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一本书讲透民国幕僚真相

宁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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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一本书讲透民国幕僚真相/宁公子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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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政治　D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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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往事：一本书讲透民国幕僚真相

宁公子　著

出 品 人：童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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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E座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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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布：2014.6.20

更新时间：201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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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ISBN：978-7-5125-0300-7

出版时间：2011.12.01

目　录

序言　不问功名问苍生

第一章　袁家军师，妙计安天下

第一节　徐世昌：幕僚好做，总统难当

第二节　杨度：一手捧出袁皇帝

第三节　陈宧：超级智囊也妨主

第四节　王士珍：北洋军团老大哥

第二章　军阀智囊，乱世展奇才

第一节　徐树铮：小扇子扇乱大中华

第二节　张其锽：布衣神算，算不过天

第三节　刘从云：神仙定川江

第三章　国府高参，谋权有妙招

第一节　陈其美，孙中山的护国军师

第二节　张静江：民国吕不韦

第三节　胡汉民，总统府职业秘书长

第四章　独行策士，不负鸿鹄志

第一节　吴景濂：四任议长，贿选总导演

第二节　林长民：高参是门技术活

第三节　蒋百里：天生参谋长

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不问功名问苍生

动荡民国，军阀打打杀杀、政客上上下下，几乎任何一件大事背后，都有小小幕僚策划之功。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以极高的智商、超前的目光，引导着大历史的走向。

什么是“幕僚”呢？

“僚者，属也”，《左传·昭公七年》里提到“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就是说，“僚”是为官员服务的人。《三国志·魏书·王观传》云，王观“治身清廉，帅以下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意思是：王观是个清官，他身边的“僚属”们，也能洁身自好。

至于“幕”，本指“帷幄”，商周时将帅出征，随军扎营，主帅的帐篷就是“帷幄”，故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说。

综合二者，所谓“幕僚”，原指军中高参。

到了秦汉，幕僚的词义逐渐扩大，不仅是封疆大吏，连芝麻小官往往也请几个“智囊”做“军师”。这些忠心服务于主公的“军师”们，官可有可无，权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国士宰辅，又可以是参赞主簿，还可以是文案师爷。他们无处不在，他们神通广大，有的能谋略擘画分天下，有的能奇计百出上战场，有的能算卦占卜窥天机，有的能捉刀代笔写檄文，有的能赏罚分明掌法度，有的能条理清晰管财政……

到了民国，幕僚界出现了井喷，奇人异士涵盖各路精英。

袁世凯的大哥徐世昌本是翰林，被后世称为“北洋总政委”，袁小站练兵，徐以翰林之身入丘八之营，让袁感激涕零。袁治军事，徐抓政治，北洋军团故而针插不进；袁爱出头，徐喜低调，精密合作相得益彰。逼清廷退位的时候，袁威胁，徐说项，堪称黄金搭档；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再请大哥任“国务卿”，整顿国民思想，徐以“君臣父子”之儒家礼教对抗“民主共和”，还真夺取了阶段性的胜利——奈何时过境迁，徐之妙计已安不了天下！

被袁世凯视为“旷世奇才”的杨度，是个被主流历史界严重低估的人物。他精通几乎失传的“帝王术”，致力“辅明主而治天下”。自比姜太公、张子房，跟孙中山理论三天三夜不落下风，孙佩服之至，视作异人；与袁世凯大谈“贤君名臣”，袁心痒难挠，称为国士。“民主革命”与“帝王学术”谁能救国？百年之后依然难说。

皖系首领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精琴棋书画，擅诗词歌赋，更能上马杀敌千里出征。与文坛耆宿议国事，谈经史、论韬略，显平天下之风范，犹如周公瑾；以八千兵马踏漠北，唬日本、吓俄国，建收外蒙之功勋，堪比霍去病。为了一统全国，徐世昌步步杀招，尽露霸气，因恃才傲物，终于死在后起之秀冯玉祥手上，风流只剩黄土一抔。

人称“打败全日本”的战略家蒋百里，毕业时在东京振武军校获得全能第一，受天皇御赐佩剑。回国后各路军阀仅仅拿他当花瓶，袁世凯、孙中山、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对其不敢轻视，也不愿重用。他在保定军校当校长时，对时局绝望之余，竟欲以枪自戕。其经典理论“日本如侵华，当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发展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痴迷于“议会”政体的吴景濂，本是国民党九大理事之一，先跟袁世凯、二投段祺瑞、三随孙中山、后奔曹锟，四任“国会议长”。无论南北“中央”，他总能“恰如其分”将政治行为归纳到“法治”框架内。“议员”不足，便召开“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曹锟想当“正式”总统，他便建议出钱购买“选票”。笑其迂腐，也不得不叹其执着。

闽南才子林长民一生谋求“依法治国”，努力与当权者合作，只为天下安定。从袁世凯、黎元洪到冯国璋、徐世昌，北洋总统换了四个，其“顾问”地位依旧，治国之梦屡碎——万般失意之下，他甚至自降身份，去为小军阀郭松龄当高参，无奈死于乱军中。国民党不满北洋，能起兵相抗，书生能奈时局何？

孙中山的“护国军师”陈其美出身上海滩青帮，其人英武迅捷、手段非常，辛亥年间取上海、定浙江、收江苏、下南京，迅速为同盟会打下基地——适时湖北首义都督黎元洪企图以南方盟主身份与北洋谈判，如若不是陈其美“占地扎营、迎孙安内、定都建国”三步战略，同盟会很可能失去主角地位。陈之韬略，与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借荆州、入四川、复汉室”何其相似！他还做了件相当具有前瞻性的事——捧起了蒋介石！

国民党总统府“职业秘书长”胡汉民，经常代孙中山处理政务，时人称之为“第二总统”，孙去世前他已是“代元帅”，何以被汪精卫、蒋介石屡屡算计？蒋介石欲揽权，低声下气求他“救救党国”，其小小手段便让蒋新建的“南京国民政府”在“法理上”完全合格；中原大战以笔代枪，将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奈何军阀一除，蒋介石对这位高级参谋也食指大动。

更有策士陈宧仿苏秦张仪奔走，合纵连横；布衣神算张其锽以六壬八卦带兵，判生断死；国民党财神爷张静江取范蠡之术炒股，筹钱筹粮；川军总参谋刘从云以无极道门治军，开坛请神；龙阳才子易君左借生花妙笔鼓吹，引导舆论……

民国幕僚，是中国历史上最最神奇的高参，他们天赋异禀，所学五花八门，有孔孟道、纵横术、帝王学、西洋经，也有周易、墨子、法治、宪政……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在坚守传统学术与借鉴洋夷理念之间，经常茫然无措。徐世昌是清廷翰林，固执地认为儒教为救国不二法门；杨度既精通帝王术又深谙日本宪政，总想将二者结合，结果不伦不类；蒋百里曾留学东瀛西德，搬来最先进的教育方法，跟现实却格格不入；张其锽执意从先秦诸子那里寻幽探微，岂料人心不古……

无论是作顾问、军师，还是参谋、秘书，以至文案、师爷，民国幕僚们都尽心尽力辅佐着主公，如当今的高级策划师、职业经理人，施展平生所学，一为报答知遇之恩，二为实现自我价值。

不同的是，民国幕僚们都有着朴实而广阔的理想：能力大，责任就大，不求扬名立万名垂千古，只望尽力协助主公，换来世间和平，苍生安宁。

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但为主忠诚可鉴，为国痴心不悔；

他们在政敌眼中是“祸首”，在盟军看来却是“奇才”。

他们多被后世笑做迂腐，他们多在当世饱受赞誉。

他们没想会被铭记，他们也不会被遗忘！

是为序。

吴安宁

2011年夏蜗居于武汉万科魅力之城

第一章　袁家军师，妙计安天下

第一节　徐世昌：幕僚好做，总统难当

民国初年，同盟会倚南方十余省革命党之势，为何阻止不了袁世凯夺政权？老袁出山、逼宫、夺权一连串动作，策划者是谁？袁氏当国，整湖北定中南、清南京平江浙、控四川制西北，步步凶悍，意图打造铁桶江山，幕后是哪位高人在指点？

击溃二次革命，让袁世凯忘乎所以，在“总统府顾问”的怂恿下，他甚至做起了称帝美梦……

如果说袁世凯是民初政坛的头号男主角，那么他身边的军师们就是导演和编剧！小小幕僚三言两语，致使民初政坛覆雨翻云，这些高智商的谋士，究竟是想“辅佐明主，拯救苍生”，还是为虎作伥怙恶不悛？

个人档案

姓名：徐世昌

号：菊人，弢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

尊称：菊老

籍贯：河南卫辉

生卒年月：1855年（清咸丰五年）10月24日——1939年6月5日

所属派别：国学派

专项特长：儒家功夫深厚，深谙中庸之道，致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最相似的古人：周公旦

最高学位：清朝翰林

最高职位：清朝东三省总督、民国总统

主公：袁世凯

人生信条：以和为贵

最得意的事：

纡尊降贵陪袁世凯小站练兵，成为北洋军团总军师；

清末袁世凯被迫离开权力中枢，助其东山再起；

辛亥革命时，与袁世凯分别唱红黑脸，逼清庭退位；

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代天子执政。

最不地道的事：

戊戌变法时，指导袁世凯投靠慈禧，间接害死谭嗣同等六君子。

以“君臣尊卑”抵挡“自由平等”，为袁世凯粉饰太平。

最失败的事：

当总统时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

被北洋直系后起之秀逼得辞职。

综合评述：

承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有积极入世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儒家思想，又有道不同乘桴浮于海的道家胸怀。辛亥年间有机会领衔北洋与同盟会谈判，却将天赐良机送给了袁世凯；民国初建完全有资格胜任总理，却自觉愧对清朝，辞官归隐；袁世凯称帝时，他大可以以站出来反对，却碍于宾主情谊默然不语；就任民国总统后，先到清宫征求逊帝溥仪的同意；提倡偃武修文，奈何无功……其人学识广博，坚持和平，勤恳精进，热爱人民，后世称为“翰林总统”。

量身定制国务卿

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宣布了正式《约法》。

此时袁大总统可谓春风得意，从当上临时总统到而今，其系列“组合拳”打得行云流水：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将国民党一干风云人物赶到日本吃芥末；逼国会毫无悬念地选他为“合法”总统；通过“提案”，宣布国民党是乱党；接着，在袁的“英明领导”下，国会自认没了存在的必要，正式解散……

就在国会解散前，还制定了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民国首部《约法》，替代了民国初年与同盟会签订的《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是孙中山等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鼓捣出来的，规定国体为“内阁责任制”，总统只是虚职，总理和内阁构成中枢主体。这让袁世凯非常不爽，谁愿意把权力下放呢？正式《约法》就很合他的脾胃。这部被后世称为“袁氏家法”的《约法》，将中华民国的国体性质做了小小的修改，重要三点如下：

1、废除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置“国务卿”为政事堂首长；

2、行政大事以总统为主，国务卿只是其参议作用。

3、政事堂性质、成员编制不很明确，介于大清的军机处和民初国务院之间，需要什么职位，具体做什么事情，看总统的心情而定。

“国务院”变成“政事堂”，简单打个比方，就是法国总统逼着国会宣布“内阁可以解散了，总理就当总统府幕僚团团长。幕僚的人数，总统说了算！”

如果法国总统真敢这么干，肯定会被赶下台。袁世凯这么干了，却没人能奈何他——懂点宪政高人的全被赶走，剩下的只是御用的举手机器。

既然设了“国务卿”这么个“全国第一”的幕僚职位，谁堪当此大任呢？袁世凯早有中意的人选——大哥徐世昌。

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老兄弟，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不喜出风头，甘居幕后，袁又太爱招摇，军师遇明主，二人犹如黄金搭档。

远的不说，就大清退位那会儿，正是徐世昌制片，袁世凯导演，才有北洋将领集体通电吓唬隆裕太后孤儿寡母，共和得以顺利推进。

民国初建，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社会各界一致推举徐为总理，连同盟会孙中山、黄兴也致电拥护徐世昌。在孙黄看来，袁世凯阴鸷狡黠，只有沉稳踏实的徐世昌才能与之相善。

出人意外的是，外界呼声越高，徐世昌的推辞之意越坚决。有人分析是徐生性迂阔，受着大清的厚恩却倒戈转向民国，良心上过不去，只能托言因“国变忧愤”，暂避“一时之谤”，封山归隐情愿当遗臣，勉强能可算“不负皇恩”。

也许徐世昌精明着：国民党跟北洋军团彼此不对眼，新政府很可能崩盘，要是猴急去当个不甚明确的“总理”，没准就闹得里外不是人。

徐世昌究竟怎么想，不得而知。

但是他这步棋是走对了：民国首任“临时内阁”短短三个月，就在袁世凯与国民党两大势力的夹击下断了气。接着内阁割韭菜似的换了几茬总理，个个狼狈不堪。

待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被扑灭，袁世凯平定全国后，情势又不一样了。袁特意设了“国务卿”这个职位，对徐拍了份电报，内容可用几个字概括：大哥，来，咱继续合作。

袁世凯为何急着要请徐世昌出山呢，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尽管国民党被打垮，但是孙中山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已经蔓延开来。老袁违背《临时约法》，践踏共和，很难钳住万民之口。即便北洋军能杀人，却无法诛心，袁世凯需要理论型的军师，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引导民众，将沸腾的民意合理疏导，而徐世昌饱读诗书学富五车，又有北洋总军师的经验，自然是不二人选了。

徐世昌曾表态不仕民国，一时半会拉不下面子，袁世凯就跟大哥码齐了台阶：先是派徐的门生王揖唐（后来当了大汉奸）上门苦苦哀求“请先生为天下苍生着想”；接着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齐齐上阵“国家如此不堪，您要不出山，袁总统寸步难行啊！”“北洋有如此成就，完全归功于您的指导！”等等。

结局只可能有一个，徐勉为其难：“干呢，我确实不能干，也不愿干；不干呢，又觉得不好意思，没帮老朋友的忙；暂时过渡看看吧，可是民国的俸禄，我是绝对不会领的……”

在决意启程赴京时，徐世昌的弟弟徐世光哭着劝：“清室于兄长可谓皇恩浩荡？前年兄长还亲口说过不忘清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议和之际，你曲从袁谋，已为人所议；今再为袁效力，将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徐世昌很尴尬：“我尽量为国为民做点事情，到时候先帝应该能体谅我的……”

徐世昌很是挣扎了一番，他有着传统读书人的精英意识，鉴于时局动荡黎民混沌，自觉有必要出山“为天下尽自己的责任”。一旦有了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为国谋利，博取贤名，也算能抵“不忠”了。

袁世凯很照顾大哥的情绪，徐刚到北京，袁就以私人身份送了一幢豪华办公楼，并让手下人全部称徐为“相国”；并吩咐政务堂所有官员，凡有人要见相国，必须先通报，非相国传请，不得打扰；至于每月薪水，袁调总统府“交际费”按时送上——这笔钱属于兄弟私人所赠送，不算是“民国俸禄”。

政事堂这个“超级幕僚团”在徐世昌的领导下，很快构建了全套人马，杨士琦为“左丞”、钱能训为“右丞”，听起来跟清朝的官职差不多；另有法制局、印铸局等等，谁也不清楚这些机构究竟具体做啥实事，总而言之，做好幕僚本分，“协助总统”就够了。

“国务卿”徐世昌登台之后，便开始推行“复古”。

徐世昌不是尸位素餐的主儿，他觉得国民党推崇的“民主”“共和”扰乱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既然民国已经建立，何必在喊打喊杀追求虚无缥缈的“自由”，破坏远比建设容易，民生凋敝如斯，空喊理论能救国么？孙中山从西方舶来的一套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还不如孔圣人“君君臣臣”踏实。

上任初始，徐世昌便给袁出主意：欲为民众“改造思想”，必须恢复老祖宗的那套，尊孔复礼。

袁世凯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让全国文官呈送履历时，要加上前清官阶——没有？那还真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第二道命令，是把各省民政厅长改称“巡按使”。

说徐倒行逆施也好，说他冥顽不宁也罢，他本身就是一个从诗书礼易里钻出来的儒生。况且民初思想界的确混乱，关于三民主义，下层草根一窍不通，中层小资似懂非懂，上层精英分歧又大，闹得全国一半人脑袋中都是浆糊。故而徐世昌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睡好觉，不长疮”等基本做人准则，很受百姓欢迎。

待全国掀起“复古热潮”的时候，徐世昌还干了件大事，这年端午节，他以大清“太傅”的身份，穿着清廷的官服，参加了小小清宫的“端午赐宴”。

此举引得全国大哗，有人在租界报纸上讽刺袁世凯和徐世昌哥俩玩“复古风”，“民也吧，国也吧，由他去吧；总言之，统言之，不是东西”，横批“清风徐来”，“民国由他去吧，总统不是东西”，你们想恢复大清吧？也有对联专送徐世昌“多士师为百僚长，廿年相及杖朝时”，您老人家，当奴隶当习惯了？

遗老遗少们对袁、徐二人却是赞誉有加，还劝袁“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公共和之事，十年还位于清。”其实这些人不过集体意淫。徐世昌认为“人不能没有信仰，唯有巩固思想，才能保长治久安”，他借用的不过是传统儒家那套，“劳心者制人”。袁世凯却怀着心思：复古，是为自己称帝铺路。

徐世昌对自己策划的“复古”运动很欣慰，起码能让老百姓安安分分过日子，别在想着“民主”“自由”之类的鬼话。袁世凯也是很满意：光靠打打杀杀是不行的，还是大哥有办法，一出山就能把老百姓的思想给“纠正”过来！

袁世凯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当皇帝，另一幕僚杨度猜透了其心思，大肆鼓吹“君主立宪救国”，并写了鸿篇巨著详尽分析“有皇帝的领导就是好”，“目前还没有实现民主的基础”“人民素质不高”等等。袁看得满面春风，问徐世昌的意思，徐淡淡说了一句：“也有几分道理吧。”

徐世昌的初衷是将儒家的“君臣尊卑”打造成“主流思想”，引导人民各安其命，不想袁世凯却起了他心，二人逐渐产生分歧。而杨度由此坐上了直升飞机，与袁日趋亲密，袁甚至称杨度为“旷世逸才。”

老袁有了新宠，徐世昌这“国务卿”便遭到冷遇，可见兄弟间的感情也经不过权力的考验——当初之所以能坚守，是因为诱惑不够。

翰林当幕僚

提到徐世昌跟袁世凯的关系，属于三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岗，一起分过赃。

徐世昌字菊人，于清咸丰五年（1855年）出生在河南卫辉，幼年丧父，母亲对其管教甚严。徐世昌曾回忆：孩童之时，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两份，母即予严斥：“今日如此贪心，长大又当如何？！”宁将食物扔掉。稍长，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贤才，则款以美食；否则立予斥绝之。

有如此强悍得变态的母亲，换谁都受不了。族中叔伯觉得徐世昌可怜，便建议让他跟着一个远房族亲县令当小厮，徐母坚决不肯：“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徐家功臣也！”

在母亲的严厉教育下，徐世昌勤勉内敛，苦学精进，“学成本领效命明主，为苍生谋福”。17岁的时候，徐世昌跟着叔祖充县衙文案，做了小幕僚。因其精明能干，几年后又被某知府聘走。

24岁时，徐世昌在淮宁治理文牍，遇到了20岁的袁世凯，两人言谈甚欢。袁见徐“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满腹经纶，不由赞道：“菊人，真妙才也！”有意与其结为兄弟。

当年的徐世昌根本没想到自己一生将会与眼前这河南小胖子牵扯不清，纯粹处于意气才与之结拜。两人烧了黄表拜了老天，袁世凯便问大哥有何打算，徐世昌说自己想去南京考科举，尚在筹集路费。

袁世凯笑笑“这有何难”，立即送上白银200两，是年，二人同时中举。袁世凯接着入伍随军去了朝鲜，徐世昌依旧苦读，4年后又中了进士，随后进入了翰林院。

清朝的翰林官品虽低，却等同于皇帝的秘书，往往被视为清贵之选，调个封疆大吏简直玩儿一般。可惜徐世昌做人谨慎，不善表达，熬了将近10年也没捞到丝毫好处，朝中同僚大多外放升官发财换老婆，他却被人讥笑为“黑翰林”。

徐世昌黑着的时候，回国后的袁世凯攀上了庆亲王义劻的门路，慢慢红了，从直隶按察使升为兵部侍郎。1895年，清廷命袁世凯赴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候，徐世昌主动向朝廷凑请随袁外派。

翰林的地位可是相当尊贵，即便是穷点，也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徐世昌居然愿意去军营谋事，跟“丘八”混在一起，无异于自降身价。

满朝文武都觉得徐世昌脑袋进水了，徐却在心里默默祈祷：既然仕途不顺，不如赌一把，如果袁世凯是支官场潜力股，咱就赚翻了。

对袁世凯而言，他当时尚未发迹，有一个翰林来当秘书，对提高身价无疑有莫大的好处。也极力邀请徐大哥到军中。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朝廷很满意这小哥俩的表现，勉励他们“好好干”。

在天津小站的时候，徐世昌总揽全军文案，正式职务是“文案总办”，人称“徐师爷”。袁世凯对他言听计从，任何场合见面都以大哥称之。血气方刚的士兵们对“翰林”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景仰，均当徐是恩师。

徐世昌本是读书人，加上异常勤奋，很快编写出《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及《操法详晰图说》十三册。在中国最先提出了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并制订了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他也很注重政治工作，时不时与中下层士兵交心谈心，深得官兵拥护。

如果说北洋新军中袁世凯是军长，那么徐世昌就是政委，两人文武相得益彰。

徐世昌还参与了两件大事，直接影响了袁世凯的人生。

第一件事，动用三寸不烂之舌救了袁世凯。

袁世凯略显刚愎，某次因克扣年饷、诛杀无辜被人告发。军机大臣荣禄负责查办此案，这荣禄心狠手辣，对汉人一直心怀戒备，捞到机会就准备对小袁下黑手。幸好徐世昌在中央呆了十年，各方面口碑都不错。他不知找了多少人说情，总算劝得荣禄放了袁世凯一马。袁得以“乞恩姑从免议”，对徐感恩不尽。

另一件事，便涉及到谭嗣同之死。

戊戌变法的时候，谭嗣同夜见袁世凯，要袁“诛荣禄如诛狗。”袁世凯想起“军师”徐大哥之言：“帝（光绪）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线，势力薄弱；后（西太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予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袁世凯一世枭雄，早看出了朝廷的弊端，知道变法图强是唯一出路，故而与梁启超、谭嗣同走得很近。但大哥徐世昌比他冷静得多，指出当前主要矛盾不是变法的问题，是帝后两党争权！一着不慎，很可能便人头落地！

在义与利的选择上，徐世昌的建议起到了作用。袁世凯思量再三，当夜便向荣禄告密，结果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魂断法场。当时有民谣骂袁曰：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国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换个角度思考，如果徐世昌极力怂恿袁世凯支持新党，历史是否会呈现另一副画卷？

当然不会，当时袁世凯羽翼未丰，实力根本无法与后党抗衡，贸然一击，只可能是玉石俱焚！

在大哥的指导下，袁世凯平步青云，一直干到直隶总督兼军机大臣，相当于中央军区司令兼国防部部长。袁发达之后也大力推荐徐世昌，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朝廷派为钦差大臣兼东三省总督，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都是袁之嫡系，袁给他们传话“徐是我的大哥，他说啥，你们就得听啥！”

东三省在十年之内连遭俄、日几次洗劫，国土大片沦丧，民间满目疮痍。徐世昌一到任，就实行政体改革，设“行省公署”，各司与督、抚一起办公，简化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对贪官污吏则严厉打击，上任数月，东北官场河清海晏。

与此同时，他还招贤纳才，尤其重用“海归”，东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济济”。

为了改善财政，徐世昌大力兴办实业，设银行，开商埠，聘洋员，引外资，但不设租界，确保主权。两年时间，东北面貌大变样，清廷亲贵载涛“自欧考陆军归国，经奉天（今沈阳）见马路、电灯、军警无不备具，街市焕然一新，乃宿公署，俨然欧式，益服世昌新政经画，非它省疆吏所及。还朝即力荐其值枢府焉。”世人称为“徐世昌新政”。

在维护领土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徐世昌也寸土不让。据记载，某次日本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我国领土划入韩界（韩界为日侵占），徐当即令部下带人连夜拔去，并钉立标识记上华名里数，使日人目瞪口呆。

徐世昌政绩卓越，清廷一再封赏，但他处事谨慎，既办新政，也不疏远旧派，他年轻时就当过师爷，知道官场的潜规则：做出成绩是必须的，太嚣张会死得很快。尽管他在东北是一手遮天，到京城对朝中各位王爷却是毕恭毕敬，“炭敬”“冰敬”（地方大员给中枢权贵奉上的防暑费和烤火费）相当丰厚，满朝都知道徐世昌是一只“水晶狐狸”。

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满族亲贵排挤袁世凯，老袁被卸下兵权，回老家“养苛”。徐世昌为避嫌，主动请辞。他本就跟袁世凯是一体的，可谓荣辱与共，与其让朝廷怀疑，不如以退为进。徐世昌的谦卑让清廷权贵很满意，爱新觉罗家族认为徐忠心可鉴，不仅没降他的职，反而升他担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协理大臣的地位相当于副总理，仅有两个汉人，足见徐之受器重的程度。

武昌起义后，北洋军不听调遣，袁世凯托徐世昌多多美言，徐便极力“助袁出山”。

当初一起到天津小站练兵，二人“一起扛枪”；袁被逼下台时徐请辞，可谓“一起下岗”；此次二人再度联手，那就没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分赃”。

袁世凯耐不住寂寞，不断像徐世昌打探消息，徐世昌深谙中庸之道，建议：“兄弟你先别急，等湖北先乱一阵，借以增加己方的筹码。要是你忙着出山，朝廷便会起疑心！”

经过大哥的点拨，袁世凯恍然大悟，对外声称“足疾未愈”，扮起了影帝。

清廷权贵被革命党闹得心惊胆战，认为唯一能放心的便是徐世昌了，随即加封徐为“太傅太保”，并委派徐微服探访袁世凯，摸底。

接下来的戏就很好演了，袁唱黑脸，提出“六大条件”，让清廷退位、南北和谈等等，徐唱红脸，建议清廷退位，走向共和。

徐世昌本是传统的儒生，具有严重的忠君思想，为何会对救主起了反心呢？

他虽然迂阔，却不糊涂，在东北办新政的时候，其思想便转变了许多，看出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抵挡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南方各省已然独立，如果清廷不采用和平方式下台，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的内战——适时生灵涂炭，不幸的又是谁呢？

如何逼清廷退位，也是徐世昌的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

1912年2月12日，清廷正式下了退位诏书：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这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

“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大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行文却留足了面子，尤其值得一书的便是最后一段话，以超然的姿态肯定了袁世凯的“丰功伟绩”，也暗示天下“江山交给袁世凯了，任何人不得觊觎！”这段话便是徐世昌“硬塞”进去的，清廷权贵们大多恨袁世凯养敌自重，哪愿卖这么个顺水人情？亏得徐世昌多方说项：共和是大势所趋，与其让乱党当权，不如交给旧人，到时每年敬奉朝廷的薪金也好说。

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清廷退位次日，徐世昌就宣称隐居，自言“老朽无能，对不起朝廷”。其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儒家之标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也有历史学者提出疑问，辛亥年间以徐世昌的声望与才干，完全不需要请出袁世凯，他大可以亲自统领北洋军团与南方谈判——而且清廷对他的信任度远大于袁世凯，如果徐世昌出头，民国大总统非他莫属，凭他的作风和人品，也不会出现复辟。

徐世昌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哲学：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如果由自己领衔逼退清帝，是为不忠；抛却义弟袁世凯，是为不义；不忠不义，如何使天下读书人心服？

将袁世凯推到了最高位置，徐世昌却退到镁光灯后。直到三年后，袁世凯彻底剪除了政敌，徐世昌方出任北洋政府国务卿，只是此刻的袁世凯已野心膨胀，铁了心想当皇帝，大哥的话已经听不进去了。

导演“帝王戏”

袁世凯紧锣密鼓策划当皇帝的时候，徐世昌一直冷眼旁观。同僚让他谈谈对时局的看法，他便淡淡说道：“此事何必问我，有杨度就够了。”袁世凯憋得难受，一次召徐世昌面谈，问徐：“劝进之事，大哥知道么？事可行么？”徐沉默片刻，道：“不知此事。”袁说：“外间宣传日久，你哪能不知道呢？”徐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袁默然，也不再为难这军师大哥，只要徐不跳起来反对，就够了。

徐世昌虽不表态，但在日记中大发牢骚：“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对老兄弟的荒唐行径，徐世昌异常失望，为了辅佐袁世凯，自己可谓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可惜结果实在是始料未及。袁的心中不在以民意为重，只想经营他的“家天下”，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说的？

1915年10月，袁世凯正式“登机”，徐世昌称病请假在家。袁也不好意思让大哥“参拜”自己，取消了其国务卿的官职，特封他与张謇、赵尔巽、李经羲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的“嵩山四皓”，上朝赐座，每月送钱。

徐世昌一直不表态，既不推辞，也不感谢。直到蔡锷从云南起兵护国，徐才对老友杨士琦微笑着说：“我早就知道，杨度这样做行不通！”杨士琦愕然：“几个月来，这才见您破颜一笑。”徐悠悠道：“项城冥顽，哪里听得进我之劝解啊！他不听我的话，肯定得吃亏！”

杨士琦很奇怪：“那不一定，您当初要是极力阻止他，凭您的威望，也不至于闹到现在这地步。”

“何必闹分裂呢？都是老兄弟。”徐世昌叹了口气，“他当我是军师，我就认真为他参谋，他重用杨度这群人，我不吭声就是了！”

后世也有这样的假设：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北洋三位大员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不赞成，也没明确表示反对，如果徐世昌振臂一呼，袁世凯也许真闹腾不起来，也不会引起南北多年动乱。

可惜徐天生就是个幕僚，“为明主尽忠”的思想一直缠绕在他身上：逼退清帝已经不忠了，何必还不义呢？如果政见不同，就独善其身吧。

南方各省独立，北洋大军不听指挥，袁世凯皇帝梦破。1916年2月，袁世凯请人将大哥徐世昌、心腹段祺瑞找来商议善后，请柬写得相当谦卑：“请兄念在十几年之老交情上，务必发驾。”徐道：“何至于此。”

当晚，袁世凯见到徐、段二人，苦笑道：“两位要帮我个忙好。”徐世昌冷场了半天之后，吐出三个字：“取消吧”。袁无奈：“兄以为当，即传命发出矣。”

第二天，袁世凯发布命令，宣布取消帝制，仍称“本大总统”，再命徐世昌为“国务卿”。二人退到当初的关系。

只是西南各省已不再认可这老哥俩：袁已称帝，就不再是民国总统，哪有干不成皇上还能当总统的好事？

北洋将领们也纷纷附和。袁世凯不知该如何应对，求救于徐世昌。徐一片茫然，为了维系北洋团结，他想出了一个超级怪异的方案：不如还政于清室，袁退居“总理大臣”，行“君主立宪制”！

已经退位的清廷太后却吓了一跳，拖人带话：“请徐太傅别再折腾我们孤儿寡母了，前些年他跟袁项城玩了咱一把，现在又想把我们拿出来，架在火炉上烤啊！”

时过境迁，徐世昌的“妙计”已经安不了天下，他自惭不能为老友出谋划策，推荐段祺瑞担任国务卿，挂职而去。

袁世凯又急又病，不久便一命呜呼。据说袁临终前召徐世昌托付身后事：“吾轻信人，方至此也……所顾虑者，孤儿寡妇之生命耳。余死之后，君当顾念交谊，尽力保全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袁世凯的意思是：大哥，我被一群小人忽悠了，才落得这么个下场。我就要走了，担心的只是几个老婆和一堆孩子，你帮我好好看着啊！

徐世昌无言，只是默默点头。

袁死后，北洋将领们全面分裂，基本属于三大块：皖系、直系和杂牌军。

皖系都是安徽人，以段祺瑞为主，占据浙江、湖南、山东、福建、安徽等省；直系冯国璋为首，势力在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其他杂牌则以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为主。

大总统尸骨未寒，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三大派就开始争权夺利。段祺瑞建议把黎元洪请出来当傀儡，冯国璋不予置否，张勋主张“还政清室”。商量了许久也没个定论，众人便请“恩师”徐世昌主持大局。

因为袁世凯的身份问题，出现了很古怪的局面：如果袁是以“总统”身份去世，那么按《民国约法》，袁的五年任期（从1913年被正式选为大总统算起）未满，继承者应该是副总统黎元洪；如果袁是以“皇帝”身份驾崩，他的“遗诏”里写了三个人的名字，徐世昌、段祺瑞和黎元洪，也就是说幸运五十二，谁都有机会。

徐世昌习惯在幕后，一不愿意出头，二不想分裂扩大，便提出了更古怪的解决方案：既然北洋对前副总统黎元洪不信任，那么不如暂时让溥仪继续当皇帝，然后以皇帝的名义恢复国会，召集议员选内阁。等到1918年新国会改选，再由国会决定国家政体，适时无论是立宪内阁制还是民主总统制均可讨论……

北洋武夫们被徐军师的“宏伟计划”给绕混了，都说这太复杂了，不行。

其实仔细分析下，徐的方案的确很完美，如果是小皇帝重登帝位，下层百姓便有了精神寄托，一能避免北洋军团内讧，大家可齐心对付西南半独立的军阀们；二能遵守国法，以国会为最高机关，实施内阁责任制，走英国、日本的宪政道路。三是腾出了缓冲区，到1918年国会换届的时候，大可以让国人自选国体……既然袁世凯的身份尴尬，此方案无疑是最合适的善后策略。

只是西南军阀和国民党也认为徐世昌迂腐，纷纷要求“恢复法统”“请副总统黎元洪就任”。段祺瑞以北洋正统自居，不顾兄弟们的感受，强行将黎元洪推了上去。

抛开政治理念不说，段祺瑞扶持黎元洪虽然堵住了西南口实，可惜得罪了北洋兄弟；而黎元洪不甘心当橡皮人，屡屡与段相抗，中枢依旧鸡飞狗跳。

中国的事情，急不得，徐世昌认为只有皇室才能稳定北洋，他委托学生陆宗舆到日本寻支持，以“合办兵工厂”为条件，提出四项建议：1、支持清廷复辟；2、设辅政一名，以汉人当之，代皇帝执掌天下；3、辅政由皇帝提议，通过国会方可上任；4、皇后由汉臣之女聘充。

关于徐支持“复辟”还有一说：徐有一妻二妾，却没有儿子，唯有一女，有高人推测“此女大富贵，当为后”。徐大喜，多次积极撮合女儿嫁给溥仪，并命幕客潜往日本，争取外交支持，且派员与张勋商议。

张勋思想顽固，民国后还拖着条大辫子，麾下的军队也被称为“辫子军”，他时刻想着恢复清室，看了徐世昌的四项建议后很是不悦：“这事要真成了，徐无疑就是辅政、国丈了，我有啥好处呢？还不如我自己干。”

徐世昌只是构思，张勋真干了。1917年6月，黎元洪不满段祺瑞专权，下令免了他的内阁总理之职，段一气之下到天津，号召皖系都督们“独立”。黎元洪无奈，请张勋到北京“调停”。张勋带着6000辫子军到北京城后就宣布解散国会，请溥仪再登大宝。

溥仪重新当皇帝的第一道圣旨，就是任命“张勋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此项任职也是张勋跟小皇帝商量过的，张自知粗鲁，不懂政治，还是得请徐世昌做总参谋。弼德院相当于“元老院”，“院长”属于荣誉称呼，性质依旧是高级幕僚。

张勋的把戏仅仅坚持了12天就没得玩了，段祺瑞率兵赶走辫子军，继续当内阁总理。复辟一事引得社会各界群情激奋，要严惩罪魁祸首，段祺瑞也表示“清廷优待条件稍为修改、缩减岁费、废止帝号而迁出宫廷”。徐世昌赶紧出面，“关于清室之处置竭力运动，以谋清室之有利”，在徐的疏通下，溥仪、张勋二人居然都没受到追究。

代皇帝执政

段祺瑞“再造共和”，人气飙升，接着他逼黎元洪辞职，拒绝恢复第一届国会，另指派“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选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南方不满，请孙中山到广州“护法”，以“恢复国会，维护约法”为口号另组政权，南北战云密布。冯国璋也不是糯米菩萨，与段磕磕绊绊，连兄弟都没得做了。

到了1918年民国第二届总统大选，冯国璋、段祺瑞相持不下，只得再请徐世昌出山。

如果时局安稳，徐世昌很可能就此在天津的大院中，寄情书画渡过余生。树欲静而风不止，北洋闹哄哄，总得有人能收拾收拾吧，终究是放不下，徐世昌想想，简单收拾行李又到了北京。

从幕后要走到前台，徐世昌的心情很纠结，他到北京后没找北洋旧人，而且先请示早已退位的溥仪，“得其恩准”后才打算参选总统。

徐之举止让一些遗老热泪盈眶，但也有人讥讽：“以清太傅而仕民国，早已可见其人之无耻！”但徐世昌自认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儒家典范，“奉君命当总统”，也许只有他这种新旧交加的奇怪人物能做得出。

10月10日，64岁的徐世昌被北洋“安福国会”（段祺瑞招纳亲皖派政客组成，因其主要活动地点在安福胡同而得名）选为大总统，钱能训担任内阁总理。段祺瑞与冯国璋斗得两败俱伤，段卸下总理之位，担任“参战督办”，负责练兵参与一战对付德国；冯则告老还乡。

徐世昌认为自己以幕僚的身份当上总统，是跟上古的周公一样，“代天子执政”而已，他上任后便主动上书溥仪：“臣徐世昌，受命担任民国总统……致力平息战火。”

溥仪被弄得莫名其妙，也相当感动，还写了道圣旨嘉奖。有了皇帝的指示，徐世昌便谋求南北和解，并拈出“偃武修文”四字昭示天下。徐世昌很懂政治，他从黎元洪和冯国璋身上看出了很多问题：黎本是合法总统，太懦弱导致被欺负；冯想以硬碰硬，结果跟段祺瑞两败俱伤。

为了实现全国和平，徐世昌就职15天便签署“和平令”，又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会商，在强大的人格感召之下，桀骜不驯的军阀们先后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

接着，徐世昌发布“停战令”，南北双方果真遵命停火和谈，他十分高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

但是和谈的基础十分薄弱，南北军阀均拥兵自重，互不相让。

也许徐世昌一直不习惯当主角，他忙碌之余总不忘向紫禁城的溥仪“请示”，甚至屡次暗示自己相做清廷的“太师”——民国总统居然怀念清朝封号，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清廷躲在紫禁城自娱自乐玩君君臣臣，这徐世昌固执地当自己仍然是大清的一份子，只是替皇帝管事罢了。

溥仪被徐世昌的请示汇报弄得哭笑不得：您是当军师上瘾了吧，没个主子伺候着浑身不自在？

当然，话不能这么说，只能婉言谢绝：“总统阁下居民国极峰之位，不敢加以封号。”您老人家都是民国总统了，我这紫禁城的小皇帝还敢封您么？大家客气做戏就行了，别玩得太认真。

徐世昌很无奈，只得作罢。

其实，徐世昌也想做一个好总统，他启用了不少名流如梁启超、林长民、顾维钧等等，这些人或出身翰林，或长于外事，或精通财政，都是公认的精英，可惜他的运气实在不怎么好。1919年5月4日，北京学子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原因是段祺瑞授意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将山东利益卖给日本、借以得到日本赞助军费“武力统一”。

学生一闹，将政府内幕公布于众的林长民顿时成了亲日派攻击的对象，徐世昌一边下令保护学生，一边连夜劝林长民暂时避开风头。事后，徐又建议内阁总理钱能训主动辞职，并免去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之职。

为了谢罪，徐世昌自己也向“安福国会”提交了辞职报告。

北洋这下可慌了，纷纷发电力劝，参、众两院议长亲自登门，把他的辞职书退回去，并说“责任内阁制，一切外交、内政，由国务院负其责任，大总统无引咎辞职之规定。且来文未经国务总理副署，在法律上不生效力……吁请大总统照常任职。”

总统之位摆不掉，政府也不能没总理，徐世昌便推荐与自己政见相同的龚心湛，“安福国会”却在段祺瑞的指示下捣乱，总理提倡“和谈”，国会推翻要“武统”。最后徐世昌对天长叹：“他们要打，我一个人和，和得了么。”段祺瑞也骂：“我当初支持徐当总统，无异于自己捏自己的喉咙啊！”

南北谈不拢，北洋直皖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1920年夏，直系曹锟、吴佩孚起兵倒段，张作霖乘机入关，直、奉联军不到一个月便把皖系打得大败。

直奉入城后，徐世昌的总统当得更无趣，夹在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强者之间，想做点实事更难。

此时的徐世昌心灵无所皈依，若说是“替天子行政”，不仅皇上溥仪没认可，自己也干得太失败了，他想与清室延续关系，溥仪总是爱理不理。1921年春夏之际，小朝廷为溥仪筹备大婚事宜，徐世昌委托故人在宫中说项，提议让女儿入宫。岂料碰了个钉子，对方回话“册立汉人为皇后，先朝无此成例，祖宗之法不宜自我败坏。”

当总统，还真不如做幕僚，徐世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把奉军赶出了关外，直系独霸北京。徐世昌不想当总统，直系首脑曹锟却想干，曹是行动派，立马请了高级策划吴景濂弄出四步走战略：一、干走“非法当选”的徐世昌；二、请黎元洪补满任期，召集第一届国会议员；三、恢复正式国会，选举新总统；四、收买议员，选曹大帅。

徐世昌深知这些北洋后起之秀已经不需要自己充门面了，他劳累大半辈子，从建军的那刻起就一心扑在北洋身上，可叹风流均被雨打风吹去……

6月，徐世昌通电离职：“本总统忍辱负重，日思退休，势不能违背法律少为留恋；国会选举，应及时赶办，且不可误总统选举之期……”其时，他的五年任期还没满。

徐世昌三年半的总统生涯虽然很憋屈，他对人文思想的普及却做了很大贡献，他在天津成立了第一家官办图书馆——直隶图书馆，还捐赠了大量图书；还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接触，以每年两万法郎之数在巴黎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宣传中国文化；他的诗词、书画别具一格；更有意思的是，他撰写了一本《欧战后之中国》的书，获得巴黎大学名誉文学博士的学位，以总统而成为文学博士，当时只有美国的威尔逊和徐世昌两人。

不坠青云志

徐世昌晚年一直寓居天津，写字赋诗，倒也怡然自乐。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人注意到了这位北洋元老，时不时派人登门劝诱。一天，门生曹汝霖拜访，劝徐出面为日本人做事。徐世昌怒火中烧，断然拒绝：“老朽年过八十，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灰溜溜离去。

日本人并不死心，1938年初，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约请徐世昌见面，徐托病不出。土肥就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金梁在伪满洲国任职，他抬出末代皇帝溥仪：“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对溥仪素来尊重，当总统时对清室也照拂有加，但民族利益大是大非尚能辨析，他严正拒绝道：“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

金梁语气一变：“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

徐世昌气愤已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说罢拂袖上楼。

此后，日本人也不再打他的主意了。

1938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到北京治疗，他怕被日本人劫持，坚持不去，不久病逝，终年85岁。

国民政府认为徐深明大义，在当权期间曾力主“南北议和”，终究是希望国泰民安，因此下令褒扬：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有识同钦……

从穷幕僚而到大总统，徐世昌一生可谓充满传奇，在每个历史的关口，他都有机会站到前台，可是他全放弃了：

武昌起义时袁世凯被迫隐居，徐世昌既受清廷重视又得北洋军尊敬，大可以亲自带兵与南方谈判，自己当首任总统也未为可知；

袁世凯要称帝，他认为此举荒唐，大可以极力劝阻，却不吭声，导致老袁崩盘；

张勋有复辟之心，若不是他极力主张还政清廷，给张造成错觉，也许不会闹出民国第一滑稽剧；

段祺瑞踢开正式国会，启动“安福系国会”选举，如果徐世昌坚决不捧场，北洋把持中央政权的戏还真不好演；

五四运动，亲日派主张严惩学生，如果不是他极力阻止，爱国风潮也许不会席卷全国……

既做过清朝总督，又当过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和徐世昌，两人身后的名声差别甚大：袁世凯之是是非非被后人不断提起，徐世昌的身影却日趋模糊。

的确，徐世昌并不是一个好的元首，他只是个标准的幕僚，能辅助名主，却不堪独当一面。他不是革命家，也不是精神支柱，为世人称道的是其学识广博、坚持和平。最值得后世推崇是他当总统的三年时光，虽然他本人在北洋各系的夹缝中委曲求全，国民党也不承认其合法性——就在这段时候，中国的民族工业蓬勃发展，思想言论高度自由，报纸杂志言论大胆，五四运动没有遭到残酷镇压，共产主义得以兴起……纷乱的北洋，因有徐世昌这位特殊的“幕僚总统”，还能泛起几分暖意。

第二节　杨度：一手捧出袁皇帝

个人档案

姓名：杨度

字：皙子

号：虎公、虎禅

籍贯：湖南湘潭

生卒年月：1874年——1931年9月17日

所属派别：帝王术

专项特长：辅助明主当皇上

最相似的古人：管仲

最高学位：清朝举人，榜眼

主公：袁世凯、孙中山、曹锟、张宗昌

人生信条：帝制能救国，自问之不愆

最得意的事：

为清廷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做枪手，雄文感动慈禧太后；

袁世凯被罢官，烧冷灶获得大收益；

鼓吹帝制，怂恿袁世凯当了皇帝；

跟孙中山、梁启超各派精神领袖交情匪浅。

是地下共产党。

最不地道的事：

为达成自己的心愿，不惜捏造民意，欺骗袁世凯

最失败的事：

帝王术害死了袁世凯，自己也遭到通缉

综合评述：

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考虑不周，急于求成；黄兴成立华兴会，他是见证人，支持却不参与；孙中山组织同盟会，他亦谢绝参加；如果不是他的多方筹划，袁世凯不会猴急着相当皇帝；军阀混战的时候，他居然秘密加入共产党……一生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颇具争议。

大清头号枪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日本，意图在留日学生中宣传反清革命。适时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早已抢滩登陆，“立宪救国”之论得到许多热血青年的认可。

孙中山力图说服梁启超，合保皇、革命两派，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两人见面后谈了几天几夜，终没能达成一致。梁启超一心要做大清的忠臣，“以报皇恩”。孙中山无奈，便问：“湖南素来出高人，阁下能否介绍认识一二？”梁启超觉得虽然政治理念不同，双方救国之心一致，爽朗推荐了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杨度。

杨度是谁？咋能当中国留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呢？当时留学东京的共和先锋、民国元老、文化大师，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等，朝着黑压压的人群随便砸一砖头，就能伤到好几个，怎么选了他当会长？

这杨度的身份还真有点特别，晚清几大名臣仿佛都能跟他扯上关系：

他的恩师王闿运是一代国学大师，曾任户部尚书肃顺的高等顾问，门生故交遍布大清官场；其父亲杨懿生，是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可惜英年早逝；养父（大伯）杨瑞生，又是曾国藩麾下大将；杨度本人，也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座上客。即便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张之洞还委托其到立宪党、革命派中当卧底，只要能弄到有利情报，银子随便花！

有了张大帅做后援，杨度在东京的生活简直是幸福万年长。他租了一间大房子，很快将其弄成“留日学生俱乐部”，经常请一大票人吃饭喝酒——留学生大都清苦，遇到慷慨堪比杨过的“杨大哥”，自然时时前来打秋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都是常客。

如杨度这类八面玲珑的人，孙中山自然会主动上门拜访。

孙中山的口才可是相当好，不然不会有“大炮”之称，但杨度亦非寻常，两人辩论三天三夜，谁也没能说服谁。

杨度的态度令孙先生很惊讶：他既不愿受保皇党影响，也不愿跟革命党共事，自称要在两者之间形成“第三势力”。

“兄台所谓第三势力？如何救万民于水火？”孙中山问。

“这样说吧，革命破坏性太大，清廷虽不足而尚有为，康梁之流执意保孱弱的光绪帝，很容易走入死胡同，鄙人主张待有为者出现，力加扶持！”

“那么，老兄认为谁是有为者呢？”

“暂时局势不明，不过我还是倾向于立宪，将来我能成事，希望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我一定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咱们两不妨碍。”

“杨兄所说的意思我明白，你意在做帝王之师，辅佐明主以救天下。既然如此，我就不便多说了，听闻贵友黄克强曾于湖南长沙举事，能否代为引荐？”孙中山虽然口中尊敬，心里却暗自惋惜，“原来只想当个幕僚，奴才命，难成事！”

“当然可以。”杨度以为孙中山非常了解自己的“超然”心态，十分得意。

不管怎样，孙中山与杨度的见面还算愉悦。在杨度的牵引下，民国两大伟人孙中山、黄兴走到了一起，兴中会与华兴会联盟，同盟会横空出世。

同盟会的建立无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史书上大肆渲扬孙、黄如何一见如故，如何惺惺相惜——却鲜见提到介绍人杨度。在同盟会办的《民报》与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就“革命与立宪”问题死掐时，杨度的《中国新报》却与前二者能鼎足而三。这杨度也是个怪人，他跟孙中山、梁启超都是至交，却看革命、保皇两边都不顺眼。

日本留学生被康有为、孙中山、杨度三大精神领袖狂炸思想的时候，清廷也扛不住压力，羞答答宣布要“立宪”，并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写一份详细的报告回来。

战战兢兢的五位官僚“奉旨出洋”，已经难能可贵了，谁懂什么是宪政？宪政又该怎么办？就算真考察出了结果，谁又敢写报告，让朝廷放权？

幸好随着出洋的“幕僚团”中，有个湖南人熊希龄。当然，他的职务不是幕僚，叫“参赞”。熊参赞很有头脑，听五个主子爷长吁短叹觉得兹事体大，就建议找个枪手：到时候咱把材料弄来给他，报告写的好，咱就美言他几句；要是写得不好，就拿那家伙垫背。

点兵点将想了几天，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高手：杨度。

没错，就是他了！杨度本来是犯了点小错误的大清干部，这些年在日本潜伏也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可以培养培养。另外，日本实行的就是君主立宪制，让他掂量着写一份报告估计不难。

五大臣合计一番，就委托熊希龄去东京找人，先让杨度弄一份报告再说，等咱们“考察完毕”，就以他的东西当蓝本润色。

熊希龄见到老乡杨度后，先是一顿天花乱坠的吹捧，再道明“朝廷还是记得你的，希望你好好干。”

这正是自己平步青云，影响朝政的机会，杨度自然应承了下来。

这份报告是要给慈禧老佛爷过目的，也就是说，自己是给大清最有权势的人当参谋，可千万不能马虎。杨度全力以赴，多次找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探讨。

只是命运在这时候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五大臣走马观花十来个国家都“考察”完，回国了，杨度的大作居然还没写好！

熊希龄急得是头顶冒烟，五大臣的脑袋简直就要喷火了。幸好熊参赞灵机一动，建议五位爷在上海逗留几日“考察东南民气”，另急催东京杨度赶快交卷。

隔了几天，《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皇皇巨著总算送来。

五大臣犹如久旱逢甘霖，细细斟酌一番，删掉些大胆言论，稍微粉饰送上朝廷。慈禧太后看了之后点头不已，让光绪帝于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诏“预备仿行宪政”，成立“宪政编查馆”，由总理大臣兼馆长。

“立宪一事”被摆上了台面，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也得到了老佛爷的表扬。但这五位爷心中都没底，万一哪天老佛爷当面问起宪政，那咱们该如何解释呢？

私下商量之后，他们便一起在朝中大举称赞杨度，说小杨是个好同志啊，当年他就畅谈宪政，而今在日本学习了许久，应该更是精通了，不如调回来。

元老派张之洞、少壮派袁世凯也知道五大臣心里的小九九，卖个顺水人情，联名保荐，慈禧太后终于原谅了杨度昔日的过失，传谕：候选郎中杨度着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小幕僚能踏入最高决策中枢，就不能叫幕僚了，得换一种高雅的称呼：国士！

什么是“国士”呢，如司马迁写韩信：“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才高气傲的梁启超也眼红，称赞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

杨度回到北京城时，可是鲜衣怒马意气高扬。在五大臣与张之洞、袁世凯的渲染下，满朝都知道有个“懂宪政”的杨度。此后，朝廷关于“立宪”的许多官方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朝廷宣布要“改革”，可王公大臣们根本不懂“宪政”是啥玩意，就三五成群请杨度到家中演讲，以保证自己的思想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几番往来，杨度几乎成了北京城最高身价的“教授”，与满清权贵的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民主精神的先行普及者、小幕僚杨度在北京城声名鹊起，提倡暴力革命的孙中山、黄兴却屡屡举事失利，并上了清廷的黑名单——说他们仨是朋友，估计没人相信。

殷勤烧冷灶

其实，早年的杨度曾干过革命党，黄兴在湖南创建华兴会时，他也是发起人之一。从“激进派”转型成“幕僚党”，杨度的经历相当传奇。

杨度，字皙子，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生于湖南湘潭。祖父曾跟着湘军大帅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不幸战死，父亲杨懿生入曾之幕府，因病早逝，少年杨度便过继给了大伯杨瑞生。

杨瑞生因战功升任朝阳镇总兵时，收了个小马弁后来改名叫王士珍（就是北洋之龙，历史名人总是沾亲带故）。杨度的大伯并不认为入伍会有好前途，就让侄儿读书，拜湘中名宿王闿运为师。

杨度跟着王老师究竟学了些啥呢？说出来吓死人，不是诗词歌赋，也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传说中的“帝王学”，俗称“纵横术”。

为啥说是传说中的宝典呢？历史记载：非常遥远的古代，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不知从哪里学来这门奇术，后在江边钓鱼时遇到一个叫姬昌的人，接着协助姬昌伐纣、建周、封神，钓鱼者也被尊为“姜太公”；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鬼谷子的先生曾教过这门课，鬼谷子有四个学生，将战国炖成了一锅热粥，四人分别是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另外，很久、很久以前，黄石公曾教过某小伙子，那小伙子学成后，娶了个大名叫张良，协助刘邦打下大汉江山；最近，也是很久的事了，一个叫“水镜先生”的人曾开设过该课程，两位弟子分别是诸葛亮和庞统。

时隔数千年，居然有人能开这门课，而且有人能执着地学，这对师徒可是震古烁今。

王闿运曾是铁帽子王爷肃顺的座上宾，肃顺被杀之后，王转扶曾国藩，多有美芹之献，曾劝“何不自己创业？”吓得正在喝粥的曾国藩连舌头都给嚼了。

有什么样的老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杨度八年浸淫，深得“真传”。

“帝王学”的第一要素，就是先找个明主，自己当幕僚来辅助他。杨度学得精深，也就开始了悲剧的“师爷找明主”之生涯。

康有为、梁启超闹“公车上书”的时候，正在京城赶考的杨度也约了几个热血青年给朝廷“提建议”，想出个风头。不料几个月后，康、梁就被赶到日本。杨度受到牵连，也东渡暂避。在日本，他参与了湖南留学生同乡会，与黄兴、章士钊等人日渐熟络。

庚子年间（1890年）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蹂躏京畿，清廷痛定思痛，挂出“预备立宪”的招牌，并开“经济特科”考试以招纳人才，考生由各地保荐“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经查询属于根正苗红的，就到紫禁城直接“殿试”。

国内政治环境变得宽松，杨度与黄兴等相继回国，在上海租界创办《游学译编》，介绍日本的政治、经济。杨度施展其生平所学，影响朝廷决策、谋求人民幸福，找伯父寻门路参加“中央公务员考试”；黄兴却致力“推翻清廷”，回国就筹备组建秘密团体，要造反。

黄兴拟定“华兴会”数十条章程，问杨度参加不。杨度说先看看，结果被吓了一大跳：《章程》中规定成员各司其职，有到军中渗透的，有到政府潜伏的，有制造炸弹的，有负责宣传的。这倒没啥，最严厉的一点是，“如三个月无成绩，当自戕谢罪，要是不肯自戕，那就由战友代劳！”

“这简直比红花会还黑！大家都是兄弟，弄个方案却如此桎梏。人人都有被枪杀之忧，还造个屁的反！尽管我跟你理念不尽相同，你这样做，却是很危险地！”杨度极力否决此条。

“我修改就是，你干不干？”黄兴问。

“算我一个吧，先说好，你们造反，别拉我，就当我是打入敌营吧！”杨度碍于面子答应了。

黄兴不久便回湖南发展会员，杨度依旧在上海，等着朝廷的好消息。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五（1903年7月9日），“经济特科”开考，杨度与全国各地推荐而来的一百八十六位“特殊人才”进入紫禁城，参加“国考”。

发榜时，光绪帝御批前三名：梁士诒（后来官至北洋政府内阁总理）、杨度、夏寿田（袁世凯称帝时的吹鼓手），主考官张之洞让三人递了门生的帖子，意思是我老张今后就当你们是弟子了。

本来杨度三哥们极有可能一步登天，岂料某大臣对慈禧太后说，这梁士诒与杨度是维新党，一直跟康有为、梁启超眉来眼去。老佛爷大怒，“连哀家都敢蒙骗，将两人查办！”

一夜之间，“状元”“榜眼”成了通缉犯。幸好张之洞网开一面，及时放二人逃脱。

再次被迫流亡，杨度一直盼望着朝廷哪天能原谅自己，与“恩师”张之洞也保持着紧密联系。湖南同乡梁启超拉他保皇，他不干；孙中山劝他革命，他拒绝；直到清廷五大臣留洋考察，拿他当了次枪手，他才得以被朝廷谅解，得以回国任职。

不容易啊，学了帝王学，就得忍辱负重，就得等待时机，姜太公曾钓了很长时间的鱼，诸葛亮也种了很久的地？我为啥就不能耐心一点，等待明主呢？明主终于出现了，好好协助他，一定能有所作为！杨度细细掂量了推荐自己的两个大臣：张之洞已经老迈，袁世凯可是政治新星！

袁世凯也隐约觉得“立宪”是个好东西，极力支持。至于袁是想合法夺权还是真的英明神武，留给历史学家去唾沫横飞，咱只陈述事实：袁时常以“宴会”的形式，请清廷大员听杨度“演讲”。杨度存心帮袁立威，某次竟宣传：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立宪是君主万世不二法门，否则无以阻挡革命洪流！

满清权贵们吓得不敢出声，袁世凯连忙打圆场“杨兄，激动了，激动了，出这个门，大家都忘了吧。”

其实百年之后再看这段历史，杨度真是说对了：要是清廷及时立宪，何至于被赶出紫禁城，连乾隆、慈禧的陵墓都被孙殿英给挖了呢？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光绪的弟弟载沣担任摄政王，为亲儿子溥仪保驾护航。为了防止大权被汉人控制，载沣甚至想杀了袁世凯。可惜这位王爷看人也不怎么准，他居然让杨度前来草拟诏书。

杨度自然规劝不可，其言辞相当得体，处处站在清廷的立场，让载沣不得不相信其忠心；接着杨度回头就通知袁世凯活动张之洞、义劻等权贵。

如不是这小小幕僚翻云覆雨，袁大头那颗头，估计瞬间便落地了。

对袁世凯，杨度最初是抱有知遇之感，是袁的推荐，他才能从通缉犯成为“四品京堂”；袁世凯也因此极度信任杨度，后因其唆使才称帝，临死之前还说了句“杨度误我。”这两人还真是欢喜冤家。

