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纽约三部曲

九州出版社

•北京•

THE NEW YORK TRILOGY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1985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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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三部曲/（美）保罗·奥斯特著；文敏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108-7689-9

Ⅰ.①纽…Ⅱ.①保…②文…Ⅲ.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948号

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邮编：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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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CONTENTS

玻璃城

幽灵

锁闭的屋子

玻璃城

1

事情是从一个打错的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响了三次，电话那头要找的人不是他。很久以后，等到他能够思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将得出结论：一切纯属偶然。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一开始，还只是那件事及其后果。不管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也不管所有的事情是否从那陌生人吐出第一个字时就已注定，都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本身，至于它是否意味着什么，那都不是这个故事所要告诉你的了。

说到奎因，几乎不需要我们费什么口舌。他是谁，从哪里来，做过些什么，都无关紧要。比方说，我们知道他三十五岁了。我们知道他结过婚，也曾为人父，然而现在妻子和儿子都已经死了。我们也知道他写过书。确切地说，我们知道他写过推理小说。用威廉·威尔逊的笔名，以差不多每年炮制一本的速度，赚来的钱足以让他在纽约一处小小的公寓房里将就度日了。因为每写一本小说最多只要五六个月的工夫，所以每年剩下的时间他就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他大量读书，逛画展，还去看电影。夏天，他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冬天，他去看歌剧。不过，他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散步。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热寒暑，他几乎每天都要出去遛达一圈，从公寓出发，信步穿入市区——不是真的要去什么地方，只是任由两条腿把自己带到哪里算哪里。

纽约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一个永无止境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对社区和街道有多么了如指掌，它们总会给他一种迷失的感觉。迷失，不仅是摸不清这个城市，而且也找不到他自己了。他每次散步出去，都会觉得把自己撇在身后了，他沉浸在街上的车水马龙中，使自己沦为一只东张西望的眼睛，这就逃避了思考的义务，只有以这种方式，他才能获得一些平静，一种神清气爽的放空。世界在他之外，在他四周，在他面前，它变化得如此之快，使他无法投入到任何一样东西中。关键是移动本身，是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前面、随着自己的躯体向前漂移的动作。漫无目标的游荡，使得所有地方都变得别无二致，身在何处也不再重要了。在最享受的那些散步中，他会有一种不知身处何方的感受。这种感受，成了他最终所渴望的一切：去往永无之地。纽约就是他在自己周围垒起来的无何有之乡，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

过去，奎因也曾颇有抱负。年轻时，他出版过几本诗集，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文章，也搞过几部长篇译著。但相当突然地，他放弃了这一切。他的一部分已经死掉了，他告诉朋友们，不希望那部分再阴魂不散地缠着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启用威廉·威尔逊这个名字。著书立说的那部分奎因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奎因还存在着，但他已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除了他自己。

他还在继续写作，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推理小说似乎是一种合理的办法。他几乎不费什么脑筋就能编造出推理小说所需的复杂情节，而且经常是不由自主地，就好像根本不用怎么费劲就能把这类小说写得很好。因为没把自己视为这些作品的作者，他不觉得自己该对它们负责，因此也发自内心地觉得没必要捍卫它们。威廉·威尔逊，毕竟是臆造出来的，虽然是奎因自己臆造的，但他现在已经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奎因很尊敬他，有时甚至还有些羡慕，可总不至于相信自己和威廉·威尔逊就是同一个人了。正因如此，他才没有从自己笔名的面具后面现身而出。他有一个代理人，但他们从不碰面。他们的接触来往只限于信件，奎因还为此在邮局租用了一个信箱。和出版商的交往也照此办理，对方支付给奎因所有费用、稿酬和版税，一概通过代理人。威廉·威尔逊的书全都没有作者照片或简介。威廉·威尔逊的名字从未被列入任何作家名录[*]中，他也从不接受任何采访，收到的所有信件都由代理人的秘书答复。据奎因所知，没有人知道他的秘密。一开始，朋友们听说他放弃了写作时，总会问他打算靠什么过活。他对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口径：他从妻子那里继承了一笔信托基金。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根本就没钱。事实上，他也不再有什么朋友了。

