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作者:张宇燕 高程

ISBN:978750866731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再版序言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出版至今已有12年了。当年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是想对诺斯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的观点做些补充。诺斯和托马斯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尤其是英国与荷兰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根植于“光荣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后逐步确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利于新兴阶级壮大的制度安排；反过来新兴阶级的壮大又强化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国家权力。（在该书的结尾，诺斯和托马斯还特别提到，他们的主要论点马克思早就说过了，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未超越马克思，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作为制度经济学支柱之一的新经济史理论的奠基者，诺斯和他的同事于40年前得出的基本命题，即制度决定长期增长，在今天仍然被密集地讨论着。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最近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被看作是诺斯命题的一种延续，一种精致化。

如果接受“制度决定长期增长”这一命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被视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英国“光荣革命”发生在1688年，而不是1588年或1788年，抑或更早些或更晚些。当年的诺斯和托马斯没有把关注点放在“时间点”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提出命题。作为后来人，追问“时间点”便多少成了一种学术责任。我们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去查阅文献，寻找新兴阶级在那个历史时段得以产生、生长、壮大的条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件堪比“光荣革命”的历史事件，同样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启，即伴随着巨量金银的开采、掠夺并贩运回西欧，一个新兴阶级或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一方面使旧贵族相形见绌，另一方面又时刻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西欧各王室政权对财富的贪婪构成了其财产的最大威胁。借助对美洲金银与新兴阶级的壮大和其集体行动的形成之间关系的说明，我们力求对“光荣革命”爆发的“时间点”问题做出解释。顺带说一句，在此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打上引号，是因为“发现”一词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含义。难道美洲及印第安人是被欧洲人“发现”的吗？

除了用货币财富与新阶级产生来解释重大制度变迁外，我们还得到了一个派生的，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制度经济学命题：制度安排中的产权保护固然重要，但对社会中不同群体财产的保护强度至少也同等重要。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王国也同样是保护产权的，但保护的重点是自身和贵族的财产。封建贵族阶级在那个时代恰恰是最保守的集团，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地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光荣革命”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它歧视性地给予新兴阶级的财产权以严格保护，而后者在当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恰好是“起过非常革命性的作用”的阶级。市场规模的扩大帮助他们消除了王权对财产的威胁，接下来他们又利用国家权力来实现其追逐财富的野心，工业革命兴起的制度基础因此得以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便由此开始。在后来的发展演进中，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资本主义又相继遇到了一系列重大危机，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如今更是步履蹒跚、前途未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尽管我们引用了一些历史证据，但整体来看，这本篇幅不长的书给出的还只是一个分析框架和逻辑线索，提出的也只是一个理论命题。一定会有读者以为，像西方世界兴起这样的重大历史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复杂的或多重的，任何单一化的理论解释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这类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并且还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上的支持。但问题在于，历史事实和理论架构之间存在差距是一种常态。最准确的地图是1：1的地图，可谁又会整天带着这样的地图出行呢？地图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通过省去大量不必要的信息，突出了人们最需要、最关注的信息。理论亦如此。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确定少数几个关键变量并说明它们之间的稳定的或带有规律性的关系，并依此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便是理论的基本功能。我们写作本书的目标或野心，即在于给出一个关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更为完备同时也尽量简洁的分析框架与基本命题。时隔12年再看这本著作，可以说我们的目标大致实现了。

本书出版后我们听到了一些反馈，其中包括许多批评。严肃的批评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也考虑过对原版书进行订正、补充和完善，但最后还是决定在再版时不做修改。书籍有时就像孩子，一旦出生便有自己的命运。让读者了解12年前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也是再版原书的一个理由。书店售罄的同时，又经常遇到朋友、同事或学生询问如何找到此书，则是再版此书的直接原因。据说在网上，本书的拍卖价格过百，这多少让人感到不安，因为我们实在是拿不准如此的高价是否真正物有所值。此外，此书的姊妹篇《初始制度与东方世界的停滞》也将于近期出版。在后一本书中，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同时代的晚明中国。那时的中国虽然也输入了巨量的白银并且催生了一批富商，但却“错过了”经济起飞的机遇。为了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我们提炼出了“王亚南—费孝通命题”，并以此为硬核构建起了一个理论模型。再版此书也是为了让读者方便地比照着阅读这两本小书。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王文婷。从续签出版合同，到封面装帧，再到版式设计，她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没有她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再版的。当然，我们在此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这不仅因为它决定重印本书，也因为近些年来它在出版严肃学术著作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希望本书能够为中信出版社的宏大志向增添一份光荣。

张宇燕

2016年9月25日

序

在撰写博士论文《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1）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论证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有力的因果联系，并且还得出了一个口号式的简化结论：“唯有制度是起作用的。”局部和静态地看，人的偏好与行为均严格地受制于将其包围于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制度。用诺斯的话讲，它们是指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用我自己的话讲叫作规则和习惯。尽管这个看法时至今日仍旧适用，但其适用范围或解释力却是有限的。其中要紧的问题是，制度是由人创造和遵从的，可人为什么会选择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在《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1993）中，我尝试着回答了“人们选择不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这一“悖论”。诺斯后来的研究兴趣，也逐渐从强调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的重要性，过渡到探究导致制度变迁的原因上来。不过他进一步把分析的重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倒让我觉得有些走过了头。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特别是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我开始关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或利益集团理论。奥尔森通过剖析各种社会内“分利集团”的私利与国家整体利益对立的性质，并凭借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僵化”的范式，简洁且有力地解释了国家的兴衰。沿用这种分析思路，我先后完成了《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1994）、《国家放松管制的博弈》（1995）和《利益集团与贾谊定理》（与孙广振合著，1997）等论文，着重讨论了利益集团的性质与作用、其数量与规模的含义，以及它们与长期稳定和增长的关系。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它们与国家的关系，来对那些“歧视性的”制度之创立或变迁加以阐释。在利益集团层面上讨论制度变迁，尤其是再伴之以带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实例，比起单纯地讨论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显得要更充实一些，现实感也要更强一些。

在论及中国电信改革或制度变迁的起因时，我的一个命题——财政压力导致政府放松管制——引起了论争。为此，我又写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与何帆合著，1997），以求更加细致、完整地论证这一命题。在当代中国，感受到财政压力的主要是政府，而产生财政压力的根源，则在于存在着众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性质》一文（与何帆合著，1996）以隐含于政策之中的充分就业和赶超增长目标为基点，一方面描述了国有企业的“边界刚性”和其改革自然会走一条“内部市场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还暗示出“甩包袱式改革”只能以渐进的方式加以推行。这里，由于涉及财政问题，政府或国家被当作了分析的一个焦点。不过，那时我对国家的分析主要是集中于经济层面，关注的问题是政府政策、管制与利益集团的互动，而并没有把研究延伸到宪政层面。

国家兴衰取决于制度，制度的关键又在于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个人权利逐步得到有效保障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政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这样一来，制度选择与国家兴衰问题也就转换成了对宪政改革之起因、过程和启示的分析与归纳。在博士论文和后来发表的《美国宪法的经济学含义》（1993）中，我曾经触及立宪问题，简单说就是使政府在宪法规定下有效地行使被赋予的有限权力，同时本分地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不过，那时讨论宪政的角度和侧重点与今天相比还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十几年前我虽然多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缺乏必要的逻辑框架和经验环节。三年多前，我读了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金钱与权力1700-2000》、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另外几篇相关的经济史论文（如理查德·格兰的《中国十七世纪货币危机的神话与现实》）。美洲金银似乎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以致让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把外部冲击、制度变迁与长期增长串联起来的逻辑线索，其结果便是《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这篇长文。

坦率地讲，这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论题。说它难，首先在于相关的论述卷帙浩繁，做到充分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众多名家大师对它多有涉及，以至于为后来者留下的发挥空间极为狭小。但这个问题如此重大，以致一想起来便心旌摇动。与此同时，按照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名作《历史的观念》中的说法，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或人类社会是什么。所谓“证据”，是那些叫作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是一种存在着的、历史学家思索后就可得到他对过去所做探究之答案的东西。然而，证据不是一成不变的。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解释证据的原则以及目标不断在变化。因此，每代人都往往而且也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基于此，我们撰写了此文。

这篇论文是合作的产物。我的合作者高程对此文贡献甚大。许多数据、史料和部分初稿，以及一些颇有见地的想法，均出于其手。在近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之间进行了频繁的讨论，交流对各种文献的看法。文章也是一改再改。也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次比较成功的合作经历，我们目前正在集中精力，共同对多年来一直令我魂牵梦绕的问题——明代中国“错失历史机遇”的内因和外因——进行探讨。可以被视为此文姊妹篇的这项研究，目前进展还比较顺利，预计年内我们可以拿出初稿。

在此，我本人并代表高程，对那些在本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了很有价值意见与建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们是：吴思、陈平、孙广振、丁一凡、张军、郑秉文、李向阳、贺力平、孙杰、向松祚、时红秀、李增刚等。本文的简写本就有四万多字，它能够在《社会科学战线》今年第一期上发表，多亏了李华编辑的帮助。今天它能够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也要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姜勇和晋晶女士。当然，感谢归感谢，文中的一切疏漏和错误全部由作者负责。

张宇燕

2004年9月3日于北京

摘要

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依赖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一结论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可这种有效的制度是如何在西欧形成的呢？本文试图从外生货币变量的角度，对制度学派所讲述的故事进行一些补充。

我们注意到，发现美洲新大陆这样一个偶然历史事件，造成大量贵金属涌入西欧，并且相当迅速和剧烈地引发了财富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重新分配，最终导致了制度创新。正是因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持续增长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西方率先走上了致富之路。通过把美洲贵金属流入和欧洲制度变迁相联系，并借助“制度—货币”二元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财富重组→阶级兴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针对传统的“长期货币中性”理论，我们证明了货币（铸币）量变化的速度和强度，通过制度的作用，在长期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针对那种把制度变迁视为内生结果的解释，我们说明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偶然的、外生的冲击，往往是导致制度突变的关键；针对作为制度经济学“硬核”的产权理论，我们提出了“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的命题；针对导致制度创新的直接推动力问题，我们解释了如果没有新兴阶级的产生，特别是如果新兴阶级没有壮大到足以同原有统治集团分庭抗礼，制度变迁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路径众多的制度变迁之中，唯有那些能够在群体或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残酷环境中脱颖而出的制度变异，才具有生命力。中西方之间“突然”出现的差距，抑或可以从中得到部分解释。

【关键词】美洲金银 财富重组 阶级兴衰 制度变迁 金融创新 经济增长

第一章 引言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唯一的谜底。本文关注的正是这样一个曾被前人讲过无数遍，想必还要被后人讲更多遍，却依然保持“年轻”的话题：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缓慢爬坡后，是什么原因使西欧国家实现了经济突破性增长？据估算，从公元前100万年至公元1500年，经过如此漫长的历史岁月，全球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仅艰难地增长了不到50%，

且各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异不大。16世纪后，西欧的增长却“突然”加速。根据麦迪逊提供的数据，从1500年到1820年，以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西欧人均GDP从670美元增至1269美元，增长了89.4%；而西欧以外的世界则从532美元增至594美元，仅增长了11.7%。

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有近8倍之多！

人均GDP增长差距参差不齐是否称得上问题或“谜”，还存在争议。戈德斯通教授就曾明确指出，西欧国家当时经历的所谓“全盛时期”并不是什么“专利”。经济的显著增长为何出现在某些地区（如西欧）而不是其他地区，从超长期的角度看，这只是一种历史的自然过程。世界历史的长河蜿蜒流淌，类似的不平衡增长也曾多次发生在其他不同的国度、文明或地域。这些地区和民族亦曾把握住了历史机遇，通过文化扩散和商业交换，凭借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拓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相对较快增长。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市和人口规模的扩张等方面。一个地区或文明达到“全盛时期”后，又总是趋向于一种均衡的状态，或曰惰性状态。鉴于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精英们力图维护对他们有利的现存社会模式，技术创新的步伐便开始放慢甚至停滞，人口的超负荷增长导致制度坍塌，社会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文明均有过被卷入到周而复始或“周期性荆轮”之中的经历。

戈德斯通在历史的长期层面上同布罗代尔一样，是一位悲观主义者，看到的是历史的无为性。

依照这种思路，把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上升到所谓“谜”的高度，似乎有些小题大做、无病呻吟。然而，这种斯宾格勒式的历史循环论

，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为四百年前发生在西欧的故事太惊心动魄和耐人寻味了。毕竟，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还成功地迫使世界其他地区受它的奴役，又令它们纷纷追随和效仿，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把学术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任务或责任高度简单化了。更何况研究历史的真实动机往往是为了回答人类所面临着的现实问题！

本文讨论的属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超长期增长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增长”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这种增长来自“斯密动力”（Smithian Dynamics），即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

其后果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同时增长。第二种为“熊彼特型增长”（Schumpeterian Growth），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为“库兹涅茨型增长”（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

第三种乃“粗放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它还被称为“量的增长和质的停滞”。

这里，我们需要对“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做一个理论上的区分。“斯密型增长”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明确彰显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的价值。

那种过多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必然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的容量。当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就可能会陷入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动力”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

鉴于此，雷格莱曾直言不讳地说，古典经济学家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在其中，成功的经济增长路径充其量不过是一条渐进线，让经济以“指数”形式递增几乎是天方夜谭，而“指数”增长才是近代工业革命中经济增长所专有的标志。

比较而言，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指熊彼特意义上的长期经济增长。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分工深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技术与制度创新之间彼此作用、相互强化，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在进一步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西欧特定的人口增长率、经济规模、市场运作状况、科学技术条件以及政治环境和制度氛围等诸多因素通常被国内外学者视作解答问题的关键。让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是，近十几年来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若把历史的时钟拨回到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那么西欧和中国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双方在总体上势均力敌。一些学者

用实证方法，将当时中国和西欧社会经济的诸项重要指标逐一拿到天平上较量一番。结果表明，中国当时的综合水平至少不低于西欧国家。举例说，若以100作为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化水平，按照这个参照系，甚至到了1750年，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而西欧几个重要的国家分别为：英国10，法国9，德国8，意大利8，西班牙7。

它们彼此之间的差距甚微。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与西欧国家之间还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近的人口结构、类似的商业城市发展水平和规模、新的生产方式同样受到传统文化理念和制度的抑制。

换言之，它们当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既然双方所处的原始状态相似，那么“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就变得愈发浓重。从表面看，创造“神话”的似乎是18世纪出现在西欧的那场影响深远的工业革命

。虽说将工业革命比喻为人均GDP这列火车得以提速的发动机或高效燃料并不过分，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工业革命为何在那个历史节点上成为了西欧的“专利”？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切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各种理论进行简要的归纳，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我们猜测性的答案，即美洲金银突然大量地涌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乃西方兴起之源，是本文第二章的内容。第三章至第六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主要用来支撑我们的基本论点。其中，第三章主要剖析美洲贵金属流入西欧后对其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商人阶级的兴起。第四章通过分析商人阶级与王权之间的互动，说明新兴商人阶级对产权保护的需求是国家权力迅速扩张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第五章关注的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出现的国家性质和产权制度的决定性变化，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我们分析的样本。第六章我们将重点分析与有效的金融市场形成相关的制度创新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与西欧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第七章，我们将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全文进行理论概括，并给出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1. DeLong, J. Bradford, “Estimating World GDP, One Million B.C.-Pres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

2.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3. 参见Goldstone, Jack A., 2002,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2 (Fall), pp.323~389。

4. 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以此作为解释工具来明确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三个概念分别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的，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所谓“局势”是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两3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等因素的变化。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参见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204页。

5. 在其历史循环论中，斯宾格勒否认了西方文明或文化同其他文明或文化相比存在特殊性。他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形式都已经死亡或僵化了，而西方文化也同样难逃衰败没落的结局。汤因比则分析了各个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然后得出了与斯宾格勒类似的结论，即除了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外，其他的文明都已经停滞、僵化、衰落或解体了。虽然汤因比反对斯宾格勒极端悲观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并为西方文明指出了一条生路，但从其整个分析框架中透出的那股浓厚的历史决定论的气息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宾格勒的幽灵始终若隐若现。在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或文明模型中，西方并不拥有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特殊有利的土壤，它们今天的“成就”，只是因为它们在文化或文明的周期中所处的时段位置不同罢了。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所谓西方世界的兴起，充其量不过是其文化或文明在衰落的漫漫旅途上划出的一道虚幻的光影。具体参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汤因比：《历史研究》，索麦维尔节录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 简单地说，斯密认为基于劳动分工及专业化的高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劳动分工的深度又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的扩大，总会给分工、并最终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机遇。每个人利用自己的优势，生产其最适合生产的产品，然后通过市场与他人交换，便可获取利润。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三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7.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8.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Carol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17, pp.285~386。另外，戈德斯通在其文中还提到了所谓“第四种增长类型”，即“马尔萨斯式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均产出呈负增长的状态。参见Goldstone, Jack A., 2002。

9. Feuerwerker, Albert, 1992, “Presidential Address: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 no.4.

10.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2、24~25页。

11. Wrigley, E. A., 1989, “The Limits to Growth: 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in Michael S. Teitelbaum & Jay M. Winter (eds.),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戈德斯通将他们贴上了“加州学派”这一标签。其中主要人物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体系的Jack A. Goldstone、 Kenneth Pomeranz、 Richard von Glahn、 R. Bin Wong、 Wang Feng、 Cameron Campel；加州Stockton太平洋大学的Dennis Flynn、Arturo Giraldez；加州理工学院的James Z. Lee；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Whittier Robert Marks；多伦多大学的Andre Gunder Frank；剑桥大学的Jack Goody；伊利诺伊大学的James Blaut；社会研究新学院的Janet Abu-Lughod等人。

13. Bairoch, Paul,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2 (Fall), pp.269~325.

14. 参见Goldstone, Jack A., 2000,“The Rise of the West-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http://sociology.ucdavis.edu/personal/faculty/jgoldstn.htm。

15. 工业革命被视为近代工业化的标志和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经济变革，是“把人类历史分开的分水岭”。它始于英国18世纪中期，成于19世纪中叶。欧洲其他国家稍后在19世纪内也都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此，工业生产在经济中开始起支配作用。就其定义而言，根据某些主流学者的见解，“工业革命”一般用来指“复杂的经济变革，这些变革蕴含在由生产力低下、经济增长速度停滞不前的、传统的、工业化前经济，向人均产量和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现代工业化发展的转变过程”；是一个“组织变革和技术发展相互影响的过程”。迪安认为，其转变的性质可以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革加以诠释：一、经济组织变革；二、技术变革；三、工业结构变革。这些变革同人口、总产量及人均产量持续增长均有一定的联系。而工业结构变革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向制造业以及运输业、商业部门的转移，同时，固定资本在国民产品中所占比重提高。参见迪安：“英国工业革命”，《欧洲经济史》第四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上册），奇波拉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1、157~160页；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56~157页。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命题的提出

按照汤因比的划分，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特征。

此前，马克思更是一贯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对人类社会的推动，并特别强调阶级结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

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我们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将西方世界兴起的各种不同解释大体分解为三个层面：器物层面的解释、制度层面的解释及观念或意识形态层面的解释。

在惯于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该问题的众多学者中，韦伯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认为，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彻底否定了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所以个人要获得救赎，就必须竭尽全力地履行“天职”，以求荣耀上帝。能否成为上帝选民的不确定性使世俗化的营利活动变成一种“天职”，从而激发了人们勤勉敬业的精神。而正是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

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于犹太教“数量计算”（quantitative calculation）的理念。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后，于16世纪初来到尼德兰，并且通过安特卫普将这种精神带到英国。这一精神理念鼓励个人倾注所有精力，用于算计如何通过暴力、诈骗、计谋、革新和金钱等各种手段获取财物。

对于所谓“资本主义精神”

，无论学者们是在道德上加以讴歌赞美，还是干脆嗤之以鼻，但用特定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等诸方面对经济发展进行解释屡见不鲜。诺斯也明确地将意识形态作为其制度变迁理论的三根支柱之一，并强调了它与制度之间存在的互动关系。

我们认为，新教伦理或意识形态对人类选择乃至制度安排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但并不具有根本性。这多少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乏矛盾之处：一方面，人们可以证明信奉新教的商人在贸易、银行和工业中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新教还把理性、勤勉等不很常见的品德在它的信徒中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有人证明了天主教徒和非加尔文教徒商人的工作与韦伯理想中的加尔文教徒一样出色。此外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教还是相反，时至今日仍旧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至于更根本的因素，也恰是本文将集中讨论的话题。

在器物层面的解释中，通过技术变革推导出工业革命的想法似乎颇为合理。因为正是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纺织、采掘和冶铁等重要工业部门的技术突破，工业革命的巨轮才得以轰轰烈烈地运转。换言之，“非畜力驱动的机器的使用”和“旧的原材料由新的更有效的原材料取代”，最终成为英国工业革命中技术变革的两大支柱。

罗斯托在解释近代欧洲如何起飞的问题时，就将“科学革命”作为其中的分水岭。他认为正是“科学革命”把早期现代欧洲同所有过去的经济发展阶段区别开了。

像罗斯托一样，将欧洲现代经济与技术因素直接挂钩，并以此解释西方世界兴起的著名学者还有不少，比如贝尔纳、辛格、怀特、兰德斯、科恩和亨廷顿等。

技术创新与工业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之间存在千丝万缕之联系，但仅以此角度把握全局又似乎把问题表面化了。若论及技术和其所依赖的理论科学，中国曾领先欧洲数千年，直至工业革命前夕也并不逊色。

况且，科学史学家们很少相信在1750年至1850年这段特别时期中，科学和技术曾出现过转折性的突破。他们认为相对而言，17世纪或20世纪都更具入选资格。

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科技水平的突破，而在于如何将其成功地运用于生产环节，进而创造出经济效益。将技术创新应用于生产需要动力，这种动力则来源于一整套包括专利权保护在内的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的激励机制和推行这套机制的国家政权。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的精神气质是和科学的奖励制度密切相关的。

李约瑟同默顿一样，将保护科学技术成果的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看作是欧洲技术变革产生的原因所在。他同时正确地认识到技术的发展是同商人阶级掌权紧密相连的。

保罗·肯尼迪也曾提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形成之阻力的大小是导致一国兴衰的原因之一。

我们基本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从相当意义上讲，技术只是给定制度的函数，它是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的结果。支撑技术变革的制度设计对西欧工业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意义要比技术变革本身的意义更为深远。

从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一角度阐释西方世界的兴起，人们恐怕不会感到陌生。第一个鲜明地提出该命题的学者是道格拉斯·诺斯。在与托马斯合作的经典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重点考证了英国和荷兰的情形，认为西方产业革命的发生和经济的迅速增长背后是包括产权保护在内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他指出：“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那些基于人类各种合作与竞争形式及实施，并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理解结构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就是国家理论和所有权理论。”“事实上，出现所有权是国家统治者的期望与交易双方为减少交易成本的努力之间紧张状态不断加剧的后果。”

除诺斯外，从制度的视角给出答案的学者还有不少。熊彼特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在于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最终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创新者是否能够得到金融上的支持；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背后，却是一整套有效的金融制度。

科大卫进一步指出，15世纪至18世纪，欧洲自高层金融界到零售业经历一场商业革命之后，“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和债券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成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保罗·肯尼迪从长期公债制度角度解释了英国的兴起，并认为该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强大的金融力量与强权政治之间的结合。

黄仁宇也从制度角度做出如下论断：现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欧，主要在于它实现了财政、税收和货币等诸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制度。

尼尔·弗格森则将英国的勃兴归功于四项具体的制度创新所结成的“权力方阵”，即培养大批文职和技术官员的税收官僚制、保护个人财产的议会制、鼓励私人领域金融创新的国债制度，以及担当最终贷款人重任的中央银行体系。

希克斯同样看到，使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制度创新与当时西欧经济的增长或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就金融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言，希克斯与熊彼特等人的看法真可谓“不谋而合”。

无论是保护产权的制度，还是富有效率的财政、税收或金融制度，其实施都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奥尔森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绝对不是什么空穴来风。它需要一系列当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的制度安排。最繁荣的国家碰巧均拥有这些制度安排。这些国家拥有一组精心设计的‘公共’机制，用以保护‘私有’机制。在这类社会中的个人或企业同时相信，他们对私人财产所拥有的权利必会得到公职人员的保护，后者将会而且也应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量以保护这些权利。”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国家理论也同样占据了重要的一环。一些学者更是深入阐述了国家在西欧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如，在布罗代尔的眼中，一个活跃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和一个或中立、或宽容、或殷勤的国家政权的支持。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在欧洲取得成功，正在于它与国家合为了一体。

沃勒斯坦也反对那些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动力尽数归功于私有制度和自由市场竞争的观点。他指出，至少在16世纪初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系中起着核心作用，它扮演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主要经济支柱和政治庇护人的角色。

既然问题的核心最终被锁定在以国家为后盾的制度之上，且制度层面的解释也已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共识，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些有效率的制度在欧洲的形成呢？诺斯的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对“长期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这一关键问题的回答，最概括地说只有两句话：相对价格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演进。简单说，“对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判断，是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部分。……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改变个人对制度公平性的观念并导致他或她的思想观点发生变化”。

面对进一步的问题，即相对价格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滥觞于何处，诺斯在“作为西欧增长和发展的外生变量的”人口增长身上找到了答案：劳动力持续增长势必带来报酬递减并最终引发了贸易扩张。

事实证明，将人口增长作为西方兴起的外生推动力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从16世纪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也同样出现了明显的长期增长趋势。直至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前），中国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十分相近。从1500年到1600年的100年间，前者增长了28.9%，后者增长了27.4%；1650年至1700年的50年间，前者增长了20.9%，后者增长了18.7%。整个1500年到1800年的300年间，欧洲人口约增长了1.6倍，中国人口则增长了1.8倍。

由此可见，自1500年开始的所谓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规模并非欧洲所独有，故人口的膨胀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也不一定存在必然的关联。

在这之后的一篇重要论文中，在更加强调人口和市场规模的变化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同时，诺斯和温格斯特又开始意识到辉格党人在英国议会中取胜这类偶然事件对于制度变迁的重大意义。他们集中考察了1688年“光荣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英国宪法制度的创新，其中特别关键的是富有的商人群体对政府权力的成功介入所导致的对其产权和财富的保护。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由此而奠定。

尽管诺斯和温格斯特只是考察了新兴资产阶级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过程而没有深入讨论辉格党人所代表阶级的高度“生产性”，但他们特别如此注重阶级力量对比变化在催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实乃真知灼见。但不无遗憾的是，他们后来并未沿着这条思路深入下去，而是将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意识形态研究，并以此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

温格斯特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马克思讨论过，同时也是我们极为看重的一个命题，即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先决条件和基本动力。他写道，17世纪的英格兰社会分化严重，并明显地形成了三个有影响的群体：君主（王室）、商人圈及其政治上的代言人议会、乡村势力。商人圈包括各种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团体，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聚集在伦敦、经营活动横跨海陆的富商巨贾，以及沿海和河流沿岸已经开始农业专业化生产的新贵。商人圈由于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希望王国的政策能够保护其既得财富并促进其增长。温格斯特正确地指出，英格兰当时的政治分化在促发和推进具有深远影响的资产阶级“光荣革命”的进程中举足轻重。