不过在大清时代，袁、杨二人关系还是相当密切，袁世凯被迫回家养病离开京城时候的，满朝文武故旧只有两个人前来送行，一个是徐世昌，另一个是杨度。老袁感动得稀里哗啦，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杨度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袁世凯隐居期间布局天下，留在京城的眼线正是杨度。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见到孙中山、黄兴的时候，双方都有恍如隔世之感：当年在日本，他们是老友，现在居然分属两个阵营。尤其怪异的是：暴力革命与帝王学术，谁成功了，谁又失败了呢？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邀请孙、黄二位入京共商国是。杨度适时刚在青岛安家，也因与双方均关系密切而专门赶到北京。三巨头会晤，还得给杨度留张椅子。

孙中山先生对杨度地位也很困惑：他究竟属于袁派，还是属于己派，或者说，依旧是第三势力？而历史走向也很荒诞，不知是杨度错了，还是孙中山错了——帝王学与革命，都没能拯救万民。

哄袁世凯当皇帝

共和肇始，杨度极力想影响袁世凯，袁已经大权在握，今非昔比。孙中山想拉拢杨度，杨度却一意孤行。

1913年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时候，黄兴托人劝杨度加入，杨拒绝道：“兄提倡之所谓政党政治，实在与鄙人理念相悖，恕难从命，倘若取消此点，可考虑。”孙中山闻言大为摇头：“不参加就算了，入党讲条件，也太荒唐了吧。”黄兴则去电耐心解释：“政党内阁，对于内阁可令负完全责任，总统永远维持尊荣……”

宋教仁的完美纲领没来得及实施便被刺杀，国民党掀起二次革命也很快被镇压。杨度站在故友与新主之间进退两难，谁都当他是“国士”，可谁都不听他的建议。

待北洋军团稳住全国局面，袁世凯合法当上正式总统，故友熊希龄受命组织内阁，请杨度出任教育总长，杨却淡淡说了句：“我帮忙，不帮闲。”

什么才是“忙”呢？恢复帝制！

只有恢复帝制，杨度才能成为“帝王之师”。

1914年，袁世凯花拳绣腿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先踢开国会；接着弄个《新约法》“制定国体”，废除内阁；又设政事堂，将徐世昌请出来当“国务卿”，所有官衔都恢复清廷称谓；最后逼得陆军总长段祺瑞辞职，把王士珍招来训练“模范团”，欲培养一批绝对忠心的中层将领……

世人纷纷猜测袁世凯的终极目的，被雪藏了很久的杨度却一眼窥破天机：袁想当皇帝。

杨度一直认为，只有通过袁世凯，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至于袁是总统还是皇帝，倒是次要。在他花岗岩般的脑袋中，只有“明君贤臣”的搭配，才能使国泰民安，如刘邦有张良、李世民有徐茂公等等。

民国“共和”摇摇晃晃撑了两年多，时局仍然一片混乱，由此杨度坚持认为自己的理念没错：中国需要皇帝做精神领袖，在皇帝之下“立宪”，才能保长治久安。他曾对人说道：“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此刻的袁世凯大力推行“复古”，清廷遗老们还满以为袁要“还位于朝廷”，个个弹冠相庆，对袁大加称赞；杨度暗笑一声，选择走“长线”，跟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搞好了关系。

袁世凯究竟有没猴急着想当皇帝，也是历史界争执不休的论题，但袁克定却猴急着想做太子，却得到一致认可。杨度略微指点一二，挠得袁克定心痒不已。

前有吹鼓手，后有马屁精，加上儿子时不时煽风点火，袁世凯起初是蠢蠢欲动，到后来简直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这时候的杨度其如其分地站到前台，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分析“而今百姓素质低下，只适合君主立宪”，甚至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袁世凯被杨度挠到痒处，相当舒坦，亲自提写了“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相赠。杨度十分得意，他终于又能站到袁的身边。

1915年7月间，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杨度、严复等六人组建了“筹安会”，以“探讨国体、追求安康”为宗旨，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

即便是演戏，杨度也做得很认真，他致电各省名流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连京城拉二胡的瞎子们都知道这个“筹安会”是“奉旨行事”，最终探讨得出的结论一定是“皇帝的领导，就是好！”

杨度觉得自己已经够卖力了，可太子爷袁克定还是等不及“我老爹身体不好，袁家祖祖辈辈没有活过六十岁的，你得抓紧啊！”袁世凯偶有动摇，袁克定和杨度就为其打气，以坚定其信心。袁世凯喜欢看看《顺天时报》，袁克定与杨度就弄了帮人，专门编辑、印制一份报纸每天给老袁送上，内容全部是拥护帝制，期望老袁当皇帝，看得老袁满脸的皱纹都舒展开了。某次袁克定的小妹上街买零食，偶然发现包着蚕豆的《顺天时报》与家中的大不一样，此事才被揭穿。

到了10月间，袁克定等不及了，让杨度拉快进度。“筹安会”马上给各地代表寄去选票，只许填“君宪”或“共和”二字，填前者重赏。另外，“筹安会”还鼓动各省留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向政府递交“支持总统当皇帝”的请愿书。北京城内一时闹得光怪陆离，甚至出现“妓女代表团”“黄包车代表团”“丐帮代表团”等等。

杨度此举，也算是“征求民意”，老朋友梁启超却相当气愤，在上海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骂杨度“无耻下贱”“蠕蠕而动的嬖人”。天津《广智报》则刊登了一幅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身披龙袍的袁世凯身，四方是四条人脸狗，分别是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干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

其实杨度也知道有人骂他，一次几个老友闲聊，有人问：“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答：“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

12月，袁世凯在“万民拥戴”下登机称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皇帝论功表彰，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刚好四十岁的杨度被封为“文宪公”，其他封疆大吏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也只是个“侯”。

杨度以为帝制已成，宰相首辅的地位非自己莫属，甚至差人去法国订制了一套华贵的宰相礼服，其样式参考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无奈蔡锷西南兴兵，全国掀起倒袁狂潮，杨度的“帝王学”成功了一半，就遇到搁浅。

当初将自己定位成小幕僚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当“帝师”呢？杨度此刻有点迷惑了，即便其老师王闿运，亦感叹时代变了，对高徒叹息不已“痴儿，自云不痴。”

到了1916年5月，袁世凯无奈宣布取消帝制，自己仍然退回去当总统，杨度依旧强硬地对《太晤士报》记者说：“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话说回来，允许政见不同，也是共和之真谛！”

袁世凯闻讯是眼泪鼻涕一大把：“兄弟，你想当幕僚之王，要做无双国士都行，可是别坑我啊！”到袁临死前夕，还在病榻之悔恨：“杨度害了我。”杨度默然，在袁死之后送去挽联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一死，新总统黎元洪就下令缉拿帝制祸首，小幕僚杨度被排在第一位，有人甚至建议“先开除其国籍，再陵迟以谢共和”！

杨度仓皇逃到青岛德国租界，以卖文度日。

闲居的日子里，杨度总在思考：到底是哪一步没走好？恩师王闿运逝世时，他送的挽联是：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意思是：并非老师教的不好，也不是帝王学本身有问题，只是自己没悟透，没有跟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啊。

尽管与黄兴、蔡锷等当年留学日本的湖南好友们理念不一样，杨度依旧认为彼此间的友谊还在。蔡锷去世，杨度送挽联：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江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黄兴病逝，杨度挽道：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纷驰，肝胆至今推挚友；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自古困英雄。

均是肺腑之言。

中山兄，你对了

1917年张勋复辟，致电邀请杨度入京，杨度谢绝：“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这时候的杨度算开了点窍：我的帝王学估计跟时代有点不对路，现在我还没想到改进的办法，兄弟你自己先玩吧，我还得思量思量。

果然，张勋玩了十二天就歇了菜。

第二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杨度得以回到北京。此后他专心悟佛练字，还交了一个爱画画的湖南小老乡。那人本是个木匠，大名齐璜，后改名齐白石。

蛰伏许久之后，世人仿佛遗忘了有杨度这号人物。直到1922年，又有老朋友找上门，来者称受广州“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所托，很迫切地告诉了杨度一件事：孙总统的处境异常危险，军政部长陈炯明炮轰元帅府，孙先生担心北洋军与陈炯明联手对付国民党，故请先生设法说服“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的主力部队就在湖南，要是乘机进入广州，那么革命党就彻底没了。

孙中山架子还真大，要这“国士”纡尊降贵去当说客。杨度却没做计较，当即去找曹锟。曹早年是个买布的小贩子，没啥文化，但很尊重文化人。杨度遇赦回京城时，曹锟就让人送上两千大洋要请其做顾问，杨度没应允，介绍了几个门生，曹欣然接纳，由此二人关系日近。

曹锟这时候也留着小心思，打仗的是自己，得到好处的却是段祺瑞，杨度前来细细一分析“不如联孙倒段，成则南北对峙，败则三足鼎立”。曹恍然大悟“简直如诸葛孔明三分天下之计啊！”立马密电湖南前线的吴佩孚，暂时按兵不动！

孙中山逃过一劫，到上海后对杨度念念不忘“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杨度只是淡淡道“当年在日本我就说过，他成功，我助他；我成功，他助我，现在看来，他对了！”

隔了一段日子，杨度亲自到上海找孙中山，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感慨良久：“同盟会成立，你不来；国民党初建，你不来；二次革命，你也不来；现在总算来了。”有人怀疑杨度的入党动机，孙中山亲为解释“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

当杨度办理完入党手续后，问孙中山有何指示，孙笑道：“继续去做你的老本行，到北洋潜伏吧！”

转了一圈，杨度依旧是个幕僚，只是他的头衔换成了“曹锟大帅的高等顾问。”

曹锟贿选当总统的时候，杨度基本没参合，倒是中枢的一些机密，他时不时密电发到南方，无论南北谁都未曾怀疑他：曹锟当他是“神仙级”军师，凡事悉心相告；孙中山认为他言出必行，绝对不会出卖国民党。

南北刀兵相向的时候，杨度上午在大帅府喝茶，下午与孙总统电报聊天。无间道玩到这份上，估计连韦小宝也自叹弗如。

只是直系的好运在1924年底走到了尽头，曹锟以每张选票五千元的代价“买”了个总统引起全国反对。孙中山、张作霖南北夹击，很快将直系赶下台，曹锟也被软禁。曹的爱将吴佩孚战败流落湖北。

1926年，广州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狂飙，西北冯玉祥也宣布20万大军加入国民党响应北伐。吴佩孚和张作霖不得不化解恩仇，联合起来对抗革命军。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去世，杨度信守承诺相助北伐军，不遗余力在曹锟面前“造乱”。

曹锟以为直、奉和解，自己依然能当“总统”补满任期，可张作霖、吴佩孚坚持不许，杨度便在曹锟面前挑拨，说吴佩孚野心极大、忘恩负义，如今与张作霖结拜兄弟，拒绝总统“依法复职”，绝对是自己想当总统。

北伐军打下武汉后，杨度又贬低吴之军事才能：“屡战屡败，把总统交给他的本钱几乎输得精光，此时如不收回来自己当家，我们就将剩下赤手空拳，永无翻身之望。”曹锟脑子里没多少货，气鼓鼓地拍着桌子说道：“对，非得收回来，自己当家不可！”

接着，杨度建议曹锟“杀将夺兵”，以慰军的名义到前线，找机会一枪干掉吴佩孚。然后布告天下，自为统帅，联合北洋各路对抗国民党，这是总统唯一的出路！曹锟犹豫了很久，终于决定这么办。

吴佩孚很快得知曹锟的心思，曹到前线来的时候，吴严加防卫，反而将曹给软禁了。杨度担心受到牵连，赶紧躲到了租界。

这时有名的混蛋将军、占据山东的奉军将领张宗昌不知从哪里听说“杨皙子国士无双”，上门软磨硬泡要请其担任“总参赞”。杨度起初不肯，张宗昌就下了死命令，请不到人，十几个使者全部枪毙！杨度无奈，只得去山东陪着这粗人。

据说张宗昌一生就做了一件好事：在杨度的建议下，这莽夫在山东搞了个国学运动，重刻《十三经》。杨度代其写了一篇序，写成后由张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笔摹，算“督办亲书”。

北伐军打到华北，杨度又一次在奉系内部“造乱”。此时冯玉祥打到河南，吴佩孚残部抵抗不住；孙传芳在江浙也受到重创。张作霖既要“援孙”，又要“救吴”，便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充当救火队。

张宗昌本不是奉军嫡系，不情愿被当做炮灰，杨度便在济南散布谣言：“张作霖已与蒋介石暗中携手，以消灭张宗昌的杂牌军为双方合作的条件。”张宗昌吓得要死，问杨度如何应对，杨度说：“国民革命军铁板一块，北洋已经没戏了，不如尽早跟南方合作，将军还能保佑一席之地！”张宗昌连连称是，赞道：“皙子，你真不愧为我的张子房！”即叫杨度代写一封密信，派人携函南下接洽。

张宗昌的小九九瞒不过张学良，张学良发现张宗昌首鼠两端，召其到北京开会，威胁道：“家父与孙中山先生有旧，即便我们与国民党合作，也应一致行动。如今北伐兵还没过河，咱们就闹分裂，人必轻我。且家父为吾等领袖，此事宜应由家父出面，才符合规矩。将军不会倒戈吧！”张宗昌小心肝扑通扑通。张学良接着警告：“烦请寄语杨皙子，如果他再饶舌，我要他的脑袋！”

杨度得知张宗昌不敢反奉，叹息道“竖子，不足以谋”，不辞而别回到北京。不久，北伐军扫荡华北，张宗昌一败涂地，仰天叹道：“悔不用皙子之谋！”

周恩来惦记

在北京闲居的杨度还参与了一件大事：营救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

1927年4月4日，杨度参加老友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席间无意从外交部总长口中得知，张作霖让外交部官员与东交民巷各国公使打了招呼，要去苏联大使馆抓一个重要人物！

在苏联大使馆能称作“重要人物”的，只可能是共产党领袖李大钊。

当晚，杨度就通过几条线将消息传达，李大钊等人不信张作霖真敢硬闯外国使馆，没引起重视。两天后的下午（4月6日），军警闯入东交民巷，逮捕了李大钊。

杨度多方联络，试图营救，他甚至变卖了家产，将所得四千五百大洋全部当做活动经费，另外邀请了一干名流去见张作霖……

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4月28日，李大钊等判处决后，杨度“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国民党继续北伐，张作霖被赶到东北。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权，却根本没把杨度当“同志”。昔日旧友大半凋零，谁记得这当年在日本就与孙中山、黄兴称兄道弟的“国士”，谁又相信这迷恋帝王学的老怪物，曾秘密加入了国民党？

晚年的杨度穷困潦倒，在上海卖文，有人问他“你凭什么要价这么高？”他微微笑道：“嫌贵，就别买了。我这里还有帝王学的教材，更贵，想看看么？”对方哈哈大笑：“别吹了，帝王学，诸葛亮、张良才懂，你这老头，怎么看也不是那块料！”

上海大亨杜月笙得知昔日国士竟如此落寞，专程找上门，每月供奉500大洋。杨度有感杜之豪迈，以“奇侠”视之，并为其撰写《杜氏家祠记》，称赞道“其行谊如古之游侠者流，慷慨好义，重然诺，能与人共患难，轻财货而重交游，宾客甚盛”。“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上海滩的花边小报炒作《袁世凯之国士沦为青帮弟子》，杨度不以为然，对人说：“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我算什么青帮弟子？只是清客，幕僚而已。”

如果仅仅是杜月笙的座上宾，那也太轻视“国士”与“帝王学”了。杨度在上海滩的时候，与中国特科领导人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甚至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批准，夏衍负责单线联系！

杨度就住在杜月笙送的洋房里，租界警察不敢打扰，好弄风雅的政府官员时不时三五成群来拜访。品茗赋诗之间，杨度就能获得各项情报，随后通过渠道报告给中共特科——这哪里是干特工，分明是度假。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时候，杨度庇护过的中共党员不计其数。只是他的党员身份，仅仅只有三个人知道：夏衍、潘汉年、周恩来。

1931年秋，杨度因肺病发作咳血不止，数日便去世了，他也为自己也留了一副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帝道”指的是“帝王学”，“真如”属于佛教名词，意为“真实反映”。上联感伤往事，下联寄望未来，救国之后来人，指的就是共产党。

可惜杨度的身份很长一段时间没被公开，新中国成立后，种种运动次第而至。直到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病重之时，交代秘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历史尘埃湮灭了许多真相，周恩来为何一直惦记着杨度，杨度在上海滩提供了哪些情报，都不得而知了。

杨度的帝王学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几乎失传，他说的一句话却让湖南后辈热血翻涌“如让中华民族亡，除非湖南人死绝！”宋教仁、黄兴、蔡锷等人先他而去，毛泽东、彭德怀已然崛起。杨度的学生、毛泽东的好友萧子升曾总结这两位相隔十八岁的湖南湘潭同乡，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共同点：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一个是杨度，另一个是毛泽东。杨度是以帝王学煽动袁世凯称帝，毛泽东是发动人民革命打到了蒋介石独裁。

历史学家左舜生也记载，杨度去世后，其嫡子曾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1945年，左舜到延安参观，毛泽东对着几位学者说：“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把他看看！”

抛开政治见解，单说杨度与毛泽东的眼光，二人显然均把准了“中华民国”的“死穴”，只是解决方案不一样。如果杨度的生命没有过早地结束，他会不会成为毛泽东的幕僚，再次施展其“帝王学”呢？

历史，总是留下很多遗憾。

第三节　陈宧：超级智囊也妨主

个人档案

姓名：陈宧

原名：陈宽培

字：二庵

籍贯：湖北安陆

生卒：1869—1939

所属派别：纵横术

专项特长：分析时局拨云见日，游说各方出师必胜

最相似的古人：张仪

主公：锡良、黎元洪、袁世凯

人生信条：良禽择木而栖，丈夫相时而动

最得意的事：

协助袁世凯铲除湖北共进会，逼武昌首义之地转向北洋；

轻巧除了黄兴“南京镇守使”麾下部队，瓦解同盟会；

坐镇四川，钳制西南，为袁世凯保驾护航。

最不地道的事：

抛弃黎元洪；

出主意软禁蔡锷、章太炎。

最失败的事：

冯玉祥背叛，被迫下野。

综合评述：

在云南、四川筹办军事学校，完全能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团队，却秉公做事，不贪财，不弄权，深得主公信赖；武昌首义后，对湖北都督黎元洪的危险处境分析得相当透彻，因为觉得黎非明主，毅然离去，可谓眼光超前；依附袁世凯时妙计迭出，从而瓦解南方联盟；虽做了些教猱升木的事情，关键时候大是大非看得清，与袁世凯决裂导致北洋集团对其严重不满，晚景凄凉而性格恬然。

遣散革命军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辛亥革命爆发，义军很快控制武汉三镇。由于起义时重量级领导均不在现场（几天前机关被破，躲了起来），新军、缙绅、立宪派等略加商议，认为驻武汉的前清协统（旅长）黎元洪平时为人敦厚，且思想开明，便推举黎当了湖北首义都督。

黎元洪这都督做得相当郁闷：起义当天他吓得躲在了床下，被人拉出来用枪逼着上任。而湖北本是同盟会中激进派“共进会”的地盘，其领导人“三武”——孙武、蒋诩武、张振武个个脾气暴烈，只是一时失去联系才便宜了他。

等都督府草台班子刚刚搭建，这三人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平心而论，三武多年来惨淡经营湖北，好容易才成了气候，黎元洪却抢了风头，实在让他们难以心服。经多方探讨，湖北临时咨议局决意：孙武为军政部长，张振武为副部长，蒋诩武为民政部部长，三人协助都督黎元洪。

三武各成势力，黎元洪经常遭到轮番欺负。压抑之余，他甚至想祈求上苍：“菩萨啊，请赐予我一个超级军师，教我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吧！”

时局的确复杂：湖南、湖北由共进会控制，三武想挟黎元洪，将武汉树成革命中心；同盟会打下江苏、浙江后，在南京另立中央；袁世凯被清廷请出山，以北京为根据地；其他各路宣布起义的都督们基本持观望态度，三方谁钱多兵多就听谁的。

显然，在武汉、南京、北京三大力量中，湖北最弱，黎元洪夹在孙中山跟袁世凯两大巨头之间，本来已经很艰难，而湖北内部还不合！

这年12月，已经连续两个月没睡过安稳觉的黎元洪相当亢奋地接待了一位“高人”：清廷云贵总督锡良的高级参谋、被称为“湖北三杰”之一的陈宧，陈二盦。

陈宧足智多谋，早年随着锡良走南闯北游刃有余；而且陈在军中资历比黎元洪还老，他曾任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师长），黎元洪是新军第二十一协协统（旅长）。

陈宧一到，黎元洪就聘其为都督府“高等顾问”。两人长夜畅谈，抵足而眠，陈宧告诫黎元洪：“都督虽然风光，实则凶险之极，南京有孙中山、北京有袁世凯，您出身新军，又被共进会推到前台，实则不南不北。共进会与同盟会素有恩怨，将来各方争名夺利，都督势必成为釜中之豆！”

“那我干怎么办？”黎元洪满头是汗。

“态度决绝，联孙抗袁！都督虽然出身北洋，现在又首先反清。我听说都督曾对袁之使者恭敬异常，有‘但听袁宫保吩咐’之语，实在是自降身份啊！”陈宧继续分析，“袁世凯诡谲毒辣，不易对付，我们要好好地对付他，将来政权恐怕要落到他的手里……”

“可要是孙中山妥协呢，湖北能跟袁世凯抗衡么？”黎元洪一想到袁世凯那双阴鸷的眼睛，心中就发毛。

“这就需要两手准备，其一，迅速派人到南京活动，极力影响孙中山与黄兴，跟袁世凯拼到底，即便继续开战，也是南京首当其冲，于湖北无损；其二，整顿兵马，联合西南，以壮湖北声势。将来若是北京、南京、武汉三方妥协，组成联合政府，湖北当占据中枢三分之一的职位！”

“可是共进会三武，根本不听我调遣啊，我能调动的老部下也不多。”

“不听调遣，杀之！”陈宧冷酷一笑，“湖南首任都督，共进会首脑之一焦达峰不就死于新军哗变么？都督造依葫芦画瓢，不难吧！三武一除，谁敢不服？”

“这……也太……”黎元洪觉得自己今夜又睡不着了。

陈宧的计策毒辣，却一针见血。

站在黎元洪的立场而言，如果真想与南京、北京鼎足而立，首先得整顿内部，既然三武刚愎，大可煽动几个头脑简单的心腹将其暗杀。乘着时局混乱下手，各方面都没闲工夫细细追击责任。

只是黎元洪性子温和，根本不是乱世枭雄的胚子。比起同盟会杀浙江革命元老陶成章、袁世凯杀宋教仁的干净利落，黎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

黎元洪不愿做恶人，说不过孙中山，打不过袁世凯，只能委屈地看着前二者讨价还价；更伤感的是，黎元洪周边的智囊团，几乎有“恐袁症”，力劝不要与袁作对；孙中山为了避免兵祸，也宣传“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南京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黄兴感到革命党实力弱小，“忍辱劝孙前总统禅位于袁。”

暂时留在湖北的陈宧感叹黎元洪越来越没发言权，失望之余对黎说自己愿意充当湖北方面的说客，到北京、南京联系故友，为湖北谋点福祉。

黎元洪心知留不住这世外高人，歉意地送了一笔银子，嘱咐：“我哪里都不去，就在武汉，时刻等着你回来，等你再看黄鹤楼下桃花开。”

陈宧摇头而笑，心念：不知这一去，将来与你是敌还是友啊。

烟花三月，陈宧先到南京，经老同学引荐与孙中山、黄兴等见面。同盟会中谋士如云，如汪精卫、胡汉民、宋教仁等均是智商型人才。陈宧觉得自己无法有所作为，婉拒孙黄总统府顾问之聘，施然又去了北京。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总统府参谋总长。黎不敢离开武汉，就推荐陈宧任参谋次长，入京代理参谋总长职务。

袁世凯起初对陈宧有几分戒心，因为他既是湖北籍，又是黎的谋士，不得不防。当时山东有股民军异常激进，不属于孙中山系，也不属于北洋系，扬言要杀光清廷大官。袁曾派人拿了十万大洋去遣散，结果发生了很不幸的事：钱没了，人也没了。袁世凯心思一动，让陈宧去，要是他也没了，那更好。

不料陈宧到山东后成立“善后小组”，“一对一”做思想工作，连恐吓带诱惑，居然只花了三万大洋圆满完成任务，袁大惊“北洋军中，竟无此人才”。

等陈宧回到北京，袁世凯亲自为其接风洗尘，一干名流作陪。有疯子之称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与陈宧交谈之后，戄然道：“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也许陈宧对章太炎有所忌惮，后来略施小计，将章骗到北京城软禁。

了解到陈宧手段非常，袁世凯便时不时问以国事，陈认为袁勉强算乱世之雄，也就倾囊相授。某次袁世凯请陈宧赴私宴，陈分析时局：“天下依旧三分，大总统据北京，副总统黎元洪坐镇武昌，南京留守黄兴拥兵自重，三方各有声势，暂时大家能平安相处，要是有什么风吹浪打，很可能大乱，而南京武汉联合的话，大总统之位不一定安稳。”

袁世凯深以为然，问“如何才能减除后二者呢？”

陈宧惬意地咪了一口酒：“黄兴勇而无谋，易冲动，解决他很简单。黎元洪畏首畏尾，威胁加诱惑，必然入彀。”

袁世凯大喜，再劝一杯酒：“请先生教我。”

陈宧只恨身边没有鹅毛扇，不够排场，淡然道：“先解决黄兴吧。南京留守府军队基本是同盟会主力，先去其主脑黄兴，让他们群龙无首自己溃散。咱可双管齐下：我有个老朋友在那里当师长，只要诱以重利，让他在军中造谣黄兴克扣军饷，锉其威望；另外在各大报纸上散布共和已成，过多的兵员只会增加人民负担。黄兴素来意气行事，一气一激，必然自己辞职！”

袁世凯依计而行，黄兴果然通电“自请取消留守府，遣散兵马。”袁心花怒放，称黄兴为“真能牺牲权位，谋民国统一者。”

轻描淡写之间，陈宧将同盟会最后的武装全部瓦解。下一步，就得解决黎元洪了！

荣禄之叹，锡良之荐

现在很多不负责的图书，误将陈宧写做“陈宦”，宧（音“仪”）本意是屋子里的东北角，引申为“养育”，如“东北者，阳气始起，养育万物，故曰宧。”如果高级军师陈宧得知后世糊涂作者将他弄成“太监、宦官”一类，肯定会煽动雷公：劈，死，他！

陈宧，原名宽培，号二庵，又做二盦，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三月生于湖北安陆，史称“陈安陆”。幼年丧父，随母亲和大哥艰难度日。稍长，由舅舅给养读书，遭表哥嫌弃，遭火钳打昏，后回家自学，遍访安陆名士，朝夕苦读，学得“纵横之术”。

勤奋加上聪颖，陈宧顺利地由秀才而廪生。所谓廪生，就是政府为培养人才，给成绩优秀者每月补助生活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陈宧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从此顺风顺水，毕业后又到京师大学堂读书。

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的时候，北京城一片混乱，京师大学堂师生们慌忙逃命。陈宧却浑然无惧，找到一位当官的远房叔祖介绍，到军机大臣荣禄处挂职，“为朝廷效命”。荣禄正用人之际，火线提拔陈宧为武卫军管带（营长），领军300人守北京朝阳门。

天上的神佛们并没能保佑义和团的师兄们，清军也被洋枪洋炮杀得落花流水，陈宧的三百兄弟死伤大半，他自己也几处枪伤，被迫后撤。

要说他的运气还真不差，人家逃跑时往往会掉东西，他居然在路上捡了十三万七千两银子，满满几大箱。

换做一般人，早跟兄弟们分了回老家享福，他却亲自押送到荣禄处交纳。荣禄大惊，“世上安得有此人”。北大历史系教授邓之诚先生曾记载：“庚子事起，为武卫军管带，守朝阳门，与敌力战，都门不守，銮舆西幸，收集余众，八十五人，冲西直门，浴血而出，途中得遗弃兵饷十三万七千两，亲至保定，以畀荣禄。”

腐败滋生的晚清，居然有如此清廉之士，连慈禧都着实感动了一把，陈宧也因此名声大噪，“奇士之称，闻名天下，三公礼敬，督抚交聘。”

在庚子之乱中的出色表现让陈宧谋了个好差使，1902年春，河南学政林开谟聘其为阅卷师爷，每月16两银子。这“阅卷师爷”本是闲职，捞不到大钱，陈宧的表妹兼老婆经常嫌弃他——没出息，当年你捡到那么多银子，带回家咱几辈子都够用了。

陈宧在狮吼之妻的欺凌下忍气吞声过着日子，翌年7月，从四川成都银号突然汇来八百两银子，并有一张信“酌情陈先生到成都相助”，落款是“四川总督锡良。”

天下掉的已不是馅饼，是元宝了！

满人锡良，在晚清还算是个开明权贵，他本是由河南巡抚调任四川，领导都喜欢用旧人，他离开河南时曾问属下们有没有人才推荐一二，林开谟便极力揄扬陈宧——那时候的陈宧正在家中被老婆吼。

得到四川总督赏识，陈宧立马新颜换旧貌，妻子唯唯诺诺，穷亲戚们纷至杳来。他高兴之下，还娶了个温柔貌美的小妾。这人活在世上，一定得踏实做事，哪怕是小小幕僚，也会有翻身的机会。

辗转到了成都后，陈宧在一家小客栈落脚，准备第二天去参谒总督大人。岂料当晚锡良就微服简从去客栈拜访陈宧，让陈感激涕零。

锡良问以行政之策，陈宧早就成竹在兄：“四川天府之国，南牵云贵，北制陕甘，东压湘鄂，进可攻，退可守，占尽地利。只是川内军队废弛，会匪彪悍，贪官横行，民生凋敝。都督当做四件事，可保四川长治久安：一、培养军事新人才，以四川控制西南、西北；二、清剿袍哥山堂；三、严惩贪官污吏；四、兴办实业，拉动经济！”

四点均指要害，锡良大为倾佩，立刻任其为四川讲武堂提调，负责训练新军，后来的四川军阀刘湘、刘存厚等，都是陈宧的学生。陈宧练兵之余，还协助创办了机器局（后来的四川兵工厂）。

在陈宧的辅佐下，锡良将四川经营得有声有色。几年后，锡良调任云贵总督，又把陈宧带到云南担任讲武堂堂长，编练云南新军。

如果陈宧有袁世凯的心机，绝对会在西南军校中培养嫡系，既然袁能练一个“北洋铁桶”，他陈宧为何不能弄成“西洋联盟”（“南洋新军”由张之洞负责）。只是陈宧一直把自己当成策士、幕僚，专心为领导办事，没那么多野心，也因而错失了扬名立万的机会。

1909年，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陈宧又随着老爷子去了关外，朝廷有感陈宧是颗好苗子，升其为“陆军员外郎，以四品京堂候补，于奉天充当统制差使”。

当了很多年的军师，陈宧总算被认可，转型成了驻奉天的第二十镇统制（师长）。适时湖北人吴禄贞、蓝天蔚也在关外军中当职，三人被誉为“湖北三杰”。

到了1911年的时候，陈宧的恩人锡良老爷子因病辞官，东北总督换成了赵尔巽。赵都督素来疑神疑鬼，为自家安全计，大力提拔收编的马匪张作霖一伙。陈宧是前任领导的旧人，自然不会得到赵的信赖。

就在陈宧好运走完的时候，他青年时代的同学卢静远又落井下石。卢适时在中枢军咨府当幕僚，他欠了一大笔赌债，找陈宧“借”5000两银子。陈宧说自己虽然是统制，但不善于捞钱，没得借。卢静远大怒，以为陈敷衍自己，就在军机大臣载涛面前说陈宧这人心机颇深，早年跟同盟会一干人就有交往——其实这完全怪不得陈宧，他在四川、云南都干过军校校长，晚清政府那副欠抽的样子，引起军校学生造反，实属正常。

凡事跟革命党扯上关系，清廷官员们就发毛。于是载涛罢免了陈宧的官职，把他明升暗降，弄到中央军咨府做顾问。

陈宧觉得自己混成这样，对不起老上司锡良，干脆辞官回到湖北老家。

就在他赋闲的当口，武昌起义爆发了。湖北都督黎元洪无所适从，听说陈宧就在安陆，赶紧着人去请。双方见面一聊，陈宧便觉得黎不是成事的主儿，遂到北京辅助袁世凯。袁用其计策，轻松就解了南京镇守使黄兴的兵权。

计赚黎元洪

陈宧博得袁世凯的信任后，跟湖北黎元洪也一直保持着联系，犹如双面间谍。这时候黎元洪却被武昌三武挤兑得几乎没了透气的空间，很后悔当初没听陈宧的建议。

“首义三武”均是共进会员，共进会自成立之初就跟同盟会有恩怨：它脱身于同盟会，但主张在两湖兴起革命，与前者致力于两广举事不一样。黄兴批评共进会搞分裂，遭到群起攻之“将来兄成功，我们协助兄，要是我们成功，兄就得听我们的。”结果同盟会发起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而湖北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最先响应——可同盟会与袁世凯妥协的时候，新政府却没吸收共进会成员，由此共进会严重不满。

民国建立后，共进会改组成“民社”，跟国民党对抗。“民社”内以孙武、蒋诩武、张振武为主要领导，三人各能控制一股势力。尤其是性情暴躁的张振武，手上有一支武装力量“将校团”，团内成员鱼龙混杂，有帮会头子，有新军士兵，团长方维对张忠心耿耿。黎元洪几次想收编，都没能如愿。

孙武、蒋诩武二人不擅长领兵，不足为患。张振武却一直要扩建将校团，甚至明里暗里威胁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黎元洪担心张振武发动军变，密电请陈宧赴汉商议对策。

陈宧到了黄鹤楼下，还是那句老话：“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这几个人本来只是些小军官、小学教员，地位很低，可请大总统召他们去北京，给予高官厚禄，对副总统非常有利。”

有袁世凯撑腰，黎元洪底气便足了，建议中央调三武入京“委以重任”。

袁世凯乐得湖北内讧，于1912年5月令“三武”先后进京，授予三人“总统府军事顾问官”虚衔，孙武、蒋翊武二人没说什么，张振武却很是不快，“难道我们湖北人就配做个顾问？”袁世凯只好以“蒙古屯垦使”敷衍他，却拖着不给经费。

张振武入京之后，多方联系故友，想扩大自己在军中的影响，袁世凯也很不舒服：北方是北洋的地盘，要是掺入张振武这个异类，终究不妙；黎元洪又不想张振武回到湖北。大总统、副总统均问陈宧如何处置这刺儿头。

陈宧很干脆：杀了！

黎元洪犹豫了很久，终于首肯，陈宧帮黎拟了密电至袁世凯：“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

袁世凯见后，电问黎元洪，“杀张”是否出自黎之本意。

黎元洪脑袋懵懂，再去一电：“振武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杀张自己来安排后事，说得一清二楚。

袁世凯暗自高兴，果真下了大总统令，让军法处处长陆建章逮捕张振武、方维，不经审问，直接枪毙。

黎元洪以为借刀杀人出了政敌，不料“杀张”一事掀起全国声讨：既没通过法院，又没公开审问，随便就杀了辛亥功臣，这民国究竟是谁的？当年汪精卫刺肃亲王，查得铁证如山也没判死刑！

袁世凯不慌不忙，公开了黎元洪要他杀张、方的电报。黎元洪里外不是人，屡次在公众面前含泪认错。

其实，“杀张”的整个流程都是陈宧施的连环计，陈宧认为黎元洪成不了大事，便极力支持袁世凯。袁不费吹灰之力，既打击了黎元洪的声望，又离间了湖北革命党，迫使黎靠向北京。因为张振武是共进会的元老，同盟会并没因此事跟袁世凯撕破脸。黎元洪为防湖北民军哗变，请掉北军南下“清缴会匪”，共进会孤掌难鸣，被北洋军诛戮殆尽，湖北由此彻底落入北洋系统。

杀张引起的另一后果，便是共进会对同盟会彻底失望，双方宛如仇敌。等到北洋集体杀了宋教仁，国民党兴起“二次革命”时，昔日的南方同盟早就被陈宧分化肢解得差不多了。国学大师章太炎以第三者身份骂袁世凯，也被陈宧骗到北京软禁。袁世凯则对陈宧赞誉不已，先授勋二位，又加陆军上将衔。

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之后，陈宧又献上一计：“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副总统无一领兵驻扎地方，美国为共和楷模，副总统不仅驻京，且任上议院议长。应当将黎副总统请入京来，不妨也干个议长。现在乱党已灭，不再须要由黎副总统坐镇地方，有一统兵大员就足够了。”袁深以为然，几次三番电召黎元洪进京，黎虽无能，却不傻，赖在湖北不走。

为了把黎元洪弄到北京，陈宧“往返三次，拖延二月”，最后与陆军总长段祺瑞联袂赴汉，哄黎元洪，“要是副总统实在不想去北京，就送我们一程吧”。黎憨厚，送二人上船，自己没能下来，被驾着去了北京。

1913年底，段祺瑞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北代都督，北洋第二师也由江西开进湖北，黎元洪在北京气得咬牙切齿。

陈宧每件事都干得相当漂亮，袁世凯十分满意，便委托他处理川、滇、黔、粤、桂五省军务。

坐镇四川，钳制西南

1914年，袁世凯已平定全国大部，唯桂、黔、滇、川四省“统而不治”，便问陈宧如何处置四省。

陈宧再献良策：“桂方陆荣廷出身绿林，名气虽大无远志，总统笼络以最高礼遇，派个与陆合得来的人任广西省长，桂可无忧；黔方刘显世是立宪党梁启超的学生，梁本人就在北京，大总统隆重请梁启超前来当顾问，黔事自无问题；川方胡景伊能力平庸，我可以煽动昔日学生给他添堵，到时候逼他下台，换个人去就行；滇方蔡锷不好对付，此人雄才大略，与国民党要人关系不错。不过，这也难不倒区区，蔡是湖南人，却领导着云南军队。我早已派人与唐继尧、顾品珍等云南实力派联系，到时候云南军中稍微有非议，蔡锷必不安其位，大总统特礼遇之，蔡必入京。蔡去，滇人握滇权，亦感激大总统。由此，中国各省定矣。”

什么是战略眼光，这就是！

袁世凯听完，大大叹了口气“幸好你不是孙中山的人！”

接着，袁按照陈宧的建议步步落实，果然收到奇效。蔡锷被调入北京，陈宧主动与其交往，双方都不是北洋系，蔡锷豪迈，不疑有他，还当陈宧是贴心兄弟。

逐步收拾完云南、广西、贵州，剩下就是四川了，袁世凯把四川都督胡景伊骗到北京“叙职”，然后让陈宧坐镇天府，钳制西南。

陈宧只想帮着袁世凯平定天下，却意外得到如此厚礼，自是感激。

1915年2月20日，陈宧带着李炳之、伍祯祥和冯玉祥的三个混成旅走马上任。临行之前，袁世凯紧紧握着他的手：“二庵，西南半壁山河从今天起我算托付给你了。”袁还调拨200万军费送给陈宧，并让长子袁克定与其拜为把兄弟。

被软禁的章太炎得知，冷笑一声：“陈宧将不能与袁共始终。陈宧并不是北洋系，却被授以大任，一定会引得北洋内部不满。到时候袁世凯为了笼络旧人，绝对会拿陈宧开刀！且陈宧的智商远在北洋武夫之上，到时候肯定不满，陈宧一反，袁世凯就完了！”

章太炎跟陈宧的智商不相上下，要是两人斗法，真难说谁胜谁败。

此刻的陈宧是满怀感触，从幕僚到封疆大吏，一步步走过来多不容易啊。行船过巫峡时，他写诗抒怀：“二十年前事，追恩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世态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蹉子又西征。”

陈宧到四川后更是伤心：晚清时他随着锡良经营四川，天府之国已现生机，岂知故地重游，依旧满目疮痍。还是老问题：军队废弛、土匪多如牛毛、贪官污吏横行。

乱世必用重典，陈宧下了三大毒手：一、整顿军队，与国民党和黑社会有牵连的士兵多半遭到诛杀；二、对土匪实行“清族”，查出土匪姓氏后，满族连坐，及时举报者，重奖；三、大杀贪官，他说“贪者有巧拙之分，拙者在前，巧者在后，一竿子撸到底！”

几步棋走下来，四川几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如果袁世凯让陈宧到四川只是实现其“个人抱负”，宾主二人也许能永久融洽，但袁只当陈是私人爪牙，那就太小看陈宧了。老袁在北京城自导自演“讨论国体”的时候，北洋旧人无不通电“拥护帝制”。北京致电陈宧，问他的态度如何，陈以五个字应对“军人无意见”。北洋诸将认为陈宧不够积极，没有劝进，纷纷来电质问，陈干脆不吭声了。

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陈宧闻讯只是摇头：“这帮人要演猴把戏了。”迫于袁世凯的压力，他也在四川成立“筹安会四川分会”。

袁世凯称帝后，封陈宧为一等侯，并命其在四川修建“行宫”。陈宧就仿北京宫殿，选了个小山，弄了个山寨版的“紫禁城”。其部下问他何必如此认真，陈宧笑答：“我是替老大袁克定筹划啊，将来他也许会封为蜀王，我不能不替他准备好府邸。”

有人说：“他是太子，太子应该留在京里，为何出就藩封？”陈答：“依我看，储位不一定轮得到他。”问的人更奇怪：“如果他到四川，将军往何处去呢？”陈笑道：“我大约又走老路，从前我是由四川到云南，将来可能也是这个途径，命中注定我的任务是开路先锋，小幕僚罢了，哪能长久当都督？”

这年12月25日，逃回云南的蔡锷通电独立，竖起护国大旗挥师北伐，四川首当其冲。蔡锷了解陈宧的手段，致电“期望兄长立揭义旗，共灭国贼”“吾兄才望，冠冕南州，挈兹纲领，登高一呼，则海内向风，纠纷宜可速解。”陈宧复电“环境困难，事权不一”。

二人称兄道弟，双方军队也是装模作样。陈宧手下有蔡锷的旧部，蔡锷军中有陈宧的学生，怎么可能打得起来呢？

陈宧心中很纠结：袁世凯是他的主公，按道理说他应该为主公尽忠；但袁称帝确实失了民心，也不知是谁给老袁灌多了迷魂汤。他暂时不想独立，是无法割裂对袁的私情；他也不想与蔡锷交锋，要是为袁不切实际的理想卖命，那样自己就不再是袁的高参，而成了其走狗。

陈宧的暧昧却让袁世凯很担心，袁赶紧派了个“参谋长”到四川监视。又在没通告陈宧的情况下，命曹锟为“长江上游司令”，整顿北洋三个师踏入四川，隔断陈宧部队和蔡锷部队之间的联系。

曹锟急于立功，与云南护国军拼死作战。电影《开国大典》中便有这样一个场景，蔡锷（刘德华饰演）问朱德：“前方是谁的队伍，这么嚣张？”朱德回答：“曹锟部下，吴佩孚。”

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四川交战，倒霉的却是四川百姓，陈宧实在不堪忍受：做幕僚被主公怀疑，何必赖着不走？郁闷、困惑、惶恐交加，多年后回忆起来，其抑郁之情仍弥漫在笔尖：“·····宧为疆吏，曹锟等援蜀，皆不相关白……诸军入蜀，竞割膏腴地，截留赋税……宧不得调炳之兵，念有老母，不可以死，请辞，不许，请以曹锟代之，不许。······”咱为袁世凯守边，他调曹锟进四川，居然不告诉我？北洋军在四川坐地征粮，我无可奈何？我要辞职也不许，何必如此对我？

袁的行为深深刺激了陈宧，他本来以为袁世凯对他是十分信任，不想袁居然如此猜忌他。

就在这时，陈宧最信任的秘书胡鄂公提出辞呈“先生，我不想干了，我不好意思呼万岁。”陈颇为感伤：“我何尝愿意做一人一姓的臣仆？”胡劝导：“蔡将军是杰出人才，与您又是故交，何不及时宣布独立，驱逐北军？”陈宧犹豫片刻“还是派人先去湖南、江苏，与汤芗铭、冯国璋二位共同协商。湖南与四川相近，我若独立，汤不攻我，也算为乡民谋福；冯国璋是曹锟的老上司，若他有所指示，曹锟也不至于糜烂四川！另外，我与袁项城多年交情，不好反他，还是让川军将领先通电吧！”

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中，陈宧依旧能抓住主要矛盾，有条不紊处理问题，确实是人才难得。胡鄂公不负所托，说动湖南都督汤芗铭、江苏冯国璋；刘存厚、冯玉祥等四川驻军也先后宣布停战。

一切妥当后，陈宧以四川省议会的名义劝袁世凯“退位”。袁大势已去，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袁世凯虽然不当皇帝了，还想继续做大总统。此刻他又拉拢陈宧，让陈出面与西南护国军政府商谈，却遭到蔡锷严词拒绝。

送命二陈汤

西南护国军政府坚持让袁世凯下台，老袁的底线是“我不当皇帝行，大总统之位不能退！”南北谈不拢，只能继续打。

曹锟三万兵马就在四川候着筹饷，蔡锷的护国军也摆开进攻架势。四川作为南北战场，一时风声鹤唳。

陈宧虽反帝，却不愿反袁，必定还是惦记着与袁的宾主关系。蔡锷持续通电，劝陈宧宣布独立，驻扎在重庆的曹锟蠢蠢欲动，陈宧无奈，于5月3日和1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劝袁“以退为进，卷土重来，未为可知。”

袁世凯此刻再也听不进陈的建议，甚至下令调走陈之得意门生冯玉祥。幸好冯玉祥惦记着恩师，率部从川陕边境赶到成都，陈宧相当欣慰，再三勉励。冯玉祥承诺“某此来，系向军宪阵情。曹锟小儿与某素仇，军宪纵不校。某亦将自告奋勇。”

四川各界也纷纷邀请陈宧独立，南军跟北军在四川境内交战，倒霉的是谁啊？

陈宧痛苦斟酌一番，让秘书胡鄂公写了份独立宣言通电南北，发布前夕陈宧凄然对胡说：“袁阴毒无比，电报我是发定了，不过我以后即便不做官，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5月22日，四川正式独立，陈宧在电文中说：“项城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者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袁世凯接到电报时候正在吃饭，气急之下居然噎昏了，灌了几口汤水才缓过气，对旁人说：“人心变了啊，没想到陈二盦居然反我！”《民国文献》中记载：“时袁忧危成疾，阅电大忿，凄然而起曰：‘人心大变，乃至是耶！’言已，呃逆气喘，病加剧。陈宧一电，则不啻袁之催命符。”

24日，袁世凯发出一电，对陈宧痛斥，大有食其肉，寝其皮之恨意：“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陈宦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同时，袁下令任命重庆镇守使、四川军第一师长周骏进攻成都，以“川人治川”为旗号，赶走“客军”蔡锷、陈宧。

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周内陕西都督陈树藩宣布独立，湖南都督汤芗铭也宣布起义。四川、陕西、湖南三省是西北、西南、华中战略要地，三都督独立，导致袁世凯急火攻心一病不起。北洋系大哗，纷纷指责三人忘恩负义。上海租界报纸上用“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讽刺袁：袁想当皇帝，有筹安会杨度等六人出谋划策；现在二陈汤（陈二盦、陈树藩、汤芗铭）来送命。

袁世凯气急败坏，下令北洋无论如何要弄死陈宧，曹锟、周骏顿时不打蔡锷了，齐齐朝陈宧压来。

在这个时候，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却出卖了恩师，他捞到了二十多万大洋以及一批物资之后，通电“本军全体官兵，毫无权利思想，决不因都督位置之关系，拥护陈公个人为都督而启战端。”陈宧无可奈何，黯然离开成都，事后评价冯玉祥“唯利是图，本无所谓信义，此人诚可畏也”。

陈宧退出四川前，金库里还有六万两军费，他全部作为兵饷发给士兵，川军无不感叹：“世有清廉如陈督军乎？”

袁世凯未能统一中国前，陈宧除黄兴、剪黎元洪、平西南，可谓立下汗马功劳，到最后幕僚与主公竟闹到非要弄个你死我活才干休，他的心情极度暗淡：“大抵世凯雄猜，而宧负命世之才，终至差池。然知宧才者，竟莫世凯者矣，也不知委曲，遽谓宧背德。宧之为德于世凯多矣，而世凯背之宜其及也。”意思是，袁世凯是雄主，我是人才，也许都太有才了，跟曹操遇到杨修一样，最终造成悲剧。

陈宧离开四川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川军虽然如愿以偿实现了川人治川，但群龙无首陷入几十年的内斗——刘湘、刘存厚等陈宧的学生们都想座上头把交椅，打得整个天府之国遍地狼烟；冯玉祥因为背弃恩师遭到同僚唾弃，在四川无处立足，冯军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磕碜了很久去了西北，后世称为“西北军”。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上内阁总理，北洋宣布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南北算是有了和谈的基础。

北京领导班子重新搭建，大总统黎元洪提出“全国裁军”的口号，陈宧此时已经走到宜昌，手上只有七千人马了。他立马响应中央号召，通电要将队伍解散。

陈宧此举无非是以退为进：时任湖南都督的汤芗铭因诛杀革命党太多，被湖南人赶了。湖南暂时由国民党人、湘军统帅陈潜代理都督。北洋肯定不愿意让湖南落入国民党手上，但是暂时无兵可调，而陈宧几千人马正好挨着湖南，完全能踏入湘江夺权，要是就这么散了，对北洋可是极大的损失。因此中央政府肯定会让他留在湖南！

大总统黎元洪对陈宧的感觉可用一句“让我欢喜让我忧”来概括：当年这位陈兄认为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很潇洒地投奔了袁世凯；现在又想将军是用他呢，还是废了他呢？

黎元洪不是北洋嫡系，深知总统之位不一定安稳，现在不是树敌的时候，而要多拉几个封疆大吏当亲信，陈宧必定是湖北人，得和解。念及此，黎总统大笔一挥“提议陈宧为湖南都督。”黎元洪想送陈宧个顺水人情，总理段祺瑞也觉得陈宧入湘夺回政权对北洋有利，二人一合计，于7月6日下令“任命陈宧入湖南，任都督”。

陈宧略施小计，便为自己争取了主动，可惜他命中注定干不了一把手。正当他兴致勃勃南下的时候，湖南各界却掀起“倒陈”运动。北洋时代的老百姓们动辄游行抗议中央，要驱逐本省最高行政长官，而且屡能成功，也真是民国一道风景。

湖南一直是南北的缓冲区，要是北洋政府掌控，那么两广云贵的都督们都觉得不安全。而国民党党内“湖南派”人数众多。湖南咨议局商榷一番，对中央通电道：“陈督带兵入湘，则于湘省秩序甚为危险……，陈督若单骑入湘，或者不致冲突，倘仍以冯玉祥之北军万人前往长沙，是水益深而火益热，非徒劳无益，而又害也……电饬陈督军如赴湘任，只可自带卫队数百名，万不可再率全军前往，致遭激抗，而使三湘沦于纷裂。”

陈宧能控制的军队不过七千，冯玉祥又不怎么听话，而湖南省内尚有西南联军2万部队，国民党四个师近5万部队，要是强行入湘，可能连命都没了。

罢了，官场不是什么好地方，收山吧。陈宧仔细回忆了自己当幕僚的风光一生，叹了口气：“未遇明主，徒唤奈何！”遂通电辞官。

陈宧回到北京后，舆论界强烈要求将其列为“帝制祸首之一”，黎元洪力保，加上蔡锷也从云南来电为其辩解，故而得以幸免。翌年1月，总统府升任陈宧为“毅威将军”，不过是个荣誉称呼，重要意义在于能享受高级干部待遇。

此后，陈宧一直隐居在天津，以读书自遣，绝口不提往事。晚年甚至靠着典当维生，也不找任何熟人资助，他曾写过一首词抒怀：“闲窗无事拥书城，琴韵杂棋枰。已了蚕桑，葭墙蓬户，又出机声。粗衣淡食能容膝，无暇计功名。英雄成败，苏张游说，任尔纵横！”

从幕僚到封疆大吏再到隐士，陈宧的竟如此怡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官数载，居无半分私藏，门生送钱给他，他深表感激：所馈已收到。小债已偿，寒衣已赎，尚有余款，留作度岁之资。生活常此连累朋友，不胜惭愧。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倒台，已经贵为北伐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冯玉祥得知恩师生活困难，让部下将原十六混成旅一笔公积金二万余元，送给了陈宧。可惜陈宧名士风流，根本不擅长理财，生魏熟张谁来借钱，他都慨然相赠，没多久又贫穷如故。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赶紧差人去找陈宧，聘其到南京“共商国是”，陈淡然拒绝“又是当顾问吧，没劲”。

1935年6月，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听说老长官陈宧生活无靠，特聘其为军事顾问，每月送车马费数百元。1936年国学大师章太炎去世，陈宧亲作挽联寄往苏州，联云：“囊括大典，整齐百家，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君，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上联称章之学问堪比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下联赞章之铁骨不让三国时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章太炎当初一见陈宧，就说“乱民国者必属此人。”后来陈宧略施小计将章软禁，章太炎又断言“陈宧跟袁世凯合作不长。”章死后陈宧倍感寂寥：“太炎真知我，我亦真知太炎。太炎一语，足定天下之安危也。”

华北沦陷时，日本特务邀请陈宧出任“新民会”会长，陈坚决不干：“我不能当汉奸亡国奴和民族败类，做遗臭万年之事。”

1939年10月25日，陈宧病逝北平，身后无限凄凉，家中竟无法殡葬，一些门生故交主动筹钱，才将这一代奇才安葬于西直门外广通寺福田公墓。其老友、北大历史教授邓之诚感叹：“位至树疆的陈先生，谁又能想到，以得竟闲在家里，天天卖桌子、椅子吃饭。”“现代的军人中，先生的才、先生的智，哪一个比得起？”

民国政坛，鸟飞鱼跃，依附袁世凯，却又能因大义而断私交的人，只有陈宧（其他人即便与袁不合，最多是保持沉默）。这小小幕僚既有广博眼界，又能安贫乐道，实在是奇人。可惜到现在，已没多少人知道他的生平旧事了。

第四节　王士珍：北洋军团老大哥

个人档案

姓名：王士珍

字：聘卿

号：冠儒

尊称：聘老

籍贯：河北正定

生卒：1861年（清咸丰五年）——1930年7月

所属派别：军旅派

专项特长：自学成才，熟读兵书

最相似的古人：卫青

最高职位：清朝提督、民国总理

领导：袁世凯

人生信条：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最得意的事：

甲午之战，指挥炮队与小日本对轰三昼夜；

义和团事起，保山东太平，齐鲁从而没遭到八国联军蹂躏。

民国后，袁世凯为控制军权，特派太子请他到京畿主事；

任中华民国总理，调和北洋内斗。

最不地道的事：

残杀义和团。

最失败的事：

张勋复辟时没能及时阻止；当了三个月总理就被迫辞职

综合评述：

为袁世凯加官进爵立下汗马功劳，从不居功；一生带兵，门生故吏满天下，却不留嫡系；努力维系北洋关系，推崇和为贵，尽量避免杀伐；城头变幻大王旗，京畿动荡之时，总是他出面善后，组织“和平维持会”维护日常秩序……世称“北洋之龙”，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太子请大哥护航

1914年春的一段日子里，北洋军团精神领袖、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总是闷闷不乐，按理说他应该趾高气扬：镇压了“二次革命”，逼着国会“选”他当总统，“制定约法”将自己弄成“终身总统”……就差没当皇帝了。放眼天下，谁能有他风头足？

只是袁之心结在北洋内部：虽然赶走了国民党，慑服西南军阀，但他与在外带兵的北洋将领之间也产生了猜忌。原因也是多方面造成：

一、北洋地方势力太大。二次革命期间，北军南下抢了不少地盘，许多将领现在已兼任某省都督，财权政权军权一把抓，隐成尾大不掉之势。

二、袁世凯为了消弭地方割据，秘密计划实行“废省改道”，即废除省一级，以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这样一来，中央就能收回大部分权力。此计划还没实施，北洋都督们早已风闻，对袁颇有腹诽，从此抱团结成小圈子。

三、北洋诸将纷纷请了高参，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以袁马首是瞻。

北洋将领之中，实力最大的两位无非是直系头领冯国璋和皖系首脑段祺瑞，冯国璋坐镇江苏，湖北、江西都督均是冯的下属，长江一线俨然是直系势力范围；段祺瑞担任政府陆军总长，名义上掌控了北洋的军事调遣之权，另有浙江、安徽、福建等地都督是段的同乡下属，皖系也不容小觑。

冯国璋在南京貌似韬光养晦，暂时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亲密关系；段祺瑞就在京城，眼皮底下，且对袁的指令不那么言听计从，引起了袁的不安。

更过火是，段祺瑞有个幕僚叫徐树铮，担任着陆军次长之职，经常为段献计献策，以图扩大皖系影响，将来以段代袁。袁对徐树铮十分厌恶，骂其是“小扇子”，四处扇风点火，想把他调开，段祺瑞坚持不肯“即便得罪项城，也不能没有小徐！”

段祺瑞无大过，袁世凯动他不得，段手上控制着兵权，袁又极为不安。在这当口，袁的大公子袁克定出了个好主意：将“北洋之龙”王士珍招入北京，然后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做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亲自掌握。这样一来，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段祺瑞就被架空了！

昔日北洋军中，上级军官基本是袁世凯亲自控制，而中层军官则由段祺瑞代管。段祺瑞的夫人是袁的侄女，太子袁克定却认定这“姐夫”有异心，极力唆使老爸请出王士珍，先建立一个“模范团”训练中层干将，然后将这些人调遣到各地军中，从而控制全国军队。

袁世凯一方面感慨“旧人暮气已深”，一方面想为儿子铺路，便同意了的袁克定的建议，派了专车让儿子去接王士珍，临行前反复叮嘱：“要是请不到，你就别回来了！”

王士珍是北洋将领的大哥。当年小站练兵，外国公使们最为欣赏三人，称“王士珍为龙，大气恢弘；段祺瑞是虎，彪悍凶猛；冯国璋是狗，忠心迅捷。”只是王淡薄名利，民国建立之初辞去一切官职，回河北老家享受天伦之乐，袁世凯屡次邀请，他就是不愿出山。

袁克定见到王士珍后，恨不得椎心泣血：“大哥，参不参加政治是一回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三番五次下来，王士珍无奈，只好随同袁克定来到北京。

袁世凯见到王士珍，非常高兴“聘卿（王字）来，我心安矣。”特意选了个良辰吉日授王为陆军上将兼“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主任，负责操练“模范团”。

王士珍不愿当团长，请大总统袁世凯兼任，袁笑得眼睛都没了：我的心思还是你最懂啊。

官方仪式走完，袁世凯又让袁克定与王士珍烧黄表、喝血酒结拜兄弟，以儿子的前程相托付。自此，“王士珍”三个字在北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坊间甚至流出“王龙即将代替段虎”，出任陆军总长。

段祺瑞气不过，称病请辞，想试试袁世凯。岂料袁假戏真做，批准，段无端吃了一个哑巴亏，真给赋闲在家了。

好容易弄走段祺瑞，袁世凯就想让王士珍兼任陆军总长。王士珍不愿得罪北洋老兄弟，极力推辞。袁世凯实在想不出合适人选，就想启用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蔡锷。蔡锷原为云南都督，在滇编练新军颇有建树，二次革命时，袁世凯命军队进逼云南，强令蔡锷来京，之后将蔡软禁。

