占山反戈一击，徐宝珍则口是心非，令人遗憾地选择了驻足观望，不愿再服从马占山的调遣。

只有靠自己了。

哈尔滨是当时日军重兵驻防的地区，关东军当时在东北有四个主力师团，哈尔滨就占了两个，日本人认为肯定万无一失，除非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否则任何抗日部队都不敢轻易来触这个霉头。

但有人就敢。

马占山找准的第一个目标，偏偏就是哈尔滨。

大帅非比常人，他用兵就一个字：奇。你认为他不敢的地方，他可能胆子特别大，而你认为他胆子特别大的时候，相反他倒又会表现得十分谨慎。

其实马占山非常清楚现在敌我力量对比所发生的变化。

靠他手中现在掌控的这点部队，根本就攻不进哈尔滨。退一步说，就算攻进去，一旦遭敌重兵围困，无疑等于自投罗网。

精明如马占山，当然不会这么傻。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对这个江省重镇发起全力一击？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李顿调查团此时就在东北，进攻哈市，既为了树起大旗，也是要让老外们对东北抗战留下深刻印象。

果然，当得知马占山兵抵哈市附近时，本庄繁立刻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急令两个师团“扑火”，无论如何不能让对方进城。

两个师团赶快分分工，一个师团看家，另外一个师团则准备上前与马占山干架。

从哈市出来的是宇都宫第14师团。这个师团曾在“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后期赶到上海，但是等他们去之后才发现，战役已经快打完了。分配到手的工作，也就是站站岗，放放哨，然后又赶到东北，在牡丹江的山沟沟里面找游击队，弄了一身泥，结果却连小鱼小虾都没捞着。

除了憋屈，还是憋屈。

这次总算碰上了名气很大的马占山，该好好打一仗了。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马占山跑了。

而且跑得肆无忌惮，跑得热烈奔放，跑得神采飞扬。

第14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陆大19期）出道甚早，日俄战争时就在“军神”乃木希典下面做中队长了，后来也一直混得不错，一直做到了大将。他对马占山的举动大为困惑。

乃木希典的作战之道，讲穿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拼，两个字：死拼。他的那个“军神”称号真是用部下的尸山血海堆积出来的。那时就为了打一个旅顺，六万人的部队一次栽进去三万，倒了一半，连两儿子都填进去了。

这种疯狂到极点的表现把老毛子都给吓坏了，得，顺了你们还不行，再能玩，咱也玩不过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啊。

乃木的劲头无疑也影响到了他的小弟。松木认为马占山既然号称东北第一名将，怎么着也会在哈尔滨城下摆开阵势，痛痛快快地和他厮杀一场。可是马占山却让他深深失望了。

世上名将从来都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惜亲自抡把宣花板斧猛砍的，以硬比硬，你硬不过他，你就倒霉，他就成了名将；另一种是喜欢拿根绣花针挑来拨去，看似漫不经心，不务正业，一低头，你的要害穴位上可不正插着一根吗？

马占山居于二者之间。

接下来，他要给榆木脑袋的松木好好上几课，告诉他：打仗，可不只有死拼这一种，那是一门百花齐放的艺术。

早在进攻哈尔滨时，马占山已看出，步战和阵地战再非己方所长，只能依靠一个特殊兵种的优势——骑兵。

除吴松林骑兵旅外，新加盟的李海青部也以骑兵为主，既然都是骑兵部队，那就要把骑兵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要选一个场地，这个场地马可以来去自如，人却举步维艰。

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这个条件，那就是松嫩平原。

马占山放弃海伦等城市，带着部队进入了平原。

松木紧跟着也来了，想跑，哪有这么容易。

一进去，就后悔了。

我说的是松木。

那时的松嫩平原，还没有怎么搞过生产建设，良田没有，沼泽倒是到处都是，草原更是一眼望不到边。

别看没有丛林高山，可是特别容易迷路，在里面转一会儿就晕。

松木晕，马占山可不会晕。东北骑兵，包括那些“胡子”骑兵就像是在自家门口转悠，别提多适应了。

宇都宫师团以步兵为主，大部分都靠两条人腿走路，哪里撵得上去。刚刚看到马的影子，等到累死累活地跑过去一看，人家早就跑得没影了。

回去吧，四顾茫茫，北在哪儿都不知道。

时值夏季，按说这种天气，在东北待着还是不错的。如果能到哈尔滨去避避暑什么的，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哥们儿，这是草原啊，你想开心，蚊虫牛虻能答应吗，要知道，这里可是它们的地盘。

你们这帮小子招呼不打一个，就乱哄哄地来这么多人，搅了我等的清静，是可忍孰不可忍，咬他！

东北的蚊子俗称小咬，但其实块头一点也不小，大的足有一寸多长，而且一咬就是一口血，没什么价好还。据说如果一齐上的话，连马都能被咬死。

那滋味，啧啧。

不过受着吧，谁让你们是狗强盗呢。

要说不好受，松木这样级别的其实最不好受。当兵的还可以手舞足蹈赶两下，他可得正襟危坐，装出一副正宗武士的样子出来，否则何以服众。

可是时间一长，连他也顶不住了。

哇呀呀，着实可恼哇。

身上已经被叮了N个包，被迫献了N次血的松木要发飙了。

他得知马占山可能所处的地点后，立即指挥部队赶了过去。

一个旅团从东，一个旅团从西，一东一西进行夹击。

因为怕暴露目标，两个旅团都是黄昏行动，而且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但是包抄的过程异常痛苦。

在沼泽里深一脚浅一脚的，咬咬牙倒还挺得住。问题是这时候小咬们开始向他们集体冲锋了。

天黑了，蚊子过夜生活的时候也到了，日军出动，它们也出动，大家集体狂欢嘛。

这是秘密行动，大家被咬痛了还不能吱声，连拍都不准拍一下，再苦再累，也得向松木长官学习：咬牙挺住。

天亮了，两个旅团总算到了目的地。瞧这个狼狈样，一个个丢盔卸甲，鼻青脸肿——不是被哪位莽汉揍的，而是被蚊子们亲过的。

让他们惊喜的是，果然看到了马占山的部队，证明苦头还没白吃。

那就抄家伙打吧。

口号还没喊出来，人家打马就走，没一袋烟的工夫就跑没影了。

剩下东西两边冲过来的日军，只有大眼瞪小眼的份儿。

你们就自己拥抱一下对方吧。

千辛万苦的奇袭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笑话。

这仗没法打啊，再好的战术也只能落得个被马占山当众调戏的下场。松木想想不是个事，光人多不行，还要有马。

本庄繁把前线作战的这一困难上报至参谋本部，后者派来了高波佑治骑兵第1旅团。

这个旅团身份可不一般，因为它来自于近卫师团。

二战前的日本师团，一般都是按地方征兵，比如第2师团来自仙台，所以也叫仙台师团，第6师团来自九州的熊本，故又称熊本师团。唯独近卫师团是个例外，它是全国招兵的，犹如是中国宋代时的禁军。

近卫军嘛，理论上应该是最能打的部队，当然要广纳贤才，能者居之。

这个师团平时在国内被宠得跟个金宝宝似的，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用。实在是前线缺骑兵部队了，才破例了这么一回。

有了骑兵，还是近卫师团的骑兵加盟，松木顿时胆气大壮。

瞧我的吧。

他把马占山可能活动的新区域分成三块，实行大包干，大家各包一块，按经济责任制分别考核。

松木认为这样一来，马占山就很难自由流动了。

想法是很好，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困难一大堆，因为根本“梳”不着马占山，缝隙仍然到处都是。

被松木寄予厚望的高波骑兵旅团虽然自己也是骑兵，却仍然被马占山的骑兵耍得团团转。

第一天，他们得知马占山部似乎正在东北移动，离此100里，赶紧前去搜索。

第二天，赶到，发现那里没人。有人说是看到马占山在东南活动，不是很远，40里。再赶过去吧。

第三天，东南这儿都搜遍了，只找到一支小部队。人家小归小，可马跑得比他们还快，放了两枪后转身就走，一会儿就没影了。

这是最后一次消息，自从小部队“失踪”后，就算挖地三尺，马占山也不出现了。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马占山用了几支小部队，打了一通迷踪拳，然后挥挥手走了呗，也就是说早已从这个围好的圈子里面跳了出去。

对于这个牛得不得了的骑兵旅团，松木气得连劳务费都不愿给，什么嘛，马又不快，人还傻呆呆的，除了一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简直一无是处。

说句公道话，你还真不能怪人家高波。如何追击骑兵，尤其是跑得飞快的那种，向来就是一个兵家难题。想当初，僧格林沁号称蒙古铁骑，以骑追骑，不但没跑得过捻军，连自家脑壳都没能保得住。

马占山嘛，连“镫里藏身”都会，你跟他玩马术，那不明着是白给吗？

松木这种“大包干”的办法，以前也有人做过。当年曾国藩对付捻军的所谓“以静制动”之术，就与此类似。

结局都是两个字：失败。

再没心思搭架子了，松木扔掉失败了的“大包干”，开始采用新法子：轻装尾随，跟踪追击。

一般的步兵旅团都不用了，不光跑不快还是累赘。

就用两支人马。

高波骑兵旅团当然少不了，骂归骂，真正派用场还得靠他们。

另一支就是伪军骑兵。

一来这里他们地形熟，二来也是骑兵，能跟得上。

但成效还是归零，总是兴致勃勃而去，两手空空而归，连对方的马屁股都没摸着过一把。

对关东军来说，知道马占山身藏何处，一度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我们对着大地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大地回了一个音：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他大步前进不停息。

我们对着沼泽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沼泽吐了一圈泡：他刚离去，他刚离去。你不见他的马背上，还驮着刚刚从你们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枪支和弹药。

我们对着草原喊：

马占山你在哪里？

草原打了一个哈欠：他刚离去，他刚离去。这兄弟吃了你们日军俩肉罐头，觉得味道也不咋地，正准备找个地方好好睡上一觉。

……

马占山不光会兜圈子，他也知道什么时候在日本人身上找便宜最合适。

瞧你一个不注意，冷不防嗖地一个老拳就罩过来，正打在你的面门上，又准又狠，不让你在牙缝里倒吸两口冷气，人家都不姓马。

等你回过神来，怒气冲冲地再找他的时候，马占山已经不见了。在背后？在左边？在右边？谁知道呢。也许他就坐在拳台一角啃鸡大腿也说不定。

表面上，马占山几乎放弃了所有重镇和要隘，能扔的都扔了。

你不是想要吗，给你。

只不过这是为了更好地修理你。

从此，日军到了明处，马占山到了暗处，什么时候要给养了，无枪无炮，无粮无食，简单，铁路上要去，城镇里找去。

反正马占山对哪一列火车上装着给养，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来，哪一座城镇里有粮仓和军火库，日军人多还是人少，都一本账清楚得很（后面要讲到，他连日军的总结报告都有，还是定期更新版，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好东西放自己身边都不牢靠，让日军给保管是最省心的事。就一大超市嘛，不用付钱，甭管拿多少都行。

美事啊。

马占山还特别喜欢得了便宜又卖乖。

人家奇怪，你这么东奔西跑的，又没有稳定的武器补给，枪支弹药怎么总不见少。

瞧他怎么说的：日本商人手里买去。还有，伪军不是现成的吗，临战时他们把枪扔地上，我们把钱搁那里，各取所需，大家OK。

前面的说法听起来有些不着调，人日商就算再不“爱国”，也不可能追在后面把枪卖给你吧（何况马占山还居无定所），不过第二种解释倒极有可能。

《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吴大疤瘌不经常做这种事吗？

然而也未必，马占山就这么随口一说而已。这位马大帅，你知道他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没准就是故意放出风来赖伪军的，要知道像程志远那样的，都是从马占山这里反戈一击后出来的，你要说他们会跟马占山做这种交易，似乎也不大可能。

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松木听到这句话后，肯定不会再相信伪军的“良心”和“自律精神”了，一伪军上阵，他都得派俩“皇军”看着，实在看不过来，只好让他们回家。

还是我们自己来搞吧。

而这，也正是马占山想要的。

打游击战嘛，本地人总比外地人难缠，伪军也总是比日军更讨厌。

一方面，是难以找到马占山；另一方面，则是马占山自己常常主动现身。

一出现就杀机毕露。

马占山很懂得用人之长。此地并非江桥，义勇军也不是正规军，阵地上一枪一弹的硬性打法非其所长，他们所擅长的是打一枪就跑，捞一把就走的“好汉打法”。

马大帅交代了：我不管你们怎么打，自己动脑筋想办法去。反正回来后拿鬼子脑袋跟我结账。

这跟《亮剑》里的李云龙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管白猫黑猫，能赚钱的就是好猫。

于是大家就分头行动，各展所能。

其中表现最出众的是邓文和他手下的一群江湖好汉。

邓文是马占山的老部下，参加过江桥战役，属马家军中的后起之秀。他曾多次用引蛇出洞的办法，伏击过日军。

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伏击取胜，那也是要花点本钱的，子弹不长眼，自己同样要损失一些弟兄，所以这个与马占山空手套白狼的要求还是有差距。

那咱再玩儿一把绝的。

第二回，邓文选了一批人，规定：你们到城里去打日本人，不过别损失自己人，最好是子弹都不要放。

且慢，兄弟，鬼子又不是伪军，你子弹都不舍得花，能搞定吗，没准走都走不脱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本万利，世上有这种好事吗？

有啊。

这个世界奇妙就奇妙在，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这批人不是一般的人，全是武林高手，飞檐走壁跟在自家院里散步一样的那种。

他们进城不是在白天，而是晚上。

打探到一家商号里面住着日军，他们就摸了进去，然后一人一刀，把这些鬼子当菜一样给剁了。

剁完后，又没事人一样走了。

出城，到邓文那里交令。

虽然每次最多也就灭掉百来个，但积少成多，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据说关东军在“围剿”马占山期间，平均每月至少需往国内运50个尸袋回去，那些受伤的自然就更不用说了。

包括邓文在内，跑出来袭击日军的，都打着一个统一的旗号：马占山。给松木的印象，就是马占山好像一个千手观音，哪都看不到他，但又无处不在。

对此，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就送一个字：牛，两个字：忒牛。

第二十章 躲猫猫

一时间，马占山究竟在哪里，成了这场“躲猫猫”游戏的关键所在。

大家开动脑筋竞猜一下吧。

高波认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因为一天到晚跟着马占山转嘛（自认为的）。他认为马占山是朝老家黑河去了。

松木刚想发表意见，本庄繁先说了，还不是在他的关东军司令部说的，是在现场说的。

找不到马占山，不光松木急，本庄繁更急。

江桥之战和包围哈尔滨，已经把这个关东军司令官给彻底弄毛了，因为他知道马占山不是一般的东北军将领，有他存在，就等于一杆大旗在黑龙江乃至全东北插着，即便不主动出击，对关东军来说也是心腹大患。

本庄这厮属于水平不是太高，却特喜欢自己上场踢两脚的那类人。松木在前面，你在后面遥控指挥一下不就行了，他不，这样没现场感觉嘛。为了找感觉，他屁颠屁颠地从沈阳坐飞机赶来了。

作为最高领导，当然要体现层次和水平，所以本庄一来就背着手，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煞有介事地作了一番分析判断。

高波说马占山可能往北去了，本庄竖根手指摆了一摆，那意思：NO，NO，NO。

中国话翻译是：非也，非也。

事情明摆着嘛，马占山穷途末路，他会一直往北去吗？不可能。

黑河一个小城，他是防不住的，只能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如何生存？

这就把高波先给毙了。

那你说马占山会往哪去呢？

本庄繁往地图上的吉林省一指：这里。

Why？

不懂了吧，吉林那边有义勇军嘛，马占山肯定是要往西去找他们的，一旦两支部队会师，我们就麻烦了哦。

所以，当务之急是进行堵截，防其西窜。

司令官立论高明，松木言不由衷地拍了两句马屁。

下属这么识趣，本庄的兴致更加高涨，他甚至把马占山目前所处的实际位置都指了出来，说是部队只要顺着这个方向，西面一堵死，东北南三个方向一合围，其人必成瓮中之鳖。

接下来，一般程序应该是：高波服从松木的指挥，松木听本庄的话，堵住马占山“西进之路”。

但实际操作过程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高波是什么人，朝廷派来的近卫部队，官品虽然不高（少将旅团长），但地位高啊，怎么能听你们两个瞎指挥呢？

当下，他招呼也不跟松木打一声，就点齐本部骑兵往北去了。

日军的指挥官人人都认为自己牛。松木也有主意，认为马占山往东的可能性更大，但他对高波和本庄繁这两个牛人都不愿得罪，毕竟一个是有路子的，一个位居老大。

那怎么办呢？

这兄弟脑子倒也活络，他来了个三全其美，把部队拆三份，朝北、西、东三个方向去，一样也不少。

恭喜三位，贺喜三位，都猜错了。

马占山三个方向都没去，他偏偏是往南，准备沿松花江东进和李杜的吉林自卫军会合。

一个吉林，一个吉林自卫军，虽然只差三个字，但一个往西，一个往南，南辕北辙，两个概念。

真够丢脸的。

事实上，就在三个小子胡蒙瞎掰的时候，马占山早已穿过他们想象的“活动区域”，正走在南行路上。

但这条南行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就在通过铁路时，大部队终于被驻扎路边的一支日军大队发现，后者跟只苍蝇一样叮在后面，怎么赶都赶不走。

我们还记得，在江桥战役时，每遇危急关头，或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马占山总有奇兵，或埋伏，或包抄，或堵截，往往会使战局发生重大扭转。

这次也不例外。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战斗进入白热化之际，一支骑兵部队突然杀了出来，从日军侧背。

日军大队长一阵惊喜：一定是高波骑兵旅团。

兄弟撑到现在，总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

敬礼。

对方回的礼是劈头一刀。

是马占山的部队！

日军大乱。

能不乱吗，千盼万盼，望眼欲穿，来的却是对手的援军。没点心理承受力，根本接受不了啊。

马占山趁机脱身。

虽然暂时转危为安，但并未完全脱离险境。

松木后来能做到大将，当然并非笨蛋一个，他终于发现了马占山行军的方向和意图。

再次拉网，围追堵截。

真正的高波旅团快马加鞭，终于赶来了，隔着一条河，他们看到了马占山。

马占山没溜，等他们渡河。

莫非他想半渡而击？

半渡而击是个好打法，但那也是需要资本的，起码要有点火力配备吧，马占山现在全是轻装上阵，没有重武器，想“击”缺乏条件。

不过他有替代品：骑兵的冲击力。

高波旅团的前锋刚刚离舟登岸，还没来得及跨上马背，马占山已指挥骑兵，挥舞着马刀，旋风一样冲了过来。

狠着劲儿砍啊。

日军被打蒙了。

我说，都是近卫师团的一流部队，别哭丧着脸，拿出点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来嘛，longlongago，我们中国有位将军叫项羽的，就这么干过，还成功了呢。

日兵甲：你倒说得轻巧，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项羽那有多少人马，而且他是有备而来，砸个烂锅，毁条破船都在计划之内，不一样。

日兵乙：马占山没打招呼，我们也没准备，马鞍还没摸着呢，怎么打啊。

日兵丙：快给我一条船，让我划回去，准备好了再来……

马占山告诉他们：不要想了，有本事游回去吧。

日军除了江岸上被砍死的外，河里面淹死的也不在少数。

真该在家好好学习一下游泳技术再来的。

对岸的日军骑兵很多，可是只能看着干着急。等他们大喊大叫地划了船赶过来，马占山和他的骑兵们又跑得没影了，剩下的工作就只能是给自己人收尸。

吃了亏以后，人的心情难受哇。

这里需要探讨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日军在拥有一个骑兵旅团之后，马占山仍然能够这样“自由而随便”呢？

这就好像老师在给学生上课，有一位调皮的同学，老是走进走出，偶尔还翻翻老师的课本，拿拿小朋友作业什么的，但其他人就愣是看不见，也没人举报。

教室就这么大，人就这么多，可能吗？

要知道马占山可不是一只长着翅膀的小鸟，随他一起行动的骑兵部队也动辄几百甚至几千，论人数不可谓不多，论规模不可谓不大。

怎么也想不明白啊。

找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问问。

这位老兄早就红着脸跑回沈阳去了。

论大道理，没有比他更会讲的。

没办法，领导嘛。

“恢复黑龙江稳定，靠什么，就是抓住马占山！”

“搞好治安，没有别的捷径，就一条，全力捕捉马占山！”

“活捉马占山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如今压倒一切的大事！”