在引言中我们提到，发展至16世纪，欧洲与中国仍处于相似的均衡状态中，这其中也包括类似的制度环境。二者之间如此相近的内生条件和同等的发展机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否像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源于欧洲此前长期孕育着的天然“种子”。既然在同中国比较后难以从西欧内部找到令人信服的基础，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换个思路：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形下，去努力寻找一个体系的均衡状态突然被打破的外部原因，或外生变量的冲击。按照这一思路，西欧的制度“突变”便可以归结于某些随机的历史事件。

有些经济学家把制度变迁本身视为外生变量。C. 琼斯认为，西欧实现经济突破性增长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使然。依他之见，虽然从人力资本积累等内生因素的角度看，工业革命或许不可避免，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则对产权保护的改进及战争、饥荒等外部冲击相当敏感。

换言之，工业革命在18世纪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该时期正巧发生了产权变革。卢卡斯也是“外生制度变量引发工业革命论”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看来，保障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之回报率的产权制度安排构成了工业革命的“外生冲击”（exogenous shock）。

卢卡斯这样处理制度变迁也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在构建“超长期增长”模型时，他难以为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找到恰当的位置。其实，不论制度本身是内生或是外生，关键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变迁，这种成因系属必然还是偶然、是内生演进还是外力冲击。

诺斯曾说：“我们不得不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个时期，并不是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的根本决裂。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往事的渐进性积累。”

奇波拉甚至认为，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可以追溯到其“爆发”之前700年发生的一系列历史变化上。

这些学者一致倾向于认为，工业革命是孕育在欧洲经济内部，长期积累的或阶段性演化的结果。

比较而言，奥尔森似乎更倾向于偶然性的解释。他认为工业革命始于英国是由于“光荣革命”后民主制取代了独裁制的结果。而“独裁制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事件才被阻止的，民主制也因此应运而生”。在克伦威尔之后，因为一系列的随机事件使权力角逐中的获胜者或获胜集团都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所有其他人的程度，所以英国才“幸运地”避免了一个新的独裁政体的产生。

以加州学派为主的一些历史学家们也对历史偶然性对于西方兴起的意义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他们极力质疑所谓的“欧洲中心论”，这实际是反对把现代工业革命和西方起飞之缘由，尽数归功于西欧社会的独特基因。比较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西欧之兴起是包括地理大发现

在内的一些偶然性历史事件的结果。

彭慕兰将海外殖民市场的发现视为西方兴起的外生动力。他认为，新大陆提供的食糖、棉花等原料，以及易开发的煤炭的偶然发掘，减轻了西欧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原本用来生产粮食、木材、燃料的大量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被节省下来。这种所谓“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的实现，直接带动了作为工业革命主导部门的棉纺织业的技术变革和规模扩张，进而推动了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和经济的起飞。

E.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形象地将西欧人在新大陆的扩张成果称作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他相信正是这笔意外之财使得西欧，特别是使得英国冲破了“斯密型增长”的极限，并最终创造了一个“欧洲奇迹”。

雷格莱和王国斌则更集中地将英国近代工业化归功于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偶然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开采。雷格莱说，从“发达的有机经济”（advanced organic economy）向以煤铁等矿物能源为主的“矿物能源经济”（mineral-based energy economy）的转变，是英国实现工业化和近代经济增长的条件。

王国斌认为，17世纪以前的欧洲经济增长受“斯密动力”的驱使，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了经济的缓慢增长。新大陆的发现和大量矿产能源的开发，满足了工业革命对有机能源的需求，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限制，由此欧洲开始实现以城市工业资本主义为经济发展动力的现代型增长。

在另一位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弗兰克的眼中，美洲金银的流入使西欧赢得了一张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入场券。西欧国家正是借助白银贸易同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建立了贸易网络后，才后来者居上并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中心。

这些学者的解释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他们忽视了国家力量对于海外扩张的推动力和作为其后果的西欧阶级结构的迅速分化，而且仅以物质外因对西欧这场“翻天覆地”式的变革进行解释看上去似乎略显单薄。不过他们将工业革命和西方兴起同偶然的地理大发现相联系的想法，以及对于海外扩张特别是美洲金银的关注，都在逐渐逼近我们猜测的焦点。

伊尔·汉密尔顿是首位明确将西方兴起与美洲财富联系起来讨论的学者。其基本结论是：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国家工资增长的速度滞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从而使企业家获得了额外的利润，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

遗憾的是，汉密尔顿虽意识到美洲金银作为外力的重要作用，却没有进一步去寻找它们与西欧制度变迁之间的纽带。

从美洲金银与阶级分化的角度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他指出，从新大陆输入的产品，特别是投入流通的大量金银，“根本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由于地理大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商业的拓展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希克斯也注意到商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在他看来，专门从事于商业的商人阶级的兴起，是欧洲习俗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条件。他再三强调，“新世界的起点是商业的专门化”。

奥本海在谈到欧洲立宪国家的兴起时，捕捉到了货币经济的重要性。他强调，与城市化同步发展起来的货币经济，使流动资本（商人阶级）逐渐取代了地产（贵族地主）的位置，并成为整个国家生活的重心。这一变化彻底摧毁了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国家，使中央政权在政治上变得足够强大，以至于地主和贵族的抵抗变得毫无意义。

相比之下，熊彼特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在解释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他不但看到了美洲金银这一随机因素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分析了由“价格革命”所导致的阶级结构的变化。他叙述说，“征服美洲后，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这是“一个偶然事件”，并“大大改变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原本需要经历渐变的事物，“在通货膨胀的燥热空气中，都变得具有爆炸性”。流动资金的增加极大地加强了那些能掌握这些流动资金的统治者的地位，随之而来的价格剧变则导致了社会的解体。这两方面的变化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促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变形。

弗兰克和汉密尔顿等人精心阐释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贵金属的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经典的阶级分析法，认为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了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诺斯等人则进一步揭示了制度创新对西欧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我们通过货币和制度这两条主线之间的互动过程把上述因果链条连接起来，并将其纳入到货币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大理论框架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熊彼特、希克斯所讲的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温格斯特、保罗·肯尼迪所看重的国债制度的建立，还是诺斯强调的与产权保护相关契约的成型，以及诸多学者都关注的那个“自愿”对制度提供保护的强权政府的介入，在当时都和货币量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迁休戚相关。基于此，我们建立了一个“外生货币

→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模型。在货币经济学的框架里，该模型的含义在于：在16世纪至19世纪的西欧，通过制度变迁这一中介，货币增长在长期中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这里，货币主义的“唯有货币起作用”的断言是成立的，但成立又是有条件的，即以长期的眼光来看，货币对实质经济的作用，必须通过其引发的制度变迁来发挥。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制度经济学传统。这里，我们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将外因引入，更要集中分析一个特定的、偶然出现的外生变量——货币——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同时说明，在某些敏感的历史时段，引起制度变迁或导致不同制度选择的外部突发事件，经过特定的条件或社会环境的筛选与强化，对历史的进程或路径具有决定性作用。

本文的基本分析脉络是：伴随地理大发现而涌入西欧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的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进了经济绩效。其间的逻辑关节点是：金属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大幅增加以及随后出现的“价格革命”，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依赖于固定地租收入的旧式贵族衰落的同时，从事海外贸易和掠夺的商人阶级开始兴起；各阶级力量的此消彼长直接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和君主的关系上；通过向统治者提供财政、税收支持，商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不断攀升，并逐步将其势力范围向国家政权内部延伸；在其权力渗透的过程中，国家性质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并越来越倾向于满足新兴阶级的利益与需求；为了在对外贸易中摄取更多财富并使其财产更加安全，商人阶级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结果在“重商主义”的外贸政策中，国家的“求强”与商人的“求富”达到了“完美”的融合；推行该政策的结果不但使财富日益集中到大商人手中，而且商人阶级对制度选择的影响力也急速膨胀；新兴阶级的壮大最终促发了重在界定和保障“新贵”之产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是全欧洲的“代表作”；而以商人和被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为主体的新兴阶级，恰好又是18世纪最具“生产性的”集团。

具体来说，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最突出的贡献体现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正式规则的确立。阶级结构和国家性质的变化，确立和维护了政府的信誉。随之而来的长期国债等制度的创建，既极大地提高了国家融资和保护资本市场的能力，同时国债的买卖也孕育了现代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则是市场交易习惯或自发秩序的逐渐成形。

财富的集中和数量相对较少的大资产者之间的多次博弈催生出了较为可靠的私人信誉。私人信誉的确立带来了规模效应，同时促进了银行业的兴起、内生货币创造和市场融资等制度的形成，与国家信用，特别是金属本位制度一起，逐渐使货币供应摆脱了贵金属数量的束缚。有效的资本市场使资金的借贷变得相当便利，从而带动了企业的大规模工业投资和创新活动。工业革命的兴起或西欧经济增长率的起飞由此得到了解释。

1. 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1997年版。

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113页。

4. 参见Sombart, Werner, 1967,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Pschology of the Modern Businessman, edited by Mortimer, New York: H. Fertig; 1913,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reissued (1969), New York: Burt Franklin。

5. 有趣的是，桑巴特眼中的“资本主义精神”和韦伯所说的那种基于勤勉、禁欲和鄙视享乐的“资本主义精神”相去甚远。桑巴特在他关于奢侈品工业和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中明确指出，正是对奢侈品需求的急剧膨胀， 导致了新兴商人群体的出现。由于原料的成本高昂、精湛技术难以获得，故大多数手工业者无法独立地从事奢侈品的生产。那些有幸能够独立承担生产和销售费用的商人，可以利用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并雇用更多的手工业者；而后者则逐渐沦丧为无产者。参见Sombart, Werner, 1967, Capitalism and Lux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pp.134~135。

6. 另外两根支柱分别是产权和国家。参见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92年版。

7. 参见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239页；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0页；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第41~44页。

8. 迪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1989年版，第131页。

9. 参见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5~22、108~154页。

10. 相关文献综述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2001年版，第257~268页；亨廷顿的观点参见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37页。

11. 参见Needham, Joseph, 195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13. 参见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 参见Needham, Joseph,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81~82。

15.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序言”，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16. 参见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5页；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92年版，第18页。

17.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3~74页。

18. 科大卫（David Faure）：《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65期，第64页。

19.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9年版，第95~105页。

20. 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6~429页；1997年版，第31~34页。

21. 参见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 - 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pp.15~16。

22. 参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91页。

23. Olson, Mancur, 1992, “Preface”, “The Hiden Path to a Successful Economy”, in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Christopher Clague and Gordon Rausser (ed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奥尔森还形象地补充说道：“虽说在一条狗可以占有一块骨头的意义上，个人可以占有某些东西，然而没有政府也就没有私人财产。”

24. 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6~613页；《资本主义的动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5.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94页。“现代世界体系”乃沃勒斯坦著作中的重要概念，它是指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是由“中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三部分组成的、无统一政治中心的经济网络。在这个体系的分工中，边缘区为中心区提供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销售市场；中心区则向边缘区输出生产加工品，并控制这个体系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

26. 诺斯所谈的相对价格变化有四种：一、个人资源增长要求所有权制度的调整；二、要素或产品市场上交易成本的下降；三、某些劳动集团相对收入地位的下降；四、信息成本下降使某些人拥有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参见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92年版，第51、59页。

27.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四章。

28. 由于不同版本的数据之间存在出入，所以我们分别参照了贝内特、克拉克、莫尔斯、布罗代尔、桑德尔、库津斯基以及联合国1951年数据等几个相对权威的版本，并粗略地在这些数据中间取了平均值。需要说明的是，桑德尔、库津斯基和联合国1951年提供的数据都是对整个亚洲人口数进行统计的结果。因为亚洲人口在这几个世纪中一直近似地等于中国人口的两倍，所以我们进行了折半处理后得出了他们对中国人口增长数目的估算。参见Bennett, M. K., 1954, The World’s Food: A Study of the Interrelations of World Populations, National Diets, and Food Potentials, sheet 1, New York: Harper; Clark, Colin, 1977,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sheet 3.1, London: Macmillan ; 莫尔斯：“1500-1700年的欧洲人口”，《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十六和十七世纪，奇波拉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31页。布罗代尔、桑德尔、库津斯基以及联合国的数据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3、46~47页。关于欧洲和中国人口的增长另可分别参见Rich, E. E. & C. H. Wilson (eds.), 1967,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4: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2~23;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葛剑雄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9. 参见North, Douglass C. & B.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4 （Dec.）。福格尔曾就历史的偶然性做出如下评论：在解释某一经济体制如何运转时，机遇或许不那么重要；但在解释某一经济体制何以至此及它为何随之变化时，机遇通常就变得重要了。参见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斯和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德勒巴克、约翰·奈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30. 温格斯特补充说，具体而言，商人们极度渴望对财产权利的可靠的保障，以及低水平而又稳定不变的税收。在对外事务上，他们希望国家强盛以击败外国竞争者，从而保护其航线和扩大殖民范围，最终增进商人的利益。在内战中，商人圈基本上同与王室作对的议会站在一起。他们在议会中的政治代表后来以辉格党反对派著称。而站在商人圈对立面的是社会中更为传统的势力，他们最大的支持来自乡间。在英格兰内战中这个群体成为了王室的支持者。在“光荣革命”之后，这股势力又构成了托利党的主体部分。参见其“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础：17－18世纪英格兰的议会和君主债务”，《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253~283页。

31. 参见Jones, Charles I., 1999, “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 NBER working paper 7375。

32. 参见Lucas, R. E., Jr., 1998,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33. 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1992年版，第159页。

34. Cipolla, Carlo M., 1993,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 -170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13.

35. 根据迈隆·古特曼（Myron Gutmann）的观点，工业革命是一连串互为因果关联的阶段，其进程分为三个时期：一、城市手工业时期（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二、农村家庭工业时期（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三、城市工场机械化工业时期（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后期）。前两个阶段均先于工业革命之前。参见Gutmann, Myron P., 1986, Toward the Modern Economy: Early Industry in Europe, 1500 –180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亦可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36. 参见Olson, Mancur,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pp.567~576。

37. 西方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在广义上通常是指：1487年迪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绕过非洲抵达印度。我们文中涉及的主要是美洲大陆的发现对西方世界的影响。

38. 参见Goldstone, 2000。

39. 参见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0. Jones, Eric L.,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 :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1. 参见Wrigley, E. A.,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5。

42. 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1998年版。

43. 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2001年版。

44. 参见Hamilton, Earl J.,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 Economica 27, vol.IX (Novermber); 1934 [1965],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45. 分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7页；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1~372页。

46.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25页。

47. 参见奥本海：《论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3~109页。

48. 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1~222页。

49. 关于“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划分标准。第一种标准依据的是支配主体。如果货币供应量受“看不见的手”支配，则为内生；若其受制于中央银行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决定，则为外生。第二种标准来自弗里德曼、米尔斯、武德等人。他们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数量为内生，而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为外生。第三种划分标准是，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则为外生货币；如果物价上升后货币量被迫增加，则为内生货币。我们在文中所使用的“外生货币”有两层含义：一者，它相对于制度变迁而言是外生的变量；二者，相对于银行系统而言它也是外生的。与之相对的“内生货币”是指，通过银行信用货币创造体系创造出来的货币。

50. 我们把制度细分为习惯和规则，而诺斯则把制度进一步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划分名称不同但含义类似。参见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第三章 美洲金银流入欧洲与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本章先对美洲金银注入后欧洲货币存量的增长状况做一些实证考查。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提出一个与传统的长期货币中性理论不同的命题：外生货币的增长通过制度变迁这一载体影响了西欧长期的经济增长。而货币增长之所以在当时能够引起西欧社会的制度变迁，其根源在于美洲贵金属的流入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其间，旧贵族衰落而商人阶级作为新兴利益集团开始壮大。

§3.1 美洲地理大发现与欧洲货币存量的增加

在贵金属充当主要流通手段的时代，货币供给是独立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外生变量，并且严重地依赖于贵金属的来源。到了15世纪，货币供给不足终于造成了“银荒”，使得落后的易货贸易形式开始在欧洲一些地区扩大。

欧洲经济要继续发展，就必须冲破现有货币流通额“无情的限制”。

1492年，当哥伦布带着关于新大陆的报告胜利返回后，卡斯提尔

的枢密院几乎立即决定占领这块其土著居民还无力自保的土地。此后，一切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们似乎都怀着同一动机，那就是“对美洲金银的强烈欲望”。

墨西哥的征服者科尔特斯承认：“我们西班牙人人都受着一种心病的折磨，这种病只有黄金才能治愈。”哥伦布本人曾毫不隐讳地说：“谁拥有了黄金，谁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拥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上天堂。”

贵金属的作用似乎从来没有像在16世纪那般重要，它甚至被视作是“人民的养料”。一位威尼斯的商人甚至这般形容：贵金属不管其色泽是黄还是白，“都是每个政府的神经，决定政府的脉搏跳动，构成政府的精神和灵魂，赋予政府以存在和生命……它能主宰一切，克服任何困难……有了它，也就有了一切；没有它，一切都会变得死气沉沉。”

在遥远的美洲新大陆接二连三发现的金、银矿山撩动着欧洲人的心弦。其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当然是1545年秘鲁玻利维亚境内波托西银矿的发现。1563年万卡韦利卡水银矿（水银是分离纯银的工具）被发掘后，波托西银矿获得全面开采。仅几年光景，这座号称世界上最丰裕的银矿出产的白银量就已超过当时世界银产量的一半以上。

除波托西外，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瓜达拉哈拉等银矿和一些著名的金矿也陆续投入开采。

西班牙人同当地政府勾结，获得了极其廉价的劳动力。

大量低成本的美洲贵金属自16世纪开始流入西班牙。之后，这些金银财富像血液般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或者走私、海盗掠夺及战争赔款等多条渠道灌注到欧洲主要国家的体脉中，新鲜的“血液”使欧洲的脉搏开始强劲地跳动。

布罗代尔和斯波纳通过方程式推算出美洲金银到来之前整个欧洲的贵金属总存量大约为黄金2000吨，白银20000吨。如果把黄金也折合成白银，则欧洲当时的人均白银拥有量仅为600克多一点儿，这个数目“小得可怜”。

而美洲矿山的发现使情况大为改观。1495年以后，西欧新增的全部贵金属中，有大约85%来自新大陆的金、银矿。

根据官方的保守数据，在1521年至1600年间，仅秘鲁和墨西哥的矿山就出产了1.8万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并以“合法”途径涌入到西班牙，进而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西欧几个重要国家。汉密尔顿、麦克劳德、沃伦和皮尔逊在各自的著述中给出的数据与官方数居相差不大。

而另外一些学者所估算的数据中的数字甚至高出官方的数倍之多。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美洲金银的输入仍源源不断。据巴雷特的估算，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有3.1万吨和5.2万吨的美洲白银流入欧洲。

政府开采约占总账目的1/4，私人则占3/4左右。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100年间，世界黄金产量大约增加了两倍，其中大部分也是从美洲输入欧洲的，尤其是1680年葡萄牙人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发现了丰饶的金矿后。

另外，以上数字只是根据各种官方“合法”账目计算得出，而那些未计入内的走私、海盗掠夺和直接贸易流入的金银数量也极为可观，估计走私的白银量约占官方账目的10%以上。

我们手中虽然没掌握确切的黄金走私数量，但就走私的便利和欲望程度而言，贵重而体积小的物品比相对轻贱而体积大的物品走私的概率更大，故走私黄金的比重想必更高于白银。

而且官方账簿记载的仅是新开采量，其中并不包括对美洲已有金银珠宝存量的掠夺。如果加上这些由于数据残缺而遗漏掉的金银量，其总数额之巨大必然更为触目惊心，并远超出了西欧主要国家已有的货币储存总量。在弗朗索瓦·西米昂看来，美洲矿产使16世纪欧洲的货币存量约等于原来的5倍：从1500年到1520年，货币存量可能翻了一番；从1520年到1550年，可能又翻了一番；从1550年到1600年，可能再增加一倍多。而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货币存量也各增加一倍以上。

虽然各种版本的数据不尽吻合，但西欧主要国家货币存量在该时期的激增是确信无疑的事实。

1.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5页。

2. 帕克：“1500-1730年欧洲近代金融的产生”，《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50页。

3. 卡斯提尔，15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的封建国家。其女王伊莎贝拉支持了哥伦布的探险事业，1479年该国与斐迪南的阿拉贡王国合并，完成了西班牙王国的统一。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972年版，第133~134页。

5. Galeano, Eduardo H., 1974,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24.

6.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94页。

7. 波托西被命名为“帝王之城”，城徽上刻着如下箴言：“我是富裕的波托西，世界的宝库，国王们的垂涎之地。”而菲利普二世（1555-1598年在位）更是对其盛赞不已。他感叹道：“对于一个贤君抑或名主而言，这座高耸云端的银山足以促成其征服世界的霸业。”参见张凯：“秘鲁历史上的‘米达’制”，《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Hemming, John, 1970, The Conquest of the Incas, New York: Harcourt Bace Jovanovich Press, p.407。

8. 斯普纳：“1559-1609年间的欧洲经济”，《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1559-1610），沃纳姆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9. 参阅麦克劳德：“西班牙与美洲：大西洋贸易（1492-1720年）”，《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贝瑟尔主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0~352页；张凯：“秘鲁历史上的‘米达’制”；乔明顺：“浅论委托监护制和《布尔戈斯法》”，《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65~90页、94~106页。据说不过一个世纪多一点儿的时间，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就减少了90%以上；而秘鲁波托西银矿周围的印第安劳动力更锐减了95%！西班牙殖民者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剥削之残酷可见一斑。参见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10. Rich, E. E. & C. H. Wilson (eds.), 1967, Vol.4, p.445；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1992年版，第554页。

11. 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2. Hamilton, 1934 [1965], p.301；麦克劳德，《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第354页；沃伦和皮尔逊的数据见于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3. 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版，第7页。

14. Barrett, Ward, 1990, “World Bullion Flows, 1450-1800”, in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pp.224~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39页。

16. 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1998年版，第25页。

17. 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972年版，第163页。

18.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996年版，第645页。中译本写作50倍，我们将其与英文版对照发现有误，在此引用的是更正过的数据。

19. 另有版本说，当1492年哥伦布发现西印度时，欧洲流通之金银总额还不过17亿比索（Piastre一般被称作Peso，亦名Peso duro，即西班牙银元），但到了1600年，已经激增至62.4亿比索。薛比亚而（Soetbeer）大致估计了自波托西等各银矿发现以后世界白银每年生产量的增加趋势：在1495年至1520年间，世界银产量原本每年平均出产1511000盎司纯银；到了1545年至1560年间，每年的平均产量便提高至10017000盎司；自此以后一直到18世纪中叶，世界每年银的产量大约总在9000000至17000000盎司之间。考虑到各种货币单位和重量之间换算非常复杂，我们这里就不进行折算了，只是大致给出欧洲贵金属存量增长的幅度。参见Hirst, F. W., Money (1933), Chapter IX, Silver and Silver Prices,p.511，转引自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页。1972年的经典论文中，通过人们具有理性预期这一假定，再次建立了长期货币中性的均衡模型。参见Sidrauski, M., 1967, “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pp.534~54；Lucas, R. E., J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April), pp.103~124。

§3.2 “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的提出

在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框架中，西方大部分学者都坚持长期货币中性理论。根据卢卡斯的定义，“货币中性”是指：货币因素在长期中不会对实质性经济变量（如就业、实际收入和产出等）产生影响；货币唯一能够改变的只是名义变量（如价格）。

换言之，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在长期中与货币量的增减无关。而本文将要论证的命题与传统货币中性论不同，我们认为16世纪至19世纪欧洲的货币扩张在长期中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中性的，这种货币非中性的根源在于，它所导致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成就了制度创新。西方一些学者从技术、禀赋、偏好等不同角度挑战了传统的长期货币中性理论。而本文旨在从制度的角度说明货币增长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非中性影响。

就长期而言，在看待货币存量变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时，传统的货币中性理论奉行的是总量分析

。货币中性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价格与货币存量在长期中同比例变化。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价格是仅就平均物价而言的。这一点在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货币中性论依据如此简单的假定，忽视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货币量的增加对于不同种类商品价格之上涨幅度的影响不尽相同；第二，新增货币在社会各个成员中的分配并不一致。坎蒂隆是第一个认识到货币量增加会导致不同商品和要素价格涨幅程度不一致的经济学家。

他进而认为货币量的变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同影响取决于货币介入经济的方式，以及谁是新增货币的持有者。这被后人称为“坎蒂隆效应”（Cantillon effect）。

马尔萨斯、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一些古典货币数量论者，以及后来的瓦尔拉斯、维克赛尔、熊彼特和米塞斯等人也都注意到这一现象。

在此，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马尔萨斯。他把货币增量的重新分配与一国的资本总量、生产规模和产出水平的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用以说明货币量的增加在一段时期内可以通过新增货币的重新分配增加实际产出。马尔萨斯指出：“如果流通媒介的分配使一国的产品支配权主要归于生产阶级，也就是说，如果相当大量的通货从有闲阶级和依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手中转移到农业家、工业家和商人手中，那么资本与收入的比例就会大大有利于资本，该国的产品在短期内就会大大增加。”在原有货币重新分配的基础上，马尔萨斯还阐述了新增货币对生产的影响：如果新增货币被集中于生产者手中，他们就能够购买更多的物资用以扩充生产规模，这种新增货币于是转化为新增资本，促进产出的增加。

在本文中我们将上述现象称之为“财富分配的非中性”。

穆勒、维克赛尔、尼科尔森和庇古等人还进一步提出，货币量的增加能够产生“强制储蓄”，从而对群体中的不同人产生各异的影响。

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结论是：货币增长只有在该经济体内所有成员间进行一致的最初分配时，才会实现货币的中性效应。

以上学者对于货币中性理论进行挑战的结果，在于构建了一个“货币增长→财富重组→实际产出增加”的货币非中性模型。他们的理论引出了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财富的重新分配与“长期货币非中性”之间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联系？我们发现，这一模型解释力虽然得到了拓展，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与传统的货币中性理论一样，都是建立在一个均衡的制度环境之中，货币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都是在一个稳定的经济机制内完成或实现的。而在本文所讨论的历史时段中，通过财富分配的非中性，货币增长并不仅仅直接地影响了实际产出（虽然它在一段时期内可能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导致了阶级结构的变化，而阶级结构的变化又诱发了制度变迁。正是新的、有效率的制度选择推动了后来的欧洲工业革命，并使整个生产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革，经济实现了飞跃性增长。这便是我们赋予“西方世界兴起”这一谜题的历史与逻辑的猜测性回答。

在传统的货币均衡模型中并没有制度变量的位置。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便派上了大用场。尼尔·弗格森就曾直言不讳：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货币自始至终都是使现代经济生活的各项制度（特别是官僚税收、中央银行、债券市场和股票交易）得以形成并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货币是促使现代政治制度，特别是议会和政党制度不断演进的国内冲突的焦点。

从“货币事件”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外生冲击角度来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进这一长期问题，弗格森的这种想法已经接近我们的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之要旨。剩下的工作就是将作为外生变量的货币纳入货币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并通过阐述作为事件的货币对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最终将着眼点放在对西欧经济增长问题的解释上。