蔡锷是个军事人才，袁世凯一直想收买，便咨询王士珍可否。

王士珍沉吟片刻：“锷乃南人，且对总统颇异之，如用之，北洋诸人心将寒。”袁世凯默然。

段祺瑞听说袁世凯要将军队交给蔡锷，也愤然致信：“不如让王大哥干！”

最后，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段之亲信徐树铮也被踢出了陆军部。

1915年，袁世凯犯浑想当皇帝时，趋炎附势之流纷纷“劝进”，北洋旧人无不“极力拥护”。王士珍不为所动，有同僚问他为何不响应潮流、坚持袁项城的领导不动摇，他淡淡说了句：“自家人，何必弄这套把戏！”有激进派威胁“如果你不拥护称帝，就杀了你夫人。”王士珍冷笑：“你要是敢这样做，我就自杀！”袁世凯听说后，摇着头道：“他性子执拗，你们别逼他了。”

袁世凯的皇帝彻底害死了自己，老袁一走路，世人对王士珍不同流合污的品性极为称赞，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极力推荐王为陆军总参谋长兼京畿警备总司令，王士珍的身份从袁世凯的高参，变成了北洋集团的裱糊匠——此后他一直都想弥补北洋兄弟之间隙，可惜不断希望，却不断失望。

英雄不问出身

在北洋军团的赳赳武夫中，王士珍可谓属于异类：他半生带兵，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却没有嫡系；他忠于晚清，曾任清廷陆军大臣，又赞成共和，在民国初期担任陆军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他是北洋大哥，北洋争权夺利，每有抵牾，都请他调合；他与国民党关系也不错，国民革命家北伐时，他多方斡旋，屡见成效。

他有名又无名，同为三杰的段祺瑞、冯国璋均先后贵为国家元首，屡被史书提到，作为大哥的他，却经常被遗忘。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人。自幼过继给伯父为子，可怜命运多舛，少时生父、养父先后去世，生母、养母年轻守寡矢志抚孤，乡人赞之为“双节”。王士珍磕磕绊绊读了几年书，家中实在穷得没了活路，便入伍参了军。

其从军过程，相当有趣。

有资料说王士珍当初在朝阳镇总兵杨瑞生（杨度的伯父）身边做马弁，本名不叫士珍，叫“王卫青”也说不准。从喂马的小子变成一代名将，貌似也只有卫青和王士珍。

清廷著名爱国将领聂士成受命编练“武卫新军”时，向老友杨瑞生求将才，杨便开了一张名单，其中有个“王士珍”。谁知那家伙是个富家公子，到军营纯属玩票，称病退伍。杨瑞生名单已写，就让马弁顶替，于是假王士珍成了真的，一到聂部便被委以重任。后来真“王士珍”穷得只剩下一根裤腰带，在杨瑞生家做伙夫，有人戏谑“你已经飞黄腾达了，为何不去北京当官啊？”那家伙连称不敢“那个王士珍已经不是我了，我不敢再叫王士珍了！”

根据正定县志记载，此事又有一说：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天津建立“武备学堂”，由嫡系大员荫昌任督办（校长），从各军中选调中下级军官集训深造。直隶提督叶志超部下有名叫黄世珍的福建籍军官被选入册，不知何故，临近入学黄世珍不辞而别。叶志超正为难，勤务兵王士珍进屋送茶。叶随口问道：“上报的武备学堂学员中黄士珍走了，让你顶替，愿不愿意？”王士珍谨慎回答：“求之不得，只是小人不是军官，不够资格。”叶志超说：“反正南方口音中‘王’、‘黄’不分，你顶上吧。”

由此，王士珍进入北洋武备学堂。因刻苦努力，成了第一期学员中的高才生，深得校长荫昌赏识。后来，荫昌升任两江总督，点名推荐王士珍为江北提督。

英雄不问出身，传言也不可尽信，王士珍入武备学堂，的确是聂士成、叶志超共同推荐的。在学堂里，他与冯国璋、段祺瑞结为好友。三年学满后，王士珍回到叶志超部担任参议，驻防山海关。

甲午战争（1894年）爆发时，王士珍随叶志超、聂士成开赴朝鲜平壤。日军不断增兵，王士珍观察地形后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对来犯之敌实行猛烈打击。”叶志超认为王年少无临战经验，没采纳其意见。

结果日军四路猛攻，清军失了先机节节败退，阵前指挥左宝贵战死。王士珍率领炮队在西城与日军对轰三天三夜，其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被弹片击伤，依然不下火线。

日军火力太猛，叶志超、聂士成先后破城而出，王士珍指挥的炮队吸引了敌军如潮攻势，最后乘着夜色突围。当晚，日军将平壤围得水泄不通，加上天昏地暗，突围军南北不辨，幸好王士珍带着绘制的详细地图，按图索骥，成功脱身。

行军途中，官兵们饥渴难忍。某日在一村休息，该村居民已逃避一空，士兵们偶然在农户乱柴下发现埋藏的两个大缸，里面装着衣物细软和面粉，便分而食之。王士珍得知后，让勤务兵拿出五两银子放进缸里，原样封好才率队离去。

甲午一战，清廷大惊失色，朝野均感到创办新式陆军的重要性，便下令袁世凯到天津小站练兵。袁找北洋武备学堂督办荫昌要人才，荫昌推荐了四个：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和梁华殿。

袁世凯初见王士珍，觉得此人“语不惊人，貌不出众”，实在看不出过人之处，可稍加攀谈，就大为欣赏。如果说段祺瑞、冯国璋是勇猛型，这王士珍可是智商型！随后，袁任王士珍训练工兵，冯国璋练步兵，段祺瑞练炮兵，梁华殿带马队——梁华殿命短，居然在某夜马坠深池淹死了，不然北洋可能是“四杰”。

日子一长，袁世凯对性情敦厚的王士珍尤为信任，凡军中人才绩效长短，都向他咨询。王士珍言出必尽，对外却不露口风，有人批评王巴结袁，“本是带兵之将军，却成了吹捧之师爷。”王凛然道：“我为事择人而言，谈什么师爷巴结？营私植当，是古来小人行径！”

新军训练日见火候，某次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奉诏检阅。王士珍所带的工程营将水雷、旱雷、踩雷一一演习，荣禄看得眼花缭乱，想表扬几句居然找不到合适的词。

又一次初春尚未解冻，荣禄检阅时必须过河，王士珍下令工程营搭建帆布桥，无论步、骑、炮、车从桥上通过，行如坦途。这种帆布桥拆散了又可改成帆布船，又便易携带，荣禄又目瞪口呆。

等到检阅完毕，荣禄随口问这河水啥时候能解冻。王士珍回到：“不出三天。”

事情果然如此，荣禄回京之后，对袁世凯写信道：“王员才大心细，审虑精晰，不第于长于兵事也！”

袁世凯练军，博得了极大的政治资本，光绪二十五年清政府派袁任山东巡抚，袁委派王士珍带着两个亲兵便装到山东勘察地形。

王士珍风餐露宿日夜兼程，不到一个月，即将山东沿海各要隘、何处能当屯兵之所一一调查清楚。返回时，袁又惊又喜：“胡速归如此！”王答：“沿海要塞无不勘察，驻屯计划无不周详，办完公事不敢耽搁。”

有这样既能带兵又能谋划的人才，袁世凯能不高兴么？

北洋第一智将

新军随袁世凯开拔至鲁后，王士珍升任军事参谋。

某次全军会操，德国胶州都督应邀到济南观悦，见旌旗鲜明，队伍整肃，颇有马鸣风萧之气象，对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赞不绝口：“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王持重如龙、段威武虎、冯迅捷如狗。”

谁都不愿意被比作狗，冯国璋一直认为翻译是个“临时工”，其实洋人的本意应该是“冯迅捷如豹”！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闹起了义和团运动，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企图利用义和团谋取私利，大力支持师兄们请出漫天神将“扶清灭洋”。结果北方几省的大师兄二师兄杀洋人、烧教堂。袁世凯主张对义和团力剿，地方官绅认为主抚。

王士珍建议：先行劝解，然后把军队分布会众聚集之地，予以监视；如有怙恶不悛者，先捕杀首犯，解散胁从。袁认为此计甚好，就让王士珍管领山东全省军务。王向团民“出示剀切晓喻，先后至十余次之多”，然后举起屠刀。

在新军的督剿下，不出一个月，山东义和团民死伤惨重，余部转向直隶和京津地区，山东反而安定下来。

这六月，载漪、载勋突然派义和团两位师兄，拿着清政府的令箭到济南找袁世凯，说王爷命令：袁都督必须允许义和团在山东全省设坛，以达扶清灭洋之效。

袁世凯大惊，立即召集文武幕僚开会商议，大家都认为这是个难题：如答应，义和团闹起来一定不好控制；要是不答应，端、庄二王怪罪下来，袁大帅的官帽子就没了……

众人一时想不出对策，王士珍慢慢站起来说：“这事不难，就交给我来审问吧！”袁世凯疑惑地点点头。

王士珍随即离开了会议厅，带了几个亲兵将两位师兄拿下，然后将令箭左右翻看，突然大喝：“两个大胆匪徒，哪里偷来的王爷令箭，斩了！”对方来不及答辩，人头已经落地。

接着，王士珍如无其事回到会议厅，会议还没有散，袁世凯问：“审问得怎么样？你把来者怎么处置了”王答道：“报告大帅，两个骗子，斩了。”袁倒吸一口冷气：“要是令箭是真的呢？”王丝毫不乱：“原璧封还，向王爷报告，偷令箭的人被咱杀了，咱给他们面子，他们就不会撕破脸。”袁顿时醒悟，大为赞叹“明决利落”。

袁世凯依王士珍的良策，山东的义和团始终没成气候。师兄们在京津地区闹得乌烟瘴气时，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避难山东，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洋人均感叹“齐鲁丰澄”。八国联军侵入京师烧杀抢掠时，王士珍命人在山东、直隶交界处各村镇用白粉大书“山东境地”四字，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是保护外国人的，联军部队因此并没蹂躏山东。

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时，下令各地都督派兵勤王，王士珍极力主张袁世凯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东南护保”：别趟浑水，朝廷跟洋人打不了多久。

袁世凯依计而行，果然朝廷派出李鸿章谈判。

北洋将领们很佩服王士珍的眼光，问他为何能料到先机。王士珍说：“义和团之乱我们自保，对整个国家立场而言，不能算对；但政给一些人闹得太不像话了，要是继续折腾，无故让洋人把老百姓当做泄愤对象；所以只能先顾地方再说，这也是迫不得已啊！”

八国联军占据天津后，法国兵抢了十万但精盐，通牒山东买下，不然就派军舰送来。袁世凯心知对方是敲竹杠，却想不出解决方案。王士珍出主意道：“大帅只管按外交手续力争，其他由我来办。”然后，王士珍派人到天津找到一些大盐商，给予部分“补贴”，让他们按对折买下盐。法国兵本是想捞一把，也不愿真兴师动众将盐运到山东，既然有人出现收购，他们也就罢了。王士珍没花多少钱，就成功替袁世凯解了围。

朝廷很快与洋人和解，慈禧回銮，王士珍建议袁世凯带了大把的钱“迎驾”。袁颇有影帝潜质，跪在老佛爷面前哭的肝肠寸断，王私下大举送钱，结果二人得到清廷交口称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冬，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时红得发紫。清廷再次委派袁练“北洋新军”，袁改革军制，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以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三人分任总办，他自兼全军统帅。

王士珍深得袁之信任，可谓风云化龙。据他的侄孙王发礼回忆，王士珍从没做以权谋私的事情：一次袁世凯派王士珍到正定、大名各地选募壮丁，有宗亲族人多次找上门，要求给一个差事，王婉言谢绝。王的堂弟王楼珍走夫人路线，求堂嫂让师爷以王士珍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信写好后，堂嫂又偷偷盖了王士珍的行章。可王楼珍与堂嫂均不识字，印章盖错了地方。管事的军官看到推荐书微微一笑，安排王楼珍暂时住下，随即就把推荐书给王士珍邮去，王士珍看后大怒，痛斥夫人，明令对堂弟不可重用。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根据袁世凯的奏谏在北京成立练兵处，作为编练北洋三十六镇（镇相当于师，北洋三十六镇演变成了后来的北洋军团）新军之总机关，袁世凯极力推荐王士珍为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向慈禧太后保奏道：“王多年随臣当差，知之最悉，切实可靠。”随后，王又兼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

这段时间，袁世凯的对朝廷的报告无不与王士珍协商，王为之擘画献计，其在北洋中的地位已经凌驾在冯国璋、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训练军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德服人。最让袁世凯放心的是，王极力培养士兵的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大帅是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袁才能升官发财。袁自是非常欣慰，常对人说“王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两年后，清政府抽调两万北洋陆军在直隶河间府举行秋操，王士珍作为总参议兼操练处军政司正使指挥整个流程，各国参观公使无不赞赏王的调度才能。

河间秋操在外国人面前为清廷争了光，慈禧太后很高兴，亲自召见王士珍，当面质询。王不卑不亢回答得体，无非是“老佛爷决策英明，小将能为朝廷效力异常光荣”之类。一席话捧得老太太心花怒放，慈禧笑眯眯无意说了一句：“我要有这样一个儿子多好哇！”王士珍马上叩头谢恩，高呼：“老佛爷万岁。”

慈禧乐得合不拢嘴，也就半真半假，破例赏王士珍一品顶代。

也许老太后真当王士珍是干儿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将王外放任江北提督，加陆军部侍郎衔。江北提督府驻地即现在的江苏镇江市，其职责是统辖吴淞诸镇（现在的上海市）兼理盐漕事务，可是个肥差。

上任时，王士珍只带了一名仆从，行到镇江居然遇到戒严，找不到客栈投宿。王探析得知，地方官鉴于“提督路过此地，为安全计，今夜不准任何过路人在此留宿。”王士珍无奈，只得睡草棚。

岂知半夜，有公差要抓主仆二人，王士珍只好亮明身份。知府吓得脸都绿了，马上前来谢罪。

王士珍见对方粗鄙不堪，就问：“你的官是捐的吧。”对方不敢隐瞒，老实说是。王士珍笑了笑：“你如此喜欢骚扰百姓，怎能为民办事呢？还是回家抱娃娃过太平日子吧。”当场将其罢免。

1908年光绪、慈禧先后逝世，摄政王载沣忌讳袁世凯权势太重，将其弄回老家“养病”。王士珍作为袁世凯的第一亲信，一为避嫌，二为报恩，主动要求辞职。但清廷权贵对这位“老佛爷的干儿子”十分欣赏，一直不允许。双方磨了两年，王士珍终于如愿归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指挥不了北洋军，只得再请袁世凯。袁与老哥们徐世昌唱了出双簧，成功攫取内阁总理大臣之位。袁世凯刚一组阁，清廷便驰命王士珍入京担任陆军部大臣，这世道，也许“老佛爷的干儿子”更靠得住。

袁世凯逼清廷退位那会儿，王士珍一直默然，虽然袁是他的旧主，但他对于清朝也是忠心一片。民国成立后政局扰扰，王既不愿参合，又觉得良心不安，再次辞官回乡隐居。

归乡后，王士珍绝口不提往事，闲暇与乡民谈谈收成拉拉家常。某次他在城墙边散步，见到几个新驻防兵丁正在拆城墙，便上去询问。对方见王衣着朴实，骂了一句“老子们爱咋咋，你管的着？”王士珍好言相劝，不料被扇了一耳光。他也不吭声，默默离开。

回家后，王立刻写了封信让下人送到驻军部队，对方管事的见到“王士珍”三个字吓得直冒冷汗：要是这“王龙”随便发句话，北洋无论哪位大腕出面，都能弄死他们一群人。正定巡抚营一系列当官的集体跑到王家道歉，严惩拆城墙的士兵，正定城因而得以保存。

兄弟何必阋于墙

北洋之龙在家乡过了两年平安日子，袁世凯时不时派人请其做官——直到1914年，袁与冯国璋、段祺瑞已经貌合神离，北洋趋于分崩，才派大公子袁克定“一定要把王请回北京，只有他才能调合。”王推脱不过，到北京城挂职。

王士珍到北京城后，段祺瑞、冯国璋等老兄弟均无话可说，袁世凯与下属们总算有了缓冲地带。后来老袁又想当皇帝，王干脆保持着老作风：低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段祺瑞联袂执掌中央，王士珍作为北洋老大哥，被委任陆军总参谋长、兼京畿警备总司令，相当于清廷兵部侍郎兼九门提督。

内阁总理段祺瑞兼着陆军总长，虽然尊敬王，却并不把大哥这“陆军总参谋长”当回事，王内敛，段张扬，双方谈不上闹矛盾，也不怎么对味。如果说王士珍作为袁世凯的军师能物尽其才，到段祺瑞这里却行不通了。段祺瑞以为自己是北洋正统，对老兄弟均呼来喝去，动辄下令“北洋一起出兵打西南！”王屡次规劝“都是兄弟，大家客气点。”段不以为然“咱现在，代表中央！”王只得摇头叹息。

1917年，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争权引发“府院之争”，黎免了段的职，段到天津号召北洋督军“独立”。黎元洪无奈，只得请辫帅张勋到北京调停。张勋一入北京城，就打出了“复辟”大旗。黎总统不敢出门，段总理又不在，北京城几乎成了无政府状态。

张勋的六千辫子军驻扎在北京城外，京畿警备总司令王士珍负有拱卫京师之责，严令不许放辫子军入城。

6月29日夜，形势已经相当危急，王士珍私下找到步兵统领江朝宗，二人商量：如果跟辫子军交火，必须由总统下令，总理附署。无论如何得先找黎元洪，可惜汽车还未发动，迎面就冲来几辆卡车，全是持枪荷弹的士兵。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下车阴阳怪气说道：“请两位大人走一趟吧。”

二人被劫持，无可奈何见了张勋。

张勋先是故意问江朝宗：“我的军队要进北京，你为何不开城门？”江看了一眼王士珍，嗫嚅道：“非有总参谋长的命令，不能开城门。”张勋马上换了一副面孔，笑眯眯问王士珍：“怎么，大哥。难道让我的兄弟打进来？您是老大哥，不愿见到兄弟相残吧。”

如果王士珍执意坚持，张勋未必真敢攻城。只是王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在某个历史时刻当主角，他早期跟随袁世凯，与袁政见不合也只默然应对；后来虽然在中央任职，跟段祺瑞的关系也不是特别亲密，便一直低调。现在张勋一恐吓，王士珍抱着“少伤人命，和平第一”的念头下了开城令。

王士珍没能坚持抵抗复辟，算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不过清室对其的“表现”却相当满意，溥仪再登大宝后，封王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参谋部大臣，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兼幕僚总长。

复辟显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向懦弱的黎元洪下令让段祺瑞继任总理，率兵“保护共和”，段立刻在天津马厂誓师，发布檄文讨伐张勋。

王士珍也貌似参与了“复辟”，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段祺瑞左思右想，在檄文中刻意给王留了点面子，说王麾下的北京军警是“为了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表示除了张勋，其他北洋兄弟既往不咎，“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

段祺瑞还没开打，就猛将自己炒作一番，仿佛自己是“共和先锋”。王士珍也跟着跑了龙套，段的军队杀入北京与辫子军激战时，王调动“模范团”相助。张勋很快被赶走，段祺瑞走了个过场，却获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誉，王士珍依旧是配角。

总理段祺瑞声名高涨，黎元洪受不了压力辞职，北洋之狗（也许是豹）冯国璋被请出来代理总统，王士珍则任陆军总长，“北洋三杰”联袂把持中央，北洋系风头大胜。

只是今日的中枢兄弟，已非昔日小站袍泽，冯、段之间抵牾逐渐增多，无非一个原因：利益。后来段、冯闹得水火不容，“虎”猛“狗”凶，作为“龙”的王士珍也无可奈何，对人连连叹息：“兄弟阋于墙，自毁家门。”

到了11月，段祺瑞、冯国璋彻底翻脸，段立主对南方用兵，打垮广州革命政府，冯坚持和谈。段祺瑞不满冯国璋的态度，提出辞呈。冯国璋想你也别威胁我，立马批准，同时请王士珍领衔组阁。

王士珍实在不愿看见兄弟相争，推辞不干。冯国璋天天派人到王的门前请愿，并高呼：“请大哥出山组阁，巩固北洋团体。”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内阁总理，上任之前便宣称：“本总理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决不更动内阁的一个人。”

从参谋长到总理，王士珍一直为北洋善后。他代理总理的时候，夹在冯、段之间几乎插不上话，前者每次见到他都是恭恭敬敬叫“大哥”，但谁也不听他的劝解。左右夹击之下，王士珍几乎不可能做出政绩，倒是留下许多趣事。

据王士珍的侄孙讲述，王当总理后殚精竭虑协调北洋矛盾，几乎忙得无暇休息，他的秘书劝他看场戏调节一下，劝了许久，王才同意。当他走进戏院，见前排正中一个位置上写着“总理席”三字，就施施然过去坐下。没想很快来了个管事的，大吼一声：“你也不看看你的屁股怎么长的，赶快离开，总理就要来了。”王士珍的兴致全没了，也不吭声，站起来就走。等秘书到戏院找人，管事的解释：“先前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我把他赶了。”秘书大为光火，逼得当晚戏院停止演出。第二天全北京城的报纸沸沸扬扬，头版标题均是“总理看戏不成，封了戏院”。王士珍里外不是人，把秘书喊来狠狠训斥了一顿，给戏院赔礼道歉。

尽管王士珍尽量“亲民”，改善北洋政府的形象，并努力协调各方矛盾，可段祺瑞跟冯国璋已是分道扬镳，杀伐之气日趋扩散。

三个月后，王士珍觉得实在太累，称病挂冠避往天津。北洋之龙归隐，虎狗后来也斗得两败俱伤。

1926年，张作霖入关，得意洋洋把持了北京政府，亲自登门造访，请王士珍担任内阁总理，王推辞不过，居然跪下叩头：“张大帅，我干不成啦，我干不成啦，你饶了我吧！”

张作霖被弄得哭笑不得：“王老，您糊涂啦？我不是让你当军师、做参谋，是当总理啊！”

王士珍说：“我情愿当参谋，这世道，总理真不是人干的事啊！”

张作霖想想也是，没再勉强。

祈盼和平

王士珍晚年轶事很多，不得不让人钦佩其平民之心，摘录几则：

某次，王士珍在回老家的路上遇到几个大兵，对方要乘坐他的轿车，司机不肯，王说：“当兵也不容易，捎他们一程。”一路上，几个当兵的大吹大擂，自夸战场英勇、立功杀敌。王士珍微笑听着，也不插话。司机被几个毛头小子弄烦了：“你们知道这老爷子是谁么？甲午那阵子他在朝鲜战场跟小日本对轰，你们恐怕还没出生！”几个当兵的得知眼前老者居然是北洋之龙，立马下车溜了。

王士珍从来不以权压人，家中房子扩建需要征地，可某人一块菜园子就是不卖。王只得将新院子设计得缺了一个角；他每次回老家，一进村口便步行，因为那里有明朝太子太保梁梦龙的神道碑；某次王氏家族举行典礼，族长邀请王士珍前去主持，王笑着拒绝：“我在族中辈分并不高，不能越俎代庖。”族长说：“但是你当过大官啊！”王正色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没做官的人想当官，当了官才知道官场险恶。就象我，说不定哪天会变成乞丐，又有什么值得张扬、显摆的呢？”

北洋杀来杀去那会儿，一次奉军某部驻守正定，夜间一兵痞喝醉了酒闯进王家，问“这么大的地方，张灯结彩，是不是妓院，老子要快活。”王家下人们几乎气炸了，群起殴之。王士珍闻讯，连忙制止，并让人给那个士兵清洗伤口。接着驻防军官赶到，向王士珍赔罪，说要毙了那士兵。王士珍道：“乱世中，人民已经够不幸了，我不管你们是谁的队伍，跟谁打仗，但不能骚扰百姓！至于那个醉酒闹事的，我已经送到县衙了，你不必费心。”军官连连称是。随后王士珍将那酔兵叫到大厅，问知其也是图口饭吃才入伍，现在后悔至极。王说：“我要是把你送去军营，或者送到县衙门，他们碍于我的身份，一定会严惩。算了，我给你些盘缠你回家吧，以后不要在胡作非为了。”醉兵痛哭流涕，磕头不止：“王大人犹如再生父母！”

王士珍经常告诫家人要勤俭朴实，他家正定公馆二道门上贴有一幅对联，是其亲笔所写，上联“求名求利只求己莫求人”，下联“惜衣惜食非惜财实惜福”。如何做人，他也有着自己的标准“三不愧”，“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

作为北洋元老，王士珍经常被请出来以“私人身份”调节各方争端。为了苍生安宁，这位从袁世凯时代就是北洋领头大哥的老者也不顾年迈，多方奔走说项，只是收效甚微。皖、直、奉等后起之秀对他恭敬有加，却鲜有听其奉劝者。

既然不能避免战乱，王士珍只得联合一干元老们维系秩序：1926年，冯玉祥遭到直、奉联合绞杀退出京津地区，中央处于真空，商会、银行各界组织“临时治安会”和“救济联合会”，王士珍被推为会长，保京城平安；1928年，北伐军打到北京城，张作霖慌忙撤往东北，京畿又一片混乱，王士珍再次“善后”，担任“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

1930年7月，70高龄的北洋之龙王士珍在北京病逝，其时北洋旧人基本退出政治舞台。临终时，他写了一份遗嘱：予自小站练兵，迄今数十年，只知有国有民，不知有身有家，予年已七十，孑然一身，自觉问心尚无愧怍。惟念国家前途，土匪遍地，灾祸迭见，而兵戈尚无宁止之日，心实不安。深盼邦人君子，一致祈祷和平，俾统一之局，早日实现，予虽在九泉，亦所心安。

北洋军团的大哥，落幕竟如此简单而坦荡。

第二章　军阀智囊，乱世展奇才

第一节　徐树铮：小扇子扇乱大中华

袁世凯死后北洋分裂，各路军阀占山为王。无论哪路军阀，都希望自己是真命天子，能遇到诸葛亮、刘伯温一类的贤臣；饱学之士也希望能“货卖帝王家”——不一定要做到开国良相，可以是顾问，可以是参谋，可以是师爷。只要在乱世中能维护一方平安，已经足够！

皖系段祺瑞几乎要一统全国，惜户爱将徐树铮霸气外露，引得北洋群起反对，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直系吴佩孚曾被美国时代杂志搬上封面，评价其是“最能整顿中国局势的人”，只是吴以现代关公、岳父自诩，不听神奇军师张其锽之言，功亏一篑；四川军阀大小混战400多场，老百姓苦不堪言，省主席刘湘找到“活神仙”刘从云担任川军总军师，方保天府之国多年太平！

乱世之中，豪杰多如狗，英雄满地走。“段徐”、“吴张”、“双刘”组合都有一统天下的壮志，奈何造化弄人。也许天机算的故事，早就尘封在发黄的故纸堆中了，儒生术士类的幕僚，在民国时代已经不合时宜。

个人档案

姓名：徐树铮

字：又铮

号：铁珊

籍贯：安徽萧县（现属江苏）

生卒：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

所属派别：三韬六略

专项特长：雷厉风行、机警干练

最相似的古人：周瑜

主公：段祺瑞

人生信条：乱世用重典

最得意的事：

策划主公段祺瑞“三造共和”；

阴了直系的枪械送给张作霖，拉奉系为盟军；

以8000兵马收复外蒙古；

最不地道的事：

杀北洋同僚陆建章；

最失败的事：

大意之下被冯玉祥暗算。

综合评述：

颇具战略眼光，镇压武昌起义时，建议段祺瑞用拖字诀，避免与革命军交战，使段成功变成“共和元勋”；袁世凯称帝时主动与段祺瑞辞职，没淌浑水，为东山再起埋下伏笔；1919年抓住有利契机，逼使外蒙古正式呈请民国政府“情愿撤消自治”，打击了民族分裂势力，保证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有极强才干，但性格颇自负，锋芒毕露，胆大敢干树敌太多；不遗余力推行“武力统一”，挑起几次内战，致使无数士兵死于非命。

总统算啥

1916年6月，过了83天皇帝瘾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老袁一死，北洋诸人纷纷商议请元老徐世昌当总统。老徐习惯当幕僚，不愿出头，段祺瑞便推荐老实巴交的前副总统黎元洪：按民初《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去世，应由副总统继任”。黎元洪当总统的话，一来显得名正言顺，可与西南和平谈判；二是黎已经被弄成光杆司令，便于控制。

黎元洪在武昌起义被人用枪指着当都督，现在又被北洋虎狼们用眼瞪着当总统——好在他性格憨厚，多威胁几次也就习惯了。

可即便糯米菩萨，也会有小脾气，当黎元洪听说内阁总理段祺瑞启用的国务院秘书长是徐树铮时，马上摇晃着肥硕的脑袋：“不行，要是小徐当国务院的秘书长，我宁愿不干！”

“不会吧，徐树铮有三头六臂？把您吓成这样？”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很奇怪。

“这个人太恐怖了。我总统可以不当，但决不与他共事。”黎元洪仿佛见鬼一般，对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

张国淦觉得黎的“借口”实在荒唐，不好跟段祺瑞说，便去找徐世昌商量。徐听了便去劝黎：“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事必须办到。不要怕小徐跋扈，老段已经够跋扈的了，多一个，不见得更坏些。”

好说歹说，黎元洪终于不再吭声，附加了个条件：徐树铮因公事到总统府，必须有张国淦陪同，不然本总统不见！

徐树铮为何能把黎菩萨吓成这样呢？俩字：跋扈。

段祺瑞号称“北洋之虎”，已是霸气外露，其军师徐树铮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段对徐几乎言听计从，为了小徐，甚至不惜得罪袁世凯。

既然弄不走徐树铮，总统黎元洪便难免受气。段祺瑞在北洋军中资格比黎元洪老，根本不把“总统”放在眼里。《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的是“内阁责任制”，国务院所作的重大决定，必须以文件的形式呈送总统府，总统签字盖印后才有效。段总理有啥事总叫徐秘书去总统府走走，自己懒得操心。

徐秘书对总理忠心耿耿，对总统则很不耐烦，经常不等黎元洪细看文件，就催促赶快盖印。黎总统要是问一句“国务院为啥要投资办铁路呢？要注意安全啊。光讲速度是不行的！”徐树铮便不耐烦地大声道：“总统只需要签名盖章就行了，啰嗦这多干啥？铁路你又不懂！那可是日本的最新技术！”

黎元洪被噎得直翻白眼：你不过是秘书，说白了就是幕僚，何必这么嚣张？

徐树铮才懒得理会，某次徐拿着三个厅长的任命书来请总统盖印，黎总统又多嘴问了句“这三人以前是干什么的？袁世凯旧部？还是革命党？”徐大喝：“大总统，哪来这么多废话，赶快盖印，我事情忙得很！”黎元洪几乎被气哭了，我可是总统啊！

等徐一走，黎元洪恨恨地说：“我本不想要做什么总统的，可你们看看，这些人目无总统到了什么地步！现在哪里是责任内阁制，简直是国务院秘书长制。小幕僚翻了天！”

如果徐树铮仅仅欺负总统也罢，在国务院内部他也是独断转行，除了主公、内阁总理段祺瑞，其他各部部长谁都不放在眼里。秘书能混成这样，也算是顶牛了。

内务总长孙洪伊本是晚清名流，老好人，与各方关系都不错。坏就坏在孙有点倚老卖老，看不惯徐秘书如此嚣张，因此两人时常斗气。

这年8月，国会弹劾福建省长贪污受贿，向国务院提出查办要求。福建是皖系地盘，徐树铮自然力保，如果只是说说好话，也就没事，徐秘书居然没通过段祺瑞，擅自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将议案驳回。

即便总理要驳回弹劾案，也得先在内阁商议，后由内务总长附署签字。这幕僚简直是越俎代庖，孙洪伊十分恼怒，气冲冲到段总理面前告状：“无论此贪污是构思，还是事实，对民政长官如何处分，属于内务部之职权！如果总理的秘书长能包办一切，那我这内务总长算屁？”

段祺瑞也觉得有些荒唐：“我这几天病了，医生不让我下床。我不知道此事。这样吧，让小徐追回咨文就是。”

此“弹劾案”经徐树铮一折腾不了了之，孙洪伊气得要辞职，后来经过总统、总理等多人劝说，孙才气鼓鼓留任。

在总理的庇护下，徐树铮的秘书长当得依旧滋润，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更荒谬的事：孙洪伊整顿内务部，裁减了30多名冗员。这本是内务部自家整顿，徐秘书却插上一脚，怂恿被裁者到平政院状告内务总长。

所谓“平政院”，还是袁世凯设定的政治仲裁机关，负责监察行政官吏之违法行为。平政院是徐树铮的老友当家，很快批复：“内务总长孙洪伊无故裁人，不合法，无效，大家继续上班！”孙洪伊气得发疯，向国会提出议案，状告平政院是非法机构，应该取缔。

民初机构叠床架屋，实在让人发昏。无论如何，国会可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是国会通过该议案，平政院没了，徐秘书就输了。

徐树铮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建议总理段祺瑞：“孙洪伊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不如除掉。”段默许，于是徐便以总理之名义拟了一道命令，“执行平政院裁决，内务总长孙洪伊滥用职权”，并拿到总统府逼着黎元洪盖印。

黎元洪硬气了一把，拒绝盖印。段总理火气一来，下令将孙洪伊免职，黎反正不批。徐树铮往总统府跑了四次，最后威胁黎：“总统不肯盖印也无妨，以后不准孙洪伊参加内阁会议！”黎大怒：“你算啥，说的这是什么话？！”徐冷笑道：“什么话？咱是总理的秘书长，这是总理的原话！总统要是不肯免孙的职，那就把总理免职了吧！”

段总理手上有兵，黎总统最终软了下来：“算了，我还是劝老孙自己辞职吧！”

不想孙洪伊也发了牛脾气：“老夫可以不做官，但要维持人格！我不辞职，不出洋，不外调！有种就免职！”

本来总统府与国务院就矛盾重重，徐秘书煽风点火，闹得中枢鸡飞狗跳。黎元洪无奈，只得请出北洋大佬徐世昌出面调解。最后孙洪伊和徐树铮两人同时被免职，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北京政府经此一闹，中央各部都知道总理段祺瑞并不是皖系真正的领袖，徐“秘书长”才是。

打造“共和元勋”

北洋直、皖、奉三系军阀各有一帮能人异士充当幕僚，段祺瑞的军师，便是他口中的“小徐子”徐树铮。

徐树铮，字又铮，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于江苏萧县，父亲是个穷教书先生。这小家伙天资聪颖，有“神童”之称，6岁读诗，13岁中秀才，“年十六，经史子集一经寓目，历久不忘。尤好兵家之言、纵横之术，凡六韬三略，莫不研究。而又益以机变智巧，故其一言一动，大有战国策士之遗风焉”，足见小徐之厉害，可惜只是个“策士”，也就是现在的“高级策划师”，说穿了，师爷、幕僚而已。

1901年冬，22岁的徐树铮在家酝酿了许久，洋洋洒洒写了份数万言的《国事条陈》，然后千里迢迢到济南，去投山东巡抚袁世凯。

袁世凯看到此文后赞不绝口，只是母亲新丧，不便见客，便派了个师爷前去接见。没想这师爷目空一切，小徐也异常骄傲，两人话不投机，就此散了。要是袁世凯当初能亲自接见小徐，也许徐就成了袁的幕僚——多年后孙中山也建议小徐给自己当参谋长，只是小徐已经有了主公段祺瑞。两大元首都认为小徐人才难得，可见其的确有真本事。

刚出茅庐的小徐遭到袁世凯的师爷打击后，跟找工作面试碰壁的人一样，闷闷不乐回到下榻的小旅馆，嗟叹时运不济。恰巧时任山东武备学堂总办（军校校长）的段祺瑞正好也该旅馆休息，据段回忆：至旅店拜客，过厅堂，见一少年正写楹联，字颇苍劲有力。时已冬寒，尚御夹袍，而气宇轩昂，毫无寒酸气象。因询之，谓投友不遇，正候家款。问以愿就事否？则答以“值得就则可就”。用心奇之，约与长谈，深相契，遂延揽焉。

段祺瑞有心招贤纳才，徐树铮将平生所学尽情展示，介绍《国事条陈》时总结：“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段正想着整顿军队，武力扫平全国，对徐深为欣赏。于是，小徐就跟随段来到军营，做了段的私人秘书。

为了好好栽培小徐，段祺瑞不久就将其保送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

1910年，足足在日本呆了五年的徐树铮回国，为报知遇之恩，他拒绝了一系列的邀请，屈身到段的军营中当了个小小秘书长。之后，小徐三十年多年悉心追随段，尽心尽力直到遇害，混乱的时代能有如此忠诚之士，实在难得。历史也喜欢开玩笑，因徐树铮在日本留学五年，故而一直亲日，这点也成了他与段祺瑞被后世诟病的最大原因。

徐树铮精明强干，对各种文件过目不忘，处理事情总是有条不紊。段祺瑞随时询问，徐均能对答如流，因此宾主相处十分融洽。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吓坏了，启用袁世凯全面指挥北洋军队。袁便命冯国璋统率北洋第一军、段祺瑞统率第二军南下开战。冯国璋直率粗鲁，到了湖北就甩开膀子跟革命军死拼，先后打下汉阳、汉口，又架起大炮轰武昌，致使无数平民丧生，南方革命党恨不得生啖其肉。段祺瑞却按着没动，因徐树铮献计：“老师，您千万别着急，目前西南各省纷纷独立，咱打也打不过来。如果南方获胜，您没与他们开战，共和成立之后，您就是元勋；若冯国璋获胜，您就主动询问袁大帅该怎么做。如此一来，两方皆可兼顾，何乐而不为。”

袁世凯本来就想着养敌自重，冯国璋却不懂此中关节，让他很不爽，要是冯“狗”真打下武昌，那老夫就没了威胁清廷的筹码！段祺瑞密电老袁：是不是真打？打到什么程度？袁大为惊讶，这段“虎”啥时候变这么机灵了？遂急电“待时而动”。

老袁本想跟湖北谈判，谁知后来形势急转，同盟会打下浙江、江苏，并请回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民国临时总统被孙中山做了，他老袁又没了戏份。

湖北前线的冯国璋深受“朝廷恩惠”，既忠袁又忠清，二话不说继续打。段祺瑞也不知如何是好，徐树铮便奉劝：“乘时而起，联络北军将士致电清廷，赞成共和，拥戴袁为总统，此举一能逼清廷退位，给袁提高身价，二来向孙中山示威，要是不赞成袁当总统，咱们就打他！无论结局怎样，您依然是共和元勋！”

这简直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段祺瑞眉开眼笑。1912年1月26日，段联合北洋四十二位将领电请清帝退位，北洋中人回忆“段军统四十二人通电，为徐树铮拟稿……内幕如此，而其效努力乃至于不可思议也。”

正郁闷的袁世凯简直恨不得给段祺瑞一个热烈的拥抱：北洋通电支持共和，要是孙中山不肯和谈，那么同盟会就失去了大义！他料到段身后绝对有高人在指导，只是没想到是年纪轻轻的徐树铮。

徐树铮小小计策便推动了历史走向：孙中山以天下为重，同意让出临时总统之位。

清廷权贵们却不甘心，想继续开战。这年2月5日，徐树铮煽动军中少壮派起哄，通电“若是再不退位，谨率全军将士入京。”清廷惊吓之余，只得含泪告别。

接着，孙中山辞职，袁世凯由前清内阁总理大臣变为民国临时总统，段祺瑞以“力造共和”之功被任命为陆军总长，徐树铮也因此获得陆军次长之位。

做幕僚，眼光很重要，会抓时机更重要。

反对称帝

世人皆知徐树铮亲日，但在1914年，徐却干了一件对日本极其不利的事情。

这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对德宣战，想把德国占据的青岛拿下来。袁世凯忙着对付国民党，宣布“中立”，徐树铮却偷偷给驻守青岛的德军运去了整整一车厢的军火。

当时的山东都督靳云鹏也是段祺瑞的心腹，对此大惑不解，密电问徐：“我们中立，怎么好用军火接济其中的一方？你亲日，怎么此次却反对日本？你瞒住总统、总长干这件事，万一事情泄露了怎么办？”

徐树铮回电：“兄弟你就别问这么多了，日本强，中国弱。咱想做点事情，不讨好鬼子行么？但日本绝非中国的朋友，将来能与中国相善的，只有美国和德国。现在德国有难，咱送点东西，德国人讲义气，以后肯定会加倍奉还。当然，这事决不能和总统、总长说明，事成则对国家有好处，失败了就拿我个人来治罪，不至于耽误国家的大事。”

靳云鹏虽觉得徐树铮的理论有点荒谬，看在都是皖系战友的份上，偷偷照办了。段祺瑞知道后吓得脸色都白了：“小徐，你胆子也太大了，万一给日本人发现，咱陆军部就麻烦了！”

徐树铮笑笑“老总，我怎会让日本人发现呢？”

袁世凯一直被蒙着，让陆军部打谁时段祺瑞都一一照办，大家都相安无事。可到了1915年，老袁居然相当皇帝，一系列攀龙附凤之徒都忙着“劝进”。

打国民党、打西南军阀，陆军部都不遗余力，但袁要称帝，总长段祺瑞、次长徐树铮均不满意了。

这年春节，北洋将领相约到袁府拜年，冯国璋、段祺瑞等人按小站规矩给袁世凯磕头，袁满脸笑容“民国了，大家不必如此”，扶诸位起来，又让自己的儿子们“还礼”。几个小家伙们纷纷给北洋大哥们磕头，大公子袁克定却坐着不动，说腿有残疾不方便。

拜完年后，段祺瑞愤愤不平对徐树铮说：“袁克定那瘸子太不像话了，目中无人！”徐树铮也很激愤：“恩师，如果帝制成立，那么内阁必将取消，到时咱这陆军部就没了！我们伺候老爷子就够了，哪还能让太子爷爬到我们头上！”段祺瑞本就倔强，闻言更是恼火：“不行，不能让袁克定那小子得逞！”

此后，段祺瑞时常称病不见袁世凯，老袁得知是徐树铮在背后捣鬼，对旁人说“小徐这小子，有点小才，如低调些，也许能成气候。他现在成了段的小扇子，四处扇风，到时候一定吃亏！”袁想把徐树铮调出陆军部，段祺瑞不同意，当面顶撞：“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说罢竞拂袖而去。

陆军部不听指挥，袁世凯不免焦躁，便在总统府设“海陆军统率办事处”，将王士珍请出来训练“模范团”，又找来蔡锷、蒋百里等等一些军事人才，到各军挑选优秀将校，意图以架空段祺瑞。

到了这年秋天，各地劝袁世凯称帝的论调甚嚣尘上，段祺瑞已孤掌难鸣，问计于徐树铮：“老头子想当皇帝已经十分明显，现在北洋诸人都要我也上劝进表，我当年曾发电拥护共和，要是又拥他登基，国人将怎么看我？”

徐树铮建议道：“恩师，无论怎样，您都要反对帝制到底，即便被辞职也不要紧，如果碍于情面，那就不吭声。老头子称帝必然会遭到国民党、西南军阀们的集体反抗，到时候您还得出面善后。”

当然，徐树铮这次又看准了。

段、徐相继辞职，二人没蹚“帝制”浑水，后来果然很容易被各方接受。

袁世凯大张旗鼓准备登机的时候，段祺瑞称病赋闲，徐树铮则回老家为父亲迁葬修坟。袁为调和与段祺瑞的关系，待徐树铮一回北京，就特意招其抚慰一番。按家乡风俗，徐树铮给袁磕了个头，袁很高兴。徐树铮出了总统府就对人说：“这一磕头，大总统可能以为我要赞成帝制了，其实我真的不看好。”

12月，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了皇帝。蔡锷很快在云南兴兵，组建“护国军政府”，西南各省纷纷独立。

一般认为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四川跟湖南，其实陕西省也有过不小动荡。当时的陕西将军陆建章是袁之死党，陆有“屠夫”之称，他曾担任特务机构“军政执法处”处长，心狠手辣，杀革命党无数。袁世凯称帝之前为了稳固西南、西北，特意让陈宧坐镇四川、陆建章守陕西。

段祺瑞、徐树铮积极反袁，密电驻防陕西的安徽人陈树藩逐陆，有人做后台，陈树藩果然赶走陆建章，自任陕西都督宣布独立。

四川陈宧、陕西陈树藩、湖南汤芗铭几天内纷纷独立，袁世凯一气而病。陆建章得知自己被安徽人使了绊子，对皖系则恨之入骨。

西南军阀北伐，北洋内部又反水，袁世凯不得不宣布请段祺瑞收拾残局，徐树铮乘机给袁送上一封四千字的《上袁大元帅书》，建议取消帝制：唯有速下罪己之令，去奸谀之徒，收已去之人心，复共和之旧制，国势可定。若再迟疑瞻望，多延时日，是直授人以柄，自召天下之兵，非策之得也！

冯国璋等封疆大吏也劝袁下台，袁无奈，只得宣布自己仍然当大总统，并请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与西南洽谈。

段祺瑞上任后，头件事就要提拔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对徐树铮耿耿于怀：“段总理军人，徐某亦军人，以军人总理而用军人秘书长，不行。段总理若以徐之才可用，不妨令其为陆军次长。”段祺瑞闻之，将烟袋狠狠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还计较这点破事！”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本想推徐世昌当总统，徐树铮却劝道：“为今之计，宜请黎元洪继任总统，以安民心。黎为人忠厚有余威严不足，我们正好能利用他，扩大皖系势力！”

段祺瑞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不再坚持推举徐世昌。

据说段祺瑞对徐树铮言听计从，不仅仅是因为徐眼光独到，更是由于徐很能给他留面子。徐树铮博学多才，文能谱曲做词，武能上马带兵，唯独对围棋不感兴趣。段祺瑞喜欢下围棋，曾经教过徐树铮，“徐聪颖绝伦，不数月，技在段之上。”段跟徐对弈，发现其“思路颇高，突为弈中能手”，但是徐从来都是输主公一点点，既显段之教导有方，又能而顾全其体面，段“谓其深知进退，益加宠爱”。

妙计拉拢张作霖

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当了总理，徐树铮自然成了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瞧不起总统黎元洪，徐比主公更瞧不起。黎元洪身边的幕僚们也觉得蒙受着深深的耻辱，就鼓励总统跟总理斗，他们先是启动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接着联冯排段。冯国璋是直隶人，早就拉拢一干故旧形成了“直系”，与段祺瑞的“皖系”并驾而驱。黎元洪便想利用直皖相争谋点好处。

1917年6月，段祺瑞向总统府提出《对德参战案》，意图联合日本。

英美忙着在欧洲打仗，要是日本乘机独霸中国，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于是西洋人就唆使总统黎元洪拒绝通过此提案。

段祺瑞本想找日本借一笔军费荡平西南，未能如愿，便扬言要换掉总统。黎元洪有洋人撑腰，下令免除段祺瑞所有职务，段一气之下索性通电下野退隐天津。这时候，徐树铮东走西顾四处活动，煽动北洋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并成立“督军团”逼总统黎元洪下台。

黎元洪急得团团转，洋人们又不能出兵帮忙，他只得请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入京“调停”。

张勋是个榆木脑袋，扁担掉下来是个一字也不认识，这家伙相当愚忠，总想恢复清室。北洋冯国璋、段祺瑞以直隶（河北）、安徽两省老乡结成团队，他就召集其他省份的杂牌结盟，被推举为“盟主”，俨然第三势力。

徐树铮知道张勋可以利用，就赶到徐州极力游说：“只要辫帅您赶走黎元洪，做什么，咱们段大帅都不介意！”张勋信以为真：“要是我请出皇帝呢？”徐树铮继续骗他：“不要紧，您尽管干！到时候给段公留个好位置就行了！”

哄了张勋之后，徐树铮又劝段祺瑞：“恩师，您先纵容张勋复辟，等那家伙一闹腾，必遭天下反对，咱们再出师讨伐，必将成功，您就是三造共和了。”段被撩拨得心痒痒，当年武昌起义他领衔北洋逼清廷退位“一造共和”，袁世凯称帝他出面善后“二造共和”，现在居然有第三次机会，自然不会错过。

张勋果真上当，率辫子兵进京后把小皇帝溥仪请出来“登机”，并解散国会，宣布废除民国一切。复辟闹剧引起全国反对，黎元洪躲在总统府下令恢复段祺瑞一切职务，请段“起兵”，段祺瑞马上以徐树铮为参谋长，在天津组织“讨逆军”打辫子军。不到十天，张勋便一败涂地，残部尽被徐树铮差人收编。

段祺瑞“三造共和”名声飙涨，以极大的荣耀再任内阁总理和陆军总长，徐树铮也官复原职。其实徐树铮跟张勋私交一直不错，有人问徐为什么要如此忽悠老张，徐说“他就是个复辟脑袋，不被我们用，也会被别人用。”多年后张勋病故，徐树铮送上一副挽联：“仗匹夫节，挽九庙灵，其志堪哀，其愚不可及也；有六尺孤，无一抔土，斯人已死，斯事谁复为之？”既赞扬张勋的忠心，又惋惜其不识时务，用典贴切，传诵一时。

徐树铮轻易之间弄垮第三势力张勋，接着威胁黎元洪辞职，黎流了把辛酸的泪水“想不到载在小徐这幕僚手上！”通电下野，临走时黎元洪送了个人情，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

逼走了黎元洪，但国会依旧不听话，徐树铮又劝段祺瑞：“民元（1912年）以来，政府办事，国会捣乱，往往事情办不成，还闹得天翻地覆。不如我们另搞一个国会，就像编练子弟兵一样，可收指臂之功。”

“你是说，咱们把国会废了。”段祺瑞有些惊讶，“那可是最高机构啊！”

“不是废掉，是重建。这次我们赶走张勋，实际上跟当年赶走清廷、建立共和一样。咱广请社会名流，效法孙中山他们在民国初年成立‘临时参议院’，以其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代行国会职责，制定‘新国会组织法’，于明年春在全国再选议员。然后安排我们的人被选上！如此一来，国会就是咱们的地盘了！”徐树铮早有下一步计划。

段祺瑞恍然大悟，“合法选出”国会议员，真是好主意！

在小幕僚徐树铮的操作下，第一届国会被废。梁启超、林长民等等社会贤达被请出来组成了“临时参议院”。段祺瑞拨出80万元作为“筹备费”，徐仍觉不够，从陆军部再提150万元军费，委托前国会议员、政客王揖唐（后来的华北大汉奸）、曾毓隽在北京西城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以“卖鱼”发密电收买各省议员。

在这群人的筹划下，“安福鱼行”势力渐增，其成员遍布各省。徐树铮对王揖唐说：“安福系以效忠段老总为目的。大家好好干，争取在明年的大选中占据国会领导地位！”

皖系关门造车，引起西南军阀极大不满，孙中山先生率领原国会议员南下，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成“护法军政府”，与北洋对抗。

南方再立中央，段祺瑞十分憎恨，便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徐树铮提出暂时不理会四川，重点进攻湖南，打下湖南后再打两广：“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段觉得很有道理，以国务院总理兼任陆军总长的名义下令北洋各系南征。

老段做事风风火火，却深深刺激了代大总统冯国璋：你老段培养势力，却调我的军队去拼命，哪有这道理。冯国璋不愿意当冤大头，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只要南方承认中央，咱们一切都能谈。

皖系叫战，直系和西南叫和，段祺瑞顿时遭到南北夹攻。徐树铮建议不如以退为进，辞职！

段祺瑞照计行事，呼啦啦带走了一大帮政府工作人员，并暗示皖系都督反水，冯国璋满头是包，到处找人出面组织新内阁，中央走马观花闹腾。

下台后的徐树铮时刻都想着算计冯国璋，将恩师段祺瑞再送到台前，很快机会就来了。1918年2月，冯国璋买了两万七千支新式步枪及弹药，由一艘大船从日本驶抵秦皇岛，打算用以扩充直系部队。徐树铮得知后，立马联系奉军首领张作霖“老张，有好东西送你，赶紧派人马来拿，到手后你六我四行不？”张作霖一直想入关，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皖系主动送上橄榄枝，他当然大喜过望，立马派了5个旅强行进驻平津地区，扬言“协助中央，平定南方。”

接着，徐树铮、张作霖上下其手，将直系的枪械分干净了。段祺瑞气坏了，他看不起胡子出身的张作霖，更不愿被冯国璋误会，指着徐训斥道：“你这是教猱升木！”徐应声答道：“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都是直系干将，谁教他们的？”段祺瑞一时语塞，当初为了拉拢冯国璋，段提拔三人布防长江一线，后来这三人却通电倒段。

徐树铮不花一分钱，就给段祺瑞弄来盟军。张作霖积极向老段靠拢，在天津设立奉军司令部，自任司令，请徐树铮为副司令。反正是抢的枪，张作霖自己装备了2个师7个旅，又帮徐树铮也装备了4个混成旅，直皖联合倒直的格局形成。

皖、奉联合，冯国璋扛不住，无奈只好再请段祺瑞“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组阁大命”。3月，段祺瑞再次就任内阁总理，徐树铮轻巧又斗败了一个总统。

徐树铮再度为皖系立功，越加张狂，这年6月，他又干了件大事：杀了北洋将领陆建章。

陆建章也是从天津小站爬上来的，颇受袁世凯信任。老袁称帝时，徐树铮将陆建章的陕西都督之位给弄掉了，陆很恼火，此后致力倒皖。6月11日，直系后起之秀曹锟主持召开天津会议，商量如何解决北洋内部矛盾。陆建章受冯国璋之托前来，打算劝曹“站直了，别趴下”。徐树铮认为陆建章会给皖系带来威胁，等陆一到，就把他接到奉军司令部。

6月14日，徐树铮殷勤地请陆建章到后花园密室中谈“合作事宜”，当陆走进花园时，徐的卫士突然从后面开枪将陆打死。接着，徐树铮拟了一道命令致电冯国璋：“陆建章在山东、安徽、陕西等地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在天津煽惑时被奉军副司令徐树铮拿获枪决，陆建章着褫夺军职、勋位、勋章。”

总理段祺瑞大为震惊：“小徐闯的祸太大了，就算老陆再不对，也是北洋旧人啊！”木已成舟，总统冯国璋无能为力，只好说：“小徐在总理左右，一向是为所欲为。今天这事未免太荒唐了。幸好是责任内阁，看总理怎么处理了。”

小幕僚徐树铮居然杀了北洋骁将，激起了北洋将领的群起攻之，张作霖担心自己撞到枪口上，下令撤销徐奉军副司令的职务；段祺瑞到处说好话，给陆建章的家属赠送5千元，提拔陆的外甥冯玉祥出任湘西镇守使，以示安抚。冯玉祥一声不吭，默默接受了现实。

拉张、杀陆两步棋，徐树铮可谓招招凶悍，接着他又授意“安福俱乐部”成员各自返回本省开展“议员选举”，以便彻底掌控国会。因西南各省拒绝参加，北洋控制的十四个省召开“选举大会”，皖系公开收买选票，花了1000万元，到8月产生的新国会400多名议员中，安福系竟占380名。

国会议员任期是五年，第一届国会于1913年8月正式产生，到这年夏已经期满。“安福国会”随即宣布解散“临时参议院”，成立“第二届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参议院议长梁士诒。国会彻底被皖系控制。

在接着的“总统大选”上，直、皖再次交锋，段祺瑞、冯国璋两人为了避免冲突，宣布同时下野，敦请安福国会“选举”北洋元老徐世昌。

10月10日，徐世昌毫无意外就任大总统，为了安抚段祺瑞。徐总统建议设立一个“对德参战军”，由段任“参战督办”，徐树铮为副督办，训练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出征欧洲，参加一战——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收复边疆

段祺瑞虽然不再当总理，但遥控国会威逼政府平南。直系不想当炮灰，曹锟的手下、在湖南的前锋大将吴佩孚与南方唱和，通电指责“安福国会”贿选违法。张作霖也耍滑头，借口尚未整顿妥当，不肯南下。

徐树铮匆匆到衡阳与吴佩孚会面，允诺补助若干军费，只要吴跟着皖系干。不料吴、徐衡阳密谈被曹锟知道了，曹锟十分恼怒，认为徐树铮收买他的部下，反皖之心更坚决。吴佩孚以为徐故意泄密挑拨，也翻了脸。段祺瑞的“武统”计划遭到直系、奉系的一致抵制。

南北都对皖系穷兵黩武表示不满，吵吵嚷嚷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结束了。总统徐世昌认为“对德参战军”已没必要存在，建议将其移交给陆军部。段祺瑞不干，下令将参战军改名“边防军”，由徐树铮统率移驻蒙古。

从中枢到边疆后，徐树铮又干了件大事——收复外蒙。

外蒙于民国初年在俄国煽动下独立，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对外蒙失去控制。1919年春夏之交，日本想插手建立一个“大蒙古国”。徐树铮闻讯，亲自带兵八千赶到乌兰巴托，一路大张旗鼓，貌似要调集几十万大军远征漠北，日本、俄国均被吓住了，摸不清中国政府的心思。外蒙王公更是提心吊胆，同意归附中华民国。

这小幕僚还真是大胆，外蒙疆域辽阔，八千士兵往草原上一铺就没影了，加上日本、俄国捣乱，很可能无功而返。徐树铮猜死了日俄两虎恶斗，谁都摸不准中方，不会贸然出兵。果然一赌生效。

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愿意回归，中国的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的顶点。

徐树铮回北京后，除向政府报告外，还将此事电告正在上海的孙中山。孙中山复电说：“比得来电，谂知外蒙迴心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指徐）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归复，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为了巩固外蒙，徐树铮建议政府修建公路、开办银行，创刊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等等，全国上下都被这激动人心的事儿给弄亢奋了：咱中华还是有卫青、霍去病之类的高人啊！何必总是要打内战呢？

皖系因徐树铮收复边疆一事，大大挽回了形象，安福国会乘机推荐靳云鹏当总理。靳云鹏是段祺瑞一手提拔起来的，与奉系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与直系曹锟也是拜把兄弟，容易被各方接受。唯一遗憾的是，他也有点看不惯徐树铮的嚣张了。

徐树铮煽动段祺瑞，以国会逼靳云鹏组成“皖系内阁”。待名单公布出来，张作霖、曹锟又通电反对，扬言要“独立”、“清除安福国会”、“解散边防军，赶走徐树铮”。在国会与军阀之间，内阁两边受气。

总统徐世昌为了协调北洋各方面的关系，于1920年7月批准靳云鹏辞职，同时宣布夺去徐树铮的统兵权。段祺瑞大为恼火，让徐树铮把边防军撤回北京，接着围住总统府，要徐世昌废了直系曹锟、吴佩孚的所有官职。

曹锟、吴佩孚不满，通电倒皖，张作霖见直皖即将开打，赶紧溜回奉天，宣布“中立”。7月14日，曹锟、吴佩孚与段祺瑞、徐树铮正式交火。不料张作霖落井下石帮助直系，皖系一败涂地。

7月23日，直奉两军开进北京，安福国会众人如鸟兽散。一大早，徐树铮身穿长衫，坐着黄包车到某书店还欠账。店主见徐从容自如，很是惊讶：“此小事，何劳督办大驾。”徐树铮笑道：“此刻不来还，也许成了死账。”等他慢慢走到东交民巷租界区时，直军已追到其后面了。

直奉入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处置皖系战犯，徐世昌劝曹锟、张作霖看在同时北洋一脉的情面上，对段祺瑞网开一面，只通缉徐树铮等、解散安福俱乐部就行了。直奉本不想赶尽杀绝，同意此建议。此后，段祺瑞隐居津门。