知道了，不就是要搞定马占山吗，那你老人家倒说说怎么搞定呢？

本庄繁在前面分析了一把，结果错到天边外国去了。

后来又分析了若干把，把把错，没一个对的。

真可怜，老天你就让他对一个吧，算是小小安慰一下。

如果不是踢足球的贝利晚生了那么几年，他那大嘴乌鸦的光荣称号估计就可以让给本庄繁将军了。

对于松木和高波来说，不照着领导说的做，当然不对，属于咎由自取，但改弦更张以后，照着做了，也次次扑空，疲于奔命。

基层官兵怨声载道。

大哥，你错一次，差不多也就是脸红一下，我们不一样，领导动动嘴，我们要跑断腿的呀。

再说这又不是普通的田径赛跑，是越野障碍跑。难度实在太大了，遇到的不是沼泽，就是荒山，气候偏偏还古怪得很，白天狂热，晚上狂冷，想把我们当野兽整是吧。

本庄繁属于胡说八道，不能听他的，松木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系统，但他这个系统有相当大的问题。

给他提供情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机关长林义秀。

有的兄弟可能会认为我这个称呼不太恰当，侵略者能称老朋友吗？他有什么资格？

除了我那爱拿小鬼子开开心的老习惯外，我认为，至少林义秀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表现，还是够得上“朋友”二字的。

林义秀这小子，江桥之战前也假模假式，和领事清水一起扮过负责“调解”的角色，看起来活像个和平使者，但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好战分子。在来“满洲”之前，身份说起来吓你一跳——跟高波是战友，近卫师团步兵大队长。

和任何一个日本特务一样，林义秀平时的兴趣和爱好就是收集“满洲”的各种资料情报，尤其是对黑龙江的军事经济人物，简直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称得上是一个地道的“北满通”。不让他来弄情报，那真是有点屈才了。

但林义秀不知道的是，一直以来，有一个人对情报比他更感兴趣，而且更精于此道。

此人就是马占山。

喜欢搞情报与指挥打仗矛盾吗？一点不矛盾。

古往今来，会打仗的一般对情报都很重视。

《三国演义》中说诸葛亮能掐会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此总能打胜仗。这孔明先生也不是火星上派下来的，更没有“百度”和“狗狗”帮忙，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跟他平时善于收集和分析情报有关。

马占山搞情报，和他“搬”日军在齐市的金库差不多，属于老少不管，大小通吃。

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各部队的作战资料，他那里全都有，不客气地说，有可能比松木本人的都全。

宇都宫师团到了哈尔滨，马占山有“实力统计”，多少人，多少枪，多少人是走路的，多少人是骑马的，全都一清二楚。

本庄繁、松木、高波他们是怎么进行形势分析，又是怎么下达作战命令，包括一场作战后，如何在总结中大吹其牛，并隐瞒日军伤亡数字，这些马占山统统有。

他自己看过研究之后，又装订成册，发给各部队。

所以宇都宫师团和高波骑兵旅团的一举一动，马占山都了如指掌，有时还扼腕叹息哩：应该走这条路线嘛，你从那边走就错了，真是好笨的人啊。

对马占山而言，日军就是一透明人，他能看到五脏六腑。你说这个仗还怎么打。

至于马占山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老实说，我也有点捉摸不透，只能说路子广，池子深，是为牛人。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啧啧称奇，我劝你没有必要，太早了点。

知道松木对林义秀和他掌管的特务机关的评价吗：他会不会是马占山派来打入我们心脏的？

我想，林义秀要是亲耳听到这句话，不剖腹自杀，也非得气得吐血不可。

我千辛万苦弄点情报容易吗我，怎么能这样污蔑好人。

但是，小林兄弟（或曰小林同学、小林朋友），你先别激动，也不要惊慌，咱们这里毕竟不是在上演《风声》之现实版。

事实上，松木这样说不是平白无故的。不要怪别人有看法，先瞧瞧你那些情报的成色吧。

远的咱就不说了，反正已经糊里糊涂那么多回了，就说最近的。

例一：

林义秀向松木传来情报，告知马占山准确位置。

这个位置他说得斩钉截铁，有鼻子有眼，那架势，像是亲自用望远镜看见的，你说不信他都要跟你急。

松木哪敢不信，即刻命令驻防于附近的日军一个大队出击。

可是去了以后，根本没有马占山的影子。据当地人说，马占山的确在这里待过，不过他们早在前一天晚上就离开此地北上了。

松木可能最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巧，马占山前脚走，我后脚来？

这个我没法跟松木解释，我只能告诉他，如果你前一天到的话，请教“当地人”，他们必定会告诉你：“马占山”曾在这里待过，不过呢，昨天晚上就已经走掉了。

就气气你，怎么的。

例二：

松木又从林义秀那里得到情报，并根据附近日军的现场报告（这次不能光听林义秀的了）：马占山再次出现。

由于这次是综合消息，所以松木格外重视，想想步兵跑起路来实在太慢，索性也不要他们出力了，转而把骑兵部队集中起来，全部打马赶了过去。

这次的气势和规模都很大，但结果和第一次没什么分别，也是他们后脚来，马占山前脚走，就好像已经计算好的一样，分秒不差。

步兵跑得慢，赶不上马占山的脚步，这个松木可以理解，所以也不派他们了，可是第二次，全是跑得快的骑兵，结局竟然一模一样，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几次三番，虽然松木还不至于真的疑心林义秀是马占山安插的“日奸”，但已经不敢再相信后者情报的可信度了。

在这里，我要帮“老朋友”林义秀说句公道话：这哥们儿确实是马占山的人！

不过是被迫的。

见过木偶表演吗，马占山是老艺人，林义秀就是那提线木偶，当然木偶不止他一个，他只是离松木最近也最重要的那个。

要搞马占山的情报，林义秀不可能自己去装乞丐，扮路人，他只能以机关长的身份，要求下面的一群大特务，大特务再派活给中特务，中特务再联系小特务，小特务则去找“线人”。

问题就出在“线人”上面。

很多“重要线人”先去听取马占山的指示，然后去特务那里领赏钱。马占山给“线人”的情报有真有假，真的不太重要，假的非常重要，有实有虚，实的是真有其事，虚的是子虚乌有。

其实这木偶里面，还得把松木，甚至本庄繁一块搭上，因为就连本庄司令瞎掰出来的“时事分析”，很多也来源于林义秀提供的“情报”。

松木不敢再相信林义秀的情报了，那信谁呢？

信自己，信手下们的眼睛。

人少看不过来，松木要求本庄繁再给他调兵，调骑兵。只要有匹马的，全给我拉过来。

本庄繁在黑龙江丢了面子，知道围捕马占山的难度有多大，所以对派援的要求满口答应。这次他当然不好意思再向参谋本部开口了，要不然后者没准会惊得跳起来。

给你一个近卫师团的骑兵旅团都不够？搞什么你们！

只好自己挖潜。

关东军每个师团里面都配有骑兵，本庄繁把它们全挖出来，派到黑龙江，加上整天在空中寻找线索的日机，一天一地，人马可谓浩浩荡荡，差不多可以用人海战术来形容了。

人多了，耳目就多，马占山被发现的概率自然大大增加。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最危险的，是马占山部队本身出现的漏洞。

马占山复出后，由于力量薄弱，不得不收编了相当数量的“胡匪”。这些“胡匪”本身素质参差不齐，有的作战纪律较为松散，由此暴露了行踪。

松木按图索骥，终于发现了马占山的秘密：一本本情报册子。

面对那些熟悉的作战命令和通报总结，松木震惊了，他这才意识到，马占山不仅在跟他打一场追逐战，还在暗中进行情报战的较量，不仅比体力，更比智力。

太厉害了，本庄司令说得没错，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今后关东军和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大敌，此患不除，永无宁日。

松木迅速对部队进行整顿，所有口令、次序以及部队作战规律都重新过滤了一遍，确保不被马占山再钻任何空子。

位置暴露，情报失灵，使马占山失去了灵动的特点，被日军重重包围于罗圈甸子。

在山穷水尽，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罗圈甸子，它将成为马占山最后的葬身之地吗？

坐镇大本营的松木虽未亲自到场，但他比谁都紧张和激动。两个多月的苦追，眼看马上就要有眉目了。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几天后，他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他心花怒放的消息。前线部队报告，马占山已被击毙，并已摄影存照，同时从尸体上搜出关防印信、随身烟具以及名章。

照片送上来，松木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

看不出来。

原因是死者生前受多处枪伤，已面目全非。不过其人身形瘦小，与马占山倒是很像。

松木把照片一扔，还看什么看，向关东军司令部写请功报告。

弟兄们累死累活这么多天，不能白忙活。

收到报告，本庄繁比松木还乐，“九一八”以来，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他赶紧向军部和天皇报捷——连裕仁都知道“北满”的马占山厉害。

日本国内报纸欣喜若狂，皆认为是关东军在“满洲”取得的一次大捷。为了增加视觉冲击力，他们还把“马占山被击毙”的照片要了过去，作为重点猛料登了出来。

这个世界上，红眼病的发作率总是同感冒一样频繁。

看你立了大功，有人就不乐意了，说这种相片算怎么回事，又看不清楚，谁知道究竟是不是马占山。

风言风语传到松木耳朵里，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东西又不可能进行DNA检验，没法辩白啊。

把马占山的脑袋割了，让他们去认。

结果还是有人说不像。

不就是不想让我爽吗，松木再不管那么多了，一口咬定，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马占山。

一个多月后，他被结结实实地扇了一记大耳光。

真的马占山现身了。

松木和本庄繁都从头凉到脚，感觉又被马占山给摆了一道。

其实这一次倒不是马占山又用了什么计谋，一切纯属巧合。罗圈甸子突围时，牺牲在日军枪下的是马占山的义子韩述彭少将。

韩少将身材跟马占山差不多，身上又携带着马大帅的随身物品，所以才会被日本人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

马占山本人经历千难万险，令人难以想象地突破重围，又在另一个地方重举义旗。

本庄繁都要崩溃了，眼前这个对手究竟是人还是神？

不过一胡子出身，打正规战，他创造了江桥之战的经典；打游击战，他攀上了这一领域的巅峰，动如脱兔，静如处子，不挪窝时你翻遍黑龙江都找不到他，一旦出来又可以打得你浑身难受。

你说本庄繁对马占山不重视吧，本庄繁自己都要急得哭起来了：冤枉啊！

关东军一共四个师团，两个在这里和马家军打，几乎用上了关东军的一半力量，还不行，又厚着脸皮，从国内走后门，调来近卫师团骑兵旅，就这样，仍然徒劳无功。

本庄到这里，也真是急了眼，关东军里面只要被他看见是根葱的，都要拔过来，插到黑龙江去对付马家军。驻辽、吉的两个师团本来追当地义勇军就追得上气不接下气，他还要从中调最能跑的骑兵联队出来。

对那两个可怜的师团来说，这哪里是在调他们兵，分明是在抽他们的血。干脆，大家都别玩了，我们也躺着睡觉，门外面的义勇军吵翻了也随他去，反正出来了也追他们不上。

能押的赌注这回全押上了，总算，下面报捷，说马占山被打死了。本庄繁还为此难得地露了一回笑脸，以为这下子可以轻松一点了。没有想到，所谓“马占山被击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笑话。真相被揭露后，一堆人都表情尴尬，除了松木、本庄繁，竟然还包括天皇裕仁。

下课！

弄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本庄繁再不下课，就没天理了。

为此倒霉的除了本庄繁，还有关东军司令部的那些大小参谋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军大改组”。

本庄繁以下，从板垣到石原，不是调任，就是调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

历史总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关东军前后两套制造事件的班底，村冈和河本，因为张作霖而下课，本庄繁和石原，则是因为马占山而出局。

直到1932年年底，马占山才被迫进入苏联境内，从新疆转道回国。

他的离去，实际上代表着东北抗战一个阶段的结束。回国之前，这位东北战神由中国政府安排，去波兰、德国等地转了一圈，沿途皆人山人海，仰慕者众。

只要是英雄，在哪里都会得到尊崇。

第二十一章 大泽起龙蛇

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的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4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准备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没法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急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绝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账，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儿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儿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脚步，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刺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长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作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是“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做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100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儿都快穷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茬，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两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三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西，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1/3。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收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遣来了首席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儿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己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飞机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作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痰，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待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的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上成了一残疾人。

再也不怵坦克车了，手里有什么就都往上面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再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第二十二章 洪洞县里无好人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儿了。你会居高临下占便宜，我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翁照垣派人登上楼顶，而且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因为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十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蔡廷锴作出判断，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垣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垣立即增调一个团，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为先导，背后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完全掌握了对付坦克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须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的轮子。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翁照垣乘势发起反击，终将日军逼退。

一直在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盐泽连攻三次，仍无法拿下闸北，一时间进退两难。正好英美出来居中调停，他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停战三天。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部长博恭王很觉意外，同时也备受打击。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败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内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取代盐泽少将，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1931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由金泽第9师团和久留米混成第24旅团赴沪作战。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由他们陆军来指挥我们海军！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夺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大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刺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画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久留米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海陆军闹别扭，第二批援兵一时就来不了上海，但蔡廷锴还是看到了新的危机。

日本海军约三十余艘战舰停泊于吴淞口外，随时有向吴淞炮台进攻的可能。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

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磕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相同的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19路军原在吴淞的只有一个步兵团，看起来兵力还是太单薄了，必须抽调一位能战之将过去。

蔡廷锴看来看去，还是选中了翁照垣。

老翁这个人一张大嘴哇啦哇啦，到哪儿都不太讨人喜欢（尤其对领导而言），可他能打仗，就像水浒中那个黑旋风一样，只要让他上阵，一双板斧排头儿砍过去，对方没有不抱头鼠窜的。

此时原驻苏州的沈光汉第60师已奉命到达真如军部，随时可以进入闸北，这样把翁照垣抽调出来也就没多大困难了。

蔡廷锴将翁照垣喊到军部。

你马上带一个团去吴淞，限明晨拂晓到达，以后吴淞陆军全部归你节制。

老翁一听，舌头都伸了出来。

乖乖，现在已是晚上8点，从闸北到吴淞，中间还要绕路，至少90里路呢，恁地不累死个人。

再说，你要我几个小时之内就赶过去，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神行太保。

蔡廷锴把脸一板，少啰唆，我现在就给你计时，如果明晨拂晓你不在吴淞，军法从事！

老翁嗖的一声就蹿了出去。

他知道蔡廷锴的脾气，这种时候是开不得玩笑的。

1月31日拂晓，气喘吁吁的翁照垣打来电话，告知他本人已在吴淞。

蔡廷锴松了口气。

事实证明，把老翁由“黑旋风”临时变成“神行太保”，的确非常必要。

当天凌晨，日本海军军舰就放下二十余只橡皮艇，向吴淞口实施登陆，正好被翁照垣的板斧给砍了回去，若是再迟到一会儿，吴淞极可能不保。

见败军之将盐泽在上海战场上仍无起色，海陆军高层又争执不下，陆相荒木的脸色难看了。

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被迫重新坐在一块，这回载仁服了软，答应首轮只派久留米旅团。

陆军少了，海军却多了起来，上海作战的陆战队名单中又添了一个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博恭机关算尽，终于把野村吉三郎扶了正，成为上海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军舰都是海军自家的，后者想要它们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要它们载什么人就载什么人，所以久留米旅团尚在准备行装，佐世保陆战队已提前去了上海。

早有早的好处，在博恭想来，若是佐世保陆战队能够获得成功，野村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巩固，上海一战也将由海军画上一个漂亮的休止符。

何其美哉。

在佐世保陆战队到达之前，盐泽为了夺取吴淞口，刚刚对吴淞进行了一次立体打击。

受创最重的是吴淞炮台，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坚守炮台的参谋长滕久寿以身殉国。整座炮台一片狼藉，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可是有翁照垣在这里守着，陆战队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就近的登陆点没法上，远道而来的佐世保陆战队只好在黄浦江下游的张华浜码头实施了登陆。

登陆很轻松，简直太轻松了，谁说登陆难，难登陆的？

其实是蔡廷锴因兵力不足，收缩了防线，在张华浜并无相应力量配置。

佐世保陆战队上岸之后，第一目标便是从陆路直奔吴淞而去。

但是他们被一条叫做蕴藻浜的大河给拦住了。

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有名的沙家浜，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浦江、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

蕴藻浜上有桥，可岸边有翁照垣的部队守着，轻易过不去。

2月7日，佐世保陆战队朝守军发动了猛攻。

陆战队一共3000人马，派出2000，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上来。

战斗十分激烈，守军有一个连受力最重，实在支撑不住，便想往后退一下。

营长打电话向翁照垣请示。因为爆炸声震耳欲聋，一个连撤退，老翁给听成是全线撤退了，顿时大怒。

他也拿出蔡廷锴训他的劲头：不能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撤退的那个连已经跑到了岸边，突然又听到不准退，再想返身正面退敌已不可能。

这个连的连长叫赵金声，他带着余下的40个人从侧面的蕴藻浜车站绕过去，以商店为掩护，端起机枪就朝日军猛扫一气。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两千号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40人击退以坦克车开道的2000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赵连长一时名扬沪上。

佐世保陆战队刚刚登陆，就兜头挨了一棒，这让尚未到达上海的野村大吃一惊。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像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上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地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龇牙咧嘴地端着刺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的，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就是看到坦克车过来，也没一个怕的。

除了用手榴弹炸坦克轮子外，蔡廷锴又想出新的办法，他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是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日军一个劲儿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对方逼近防守阵地，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刺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第19路军除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外，地方色彩浓厚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部队从上到下，几乎都是广东人，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人们沾亲带故，私下里都以叔伯儿侄相称。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显然，第19路军的士气和勇气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的是重武器。

这时有人雪中送炭。山西的阎锡山拥有太原兵工厂，阎大老板特地赠送19路军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

蔡廷锴大喜过望，亲自从真如军部赶到闸北前线观察敌情。这个前线，是最前线，离日军士兵只有四五十米远。

因为他个子高，被陆战队发现了，后者立即集中射击，除伤了几个卫兵外，蔡帅自己的胁下军装也被子弹射穿，实惊险之至。

但是丘壑已在心中。

命令炮兵，把重迫击炮架起来，600发炮弹一个不留，全部喂给陆战队的指挥官们尝尝鲜。

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立刻遭了殃，虽然楼房没被轰塌，但房子附近都被炸得没人了，那些司令参谋更是躲在里面连脸都不敢露一下。

市区日军自此只能被动防守，再也没有能力发起任何有效进攻。

人逢喜事精神爽。后方市民送来不少好酒，有时尚的白兰地，还有窖藏了60年的陈酒，蔡廷锴自律极严，从不嗜酒，但他要拿去慰劳前线将士。

当下蔡廷锴乘车载酒前往吴淞。不料此时因黄浦江潮涨，日舰高出地面，给他们看到了，立即发炮攻击。

场面就像一部正在拍摄中的火爆动作大片，不过没有人会告诉你预埋火药的地方，所以现场很是惊险。有两颗炮弹在距离吉普车十米远的地方爆炸，还有一颗离蔡廷锴仅有两米远！

如果爆炸，铁定完了，可是蔡帅命大，炮弹竟然没爆炸，让他逃过一劫。

这车没法坐了，蔡廷锴赶紧下车，同一群卫士抬着酒，步行来到吴淞。

迎接他的，除了翁照垣，还有新任要塞司令谭启秀。

翁、谭见军长舍生忘死，冒着生命危险到吴淞来慰劳他们，不由得大为感动。

可是更为感慨的却是蔡廷锴。他巡视炮台，看到上面只有残壁颓垣，大部分炮都被炸坏，而官兵们虽满面烟尘，疲惫不堪，却仍斗志未减。

来，我特地送好酒给你们，请你们大饮特饮。

这些酒不是我蔡廷锴慰劳你们的，是后方民众慰劳你们的，喝过之后，要恪尽责守，死守阵地。

昔年一代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而归，曾将一坛美酒洒入溪水之中，以与众将士同饮，此即酒泉的由来。蔡帅美酒赠勇将，一切话语亦尽在不言之中。

翁照垣酒壮豪胆，一直到会战临近结束，才最后一个撤出防线。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老翁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翁将军歌》）。

第二十三章 决战上海滩

1932年2月8日，野村乘坐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

跟一般人印象中日本人总是又矮又矬的印象不一样。野村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而且脸上总是挂着笑，不笑不说话，不像那些陆军军官一个个满脸横肉，一看就是杀猪的出身。

这人确实见过点世面，因为他不光会指挥海军，还涉足外交，曾出席巴黎和会，并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国大使馆副武官。虽然官不大，却混得有头有脸，认识不少华府要人，连大名鼎鼎的罗斯福（就是那个瘸腿美国总统，时任海军次长）都跟他有交情。

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海军总是看不起陆军。人家层次在那里摆着，就是不当兵，也可以干点别的（野村二战后下岗再就业，曾被松下幸之助聘为企业经理），而你陆军除了打仗还能干些什么？