既然将货币视为政治经济学的产物，我们可以在上文提及的那个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非中性模型中，加入两个与制度相关的逻辑关联点，并将其改写为：“货币增长→财富重组→阶级结构变化→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考虑到美洲贵金属供给是一个外生变量，故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外生货币→制度变迁→经济增长”的简单因果链。这也是我们为“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建立的基本模型。下边我们就把它放回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说明。

1. Sidrauski首先利用数学模型证明了长期货币中性结论。之后，卢卡斯在1972年的经典论文中，通过人们具有理性预期这一假定，再次建立了长期货币中性的均衡模型。参见Sidrauski, M., 1967, “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pp.534~54;Lucas, R. E., J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April), pp.103~124。

2. “总量分析”所依据的假定是，整个经济过程中重要的仅仅是个体行为的代数和，这种代数和可以用来衡量个体行为的加总。这种加总过程由于会遇到很多问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熊彼特就认为，接受这一假说的货币分析与不接受这一假说的货币分析相比，前者不如后者稳妥可靠，因为这一假说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418~420页。

3. 参见费雪：《货币的购买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4. 参见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2~85页。

5. 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5、425~426页。

6. 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

7. 参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页；《政治经济学论文五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26页。

8. 强制储蓄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外生货币量增加首先涉及企业主或贷款给企业主的人们，从而导致该经济支出中投资比例上升；二、货币增加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会强迫工人和固定收入者相应地增加储蓄。这样，货币量的增加可以导致实际资本量的增加。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边际生产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降低了长期的均衡利率。参见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1996年版，第380页。

9. 参见Ferguson, 2001, pp.13~14。

§3.3 欧洲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发现美洲这一意外“宝藏”后，为了防止已经到手，或即将到手的美洲金银财富外流，西班牙君主一方面制定了严刑酷法，另一方面在其美洲殖民地实行贸易垄断，以使殖民地出产的物品专属于西班牙，且只有西班牙才能向殖民地直接输出商品。

这样一来，那些经济上占有一定分量的西欧诸国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与“吝啬的”西班牙争夺（以及彼此间争夺）来自美洲的金银。在觊觎西班牙的金银的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中“聪明的”商人们很快摸清了把这些金银据为己有的“门道”。

对于那些国家的商人而言，获得美洲贵金属的最“正当”途径，是通过塞维利亚

和安特卫普

等中介城市同西班牙进行贸易。西班牙当时面临这样的处境：为满足本土及其美洲殖民地的需求，它不得不依赖西欧其他国家贸易品的进口。西班牙在肉类、小麦，特别是衣料等工业制成品方面无法自给自足，而食盐、羊毛和油脂的出口又远不足以补偿它为自己和“饥饿的”殖民地所进口的商品。贸易逆差的出现，不可避免地使西班牙获取的美洲财富分流到西欧各个市场。

随着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商品的大批流入，西班牙在美洲得到的贵金属如同涟漪般扩散开来。

整个西属美洲殖民地所消费的外来物资中，只有1/20是由西班牙生产的，其他部分几乎全部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提供。难怪当时有人评论说，一国对于西班牙的贸易越繁荣，贸易本身就会将越多的巨额金银带到那个国度去。

直接打入美洲市场的走私贸易，是西欧商人们获得美洲金银的另一种手段。当时的法国商人经常使用假商标来伪造西班牙商品，直接参与在名义上被西班牙垄断了的大西洋贸易。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也“不甘示弱”，他们甚至直接冒充西班牙商人将商品拿到美洲销售。而且，这些西欧大商人们在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大都能够找寻到自己的西班牙“亲友”。这些所谓的“亲友”专门负责在货船证书和发货单上签名，并主动向西班牙海关申报，证明这些商品是他们自己运往殖民地的。此类现象在16世纪出现后，一直持续了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初，西班牙人始终都在扮演着外国人的委托交易商的角色。据库利舍尔的统计，菲利普二世时期（1555-1598），美洲殖民地进口的商品中有9/10都来自它与西班牙以外的西欧国家之间的直接贸易。法国打头，英国和荷兰紧随其后，走私贸易在17世纪形成了自己“独自的政治体系”。

除了贸易途径外，西班牙在金融渠道中流失的金银货币量也不可小觑。运到塞维利亚交易所的贵金属迅速疏散到西欧主要的金融市场。这些不定期的舶来金银，通过贷款和汇兑等方式绵延不断地外流。

安特卫普成为16世纪西欧金融世界无可争议的霸主和“超级货币市场”，而频繁的商业金融活动使大量美洲金银落户该城市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16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特别是伊丽莎白时期（1558-1603）的英国，都通过安特卫普和塞维利亚等金融中心城市参与新世界金银的分配。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大批成功的金融家或一个有产阶级应运而生了。

为了让西班牙人手中的美洲财富更多地落入自己腰包，西欧商人们所采取的第四个“高招”，也是最绝、最狠的，那就是直接、干脆地进行海盗掠夺。16世纪的海盗活动通常与商人间正常的商业活动密切相连。海商与海盗往往是一对连体儿，其间并无分明的界限。马克思曾精辟地总结道：“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

直接从事海上掠夺不必支付任何开采成本，甚至连商品输出都“省”了。虽然难免遭受西班牙王权的军事“打击报复”，但从总体上看，海盗掠夺明显是收益大于损失。

当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海盗驰骋于各大洋，窥视和追逐西班牙、葡萄牙的远洋货船和满载金银的船只，并不时袭击其殖民地的港口。海上掠夺通常是在各该国王权明许或暗示下进行的，并成为美洲金银在西欧实现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西欧各国王室或政府为了维护和争夺海上霸权和增加国库收入，竞相公开支持本国海盗商人对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的掠夺活动，同时尽力保护本国商船免于遭受他国海盗的劫掠。1523年法国海盗比·弗洛林在亚速尔群岛拦劫了两艘满载美洲金银的西班牙货船。当查理五世

（1519-1558年在位）向弗朗西斯一世提出抗议时，这位法国国王不屑一顾地回答道：“请您给我看看，在圣经上哪处地方是把那边的一切都分派给陛下您的呢？”

被荷兰政府授予特权的麦哲伦海峡公司，便公开以海盗掠夺作为主要目的，而荷兰西印度公司更明目张胆地设立了走私贸易与海盗掠夺两个业务部门。英国的海盗活动由于深受国王的纵容、支持和资助，所以最为猖獗。海盗们不但经常拦截途经英吉利海峡前往安特卫普的西班牙商船，

而且还坐镇加那利群岛，持续在大西洋上巡航以等待来自美洲、满载金银而归的西班牙“银船”，并趁机劫掠。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甚至也公开投资这类海盗活动，并分取大量虏获物。女王的亲自参与使一些私掠巡航上升为一种专业性颇强，且具有准官方性质的组织化活动。劫掠通常带有官方的指令，采用联合参股的方式筹集资金，最后按投资比例瓜分“战利品”。商人阶级作为其中十分重要和活跃的投资者，获利甚多。令同时代西班牙商人“谈虎色变”的传奇海盗德雷克，其数次出航均是以女王的海军将领的身份来指挥船队的。其中1577年到1580年的几次劫夺活动，仅集资了5000英镑，最终掠夺的财宝价值竟多达470万英镑！在西班牙国王强烈抗议英国海盗洗劫其商船与殖民地之际，英国女王不但授予德雷克和另一位海盗头目霍金斯以爵士头衔与海军将领称号，而且在那次震惊欧洲的环球海盗航行之前，女王还郑重宣布：“谁要是把德雷克准备在1577年进行远征的事泄露给西班牙国王的话，就砍谁的头。”在德雷克成功抢劫了巨额金银财宝返航后，她又亲自登船，为之举行隆重的授职仪式，并分享了至少263790英镑的赃物。

当然，海盗活动最惯常采用的方式还是商人们在贸易航行的往返途中伺机进行劫掠。伦敦商人们乐此不疲，其中的很多人身兼商人和海盗的双重身份。这种无须事先筹集资本的私掠方式，也使商人阶级获得了数额可观的美洲财富。

拉布估算，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18年，海盗掠夺的年平均所得约为15万英镑，总共夺得270万英镑左右。

美洲金银通过上述途径流入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商人手中，最后只留给“可怜的”西班牙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西班牙人哀叹自己从西印度群岛“经过长距离的、长时期的和危险的航行之后带回的它所获得的一切，以及他们用鲜血和劳动收获的一切，都被外国人毫不费力地、舒舒服服地运到他们本国去了”。

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拉蒙·卡兰多不禁生出这样一番感慨：“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咀嚼食物，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西班牙人似乎只是成功地为“养在深闺”的美洲财宝做了一次嫁衣——而真正凭借这桩婚姻“飞黄腾达”的男主角却是以英国为主的西欧其他国家的商人阶级。

虽然把贵金属和其他商品带回本国存在着风险，但对于一个幸运的商人来说，百分之一千甚至更高的回报率并不罕见。

当时，西欧主要国家的大商人，特别是那些大批发商、贸易公司的大股东、金融业主、交易所的经纪人们可谓腰缠万贯，人人称羡。商人的事业和社会地位蒸蒸日上。到了17世纪，英国商人已开始收绅士子弟为学徒。

那种视经商为下等职业、牟利为不道德之举的经院说教，已经被视为迂腐之言而不再为人们提及。托马斯·孟甚至称商人为“国家最好、最有益的成员”，认为其理应“享受一切优渥”。

其中英国的情况最具代表性。根据塞拉普提供的数据，15世纪初，伦敦商人的中等富裕标准是动产300英镑左右。

但时至16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一个伦敦商人死时留下动产3000英镑以上已经不算什么稀罕事了。

根据乔丹的估算，伊丽莎白时代伦敦商人平均拥有7780英镑的动产。

即便考虑到16世纪价格上涨的影响，西欧商人所拥有的平均动产价值也是15世纪中等富裕商人的十多倍。当时的作家托马斯·威尔逊（约1560-1629）做了如下描述：“伦敦有的商人财富多达10万英镑，那些不足5万英镑的就不能算是富有。”

倘若再将不动产的价值也估算在内，则整个商人阶级的财富数额更为可观。不仅如此，这种财富积累速度日益加快。

大量美洲金银的意外供给在16世纪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价格革命”。这场“革命”首先在西班牙爆发，随后波及西欧其他主要国家。就欧洲物价总水平而言，1600年比1500年增长了2~3倍。16世纪末西班牙物价比该世纪初上涨了4.2倍。在此之后，黄金和白银通过贸易和走私等渠道流入邻国，英、法、荷等欧洲主要国家也出现了价格波动。其中法国物价指数比16世纪初高2.2倍，英国高2.6倍，荷兰的主要城市高3倍，阿尔萨斯、意大利和瑞典高将近2倍。

按现代价格指数标准，这只是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根本不配叫什么“价格革命”。但在贵金属通货时代，价格结构通常是高度稳定的。根据布朗和霍普金斯的生活物价指数

，14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物价总水平基本保持不变。对于长期享受价格“超稳定”的欧洲人来说，如此的物价上涨幅度足以引起广泛的社会动荡。博丁（又译作博丹）是第一个明确指出这种因果关系的学者。他认为金银的丰足是当时导致物价上涨的“主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原因”。

这一结论不但得到了大量经验的证实，更为后来的货币数量理论所充分证明。

“价格革命”的深远后果之一，在于进一步分化了西欧各国的原有财富和新增财富所有者阶级。在整个“价格革命”过程中，商人集团仍是最受眷顾的群体。一方面，西班牙的价格革命在时间上要早于欧洲其他国家，且程度也要激烈得多。剧烈的通货膨胀使西班牙国内物品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更为昂贵。英、法、荷等国的商人们通过向西班牙市场提供商品和劳务，以更加低廉的成本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另一方面，由于物价脱离了生产成本的约束，从而使那些依靠生产和销售货物以牟利的阶级获得了额外利润。随着通货膨胀时间的持续和程度的加深，西欧社会的原有均衡发生了变化：土地所有者和那些靠工资为生的人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他们所损失的财富则流向商人和企业主们的口袋。这也就是所谓的“利润膨胀”。这种状况在西欧主要国家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几家欢喜几家愁。随着大量美洲金银的涌入，那些按照传统方式依靠固定货币地租收入而“坐享其成”的旧贵族阶级，日子却愈发难过了。

价格革命使一般产品价格上涨，但在租约期内，贵族地主却只能按照协议上的既定数额收取地租。那个时代的地租期限往往很长，有的甚至长达一个世纪。

这意味着贵族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随着物价上涨随时对地租进行调整。物价上涨和地租黏性使得旧式土地显贵的实际收入锐减。这个时期的基本态势是：贵族地主和旧式家族相对没落，一部分人开始入不敷出、变卖地产；另一部分贵族则逐渐被资产阶级化；

“贫穷贵族”“无产贵族”频频出现构成了一幕幕颇具戏剧性的场景。根据斯通的统计，1558年12月，63户大贵族共占有3390个庄园，平均每户占有54个；1602年时，57户大贵族共占有庄园2220个，平均占有数量降到39个；到了斯图亚特时期，情况继续恶化，121个上院大贵族共占有庄园3080个，平均每户仅占25个。从1559年到1620年，英国占有40座庄园以上的土地显贵由原来的39家锐减至19家。

1600年时，大约2/3的英国旧贵族在财政上不仅入不敷出，甚至濒临破产。斯通认为，到都铎王朝（1485-1603）末期，由旧贵族组成的上层结构似乎已接近解体的边缘。

在美洲金银流入后的几个世纪中，法国贵族也在不断贫困化。1750年，一位法国总督对他的继任者说：“这个地方的贵族非常贫穷。同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位法国贵族成员在1755年不禁感叹道：“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就在贵族家道没落和权力丧失的同时，商人阶级开始集中财富并靠近统治者。他们在旧贵族的“废墟上崛起”，并呈现咄咄逼人之势。法国旧贵族阶级经历了双重失败：他们变得“绝对地和相对地虚弱”。旧贵族阶级逐渐贫困化的现象，在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可见，美洲贵金属的注入虽然在总量上增加了欧洲国家的财富积累，但财富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在社会各个阶级间的平均分配。蛋糕虽然做大了，结果却并非“皆大欢喜”。富者弥富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展现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侧面。马克思对由此引起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极为关注。而我们这里更关心的是有产阶级内部的损益及后果：旧贵族阶级昔日的荣耀不再，而商人阶级作为新的利益集团“异军突起”了。托马斯·威尔逊在16世纪末期这样写道：“一些人（旧贵族）一天天衰落下去，另一些人（新兴商人阶级）按照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发展起来。”

历史学家肖尼讲的一段话可谓真知灼见。数量空前的美洲金银的突然涌入“促进和加快了规模无法估量的社会大变动：商人和金融资产阶级富裕起来，上升到王公贵族的地位，……像寄生虫一样靠剥削才能维持自己地位和荣耀的贵族一天天腐朽衰败”。

美洲金银供给的增加在西欧货币史上引起的争论激烈而庞杂，其中最为抢眼的理论自然是货币数量论。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价格革命”的起因和通过国际收支效应完成的传递范围与速度，以及对美洲金银间歇式流入与价格波动水平和方向等问题的解释。由此引出的论题包括金银数量、流通速度、市场化（国民收入中交易量的增长）、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城市化、分工与专业化。毋庸讳言，尤其是在贵金属铸币时代，货币数量论在处理历史的短期问题时无疑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分工深化，在回答价格长期波动问题时均有相当的功效。不过我们还是认为，美洲金银对于西欧更重大的意义，则在于它作为初始动力在长期中改变了财富分配状况和阶级结构，从而为打破制度的均衡状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避围绕货币数量论的种种争议和纠缠，有助于我们把目光放在制度变迁对西欧市场化（货币化）、城市化的促进之上。

归根结底，实现这一制度转换的前提，是新兴商人阶级和现代国家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并扮演主角。

1. 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2. 塞维利亚位于西班牙境内。在与塞维利亚的贸易中，法国人占了最多份额。到1691年为止，法国人运往该城市的货物贸易额每年约为2000万里弗尔，其中约有1200万里弗尔的货品被转运往新世界。参见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文艺复兴（1493-1520），波特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01页。

3. 安特卫普位于西属尼德兰的南部，是英国等进入西班牙和欧洲经济体系的关键城市。尼德兰革命爆发于1559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签订后，北方建立了独立的联省共和国（相当于今天的荷兰），南部（相当于今天的比利时）则继续受西班牙国王的控制。

4. 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1999年版，第603页；斯普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36页。

5. 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版，第8页。

6. 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1990年版，第210~211页。

7. 同上，第209~210页。

8. 斯普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37页。

9. 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1999年版，第600~610页；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98年版，第221页。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7页。

11.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同时也是西班牙的查理一世国王。

12. 李乾亨：《资本原始积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

13.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14. 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117页。

15. Andrews, Kenneth R., 1964, 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0~117; 麦克劳德，《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第365~368页。

16. Rabb, T. K., 1967, Enterprise and Empire: Merchant and Gentry Investment in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575-16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61.

17. 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1999年版，第601页。

18. 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版，第8页。

19. 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1999年版，第12页。

20. Clark, Peter & Paul Clark, 1976, 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7~119.

21. Heckscher, Eli F., 1931, Mercantilism, Vol.Ⅱ, London: Allen & Unwin, 1934, p.282.

22. Thrupp, J., 1948,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pp.103~104, 109~110.

23. Willan, T. S., 1953, Muscovy Merchants of 1555, Manchester: A. M. Kelley, pp.79, 97, 100, 103.

24. Palliser, D. M., 1983,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p.105.

25. 参见Stone, L., 1965(a), 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40-1640,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pp.115~118; Pollard, S., & Crossley, D. W., 1968, The Wealth of Britain 1085-1966, London: Batsford, p.115。

26. Hamilton, 1934 [1965], p.301；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1998年版，第27页；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34页。

27. 根据该计算方法，首先需要选出包括粮食在内的多种基本生活品作为一个购物篮，然后根据篮中不同物品的比率求出篮子的价格曲线，再后确定工资与这条代表生活水平的价格曲线之间的比例关系。参见布罗代尔：“1450至1750年欧洲的价格”，《资本主义论丛》，1997年版，第280~281页。

28. 参见博丁：“对马勒斯特卢亚奢谈物价高昂及其补救办法的答复”，《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A.E.门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还可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466~467页；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40页。

29. 参阅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几点说明”，《弗里德曼文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9页；“货币数量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纽曼、米尔盖特、伊特韦尔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30. 西班牙的情况又多少具有特殊性：新的购买力首先落入君主和旧贵族手中，他们哄抬物价的结果是创造了一种“收入膨胀”。参见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1999年版，第602页。

31. 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第602页。另可参阅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8页。

32. 传统方式土地出租期限通常以“代”划分，有时租约可长达三代。另一种情形是以“年”为限，长可至99年，一般限定在半个世纪左右。参见Ashley, William J., 1921,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An Outline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pp.52~55; Tawney, R. H., 1912,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p.211。

33.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1995年版，第55、160~163页。

34. Stone, L., 1965(b),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55.

35. Stone, L., 1948,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 1st series, p.181.

36.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7~119、123、287页。作者还援引了莫里哀在戏剧《达尔杜弗》（1644）中的一句颇具讽刺性的台词：“别瞧他那副模样，他还是个出色的贵族哩！”

37. 赫斯特菲尔德：“以西欧为典型的社会结构、官职和政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177页。

38.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98年版，第236页。

39. 美洲白银在17世纪下半期继续大量涌入，但此时的欧洲物价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并未重现16世纪的价格革命。围绕货币数量论的各种主要争论便由此引出。相关的文献很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有：Fisher, Douglas, 1989, “The Price Revolution: A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Dec.), pp.884~902; Goldstone, J, A, 1991,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Mar.), pp.176~181。

第四章 西欧阶级结构及国家功能的变化

新兴阶级要推动制度的巨轮向前运转，必须有国家的配合。在传统的货币理论中，我们看不到国家的踪迹；但国家在这一关键时期恰巧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角色：提供产权保护和支持对外扩张。通过考察国家政权与新兴商人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在本章力图说明，国家或王权介入的初始原因，在于美洲贵金属流入所导致的财富重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4.1 国家、阶级与产权保护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国家大致上被假定为“中立”的。在其后的著作中，诺斯将原有的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相结合，并据此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新的诠释。在诺斯构筑的国家理论中，国家不但被视为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机构，而且成为导致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效率的最终负责者。国家被赋予了三项基本的职能：其一，提供一系列所谓的“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界定产权，随时应对其他主权国家或潜在统治者的竞争，为此，国家不得不平衡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其三，既要保证其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又要努力降低交易成本以追求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并以此增加国家税收。

国家对产权进行界定和实施保护的各项措施，表面看似乎对社会所有成员都具有同等效力或普遍适用性，但历史经验显示，国家是“非中立”的，其功能往往具有歧视性。具体到财产权利，它偏袒的是统治阶级或得势阶级的产权。奥本海在其著作《论国家》中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以及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当权力、领土和财富向更高阶段发展中成为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任何一个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即相互间有上层和下层之分的等级制，或是享有不同的权利，有不同收入的阶级。”这一特征是国家“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原始特征”。

马克思在阐释国家、法律和私有制的关系时，最早地引入了阶级分析法。他认为，国家不外乎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属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成员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中介。由于资产阶级的壮大，国王“开始保护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由此，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才在一切国家里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正是由于私有制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而得以推进，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才“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

当那些新的交往形式出现的时候，国家不得不通过立法承认它们获得财产的合法性。

和马克思同时代的英、法等国的一些近代作家们也曾断言，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或曰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才存在的。比如，巴斯夏就坚持以为，法律生来就是为了保护财产的，它的推行需要国家的一系列制裁措施和暴力来支撑。在国家这个巨大的“虚构体”中，所有人或所有阶级的利益是很难达成一致的。每个人都试图借助国家、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和改进自己的生存，每个阶级都想利用国家作为中介以便参与制定对自身有利的法律或制度。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法律无非是在产权力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某个人或某个阶级的人以国家的名义制定的。法律“拿走一些人的东西给另一些人，把所有阶层创造的财富中的一部分抽调出来以增加某个阶层的财富”。

由此引申出的判断是：国家出面保护产权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它在保护一个阶级财产权的同时，往往会侵犯另一个阶级的财产权。

在马克思，特别是在诺斯等学者那里，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国家起源假说或理论，亦即从个人或阶级对产权保护的需求而推导出政府职能的供给，其中隐含着契约主义倾向。但如果从统治者的角度来深入探寻国家保护产权的原因，奥尔森的相关阐述也许更为贴近现实。他以统治者的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在奥尔森看来，国家、政府或统治者努力保障个人权利并避免过度掠夺，均源于所谓的“共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若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所有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的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他（们）在力求获得社会产出更大份额的同时，还会努力扩大该社会的总产出。据此逻辑，只要存在共容利益，统治者便会尽可能地保护个人权利并据此保证其自身收入的长期最大化，而不会采取竭泽而渔的掠夺性政策。换言之，国家或君主对产权的保护源于保护者自身的利益。

关于产出最大化是否是国家或统治者首先追求之目标的问题，学者们之间远未达成一致意见。巴泽尔曾经指出，对某位专制统治者来说，控制现行体制可能会减少其潜在的收入总量，但却能保证他（她）长期在位，而长期在位本身，对统治者而言就是一笔难以抗拒的巨大财产。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西莫古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也对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国家兴衰论”做了必要的补充。他们的主要命题是：经济增长决定于统治者，或者说政治精英的选择或决策；而政治精英的目标函数中的关键变量，就在于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鉴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通常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从而侵蚀或危害统治者的统治地位，故他（们）总会冷淡或阻止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此，两位作者创建了一个概念，叫作“政治更迭效应”，意指由于创新会侵蚀政治精英的执政优势，增加他们被取代的可能性，因而他们往往要消极对待或积极掣肘之。只有当下列三个条件出现时，政治精英才可能支持和欢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一、国内政治精英集团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二、其统治地位固若金汤；三、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或入侵。

作者在此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意图之一是，即使存在着预期收入增加的诱惑，统治者和他（们）的国家参与制度变革、积极地提供产权保护仍需要一些其他条件。

另外，阿伯巴奇对于“两种人”——官僚与政客的区分，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掌控着政府各部门的官僚们与国家统治者的利益不应简单地混为一谈。

官僚们大都一样，“心里时刻惦记着自己的欲望，总是急切地抓住一切能使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增长的机会”。

他们往往控制着一些重要资源，并且可以决定这些资源的用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官僚总会把资源分配给在“竞争”中对其出价最高的人。

政府的行为最终可能是这些追求最大个人利益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除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外，官僚们也同样摆脱不了阶级意识。官僚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国家中各种力量的境况所决定的”。从根本上讲，“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并且他们也正是出身于这个阶级”。

这些对国家、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关系的看法，与斯蒂格勒等人提出的所谓“俘虏理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国家与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向来微妙而且复杂；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究竟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间的界限也异常模糊。它们之间也许本来就互为因果。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段，非常明显的则是二者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君主天然地具有追求自身强大的倾向，而新兴阶级也同样需要一个强权政府来保护他们的既得财产，实现他们无止境追求财富的野心。意味深长的是，在追求民族国家强大这一目标上，他们的利益融合了。一方面，国家为新兴阶级提供产权保护和扩张支持；另一方面，统治者和他（们）所掌控的国家权力的膨胀，也同样离不开新兴阶级在财税和政治上的“助阵”，况且君主本人也直接从对外扩张中获益匪浅呢！更进一步说，国家利益说到底还是由其背后的个人利益所组成。当新兴阶级的势力逐渐渗入国家政权内部后，二者利益之间的界限自然变得更加难以辨认。鸡生蛋也好，蛋生鸡也罢，问题的关键在于，新兴商人阶级与统治集团之间形成的共同需求或达成的某种默契，使得奥尔森定义的“共容利益”得以不断扩大，进而诺斯国家理论中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也变得协调起来。正是新兴利益集团与统治者之间的利益融合促发了制度变迁。

1. 奥本海还认为，必须把国家对内对外的保护职能当作是第二位的，亦即那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和经济受益权而由上层阶级那里承担下来的义务。不是因为保护利益的需求而产生了国家，恰恰相反，保护职能是已经形成的国家的需要。这种观点和契约主义的国家观背道而驰。参见奥本海：《论国家》，1994年版，第4~5页。

2. 近代西欧国家关于私有产权的立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或参照罗马法的诸原则制定的。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68~71页。

4. 巴斯夏特别举了近代初期重商主义贸易保护的例子，并认为它是在“普遍性的幌子下进行的”仅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的行径。以上内容参见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74、78~79、86~87、130~132、145页。

5. 参见Olson, Mancur, 1993;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6. 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2~147页。

7. 在文中，作者否定了我们通常认可的所谓“增量改革或制度变迁”，指出把社会之饼做大并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究其原因则在于，在经济和制度变迁过程中以及之后，并不存在对失去权力的政治精英们的可靠的补偿措施。他们还证明了，当权的政治精英从现行制度和技术中得到的租金越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越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就越可能受到限制。参见Acemoglu, Daron & James A. Robinson, 200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8831。

8. 具体可参见阿伯巴奇等：《两种人：官僚与政客》，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9.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2002年版，第185页。