皖系倒台，徐树铮也躲进租界，遗憾的是，徐离开外蒙后，他留在库仑的一个旅被俄国击溃，外蒙古再次落入异族之手。

待曹锟贿选总统的时候，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纷纷通电抵制。徐树铮劝段与孙、张缔结“反直同盟”，段祺瑞便委托他到广州去找孙中山。徐未到，孙中山便给蒋介石写信道：“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

孙中山与徐树铮见面后针对时局谈了许久，孙对徐非常赏识，希望他能留下来作自己的参谋长。徐树铮委婉表示：“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已经做了皖系的幕僚，只有谢绝孙先生了。

1924年10月，张作霖与曹锟、吴佩孚因利益问题终于翻脸，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大将冯玉祥阵前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并让部下鹿仲麟架起大炮把溥仪赶出紫禁城。直系大败，吴佩孚流落四川。冯玉祥、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拥护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电请广州的孙中山北上洽谈和平解决南北问题。

段祺瑞再次出山，便让徐树铮为“考察专使”，出访欧美日本等国，以寻求列强的支持。从秘书长换成“大使”，其实也是幕僚，徐树铮毫不介意，带着十几个人几乎来了个环球巡演。

在英国的时候，他应邀在皇家学院演讲，选的课题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让英国绅士们大跌眼镜：“真没想到中国军人如此风雅。”英国汉学家甚至以“中华民国的周公瑾”赞誉之。

到德国时，德方以接待外国元首的规格，不仅警车开道，甚至安排了陆军部举行野操，以供徐树铮检阅。其他各国均不知所以然，多年后历史学家们才找到答案：徐树铮曾给德国人送了一火车皮的枪支弹药，德国人虽然输了战争，却记得人情。

到意大利的时候，徐树铮与墨索里尼谈了两次，对于国际问题，两人居然有高度一致的认识，老墨甚至同意“为徐将军提供军火，以整顿中国。”

接着，徐树铮到俄国访问斯大林；又沿着比利时、荷兰、美国一路行来，最后到日本。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正在国外考察的徐树铮发回一副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联用典精准，仅仅三十余字便概括了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当时“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徐之才气，横揽一世，远不可及。”

命丧廊坊

1925年11月中旬，徐树铮结束了世界巡回考察，乘船到了上海，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登船迎接。随后，徐又受到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盛情款待。

孙传芳如此重视徐树铮，也是出于自身考虑：广州革命政府之北伐军势如破竹，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响应，北洋仅剩两湖吴佩孚、江浙孙传芳和北方张作霖有点实力，南方铁板一块，而北洋依旧同床异梦，很可能被逐步消灭。孙传芳想通过徐树铮联系北洋各派：万一南军踏入江浙，希望各位伸手援助。

徐树铮也想扩大段祺瑞的影响力，对孙说：“北洋派要实行大团结，应拥段执政为唯一领袖。”孙连连称是，二人详谈甚欢，还一起去拜访江苏南通的张謇。张謇是前清状元，曾做过袁世凯的老师，民国后致力于实业救国，在南通创办无数工厂获利颇丰，基本实现“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南通被时人称为“世外桃源”。

三人见面后，徐树铮与老状元诗词相和，竟不落下风，张謇大为诧异，表示：“徐将军如此风雅，定能成就伟业。老朽希望故土无战事，愿出面调和北洋间隙，敦促直、奉、皖联合起来。”

东南之行让徐树铮很满意，他很高兴地通电北京段祺瑞：“恩师，我回来了。”

此刻京畿地区乱成一片：冯玉祥想赶走张作霖，与奉军李景林部在天津交战；奉系大将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在关外厮杀得正紧。且北京城是冯玉祥的嫡系鹿钟麟监控着，段祺瑞身边不少人都被冯军抓走了，他都有下野的可能。

徐树铮骄狂，曾杀了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段祺瑞担心他的安全，让他不要来北京。徐却认为自己“奉命考察”，考察完毕理应回京复命，怕他作甚？执意北上。

26日，徐树铮到京，拜见段祺瑞时候，两人抱头痛哭。

此刻北方局势已经明晰：张作霖杀了郭松龄；冯玉祥赶走李景林，占据京津；张、冯两虎迟早会厮杀。

北京风传徐树铮从国外拉到援助，要联合北洋干掉冯玉祥。冯玉祥新仇旧恨，对徐食指大动。段祺瑞觉得气氛不对，劝徐树铮赶紧离开。29日下午6时，徐树铮登车出发。

徐去车站后，段祺瑞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神秘的纸条：“小徐不可行，行必死！”段大惊，让人拿着纸条去追，徐树铮一笑置之：“恩师多虑了。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我若藏藏躲躲，岂非正中其计！”

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得知徐树铮离开北京，立刻用长途电话向驻在张家口的冯玉祥报告。冯道：“小徐一走，从此多事！”鹿钟麟说：“小徐的车已经出了丰台，如决心干掉他，可用电话令张之江执行，在河北廊坊拦住。”

半夜12点，驻守廊坊的张之江接到鹿钟麟的电话，张觉得不妥：“小徐是国家的特任官，这样处置不妥吧！”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

徐树铮刚到廊坊，就被张之江派人拉下了火车，不到一个小时便被杀了。鹿钟麟早已安排了善后事宜，他把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送到廊坊，对外宣传“为父报仇，天公地道。”其实陆承武赶到廊坊时，徐树铮已被杀。

段祺瑞得知徐之死讯放声大哭，明知是冯玉祥做的手脚，偏偏被“为父报仇”弄得抓不住把柄。当天，段在私宅为徐树铮设置灵堂，并率子女悼唁。随后又购置一口上好棺木，将徐的遗体迎回北京安葬。

据说徐死之前，出现过很多怪异的事儿，徐树铮的忘年交、状元公张謇记载：12月30日晚，他在梦中恍惚看见徐树铮立于窗前，神情黯淡念着诗句：与公生别几何时，明暗分途悔已迟。戎马书生终误我，江涛澎湃恨谁知。张謇惊醒后，分明记得词句，心想“小徐必有事故，莫不是跟我告别吧。”果然翌日就收到消息，张謇感伤不已，以挽联寄哀思：“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徐树铮才华横溢，但锋芒毕露张狂太甚，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他的死让皖系一蹶不振，皖系中人无不感伤“皖系没有小徐不足以成事，亦不足以败事。”“年来党派之纷扰，南北之乖戾，外债之丛脞，强邻之压迫，而陷祺瑞于旋涡者，皆树铮为之阶也。树铮以文武兼资自诩，欲以纵横捭阖之术，执长鞭而控宇内，然文不能促内政之进行，武不能制西南之反动，徒赖日本为饮鸩止渴之计。”

一代大儒康有为很惋惜徐之死，他认为徐是周公瑾一类，“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横九州。其才兼乎文武，其识通乎新旧……假生百年之前，为人龙而寡俦。哀世乱而内争兮，碎明月于九幽。”

小小幕僚，从一而终，足令朝秦暮楚的军阀们汗颜。徐之文采也被遗忘，其收复外蒙时写下的一首《念奴娇·笳》，已无多少人传唱：

砉然长啸，带边气，孤奏荒茫无拍。坐起徘徊，声过处，愁数南冠晨夕。夜月吹寒，疏风破晓，断梦休重觅。雄鸡遥动，此时天下将白。

遥想中夜哀歌，唾壶敲缺，剩怨填胸臆。空外流音，才睡浓，胡遽乌乌惊逼。商妇琵琶，阳陶觱篥，万感真横集。琱戈推枕，问君今日何日？

第二节　张其锽：布衣神算，算不过天

个人档案

姓名：张其锽

字：子武

号：无竟

籍贯：广西桂林

生卒：1877—1927

所属派别：墨家、六壬

专项特长：命理、星相

最相似的古人：刘伯温

主公：谭延闿、吴佩孚

人生信条：士为知己者死

最得意的事：

北军南下，势如劈竹，他带领三百将士将北洋军堵在湖南；

行军之前以六壬术卜凶吉，毫厘不爽；

最不地道的事：

无

最失败的事：

算出自己的死期，依然没能逃过劫难

综合评述：

精通先秦学术，犹如天人，如果著书立说，当是一代国学大师；与吴佩孚结拜兄弟后，一直抱着“名士当为主尽忠”的心态跟随，虽宾主曾有不悦，却始终不言放弃；能窥破天机，奈何主公不信；所遇非明主，志士死可惜。

神机妙算退敌

1918年，皖系强者、内阁总理段祺瑞下令大军南征，彻底解决云贵两广半独立状态，将孙中山的革命根据地一举荡平。

北军南下，直系骁将吴佩孚带领精锐第三师霸气最盛，一路踏江西、过湖北，进入湖南后扫长沙、入衡阳。吴佩孚自比现代关羽，很仗义地将长沙城送给了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自己继续往南推进。先后进入的湖南的北军几乎涵盖了北洋各路精英，有吴佩孚的直军（士兵以直隶人为主）、张作霖的奉军（东北兵）、张敬尧的皖军、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西北军），以及苏军、鲁军等等。

西南军阀虽然名义上拥护孙中山为大元帅、另立中央与北洋对抗，可看到北军咄咄逼人的架势，均蔫了下来。反正湖南不是自家的地盘，没必要拼命，于是桂军、粤军、滇军纷纷撤离战场，湖南方面居然只有湘军各部奋力抵抗。湘军到处求救，却得不到丝毫支援，最后被迫退到永州一代，躲在山中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枪支弹药更是奇缺。

段祺瑞对北军的表现相当满意，授意张敬尧继任湖南都督，统领前线战事。这张敬尧暴戾恣睢，麾下第七师更是无法无天，在长沙公然奸淫掳掠。北军“祸湘”让吃辣椒的湖南蛮子异常愤恨，自发团结起来与北军死磕。

当时，湖南首任都督、湘军名士谭延闿先生随孙中山去了上海，他接到家乡父老的召唤，急匆匆南下，期望整顿旧部、联合西南各军赶走北军。等他到湖南的时候，发现形势相当严峻：西南联军被打垮早就退走，数千名湘军缺枪少粮，在永州已经陷于困境。

这仗这么打？谭延闿实在想不出解救湖南的办法，便写信向老朋友张其锽求救，请张速速赶到永州来指挥全局。

张其锽精通墨家，对周易六壬也深有研究，堪称一代奇才。如果看过电影《墨攻》，仅仅一个墨家传人（刘德华饰演）就能守住死城，便可知墨家有多厉害了。

接到故友求救信，张其锽当即从广州动身赶到湖南，他到永州时，谭延闿正在举行军事会议，一见张来了，急忙出军营迎接“墨家守城，天下无人难破。湖南有救了！”

在场的将领们则不以为然：湘军就剩下这一点人马，要是吴佩孚再倾力一击，大家没准全见了湘军祖师爷曾国藩，区区张其锽，能救湖南？笑话。

抱着“留点种子”的念头，湘军将领纷纷要求退到广东岭南，放弃湖南。

张其锽冷笑：“如果大家不愿守永州，我来守吧！”

谭延闿大惊：“军中无戏言，先生且不可开玩笑。”

“立军令状吧，给我三百人马，要是丢了永州，就枪毙我！”张其锽胸有成竹。

湖南诸将犹如听天书：三百人马挡住北洋四万大军？您以为是斯巴达三百勇士吧？即便您精通墨家，可那时候是春秋战国，冷兵器时代啊！现在都架起大炮，直接轰城了！

无论众人信不信，张其锽固执己见，谭延闿了解故友，万般嘱咐后留了三百士兵，自己随军后撤。

唐朝的柳宗元曾被“下放”到永州，留下的《永州八记》详细刻画了永州的地理环境：穷山，恶水，蛇多（详见《捕蛇者说》）。张其锽孤军守永州，用的并不是诸葛亮的“空城计”，而是让三百士兵多备军旗，在各处山坡上、密林中广设疑兵，虚张声势。

吴佩孚占领衡阳后，前锋部队一路往南只见溃兵，铁蹄之下如踏无人之境，没想在永州居然卡壳，探子回报，驻防永州的是广西神算张其锽。此人精通奇门遁甲，仿佛布置了八卦阵，让我军入彀！

吴佩孚也曾听说过张其锽善于奇正用兵，将信将疑之下命令部队暂停，修筑工事与湘军对峙。

得知北洋军停在了衡阳，西南军阀们个个汗颜：“咱们被打得丢盔弃甲，这张其锽居然用三百人就堵住了北军的去路！莫非他真能移山填海，撒豆成兵？”

其实张其锽也没传说中那么神奇，他不过对时局有着深刻的认识，另加上神算一掐，猜死了吴佩孚不会继续难犯。

事后，谭延闿问张其锽为何如此自信，张微微一笑，分析道“这场仗，并不是周易八卦指明了前景。吴佩孚之所以停下了，主要原因有五：其一，吴素来以北洋正统自居，治军严谨，与张敬尧不同，不会赶尽杀绝；其二，吴与张本来地位相当，现在吴的直军出力，段祺瑞却升任皖人张为湖南都督，肯定会导致北军内部不和；其三，北军客战已久，已显疲惫之态，如果继续猛追，必将威胁到广西，要是逼急了桂军，吴佩孚便是吃力不讨好，吴爱惜羽毛，要保持常胜之名节；其五，全国反战呼声越来越高，南北都有谈判的意思，如果继续开战，吴佩孚在道义上会站不住，他没傻到那程度。”

谭延闿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忍不住又问了句：“要是我们放弃永州呢？”

张其锽摇摇头：“那么就真丢了湖南全境。既然没人抵抗，吴佩孚为何不博个好名誉呢？只是湘军全部退走后，必定让湖南人民深为失望，而且作为客军寄人篱下，再度崛起，也很难了！”

谭延闿闻言默然，暗忖幸好及时将张其锽请来，不然就会背负上“弃守湖南”的骂名了。

湖南危机解除，张其锽又以个人名义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谭先生气宇轩昂，吴将军英奇磊落，何不携手言和？湘省是南北问题的最大关键，要是您与谭能和解，无疑能成就军界佳话。”

吴佩孚此刻正烦躁，中央直皖争权，让他很为难，张其锽字字句句都落到他的心坎上，他叹了句“真是奇才，恨不相见”，便电请张其锽到衡阳一叙。

谭延闿担心张其锽的安危，张从容自若：“吴佩孚为人坦荡，兄长不必担心，既然他请，我若不去，反显得咱们小气了！”只带两名随从，如诸葛亮飘然过江东。

吴佩孚酷爱读兵书，对奇门遁甲亦是“略懂”，二人见面后，从文王演周易、孔明布八卦阵谈到李淳风推背图、刘伯温烧饼歌，越聊越投机，甚至烧黄表拜关公结为兄弟。吴佩孚长三岁为兄，张其锽为弟，但吴从来不喊“老弟”，总是称“先生。”

在张其锽的转圜下，吴佩孚、谭延闿等南北军界数名将领不经过北洋政府和西南军政府，以个人名义通电签订《停战协议》。控制北洋的段祺瑞气得将桌子都掀了，大骂“这吴秀才，一个小师长，居然敢造反！”

湖南从此无战事，三湘百姓都感激张其锽合纵连横之功；段祺瑞奈何不了吴佩孚，便在电报中威胁利诱齐下；吴佩孚发了秀才脾气，跟北京打起来电报战，每次都是张其锽拟稿，如“天下耳目非一手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能制”“吴某本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天职，今日人侵我山东故土，愿帅师北上，驱逐日寇！”句句凛然。

1919年巴黎和会上，英美各国默许日本侵我山东青岛，段祺瑞授意内阁签字，消息传出后，学生们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吴佩孚在张其锽的建议下通电支持学生，指责政府。段祺瑞深为嫉恨，骂吴“通敌”“养寇”，“不知受了谁的教唆，毁我北洋基业！”

1920年1月，吴佩孚干脆通电要撤防北归，电文也是张其锽拟定“阋墙煮豆，何敢言功……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军人颜面何存……”段祺瑞慌了，急电吴佩孚“不许撤防！”吴丝毫不理会，将军队撤回保定。吴之行为，博得了全国极大的同情，其“和平将军”的声名被四方传诵。

当然，吴佩孚不仅仅是为了博得名誉，张其锽的另一建议才点中了吴的死穴：“皖系势大，直系多受排挤，如果任由段祺瑞当政，将军定遭蚕食，不如保存实力，借力打力削弱段之羽翼。”吴佩孚问如何才是上策，张其锽明确指示“撤军，宣传军人枪口对外，甚至表明要跟日本开战，段亲日，绝不会让将军开赴山东，那样于将军无损。而将军撤防后，湘军一定会驱逐张敬尧，那么就削了皖系实力！”

不损一兵一卒，既能博得好名声，又能给皖系下马威，吴佩孚何乐不为？他听从了张其锽的建议，宣称“把湖南送给张敬尧，以显示直皖合作之态”，大大咧咧北归。

一个月后，湖南各界掀起了浩浩荡荡的“驱张”运动，湘军的正式编制只剩一个师，武器更是少的可怜，被称为“湖南骡子叫花军”，但连读书的毛泽东、彭德怀等热血青年也积极参军“解救家乡”，张敬尧很快就被赶走。

桂林奇才

张其锽（1877—1927），字子武，号无竟，祖籍广西桂林，其人博学多才，精通老庄法墨诸子百家，明辩易理玄学。民初军师界有这样一句话“徐世昌是水晶狐狸，会做人；徐树铮才气纵横，却跋扈；善权术、有学问则以杨度和张其锽为最！”杨度学的是帝王术，张其锽则擅长周易。

张家祖上出过高官，张其锽的父亲在广东当过知县，还讨了几个小老婆。张其锽是三姨太所生，尽管天资聪颖，却并不受宠爱。这小子长大后四处拜师，不知从哪里学来一身六壬占术。

简单介绍下六壬，此术以阴阳五行占卜吉凶，与奇门遁甲、太乙神数合称“三式”。六壬为三式之首，相传是九天玄女授之轩辕黄帝以灭蚩尤，是易学之祖。隔了五千多年，居然还没失传，也真是奇迹。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其锽考上了清廷最后一届进士——翌年科举就被废除，也算运气不错。同时考上的还有湖南人谭延闿，二人情趣相投，遂为至交。

中了进士后，好歹能做官，清廷用人之际，就安排这桂林才子到湖南芷江去做基层干部——县令。芷江处于湘西，穷得鸟不生蛋，而且到处是土匪，张县令经常半夜时候带着官兵抓强盗，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记载，张其锽“爱民如子，每闻盗警，虽深夜必往……常衣短后衣、驰怒马，与胥卒深入林菁搜捕，期必获，盗风以敛。”

还有个传说：张其锽快刀斩乱麻，两个月把芷江的土匪都赶到其他县了，黑道人士无不对其痛恨。某次土匪们设下一计，将张其锽困住狠狠打了一顿。张异常愤怒：“文人无缚鸡之力，要不怎么会受辱至此！”于是请调省城长沙，打算“拜访名师习武”，清廷准了。

从地方调到省城，朝中没人说话是相当难的。张其锽所依仗的贵人，便是云贵总督李经羲。李经羲到云南赴任时路过湘西，不断听人提到张其锽大名，好奇之下便约张面晤。适时朝廷号召实行“新政”，李便问张对“新政”的看法。依常理，张会侃侃而论，大肆鼓吹，但他摇摇头道：“名为百废俱兴，实则百兴俱废，大患在此！”李经羲很是惊讶，垂问其详，张其锽便提出老庄哲学“循名责实，执简御繁；简责有要，易知易行”，说白了，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李经羲对张其锽大为激赏，特意上疏朝廷，表彰张“才识优异，堪备封疆之选。”清廷难得遇到个不折腾的好干部，就把张调入长沙。在长沙，张其锽四处拜访民间异人，几年后居然学得一身好武功，据说能“登墙上房，力搏数十人”。

虽然贵为长沙县令，却时不时有债主上门要账。说来惭愧，他在芷江当了三年父母官，却欠下7000两银子的私债——张县令清正廉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父亲早逝，大妈、二妈、三妈以及十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都嗷嗷待哺，均指望着他出钱养家，因此他只能举债度日。

如何将这笔巨债还清的呢？还是运气：他娶了曾国藩的外孙女，得了笔丰厚的嫁妆。

曾国藩的女婿、在家休假的浙江巡抚聂缉规听说张其锽“人才难得”，有心将其招为东床，便托人上门来提亲。

这天上掉下来的好事，换其他人早就答应了，张其锽却老老实实拒绝：“我之所以当官，是为了奉养老母，一旦母亲去世，我就出家修行，不问世事……”

聂家偏偏认准了这位佳婿，发动多方攻势，张其锽终于还是娶了冰雪聪明的聂小姐。

辛亥革命时，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被推为都督，谭力荐张其锽为军事厅长。民国初年湖南“义军”五花八门，张其锽认为兵多为患，建议大肆裁剪，以减轻财政压力。谭延闿很赞成，委派他办理此事。张用了半年时间，遣兵归农达十万人，另精编湘军各部，巩固了军队实力，三湘百姓无不称颂。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听说张其锽学贯古今，便将其请到北京，欲“委以重用”，并以“广东巡按使”相赠。张其锽觉得袁世凯“过昵近伪”，声称自己只想研究学问，不在乎做官，谢绝了事。

1914年底，袁世凯称帝之心比司马昭还明显，却故意授意手下在约法会议上提出“大总统有封爵权”的议案。议员们唯唯不敢言，张其锽作为湖南代表却站起身来嘲笑道：“民国总统已经权力无限，还想封爵，那不成了皇帝了？”可惜除了张其锽，其他议员均默不作声，张觉得事情已无法挽回，当夜便离开北京回到湖南。

袁世凯去世后，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不合，黎总统便下令罢免段总理，请李经羲代任，李总理想到奇才张其锽，便致电请张出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其锽推辞不过，正欲出山，张勋在北京又闹了场复辟，此行未成。

接着段祺瑞赶走张勋“再造共和”、逼走总统黎元洪，请来直系头子冯国璋代任总统，为了实现“北洋军占据天下”，段总理下令大军南征，湖南顿时成了主场战。在西南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前湖南都督谭延闿（曾被袁世凯免职）赶到湖南，再请张其锽出面布局落子，张略施小计，就牢牢钉住了吴佩孚。两年后甚至劝吴佩孚北归，湖南也由此再落到谭延闿手中。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曹锟、吴佩孚将段祺瑞赶下台，把控了中央。吴佩孚飞黄腾达之时并没忘记自己的“义弟”张其锽，将其请到洛阳任高参。

兄弟再见，免不了把酒长谈，觥筹之际吴佩孚就让张为自己算上一卦。

张其锽推了会八字，对吴说：“大帅，您命中注定早年途多坎坷，疲心费力。您五十一岁、五十二岁那两年，恐有劫难在身，望多保重。”

吴佩孚哈哈大笑：“其实我也略懂周易，自己算过，那两年顶多有点小咎，并无劫难可言。先生既然如此说，我多加小心就行，那你看看我寿限怎样？”

张其锽笑笑：“大约在六十五岁、六十六岁有难，如果冲过了这关口，至少能够活到九十岁。”

“九十岁不敢奢求，六十五也少了些，先生自己的寿辰呢？”吴佩孚微微有了醉意。

“也许我只能活五十一岁，民国十六年乙巳月（1927年农历四月），我有血光之灾，恐怕要难免横死。”张其锽神色有些落寞。

“兄弟，我看你也别太悲观了，我推算过，自己能活八十岁，你与我相差无几，咱兄弟一起，什么大风大浪闯不过去？”吴佩孚权当酒后闲聊，哈哈大笑。

“但愿如此，希望我错了。”张其锽也不再扫兴。

时隔多年之后，张其锽的预言果然得到验证：他自己死于1927年农历六月，误差仅仅两个月；吴佩孚于1939年被日本人毒死，时年六十五。

民国第一神算

张其锽“神算”并非浪得虚名，他对墨家很有研究，所著五卷本的《墨经通解》，迄今仍是研究墨家之权威；他精通六壬易术，用兵之前先占凶吉，屡试不爽，吴佩孚赞其是“刘伯温再生”。

南北两军尚在湖南对峙时，张其锽在老友谭延闿军中时常与谭玩一种叫“射覆”的游戏。所谓“射覆”，就是用盆子盖住某样物件，让精通易学的人去猜测。汉武帝曾弄了一只壁虎考群臣，结果东方朔推出来了“为龙又无角，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守宫即蜥蜴。”汉武帝大惊，重赏。

射覆对易学者的要求很高：时间有限，现场占卦，当众打开，如果不准，就大丢面子。又传朱元璋某日“身居内殿，方啖之时，内监忽报，国师刘基求见，太祖即以碗覆物，召基入。礼毕，帝问曰：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基掐指轮算，对曰：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食物也。”打开一看，是被咬了一口的烧饼。这便是后世“烧饼歌”的由来。

谭延闿是湘中才子，与张其锽经常就某场战争的走势作出预测，二人均将预测写下来封存好，过一段时日再拿出来验证，经常是八九不离十。二人的好友、湖南著名的教育家曹孟其很是惊奇，将双方的卦辞、卦象收集起来，整理出了《谭张遗迹》一书，该书被后世称为“易学宝典”，出版的时候由国学大师章太炎作序。

章太炎自认是儒家传人，不语“乱力神怪”，却对张其锽很钦佩，在《谭张遗迹》序言中说：“长沙之复，盖得之诸人和，非天所致。观此占验，乃以王相推至，竟不爽，夫可怪矣。自昔虞仲翔、刘诚意辈，往以占术赞军，其成效不可诬。天道玄远，固非浅见所能测也。”意思是说：张其锽说服吴佩孚，湘军得以收复湖南，简直是天机神算，犹如虞翻、刘伯温之类。咱不懂，不敢参合。

谭延闿也在《谭张遗迹》中说：“我交往子武（张先生字）廿十年，不知道他有这样神奇的技术……从六壬射覆才开始相信，全面了解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当然，张其锽也有不准的时候，某次友人捣乱，用瓦盘盖了一个烧了半截的洋蜡烛，张其锽苦思良久，推出“螣蛇戌土”、“贵人亥水”两象。提笔写道：“亥水贵人，亥主墨，又近贵人之器，为天德，可能是墨水盒；亥为登明，为妇女，为首，也可能是妇女首饰盒；亥又主图画，光明，也许是男女合照。”

其实从意象上看，“水”“近贵人”“光明”基本上就是蜡烛，只是蜡烛这玩意出自西洋，张其锽没料准，自叹：“想不到像我这样精通术数的人，有时也会引发鬼神不满！”

如果说“射覆”有些神乎其神，张其锽对战场的判断却相当精准，他看的不仅仅是局部的战役，而是各方势力焦灼下的走向。在洛阳的时候，吴佩孚任其为秘书长，“决疑定策”“倚畀甚殷”。

张其锽在军中除了做指导工作，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其夫人回忆：“子武每晚都要看书两个钟头，有客时会客，等客人走后再看书，有时会看到午夜两点多。他吃饭时也看书不停，看得入神，筷子在桌子上挟两下，并没有捡到菜，接著就吃两口饭。我忍不住问他，‘菜好不好吃？’子武说：‘还好，还好。’我说：‘你嘴里有没有东西。’子武才发觉只是吃白饭，并没有吃菜。”

1922年4月，直系赶走奉张，拥护黎元洪复位，以黎之名号召“南北和谈”“恢复国会”，6月，黎元洪任命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目的是用张的身份和地位影响西南，避免再起刀兵。民国在张其锽的引导下，已经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张其锽轻装简从到广西上任，他就职后积极整顿财务，改善吏治，虽然不能彻底落实到全省，也为家乡做了不少贡献。只是两广军阀都拥兵自重，且广东国民党势力再兴，一直想“清除广西旧势力”。在这种大环境下，张其锽以老庄“保境安民”的思想治省几乎是不可能，他不愿陷入新旧军阀的之争，不到一年便挂职而去，回上海继续研究他的墨子去了。

他任广西省长的时候，也跟同僚们经常玩“射覆”，其秘书何勇仁先生曾提到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广西高等审判厅厅长何庆云、广西省推运局局长张叔达不信易学，某次闲聊，跟张省长抬杠，三位年轻人否认“奇门”、“六壬”的价值。张也不争辩，就让他们验证试试。何勇仁回忆：

晚间常于谈公事之余，即于张省长（张其锽字子武）的休息室聚集，有时与其闲谈至深夜，从天文地理而到人事掌故无所不谈，并且常常作有限度的及有礼貌的和他抬杠。我等否认“奇门”、“六壬”等的存在价值，张省长绝不以自己乃一省之长而有所托大，反而讲不少和谭畏公（即谭延闿，号畏三）过去如何试验印证之故事给我等听。我等即乘机提出：“要使我等五体投地，必须当面表演给我等看才行”，但是省长总以微笑示意，或说：“等机会吧！”

某日晚上，张省长政务较闲，手上拿一易经。我等以为彼正在静心默想，却不料首先开口问：

“你们不是要考我吗？”

“不敢不敢，我们只是求教。”

“好，你们怎样考我呢？”张省长兴致勃勃自动提出询问。

“我们要包裹一包东西，请您算一算，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好，可以的，你们在外面准备吧。”张省长欣然应允。

我等步出休息室到客厅，四周张望，竟无一物可以包裹者，旋遇省长佣工阿桂，以为我等找寻遗失物品，后告以经过，即步入阿桂卧室，复四面张望，发现室内方桌上放着一包“洋火”（供吸纸烟用的火柴）。我们低声洽商后，决定利用仅有之一包火紫，由何庆云将火柴先用报纸重重包裹成约一尺平方大小，外面再用桌上白布包裹，甚为整齐美观。我等再次进入张省长休息室后，彼正在静坐闭目养神，旋睁开双眼，见我等手后布包，微笑示意我等先启齿。

“请省长神机妙算，这个包裹里面裹着什么东西？”我将包裹递过去。

“好，请你们静坐片刻，等着答复。”

我等三人静静坐下后。见他先启开一本卜算书，再用几文旧铜钱在双手合掌中摇滚几次，经过一番计算和思考后，即提笔直书：

火融融，木片产山中。火融融，五彩画纸中。

火融融，两面在通风。火融融，中间是空空。

我默默为张省长祷告，望他福至心灵，所卜全对，并急不及待，偷看他笔书。看到第一句“火融融，木片产山中”，即面有喜色，示意何庆云、张叔达二人一个惊佩的表情。及看到最后一句“火融融，中间是空空”，心中又甚着急，因火柴盒中间正塞满火柴技，怎能说它“中间空空”？！但何庆云看了之后，连声表示：“很对，很对。”因何庆云开始打包时，曾私将装放火柴之小盒子拿出，仅将一个空的火柴盒外套包起来。

张省长自认甚有把握，并无紧张神态，最后看到一个空火柴盒外套，然后笑说了一声：“对了吧？”我们当时非常惊佩，曾要求他传授此一神奇学问，并询问如何算出“火融融，五彩画纸中”？因我等正拿起火柴套所贴的五彩画来看，张即根据学理予以解释，我等无此修养，殊不易了解。

另有张其锽的下属回忆：“子武亦精通奇门之术。某次席上，友人屈指作拳状，请子武推断，掌心中藏何物。子武就席上取牙签数枝，略事摆布，断曰：‘此物非木非石，其形圆而长，中空，如非枪弹壳子，即为纸捻筒子。’友人伸手出示，则所握者果为水烟壶之纸捻筒也，举座为之称奇。”

吴佩孚的军师

1923年，刚满五十的吴佩孚到了一生的鼎盛时期，他官为“直鲁豫巡阅使”，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湖北、陕西都督均是他的下属，其驻地洛阳几乎成了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北京政府都得看吴大帅的脸色行事。

贺寿当天，各方显贵人物来了七百多人，连颤巍巍的康有为也大拍其马屁，送上一副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劲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张其锽也寄来两首贺诗，行文非常得体，诗云：

渐喜神州定，应知砥柱功，蓬莱钟淑气，海岱想雄风。

说礼思遥集，浮罂智不穷，远邦惊将略，近世更谁同？

洛下花如锦，开轩值令辰，知非还折节，学易每书伸。

自是迥天手，无惭后乐身，更看归马日，称兕九州春。

吴佩孚得意之余又有点小纠结：张先生曾说我在五十一二的时候有劫难在身，那就是明后年了？究竟是谁敢得罪我呢？

不久吴佩孚就看出了倪端：直系逐渐分裂，他的顶头上司曹锟，在天津另组曹家帮，似乎对自己不满，手下冯玉祥仿佛也不再那么听话！更危险的是，曹锟居然想当通过贿选当总统，而且一定要上位！曹此举无疑是找抽，东北张作霖、广东孙中山，以及下野了段祺瑞绝对不会让曹得逞。

果然，曹锟贿选后，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联合反直，吴佩孚麻烦大了。

1924年9月，张作霖调动十二万大军再次入关，吴佩孚集合十万大军迎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正当两军激战之时，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冯军撤出战场，折回北京城囚禁了总统曹锟，奉军乘机分割包围。吴佩孚腹背受敌力战不支，大败，退到鄂豫边境的鸡公山时，手下只剩下一千人马。

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吴佩孚才想起义弟张其锽的“铁口”，赶紧差人到上海请军师。

张其锽不愿入伍，谢绝到：“其锽自问才智心术皆尚有过人处，惟天性亢直，嫉恶太严，非所容于今世……然今所处之地，实为受过招尤之的，不尽言则不忠，尽言则不智，不智害己，不忠害公……”大概意思是：大哥，我觉得我实在是太聪明了，泄露天机过多才遭到打击，现在我实在不想跟你说什么了，说多了怕遭到天嫉，挨雷劈，可是不提醒你的话，又显得不够意气。当初我就说过，你在五十一二岁有大劫的……

张其锽不想再当幕僚，吴佩孚慌了，三番五次派人到上海请：“军师啊，是我不对，你就看在当初一起拜关二爷的情分上，再拉兄弟一把吧！”

直到1926年春，张其锽实在推脱不过，才去了吴佩孚的军营。

这时候的吴佩孚在湖北重新站稳，国民革命军北伐，将占地为王的北洋军阀们震得稀里哗啦，北洋都督担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被国民党收了，便联合起来推举吴佩孚为“十四省联帅”，于武汉设立“总司令部”，南抗国民党，北拒张作霖。

吴佩孚风云再起，总司令部内人才济济，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出任总参议，军事奇才蒋百里为总参谋长，湖南才子杨云史为文案，张其锽一来，吴佩孚当即以“秘书长”想赠。此刻吴佩孚几乎拥有了民国最厉害的“智囊团”，如果他不是那么偏执的话，蒋介石真不一定能打下武汉，历史教科书上也没有叶挺“铁军”这个名词。

军中幕僚个个身怀绝技，吴佩孚对小他三岁张其锽最为客气。对章太炎和蒋百里，吴虽然恭敬却保持着距离，称“太炎先生”、“百里先生”，对张其锽则不同，只称“省长”而不叫其名，如果吴对手下说：“请省长来”，就是指张。

每次开会时，冯玉祥、王承斌等骁将，蒋作宾、杨云史等高参都是站着，唯有张其锽、蒋百里、章太炎能坐。

张其锽一般不发言，对问题考虑再三，认为确信不疑才提出建议，吴则十分尊重。某次吴佩孚建议提拔某心腹当军事参议，张其锽觉得对方学问一般，完全是因为忠心才能上位，便建议撤换。吴佩孚不情愿，说了句“省长，这件事您就别太认真了。反正他也是受您管辖。”张其锽不再吭声，在条子上批示“此人若任参议，则名器不复可重，本人当辞职以谢天下名士”。

即便做幕僚，也要是有风骨有才华的人吧，如果张三李四都能干，那咱们这些学富五车的精英们有何尊严？

吴佩孚面红耳赤，只得对心腹说：“不是我不提拔你啊，省长不同意，我也没办法，也都怪你，平时不读书，肚子里货少，才被瞧不起！”

国民革命军宣布北伐的时候，湘军各系意见纷纷，有人建议抵抗北伐军，号召“联省自治”，凭什么咱一定要认蒋介石坐头把交椅？也有人建议投靠北伐军，现在吴佩孚在湖北要南下，国民党要北上，无论如何湖南都被夹在了中间，对比而言，国民党的军纪比北军要好……湖南人素来倔强，几派谈不拢，先内斗起来。

吴佩孚想跟当年入主衡阳一样，再次踏入湖南，湘军亲吴派也不停派人前来请求支援；此时冯玉祥又在北方跟张作霖干上了，冯宣布麾下20万将士全部加入国民党，响应国民政府北伐，张作霖也派张学良到武汉请吴佩孚先北上，干掉冯玉祥再说。

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吴佩孚召集幕僚们商议，张其锽分析道：“如今天下四分，蒋介石有两广云贵、大帅占据中南、张作霖拥有华北东北、孙传芳盘踞江浙，其中孙传芳表面上支持大帅，但不一定能全力效忠，而张作霖与直系有仇，此人心机颇深，不值得信任。谁都没能力武装统一南北，我们保持现状为佳。湖南方面继续让他们内乱，要是蒋介石大举兴兵，咱们也立马南下；北方张作霖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冯玉祥，咱不急着保持。”

“我虽然恨张作霖，但更恨冯玉祥，要不是他倒戈，我何至于此？”吴佩孚咬牙切齿，“且况张学良已经归还了我们的枪械……”

“您的意思是？”张其锽问。

“兵分两路，一边南下踏平湖南，一边北上剿灭冯玉祥！”吴佩孚断然道。

张其锽听到这番话站起身来：“大帅万万不可，湘省内事，我们宜处之以静，观其蜕变因时制宜；若作左右袒，犹扬汤止沸。湘军对西南并无好感，当年北洋大军南下，西南联军为保存实力撤走，才有皖系张敬尧祸湘之事。此时广东蒋介石要南征，湘军肯定担心湖南又成南北战场，不会借路。要是蒋逼迫太紧，湘军也许会主动靠向咱们。您急着南下，也有可能逼得湘军转向蒋介石……”

吴佩孚哈哈大笑：“湘军算什么，我南下的时候，追他们跟撵兔子一样，要不是省长你及时守住永州，湘军早就被我灭了；再说冯玉祥，他这个人朝秦暮楚，见到我战战兢兢说话都结巴，能成什么气候？况且孙传芳已跟我结盟，只要我大军开调，他随后响应……大家别争了。信我一回，我这十四省联帅的名号本来就是空的，迄今的根据地都是暂借。咱必须做点事立威，两路出击，打下湖南作为基地，扫平冯玉祥以震慑华北！”

既然吴佩孚一意孤行，众人不再好说什么，蒋百里担心孙传芳到时候变脸，主动建议自己去游说孙，吴同意了。

张其锽实在不看好吴“两线出击”的战略，既然苦劝无效，他便提出辞职。吴佩孚安排鄂军南下打湖南，自己带军北上袭击冯玉祥，临行前，张其锽送上辞职信：“目睹种种举动无法匡救，痛彻于心，精力已疲，才智已竭，乞准长假回沪，以全节操……”

吴佩孚坚决挽留，亲自安抚：“省长别担心，我平定冯玉祥就回来。”张其锽无奈，只好说“大帅，我曾经跟您说过，今年我有大难，您就让我回上海躲着看书吧。”吴正色道：“你到上海我还真不放心，青帮、国民党、日本人，谁都有可能将你掳走，你跟着我，几万军队保护着，谁能奈你何？”张其锽无话可说了。

劫数难逃

事态的发展果真如张其锽所料：湘军唐生智部受到吴佩孚的打击后，立即投向北伐军，蒋介石大喜，授命唐为第八军军长，与粤系李济深第四军、桂系李宗仁第七军合力杀往湖北；在南昌的孙传芳坐山观虎斗，居然不来救；冯玉祥避开张作霖，全军退到河南抵抗吴佩孚；张作霖耍滑头，并不追击冯玉祥……

如此一来，吴佩孚便遭到南北两线夹击。

1926年夏，北方没能将冯玉祥打趴，南方武汉已经岌岌可危，吴佩孚匆忙赶回湖北，亲自指挥三个师的主力在汀泗桥与北伐军死战——奈何此刻先机尽失，北伐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率先突破，吴佩孚的防线被撕开一个大口子，全局崩盘。

眼见军心动摇，不少人弃吴而去，张其锽仰天长叹，却不言告辞。吴佩孚自觉愧对兄弟，多次道歉。

武汉的局面已经没办法收拾，吴佩孚仓促之间退往河南。几个月后，北伐军占领湖北后继续北上，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支持北伐，吴佩孚再次面临夹击，只得召集高参开会。

张其锽献计道：“冯玉祥占陕西、甘肃，国民党进湖北后，肯定会打江西，切断我们与孙传芳的联系。当然，我们并不指望孙猴子。加上山西阎锡山反水，大帅在河南不可能安生。不如取道入四川，借着蜀道天险固守，努力经营几年之后可问鼎中原。”

“你是说，放弃洛阳？”吴佩孚有些不舍。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诸葛武侯当年劝刘玄德入蜀，才能三分天下有其一！”张其锽道。

“嗯……”吴佩孚已经没了选择的余地。

张其锽曾算出自己将在1927年阴历四月有血光之灾，过完春节他便格外小心。吴佩孚决心入蜀，忙于整编部队，这时又传出张作霖想乘火打劫渡过黄河抢地盘，吴不得不妨，派高参易克皋到郑州协助指挥驻军。

易克皋与张其锽交情不错，便前来辞行，两人不甚唏嘘，易说：“大帅如今已经够艰难了，要是奉军真落井下石，我这一去，也不知道能否与兄再见。”

张其锽也凄然道：“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算准自己流年不利，大帅也在坎坷中……其实我最想回上海闭门著书，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大帅于危难！我现在好像是攀上了桅杆顶尖，不知有梯子下来没，也许会摔下来，到时就粉身碎骨了！”

幸好张作霖没那么黑心，吴佩孚全面撤退还算顺利，端午节时，吴军已经到了南阳，即将踏入四川，张其锽觉得自己逃过了劫数，相当高兴，欣然向人说：“好了，我大约逃过劫数了。四月没出事，就平安了！”吴佩孚也替兄弟高兴，他特意在南阳买了一批好马送给张其锽，以驱晦气。

张其锽的六壬之术向来灵验，怎么会不准了呢？其实他的劫数还没到，出现了点点偏差。

这年阴历六月，吴佩孚的军队到达河南与湖北交界之处的某小镇，大军暂时停下来休整，打算随后入川。

蜀地多山，山上多土匪，尤其在这川鄂交界的地方。吴佩孚此刻是龙游浅水，一路不得不小心，当时入蜀有两条路线，走大路远；经沟陵关走小路近，为了安全起见，吴让部队走大路。

大部队开拔后，并没遇到异常，吴佩孚觉得还算安全，便与本队走小路。临出发前，张其锽的坐骑忽然狂跳，吴佩孚很奇怪，问“省长，怎么回事？”张也不明就里：“我也不知道，上午才喂了草料啊。”“也许它不愿意去四川吧，哈哈哈。”吴佩孚解嘲似的笑笑，众人均苦笑，谁都不愿去四川。

行到正午，一行人迤逦来到沟陵关打尖。乡亲们听说是吴大帅借路，箪食壶浆相迎，几个地方名士提着文房四宝请大帅赐墨。吴佩孚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壤还有人记得他的大名，相当激动，就认认真真的研磨挥毫。张其锽见此刻吴大帅还在玩风雅，不怎么耐烦，便与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

羊肠小道上，张其锽骑着马特别显目，半山坳里十几个土匪远远看到一个当官模样的骑马而行，卫兵只有七八个，挑担子的却不少，像是带了不少财务。土匪们以为是哪个捞了好处回老家的连长一类，便骑着马狂奔而来，并对天鸣枪示警：“留下买路钱！”

如果是行走江湖的老油条，也就下马跟土匪对上了黑话，吴大帅的名号一报上，再送点大洋，也许就交了个朋友，能把对方收编也说不定。张其锽智商虽然高，确是十足的书呆子，他以为中了埋伏，命令士兵开枪还击。

土匪们被惹毛了，几十只枪乒乒乓乓一阵乱响，张其锽手腕、胸口分别中枪，落马后便断了气——说灵不灵，迟了两个月，依旧在劫难逃。

待土匪们打散卫兵，下马检查箱子，发现里面全是书，连呼倒霉。吴佩孚大部队赶来之时，张其锽早已魂游天国。

义弟惨死，吴抚尸大恸，荒山野岭连像样的寿木也找不到，后来还是某乡绅捐出了一副，吴才将其草草安葬。

谭延闿得到张其锽去世的消息时已是6月下旬，适时国民党武汉汪精卫、南京蒋介石正在斗法，谭忙着左右调节。听闻故友居然落得如此下场，谭延闿失声痛哭“早就劝他不要跟着吴佩孚！”遂派人到四川迎其灵柩。

9月1日，张其锽的灵柩抵上海，后葬于苏州南乡。谭延闿写了四首挽诗《哭子武》凝练沉挚，为张投吴而抱憾，所托非人，所捐不值：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

生死交情见，孤寒涕泪多，裹尸余马革，凄绝向江沱。

辛苦依人计，艰危壮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

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

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厉，骅骝意苦骄。

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

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情，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

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

章士钊的挽诗却写得异常哀伤：

南阳千古地，运会未能同。此日乱无象，当年卧有龙。

才高纯不及，志激澹无从。子武吾能说，功名一梦中。

张其锽六壬之术知生知死，吴佩孚之寿限他也预料得没错：1939年，六十五岁的吴佩孚寓居北京，当时全国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想请吴出来任伪政权最高军事长官，小鬼子认为文有汪精卫、武有吴佩孚，对抗蒋介石足矣。吴却将上门的特务、汉奸一顿臭骂。这年冬天，吴佩孚因牙疼住院，日本医生建议拔掉——没想到身体一向强壮的吴佩孚居然死在手术台上，日方宣称是感染、失血过多云云，中方则怀疑是日本人谋杀。

吴佩孚死后，有人再次提到张其锽的“神算”，可惜时局动荡，《谭张遗迹》一书几乎失传。

第三节　刘从云：神仙定川江

个人档案

姓名：刘从云

号：从云子

籍贯：四川威远

生卒：1883—1957

所属派别：一贯道

专项特长：扶乩、请神

最相似的人物：入云龙公孙胜

主公：刘湘

人生信条：大劫临头，沧海桑田，信道可免

最得意的事：

创建所谓儒、释、道三教混合的“一贯先天大道”，道徒几万余人；

设108分坛，6总坛，担任最高精神领袖；四川大小军阀相继拜师，省主席刘湘特意在重庆江家巷修“神仙府”，尊为军师；

调节四川内讧，保川府多年平安。

最不地道的事：

以“仙术”“神迹”掌管四川军政各界，愚弄世人

最失败的事：

组建的“神军”被红军打垮

综合评述：

四川军阀、土匪、袍哥鱼龙混杂，各方势力龙争虎斗，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刘从云利用宗教迷信来加强对黑白两道的控制，既约束川军各部，以利于川政统一，又给江湖各派划分区域，减少过界觅食造成的火拼事件，对稳定川中局势起到了积极作用；刘从云规划“川中各军阀联合起来，与西南大军阀保持良好关系，形成力量，退可自保，进可窥伺全国”，该思路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川、黔、湘的摩擦。

太上老君下凡

1925年夏，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刘湘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悲剧之一：中年丧子，两个月连着有两个去世！江湖传言纷纷：刘湘动了祖坟。

刘湘很迷信，早年有相士李某说他有“九五之尊”之貌，他相当亢奋，特聘李为军师，然后从小小团长一步步往上爬，致力“统一四川，问鼎中原。”

民国初年，四川可是最乱的一个省，杨森、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刘存厚等部各占几县坐地征粮。北洋跟西南开战的时候，主战场便是四川，川军各系为了利益朝秦暮楚，导致天府之国被打成了一桶浆糊。刘湘在“李军师”的指导下，运气加上实力，地盘和军队越来越大，但依旧没能彻底吞掉其他军阀。李军师掐指一算：“司令，您家祖坟附近的灵气散尽！得迁！”刘湘深以为然。李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很快就找了处风水宝地。刘湘喜滋滋将老母亲的灵柩移了过去，不料大触霉头：两月死了两个儿子！

谁家遭此劫数，都会怀疑祖坟没埋好，李军师也感觉不妙，连忙编了系列鬼话：“司令注定登九五之位，犯克……”刘湘阴着脸不吭声，他的老婆却不干了，发疯似的把李军师狠狠打了顿，差点让李军师当场“飞升”。

即便当了皇帝，没后嗣也是大不妙。刘湘烦闷之余赶了李军师，让部下们再为自己找一个“道行更高”的人来“解救”。某师爷当即推荐了一位“活神仙”刘从云，道号“从云子”。

这“从云子”刘湘倒也听说过，还真是个厉害角色。

刘从云本是威远县人，早年干过几年私塾先生，后被“高人点化”，云游四海十余年。辛亥年间回到四川，糅合儒、释、道三教，整出一套似是而非、玄之又玄的“教理”，成立了“一贯先天大道”（简称“一贯道”），宣扬“浩劫临头，沧海变桑田，信道可免。”“本人奉玉皇的旨渝，代天宣化，要挽回下元末劫。现在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统由我执掌，也只有我才能挽回劫难，普渡众生。”其人请神扶乩、看命摸骨、堪舆测字无一不准，而且“发功请神”的时候，身上会有一条红线游走，宛如蛟龙（其实是气功）。

刘从云自称是太上老君转世，天上的神仙跟他都很熟，请个二郎神君、三太子哪吒、广目天王简直玩儿似的。某次一家富户人家闹鬼，找来张天师、茅山法师、法海、玄智之流，均摆不平，只得重金请刘从云。刘升坛做法，搬出齐天大圣孙悟空，将一间厢房打个稀烂，从此平安无事。“神仙”之名更是响亮。

“刘神仙”在四川经营了七八年，麾下弟子成千上万，无论乡坤地主、袍哥军官，还是船夫农民，都以入“一贯道”为荣。更为神奇的是，刘神仙记忆力超强，与人见过一面，多年之后随便瞟一眼，就能说出初见场景，毫厘不爽。上万弟子，他随时都能叫出名字道号，从不出错。

至于有没有神仙，真说不清楚，“蜀山”中高人无数，出几个“仙剑奇侠”也应是稀疏平常。不过多年后，红军战士曾在刘神仙家中密室里看到一整面墙壁的小格子，里面全部是人物名片，按籍贯、官位划分——也许刘神仙“闭关”的时候，便在潜心默记。

门徒一多，刘从云便成立机构，总部称为“明通总馆”，在他的家中，以玉皇大帝坐镇。六分部称为“钧通、安通、宝通、微通、祈通、极通”位于四川各县，分部由社会地位高、有钱有势的弟子担任“部长”。

六部各辖两坛，每坛又分几个分坛，分别指派弟子执掌，每在任命之前，刘从云会召其密谈，无非是：“你这童子，前生本是赵子龙（吕布、秦琼、杨六郎、宋江等人都能客串），将来随我安邦治国，名垂史册！”

当然，如果刘神仙认定张三是赵子龙，绝对不会再“封”李四，反正中国古代名将贤臣多的是，他也不会无将可调。

在刘神仙的“英明领导”下，全四川一共有108分坛坛主，时称一百零八位将星。这些将星分别是各地所设的馆、坛的头目。

乱糟糟的四川突然出现刘从云这号人物，军政界也不敢小觑，神乎其神的传说更让刘神仙云山雾罩。刘湘曾多次派人请刘从云出山，刘只是推脱：“时机未到！”

时机啥时候才能到呢？刘湘思考良久，打算轻装简从亲自走一趟，“渭水访太公”。

刘从云在某山上“隐居”，轻易不见人，也不知他做了如何法术，刘湘一行七八个人刚刚上山，就有两个道童在路边守候：“尊师等待多时了，师兄为何才来？”

刘湘被两个小道士吓得一跳：“师兄？莫非我也是神仙的弟子？神仙怎么知道我来了？”

其实刘从云弟子遍及四川各界，情报工作做得相当细致，犹如一张巨大的网，尽管刘湘悄悄出行，刘从云窝在深山也能得知。

到了神仙居住的道观里，刘从云闭目打坐，根本不看刘湘等人。刘湘正不知道如何开腔，刘从云突然轻声道：“你这偷仙丹的童儿，还不给我跪下！”

也许是前生慧根未断，刘湘福至心灵，一时头脑空明，双膝齐跪：“弟子叩拜来迟，请恩师恕罪！”其他随从也纷纷跪下：“请神仙赐罪！”

如此一来，戏就好演多了。就在这小小道观中，刘湘正式拜师入道，刘神仙将其列为大弟子，属“玉”字辈，道号“玉宪”。师徒二人犹如太公遇文王，秉烛长谈，刘从云推算了刘湘的八字，微微颔首：“你是刘玄德转世，玄德公昔日没能统一全国，遗恨滋深。玉帝感其赤忱，特意让你立蜀中、出中原，再振汉室江山。”

先前的军师也曾说过刘湘有当皇帝的命，但没刘神仙掐得如此之准：连他是刘备转世都给算出来了！刘湘大恸：“恩师啊，您为何不早日出山帮弟子啊！”刘从云摇头：“玄德公早年也失当阳、败新野，你劫数未够，为师岂敢逆天？”

“而今蜀地未平，弟子如何才能问鼎中原呢？”刘湘对神仙越发相信。

“蜀中各将，均是忠良，你只能引以为用，不可强行灭之。天下未到三分之际，你目前只需稳定川府，适时南夺荆州取湖南，北下樊城进河北。与南方国民党、北方北洋军，共争天下……”

刘神仙对时局的分析估计大概都来自《三国演义》，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历史的走向的确如此，他全对了——两年后蒋介石北伐的时候，几方面都讨好刘湘！要是买彩票，也许能中几亿大奖！

如果没有超前的战略眼光，还真不敢做如此推论。刘湘也按照师父所教，将四川的半独立状态一直撑到抗战打响。

大小军阀齐拜师

四川省长、川军总司令刘湘既拜刘从云为师，麾下军官也纷纷投到神仙门下。刘从云并不厚此薄彼，师长以上“根基”都好，全为“玉”字辈：潘文华道号玉羽，唐式遵道号玉美、王陵基道号玉豹、范绍增（哈儿师长）道号玉泉……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到后来刘湘军中营级以上军官，十有八九是刘神仙的门人。刘从云也做了“川军总参谋”，军中均称其为“神仙”。

1926年，国民政府北伐，滇军、粤军、湘军、桂军各将领紧密合作，一路摧枯拉朽，刘湘担心北伐军踏入四川，便问计于刘神仙，刘略微掐算，道：“现在是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我们不可妄动，应积极响应！”接着把北伐军将领如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唐生智等等凑齐了十五个，唬得刘湘一愣一愣。

“恩师，还有三个诸侯呢？”刘湘小心翼翼问。

“在四川，天机不可泄露！”刘从云胸有成竹。

刘湘不敢不信，积极投靠蒋介石，稀稀拉拉的川军果真被编成了三个军：刘湘为总司令，兼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军长，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正好补上“十八路诸侯”之空缺。

刘神仙“窥破天机”，让川军各界既钦佩又惶恐。其实刘从云早就看出四川最大三股势力便是刘湘、杨森、刘文辉，也料准国民政府会给三个军的编制。即便只给两个军，再鬼扯一番“本是诸侯之命，却忤逆天规，是以被降”。

如何才算“忤逆天规”呢，难不倒刘神仙：杨森好色，十几个姨太太不乏女学生；刘文辉好抽鸦片，还贩卖烟土！黄、赌、毒随便沾一项，就是“天理不容”了。

既然神仙将自己“提拔”成了“诸侯”，跟刘湘一直不对路的刘文辉和杨森也不得不来“参拜”。

刘文辉本是刘湘的叔叔，年纪却比刘湘小，二人为了争夺四川最高领导权，打了十几年混仗，一直旗鼓相当。刘湘请到神仙军师刘从云，用望云观气（预测天气变化）、奇正用兵（利用广泛的门人制造舆论，打心理战）、请神相助（让士兵喝下圣水，鼓舞士气）等等“神奇战术”，居然将刘文辉撵兔子似得赶了好久。刘文辉无奈，只得拜刘神仙为师，请神仙斡旋。

刘从云收下刘文辉的拜师帖，赐道号“玉献”，接着对刘湘说“两叔侄打破脑壳都没关系，他也是我的弟子，与你有同门之缘，得饶人处且饶人，别将事情做绝，折了自己的福分！”

刘湘担心当不了皇帝，就卖了个顺手人情：“我幺爸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夸他，主要是要削弱他的实力，既然师父您说了，我会放他一马。”

刘文辉拜了师父，其二十四军内部将士们也纷纷效仿，刘从云心里乐开了花，忍不住对儿子说：“四川英雄尽入彀矣。”

刘湘得到神仙相助，在四川简直是样样红，要雨得雨要风得风，连另一大军阀杨森的也不得不暂时屈服。

杨森从云南起家，在混战中占据了滇川边境，与刘湘曾多次交火。现在既然均编为革命军，为了对“川军总司令”表示恭敬，杨森特意到刘从云那里与刘湘、刘文辉见面。

没想杨森一到，川中大小军阀三十多人都在场，逼着杨森拜刘神仙为师。杨森答应拜师，却不愿磕头，他对刘湘说：“我妈死的时候都没有叩头，我行三鞠躬之礼不就行了吗？”刘从云鼻子哼了一声，刘湘则生气道：“大家都是神仙的弟子，全部要磕头！”

杨森无奈，只好跟着跪下，刘从云大喜，马上赐杨森道号“玉勇”，与刘湘、刘文辉同辈。杨森回到驻地深觉受辱，马上召集全军营级以上的军官开会：“我此生没有对谁下过跪，今日真是奇耻大辱，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的！本军部众，绝不能轻易忘记此事！一定要打倒刘湘！”

刘从云以神仙道术笼络四川各界，客观来说为川府百姓真是做了件好事：以前川军各部打来打去，大军阀有刘湘、杨森、刘文辉三个，小军阀有邓锡候、田颂尧、刘存厚、潘文华、李家钰、唐式遵、范绍增等等十几个，这些人名义上属于三大军阀编制，实际上各自为政，几句话不对就拔枪干架。据统计，四川军阀大小内战共有四百多场，老百姓们听到枪声就关门闭户，祈祷神仙保佑。

刘神仙将军阀们全部收为弟子，警告不能“同门相残”，这些人倒是老实了很多。再遇到矛盾，都一起到“恩师”面前讲理。

为了调节各弟子之间的关系，刘从云在“六部”之外另社“三馆”，地位在“六部”之上。“六部”是管理民间信徒，“三馆”则是管理军方，驻防万县的刘湘担任万县“事园馆”馆长，邓锡候驻地在重庆，就任重庆“静德馆”馆长，刘文辉则担任成都“静候馆”馆长；杨森不愿意当馆长，暂时没设。

大小军阀们表面上能和睦相处，但各怀心思。刘从云估计这安稳的日子过不长久，便借口四川各位弟子“灵根”还没汇齐，自己不能先泄天机，要到出川游历一番。

尽管有弟子怀疑是鬼话，却不敢当面说破，只能“恭送师父”。刘从云出四川前吩咐“大弟子”刘湘：一旦有什么疑难，可差师弟们找他，以面授玄机。

师父游山观水过了大半年，弟子刘湘在四川居然一帆风顺：恩师的徒子徒孙渗透到川府各个层面，刘湘在公是省长、总司令，在私是“大师兄”，许多人见风使舵投其所好。即便有小军阀不怎么服气，但辖区内乡绅、黑帮都向着“省长大师兄”，也不敢有所造次。刘湘得志之余，对总参谋、恩师刘从云更是感激不尽。

待四川局面稍定，刘湘派了几十个师弟浩浩荡荡去接“活神仙”归川，以“川军总参谋”、“省长总顾问”、“一贯道祖师爷”的身份主持川中军、政、神三界大事。四川大小军阀均通电“恭迎师父”，刘从云觉得“时机已到”，威风凛凛回川。