博恭用野村来换盐泽不是没道理的。

中将和少将的区别，不光是军衔，连眼界和阅历都不一样。

换句话说，野村比盐泽更有脑子。

船还在海上的时候，他已经对上海战局作了一个基本判断。

蔡廷锴和他的第19路军非等闲之辈，要搞定他们，海军陆战队不行，久留米旅团也不行，只有靠后续的金泽第9师团等大部队到来才有希望。

因此眼下只能采取守势，待援兵到齐后再全力出击，毕其功于一役。

应该说，野村的想法是好的，也顾全大局，很为陆军着想。

在巡洋舰上，他向久留米旅团的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发出了第一个电令：进攻吴淞，然后直接登陆。

那里炮台已废，守军也不多，一个旅团上去肯定能解决问题。

更重要的是，攻克吴淞要塞，不仅可使来往日舰不用再担惊受怕，而且还能为后续大部队建立一个良好的登陆点。

吴淞南面就是淞沪铁路，大兵一到，只要沿此打通铁路线，包括第9师团在内的援兵，就可以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市区。

先前野村让佐世保陆战队进攻吴淞，就出于同一考虑，只是陆战队打仗实在太烂，使他的“锦囊妙计”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

可是这陆军能听他的吗，虽然只是一个临时组建的步兵混成旅团。

我看悬。

如果我是一个日本人，可能会对日本海陆军这种互不买账的混乱状况感到焦虑和痛心，但我是中国人，所以绝不会不开心，实话说了吧——还有点幸灾乐祸。

苦大仇深的陆军弟兄们，既然海军如此不把你们当人，那就别听他们的，跟他们干到底。

事实证明，我一点没有低估日本陆军的觉悟。

因为下元少将就是这么想的：凭什么听你的？

久留米旅团跟佐世保陆战队是前脚后脚，佐世保刚上岸，久留米也来了，而且登的都是同一个码头，即张华浜。

为什么不依野村的命令，从吴淞登陆呢？

小小一个吴淞，陆军少将志不在此。

按照野村的命令，必须拿下吴淞炮台，但下元觉得这个临时上级蠢极了，还不是一般的蠢。

打吴淞炮台为的是什么，还不是要进攻上海市区吗？现在我们已经成功登陆，还理那个破炮台做甚。

会不会打仗啊你。

于是下元挥笔给野村起草报告。

你不是让我进攻炮台吗，对不起，我攻坚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材料，难道是攻城的云梯？）打不了。

随后又给参谋本部发去一份电报。

对着他的娘家人，下元有一肚子的委屈和气愤——那个叫野村的瞎指挥，乱弹琴，真是干不下去了。

市区的情况那么紧张，这厮不让我们去支援，却派我们打什么吴淞炮台，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吗？

参谋本部收到电文，觉得下元说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军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参谋本部便向军令部提出，部队归你指挥没错，可你得指挥正确才行，像这样连作战方向和重点都搞不清楚的糊涂决策，我们陆军恕不能奉陪。

军令部听了心里当然不服。可是现实比人强，上海要打开局面，只能靠陆军帮忙。

博恭只得通知第3舰队，要求野村改变原先的命令。

接到电报，野村愣住了。

下级竟然能改变上级的决策，究竟谁指挥谁啊？

我看还是你来指挥我吧——既然不打吴淞炮台，那你说，准备打哪里。

下元很快就报来了自己的作战方案。

分出一路监视吴淞炮台，主力则进攻上海市区附近的江湾，以与市内的陆战队形成内外呼应之势。

在下元看来，这应该算是一份很“人性化”也很够意思的方案，既照顾了彼此的面子，也能实现想达到的作战效果。

没想到野村不同意。

作为日军在沪的最高指挥官，野村综合了各方面情报，认为江湾已成险地，有中国军队重兵驻守，且水网纵横（这个很重要），易守难攻，是块硬骨头，很难突破。

还有一点，这位海军中将指挥官没好意思说得太直白。

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旅团，一共也就几千人，还要分两拨，够用吗你？

野村说得没错。这时候的战场形势，与刚开战时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

蔡廷锴调兵遣将，19路军的三个师全部都已开至上海战场，警备江湾的是原驻南京的毛维寿第61师。

换而言之，如果日军早一点动江湾的脑筋，或许还有空子可钻，但现在，已经晚了。

野村认为，即使加上海军陆战队，久留米旅团仍显力量太弱，要想在江湾一线取得突破，非常之难（战役没打响之前玩把突袭还差不多）。而一旦屡攻不下，在缺乏强力后援的情况下，后果会很严重。

最有胜算的其实还是进攻吴淞要塞，即使暂时难以攻克，也可以等第9师团上来了一起打。

可是野村越是苦口婆心，这下元就越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要么又是在瞎指挥，要么就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夺了你的功劳。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还等什么？

既然给脸不要脸，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带着自己的部队直奔成功之路而去。

归根结底，别人可以没有信心，下元不能没有信心，因为他们是从久留米这个地方出来的。

久留米位于九州岛北部。南部的熊本，就是那个超级杀人狂的大本营——熊本第6师团的诞生地。

日人有谚：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纯属吹牛，后半句还是有些影子的。

怀着不多杀些人难以对江东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旅团迅速进兵江湾。

但是等到真正打起来，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

毛维寿第61师不强。

不强的意思是——不是一般的强。

19路军有三个师，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南京都城，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19路军的头块牌子，第一主力师，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

前面的区寿年师算见识过了吧，跟毛维寿师还差那么一点。

与此相对应，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也真够它受的。

再回头跑吴淞去打炮台？或者等第9师团来帮忙？

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以后还怎么出来混。

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

闭着眼睛打吧，打到哪里算哪里。

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对毛维寿师发动奇袭。

强渡的地点叫做纪家桥，当然，名为“桥”，其实早就没桥了，非得搭浮桥过去不行。

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下元向已在途中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

在这份给陆军自己人的电报中，他说了一句实话：“上海方面告急！”

在发出电报后，下元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

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恰到好处。

渡河，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特别是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只是微乎其微，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

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

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有了一些松懈。好天鬼子都没敢渡，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

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

2月13日拂晓，利用大雾和烟幕弹的交相掩护，工兵在河面上搭出浮桥。

除留下少数部队及归其指挥的海军陆战队据守南岸外，久留米旅团精锐尽出，从浮桥上冲到了对岸。

等北岸守卫部队发现时，已经迟了，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闪即过。

短兵相接，守军并不占优势。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

河边又湿又潮，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

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强渡成功后的日军好像子弹不会打在身上一样，一个个亢奋得不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没有肯轻易退却的。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包括纪家桥、姚家湾、钟家宅等在内的数道阵地被久留米旅团先后突破。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形势岌岌可危。

这是淞沪开战以来最激烈，也是最艰难的一仗。蔡廷锴在军部坐不住了，他亲自带着参谋副官等数人赶到庙行督战。

有军长在后面看着，前线指挥官更加不敢怠慢。

这位指挥官，是一位旅长，叫张炎。

张炎出生于越南，和蔡廷锴一样，他也是从当小兵一点点做到将级军官的。

蔡廷锴组织西南义勇军，19路军战将中有两个人报名最为踊跃，一个是翁照垣，另一个就是张炎。

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身先士卒，终于夺回了钟家宅。

为了一个钟家宅，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从手榴弹互甩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

入暮，下元鸣金收兵，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就地驻扎于姚家湾。

从发起强渡到现在，日军一路狂飙，也需要喘口气了。

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

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不仅能击败张炎，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有什么必要再着急忙慌地往前赶呢？

今天晚上，好好休息。

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当然没事，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

张炎睡不着觉，全师官兵也都睡不着。

军长蔡廷锴就在不远的庙行，江湾这边却无法击退敌军。怎么办？

苦思无策之下，他突然想到了一则以前听来的故事：火车阵。

参军之前，张炎曾在广州做过很多杂差，什么伙计、工人，全都做过。在那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地方，除了可以混口饭吃，对评书演义之类的东西自然也是经常耳濡目染。

“火车阵”大概就是此中所得。

这个故事上说，战国时代，齐将田单曾在夜间布下奇阵，他不用兵，而用牛，几千头牛。每头牛的牛角上都绑有刀刃，然后尾巴点着火，被赶着就去冲杀敌军了。

故事在正史中可以找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收入。

可是它的真实性仍然让人起疑。不信的话，你可以弄几头牛，看看它红着眼睛的时候，究竟是想捅你，还是要捅“敌人”。

如果把牛换成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人有主动性，牛没有。

但是谁肯干呢？

有人，有很多人。

当张炎把他的“火牛阵”战术说出来以后，立即有60个人自愿加入，甘当“火人”。

报名的士兵都很清楚，成为“火人”有死无生，但是眼下要想取得胜利，已别无他法。

只有抵死一拼，才有希望。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悲壮的抉择。

敢死队队员在出发前用炸药枪弹缠满全身，人人视死如归，义无反顾。

我只能说，他们是一群真正的勇士。

在夜幕的掩护下，敢死队摸掉岗哨后，分批潜入姚家湾日军营房。

危险袭来，这帮九州鬼子却还毫无察觉。

白天打累了，睡得很香是吧，正好收拾你们。

虽然只有区区60个人，但这是60个猛人。

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大不了把身上的引线一拉，跟你们这帮龟儿子同归于尽。

一场暴风雨过后，60勇士无一生还，而且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阿难闻沙罗树林周围12里之间，虽一毫发之尖，亦无插入之地，然刚强之灵魂，遍及各处。

——大般涅槃经

遭此“飞来横祸”，尚睡眼蒙眬的久留米旅团顿时炸了窝：自己营里都在到处爆炸，这阵势，十面埋伏啊，赶紧跑吧。

正在观察动静的张炎见敌军阵脚大乱，遂令旗一挥，命令全师从外围对日军发动总攻。

久留米旅团溃退，很多人都往蕴藻浜逃去。

这是自然，那里近，又有河面隔挡，比较容易脱身。

可你倒是跟对岸的弟兄们打个招呼啊：我们回来了。

一声招呼也没打。

其实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吃了败仗跑的，又不是什么好事，打什么招呼。

当然也可能是根本没来得及。

这边的日军白天打了一天，累得半死。那边的却不用打仗，精神还好得很。

他们没轮到上前线，正在后方郁闷着呢，忽然听到对面人喊马嘶，站起身一看，浮桥上已经影影绰绰地出现了一大帮人。

看不清楚。但八成就是“支那”人。因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或命令，说前锋部队又撤了回来。

那还等什么，枪炮一齐上，给他们来个半渡而击！

浮桥上的日军惨了，糊里糊涂地就被南北岸的“中日联军”前后夹击，包了饺子，光掉到河里淹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

半江瑟瑟半江红，用来形容这帮倒霉蛋的下场再恰当不过。

时任19路军参谋长的赵一肩事后巡视蕴藻浜战场时，称“倭寇之尸，有如山积，河水为红”——岸上的日本兵尸体已经堆成了小山，而河水也变成了红色。

此情此景，令这位见惯刀光剑影的将军也生出了“惨不忍睹”的感慨。

当然说的是下元和他引以为傲的九州子弟兵。

19路军在蕴藻浜一役中虽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在野战中能转危为安，击退日本成建制陆军，对于部队士气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同一天，千呼万唤的金泽第9师团终于登陆上海。

本来按预定计划没这么快，是师团长植田在接到下元的急电后，命令所乘船舰加快速度才心急火燎赶过来的。

这边刚瘫倒在地，那边人就到了，接力配合得倒还算默契，可是已经晚了那么一点。

在蕴藻浜“意外”遭到重创后，久留米旅团已经一蹶不振，失去了单独作战的能力。

不管野村多么冤枉，既然败了，板子就还得打在他屁股上。

陆军可不会说它的久留米旅团是不听招呼才吃败仗的。责任还在海军，这帮人根本就不会打仗，自己打不赢，给他部队指挥吧，却把我们给的那一份也搭进去了。

海军的存在，真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听说上海那边又败了，军令部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下去，这回连他们也没了自信：是不是我们海军真的陆战不行？不会吧……

打仗可不是请客吃饭，参谋本部一点没客气的，连思想工作也不做，就立即宣布走马换将，任命植田为日军的第三任主帅。

植田和下元同为陆大毕业生，但植田比下元要高上两届，算是他的师兄。此人在军队里向有“陆军长老”之称，趾高气扬的，比较会摆谱。他引以为傲的业绩，便是参加过一战，作为随军参谋，到西伯利亚打过仗。

这位老兄走马上任后，先威风八面地到阵地视察了一番。

当众秀了一把后，他让人分别给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送去了“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

内容是要求19路军撤出原防线，并且必须离租界边境有40里距离。如果不干，就要乱来了。

植田还“通情达理”地留了两天时间给19路军，以便他们早点“自行撤走”。

蔡廷锴哼了一声，将通牒拿给总指挥蒋光鼐看，问他怎么答复。

蒋光鼐都懒得给植田写回信，说就用我们的迫击炮给这位牛哄哄的陆军中将送个信吧。

19路军可不是吓大的，你尽管放马过来。

站在植田的角度，能这么鼻孔朝天地讲话，倒也不全是做给对手看的。

那是相当有点底气（盲目不盲目先不去说它）。

金泽师团战史悠久，早在日俄战争时就参加过旅顺口战役。加上原有的久留米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日军总兵力已接近两万。

植田认为，这么多人马投入上海战场应该绰绰有余。

然而，19路军能做到寸步不让，同样是因为腰杆很硬。

重新上台掌握军权的蒋介石派来了预备队。

当时南京政府已迁都洛阳，原先代替19路军拱卫首府的近卫部队就可以抽出来了。这就是第87、第88师和中央教导总队，可称为“两师一总队”，共计三万多人。

2月14日，在得知金泽师团已经登陆后，作为总预备队的“两师一总队”合编成第5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战场，正式统归蒋光鼐一体指挥（实际仍由蔡廷锴负总责）。

无论资历，还是级别，张治中都不在蒋、蔡之下，而第5军作为中央军的绝对精锐，似乎也不应该归第19路军统辖。

看上去，这是一个有些让人费解的安排，却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得意之笔。

因为直到此时，他仍然认为，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不能冒跟日本全面开战的风险。

对上海战场，增援一定要增援，而且要把中央军的主力派上场，但这个秘密不能让外界知道。

19路军作战，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广东部队和日军的冲突，这个事情它就大不起来，也不可能扩大为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可要是中央军明着参与进去，那性质和后果就大不相同了。

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理由好像很牵强，那时候却连日本人都深信不疑。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一盘散沙，中央归中央，地方归地方，是可以不掺和到一块儿去的。

第5军归19路军指挥，既能增强防守实力，又可以起到掩人耳目的作用，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在实际作战当中，张治中和他的第5军都拥有相当的军事自主权，对于这种特殊的上下级指挥关系，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予点破而已。

两军分工明确，第19路军主守江湾，第5军则主守庙行。

2月20日，在自说自话的“哀的美敦书”到期后，植田下令发动进攻。

新一轮攻守开始了。

陆军长老自然来者不善，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经的，名字就叫“中央突破计划”。

其实这个作战计划并没什么新意，更谈不上是什么奇招，基本上就是沿着下元跌过大跟斗的那条路继续走下去。

所谓“中央”，指的就是19路军据守的江湾。

俗话说得好，哪里跌倒的，就要再从哪里爬起来。毕竟师兄弟一场，做大哥的总要帮小弟把失去的面子给捞回来。

新官上任三把火。植田当然比谁都想赢，而且想快赢，晚了都觉得没意思。他随身的宝贝太多了，全是“要你命三千”的类型，所配属的大炮坦克这些特种部队一应俱全，随便拿一样出来，都够你眼晕半天。

可是令植田没有想到的是，一连两天，他的金泽师团竟然毫无建树，打起仗来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撼不动中国军队的防线。

两天了，战局还没有进展。把面子很当一回事的植田脸上也挂不住了，不得不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底是以进攻见长的陆大出来的，这么一琢磨，竟然给他琢磨出味道来了。

为什么自己进攻会失利？

因为重蹈了下元师弟的覆辙。

乍一看，19路军的火力配备很差，江湾离市区又近，无论从防守力量还是战略位置考虑，把这里作为第一攻击目标似乎都应该是最合适的。

但其实不然。

江湾水塘纵横，地形复杂，对机械化作战而言，是相当不利的。这个地方，管你什么野战炮、攻城炮、平射炮、曲射炮，一炮打过去，很可能就是把水塘的坑炸深一点而已。退一步说，就算把炮弹侥幸扔到了守军阵地上，19路军也有的是时间整修工事——日军还得过水塘不是。

曾被寄予厚望的坦克车则更是一筹莫展，这里土质疏松，连卡车一不小心都会陷进去，更别说笨重的坦克了。要是遇到前面有水塘挡路，它们更是比步兵还要头大，因为坦克无法做到水陆两用。

一句话，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从扬长避短的角度来看，也只有利于扬守军之长，避守军之短。

蔡廷锴巧妙地利用了这里水塘川流多的地理优势，在河堤、道路、竹林旁边建造了不少工事，其中甚至不少是以钢筋、水泥制成的暗堡，通过它们来控制道路，足可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连平原上耀武扬威的大炮坦克到此都束手无策。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说是蔡廷锴有一天突发奇想：都说小鬼子矮东洋矮东洋，为什么不在这上面多做点文章呢。

于是他下令部队将掩体挖深，同时做了几百个小木凳，上面系着绳子，打仗时一人一个，踩在上面向外打。打了一会儿，不打了，提着绳子，拖着板凳就往后撤。

日军冲上来，他们马上又来一个反攻。日本兵得躲子弹啊，往旁边一瞅，呵呵，现成的掩体就在这里，都不用自己挖。

还等什么，跳下去。

结果一跳下去就出不来了。

因为那个掩体比他们高出几个头，根本看不到外面，一时间也爬不出来。

19路军省事了，只要记得从腰里摸出手榴弹往掩体里扔就OK。

如是者三，掩体竟成了日军的坟墓。

故事非常精彩，而且富有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幽默，但我要很煞风景地说一句，它的真实性其实很值得推敲。

至少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史料中，从没有看到过有此记载。即使是在蔡廷锴本人对“一·二八”会战的回忆里，也未对此提到过只言片语。倒是金庸的老乡张乐平先生在《三毛从军记》中给过三毛这样的机会，三毛和他所在的部队就是这么耍弄日本兵的。可那毕竟是戏说。

很遗憾，用不着把掩体挖到传说中那么深，日军就已经陷在里面，叫苦不迭了。

第二十四章 黄埔老师

植田的沮丧自不待言。

枉费我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盐，竟然跟着下元这个笨蛋走了夜路，真是失策啊。

他开始另外想招。

为什么不从庙行着手呢？

那里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显然更有利于机械化作战。

恍然大悟后的植田认为自己的“中央突破理论”没错，错在这个“中央”选错了。

它不是江湾，而应该是庙行。

于是植田的对手便由蔡廷锴，转为了第5军军长张治中。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他的正式身份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张治中的戎马生涯是从参加学生军开始的，以后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在军校教书。实际上他后来给人的印象，与其说是战将，倒不如说是一个老师，一个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捧在自己手心里的好老师。

最初，张治中在桂军军官学校执教，几个月下来，学员精神面貌便焕然一新。桂系军官素有排外倾向，但在亲眼目睹张老师的教学水平后，也个个称赞不已。

当时蒋介石做着黄埔校长，正为找不到好老师而发愁，听说张治中如此了得，赶紧去广西把他给挖了过来。

张治中进黄埔之后，从总队长做到教育长，可谓平步青云，一度到了发红发紫，别人不嫉妒都不行的地步。

黄埔是一个上课和打仗经常掺在一块儿的学校，所以在教学的间隙，张老师也经常会出来带兵打仗。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纯粹属于临时玩票性质，仗一打完，仍然要回去继续拿他的粉笔和课本。

出征时，每到一个地方，张治中就要先把士兵给安顿好。他自己从不带行军床，只带一件雨衣，到了睡觉时间，情愿跟士兵们挤一块儿，心里才觉得格外踏实。至于吃饭，更是不挑不拣，士兵吃什么，他就吃什么。

这种带兵方式，其实就跟在学校里一样，而他的部队，实际上也大部分都是黄埔学生。

张老师常读圣贤书，自然忧国忧民。看到19路军在上海孤军奋战，他急得不得了。

正好蒋介石重新出山，在迎接时，张治中便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愿意亲率第5军征战上海。

蒋介石只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第5军的“两师一总队”里，将官以上十有八九都来自黄埔，让教育长带着他们，犹如在课堂上课，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自然是“很好”。

可是真正的战场，其实是杀人场，那种气氛绝非校园课堂可比。在内战中，张治中所率领的学生军被称为精锐之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其制胜原因，然而怕就怕遇到狠的。

比如跟西北军作战，张治中就很吃亏。西北军最善近战，尤其喜欢用刺刀和手榴弹解决战斗，学生军却最不擅长此道，所以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第5军是国内最早的德械部队，其武器装备可称第一，但那也就是在自己家里比，到了淞沪会战，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才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装备精良”。