10. 参见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1997年版，第142~147页。

11. 参见奥本海：《论国家》，1994年版，第117~119页。

§4.2 商人阶级的兴起与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

美洲贵金属注入欧洲后，社会财富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并催生出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此长彼消势必会在国家政权中有所体现，而国家制度和政策导向的变化亦将进一步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及其效率。在此，我们将着重从分析欧洲阶级结构变化入手，来说明国家逐渐强大并日益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初始原因和过程。

从1628年的一份研究文献中可以发现，主要由新兴阶级的商人、乡绅和工场主

构成的下院（即平民院）议员的平均财产起码相当于上院（即贵族院）贵族的三倍。莫雷勋爵指出，根据长期议会的下院名录来看，“说目下上院的世家贵胄仅占一个较小的比例，并非夸大其词”。

由财富的重新分配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随着新兴阶级和旧贵族阶级之间经济实力对比的调整而产生的统治集团内部性质的改变。它引起的是一种“诺斯式”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变革。其二是随着新、旧有产阶级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发生改变而导致的国家政策导向的转变。这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奥尔森式”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这两种类型的变革，使“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农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而“已经相当强有力”的新阶级的兴起的结果是：“金钱贵族（即商人阶级）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贵族（即旧土地贵族）……在17世纪的浪潮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了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

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17世纪、18世纪欧洲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尤以英国的情况最典型。“在1603年的伦敦，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的末期，大小事务都受不到200名大商人的控制。”

当时，政治上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产状况。私下的行贿受贿和其他各种频繁的“院外活动”，以及那些明码标价或私下交易的卖官鬻爵行为，都需要支付巨额的开销。

即便抛开这些歪门邪道不谈，要踏上通向仕宦的光明正途，同样需要钱。那时在英、法等主要西欧国家，一个人必须首先满足规定的财产底线，然后才有可能担任各种官职。更有甚者，供职者还经常需要自行负担一大笔公务执行的开销。结果，唯有富人才具有担当公职的资格和支付能力。

如果富裕到足以支持政府的财政开支，那么他（们）还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那是一个由财产状况决定政治权力分配的年代，而且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便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阶级的分化和财富的重组必然要在政权内部的权力较量中得以显现。英国议会内部议员成分的变化可以清楚地体现在上、下两院之间的人数比例上。14世纪至15世纪末，英国下议院议席仅有296个，上院和下院的议员人数之比很少达到1：2。可是在16世纪末的英国议会中，能够出席上院会议的成年贵族通常不到80名，而与此同时，下院议员人数却高达460余名。两院议员人数的比例达到了将近1：6。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下院460个议员中，城市代表由222个增加到370个，而城市中代表商人利益的议员占大多数。从1509年到1558年的16届英国议会中，伦敦共派出议员36人，其中26位是商人。

另外，大城市的市政大权往往把持在大商人手中，其中伦敦的情况最具代表性：伊丽莎白时代的46届伦敦市长全部是12个同业公会或贸易公司的头面人物。

市参议院亦由商人政治集团全面控制：到1640年时，26个参议员席位中的一半以上被利凡特公司或之后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所把持；

市政议会200多位议员中的大部分人也分属12个同业公会。凭借自身日益膨胀的经济实力，他们甚至跻身于国王最为亲信和依赖的枢密院。在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末年的枢密院，19名成员中仅有6名拥有贵族头衔，其余13名均来自新兴阶级。

从16世纪开始，英国新兴阶级立法能力的增强也已经成为如今学术界的共识。这个时期，在王室供职的大贵族阶层中的成员一般不掌握实权，而代表商人集团的新贵们不仅影响甚至控制了王国政府及议会立法。亨利八世政府开创了政府议案必须首先提交下院审议的先例，政府议案从此大多是由下院创议，致使上院丧失了保持多年的立法优势地位。玛丽一世时期（1553-1558），由上院创议的议案已经降至总数的1/4；到了伊丽莎白在位后半期，上院提案更是已不到总数的1/5。

以议会和枢密院为舞台和渠道，新兴阶级可以提出并通过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议案。在亨利八世后期的议会立法中，涉及社会经济内容的议案竟占到总数的75%。

正是通过这些立法，商人们得以调节雇员工资、确立产品质量标准、制定学徒规则。

历史进入17世纪后，英国议会下院更加成为保护新兴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政治场所。议会曾多次出面支持土地新贵推崇的圈地活动，保护商人建立的各种垄断公司的经济利益。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议会逐渐废弃了前王朝限制工商业发展的规章条例，多次颁布新法令，扶植本国的工商业和排斥外国商品的竞争。它在1699年勒令爱尔兰的羊毛只准运往英格兰；在1720年禁止印度棉布进入不列颠；再后，辉格党内阁根据重商主义理论重新调整关税，鼓励本国工业品出口，限制外国商品进口，甚至在国内实行限制性消费政策。

显而易见，这些法令或政策都有利于新兴阶层积累或集中财富。由此，新兴阶级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他们一方面凭借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取得了有利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新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又为他们摄取更多资源提供了便利。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点，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在产生深刻的转变：社会财富总量的激增、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使得社会中各阶级，特别是有产阶级之间的流动性非常之强，上流社会的贵族与新兴阶级的平民之间的界限绝非泾渭分明。例如，在1611年至1800年，约克郡封赐的93个从男爵封号中，约有一半的世袭传递未能超过50年，仅有11个封号连续世袭了1个世纪以上。即使在阶级构成比较稳定、主要由世袭贵族组成的英国上议院中，像一些成功的乡绅和大商人等新的有产者，也不断地被吸纳进来。根据谱牒学家的调查，1838年上院的338名世俗贵族中，其爵位起源可以追溯到1688年以前的仅占22%，其中爵位是在都铎王朝建立之前封赐并一脉相传的只有17名，占总数的5%；与此同时，在1822年至1828年间得到爵位的贵族议员却有85人，占总数的25%。

另外，在新成员进入统治阶级的同时，旧成员绝不会在经济高涨中无动于衷。换言之，新兴阶级中，有许多人就是被“资产阶级化了的”旧贵族阶级和绅士集团的成员。他们往往在兴业生财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16世纪末的英国，众多贵族和绅士经受不住对外贸易的巨大利润的诱惑而直接加入各种股份公司。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几乎都对经商着了迷。不仅如此，贵族往往更敢于冒风险，投资也更大胆。

正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和“贵族化了的商人”，构成了新兴阶级的主体。

在政府和议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西欧的君主们起到了某种关键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英国，对旧贵族，特别是王室的敌对派贵族的镇压和对新兴阶级的提拔，通常是都铎王朝的君主们在政治上娴熟运用的两种手段。这一方面促进了新兴阶级的壮大，另一方面也扩大了专制王权的社会基础，蚕食了旧贵族所拥有的大部分上层政治阵地。

王权政府的态度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自身的财政问题有关。在财政上捉襟见肘，是那个时代王室皇权普遍面临的最为头疼的问题。而财政危机的始作俑者往往是战争。“陛下需要的只是三样东西：钱！钱！还是钱！”这是1499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前夕特里沃尔奇奥元帅向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所进的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它生动地反映了财政实力在当时对于西欧君主们的重大意义。比较而言，16世纪军费开支占欧洲各君主国财政支出的比重还算低的，为27%；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各国对新世界财富竞争的升温，该比例迅速上升至46%和54%。在伊丽莎白统治的1585年到1600年间，由于和西班牙争夺霸权，英国的军事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竟保持在79%的高水平之上。对那些“早期现代国家”而言，财政总支出达到高峰总是和战争爆发期相吻合。甚至像著名的、成立于1710年的南海公司，也完全是为了给战争筹款。

王室的财政危机使商人阶级与统治者之间彼此依赖的“亲密”关系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有趣话题。15世纪，商人集团不仅承担了大部分关税

和议会补助金，而且当国王财政拮据或陷于危机时，一些商业大家族或直接成为国王的贷款人，或以赊欠的形式向君主提供物资用以装备其陆、海军，支持战争。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具有金融市场控制力的商业金融家族，如福格尔家族、韦尔瑟家族、吕伊兹家族、特里普家族。他们经常把大笔的钱借给缺钱花的统治者们。

由于手中的财产大多是以灵活的动产形式存在，所以比起那些占有大量土地、庄园和建筑物的旧贵族，商人阶级可以随时筹措大量的金银币以缓解君主们在财政上的燃眉之急。这种情况在英、法、意、德、西、荷和北欧等国都相当普遍。在1553年至1569年间的英国，玛丽和伊丽莎白两位女王仅向伦敦商人的个人借款数额就超过了10万英镑。在1660年，富商巨贾债权人更可以说为丹麦—挪威王国专制制度的推行立下过汗马功劳。

在那个年代，一位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成就的君主，他（她）的统治秘诀之一就在于同商人阶级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商人阶级通过对王室的支持来换取种种特许权，其中包括垄断其所经营的一种或数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

他们还可以接受政府的委托，签订矿山租约，并对其享有征税权。例如，福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之所以获得当时享有盛名的波托西银矿的开采权，就是凭借他们对西班牙君主长期的财政支持。

王国政府对商人集团的这些回报进一步加强了该集团聚集财富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权势和地位。

新兴商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提高，增强了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度，反过来他们也要求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支持和便利。新兴集团同国家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其生存都要依赖于国家力量。只要他们所需要的强大政府继续强烈地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贷款，他们的愿望便至少能够部分地实现。在国内，他们要求国家保护，或者说至少不要侵犯他们的财产和既得利益，并且给予他们经济特权；在国外，他们更是需要国家这块政治和军事盾牌作为其经济扩张和掠夺的庇护伞。在一个凭借武力就可以到新拓展的土地上轻松掠取财富的年代，在一个只有攫取有限资源才能最有效扩大发展空间的年代，在一个不得不将人性的贪婪与残忍发挥到极致的弱肉强食的年代，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资本一旦跨出了国界，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鉴于对外掠夺和扩张已经成为商人和国王的共同“事业”，故国家对经济事务的介入也就变得更加责无旁贷了。商人阶级和国家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商人地位不断攀升，国家权力也得以加强。这也正是导致西欧出现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条件。在那个时代，强权政府的存在与否关系到产权保护的力度，这对一个开放的世界而言尤甚。

1. 这三个新兴阶层的人员构成具有重叠性。富有的商人们除了投资流通领域外，往往还将其所积蓄的资本部分投入其他领域，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身兼工场主、农牧场主和信贷业主等多重身份。

2. 参见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3.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6页。

4.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版，第664页。

5.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版，第510~516页。

6. Grassby, Richard, 1995,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24~225; Dean, D. M., 1988, “Public or Private? London Leather and Legislat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1, no.3, pp.540, 546~547. 亦可参见沃纳姆：“导言”，《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5页。

7. Grassby, 1995, p.219. 另据社会史学家兰格的调查，17世纪前25年伦敦140位具有参议员身份的商人的财产状况表明，动产在1万英镑以下的只有7人，1~2万英镑的有78人，2万英镑以上的有55人（其中有3人为5万英镑，3人为12.5万英镑，1人为20万英镑，还有1人甚至多达40万英镑）。参见Lang, R.G., 1974, “Social Original and Social Aspirations of Jacobean London Mercha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7, No.1, p.30。

8.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1995年版，第151~152页。

9.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2000年版，第139~146页。

10. Bindoff, S. T., 1982,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London: Secker & Warburg, pp.140，152.

11. Palliser, 1983, p.224；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1958年版，第66页。

12. Brenner, R., 1993,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81~82.

13.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2000年版，第147页。

14. Loach, Jennifer, 1991,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86.

15.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2000年版，第165、170、205页。

16. 形象的比喻是，当时英国的贵族体制就好比一列长途客车，它“时行时停，或快或慢，旋即到了某站，众多乘客上上下下。忽然又到了一站，摘下或挂上一节车厢。就这样，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尽管列车的型号没有改变，但车上的乘客却明显地区别于列车最初启动时的那批人了”。参见阎照祥：《英国贵族史》，2000年版，第156、204页。

17.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1993年版，第503~536页。

18. Ferguson, 2001, Chapter 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rfare State”. 当年南海公司发行了900万英镑的政府短期债券，事后按面值将债券转换成股票，为政府还债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从而完成了另一项金融创新。

19. 据说，1553-1554年，仅英国著名的呢绒外贸商艾沙姆兄弟和他们的三个内兄“贡献”的呢绒出口关税，就占了王室当年收缴的全部关税的1/20。参见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1995年版，第225页。

20. 格拉曼：“1500-1750年欧洲的贸易”，《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47页。

21. 塞拉：“1500-1700年欧洲工业”，《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350页。

22. 格拉曼：《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47~448页。

23. 同时代的编年史家克莱门斯·森德对当时名噪一时的福格尔家族曾做过如下评论：“雅各布·福格尔和他的侄子闻名四方，甚至在异教徒中也享有盛名。皇帝、国王、诸侯、贵族纷纷遣使逢迎，教皇誉之为自己的爱子，向他敞开自己的怀抱，红衣主教们在他面前起立。举世的商人都称他为开明之士，所有异教徒都因他而惊叹。他是全德意志的光荣。”随其财产而来的地位和权势由此可见一斑。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0页。

24.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1995年版，第153页。

25. 斯普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33页。

§4.3 财富与强权的融合：对“重商主义”贸易政策的重新回顾

述及开放世界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最便捷的方式莫过于回顾那个历史年代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政策导向：重商主义。在16世纪、17世纪的英国、荷兰以及柯尔培尔主义盛行时代的法国，重商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上。重商主义政策盛行时期，正值世界海道大通的最初两个多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以前东西方彼此闭塞和新旧大陆完全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资本主义市场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张。对外贸易、航海和造船事业的发展，殖民地的掠夺和开发，都成为“重商”政策的重要内容。重商主义对于西方兴起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正如吴于廑教授所言，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前奏。虽然英国确实具有不少有利条件，但不经过一个大力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历史时期，也很难说会最早出现工业革命。

作为一套政策体系，重商主义由三项核心政策构成。第一项是出口垄断。对于贸易商而言，为了确保自己在“海盗”时代的国际贸易竞争中取得有利的地位，必然需要建立某种垄断性质的组织。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垄断特权或政府对于垄断行为采取的默认态度，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将很难维持下去。对于王权政府来说，当这种组织扩展到价格和一般商业政策领域时，则不仅有利于对这些组织进行剥削，而且还便于对其进行控制和管理。出口垄断政策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国家。著名的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便都是由皇家特许成立的垄断性贸易机构。海外贸易的垄断收益以及对掠夺财富的分成，不但可以重建本国的经济，也增加了君主本人的私人财产。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曾分享过垄断冒险企业的收益，甚至“曾分享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带来的收入”。

重商主义的第二项重要政策是外汇管制。这在英国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女王特派“皇家兑换官”对外汇交易进行严格监管，强迫进口商使用他们出售货物之所得购买英国商品。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措施，并以此作为同国外制造商竞争、偏袒本国制造商的积极保护政策。此举自然深受国内制造商和贸易商的欢迎。在当时，有效地垄断外汇交易并拥有随意支配外汇的权力，可以解决政府部门面临的许多困境。重商主义政策的第三项是贸易差额。该政策旨在最大化地追求金银输入。显而易见，这非常符合商人界、金融界以及国王的切身利益。

为了配合以上三项核心政策，西欧各国的王权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

重商主义政策的效果巨大，而且波及面甚广。自16世纪晚期以来，商业资本最主要投向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1610年到164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了10倍。

也许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商业组织随之出现了创新。法国从1599年到1780年至少建立了75个商业垄断公司；荷兰则在1602年和1617年先后创立了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与“西印度公司” ；英国则在1553年至1680年间组织了49个商业垄断公司。

特别是1575年至1630的半个世纪，经王室特许而成立的合股公司和组织有20多个，投资入股空前踊跃，达到6336人，总资本额为800万英镑，其中商人投资者占73.5%，商人投资额占80.4%；仅1600年到1630年的30年间，就有19个新公司和组织参与进来，它们共投资了352万英镑。其中商人投入269万英镑。

这些公司扮演着贯彻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驻外机构的角色，并且获得了王权政府的积极扶植，其创立的目的是为了从海外掠夺大量财富。1564年，伊丽莎白一世授予“商人开拓公司”以法人地位，公司名称上被冠之以“英国”的标签，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国家或国家利益。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政府授权，它在从事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活动时具备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职能。

投资这些合股公司的利润回报相当可观：1581年由女王特许成立的利凡特公司在建立初期，其利润率就高达300%；东印度公司在1607年的第三次航行中也获得了234%的利润率。

自从国家重视对外贸易以来，英国财富的增长极为迅速。根据达维南特当时的估算，1600年全国财富为1700万英镑，到1630年财富增加了65%，为2800万英镑，到1660年又增加了一倍，约为5600万英镑。1688年时，英国的财富达到8800万英镑。

1688年前后，英国的财富每年以大约200万英镑的速度递增，这与1688年英国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200万英镑在数额上大约相当。从源头上看，财富的增长多半来自对外贸易所得。例如，1660年至1688年间财富增长了3200万英镑，其中得自对外贸易的金额为1850万英镑。

多布证明了，通过对外贸易，英国为本国商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个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财富都源自这个领域。

重商主义思想更是在欧洲强国之间相互对立和战争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斯皮格尔在叙述西方经济思想成长历程时，为重商主义这一章精心选取了这样一个标题：“旨在国家利益的经济战争”。

希克斯则认为重商主义标志着这样一种发现，即“经济成长可以用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它是实现国家各种目标的一种手段”。

施摩勒尔指出，重商主义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其成就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在欧洲的确立。

赫克歇尔也认为，重商主义在近代西方国家兴起和巩固的过程中，既促进了民族统一，又迎合了国家追求政治、军事实力的综合需求。

对于王权政府而言，对内需要削弱封建分立势力，对外必须与实力旗鼓相当甚至更为强大的敌手争夺资源。在这种历史气氛中，王权政府将巩固和扩大自身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作为执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政治上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重商主义政策还对中央财政有着重大的意义。柯尔培尔曾说：“商业是公共资金的源泉，而公共资金是战争的神经。”

战争、官僚机构以及奢侈的宫廷生活，使得所有统治者都不时会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王权的各种强国政策，比如致力于发展对外贸易，积极为本国争夺制海权和殖民地，发展海上运输能力，鼓励各种贸易公司的建立，等等，便都成为增加王室收入、巩固国内行政权力和加强军事力量的有效手段。它们既为商人们带来了横财，也使统治者通过参股投资的方式极大地积累了财富。重商主义，尤其是其对外贸易政策，强化了王权的“共容利益”，突出体现了国家“求强”与商人“求富” 利益的趋同性。

重商主义在其理念最为盛行的英国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她于1588年成功地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她在17世纪同荷兰的较量中成为了欧洲最强大的商业国家；她在18世纪早期又成功地抑制了法国的扩张，之后逾越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帝国。在此历程中，重商主义思想与不列颠帝国的强大始终同行并进。

将重商主义定义为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并由强权政府推行的一套全国性的政策不无道理，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在此我们更关心的是，在国家利益背后，重商主义到底是在保护哪一群体的利益？满足了谁的需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斯皮格尔提醒我们的“最明显的事实”：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学家多为成功的商人。

的确，大多数著名重商主义的鼓吹者都来自被熊彼特称为“对外侵略政策的柱石”的商业界和金融界，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位。

托马斯·孟（1571-1641，又译作托马斯·曼）是英国纺织品商人约翰·曼的第三子，其祖父曾担任皇家铸币局的局长。孟本人极为富有，1615年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并兼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委员，直至逝世。其间，他还在1622年担任商会的主要负责人，1624年曾有机会任副总督，但被其谢绝。

乔赛亚·蔡尔德爵士（1630-1699）

则为伦敦商人理查德·蔡尔德的次子，一生经商顺利，积攒了大量财产，是17世纪“最富有的商人”。其从商经历包括给英国海军舰队提供粮食，这使得他于1655年在朴次茅斯担任海军司库的代表，1658年又成为该市的市长。1674年，他出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此后一再重新当选该职，在1676年，他还担任过该公司的董事长，其间与英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柯尔培尔（1619-1683）虽不能归于突然发迹的大商人之列，但同样出身于担任过公职的大商人家庭。他是路易十四时代（1643-1775）最著名的大臣，也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行政长官之一。他去世时腰缠万贯，并被封为塞涅莱侯爵。

要读懂这些人的著述，关键要清楚他们的立场。作为英国商人集团利益代表的孟和蔡尔德，其重商主义思想中浸透了个人主义传统；而作为法王重臣的柯尔培尔，则是重商主义最成功的实践者。他更注重民族国家的利益，要确保商业活动在满足商人阶级利润要求的同时能够增进法国的财富。从众多重商主义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身份及利益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他们多数属于持有一定的主观偏见，并将自身经济利益掺杂在经济理念中的大商人、金融家和政客；他们更多地着眼于政策效果，关注的是经济目标和实践。不仅重商主义的拥护者如此，其反对者亦如是。双方的意见“主要是政治倾向问题”。

重商主义政策的一个基本含义在于：请求国家保护他们的产权和福利，借助国家武力支持他们的对外扩张活动，并更多地倾向于接受“政府而不是公开市场价格制度的约束和指导”。

它的目的乃是“强求整个社会为某个阶级的利益让步，据此而对其给予保护，甚至不惜掠夺他人”。

商人阶级不厌其烦地强调民族国家统一、繁荣和强大的必要性，其政策主张中弥漫着对于国库财富积累的关心和对于国家安全的忧虑，充斥着重视海军实力和与此相关的航运业、造船业的呼声，然而隐藏在字里行间、难以启齿的却是那种旨在促进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帝国主义式的强烈愿望。换句话说，国家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并非目的本身。一些当时的作家，如蔡尔德和达维南特已经开始将强权与利润的论点联系在一起了。

在一个将对外贸易视为“最具挑战性的变量”的时代，那些从事贸易的臣民必须从国家那里寻求扩张活动所必需的保护或秩序，必须得到国家给予其商业冒险活动的垄断性津贴。要知道，出门在外能否“交换”到或“交换”到多少东西，取决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支持以及国家自身的实力。至于成功进行贸易或殖民扩张的另一张王牌，即后文将详细讨论的内部信贷体系和股份公司的建立，也同样需要国家的大力介入。一言以蔽之，在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强权最终导致了更多的利润，商人与政府实现了双赢。

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重商主义政策，其核心无非是为了确保两大块利益：国家权力和新兴商人阶级的财富。对于新兴商人阶级而言，扩大其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攫取财富是目的，强大的国家权力则是保护财富的手段；对于王权政府来说，获得慑服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强权是目的，财富则是实现强权的手段。重商主义政策由此便成为连接商人经济利益和国家政治利益的一条纽带。美洲的金银既增进了政府也加快了新兴阶级的财富积累。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依赖于政府财力的增强，但更多是新兴阶级利益需求的结果。故财富既是权力的原因，又是权力的产物。正如威廉·艾伦在评述重商主义理论时所说：对于重商主义者，权力和财富同样是他们的关键旨趣所在。因为无论作为世界财富还是世界权力，在本质和数量上都是既定的。一国财富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将意味着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对减少，并且前者必然以后者为代价。所以，把重商主义的基本立场看作是权力与财富之间的相互依赖，从长期看是和谐的。就此，蔡尔德的话更为精辟：“对外贸易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强权，强权保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

寥寥数语便一针见血地道破了重商主义的本质：对外掠夺产生财富，财富产生强权，强权保护掠夺成果，并鼓励更大规模和范围的贸易与掠夺。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花费这么多笔墨谈论重商主义，主要是因为它不仅集中体现了国家与商人阶级利益的趋同以及强权与财富之间的融合，而且还导致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后果：一方面，财富迅速集中于商人阶级手中，该阶级逐步上升为国家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越来越倾向于保护新兴阶级利益的政府日益强大起来。也恰是这些后果加速了西欧制度变迁之进程，尤其是它推动了金融制度的创新和有效融资市场的建立。

1. 人们心中时常有这样一个偏见，即自由放任导致了英国的繁荣。吴于廑指出，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和经济放任自由之间，在某个特定时期，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但从长期看，它们却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统一。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占据了决定性优势，成为了“世界的工场”。在祛除了使之生畏的敌手之后，英国的工业才开始不须保护。于是乎，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学应运而兴，重商主义在英国随之成为众矢之的。虽然孕育新事物的力量体系、制度常常遭到由其催生和成就之事物的否定，甚至受到批判，但并不能由此否定新事物孕育者的历史意义。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第26~32页。

2. 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232~234页。

3. 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508~516页。关于外汇管制对于国家的好处，熊彼特具体总结了六条：一、克服外汇的暂时短缺；二、保证债务的偿还有秩序地进行；三、在缺乏正常弹性的外汇市场上，制止或打击空头投机行为；四、防止伴随自动调节而产生的有害于经济的结果；五、通过制止一部分进口或出口，鼓励另一部分进口或出口，达到强有力影响国民生产的目的；六、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国家的贸易条件。

4. 常见的措施有：一、实行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的保护关税制度，与其他国家缔结有利的通商条约，以保证对外贸易的出超。二、鼓励造船工业发展，以增加本国船只数量。例如葡萄牙国王颁布法令，免除船主各种捐税，允许私人到王室森林伐木造船。英国都铎王朝对所有新造一百吨位以上的船只，每一吨位给予五先令的津贴。三、颁布排他性的航海条例，包括禁止外国船只装运货物进出本国及其殖民地的港口，或对进出本国港口的外国船只课以重税，以促进本国航运业的发展。四、发展渔业，以扩大航海人员的来源。荷兰航海贸易的发展与大力发展鲱鱼捕捞业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发展渔业，英国极力扩大对鱼的需求，甚至建立了要求人们在星期五、星期六必须吃鱼的“食鱼日”制度。五、招徕外国科技人员，以研究和提高本国的航海、造船技术。例如葡萄牙政府为了发展航海事业，专门设立航海学校，不惜巨资聘请一批外国造船师、航海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培训航海人才，改进造船技术，绘制航海地图。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西欧各国航海贸易的大发展。参见杨翰球：《十五至十七世纪西太平洋中西航海贸易势力的兴衰》，载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294~295页。

5. 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版，第21页。

6. 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7. Rabb, 1967, pp.27, 66, 72~78.