已经五年多了。他不再那么经常地想起儿子了，就在最近，他还把妻子的照片从墙上拿掉了。偶尔，他会突然有种怀里抱着一个三岁男孩的感觉——但那并不是什么思考，甚至连回忆都算不上。那是一种肉身的感受，是过去时光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他根本没法控制。现在，这种时候开始少起来了，而且大体看来，他的情况似乎已经开始变化了。他不再盼着死亡。然而也不能说他很乐意活着。但至少他不再为此怨天尤人了。他还活着，这个事实的根深蒂固开始渐渐迷住了他——就好像已经活过了自己的寿数，就好像莫名过上了一种死后的生活。他再也不亮着灯睡觉了，而且这几个月来，他一点都想不起来自己做过什么梦。

那是在夜里。奎因躺在床上抽烟，听着冷雨敲窗。他想知道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早上散步时会走得远些还是近些。一本翻开的《马可·波罗游记》倒扣在旁边的枕头上。自从两星期前完成了最新一本威廉·威尔逊的小说，他一直饱受煎熬。他书中的叙述者，那个私家侦探马克斯·沃克，解开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连环罪案，遭受了许多挫折，经历过几次死里逃生，奎因觉得自己都被他的艰难经历折腾得有点精疲力尽了。这些年来，沃克已经变得和奎因非常亲密了。对他来说，威廉·威尔逊仍然是一个抽象的人物，沃克却变得越来越生动了。在奎因那种三位一体的自我中，威尔逊担当的是某种口技表演者的角色，奎因自己是那个傀儡，沃克则是为这项事业提供意志的鲜活声音。如果说威尔逊是一个幻觉，但他至少证明了其他二者生命的合理性。如果威尔逊并不存在，那他至少也是奎因把自己渡向沃克的桥梁。一点一点地，沃克成了奎因生命中的幽灵，他精神上的兄弟，他孤境中的战友。

奎因拿起那本《马可·波罗游记》，又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所以吾人之所征引，所见者著明所见，所闻者著明所闻，庶使本书确实，毫无虚伪，有聆是书或读是书者，应信其真。”[*]正当奎因开始琢磨这些句子的意义，在脑海中反复思量那些直截了当的保证时，电话铃响了。很久以后，当他能够把当时的情景重建起来时，他将会记起他朝钟上瞟了一眼，发现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还纳闷怎么会有人这时候给他打电话。他想，这种时候听到的极有可能是坏消息。他从床上爬起，光着身子走到电话机旁，在第二声铃响过后拿起听筒。

“哪位？”

电话那头却迟迟没有声音，有一会儿，奎因还以为打电话的人已经挂断了。然后，就像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传来了一个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那声音呆板木讷却又充满感情，轻如耳语却又清晰可辨，连声调也是这样，他都听不出那是个男人还是女人。

“喂？”那个声音说。

“你是谁？”奎因问。

“喂？”那声音又说。

“我在听，”奎因说，“你是谁？”

“是保罗·奥斯特吗？”那个声音问，“我想跟保罗·奥斯特先生说话。”

“这里没有叫这名字的人。”

“保罗·奥斯特。奥斯特侦探事务所的。”

“不好意思，”奎因说，“你肯定打错了。”

“这件事十万火急。”那声音说。

“我对此无能为力，”奎因说，“这里没有保罗·奥斯特。”

“你不明白，”那声音说，“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么我建议你打别的电话，这里不是侦探事务所。”

奎因挂断了电话。他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朝下看着自己的脚，膝盖，疲软的阴茎。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后悔自己对来电者态度那么生硬了。他想，假意跟他周旋一会儿的话，没准会很有趣。也许，他能在那案子里边发现些什么——甚至也许能在某些方面帮得上忙。“我得学会急中生智。”他对自己说。