2月22日，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打响了。

金泽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果然得到充分发挥。一两个小时之内，落于庙行守军阵地的炮弹竟有三四千发之多。

俞济时第88师一侧，战况很快就进入了极其惨烈的阶段，不喜欢白刃格斗的也得主动找机会格斗了。

流传最广的是一名叫万羽的上尉连长，此君很有些侠客风范，大概是拜过师傅的，别人打仗端着枪，他则喜欢操一把剑在阵前横冲直撞。

在部队出征前，他专门请人给自己画了一幅肖像，然后送给妹妹，并对她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话：

“好好收藏这幅肖像吧，因为这很可能将是一幅英雄的遗照！”

兄弟，什么时候不能开玩笑，这要命的当口，你顶得住，别人顶不住哇。

果然，这句话立刻成了他妹妹的催泪弹，当时听了就大哭起来。

此情此景，想来谁都难免内心酸楚，然而剑客毕竟是剑客，史书留下的不是英雄的眼泪，而是他的朗朗笑声（“羽一笑，挥鞭而去”）。

在庙行前沿，万大侠扬眉剑出鞘，手执宝剑，带头发起冲锋，与日军玩起了剑道。

凭着大侠身份，他对面前的小兵理都不理，专捡军官单挑。砍死两名日军军官，狠赚一把后，自己也战死沙场，从而成就了一幅真正的英雄遗像。

包括万羽在内，俞济时师从旅长以下，重伤的重伤，战死的战死，仅营长就牺牲了九个。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该师才勉强稳住了防守阵地。

俞济时这边攻不进来，植田又增兵庙行以北，在形成突破后，已渐渐对第5军形成合围之势。

缺口得失非常重要，双方都不断往里加薪添柴，谁也不敢轻易退让半步——道理很简单，这个时候就像拔河一样，任何一方只要再多使一把劲，绳子就可能要被倒拽过去。

张治中的额头沁出了汗珠。

他手上有教导总队，然而军事常识告诉他，暂时还不能动这张牌，因为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动。

如果教导总队不能动，还有谁能动？

环顾左右，只有宋希濂第261旅尚有余力。

庙行激战犹酣的时候，宋希濂旅已与19路军换防，此时驻扎在蕴藻浜北岸。

一个多星期前，这里正是19路军给予久留米旅团以重创的地方。那场战斗给日军留下的阴影实在太深，至今仍未散去，以至于他们虽然在南岸屯有重兵，却再也不敢轻易发动渡河攻击。

考虑到宋希濂据河防守的责任也很重，张治中计划从他那里抽调一个团，但是宋希濂提出了一个疑问：

这个团真的能解庙行之困吗？

从路线上来看，该团援兵需要绕道渡河，路途很远不说，大白天的，日军轰炸机也不会闲着，肯定要一路跟着凑热闹，所以就算赶到目的地，也是四五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现在战场形势如此紧急，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守军别说四五个钟头了，恐怕连一个钟头都等不起。

也许还没等援军走路走到一半，阵地就早已易手，一切都白忙活了。

张治中沉默了。宋希濂说的一点没错，可是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有的。

围魏救赵，绝地逢生。

宋希濂提出，他可以倾全旅之力，强渡蕴藻浜，从侧背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如此，庙行之困必解。

计是好计，连张治中听后也为自己的学生拍案叫绝（宋希濂、俞济时等人皆为黄埔一期生）。

问题是蕴藻浜就那么好渡吗？

关于这个问题，曾在这里吃过大亏的下元熊弥少将应该最有发言权。

我们让他来说说。

下元（表情忧伤）：这哪里是一条河，你干脆说它是一条害人的坑算了。

别看河面不宽，水却又深又急，游过去、蹚过去都行不通，就只能架桥过来。我们那天借着下大雾，早上4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了，就这样，我还放了好多烟幕弹呢，生怕被守军发现坏事，你说容易吗我。结果呢，不仅没捞到便宜，还在回来时被自己人坑了一把，部队都给打残了。

如果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说，我一定不会再跳这个坑，如果要在上面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反正打死我也不去渡那条害死人不偿命的河了。

你看，连哭哭啼啼的下元都说了，他是天没亮就过河的，而且还下着大雾，打着烟幕弹。

以上条件，宋希濂都不具备，他凭什么敢提出强渡蕴藻浜的建议？

这就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它也暗合了出奇方能制胜的兵家要诀。

架设浮桥是不可能了，且不说工兵根本来不及作准备，没了大雾和烟幕弹作掩护，对岸的日军也不可能躺在阵地上看风景，让你们顺顺当当地把桥搭起来。

只有用船。

这次宋希濂用于强行渡河的部队计有两个团，2000多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就算是10人一艘的小木船，也要200多艘。

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弄这么多船？

出于同样的看法，南岸的日军也很放心，光天化日的，难道你们还能飞过来不成。

飞是飞不过来，不过接着蕴藻浜河面上出现的一幕场景让所有日军都惊呆了。

前面漂着的是小船、木筏，后面跟着的是木桶、浴盆，甚至连门板都有，上面坐着的不是来赶庙会的老百姓，而是持枪瞄准的中国士兵。

有没有搞错？

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宋希濂旅已经杀到眼前。

如此快的速度和效果，连刚从旅部赶来的宋希濂本人都感到十分意外。

从旅部驻地到河边，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本以为在这半个小时里面，能让先头小股部队抢渡过去就算不错了。没有想到的是，两团人马，除留下一小部分在北岸阵地作为戒备外，其他人早已一个不剩地到达了对岸，而且已向敌人纵深杀去！

想想看，自从黄埔毕业后，一路领兵打仗过来，从来也没见这帮小子这么亢奋过啊。

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军人懂得为何而战之后。

因为要“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有此一念，虽千万人，吾往矣！

宋希濂过了河，映入眼帘的，除了岸边日军的尸体，还有抢运我方伤员的担架队，就是看不见自己大部队在哪里，举着望远镜也看不到。

这帮小子，不像是在打仗，倒像在赛跑。

坐镇指挥部的张治中一直在紧张地观察着战场的风云变化，日军正面进攻力量陡然减弱，使他心里一动：有戏。

一个消息传来，宋希濂强渡蕴藻浜并站稳了脚。

好消息接踵而至：

在蕴藻浜中曾经重创久留米旅团的19路军张炎旅也已杀到。

太好了，这正是发起反攻的最佳时机。

在三面夹攻下，日军战阵大乱，不得不放弃庙行仓皇撤退。

庙行之战是公认的中国军队战绩最高峰。为了争取胜利，第5军这个国内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全部投入战场，他们拼武器，更拼热血，战场之上肉搏厮杀的惨烈场面随处可见。

指挥这场战役的张治中后来很动情地说，庙行一役的胜利，是官兵“滴滴鲜血的结晶”。

此役给日军的心理造成了极大震撼。有不少被打散的日军士兵，甚至趁天黑跑到汇山码头一带，企图找船偷偷逃往国内，胆寒之状显露无遗。

日本方面，继海军之后，陆军也噤声了。

海军先后用过盐泽、野村，陆军先后用过下元、植田，从少将到中将，一级高过一级，还有谁行？

为了寻找上海方面的第四任指挥官，参谋本部次长真崎甚三郎中将真是伤透了脑筋。

要比植田的资格还要老，能力还要高，上阵了还要确保能赢，一时半刻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神人？

况且到了这一步，上海战事已真正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一般功成名就的将领就是达到条件，也没几个肯冒着风险去上海。

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有个闪失，弄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方买去。

上穷碧落下黄泉，总算让真崎找着一个符合条件，而且不怕的。

他就是白川义则大将（陆大12期），曾担任过关东军司令官，又在田中内阁里做过陆相。无论带兵经验还是资历声望都够格。

此人堪称是老鬼子里的老鬼子。到他这个年龄，还在军队高层里服役的陆大毕业生已经寥寥无几，能做到大将的更是凤毛麟角。

让白川出马也是没办法。老的不愿上，小的不能上，就只有他了。

这么大年纪还惦记着为国效力，而且不计较名利得失，从真崎次长的角度来看，这人可真够意思。

当然，那时候的他和白川本人恐怕都没想到，上海确实是块邪地方，白川虽然不至于搞到“名裂”，“身”最后还是“败”在那里了。

2月29日，白川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身份，乘坐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短时间内很难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上海海岸线绵长，为什么不用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像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象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盯住了一个地方。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登陆之后，同时发起总攻，最终达到将中国军队包围聚歼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3月1日凌晨，善通寺第11师团在七丫口登陆。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已是力不从心。

接下来究竟怎么办，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作出抉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回合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但退，是一门艺术，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的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象。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连经过补充的金泽第9师团都弄到了无预备队可用的程度。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守军还会在庙行战场一线继续苦撑。

趁着夜色掩护，全军西撤至第二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睡得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蒙眬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过去一瞧，对方营寨空空荡荡，蔡廷锴早就完成了金蝉脱壳的大转身。

撤至第二防线后，中日两军形成了对峙。蔡廷锴在整顿人马，准备重新再战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正拟举行的停战谈判。

是不是要割地，要赔款？那是绝对不行的，谁敢这么做，蔡某跟他势不两立。

这么想着，忽然浑身发热，喉咙口疼痛难忍。军医一诊断，才发现是煤炭中毒。

多少天终夜不眠，听报告，作决策，晚上又冷，军部的简陋房子丝毫挡不住寒气，不得不围炉取火。

时间一长，煤火过多，蔡廷锴就中了招。

打仗的时候精神紧张，不知不觉撑住了，现在稍一放松，便给你来个反攻倒算。

蔡廷锴住进了医院，医生要求十日之内不得下床，可是他哪里躺得下来。

前方战事虽停，却成了一个不战不和、不尴不尬的状态，如今日军还占领着上海一大片区域，这是军人之耻。

当总指挥蒋光鼐来看望他时，蔡廷锴紧盯着这位老上司兼老搭档，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三天之内，和战问题仍无法解决，我决定向敌人发起反攻！

蒋光鼐却躲开了他的眼睛：

凡事你都不要看得太容易，平心静气听候政府处置吧。政府要我们进就进，不要进就不进，万万不可轻举妄动。

蔡廷锴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是等蒋光鼐一走，他就掀开被子，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阅兵，检阅部队。

蔡廷锴看到，经过这些天的补充，第19路军又呈兵强马壮之势。

他再一次坚定了信心：万一谈判决裂，我仍然可以与敌再战，甚至比以前还要强。

可是蒋光鼐所说的“政府”并不一定这么想。

蔡廷锴是一个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的部将翁照垣在性格上倒有些接近，只是更内敛沉稳一些罢了。

现在的行政院院长是汪精卫。蔡廷锴生平最讨厌这个人，偏偏汪精卫还要来前线慰问，作为军事主官，不想陪也得陪。

一共陪了两个小时，对蔡廷锴来说，却犹如过了两年。尤其从汪精卫的言谈举止中，已处处流露出对日妥协的味道，这更让蔡帅甚为不快。

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蒋介石召见他了。此时的蒋介石已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全国军队的当家人。

和“文人政客”汪精卫不同，蒋氏是北伐时的总司令。军人对军人，他一定会像迎接北伐将士归来那样，开心，微笑，然后赞上一句：好样儿的，继续干。

然而没有，都没有。

蒋介石似乎并不高兴，说话时有气无力，临近会谈结束时，最后一句倒很有力，不过却是一句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以后须绝对听从政府命令！

走在回营的路上，蔡廷锴忽然发现他是多么孤独。在领导、同事，很多很多人眼里，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一个完全不顾及后果的狂人。

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现实让蔡廷锴疼得差点要大声叫喊出来：仗不是我挑起来的，我一片赤诚，为国家争自由，为军人争人格，究竟有什么错？

四周没有回声。

就像那些天的深夜，一个人坐在炉火边。

然而那时候还有暖意，还可以运筹帷幄，现在身旁围绕着的却只有无边的寒冷和寂寞。

这种痛楚，谁能够承受？

停战谈判终于结束了，这就是“淞沪停战协定”。虽然没有割地赔款，但有一个条款对蔡廷锴来说却特别刺目：第19路军调离上海，中国不得在上海及郊区驻兵。

我们的血是不是白流了？

蔡廷锴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

一周之后，在苏州召开淞沪抗战烈士追悼大会，面对着黑压压的悼念人群，蔡帅泪流满面，情难自控。

一切都结束了，生活就是这样。

在英国1964年出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蔡廷锴被列为世界名将之一，言其以少敌众、以弱胜强，阻击优势日军达数月之久，为世人所一致推崇。

第二十五章 另一片战场

即使是像“淞沪停战协定”，得来也实属不易，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出力不少。

“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革命外交”面临困境。原先的外交家们躲的躲，辞的辞，外交部一下子陷入了人才荒。

此时一批曾在北洋政府供职的外交家们临危受命，被重新起用。其中有两人最受瞩目，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早年留学异域的上海人，都曾出面组过内阁。

虽然组阁的时间都不长，可你得知道那时的北洋是武人当道，在内阁里混碗饭吃很不容易，里面的人都可算是人中精灵。

两位外交奇才，颜惠庆居于其一。

他赴日内瓦出任国联代表后，很快就显示出了与前任不一样的地方。

在国联打交道，除了公开场合要能言善道，私下拉关系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个包厢，请请老大帝国的代表团成员或者国联要员，这个叫做重点突破。还有财大气粗的，索性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能请的一次都请到，这个叫做全面撒网。

前者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那些中小国家知道了没准就要拆你的台，后者是花了大钱，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脸跟名字还是对不上号。

颜惠庆的做法与众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网还要过分。

请客，而且全部请。

人家一般只请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个副代表。

他是连秘书助手带工作人员全发请柬，一个不落。

当时的国联在规模上虽然比不了现在的联合国，但也有60多个会员国，另外国联衙门里还有一帮人千万不能漏掉。

把这么多人请去饭店吃一顿，我估计中国代表团就是把回国的路费都垫上也不够。

可这只是你的想法，因为颜惠庆根本就没打算请兄弟们上馆子。别说馆子，连街上的大排档他都没舍得。

中国代表团有自己从国内带来的厨师，中、晚饭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颜惠庆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国的餐桌比较大），几个人是吃，十几个人也是吃，干脆，别浪费了，把外国朋友都喊上吧。

其实，咱们也不要把各国代表团的同志们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见过世面，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再好的饭店，对于他们来说，跟赴个婚宴没什么区别，那菜都吃得没味道了。

嘴里太油腻了，得换换口味啊。

那就尝尝中国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国国粹，别的不敢乱吹，就是这个做菜水平那确实是没人能比的。粤系湘系淮扬系，你见过哪个国家的厨师能分出这么多流派的。

跟咱们比，老外做出来的那也叫菜？

来宾来了一尝，果然有滋味，有嚼头，这次吃了下次还想吃。

中国菜，verygood。

对于各国代表团和国联的这些人来说，中国人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这还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们当朋友对待，既亲切又上档次。

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离。

后来老美也学会了，用得最频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总统小布什，经常把人带到他的那个什么农场去吃饭。虽然吃得也并不咋样，可去的人没一个不引以为傲且沾沾自喜——总统家里我都进去过，倍儿有面子！

吃饭的时候，颜惠庆也没闲着。他问这问那，了解代表团和国联的态度，顺势套出了很多正式场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难获知的情报。

又交了朋友，又打听了消息，这顿饭就算没白请。

到日内瓦一个多月，颜惠庆以每天请一个团的速度，把该请的都请到了，该混熟的都混熟了。

由于角色进入得快，颜惠庆很快就把国联的各种程序，明规则潜规则，弄得如数家珍。

“一·二八”会战时，颜惠庆要求国联制止日本入侵，但有关提案，他没有交给国联理事会表决，而是交给国联大会讨论。

国联理事会就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国联大会等同于联合国大会，为什么不找“安理会”而找“大会”呢？

“安理会”的议事原则是需要成员百分之百通过，无论谁在其中投了反对票，决议就得宣布无效。

偏偏日本自己就是“安理会”成员。

你要告我的状，我会理你吗？

正是这条雷死人不偿命的规则，曾经让颜惠庆的前任走进过似乎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死胡同。

和联合国一样，当初的国联也是一个办事效率极其低下且强者独霸的官僚部门，以至于很多弱小国家都处于投诉无门的窘境。

颜惠庆找到的办法是，避开“安理会”，直接找“大会”。

按照国联大会的规定，无论谁是谁非，中日都是“相争国”，要避嫌。中国将为此失去投票权，但日本也同样。

后者正是颜惠庆想要的。

白川从七丫口登陆后，国联大会即作出决议，要求日本停止入侵上海，这对日本政府内阁造成了很大压力，“淞沪停战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国联大会决议通过之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当场说了这样一句话：

“颜惠庆可以胜过我们大英帝国最好的外交官！”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当然没有错，但我们必须同时知道，就是我们这样的弱国，曾经依靠一批很强的外交家，愣是在丛棘密布的国际外交舞台上杀出过一条条血路。

1932年年底，颜惠庆参加了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审议，这是一次外交大战，堪称中日外交家的世纪对决。

两位外交奇才中的另外一位，颜惠庆的上海老乡顾维钧浮出水面。

顾维钧是中国外交界的大帅哥，时称“貌美善言”，其成名之作为巴黎和会。

电影《我的1919》我没看过，只是听说里面扮演顾维钧的是陈道明。仅从形象上来看，我觉得还不是很神似。那谁最像呢？我以为是鼎盛时期的发哥（周润发）。

发哥似乎更能诠释我心目中的顾维钧：高大俊朗，义薄云天，挥舞双枪在弹雨中来去自如，潇洒果敢，身后一群白鸽扑扇着翅膀飞起落下——你只要把背景设想为外交战线就行了。

开巴黎和会那一年，顾维钧刚满30岁，但已经显示出了相当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卓尔不群的答辩能力。

当时日本想代替德国，攫取山东权益，顾维钧说了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震住了：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诸位代表不是还拎不清中国失去山东的痛苦吗？

想想看吧，有一天，当你们突然失去上帝，或者上帝曾降临的圣地从地球上消失，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大家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世界末日，生不如死啊。

西方人可以不关心孔子和山东，但他们绝不可能不在乎上帝和耶路撒冷。

什么叫经典，我告诉同志们，这就是。

全场掌声雷动，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以及在场的各国代表都纷纷站起身，向年轻的顾维钧表示由衷的钦佩。

整个巴黎都轰动了。世界从此认识了这个来自弱小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兼演说家。

在国联，顾维钧和颜惠庆的对手，是日本首席代表松冈洋右。

提起松冈，这人早年的经历还是蛮可怜的，完全可以被拍成一部苦情励志片。

11岁时，松冈家便破产了。两年后，父亲把他交给做船长的弟弟，希望这个弟弟能给儿子找一条出路。

船长叔叔把他带到了美国。来到这个传说中的西方花花世界后，叔叔给小松冈找的“出路”，就是把他一个人扔在美国街头，让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去想办法。然后，他竟然就丢下小松冈，拍拍屁股走了。

估计这个没心肝的叔叔本身就是个不成材的东西，原本想趁此机会客串一回人贩子，把松冈骗到美国给卖了，赚点小钱花花，却没曾想有价无市，“鬼畜”不收，一气之下便把松冈给扔了。

可怜啊，才13岁，小学还没毕业呢，就这么被抛弃在异国他乡。一时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也是松冈命不该绝，就在走投无路之际，有一家好心肠的美国人看到了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就把他收养下来。

从此以后，一个农夫和蛇的故事便开始了。

正是这个松冈，在日后得势后，一扫外务省中的亲美英派，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并主张对美国“绝不示弱”。

也许刚去美国的那段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导致他对美国没什么好印象。

真奇了怪了，有冤申冤，有恩报恩。你不去恨那个不是人的叔叔，去怪山姆大叔干什么呢。不管怎样，人家是救了你的，又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大恩人啊。

因为经历特殊，这松冈做人做事都有那么一股子“你不惹我，我也要想办法整死你”的狠劲，经常摆出一副肌肉男的造型，很能吸引大家的目光。

在日本国内，松冈称得上是一个偶像明星级人物。那家伙，底下人山人海，他在台上就是放个屁，下面都是一片欢呼。

时人有言：自从有了松冈，日本就从无声电影过渡到了配音电影，意思是那些欢呼喝彩千篇一律，就像卡拉OK中的自动鼓掌操作按钮一样，你只要轻轻一按，聒噪声马上就都出来了。

知道星爷的无厘头吗，开始他还需要做两个招牌动作，后来据说只要一出场，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动作，大家都笑，已经条件反射了。那时的松冈就享有这种待遇。

在最需要煽情也充满煽情的时代，这哥们儿用他那自以为生动的表情和动作时刻提示你：信冈哥，得永生！

松冈在国内很吃香，可到了国际会场，碰到顾维钧和颜惠庆这两位滴水不漏的老江湖，就明显有些赶不上趟了，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双方辩论的过程中，颜惠庆曾举“田中奏折”为例，来说明日本对东北早就抱有领土野心。