8. Heckscher, Eli F., 1931, pp.422.

9. 参见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1995年版，第127、129页。

10. 这里说的“财富”，也被达维南特称作“国民资本”，指的是年收入超过年支出的那部分剩余。年收入包括某一国家得自对外贸易、土地及其产品、手工业、制造业等国内产业的全部收入；所谓年支出指的是一国人民的衣食住行，以及为“在战时保卫他们”和“在和平时期给其增光添彩”所必须支出的一切费用。参见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5页。

11. 同上，第83、159~161页。

12.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98年版，第166~167页。

13.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

14.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146页。

15. 参见斯莫拉：《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节。

16. 参见Heckscher, Eli F., 1931, pp.22,31。

17. 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

18.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1999年版，第81~82页。

19.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516页。

20. 孟是晚期重商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生前曾先后多次修改并出版了《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一书 。1664年，其子约翰·孟将托马斯生前彻底修改的手稿发表，并冠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的书名。该书一直被视作重商主义“最经典的文献”之一。它摧毁了早期重商主义为保持英国的货币供给和汇率的稳定而主张实行的诸如禁止贵金属外流、货币升值、降低货币金属成色和鼓励外币在国内流通等全面干预的理论和政策，而代之以反复强调国际收支的根本平衡。亦可参见埃尔特斯：“曼，托马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1996年版，第618页。

21. 蔡尔德以其《关于贸易和货币利息的简要看法》一书赢得了经济学家的声誉。该书几经修改后最终以《贸易新论》为名于1693年出版。蔡尔德在书中将低利率看作是“造成荷兰人民富裕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他看到了低成本的货币资本对于贸易的有利影响，所以积极为将法定利率从6%降到4%进行辩解，并且抓住当时人们对于就业问题的广泛关注，将其与长期充分就业联系在一起。蔡尔德在著作中留下了许多矛盾之处。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赞成自由贸易，相信市场竞争原则，然而一旦当垄断符合他和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时，他则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垄断的拥护者。书中几乎处处可见蔡尔德为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对贸易实施的限制进行的辩解。

22. 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1999年版，第81页；维克斯：“蔡尔德，乔赛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1996年版，第455页。

23. 据说柯尔培尔的兄弟姐妹和亲戚都普遍地领取高额干薪：其子或当部长，或任军官；三个女儿均嫁给了公爵。参见科尔曼：“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1996年版，第513~515页。

2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502~503页。

25. 威廉·艾伦：“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1996年版，第481页。

26.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2002年版，第三章，第147页。

27. 参见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1995年版，第177~227页；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1991年版，第516页。

28. 威廉·艾伦，《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1996年版，第480、481页。

第五章 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产权制度的创新

美洲金银的持续大量输入，在西欧引起的制度创新是一个渐进过程。新兴阶级上升为主导力量，国家的一般行为和性质随之发生变化。其中的要害之处，在于统治权力由王权向议会过渡。随着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成功，原先主要代表国王个人短期私利的君主专制政体，逐步被代表新兴阶级利益并着眼于长期收益的代议制国家所取代。

§5.1 新兴阶级对王权的不满和资产阶级革命

自16世纪中叶起，发生在西欧的一连串议会与国王之间的争斗以及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始终围绕着产权保护问题。财产安全对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人集团的意义重大。商人对于他们所经营或交易的物品必须拥有可以证明的所有权。这样，当他出售一件物品时，才能够使买主确信，他们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是安全的、受法律保护的。商业经济要想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国家对财产权利和对契约的有效保护。而对这两方面的保护都非传统社会所能提供。

只要统治者把握着随意征用财产的有效权力，那么允许个人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法律和制度结构就仍然是不完整的，这也就意味着私有财产制度本身的潜在功效无法得到合理的利用。公众或臣民对于统治者和其所掌控的政治机构缺乏信任，从相当意义上讲相当于对私有财产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制。

一方面，偏袒新兴阶级利益的议会总在试图通过立法来保护产权；另一方面，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由于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拥有“逍遥”于普通民商法之外的特权，国家最高统治者动辄撕毁契约，强征暴敛，践踏产权。而“绝对的王权面对绝对的财产权利，其结果就是冲突。”

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西班牙大约每20年就宣布一次破产，并经常伴随着财政部的止付

，从而直接导致德意志最富有的福格尔家族的破产。法国王室的公债也使许多著名商业家族被迫蒙受惨重的损失。

为了应付财政危机，菲利普三世（1578-1621年在位）更采取了直接剥夺商人资本的政策，并于1620年没收了1/8私运的美洲贵金属。

英王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为了获得资金，占用了商人们存放于铸币局待铸的金、银锭，并借故查封了存放在伦敦塔内的商人财产；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则一度公然关闭财政署，并拒绝支付借款利息。

在16世纪，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统治者均采取降低硬币成色的办法来赖账。

通过这种手段，喜欢大肆举债的君主可以用贬值后的金银币去偿还贬值前相同数额的债务。鉴于这种做法损害了作为国家主要债权人的商人阶级的利益，

因而受到了当时代表商人利益的货币金属论

者的极力反对。配第就指出，所有类似的做法实际上都是国家变相地向它的债权人课税，或者说是国家凭借权力侵吞它所欠的债款。

斯密更是直接指责君主们的行为“贪婪不公”和“欺骗臣民”。

君主缺乏信誉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不仅是使所有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还扰乱了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增加了整个借贷市场的不确定性。

虽说此时欧洲各国统治者的恶行比起中世纪有所收敛，但其终究无法给予人们一个稳定的预期。不难想象，当财产的命运维系于终有一死的个人和其不确定的继承者时，人们不免对债权在未来的可偿付性缺乏信心。当新兴阶级凭借不断集中的财富对制度的影响力积累到相当程度时，亦即他们对喜欢“食言而肥”的专制君主及他（她）所代表的专制政体之忍耐到达极限之日。美洲金银的流入所引起的欧洲社会财富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最终给予了君主专制政体以致命的冲击。结果便出现了托克维尔描绘的18世纪欧洲的那一幕：王权政体“到处濒临崩溃……一切地方都能见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衰败”。

英国比其他西欧国家更早地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英国革命的胜利不但吹响了西欧一连串资产阶级变革或革命的前奏，而且也为那些同受美洲金银冲击的西欧国家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样本。

查理一世屡屡对私有产权肆意践踏，引起了人们普遍的不满，

从而使业已强大的新兴阶级痛下决心，结束了他们与王权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政治蜜月”。新兴阶级对早期斯图亚特王朝（1603-1714）统治的反抗，是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动机的推动下进行的”。议会与国王斗争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要国王召开议会，或要求他尊重历史先例和宪法原则赋予议会的权力，而是想通过援引这些先例和原则来保障财产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1628年，代表新兴集团利益的下院正式向查理一世递交了《权利请愿书》。请愿书中重申国王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征税，提出取消戒严令和不得进行任意逮捕等要求，并以此抗议国王随心所欲破坏产权的行为。

1642年至1648年克伦威尔领导的革命，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欧的王权政治不啻为一次颠覆性打击。在这场内战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了同盟，反对君主制和封建贵族。这次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

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所依靠的力量是新兴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化了的军事上层和新贵族，所以特别强调保护私有财产，并“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扮演成神圣财产权的拯救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宣布废除了土地所有制中的封建采邑制度，并削弱了行会的束缚。在护国公时期（1649-1660），他于1651年颁布的航海条例保证了英国海外贸易的独立，于1653年通过的《施政文件》还提高了各郡选民资格的财产限额，大约是过去的五倍。此规定充分说明了克伦威尔护国宪法之阶级含义：只有大资产阶级（包括部分中产阶级）和新贵族等新兴利益集团的代表才能参加新议会；这批人是护国时期的主要受益者。

由于有了17世纪40年代的革命做铺垫，1688年的“光荣革命”便显得波澜不惊。恰如恩格斯精辟概括的那样：“过分的革命活动（即克伦威尔发动的革命）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动（指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能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中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新的出发点。”

这一场永载史册的“光荣革命”与其称之为“革命”，还不如说它是一场由新兴的金融和土地贵族联手发动的“宫廷政变”，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恩格斯深入剖析了两大贵族合作的根源：“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工业生产的发展，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得到利益；而且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其条件是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这些经济利益，在当时已经强大到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了。”

“新的土地贵族，又和新的财阀、刚刚孵生出来的大金融业者和当时还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制造业者，是自然的盟友”，他们通过“光荣革命”达成政治交易以后，在国家经济各部门确立了共同的支配权。

“光荣革命”的具体成就体现在1689年的《权利法案》的诸条文中。《权利法案》为国家提供了最重要的宪法保障，其中第四条和第六条的内容更是重中之重。第四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案者，皆为非法。”第六条的内容是：“除经国会同意外，平时在本王国内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皆属违法。”据此，议会将财政权和军权牢牢控制于自己手中，从而根除了君主们任意破坏产权的能力。《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还废除了国王的特赦权，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无权中止法律的效力或执行；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三条则明确了议会的地位和议员的权利，规定议会必须定期召开，议员的人身安全和选举、言论的自由必须受到保障。

表面上看，这份被柏克称之为“由伟大的法学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们——而不是由热情而没有经验的狂热者们——所制定的最睿智的、最严肃的而又最深思熟虑的”文件

，无非是重申了1679年《人身保护法》、护国公时期的《施政文件》、1628年《权利请愿书》，以及更早先的议会立法的精神和原则而已，并没有提出什么全新的内容。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地位却是里程碑式的。英国、西欧乃至世界，从此有了第一位权力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君主。政治神学家普赖斯博士认为，根据“光荣革命”的原则，英国人民获得了三项基本权利：一、“选择我们自己的统治者”；二、“因其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三、“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政府”。

基于此，个人的财产权和契约执行权在1689年以后的英国比任何地方都更安全。人们“对他们所签订的任何契约将会被公正地执行，以及私有产权是相对安全的，有了较高的信心”。

但与此同时，柏克也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部法案的阶级性：它“尽管是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的，却仅属于这些先生和他们的派别”。

概言之，“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权力“决定性地并且是无可挽回地转移给了（资产阶级）议会”；有利于新兴阶级的制度选择作为宪法和法律最终牢固地被确立下来。

1. 参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32~35页。

2. 参见布坎南：《财产与自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3. 派普斯：《财产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4.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16页。

5. 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1990年版，第266页。

6.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187页。

7.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7年版，第187页；里瓦尔：《货币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6页。

8. 斯普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1999年版，第37~38、41页；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13~34页。关于英国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时期英国降低货币成色的详细情况，还可参见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4~95页。

9. 配第视国家此等行径为变相地侵吞人民的债款；斯密更是直接指责君主们的行为“贪婪不公”，并带有“欺骗臣民”的性质。参见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版，第83页。另可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972年版，第24页。

10. 这种货币理论是在欧洲封建制度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萌芽之际应运而生的，并在19世纪初进入鼎盛时期。早期货币金属论主要分为两个流派，即重商主义的货币金属论和古典学派的货币金属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塔福德、孟和法国的柯尔培尔；后者的代表有配第、斯密、李嘉图、魁奈、西斯蒙第、洛克、达德利·诺思、马西、休谟和杜尔哥等人。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主张真正的货币必须是金银，货币必须有十足价值，反对降低货币成色和减轻货币重量。当时，与货币金属论观点针锋相对的是货币名目论。他们坚持只要有君主的印鉴，货币材料并不一定非得是金银，金银货币也不一定非要足值，只要能按照它的面值在市面流通即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巴尔本、贝克莱、孟德斯鸠、斯图亚特等人。一般来说，货币金属论者的观点代表了商人的利益，而货币名目论者则更多地维护君主和政府的利益。

11. 参见配第：《赋税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版，第83页。

12. 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972年版，第24页。

13.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第56页。

14. 德维斯的一段话多少表达了当时资产阶级的某种不满情绪：“如果国王能够随心所欲地把捐税没完没了地强加给他的臣民，而且在他们拒绝支付时把他们关进监狱，那么，其财产遭到横征暴敛的自由人，又跟古代的农奴和英国的隶农有什么区别呢？”参见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15. 派普斯：《财产论》，2003年版，第168页。

16.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972年版，第317~318页。

17. 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17页和第156页。

18.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页。

19.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393页。

20. 柏克：《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22页。

21. 《权利法案》，引自王德禄、蒋世和编：《人权宣言》，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22. 柏克：《法国革命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1~22页。

23. 这三条原则是柏克对普赖斯在《爱国论》中表达的观点的概括。同上。

24. Olson, 1993.

25. 柏克：《法国革命论》，1998年版，第21页。

26. 派普斯：《财产论》，2003年版，第184页。

§5.2 产权保护的非中性与产权制度的创新

“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

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政治变革，以及西欧其他国家随后爆发的革命，都集中体现了壮大后的新兴阶级对既得财产和预期利益的忧患意识，表达了他们对一个能够有效保护其私有产权之国家政权的强烈渴望。克伦威尔的女婿兼最亲密的助手、独立派思想家亨利·艾尔顿曾一再强调：“我说的全部要点，归结起来就是承认所有权的必要性。……财产就是人类宪法的规定。宪法创造财产。”

政论家约翰·波内特在1556年发表的《浅论政权》中就已清晰地表达了下述思想：明确产权界限，即区分“我的”和“你的”对人类而言大为有益，因为它能够激励人们去劳动。他写道：“每个人都有权合法地占有自己的财产，并且谁也无权违反他人的意志剥夺其财产，即使是国王和皇帝也没有这种权力。”历史学家坎登在詹姆斯一世时期（1603-1625）也写道：“明确我的和你的……正是英国法律的目的。”

1628年6月议会的《权利请愿书》旗帜鲜明地表示：“臣民对自己的财产、土地、领地拥有充分的所有权，法律像保护神圣的东西一样保护‘我的和你的’这种划分，这种划分能培育勤劳和应用精神。国家如果没有‘我的和你的’这种划分，就不可能有法律，也不可能有司法，因为保护财产，是两者的真正目的。”

上述这些理念和主张在“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得到了充分贯彻。1770年，法学史学家阿蒂亚如实地记录了当时英国的情况：“法官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财产权利、执行与财产有关的契约、惩罚犯罪行为。其中绝大多数犯罪行为被视为对财产权利的危害。”

应该讲，西欧其他国家在思想和制度上的创新，大都和英国“光荣革命”胜利的成果密切相关。

政治革命代表的是新兴阶级的利益要求，故由此建立起来的与保护产权相关的制度必然也是“非中性”的，亦即特定制度下不同群体的损益程度各异。

新的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针对不同阶级分别设置产权标准，而且即使在同一产权制度下，不同人的受益（或受损）程度亦可能存在天壤之别。

就来源来看，新兴阶级的一部分财产是在与其他有产阶级的争夺过程中获得的。比如在护国公时期，统治者没收了除森林以外的所有皇家地产以及大批教会和封建贵族的土地。随后这些被收缴的土地及其房屋建筑等财产中的绝大部分，又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并最终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手中。这里还应看到，对新兴阶级的财产实施保护的制度，对于那些没有财产或已被剥夺了财产的人而言是毫无意义的。不仅如此，新贵统治集团在打击封建旧势力的同时，也极力排斥“平等派”，对提出平均土地这等激进思想的“掘地派”更是充满敌视。

新兴阶级所热衷的非中性制度，反映出了他们对于财产的双向担忧：一方面是对王权和封建贵族势力的忌惮，另一方面是对下层阶级的恐惧。这样一来，捍卫“我的”和“你的”之间的界限便有了两层目的：防止“将臣民的财产看作自己所有物的统治者的专横”，以及抵御“财产公有的要求”。新兴阶级认为，无论是丧失财产的无产者，还是国家政权，都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们的私有财产提出要求。也正是在排除了国家破坏财产自由的前提下，他们赋予了国家某些责任和义务，来保护臣民的财产免受无产者的“恶意”侵犯。

议会的意义就当时而言，不仅是新统治集团反对封建君主侵害产权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是使私人财产免受无产者侵夺的保护人。

在议会逐渐取代了王权之后，新兴阶级所制定的产权保护措施的矛头则主要针对社会下层阶级。奥本海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在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资本家要求平等权利，并且通过鼓动下层平民，在“天然权利”的旗帜下领导他们去推翻原有的统治制度而去取得这种权利。在取得胜利之后，“流动资本的阶级，亦即资产阶级，就转而去求助于武力，与原来的敌人实现和平并且以正统主义的名义，或者至少是以一种正统的论点与貌似自由的论点的卑鄙混合物的名义去对付平民”。

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立宪国家和其具有双重保护性的产权制度，大体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最大限度地剥夺底层阶级的财产，同时防止这个阶级对他们既得财产权利的侵犯，是新兴阶级立法的关键。对公有制土地或公共牧场的圈占，以及其他把农民赶离土地的方法都为工商业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提供了重要来源。大量的人突然被迫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而在当时的英国，它却具备了“最典型的形式”。

1572年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一项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将遭受鞭打，并在左耳上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岁，又没有人愿意使用其两年，就要被处死；若第三次重犯，就将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规定还体现在1575年和1597年所颁布的法令中。当时的西欧各国政府对那些被迫行窃的贫民惩罚相当严厉。“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詹姆斯一世时期继承了相关法令。这些规定直到1713年安妮女王颁布第二十三号法令后才被废除。法国政府也制定了同英国类似的法律。1777年7月13日路易十六颁布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另外，在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发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一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规定。

1671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狩猎法》。表面上看，它和以往的《狩猎法》一样，即严禁以打猎为生计的家庭进入贵族领地，违犯者甚至以叛国罪论处，因而都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但同时它也让资本家享有那些无法继续打猎者的劳动力。在19世纪初英国的一些郡县里，男性犯罪的30%~40%都是因为违犯了《狩猎法》，随后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被发配到了澳大利亚。

在美洲金银大量流入后的一段时期里，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货币工资提高的程度远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程度，实际工资因此下降了。

新兴阶级最大限度地压榨下层阶级在社会财富中所得到的份额，一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使他们集中了更多的财产，另一方面，这种资本积累方式更是以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为代价的。与15世纪相比，欧洲城市工人的货币工资在16世纪提高了75%左右，但同期小麦的实际价格却增长了4倍。1600年前后，工资对谷物的购买力在英国只有1500年的1/3，在法国和德国则只有大约1/4。16世纪欧洲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降低了50%左右，而17和18世纪仍然在下降。1850年，英国木匠的实际工资与1251年相比居然没有任何区别！

西欧工人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趋势，与同期的另一进程即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贸易利润的扩大紧密相连。那个时期的繁荣往往是“通过损害广大人民的利益来实现的”。

此外，在16世纪至18世纪，由维护新兴阶级利益的政府所支持的“圈地运动”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劳动力的供给过剩；而政府颁布的法令又迫使工人不得不在极其苛刻的工资条件下受雇于工业或农业资本家。这些都使得实际工资长时间地被维系在较低的标准之上。

一旦了解了英国革命和产权制度变迁，之后发生在西欧其他国家的一切也就不难理解了。欧洲大陆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及阶级构成均与英国相近，议会在财产权问题上与国王之间的矛盾也与英国大致相仿。这些国家同样受到了美洲金银的外部冲击，并经历了社会财富的重组、阶级结构及国家性质变化的过程。在此还需要补充一点，我们无意去评判上述产权制度的伦理或道德含义。它究竟是孟德斯鸠所说的“道德之魂”，还是马克思笔下的“万恶之源”，恐怕也只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不过，就那段时期的情形看，对财产权利实施有效且非中性的保护，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1.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与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1958年版，第335页。

2. 参见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卷，1991年版，第240、246页。

3. 参见派普斯：《财产论》，2003年版，第159页。

4. 参见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卷，1991年版，第235~236页。

5. 参见派普斯：《财产论》，2003年版，第160页。

6. 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7. 参见派普斯：《财产论》，2003年版，第178页；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卷，1991年版，第14~16页。

8. 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下卷，1991年版，第235~236页。

9. 奥本海：《论国家》，1994年版，第五章，“立宪国家的兴起”， 第113页。

1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22页。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42页。

12. 参见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章：“原始积累和《狩猎法》”。

13. 将工资的下降与价格革命直接联系，从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算是比较重要的一派观点。汉密尔顿在1929年的经典文献“美洲财宝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特别强调了16至18世纪，欧洲国家工资增长的速度相对于物价上涨速度的滞后性使资本家获得了额外的利润，并认为这是西欧增长的关键。汉密尔顿等学者是从单纯货币经济学的角度，建立了“美洲金银→要素价格（特别是工资）下降→资本积累→经济增长”的逻辑链条。他的分析有意义，但由于我们更关心的是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所以不得不求助于对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影响的、更为本质的因素：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制度的变迁。相关内容参见Hamilton, 1929。

14. 分别参见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1987年版，第88页；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98年版，第136页；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1986年版，第8页。更具体的情况还可参见Phelps-Brown, G. H. & Sheila V. Hopkins, 1959, “Builders Wage-rates, Price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Economica 101, vol. XXVI (February)。

15. 斯普纳：《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3卷，第29页。

第六章 西欧有效资本市场的形成

国家制度性质的根本转变和产权制度的建立为其他形形色色的制度的创新铺平了道路。其中，对于西欧经济长期增长影响最大的，当首推出现在金融领域内的制度创新，因为资金获取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会直接刺激创新活动和投资规模，并最终促发了欧洲工业革命。

§6.1 政府信誉的建立与国债制度的确立

在所有与产权相关的制度创新中，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对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往往具有决定意义。从企业层面看，投资和创新活动取决于有效的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效率归根结底是个信誉问题。诚如黄仁宇所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赖于信誉的建立，而信誉又离不开法律或制度的保障。

此外，信誉又可进一步分解为国家信誉和私人信誉两部分。

布罗代尔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活力之源时，特别强调了一个积极，至少是“中立”的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推动作用。

国家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但需要为有效的资本市场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必须使与之相关的民商法能够及时跟上资本市场发展的步伐。换言之，货币、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本身，就包含在法律上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内。

如金本位制这种较为成熟的内生货币制度上升为一种国家制度的过程中，除了必备的银行信誉之外，政府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在制度的执行层面，国家控制下的法庭必须尽其职责，依法维系借贷市场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强大且称职的政府保护，就没有高效的资本市场。

在这场游戏中国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策划者，它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维护和执行一套游戏规则，并营造一个良好的游戏氛围；作为博弈者时，国家又必须遵守自身所制定的规则。前者引出的是国家的能力和责任问题，它要求国家利用自己的“职”和“权”主动地为信贷市场提供“积极的保护”。后者涉及的则是国家的信誉问题，它要求国家不要扰乱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或损害其效率，或曰提供“消极的保护”。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形象可谓糟糕透顶：软弱、玩忽职守，且经常滥施特权和“耍赖”。但是，在有效资本市场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在欧洲则看到了一个逐渐强大、大体称职且守信的国家形象。

国家政权能否有效地保护国内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在于其本身是统一的、独立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权。在伊丽莎白一世和亨利四世时期（1589-1610），英、法两国议会或王权基本上脱离了教会的控制并完成了国内的统一。而真正标志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则是爆发于17世纪前期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其惨烈程度使西欧主要国家的人口减少了1/4以上。各国统治者痛定思痛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终于使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整个欧洲被普遍认可。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统一，是和新兴阶级地位的攀升同步的。这是因为它极大地迎合了新兴阶级的胃口，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中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信贷市场。

如果说是新兴阶级的壮大要求国家具备保护金融市场的能力和职责的话，那么国家的良好信誉则是在资产阶级议会彻底掌握了政权之后才得以确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所实现的“制度创新”之一，在于将财政机构国有化。英国先是在1671年和1683年分别把关税和效法荷兰开征的消费税收归国家管理，最后是在1714年创建财政部，并首创了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随着财政机构国有化和职业化，国家的信用和融资能力均得到了提高。

同时，新的君主立宪制大大削弱了君主利用税收和贷款的方式筹集款项的权力，从而将国家任意破坏产权的风险降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最低水平。英国政府摇身一变而成为信用最可靠的借款者之一。

《权利法案》签订后，金融界普遍感到他们可以信赖政府。伦敦金融中心对向政府提供大笔贷款一向怀有的那种忧虑开始消失。

政府举债需付之利率也从威廉三世时期（1689-1702）的10%下降至18世纪中期的3%。

除了税收以及关系到税收效率的文官系统之外，国家和市场之间的最重要桥梁就是国债发行的管理制度。最早的国债可以追溯到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的威尼斯城市国家以对盐的垄断权作担保首次发行了国债。与筹措战争经费密切相关，首创于意大利的国债制度创新在17世纪的西欧逐渐拓展开来，并且各王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公有银行”（近似于国家银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创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带动西欧银行业发展的英格兰银行。该行由威廉国王和玛丽王后发起并作为重要股东，主要由伦敦大金融家们参股。它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就是管理政府债务，其主要方式是允许财政部发行“由银行担保的债券”和把政府债务作为存款以发行新贷款，并由此将政府发行的各式债券变为种类繁多的长期公债或“永久公债”。

这一制度创新创造了一个“奇迹”：国家不必偿付债款，而债权人却可以随时把持有的债权变现。结果，长期公债制度为扩大政府收入和降低税收成本奠定了一个可靠基础。“光荣革命”后的30年间，政府举债额超过了GNP（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是政府财政岁入的10倍，之后还长期保持在GNP的大约2.5倍的水平上。仅1702年至1714年的12年间，英国的国债就从1300万英镑增至3600万英镑，到了1764年时更高达1.39亿英镑。

伴随着政府融资能力的迅速膨胀，英国各种大型基础设施以及军队国防、司法行政等公共产品相对供给充足，国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在18世纪的英国，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所有的金融创新活动，几乎都和日趋成熟的国债制度相关。从表面上看，国债融资似乎对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它实际上却拓宽并深化了资本市场的功能。国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国债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既为政府筹集资金大开方便之门，更为公司发行、交易其债券和股票，以及“现代银行统治”创造了新的机会。

也正是基于这两点，以长期国债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财政体制的创新，才被称作是一场“金融革命”。英国健全的国债融资制度是高效的筹款机构和政府在金融市场良好信誉的双重产物，其经济的勃兴便有赖于此。

此外，由于国债在资本市场上的畅通无阻，可以方便地变现和用来抵押，它在相当意义上也就相当于一种“创造货币”。换个角度看，国债规模在长期内的扩大，也是国家信誉提高的标志，因为如果人民对政府的公正将信将疑，那么就不会有人把财产委托政府保护，在非常时期也就没人敢把财产交给政府使用。

1.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7年版，第190页。

2. 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1993年版，第566~613页；《资本主义的动力》，1997年版， 第50页。

3. 参见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1页。

4.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1993年版，第579~583页。

5. 迪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1989年版；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7、222页。

6.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393页。

7. 1749年，英国议会采纳了佩勒姆爵士提出的建议，将政府债券的利率由4%下调为3.5%，并在1757年前变成3%。参见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229页；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86页。诺斯和温格斯特在其论文中详细列出“光荣革命”后英国公债的增长数量以及利率水平。参见North & Weingast, 1989。肯尼迪甚至认为，拿破仑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在于与英国相比公债总量不够，而在于法国公债的利率是英国的两倍因而难以承受。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9年版，第3章。

8. 参见Ferguson, 2001, Chapter IV, “Mountains of the Moon: Public Debts”。英格兰银行的另一大功能是维持纸币的稳定，即确保纸币能够顺畅地兑换成金属货币。

9. 温格斯特：“有限政府的政治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前沿》，2003年版，第281页；Ferguson, 2001, pp105~136；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7年版，第189页；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972年版，第485~486页。

10. 关于相对公正的司法判决以及其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演进，可参见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四章。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57页。诺斯和温格斯特给出的基本逻辑是，宪政导致政府信用的提高，从而引发了“金融革命”。参见North & Weingast, 1989。

12. Ferguson, 2001, Chapter IV；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105、222、229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989年版，第96页。据说英国著名的首相皮特在1786年讲过一句名言：“国家的强盛乃至独立取决于公债的成败。”肯尼迪甚至认为，拿破仑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国公债的利率是英国的两倍因而难以承受。

1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972年版，第五篇，第三章，“论公债”。斯密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讨论国债，足见其意义重大。

§6.2 私人信誉的建立与西欧融资市场秩序的自发扩展

金融市场上私人信誉的建立至少需要四个前提：其一，政府具有良好的信誉；其二，较为公正的法律和法院判决；其三，存在对资本的强烈需求以及富有的资本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其四，存在使“自发秩序”得以不断扩展的秩序空间。