像大多数人一样，奎因对犯罪几乎一无所知。他从未谋害过什么人，从未偷过什么东西，也完全不认识干那种事的人。他从没进过警察局，从没跟私家侦探打过照面，也从未跟罪犯说过话。他在这方面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书本、电影和报纸。不过，他从来不觉得这是什么障碍。对于自己写的那些故事，他感兴趣的不是它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是它们与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成为威廉·威尔逊之前，奎因就是推理小说的忠实读者了。他知道大部分推理小说都写得很糟，大多经不起最最马虎的推敲，但吸引他的是这种形式本身，很少有他不愿读的推理小说，除非是那种烂得出奇、难以言表的。尽管他对其他读物有着相当严肃的品味，甚至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但换了推理小说，他几乎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当情绪上来时，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一口气读完十几本。这是他内心的一个饥渴的洞壑，需要用特殊的食物来填塞，他得一气不歇地往里填塞，直到完全餍足才能停止。

他喜欢的是这类书丰富而俭省的感觉。好的悬疑小说里什么都不会浪费，没有一个句子、一个单词是无意义的。即便没有意义，也会有着某种潜在的意义——总的来说也是一回事。书中的世界栩栩如生，被各种可能性、各种秘密和矛盾搅得翻腾不息。由于所看所说的一切，哪怕是最细微、最琐碎的事，都可能与故事的结局有关，所以什么都不能忽视。每一件事都至关重要，书的中心随着每一个事件向前推进。因此，中心无处不在，直到全书结束才能画成一个圆。

侦探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观察，聆听，趟过物体和事件的沼泽，想办法把所有的线索拼凑到一起，并借此找出真相。事实上，作者和侦探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读者通过侦探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仿佛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细节的扩散。他开始觉察到自己周围的事物，就好像它们都会对他说话，就好像由于他的关注，它们也变得有意义了，而不只是简单地存在着。私眼[*]。这个词语对于奎因来说具有三重含义：不仅仅是字母“i”代表的“调查者”[†]；也是大写的“I”，它是埋在自己那呼吸着的躯体中小小的生命蓓蕾；同时，它也是作者实际上的eye，是他自己向外看这个世界，并要求这个世界向他袒露真实面目的眼睛。五年来，奎因一直活在这种多重语义的控制之下。

当然，他很早以前就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了。如果说现在他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那也是在一段距离之外，通过他想象中的人物马克斯·沃克来实现的。但他的侦探必须是真实的。这类作品本质上就是这么要求的。就算奎因允许他自己消逝，退缩到一个陌生而封闭的地方去生活，沃克仍然可以继续生活在另外的世界里，奎因的痕迹消失得越多，沃克在那个世界的存在就越持久。尽管奎因在自己的躯壳中总觉得不太自在，但沃克却变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能言善辩，走到哪里都自在得很。那些给奎因带来困扰的事，沃克却视作理所当然，他淡定而冷漠地走过那些混乱的冒险历程，每次都使他的创造者印象深刻。确切地说，奎因并不是想要成为沃克，甚至也不是要像他那样，但是在写书时假装自己就是沃克，知道只要自己想就可以成为沃克，尽管只是在他的脑海里，依然会让他感到很安心。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坠入梦乡时，奎因试着想象沃克会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些什么。在那个后来被他忘记了的梦里，他发现自己独处一室，正用手枪射向一面光秃秃的白墙。