“田中奏折”上面的那两句话确实很有杀伤力，即“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而要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如果这两句话属实，那就证明“九一八”事变、“满洲国”都是日本政府在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

我们现在知道“田中奏折”极可能不是田中亲笔，“九一八”事变实际上是关东军主谋，但当时“田中奏折”在民间流传很广，一时难辨真伪。

松冈当然也清楚这件事，不过他自己并不是亲历者，实际也是道听途说。

听颜惠庆一说，他倒来了机灵：“田中奏折”是给天皇看的，看完了就得收在皇宫档案里，不能外传，我们报纸也没登过，上级传达的文件里又没有，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

这小子以为抓到了把柄，马上反戈一击，说压根就没这回事，不能红口白牙诬赖好人，你得有证据。

颜惠庆有证据。

松冈愣住了，难道你们还有复印件，不可能啊。

颜惠庆拿出的是松冈本人的大作。

这兄弟估计没事做也经常编书混稿费，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制造噱头，他在书中提到了连自己也没见过的“田中奏折”，而且不久之后竟然把这事给忘了。

现在人家拿着他的书问他，你说没有“田中奏折”，那你怎么把这事说得活灵活现的，难道你说的话都是假的？

松冈当然不能说自己是胡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瞬间失去记忆。

颜惠庆哼了一声：你们日军在“满洲”的所作所为，就是按照“田中奏折”去做的。

冤啊，松冈有苦说不出，只好任对方发挥。

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这里没有粉丝，连老实的农夫也没有，真够让人郁闷的。

为什么不能把国内的精彩复制到国外来呢？或者如果用星爷来打比方：为什么我在港台（后还包括内地）一露面，不让观众笑观众都要笑，而到了国外，就算挠老外的痒痒，人家都不笑了呢？

或曰：可能是水土不服吧。

松冈是强人，他不信这个邪。挑了半天，从他的国内演讲稿中翻出了一篇最叫座的，题目就唤做“十字架上的日本”。

很煽情啊，同志们。听听文章里面是怎么说的：欧美这些国家个个没安好心，都想把日本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可我们日本不怕，因为我们是正义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以后必将“为世人所理解”。

这篇东西还特别长，讲起来要花一个半小时，真可谓是老太婆的裹脚布，但据说在日本国内极受欢迎，可用好评如潮来形容。

满怀憧憬的松冈便在国联大会上念起了他的这篇得意之作，还没读完一半，他偷偷地往各国代表席位上一瞧，心里便凉了半截。

怎么着？

没有欢呼，没有鼓掌也就算了，有的人昏昏欲睡也算了，毕竟你一口气念完不觉得累，人家听的人还觉得累呢，让松冈搞不懂的是，好些代表还面露气愤之色。

当然气愤了，你日本什么玩意儿，竟然把自己比作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我们都是犹大，是罪人，是恶魔！

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平时把耶稣敬得比天都大，听松冈如此言语，真恨不得把他拖下来海扁一顿。

看来这个松冈真是个自以为是、徒有其表的货，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这么多年，不知道西方人最忌讳什么，最反感什么？

毫不奇怪，除了日本人以外的“世人”都不理解这篇大作，松冈算是白激动了一把。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将裁决报告付诸表决。

这份裁决报告对日本很不利，其中明确宣称“不承认满洲国”。表决的结果是：除日本一票反对、泰国弃权外，包括中国在内的42票赞成，决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

但这时候日本作出了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众目睽睽之下，松冈带着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拍拍屁股，走人了。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史料上记载，松冈是脸色铁青地读声明，微笑着退场的。

其实松冈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没有想到结果会这么惨，讲，讲不赢，辩，辩不过，最后弄了个比分，还是42比1（要不是泰国人给了点面子，就是43比1了），简直就等于集体来丢丑的。

眼看败局已定，这个样子回去岂不是声名扫地，爬都爬不起来了。

怎么办？

松冈用他的行动作出了回答。

玩造型归玩造型，你别看松冈退场的时候一副男子汉敢作敢当的样子，其实他心里挺虚的。毕竟是完败嘛，骗不了内行。所以他一路上都忐忑不安，不知道回国后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心里也早就打了腹稿，编好了“自己的失败”、“向国家谢罪”这些话，时刻准备在国人报以老拳或扔臭鸡蛋过来时装一把孙子，讨一回饶。

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国内早就一片欢腾，那调调就像是日本得了42张赞成票一样。

松冈的丑态表演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着赞颂他的话，特别是松冈退场时那个比较拉风的动作，在媒体上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放大描述。

就在各国“群魔乱舞”之际，我们的松冈勇敢地喊出一句“萨有哪啦”，真是帅呆了。

国联“不顾正义舆论的反对”，“悍然”通过裁决报告，我们的松冈毅然决然当场退出，没给这伙人以任何可乘之机。

我们的松冈……

这么说吧，现在日本终于出现了两个民族英雄。

一个是石原。

另一个就是他：松冈洋右！

请把聚光灯打亮一点，对，再亮一点，给我们的“英雄”一个完美的特写。

松冈君，请您谈谈，您在深入虎穴的情况下，是如何作出这种英雄壮举的？当时到底是怎样想的？

面对记者和鲜花（或许还有美女）的包围，松冈君彻底晕了。

原来我成了民族英雄？真是活见个大头鬼了。

松冈演说不行，表演功底却一直不错，马上就转忧为喜，又拿出了先前“肌肉男”的风采：

我只是按照我平时的做法去做罢了，当樱花散尽之刻才是最美丽的，那个时候正是发扬我日本精神的时候。

哇噻，下面一众粉丝听了立刻像丢了魂一样倒了过去。

简直是浪漫的抒情诗啊，真不愧是偶像派的。

你还不知道松冈当时有多火？想想后来的那个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吧，一大把年纪了，据他自己透露，追他的女人至少两位数。

第二十六章 纵横大师

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退出国联。

国联怎么样，国际社会又如何，这个世界，没有信义和公道，只有强权和利益。

同一时间，关东军攻破热河，东北军顷刻瓦解。迫于舆论压力，张学良不得不引咎辞职。

我个大，就欺负你，谁能把我怎么的？

长城抗战开始了，中国武士随之登场，这就是即将红透中国半边天的29军。

29军是老西北军的一个分支。在我们追踪29军长城抗战的壮举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这支重现老西北军荣耀的劲旅，究竟是如何在中原大战后迅速崛起的。

想当年，在老西北军全盛时期，它跟中央军都能分庭抗礼。冯玉祥麾下能战之将，善搏之士，犹如过江之鲫，单挑的话，国内鲜有对手。

可惜，一场中原大战，曾经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老西北军，自此被从英雄谱上彻底抹去了。

巨厦訇然倒塌，剩下的只是昨日的残梦，或者是连梦都没有。

当然了，一片废墟之上，除了碎为齑粉的混凝土，腕口粗的钢筋也随处可见。

宋哲元无疑就是其中比较粗的那一根。

中原大战接近尾声时，西归路断，回不了老家了。宋哲元就想从潼关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避避风头。可是算盘打得比谁都精的阎老西事前就把渡船都搜罗一空，弄到东岸去了。

事到如今，明知人家不肯收纳，宋哲元也只有硬起头皮给阎锡山接连不断地发电报，让他无论如何拉小弟一把。

老阎来了个装聋作哑，就当他没收到。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晋绥军和西北军虽非夫妻，却也有共同结盟讨蒋的“革命情谊”，只是这“情谊”委实经不得考验，轻轻一碰，就碎得不成样子了。

最后，宋哲元好不容易在河边找到了三条小船。靠着这三条救命船，他才带着几个亲兵躲到了晋南。

大部队当然只能丢在对岸，供中央军收罗了。

以后陆续又有一些被打得四分五裂的部队投了过来，大家都凄凄惶惶，扎着堆取暖。

人不满千，而且还是黑户，身上连个暂住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办法可想，宋哲元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尝试——到太原去，找那个抠门抠到家的阎锡山再谈一谈。

“谈一谈”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求一求”。

在这个堪称无望之旅的行程中，离太原越近，他越觉得灰心，到了一家山西饭店的时候，终于不想再走下去了。

与其被人奚落，又办不成事，还不如解甲归田，到天津去当个寓公算了。

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见一个人。

见过之后，再无遗憾。

什么人这么重要呢？

不是老帅冯玉祥。他叫萧振瀛，吉林省扶余人氏。

民国老人谈起萧振瀛，均感慨良多，说你只要跟这个人结识，第一次见面，他马上就能和你自来熟，看上去就跟有好多年的交情一样；第二次见面，那就得到彼此“托妻寄子”的地步了；第三次，干脆什么都别说了，直接一个头磕在地上，拜把子认兄弟吧！

你还别不信，人家就有这能耐。据说他家里积累的兰谱（就是结拜兄弟时必备的那个帖子）之多，已经到了“骇人听闻之境”。

在冯玉祥手下，无党无派的萧振瀛被委任为西安市市长兼军法处处长。由于其在西北军高层中人缘颇佳，人皆称其为“萧大哥”。

想当年国共闹分裂，冯玉祥也在西安搞清党。虽说他后来跟我党走得较近，不过那时候搞起反共运动来也毫不含糊，仅西安一地就逮捕了3000青年，准备都当“共党分子”给杀了。其实这里面好多并不是共产党，后来甚至有成为国民党骨干的，说白了，都是些平时敢说些“救国救民”的话，能够就国家大事发些议论的人。

萧振瀛心里很清楚，这些人不仅没有大罪，而且都可能成为未来国家栋梁。他姓萧的不能做这种自损良材的事。

想向冯玉祥求情吧，以“冯先生”（冯玉祥）那脾气，说一不二，肯定不会松口，不仅不会松口，没准还会立刻让人把他们从监狱里拖出去给砍了。

怎么办？

萧振瀛为了这件事，好几天都不回家，独自待在军法处里一个人转圈。

天快亮的时候，终于下了决心。

他把卫队长喊来，让他把监狱里的人放掉。

后者问他放哪些人。答：放16岁以下的。

卫队长刚走出门，他又追上去，咬了咬牙，改口道：放18岁以下的。

卫队长答应一声，再走。萧振瀛再追，这次他干脆定了一条线：20岁以下的都放！

这帮小青年里面就没几个超过20岁的，于是人呼啦啦都走光了。

这么大的一件事，冯玉祥不可能不知道，知道后勃然大怒，下令立刻处决萧振瀛。

这时候让冯玉祥弄不明白的事情发生了。

堂下忽然呼啦啦地跪了一大群人，仔细一看，都是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其中也包括宋哲元。这些人众口一词，都请求冯玉祥不看僧面看佛面，放萧振瀛一马。

命令执行不下去了，而这在家长制盛行，向来令行禁止的西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冯玉祥脸色都变了，难道你们想造反不成，我说过的话几时变过？

不放！

冯玉祥这个人的性格，在外人看来常有古怪的一面，例如，凡是他认为一定要罚你的，则必罚不可，如果谁要从中求情，他不仅不会加以豁免，反而还要罚得更厉害。

不近人情归不近人情，但是从客观上来说，这也是他铁腕治军，提高自己在军中说一不二的威信的一个重要手段，否则，难以想象战将云集的西北军会唯他冯玉祥一人马首是瞻。

然而这次绝对是一个例外。因为宋哲元很快又请来了更大牌的：张树声、闻承烈。这两位可都是西北军元老级人物，张树声更与冯玉祥是拜把子弟兄。

眼看人情快要大到天了，吃不住劲的冯玉祥只好把萧振瀛放了。

但是从此以后，冯萧二人就结下了梁子，萧振瀛也再未能获得冯玉祥的信任和重用，不过这倒推动了另一个圈子的牢不可破：萧振瀛先后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等人八拜结交，成为兄弟。

这个圈子实际上就是后来29军高层的雏形。

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宋哲元给萧振瀛发了信，可是他也不能确定对方一定会来。

论身份，他现在可不是什么西北军的大将了，说得不好听，就是一丧家犬，别人躲你还来不及呢。

可是萧振瀛赶来了。

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宋哲元一下子泪流满面，握着萧振瀛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

良久，他才挤出一句：就等你来了，我就想见一见你，然后就启程到天津去。

萧振瀛劝宋哲元，虽然老西北军垮了，但事情并未到不能挽救的地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宋哲元叹了口气，眼下这种局面，人心已散，再把大家捏到一块儿又谈何容易。

反正他宋哲元是没这个本事的。不说别的，眼看就要到太原了，却连见一下阎锡山的勇气都没有，连户口问题都解决不了，还谈什么东山再起呢。

他看着对面的萧振瀛：难道你有办法去说动那个阎老西吗？

萧振瀛摇了摇头。

宋哲元一屁股又坐回到了椅子上。

那你就别劝我了，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事已至此，还是让我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吧。

萧振瀛随后的一句话，却让宋哲元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我虽然没有办法说动阎锡山，却有办法帮你重建一个新的西北军！

说罢，飘然而去。

虽然在场面上混，萧振瀛却并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事实上，对于重建西北军，他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第一步，需要把弟兄们捏成团。

这在西北军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工作。因为原先的老西北军将领们就是谁也不服谁。互相拆台可以，互相信任？这是个什么东西，没听说过，免谈！

中原大战前，大家还都听冯玉祥一个人的，中原大战失败后，连老冯这块牌子也不好使了。

萧振瀛的意思，是希望以宋哲元为首来建立一个新的领导集体。

他先找到了同在晋南躲避的张自忠。

在跑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里面，数张自忠师的编制最完整，基本没有溃散，共有5000人马。宋哲元则只有千余人，按照强弱对比，他反过来应该拥戴张自忠才对。

对于重新组队，张自忠是赞成的，但是让宋哲元当老大，他不赞成。

萧振瀛对他说：大家都是患难弟兄，你听不听我的？

张自忠马上说，当然听大哥的。

那好，我萧振瀛拥戴宋哲元，因为他有两点够格：威望足以服众，为人足够坦诚。

张自忠是个性格很耿直的人，道理一讲明白，马上豁然开朗，爽快地答应萧振瀛会“服从到底”。

摆平了张自忠，萧振瀛又马不停蹄地一个个去做工作。

西北军的这些人都属于狗急了跳墙，渡过黄河也没得到过阎锡山的允许，来了以后七零八落地分布在晋南的各个地方，要把他们一个个找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听说要重建新军，大家都同意，但在推谁为首领这个问题上，始终达不成一致意见。一开始大家说让萧振瀛领着大伙干，萧振瀛赶紧摆手：我在旁边出出主意行，做“头儿”肯定不够格。

见萧振瀛推辞，众人又说让张自忠来带这个头，反正就没人想到那个落魄的宋哲元。

萧振瀛则还是坚持原来的想法：宋哲元“义高能得士”。

大家在一块，不就是要重新聚义吗，宋哲元光一个“义”字就有资格坐头把交椅，而且他确实是当大哥的料，跟着他干才有奔头。

经过萧振瀛来回一宣传，诸将都慢慢想通了，那就这么干吧。

最后找到的是赵登禹。

萧振瀛原先以为要说服他可能比较困难。因为按照预想的编制，赵登禹只能排到旅长，而他此前在西北军是师长。

没想到几句话一说，赵登禹什么条件都没提，只给萧振瀛回了一句话：干不干，怎么干，由萧大哥你决定，别说旅长了，让我做团长营长都行。

看看差不多了，萧振瀛便开了一个会，把谈过话的这些人都召集到一块儿商量。会上，按照萧振瀛的提议，初步决定编成一个军，由宋哲元来当“头儿”，张自忠当“二头儿”。

但是，对萧振瀛来说，内部搞定只是起点，真正难的还在后面。

编一个军那都是自己关在门里想想的，得让别人承认。别人不承认，你就是想编成一个师一个旅也是痴人说梦，前面说的做的都不过是自己关着门过家家。

名分这个东西很重要。

萧振瀛决定跑到京城去搞项目。

这个京城当然指的是南京。

跑项目就得花钱。萧振瀛一摸口袋，一个子都没有。

宋哲元他们可怜巴巴的，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更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办？

只能借。

萧振瀛跑到太原，找银号借钱。

山西那时候不是现在，当时号称全国最富。太原的银号到处都是，只要你想借，就有银子。

要聚义当然得名号吉利。萧振瀛找的这家银号就叫聚义银号，一共贷了2000元钱，旅费、打点费就都在里面了。

到了南京，他想见到的人自然是权倾一时的蒋介石。可堂堂元首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必须得有人引见才行。

这个帮萧振瀛引见的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他是陕西人氏，曾担任过陕西省政府主席，与西北军颇有渊源。

于老引荐的人，蒋介石没有不见之理。

在蒋介石面前，萧振瀛细说原委，表示希望能对宋哲元部进行改编。

蒋介石表示同意，让他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具体落实相关事宜。

萧振瀛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不由得喜不自禁。

且慢，萧大哥，按照一般的人生经验，如果一件事情太过顺利的话，往往就值得怀疑了。

我们永远不要相信，成功会从天而降。很多时候，它恰恰意味着磨难的开始。

果然，何部长的回答犹如给萧振瀛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何应钦说，编制原来是有一个的，不过现在已经取消了。

那还有没有新的编制？

有。不过需要等。

等了几天，萧振瀛仍然什么回话也没能等到，倒是遇到了一位“故人”——这时候也住在京城的韩复榘。

韩复榘过去因为背叛冯玉祥，被一众同仁骂得狗血喷头。现在看到萧振瀛也来了，而且寄人篱下，他就嘿嘿地乐了。

你们以前不都骂我和石友三是那个有“反骨”的魏延吗？现在怎么着，你和宋哲元也哭着喊着要来当魏延啦。

萧振瀛正郁闷着呢，就毫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们是黄忠，不是魏延！

韩复榘哭笑不得，都是来投蒋的，到你嘴里，怎么还变成一个红脸一个白脸了。

萧振瀛不理他，继续等。

这一等就是两个月。

两个月，对萧振瀛来说比两年还长。京城米贵，房租迫人，钱囊眼看一点点瘪下去，可是没把事情办好，他又不能回去。

一想到流落山西的弟兄们吃穿无着，不知道在受着什么样的罪，心里就跟刀绞一般，实在是不好受。

坐下来细细一想，明白了。

蒋介石口头答应，实际上是敷衍之词，内心并不同意。

什么叫没有编制，纯属扯淡，他如果愿意安排你，会在乎多出这么一个编制吗？

蒋介石和何应钦这一主一仆，说穿了就是在踢皮球。答应要传经给你，传的却是无字真经，让你空欢喜一场。

照这个样子，别说两个月，就是再等两年，也不一定能等来自己想要的好消息。

这样不行，得重新想法子。

一天，萧振瀛翻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

眼前一亮，机会来了。

天不亮，萧振瀛就站在蒋介石的办公楼下面苦等。

因为蒋介石的秘书给他打来电话，当天早上蒋介石要出门给一帮文武讲话。

人家秘书也忙得很，不去给领导写报告，管这闲事干吗？

嘿嘿，关系呗。

高手就是高手，经过一番七弯八绕，萧振瀛这回把关系通到蒋介石的秘书那里去了。

蒋介石出门就看到了萧振瀛，因为要去讲话，所以想避也避不了。

赶紧打发了事吧。

萧振瀛知道蒋介石的心思，马上主动表示：这一回我只跟您谈三分钟，三分钟谈完，我即刻走人。

蒋介石给对方这么一说，倒变得不好意思了。

不忙不忙，坐下来谈。

在准备这个三分钟陈述之前，萧振瀛很花费了一番心思，动了一点脑筋。

为什么第一次见面会导致失败的结局？关键还在于没有把蒋介石的心理研究透，没有从他的角度想问题。

那么蒋介石现在在想些什么，或者换句话说，中原大战后，他万事无忧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老蒋整天想的就是要“削藩”，将东北、华北这些地方都合并同类项，归入他的囊中。中原大战，他虽然斗倒了老冯和老阎，使自己在南京政府的权威一时无二，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北可以真正归其统制了。

东北军的入关，一方面使蒋介石最终奠定了胜局，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华北局势更趋复杂化，那就是前者可能因此坐大。

东北从形式上虽说是易帜了，其实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难以插足，如果整个华北也由东北军一手掌控，那就又变成了另一个东北。

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想老蒋之所想，急老蒋之所急，谈话才有效果。

重要的是如何使华北不由东北军一家说了算。

萧振瀛先从报上那个话题说起：听说东北军可能要接收太原兵工厂了。

蒋介石的耳朵果真竖了起来。

萧振瀛分析说，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兵工厂，今天接收兵工厂，明天就能接收整个山西，而山西一向都是华北的核心，如果这个地方被东北军控制住，张学良的势力那就不得了了，对于中央来说，以后很可能尾大不掉。