刘从云的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刘湘带着十几个军阀，上百个师弟，上千名军警，数万同门早已恭候多时，川中如过节一般，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刘神仙由香车宝马一路护送，直到进入新建的“神仙府”内。

神仙府位于重庆市江家巷，整座豪宅花去四万银元，相当于全部川军一个月的军饷。刘神仙对各位弟子“孝敬之心”非常满意，就在神仙府内指导各界，主要信条四个字：以和为贵。弟子们纷纷表示谨遵师父教导。

此后，刘湘想收拾某位师弟，刘从云便劝解：“川中各位，均是我坐下弟子，你当联合他们，再与云南、广西合作，这样才有问鼎天下的机会。诸葛孔明为何要平益州、出岐山，就是先巩固内部，再收孟获……”

对其他弟子，刘从云也是请神扶乩，算命摸骨，忽悠加吓唬：“你们不可对大师兄不敬，要是违了天理，必遭恶报！”偶尔有军阀们闹点摩擦，刘从云均是从中调解，绝对不允许赶尽杀绝。

四川乱了多年，居然没有军阀被杀，也算是奇迹。川军各界都感谢刘总参谋：师父处事公道，从来没说哪位师兄一定就是对的。老百姓也感谢刘神仙，自从他做了刘湘的高参，日子就太平多了！

当然，刘从云最主要的职责，是为刘湘谋划。

1927年，蒋介石曾派特务曾扩情到四川游说刘湘赴武汉会晤。刘湘不知蒋的用心，便问刘从云能不能去，刘占了一卦后，说了一个字“凶”。刘湘便托词生病拒绝，曾扩情哭笑不得，多年后回忆道：“……妖道刘从云指点刘湘，说据他的占验，武汉之行有百害而无一利，好则另给相当的名义，羁縻在南京；不好则如以软禁，祸福难测；无论好与不好都无回到重庆之望，因此决不可有武汉之行；公然谢绝，势有不可，只有托病之一途……蒋校长的意图终于落了空，有啼笑皆非之感。”

四川因有刘神仙而安稳，老百姓经常看见一堆“转世名将”在神仙府摆“资历”，就编了一首童谣：水有彭水漩，神有刘神仙，灵官来镇殿，哈儿去守边……胡子大汉潘文华，先生小伙王缵绪，飞机军舰件件齐，李罗、杨森，好像刘湘干女婿。

如果不懂四川方言，还以为是天书，稍微解释一番：彭水漩是师长彭诚孚，绰号“水漩”，方言“滑头”之意；“刘神仙”自然是军师刘从云，“灵官”是师长王陵基的外号；“哈儿师长”范绍增就不多介绍了；潘文华是络腮胡子，打仗勇猛；“先生小伙”为小白脸的别称，指王缵绪，这家伙喜欢沾花惹草。“李罗”是李其湘和罗泽州，名为独立师受中央调遣，与杨森一样受刘湘控制。

所谓“飞机军舰件件齐”，更是刘湘的“独门绝技”。

刘从云不知从哪里听说西洋军队都有空军和海军，便建议弟子“跟随时代发展，建设新式军队”。刘湘言听计从，差人买来几架小飞机、几艘小火轮，成立“空军”和“海军”。

刘湘的飞机都是教练机，根本没有空战能力，且无法携带炸弹，众人不知道如何使用，见多识广的刘从云捋了捋胡子：“四川多石，将长方形的条石装入飞机，凌空投下，便能杀敌。”刘湘命令照做。

每次“空军训练”，小飞机摇摇晃晃上天，砸下一堆石头。老百姓发现这些石头大小一致、整齐美观，很适合砌猪圈，看见飞机来了就吆喝着“刘神仙送石头来啦，大家快去捡啊！”

再说“海军”。

刘湘舍不得钱，订购的小火轮上根本没炮台，刘从云指导大家把大炮拆了装在船上。接着更滑稽的场面出现了：每放一炮，后坐力便让小火轮倒退一大节。当时川江上的渔船也很多，如果几艘渔船同时开过，简直能将小火轮颠翻。刘湘无奈，只得下了道命令：“凡有渔船导致军舰沉没，必须赔偿！”渔民们见到“军舰”开过来，就赶紧停船——赔不起。

“神军”显威风

海、空两军出洋相也就够了，刘从云还为刘湘召集了“一百神将”，均由“根骨奇佳”的师兄弟们构成。只要刘神仙登坛做法，请来“天兵天将”附体，二十八星宿、七十二神将、三百六十名值日功曹随叫随到——还真不是忽悠，刘从云在神坛上点名“奎木狼、井木犴、鬼金羊、翼火蛇”均有人上前领命，绝无偏差。

这套把戏说穿了也不值钱，就是先找一些聪颖的弟子，私下给他们编排身份，而且将“天宫”中的规矩背熟。师父“太上老君”问起时，个个都能对答如流。即便有点点小误差，刘神仙也会喝道：“下界时看见美女，动了凡心吧？”

既然天上有那么多神将能调动，刘湘便想多请些，问刘从云有办法么？

刘神仙也想培养一只嫡系军队，自然能“想出办法”。

1929年，刘从云对六部一百零八坛几万弟子宣称要组建“神军模范师”，为“玄德公”平定天下，既要招人，又要筹钱，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这“神仙参谋”号召力可真是惊人，大批财主、豪绅出钱送子，即便下层百姓也凑份子送了个“凤凰男”到军中。短短几个月，竟筹缴了二十三万元的大洋，三千魁梧弟子。

刘湘乐得合不拢嘴：买枪的钱够了，当兵的人也足了，正式将其编为二十一军模范师，以刘神仙兼任师长。

“神军”训练也很奇特，每天都是刘从云焚香秉烛，请神将莅临传授绝世武学，有时候是关二爷下凡附体教拖刀计，有时候是老黄忠教射箭，还有孙悟空教棒法、哪吒教枪法等等。其实这支队伍中大多人是富家子弟，混进军营无非是想“从龙”，隔三差五的折腾，谁都受不了。

训练了一年半载后，兵士们就烦了：“我们跟随刘神仙吃了不少的苦头，耗去了不少的钱财，甚而至于倾家破产，今天买得了一个兵来当，还要挨打受气；他倒有洋房子可住，大轿子可乘，妻室儿女团团圆圆，而且儿子也都当了官；我们呢？有的有家归不得，有的无家可归，真是活天冤枉。”

有士兵想不干了，找刘从云诉苦要回家，多数会遭顿毒打，刘神仙还念念有词：“你前生是梁山霹雳火秦明，因杀气太重遭到天谴，今生才弱不禁风，要刻苦训练，杀敌报国才能消除孽债……”

一次两次有人信，时间长了，即便信的人也受不了，“神军”中出现大量的逃兵。刘湘询问怎么回事：“恩师，这世道，怎么神仙都靠不住？”刘从云自有办法，安排手下将逃亡的人在半路杀死，然后宣传“此人遭到天谴，被雷公劈了！”或者是“被无常勾了魂魄”。

杀鸡儆猴，“神军”中尽管牢骚满腹，也不敢逃了。

天上请来的“神将”们都不会用洋枪，刘从云也没办法，只好让刘湘从黄埔军校借几个教官——其实这也是刘神仙给自己留的后招：万一神军真上战场，即便请来如来佛祖也可能被打成筛子。还是得找些真材实料的人教教。

黄埔教官自然不信鬼神，跟学生们聊天时，简直觉得四川这地方不是人呆的：他从小到大听说过的神仙们，几乎都能在这军营中找到。

学生们也反映了一些事让教官哭笑不得：刘神仙在天上的面子不一定有他吹嘘的那么大，某晚风雨交加，把营房吹倒了一幢，压死压伤官兵数十人，这分明是雷公电母、雨神风婆不买账；还有次武器库里面的几只加快手枪不翼而飞，刘神仙调查很久也没找到线索，据说是“鼓上蚤”时迁拿了，可时迁根本没见过手枪啊，他要那玩意儿干啥？刘神仙抓不到时迁，就让几个值夜的士兵掏钱赔偿，那几个人很不满：“神仙失算，我们赔钱。”

尽管刘从云胡乱折腾，但有神仙级的参谋，加上海、陆、空、神四大军种，刘湘却能吓唬不少人，四川也一直平静——这不得不说是刘从云的功劳。

刘湘对刘从云打心底崇拜，见面都是以“恩师”相称。刘从云也趾高气扬，行军时并不骑马，而是身披八卦衣，摇着鹅毛扇，由“八大金刚”抬着。

1932年秋，“神军”终于实战了一把，川军刘文辉、田颂尧两部发生争斗，双方都不满师父刘从云、师兄刘湘的调节，在成都附近开火。

刘湘不知如何处置为好，刘从云铺开《易经》，掐算了一会儿便道：“此战，属于绥靖之役，你可出兵占成都，谁不服，便打谁！”

“师父，模范师训练良久，能让他们出征么？”刘湘不愿调嫡系，打起了师父的注意。

“待为师先算上一卦。”刘从云在算卦的时候估计心念陡转：要是说不能打，徒弟刘湘一定有所不满，军饷是他在发，打仗咱不去。刘文辉、田颂尧本是自己的弟子，他们军中很多人都拜入我门下，咱神军出马，携刘湘名号，他们肯定会接受议和，此战可行。

心中有了谱，刘从云当即表示：“时机刚好，出战！”

出战的日期也被刘从云算准，这年农历八月一个深夜，模范师军号大作，官兵紧急集合，各团团长把队伍带着绕着营房跑了三圈，正式出征——刘神仙特意吩咐要这么做，不然行军会不顺。

刘神仙算准了一半：田颂尧见恩师的神军杀来，又被刘湘的大名一吓，很快撤出战场，通电接受议和；刘文辉认为成都附近本就是自己的地盘，不愿意其他人染指，坚决抵抗，神军也不例外！

刘湘跟刘从云都觉得很丢面子，调动“空军”、“海军”齐齐助战，刘从云则登坛做法，请云师、雾伯相助——也不知是否真请到了两位大仙，四川天色突变，刘湘的军队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将刘文辉主力部队赶走，还把其两个团死死困在了沪州县城。

刘文辉王八吃称砣铁了心，躲在后方不许被困的部下投降。刘从云动了真怒，调集十八个团日夜攻打——估计神仙们都不擅长攻城战，打了一个星期还是没能攻破泸州。而且半夜时分敌人的敢死队悄悄出城，将“神军”模范师的士兵给抓了十几个。

刘湘很是气恼，赶到前线。刘从云解释：“即便是神仙也打瞌睡，请神上身，也不可能成天24小时都护体……”合情合理，刘湘自然相信。

在刘湘海陆空神四军的联合攻击下，被困泸州的两个团终于竖起了白旗，四川人开玩笑说：“海陆空神，打不进泸城，恼了刘湘，羞煞神仙。”

尽管花了些力气，刘湘必定扩充了地盘，刘从云建议继续推进。

就算是兔子急了也咬人，更何况刘文辉是个粗犷汉子，他带着部队与师父刘从云的“神军”死死咬上——他自然清楚神军的战斗力，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绝对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果然，“神军”被盯着打了几天，伤亡一千余人。刘从云慌了，“算出”刘文辉气候未尽，不能逆天行事，劝刘湘助手。

刘湘的族人们也纷纷找上门劝和，必定刘文辉是他的亲叔叔，他也不得不顾及。

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仗没法打了，便坐下来议和。

刘湘对“小叔叔”屡次造反弄得相当头疼，询问恩师刘从云有无最佳解决方案：“既能保住家族亲谊，又杜绝他再次反水？”

刘从云缓缓道：“他现在已经退到了西康、雅安，这是天意。你就将他防区划在那里，同时借口整顿军备，将他的军队收编，不能像以前那样维持其内部编制，得破旅、破团全部拆散打乱，把你的人编入他的军中，也把他的人调到你的军中！”

此计对刘湘大有好处，刘文辉也无力再抗衡，尽管不满，却不敢不接受。

大家都得演戏，和谈的时候，刘文辉依旧跪在“师父”刘从云面前痛哭流涕：“弟子一时愚昧，请师父开恩……”刘从云也恰当地给台阶：“这是你命中劫数，幸好我及时化解……”

1931年春，刘文辉与邓锡侯又闹了起来，双方在毘河大打出手，邓锡侯兵力不及刘文辉，便亲自密访刘从云和刘湘，希望师父和师兄能拉自己一把。

“这个刘文辉也太不像话了。”刘从云有些恼火，“三番五次跟师兄弟们过不去，一定得再给他点教训。”

“我上次就说将他的军队全部解体，师父您宅心仁厚，总要跟他留点家当，现在又麻烦了吧。”刘湘也附和。

“师父，司令。兄弟我实在撑不住了，请看在同门的份上，救救我吧。”邓锡侯苦着脸。

“师父认为，是直接出兵，还是支援物资？”刘湘问刘从云。

“给物资，川军编制本来就隶属你麾下！”刘从云悠然道。

刘湘不愿意刘文辉做大，当即补发邓锡侯军饷20多万元，子弹40多万发，并以“安定四川”为名，宣称要出兵调节。

傻子都能看出来刘湘想打刘文辉，刘文辉大为惶恐，赶紧派亲信去找师父刘从云，请师父说几句好话，愿意休战。刘从云冷哼几声：“他知道错了啊！”

既然刘文辉再次服软，刘湘也听从师父的安排，对刘文辉也拨了10万军饷，经过这次打击后，刘文辉实力大减，转向川宁边区发展，再也不敢对四川有非分之想。

在刘从云的“完美调度”下，四川军阀们讨价还价划分了辖区，彼此再次相安无事，刘从云这个“参谋长”实际上成了四川太上皇。

刘湘却乐得天下太平，他只等“时机成熟”，出兵与天下群雄共逐鹿。

红军不信邪

刘从云只想让四川安稳，各大弟子和平相处，只是人算不如天算，1933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四川建立了几块根据地，蒋介石想调集中央军踏入四川“剿匪”，刘从云吩咐弟子们一起抵抗：四川是刘玄德的地盘，无论是曹孟德还是孙仲谋，谁来都不行！

刘湘正有此意，要是蒋介石的军队来了赖着不走，他也麻烦。

蒋介石对刘神仙“妙计定四川”无可奈何，只得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挥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唐式遵等各路军队围剿红军。

仗还没打，刘湘再次请刘从云问问天意，刘神仙身披道袍，挥舞桃木剑发了一阵失心疯，喃喃道：“吕纯阳前来助战，委托从云为剿匪军事委员长，尔等应通力协助！”刘湘等人见是吕洞宾下凡，顿时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刘从云披头散发在沙盘上迅速写了几句天书——前途坦荡，唯王陵基心怀二志！

王陵基的防区被红军屡屡侵蚀，谁都知道，既然吕祖师也发话了，刘湘当即把王陵基的师长给罢了。“吕洞宾”指示完毕，驾云而去，刘从云仿佛虚脱了一般，问：“刚才吕祖师好像发火了？”

弟子们齐齐磕头：“师父啊，祖师让您做军事委员长，带领咱们剿匪啊！”

刘从云假装愕然：“为师就是个参谋长，做军师幕僚可，哪能带兵呢？”

众弟子也不知是真心还是假意，极力规劝，刘从云“推辞不过”，勉强答应上任。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底，川军各部有将近100多个团，十几万人，红军才多少？哪里经得起打？这次一定旗开得胜，更能让弟子们崇拜。

刘从云军令一下，弟子纷纷领命，他动用了六万大军层层围住红军，接着喝道：“本师只需三十六天，以天罡劫数，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共匪铲除。”

只是刘神仙过高估计了自己，川军邓锡侯、田颂尧两部各成体系，对刘湘阳奉阴违。杨森跟与刘湘早年就结仇，口是心非；其余小军阀如李家钰、刘存厚虽然名义上属于刘湘编制，却担心此战被红军磨掉实力。因此虽然大家口号喊得山响，心中都不愿卖力。

刘从云却是自信满满，做了几天法事之后，安排了六路大军，第一路邓锡侯、第二路田颂尧、第三路杨森、第四路李家钰等，第五路刘湘，第六路自己指挥的“神军”模范师，加上空军、海军，浩浩荡荡向红军杀来。

海、陆、空、神阵势虽大，实战却是不行，据许世友将军回忆，当时他带着部队守主阵，川军个个如抽了鸦片一般狂喊“天灵灵地灵灵”拼命冲来，前三次冲击的确攻势凶悍，许将军不得不亲自带着敢死队上阵用大刀砍。本以为接下来的攻击力度会更大，结果也许是川军们认为“神将”对红军不灵，退了下去。

红军发现川军内部不合，立刻从对方防区交界处展开反击，川军的指挥系统被打乱，纷纷后撤，红军乘机反攻，咬住田颂尧猛打，杨森的防线也被冲得稀烂。两个月后，川军伤亡三万多人！

各路川军异常震惊，莫非神仙军师不灵了？

刘从云自有说辞：“谁谁，不执行我的军事计划，擅自撤离战场；谁谁，不听我的指挥，没能及时堵住缺口；谁谁，贻误军机，没及时赶到某处！”

刘从云说的都是实话，刘湘、杨森等人也无可辩驳，蒋介石得知后气得头皮发痒：“四川一群笨蛋，听那妖道胡言！”

老蒋发怒，就要调集大军入川，刘湘等人又慌了，赶紧召集大家一起开会，意在团结各方，消除猜忌。

1934年夏，刘湘和刘从云主持的“四川第一次剿总军事会议”召开。

刘湘在会上深深自责，说自己才能浅薄，对不住师弟们，希望大家能紧密团结在以师父为核心的剿匪委员会周围，只要能合作赶走红军，以前的防区和待遇都不变，要是我刘湘骗了大家，就让师父请雷神将我劈了云云。

刘从云也表示：“尔等前生本有可能封王封侯，奈何机缘不到，今生要认真辅助刘司令，他可是玄德公转世……”

杨森、邓锡侯、田颂尧上次都吃了亏，就磨磨唧唧不想出力，他们联合出了一个馊主意：“赤匪狡诈，且不信神灵，军中兄弟均颓丧，既然师父能请来天兵，何不以总司令之主力出战，让天兵附体，打一个胜仗鼓舞川中士气！”

刘湘无可奈何望着刘从云，仿佛在说：“师父，您老人家叫我对他们仁慈点，现在这群白眼狼咬人了吧。”

此刻红军徐向前部在川陕边境通江、万源一带，吃过亏的小军阀们也起哄：“那徐向前，据说是诸葛孔明转世，用兵如神，既然总司令是刘玄德公，为何不将徐招安？”“二十一军模范师装备精良，个个都能让神仙上身，不如以刘师为主，率神军灭了徐向前！”

刘从云见弟子们群起造反，只得硬着头皮承担下来。接着一连过了几天，刘神仙只说“时机未到，不宜出兵”，暗地里苦苦思考良策。他的弟子遍布四川，眼线灵通，他很快得知消息“徐向前要后撤”——当时红军力量不强大，经常需要集中优势兵力作战。刘从云生怕徐向前先走了，赶紧召集军队升坛做法，“关帝圣君”客串，给了个“大吉大利，旗开得胜”的法帖。

万事俱备，刘从云立马命令模范师出发，甚至不需要其他部队的配合，三千神军迅速踏进通江、万源，徐向前正好奉命撤退，双方稍微一接触，徐部很快离开——外界还真以为关二爷显灵，神军“所向披靡”，连徐向前也不敢与之硬拼！

刘从云“收复”了大片领地，身上仿佛冒出了佛光，刘湘简直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钦佩，即便如杨森、邓锡侯、田颂尧也大为惊诧：这刘神仙是真神，还是运气好？徐向前十分难缠，怎么轻易就被“击溃”了？

“打败”徐向前，刘从云仿佛给四川军阀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这年10月间，刘湘又召集第二次“剿匪军事会议”。此大会基本属于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川军各派首领身着戎装按实力大小分别坐在两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刘从云则身披八卦衣，轻摇鹅毛扇，与刘湘端坐大厅正中的太师椅上。

“恩师打败徐向前一事，想必诸位师兄弟都听说了，此次恩师再度调兵，希望大家精诚合作！”刘湘说了开场白，便请刘从云讲话。

刘从云大大咧咧起身：“为师所请的神将，都是天下星宿，共匪不过是草寇，哪能抵挡雷霆一击？我曾说过列位均是天神下凡，只因时机未到，不敢点破，而今慧根已成，为师当即为大家开通神明……”

罗嗦了一阵，刘从云吩咐几个道童抬出香案，然后对天三拜九叩，接着起身轻喝：“请神扶乩，众弟子跪接！”

刘湘等人慌忙跪下，刘从云让某位道行极深的弟子代替自己握住丁字形乩笔，接着做法，请“太上老君”降临，那弟子立马双眼翻白两手打颤，乩笔在沙盘上一阵乱画。刘从云一边让其他弟子赶紧记下蝌蚪状的“天书”，一边高声唱和。

第一个批文有三个字，据刘从云辨认，是“郭邓福”，下跪着的军阀们不明白，刘便解析：“这是神的指示，弟子邓锡侯，是大唐平定安史之乱的福将郭子仪之转世，福泽绵长！”

邓锡侯为人圆滑，外号“水晶猴”，在四川混战中从来没吃过亏，还真是“副将”。邓听到念及自己，赶紧磕头：“谢老君明示，弟子一定悉心追随恩师，保家卫国！”

刘从云满意地点点头，抹平沙盘。扶乩的弟子接着再写三字，认出是“关义杨”，这个更好解释：“弟子杨森，是关云长转世，性情孤高，却义薄云天，望其能与玄德公通力合作！”

杨森本来就不信这套，心想老子我一直跟刘湘不对路，你就说我性子傲吧！可此时又不便发作，只得谢恩：“敬遵老君教诲！”

跪在人群中的田颂尧正想自己是哪位大将转世，“太上老君”马上批示“奇计田”，刘从云给的分析是：“弟子田颂尧，乃春秋战国时代大将田单之转世，田单先败后胜，以火牛退敌……”田颂尧也是大喜。

“太上老君”与刘从云配合得简直是天衣无缝，批文基本按军阶高下依次排列，先军长后师长，如姓李，可选择的有李牧、李广、李元霸、李逵——不管该师长性情如何，都能找到对应名将。

如此下来，正好有三十六位“天罡”，“太上老君”忙活了半天，最后送了三字“天罡灭”，意思是天罡星现，红军必灭！

“天罡星现，红军必灭”几十个道童齐声大喊，川军各将莫名兴奋。

刘从云气定神闲，“点将”完毕，又拿出几枚铜钱占卜，推演了一番，突然大喝：“何宝国，你怎么带的兵，有两个星宿居然离队！”

何宝国是刘湘嫡系中的一个团长，闻言大惊失色：“请神仙恕罪，在下实在不知。”

刘从云微微颔首：“幸好我及时发现，你速速派人，快马往南方十余里去寻，一个时辰之内定能将两人截回，记住，两人均是星宿，不可动粗！”

一个时辰后，果有快马将二位逃跑的连长抓了回来。各位军阀面面相觑：也太神了。

多年后，这两位连长遭到毒打，吐露了实情：他们本是刘从云的入室弟子，师父给了他们一大笔钱，要他们离开军营到某客栈住两天，适时会有贵人前来想请，将来升官发财不在话下！当然，此事无论如何不能说破，一旦泄露天机，定遭厄运！

刘从云以神驭军，的确能激起士气，如果对付迷信的小军阀，也许这么一倒腾，仅凭谣言都能把对方吓得半死。可在鬼神不信、天地不怕的红军战士面前，刘从云的把戏根本不起作用。尽管他屡次登坛请神，依旧挽回不了败局，更为滑稽的是，他在慌忙之中经常下达些莫名其妙的命令，譬如让某部迅速穿插——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长，可行军路上却有一个非常大的水塘。或者让某部暂时休整，因为“天机”指示当天不宜开战，结果被红军包了饺子。

红军战士声东击西，左右开弓，打得四川各路军阀连连叫苦，两三个月后，红色根据地不仅没被“收复”，而且越来越大。

蒋介石听说刘湘听信刘从云的鬼话，导致四川局面进一步恶化，气得急电刘湘“将妖道刘从云军法处置”，杨森等人乘机倒刘，甚至要杀刘从云以谢川人。刘湘却对恩师情深义重，让人秘密将刘从云送走。

扬名上海滩

刘从云飘然而去，麾下的“神军”模范师也受到众口指责，刘湘迫于压力，将“大仙”们遣散。

神军中的官兵们跟了师父这多年，本以为能封王封侯，却落得如此下场，纷纷起哄，这些人既对师父不满，又对大师兄刘湘有气，从此要么入山为匪，跟师兄们作对，要么招摇撞骗，发展道友捞黑钱，要么贩卖鸦片，荼毒地方。四川更为动乱，反而不及“神仙时代”。

刘从云究竟去了哪里呢？其实他根本没离开四川，只是躲在了成都一座别墅里。此别墅有个十分好听的名字，“鹤居。”

当了多年神仙，却在人世间结仇不少，刘从云不得不为自己留几条后路，当初他在成都买下此座宅院，便以九宫八卦奇门遁甲设计内部结构，屋中处处机关，寻常人进去了绝对出不来。他躲在此处与刘湘依旧秘密联系，外人毫不知情。

顺便说一句，刘从云在家穷极无聊，便发明了一道名菜“冷锅沸腾鱼”，也称“叫花鱼”。相传他早年穷困之时，遇到丐帮某长老请吃饭。那人捉了条大鱼，将鱼肉切成细片，用菜叶包着，接着将讨来的口水油用沙罐烧沸，再把鱼片丢进去，稍微加热就可以吃了。此鱼非蒸非炸非煎非煮，实际上是“烫”熟，肉质及其嫩滑。刘从云将其改进，把配料用油烧好，然后淋在切成薄片鱼肉上——成都美食迄今仍有此菜，也算是刘神仙的一点点小贡献。

1936年，四川军界听说刘从云在刘湘的庇护下依然躲在成都吃鱼，纷纷情愿要将“神仙驱逐出境”，刘湘无奈，只得答应。

奉命“驱逐神仙”的一共有三个人，分别是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和驻防成都的两名旅长。到了刘从云的大门口，两位旅长慑于神仙威名不敢进门。严啸虎不信邪，带着几个警察闯入，刘从云的九宫八卦阵也没能拦住荷枪实弹的警察们，严对刘说：“因为你在四川，中央生出许多谣言，于川省甚为不利，你要马上离开成都，否则，我没保护你的责任，后果你自负。”刘神仙心知大势已去，嗫嚅道：“明天就走，明天即走。”

抗战前夕，刘从云再次回到成都，当时全国局面激荡，刘湘也摸不准下一步该怎么走，依旧请神仙当军师。刘从云派弟子四下通知：“本座主劫数已过，现在重振旗鼓，希望大家紧密协作，恢复道门荣光。”在刘湘的支持下，刘从云还在成都提督西街开了个“元记”金号，作为道门联系之据点。

七七事变后，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从云为其占卜了个“良辰吉日”出征。国民政府当时号召发起淞沪战争，电令各路军队迅速赶到上海，刘湘为等“吉日”拖了许久。四川距上海本来就远，如果急行军的话也许能及时赶到战场，奈何刘军师几句鬼话，导致川军贻误战机。其先头部队刚到上海，国军已经溃退，川军连方向都没搞清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上千战士。

刘从云的天机导致了川军伤亡，军中将领们纷纷要求赶走这个祸害四川的“神仙参谋”，刘湘无奈，恭送刘神仙出川。刘从云临走前，反复提醒刘湘“一遇草头必失所得，千万小心”。

这次真被他料准了，1938年，刘湘病重，蒋介石乘机夺其兵权，扶植杨森上位，刘湘一气之下居然病逝，时年四十八岁。刘从云大哭一场，仿《出师表》写了篇祭文“公创业未半，而中途驾崩……”之类。

民间传说则尤其神乎：刘湘是刘玄德转世没错，可惜他不相信神仙，要是不让神仙离开的话，也不至于被“草头蒋”给气死——当然，传言者大部是刘从云的门人。

抗战胜利后，刘从云应已下海经商的“哈儿师长”范绍增之邀到了上海，杜月笙风闻“四川活神仙”异常灵通，主动登门造访。刘从云为杜月笙算上一卦后，无非是恭维杜是“孟尝信陵”之类，杜颇为受用，张罗为其选了一座公馆。

刘从云在上海滩再张神坛，登门算命的人不计其数，杜月笙建议：每相一命，收黄金一两，要是有人敢捣乱，杜某出面。

也不知是真灵还是假灵，刘从云铁口铜牙不差分毫，经常将来者唬得面无人色。大汉奸陈公博被逮捕关在监狱，其家人秘密前来询问刘神仙，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不说姓名八字，只有一个“琴”字让刘从云测。刘掐算一番说：“琴，二王压一人，此为大凶之兆。今之二王者，国共两党也，莫非主家与国共均有瓜葛，却怨恨颇深？”

这还真被刘神仙算准了，陈公博是共产党一大代表，又是国民党高级干部，可谓与国共关系均亲密，至于怨恨颇深，就是这家伙当了汉奸！

刘从云算死陈公博一事不知怎被媒体捅了出来，上海滩商贾名流闻之，登门者如蚁附膻：内战即将爆发，谁都感觉不踏实，出点小钱买个心理安慰也好啊。

到了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开会选举总统，上海滩高人纷纷扬扬预测谁会当选，有好事者建议让刘神仙算上一卦，杜月笙也兴致勃勃。

刘从云推辞不过，让杜月笙取来蒋介石、李宗仁、孙科、胡适、程潜等人的生庚八字，自己要选个吉日“询问天机”。

刘神仙要算蒋介石一事深深刺激了南京的大员们，蒋相当恼火，让上海警备司令将刘从云逮住，以妖言惑众之罪判个十年八年。杜月笙这才发现玩大了，赶紧将刘从云送到香港。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从云秘密回到四川继续发展道门。1953年，这位风光无限的神仙被人民警察逮捕，四年后，刘从云病死狱中。也许身陷囹圄的时候，神仙曾深深后悔：我怎么就没算到，回四川有大难呢？

第三章　国府高参，谋权有妙招

第一节　陈其美，孙中山的护国军师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身边高手如云，既有黄兴、蔡锷等战将舞枪，又有汪精卫、章太炎等墨客摇笔。只是同盟会群英大多性情直率豪迈，行事光明磊落，经常遭到敌对阵营中的鸡鸣狗盗之辈算计。

幸好孙中山有三位高参时刻保驾，一是陈其美，二是张静江，三为胡汉民。陈其美出身青帮心狠手辣，为保主公不惜刺杀盟友；张静江犹如当代吕不韦，大笔赚钱保证革命党经济来源；胡汉民处理政务毫厘不爽，仿佛职业宰相——更神奇的是，此三者与蒋介石缘分匪浅。他们不仅协助孙中山开创民国，更将蒋介石抬到最高领袖的位置！

个人档案

姓名：陈其美

字：英士

籍贯：安徽萧县（现属江苏）

生卒：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

所属派别：青帮

专项特长：拉拢黑社会、行刺

最相似的古人：陈平

主公：孙中山

人生信条：为保主公不择手段

最得意的事：

辛亥年间打下浙江、江苏，定南京为首都，恭迎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

提拔义弟蒋介石；

与霍元甲大侠在上海滩开办精武协会；

将袁世凯的心腹郑汝成完美刺杀

最不地道的事：

杀民军领袖陶骏葆；

派义弟蒋介石杀了光复会领导陶成章

最失败的事：

被骗，遭到暗杀

综合评述：

陈其美好以豪侠自任，处事放荡不羁，与黑社会头目拜把子结拜兄弟，出入烟花之地拉拢商界大亨闹革命……无论是反清、反袁，他都能调动极大的社会潜势力，能与刚毅的黄兴互补。有时候为达目的不则手段，为了保证孙中山的绝对领导权威，不惜杀盟军，诋毁元老，由此也屡遭批评。其人精通暗杀，却为了革命事业死于暗杀，着实可叹。

三步战略定南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十天后湖南宣布独立。江西、山西、云南、广西等省跃跃欲试，清廷大为惶恐，急调北洋军团南下。武昌局势严峻，为保卫首义之地，大批革命志士赶到湖北，连赫赫有名的黄兴也亲自前往。

黄兴到武汉后，很庄重地对湖北都督黎元洪说“实在抱歉，我来晚了。”黎元洪就像捞到根救命稻草似的：“您总算来了，可得为我们做主啊！”当即委托黄兴指挥全军，并派人做了一面超级大的旗帜，上书“黄兴到”三个字，到各大战场巡展。

士气虽然上来了，可惜革命军武器破旧，根本难敌北洋军，黄兴不是神，心急火燎之下，以兄弟般的口气致电上海一位叫“陈英士”的人，请他在江浙起义响应，拖住清军：“非江浙独立，攻克上海、南京，无以解武汉之危，请英士兄以革命大业为念，早日敦促沪、杭举事！”

陈英士是谁？为何黄兴如此看重他？他能玩转上海滩么？

其实“英士”是字，此人原名陈其美，曾在上海协助霍元甲大侠创办“精武门”，多年后香港电影界以他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人物“陈真”，“从日本留学归来、武功精深”。陈真是个传说，不值得迷恋，陈其美的三个真实身份却厉害多了：一、孙中山的护国军师；二、蒋介石的结拜大哥；三、青帮大佬，上海霸主黄金荣的小师叔，杜月笙的师公！

也就是说，民国黑白两道，没有他摆不平的事。他跺跺脚，就能引起八级地震。

清末民初的上海滩，谁要是不认识“陈其美”，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混的差。且看同盟会员杨思义的回忆：“辛亥革命时期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园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孙中山提到陈其美的“光辉岁月”，多用赞扬之词“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这陈其美就是一个黑帮人物，何以得到国父如此推崇？重要原因是孙中山手下大多是文臣，很少有武将，像陈其美这类智勇双全的高参，堪称民国无双。

且说陈其美接到黄兴的求救电报，立马召集人马着手起义，他倡议：先打上海，接着光复浙江、江苏，继而攻南京，筹建临时中央，接回孙中山，为开创民国奠定基础！

计划可谓相当精湛，一般军师只懂得献计，陈其美却能开局。

事实证明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正确：控制江浙富饶地区，一能保证筹集充足的军饷，二能掐断清军南下的通道，保护湖北；在南京建立中央，便能形成政治核心；接回孙中山，以其名望足以号召天下群豪共同反清。

战略稳打稳扎，与诸葛亮为刘备献上“入蜀、定都、复汉”极其相似。

主意既定，陈其美便密电各路志士前来助阵，对留学日本的义弟蒋介石，更是殷切招呼：“快来，形势大好！”

陈其美是孙中山的良将，何以跟蒋介石相识呢？这源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是1906年4月，浙江奉化爱国青年蒋介石自费到东京清华学校读书，偶然结识了比自己年长九岁的老乡陈其美。两人志趣相投，关系很快密切。后来蒋的妹妹要出嫁，其母拍电报让他回国主持婚事，蒋只得中断学业。翌年夏，清朝陆军部在河北保定的“陆军速成学堂”招生，成绩优异者能保送日本上军校。蒋介石认真复习，成功考上，与黄郛、张群、杨杰等人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进入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早年的蒋介石是个积极上进的好青年，而且没得花柳病成秃子，尚有一头浓密的黑发。

到了日本后，蒋与陈其美再次重逢，均有“好久不见，甚是想念”之意，适时陈已经加入同盟会，便建议蒋入盟。另有同盟会员、浙江人黄郛与陈、蒋逐渐熟悉，三人便防桃源刘关张结为兄弟，陈为大哥，黄为二哥，蒋为三弟，以图在乱世之中“博个好功名”。

千万别这三兄弟有“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崇高理想，事实上三哥们一生都没这么“崇高”过。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讲授民主、民权，自己尚一知半解，“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还是一个构思，能指望陈其美、蒋介石等人彻底明晰、为中华民国之崛起而奋斗？

不懂三民主义不要紧，跟对人就行了，黄郛、蒋介石认准了大哥陈其美，陈也认准了孙中山。陈其美在不自觉中成了蒋介石人生道路上的军师，陈怎么说，蒋就怎么做。也许连陈其美自己都没料到，蒋介石后来会爬上国民党的最高宝座。陈其美不经意之间，居然串联起来国民党的两代核心。一部国民党官方史，上半部是陈其美的大哥兼导师孙中山的励志篇章，下半部就是陈其美小弟兼打手蒋介石的奋斗历程！

1910年6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到日本停留两周。大哥的“大哥”来了，黄郛、蒋介石景仰之心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苦求引荐。陈其美在党内地位并没有后来那么高，仅仅是个小军事参谋，他勉为其难在孙中山面前哼哧了半晌，才说“有两个青年才干想见您。”

不想孙中山笑容满面答应了。

初次见面，孙总理看两个后辈就如“十八路诸侯盟主”袁绍见刘备三兄弟一样，勉励几句“嗯，你们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蒋介石心情激动，多年后对此事还津津乐道：“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国民党两代领导在小参谋陈其美的牵连下第一次碰面，并没出现“慧眼识英才”之激情四射的场面，可见历史并不是为某人专门设置的。此后，三方继续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孙中山依旧为国事奔走，蒋介石继续学业，陈其美则回到国内策划举事。

这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转到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作为见习生。时代变革中总是存在着很多稍纵即逝的机会，如果恰如其分的抓住，人的一生就会改写。武昌起义偶然成功，陈其美及时在上海举事响应，给义弟发了个电报“别死读书了，有机会立功，速归！”蒋介石接到急电后亢奋不已，即向师团长打了个请假报告要回国，师团长不同意：“你们这些留学生，是大清国陆军部委托我们管理的，没有清政府的许可，不能擅自回国。”

年轻的蒋介石哪会放弃这改朝换代建功立业的机会？他立马转身去找联队长请假。联队长只能批假48小时，对蒋说：“如果你在48小时不归队，就要被当作逃兵，宪兵就要稽查你！”

“那就看是你们抓的快，还是我跑的快了！”蒋介石的心早就飞回了国内，从军队出来后迅速乘火车赶到东京，接着向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浙江支部领取了回国路费，为避免遭到的稽查，他脱掉军装换了身和服装成日本商人，还把军服和军刀从东京寄回联队：一表明不私自拿走公物，二来表示自己不再归队。

就这样，满腔热血的蒋介石和23名留日军校生不辞而别，回国奔赴疆场。大批留学生跑了，日本外务大臣便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由于清国留学生严重违反了军纪，日本政府已经通知各陆军学校，将这些擅自回国的留学生予以开除。”

陈其美给义弟规划的人生道路，在历史上引起了很诡谲的蝴蝶效应：

适时陈在江浙如日中天，蒋回国后很快被委任为“团长”，由此奠定了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

也正因为蒋介石在大哥的建议下放弃了学业，从而失去学习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机会，多年后与解放军对阵屡屡失败，国民党军中讥讽其“从辛亥年间到现在，还是只能指挥一个团！”短短三年就彻底输了大陆江山。

为蒋介石创造机会

辛亥年间的蒋介石根本没想过自己被学校开除，会导致严重后果，那时候可是踌躇满志，他回国后，大哥陈其美委托其到杭州与新军81标（团）、82标中的革命党草拟了一个起义计划。

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成功完成任务返回上海复命。

“你敢上战场么？”陈其美听完报告，双目炯炯盯着义弟。

“有何不敢？大哥让我做什么？”蒋介石一腔热血。

“给你四千大洋的经费，活动杭州新军起义，另外调拨青帮敢死队100人，组成的先锋敢军由你亲自率领！”

“万死不辞！”

“此战对江浙非常重要，你要是能成功完成任务，就是共和元勋，即便意外身亡，也能落个千古流芳，艰险万分，希望弟以国事为念，勿惧生死！”

“请大哥放心，要么成事，要么成仁！”

当然，在激烈的革命浪潮下，这俩兄弟都“成事”了！留日归来的学生军不少，与陈其美交情深厚的也有很多，为何他就看中了蒋介石呢？绝对不仅仅是“兄弟”两字能说清，如果蒋介石毫无军事才能。将其送到战场只会送死。陈其美的眼光素来精准，蒋介石能步步高升，既与大哥的抬举有关，也与自身的能力有关。

兄弟分头行动，此刻陈其美已掌控了浙江商界的武装，麾下青红帮敢死队更是摩拳擦掌，部分新军也允诺响应。另外，上海还有光复会的一支人马颇有实力，领头人是副会长李燮和。双方协议同时起事：光复会负责攻闸北的警察总署及吴淞炮台，由北向南推进；同盟会则从南到北，先后攻取上海道台衙门和江南制造局。

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光复会进展相当顺利，陈其美攻打清军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则遇到了些麻烦。

制造局位于黄浦江边，东南临江，西北面地，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门口重机枪守卫，总办张士珩率领三百余人凭借地利优势负隅顽抗，给起义军造成很大伤亡。见强攻无效，陈其美让人大声喊话停火，自己站起身来举起白旗只身向清军走去，在场的青帮、商团、革命党都惊呆了，“二爷回来！”“陈兄小心。”“英士别犯险！”之高叫声此起彼伏。

陈其美浑然无惧，对清兵说要见总办张士珩，企图游说张倒戈。

很可惜，张士珩是个花岗岩脑袋，陈其美也没舌战群儒的好口才，最后的结果是：陈其美被人死死绑了。

张士珩本想杀了啰嗦的陈其美拉到，陈在嘴巴被堵住之前喊了句：“你家人可没住在江南制造局吧！”潜台词是：哥说服不了你，认栽了，要是哥今儿个没了，你全家明天都会没了！

陈其美是青帮大哥，黑社会有时候比官府还狠，张士珩想想，道：“好，老子先不杀你，先灭革命党，再打黑社会！”

外面的革命党急得团团转，正好李燮和带着光复军赶到，大家便推举李为总指挥。李当仁不让，指挥大家兵分三路再次猛攻。张士珩见大势已去，逃到黄浦江上的轮船里，去了租界。

革命军蜂拥踏入制造局，众人发现陈其美被关押在一座钢铁仓库里，头发被钉在铁钩上。他被救下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指挥不当，愧对军师这一称号啊，同志们死伤如何？帮中兄弟还好吧。”一干人等忍不住热泪翻涌，跟着这样的大哥，死都值！

上海光复，无疑是在清廷后方狠狠插了一刀。陈其美迅速联合光复会迅速电令杭州、苏州“4日夜，发动起义！”浙江、江苏各地义军闻风而动。

杭州方面，光复会义军与蒋介石率领的敢死队联合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战斗中小蒋身先士卒，悍不畏死，衙门守军稍加抵抗就纷纷投降。翌日，杭州全城为起义军控制，浙江独立。

浙江光复，谁来当首义都督呢？陈其美、蒋介石兄弟俩早有安排！

蒋介石虽然在光复杭州时“指挥精当”，但不够资格。于是蒋就积极召开“选举都督大会”，大力将立宪派汤寿潜推上位。

反清起义，怎么会弄“立宪派”来都督？这也是“高参”陈其美的英明布局：

其一，江、浙一直是光复会的地盘，但光复会与同盟会有旧怨，光复会曾全体加入同盟会。因三大元老陶成章、章太炎、李燮和对孙中山大权独揽很不满，掀起了两次“倒孙运动”，未能如愿便另起炉灶，与同盟会争权。可以这样说，在反清大业上，光复会与同盟会有共同目的，政治理念上，双方属于“政敌”。如果江浙被光复会控制，同盟会绝对会失去大量潜在盟友。

其二，浙江多富商，且临近上海，能挟持此地，能筹集大量军费！

其三，立宪派与光复会主要成员秋瑾之死有或多或少的干系，旧官僚们担心遭到秋后算账。既然同盟会派了个“比较重量级”的人物蒋介石前来捧场，这些人当然会积极站到同盟会这边，努力拆光复会的台。

其四，光复会的力量多在民间底层，一些半黑社会的组织均是其拥趸，能参与“上层会议”的人不多。

陈其美将光复会算计得无法动弹，委托蒋介石“一定不能让光复会得手。”结果，在蒋与同盟会的支持下，立宪党人、前清大官汤寿潜变成了民国开国都督之一。

光复会群豪自然不服，陈其美步步算死咱们，与蒋介石哥俩合伙欺负人不是？一些帮会首脑在各地建立“军政分府”，扬言要“赶走汤寿潜，驱逐陈其美”。

浙江的局面尚未稳定，又发生了一件对光复会不利的事，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宣布独立，江苏政权被立宪派和同盟会瓜分；更诡异的是，11月6日，上海各路义军开会选举上海都督，光复会再次落马。

本来，光复会推举李燮和，李的革命资历相当老，且性情沉稳。上海各界觉得光复会在上海战役中建功至伟，纷纷表示同意。青帮弟子则大闹会场，甚至拔出手榴弹威胁“除非陈二爷当都督，不然谁都别想在上海滩！”光复会等人也拔出手枪“那就看谁混不下！”

历史记载在这里很奇妙了，有说是李燮和“担心局面失控，力表谦让”，有说是“李相当愤怒，离席而走”。不管真谦虚还是假客气，反正陈其美如愿以偿当了上海都督。等会议刚结束，众人便在街头看见了不少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陈其美”之大印，方恍然大悟，原来陈早就准备好了，同盟会头号军师，还真不是吹的！

光复会先失浙江，再失江苏，现在连上海也没占住，自然激奋，光复军拥护李燮和在吴淞成立“都督府”与陈其美对抗。

当时南京尚未攻克，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纠集二万余人意图顽抗，陈其美虽然不满李燮和另立都督府，为了打下南京，还是主动与其联系。李以大局为重，调拨光复军与同盟会合兵一处，12月2日，南京光复。

南京是什么地方？六朝古都！“金陵王气”夜夜气冲牛斗，陈其美打南京，就是要请回孙中山在此定都！孙中山对陈其美的战略评价相当高，“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孙中山如此表彰陈其美，是因为同盟会中铁杆“拥孙派”根本没有地盘——孙中山是广东人，其爱将汪精卫、胡汉民也是粤籍，孙一直将广州作为起义的重点，可屡次遭遇失败；“武昌起义”是湖南、湖北“共进会”的功劳；而光复会在江浙势力颇大；云、贵、川等独立都督，如蔡锷、唐继尧等是受到恩师梁启超的感召，跟同盟会关系不大。

如果不是陈其美显霹雳手段，为同盟会夺了块根据地，辛亥革命中领军者很可能变成了其他政治团体！孙中山的地位也不会被抬到那么高！

短短一个月，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兄弟在上海风风火火办了几件大事：

一、整编沪军，保证一支绝对忠诚的军事力量，陈任司令，黄任师长，蒋为第5团团长，立体控制军队。二，建立完善的机构，拟订《沪军都督府条例》，分军务、政务两大块。军事上设司令、参谋、军务三部，陈其美兼任司令部长，二弟黄郛任参谋部长、三弟蒋介石为参谋，钮永建任军务部长。三部“均直辖于都督，受都督之指挥命令，执行主管事务”。政务上，设外交，民政，财政，交通等部，处理外交内政。三，以上海为中心，召集各省代表，组建临时中央政府，商量“定都、迎孙”之事。

尤其是第三点，对孙中山能当上临时大总统至关重要：武昌起义后短短几个月，南方十七省相继独立，黎元洪以“首义都督”之名通电各省代表到武昌“筹组临时中央，达成南方同盟”，黎既无雄才，又无大略，想的只是当个“盟主”。陈其美思考的是捧出个“总统”，他担心湖北占了先机，紧急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号召“各省代表来沪”，成立“都督联合会”。北洋军压在汉口，湖北形势并不美妙，而江浙连成一片，募集了丰厚的军费，因而代表们纷纷折道去了上海。

陈其美在上海大张旗鼓“拥孙”，让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都均不满，后二者联合起来挺黎元洪，推荐黎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还在海外，南方争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陈其美情急之下连忙改口，建议暂时不设“临时大总统”，以“大元帅”代表南方。为了弄个重量级的人物压住黎元洪，陈其美力荐黄兴。

搞笑的是，黄兴不在乎名利：“这大元帅谁当都一样，让黎元洪干也行啊！我们革命又不是为了当官！”

陈其美急了，大声道：“孙先生还在回国的路上，南方群龙无首，必须有德能超卓之人出来一收众望，这重担你必须代替他先挑着。”

“即便是老孙，也不会沽名钓誉！”黄兴是个老实人、“黄大哥，你不想想啊，要是黎元洪黄袍加身，跟袁世凯谈判议和，咱们还能捞个啥？”陈其美简直想抽人。

“要是袁世凯支持共和，让他也无妨！”黄兴依旧推辞。

“难怪有人说你黄克强雄而不英！你不争权，湖北共进会、浙江光复会的人可不这么想，要是他们当政，把咱一脚踢开，同盟会大好基业，就毁在你手上了！”陈其美恨铁不成钢。

黄兴也知道自己被人讥诮“雄而不英”，两广云贵十几次起义，他都是总指挥，本该运筹帷幄，偏偏他喜欢亲自上阵，因而经常导致组织紊乱。最壮烈的黄花岗起义，居然出现革命军敌我不分对射现象！陈其美现在大帽子一扣，黄兴不吭声了。

陈其美“逼着”黄兴当大元帅对同盟会立足起了决定性作用：同盟会根本没有牢靠的军队，许多独立省都是新军哗变，如果湖北黎元洪真能上位，与袁世凯单方面媾和，孙中山就没戏了。

12月25日晨，孙中山到达上海。陈其美特意安排了盛大欢迎，并与黄兴、汪精卫、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成立中央机构。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民国成立。居正等人回忆“从孙中山回到上海，直到赴宁就临时总统为止，一切招待皆由沪军都督负责”。整个流程如梁山泊军师吴用偷埋了块石碑弄出天罡地煞一般，“天魁星”宋江肯定是头把交椅。

陈其美成功将孙中山推到民国最高位置，孙自然投桃报李，两人的关系犹如宋太祖跟军师赵普一般紧密。只是陈其美异常率性，当了都督后依旧出入妓院，在上海都督府内大肆任用亲信，除了义弟黄郛、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张群、陈果夫等一干人，基本构成“陈家党”——当然，这些人后来也是蒋家政权的核心。

杀盟友，除政敌

说起陈其美的革命资历，只能算是后起之秀。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家中排行老二，少时就好侠义之事。大哥陈其业早年留学日本学工商，后成一代金融巨子。三弟陈其采考上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的第一批军事留学生，回国后分配到北洋新军，一路升职。

机缘巧合下，陈其美加入了青帮。当时他的三弟陈其采在上海任职，遇到个案子：青帮大佬范高头的弟子英雄救美打死了洋人。陈其采据理力争，居然让洋人输了官司。范感激之余便要与其结拜，陈其采不喜江湖做派，便推荐二哥。陈其美与范高头一见如故，二人不顾年龄相距30多岁，磕头烧香喝了血酒，陈位列“大”字辈，帮中称“二爷”，成了“通”字辈黄金荣的小师叔——上海滩青帮在清末排到“大通悟学”四字，“大”为最高辈分。

当时革命风潮涌动，陈其美受到影响，便东渡日本寻救国之路。在东京，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发展自己的小老乡蒋介石入盟。同盟会内人才济济，陈其美与蒋介石不过是个小角色，跟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大腕简直没法比，不过陈的青帮身份很快展现了威力，致使他后者居上，名声陡涨。

1906年秋，结拜大哥范高头在走私时被清军打死，弟子赴日本请“二爷”回国主持大局。而光复会徐锡麟、秋瑾起义失败，江浙革命力量严重受损。陈其美主动找到孙中山，表示自己愿意到上海重新开局，孙很高兴：“英士兄年纪轻轻，如能堪当此大任，是革命之福。”

回到上海后，陈其美频频出入于酒楼茶馆、澡堂妓院，结交帮会大佬，联系商界大亨，隐然成势。上海滩鱼龙混杂，换做朴实敦厚的黄兴、或者书生意气的胡汉民，绝对不可能达到这效果。陈行动果断、慷慨仗义，在十里洋场简直是如鱼得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陈其美的推动下，同盟会员农劲荪与大侠霍元甲成立了“精武体操会”，此组织名义上是强身健体，实际上是为革命提供人才资源。陈曾说过：“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和改良军事的需要。”多年后，香港电影界为霍大侠塑造了一位留学日本、处事干练的大弟子——陈真，原型便是陈其美。

风流潇洒的陈其美在上海滩各界都吃得开，几年下来，赫然成了上海黑社会领军人物：帮中后辈黄金荣、杜月笙混入租界，当了华人探长；码头、工厂、妓院到处是他的眼线。

到民国初建，陈其美在十里洋场几乎如日中天，革命阵营内许多同志都讽刺其为“杨梅都督”，光复会领导、浙江人陶成章甚至当面辱骂：“浙江的钱不能支援上海，陈其美好嫖妓！”陈深为嫉恨，与三弟蒋介石做了件出格的事情：将陶成章暗杀了。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904年在浙江创办光复会，致力经营浙江、江苏二省；后带着光复会加入同盟会，与徐锡麟、秋瑾创办绍兴大同通学堂，筹划浙皖起义等。1910年与孙中山决裂，重组光复会。光复会与同盟会宗旨不完全相同，起初尚能互相支持配合，重组后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筹募经费，两会的嫌隙开始扩大。

陈其美一直以上海为活动据点，而上海也是光复会势力十分活跃的地方，二者自然又发生了利害冲突。

辛亥后陶成章从南洋回国，浙江各地拥陶之声不断，有帮会扬言“除非陶先生当都督，不然浙江难定！”浙督汤寿潜害怕无端被杀，主动辞职。陈其美想兼任浙督，就指使蒋介石收买了光复会叛徒王竹卿，由王协助蒋执行暗杀陶成章的任务。

蒋介石不辱使命。1912年1月12日，他专门走访了位于上海江西路的光复会的机关部，以晚辈之礼拜见陶成章。陶生性豁达，接待了蒋，并将自己在法租界广慈医院的房号告之。当天傍晚，蒋介石来到广慈医院“看望朋友”，窥探了医院进出的地形。

14日临晨二时许，蒋介石和王竹卿各揣一把手枪，蹑手蹑脚地闯入了广慈医院，接着登楼径入陶成章卧室。当时陶向内侧卧已经睡着。二人将陶唤醒，陶醒来刚转过头，王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左颊穿入脑部，陶当即毙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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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遇刺，整个沪杭地区炸开了锅。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惊，下令“稽查真凶”。陈其美迫于舆论压力，也不得不作些表面文章。上海在他的管辖之下，案发地法租界的探长头子又是黄金荣，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光复军日夜侦查，不久就将王竹卿抓获处死。而在陈其美的安排下，蒋介石则潜逃日本。“杀陶”一案，使蒋介石更加博得了陈其美的赏识与信任。陈又是江浙财团的政治代表，通过陈其美，蒋介石逐步接近了江浙财团，并在其后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中多次仰仗后者倾力支持。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无疑为历史留下证据：“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连英士（陈其美字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也就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示、自己执行了。无法确定孙中山怎么想，蒋介石却有一段很精采的描述：“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终未提及此事也。”也就是说，蒋介石甚至认定孙中山知情，只是两个人心照不宣！也有学者认为，刺陶之事孙中山心知肚明，陈其美如此做不仅仅是报私仇，更是为孙清除政敌。历史的发展也显示：陶成章死后，光复会逐渐瓦解，孙中山几乎再也没听到刺耳的声音。

刺陶一事在陈其美的极力遮掩下，蒋介石安然无恙。等到孙中山让出临时总统之位，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南北和谈”成功，民国最大的冤案仿佛已经没了苦主。

塑造总理完美形象

袁世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肆裁剪军队。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府被批为“拥兵自重”，孙中山建议撤了，由江苏接管上海。

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兄弟走到人生的岔路口：陈被政府调任工商总长，无所事事；黄郛第二师虽驻防上海，却被参入不少北洋军；蒋介石在陶案风头过后悄悄回国，已无官可当，只得先回老家探望母亲。

岂料翌年三月，重组国民党、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被暗杀，经过抽丝剥茧的调查，此事居然牵连到内务总理赵秉钧和大总统袁世凯！国民党很快掀起二次革命，陈其美当即回到上海反袁，结果因兵力悬殊，倒袁失败，国民党大佬们只得流亡日本。

革命失败，东京弥漫着颓丧的情绪。孙中山觉得此次失败是因为党内人心不齐，党员不听命令“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甚至公开表示：“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宣称“将国民党改组”，从新构建一个“高度服从领袖命令”的政党。

如何才能“有效地”控制属下呢？护国军师陈其美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黑社会，帮规！上海滩青帮等级森严，有及其恐怖的戒律条款，陈深谙此道。也许孙中山对成分复杂的国民党深为失望，也许是他认为“民主”时机不够成熟，居然颇为赞成。

几经磋商，共和之父制定了“新党”的四项特殊措施：

一、党员必须发誓“服从孙先生”，在入党誓约上加按指印；

二、必须有介绍人做担保，如果某党员背叛组织，全党不惜一切代价追杀，介绍人也要受连带责任；

三、在党章中规定，按入党时期划分党员等级，“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后享有“元勋公民”的政治特权。

四、“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之类的话。

对于这些条条框框，可用一个字评价：黑！

宋教仁当初就是鉴于同盟会太像黑社会，已经成了民主绊脚石，才致力于改组。孙中山听了陈其美的建议，如此一折腾，简直比当年的同盟会还不如。

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了，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黄兴、蔡锷、李烈钧三大“共和元勋”：咱们革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即便道路是曲折的，前途依然是光明的。陈其美如此胡闹，那不成了黑社会？如果要以帮规治党，还不如叫红花会！

陈其美对元老派也颇有微词，“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只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已太迟了。说我服从太过，岂不可叹。”

为了将孙中山塑造成伟大、光明、正确的完美形象，陈甚至诋毁黄兴“广西云南次次起义，屡屡失败！”“黄花岗起义指挥不当，白白牺牲了七十二烈士！”“武昌首义弃城而逃，实在无能”！“二次革命丢南京！”何德何能，敢批评总理？

黄兴很委屈，忍不住对人说：“当初陈让我代理大元帅，力捧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现在这么消遣我！”

“老黄，你看过水浒么，你就是晁盖，陈其美就是吴用，他老孙就是宋江！打仗的是你，耍阴谋的是小陈，得好处的就是老孙！”也有不少人看不惯孙中山、陈其美，劝黄兴，“向我们这些人，就是二龙山啊、雁荡山的小喽啰，你老黄要是竖起大旗，我们跟你干！”

孙中山的态度很微妙，他一边联合陈其美、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召开了会议，讨论新建中华革命党的方案和原则，一边规劝黄兴“不要闹分裂”。

黄兴深为不满：究竟是谁闹分裂？你听信陈其美的鬼话让国民党离心离德，还说我们的不是了？

相持下去，只会加深矛盾，黄兴以大局为重，借口疗养胃病离日游美；李烈钧、蔡锷、谭人凤等元老也拒绝加入新党，另外组织了一个“欧事研究会”，以“研究欧洲政体”为主旨。

陈其美的建议，极大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对孙中山，的确树立了个人绝对权威，此后孙在党内一言九鼎，令行禁止，地位堪比天地会陈总舵主；对元老派，却留下很深的伤痕，以至于怀疑追寻“民主共和”的意义；对国民党，后遗症匪浅，全面分裂导致将来的护国、护法运动，“拥孙派”基本在孤军奋战；对陈其美，却是收获颇丰，大批元老的缺席，他成功上位，如果说之前同盟会（国民党）内是孙、黄并列，此后则是孙陈相连了。

很难说陈其美是刻意想上位才挤走元老派，因为他一生都将孙中山先生视作精神偶像。孙想到的事情，他会尽心尽力去办，孙暂时没想到的事，他会提前想到去办。有如此执着的“军师”，加上廖仲恺、戴季陶、胡汉民、汪精卫等干将，组党筹建工作异常顺利。