本章我们重点讨论在一定意义上以前两点为条件的后两点。

虽说西欧的货币存量随着美洲金银的涌入而大幅增长，但由于对外贸易以及经济规模增长得更加迅速，流动资金便出现了短缺，并在进入17世纪后尤为明显。在当时商人所写的信札中，对“货币匮乏”的抱怨之辞相当常见。这种短期性的货币匮乏以及相应的信贷短缺，几乎在除阿姆斯特丹以外的每一个金融中心城市都出现过。

此时的货币匮乏，主要是随新市场开辟而来的旺盛需求引发的流动资金周转不灵。若想保证大宗交易的顺利进行并在必要的时候平衡贸易逆差，信贷工具的发展便显得必不可少，其中，一个借贷双方可以相互依赖的信用市场的建立更是尤为关键。1660年以后，各种信贷票据使用的增加，推动了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的国际票据交换中心的形成。

到了1730年，几乎在每一个西欧国家都广泛地采用了现代信贷手段，某些地区甚至发展起一套完善的货币、金融制度。这些制度不但方便了借贷，而且还具有了“内生地”创造货币的功能，增加了欧洲的“广义”货币流通量，从而使工商业者不必因为流通的硬币数量不足而苦苦等待金、银币的铸造。

然而，这套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呢？

新创信贷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各种无须抵押的贷款流行于商业社会，都必须以借款人按时还债的信誉作为基础。相对当时而言的“现代”金融发展，所依据的基本条件是扩大信誉好的借款人的圈子。但这又是一个古老的难题。在中世纪，无担保的贷款对放款人来说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此时此地，恰恰是由于美洲金银的初始冲击，使财富快速集中到了大商人和金融家的手中。雄厚的资金是信誉的最好保证。借款人的腰包鼓了，贷款人对其按期还款的期望值也自然增加。特别是对于那些多代相传的商业大家族而言，他们根据相互间长期交易的经验了解对方的营业状况，因而愿意在对方周转不灵时提供信贷。

由于借贷双方的身份可能经常交替，故丧失信誉的机会成本十分高昂，以致对他们而言，维护信誉即维护财产。彼此间这种重复博弈的过程亦即信赖与合作逐渐形成之过程。

虽然私人间的信贷可以通过彼此的了解和信任相互提供，但在一个日渐活跃的商业经济中，对信贷的需求却远超出了这种狭小的圈子。若要突破此等限制，信誉就必须扩展，亦即必须建立一个借贷双方信赖的资本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通过金融的中介人，借贷双方被召集一道。原放款人将款项先贷给所信任的中间人，然后再由中间人贷给那些他所信赖的人。当借贷形成一定规模时，即使个别贷款不安全，但整体而言借贷大体上仍是安全的。基于这种对概率和“保险原则”的信赖，信贷市场逐渐扩大了。当这些中介人用“新的金融手段武装起来”，且在金融媒介方面开始“专业化”时，银行也就随之诞生。

私人银行业的蓬勃发展是17世纪的欧洲最重要的一项变革。1600年以后，在低地国家和西班牙的一些主要城市，私人贷款银行开始兴起。1630年之后，私人银行的数目开始剧增，这种现象在英国格外突出。此前，英国的私人银行可谓寥若晨星。但到了17世纪30年代，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公证人至少已有30人；到了1677年，伦敦已有58个金匠插手银行业务

；1694年，以股份公司形式在伦敦建立的英格兰银行更是后来欧洲金融革命的先驱；18世纪，随着专业化的发展，伦敦私人银行的数目也从1725年的24家增加到1785年的52家

。

银行业的利润甚丰，但提供此等服务却非人人都能力所及。它要求该金融中介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雄厚的资金和良好的信誉，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又依赖于前者的状况。契约义务或汇票的承兑取决于票据市场的名声，只有当出票人是那些著名的商业大家族、大公司时，这张票据才可畅通无阻地在市面上流通，小商人才愿意将存款存入其中并据此开立汇票，在必要时方便支付。

对于一个存款银行而言，资金和信誉的保障更加重要。在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人们存款是为了保证财产安全。财产雄厚且信誉良好的大家族和公司，即便存款利率很低，甚至不付息，人们仍愿意将钱存入其中。因此，私人银行业当时主要被那些集中了大量资金的大商人和金匠所垄断。至于英格兰银行那样由多人分摊资金的股份银行，其大多数股东则更是由伦敦城著名的金融人士和阿姆斯特丹的大商人所组成。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国家在私人银行兴起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普雷斯奈指出，“政府的钱有相当大一部分流入了私人银行家的基金。正是以这种间接的方式，政府促进了私人企业的繁荣”。

随着信誉的进一步扩展，从事银行业的商人和金匠们在放贷时，不一定每次都把金、银币真实地借出。只要能够保证最终见票付款，银行只需向借款人开立印有银行背书的可转让票据，借款人便可以凭借票据进行各种支付活动。如此一来，市场上实际流通的票据之票面价值就会大于人们寄存在银行的金、银币的价值总和。而银行出借的这些超出实际存款价值的票据，就是银行凭借自己的信用“创造”的货币。

相对于金银铸币而言，这些“货币”便是银行体系“内生”出来的。由此，银行开始步入“高级阶段”，变成了能够创造货币的金融机构。

自17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储蓄银行业的出现和金融大家族及贸易大公司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信用货币创造在西欧成为了一种常见的现象。以英国为例，17世纪后期，在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基础上，银行和金融系统凭借信用增创了25%的货币存量。到1698年，英格兰银行成功地发行了价值134万英镑的随时可兑现的银行券，至1720年该数值更上升到248万英镑。

在18世纪初，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代替金、银币，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最终的债务清算货币。

1797年，英国政府禁止该行以黄金支付其票据，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银行券的地位。到了19世纪初，银行信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形成的主要源泉，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英格兰银行可以说是整个欧洲银行业的模板。

在迈出了信用货币创造这一历史性的一步之后，欧洲经济体系对贵金属供给来源的依附性减小了。信用创造增加了货币流量，解决了贸易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国内的交易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票据支付，这样便可以腾出大量的贵金属运往远东，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进行贸易。欧亚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白银进行结算，故这种贸易对欧洲来说相当划算：白银流出可以填补进口所带来的国际贸易逆差，并由此获得所需的大量物资；白银外流“也有助于纸币的抬头”和信用创造体系的发展，从而缓解因银币流出而导致的国内贸易支付的压力。

除了用白银充当贸易结算工具外，利用各地金、银之间的比价差，将白银输出进行套汇更是有利可图。

此外，欧亚两大洲之间的金银交换，还直接地对英国金本位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并起到了一定的调节西欧白银市场和物价的作用。

美洲白银经过欧洲大量出口到亚洲，换回商品和黄金。黄金“到了欧洲并留在那里，被欧洲各国政府当作大规模商业清算和支付的主要工具”，并为金本位制的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

信用创造的膨胀在推动欧洲国家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因白银的大量外流而给银行带来无力偿付的危险。开立的信用票据过多可能无法应付同时来提取金、银币的顾客，这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危机，甚至破产。故需把一定比例的金币留在库中作为准备金才能保证银行的安全。银行通过实践经验和专业化运作逐渐找到一个准备金与所寄存的金币量之间适当的比例。当这种制度上升到国家高度时，金本位制就产生了。金本位制的基本规则是：“各国货币当局确定以其货币表示的黄金价格并保持这一比价的固定性。为了保持这种可兑换性，必须持有一定的黄金准备。”

这里所说的金本位制是指传统金本位制全盛时期所流行的那种部分准备金金币本位制，其含义是政府发行的纸币和商业银行发行的票据与金币一起流通，并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兑换成黄金。

英国在1717年成为第一个正式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随后，法、德、荷等银本位或金银复本位制的国家开始向金本位制过渡，其他欧洲国家也相继效仿。准备金金本位制在当时是一套成熟的信用货币创造制度。它既是美洲贵金属持续流入的结果，又是流通中所需货币量增加的原因。美洲贵金属作为外生货币，推动了金本位制的建立。由于这套内生货币创造制度有黄金储备作为可兑换性的保证，故银行的信誉会进一步提升，信贷更加可靠。这一切使得资本市场的融资数额、规模和便利程度都极大地增强了。

进入18世纪后，对外扩张机会明显少于前两个世纪，于是更多的资金开始流向国内工业领域。对工业部门投资规模的扩大使投资活动更加依赖于融资市场的效率。有效的融资市场使企业的变现成为可能。若使投资者安心地在“一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投入大量的资金，那么他就必须拥有形式更为流动的其他资源，以便必要时可以将其变卖以应急需；或者，他必须有把握能够从拥有流动资金的人（或银行）那里筹措到这笔钱。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顺利地得到大笔的流动资金。有效融资市场的完善使欧洲主要国家在18世纪开始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各种债券可以很便利地在市场上流通。

在债券市场没有形成之前，工业发展主要是依靠那些富有的商人们的投资。17世纪，像采矿、冶铁和造船等需要大笔资金投入且资金周转速度缓慢的重工业部门，其资金大都是由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和金融家们承担的。

随着融资市场的逐渐成熟，借贷投资变得更加普遍和便利，工业投资也不再限于商人和银行家。通过资本市场，普通投资者也可以将其手中握有的有价证券进行分散投资。通过发行债券来筹措资金的市场之形成，推动了另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即股份公司的建立。

企业通过这种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的好处在于，它把那些不愿参与实际投资的人手中的非生产性经济盈余转移到生产领域。

这种动员更多人参与生产性投资活动，同时投资者又不必承担全部风险的现代融资体系，构成了将储蓄转化为现代工业投资的前提。

另外，股份公司若想成功地向社会借款，它就必须向债权人或潜在的债权人证明自己的盈利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方能维持和增进自身的信誉。在较为合理的税率下，这种证券融资制度鼓励了企业真实地向国家申报其利润。从这个角度看，股份公司制度在客观上还有利于现代国家财政税收制度的完善。

资本市场“历来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总部，一道道命令从这里下达到各部门”。一个多层次的、竞争性的、分工明确且有效运转的融资市场，乃是使企业家之创新从观念变成现实的基本保证。

从16世纪初开始的一系列变革，使欧洲主要国家逐渐建立了完善的金融机构、富有弹性的货币供给制度，以及各种便利的信贷工具。有效率的货币、金融制度带来了资本市场质的飞跃，并被视为工业革命发展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1. 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提法借用了哈耶克的概念。参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52~454页。

3.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121页。

4. 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54页。

5.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1页。

6. 分别参见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77页；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2页。

7. 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58~460页。

8.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109页。

9.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75~177页。

10.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73~75、77、114~116页。

11.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2000年版，第14页。

12.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87~88页。

13. 格拉曼：《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40~441页。

14. 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73~474页。

15. 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394页。据说在1797年，仅一天之内就有1140位商人同该行签署了表示愿意接受其发行的银行券以代替金、银币的声明书。见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108页。

16. 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1999年版，第13页。

17. 英格兰银行或一切其他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本身不外乎一种信用。这里的玄妙之处在于人们为什么会接受它。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人们对纸币的信心，一方面来自政府，另一方面来自市场。印在绿背美元上的“此币乃无论公私之一切债务的法偿货币”一行字中的“法偿货币”四字甚为关键。其含义有二：政府将接受以它上缴的税收并用它支付债务；法庭亦将其视作抵偿一切债务的手段。至于在市场上私人之间进行交易时也接受纸币的原因，用最简单，但又是正确的话说就是：接受纸币的个人确信其他人也会接受。参见Friedman, Milton, 1994,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Chapter 2, “The Mystery of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8. 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1993年版，第198~203页。他补充说，欧洲是用金银币轰开了其他国家关闭的或不情愿开放的大门；“任何胜利的货币经济无不用自己的货币去取代他人的货币”。

19.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西属美洲的白银与黄金的比率大约是17：1，欧洲为15：1，印度是12：1，日本为9：1，而中国约为5：1。这种金银比价的差距导致了套汇行为。参见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161页；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36页。

20. 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1.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123页。关于欧亚间金、银的流动，另可参见Flynn, Dennis O. & Arturo Giraloez, 2002,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18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2 (Fall), pp391~428。

22. 博多：“金本位制：理论”；伍德：“金属本位”，《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二卷，纽曼、米尔盖特、伊特韦尔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688页。

23. 除文中所界定的部分准备金金本位制外，舒瓦茨还区分了另外两类金本位制的变种：纯金币本位制和金块本位制。前者与传统金本位制的不同点在于，在该体系中，价格常常以金属重量而非国家记账单位进行标识。中国当时的货币体系大体属于此类。金块本位制最初由李嘉图在1816年提出。在该体系中，金币不再流通，以信用货币取而代之，并在必要时可以兑换成金块。这种制度在20世纪战争期间较为流行。参见博多：《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第二卷，2000年版，第260页。

24.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129、131页；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35~336页。

25. 事实上，就连纺织、印刷等初始投入较小的轻工业部门，在当时也需要依靠那些掌握着充足流动资本和商业关系的商人们。他们在必要时负责帮助小生产者们摆脱资金周转的困难或缓解其购买原材料的开支负担。参见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351~356页。

26.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3页。

27. 迪安：《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上册），1989年版。

28.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994年版，第334~335页。

29. 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77页。

30.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90年版，第141页。

31. Cipolla, (ed.), 1973,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Ⅲ: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Chapter4, London: Collins/Fontana; 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54页。

§6.3 低利率、大规模投资和工业革命

投资的规模以及与规模相应的技术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借贷资金的成本即利率，以及借贷的便利程度。欠发达的资本借贷市场会导致高利率。配第很早就曾指出，当贷款方必须承担本金难以回收的风险时，利息将由“单纯的自然利率”和贷方为保证资金安全而额外索要的一笔“保险费”共同构成。

这也正是欧洲在整个中世纪“高利贷”盛行的原因。纯粹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看，美洲金银的供给与西欧利率之间至少存在着短期的因果关系，因为利率的高低决定于货币的供求关系，而货币供给的增加会导致利率的下降。

在此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制度变迁在长期中对于利率水平的影响。如果不存在财富重组和制度的变化，那么单纯的货币供给增加只能在短期内维持较低的实际利率。随着国家性质的逐渐变化和一系列的金融创新，贵金属数量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便逐渐被信用货币所替代，利率在长时期内呈现出下降趋势。

国家和私人良好信誉的建立、法庭保护信贷合同力度的加强，都大大地降低了借贷的风险，从而在长期中降低了利率水平。我们知道，美洲贵金属的流入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从而使那些财力逐渐丰厚的商人信誉得以提高。当他们需要通过借贷获得流动资金时，由于借款人按期还债的能力值得信赖，因此他们也就不必为债权人原来那种“忧心忡忡”的情绪支付更多额外的费用了。这样一来，借款利率开始降低。当集中了雄厚资金的大商人开始插手银行业务，并逐渐实现专业化运作后，银行作为债务方的信誉进一步提升，存款利率也因此降至更低的水平。较低的存款利率必然相应地带来较低的贷款利率。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政府不但不再像中世纪时期那样对私人借贷进行限制，

而且开始正面地介入资本市场。它不但维护了信用货币体系、建立了长期公债制度，而且它所控制的法庭还加强了保护借贷合同的力度。这些都对低利率市场起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作用。

借贷风险的降低与借贷的成本即利率的降低是同步的。恰如诺斯所言，借贷市场越是有效率，则创造贷款所需之搜索、谈判和实施费用就越低。相应地，利率水平也就越低。

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后，几个主要国家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贷款利率由原来的百分之十几下调至3%~5%，甚至更低，从而验证了长期利率下降与资本市场效率提升之间同步的关系。15世纪初，欧洲国家的利率一般维系在12%~14%之间。

自16世纪开始，欧洲主要国家，特别是商业城市的借款利率大幅降低。安特卫普地区的公共贷款利率从1500年的25%左右降到1550年的9%，17世纪初期降到6.25%，到了17世纪60年代，和平时期已经能够以低于4%的利率得到贷款。在之后的时间里，荷兰资本市场的长期利率也进一步下降，在18世纪中叶甚至降到2.5%左右。在英国，1545年，国家将利率限制在10%以内。1571年，由于高利贷被解禁，获得贷款更加容易，故其最高利率逐渐降至1624年的8%，1651年之后又降至6%。1668年，以蔡尔德爵士为代表的商人阶层主张将最高利率水平由6%降到4%，以使他们和荷兰人获得同样廉价的资本。1714年之后英国利率降至5%。

利率的普遍下降使获得资金的成本大大降低了，商人们也因此比以往更加热衷于利用融资市场的流动资金投资生产领域以获取利润。16世纪、17世纪是欧洲工业扩张和发展的时期，投资在长期中保持高涨状态。在15世纪初的英国，单个商人的投资数额至多50英镑；到了17世纪初，投资于同一项目，资本少则5000英镑，多则2万英镑。

伴随投入资金数额的迅速增长，投资结构也开始发生转变。各国对造船、冶金、采矿、机械、建筑、运输等需要大量投入的重工业部门的投资大大增加。特别是16世纪、17世纪欧洲城乡人口分布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迁入城市，

这增加了人们对消费品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的需求。

较低的利率为工业投资创造了机会，并使企业有能力对社会各方的需求做出有效反应。廉价资本大规模地向工业部门转移，是推动欧洲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投资率的高低和投资数额的大小，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具有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刘易斯认为，工业革命中储蓄由国民收入的4%~5%增至12%~15%。

由于长期中储蓄与投资之差异可以忽略不计，故该数字也可反映投资率的增长。

罗斯托也认为，欧洲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由5%增加到了10%以上。

只有当企业的规模和市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向机器等技术含量高的固定设备投入更多比例的资金才变得划算，因为资本相对其他生产要素而言产生了比较优势。仅以对资金需求较小的纺织部门为例：靠马力运转的工厂只需1000英镑的创业资本；靠水力发动的需要3000英镑；而使用蒸汽机的则至少需要10000英镑。

正是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相应的技术需求，最直接地带动了现代工业革命。

至此，由美洲金银的外部冲击开始，经过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或“创新性的”中间环节，最后以西方世界的兴起结尾的故事，大体上就讲完了。

1. 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5~46页。

2. 洛克首先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贸易总额一定时，自由市场利率取决于货币量的多寡。这种将利息看成货币现象，并认为其高低决定于货币供求关系的观点后来被凯恩斯等众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参见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5页。

3. 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的利率下降后，并没有像现代货币中性理论所设计的那样，利率在经历一段时期后将随着贷款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并最终回到均衡点上。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中性的结论只有放在一个成熟的信用体系之下才有意义，亦即货币中性论的成立需要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下：其一是借款方具有良好的还款信誉；其二是政府对于正常的债权与债务关系予以保护。然而我们所关心的时段，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渡阶段，其中，上述两个前提假设都无法得到满足。关于货币中性理论的相关论述，可参见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几点说明”，《弗里德曼文萃》，2001年版，第436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第18~19页。另外，不单是利率，工资和地租价格的下降也只有与制度的创新相结合，大规模的投资和现代工业革命才能得以实现。失去了制度这一桥梁，货币增长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也只能验证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已证明过的短期货币非中性结论；而在长期中，要素价格仍会恢复均衡。

4. 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宗教训诫，国家和教廷对于资本放贷进行了种种限制。具体参见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26页；Weber, Max, 1950,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H. Knight, New York: Collier Publishing Co., 1961, pp.200-203. 宗教方面禁止利息的情况还可见于《旧约》：《申命记》第15章，第23章第19节；《利未记》第25章第35节以下；《诗篇》第15章第5节，第109章第11节；《箴言》第28章第8节；《耶利米书》第15章第10节；《以赛亚书》第18章；《尼希米记》第5章第1节、第12节。

5. 斯密曾指出，如果国家限制借贷或者强行规定最高利息率，而这个法定利率又低于最低的市场正常利率，那么这既不能阻止高利率，而且还会破坏资本市场的正常借贷。道理很简单，如果利息低于资本的正常回报率，则债权人显然不愿将钱出借，所以债务人为了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为债权人冒险接受正常的资本收益而支付额外的费用。希克斯也认为，如果法庭惯于保护债务人，对利息又怀有敌意甚至取缔有息借贷的话，那么借贷行为则多在法外暗渡陈仓。其结果想必是非但抑制不了高利贷行为，反而使得债务人除了支付使用货币的正常报酬外，还需要对债权人的冒险借贷行为支付一笔额外的“保险”费用，以防止其违法行为可能遭受的处罚。这样一来，利率必然会相对偏高。相反，法庭严格地保护信贷合同将会降低债权人借贷的风险，利率会相对较低。参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1972年版，第327~328页；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87年版，第68页。

6.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74页。

7. 参见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90年版，第141页。

8. 以上数据分别引自：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62页；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360页； 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77页；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60页；帕克：《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462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脱离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仅仅是要素价格的降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投资。举例说，在意大利的热那亚，16世纪20年代人们已能以5%的利率进行贷款；1604年以后的某些年份中，放债人甚至愿意以低于1.5%的利率进行放贷。但工业革命还是率先在英国出现。

9. Gillespie, J. E., 1974,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p.160.

10. “价格革命”导致了有利于工业而不利于农业的价格“剪刀差”，投资土地的资本回报率降低，故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资源开始从土地流向工业生产领域。16、17世纪的圈地运动更是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1500年时，人口超过10万的欧洲城市仅有4座；到了1600年左右，已增加到12座。在荷兰，到1622年，60%的人口是城镇人口，其中的3/4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的城市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更是在1550至1600间翻了两番。伦敦的城市人口自1500年至1600年从5万余人增至50余万人。虽然这同期欧洲的总人口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却远不及城市人口扩张速度之快。参见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1987年版，第88页；明钦顿：“1500-1750年需求的类型与结构”，《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86~87页；塞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317页；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1998年版，第51页；Coleman, D. C., 1977,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504~506, 562~563。

11. 财富的重新分配拉大了贫富差距，消费结构也随之变化。在“恩格尔法则”的驱使下，富人们转而进行更多的奢侈消费。各种考究的室内装潢、美轮美奂的服饰、精致的器皿、华丽的宫邸和别墅成为了上流社会追求的时尚，再加上商人们对海外冒险活动的迷恋，西欧对奢侈品工业、建筑业和造船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参见塞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315~331页。

12. 正如阿什顿勋爵所言，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这些“深深的矿井、坚实的工厂、造工考究的运河及高大的房屋”都是“廉价的资本的产物”。参见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264页；塞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1988年版，第315~357页。

13.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1994年版，第261页。

14. 在长期中投资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储蓄进行支持。在17、18世纪，存款银行业在欧洲的良性发展获得了人们普遍的信赖，即使低存款利率也吸引了足够的储蓄。

15. 罗斯托基于欧洲工业国家的历史，将经济成长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或起飞阶段，则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进入起飞阶段的标准是要求一国具有自我持续增长的能力，其中包括足够高的投资率、主导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结构等。而起飞的资金来源于三个途径：改变收入分配，使资金转移到生产者手中；迅速发展的部门将利润重新投资；资本输入。参见罗斯托，2001，第4~11页。

16. 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1991年版，第265页。

第七章 简要概括和补充说明

本文总体上沿袭的是以诺斯为首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主义传统，并吸收借鉴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虽说在基本理论倾向和分析框架上共同点甚多，但在方法论、侧重点、研究范围以及理论倾向等方面，我们却与上述传统有所不同，甚至有些偏离。

第一，从观念上讲，本文受到了在智力上给予我们很大启发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指引。简单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由如下内容组成：物种或器官的进化的第一步，在于遗传过程中出现的随机性变异；在生物体内每一个变异了的构造又都有被遗传下去的倾向；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力量，即“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完全根据各种生物的利益或为了其生存方便，自然选择以正确的技巧把每一次连续而微小的改进都挑选出来；自然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排斥和灭绝的过程；每一物种的每一部分构造都是许多遗传变异的综合物，是连续适应变化了的生存条件的结果。

我们在此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单独开列出来，原因在于它和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在精神实质上有许多相似相通之处。变异及其连续积累所产生的进化，就颇似“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变异构造具有遗传倾向并且不断地受到环境的影响，非常近似于“路径依赖”；优胜劣汰的主角也就很容易由物种转换成制度。

尽管不是没有争议

，但我们依然看重历史进程中的突发事件，也就是达尔文意义上的变异。变异的随机性和决定变异是否具有遗传性的自然选择，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变异不仅意味着新颖性、不可控制性、不可预测性，还意味着变异必须满足有效性或适应外部环境。诺斯等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变迁的源泉在于相对价格的变化，并进一步强调了引起相对价格变化的外生变量——人口增长。301不过在我们看来，人口的增长虽说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但类似的变化因长期存在而缺乏新颖性。就波动幅度和增长率而言，历史上或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也曾经出现过类似情况，却并未引起足够大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连带的制度变迁。换个角度看，人口增长还可以是制度变迁的内生结果，而美洲金银涌入欧洲就另当别论了。它突如其来又冲击猛烈，总体上看又完全外生于当时的欧洲，并作为一个不可预测、没法控制的初始变异，在新兴民族国家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中，经过自然选择和变异积累，进而引起西欧的制度变异，并最终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优势。

与达尔文进化论类似的经济学理论，至少包括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理论。根据该理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正反馈机制中，一个变量的增长会导致另一变量的增长，而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的增长。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某个社会体系出现制度变迁时，所谓的“支持性变动”会使该社会体系朝着初始变动的方向继续推进，从而构成了一个“初始动因→支持性变动→更大的动因……”的反复循环过程。这种循环式的因果关系使制度不断自我复制和强化。

在此，我们称为“制度的累积效应”。套用之我们便可看到如下的循环式因果关系：“货币初始动因→财富分配的货币非中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制度非中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强化……”

第二，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文倚重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其中特别借鉴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鉴于本文关注的是西方世界兴起时代的制度创新，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命运，故我们更注意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贵族阶级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剧烈斗争。此外，尽管我们列举了大量的个别事例，但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描述形形色色的个体或剖析他们的个别行为，而是侧重于分析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博弈，以及它们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对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顺便说一句，阶级分析方法并非为马克思所独有。托克维尔就曾明白无误地写道：“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爵士在解释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时，秉承的同样也是阶级分析方法。

表面上看，这种方法论集体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相互矛盾，因为变异似乎总是发生在某一物种的个体成员上。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达尔文在谈论变异时首先提到的是物种变异。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达尔文关心的是物种的起源，自然选择的对象也是物种而非个体。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互补的。至于何时侧重于它们中间的哪一方，则取决于所分析问题的性质。在考察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时，套用布罗代尔的概念，就是当处理那些只有在“长时段”或“中时段”内才能解答的制度变迁问题时，方法论集体主义或阶级分析方法就应该而且必须居于主导位置。

制度创新、变异、演进、变迁，无不是长期集体行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尔森谈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尽管出发点是个人，但倾向的却是方法论集体主义。

在奥尔森的著述中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倾向性，即把既得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视为阻碍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而大加挞伐。而我们的侧重点则不在于谴责既得利益集团，更不是一般地对它们加以否定，而是阐明不同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过程和原因，并涉及新兴利益集团至少是可能具有的积极作用，比如破除垄断等。