蒋介石看着萧振瀛。

那么，你有什么妙计吗？

有。

萧振瀛的计策就是，以晋制奉。

我认识一个叫温寿泉的人，这人现在住在上海，跟我是铁哥们儿。他原来在山西当过副都督，跟山西将领很熟，我让他到太原去做工作，一定不让东北军进山西。

蒋介石的脸色慢慢缓和下来。

吃早饭没有？

萧振瀛摸摸脑袋，一早就来了，还没呢。

那跟我共进早餐吧。

萧振瀛今天算是撞了大运。能够跟蒋介石在一个桌上吃饭，那可不是普通待遇。

为了跟萧振瀛深谈，蒋介石甚至把当天的讲话安排都临时取消掉了，因为萧振瀛所涉及到的东西，实在是他最关心的。

吃了早饭，又谈了半天时间，蒋介石把孔祥熙叫来：喏，事情是这样这样的，你看着办一下吧。

孔祥熙是多么玲珑的一个人，马上就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他让人交给萧振瀛两样东西：两万元钱和一张军委会中将参议的任命书。

真是雪中送炭。蒋介石不愧大人物，出手就是不一样。

萧振瀛随即以中将参议的身份去找了温寿泉，后者果然就把事情给办成了。

由于山西将领的集体阻挠和反对，东北军愣是没能进入太原，更别说接收兵工厂了。

萧振瀛当然不会白干，蒋介石很快再次召见了他。

当着蒋介石的面，萧振瀛表示：只要中央收纳我们，我们今后将坚决脱离西北，为您所用，从而代表中央扎根华北。

至此，对由宋哲元在山西重组新军的事，蒋介石终于点了头。

蒋介石这关算是过了。可这事还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

当着萧振瀛的面，蒋介石很实在地告诉对方，你得再去找一个人。

谁？

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少帅张学良。

华北地面上，只有他点了头，这事才算成。

从蒋介石这里拿到路条，萧振瀛就去天津找张学良。

可是天津的事并不比南京那边更乐观，因为有人跑过来插队了。

这个人不是别人，是老西北军中的知名人物——孙良诚。中原大战溃败后，这位老兄也变成了光杆司令，跑到天津来做寓公了。

做寓公虽然不愁吃穿，可哪有带百万兵风光，孙良诚便也想通过关系到少帅这里来报个名，由自己负责改编晋南西北军。

替孙良诚操办这件事的人叫郑道儒。此君也是能人一个，在老西北军时就办过对外交涉，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还当过“经济部部长”。但能则能矣，碰到另外一个更能的，郑君就没辙了。

在这之前，郑道儒本想先取得张自忠和赵登禹的支持，但事与愿违，这两人都被萧振瀛说服了。他便索性赶回天津，准备直接走张学良的门子。

忙了个昏天黑地，肯定不能为别人作嫁衣裳。萧振瀛抖擞精神，赶紧行动开了。

论名气和地位，孙良诚属于老西北军“韩石二孙”四猛中的一员，宋哲元位列“五虎上将”，可算各有千秋，如今两人境遇又差不多，在编制问题已经通过的情况下，究竟选择谁，全在张学良一念之间。

萧振瀛铆足劲，把他所有能用的关系都给用上了。

在进入西北军之前，萧振瀛曾在东北军里面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利用这种关系，先找到一个人。此人在张学良手下做承启官。所谓承启官，其实干的就是看门老大爷的活，有客人来见，负责给里面通报一声。

别看人家官不大，能量可大得很，甚至连高官都得拍他们的马屁。此中秘诀，有兴趣的同志不妨翻翻《官场现形记》或者明清笔记。

萧振瀛陪着他吃吃喝喝，把原先的关系又给拉近了一步。最后塞了1000元钱给这位仁兄，要求就是让他重新调整一下会客次序。

那时节，少帅在华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着的。实在要见也可以，得排队。

郑道儒本来是排在萧振瀛之前的，承启官随手一拉，就把萧振瀛的位次拉到前面去了。

萧振瀛排在最后，结果却最先受到了张学良的接见。这种中国人排队的规矩，估计傻呆呆的老外是永远弄不懂也学不会的。

这次与张学良见面，萧振瀛充分吸取了京城跑项目的经验教训，他知道这次绝无退路，所以非得先摸准心思再和对方说话不可。

关键是你得换位思考，现在最让少帅烦心的是什么。

他最烦山西那些事。

本来中原大战结束后，论功行赏，山西就是东北军的地盘了。可山西是阎老西的，别人动也动不得。

人倒是下野了，然而阴魂不散，山西地方政府和晋绥军归根结底还是听他阎某人的。

那时候的山西，可不比平津差多少，风光好得很，富得流油的一个地儿，你要说少帅不动心，那就是假的。

可怎么进得去呢？

我给你想办法啊。

萧振瀛说，晋南不是有西北军吗，当初阎老西不念旧情，不肯收容宋哲元，于是宋哲元就恨透了这个势利的老家伙，现在你只要让宋哲元负责收编这部分晋南的西北军，都不用自己出面，就可以达到制晋的作用和效果。

虽然不是每一个东北人都会忽悠，但经过本山大叔的经常性提示，我们知道，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东北人是擅长这一绝技的。

听萧振瀛这么一撺掇，少帅果然颇为动容。

和在南京时一样，旁边仍然少不了敲边鼓的，而且还都是东北军里面的要人，这些人以前也知道和认识萧振瀛。一套近乎，就都跑到少帅那里帮他说话了。其中，就有堪称位高权重的万福麟。

张学良点点头：你们既然都说宋哲元好，那还犹豫什么，就他了。

可怜在这过程中，孙良诚派出的那位郑道儒一直被蒙在鼓里。他算算日子也差不多了，怎么少帅还不接见我，就跑去问，却被承启官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给挡了回去。最后，眼看大局已定，才被允许去拜见张学良，然而这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因为有关任命早已下达。

人家红头文件都出来了，哪里还能再收得回去。

这里面本来还横生出一个枝节，那就是冯玉祥下野时，可能是考虑到要在人家地盘上暂住的原因，曾冒出过一句，说是要把西北军残部交晋绥军的商震统领。

冯玉祥其实也就那么客气一下，没想到商震却当了真，一看宋哲元要自行整编，马上就派人过来责问。

萧振瀛此时已稳操胜券，哪里会再理这茬，当场就把那人骂了回去：商震是什么东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要他来充什么老大。就凭他的那点资历，难道还能来给我们当领导不成？

一看萧振瀛不是好惹的，商震赶紧缩回头去，再不敢提一句“统领”的事了。

缔造29军，萧振瀛实为首功。

在宋哲元任军长的29军里面，萧振瀛被授以总参议，还和过去那样兼管军法。

第二十七章 走后门

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可是29军面临着时时揭不开锅的难题，南京那边发下来的军饷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用。

萧振瀛一打听，明白了。

蒋介石给指标，那是纯粹出于“制奉”的现实考虑，他对宋哲元及其29军实际是暗中提防的。

过去蒋冯战争和中原大战，宋哲元曾多次担当急先锋，蒋介石对此始终耿耿于怀。萧振瀛首次进京时，他一直不愿松口，这也是原因之一。

看来还是得再跑一趟南京，否则29军的未来道路是难以走顺的。

宣传宋哲元的话如果出自萧振瀛之口，听在蒋介石耳朵里，只能起反效果，所以得由别人说。

萧振瀛最初想到的人是国舅爷宋子文。

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是最当红的时候，在蒋介石那里很吃得开。如果能让他在蒋介石那里美言几句，不愁好事不成。

可是这条门路好是好，却进不去，甚至连宋子文的面都没有办法见着。

宋部长什么人，当年的顶级“海龟”，不仅仅是喝过洋墨水那么简单，人家喝的还是美国哈佛的墨水，平时走路都是鼻孔朝天，一不高兴，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

别人跟他一说萧振瀛求见，他马上问：萧振瀛是谁？他留过英，去过美吗？知道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吗？

哦，都不知道，英语也不会说。那我怎么跟他交流？不见！

萧振瀛没有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敲另一个显贵的门——宋子文的姐夫、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

这一敲真的敲开了。

说起来，孔祥熙和西北军还有那么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玉祥尚未脱离直系的时候，孙中山为了策反他，就把孔祥熙派到了冯玉祥身边。后来，冯玉祥加入“四兄弟”，孔祥熙和蒋介石又是亲戚关系，两人的往来自然比以前更加密切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之前，并不说明孔祥熙对萧振瀛一定留有什么印象，虽然萧振瀛上次来京，彼此又见过一面，但也早就不知抛到哪个九霄云外去了，毕竟对于前者来说，每天找蒋介石的人不知凡几，萧振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过客而已。

但是印象是可以加深的，尤其是当对方拎着厚礼上门的时候。

29军穷得叮当响，最缺的就是钱，然而正所谓“舍不得金弹子，打不住银凤凰”，为了把门路走通，萧振瀛想方设法，又凑了钱，买了厚礼送给孔祥熙。

和阎锡山一样，孔某人一向被外界封为山西大财主，经商很有才，私下也赚了很多银子。照理，他这样的人，对身外之物应该是抱很无所谓的态度的。

可你见过谁真正嫌钱多的？何况在民国笔记中，这位孔兄虽然会几句洋泾浜的晋版特色英语，实质却是大俗人一个，与他的小舅子相差不是一星半点。时人甚至认为这位自称的孔子后裔颇似三国时的一个著名人物——那个同样俗不可耐的刘表刘景升。

不过俗有俗的好处，因为跟俗人们打交道，正是萧振瀛的特长。

一进门，萧振瀛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孔祥熙吃了一惊，连忙扶他起来。

萧振瀛却跪着不动。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团体和朋友才给你磕这个头的。如果你不答应帮忙，我就永远不会站起来。

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孔祥熙大受触动：我试试看吧，你先起来说话。

两人分宾主落座，萧振瀛递过话来：虽然我们老西北军已落魄至此，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孔先生今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这句话果然让孔祥熙很受用。

他虽是中央大员，但毕竟是文臣，要想在蒋介石这个连襟面前提高身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和有实力的地方军队拉上关系。

不错，如今的西北军是今不如昔了，然而这就跟炒股一样，原始股价格低，以后上涨的空间才大。同时，这个股票简直就等于自己免费送上门来的，除了动动嘴，实际根本花不了什么成本。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以后真的涨不上去，变成了垃圾股，他孔某人也用不着急得跳脚。

孔祥熙用他那孔方兄一般的心思，拨了两下算盘，觉得这笔买卖实在划算，非常值得一试。

然后他就跟蒋介石敲边鼓去了，敲来敲去，无非让蒋介石相信，这个宋哲元当年反蒋，实在是因为身处冯玉祥帐下，不得不为之的结果，其实他这个人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对你老人家也并没有什么恶意，当年还力争过反蒋不如反阎呢。

从这时候开始，蒋介石对宋哲元的印象越来越好。

有了这个基础，萧振瀛便能再次献计，上次是“制奉”，这次是“制晋”。

中原大战后，被赶走的阎锡山到外面躲了一段时间，如今又回到了太原，这下轮到蒋介石犯愁了。

虽然老阎看上去已无多少再次造反的胆量，但你也别想轻易摸到他的窝里面去。

山西不通车（路轨跟全国其他地方不同），不配合，不鸟你，像个刺猬一样，让你无处下嘴。

萧振瀛给蒋介石带来了开心药丸。

他第三次拜见蒋介石。一见面，也不再说什么西北军、29军了，口口声声都是“咱们的部队”。

有“咱们的部队”在山西，准帮您看好那个不安分的阎老西。

萧振瀛还表示，29军有意找机会北上，从晋南开进晋东，对西北军的“世仇”阎锡山负起监视的任务。

这帖药正治蒋介石的心病，后者立刻转忧为喜。

既然笑了，下面这个口就比较好开了。

29军恨阎入骨，非常愿意为您效忠，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点小困难，缺乏经费。

这个容易。

蒋介石当即刷刷两笔，拨特别费每月30万，并承诺追加每月军饷。

这趟回来，萧振瀛一次就先带回了两个月的特别费：60万！

随银子在一起的还有清单，就像现在的工资单一样，给你详细标明每月增加的各种军饷收入，对此，那些苦惯了的原西北军老兵都觉得非常稀奇，他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兵是可以拿这么多工资的，而且可以拿全。

原先在西北军的时候，基本就只能管个饱饭，每月只能发几元钱“鞋袜费”，就连这也从来没有发全过。

经过萧振瀛的上下打点，这支寄人篱下的部队也开始过上了像模像样的生活。

可是，好日子总是不能长久。没过多长时间，有人来赶他们了。

那个不招人待见的阎锡山摆起一张臭脸，对29军下了逐客令。

当然，他如果公开这么做，还是有些难度。因为早先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临时当家的时候，出于同室操戈之谊，已经答应29军可以驻留了。现在反悔，感觉上会很没面子。

不过这个难不倒老阎。他别的没有，鬼点子还多的是，其中一个就叫做：借刀杀人。

很快29军就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是要把部队调到江西战场上去。

接到电报，29军高层都炸了窝。

江西那是个大火坑啊。对地方部队来说，跟发配充军没什么两样。

可是不愿意归不愿意，中央来的电令，看上去谁也没辙。

编制给你，饷银给你，你说不去打仗，难道想反叛不成？

但是29军有一个萧振瀛，他似乎什么时候都有办法。

南京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要把我们从山西调走？不用问，肯定是阎老西出的馊主意。

你让我们走，我们偏不走。

萧振瀛不找蒋介石，他去找张学良。

做这种事，得有帮手。萧振瀛的帮手，就是同为谋臣的秦德纯。

秦德纯到东北军中四处放风，说阎锡山回太原后要坐大了，根本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而且他还记着中原大战时东北军从背后捅他一刀的一箭之仇，一不留神，没准会如法炮制，从背后反过来也捅你们一下。

张学良本来对阎锡山回到太原就心存疑虑，听到之后更是又惊又怕。

这时候萧振瀛找上门来，并且毛遂自荐，说29军愿意帮东北军监视阎锡山。

有人肯帮我们挡子弹，这种好事谁不愿意。

少帅马上点了头。

这边阎锡山为了“恭送”29军出晋，专门派了代表过来，指定线路，沿途还安排各县进行接待，什么大鱼大肉，甚至毛巾香皂都应有尽有，就准备打发这帮人尽快离开，越早越好，越远越爽。

当着太原代表的面，萧振瀛对29军官兵训话，让他们吃了喝了拿了以后，千万不能忘记“阎司令”的恩情，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

太原代表很满意，走了。

第二天，29军忽然杀了一个回马枪，重又返回晋东。

此时，阎锡山却还坐在家里想美事呢，听到消息，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让他们滚蛋，怎么又回来了？

一打听，明白了，正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着了一个叫萧振瀛的小子的道。

转弯抹角不行，只能直来直去了。

阎锡山派人找到萧振瀛，明白告诉他，这是山西的地界，其他部队不准任意驻扎。

萧振瀛的回答是：山西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们是中国的部队，所以愿意驻哪里就可以驻哪里。

听上去正气凛然，其实也蛮有点耍无赖的味道在里面。

中国地方这么大，哪里不好去，你们怎么就愿意驻我们这地儿？

可是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情况下，不耍无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

阎锡山自以为脸皮已经很厚了，没想到有人比他还要强，一时也被堵得说不出话来。

他到蒋介石那里告御状，后者却再也不提让29军南下的事了。

不用说，背后当然是张学良起的作用。

留驻晋东，为29军走上成功之路创造了条件。倘若当初他们被调往江西，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

在晋东的那些日子里，29军的日子仍然过得很苦。如果换其他部队，也许早就撂挑子不干了。

可是，宋哲元和他的弟兄们必须坚持。

衣服破了，再凑合着披一披，鞋子烂了，索性扔掉，咱光脚的不怕他穿鞋的，枪支旧了，那就当烧火棍继续在肩上扛着走。

反正已沦为宅男，哪儿也去不了，不用怕在外面丢脸。

这次第，还是缺不了那句提精神的老俗话：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大任”是一定会来的，而且也不用等得太久，这个“大任”就是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29军发出通电，请缨抗日。在电文中，萧振瀛特地加了一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29军晋东练兵，从头至尾都以“枪口对外不对内”为口号，其假想敌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军。

日人侵华，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双刃剑，既标志着民族危机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军人崭露头角的机遇接踵而至。

29军的学习榜样，就是南方的19路军。

“一·二八”淞沪会战之前，19路军不但籍籍无名，还差点在江西战场上做了炮灰。可在那一战之后，全国皆以之为英雄，差不多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

此时29军的处境和淞沪会战前的19路军相仿，后者的成功显然给他们以很大启发。

本来就近乎一无所有的穷汉在敢于拼命，舍得拼命方面肯定比坛坛罐罐一大堆的富家子弟要豁得出去得多。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可能是整个世界。

不过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住，它需要实力。

让我们认真准备吧。

先从吃饭开始。

吃饭前，大家先唱个《吃饭歌》，受点教育。

小朋友吃饭时在桌上掉了个米粒，可能会条件反射地想到课堂上老师说的：我们碗里的每一颗米粒，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绝不能浪费。

为了不浪费，应该捡起来，把它吃掉。

这个道理，29军也要讲。不过他们更进了一步，要官兵吃完米粒，记住向农民伯伯报恩——打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

很深刻，也很形象。

吃完饭，要开早会，官兵必须高声问答。

还记得《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点名时的那个经典场面吗？形式上差不多。

列兵“许三多”。

到！

东三省是谁的？

是我们中国的！

可它现在被日本占去了，你不恨吗？

我十分痛恨。

那怎么办呢？

奋斗！奋斗！奋斗！

怎么样，很励志吧。这是教一般士兵的，至于军官，他们层次还得高点。

29军军官的必读书，说出来吓你一跳：

“四书五经”里面的“四书”。

他们另外又编了一本《义勇小史》，里面讲的都是岳飞、韩世忠、文天祥、史可法这些人的事，也是必读书。

看起来，“四书”跟这本通俗小书一高一低，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在宋哲元他们看来，都是一码事。

读“四书”，不是为了上京赶考，而是要从中读出忠义二字：忠于朋友，忠于国家，然后可以救国救民。

你还不要说他们陈腐，都是故国传统文化，里面鸦片鱼翅都有，就看你是想吸鸦片还是吃鱼翅了。

在29军中，军官们经常就“四书”展开答辩，获胜者能得到宋哲元的亲自奖励。

思想工作要做，军事训练也不能丢，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张扒皮”的张自忠。

周扒皮为了让长工们多干点活，他得天不亮就钻鸡窝，这至少说明一点，你要让别人卖力，自己就得先掉一层皮。

“张扒皮”也是如此。

这名字是怎么叫出来的呢？

有一回下大雪，大家都拖拖拉拉躲在营房里，不愿出操。

张自忠二话不说，把自己的“皮”——棉衣先给扒了，然后光着个膀子在操场上跑起了圈。

还看什么，都扒了“皮”，一块跟着跑吧。

“张扒皮”虽然狠，但没人敢不服。堂堂师长，和士兵剃一样的光头，穿一样的衣服，蹲在一口大锅边吃饭，同吃同睡同劳动。

看过张自忠第38师的训练你就知道了，人家这个师长可是实打实的。

找一两个兵在旁边，你们大家就看着我给你们做示范，什么时候能做到我这个样子，就OK。

那是要射击就射击，要白刃就白刃，单兵技术，百里挑一。

1931年夏天，孔祥熙以实业部部长的身份考察华北政务，公务之余，到山西老家去扫墓。不过，为外人所不知的是，他此行还担负着一个特殊的任务，那就是受蒋介石之托，来打探一下29军的虚实。

孔祥熙曾帮宋哲元在蒋介石面前说过好话，因此宋哲元对他招待备至，还特请其检阅军队。仅仅一年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孔祥熙眼里的这支部队，已经是步伐整齐，风纪肃然，官兵则个个精神饱满，毫无倦怠神色。

只有自身过硬，机遇来了才能一抓一个准。

29军参加长城抗战，起初奉的是张学良之命，后者当时尚未辞职，他让宋哲元去喜峰口驻防。

华北的长城有1000多公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要守，只须卡住重点关隘即可。自古以来，长城有三个关隘最为重要，从西向东，分别为：古北口、喜峰口、冷口。

行军之中，宋哲元突然接到张学良发来的一份电令，要求他们移师冷口。

对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宋哲元大为困惑，身为总参议的萧振瀛却马上明白了其中缘由。