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仅有8省成员——比起当年“十月围城”之日、南北十七省志士慨然入盟，寒碜之余也见“改组”人心所向。

在大会上，孙中山当众宣誓入党，由陈其美和居正作为入党介绍人——逐见孙对后二者的各位赏识。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的国民党员担任，以团结高级干部；机构设置如下，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

关于“总务部”，孙中山对其地位和职权规定：“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下设设六局一处：第一局负责管理中枢，第二局接洽内地支部，第三局接洽海外支部，第四局主管公文印信，第五局交涉党外事宜，第六局办理不属他部有关事宜，机要处掌管机要。

也就是，“总务部长”就是二当家，就是刘邦钦点的韩信，就是刘备委托的诸葛亮，由此可见陈其美权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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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陈其美在国民党内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小兄弟自然大树底下好乘凉了。当时蒋介石在上海滩晃荡，不知前途在何方。听闻大哥成了总理身边的肱骨之臣，蒋立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赌咒发誓为“总理尽忠”，接着兴高采烈奔赴日本：大哥，我来了！光明的前程就靠你了！

大哥是孙中山的高级军师，自己又有“光复杭州”“刺陶除政敌”之功，蒋介石就多次受到孙中山的接见，孙屡次称蒋为“求之不得的干才”。也许陈其美对忠心耿耿的义弟赞扬过甚，孙中山居然相信蒋介石是个“军事型”人才——这就开了一个大玩笑，直接导致蒋后来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尽管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学校呆过，但那只是纸上谈兵，其毕业后实习期都没满，哪能教好学生？对黄埔系的超支使用，最后让国民党集体悲剧。

策划上海反袁

1914年春，陈其美决意带着蒋介石再去上海反袁。不料出发前夕，陈染了重病，蒋介石便先行。

蒋带着大哥的手令，潜入上海后秘密联系青帮，可袁世凯的爱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很快得到情报，派巡捕张网捕鸟，结果“指挥所被查，搜去枪械和文件，四人遇害。”蒋介石运气好，当天不在机关内，逃到位于租界中的张静江家藏起来，几经转折回到日本。这次失败，对蒋介石的自信心有很大的打击，陈其美鼓励义弟别气馁，有机会再建功勋。

在陈其美的安排下，蒋介石于9月再起程去上海，还真有点百折不挠的干劲。那时候蒋介石已经大小算个人物了，连日本外交当局也致电驻上海领事：“支那亡命者蒋介石，搭乘于9月3日由门司出港的春日丸，好像是前往贵地。”

郑汝成全城戒备，大肆捕杀革命党，蒋介石刚到上海又被吓了回去。

革命党屡屡举事不成，一筹莫展，陈其美作为护国军师也急得头发都白了。直到1915年，袁世凯自己犯浑想当皇帝，全国舆情忿然，一致反对，连北洋大员都起了异心。四川、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纷纷躁动。在美国的黄兴也与孙中山摒弃前嫌，奔走筹款，孙中山则组建“中华革命军”，陈其美主动要求自己回上海，建立“东南军”。

为避免目标过大，蒋介石暂时没与大哥同行，陈其美对前来送行的三弟勉励道：“吾愿牺牲一己，以偿我党之代价，以挽我国之弱风。吾愿扫除中国之恶魔，吾愿建造世界之平等。”蒋介石感叹：“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贼所害，我一定要成为兄之化身。为革命赴汤蹈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完成兄的未竟之志。”

一回上海，他就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5号安家，迅速联络旧部。诸事妥当后，陈立即给在日本的蒋介石发出“盼即回沪”的电报。蒋接到电报，与张静江等择日启程。先后返回上海的革命党黄郛、邵元冲、吴忠信、杨虎等人也纷纷齐集陈其美麾下，组成了“上海讨袁总部”。

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号称拥有“精兵十万”，气焰嚣张，陈其美密电孙中山“不如将其刺杀，鼓舞己方士气！”孙中山答复：“但凭兄为之！”

青帮线人很快提供情报：11月10日，日本驻沪领事馆要在天皇登极之日举行庆祝会，郑汝成是上海头面人物，日本人一定会请他出席。陈其美觉得这是一个行刺的绝好机会，立刻召集骨干布下天罗地网，郑汝成果然被杀，全国震惊。孙中山对此极为称赏：“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上海的报纸则写道：“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昨被狙击，身中十六弹殒命。国体变动以来，此为暴动之最烈者也。”

获悉亲信郑汝成一命呜呼，袁世凯相当恼火，增派北洋军第10师驻扎上海。听说幕后策划者是陈其美，袁世凯又让人到处传言，只要陈拥护他，送上50万大洋，聘为北洋军事参谋长，既然做高参，不如跟着咱老袁吃香喝辣！

陈其美相当不屑，刺郑后又煽动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海军军舰起义，与地面义军联合，拿下江南制造局。黄埔江山停泊着三艘军舰：肇和号、应瑞号和通济号。经过几个月来的秘密联系，肇和舰舰长倾向革命，应瑞舰和通济舰也有部分士兵支持革命党，陈其美、蒋介石、杨虎等人制定了行动方案：“先争取一至两艘军舰起义，然后水陆并济，相互配合占领江南制造局和警察总署，告上海起义成功。”

袁世凯似乎觉得风头不对，于1915年12月3日以“海上巡阅”为名，命令肇和舰三天后调往广东。陈其美担心变故，安排提前起义。

12月5日，杨虎等三十多人奉命乘坐汽艇，强行登上了停泊在高昌庙的肇和舰——舰上官兵均响应起义，杨虎意气风发，让船员开往江南制造局，配合地面义军将其打下。

停靠在黄浦江岸边英租界的应瑞和通济两舰，陈其美也派了两路人马乘坐汽艇前去夺取。没想汽艇新买，革命党忘了向海关登记牌照，英租界的巡捕鸣枪警告，拒绝其靠岸，敢死队无法登舰。

再说陆地上，蒋介石、陈其美已经分头攻击上海警察局、电灯厂、电话局等目标，可义军多是手枪，没有重型武器，因而伤亡惨重，陈、蒋等人只得退返租界指挥部内。

新上任的淞沪镇守使杨善德动作也很快，派海军元老萨镇冰去游说应瑞、通济二位舰长。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应瑞，元济终于倒向了袁世凯。12月6日凌晨四点，二舰突然逼近肇和，开炮攻击——杨虎夹击之下被打蒙了。肇和舰上人员死伤众多，杨虎泅水逃跑，数十革命党人被登上肇和舰的北洋军捕杀。

当天夜里，法租界的巡捕突然包围渔阳里5号陈宅，要强行入内搜查。楼下的陈果夫为掩护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逃跑，机警地与巡捕大声争吵。陈、蒋闻知险情，立即从楼顶的窗户跃出，攀上屋顶逃逸。大家转移到新民里119号蒋介石的住处，计划翌日到肇和舰，不料清早刚一出门就遇到了杨虎，众人才知道肇和舰在应瑞、通济两舰的夹击下死伤惨重，起义失败。

肇和舰起义失败的五天之后，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起义，护国运动的爆发。

上海起义再次失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陈其美却勉励众人：“蔡锷已在云南发动了护国战争，必将以上海、广东、湖北三处为根据地，以后局面开展，疾风密云，一矗千里。三者得其一，则可号召东南；三者得其二，则可风行全国；如三者尽得，则大局可底定矣。”

惨遭暗杀

1916年4月，陈其美又派杨虎、蒋介石到江阴活动，计划夺取江阴要塞，这次起义也相当怪异：杨虎、蒋介石等人在部分官兵的配合下很快占领了江阴，宣告独立，不过成果只维持了五天，很快又被北洋军镇压下去了。

与此同时，蔡锷领导的护国军节节胜利，南方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也到上海主持讨袁斗争，宣布放弃中华革命党独占政权的政治路线，愿与各方合作，以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最低要求。

陈其美意图再次起兵光复上海，可惜经费无着，急得他千方百计筹集款项。袁世凯对陈其美可谓深恶痛绝，欲杀之而后快，让江苏都督冯国璋办理此事。正好马匪出身的张宗昌投奔冯国璋，冯便出价40万元，让张去暗杀陈其美。

张宗昌到上海后，让手下程子安假装注册一个“鸿丰煤矿公司”，然后收买了同盟会会员李海秋。要李海秋以“捐赠军费”为名，诱陈其美上钩。

李海秋找到陈其美，怂恿道：“鸿丰煤矿公司有一块在广西的矿地，准备向外国洋行抵押借款，可达100万元。但是外国商人要求必须有一位上海名流作保，公司希望由您出面，事成之后，他们愿意拿出40%给您作革命经费。”

陈其美暗喜，慨然应允。第二天他便去虹口一家日本洋行咨询具体事务。洋行的经理是他故友，表示“如果一切手续完善，本行愿意贷款。”做个保人就能得到40万，革命中的很多人表示怀疑，黄郛、蒋介石尤其不信：“鸿丰为了一个证人，就出几十万！而且作保纯粹是商业上的事，没必要找像大哥你这样当过沪军都督、当过讨袁军司令、但又没什么财产的人，要慎重为好。”

陈其美笑了笑：“两位兄弟多虑了，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眼前悠悠万事，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几经接洽后，双方定于5月18日，由李海秋与鸿丰公司办事人员带合同前来，请陈其美签字，地点设在法租界一个日本朋友家。

当日下午，陈其美、黄郛等人先到，陈让其他人到厢房等候，自己就在会客厅与来人面谈。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李海秋和鸿丰公司五位办事人员来了。刚刚坐定，李海秋便借口忘记带合同底稿，要回去取。李一出门，五个刺客立即拔枪向陈猛击。第一颗子弹打中陈的右颊下部口边，第二颗子弹打中他的右颊上面一寸处，第三颗子弹打中眉心之处。

在其他房间的革命党人黄郛、吴忠信等人听见枪声马上奔赴会客室，和刺客展开枪战，结果一个刺客被击毙，其余人被捉。众人把陈其美从地上扶起，只见他脸上血流如注，黄郛抱着他，他还说：“惜乎讨贼未成，身死小人之手，此为憾事！”不一会溘然长逝，年仅39岁。

陈其美死时，经济相当窘困，检查他身边遗物，仅有款项20元。听到大哥被刺的消息，蒋介石急忙奔到现场，抱住尸体失声痛哭，悲痛至极。当时上海局势不明，许多人尚不敢公开露面，蒋介石却毅然将陈的遗体转移到自己家里，然后用巨款购置了一具棺木，非常义气。孙中山在蒋介石家中见到陈其美的尸体大恸，当场书写“失我长城”四字。

让人扼腕的是，陈其美遇害后不到20天，袁世凯就病死了，南北开始和谈。当时陈的遗体寄存在上海，未得及时安葬。孙中山致书北京政府总长、议员，请求“国葬”，但未能实现。陈其美去后五个月，黄兴也病逝于上海，孙中山由黄思陈，将二者进行了比较，说陈其美“功勋不逊于克强，而死烈尤甚之。”评价之高、痛惜之情都前所未有。

直到1917年5月12日，南北局势缓和，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为陈其美举办了追悼大会，蒋介石主持治丧。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谭人凤、章太炎、胡汉民等均在灵前吊奠，社会各界代表致祭者不下万人。

孙中山写了长达212字的祭文：“呜呼英士，生为人杰，死为鬼雄。唯殇于国，始与天通……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弗瞑目。曾不逾月，贼忽暴殂。君傥无知，天胡此怒……。”

蒋介石的祭文和挽联则一字一血，祭文里说：

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

挽联是“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城。”

陈其美、黄兴先后去世，孙中山感到从此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助手，由此蒋介石成了比较“显眼”的军事人才。

在孙中山眼里，蒋介石几乎等同于“陈其美第二”，忠义、豪迈、机警，有领导才能。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改编“粤军”，先后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粤军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等职务；陈炯明背叛革命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急电蒋介石，甚至用上了“兄弟般”的语气“弟不来，兄危矣”；黄埔军校初建，孙中山委托蒋介石担任校长，“为革命培养一支绝对忠心的军队！”蒋由此麻雀变成了凤凰。

当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也常常以“总理军师陈其美第二”自居，多次为孙中山出谋划策，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等，更让孙刮目相看。

蒋介石对陈的形象一再拔高，1927年，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入主上海，大张旗鼓举行了一个“陈英士先生殉国十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了一篇题为《纪念陈英士同志》的演讲，十分动情地说：“我们追溯前源，我们的成功，也就是陈烈士遗留下来的”，“我们追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成功，我们第一纪念总理，第二要纪念陈烈士。没有陈烈士就没有国民党！”“诸位今天来欢迎我，不是欢迎我，是欢迎陈烈士的化身，我希望大家都做陈烈士的化身”。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争权的时候，大哥上海都督府内的旧人如杨虎、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张群等人均是摇旗呐喊；江浙财团中的张静江、陈其业则提供大量款项；就连上海滩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对蒋也是万分拥护……蒋也很照顾陈的两个侄儿陈立夫和陈果夫，让他们掌管国民党党务（后发展成著名特务组织“中统”），以至于后世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第二节　张静江：民国吕不韦

姓名：张静江

字：人杰

籍贯：浙江湖州南浔镇

生卒：1876年—1950

所属派别：商界

专项特长：理财

最相似的古人：吕不韦

主公：孙中山、蒋介石

人生信条：有投资，就有回报

最得意的事：

倒卖文物赚了大钱，无偿提供给孙中山闹革命；

把义弟蒋介石推到最高领袖的位置；

担任浙江主席时，使得故乡经济迅速发展；

最不地道的事：

协助蒋介石清共，屠杀盟友；

最失败的事：

被义弟蒋介石抛弃

综合评述：

其家为南浔四大巨富之一，自幼性格豪爽，挥金如土。曾任驻法公使馆参赞，偶遇孙中山便一见如故，如果想出卖孙以获得重赏，易如反掌，但他却做了一笔巨大的投资：支持革命！孙中山评价张“站可立天地，仰视如泰斗”，是位“革命圣人”。张静江觉得年轻的蒋介石“人才难得”，便与之结拜，后极力推荐其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党两代领袖，均受其恩惠颇多。

替蒋介石清党

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闹出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迷雾重重的“中山舰事件”。

国民革命军总监、广东卫戍司令、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声称：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共党员李之龙派中山、宝壁两舰到黄埔，想将他绑架到苏联！李之龙大呼冤枉，称是奉蒋之命；蒋介石的小妾陈洁如则称，“当晚，汪夫人陈璧君有过五次电话询问蒋的行踪。”暗示是汪精卫要害蒋介石。

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政府主席、国民党党总裁、军委主席汪精卫，莫非真是汪想除蒋？广州城内谣言不断。蒋介石则借口“共产党阴谋举行暴动”，下令逮捕李之龙，并监视苏联代表团和共产党的机关，接着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宣布全城戒严，连汪精卫也被监视。汪精卫气得发疯：“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他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汪精卫在中央紧急会议上大骂：“你竟敢擅自下令监控我！你以为你是老几？你只是个暴发户而已！你的名字既不在国民党25位创始党员之中，也未列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蒋介石也怒目相对：“我会找到证据的。”几天过后，蒋介石没能找到任何证据，只能“诚恳”地向汪精卫道歉，称“共产党图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汪主席原谅。

此事让汪精卫大受打击，蒋介石掌握了军队，汪奈何他不得，开会宣布“军事当局非奉党的政治领袖之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接着称病辞职，前往法国“考察”。蒋介石大喜，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理党务案”，要求限制共产党。陈独秀等人妥协，蒋的提案得到通过。

弄走汪精卫、击垮共产党，那么自己便能成功当上一把手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贼精，只是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不服者众多，认为蒋在党内“搞独裁”。蒋介石把场面压不下来，又急于借着“北伐”立威，为保证大本营不乱，他想到了大哥张静江。

张静江本是个商人，为革命捐赠了大量财物，与孙中山关系匪浅。蒋介石通过陈其美得以结识了张，并拉粤军将领许崇智、理论高手戴季陶与张静江结拜兄弟，张理所当然是大哥。

接到义弟电报，张静江立刻从上海南下，这年5月中旬，张静江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会主席，暂代中央工作。

有大哥坐镇，蒋介石放心北伐。

张静江留守广州，积极“清共”。组织部代理部长陈果夫想将共产党领导的广东省党部来个大换血，问张静江是否应向蒋介石请示。张道：“应该做的事，就负责做去，不必请示，本党整个政策并没有变更，领袖不能表示态度。如果去电，叫他如何答复？我们的事只要审慎处理，不要增加蒋的麻烦。”

蒋介石压根就想洗了共产党，又碍于身份不好明说，张静江猜透了义弟心思，大力提拔反共顽固分子到广东各地“指导工作”，这些人上任之前，他总会亲自接见他们，训导“救党的责任放在诸位身上”。

有如此高人代替蒋介石做事，广州的“清党”工作进展神速，连“职业打手”陈果夫都说：“静江先生代理主席的时间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蒋介石对张静江“北伐之际，居守中枢”、“倡言清党”的“功绩”赞扬不已，称他为“安危斯仗”之人——难怪人说好大哥就是好军师。

蒋介石北伐到了上海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搬到了武汉。为预防蒋介石背叛革命，宋庆龄、吴玉章、鲍罗廷等人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们认为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会议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国民政府设几大部门，陈有仁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蒋介石只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之名”。据陈洁如回忆，蒋介石得知武汉将自己踢开了，嚎啕大哭，甚至想自杀。

当然，蒋介石并不是真想自杀，他很不甘心，打算于南京另组中央。为应付武汉方面，蒋介石拉拢大哥张静江，期望江浙财团能站在他这一边。

1927年4月，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委在上海开会，拥蒋派济济一堂，有张静江、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等。会议的主题便是“清党反共”、“定都南京”。蒋介石说：“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张静江、吴稚晖、陈果夫等人积极赞成，“为了保证国民党的纯洁性，清共是必须的”，张静江还领衔发表了一通长达三千字的“护党救国”，痛心疾首：“长此以往，不独北伐困难，而本党百万党员与朝夕以求中国的自由平等之民众亦将何所寄托？险象如此，讵能再安缄默？受痛切陈词，望我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披沥奉陈，敬候明教。”

接下来的事情耳熟能详了，张静江号召江浙财团提供军费，又鼓动黄金荣、杜月笙派青帮打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史称“四一二政变”。

如果张静江不扇风点火，即便蒋介石想清党，也没那么容易——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地位相当高，而且他在江浙财团中属于中流砥柱。他往哪边站，谁的砝码就能增加几十吨。武汉国民政府亲共，蒋介石反共，张静江为蒋略支几招，南京就弄出了新的“国民政府”，宁、汉分裂。

帮孙中山玩转时代

在国民党内，张静江可是个怪人，他祖上世代经商，不与政界往来；其本人也崇尚无政府主义，甚至做过大清朝的挂职干部，却相当支持孙中山闹革命。

张静江本名增澄，又名人杰，字静江，光绪二年（1876年）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南浔有“四象八牛，七十二只小金狗”之俗语，据《湖州风俗志》载：“象、牛、狗其形体大小颇有悬殊。以此比喻各富豪聚财之程度，民间传说一般以当时家财达百万两以上者称‘象’，五十万两以上不足百万者称‘牛’；三十万两以上不足五十万两者叫‘狗’。”张家即是四象之一，钱多得没处用。

青年时的张静江好侠义之事，某日家中失火，他亲自上屋扑救，不慎跌落伤了腿成了残疾。成年后，家里捐了十万银白两，给他买了个江苏候补道的官衔。1902年，张静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巴黎使馆当差，职务是“参赞”，就是幕僚。

当着大清朝的外派工作人员，张静江却不务正业，他在巴黎创办了个“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古玩、茶叶、丝绸，当时没有文物保护条令，数十年间，被张卖到国外的古代文物“数量之多，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小幕僚如此会赚钱，清廷驻法大使也得了不少好处。

张静江一边挖着大清的墙角，一边关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看出清廷气数将尽，盘算着如果想在将来立足，必须做笔“超级投资”。孙中山，就是很好的项目。

做幕僚，不能仅仅局限在某个人身上，而要定位于整个大时代。张静江最崇拜的商人就是战国末期的吕不韦：人家可是史诗级的幕僚，他投资了一个小妾，收获了整个大秦！

1904年冬，孙中山到法国组织建立“欧洲同盟会分部”，住在巴黎某旅馆，随员中有个叫做汤芗铭的家伙，与清廷驻法使馆中一满人官员是旧识。满官听说孙中山来了，就劝汤芗铭将革命党名册偷出来，“博个好出身”。汤芗铭经不住诱惑，乘孙中山外出之机潜入其卧室，用小刀割开了孙的皮箱，盗出一些文件交给了满官。满官如获至宝，立即给了驻法公使孙宝琦。

张静江看到名册和文件不免担心：如果清廷按图索骥，派出大内高手弄个“巴黎围城”，孙中山没准就玩完了，那自己的投资项目就泡汤了。

想到此处，张静江劝孙宝琦道：“孙逸仙是国际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虽然针对我大清政府，但法国乃至英美等国，除了大批民众不说，尚有不少政府官员同情和倾向于他。按这批文件论，逮捕和引渡孙逸仙均不为过，但这一来，您就成了革命党的眼中之钉，他们可都是精于暗杀的角色啊。”

孙宝琦思想开明，胆子也小，听了张静江一番话之后，感慨道：“就当是小孩子闹游戏吧，在法国也无足轻重。你找几个可靠的人，将这批文件退还，对外别声张就是。”

孙中山当晚回到住所就发现文件不翼而飞，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次日清晨居然有人将原物奉还，革命党人个个大惑不解。

1905年8月，张静江从巴黎乘法国客轮回上海办理商务，意外发现孙中山居然在船上。

孙中山的秘书胡汉民回忆“彼时，张先生是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商务随员，要求和国父谈话，国父有戒心，回避他。不意静江先生在甲板上拦住国父，说：‘你不要瞒我，我知道你是孙文，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的，我却是最赞成你的人！’”

张静江对孙中山道：“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打算以此帮助先生，如有所需，请随时电告，当悉力以应。以后革命事业如果需要款项，可随时打电报给我，为了保密起见，电报上不用写数目，只写ABCDE，代替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

临别时，张静江还留给孙中山一封信，告之如去美国，可在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分部领取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结果钱分文不少。孙中山大为惊讶，认为遇到了“奇人”。

1906年萍浏醴起义前夕，同盟会需要大量资金购买枪支弹药，众人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到张静江，便建议孙中山发电。孙取了个中间字母C，试着让胡汉民去电。电报拍出去不到20天，3万法郎就寄到了。以后孙中山又先后以A和E为暗号致电张静江，如约收到了1万和5万法郎。

同盟会起义每遇款项不济，孙中山便致电张静江，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次由于周转不灵，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也给卖了。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让胡汉民代笔致函张静江，表示了他及众位革命同志对张静江慷慨资助的谢意，同时将己方各项开支情况作了详尽的报告。张静江收到信后，当即复了一信给孙中山，写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孙中山读罢深为感慨，只尽疏财之义务，不问应享之权利，实为平生所少见。他钦佩地说：“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张静江确为革命奇人，也可称革命圣人矣！”

为了募集更多的资金用以革命事业，张静江积极奔走江浙富豪之间，将自己的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发展成同盟会员。由于张静江的穿针引线，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人与江浙财团多少有了交情。

张静江在同盟会内没有具体职位，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幕僚，他要影响的是整个时代，有人问他为什么入盟，他只是笑笑：“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孙文的理念不错，如果我帮他实现，中华大地因此能苍生保暖，就够了。”

除了在经济上施以援手外，张静江还资助革命者创办报刊。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留学生中影响巨大，张便联合吴稚晖、蔡元培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周刊，在欧洲宣传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新政府内财政困难。张静江建议孙出面宴请江浙富豪，找商界弄点捐赠，孙中山依计而行，果真谋得一笔巨款。

二次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讨袁军。这段日子里，位于法租界内的张静江几乎成了革命党的联络处，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认识张静江的，张认为小蒋是个人才，与其结拜兄弟。当时蒋二十五岁，比张小十岁，还是无名小辈，经常向张借钱。张说：“我看你日后必定富贵。你现在借钱我找你要个借条，以后你发达了就还，不愿还也行，我就把借条退还给你。”借条居然有一寸多厚。

张静江还亲自策划了一起暗杀事件，驻扎在扬州的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投向袁世凯。徐宝山嗜好古董，张请人秘密制造一枚炸弹，放入通运公司预制的古董箱内送到扬州，徐开箱观看时被炸，当场毙命。

奈何“二次革命”很快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重新流亡海外。张静江也被袁世凯通缉，他在南浔的住宅被查封，上海租界内的资产受到监视。他在孙中山身上进行了大笔投资，却亏得一塌糊涂。

国民党财神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筹建中华革命党，张静江出任财政部长，孙中山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蒋介石奉命从日本回到上海讨袁时被特务盯上，幸亏及时躲到了张静江家里才幸免于难。1916年5月，蒋介石的大哥陈其美遭到暗杀，蒋失去靠山，哭得是肝肠寸断。新结拜的大哥张静江安慰道：“别担心，还有我。”多年以后，蒋介石致信张静江：“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之仰泰山。”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关系自从陈其美逝世后格外亲密，连蒋介石的婚事也是张静江一手操办，最值得一书的便是陈洁如。

陈洁如与张静江的续弦朱逸民是中学同学，属于闺蜜。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在张家做客，孙中山带着戴季陶和蒋介石前来拜访张静江。蒋见到陈洁如后惊为天人，请张夫人朱逸民说媒。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不想嫁人，况且对蒋介石毫不了解，蒋越是追得起劲，她越是胆战心惊。

陈母也不赞成这门婚事，蒋介石已有一妻毛福梅且不说，还有一妾姚怡诚，他自己眼下在上海滩晃荡，无所事事。

义弟的形象如此不佳，让张静江很着急，他决定亲自出马，为蒋当一回说客。

为了蒋介石，张静江可是尽心尽力，他解释说蒋的元配属于包办婚姻，虽生有一子，与蒋却毫无夫妻感情可言，现在她已皈依佛门，与世绝缘；侍妾姚怡诚已经被送往苏州，给了5000元的离异补贴。

张静江还出示了一张姚氏亲笔签字的离异协议书，劝陈家母女放心，甚至预测：“蒋先生是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是个对中国革命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眼下虽然还没有发挥出他的能量，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肯定是中国的领导人物。只要您惠然同意这桩亲事，令媛将能协助他为国家成就一些大事。”

陈洁如怎么能协助蒋介石“成就大事”呢？宋美龄还差不多！不过张静江的口舌没白费，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蒋介石如愿以偿娶得美人归。

北方政局在袁世凯死后几次动荡，孙中山努力跟北洋军阀们周旋，张静江一如既往出钱。1920年初，他还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炒股，替革命党赚钱。

这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创立大会，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戴季陶分别是股东之一。陈洁如回忆：“经由张静江老先生的介绍，介石以‘蒋纬’的名字买了‘盛泰号’的4个股，他细读有关金融的书籍，学习如何买卖股票和投资，这对他来说十分新鲜，不久各种股票涨跌的兴奋，尤其是他可能得到的利润，就占住了他整个的心思。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逐渐忘记了心中原有的仇恨。在上海股票大楼中占一个席位相当难得，因而介石工作得既积极又努力。股票交易是上海金融不可或缺的一环，数以千计赖以为生的投机者，每天都把大楼挤得水泄不通，介石像一头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买高卖低，如同老手。”

陈洁如显然是在美化蒋介石，蒋的股金不是他自己出的，其炒股的水平其实很臭，蒋在日记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代认股份”，出钱的是大哥张静江。“生涯不易做，而为果夫所害”亏了一大票之后，借口是被陈果夫坑了。

上海股票市场红火的时候，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注册了几家交易所，基本是用公款操作，张静江则是核心操盘手。孙中山要钱，张静江马上办，有时候甚至从直接从陈果夫、蒋介石的账上划拨。据国民党一些人回忆：“总理很相信张先生，党内基金完全由张先生掌握，很多散在各地的党员，经总理批准后，就可以在张先生处领取津贴和活动费。”

张静江在不自觉中充当了孙中山的账房，其作用犹如秦孝公之商鞅，汉武帝之叔孙通。想打仗，得弄到军费。没有精通财政、保障后勤的能人，前线的士兵吃啥？光有理想成不了事，必须有钱。那时许多军阀有奶便是娘，孙中山不给点军费，谁愿意卖命？

陈果夫曾评价张静江道：“他能为国家建设，能为国家增加资本。会赚钱，又有会用钱的本领。在全国、在本党，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中国会赚钱的不算少，而真正会用钱的却不多。本党同志当中，会替自己赚钱的大有人在，能为国家为党赚钱的就少了。至于肯为国家为党用钱，又能够在短期内替国家赚钱的，则惟静江先生一人而已。”

张静江会赚钱，其他人都眼红，到1921年秋，上海竟有交易所140多家，投机者多了，必然导致翻盘，证劵市场很快熄火，蒋介石输急了，找到交易所理事长虞洽卿，要求折算原始股款退钱。虞洽卿骂蒋不懂股市胡乱倒腾，现在又要釜底抽薪，二人几乎拔枪相向。后来还是张静江、黄金荣出面调停，虞洽卿给了蒋介石六万元，前提是蒋必须离开上海，张静江也帮蒋介石还了三万旧账。

就在蒋介石在上海滩混不下去的时候，1922年夏，广东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登上中山舰，电召全国革命同志前去广州协助平叛。张静江立马劝蒋介石前往，蒋到广州后鞍前马后跟随40余天，让孙中山感动异常，孙曾在致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在张静江的授意下，蒋介石还撰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由张出钱大量印刷免费派送，此举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

蒋介石每次听大哥的话都有意外收获，将张静江当成了军师，曾写信道：“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尊贤嫉恶一日之长，惟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耳令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日月无长进也。”

1923年，张静江因腿疼在家养病，孙中山特推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电疗，还在信上说：“俾贵体恢复常态而再出为国尽力，这岂止是一人之幸，实为吾党之大幸也”，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府。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推荐张静江为主席团成员。筹建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准备任命程潜为校长，张静江极力推荐蒋介石，称蒋“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仅此于陈其美。张的多次美言，蒋终于当上校长。

不要做官，没做头

蒋介石跟汪精卫斗法时候，张静江不遗余力支持义弟，蒋介石清工，张静江出力尤多。宁汉结束纷争后，蒋介石被逼下野，为了获得宋家的支持，他又积极追求宋美龄。既然要娶宋美龄，陈洁如如何处理呢？张静江只得拉着老脸到陈家再次说情。

1927年8月19日，陈洁如踏上了赴美的油轮，作陪的是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箐英。临别前蒋介石声泪俱下，对陈洁如解释“为得到财政支持，必须娶宋美龄为妻，为期5年，暂请回避一下，去美国读书深造，5年后恢复夫妻关系。”陈洁如走后，蒋介石很快向宋家求亲。

陈洁如到了美国后，身上带着一张50万美元的支票被媒体捅了出来，美国《旧金山日报》翌日即以头版的大字新闻刊出“蒋夫人随身带50万美元来美”，中国华侨办的《侨声报》等即予转载，并加以评论：“蒋介石何来这么多美金？”“苟非贪污，中饱各地华侨输助的北伐军捐款，即为其新得的赃款！”

华侨对蒋介石口诛笔伐，表示不愿再为北伐捐款，国民党内也闹得沸反盈天。蒋介石里外不是人，又忙着讨好宋美龄，只得再次请张静江为其圆场。

张静江多方发表声明，说此款由他经手，此次让女儿和几位同志带到美国，也是委托美国同志购买军火，错全在他——多亏张静江主动承担责任，蒋介石才勉强度过难关。

在蒋介石的支持派中，张静江则被戏称为“善后大师”，无论蒋捅多大的漏子，张大师总能弥补。蒋介石对张静江异常感激，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写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

等蒋介石重新上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张静江却认为革命即将胜利，破坏容易，建设却很困难，因而致力于兴办工商。

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成立建设委员会”的议案，建委会直属国民政府，由浙江主席张静江兼任主席。张上任之后雄心满怀，对外界直言不讳：“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之前的近20年，国内征战不断，此是为破坏旧秩序的需要，但绝非国民革命的全部，而仅仅是前奏。革命的更主要的任务，在于新国家的积极建设，依据先总理遗愿，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总理说过，革命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

张静江很快大张旗鼓干了起来。他从发展基本建设着手，以铁路、电气、通讯和水利等为主，四处召集人才，设立各级机构，预算各项经费，强调勤俭办事。他有个庞大的计划，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修建三条铁路，疏通经济脉络，统称“四省三铁路”。

在修建铁路问题上，蒋介石为了“剿共”方便，主张先建“杭州——南昌”一线，如果钱不够就以路权向德国借款；张静江深知德国人入股，就能更方便攫取中国资源，断然拒绝：“搞军政你行，但经济建设，你不如我。”

在公，张静江是“建设委员会”主席，在私，又是自家大哥，蒋介石虽然不满，暂时却忍了下来。

吴稚晖觉察出蒋介石不对劲，便劝张静江：“蒋个性倔强，自信太过。你要压抑感情，不可常向他噜苏。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咱们这些人，说白了就是幕僚、功狗，何必跟他当真呢？”

张静江大怒：“他敢把我当幕僚？孙总理也不敢！”

吴稚晖自知说漏了嘴，急忙解释：“蒋介石是流氓痞子出身，如今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与昔日流浪上海，为你送信跑腿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乱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张静江不吭声：“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蒋介石觉得大哥不给自己面子，借嵊县一次土匪案，对浙江治安加以批评，并将他的“训令”转载于各报。张静江读了之后说：“要我辞职，何必玩这种手段！”当即提出辞呈，秘书拟稿中有“请辞去本兼各职”字样，张道：“他说我不擅长管理，我辞去浙江主席的行政职务便行了，建设委员会是做建设的，我绝对不辞！除非他将我撤职！”

蒋介石当张静江是军师，做做参谋工作就行了，张静江偏偏不甘心一直是幕僚，二人分歧日神。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中原大战。张静江在戴季陶的劝说下，到河南会见正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以消弭“误会”。

当张静江拖着残腿来到总司令部时，蒋介石却要他在外稍候，待陈立夫汇报完毕，才让他进去。陈立夫出来又多说了一句话：“张老，您进去态度可要好一点，委员长原来不想见你的！”张静江相当气愤，一见蒋就怒不可遏：“你现在架子可真大，我从前去见孙总理也没有等过这么久！”蒋介石正为军情烦心，也很大声喝道“你现在也不得了！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说罢即转身离去，二人不欢而散。

蒋介石显然不愿意大哥给他添乱，1931年6月，南京政府成立了由宋子文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将张静江的“建委会”彻底架空。张静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曾对人说：“我一生被人利用，今后将不再给人利用了。像蒋介石这种人，只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他只知为己，不知为人，而且毫无信义！”淡出政坛后，张静江以书画养生，每当看到年轻的僚属和亲戚，总要劝道：“不要做官，没有做头！”其账房先生在清账的时候，发现应收款项内有很多长期不还的私人借款，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宋子文等名字赫然在列。张静江闻之只是淡然道：“都是些烂账，全部勾销了吧！”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南京一片混乱，何应钦主张武力征讨，宋美龄大哭“无疑是逼死先生！”陈果夫、陈立夫情急之中提出“中央必须有重心，其重心人物在此时以静江先生为最宜”，派人到上海把张静江接到南京。

张静江为“消解兵祸”去了南京，蒋介石平安回来后，对大哥深表感谢，张只是淡淡说了句：“回来就好。”遂告辞。

七七事变之后，张静江全家先是避往武汉，后来又转去香港。尽管蒋介石多次派人请他去重庆，他都婉言谢绝。

1938年8月，张静江离开香港到美国治病，其账房先生李力经问“先生此去，要不要电告蒋？”张静江一下子变了脸：“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非常愤怒：“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1945年，张静江双目失明，只能靠广播和别人读新闻了解国内抗战情况，日本投降的时候，张静江喜极而泣：“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抗战胜利！”见者无不落泪。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聘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但此时的张静江已是风中残烛，再也无力帮助义弟了。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病逝于纽约，已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发来唁电，大放悲声：“中正患难之交，情谊尤深，噩耗传来，曷胜悲痛……”

第三节　胡汉民，总统府职业秘书长

姓名：胡衍鸿

笔名：汉民

字：展堂

籍贯：广东番禺

生卒：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

所属派别：秘书

专项特长：处理政务

最相似的古人：魏征

主公：孙中山、蒋介石

人生信条：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最得意的事：

多次担任总统府秘书长，时人称之为“第二总统”；

孙中山逝世前夕，担任广东代大元帅；

协助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使之合法化；

最不地道的事：

支持清共；

最失败的事：

先后被汪精卫、蒋介石戏弄

综合评述：

文武双全，有才情而固执，文能在《民报》上和保皇派恶战，武能指导广州起义担任都督。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实为国民党内资望最高的领袖之一，但他自认不擅长军事，最多只能在后方奔走策划，故而让蒋介石抓到了机会。在党内政争中，胡汉民屡次选择站在蒋介石一边。可惜胡的“法治”理想终于触犯了蒋的独裁愿望，笔杆子敌不过军权，胡汉民只能黯然退场。

宰相是书生

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担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隆重登上历史舞台。

百废待兴，总统府的工作千头万绪，独立省向中央讨要军费、民间义军遣散、临时约法制定，纷繁芜杂，孙中山忙得焦头烂额。幸好有一位相当能干的秘书长帮其处理日常琐事，将师爷、账房、传达、文案一肩挑起。此人便是胡汉民，当时年仅34岁。

革命党中人才济济，谁最适合当总统府秘书长？各方面公推胡汉民，连一向瞧不起人的怪杰章太炎都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胡展堂（胡汉民的字）任总统府秘书官长，乃真宰相矣。”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带领的同盟会是一个优秀的团队，那么既要有善战之护国军师如陈其美（汉高祖之韩信），又要有良好的后勤供应，如张静江（萧何），还得有时刻在身边做细致工作的胡汉民（张良）。刘邦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运筹帷幄不如韩信，征粮发饷不如萧何，处理政务不如张良——孙中山的处境就是这样：韩信打天下让刘邦登基，恰如陈其美定都拥护他为总统；萧何掌财政丝毫不乱，如张静江代管全党开支；张良筹划一切事事处理顺畅再交刘邦定夺，便如胡汉民担任职业秘书长。

孙中山对胡汉民非常信任，胡就任秘书长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代总统“起草公文”。

此事还得从袁世凯说起：老袁携北洋军团之威，对南京要价，孙中山为了避免无辜的流血伤亡，声名只要袁世凯赞襄共和，自己愿意让贤。为了限制袁，同盟会建议“临时参议院”以“约法”的形式，定首都于南京。老袁不愿意，南京是国民党的地盘，要是自己孤身南下，岂不是羊入虎口。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手段买通了议员们，“临时参议院”居然通过了“定都北京”的提议。

“临时参议院”具有“国会”性质，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既然通过定都北京的提案，袁世凯就不必南下了。孙中山、黄兴等人十分气愤，当天就把同盟会籍的议员们召集起来开会，强调不能对袁世凯姑息。黄兴甚至说“如果同盟会议员故意生乱，为了蝇头小利内讧，即便是违法，我也要带着宪兵到国会把这些人架走！”

国会是什么地方，岂能随便抓人？

黄兴的态度引起了议员们的强烈不满，“陆军总长想以军代政么？”“议员投票之权力，受法律保护，即便支持袁世凯，黄克强也不能干涉！”“即便是要修改议案，也必须让孙总统以书面形式上报国会，哪有你黄兴的事！”

群情激奋之下，孙中山也无法安抚。胡汉民担心闹分裂，劝孙中山、黄兴等人按明天去祭奠明孝陵，其他的事情由他来解。

翌日孙黄一离开，胡汉民迅速起草《关于临时政府地点》的提案，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请参议院复议”。孙中山回来时，胡汉民已经说服国会，临时参议院同意修改提案，定都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

一场关于“尊重约法”的纠纷得到完美解决，当时有议员评价道：“胡氏治事，有魄力。此事如此办理，胡氏采先斩后奏手法，定有擅专之嫌，非得国父极端信任者，不能如此。”“国父不责胡，对于胡的斡旋之苦心与负责之精神实已甚为欣赏了。”

胡汉民既维系了孙、黄的面子，又达到了目的，得到多方称赞。孙中山对其更为倚重，二人甚至同居一室，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胡汉民曾得意洋洋的回忆道：余治总统府文书，再小悉必过目。四方有求见先生，必先见之……余与先生同寝室，每夜余必举日间所施行重要事件以告。其未遽执行者，必陈其所以，常计事至于达旦。

虽有自夸的嫌疑，也折射了胡秘书长之权力：谁想见孙总统，必须得到咱的同意！事无大小，都是咱先过目！别以为秘书长是幕僚，就不当咱是干部！

胡汉民任秘书长期间，做事一丝不苟。前清状元公、著名实业家张謇适时担任着政府部门的实业总长，给胡汉民推荐了几个人当文秘。胡汉民认为不合适，全部拒绝。张謇碰了一鼻子灰，逢人便说“胡不是一般的秘书长啊，即便胡作非为，孙总统也不介意，他可是第二总统。”

无论世人如何评价，胡汉民依旧我行我素，对一份小小的文案布告，他也会仔细过问。某秘书写了份告示，大意是编遣军队之必要性，胡汉民看后批示道“此公告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用词太过华丽，又不是让你写骈文，重拟！”

秘书处的人个个哭笑不得，心想这胡长官管得还真宽。

胡汉民不仅在公事上异常严谨，处理私事也一样。他的堂兄家买了个丫鬟，因做错了事被体罚，其父告到警察厅。警察厅长碍于胡汉民的面子，请示该如何处理，胡汉民淡然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人口怎可买卖，放那小姑娘回家。”堂兄非常生气，找胡汉民理论。胡汉民问：“现在实行三民主义，讲求人人平等，怎么还能容许人口买卖？”堂兄无奈，骂道：“你这呆子，书读迂腐了吧！”

此外，胡汉民的忍耐性非常好，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形象，他甚至“代总统受过”。一次安徽都督派专使到南京，说“需饷奇急，军队几乎哗变”。为了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孙中山当即“调拨20万军饷”交胡汉民去办。

临时政府内根本没这么多钱，胡汉民东挪西凑，好容易求得10万给了安徽，对方不满，通电指责“秘书长玩弄权术，执行总统命令不彻底”。胡汉民也不分辨，既不说没钱，也不说总统不自量力。孙中山知道后大为感慨，对人说“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必能代我任过。否则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吾一人身上矣。”

当幕僚做秘书，为主公分忧解愁是必须具备之素质，关键时候能背黑锅，则需要精深的修行。国民党内陈其美英气逼人，汪精卫棱角分明，唯有胡汉民做事圆滑，滴水不漏，是故孙中山特选其做贴身幕僚。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偕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去广州。袁世凯邀胡汉民、汪精卫为北京政府高等顾问，胡断然拒绝：“袁世凯也太小瞧我胡汉民了，给孙总统当秘书咱是心甘情愿，他袁大总统还没这么大面子！”

到了广州后，胡汉民被广州省议会选举为广东都督，孙中山在其就任仪式上致辞，一口一个“兄弟”：“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前革命军起时，兄弟约其同到江南，组织临时政府，彼力为多。嗣兄弟蒙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布施，深资臂助。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说实在，胡汉民本是一介书生，既不像黄兴能带兵出征，又不像陈其美能镇守一方，甚至连汪精卫都不如，汪精卫冲动之余还干了件“行刺摄政王”的事儿，只是没能成功罢了。胡汉民之所以让孙中山以“兄弟”待之，最关键是其能做些细枝末节的工作，而且能把孙大总统伺候得相当舒适。

就任广东都督，胡汉民也算修成正果，正当他致力将广东建成模范省、兴起系列改革时，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幕后黑手直指袁世凯。

孙中山异常悲愤，号召进行二次革命，可惜只打了两个月便宣告失败，国民党人纷纷流亡日本。

此后，胡汉民又跟着孙中山奔走多年。

官职不大，脾气不小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1879年12月9日）出生于广东番禺，“汉民”其实是笔名，他成年后立誓推翻满清，“不做满清的顺民，要做大汉之民”，其真名反不如笔名响亮了。胡汉民的父亲是个县衙的师爷，充当某芝麻官的幕僚，生活还算过的去。所谓龙生龙，凤生凤，幕僚的儿子会诉讼，胡汉民小时候就机智善辩，某算命先生断言：“此子乱世能从龙，治世堪当宰相！”

青年时代的胡汉民从报纸上得知了同乡康有为、孙中山的事迹后，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之诗句，期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追随两位前辈，无论是保皇也好革命也罢，总得做番事业。

1901年，胡汉民轻轻松松中了举人，只是他对做官没兴趣，游山玩水闲逛了一年后，手头的银子花没了。他想到日本自费留学，可惜经济窘迫，不过这根本难不倒胡才子，他给人当枪手替考，又中了次举，得了六千多两银子，飘然过海。

六千两银子在当时决定是一笔丰厚的资产，胡汉民得来全不费功夫，用得也相当大方，在日本的穷学生中备受瞩目。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胡汉民与汪精卫同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二人与廖仲恺构成了孙的三大支柱，人称“粤派”，黄兴、宋教仁等湖南人则是“湘军”。

同盟会的机关报是《民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的《新民丛报》经常对掐，胡汉民逻辑性强，汪精卫斗志昂扬。孙中山称二人为“双璧”，同盟会中把孙、胡、汪三人的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孙先生不醒，孙先生无胡汪不盛”。粤派个个能写，湘军人人善战，故而同盟会又有“广东人煽动，湖南人拼命”之说。

实干家黄兴在南方指导的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东京总部弥漫着失望的情绪，汪精卫决心回国刺杀满清大员，以“彰革命之势”。胡汉民得知，亲自劝汪：“兄弟，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一时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损失太大。”汪说：“梁启超骂我们是远距离革命家，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革命之决心，才能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痛陈行刺之必要性，胡汉民却坚决反对汪的计划。后来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咬破手指给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此话出自汪精卫最有名的一篇文章《革命之决心》：“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汪精卫行刺失败被捕后，胡汉民与陈壁君（后嫁给了汪精卫）全力筹款设法营救，可惜情急之下根本没筹到多少钱，胡汉民便想到澳门赌场冒一冒风险。不料只两把钱就全输完了，结果胡又大哭了一场。幸好汪精卫遇到清廷大赦，给放了出来。

辛亥革命期间广东独立，胡汉民被家乡父老推举为都督，孙中山从借道香港北上时路过广州，胡力劝孙留下来：“虽然陈其美在江浙风生水起，其实暗流翻涌，先生不如以广州为临时中央，号召上海各代表南下。同盟会在两广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以此为基地逐渐北伐，方能平定全国！”

孙中山并不赞成，反驳道：“现在南方多省已经独立。只要袁世凯同意共和，革命就成功了，何必再造杀戮？再者，我们也并不是为升官发财啊！”

胡汉民说不过，反而被孙劝得辞掉都督，随着一起北上——其实胡汉民的眼光很毒辣，他已经看到了民国几十年后的乱像，袁世凯、北洋军阀们根本不当“共和”是回事，多年后国民政府还是从广东北伐。

很可惜，胡汉民跟他父亲一样，骨子里流着幕僚的血液，不习惯领导，他也没想过当领导。要是他拒绝同孙中山北上，将广东的军政大权牢牢控制，也不会导致二次革命时广东被桂系军阀占据——蔡锷将军就聪明多了，硬是将云南打造成了后方基地，无论蔡人在何处，振臂一呼，滇军就呼呼啦啦响应。

孙中山的“美好理想”让国民党人吃了多年的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接连失败。直到1921年春，广东再次回到国民党手中，孙中山才得以召集国会议员开了场“非常国会”，组建“中央政府”，合法对抗北洋。

无疑，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依旧是秘书长。二人再次携手配合。

这时候的胡汉民书生气增了几分，对总统不再盲从。某次孙总统到胡秘书的办公室，意外发现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居然给压着。孙很生气，问：“你怎么扣发我的手令！”

胡汉民慢条斯理将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将扣下的手令倒了一桌，一封封拿起来解释：“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你这些决策并不合理，因此我给压下来了。”

孙中山一时语塞，竟无话可说。

对于胡汉民的执着，孙中山曾评价：“余与汉民论事，往往多所争持，然余从汉民者十之八九，汉民必须从余者十之一二。”

胡汉民官职不高，实权却大，孙中山跟他争辩也十有八九败下风，而且胡的脾气一发，谁都不认。他与孙中山的儿子、广州市市长孙科常闹矛盾。有人责怪胡汉民不识大体，胡汉民说：“我的脾气算什么，怎比得上孙科的三种脾气呢？”旁人觉得奇怪，迫问究竟，胡说：“他是中山先生的儿子，有革命脾气；他在国外长大，又有洋人脾气；他是独子，更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时发，有时甚至三种一起来，谁人忍受得了？”闻者无不莞尔，问：“你脾气也不小嘛。”胡汉民笑笑：“我只有一种，革命脾气。”旁人奚落道：“应该是书生脾气最为贴切。”

李宗仁曾评价胡汉民，认为其“才气有余，而胸襟不足”，李回忆道：“至于胡汉民，则确为一刚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绝无物与民胞的政治家风度。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氏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的领袖却不足。”

甘心扶老蒋

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在“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国共争执得很激烈，一些国民党元老指责“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在讨论新党章时也提出“国民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只能有一个党籍”。

孙中山不便以“总理”身份压人，胡汉民就四处游说“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活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为了说服右派元老，他还想了个好办法：“大家讨论的焦点是怕违反本党党义和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在纪律上订有专章，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

胡汉民巧妙地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用“纪律”而不是“党章”加以界定——此举虽也有“防共”成分，但温和多了，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国民党党章”并不排斥共产党，找到了合作的重要基础。

孙中山对胡汉民的解释非常满意，国民党右派也不再坚持反对，国民党第一届全国大会便顺利通过了国共合作的提议，孙中山被推举为党的总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党员或为执行委员，或为候补委员。

黄埔军校建立时，张静江、胡汉民等人均推荐蒋介石为校长，蒋投桃报李，给孙中山写信时不忘抬举胡：“尝念吾党同志，其有学识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乃只有求其谙熟本党之历史，应付各方维持内部，如展堂者，果有几人？”

1924年秋，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冯玉祥打败了直系曹锟、吴佩孚，二人控制了北方后，推举已经下台的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同时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临行之前，委托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之职。

不料1925年春，国父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胡汉民召集广州党、政、军诸方面的负责人说：“先生以后方党政军诸事交给我一个人负责，今先生病危，万一不幸，我主张改组大元帅府为政府，用委员制共同负责。”

孙中山逝世之前并没指定继承人，国民党内一段时间出现权力真空：当时有三个人资历相当高，一是代大元帅胡汉民；二是廖仲恺，不过廖与共产党关系亲密，使一些右派对他不满。三是汪精卫，汪曾因谋刺摄政王而名扬天下，而且是总理遗嘱的起草人。

廖仲恺不在意名利，胡汉民以为自己已经是“代元帅了”，理所当然能坐头把交椅，汪精卫却努力拉拢各方面，企图上位。

在汪精卫的秘密活动下，他不仅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甚至当上了军委会主席。胡汉民在政府方面仅仅当了个“外交部长”，他相当恼火，责问汪精卫：“先生去世了，我别的可以不问，但不能不问党。我不懂英语，当什么外交部长？”盛怒之下甚至要辞职出国，经多人劝解后才留下。胡汉民得知汪精卫上台得到了廖仲恺与共产党的支持，对廖以及中共极为不满，逐渐靠向右派。

廖仲恺与共产党走的很近，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妒恨，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廖仲恺居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廖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迅速为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全权负责追查此案。

“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汪精卫、蒋介石立即宣布戒严。经调查证实，胡汉民的旧部朱卓文、堂弟胡毅生直接参与了此事！胡汉民难辞其咎。

8月25日晚，汪、蒋派遣的五十多个黄埔军校学生军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胡汉民相当机警，逃到了汪精卫家里“避难”。

国民政府“抓胡”一事在广州城传的沸沸扬扬，挺胡派大骂汪、蒋联合使阴招。汪精卫、蒋介石担心此事扩大引发更大的争执，不敢欺人太甚，将胡汉民送到苏联“考察”。

胡汉民命中注定是二号人物，干不了领导，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依旧很高，汪精卫不得不重视。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在会上解释胡汉民与廖案：“党军到胡毅生宅逮捕他时，其仆人诡说他在胡汉民同志家中，士兵受骗，立即到胡汉民同志住宅，几乎累着胡汉民同志，而胡毅生却乘机逃跑了……外间对胡汉民同志种种谣言，如今已证明都是假的。”

大会选举结果也相当有意思，胡汉民在未出席的情况下，与汪精卫、蒋介石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党部工人部长。

蒋介石与汪精卫斗法的时候，胡汉民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到了1927年4月，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到南京，不愿再听从国民政府调遣。宋美龄、吴玉章等人为了限制蒋介石，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军委会不设主席，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蒋介石只留了个北伐军总司令之名，受军委会节制”。

为了对抗武汉，蒋介石立马邀请胡汉民回国为自己出谋划策。

老友们纷纷劝胡汉民别去：“你一到南京，绝对会成为老蒋的高级幕僚，他是不会让你真正掌握实权的！”胡汉民却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他治理天下。”

蒋介石为胡汉民的“博大胸襟”感动得热泪盈眶，出钱收买军阀蒋很在行，论政治他实在水平有限。蒋建议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全会”的名义“建都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当即就给否决了：“你拉不来那么多代表，法定人数不足，人家就可以指责你是伪全会。”

蒋忙问：“先生高见？”胡微微一笑：“开成中央政治座谈会，召集中央委员就行，不限人数。”蒋一听，连称“妙招”，立即拜托由胡汉民出面，请张静江、谭延闿、吴稚晖等几个“中央执行委员”开了个“座谈会”，商量“组织南京政府”提案。

为了显示“合法性”，胡汉民煞有介事地将座谈会内容拟成《会议纪要》的形式，报给“国民党中央政委会”批准，“政委会”当权的都是蒋系人马，如此一来，“南京政府”完成了“合法”手续，中华民国得以出现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

汪精卫大怒，调兵遣将要打南京，军界的反蒋派也乘机起哄，几经讨价还价，宁、汉以“防共”为共同目的走到了一起，汪精卫表示愿意“和平统一”、“迁都南京”，后世称为“宁汉合流”。

新组建的南京政府各派不合，蒋介石与胡汉民以退为进，联袂辞职，汪精卫孤掌难鸣，也宣布辞职，中央部长们随着三大佬集体散伙，南京政府赫然出现权力真空！

各界都认为“蒋汪胡闹”，劝三巨头回来，蒋介石最先响应，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选蒋介石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党内大权基本被蒋控制。老蒋大喜之余，急电老搭档胡汉民，广州军阀陈济棠也想请胡去广州，做反蒋派领导人。胡婉言谢绝：“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到南京，不是帮助个人，而是想帮助中华民国，完成中国国民党的使命”。

从亲密到决裂

1928年9月，胡汉民从香港到达上海，大肆宣传自己的政治纲领，“五权分立”，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政府总揽主权，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五院互不统属，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二、五院各设正、副院长，下设各部。三、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十余人，兼任五院正副院长；四、国民政府主席兼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五、国民政府以国务会议处理国务，公布法律，发布命令，要经国务会决议定，由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是党内军委主席，但是他根本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会晤胡汉民后，蒋便讨教治国良策，胡建议道：“你想裁军，得先安抚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党必定不能代表政府，你大可借着改组政府时，对实力派的首领加官晋爵，调到中央供职，然后堂而皇之进行编遣裁兵。”

“可是先生的方案中，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职，掌实权的是五大院长啊。”蒋介石还是有点疑虑。

“你手上不是有党权么？既然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怕政府不受你领导？”

“高，实在是高！”

地方实力派则认为胡汉民的提议能分散蒋介石的权力，也比较赞成“改组”，如此一来，蒋介石“合法”削藩计划便得以实施。

这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委员名单出炉，政府主席蒋介石，内务部长阎锡山，军政部长冯玉祥，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宗仁，参谋部总参谋长李济深。五大院长是：行政院谭延闿；立法院胡汉民；司法院王宠惠；考试院戴季陶；监察院蔡元培。

蒋介石依照胡汉民的计策，给地方实力派的首领都封了高官，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均不愿就职，只派个心腹到南京代任。

胡汉民积极工作，帮助国民党完善各种法律，他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公司法》、《保险法》、《工商法》、《劳动法》等等。胡汉民想让混乱的国家能够有法可依，但是南京中央尚且不能号令地方，遑论他立法部长，胡汉民曾自我嘲讽道：“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哪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者有所慑服，可断言其绝无。”

为了蒋介石的铁桶江山，胡汉民日夜操劳，自称为“开会机器”，他说“过去一星期中，兄弟除出席旁的会议外，自星期三起，连日下午主持本院民法债篇审查会议，平均自三时起至晚上十时止，足足有六小时以上的审查会议，搅到晚上睡觉，便夜夜做修正条文的梦。”

国民党大员们在得权后纷纷购置房产，养小蜜换老婆。胡汉民却洁身自好，他的陈淑子只生了一个女儿，觉得对不起丈夫，劝其纳妾，胡汉民拒绝道：“如果我能对国家民族尽忠，就是没有儿子，国人也一样的尊敬我；如果我不能为国家民族尽忠，就算有了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

蒋介石裁军引发了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胡汉民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用笔杆子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他大声呼吁“赶快团结！集中！联合！统一！赶快打倒一切含有封建思想与分化作用的东西。”“凡国民党员，如果其行为不是为了全民族，而是为了局部的狭小利益，那就是反革命。不服从编遣的，就是新军阀，这些人只能走向坟墓！”

后世认为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能最终获胜，一靠张学良的枪杆子，二靠胡汉民的笔杆子——在“军队”和“法理”上都占了绝对优势！

如果只是甘心当个“幕僚”为蒋介石卖命，胡汉民也许能一直顺风顺水。他认为自己的资格比蒋老，偶尔也批评下“中正老弟”，蒋介石为了拉拢大小军阀，动辄以政府内高职相赠，胡汉民认为蒋“干涉法统”：地方违抗中央就是作乱，应该坚决镇压，而蒋以情代法，性质恶劣，他对媒体道：“在一个政府的立场，不应该用这种拉拢凑合的卑劣手段？在过去，把这种手段施之于阎、冯，我已经反对；现在施之于汉卿（张学良），我也当然反对。我以为合作并不在分配官职，而且既然是一个中央政府，在‘中央’的名义下，对于国内的任何个人都谈不到什么‘合作’。”

蒋介石觉得胡汉民迂腐，没把胡的话当一回事，两人逐渐有了分歧。

到了1930年，蒋介石想当“总统”抓实权，再次改组政府。胡汉民有些不乐意了，他利用立法院质询、审计大政方针的机会，极力阻止。

蒋介石十分不快，让心腹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的中央组织部派遣20多人到各省去暗中调查：如果展开全国选举，谁当大总统的几率大些。待结果反馈回来，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的选票只有三成，七成选胡汉民。

这幕僚还当自己是谁了！蒋介石请吴稚晖去劝说胡不要与自己相争。胡汉民不仅严词拒绝，还痛斥其是无耻之徒。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蒋介石又采纳戴季陶的计谋，决定关押胡汉民。

2月28日夜，胡汉民参加完立法院会议后，乘车抵黄埔路中央军校蒋氏官邸赴宴。来到府前，蒋介石的侍卫长对他道：“蒋总司令指示，今晚商谈机密大事，卫士随从均不得入内。”