第三，对西欧兴起时期历史的重新研究显示，明确界定或尊重产权固然重要，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自国家产生以来，奴隶主国家、封建王权国家、城邦国家，甚至大大小小的酋长国，无一例外，都在尊重并严格保护着与其自身利益攸关的产权。然而问题在于，尽管这些统治者或上层阶级做到了安全地拥有或占据庞大的财产，但是他们却并非必然地能够让这批财产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与此同时，在任何时期的任何社会中，又总是存在着一批具有极大的财富创造潜力或能力，却又苦于其（存量和增量意义上的）产权或得不到有效保护，或干脆没有利用社会财产进行创新的渠道。换句话说，产权理论的关键，在于非中性的产权保护制度究竟最有效地保护了谁的产权，在于那些最具生产性或创造性的财产拥有者的产权是否得到真正的尊重。工业革命或西方世界兴起的谜底，无非是新制度有效地、排他性地保护了作为“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的新兴资产阶级

的产权。

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是：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

非中性产权制度的分布高于产权保护本身，同时意味着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来自新兴阶级的成长，特别是其壮大到足以和统治集团分庭抗礼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实。简言之，如果不存在以财产规模为基础的阶级或集团实力的大幅度此消彼长，偏袒新兴阶级或集团的制度变迁就不可能出现。正是因为某种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异，经过连续积累起来的产权分布上的变化，使得资产阶级成长壮大，才最终导致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当时最具生产性的资产阶级之财富持续增长的制度变异或变迁。

制度及其变迁的非中性还意味着，“一个阶级的任何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

。美洲金银大量注入所导致的西欧物价上扬，大大压低了劳动和土地要素的价格。英国政府多次颁布的各种血腥法令，更加剧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味。工资、地租的下降节省了工、农业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和积累与投资，从而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筹码，最终使之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四，在进行历史叙述和逻辑推演的过程中，本文始终奉行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制度—货币”二元论的分析方法。最概括地说，制度经济学立论的基点，在于把人的偏好和选择，视为他们置身于其中又受其约束或激励的制度的函数，亦即制度（或规则和习惯）决定人们的行为，人们的行为又决定经济绩效的优劣；与此同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方向、力度、时间以及速度，又是人类在既定制度下博弈与选择的结果。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制度安排—人类行为”这样一组既相互对应，又互相作用的关联。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硬核”便在于此。无疑，这是一个理解经济运行本质的极佳的分析框架或范式。

对于货币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如果说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讲过的那句振聋发聩却又不无夸张的话——“唯有货币是起作用的”——只是提醒我们注意货币所扮演的角色的话，那么克莱因对经济学本质的看法则引起了我们的深思：实质部门抑或货币部门，究竟谁才是理解经济运行的根本所在？答案是“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尽管用货币主义去指导政策制定充满风险。

货币的复杂性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明白。

最简单地讲，货币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为“金属—财富”意义上的货币；其二为“纸币—信用”意义上的货币；其三为“银行体系—金融市场”意义上的货币。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说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对财富积累与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决定性意义，看到了“财富分配的非中性”和经济增长要求“货币和整个货币部门”适应其变化的事实。至此，“货币经济—实质经济”这一对相互影响（而不仅仅是单向的决定）的关联就跃然纸上了。

本文的主要意图之一便是在制度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表现为“制度—货币”的二元分析。这样做不仅因为制度安排中涉及货币金融的规则和习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也不仅因为货币就其本质而言无非是一种依靠制度来维持的信用，还因为它符合我们全面理解实际经济运行之根本的理论需要。本文提出的“长期货币非中性”命题所依据的逻辑脉络，正是“制度—货币”二元分析。

第五，本文所讲述的美洲金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故事，在相当程度上也验证了“奥尔森命题”：长期的社会稳定往往会繁衍出形形色色的、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创立或借助各种制度以求保障其一己私利；维护既得利益、排斥竞争与创新的“制度僵化症”由此而产生；“制度僵化症”最终又演化成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就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而言，世袭贵族阶层业已成为了有着漫长历史的封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成为了“制度僵化症”的病原。

“奥尔森命题”的逆表述可以是：社会震荡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鉴于社会震荡曾经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且上面只给出了一个必要条件，故我们在此对“奥尔森命题”的逆表述做些补充，即：“积极的社会震荡”是祛除或缓解“制度僵化症”的充分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积极”，主要指那些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瓦解、孕育更具有生产性的新兴集团的震荡。在1688年之前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相对温和的“大洗牌”，恰好满足了“积极的社会震荡”（即“光荣革命”）产生的条件。

由此可以派生出来的一个相关结论是，社会各阶层之间顺畅的流动性，对经济增长具有某种长期的和健康的影响。

第六，既然美洲金银的最先攫取者是西班牙，那为什么制度变异会首先出现在英国？尽管前文曾间接地对此做出回答，但考虑到此问题如此显而易见，又是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故我们在此就多说两句。流行的一种解释是，新大陆给西班牙带来了巨额财富，然而其所有者在投资和消费之间选择了后者，即用于奢华和无益的战争。由于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金银购买，制造业和农业也就随之凋敝。结果到了17世纪中叶金银流入终止时，西班牙王室已债台高筑，国家进入长期衰落。另一种通常的解释就是本文开始时讨论过的，即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在思想观念上受到了不利于财富积累和创造之思想观念的影响。

甚至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阿根廷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它们后来的国运和成就都大相径庭。

上述解释都有些道理，不过我们更愿意从“制度—货币”二元角度来处理西班牙错过资本主义第一波浪潮这个问题。在诺斯看来，导致如此结局的核心原因，在于西班牙对产权保护不利，其贵族“羊毛集团”对决策层施加的影响使制度变革走向了畸形。

这无疑是对的，但却不够精致。根据本文的逻辑，西班牙之所以没有孕育出制度创新，更进一步的原因在于，地理大发现的最大受惠群体是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正是他们构成了现行制度下受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创新的动力严重不足。相比之下，在英国、荷兰等国家，体制外的新兴利益集团攫取了新增财富的相当大的份额，不仅如此，上层贵族中也有不少人为牟利而加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从而使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在此也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第七，“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问题之所以令我们魂牵梦绕，主要还是因为明清时代的中国何以被甩在后面这一宏大问题始终在深深困扰着我们。我们特别注意到，明朝有过一次绝好的金融制度创新的机遇，即食盐的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当时皇帝需要把粮食运送到驻守北方的边防部队，但财政上又有困难，故只好把对食盐的生产与运输的垄断权抵押给商人。具体做法是，商人先帮助政府把一定数量的粮食运送到北方的军队驻扎处，交粮后他们便会得到一张收条，凭此收条他们可以在南京换回经营食盐的特许证“盐引”，这样商人们就能够靠买卖一直由政府专卖的盐获利了，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得到缓解。在这个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分工，即一部分商人专门运粮，另一部分商人专门从前者手中购买盐引。结果盐引便有了市价，并逐渐成为一种“期货工具”或有价证券，成为了一种投机的对象。朝廷的权贵和盐官一旦发现盐引价格不菲，便经常会在正常额度之外取得盐引并在市场上出售，从而导致盐引价格动荡和下跌，乃至皇帝最终因发行盐引无利可图而于1617年废止了盐引。

根据本文的逻辑，中国明清之际资产阶级与16世纪至17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最后命运的区别，就应该是中国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资本市场。而在17世纪的某个时候，西方（特别是英国）的情况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并由英国率先开始了“金融革命”。废止盐引的做法等于废除国债，故又被后人认为是使中国更难出现银行和资本市场的决定性举措之一。可那个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没有迈出商业与金融史上关键的几步，原因仅在于此吗？还是因为没有出现变异或变异的冲击力不够巨大？抑或是执掌“最适者生存”之决定权的社会环境淘汰掉了某种变异？还是变异连续积累起来的构造没能服务于种群中“生产性”甚强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明末清初长期高达30%~50%利率起因何在？它又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的投资需求？

这里我们只是在提出问题，至于回答它们的任务，将留待日后去完成。

第八，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本文运用的概念、理论、观点，大都是前人提出或创建的。换言之，我们在构建自己的逻辑框架过程中所使用的砖瓦木石，均得自于他人。看重外生随机变量者有之，关注地理大发现或美洲金银者有之，倡导货币数量论者有之，洞察所谓“坎蒂隆效应”者有之，青睐阶级分析者有之，主张制度决定论者有之，强调国家信誉与产权保护者有之，推崇金融革命和资本市场者有之，张扬有效秩序必定自发扩展论者有之。然而，尽管材料全都是旧有的，但我们的偏好和搭建的分析结构却不尽是随波逐流。新的结构通常都具有某些不同于以往的功能。这也恰是我们重述这一段历史所抱有的理论诉求。

1. 达尔文进化论其他内容有：虽然许多构造和现在的生活习性没有直接关系，但最初对其所有者而言总是有直接或间接用处的；自然选择不会产生绝对的完全或完善；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出现的构造多样性，是整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自然界里没有飞跃。参见其《物种起源》第二分册，第六章：学说的难点，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尽管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我们依然赞同奥尔森的见解，即判断一个理论好坏的标准，主要看它是否足够简洁连贯，看它解释的领域是否足够广阔。

2. 10年前，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兰德斯在“托尼讲座”（Tawney Lecture。理查德·托尼（1880-1862），著名的英国经济史专家，《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的作者）中，对历史中的偶然性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并给出了一个“历史分析的金科玉律”：“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他指出，恢宏的系统性变化的复杂性要求有复杂的解释，其中包括导致相对重要性变化的多重原因，“化合依赖性”（combinative dependency），亦即当与其他因素结合时某些因素的作用就会发生变化，以及“现时依赖性”（temporal dependency），也就是当变化出现时某些因素才会起作用。兰德斯把变化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创新、回应和调整的过程，并历数了历史学家的所谓“原罪”：坚持绝对的确定性；相信反事实假定；把数学的建构或虚构物当成事实；把复杂过程变成多种因素之联合概率近乎为零的偶然事件；无视问题或不进行深入探究。他还特别警告说：“经济史需要保护自身不受坏数字的侵害。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技艺越是精湛，对定量分析越是依赖，我们就越是需要这种保护。”应该讲，他提出的“化合依赖性”和“现时依赖性”这两个概念，确实值得我们仔细琢磨、认真体味。参见Landes, David S., 1994,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Explaining Big Change by Small Ev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7, No.4。

3. 参见Myrdal, Gunnar, 1957,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1992年版，第284~286页。

4. 参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0页。恩格斯还说道：“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

5.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第158页。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颖且颇有见地的观点：导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并非人们受苛政的折磨过深，而恰恰由于人们身上的枷锁得到了部分释放；一部分中世纪的制度流弊被消除了，这使得“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参见该书第64~73、204~220页。

6. 阿克顿写道：在大革命爆发前，法国的“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这种增长的动力来自一个阶层，而古老的贵族却拒绝给予这个阶层奖赏，他们剥夺了这个使国家繁荣富裕的阶层的权力。他们的勤奋使得财产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他们提出，政府、军队和教会的奖章应该颁发给社会中比较积极的、为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人们，而那些不劳而获的少数人，不应该保留任何伤害他们的特权。……他们认定，他们事实上已经是国家的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子。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参见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值得一提的是，阿克顿对托克维尔的评价并不很高，说后者的“知识也是有限的、受到了制约。……对政治文献与历史的了解，要强于对政治生活的了解；……那些新颖别致的见解，并没有多少原创性，……并没有激发出人们灵光的闪现，也没有提出发人深思的暗示”。不管其中有无同行之间相互嫉妒的成分，托克维尔无疑是一位即使是像阿克顿这样的大师也无法绕过的伟大的历史学家。

7. 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1997年版，第173~204页。

8. 参见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参见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10. 马克思曾经说过：“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恩格斯又补充道：“商人对于以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是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第371~372、101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1页。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前，第256页。

12. 参见Rajan, Raghuram G. & Zingales, Luigi, 2003, “The Emergence of Strong Property Rights: Speculati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9478。

1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14. 克莱因：《我职业生涯中的哲学观》，《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曾伯格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3~264页。

15. 弗里德曼曾用一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他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感受：“货币理论就像是一个日本庭园，简单的外表下面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现实。”见 Friedman, Milton, 1994。

16. 参见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1992年版，第五、第六章；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与英国“光荣革命”形成一个有趣对比的是法国大革命。其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贵族越来越不像贵族，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但却保留着一切特权，包括不交税；他们封闭，像种性，以至于法国人一见到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换言之，法国社会等级的僵化和统治阶层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在相当意义上成就了法国大革命。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992年版。

17. 兰德斯补充说：“西班牙人对黄金的追求是一个大错误，但这却给欧洲提供了机会。”参见戴维·兰德斯，2001，第8章：“胜利者与失败者：帝国之资产负债表”。

18. 参见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1999年版，第159~164页；纳达尔：“1830-1914年西班牙工业革命的失败”，《欧洲经济史》第四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下册），奇波拉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7页；里奇：《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1999年版，第602页。

19. 参见科大卫，2002，第57~67页。

20. 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高利率问题，可参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99~722页；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207页。

后记

2003年7月的某一天，在一次聚会中，笔者遇到了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蒙代尔教授的向松祚先生。在听完我谈“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话题后，特别推荐了一篇相关文献。按图索骥，我们在Simon Johnson的个人网页上找到了那篇题为《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论文。该文于2002年10月被放到网上，作者是Simon Johnson、Daron Acemoglu和Janes Robinson。

虽说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他们的论文尚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需要进一步推敲和完善，所以不希望被引用，但在仔细阅读之后我们还是要说，在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中，他们的分析思路与本文的思路最为接近。几位作者关心的问题与我们毫无二致：经济起飞为何在那个历史时点出现在西欧，特别是发生在英国？仅仅在古老的希腊、罗马或其后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传统中挖掘西方兴起之原因的旧式探究方法，远不能令他们满足。他们认为，只有内因和外因的合力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难题。该文将大西洋贸易和由此导致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作为切入点，并且给出了“大西洋贸易→市场规模的扩大→新兴阶级兴起→制度变迁→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的逻辑叙述主线。这种将马克斯和诺斯的理论进行有效链接的做法，确实在形式上与我们的思路几近相同。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首先，当述及商人阶层的兴起以及它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时，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内因的作用，并重点分析了“绝对主义”的宗教传统对于天主教占上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消极影响，以及对于新教理念盛行的英国和荷兰之贸易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而我们关注的焦点，是金属铸币量剧增在当时那个对外因相当敏感的社会氛围中所引起的财富重新分配，以及由此引发的阶级结构变化。意识形态发挥作用，但更根本的还是阶级利益。

其次，大西洋贸易无疑增强了商人集团的实力，并最终导致制度变迁，然而我们更看重的是货币、资本市场或金融制度。新兴阶级迅速崛起的原因主要和货币或货币部门密切相关。对美洲金银的掠夺和由此产生的“价格革命”对旧贵族阶级的沉重打击，是商人集团兴起的直接动因。市场规模的扩大确实导致了分工的深化，并对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在长期内对西欧的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在我们看来，导致经济起飞更为关键的因素，还是国家的财政信用制度和有效的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

再次，在他们的文章中，封建君主国家的力量与商业集团的利益被对立起来。新兴集团的取胜，在他们看来是由于该群体的获益足以弥补君主、旧贵族和僧侣集团的受损。而我们则以为，美洲金银的流入和财富的迅速集中使新兴阶层与统治集团实现了利益的趋同，这恰好加深了二者间的合作而非对抗。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得出了本文的基本结论之一：民族国家对当时最具生产性的商人阶级之产权的保护，乃是西欧制度创新的实质内容。

最后，他们的分析框架和整体思路完全沿袭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即致力于欧洲国家内部的比较：天平的一边是竞争的失败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边则是竞争的胜利方英国与荷兰。而在我们的视野中，西欧被看作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组基本同质的基因族；欧洲内部各国的胜败，无非是表明它们在制度创新这个时间刻度表的顺序不同而已。把西欧与同期在制度创新上停滞的中国进行对比，才是我们关心美洲金银与西方兴起关系的真正原因。

2003年8月四稿于北京

2004年7月再次修改

1. 参见Johnson, Simon, Daron Acemoglu, Janes A. Robinson, 2002,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http://web.mit.edu/sjohnson/www/home.htm。

附录一 与论文相关的几封友人间的通信

丁一凡与张宇燕

宇燕：

你好。大作拜读，真是好文章，推理清晰，很有说服力。如果在国内出，是不是在导语中更加明确一下，中西方突然出现了差距，我们过去总是说我们突然落后了，但实际上是西欧突然发展了，而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源于一种偶然：在美洲发现了贵金属。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西班牙送回大批金银后，通货膨胀剧烈，对它的经济及其他周边国家的经济有什么样的不同后果？这段历史对分析汇率、通货膨胀等都很有意义。从货币供应的充裕到信用的发展，这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加工？反过来说，你们能论证中国是因为货币供应不足而信用没发展起来吗？

为什么郑和的中国船队远洋没发现什么金矿、银矿呢？葡萄牙西班牙的船队在美洲怎么就发现了金矿银矿了呢？纯属偶然还是有什么必然？

我觉得这题目起码得写本30万字的书，需要比较一下欧洲和中国当时的发展情况，为什么出现了差距。

你应该给北航的任若恩传一份，让他看看。他过去与麦迪逊（Madison）曾经多次探讨中国经济为什么突然落后于欧洲的问题。

谢谢你传来好看的文章。

一凡

2003年6月18日

吴思与张宇燕

宇燕兄：

论文收到了，谢谢！正在细看。

刚看了第一部分，用金银流入导致的工商业集团的兴起来解释阶级关系的变化，然后解释制度变迁，感觉很有创见，而且大有道理。现在我的阅读悬念是：工商业集团的兴起如何能导致他们对官府及其政策法令的控制？

官府可以拒绝被控制，他们可以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手段掠夺商人的财富，当年中国的钱庄和票号都有这种经验。官府如果急需银子打仗，也可以用卖官鬻爵之类的方式发行“国债”——朝廷正式卖官鬻爵的实质，就是用未来官员个人的受贿“潜权利”换取当前的一大笔现金救急，最终也要由纳税的百姓偿还，这与发国债的道理近似。总之，欧洲各国似乎也可以用中国官府的手段对付工商资本家，将他们养大杀肥。于是悬念就可以如此表达：欧洲的资本家被养大了，官府（君主）为什么不能杀肥？甚至还要由他们控制官府？

看完再细说。

吴思

2003年8月26日

吴思兄：

好。你提的问题我在文中间接地涉及了。但现在看来确实有必要深入谈谈。中西方的区别，其要害可能就包含在这个问题里。等你读完后，我们找机会好好聊聊。

秋安！

张宇燕

2003年8月26日

宇燕：

好。看完再约时间。

刚看到第四章，前边的问题解决了一些，但是又生出了新问题：既然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在议会的平台上扩张政治权力的，那么，议会的平台又是如何形成的？《大宪章》或其他类型的“贵族民主”的形成好像与资产阶级无关。似乎仅仅靠经济因素解释不了民主或宪政之类的分权——协商决策的体制，例如颇为“民主”（在与极权对立的意义上）的八旗制度。那种格局似乎是暴力因素或破坏力因素的均衡造就的。

秋安！

吴思

2003年8月27日

吴思兄：

你说得很对。《大宪章》确实对资产阶级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的考虑是尽量集中讨论15世纪至18世纪的英国，考虑偶然的外生冲击。英国的传统有其独特性，从而使英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在16、17世纪对外生变量高度敏感。我原本还打算强调一下各国对新财富源的竞争。这种突然间被“无主”财富强化了的王国间的竞争，加剧了政权对财富所有者的依赖性。但如果这样说，我就必须证明，欧洲各国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之性质和强度，均与美洲大发现后的战争有所不同。无疑这又需要很大篇幅，而且会冲淡我心目中的“金融主题”和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关于民主与宪政，你的问题提得很好。简言之，民主和对产权有效地保护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里关键的是，民主宪政“歧视性地”保护了谁的产权？再聊。

宇燕

2003年8月27日

宇燕兄：

将大作粗读了一遍，感觉很受教益，学了不少东西。读到第四章之后，以前提出的主要问题基本解决了，悬念揭开了。你讲了一个好故事。以后要学习这段历史，就要把你这篇文章当作重要参考资料了。

我最大的悬念，一直是“埋头生产”的资产阶级如何能控制枪杆子，控制以君主和贵族为代表的暴力集团。我认识到的人类历史上最深层的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看到你写的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后来的“光荣革命”，我意识到欧洲资产阶级控制政权的最关键的一步依然是战争，是暴力的比拼。看到这一点，从我这个读者的阅读期待来说，悬着的心就放下了。其他故事，似乎就是资产阶级如何制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法令，扩展并完善资本的秩序，等等，不再有悬念。但是中国的悬念依然没有解决。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们，用你的话说，那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人们，如何才能控制立法者和执法者？非要打一仗不可吗？韩国和中国台湾并没有打。这个账到底可以怎么算？能不能算出和平过渡的方案来？

在欧洲的这段故事中，稍有不过瘾的地方，就是对英国革命的分析似乎没有展开。在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各种联盟如何形成，共容利益和非共容利益又如何计算，等等。虽然引用了马克思的结论，但这个结论的根据似乎弱了些。这种要求来自我的个人兴趣，好像超出了你的写作初衷。

另外还有几个没有想清楚的地方。

一个是如何分辨和确定贵金属流入欧洲的两种影响，资产阶级的兴起受哪方面的影响更大？

一种影响是：贵金属增加了，即货币供应增加了。交易成本或许可以因此降低一些。大量贵金属流入欧洲之后，带来贵金属贬值，通货膨胀，大概又相当于一次全民税收。但是税收不均衡，对不同的阶级影响也不同……你说得很清楚，我复述不好。这种影响在中国也有反映。受白银供应增加的影响，清朝中期以后，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只相当于明朝初年的1/3。

另外一种影响，如果把贵金属看作一种商品——其使用价值本身就是充当货币的商品，那么顺理成章的是：欧洲各国不得不以巨量的工业产品交换西班牙的金银。于是，贵金属的大量流入就相当于新市场的扩大，美洲市场成为一个有巨大支付能力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金银的外生变量似乎等同于新增市场需求这个变量。用这种影响似乎可以解释西班牙和英国的不同：西班牙的皇室贵族是金银的提供者，而英国的新兴阶级则需要扩大工业品的生产，换取西班牙的贵金属。于是，英国的工业品制造业发达起来了，而西班牙则不必。这种发生在英国头上的影响在中国也存在，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造就了景德镇的发达，推动了湖州南浔等丝绸产地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这都是出口扩大拉动的结果。

讨论贵金属流入对新阶级兴起的影响，我只在你的文章中看到过，市场扩大的影响，好像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我不清楚应该如何把这两种影响区分开，但又觉得应该做出区分。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我一直把盐引理解为预先缴纳盐税的凭证，现在的烟草专卖和盐业专营仍然有税收的意义。你在文章里把盐引理解为期货，我没弄明白为什么。另外，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朝，并没有在1617年之后消失。清朝的晋商和徽商都是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后还有一个提法问题。结尾处，“根据本文的逻辑，中国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更中性的表达方式似乎是：“中国明清资产阶级与西欧早期资产阶级的命运的区别……”“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读得不细，好多经济学和货币方面的知识又很欠缺，未必读懂了就乱说一气，见笑见笑。

文安！

吴思

2003年8月29日

吴思兄：

你对论文所提的问题逼迫我进一步思考。我初步的想法是，由于新大陆的发现，欧洲列强之间对新增财富的竞争之剧烈程度随之提高。“敌存去祸，敌去招过”，强敌面前内部的冲突可以得到部分缓解，更何况统治者和新兴阶级有共同利益呢！外部竞争或许是内部最具生产性的阶级势力扩张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这一部分内容我准备大大扩充，并添加到最后的书中。你提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我想加强的内容之一。历史书中对此有着比较详细的描写。关于市场规模扩大与美洲金银对资产阶级兴起的影响那个更大的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即都有影响，且难分伯仲。不过我写此文有突出强调金银作用的用意。

另外，贸易有自愿交换的含义，金银则有掠夺财富的含义。而且金银和我越来越看重的货币金融，其关系在逻辑上似乎也更顺畅连贯一些。最初，我是想用欧洲兴起的故事和逻辑来说中国的事，但后来发现不能简单套用。中国没有生长出资产阶级和中国缺少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有关，但这不是终极原因。中国资产阶级没有长大到足以影响制度的地步，这将是我未来重点研究的问题。我不大想走韦伯和诺斯的老路，即从观念和意识形态入手解释制度变迁。在这点上我尊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至于盐引的“期货”问题，可能是翻译得不好，容易误导，可又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概念了。先谈到此。

祝好！

张宇燕

2003年9月1日

陈平与张宇燕

陈平兄：

别来无恙。我们上次见面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先是去外交部工作两年，后来又做了三年多和科研管理有关的工作。今年初回到社科院亚太所，开始继续写文章。你的文章我一直注意，特别是你关于中国社会保障的文章，其中的观点我很赞成。另外，我和我的学生最近刚刚把我两年多前的一个想法写了出来。文章很长，涉及财政和金融史，可能你会感兴趣。文章我曾给一些朋友发去，也很想听听你的批评意见。

秋安！

张宇燕

2003年8月26日

宇燕：

我刚返回奥斯汀，下周五回北大。你们的文章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命题。我同样也对白银资本问题感兴趣。

你们在文章中追溯了一系列事件，试图描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的图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没有选择其他的方向或路径？比如，你们说到长期的土地契约导致了封建旧阶级的衰落，如果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中国，统治阶级可以轻而易举地强迫农民重新签订契约，将固定地租变为流动地租。为什么欧洲的封建阶级不能成功地运用手中的权柄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呢？

据说当时有大量的白银资本以国际贸易的形式流入中国，我的另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类似欧洲的制度变迁？

期待你的论文早日发表。如果能用英文书写，便可以看到来自海外的反应了，那一定非常有趣。我认识诺斯，若有英文版本，我可以转发给他。

我们可以在电话里继续讨论。

祝好！

陈平

2003年8月26日

孙广振与张宇燕

宇燕：

一周前，我用电子邮件附件的方式发去了对你们那篇非常有意思之论文的详细评论，但本周它又被退了回来。这可能是因为电子邮件系统出了点问题。现在我再用正文形式发给你，供你们参考。

上周我工作得很辛苦，主要是为一些学术期刊做评阅人，同时也为你们的论文写些评论。我希望我对待你们的论文和对待其他投稿论文一样严肃认真。

祝好！

孙广振

对张宇燕等的论文的评论：

从许多“宏大问题”理论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理论和诺斯的制度研究中， 此文引申出了一些洞见，以求对一个长期存在之谜做出解释：为什么是欧洲（而非其他国家）在16世纪至18世纪崛起了？或更准确地说，为什么是（大西洋）西欧？为什么在17世纪和18世纪？为什么会产生制度革命？

在大多数（比较）历史研究学者之间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在18世纪以及19世纪，在欧洲崛起并逐步主导世界的过程中，制度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英国—欧洲型”制度的（经济）后果问题上，学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然而，在如何理解导致这样一种制度变迁的原因问题上，人们远未取得一致看法。此文论证说，16世纪和17世纪来自美洲的金银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欧洲幸运地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世界其他部分的道路。