肯定哪个地方出了差错！

通过萧振瀛的提醒，宋哲元终于回忆起不久前发生过的一件事。

在北平开内部军事会议，大家划分防区。张学良拿铅笔在地图上信手一划，对宋哲元说，你守喜峰口。

宋哲元上去一看，认为给29军的防区太多了一点。

少帅说，你别怕呀，旁边不还有个何柱国吗，他可以帮你。

不提何柱国犹可，一提，宋哲元不乐意了。

这兄弟刚刚丢了山海关，一个败军之将，他能给我帮什么忙，不添乱我就谢谢他了！

张学良听完这句话，当场僵住，好半天都没能抬起头来。

其实，宋哲元是个性格直爽、说话不会拐弯的人，当时在会上嘀咕了那么一句，纯属有口无心，并没有想得太多。

了解事情经过之后，萧振瀛跌足长叹。

看来张学良开始忌我们了，他把29军防区由喜峰口换到冷口，是害怕29军会抄袭滦东的东北军之后路！

都什么时候了，作为三军总指挥的张学良竟然还存有这种心思，宋哲元听得目瞪口呆。

事已至此，宋哲元也十分无奈，这下总算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了。

那我们依令去冷口？

萧振瀛想了想，摇摇头。

冷口是孤绝所在，仅有小道跟外面相通，路远天寒。如今东北军又有猜忌防范之心，29军到那里去，在补给上肯定会遭遇困难，这对于今后取胜是极为不利的。

宋哲元看着自己的军师，那你说怎么办？

萧振瀛看了看四周，忽俯耳低语：抗令不遵！

宋哲元吓了一大跳。

我没听错吧，上次就是因为我说话不注意，才招来麻烦，如今再公然抗令，后果岂不是更难预料。

萧振瀛说不妨。

我们可以先派一支骑兵到冷口去做个交代，然后用我个人的名义发电，分别报张学良和蒋介石，请求让29军驻守喜峰口。

宋哲元点点头，也只能这么办了。

电报很快就发了出去。

这两封电报粗看没有什么，推敲起来却大有讲究。

什么叫个人名义？那就是跟组织没有关系，这首先就把29军的责任给撇清了。上级的命令部队还是执行了，现在只不过发表一点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已。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而且转圜的余地还大得很，所谓人情通达，就是时时、事事、处处都要照顾得到。

要说服高层，使29军不去冷口，就得先把为什么要守喜峰口的道理给讲清楚，说透彻。

萧振瀛在电文中分析得头头是道。

喜峰口在长城一线的位置十分险要，三大关隘之中，仅次于古北口。与冷口相比，这里离平津更近。明史中记载，当年皇太极率军南下，特意绕开袁崇焕镇守的山海关，正是从此处突破，并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包围。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袁督师紧急赴援，亲冒矢石，一身盔甲被射得跟张刺猬皮差不多，最后虽然成功地解除了京师险情，却因为清人施了离间之计，反被自家皇帝给撸了，而大明朝也终于自毁长城，酿成亡国惨剧。

历史往往会重复。如果没有重兵设防的话，关东军将会轻而易举地突破喜峰口。

喜峰口一旦完全失守，冷口守不守都已毫无价值，一则滦东的东北军将失去退路，二则，关东军可和当年清军做过的一样，直接兵临京津城下。

萧振瀛的电文完全是依事论理，就算张学良看了，也难以挑出毛病。

蒋介石此时正在华北，他看过电报之后，即刻复电照准。

这封电令让蒋介石发现了萧振瀛的另外一个才能，那就是除了长袖善舞的纵横之术外，在军事上也有独到见解。

此人堪用。

蒋介石亲自召见萧振瀛，让后者给他汇报华北军情。

末了，他再三嘱咐萧振瀛，长城抗战关系国家存亡，你们守的又是险隘重地，一定要豁得出去才行。

第二十八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1933年3月9日，29军先头部队进入喜峰口。

在实际交锋之后，才发现鬼子不是那么好打的。

由于枪械简陋，在喜峰口，29军平均每打死一个日军，己方就得倒下几十个人。

情况越来越严重，请求紧急增援的电报不停地从前线发往29军军部。

显然，形势的发展，与当初的预想差距很大。

要想坚守喜峰口，必须有更大投入，然而这无疑也意味着风险的剧增，弄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把老本都给赔进去。

29军长期用抗战激励士气，可是在现实中真正面对这一难题时，又不得不备感踌躇。

客观地说，作为地方部队，在与日军对阵时，往往有比中央军更多一层的顾虑。他们能在蒋介石面前挺起胸脯，也就是依仗着手里有人有枪，一旦这些都赔得差不多，就意味着再无可讨价还价的本钱。轻则地盘缩小，编制砍掉，重则只能灰溜溜地通电下野，躲进民巷做寓公了。

29军虽然是由宋哲元当头，实行的却是现在流行的圆桌会议模式。部队草创时，包括宋哲元和萧振瀛在内，一共八个结义兄弟，大家达成默契，不管多大的事情，都要集体商量，集体负责，计议好后再行动。

此时此刻，“八兄弟”感觉自己站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仅关乎个人荣辱，还决定着这支初出茅庐的地方新军的未来命运。

东北军都打成这个样子，我们还有必要在长城上跟日本人死磕吗？

有！

一个人霍然站起，全力主战。

此人就是萧振瀛。

他认为，跟身后的华北大平原相比，喜峰口地势险要，实为可战之地。29军只要在这里抱定死战的决心，赢是大有希望的。

至于退，大家就别想了。那是条绝路。

见萧振瀛如此坚决，宋哲元当即表态，就算拿出全部的老本，这回也要跟鬼子们拼了。

其他兄弟也大多赞成萧振瀛的主张，只有一个人仍然保持着沉默。

让大家都甚感意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第38师的师长张自忠。

当然，张自忠没说他不同意。他病了。

什么时候不能生病，这时候病，摆明了就是装病。

也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不过就是那意思。

萧振瀛最讲究待人接物的一个人，情急之下也顾不上了，跑过去就是一脚。

你给我装什么装，是不是怕死？

要是你用其他法子旁敲侧击，张自忠或许还要哼哼啊啊一会儿，说他“怕死”却是最要命的。

他腾地一下坐了起来。

我不是怕死，可我们就这点人，这点本钱，你们非要一股脑全拿到前线去。我看，赢不一定，拼光却是绝对有可能的。

下面有句话估计还强忍着没有说：

儿卖爹田心不疼！

萧振瀛松了口气，不是怕死就好，这点道理我还是能给你点得透的。

抗战呼声，全国已响彻一片，29军如果不继续参与抗日，就难以得到国人的同情和拥护。作为一个到处受人排挤，几无容身之处的地方杂牌部队，这样一来，路只会越走越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退，将输得一干二净，进，甭管打得过打不过，得到的永远比失去的多。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要想明白想透彻。

最后，萧振瀛撂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将来谁肯抗日，谁才能站得住。如果守着这点本钱，不敢下注，早晚必将被淘汰！

这句话一语中的，对张自忠来说有如醍醐灌顶。

他腾地站了起来，我懂了，我听你的话。

大哥还是大哥，不服不行。

至此，兄弟们的意见得到统一。宋哲元授命赵登禹担任前敌总指挥，率强力援军出征喜峰口。

中国人论武，最喜排名，而且不分出个子丑寅卯誓不罢休，哪怕是关公战秦琼，遂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之说。

在29军的武林排行榜上，有“打虎将”之称的赵登禹要是排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当年赵登禹到西北军来投军找饭吃时，募兵的日期早已过了，但征召者一听到他自报家门，马上就另眼相看，破例把他招了进来。

其实赵登禹的老家并非西北，然而在剽悍的西北人眼里仍然如雷贯耳，这个地方就是山东省的曹州（今菏泽）。

在中国百姓口耳相传的民间传奇里面，山东响马恐怕比东北胡子还要更具影响力。如果没了这个职业，那就等于没了秦琼，没了程咬金，一部《隋唐演义》立马就要黯然失色。

曹州就是专出响马的地方。宋朝的时候，由于响马实在太多，后来便都挤到一座叫做水泊梁山的山寨里去排座次了。

再后来，又从这里飞马蹿出了一支轻骑部队。

当年，曾国藩能指挥湘军击败太平军，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支部队的名字叫做“捻军”。

居于此地，你要是不会打架，出门都不敢跟别人打招呼！

赵登禹出生的地方据说离武松打虎的景阳冈不足百里之遥，而他从军后竟然也真的如法炮制，在湖南乡下单人干死了一只老虎，“打虎将”因此得名。

那只大虫事先虽遭枪击，但并没死透，当时还在给冯玉祥做警卫员的赵登禹愣是直冲上去，打死老虎并骑在虎背上拍了张靓照，其力气和胆量实非常人所能及。

时人称赵登禹“躯干修伟，负膂力，精骑击”。“躯干修伟”并非虚饰之词，他跟冯玉祥几乎一般高，一米九的个子，也是顶天立地一巨人。

既然枪械比不过人家，赵登禹这次就准备在长城岭上亮出29军的“特种武器”。

不用说，当然是大刀。

29军上上下下，普遍建有大刀队，官兵一般也都人手一把大刀，几乎可以说是靠大刀吃饭的。

没办法，因为他们的枪械实在太差。

29军的步枪不仅既老又少，而且好多还不配刺刀，后面这东西看似不起眼，工艺却很精密，很多小兵工厂能造土枪土炮，却愣是造不出合格的刺刀来。

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个从秦琼武松程咬金，到捻军湘军太平军，一直都在使用着的冷兵器。

对29军来说，它的优点真是太多了。

取材方便：有铁就行，用N把菜刀的料就可集成一把大刀。

制造简单：一个乡下铁匠就能完成，连普通机床都不要。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省钱，不仅前期投入少，后期也几乎不需要增加任何投资，拿过来就能使。

练打靶还要费子弹呢，耍刀的成本无非就是出身大汗。

然而事情还远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没有武功底子，不熟稔刀法，再怎么卖力地挥来舞去，大刀的威力也不得不大打折扣。

在周星驰版的《鹿鼎记》里，韦小宝要向他的师父学习功夫以防身，后者给了他一本书——只是目录，这位师父告诉他，等你把目录上的所有武学秘笈都看完，差不多就能在江湖上露个小脸了。

韦小宝立刻打了退堂鼓。

这就是做梦与现实的区别。前者只要拿到一本秘笈就可以笑傲江湖，后者穷数年之功，仍可能不得其门而入。

岂止武术，任何技艺莫不如此。

当兵打仗舞大刀，就是马上要派用场的，谁能等这么久。

那怎么办呢？

有办法。

我们退一步想想，你用大刀干什么？不是要当武术家，也不是要做明星当演员，那是拿来砍人的。

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花哨，不需要眼花缭乱地一招又一招，因为战场之上没有拿着笔打分的评委，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就是你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对方砍倒。

经过无数次实践，29军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刀法。此即“破锋八刀”，又称无极刀法，也就是从传统刀法中提炼出来的八个要诀，拿它们来对付刺刀，够了。

这八个要诀我都看到过，可如我等笨人既看不懂，也记不住。能不能再简单一点。

当然可以。

一套缩成了一招，如果写在秘笈上，半页纸都不要。

名字很俗，叫做“缠头裹脑”。

包括两个动作，就是先磕一磕（挡开刺刀），再抡一抡（一圈够了，多了没用）。

简单吧，然而实用。

不会武术不要紧，脑子转得不快也不要紧，咱就记得把这个动作弄到熟就行了。

29军平时练得最多的，就是大刀，而且也就“缠头裹脑”这一招俩动作，翻来覆去地练，没完没了地练，练到最后，不管处于怎样的境地，第一个从他们脑子里跳出来的，都是这个规定程序。

这已经不是熟，是烂熟。

在29军里，舞大刀的高手到处都是，但高手中的高手，还数打虎将赵登禹。

人家撒豆成兵，他是让人把满把的黄豆撒过来，用刀罩着自己，竟然能一个不留地把豆子都拨拉到老远。

当然了，好马配好鞍，赵登禹用的大刀也是梁山好汉杨志用的那种，据说共有两口，每口都要超出“三千贯”，近200块银元一口，不带还价的，当的是“砍铜剁铁，削钢如泥”。

到达喜峰口后，赵登禹赤着膊，舞着他的那两口宝刀，身先士卒，始终冲在第一线。

前敌总指挥操刀肉搏，古代很多，现代却极少，估计也只有赵登禹这样的武林高手才能做到。

已近傍晚。黄昏，夕照，刀光，剑影，勇气，热血。

最好的武侠小说，也难以尽述真实战场上的这种刀刀见肉、招招见血的生死搏斗。

端着刺刀的鬼子对好汉们的刀法很不适应，眼见得对方只是一磕一抡，自己的脑袋竟然就被抡飞了。

太不可思议了。

日军当场被砍得人仰马翻，以至于“长城之坡，尽弃遗尸”，连赵登禹本人的两口刀都砍缺了刃口。

面对着中国武术，日本武士道大失锐气。

可是日军有大炮，近战打不过你，他远战。

血肉之躯终究难以抵御炮弹，赵登禹在肉搏战中勇不可当，杀敌无算，却也躲不开四处飞溅的炮弹片。

大将受伤，前线因此再次动荡，外界甚至有29军可能会因顶不住，弃阵而逃的传言。

后方大本营给29军军部发来了一份电报：既然赵登禹已经不行了，喜峰口必须更换新的前敌总指挥。

收到电令后，宋哲元并没有急于行事。

临阵换将，为兵家所忌，何况喜峰口争夺战正处于生死攸关，如果此时把赵登禹换下来，无疑会动摇军心。

他把萧振瀛召来，让自己的军师再去了解一下详情。

萧振瀛先从侧面打听了赵登禹的伤势，得知后者只是腿部受伤，并不十分严重，心内稍安。

接着他给赵登禹打了个电话：听说你腿上挂花了，要不要紧？

是慰问，但还有更多的意思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你还能不能，或愿不愿再战。当此之时，别说受伤了，有人没受伤都可能装病躺医院。萧振瀛知道赵登禹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他更希望听到一个明确而响亮的答复。

回答果然没让他失望：区区小伤，无足挂齿。

萧振瀛锁眉一展。

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后者慨然应诺：好！

对于赵登禹这样的爽直汉子来说，这一个字的承诺可不是随便说说，那是要用行动兑现的。

听了萧振瀛的汇报，宋哲元顿觉眼前一片光明。

有赵登禹这员虎将在前方，我必操胜券。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是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中最突出的一个。

冯玉祥给他的评价是八个字两句话，一句叫“练兵有方”，一句叫“勇猛沉着”。

练兵有方，晋东大练兵已经说明了问题，接下来就是“勇猛沉着”。

宋哲元写下一道手谕，中有两个“不求”，尽显其勇猛作风：

第一，不求有功，只求能撑。

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光勇猛还没用，最重要的是“沉着”，即拿出切实有效的御敌之策来。

喜峰口开战以来，短短两天时间，已伤亡2000官兵，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两个团没了，平均一天要消耗一个团。

29军总共才九个团，如此打法，一个星期过后，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杆军长了。

显然，继续死打硬拼是不行的，所谓“有招想去，没招死去”，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日军能占有优势，是因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此地名曰白台子，它构成了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须除之方能后快。

既然白天的正面进攻受阻，为什么不把直线改成曲线，白天变成黑夜呢？

宋哲元断然定策：发动一次大夜袭，以彻底扭转战局。

带着宋哲元的手谕和方略，萧振瀛飞驰前线，主持召集了前敌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仍然有人担心，前线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突然发动大规模夜袭战恐力难胜任，但萧振瀛认为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一名，赏大洋100块；砍死日军一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回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块。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夜袭总指挥：“打虎将”赵登禹。

他的伤说轻并不轻，下地行走时仍疼得浑身哆嗦，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硬挺了过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战性命攸关，吾必破贼！

3月11日，是29军进入喜峰口的第三天。

深夜11点，长城内外飘起了雪花，到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好汉们出发了。

在向导的引领下，赵登禹率队从关内潜出，沿着一条隐秘小道向白台子摸去。

夜袭部队均为轻装，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他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进入白台子外围，鬼子们正在营房睡觉，第一个脑袋被装进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坐，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他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禁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刺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一个小时过后，外围被全部肃清，赵登禹进入白台子。

白台子一战，是此次大规模夜袭的焦点所在，成功与否，全在这一战之得失，也就是说，烤全羊，已经快烤到最肥的那一部分了。

英雄们，拎着口袋上吧，你们将势如破竹。

不过显然，白台子的日军已有所准备。

外围传来的那几声鬼哭狼嚎，到底还是被他们听到了，听得毛骨悚然，听得脖颈阵阵发凉。但在夜袭部队已靠得很近的情况下，想到仓库里去搬炮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集中机枪火力封锁道路。

大刀队随身带的口袋不少，却没什么重武器，一时竟被阻在路上，且伤亡很大。

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以为会将对方挡住或是吓住，然而英雄是吓不住的，很快就有人从侧面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人墙垣时，一把抓住机枪口，准备将它拖拽而出。

不幸的是，枪管粗，墙口小，竟然塞住了拖不出来。

什么叫猛人？我们这位就是。

发一声喊，使足力气一拉，机枪揪出来，土墙竟然也应声而倒。

这叫气势。

有此气势者，锐不可当。

看到还能这样“嘿哟嘿哟拔萝卜”，学榜样的不在少数。

当然，在枪管被烧得发热发烫的情况下，壮士们除了要有力气，吃点皮肉之苦也是免不了的，过后都受了皮外伤，乃至双手骨焦皮烂，两臂粗肿，送到后方去治了几个月才好。

但是胜利之门已被打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队驾轻就熟的路子，打开口袋，继续收获敌人的脑袋。

按照先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划算。

但是在喜峰口，鬼子脑袋捞到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再强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在刀口之下，竟然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刀客们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被斩杀500余人，“尸械遍野，血流漂杵”，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白台子是日军特种部队集中地，这里不仅有山炮，还有坦克战车，尽为29军所有。

坦克谁也不会开，但山炮有人会用。

赵登禹在出发时，特地带来一名营长，此君以前当过炮兵，当下便来了个现场教学，带着大家过了一把瘾。

一线战壕里的日军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窝给人端了，等到炮弹从天而降，才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

看到日军回扑，赵登禹开始了“打砸抢”。

白台子有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山炮、坦克还有汽车皆被破坏，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付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除了老炮兵，赵登禹还没忘记带上记者，以上壮观景象都用照相机摄下存照，带回与大家共赏。

“打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花再多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全部成为了战利品。

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29军的对手是服部第14混成旅团。这个旅团曾在东北与马占山交战，直到马占山退入苏联境内时，仍在后面穷追不舍，但一场喜峰口大捷，让它从此跌入谷底。

夜袭战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毫不客气地登出一则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丢脸尚在其次，实力的亏损才是最重要的。

日军师旅团大多配属有特种部队，比之于步兵，特种部队的威慑力更大，服部旅团也是如此。但随着白台子基地遭破坏，包括野炮、坦克在内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战斗力大打折扣。

喜峰口大捷的成功，让宋哲元找到了与日军对抗的窍门，那就是要扬长避短，他为此专门为29军制定了一个战术，即两打、两不打。

两打：夜里打，近战打。

两不打：白天不打，远距离不打。

自喜峰口大捷之后，29军的夜袭便成了“大宝天天见”，隔三差五地要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服部旅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日军官兵由此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不难理解，比如当你劫后余生，走进空荡荡的营房，看到满屋子无头鬼时，你能不怕？

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噩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住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服部旅团虽然还在喜峰口与29军对峙，但已难以占到任何上风。

据该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在日记中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前后方脱节，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继取得喜峰口大捷后，宋哲元又在罗文峪如法炮制，一举击退铃木第4旅团。

在喜峰口，他用了赵登禹，在罗文峪，他用了刘汝明，前者勇于进攻，后者长于防守，二人特长都得到了最大发挥，宋哲元在点将用兵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五虎上将”第一名。

经过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宋哲元则被呼为“大刀宋明轩”，他本人一跃成为“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报界将其与蔡廷锴并列，时称南蔡北宋。

直到很多年之后，29军的“八兄弟”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会激动不已，那是他们最团结也最成功的时光。

放眼望去，前景是那么美好，大地无边，任你驰骋，漫天飞舞着的，都是荣誉和赞歌。

老农民说：苦出头了。

第二十九章 华北危局

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此糟糕。

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会死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古北口的失守，让蒋介石十分震惊。

29军守喜峰口，不仅守住了，还取得了大捷，自己嫡系的中央军守古北口，却没几天就丢了，太不可思议，也太没面子了。

失守的原因很复杂，还涉及到各派系军队的内部矛盾，所以蒋介石不可能对杨杰一个人开刀问斩，但你要说他不失望那也是假的。

从这一刻起，杨杰并非主官之才这一印象已经初步在蒋介石的心里有所萌芽了。

应该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很快蒋介石对杨杰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

对于古北口失守，杨杰自然也感到脸上无光，同时察觉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失望之情。