胡汉民虽觉异常，却也只得令左右在门外等候，随后步入房中。只见蒋介石手持一封伪造的控告信，称他“近来反对政府，反对介石，无论在党务政治方面，处处与他为难”。此外，蒋介石还具体开列了胡汉民的种种“罪状”：一、勾结许崇智。二、运动军队。三、包庇陈群、温建刚等人。四、反对约法。五、破坏行政。

看罢信，胡汉民又气又急，怒斥蒋氏的无端指控。蒋介石听毕，一言不发，拂袖而去。胡汉民气恼不过，一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派兵将胡汉民押送至南京郊外的汤山软禁。当日，胡汉民写了两份东西，一是声明：“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一是写给蒋介石的信说：“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

胡汉民被软禁导致全国哄然，地方军阀也趁机通电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遗言，当驱其下野”。蒋无奈，只好低声下气去见胡汉民，胡一见到蒋，便喝道：“你近来有病吗？”蒋莫名其妙，连说：“我没病啊。”胡紧追不舍：“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

接着，胡对蒋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一一批驳，并责备：“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之外，怕没人再能教训你了。你不要以为我不敢教训你。”蒋介石理亏，又辩不过他，只是反复在心里咒骂。

尽管不服输，可人还是被蒋给扣住了，胡汉民气恼不过，辞职了事。

胡汉民争权失败，反蒋势力却抓住了这一机会，广西李宗仁、广东陈济棠厉兵秣马要“拥护胡先生”，甚至把汪精卫请过去，宣布成立“广州国民政府”，由汪任主席，与南京对抗。

为人做了嫁衣裳

宁粤双方大打口水仗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我国东北闹了起来。“九·一八”引得全国震动，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

蒋介石知道不释放胡汉民，粤方不会和谈。他于10月14日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见胡汉民，并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冷冷哼了声：“你还知道错啊。”

当天下午，胡汉民在吴稚晖、张静江等人的陪同下到了上海，等待粤方的汪精卫、孙科等人。

汪精卫等到达上海后，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汉民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你就是老大哥，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胡汉民很是自得，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批评了几句。然后胡、汪、孙（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

10月22日，蒋介石也到了上海，几人假惺惺握手言欢。

会议开始的时候，宁粤双方各不相让。胡汉民把蒋介石政府骂得一文不值，小日本都打上门了，“继续以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三无主义为应付日本之唯一方针，则必国亡种灭而后已。”

对于国民党，胡汉民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吾国民党执政多年，毫无建设，平日钩心斗角于对人问题，以至弄到如此，太对不起国民。若是这种甲起乙仆，对人不对事的观念不矫正，就是做到和平统一，依然不能免于亡国。”

蒋介石知道汪精卫与胡汉民有矛盾，便让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决定与蒋靠拢。汪派妥协，胡汉民就失去了选票优势，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

本来是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却硬生生在南京、广州两个地方开。汪精卫投向蒋介石，无疑是得罪了粤方，汪无趣，带着汪派分子均去了上海。

胡汉民在广州主持“四大”，认为自己被涮了，于会上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广州“四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不赴南京开会；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四大”，痛斥“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

汪精卫也召集代表二百多人在上海法租界又开个“四大”，“全国四大”分成了三个地方开了。

三个“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广州、上海两地的“中委”都不愿意到南京去。蒋介石无可奈何之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宣布下野，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领导；“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取消。

“孙科内阁”本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方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介石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来了个集体散伙，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一个月就负债1600万元。军队三天两头要钱，孙科一筹莫展，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而中政会三常委一直不来，行政院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蒋、胡、汪来京主持大局。”接着，孙科扬言要下野。

蒋介石见时机成熟，专程去找汪精卫，两人密商后，致电胡汉民“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孙科）及诸同志。”胡汉民却拒绝北上。

既然胡汉民不来，蒋介石与汪精卫正好上下其手，二人到南京后，马上展开了一系列步骤：孙科辞职，南京政府改组，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接着经汪精卫提议，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胡汉民又被踢开了。

胡气愤之余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公开表示蒋介石祸国殃民，应“自杀以谢天下”。蒋介石在日记里骂胡汉民是“无人心至此”，“小人难养，与鸟兽不可同群”。

胡汉民拒绝参加南京政府，却让日本人很心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到香港造访，想拉拢胡汉民出任东北伪政权主席，胡断然拒绝：“本人与蒋先生之意见不同，实系本国之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如谓本人欲组织政府，尤无此意。”

时隔几年后，蒋介石又向胡汉民示好，“希望先生能到南京”，胡谢绝“鄙人与阁下政见不同，不到南京最好”。蒋之所以想拉拢胡，是因为胡在两广的影响力颇大，两广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蒋打不下拉不拢，很头疼。1935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号召要“团结统一”，增设“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由胡汉民担任，蒋介石为副。胡汉民不去，向媒体表示：“政府应改造为有能力的政府，力矫过去畏葸苟安之错误，以负荷解国难建设国家之重任。”

晚年的胡汉民政治上无甚作为，1936年5月9日，他与人下象棋时突发脑溢血，自知病情严重，遂口述遗嘱：自追随总理，从事革命三十余年，确信三民主义为唯一救国主义，而熟察目前形势，非抗日不能实现民族主义；非推翻独裁政治，不能实现民权主义；非肃清共匪，不能实现民生主义。尤盼吾党忠实同志，切实奉行总理遗教，以完成本党救国之使命。切嘱。

不久，便溘然长逝，时年58岁。

胡汉民去世后，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公祭典礼，三天来广州参加公祭者共有40多万人，国民党大佬均送了挽联，其中以戴季陶所作最为传神：

立大节而不可摇，定群疑而不可惑，操危虑深，共仰良工心独苦；

尊德性则为明师，道向学则为益友，生离死别，怆怀今我泪偏多。

胡汉民之死为蒋介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提供了契机，蒋要挟两广服从中央，李宗仁则动员十万兵力准备作战。由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蒋、李双方于9月达成协议，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胡汉民去世仅七个月，也就是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1937年7月，卢沟桥战火起，抗战全面爆发。

第四章　独行策士，不负鸿鹄志

第一节　吴景濂：四任议长，贿选总导演

民国的幕僚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梦想。如果一生仅仅从属于某人或者某派，与主公共进退、同荣辱，浪尖谷底权当游戏一场，亦算逍遥。偏有人异常执着，为了不负平生所学，辗转于多位当权者之间。他们的美芹之献有益于某人篡权谋位，对方就待其如上宾；如果对主公有所限制，对方便弃之如敝帚。他们一次次得到荣耀，却一次次被当做花瓶。国民党成立之初的九长老之一吴景濂，为了维系议会威望可谓呕心沥血，最终落得个“无耻”的评价；致力“宪法救国”的闽南才子林长民，所辅助的对象从大总统换到小军阀，居然命丧乱军中；被后世称为“民国战神”的蒋百里，一生却没能带兵！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对这些独行侠来说，只是个善意的笑话。

个人档案

姓名：吴景濂

字：莲伯

号：述唐、晦庐

籍贯：辽宁宁远

生卒：1873年3月8日～1944年1月24日

所属派别：纵横家

专项特长：组织议会

最相似的古人：苏秦

主公：袁世凯、孙中山、陆荣廷、曹锟

人生信条：尽力则无悔

最得意的事：

四次担任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国民议会之议长；

国民党成立，被选为九大理事之一；

孙中山广州开府，代表议会授权；

最不地道的事：

支持曹锟贿选；

最失败的事：

曹锟当了总统后，将他一脚踢开

综合评述：

爱和平的老好人，总幻想着将军阀们肆意的行为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多次启动议会“授权”。最光辉的时刻便是率领国会议员南下响应护法，给孙中山以很大的支持，后来在军政府改组问题上又倒向桂系军阀，最终导致了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破裂，严重影响了护法政局。为曹锟筹划“贿选”，落下了洗不清的污点。

与虎谋皮的行为只会导致自己被吞噬。

孙大元帅，我来了

1917年夏，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上演了一场“超级豪华”的大戏，几千“辫子兵”仿佛从地下钻出来的僵尸一样浩浩荡荡奔入北京城，闹得京都鸡犬不宁。接着，辫军首领张勋解散国会，把小皇帝溥仪请出来“登基”，正式宣布“恢复大清”，结果全国哗然。

适时，手握兵权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听说张勋“践踏共和”，立马起兵，谈笑间十二天就赶走辫帅。段“再造共和”人气飙升，总统黎元洪情知斗不过，只得黯然辞职，北洋直系首领冯国璋代任总统。

这段祺瑞手握军权，性格急躁勇武，认为“国会叽叽喳喳成不了事，不如解散，由政府选贤达人士当议员，组织临时参议院”充当“幕僚团”就够了，以前的定的规矩统统不算！

老段之怪异行为就相当于法国总理宣布解散议会——内阁本是国会选举产生，对国会负责；国会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民众负责；段“指派议员”，就是搞独裁、违背了国民党与袁世凯协定的《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异常愤怒，号召“另组国会，选举政府，以维护临时约法”。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等地方军阀也担心北军南下，就通电支持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北京城内的国会议员在参议院议长林森、副议长王正廷的带领下纷纷南下，到了8月25日，广州城已麋集150多名议员。孙中山先生倡议“一切按程序走”，由参、众两院选举产生中央机构，但议员人数不足，只能召开“非常国会”成立“军政府”：军政府最高领袖称为大元帅，在《临时约法》未完全恢复之前，行政权由大元帅执掌，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9月1日，“非常国会”毫无悬念选孙中山为大元帅，两大实力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就在“选举”大会如火如荼，各部总长相继出炉的时候，从北京又急匆匆赶来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众议院议长吴景濂，随行的还有几十个国会议员。

吴的加盟，显然让“选举”掀起新的高潮——原国会中的参众两院议长到齐，广州军政府的“合法性”大大提高了含金量。孙中山先生自然高兴，接下来却有点犯难：中央主要部门领导人员都安排好了，动谁都不便，如何找个职务，显示对吴议长的“重视”呢？

有人提出建议，不如设一个“大元帅府高等顾问”之职位，反正也不清楚具体干啥，属于传说中的“有关单位”吧，当吴是军师也成、幕僚也罢、秘书也算，享受部长级待遇就成。孙中山欣然同意，吴景濂也很受用，表示“一定全力襄助大元帅”。

皆大欢喜之下，孙中山宣誓任职，吴以国会议长身份，代表“众议院”致颂词：“国会解散，大法扫地……景濂等开非常会议于广州……决议置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文邹邹说了一大通，意思就是：孙中山这大元帅，是我老吴启动国会抬举起来的，希望他好好干。

孙中山接着致答谢词，无法是“感谢国会，感谢议长，感谢广州的朋友，一定恢复共和，赶走老段”之类。

广州另立中央，北洋当然很生气，段祺瑞领衔的内阁一边“通缉”广州方面要人，一边调大军南下，叫嚣着“武力统一！”

其实广西陆荣廷、云南唐继尧根本就是想把孙中山请去当“神像”，以免段祺瑞将触角伸入他们的三分薄田，代总统冯国璋与总理段祺瑞也因权力分配问题不合，南北貌似杀气腾腾，其实都外强中干，几方面都在想着“和谈”。唯有孙中山先生带着部分国民党员致力“恢复共和”，风光背后一片凄凉。

吴景濂虽然做了“大元帅府高等顾问”，但他并非孙中山的铁杆拥趸，孙对其的态度基本也是“顾而不问”。本想大展宏图的老吴不免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有着“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身份，能号召部分议员，占了这点资本，他便想着“与实力派合作”。

当时在广州“国会”里面，分了三大派系：妥协之“政学系”，由西南军阀心腹构成；激进之“民友系”，主要成员是国民党；浆糊派“益友系”，便以吴景濂为首。陆荣廷、唐继尧想掌权，又不愿出兵打仗，明里暗里让“政学系”拉拢吴景濂，企图在“国会”中捞点好处：譬如大元帅孙中山向国会提出申请筹备军费，不管原因将数目先砍一半；要是某部长辞职，那就力举西南方面诸人……

吴景濂也知道在人家的地盘上就得听人家的，逐渐跟“政学系”眉来眼去。某次“两广巡阅使”陆荣廷私宴请他，席间问“这国民党一直叫嚷着要北伐，咱两广云贵财力不足，何必做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呢？”吴景濂明白陆荣廷打的小九九，反问：“大元帅可是国会选举出来的，他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应，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请你这国会议长喝酒，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既然国会能选一个大元帅，能不能选三四个大元帅呢？或者将大元帅弄下来。”

“那……国会代表着最高权力，不能轻易更改啊！”

“放心，老夫一定会考虑兄弟你之地位，你懂的！”

“谢干帅（陆荣廷字干卿，故称干帅）抬举，本人并不在意名利地位，但愿能维护国会尊严，您实在不想出兵北伐的话，那就启动国会协商吧！”

在“政学系”、“益友系”的操纵下，“非常国会”再次启动，并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总裁合议制”的方案，“选举”岑春煊、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七人为“政务总裁”，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主席总裁”，也就是说，广州方面不再是孙中山一人高高在上。

后世对吴景濂为西南军阀出谋划策颇有微词，因此次“改组”导致国民党方严重不满，孙中山认为“广东政府已经被军阀控制，护法成了空谈”，故而通电辞职去了上海：“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其实站在吴景濂的立场来看，却是相当无奈，军阀们谁真正把“国会”当一回事？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孙中山同样会遭到排挤，而且遭到的手段可能更暴烈，后来不就有“炮轰总统府”之事发生？

另外，吴景濂也不是追名逐利之徒，选举“七大总裁”的时候，他极力推举别人，自己谦辞不受，其终极理想是“先拟定省宪法，依法治省；接着制定全国宪法，依法治国”。自从民国建立，国会一直没能拿出完整的“宪法”——宪法可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大法。作为议院议长的吴景濂一生都想“依法治国”，然而“国会”被袁世凯解散过、被张勋蹂躏过，现在又被段祺瑞踢开，堂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居然潦倒如斯！

悲情的是，尽管吴景濂向西南军阀低了头，但孙中山带走了大批国名党议员，好不容易构建的“非常国会”崩盘；陆荣廷等人“合法”当上“总裁”后，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国会？什么玩意儿？咱凭什么要对它负责？

吴景濂很难跟军爷们解释，尴尬异常。

其实，吴景濂本有可能成为一方诸侯的，只是他总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上，导致了一场又一场的悲剧。多年后，这位“四任国会议长”的风云人物垂垂老矣，很伤感的说了句“我是议长，可他们都把我当幕僚！”

所谓“幕僚”，就是军师、智囊、顾问、秘书、参谋，官职可有可无，权力可大可小！

甘当第二，也坏事

吴景濂的发迹之处“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数不清的大豆高粱”，当然，还有数不清的胡子土匪。他在东山省的人气之旺，估计只有一个能与其相比，张作霖。

历史不能假设，要是吴景濂将自己定位成“主角”，东三省没准就是他的了。尤为可惜的是，多年以后，张作霖问鼎中原，吴景濂老死户牗，后人甚至不知道老吴也是“东北共和元勋”了。

提起吴景濂的先祖，还出了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平西王吴三桂。历史充满戏剧性：数百年前吴三桂升起龙旗降清，数百年后其后人吴景濂亲自降下了那面龙旗。

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兴城县（现辽宁省兴城市）人，光绪三年（1877年）出生。祖上出了个汉奸兼反王，吴景濂的身份自然卑微，属于被充军的“站丁”。

所谓站丁，还是康熙爷定的规矩：康熙为了防备沙俄，从茂兴（现肇源县茂兴镇）到瑷珲（现黑河市爱辉镇）建立了20多个驿站，迁了一大批被充军的人驻防。康熙年间最可怕的罪就是：充军，流放东北宁古塔，还不能自杀！

清廷科考也有个奇怪的规定：东三省属于龙兴之地，士子要到直隶顺天府应试，而隶属汉军后勤部门的园丁、渔丁、路丁一律视作贱民，不能参考，唯“站丁”能考邮递、典司等不入流的小官。

吴景濂聪慧好学，以站丁应考，中了举人——家乡父老都称其为“半个举人”，意思是“即便考中，也当不了大官”。此后科举废除，再无“半个举人”出现，他可谓空前绝后。

维新变法那阵子，吴景濂屡发高论，引起家乡父母官的重视，受聘到政府部门任职，无非是充当幕僚。

康有为、梁启超坚持了百余天就被赶走了，慈禧老佛爷华丽登台，光绪帝被困瀛台。在东北的吴景濂对朝廷大失所望，凑了些银子东渡日本，寻找救国之路。

孙中山成立同盟会的时候，吴景濂也积极参与，只是他一直割舍不下对朝廷的那份眷念，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倾向于日本式的“君主立宪”。他对“宪政”的研究也相当透彻，并不亚于同盟会中的“宪政高手”宋教仁，而且与宋论战丝毫不落下风。宋说共和制好，美国法国因为共和而富强；吴便说立宪制好，英国日本因立宪有希望……稍微了解民国的人都知道，宋教仁属于激进派，想以内阁限制总统袁世凯，结果被刺身亡；而吴景濂属于妥协派，一直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屡次被遗弃。

从日本毕业回国时，吴景濂筹措满志。清廷被同盟会的革命闹得相当头疼，为了笼络才俊，给了还算“爱朝廷”的吴景濂一个好差使——沈阳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相当于现在的东北大学校长。

那时候的新式学堂比现在的大学不知道强悍多少倍，收的全是天资聪颖激情昂扬的学生，刷刷就能蹦出一群共和元勋、民主先锋。作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吴景濂显然能培养一大票铁杆支持者。

1909年春，摇摇晃晃的清政府挂起“预备立宪”的招牌，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具体商讨“立宪改革”一事，先改地方，再改中央。开明而颇有人望的吴景濂被推举为“奉天咨议局议长”，负责组织“奉天立宪事宜”。

吴景濂以大学校长兼任“咨议局议长”，潜势力大增，在东北活动的同盟会激进派也积极拉拢他。适时奉天革命力量有两股：一是革命党张榕、柳大年收编的马帮，姑且称为“江湖派”，能调动万余人；二是东北新军第二混成协统领（旅长）蓝天蔚，蓝本是清廷官派留学生，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任职军中，奉命驻扎于奉天北大营，他麾下军队几千，可称之为“新军派”。

张榕、蓝天蔚均在日本留过学，与吴景濂早就熟识，三人经常一起商议在东北举事。张、蓝认为应该起兵造反，杀他个稀里哗啦，吴坚持“改良好过革命”，避免流血伤亡，三方很难达成一致。

1911年武昌革命胜利后，短短一个月南方十余省宣布独立。吴景濂担心张榕和蓝天蔚冲动起来遭惩罚，赶紧以“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召集各界开会，“共议东北大事”。

吴景濂人脉广，路子多，新军、缙绅、官僚、黑帮、商会各层次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了，无疑是一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张榕、蓝天蔚见吴“颇有威望”，极力推荐吴为“关外都督”，张、蓝二人为副都督，分管军政、民政，三人精诚合作，调动军队、马帮，赶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

如果真干起来，东北估计就没有张作霖的戏份了，只是吴景濂性子温和，力劝别动刀枪，且自己出谋划策行，当领导真不适合，最好是“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张榕、蓝天蔚见吴不配合，自得作罢。

最后达成的协议是，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推举”原赵尔巽为会长，宣布奉天独立；要是赵不干，再按张、蓝的方案“先定东北，再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

吴景濂为父老乡亲着想，不愿制造杀孽，赵尔巽却心狠手辣，他先是佯装同意，接着迅速提拔张作霖、吴俊升等心腹为奉天“五路巡防营都统”，组成禁卫军以防革命党。

1911年11月12日，“奉天全省保安会”正式大会召开，绅商军政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带着张作霖等人出席。

在会场上，张榕强烈要求“独立”，赵尔巽不同意，说最多只能称“自治”，火药味越来越浓，张作霖不耐烦了，向天上扔了个茶杯“砰”地一枪打个粉碎，接着吼道：“谁要是对都督不敬，老子就让他跟这杯子一样！”

奉天城内是巡防营的天下，新军在城外，张榕、蓝天蔚自然不可能跟张作霖正面冲突，愤然离席。一些议员看不惯赵尔巽的跋扈，也纷纷告辞，吴景濂谁都留不住，急得直跺脚“你们要是都走了，那么他们就能为所欲为了，大家要珍惜自己手上的权力啊！”

可惜议员们根本不了解“议会”之真谛，不少人说：“吴兄，我们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跟一些人不对路，你别勉强！”

“面子是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吴景濂反复解释，“我们必须要在大会上制定条款，限制个人独裁！”

人在气头上，谁都没细想，革命派一走，妥协派根本没啥建设性的意见了，选举结果很快出来：赵尔巽如愿以偿当上“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会长，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张榕、蒋百里任参议副长，蓝天蔚为军政部部长，张作霖为军政部副部长。东北三省宣布“暂时独立”。

独立还有“暂时”一说，吴景濂也是开了先例。

为了抚慰革命派，赵尔巽委托吴景濂降下龙旗，另升一黄色大旗，上书“奉天国民保安会”七个大字。

赵尔巽担心革命派势大，当夜就向军机大臣、内阁总理袁世凯发了密电，建议将蓝天蔚调走。袁没想东北闹了这么大的事，万一蓝天蔚真起兵杀向北京城，那就麻烦大了。袁立马升了蓝的官，到北京上任。

东北已经宣布独立，蓝天蔚也不好起兵，无奈之下只得听令。蓝一走，东北新军中的革命派群龙无首，几个标统（团长）秘密与张榕、柳大年建立了一个“奉天联合急进会”，准备打。

如果此时兴兵，东北的局面仍有翻盘的可能，只是又被吴景濂给搅合了。张榕自诩名声没吴大，人脉没吴广，还是要推荐吴当都督，吴就是不干，劝道：“小张，你这样做是很危险地，东北是清廷老家，咱们要革命，他们即便丢了整个南方，也会拼命杀来。那时候玉石俱焚，不划算啊！”

张榕气得直摇头：“吴哥，你那一套不行，只有积极备战，才能使东北革命成功。现在蓝大哥都走了，要是你还不愿出头，估计小弟我的好日子也不长了！”话真被张榕说准了，他不久便遇刺身亡，时年28岁，其助手柳大年也被人杀害。

吴景濂这时候才觉得大事不妙，但已经无力回天，张作霖受命“清查乱党”，奉天城一百多人被杀。张表现“出色”，赵尔巽保奏其为关外“练兵大臣”，所部改为第二十四镇（师），张任统制（师长）兼奉天五路巡防营（卫戍部队）总办。从此老张在奉天呼风唤雨，老吴却势力星散。

历史的荒诞性在于，经常好心办坏事：吴景濂不愿家乡生灵涂炭，却断送了奉天大好革命形势，牵连许多人被杀——当时南方如火如荼，如果东北积极响应，不仅张作霖没戏，连袁世凯都有可能被拉下马。蓝天蔚和张榕虽然有激情、有想法，却局限于对吴的形象崇拜，总认为吴才是能控制大局的人，所以一误再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蓝、张二人强行起兵，逼着吴当都督（湖北都督黎元洪就是被人从床下拉出来“起义”），东北鹿死谁手未为可知。只是各种情况叠加下，只想“出谋划策居幕后”的吴景濂坏了大事，便宜了胡子张作霖。

袁总统，使不得

吴景濂不敢继续留在东北，去了南京，正赶上独立各省代表筹建临时中央。

作为东北三省唯一的代表，吴景濂备受人瞩目。他口才很好，将东北革命党之悲壮、尤其是张榕惨死，渲染得让闻者无不扼腕。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吴讲得眼泪婆娑，一圈人听得热血沸腾，谁都忽略了吴的战略思想有问题。

临时政府成立时，各派各系都想争权分羹，吴景濂却意不在此，他与一帮宪政人士只想迅速成立国会，制定《宪法》，依法治国。

1912年1月28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会性质”的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后来南北和谈，清帝退位，袁世凯在保证遵从《临时约法》后，继任临时大总统，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在选举临时参议院议长时，吴景濂脱颖而出。

同盟会人多势众高手如云，怎么会让吴景濂当了议长呢？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共和初建，全国主流论调便是“建党裁军”，各种党派纷纷应时而生，除了同盟会外，还有依附袁世凯的进步党、统一党，以及其他民主党、共和党等等。吴景濂联系地方实力派如云南都督蔡锷、陕西都督张凤翙筹建了“统一共和党”，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以“稳健派”自居。

在国会选举议长的时候，同盟会与袁系政党彼此不让，吴景濂两方不得罪，又代表着地方实力派，连《申报》也赞扬其“于新、旧感情均洽”。机缘巧合之下，吴景濂荣登参议院议长宝座，众议院议长选的是国民党籍的林森，议院职责是构建各项法律、监督内阁，与总统府、内阁三权分立。吴景濂、林森二人德高望重又淡泊名利，并称“宪政双杰”。

只是临时国会内部鱼龙混杂，同盟会干事宋教仁为了在国会内与袁系抗衡，提出改组国民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吴景濂与宋教仁早年便相识，接到邀请后欣然同意。

这年8月，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吴景濂、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了正式筹备会议，五党联名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

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

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大会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时称“九大长老”。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中央分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五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各部部长各司其职。

孙中山不愿参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吴景濂协助，二人精诚合作，国民党风头大胜。1913年国会正式大选，国民党以绝对优势占据了议会两院席位，宋教仁兴致勃勃打算组成政党内阁，以限制总统，不料宋在北上时遭到暗杀。接着孙中山掀起的二次革命爆发，几个月后失败，原同盟会主要领导纷纷逃亡日本，国会内一片混乱，众议院议长林森因反袁也遭到通缉。

属于温和派的吴景濂在“二次革命”时多方呼吁“和谈”，却没起到任何作用，因为他跟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袁世凯也暂时没动他。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就想大肆清理国民党。

然而袁又面临着一个悖论：国会中有不少议员是国民党籍，这些人虽然骂骂咧咧，手上无兵，抓起来杀也行，但这样就违背了《临时约法》。约法规定“议员在国会内，无论骂谁都受法律保护”；另外，袁世凯相当“正式”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国会选举产生”，要是将国会议员中的国民党员都杀了，也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议员不足，无法启动国会，那么总统就没办法“合法”。

袁大头被《临时约法》、国会弄得头又大了一圈：国会众议院议长林森跑了路，现在只剩下参议院议长吴景濂了，这事得找老吴商量。

“您不能解散国民党，更不能踢开国会，不行的，哪怕您枪多，不得民心。”吴景濂被袁世凯的奇怪思维弄得很头疼，“议员是全国普选产生的，不能由您指派。逼着选举？那违法，议员有权选任何人。嗯，是的，他们在选票上写孙中山、光绪帝、朱元璋都行，那是他们的权力。我，我只是个议长，国会不是政府，没啥等级。不，国会不是幕僚团，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最高权力……”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管，我要合法当上大总统，你看着办！”袁世凯也被绕昏了，下了最后通牒。

“只能游说议员，挨个劝吧。”吴景濂无可奈何，“即便您不愿意，表面上也要尊重国会。是的，您的权力是国会代表全国人民赋予的，不是靠您自己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共和不是改朝换代……”

堂堂国会议长，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不得不向老袁屈服。在吴景濂的缝缝补补下，1913年10月，国会艰难地选出了袁世凯当上“正式”总统。当权后的袁世凯马上翻脸，他总算弄清了国民党、议员、国会之间的关系，马上采取应对方针：先压国会，通过“国民党是乱党”的“总统提案”；然后田鸡蛤蟆一起抓，国会中的议员哪怕沾了国民党一点边，就给关起来；最后弄得国会议员不足，再宣布废除国会——这三步走下来，就没啥能限制自己了！

老袁简直佩服自己，吴景濂果然着了道儿。他起初屈从袁世凯，促使国会通过了“国民党是乱党”的议案，接下来国会中议员挨个被查，国会也没了。

吴景濂苦心孤诣想给不幸的国会争取一点点的尊严，却被袁世凯反复戏耍，连人身都被监控。

袁世凯却越玩越疯狂，到了1914年年底，居然准备称帝，吴景濂不愿为虎作伥，好容易摆脱监视秘密离京南下，途中发表《劝告袁前总统去国书》：……公早去一日，国与民早救一日，公晚去一日，国与民晚救一日，时间消息、空间系焉，国于是待命，民于是待命……

老袁的皇帝梦显然是过把瘾就死，干了83天惹得众叛亲离，于1916年夏翘了辫子。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口号喊得山响“再造共和、恢复国会”，敦请各位议员北上。国会内吴景濂、林森两位元老自然受到黎总统叠电相邀，这年8月1日，国会正式复会，林森被选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当上众议院议长，两人换了个位置。

国会历经了一次劫难，吴景濂、林森二人心态苍老了许多，正在筹划《宪法》的时候，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却闹了纠纷，黎奈何不了段，就请盘踞徐州的辫帅张勋上京城调节。张大帅一来，弄了场复辟，将国会再次解散。

等段祺瑞赶走张勋后，拒绝恢复国会。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在南方发起“护法运动”，林森、吴景濂两位议长先后南下，吴也得以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这是吴第三次当议长。

西南军阀根本没想北伐，弄清“国会”的厉害之处后对吴景濂相当忌惮，先是拉拢其对付孙中山，后又逼走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林森，让吴当了光杆司令。吴景濂抹了把伤心的泪水，悄然回到北京。

议长斗总理

到了1920年，北方也乱做一团，代总统冯国璋已经去世，段祺瑞推出北洋元老徐世昌继任。直系后起之秀曹锟、吴佩孚与段祺瑞的皖系矛盾丛丛，双方均觉得对方不顺眼，狠狠打了一场，结果皖系大败。

曹锟也想当总统过把瘾，但曹的脑子不怎么灵光，总以为有枪就能当老大，其麾下大将吴佩孚是秀才出身，认为“合法”能坐的长久。怎么合法呢，当然要“启动国会”了，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不正闲着么，拉他出来不就事半功倍？

难得军阀有这么高的认识啊，吴景濂感慨了良久，终于决定为直系出一把力：只要能恢复国会，哪怕受点委屈，充当直系的幕僚，也值得了。

当时南北的局面有点复杂：广州那边有“非常国会”选举出来的“护法军政府”和“七大总裁”，虽然占据的地盘不大，但在“法律意义上”，属于合法中央；北洋这边的大总统徐世昌是由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由皖系网络的部分议员、政客组成）选举而成，于法理上站不住。

曹锟的意思是弄走徐世昌，自己干总统，又理不清先后步骤。

吴景濂建议不能着急，一步步来：

一、先打出“恢复国会，遵守《临时约法》”的旗帜，既然咱们“拥护共和”，那么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就没了借口。

二、现任总统徐世昌没经过“正式国会选举”，可以将他搬到。但前总统黎元洪属于“被迫离职”，任期未满，可将黎请出来补满任期，以其名义召集议员北上，呼吁南方解散军政府。

三、等国会内议员人数达到法定标准后，再启动新的选举，扶持曹大帅上位。

曹锟绕了很长时间才弄懂吴景濂的意思，这布贩子出身的莽夫担心出意外，问：“老吴，你刚才说议员想选谁就选谁，要是他们不选我呢？那不白忙活了？还不如直接指派议员，选我拉倒。段祺瑞干得，我干不得？”

“段祺瑞干了多长时间呢？四年就垮了。南方要是继续护法，或者东北张作霖也打起护法的口号，咱能撑多久呢？不能授以口实啊！大帅。”吴景濂觉得很难跟军爷打交道。

“他们要是不选我呢？用枪逼着？”

“您多花点本钱，让他们选您不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

“只要写您的名字，就给钱！”吴景濂解释得很详细了，曹锟早年是个布贩子，这样说他可能理解得快。

“哦，钱货两清！”曹锟恍然大悟。

在吴景濂的奔走下，徐世昌被劝退，黎元洪入彀到北京“继任”总统。接着，吴景濂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联络昔日同僚。直系出钱，黎元洪、吴景濂卖力出演，1921年5月31日，旧国会参众两院议员203人在北京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吴景濂第四次被选为议长。

黎元洪第二次当总统依旧受气，国会选出的内阁基本上遵守直系旨意，总理王宠惠是吴佩孚的心腹，惟盘踞洛阳的吴大帅马首是瞻。吴佩孚颇有傲气，国会复会时，吴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吴景濂当下脸色就黑了，国会是什么地方，由得他来训话？

吴佩孚大大咧咧，也引起了曹锟的不满。曹为了限制吴，就暗示吴景濂将王宠惠弄下来。

“您的意思是？”吴景濂实在不明白曹锟咋这多心思，对心腹大将都防备。

“你不是说内阁是国会选举产生的，要对国会负责么，我就是不喜欢王宠惠，每次给洛阳吴佩孚拨军费就很大方，对我的弟弟曹锐就打折扣。”

“明白了。”

吴佩孚对国会素来不尊敬，而且他欲望大，没曹锟好控制，吴景濂决定站在曹锟这边。

某次宴会上，吴景濂故意问王宠惠：“总理，国会缺经费，你拨一点吧。”王宠惠还不知对方故意挑衅，回答道“内阁也差钱啊，大家先忍着吧。”吴景濂笑笑：“你怎么当的总理，啥事都干不了？”王遭到讽刺相当气愤：“你以为我想干啊，咱只是为了中央团结。不像有些人，几上几下追名逐利！”

吴景濂微笑的脸顿时凝固：“你说谁？”王冷笑：“先跟孙中山、后依袁世凯、再捧陆荣廷、接着回北京抱曹大帅！四任不倒，也不容易啊！”这下可戳到了吴景濂的痛处，他忍无可忍，跳起来就要动手。王宠惠也不甘示弱，眼看两人就要打起来，幸好旁边的人死死拉住。

外交总长顾维钧为调节内阁、国会矛盾，请双方吃饭，吴景濂和王宠惠又吵了起来，吴问王：“国会马上就要你下台，你不能赖着不走啊。”王大为光火：“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双方又闹得不欢而散。

曹锟听说吴景濂为自己办事屡遭嘲讽，有点过意不去，就请吴喝酒，席间问：“老吴，搬到内阁很难么？”

“也不难吧，得找一个好机会，国会能选王当总理，也能让他干不成！”吴景濂心情有点沮丧。

不过机会很快来了：内阁向奥地利借了一大比款，总理、财政总长涉嫌受贿。

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秘密拜访大总统黎元洪，称有机密大事。

黎元洪屏退左右，吴景濂拿出一份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

内阁无非是想弄点钱过日子，只是财政总长罗文干经办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也没呈请总统批准。就引起贪污嫌疑。

黎元洪不知该怎么处置，吴景濂便建议“总统必须下令，把罗文干抓起来，要是他跑了，责任就在你身上了。”黎元洪觉得有道理，立马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去抓罗文干。

罗文干被逮进警察厅后大吵：“即便是贪污，也应该由国会提议案、法院下传票，吴景濂打小报告，大总统就下令抓我，咱这内阁部长算啥？国会口口声声要维护法律，这不是抽自己耳光么？”

罗文干被捕引起了内阁极大震动，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等人翌日就到总统府质问，“即便内阁总长贪污，也先要国会弹劾，总统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不能随意下令抓人！”黎元洪也知道自己“违法”了，老老实实说是吴景濂唆使的，王宠惠要黎元洪公开道歉，说明情况，黎也表示同意。

就在双方协商如何善后时，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带着几十个议员闯进了总统府，内阁总长们见对方人多，且满脸杀气，慌忙从小门溜走。“国会跟内阁在总统府斗殴”的消息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吴景濂和王宠惠二人的照片天天都上报纸头条，一时成为人们口中的笑谈。连外国驻华公使都觉得“中国人画虎类犬，简直是胡闹”。

针对事件本身，究竟是谁的错呢？

总统黎元洪稀里糊涂下令抓人，肯定是越权，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各方都指责“总统蹂躏人权”。

国会方面，吴景濂携带公函打小报告也不像话：内阁贪污应在国会启动弹劾，议长怎可代表国会致函总统？若是私人告发，就不该在文件上盖国会的印信。即使“弹劾”，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没讨论。

内阁方面，借款案并没通过国会讨论，仅是总理批准，也严重违法……

尤其滑稽的是，国会跟内阁都指责对方不是，就差没各叫一帮人提着西瓜刀群殴。

事情的最终结局是：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借款是财政部公开领收，无人受贿。吴景濂买通的华意银行副经理李某不敢出庭作证，“受贿渎职案”不成立。

王宠惠被吴景濂一闹，彻底没了兴致，辞职了事。国会另选张绍曾为总理，张跟吴佩孚私交不错，又与曹锟是老友，两方都很满意。

曹锟贿选总参谋

吴景濂为曹锟搬掉了王宠惠，曹对其重视度又增加了几分“真是个不错的军师”。但曹锟最关心的是自己啥时候能当上总统，吴景濂建议在国会中统计了一下，谁要是愿意选举“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当总统，就聘其为顾问，月给津贴200元。当时北大牛气哄哄的教授们一个月才四五十元，普通职工月薪十几元，曹大帅如此手笔，自有人趋之若鹜。

名单弄来后，一起居然有3450人，曹锟吓了一跳，赶紧把吴景濂找来：“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怎么有这么多？”吴景濂也摸不着头脑，细细一看，才恍然大悟：“国会中大小政党有十几个，很多议员们一身入几党。您这办事人图方便，直接让政党首脑写名字，很多重复！”曹锟咕咕囔囔道：“都是些贪财鬼！让他们删去一些人吧。”

不料曹大帅这句话让国会吵了几天架，每派“领袖”都希望保持原额，谁都不甘心减少，扯皮拉筋开了N次私会，“顾问”名额定为380名。

这年新年，曹锟送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炭敬”3万元，副议长张伯烈1万元。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得知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自己只有200元，又吵闹不休。曹锟哭笑不得，骂吴景濂不知找的些什么人。

摆平国会后，曹锟与吴景濂接着对总统黎元洪下手了，黎被明暗恐吓了几次，乖乖通电辞职，内阁总理张绍曾见中央政权乱糟糟，也撂了挑子。这下正中曹锟下怀，他便让吴景濂充当狗头师爷，立即组织总统选举。

直系将北京城闹得乌烟瘴气，许多议员不满，纷纷离京，国会内人数不足，选举无法进行。曹锟等不及了，要开“非常国会”选“非常大总统”；吴佩孚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

吴景濂最大的资本就是国会，国会一散，他就左右难做，于是提出“武戏文唱”，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磋商，他提议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二、找一些社会贤达进内阁，充实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都不上钩；中央不能无总统，曹锟就找了个人出面“代理摄政”；为了吸引议员到北京来，吴景濂以曹锟的名义致电国会，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请国会议员北上制定正式《宪法》”。

吴景濂为了曹锟，以议长的身份干幕僚的勾当，可是呕心沥血，他苦心召集议员筹划《宪法》，也是想重振国会，他曾经落寞地对友人说“只有与直系合作，民国宪法才有望制定成功，议会政治才有可能继续存在与发展。”

1925年6月，在吴景濂的策动下，留京的35个政团代表举行协商会，达成关于“制宪”问题的协议：1、劝告同仁维持宪法会议；2、宪法会议不得变更议事日程；3、选举总统与公布宪法同时进行；4、制宪经费正常发放。

吴景濂兢兢业业办事，曹锟却觉得自己烧了很多钱不划算，几次想强当总统。吴景濂苦口婆心的劝“大帅，使不得啊，您要是用强，坐不长久啊！”

“那你快点，我要是出了钱没得到回报，就把你们这国会赶走！”曹锟恨恨道。

吴景濂着急上火，便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机关，明确表示：在京议员每月600元津贴，在沪议员每月300元。国会的责任是“制宪”，大家不能为了意气之争，辜负了选民的期望！

多方调节下，议员们零零散散回到北京，到了9月23日，在京议员已有600余人。

为了保证自己被选上，曹锟弄了573张支票，普通票每张5000元，“特殊票”一万元，只要议员写大帅的名字，投票时就能领一张支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闹得全国皆知，社会各界骂声一片。

10月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警戒“总统大选”，原定10时摇铃开选，可过了11时40分，才来了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人到处去拉同乡议员。曹锟也下了本钱“即使弃权而肯来出席者，也发5000元支票”。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了593人，才启动投票。

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中山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最为搞笑的是几张废票，中有孙美瑶（山东马帮土匪头子）一票，“五千元”一票。

曹锟贿选成功，吴景濂功不可没。《北京报》曾记载道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

直系贿选闹得舆论哗然，孙中山再次于广东开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吴景濂等贿选议员，并电请东北张作霖一致行动。曹锟与吴景濂根本不把其他人的反对当回事，10月10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总统曹锟。吴对曹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之类的话——当年他对袁世凯、孙中山都是这样说的。曹也故作谦虚地表示“才能浅薄”之类。

曹锟就任总统后，公布了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该《宪法》也是吴景濂一手操办，短短两个月就出笼，后世称之为“曹氏宪法”。

吴景濂的连环计凑效，捧起了曹总统却得罪了吴大帅。吴佩孚对吴景濂的钻营十分不悦，他虽与曹锟有矛盾，但终归属于内部问题。曹锟要给吴佩孚一个台阶，便郑重请吴提议内阁总理。吴佩孚推荐自己的心腹颜惠庆，由此一来，内阁与国会再次不合。

吴景濂以为一切按照“合法”程序，自己也算做了点实事。可全国舆论都将他搁在炭火上烤，将其骂得人不人鬼不鬼，报刊界给他送了个绰号“猪仔议长吴大头。”尤其悲惨的是，曹总统卸磨杀驴，在国会中另外扶植了一批政客组成“宪政党”为己所用，吴景濂几乎要被架空了。

这年11月，吴景濂主持众议院召开大会，开场白还没说完，“宪政党”某人就大声叫嚷：“既然要依法选总统与总理，也得讨论议长任期！”“凭什么你吴大头一直担任议长？”“你就是曹锟的走狗，有资格当议长么？”

吴景濂大窘，将案上的锤子敲了几下，大声道：“安静，安静。”议员们恼了，操起面前的杂物就朝议长席扔来。四川籍的议员黄翼将墨盒砸向吴，正中其“大头”，吴血流满面，大喊“打人啦！”

“拥吴派”见状，也操起家伙与政敌作对厮打，混战中吴景濂的衣服也被扯乱了。亏他身体还算壮实，好容易挤出会议室，喊来十几个警卫把黄翼给绑了，送往地检厅要求法办。

地检厅认为黄翼是议员，在议会上大吵不算违法，只作了“交保候传”的处分；反吴派集体去见内务总长，要求撤换众议院警卫长；吴景濂拒绝撤换，说自己身为议长，有权指挥警卫，即便是警卫抓了议员，也是议员先动手打人。

当时内阁总理还没选出来，各部部长都是暂时代理，舆论界大骂吴景濂“斗殴”，“影响迫切需要解决的组阁问题。”也有议员去找总统曹锟，说：“大总统你也不出面管管，吴议长为了您才变得如此狼狈，谁以后还愿意为总统效力呢？”曹锟装糊涂：“这是国会内部的事情，我可不能越权啊。”

曹锟现在已经不需要吴景濂继续“出谋划策”了，吴景濂自讨没趣，带着议长的印信去了天津，并发表通电，声言“北京空气污浊，要另开国会”。可此事已经没人在乎他这“议长”了。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张作霖进驻北京，吴景濂想与奉系合作，张对“宪政”“国会”根本没兴趣——当年就是他用枪杆子把吴景濂赶出东北，现在才混得风生水起，要是按照吴那一套，根本成不了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特务多次请吴景濂回东北主持政务，吴不愿出任伪职；1936年，他濂在天津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会面，后屡屡协助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很快平津沦陷，日本侵略者又请吴主持华北政务，也遭到了吴的拒绝。作为北洋政要，吴景濂晚年在沦陷区仍保持民族气节，实在难能可贵。1944年1月24日，吴景濂病逝于天津，终年72岁。

吴景濂协助曹锟贿选，一直受到人们激烈批评。但批评者往往没考虑当时国会的尴尬状况——自从第一届国会成立，即以“制定正式宪法”为首要使命。可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位“总统”，10年光阴毫无建树。

即便是“尊重国会”的英国，直到十八世纪，议员仍然能收买，美国马克吐温尚骂“国会中有一半议员是婊子养的，”其《竞选州长》之遭遇，比吴景濂帮助曹锟贿选更为混乱。

虽然吴景濂迂腐，但他努力将军阀的粗暴行为限制在法律框架内，以维系法律尊严，北洋践踏约法，孙中山先生能号召革命党以武力相抗，吴景濂一介书生，只想谋求与当权者合作，希望尽早能“依法治国”。可惜在武夫当国的年代，书生的美好想法，都显得不切实际。

第二节　林长民：高参是门技术活

个人档案

姓名：林长民

字：孟宗

号：双栝庐主人

籍贯：福建闽侯（今福州）

生卒：1876年～1925年11月24日

所属派别：宪政派

专项特长：依法治国

最相似的古人：庞统

主公：袁世凯、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郭松龄

人生信条：当为治世之能臣

最得意的事：

一篇文章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

几乎构建了北洋政府最为完善的法制体系；

女儿是林微因，女婿是梁思成。

最不地道的事：

将政府的不轨行为捅给媒体

最失败的事：

答应为郭松龄充当幕僚

综合评述：

本是才子，却做了政客。试图把自己所学所得一一实践于中国政治，宁愿委屈自己跟不同的当权派合作。多次提倡建立《宪法》，在制宪过程中，甚至提出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理念超前。曹锟贿选彻底破坏了其政治理想，无奈之下投靠小军阀郭松龄，期望能先“依法治省”，进而“治国”，书生看不透时局，可惜。

一把火烧燃“五四”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国联”筹备在法国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主旨无非是“严惩德国与奥匈帝国，重新划分利益”，至于“维护和平、伸张正义”之说，纯属虚构。

一战时，中华民国也曾对德宣战，虽没直接出兵，却输出几十万劳工在欧洲挖战壕背弹药，其中甄子丹饰演的“精武英雄陈真”便是劳工中的佼佼者。按道理说，中国属于战胜国，应该可以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德国强租胶州湾，还是大清那会儿的事情）。但巴黎和会上有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小日本。日本在一战时出兵中国山东，将盘踞在青岛的德国军队赶跑，接下来就赖在那里不走，要接受德国佬曾经拥有的一切。

英美诸国为了避免刺激日本，打算牺牲中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得舆情沸腾，商界、学界、军界纷纷发出抗议，要求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合法权益。北洋总统徐世昌满头是包，为了妥善解决外交事宜，特在总统府设立“外交委员会”，召集各路精英共商大计。

此“外交委员会”并不是政府的常设机构，成员也没有正规编制，完全是徐总统迫于形势，临时组件，性质等于“外交幕僚团”。即便徐总统煞费苦心，民间却不信政府，梁启超、蔡元培等名流另发起了“国民外交协会”，意欲选派几位草根代表、凑银子以普通“国民”的身份，到巴黎进行监督。

1919年1月，“巴黎和会”正式召开，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祖六人带团到了法国。列强们为了自家利益吵了几个月，终于拿出了一个大概协议，谁都没有正视中国代表的诉求，反而同意日本接管山东。有部电影叫做《我的一九一九》，详细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中国代表在巴黎孤掌难鸣，于“和会”外围奔走、自费到法国的梁启超义愤填膺，通电国内媒体，4月25日，北京《晨报》披露：山东将不直接交还中国，而暂由英、法、美、意、日五国共管，以及日与英、法、意还有密约，后者将不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5月1日，该报又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疾呼南北政府：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晨报》针砭时弊，素来敢为天下先，其社论更是招招见血，此次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也不例外：

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洲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

此文悲壮铿锵，效力不啻一枚重磅炸弹。彻底激发了北京工人、市民、学子的爱国热情，他们纷纷上街游行，对政府施压，拒绝代表签约。

该文的作者，便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高参”、“民间外交协会”骨干、梁启超的老友——林长民。

为了说服总统，林长民还写了一篇长稿分析实情，历陈万万不能签约，日本亡华之心不死，今天占据山东，明天就会觊觎河北！

可惜徐世昌手上无权，控制国会和内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素来亲日，正筹划向日本贷款，以购买武器镇压南方。在段的操作下，内阁另具密电，命外交总长陆徵祥、驻日公使章宗祥、交通部长曹汝霖绕开“政府代表团”，“私下”签约。陆、章、曹三人领命后，“有条件”地接受了一些条款。

政府无能，则国民不幸，“国民外交协会”两大支柱——梁启超和林长民可谓呕心沥血为国争权，梁启超在巴黎苦心呼吁，林长民在国内严密监视。内阁秘密指派陆徵祥签约一事很快被林长民获悉，他立马将此事捅给媒体——林长民一时激愤，没通报大总统徐世昌，历史也就在这里突然转身：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五四运动”爆发了。北京三千多名爱国学生得知陆徵祥、章宗祥、曹汝霖三个“卖国贼”还敢回来，浩浩荡荡烧了曹的住宅，痛殴章宗祥。

提到“五四”，后世一般归功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精神”发轫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没错。但此次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却因梁启超、林长民而起。倘若没有梁启超掀起“平民外交”，没有林长民的这把火，“五四”也许就不会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名词，变成“五二零”运动也说不准。

待五四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已经不能控制局面，总统徐世昌却饱受责难。

徐十分难堪，责备林长民：“你看，都是你闹起来的！你怎么当参谋的，我请你可是来帮忙，不是添乱啊！”

北洋亲日派也煽风点火，在报纸上大放阙词：“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1918年5月《每周评论》21号）。日本的驻华大使也声称：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此事与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生酿成纵火伤人暴动之事，本公使之深以为遗憾者……尔来北京散布之传单，多以“胶州亡矣！山东亡矣！”为题，传播各省，煽动实行排斥日货。

内外夹击之下，徐世昌保不了“高参”林长民，只得安排他去欧洲任“国联”闲差。政治上受到排挤，林长民在欧洲呆得百无聊赖，便以练字打发时日。

这林长民何许人？为何北洋对他又爱又恨，请他出面参政，捅了篓子也不追究责任；为何学界对他推崇备至，旧派鸿儒梁启超，新学干将胡适，均以结交他为荣？如果说起他的女儿，也许稍微有点文学爱好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一代才女林徽因。

多年以后，林长民还记得：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他还没有减去长发，不经意的点了一把火，烧燃了整个大中华。

致力于宪政

林长民，字宗孟，籍福建闽县人，父亲是晚清进士。他小时候在闽县林氏家塾中读书，执教的便是闽中名士林纾（擅长用文言文翻译外国民著，代表作是《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纾学贯中西，林长民深受熏染。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林长民考中秀才，可他对做官没啥兴趣，一心想着留洋，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特意聘请两位外国老师教洋文。光绪三十年（1904年）6月，林长民到杭州东文学校求学，全家搬到杭州，这年她的女儿林徽因出生。两年后，他便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

在日本留学时，林长民对“宪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立宪”。其堂弟林尹民、林觉民（写《与妻书》的黄花岗烈士）参加同盟会，拉他干革命，他颇不以为然，觉得“激进之革命，会使中国更为动荡”。

由于家境殷实，林长民交游便无所顾忌，其同学回忆“凡读书交友之费，悉听其用不少吝，一时同学多受其周济。当日中国学生有持物向日人典质者，苟得林名帖一纸为介，其典价必较寻常为高，盖主人知林素慷慨，即质者无力，林亦必代取偿。”谁要是没钱了，拿林长民的名片去当铺就能换银子，因为开当铺的日本人都知道这林长民有钱，会主动来赎。林长民旧学功底深厚，英语日文流畅，加上性情豁达，故而朋友广阔，立宪派梁启超、杨度，革命党黄兴、宋教仁，连日本政客犬养毅、尾崎行雄亦是往来频繁。

有人问林长民“你与同盟会政见不和，怎与黄兴、宋教仁关系密切啊？”他回答道：“凡政治家首贵器度恢宏，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未来局势并不明确，现在多交朋友，将来好办事吧。

宣统元年（1909年），林长民从日本留学回国，清廷欲将其调任中枢，特授以“翰林进士”，林婉言谢绝，回乡造福桑梓。

林在留学界颇负盛名，返闽后官绅争相延纳。适时清廷挂出“预备立宪”招牌，各省成立“咨议局”，林长民被推举为“议绅”，同秘书、幕僚差不多，兼任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

在官方开办的政治学院里，林长民致力普及“法治”、“人权”，学生醉心向往，旧官僚则坐立不安。福建省法政学堂监督（大学书记）郑锡光逐渐对林不满，后来干脆将其免职。咨议局议员闻讯大哗，力主“倒郑”。

林长民却相当豁达，告各界书自称“危言谠论，动惊长老；蹇性窈思，难以谐俗”，意思咱想法比较多，不喜欢拍天朝马屁，呆不下去了，并不怨天尤人。随后，林长民与老朋友们集资办了个“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招纳有识之士入学，自诩为“与旧势力奋斗”。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接着孙中山在南京筹备建立临时政府，林长民作为福建代表赴南京参加临时约法会议。他刚在南京下火车，就听见枪响，也不知道行刺者何人，幸亏他早年练过功夫，迅速扑倒在地，才幸免遇难。有资料认为此次暗杀事件是同盟会激进者所为，“盖同盟会人以林夙主立宪，恐其与中山先生接近，欲杀之以绝后患也。”林长民主张立宪，同盟会向往革命，也不是没可能行刺。

等到南北谈判成功，清室退位，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林长民当选第一届众议院议员，兼总统府秘书长一职，相当于做了袁世凯的私人幕僚。袁世凯之所以看重林长民，是因为袁不怎么懂“政党政治”，他期望借林之长，对付国民党。

国民党是由同盟会等五大党派改组而成，人数众多，俨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其政治纲领比较激进，主张“成立责任内阁，限制总统”。其他如江苏都督程德全组建的统一党、林长民发起的民主党、梁启超创造的共和党则谋求与当权者合作，“期导入于宪政正轨”，为了争取发言权跟国民党争选票，统一、民主、共和三党，也合并成为“进步党”。

后世提到“进步党”，总认为是袁世凯的政治附庸，很难说不是冤枉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

民国初建，思想界一片混乱，所谓“民主”“共和”之高深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连提倡自己都不甚明了，刚从封建王朝爬过来的北洋军爷们根本不理这一套。江苏都督程德全说过“所谓政党，都是达官贵人、留洋精英们在吵，无任何意义。”袁世凯也对黄兴表示“我入甲党，乙党不满意，入乙党，甲党不高兴。如果你们一定要实现政党政治，我让内阁全部加入国民党不就行了？”适时内阁主要部门均受控于北洋系，袁世凯一句话就能实现“政党政治”，未免也太儿戏。

其实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终极目的是“宪政治国”“法比权大”，无意臧否二者，历史也很绝情：国民党因狂飙突进，引起北洋极大惶恐，后因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被迫与袁翻脸，打响二次革命；进步党努力折冲，摇摇晃晃维系着法律尊严，可被北洋军阀们一次次利用……真应了那句话“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也许中国人骨子里就精于破坏，而不擅长建设。

言归正传，宪政先驱们当年可是满怀激情。

林长民在袁世凯麾下先后任政事堂参议、参政院代理秘书长、国务院参议等职，属于总统府的“政治顾问”、“法学幕僚”，他兢兢业业草拟各种法律条文上呈国会，耐心跟袁世凯解释为何要立法、立法后如何实施等等……

如此勤勉做事，却有人讽刺其“急功近利”，认为林长民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才如此效忠袁世凯，一向刻薄的鲁迅先生就说林长民越来越像“政客”。如果林长民正想升官发财的话，在福建有那么好的机会，就不会错过！

林长民自负才华，与袁世凯合作时却屡屡受挫：林认为一切应有章法，袁却是一介武夫。袁之欲望递增，而林之束缚递减。袁很在乎权力，他不管林长民这“顾问”口中的“法律应该如何”，但若想分散他的大权，袁就不会同意；林性情敦厚，总以为“政党目的在取得政权，非万不得已，不宜自绝其发展之途”，故主观上往往“有为”之成分多，而“有不为”之成分少，尽量迁就着老袁。

如此一来，事情就越发畸形发展：袁世凯对权力的要价不断增高。林长民削足适屦，为了袁世凯不断改进法律，成了不是附庸的“附庸”！老袁要称帝，林也附和，他觉得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宪政照样进行。即便袁世凯当了皇帝，只要他能遵守《宪法》，局势尚在控制之中。

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害死自己，袁一死，北洋陷入混乱。等段祺瑞赶走复辟的张勋，逼得总统黎元洪辞职，请冯国璋出山代任总统，中央方才稳定。

段祺瑞明白，对付国民党最好的办法还是利用进步党，“以党对党”，后者较为温和，容易控制。在段的大力提携下，林长民与梁启超、汤化龙、汪大燮诸人同时被邀请加入入阁，林掌司法，梁掌财政，汤掌内务。

进步党蛰伏多年，终于能一尝夙愿，梁启超、林长民更是携手鼎力推动“宪政运动”，期望“凭借旧势力来改良中国”，二人声名陡涨，连《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撰文赞扬林长民：“长处在善于了解，万物万事，一落此君之眼，无不涣然。总而言之，人生之秘，吾阅人多矣，惟宗孟参得最透，故凡与宗孟计事，决不至搔不着痒，言情，尤无曲不到，真安琪儿也。”“安琪儿”，林长民成了天使的代名词。

只是“宪政”尚未见眉目，总理段祺瑞与总统冯国璋又闹起了不合，军阀们在乎的是如何切分利益，并不是“依法治国”。

眼见理想如水中的泡沫，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相继辞职，林的司法部长干了仅仅三个月，他治了一枚闲章“三月司寇”，聊以自娱。

冯国璋身体不好，受不了气干脆辞职了事，段祺瑞无奈，只得请出北洋大哥徐世昌当总统。

徐一上位，便大张旗鼓提出“偃武修文”，呼吁南北和谈。适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徐世昌为了招贤纳才，特意在总统府内设置“外交委员会”，聘汪大燮为委员长，林长民为事务主任，熊希龄、孙宝琦诸名流为委员，该“委员会”受总统府直接领导，虽然是“幕僚团”，权力在外交部之上。

梁启超不怎么相信政府，发起了“民间外交协会”，林长民也欣然参加。

巴黎和会很快引起连锁反应，段祺瑞授意可签约，林长民得知政府阴谋后，没通告总统，直接捅给媒体，并写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社论”，“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日本大使被徐总统的小幕僚闹得相当烦躁，要求“严惩林氏”，林长民浑然无惧，上书总统徐世昌，一是请辞外交委员会职务，以免政府为难，二是要求与驻日大使对质，并郑重声明：势力侵凌，利权日失，空拥领土，所存几何？山东亡矣，国不国矣，长民尚欲日讨国民而告之也。若谓职任外交委员，便应结舌于外交失败之下，此何说也？小日本占我领土，欺我百姓，我既然身为“总统府外交顾问”，就有责任将真相公布于众！如果总统认为我做的不对，那就把日本大使叫来咱们当面理论！

徐世昌本是傀儡总统，哪里能将日本大使招来？林长民不服气，在《国民公报》发表《敬告日本人》一篇长文，敬告日本：

吾今敢正告日本人曰：吾国人之对君等实有不可讳言之痛矣。除极少数之人外，不论阶级高下、知识深浅、思想新旧，观察纵有异同，饮恨几于一致。经一度事变，便增一分怨毒，毋谓吾人爱国无持久性也。假令事变之生，继续不已，君等怙过，迄无悛心，相激相荡，终有不堪设想者。

翻译过来就是：日本你别太嚣张，中国人对你们恨了很久，如果继续欺负中国，迟早狠狠打你们一顿！

指导总统

徐世昌爱才，将在国内频频惹事的林长民调到“国联”。离开了风起云涌的舞台，林长民百无聊赖，以写作自娱。

1920年，林长民携带16岁的女儿林徽因到欧洲“考察”，在伦敦遇到徐志摩，二人一见如故。林徽因初见徐志摩，一句“叔叔”脱口而出。徐叔叔因此爱上了林妹妹，演绎了场惊天动地的凄美爱情故事。