在我看来，此文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可以被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一些关于历史进化的真知灼见也需要涉及。另外，在我看来此文写得不够好，尚有着不小的改进余地。特别地，我愿意坦率地提请作者注意：

1.文献综述。我多少感到吃惊的是，琼斯的当代经典文献以及一大批相关的文献均未被提及。显然受到休谟关于政治分权和政治竞争乃欧洲传统之著名论断的启发，琼斯在其《欧洲奇迹》一书中指出，1500年前后，在欧洲存在同时在中国不曾存在的政治竞争，最终导致了“欧洲奇迹”（在远程贸易的影响下）。英国（以及法国和荷兰）商人阶级在大西洋贸易时代的兴起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

2.该文涉及的论题或观点众多，而同时又没有逐一加以深入分析。

3.该文对英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历史背景的讨论，尤其是16世纪和17世纪，需要细化和加强。

4.一个次要观点：达尔文主义和方法论。我不认为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讨论方法论真的那么必要。如果作者坚持认为有必要，我就建议他们更新其生物学知识。在进化论生物学家之间（比如汉密尔顿和威廉姆斯等人），达尔文的“物竞天择”是否在种群层次上出现，在最近几十年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在文化进化论方面，哈耶克的群体选择无疑举足轻重。马克思起初是把他的《资本论》献给达尔文的，但是达尔文后来婉言谢绝了马克思的动议，其部分原因也在于方法论。（我有一篇非常漂亮的讨论达尔文和马克思之间交往，以及达尔文对马克思影响的论文复印件，但遗憾的是它眼下在我莫纳什大学的办公室里。）

5.当然，该文作者可以引用阿塞莫格鲁（Acemoglu）及其他作者的《欧洲的兴起》论文，以及他们最近几年创作的其他文章。《欧洲的兴起》一文作为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篇工作论文，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并和阿塞莫格鲁小组其他的相关成果一道，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一个重要的见解上，他们的分析要强于张宇燕等人的论文：在回应外部“贸易—货币”冲击（参见前述第三点）和形成贸易与制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初始制度至关重要。他们对所谓历史中的“初始敏感性”的分析非常有趣并且材料翔实。

6.如果能够进行一些计量分析，该文作者应该尽快写成一篇英文版论文并努力发表这项研究成果。

2004年3月18日

广振：

好。今天才读到你对《美洲金银》一文的深入而详细的评论，受益不少。你提到的一些文献，我将尽量尽快补充进去。关于政治分权和政治竞争之传统在“欧洲奇迹”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大致是赞同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说明为什么长期存在的传统只是在那个“特定历史时点”造就了“奇迹”。关于深入研究不足，你说得对，主要是因为涉及的问题太多。原本只想谈货币，但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我们的处理方法是用一些未经充分说明的判断一带而过，并尽可能围绕中心问题讨论。达尔文理论的最新发展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看上去有趣，文章找到后可发来一阅。我谈及达尔文，主要是想强调一下随机性和初始环境对进化的某种“决定性”意义。我们和阿塞莫格鲁等人的区别在于，我们更倾向于强调随机的外生变量，他则更看重内生的“初始制度”。至于17世纪前的中国面对着何种外部冲击，以及那时是否具有创造“奇迹”的“初始制度”，正是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

我真正关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中国。但是为了回答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增长率差距何以产生的问题，我又不得不先关注一下欧洲。16、17世纪的中国和欧洲有许多相似点，甚至包括具有“加尔文教”意义上的观念革命（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甚至还包括某种程度的政治竞争。我最近一直在读明末历史，并力求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为何没有开花结果问题做出一个解答。政治结构上的差异是一方面，但其背后的原因还在于明朝后期中国商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不足。对此，我给出的一个解释是明中国存在某种有效的产权保护的替代方式，以至于“革命”的代价太大。这种替代方式就是商人或其子弟通过科举进入政权，从而使财产权利得到保护。明朝后期商人子弟占进士和举人的3/4，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不为人们提及的，就是天启和崇祯两朝的门户之争，如阉党和东林党之争，使得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吏流动频繁，并最终殃及原来相对稳定的产权体系。清朝政权的迅速而有效的确立，又使得“官僚—产权”或“皇权—绅权”这种传统的产权保护方式得以恢复和运转。结果，新的周期又开始了。当然这也仅是我们目前所作论文的部分内容。在回答这类宏大问题时，单一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何时来京？见面时再细聊。

祝好！

宇燕

2004年3月29日

1. 原文为英文。

2. 原文为英文。

附录二 理解历史研究

我写作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一下自己长期以来对历史研究及其相关问题的一些零乱思考，看看能否在叙述的过程中大致理出一个头绪来，把历史学是什么（本体论）、主体与客体关系（认识论），以及如何研究历史（方法论）等问题系统地进行一番思索。

哲学家爱德华·霍莱特·卡尔曾经写过一本小册子，题目叫作《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应该讲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有另一种提法，即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为何？对此问题的一种较为普遍回答是：历史无非是过去所发生之事情，是无数人类活动的经验，而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能就是要用事实说话。持这种看法的人（如英国近代史专家理查德·格拉斯比在其2001年的《亲缘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在于解释事件如何发生而不是为什么发生，在于不借助任何理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重要的是事实，而非层出不穷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因为任何一种价值体系都难以避免私欲和欺骗。从相当意义上讲，公元前5世纪孔子在《论语》中就阐述过类似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此，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排除价值或主观判断、用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类能做到吗？

在此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对历史或对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即使能够客观地记录事实，但所记录的完备性究竟如何？由于事实的领域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以至于那些最客观公正的人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原则或好恶标准对事实进行筛选。卡尔对历史本意的关注，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这类问题的复杂性，因为筛选事实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在历史中注入价值判断或利益影响的过程。对此问题，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讲到，如果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话，那也必须是全人类的历史，是全人类希望、斗争和受难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根本就写不出来，因为“历史资料”大多是一些能够引起“强势”记录者有足够兴趣并经过选择而加以记录的事实。结果，人类看到的通常只是一部部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史。正是基于历史事实记录的不完备性，以及由于关注“特殊历史事件”而难以推导出“普遍的历史规律”，波普开始怀疑历史的意义。

即使存在着客观真实的事实，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麻烦。鉴于人类生活或经验如此之丰富多彩，因而它们也就为那些标榜客观中立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许多问题上，一旦你想要证明什么，那就一定能够证明什么。这也恰是波普在《猜测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拒斥（历史）归纳主义、推崇证伪方法的主要论据之一。相关地，查尔默斯在《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数学表达式：当A 为无论多大的数值而B趋于无穷大时，lim(A/B)=0（即取极限的结果为0）。换句话说，即使人们可以找到数量巨大的经验事实，但只要样本数量一定，相对于无限的人类生活而言，人们仍旧无法推导出牢靠的一般性结论来。据称，这个看上去格外简单的数学结论清除了归纳主义的最后避难所。

接下来的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什么是事实？究竟存在不存在“客观真实”的事实？许多人都知道那只奇特的“欧拉酒杯”。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欧拉曾巧妙地构造了一只“酒杯”图画，它看上去既像是两张面对面的人脸，又像是一只高脚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于设计巧妙，欧拉酒杯引发了这样一种窘境：面对同一事物，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面对特定历史“事实”时，同样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仁智各异。究竟谁眼中的那个事实才算“真正”的事实？判定的标准何在？这类现象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人类的观察活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观察结果。他在《物理学和哲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中引用的话，即“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实际上是在表明，由于人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或掌握的理论结构、所使用的工具，甚至价值观，故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或影响的。换言之，的确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但却不存在真实的事实。

对事实或证据的真实性的质疑，首先来自对事实记录者“诚实品格”的不信任。鉴于对“事实”的收集与整理往往是根据一些先行理论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的”事实。因研究美国货币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教授在获奖演说中谈到，凭借直觉，他原以为自然科学家的见解要比社会科学家的观点来得更客观些。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判断在他听到一位生物学家的评论后彻底改变了：只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学家的政治观点和所倾向的理论，你也就等于知道了他的科学见解。对事实表示怀疑的第二个理由，源于对部分记录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要知道，许多的历史学家是在皇帝、将军以及独裁者的威胁或监督下进行写作的，因而他们记录下来的也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实。更有甚者，各个时代都有卖身求荣的“历史学家”。用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教授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在那些持剑强人身后，总是跟着持笔的衰人。先是罪犯杀人，后是这些诡辩家替杀人犯辩护。这样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杀人犯同样地恶。”（见《法国大革命讲稿》正文与附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不存在“真实”的事实，等于说历史事实可以改变。可能吗？据英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说法，答案是肯定的。在《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他写道，历史学是一种探讨，其对象是人类的“活动事迹”，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义上它是科学）；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来进行的，其价值在于自我认识，亦即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在这里关键要素有二，即证据和想象。所谓证据，是指那些叫作文献的东西的总称，是一种存在着的、经由历史学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东西。某种证据之所以会变化，则是由于历史学家们的能力、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释证据的原则在不断地变化着。世人之利益的内容、获取途径和竞争程度的改变，势必在“证据”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会或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书写历史，其理由也在于此。说到此，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所做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断言，也就得到了某种呼应。

证据可以改变（甚至可以“反事实假定”），想象就有了用武之地，历史学家随之也就拥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思维画卷，往往是一张由想象织成的网。这张网是在由一系列所谓“权威陈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网结点”之间展开的。那些网结并非现成地赐予我们，而是需要历史学家用批判思维和想象力来编织。或者说，“经验的历史”之不足需要由“分析（或理论）的历史”来补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柯林武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他的这一论断又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对自己方法论所进行的概括：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含义为，历史证据不仅要尽可能真实，还要与某种逻辑相吻合；或是相反，逻辑或思想必须经得起历史经验的拷问。

假定存在着客观事实，但事实终归是要有“意义”的。在麦基编辑的《思想家》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R. M. 爱尔提到，道德理论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你能从事实中获得价值吗？你能从一个“是”字中获得一个“应当”吗？人们可以运用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相对弱智，但在回答究竟该给弱智者以较多或较少的教育这一问题时，事实的客观性却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以弱智为由而不把稀缺的财力物力用于弱智者言之有理，同样，以其弱智为由要求增加对弱智者的教育投入亦有道理。这里，指出部分人是弱智者这一事实并不能必然推导出应该如何教育他们。在相当多的场景中，我们更需要的还是伴随“应该”而来的行动或选择。从这个角度看，尽管在历史学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工很有必要，但仅仅把目标限定在发现并陈述事实范围内，历史学家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似乎轻松了些。历史学应该有更崇高的目标。

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历史学的目的与功能。在阿克顿勋爵看来，历史学绝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照亮心灵的光芒，是人类的良心，是解毒剂，是一出令人激动的戏剧。剥削者和谋杀犯都有可能善终，但他们不可能永远逃脱惩罚，因为历史学会说出他们的真面目，从而让他们身败名裂。真相高于宣传和偏见。为了做到客观公正，他一再告诫其学生，要努力对朋友和敌人做到一碗水端平。他还说，政治人物经常不得不吝啬真话，或不得不用误导性的语言进行宣传，甚至撒谎，并以国家利益为自己开脱。历史学家的使命在于，通过说出事实真相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阿克顿心存这样一种信念：尽管人类确实很糟糕，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存在着某种道德本性，它能使我们慢慢地减少罪恶。“对观念要比对行动更严厉”，是阿克顿作为历史学家的又一特点。他坦言，他对纳粹理论之痛恨更甚于对其实际后果之厌恶。作为研究者，批驳这些理论正是他的使命。

历史的本质和功能，实际上也就是“述”与“作”。“述作”在中文里自古就是一个词。《礼记·乐记》有言：“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孔子的“述而不作”，来自于他的“删《诗》《书》”。在“删”的过程中，他的价值取向或判断准则实际上已经融入其中了。《春秋》一书，借用司马迁的话说，“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从司马老先生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领略到两点含义：其一，孔老夫子在尊重“事实”的同时又暗含良苦用心，暗含使“乱臣贼子惧”之意，正所谓“春秋以道义”也；其二，作为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弟子，有了孔子这面旗帜并以孔子为楷模，司马迁成就了自己的历史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熊彼特对历史情有独钟。在《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中，他把“经济分析”划分为三大块：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位因著有《经济发展理论》而名闻天下（其中他铸造了“创新”概念）的经济学家开诚布公地写道，假如让他“三中舍一”的话，那么首先放弃的竟是理论。如果再被迫选择，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历史。对此熊彼特给出了三个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其次，对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贡献由此得以显现）。正是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最后，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历史经验的缺乏。至于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其实，今天人类所犯的许许多多的错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历史的迷人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尽管不会成为事实，但人类以往的“活动事迹”仍向我们展示了多种可能性，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人们无穷的想象力；其二，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过去，亦即“历史是起作用的”。面对一位孩童提出想见见拿破仑的愿望，我们或许会报之一笑，但真要回答为什么不能见时，却困难重重。这里涉及“时间的不可逆”问题，“历史不能假定”一说由此显得牢不可破。然而现实却是人们经常而普遍地在假设历史。只要你或褒或贬过去发生之事，你的潜台词便是如果不如此便会更糟或更好。无疑，这等价于“假设历史”。这也恰是因为对“反事实假定”进行计量检验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福格尔教授回应批评时所运用的武器。另外，历史之所以“迷人”还有一个原因，即历史总在诱导或迫使我们保持一颗谦虚的心灵，因为只要接触它，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无知。

与非现实假定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叫作“路径依赖”。这个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史教授保罗·戴维（见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路径依赖、对其批评及历史经济学》一书）所竭力倡导的概念有两层含义，其中第一层就是信奉“历史是起作用的”，坚持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其第二层含义，是强调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扰，其演化结果会有多种可能结果或均衡。换言之，它含有某些小事件之影响可能会被扩散和放大，并将长期影响人类行为与资源配置过程的意思。“路径依赖”概念的提出，意在让历史事件在解释结果过程中扮演相应角色，拒斥“历史乃必然性之载体”的宿命论。有趣的是，“历史乃必然性之载体”“反事实假定”和“路径依赖”，倒是较好地迎合了这样一种说法：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种类型，即必须如此的历史、可能那样的历史、应该这般的历史。

研究历史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吗？在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戴维·兰德斯看来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1993年在“托尼讲座”（以《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而闻名的理查德·托尼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英国经济史专家）中，他直言不讳地给出了一个“历史分析的金科玉律”：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他进一步解释说，恢宏的系统性变化的复杂性要求有复杂的解释，其中包括导致相对重要性变化的多重原因，“化合依赖性”，亦即当某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时其作用就会发生变化，以及“现时依赖性”，也就是当某种变化出现时某些因素才会起作用。兰德斯把变化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创新、回应和调整的过程，并不乏勇气地历数了历史学家们的“原罪”：坚持绝对的确定性；相信反事实假定；把数学的建构或虚构物当成事实；把复杂过程变成多种因素之联合概率近乎为零的偶然事件；无视问题或不进行深入探究。他还特别警告说：“经济史需要保护自身不受坏数字的侵害。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的技艺越是精湛，对定量分析越是依赖，我们就越是需要这种保护。”作为熊彼特的高足，兰德斯的确出语不凡。这篇演讲后来以“历史中偶然性的作用空间：用小事件解释大变化”为题目发表在美国《经济史评论》（1994年第四期）上。他提出的“化合依赖性”和“现时依赖性”这两个概念，值得我们仔细琢磨、认真体味。

历史分析自然少不了对历史进行分类。在《论历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把历史一分为三：其一为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这主要是指人类与其周围的地理、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历史。这种历史进展缓慢，变化细微，自我重复，周而复始，似乎和时间没有任何关联，讲述的是人类与无生气的自然界接触的故事；其二为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它涉及经济、国家、社会、文明，以及所有这些力量如何进入战争的角斗场。此类历史类似于影响地中海海面生物的深层暗流；其三为传统历史，亦即更注重个人作用的事件史。这种历史关心海面的波涛和浪潮，是一种短期的、迅猛的和神经质的振动，其感情色彩最为浓重，内容丰富，人们也最感兴趣。相应地，按时间长短，布罗代尔又把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

在上述三类历史中，最重要、最受历史学家们青睐的，当属那些记录人类群体活动的历史，也就是社会史。而社会史研究的主线，我以为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看重的阶级分析。在《卡尔·马克思》一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恩格斯写道：马克思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顺便指出一点，阶级分析并非为马克思所独有。法国另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中就曾明白无误地写道：“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另外，尽管阶级立场对立，但阿克顿勋爵秉承的同样也是阶级分析。他写道：时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事实上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了，他们要求获得与自己的人数相称的权力，要自己治理自己；他们提出，国家应当进行改革，统治者应当是他们的代理人，而不是他们的主子。于是就爆发了法国大革命。

像我这样一位以研究经济学为业的人，去妄谈什么历史哲学，在有些读者看来一定有些不伦不类，至少有不务正业之嫌。在此我想表明一点，对历史学和历史本身我素来心怀敬意和兴趣。本文大概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来自于我13年前的博士论文的注释。当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努力把经济学打造成“社会科学”或“科学”时，我倒更愿意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出发的地方，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人文研究的一部分，或者将其熔于一炉，其中，历史便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载体。尽管它的真实性和完备性尚有“欠缺”，然而大千世界的美妙之处在于，恰恰因为存在着这些“欠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也就有了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和有所建树的空间。顺带提一句，出于个人对历史哲学的偏好，我在这里没有涉及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过于注重精神或理念构架的思路。他们演绎历史的色彩过于浓重了些。

就个人倾向而言，我在研究中遵循下面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历史环境或条件的考察，感悟和提炼出有意义且趣味盎然的重大命题，并将其再放回历史中去经受检验，最后把那些被“大致”（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说“完全”）验证过的命题转化为常识。至于对历史研究的整体看法，我倒是更欣赏据说是法国哲学家福柯讲过的两句话：重要的不是历史书写的时代，而是书写历史的时代；重要的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书写历史者的个人态度。

2004年9月2日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权利法案》蒋世和编；《人权宣言》，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7 乔尔·阿伯巴奇等：《两种人：官僚与政客》，陶远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

8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弗兰茨·奥本海：《论国家》，沈蕴芳、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0 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吕应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萃》，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 Y. 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13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14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6 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7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18 詹姆斯·布坎南：《财产与自由》，刘守英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20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

21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22 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施康强、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

23 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4 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5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6 查尔斯·达维南特：《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朱泱、胡企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27 德勒巴克、约翰·奈编：《道格拉斯·诺斯和经济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张宇燕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 欧文·费雪：《货币的购买力——它的决定及其与信用、利息和危机的关系》，金本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29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0 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几点说明》，《弗里德曼文萃》，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1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2 汉斯·豪斯赫尔：《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王庆余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3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

34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阿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35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36 查理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健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37 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8 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余永定、徐寿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9 科大卫：《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0 科斯明斯基、列维茨基主编：《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何清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41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42 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石军、周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3 戴维·兰德斯：《国富国穷》，程克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4 李约瑟原著，柯林·罗南改编：《中华科学文明史》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 里瓦尔：《货币史》，任婉筠、任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6 加里·利贝卡普：《产权的缔约分析》，陈宇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7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48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理论：非共产党宣言》，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 W. W. 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黄其祥、纪坚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0 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朱绍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1 约翰·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徐式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2 托马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3 托马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论文五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54 A. E. 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文献选集》，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5 托马斯·孟：《论英国东印度贸易：答对这项贸易的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贸易论：三种》，顾为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6 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57 罗伯特·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58 牟复礼、丹尼斯·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9 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 彼得·纽曼、默里·米尔盖特、约翰·伊特韦尔编：《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胡坚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1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版。

62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3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64 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孙忠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版。

65 帕廷金：《货币、利息与价格：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统一》，邓瑞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66 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67 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裴达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8 威廉·配第：《赋税论》，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版。

69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陈冬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0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1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经济学——一种关于比较体制的理论》，蒋琳琦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72 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陈海燕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3 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十六和十七世纪，贝昱、张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74 卡洛·M.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四卷：工业社会的兴起（下册），吴继淦、芮苑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75 约翰·乔恩：《货币史：从公元800年起》，李广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76 施脱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译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77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7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79 斯莫拉：《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80 亨利·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册，晏智杰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1 阿诺尔德·汤因比：《历史研究》，迪·西·索麦维尔节录本，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2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8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4 马克斯·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黄宪起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版。

8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罗荣渠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8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个时代18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9 R. B. 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0 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91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92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3 艾周昌、程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4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葛剑雄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5 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与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96 韩琦：《拉丁美洲经济制度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97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8 李乾亨：《资本原始积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99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100 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01 马克垚主编：《世界历史》（中古部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2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版。

103 谭文熙：《中国物价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5 吴于廑主编：《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6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7 阎照祥：《英国贵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08 迈克尔·曾伯格编：《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侯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09 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于吴敬琏主编：《改革》1994年第2期。

110 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11 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编：《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

112 Acemoglu, Daron & James A. Robinson, 2002,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Politic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8831.

113 Andrews, Kenneth R., 1964, Elizabethan Privatee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4 Ashley, William J., 1921,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An Outline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15 Bairoch, Paul,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2 (Fall), pp.269-325.

116 Barrett, Ward, 1990, “World Bullion Flows, 1450-1800”, in 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 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350-1750, edited by James D. Tracy, pp.224-25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7 Bennett, M. K., 1954, The World’s Food: A Study of the Interrelations of World Populations, National Diets, and Food Potentials, sheet 1, New York: Harper；Clark, Colin, 1977,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sheet 3.1, London: Macmillan.

118 Bindoff, S. T., 1982, The House of Commons 1509-1558,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19 Brenner, R., 1993, Merchants and Revolution: Commercial Change, Political Conflict, and London’s Overseas Traders, 1550-16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0 Cipolla, (ed.), 1973,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Ⅲ: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00-1914, Chapter4, London: Collins/Fontana.

121 Cipolla, Carlo M., 1993,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000-1700,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22 Clark, Peter & Paul Clark, 1976, 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3 Coleman, D. C., 1977, The Economy of England, 1450-175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4 David, Paul A., 1985 (May),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32-337;

125 David, Paul A., 1997 ,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the Ballad of QWERTY”,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www.nuff.ox.ac.uk/history/paper20/david3.pdf.

126 Dean, D. M., 1988, “Public or Private? London Leather and Legislation in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1, no.3.

127 DeLong, J. Bradford, “Estimating World GDP, One Million B.C.-Presen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ttp://www.j-bradford-delong.net/.

128 Elvin, Mark, 1973,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Carol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29 Ferguson, Niall, 2001, The Cash Nexus: Money and Power in the Modern World 1700- 2000, New York: Basic Books.

130 Feuerwerker, Albert, 1992, “Presidential Address: Questions about China’s Early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that I Wish I could Answer”,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 no.4.

131 Fisher, Douglas, 1989, “The Price Revolution: A Monetary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Dec.), pp.884-902.

132 Flynn, Dennis O. & Arturo Giraloez, 2002, “Cycles of Silver: Global Economic Unity through the mid-18th Centu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2 (Fall), pp.391-428.

133 Friedman, Milton, 1994,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Chapter 2, “The Mystery of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34 Galeano, Eduardo H., 1974,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35 Gillespie, J. E., 1974,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36 Goldstone, J, A, 1991, “Monetary Versus Velocit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ce Revolution’: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Mar.), pp.176-181.

137 Goldstone, Jack A., 2000,“The Rise of the West-or Not: A Revision to Socio-economic History”, http://sociology.ucdavis.edu/personal/faculty/jgoldstn.htm.

138 Goldstone, Jack A., 2002, “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13, No.2 (Fall).

139 Grassby, Richard, 1995, The Business Community of Seventee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0 Gutmann, Myron P., 1986, Toward the Modern Economy: Early Industry in Europe, 1500-180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41 Hamilton, Earl J., 1929,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0-1700”, Economica, 27, vol.IX (Novermber).

142 Hamilton, Earl J., 1934 [1965], 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43 Heckscher, Eli F., 1931, Mercantilism, Vol.Ⅱ, London: Allen & Unwin, 1934.

144 Hemming, John, 1970, The Conquest of the Incas, New York: Harcourt Bace Jovanovich Press.

145 Johnson, Simon; Daron Acemoglu; Janes A. Robinson, 2002,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working paper, http://web.mit.edu/sjohnson/www/home.htm .

146 Jones, Charles I., 1999, “Was 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evitable?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Very Long Run”, NBER working paper 7375.

147 Jones, Eric L., 1981, The European Miracle :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8 Kuznets, Simon, 1966,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49 Landes, David S., 1994,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Explaining Big Change by Small Ev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7, No.4.

150 Lang, R.G., 1974, “Social Original and Social Aspirations of Jacobean London Merchan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7, No.1.

151 Loach, Jennifer, 1991, Parliament under the Tudo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2 Lucas, R. E., J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4 (April), pp.103-124.

153 Lucas, R. E., Jr., 1998,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ast and Future,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54 Maddison, Angus,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155 Maddison, Angus, 1998,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Paris: OECD Development Center.

156 Myrdal, Gunnar, 1957, Rich Lands and Poor: The Road to World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57 Needham, Joseph, 1954,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8 Needham, Joseph, 1970,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Lectures and Addresse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9 North, Douglass C. & B. R. Weingast, 1989,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4 (Dec.).

160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1 Olson, Mancur, 1992, “Preface”, “The Hiden Path to a Successful Economy”, in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Christopher Clague and Gordon Rausser (eds.).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62 Olson, Mancur, 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163 Olson, Mancur, 2000,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164 Palliser, D. M., 1983,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65 Phelps-Brown, G. H. & Sheila V. Hopkins, 1959, “Builders Wage-rates, Price and Population: Some Further Evidence”, Economica, 101, vol. XXVI (February).

166 Pollard, S., & Crossley, D. W., 1968, The Wealth of Britain 1085-1966, London: Batsford.

167 Pomeranz, Kenneth, 2000,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8 Rajan, Raghuram G. & Zingales, Luigi, 2003, “The Emergence of Strong Property Rights: Speculations from History”, NBER Working Paper 9478.

169 Rich, E. E. & C. H. Wilson (eds.), 1967,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Vol.4: 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0 Sidrauski, M., 1967, “Rational Choice and Patterns of Growth in a Monetary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pp.534-54.

171 Sombart, Werner, 1913,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reissued (1969),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72 Sombart, Werner, 1967, Capitalism and Lux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73 Sombart, Werner, 1967, The Quintessence of Capitalism: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Pschology of the Modern Businessman, edited by Mortimer, New York: H. Fertig.

174 Stone, L., 1948, “The Anatomy of the Elizabethan Aristocrac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8, 1st series.

175 Stone, L., 1965(a), Social Change and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40-1640, London: Longman Publishing Group.

176 Stone, L., 1965(b),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7 Tawney, R. H., 1912,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 Co.

178 Thrupp, J., 1948,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179 Weber, Max, 1950,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H. Knight, New York: Collier Publishing Co., 1961.

180 Willan, T. S., 1953, Muscovy Merchants of 1555, Manchester: A. M. Kelley.

181 Wrigley, E. A., 1988,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2 Wrigley, E. A., 1989, “The Limits to Growth: Malthus and the Classical Economists”, in Michael S. Teitelbaum & Jay M. Winter (eds.),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