别人可能还无所谓，放在他这样“一个军事家”身上实在有些让人受不了。

在军事会议上，杨杰便准备好好地打一个翻身仗，所以会议一开始，他就语出惊人，说要把长城抗战从守势转为攻势。

如何攻呢？

诱敌深入！

具体策略，是让中央军后撤，待日军尾追进来后，再在两侧埋伏，同时出击，如此可一举歼灭日军主力。

在杨杰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计策，事到如今，不给大伙亮点绝的还行？

但等他说完，与会众人皆面面相觑。

杨杰的计策听起来很好，可是实行起来根本不可能。关东军有多强，中国军队有多强，就算你将其围起来，哪里能“歼”得了对方。

更何况，长城尚有险可守，放进来之后一马平川，根本无险可守，那还不把平津给直接交代了？

大家都知道“诱敌深入”行不通，却又熟知杨大炮的脾气个性，所以谁也不愿意站出来直接点破，就任他在那里胡乱放炮。

说起比较虚的“妙计”时，杨杰很带劲儿，但具体到实际，他又强调古北口前线（现在是南天门前线了）相当困难，必须增援。

接着，大炮又着力渲染了一下自己负责的前线是如何“相当困难”的，包括日军大批涌入，战斗异常激烈的情形。

这里面有一大半当然都是“军事家”关着门自己在房间里“合理想象”出来的。

到这时候为止，杨杰还不知道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蒋介石难得到前线，你要是一对一地给他汇报工作，吹点牛或许还没问题。那天会场上还坐着一个何应钦，他天天在分析战况，南天门那里究竟怎么回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几天，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战斗。

从职务上说，何应钦是杨杰的上级。当着蒋介石的面，他自然不能认同部下的这种说法，于是当场就提出异议：南天门战事很激烈吗？不可能吧。据我所知，整个长城防线最近可都很平静。

其实何应钦还算是一个比较温和宽厚的长官，话里面也留了台阶可下。这时候杨杰如果打个哈哈，一下也就混过去了。可他那天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竟然来了一句：我刚刚从前线回来，怎么可能不知道那里的情况，当然是很激烈了！

这下好，你信誓旦旦，大爽特爽了，可把别人给逼到绝路上去了。

假设杨杰的话是真的，那何应钦的问题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连自己的下级都不如吗。

虽是两人之间的争执，蒋介石可一直在瞪着眼看呢：何应钦，你是华北战局的总负责人，却连战场的基本情况都不知道，你究竟吃的什么饭，当的什么心？

为了证明自己，何应钦一改老实厚道人的本色，当下就让人打电话到前线，询问南天门前线的情况。

毫无任何悬念，对方的回答是：前线很平静。

杨杰顿时满面通红，一言不发。

这时候蒋介石的心里肯定一声叹息。

用杨杰错矣！

马谡失了街亭，杨杰丢了古北口，同样是言过其实，同样是不可大用，如再不对指挥官进行调整，南天门亦将不保。

不久，杨杰便被免去古北口总指挥一职。

杨杰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虽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但他喜欢放大炮的毛病竟丝毫未改。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20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20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接替杨杰的，是徐庭瑶。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分量不轻。

他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是戴安澜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出自其门下。

很多年后，当戴安澜在缅甸处于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徐长官”的过，后者当时正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徐庭瑶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去古北口征战的，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古北口已经丢了，他只能据南天门防守。

与杨杰那样的学院派不同，徐庭瑶属于纯粹的实战派，此前大小仗经历过不计其数，他不是待在斗室，而是老老实实地对前线进行了勘察。

阵地战，依赖的就是工事的坚固程度。徐庭瑶亲自督促，工事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他自己检验后也感到十分满意。

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古北口，除了中方指挥紊乱外，炮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最后，关东军把首次带来的炮弹几乎都用完了，但就是依靠这种高强度炮击，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提早离场和古北口防线的全盘崩溃。

徐庭瑶的工事顶住了大炮。

日军一万发炮弹，也仅能破坏守军一个连的工事，徐庭瑶轮番调遣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实行车轮大战，从而使得前线又逐渐稳固下来。

在古北口一线作战的，是关东军绝对主力——弘前第8师团。该师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此前曾多次创造出类似“128个骑兵攻下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可以说，整个热河之战，几乎就是弘前师团一家搞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古北口一线始终是长城抗战中打得最为激烈的战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热闹的都爱看“大刀宋明轩”，懂得门道的才知道徐庭瑶的身手其实也十分了得。

派上徐庭瑶后，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蒋介石对此很是满意，认为这次用人用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天门之役已足以振奋军队士气。

可是似乎命中注定，徐庭瑶仍然要失败。

29军曾向参加淞沪会战的19路军取过经，不过19路军的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上却未必见效。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特种部队，但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这一作用在淞沪会战中并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金泽第9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南天门不是上海，甚至不是古北口，这里既无地势之利，又乏关隘之险，正是机械化作战的理想战场。

见大炮无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专门配置给弘前师团使用。

这就是坦克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战车队。

他们一开始想拿钱买。

在上海市区大出洋相的维克斯轮式坦克，就是从英国买来的。当时一共进口了10辆，结果在闸北的马路上瘫的瘫掉，炸的炸掉，最后都被当成破铜烂铁派了别的用途——当工事街垒用。

维克斯很差劲，只是城市巡逻用车，但这并不表明英国坦克都很烂，事实上，它有好的，英制最新式坦克时速达到30公里，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可是人家不卖给你。

英国人说我们自己家的部队还没装备哩，先给你，怎么可能？

世界上第一个造坦克的是英国，接下来就轮到法国了，于是又去找法国。

法国人一摊手，要新坦克没有，还没造出来，旧坦克倒是又多又好又便宜：雷诺坦克。

一战中，除了英国坦克外，战场上最拉风的就是这种法制雷诺。那会儿所有坦克里面，只有雷诺首先采用了可以360度旋转的炮塔，坦克手坐在上面，端一挺机枪，突突突地扫上一圈，着实很酷。

一战的时候，因为货俏，法国人闭着眼睛一次生产了3000多辆，等到战争一结束，他们傻眼了，都不打仗了，谁要买你那么多坦克？又不能帮着耕田织布，跟买回一堆没用的废铁差不太多，而且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坦克的厉害，因此会造这玩意儿的越来越多，不只英法这两家，强一点的都能自行制造，用不着买你的。

怎么办，严重的供大于求啊，家里压着这么多的坦克总不能当饭吃吧，于是只好用上了生意场中的最后一招——挥泪吐血大甩卖。

就这样，也只抛掉一半。到二战德国人打进法国时，仓库里还堆着1500辆雷诺呢。

对着日本人，法国人只说了一半实话，雷诺又多又便宜是真的，好却未必。

地球在不停旋转。一战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武器技术早就突飞猛进，你要再说雷诺有多么了得，那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日军拥有的雷诺坦克，一部分是直接购自法国，另一部分则是“九一八”后从东北军仓库里抢来的。

在上海庙行战场，法国雷诺曾被金泽第9师团投入使用。可是事实证明，再便宜的垃圾也还是垃圾。垃圾雷诺可把日本兵给害苦了。

火力强不强先不去说它，关键是臭毛病奇多，平时这里那里出点故障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上了阵还要耍大牌，开着开着一不高兴就撂挑子不干，躺那儿歇着了。

毕竟是老爷爷级别了，走两步还要喘三口大气呢，不容易啊。照理说，困了打个瞌睡也可以原谅。问题是这个瞌睡打得着实不是时候，因为不远不近，不早不晚，它歇的地儿往往正好是战场中央！

你这让跟在后面的一群老少爷们怎么办，进退两难啊，难道也像你一样躺下来歇着？

对手会把你们当活靶子给干掉的。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淘不到好的，日本人不得不咬咬牙走国产化道路，89式中型战车应运而生，可是刚刚出场时也没弄出多大动静。

东北战场上天气实在太冷，连坦克都受不了，冷冻液被冻住那是常有的事，机械部件脆裂也屡见不鲜，所以经常坏，加上速度慢，不客气地说，马占山的骑兵都比它好使。

在上海庙行，89式曾与雷诺一起上阵。论地形，庙行的确比江湾要平坦得多，但也只是相对而言，那里开起坦克来也一样不爽，由于转动不灵活，89式的履带经常陷在泥巴里动弹不得。

日本人是比较善于总结的，也确实有一股子追求完美、深钻到底的劲头。“一·二八”淞沪会战刚刚打完，他们已经在埋着头思考怎么提高坦克的性能了。

针对中型战车机动性能较差的缺点，日本人又研制出了92、94系列的轻战车。

一个火力强，一个机动性好，这两种坦克凑一块儿，优势互补，在大部分为开阔地面的南天门如鱼得水。

它们不是英国维克斯，没有轮子可给你炸，它们不是法国雷诺，不会“间歇性死亡”，它们的装甲很厚，你用捷克式轻机枪和手榴弹都射不穿，轰不破，对于严重缺乏反坦克装备的中国军队来说，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天敌。

徐庭瑶在南天门连筑六道预备阵地，但当关东军战车队发动冲击时，别说六道，十道都顶不住，基本上一道阵地，只能坚持一到两天。

徐庭瑶手下的三个师长，杜聿明就不用说了，刘戡向被评价为脑子一根筋的人，打起仗来疯狂得很，然而即便是他这样的猛人，面对坦克汹涌而至，也变得目瞪口呆，无计可施。

因为丢失阵地，刘戡一度急到了要抹脖子自杀的程度。

前线死伤累累，以血肉之躯挡新锐之器，却仍挡不住日军的疯狂进攻，徐庭瑶内心无疑受到了极大震撼。

夜泊青纱帐，天明山海关，数万男儿千里迢迢，满腔热血地来保卫长城，未料几个回合不到，理想的帆船就已经面临着搁浅的危险。

事实证明，光有美好愿望，却无足够力量，还是必然会在风雨中折戟的。

从那以后，在徐庭瑶和他的弟子们脑海里，就一直回响着这两个字：坦克，坦克，坦克！

中国未来的装甲兵团将从这里隆隆驶出。

虽然防守很困难，但徐庭瑶毕竟也只需要负责一个南天门战场，坐镇北平的何应钦却要协调整个华北战局，自然难上加难。

为了不致把这位军政部部长的肩头压垮，蒋介石又派来了内政部部长黄绍竑，实行双头领导，即何应钦主抓军事，黄绍竑主抓政治。

在北平，何应钦和黄绍竑常去一个地方，说起来还香艳得很——北平的一个交际花家里。

大家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龌龊，我可以打包票，他们两位虽然不一定能做到像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但关键时候还是经得住考验的。

尤其是何应钦，据民国时候的笔记上说，别看这位老兄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八面威风，其实在家里有“季常癖”。

何谓季常癖？我讲个典故你就知道了。

北宋年间，有个叫陈慥的人，他跟苏东坡等人是好朋友，众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兵论武吹大牛。吹到极致处，陈慥忘乎所以，拍着胸脯，一副天下舍我其谁的架势。不料吹着吹着忘了时间，连外面的天是不是已经黑下来也不记得看了，结果就有人在隔壁房间捶墙头骂山门了，而且还骂得很凶。

大家再回过头来看这位陈先生，早已是面无人色，浑身颤抖，连手杖都吓得掉在了地上，眼神傻呆呆的，直如死人一般。

快撤，刚才还器宇轩昂、指点江山的一帮人顿作鸟兽散。

搅局的这位就是陈慥的老婆，而陈慥字季常。

和其他宾客一样落荒而逃的苏东坡，对陈慥老婆的凶悍和陈慥的可怜神态记忆犹新，回来后就给分别冠名，一谓“河东狮吼”，一谓“季常之癖”。

苏东坡是名人，但名人也爱八卦，不同的是，名人八卦出来的东西更易出名。在这里，苏名人无意中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秘密：谁说旧社会只有妇女才深受压迫，受压迫的多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我们尊敬的何部长不幸忝居其中，而且他的“季常癖”着实非常严重。

知道他当时有一个什么外号吗？

全国怕老婆会会长。

据说其家风之严，甚至堪与明朝的戚继光比肩。

这么一个人，你就是借他一百零一个胆，也不敢在外面胡来。

那这位要说了，前方打得死去活来，形势如此紧张，他们两个军政首脑，偏偏整天钻一交际花家里，究竟意欲何为？

答曰：办军国大事呢。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何、黄两个人真是这么干的。他们就在交际花家的客厅里，跟东北军的、29军的、晋绥军的，方方面面的代表打交道，联络感情，商量问题。

中国不是日本，说是协调华北战局，其实关键不是怎么指挥打仗，而是怎样把大家伙拉到一起，团结起来，以确保内部先不出问题。

乱由内起，患由自出，这个道理他们比谁都懂，何况华北这个地方本来就错综复杂，在中原大战之前，中央的势力从未能够企及，中原大战之后，实际上也没能伸得进来。

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把聚会的场合放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那是由民国时候特定的氛围决定的。我可以告诉诸位，这就是那时最上档次的社交场合。要谈感情，拉关系，这里比办公室有效得多。

确保华北稳定，除了“内结骨肉之恩”外，当然还要外托军事之利。

后面这一点比较难，因为从前线传来的战报一天比一天难看，也一天比一天让人心情沉重。

1933年4月9日，关东军发起第一次滦东战役。

此时的关东军，已与本庄繁时代有很大区别。经过那次大规模改组，武藤信义大将接替本庄繁，成为关东军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司令官。

武藤信义，陆大13期“军刀组”首席，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死后由大将晋升为陆军元帅。

当年本庄繁使尽浑身解数都奈何不了马占山，但武藤上任后，不仅迫使马占山退出东北，还把东北义勇军逼入绝境，因此被日本人誉为“满洲的守护神”。

毫无疑问，武藤时代的关东军正处于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滦东战役从4月9日开始发起，到4月17日结束，仅仅八天时间，关东军便击破了由晋绥军商震镇守的冷口，驻防滦东的十几万东北军更是到了望风披靡的程度。

外界都以为是冷口失守在前，导致29军腹背受敌，喜峰口才会失守在后。

实际上在滦东战役之前，喜峰口就已经丢了，只是宋哲元怕因此砸了29军的招牌，才对外隐瞒了消息。

只剩下一个南天门，不过也就最后两道预备阵地可守了。

前线军事一塌糊涂，几乎不可收拾。

怎么办呢？

何、黄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两个字：作秀！

摆点样子给大家看，让外界知道，我们是多么悠闲，多么放松，也间接透露出前线的战况是多么理想。

说干就干。

两人先是去打高尔夫。

不过这东西不太符合军人的习惯和喜好，也不易传达出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所以很快就不玩了，转向打猎。

打猎好，只是地方难找。偌大一个北平城，人很多，能打敢打的野兽却没有多少。或许以前郊区里很多，但打了这么多天仗，也早就被吓跑了。

实在没法，两人只好跑到颐和园，去打了几只野天鹅。没想到的是，被他们开了几枪后，原本成百上千的野天鹅就都飞走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本来想展现一下大敌当前仍气定神闲的英姿，不料英姿没摆好，却破坏了生态平衡，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些野天鹅大概也知道北平今非昔比，从此将面临刀兵之祸，所以才一去不复返了吧。

随着前线节节失利，何、黄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何应钦下令北平全城戒严，但再戒，也戒不了城里那些飞扬跋扈的日本武官。

日本武官在北平城里横冲直撞，哨兵当然要盘问和干涉。一来二去，把这些家伙问烦了。其中一个竟然带着全副武装的日本护兵，当着面威胁何应钦，声称如果不“礼貌地对待”他，后果会很严重。

何一谦谦君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堂堂外交人员会是这样一副德行，简直跟强盗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知道现在前线作战不力，远不是能够惹是生非的时候，因此压下火气，采取了忍让的态度，一面解释道歉，一面要求驻城官兵以后尽可能不要惹这些人。

人说话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何应钦和黄绍竑在北平城里如坐针毡，哪里还能再顾及日本武官们的过分言行。

不用亲自到现场，通过一份份电报往来，蒋介石就已断定何、黄二人再也撑不住华北局面了。

必须再派一个人去北平。

经过内部商讨，南京政府出台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是起用已迁居上海的段祺瑞。

段祺瑞是北洋元老，在华北威望很高，但是他年纪一大把，主持这么繁重艰难的使命，实属强人所难。

第二个是起用山西王阎锡山。

在中原大战之前，华北地盘本来就是属于阎锡山的。你现在要他去主持，他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这样必然会引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华北其他派系不服，同时阎老西也可能会趁势而起，在华北形成新的地方势力。

两个方案都被否决，蒋介石采纳了第三方案，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已在心中敲定的最佳人选。

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

他是蒋介石的义兄，这个兄弟，并不是随随便便递个兰谱过去就算数的那种，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那样的“场面兄弟”更不是一码事。

他很早就参加了同盟会，当年也是一个不惜性命也要推翻满清的热血青年，但终其一生，却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

其后他在北洋政府任外交总长，并代理过内阁总理。

再后来，他又出任南京政府第一届外交部部长，是“改订新约运动”的最早发起者，而所谓“改订新约运动”，即“革命外交”的前身。

北洋和国民党，一北一南，那时是势不两立的死敌，这个圈子绕得有多大，可想而知。

显然，这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思想也非常复杂的人。

好几年前，我到浙江莫干山去旅游，曾经在一处别墅群的旁边吃饭。那座别墅群的建筑风格十分独特，问过导游，才知道是一座民国建筑群，国共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这里面，有我们的共和国主席，自然也有蒋介石——就好像庐山那样，能用于避暑的好地方就那么几个，所以大家伙只好扎堆了。

既然是旅行团，一般都与个人兴趣无缘。包括我在内的一行人像例行公事一样地被导游牵着，在山里面转了几圈，瞻仰了一下铸剑界的劳模夫妻干将莫邪后就打道回府了。至于那座建筑群，再也无人理会或者问起。

往往细节的精彩，就这样从我们手掌间悄悄流了过去。

我现在知道，莫干山有一处著名别墅，叫白云山馆，主人便是蒋介石的义兄，那个似乎早已被历史尘埃完全湮没的人。

1933年春天，白云山馆的主人离开莫干山北上，从此他将以病弱之躯担天大之责。

这个人能拯救华北危局吗？

后记

写历史读物要尊重历史事实

后记作者：汪吉佑

身份：抗战老兵

出生日期：1922年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十七期炮兵科

参加战役：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山战役

军旅履历：黄埔毕业后任七十四军军部炮兵团观通排中尉排长，累立战功，因功晋升为师参谋主任。

历史题材的作品，不应排除艺术上的加工，包括气氛的渲染，情节的描述，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丢开真实的历史，随意编造，混淆视听。如果抛开尊重历史事实这一根本宗旨，明显违背或歪曲事实，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也是在误导年轻人。

我毕业于黄埔军校十七期炮科，是抗战历史的亲历者。我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了，但还能看书写文章，我认为我有责任端正视听，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寸河山一寸血》（关河五十州著），这部小说文笔活泼，连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喜读爱读，同时，从我这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看，它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作者几乎在每个细节上都进行过认真考证，这种写史的态度非常值得赞许。

《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纸稿，我都一一翻阅过。看这部书，让我仿佛又找回了过去的记忆。当年，我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考入了黄埔军校十七期一总队炮科。我们那一期，除少数同学留校任教外，其余全部被分派到了全国各战区的最前沿。在抗战中，每一次战斗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无数黄埔青年军官抱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冲锋在前，血洒疆场。我的很多黄埔同学都牺牲在了抗战中，我也是九死一生，才活到了抗战胜利。抗战一胜利，我和当时的很多黄埔军人都一样，只想建设国家，不想再打内战，所以很快就结束戎马生涯，自学建筑当工程师了。

据我所知，《一寸河山一寸血》的作者关河五十州还很年轻，但治学写史的精神非常可贵。这部小说不仅贴近历史真实，而且耐读好看，其辞藻无哗众取宠之浮夸，却有去芜存真之精粹，或气势磅礴，浩气凌云，或启人深思，振聋发聩，或撩拨心弦，催人泪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不失为脱俗之作。

“人生难得者知己”。我已耄耋高龄，有生之年，希望还能看到《一寸河山一寸血》全部出版。我亲身参加过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湘西雪峰山战役，借助于关河五十州之笔，可以让我这位老人重新回顾那段烽火岁月。如此，平生愿足矣！

Table of Contents

序言

第一章 老张同志的奋斗史

第二章 剿匪故事

第三章 二人传

第四章 寸土不让

第五章 私章和手黑

第六章 日本公使的悲喜剧

第七章 扔炸弹的超人

第八章 谜底

第九章 姜还是老的辣

第十章 鸟尽弓藏

第十一章 大败局

第十二章 不眠之夜

第十三章 不可思议的战争

第十四章 东北纯爷们儿

第十五章 没有谁能欺负土匪

第十六章 以退为进

第十七章 英雄出世

第十八章 再战江湖

第十九章 游击天下

第二十章 躲猫猫

第二十一章 大泽起龙蛇

第二十二章 洪洞县里无好人

第二十三章 决战上海滩

第二十四章 黄埔老师

第二十五章 另一片战场

第二十六章 纵横大师

第二十七章 走后门

第二十八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第二十九章 华北危局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