如果林长民与徐志摩一样，写写诗歌做做散文，也许会成为文学大师，只是他念念不忘自己的“宪政”理想，即便当参谋、顾问、幕僚，也没关系，只要能让理想照进现实！国外的生活波澜不惊，国内却瞬息万变：直系曹锟、吴佩孚赶走段祺瑞，大张旗鼓要“恢复法统，恢复国会”，踢开“安福国会”选的总统徐世昌，迎接黎元洪补完任期。

得知国内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林长民迅速打点行装，从欧洲回国。好友蔡元培极力怂恿：“林兄，为何不投奔黎总统，效力民国呢？”

“总统会听我的建议么？”林长民略微有些疑问，自嘲似的笑笑：“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我做个两大总统的幕僚，不仅没能帮上忙，还添了不少乱。”

“这是说哪里话，要是他们坚持听你这位高参的意见，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了！”蔡元培安慰道：“再说，你也别低估自己，你哪里是幕僚啊，是军师！”

黎元洪听说林长民回国，也差人来请：“先生致力依法治国，身体力行，让黎某钦佩不已，期望先生担任总统府法律顾问，兼制宪委员会委员，此不仅仅是为黎某帮忙，更是为天下苍生服务；如果先生愿意参加内阁，黎某定然全力支持……”

既然大总统摆出求贤如渴的姿态，林长民便再次从政，他对内阁“总长”“司长”之类的职位不敢兴趣，答应就任“总统府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两个职位，主要负责“制宪”工作。

兜兜转转，林长民仍然是个小幕僚——幕僚的眼界都很远大，他们不在乎一官半职，也不在乎虚名浮利，只想通过辅助“明主”，实现“悬壶救世”之理念。西汉时期的张良、萧何是这样；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郭嘉也是这样；明朝刘伯温、道衍和尚均如此。如果说林长民跟他们有区别的话，无非是林提出了“宪政”，而不局限于“明君”，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坏，林氏想得是构建一个“完善”的制度！

林长民每次参与中枢，总提出“依法治国”四字，北洋总统历经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届，《宪法》依旧遥遥无期，而今直系“恢复法统”，可谓时机难得。他要是只想当个小官衣食无忧，混入政府丝毫不难，偏偏他执着地当小幕僚。

在直系的枪口刀尖下，黎元洪依旧是个傀儡总统，无甚实权。黎总统很不甘心，询问林长民如何才能限制军阀们，林以两字对答“法律”。

“法律？所谓的法律真有这么神奇？”黎元洪不信。

“不是法律神奇，无规矩不成方圆。民国动乱这久，就是因为大家钻法律的空子！大总统稍安勿躁，我并不能为您在具体某件事情上出谋划策，但制定了宪法之后，便能解决所有问题！”林长民胸有成竹。

“要是军阀不遵守呢？”黎元洪担心地问道。

“还未构建？岂知他们不会遵守？自身正，就不怕歪风邪气！”林长民意志坚定，他知道黎元洪性格懦弱，如果不给他打气，黎总统很可能又软下去。

“唔……”黎元洪似懂非懂。

在大总统黎元洪的“亲切关怀”下，林长民踌躇满志推进着自己的工作，他试图将自己在欧洲考察的所学所得融入中国政治。制宪过程中，他甚至提出“把劳工制度订入宪章，维护平民利益，缓和社会矛盾”，可谓用心良苦——多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感慨地说“北洋政府中也有好人，譬如林长民先生。”

如果一切按照预定计划，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绝对能前进一大步。只是直系头子曹锟就是想黎元洪做个过渡，自己当总统。既然黎元洪有军师，曹锟也找了位智商型的顾问吴景濂，曹的幕僚显然更务实些，通过收买议员、“订购”选票等商贩勾当，居然将曹锟推上了总统宝座。林长民的宏伟蓝图刚规划了一半，再次泡汤。

理想也贬值

直系闹出“贿选”丑闻，全国群起反对，张作霖和冯玉祥哥俩携手倒直，囚禁了总统曹锟，联合推举早就下台的段祺瑞重新上位。

张作霖与冯玉祥均出身军旅，对政治一窍不通，双方一合计，请段祺瑞担任“临时执政”，并邀南方孙中山先生“共同商议国事”，以和谈的方式解决南北对峙问题。

段祺瑞此次上台，可谓感慨良多：当年他一意孤行亲日，将“高参”梁启超、林长民等人踢开，闹得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最终被赶下台。痛定思痛，段祺瑞决心再请梁启超、林长民“议事”。

“国会”议员们如小贩子一般，收了钱就选举曹锟，导致最高权力机构形象全无，段祺瑞如何善后，是当务之急。他很诚心地咨询林长民：“我觉得有必要严惩那些选曹锟的议员，至于有没投曹锟的，不妨奖励一番？”

林长民无奈笑道：“受贿投票，依法律的确应该严厉惩处，但曹锟闹得实在荒唐，几乎给所有议员们都发了钱。国会中也有人拿了钱，却弃权或填了其他候选人名字的议员，这算不算是受贿呢？如果一起处罚，所差者只在选曹锟与否，您这一惩一奖，又公平么？”

段祺瑞给绕糊涂了，问：“先生教我，该如何处理呢？”

林长民道：“不如对首要分子，如吴景濂等，加以追究，其他无大恶者，警告就够了，您前万别奖赏谁，不然又会另惹麻烦！”

段祺瑞连连点头，果真对议员们网开一面，仅仅通缉了几个首要分子。

有了上次失败的教训，小扇子徐树铮过于激进，不能重用，段祺瑞将小徐送到国外考察，特聘林长民为秘书长，对林言听计从。林长民时不时诱导：“国无法则不立，时局如此混乱，就是因为坏了规矩，你做得初一，他就能做十五。”段祺瑞深有体会，“宪法的确要拟，先生具体负责操办吧！”

此后，新政府再次开始有模有样地“修定宪法”，段祺瑞下令各省市推代表二人，另外由民间选学者若干人任“制宪委员会”委员，林长民为委员长。

制定全国基本大法，和平解决南北分裂局面，对百姓来说无疑是件好事情，但对占地为王的军阀们而言就不那么美妙了——谁都不希望领地被收，小幕僚林长民想撬的不仅仅是横行中央的大佬，连地方上的小军阀也得连根清除。可想而知，林长民的“制宪”活动受到全国各地军阀官僚们的抵制，这些人掀起掀起“联省自治”的风潮，声称《宪法》时机不成熟，其实是谁都不愿中央政权干涉自己地盘。

林长民无可奈何，向段祺瑞建议：“如果中央实在无法一统全国，我愿意到福建，先构建省‘宪法’，依法治省。”福建历来是南北争夺之地，适时被直系后起之秀孙传芳控制。孙传芳心狠手辣，段祺瑞即便有心推荐林长民，恐怕也难成事。

福建各界力倡“闽人治闽”，举代表进京请愿，推林长民为省长：“闽省省长一席，非林莫属。”段祺瑞奈何不了孙传芳，要是他下了命令孙不听，那就会大丢中央的面子，无奈之下，段只得让人去安慰林长民：“时机未至，愿君少安勿躁……凡事只有由上而下（谓由中央自行选任），决不肯由下而上（谓由各省请愿或举人）……勿入旋涡，反致害事。”

段祺瑞本意是好心：即便福建省各界选你当省长，孙传芳也不会理。一些宵小之徒却污蔑“林长民想当官，当了这么多年小秘书，现在终于憋不住了，要换个封疆大吏吧！”林长民听闻后相当生气：“以余必赖段，始能为省长耶？”小小一个省长，值得我去巴结段祺瑞么？

自此，林长民再也不提到福建一事，段祺瑞内心颇为愧疚，时常便与林喝喝酒谈谈心，问问如何才能让各路军阀们不再内斗。

林长民建议：“将安徽、江苏划给张作霖；甘肃、陕西送给冯玉祥；吴佩孚掌管湖南湖北，孙传芳占据福建江西。如此一来，各派利益均沾，基本能相安无事了。”

“广东国民党要北伐，对于那些狂热分子，咱们又该如何对付？”段祺瑞再问。

“您能稳定北洋就不错了。连基本大法都不能确立，国民党自然有借口……”林长民郁郁道，“对比北洋而言，国民党还是讲道理的……”

段祺瑞默然。

尽管段祺瑞以中央的名义给几大军阀划定了防区，但军阀们都想占据更大、更多、更强的资源。谈不拢，便开打。孙传芳首先对张作霖动手，一战而抢了江苏、安徽。奉方战线太长，故而对孙暂时容忍，全面缩进。

到了1925年11月，奉、冯也闹腾起来，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联合冯玉祥，要把张作霖拉下马。段祺瑞跟奉系走得很近，但驻防北京城的部队是冯军。既然冯、奉翻脸，段祺瑞身边的幕僚们就岌岌可危了——冯军喊着“清除军阀”的口号，屡屡抓人。林长民惶惶不可终日，收到好几封恐吓信。

某天，日本公使请中国朋友吃饭，同时赴宴的几人分属不同派系。林长民刚到，就有人私下告诉他：“对面那个人，仿佛是冯玉祥那边的，刚才还说‘像林长民这样一把瘦骨，满脸死灰色，只会出些馊主意的人，真活该干掉了事。’你要小心点啊。”

林长民大惊失色：“我又没得罪他！”

“唉，这世道，谈什么得罪不得罪，军阀杀人，跟土匪绑票有什么区别？”

时局危险，林长民不知如何应对，郭松龄却向他递来橄榄枝。

郭是奉军第三军团副司令，曾经与林长民有过一面之缘，十分钦慕林的学识。为了拉拢林长民，郭特意执后辈礼、请两位福建籍秘书李孟鲁、吴少蔚登门送信：“先生若肯相助，鄙人必言听计从，举东北之兵力、财力、物力，善为运用，不特可造福地方，且不难进而左右中央政局……”

林长民几经权量，终于同意了。

为了“宪政”，他先跟袁世凯，继捧徐世昌，又依黎元洪，再帮段祺瑞——现在居然甘心为小小的军阀郭松龄出谋划策。理想，有时候也会贬值。

荟萃行李，林长民便准备出发，长女林徽因尚在英国读书，他便吩咐两位夫人留在北京，好好抚育几个幼子。亲友们却多半不赞成他去东北：“林兄与总统、总理共事，方不屈才，何必为小小的军阀郭松龄而劳神呢？”

林长民面有难色：“吾与郭非素识，答应了又变卦，则郭怕我泄漏他的秘密，必假人之手灭口，那时将求为康、梁而不可得了。见了郭之后，如无可作为，便往天津，郭也无奈我何，这是金蝉蜕壳之计。”可谓树大招风险，脸大招人扁，既然林长民“高参”的名声在外，就不免有人找上门来。

这混乱的世道，军阀们翻脸比翻书还快，要是答应又反悔，郭松龄将其灭口都有可能。林长民有所顾忌，不得不自降身份。

无端患难

李孟鲁、吴少蔚是林长民的学生，二人殷勤护送着恩师北上，一路上听到的尽是好消息：郭军连战连捷，张作霖一退再退。东北的局面极有可能翻盘！

林长民到达军营的时候，郭松龄亲自迎接：“林君前来，东北有救了。先生学贯中西，肯纡尊降贵到在下军中，鄙人不胜荣幸。”

“才疏学浅，承蒙将军错爱。”林长民慌忙自谦。

“鄙人对先生治国理念十分赞成，此次推翻张作霖，您尽管将东三省全面改良，我郭某人虽然不是执掌中枢的一流人物，自问言出必行！”郭松龄很诚挚地说：“中原混战远非一时能够结束，先生同我整顿东北，即便蛰伏十年又何妨？适时携关外精锐问鼎中原，先生亲自组阁，实行宪政，就不用看任何人的眼神行事了。越王勾践能十年卧薪尝胆成就丰功伟业，咱为何不能呢？”

林长民被说动了心：是啊，跟袁世凯当顾问，被踢走；为徐世昌做参谋，被发配；跟黎元洪合作，被忽悠；同段祺瑞共事，被赶跑……中央简直不是个好地方，如果真能在东北实现政治理想，进而影响全国，也不枉一生……

郭松龄意气风发，林长民雄心勃勃，二人越谈越投机，大有齐桓公遇管仲之感——为何不是刘邦遇萧何、李世民遇徐茂公呢？这郭松龄只想自保，眼光有限；林长民屡次受到打击后，也怀疑自己不一定能定天下。如果林长民并不是萧何，只是管仲、百里奚之类，又何必撑着脑袋，自寻没趣？

也难怪林长民信了郭松龄，当时张作霖被郭军突然反水打了个措手不及，连丢城池，老张甚至打算通电辞职，到黑龙江当寓公。郭松龄得意之余，对北京各大报纸宣称：“辽河冰冻未坚，车不得渡，不久便能取下奉天。”

可惜郭松龄大意之下，忽略了最最可恶的因素：小日本。

张作霖是日本在东北的代言人，虽然老张性子倔强，经常跟鬼子斗斗气，但张大致上还能受控制。郭松龄思想开明，比较赞成国民党的一些主张，甚至跟苏俄的关系不错。郭松龄的眼光加上林长民的智商把持东北的话，日本人想捞到便宜，基本上只能做梦了。

郭、张战争初期，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分别照会两方：在铁道附近地带，及日军警备区内，两军绝对不得侵入；否则，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将军，不得不执必要之武器。

日本人以为张作霖很快就能平乱，不想老张越打越不像话。关东军担心东北易主，便有意无意给张作霖借路，还充当和事老，让郭松龄暂停追击，他们愿意从中调节。

林长民对日本人相当了解，劝郭松龄千万小心：“将军不能信日本，立刻急电冯玉祥，迅速夹攻。既然与冯联合反奉，哪有我们打仗，他坐享其成的道理。”

郭松龄不以为然：“冯玉祥在天津已经打垮了奉军李景林部，我跟他目前已经把张作霖的军队给掐断了，张扑腾不起来。既然日本已经提出调停协议，支持我们推翻张作霖，咱何必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呢？”

“日本人狡诈，张作霖就像被猎犬追击的独狼。他在黑龙江还有一只生力军，要是立刻调过来，咱们的大好形势很可能会逆转！”林长民急促道，“要是日本人与张作霖夹击，我们必败无疑！”

“不可能，就算张作霖把黑龙江的队伍拉来，他们也没多少人马，到时候咱们再认认真真的打。再说，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怎敢与我10万大军相抗？另外，咱们还有冯玉祥的20万盟军，日本人真敢动手的话，咱们将他们打回老家！”

“您认为冯玉祥敢跟日本人打么？”林长民冷冷道，“冯玉祥向来不吃亏，早年背弃恩师、四川都督陈宧，导致四川崩盘；接着对上司吴佩孚下黑手，让直系倒台；现在跟张作霖闹翻，又结交将军你……外界都骂他是倒戈痞子！”

“冯玉祥与他的20万军队都加入了国民党，他还请了不少苏联顾问！”

“哼，他当初还曾让队伍全部加入基督教，自称基督将军呢！”

无论林长民怎么说，郭松龄就是不听，林无奈，叹道：“将军既然不听我的建议，何必将我请到军中呢？”

诡谲的是，事情正朝着林长民的预测发展：1925年12月23日，黑龙江骑兵赶到战场，主要原因是日本军队借路，让其通过了防线。郭松龄表示抗议，日方置之不理，郭军想调整阵势，日军又不让其进入警戒线半步。最后，郭军被砍成几段。

张作霖乘机回攻，与黑龙江骑兵夹攻郭松龄的司令部，日军借口“保护侨民”，扩大防区，郭军几乎要陷入三面作战。冯玉祥那边，打下京畿之后居然暂时停了下来。

短短几天时间，郭军面临的局面越来越糟糕。

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郭松龄大骂日本人跟冯玉祥，却已经不能挽回颓势。

林长民建议不如宣布下野，与日本人、张作霖谈判，郭松龄面色凄苦：“张胡子心狠手辣，我这次反他，他不可能放过我的！我对不起先生，送先生安全离开军营吧。”

“既然来了，我又岂能抛弃将军独生？当年留学日本的时候，我结交了不少日本朋友，如果将军信得过我，我到关东军走一趟。”林长民正色道。

“那就有劳先生了！明天就出发吧。”郭松龄萧瑟地说道。

林长民以为郭松龄是条汉子，他也不愿背上“弃主”的名声；郭松龄却担心张作霖会要了他的命，当晚居然和夫人换了便服，带了两三个亲信秘密逃走了。

军中无主一时大乱，各部如鸟兽般四处突围。就在这个诡异的晚上，张作霖下达了总攻令！

如果郭松龄不擅自逃离战场，郭军起码还能抵抗三五天；只要撑到林长民及时到关东军中找到老同学，大家和谈，郭军不至于一败涂地；如果冯玉祥派几万人马迅速赶到在侧翼掩护，即便不投入战场，也能给张作霖和日本人造成威慑……

可惜一切都朝着最坏的情况发展，林长民得知郭松龄弃自己而去，在营帐中对月长叹，口中念着“无端与人共患难”不已。

翌日清晨，林长民带着仆人，与两个学生李孟鲁、吴少蔚仓皇离开大营。他并不知道，此刻郭松龄夫妻已经被逮住枪毙了。

奉军与郭军三三两两交火，一路上到处是烧焦的尸体，仅能从军服上辨认属于哪一方。林长民四人胆战心惊慢慢前行，走到某村庄突然听见枪声大作，四人换不择路分散而逃。

林长民与仆人匍匐在一个小沟里，感觉子弹就在头上飞。枪声越来越密集，林长民便想爬到更隐秘的地方。可是他身上穿着郭松龄送的狐皮大氅，很不方便，也许是什么东西将衣服挂住，林长民微微一拉，不小心将脑袋从小沟里冒了上来，也不知从哪里飞过来几颗子弹，将林的头打了个窟窿。仆人一见，大为悲痛，想拉主人一把，结果也中了流弹身亡。

李孟鲁、吴少蔚两人运气比较好，几经坎坷后回到天津，方知恩师死于乱军中。

林长民的遗体是他的弟弟林天民迎回的，林天民也曾留学东京，是个日本通，亦有不少日本朋友。他听说哥哥遇难，怀着悲伤的心情从北京赶到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找到老同学、时任总裁的松岗洋佑。松岗见面便告之：“林长民先生确已遇难了，为了敬重林先生，遗骸已由日本领事馆保存着，君可向领事馆洽领。”

林天民跟着松岗洋佑到日本领事馆领到了两个大菜瓮，揭开一看，只余头颅、胸肋、大腿的骨骼，其余已烧成了灰。林天民认得兄长牙齿上的特征，不免大哭。

在林天民的操办下，林长民主仆的棺木得以归葬福州。一个月后，各界在北京林家公馆举行吊唁。对于林长民之死，时人议论纷纷。诗人徐志摩说：“冲锋陷阵哪用书生？像林先生这样的才学声望，就算卖字也过得下去，偏给郭松龄看上了，把他请去到前方去送命，前后半个月，活生生的一个人剩了一堆白骨，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惜不可惜？”

李孟鲁、吴少蔚两人在灵堂上哭得肝肠寸断，众人都骂他俩卖师求荣，如果不是他们怂恿，林长民哪会去给不成器的小军阀郭松龄当什么幕僚高参？也有人认为林长民是玩火自焚，某老学究评价很中肯：“政治这件东西，是可玩而不可玩的，自清末至今，因为玩政治而送却命的，又何止林一个？！当高参，不如做小官！林长民理想太远，对现实认识太浅！”梁启超对林长民的挽联既钦佩有惋惜：不有废，谁能兴，十年补苴艰危，直愚公移山已耳！均是死，庸奚择，一朝感激意气，遂舍身饲虎为之。

在英国留学的林徽因得知父亲去世，伤心之余要回国照顾母亲，梁启超急电儿子梁思成：林家的事情已处理妥当，期望他与林徽因以学业为重。几年后，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后世为林、梁两家的“八卦新闻”而亢奋时，谁都不知，林长民勾勒的“宪法大纲”被搁在了哪个角落……

第三节　蒋百里：天生参谋长

姓名：蒋方震

字：百里

籍贯：浙江海宁硖石

生卒：1882年9月～1938年11月

所属派别：战略

专项特长：精准分析时局

最相似的古人：孙武

主公：荫昌、赵尔巽、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

人生信条：培养中国新式军人

最得意的事：

留学日本军校，毕业时候获得第一，受天皇佩剑；

出任保定军校校长，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

南北混战，双方均请他出任参谋长；

以个人威望说动张学良、蒋介石，与周恩来一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抗战前夕，看准了日本人的战略。

最失败的事：

一生战场无功

综合评述：

才华横溢，熟悉中西兵法，可惜终身没能亲自指挥过一次大的战役，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先后被数位军政大佬聘为参谋长或顾问，辗转于诸侯，仅仅是充当高级幕僚。一生韬略未能施展，只能是军事学家，而非军事家。

军校校长自杀

1912年6月18日凌晨5点，河北保定军校全体教职工及学生2000多人被凄厉而急促的集合铃惊醒，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起身穿衣。不到十分钟，军校全体人员军容齐整站到了尚武堂前。

接着，校长蒋百里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满意地扫了学生们一眼，仿佛赞赏平时的训练行之有效，继而面色一沉，神情萧瑟：“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学生们都莫名其妙校长为何如此感伤，正诧异间。蒋百里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枪口对准往自己的太阳穴——身边的勤务兵李如意大惊失色，连忙扑上去夺枪，可蒋百里已经扣动扳机，只是被人一冲，枪口朝下倾斜，子弹射入肋骨。

“校长自杀了！”全场人均惊呆了——保定军校可是民初军界最高学府，校长蒋百里先生也是前总统孙中山、现总统袁世凯非常欣赏的人才，居然在全院师生面前自杀！

学员们惊慌失措，七手八脚将校长抬进医务室。军校教育长赶紧打电话给总统府，袁世凯从得知这一惊天大事，面色大变：“这下我又难辞其咎了。”他立即打电话给交通总长曹汝霖，叫他到日本公使馆，寻一名最好的外科医生到保定去，看蒋先生还有救否。片刻，送日本医生到保定的专车便出发了。

蒋百里在民国历史上是个怪人：他没带过兵，但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如湖南唐生智、广东陈铭枢均都是雄踞一方的大军阀；他是前清北洋武备学堂督办荫昌的得意门生，在北洋新军中的地位相当于传说中的“大师兄”，孙传芳、蒋介石等都是师弟；他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时候，无论武器、军备、战术均常考第一，后来的侵华日寇统帅如冈村宁次、荒木贞夫、本庄繁、松井石根等日本陆军一代精英，均是他手下败将；他又是个学者，不仅与梁启超、蔡元培等传统文人关系非常好，又跟徐志摩、林徽因等后辈私交也不错；他深恨日本人，曾经断言“跟日本打也好，拖也好，就是不能讲和”，却娶了个日本妻子……

最幽默的是，他给不少人当过参谋长，涵盖前清、北洋、国民政府不少大腕，如荫昌、袁世凯、孙中山、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等，以至于时人感叹“先生雄才大略，却只有当幕僚的命！”

其实，蒋百里只是个纯粹的军人，兼有学者气息，属于典型的儒将，因其奉行“军人不参政”的原则，导致各方对他又爱又忌：国民党当他是北洋系，敬而不用；北洋系当他是国民党，不敢授权。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蒋百里策划东三省起义失败，算不上“共和元勋”。孙中山组建临时政府的时候，他的老友、云南都督蔡锷致电南京，极力推荐蒋百里为陆军部参谋总长。同盟会不放心，此事也搁浅。

袁世凯当政以后，请故友荫昌（清末陆军部尚书、曾留学德国，镇压武昌起义时老袁就是从他手上攫取了指挥权）任总统府高等顾问。荫昌便跟老袁推荐：“我有个学生蒋百里，那可是人中龙凤，你最好把他招纳于麾下，要是被孙中山抢了先，那北洋就麻烦大了！”袁世凯斟酌一番“这蒋百里和蔡锷都倾向于同盟会，我不放心让他带兵，不如推荐他去保定军校当校长，授予少将军衔！”

民初军界精英基本有四大系：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绿林大学。北洋武备学堂开办最早，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稍晚，绿林大学则独树一帜，都是土匪，北有雨帅张作霖（子雨亭），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

蒋百里和蒋介石都是荫昌的门生，蒋百里当过保定军校校长，蒋介石后来当了黄埔校长。两师兄弟的学生们，则在战场拼得你死我活。

蒋百里意气风发到保定军校的时候，刚满三十岁。适时军校刚创办不久，直属陆军部，蒋抱着极大的希望，要为祖国培养大批军事人才。他到校第一天，便给师生训话：“今日之谈陆军者，不曰德国，即曰日本。这两国我皆到过，其军队我皆深入考察过。他们的人也不是三头六臂……不过他们能本着爱国精神，上下一心，不断地努力，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此次奉命来长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之军校，使在学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之军队。我当献身这一任务，实践斯言！万一不效，当自戕以谢天下！”

典型的书生气，还没做事，就提到要自杀。中国的官场素来腐败，蒋百里留学多年，根本忘了在中国做事得看领导的意思。

蒋百里在军校整顿纪律，制定条款，将德国、日本的治军理念移植过来，学生们都很佩服这位年轻的校长，有学员回忆：“百里师莅事之始，衣不解带，髭发则修。晨夕督励，不稍宽贷。自学生服食之微，以至课律，必戒必周，毋旷毋怠……凡所导学生忘身报国之崇高伟大，令人热血沸腾，心灵浚发。不数月，士心翕服，教育猛进。”

在课堂上，蒋百里把军事战略讲得形象生动，某次讲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他先在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题目“一个打十个，怎么打？”让学生们讨论。学生们叽叽喳喳，得出结论“没法打。”蒋百里哈哈大笑：“很简单啊，一个个打，打了一个再打一个。”众人恍然大悟，多年后，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打法对付蒋介石。

蒋百里本想专心培养职业军人，跟学生们灌输“军人应不党不派，枪口不对内。”学生们问“军人不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么？”蒋百里笑笑：“是，必须服从，但也能把枪口对着天上！”

这样的教学理念可谓相当新潮，让学生们打心底佩服，却引起了陆军部的极大不满，陆军总长段祺瑞觉得蒋百里这家伙简直太不像话了，你究竟站在哪边？段祺瑞想弄走蒋百里，便故意拆台，不给军校拨款。蒋百里无奈，亲自到北京城交涉，陆军部就是不给；他向总统辞职，袁世凯又不准。压抑久了，他居然选择了自杀。

蒋百里不是作秀，连遗书都写了三份，分别是给母亲、给军校教育长张耀亭和老友蔡锷，字里行间均是陆军部刁难的控诉。蒋自杀一事引得各界对袁世凯政府群起攻击“军校是谁的，是袁世凯的，还是人民的？”“培养军人是为了对付谁？”云南都督蔡锷甚至建议国会弹劾陆军部。保定军校的学生们也组成了请愿团，浩浩荡荡到总统府游行示威。

袁世凯慌了手脚，一面让学校教育长张耀亭暂代校长，一面让参谋部次长陈宦、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带重礼到保定安抚慰问。陆军总长段祺瑞也被千夫所指，向袁世凯解释“其实不关我的事，蒋百里这人太刚愎了。”袁世凯很不耐烦“你陆军部莫管这件事，你莫听手下人的话！”段祺瑞很尴尬：“蒋百里不是我北洋中人……”袁冷冷道：“蒋此举，与好名者断指立誓相同，意气重而心机浅，也不足畏。”

幸好勤务兵夺枪致使子弹打偏，蒋百里并没生命危险，在病中依然怒气冲冲“我认识了一班狐群狗党的下流军人！”三个月后，他康复出院。

只是蒋此举彻底得罪了陆军部，陆军总长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袁自然不会拿掉段，最后袁世凯把蒋百里调到总统府任“一等参议”，另派人执掌保定军校。蒋走后，学校中有不少学生退学。

如果说蒋百里在自杀事件中有那么一点点收获的话，就是从日本大使馆前来护理他的美女护士左藤屋子被其羽扇纶巾、文韬武略折服，不顾一切以身相许。其实蒋百里奉父母之命刚娶了个妻子，对方姓查。这桩不幸的包办婚姻不多罗嗦，查夫人有个侄儿却值得提一提：查良镛，也就是写武侠小说的金庸。金庸在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后，对媒体提到陈家洛的原型其实是他的姨父蒋百里。

蒋百里风流倜傥，在民国初年的名气堪比三国周郎，日本美女也怦然心动。1914年秋，32岁的蒋百里在天津德国饭店迎娶24岁的左藤屋子，轰动京畿。蒋酷爱梅花，为夫人取了中国名字“左梅”。

左夫人也是个奇女子：婚后丈夫交游广阔，总统府“一等参议”的工资400大洋居然不够用，她就心生一计，凡来电话均以日文对答，由此大大减少了开销。最难得的是，左夫人在中日开战后不说一句日语，五个女儿竟不知母亲是日本人！

欲促清、德结盟

从军校校长变成了总统幕僚，蒋百里并不觉得寂寥，有美貌温柔的夫人相伴，琴瑟和调，自是惬意。做幕僚也没啥大不了，他从日本留学回国时就遇到个神算张铁口，对方盯着他看了许久，写下几句话“神清音雅，雪彩春融，文名千载，而疆场无功。”几个朋友都哈哈大笑“疆场无功，就是说这军事奇才，最多是个参谋？他可是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啊！”那张铁口也笑：“准与不准，数十年后再做定论。”

蒋百里，字方震，清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生于浙江海宁硖石，家中是当地望族，与另两大缙绅门户徐家、查家世代交好。这三家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赫赫有名，蒋家有军神蒋百里，查家有个武侠宗师金庸，老徐家则出了个诗人徐志摩。蒋百里是小徐姑父的堂弟，小徐嘴甜，跟着叫“百里叔”。徐在北京读书时，就住在蒋百里家。顺便说一句，蒋百里跟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私交甚厚，徐志摩疯狂地追林妹妹的时候，请“百里叔”参谋，蒋摇了摇头：“那丫头不是真喜欢你。别耗神了，这就跟打仗一样，在战略上无法打赢的仗，别去筹划。”

一语中的。

蒋百里少年博学，与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有“瑜亮”之称，多年后来，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教出了一批军事将帅，杭州一中校长钱均夫则培育了一批社科人才，两人还成了亲家。

1901年，蒋百里受到本县县令资助赴日留学，与蔡锷一起拜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为师。当时日本士官学校限制颇严，无清廷官方保送不收。幸好梁启超面子大，找到日本一位皇族爵爷通融，硬生生塞进了两大弟子蒋百里和蔡锷。

蒋百里对恩师梁启超十分恭敬，但绝不盲从。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宣扬“立宪”，蒋就跟与浙江同学鲁迅等人创办刊物《浙江潮》，刊文批判“保皇”思想，别人问他为何反对老师，他答道“更爱真理。”

日本士官学校有个规定，毕业时谁拿了第一，就能获得天皇所赐军刀一把。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关系者》中记载：1906年，日本天皇精英们遭到了严重的刺激。

毕业典礼上，校长宣布名次，第一个就是“蒋方震”，天皇所赐军刀给了中国人；接着宣布第二名，“蔡锷”，又是中国人。日本学生纷纷躁动，在场的校董、某亲王举得实在无法对天皇交代，就让校长暂停，将名册拿来看看，没想到第三名又是中国人“张孝淮”。亲王相当郁闷，临时换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甲级战犯，一个是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张孝淮变成了第五。此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分开考核，免得再出现这等场面。

得到了学校的最高荣誉，应该讲几句日本的好话吧，可蒋百里的答谢词却很怪异，他批判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是教育，二是陆军，都有愚忠之弊，对民众无甚启发！全场师生大愕。

蒋百里回国后，被满清大员、北洋武备学堂督办荫昌相中，请为高参。后来荫昌奉命担任德国公使，就邀请蒋同往，蒋正好想见识下德国军事教育，欣然答应。

到德国后，蒋百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深造，还到军中担见习连长。陆大校长兴登堡（战争狂人希特勒的大哥，任总统时提拔希特勒当了总理）见蒋百里学识卓越，曾当面拍着他的肩膀道：“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伟大的将才，这个人估计就是你！”蒋百里自然连称“不敢”。随后他便建议荫昌：“德国兵精，美国有钱，中国地大，而且德国跟俄国有世仇，美国跟英国打过仗，中国需提防日本，要是德、美、中三者结盟，一定能整垮饿、英、日！”

荫昌大为赞叹：“真是世界级的眼光啊！”于是急电国内，请派人到美国与老罗斯福总统接洽，自己则参拜德皇——只是美国人那时候奉行“门罗主义”，只管自己吃喝玩乐，不愿惹火。因而蒋百里的“世界级”策划没能实现。

回国后，恩师荫昌推荐蒋百里担任清廷禁卫军“管带”，下辖500余人。清廷摄政王载沣刚弄走了袁世凯，极力拉拢青年军事人才，朝廷本想让蒋当个统制（师长）、协统（旅长）之类，蒋百里坚辞不就，他看出清廷已是风雨飘摇，完全是碍于恩师情面才没奔去干革命党，勉强上任已经够给面子了。

在清廷眼皮底下，蒋百里无法施展抱负，老同学蔡锷被云南总督请走，也给他造成了小小刺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想调他到关外担任参议，他便爽朗答应。不过老赵冥顽固执，对同样固执而大胆的张作霖大加提拔，蒋百里完全是充个门面。

辛亥革命那阵子，蒋百里也想支持革命党起事，只是他的身份太敏感，同盟会也不敢轻易以军权相授，故而无功。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为了笼络，特赠以保定军校校长，偏偏他又闹了个自杀事件，导致自己又成了“参谋”。

从袁世凯到孙传芳

1913年国民党掀起二次革命，袁世凯对军界两个人颇为忌惮：一是云南蔡锷，二是浙江蒋百里。为了安全起见，老袁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将蔡锷骗到京城“供”起来，另外让人严加看管蒋百里。

蔡、蒋二人困在北京如龙游浅水，纵有千般本领也徒唤奈何。某次蔡锷与蒋百里把酒谈天，蔡气愤地说：“老袁私心太重，即使他放手让我俩练兵，也只是为他培养打手，根本不会用来捍卫国家。”蒋百里也说：“袁世凯表面当我是总统府参议，军机大事根本不让我参与，他的所作所为与我建立国防、拯救国家的思想背道而驰，哪怕我只是小小幕僚，也决不能为他所用。”

“咱们得带兵，不能被老袁当傀儡！”蔡锷恨声道。

“不能着急，得找机会。”蒋百里眯着眼睛，“老袁不放心咱，咱就故意放浪形骸，让他掉以轻心，只要抓住时机，离开北京就行了！”

“你是说……”

“我夫人管得紧，蔡兄应该自由些吧。哈哈哈！”

蔡锷明白蒋百里的意思了——醇酒妇人最销魂。

此后，蔡锷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出门应酬总带着青楼名妓小凤仙。袁世凯听说蔡锷、蒋百里成日不是喝酒就是吹牛，也就放松了警惕。老袁大张旗鼓宣传“恢复帝制”的时候，不少人还以为老袁想请出小皇帝溥仪，蒋百里、蔡锷却看出老袁自己想当皇帝，蔡锷某次酒后失言：“帝制与共和孰好孰坏，还需要讨论吗？有些人别有用心罢了！”很快就有特务添油加醋告诉了袁世凯，老袁眼睛一瞪：“蔡锷和蒋百里。一个都不许放跑！”蒋百里很是心焦，告诫蔡锷：“近期少碰面，免袁氏疑心。”

蔡锷不经意的一句话让两人不得不多蛰伏了一段时间。直到1915年秋，袁世凯才“确定”蔡、蒋“沉湎酒色，胸无大志，不足为虑。”

这年11月，蔡锷在小凤仙的协助下摆脱特务跟踪，悄然到了天津，与恩师梁启超商议反袁事宜。袁世凯收到密报大发雷霆，即刻命人到天津抓蔡锷。谁知袁所派之人与蔡锷、蒋百里私交很好，那人连夜悄悄到蒋家相告：“百里兄，老头子要我秘密到天津抓蔡兄，此事万分紧急，你赶快前去通风报信，要他速速离津！”蒋百里沉思片刻：“谢兄台好意，可现在我也被监视着，你放心，我会委托他人去！”

在朋友的及时通告下，蔡锷迅速东渡日本，绕道香港返回云南。蒋百里则装成小贩子，骑着小毛驴到河北廊坊，再乘火车离开京城。

袁世凯称帝后不到一个月，蔡锷就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蒋百里历经千辛万苦赶到时，护国军几路将领早就排好了座次，蔡锷也不便多说，委派蒋为总参谋长——蒋匆匆忙忙跑了大半个中国，还是没能摆脱幕僚身份。

袁世凯死后，蔡锷喉疾日趋严重，蒋百里便陪同老友赴日本神户就医。可惜天妒英才，1916年11月8日，蔡锷于日本病逝，蒋百里悲痛欲绝，护送老友灵柩归国，直到归葬于蔡锷故乡湖南岳麓山下。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又请蒋百里担任总统府顾问。黎总统自己都是泥菩萨，蒋百里这顾问基本没啥事情可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蒋百里正随着恩师梁启超在欧洲考察。有感于国内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梁启超决心“参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研究中国”，蒋百里德文、日文均熟稔，积极协助恩师，被人称为梁之“智囊”。

此后的几年里，蒋百里仿佛成了学者，他主编《改造》杂志，与陈独秀的《新青年》遥相辉映；他写了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几个月内出了三版。本来梁启超为弟子写序，没想下笔后感触多了收不住，干脆把长序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反请蒋百里作了序言，此事传为文坛佳话。1923年，蒋百里心血来潮，又与胡适一起创办了新月社，并同林长民、徐志摩等人结为至交。

如果蒋百里不再问军界之事，中国也许会多一个学者，但树大招风，躲是躲不过的。

1925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特意差人请蒋百里出任“总参谋长”。吴佩孚满腹诗书，很看重读书人，军中的幕僚都是学富五车之名流，如“神算”张其锽，“国学泰斗”章太炎等。蒋百里年纪比吴小，吴却以“先生”相称，军中开会时，其他人都是恭敬站着，只有张其锽、章太炎、蒋百里和吴佩孚四人坐着。

直系政府亲英美，对小日本最硬气，只是直系头子曹锟弄个贿选，结果引起全国反对。张作霖乘机入关，直奉再次开打，在蒋百里的指导下，吴佩孚起初连连获胜，后来冯玉祥倒戈，吴军后院失火导致一败涂地。冯玉祥本想请蒋百里担任自己的总参谋长，蒋百里早年在东北策动革命就张作霖接下了梁子，婉拒了冯的好意。

北伐军兴起的时候，北洋各都督慌了，推举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联帅总司令”，吴再将蒋百里请到军中。此刻的蒋百里却有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联合蒋介石、吴佩孚和江浙孙传芳，共同对付亲日的张作霖，赶走日本关东军，收复东北。”他对日本一直关注，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某次他路过江苏徐州，便用手指窗外对朋友说“一旦中日开战，津浦、京汉两路必然被日军占领，中国国防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为钉子。”多年之后，抗战格局果然真如他所料。

身在吴佩孚的军中，蒋百里却派学生刘文岛去广东联系国民政府，又劝学生、湘军主将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只是吴佩孚极其顽固，执意要先打冯玉祥报一箭之仇，再打北伐军显北洋威风。蒋百里、张其锽等人苦劝无效，这完全是逆流而行，而且两线作战啊！

话不投机，蒋百里只好辞职。此刻拥有福建、浙江、安徽、江苏、江西等地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又差人请蒋百里总参谋长。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了解蒋百里的手段，就让刘文岛带话：“孟潇（唐生智）、尘苏（刘文岛）二兄，皆为百里先生入室弟子，望二兄说与百里先生，北伐军之参谋总长位，为百里先生所设。”蒋百里闻讯苦笑：“无论南北，都是总参谋长，我还真就这命！”

孙传芳对蒋百里“联合北伐军灭了张作霖”的构思也不感兴趣，蒋百里甚至与南方联系好，蒋介石愿意将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之位相赠——可惜孙不听，结果被踢到一边。人活着，地盘跟钱，都没了。

看蒋介石把我怎么办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百里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赋闲定居上海。

1929年秋，蒋百里的学生唐生智起兵反蒋，打出的旗帜是“反独裁”，唐密电请恩师出山担任总参谋。蒋百里回电仅四个字“东不如西”，意思是别冲动，真想反蒋的话，把部队移到西北，那样才有获胜的机会。

唐生智有胆子却少脑子，他信佛，就逼着几万大军全部剪了光头穿上袈裟，以示“佛军慈悲”，他反蒋的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大大小小军阀政客都在叫嚣，唐被人一怂恿，就不听恩师指导，想当个领军人物，大大咧咧进逼南京，后来被打得丢盔弃甲。

南京方面查抄唐生智驻上海的办事处时，发现了蒋百里的电报，蒋介石很恼火，就派特务盯上了蒋百里。跟随蒋介石的刘文岛劝老师出国暂避“蒋介石不好惹啊！”蒋百里大怒：“我没刮过地皮，没钱出国！”刘文岛说“上海当局愿意发给您路费5万元。”蒋百里冷笑：“别人的钱我不要，我没有犯法，不会离开上海的，看他蒋介石怎么办！”

蒋介石动了怒，让军法处抓了蒋百里，关进了南京监狱。蒋百里身陷囹圄，军界、文化界不少名流都通过各种渠道营救。诗人徐志摩还收拾行囊到南京要陪先生坐牢，“陪蒋百里坐牢”居然成了文学青年的时尚，时人称“男识蒋百里、女结林徽因，不负此生。”

不久，反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元老邓演达也被关进了监狱，就住在蒋百里的隔壁。邓、蒋二人经常谈论时事，日子一长结为莫逆。1931年11月间，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邓演达，蒋百里很伤感，对探监的朋友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邓演达昨日已被杀害，不知明日是否轮到我？如今世道是无理可言的。”然而蒋百里门生故旧满天下，蒋介石不敢太为难，拖了几个月后，宣称自己“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赦免”了蒋百里。

1932年1月，日本特务在上海打死了中国人，其海军陆战队借口“保护侨民”增兵，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指挥，这两位将军都是蒋百里的学生，相当硬气，违反军令也要跟鬼子拼。上海军民工商全部支援十九路军狠狠打，红十字会副会长杜月笙亲自组织青帮子弟做救援队，蒋百里也赶到军部，为学生们出谋划策。

2月1日，蒋百里在寓所与曹聚仁等传媒界的朋友谈时局，他看到日本在上海出版的《每日新闻》上有一篇《日本陆相觐见天皇》，神色顿时凝重起来。曹聚仁问他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么。蒋沉思了一阵后，说：“得赶紧通知十九路军，大概在2月5日早晨，会有一个师团的日军到达上海参战。”

“你如何得知？”朋友们很惊讶。

“我在日本呆了那么长时间，对他们的综合实力相当了解，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三天之间可将一个师团4万人及其装备运到上海，5日即就能投入战斗！”蒋百里解释道。

“即便他们运输能力强，天皇也不一定会同意增兵啊！”有人反驳。

“既然开火了，日本军方为了面子，总会捞点好处才会罢手，天皇根本指挥不了军部……”蒋百里无奈摇摇头，“只可惜南京方面，依旧如盲人摸瞎马！”

蒋百里将这一估计及时通知了蔡廷锴，日军果然在2月5日涌来大批援军，对十九路军再次发起进攻。因蔡廷锴及时加强了防御，日军没占到丝毫便宜，南京政府高喊“和谈”，下令十九路撤出上海，蒋百里在报上疾呼：“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永远不可能与日寇‘和平相处’，要么打败他们，要么被他们征服！”

南京政府认为“言战尚早”，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中日双方签署了《淞沪停战协定》。蒋百里极力反对，因协定中有“日本军队可在上海驻扎，中国军队反撤出上海”之条款，从战略角度上看：上海紧靠南京，日军在上海囤积兵力，直接威胁了中国首都和整个东南沿海——如果中日全面开战，日方占尽先机！

只是蒋百里先生的金玉良言没被当政者采纳，多年以后，曹聚仁在回忆录中写到“……抗战前夕，在我师友中，能够断定这一场是长期的战争，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他和马歇尔一样，也断然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1935年，蒋介石对蒋百里冰释前嫌，以“先生”相待，请蒋百里任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又是幕僚。

翌年，蒋百里受国民政府委派赴欧洲考察，与各国通好。在国外，蒋百里写了《总动员纲要》、《世界军事之新趋势》等书，竭力主张发展空军，以防日本。1936年冬，刚回国的蒋百里就飞赴西安向蒋介石汇报，也许是他的运气实在太差，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就发动了“西安事变”。

随行的陈诚吓得发抖，蒋百里冷笑：“军人，何至于如此。”张学良前来安抚，蒋百里对张说：“我很佩服你的胆略！”张学良听说此人竟是闻名天下的蒋百里，当即待以上宾之礼。

南京厉兵秣马要征讨西安，张学良想派个人去斡旋，问蒋百里是否愿意代劳，蒋摇头道：“本人与南京方面关系不深，去了于事无补，必须派他们所信任的人前去，才能解决问题。”张学良道：“其实也抓了几个高官，只是我不信任他们。”蒋百里便问：“这群人中，你最恨谁？”张学良很奇怪：“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鼎文喜欢坏主意，我看不顺眼。”蒋百里笑笑：“就派他去。”张学良被弄糊涂了，蒋百里解释：“派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人的意思，足以展现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张学良恍然大悟，对蒋百里佩服得五体投地。

事后，张学良又与杨虎城商议：“百里先生德高望重，请他出面，局面可能改观。”蒋百里慨然应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跟委员长谈谈。”

二蒋见面，蒋百里劝蒋介石：“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消息比较灵通。目前日本海军和陆军为侵华而互相争功，日本天皇已秘密接见过陆军大臣，看来明年一定会大举入侵我国！委员长现在还要安内剿红军，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面色微微一变，蒋百里继续分析：“中央军不能急攻西安，否则会危及你的生命。为保持元气，应避免内战，以和平解决为好。”

蒋介石终于被说动，亲笔写了两封信，一封交宋美龄，一封交何应钦，示意不要起兵讨伐张、杨。蒋百里又建议：“中共方面竭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委员长不妨找周恩来到西安来谈谈。”蒋介石思考良久，也同意了。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对蒋百里在西安事变中的冷静相当钦佩，甚至写下“百里先生值得深交”之句。

1937年初，华夏已经到了抗战前夜，蒋百里对蒋介石不断进言“有必要考察全国防务，以备日本突袭。”蒋介石便委托他到全国考察。接下来蒋百里风尘仆仆奔走十几个省份，写了本书《国防论》。

国民党军中不少人有恐日心里，蒋百里仔细分析了中日之力量，得出结论“中国根本不必怕日本”，主要依据有三点：其一，中国地大，日本兵少，要是日本敢侵犯，咱就以空间换时间，拖死他们；其二，发动全民抗战，让日本军队在中华大地寸步难行；其三，中国是农业国，不是工业国，占领工业国，掐死其重工基地就能导致其瘫痪，但农业国的经济是分散的，没有要害，即便日本占领沿海城市，也奈何不了中国！

《国防论》的卷首上便是其总结语：“千言万语，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此书一出，引起洛阳纸贵，后来毛泽东写《论持久战》便是受到了蒋百里的启发。

算死小日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战火熊熊烧起，蒋百里带着大批军事地图匆忙赶到南京，为国民政府构建全面防御方案。在军事会议上，蒋百里对着满场将帅（其中有不少他的学生）道：“咱们要主动增兵上海，跟日本人狠狠打一场！”有人问“先生，上海多是江河水网，不利于部队展开，如何打？”蒋分析：“侵犯中国的日军有三部分，一是关东军，在东北；二是华北军；第三就是上海派遣军。诸位想想，要是日本从华北大举南下直捣武汉，千里华北平原一马平川，对方有机械军团，我们如何守？”将帅们面面相觑。

“日本陆军虽然号称天下第一，但是内部争权严重。我们集中兵力在上海打，骄狂的日本人受到刺激，肯定会狠狠朝上海压过来。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引导日军主力将进攻路线由华北转到长江一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最后可以在武汉、长沙对峙，形成长期战场。”蒋百里沉着道。

蒋百里描述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而是整个战略！

一个月后，在延安的毛泽东得知日军集中跟中国军队在上海交火，大大舒了口气：“日本没有大战略家，中国必胜！”毛泽东与蒋百里所见略同：如果日本从华北南下，绕到武汉堵住中国军队后路，然后用海军封锁沿海，南京政府便插翅难飞了！多年后，国民党高级将领李宗仁在回忆录也说：当时若不主动在上海吸引住日军主力，中国很可能就败了。

淞沪抗战全面打响后，蒋百里又赶到南京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到达南京当天就把自己的小汽车献出来以供军用。

蒋介石一见到他便急问：“先生来的正及时，您觉得此次中日战争，英美会否卷入漩涡？”蒋百里十分肯定：“会，只是时间问题，日本的野心必定会刺激英美。”蒋介石闻讯，眉头略微舒展，又问：“如果英美卷入，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呢？”蒋百里郑重回答：“不敢说得太远，在最近二三十年内，西方不会败给日本！”蒋介石还是不放心：“要是英美迟迟不相帮，我们该怎么办？”蒋百里只说了两个字：“坚持！”

淞沪战败后，国军中弥漫着一股愁云，蒋百里针对亲日派散布的悲观论调，写了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文中，蒋百里深刻剖析了日本的国民特性、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他分析道“日本军人操纵政治，利益集团操纵内阁，必然内讧”“海军与陆军不合，陆军各派系不合”往往鞭辟入里，他甚至断言“日本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中国要打败日本其实很容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

该文在刊发后轰动一时，不仅引得国内众口传诵，甚至在香港、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也引起纸贵。其中“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他讲和！”更是被国民党军队奉为“十四字真言”。

蒋百里很想亲自领兵上战场，他甚至对蒋介石说：“中国被日本欺负了半个多世纪，我自幼便想跟他们对阵，现在总算有机会了。”蒋介石却劝他：“先生莫激动，您最大的威力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我希望您能以个人身份到欧洲各国，为中国抗战寻求国际援助，拜托了！”

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的确很糟糕，英、美、法虽然同情中国，却不愿公开得罪日本，德、意却正与日本秘密酝酿所谓的“防共协定”，意图以“反苏联”的名义结成军事同盟。如果德意日联盟，那么日本就能获得更多的军火支援。蒋介石深知蒋百里与德国军方关系亲密，就委托其到德国、意大利游说。

1938年初，蒋百里背负着国家民族的期望来到罗马，几经转折见到了墨索里尼。蒋百里劝意大利不要与日本达成同盟协定，日本喜欢惹事，要么栽在中国，要么载在苏联，总会坑到盟友。墨索里尼被蒋说动了，表示：“意大利只是参加防共协定，绝无伤害中国之意。而且防共协定是欧洲问题，中国不必多所顾虑。”蒋百里表示：“中日之战的起因是日本侵略中国，日本迟早会被打败！”墨索里尼也认可蒋的观点：“中国已向克服困难之途迈进，必将重回历史之光荣……我个人更对蒋委员长表示无限之敬意。”最后，墨索里尼还同意中国在三年内仍以秘密方式向意大利购买华币一亿元的战略物资。

告别意大利后，蒋百里又访问德国，战争狂人希特勒也许担心自己被蒋说服，拒不见蒋。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空军司令戈林与蒋百里有旧，便以个人身份会晤。

蒋百里相当了解日本，对德国朋友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是个亲苏分子，日苏两国关于中东铁路的悬案就是在他一手操办下解决的。日本同德国签订防共协定的同时，广田弘毅还瞒着德意两国，私下与苏俄结盟。广田曾对苏联驻日大使馆声明，日本虽然签订了防共协定，但绝对不会对苏联有不友好的行动，日、苏暗地勾结成为半公开的秘密。”

德国佬大惊失色：这小日本真想坑爹啊。

蒋百里说的全部是事实：日本跟苏联勾结有着深刻的原因，日本想吞了中国，苏联要对付德国，双方都不想两线作战。蒋在日本故交相当多，有爱好和平的官员将日苏密约透露给他，便成了他吓唬德国人的秘密武器。

德国人虽死板但不笨，得知日本耍阴谋，便询问“中日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对双方都有百害而无利，不知贵国当局有无接受庚友劝告的动机”，德国人并不愿意日本陷入中国，而希望能与其夹击苏联。

蒋百里坚决表示中国会抗战到底，戈林就表示“只要你们有外汇，我们除在军备上留以自用不能割爱者外，什么都可以卖给你们，将日本赶到苏联，对大家都好。”

在蒋百里的斡旋下，德国的精密武器大量运到中国。随后他又去了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等地。

1938年初夏，蒋百里从国外回来，到汉口向蒋介石报告了交涉经过，并一再表示自己要奔赴沙场。蒋介石却有着严重的防备之心，仅仅将蒋百里当成高级顾问，时不时当面请教，就是不肯授予兵权，为了安抚蒋百里，他特意委任其为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当然，校长是蒋介石。

日军逼向武汉时，蒋百里带着家人随校搬迁，撤往广西。驻防广西的冯玉祥得知“百里先生到”，亲自去迎接，二人相见甚欢。蒋劝冯努力活动，把软禁中的张学良营救出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战场上缺乏自信，让张学良领军，一能鼓舞军中士气，二能给他一个雪耻家仇国恨的机会！”冯连连点头：“东北军如弃儿，着实可怜。”

蒋百里还建议冯玉祥在广西、云南后方多修公路：“继续打下去，敌我会陷入相持阶段，到时日本必定切断我国国际交通线。咱们内地没有橡胶资源，轮胎只能靠进口，多修公路可减少轮胎磨损，实际增强了我国作战的后勤能力。最主要的是，中国人口众多，劳力便宜，修路不难。”几年后预言成真：德国进犯苏联，由蒙古到中国的运输线被掐断；日本打下香港，占领南洋诸国，中国东南水路被封；后来仅剩从缅甸到云南的一条补给线，国民政府不得不派军远征，“我的团长我的团”就是其中一支。

蒋百里的战略思路一一变成了现实，日本就如排练一般，打到湖南再也无法推进。只是先生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天，这年11月4日，他因劳累过度，在广西宜山病逝，年仅57岁，其遗言是：“中国对日本，打不了亦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天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你不相信，可以睁眼看着。”

全中国最具战略眼光的军事家猝然去世，举国震悼。蒋介石在重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追授蒋百里为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写道“军事委员会顾问、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众富。比年入参戎幕，谟擘画，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于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入参戎幕”四字，正应了将军“参谋长之命，于疆场无功。”

蒋百里生前的好友黄炎培挽联曰：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沧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章士钊有《挽百里》诗，准确囊括了将军一生：

文节先生宜水东，千年又致蒋山佣。谈兵稍带儒酸气，入世偏留狷介风。

名近士元身得老，论同景略遇终穷。知君最是梁夫子，苦忆端州笑语融。

蒋百里英年早逝，其战略思想却指导了中国几十年，他对蒋介石的看法尤其中肯，其好友曹聚仁先生在《采访外记》中提到：

百里先生曾说，全国的大军人，我几乎无一不认识。论到紧要关头，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我觉得在全国人物中，无有能出蒋介石之右者。他有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今后就要看他对全局的规划怎么样了……尤其是成功者容易为自己的成功历史所支配，蒋氏以黄埔建军得到北伐成功，假使他用黄埔生用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我便很为他担心。

蒋介石发动内战时，总以为黄埔嫡系能打败解放军，结果三年便输了大陆江山，倘若蒋百里在世，两蒋合作“规划全局”，历史是否会出现另一种局面呢？

1947年，蒋百里的家人将其迁葬回故土，不少好友前去吊唁，据蒋百里的女儿回忆“起棺时父亲尸身不朽。其至交竺可桢先生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众人泣不成声。”

蒋百里无子，与夫人左梅女士共有五个女儿，除大女儿蒋昭早逝外，其余各具传奇：二女蒋雍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抗战时应父亲要求回国参加了救护队，抗战胜利后定居美国；三女蒋英是著名钢琴家，父亲去世时在德国留学，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祖国，受到周恩来主席的接见（当时德国军工界有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能抵两个精锐师”）；四女蒋华成年后定居比利时，曾筹办欧洲中山学校，致力于华侨教育；五女儿蒋和与母亲一直住在北京，从不提往事，街坊竟不知她是蒋百里之女。

参考书目

许金城著：《民国野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杨大辛等编：《北洋政府总统与总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莫永明：《陈其美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李洁著：《文武北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陶菊隐著：《北洋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陶菊隐著：《狷介与风流，蒋百里和吴佩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王维礼主编：《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喻血轮著：《绮情楼杂记》，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高拜石著：《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徐一士著：《一士类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

刘凤舞著：《民国春秋》，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

丁中江编著：《北洋军阀史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蔡东藩著：《民国演义》上海文化出版社。

张建智著：《张静江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肖杰著：《蒋介石与胡汉民》，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伍立杨著：《烽火智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后记

辛亥百年，有关民国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有理性分析者，有义愤填膺者；有一本正经者，有插科打诨者；有学术研究者，有滥竽充数者……所涉及的人物无非是英雄奸臣、才子佳人、大师学者，仿佛豪华的历史本身就是为这些人而设置。

那么，灿烂的民国星空，谁才是真的英雄？

袁世凯，孙中山，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

在某个时空点上，他们都曾盛极一时，极有可能一统全国，为何均是功亏一篑？

一千个观众眼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幸的事，总有千万种不同的理由。

成败暂时抛开不谈。换个问题，成就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导演重要，还是演员重要？

估计很多人会这样回答：没有烂演员，只有烂导演。

那么，混乱民国的导演，又是谁呢？

在与资深图书策划人王如月老师闲聊时，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翘动民国走向的人，不是镁光灯下的大佬，而是幕后的小幕僚！”

为何这么说？

晚清末年，官场腐败，民生凋敝。为救国救民，保皇党、立宪派、革命派齐齐登场，纷争激烈。三大精神领袖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各有势力，身边均有不少高参。

没有“北洋总军师”徐世昌的擘画，袁世凯不会如此顺利出山；没有“护国军师”陈其美定南京，孙中山不可能轻易当上临时总统；没有“国士”杨度的斡旋，民初共和不会如此快成功！

进而言之，没有“智囊”们的怂恿与迷惑，袁世凯不会轻易搞帝制；国务院、总统府两大秘书不闹别扭的话，“府院之争”也不会发生；若不是幕僚煽风点火，大字不识的张勋如何能精密安排出“复辟”大戏……

读书人可怕，智商高的读书人最可怕，如果乱世中涌现出大批这类人，各为其主翻云覆雨，便能扰乱大中华！

放眼五千年文明史，大人物都很重视小幕僚：文王渭水访太公，齐桓俯首拜管仲，刘备复汉求孔明，太宗兴唐倚徐绩……

稍微明智的，都能从谏如流，刘邦自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为他充分利用了幕僚们的才能。项羽自幼熟读兵书，却刚愎自用，错过了韩信、陈平，连范增也给气走，注定失败。自负如曹操，也有郭嘉、许攸等谋士。

历史，究竟是谁创造的？大英雄，还是小幕僚？

时至今日，“幕僚”这个词已经消逝在行走中，策划师、评估师、经纪人、秘书长、助理、财务、行政等等，自觉不自觉中，依旧充当着幕僚的角色——为CEO服务。

而企业家们，则喜欢讲“团队”、“人才”以示低调。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说“成功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团队！”其团队成员也恰如其分地表示“马云是灵魂，我们是陪衬！”宾主之间，悦己怡人。

看来，小幕僚们不仅是撬动了民国，还在当今社会的层层面面发挥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