第二天晚上，奎因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他还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没想到陌生人还会再打来。当时，他正坐在马桶上，用力排着便，电话铃响了。比前一天晚上略迟一些，大概是差十多分钟不到一点的样子。奎因正坐在逼仄的卫生间里，一边“办事”一边读着摊在膝盖上的《马可·波罗游记》，刚看到从北京去厦门的那一章。电话铃声响得非常令人恼火。马上去接电话意味着只能不擦干净就跑过去，他可不愿意这副样子穿过房间。可如果他以正常速度结束眼下的事，那就没法及时接上这个电话。除了这个原因，奎因自己也不大情愿挪动。他不怎么喜欢电话这玩意儿，他曾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扔掉它。他最最不喜欢的就是电话的专制强横。它不仅有权违反他的意愿打断他，他还不可避免地要屈从于它的命令。这一次，他决定不理睬它。但在第三下铃声响过后，他的肠道排空了。在第四下铃声响起时，他已经擦干净了屁股。等到第五下铃声响起时，他已经提好了裤子，离开了卫生间，正在不紧不慢地穿过屋子。在第六下铃响时，他拿起了听筒，但电话那头没有声音。打电话的人挂断了。

下一个晚上，他心里有了准备。他摊开手脚躺在床上，翻阅着《体育新闻》，等着陌生人的第三次电话。感到阵阵焦虑时，他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放上一张唱片——海顿的歌剧《月亮的世界》[*]——从开始一直听到结束。他等了又等。两点三十分时，他终于决定不等了，去睡觉了。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他又在等电话，之后那天晚上也是一样。正当他觉得自己的猜想完全没道理，想放弃这个安排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那是5月19日。他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或者说本该是一个纪念日，如果他父母还活着的话——母亲曾告诉他，她是在婚礼之夜怀上他的。这个事实一直对他很有吸引力——能够精确地指出他存在的第一时刻——多年以来，他私下里都是在这个日子里庆祝自己生日的。这一次的电话铃声比前两次来得早一些——还没到十一点——他伸手去拿话筒时，还以为是别人打来的。

“喂？”他说。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奎因马上意识到就是那个陌生人。

“喂？”他又喊了一声，“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是的，”对方终于出声了，同样机械的耳语，同样焦急的声调，“是的。现在就需要。不能耽搁。”

“需要什么帮助？”

“谈话。马上。马上谈谈。这样。”

“你想跟谁谈话？”

“就是那个人。奥斯特。那个叫保罗·奥斯特的人。”

这一次奎因没有犹豫。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既然时机来临，做就是了。

“请讲，”他说，“我就是奥斯特。”

“终于。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听出话音中的如释重负，似乎突然间，切切实实的平静降临了。

“没错，”奎因说，“终于。”他停顿一下，以便让自己和对方都能充分领会话里的意思：“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我需要帮助。”那声音说，“这事很危险。他们说你在这方面最在行。”

“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事。”

“我说的是死亡。我说的是死亡和谋杀。”

“那我可帮不上了，”奎因说，“我可不会到处杀人。”

“不，”声音急躁不耐地说，“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有人要杀你？”

“是的，要杀我。没错。我就要被杀掉了。”

“你想要我保护你？”

“保护我，是的。还要找出那个想要杀死我的人。”

“你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的。当然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能跟我说具体点吗？”

“现在不行。电话里不行。这事非常危险。你必须得过来。”

“明天怎么样？”

“好。明天。明天一早。早上。”

“十点钟？”

“好。十点钟。”那声音报了一个东69街的地址，“别忘了，奥斯特先生。你一定要来。”

“别担心，”奎因说，“我会去的。”

2

第二天早上，奎因早早醒了，这是几个星期来他醒得最早的一次。当他喝着咖啡，往面包上涂着黄油，浏览着报纸上的棒球赛比分（大都会队又输了，二比一，因为第九局失误了）时，压根儿没想到要赴约这回事。连这个说法，他的约会，都让他觉得有点怪怪的。这不是他的约会，而是保罗·奥斯特的。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觉自己正在出色地模仿着一个准备出门的人。他清理掉了桌上的早餐盘碟，把报纸丢到沙发上，走进浴室，洗澡，刮脸，裹着两条浴巾走进卧室，打开衣橱，挑出今天要穿的衣服。他发觉自己比较倾向于夹克衫配领带。自从妻子和儿子的葬礼后，奎因就再没打过领带了，他都记不起来自己还有没有领带。倒是有的，挂在凌乱的大衣橱里。他没穿白衬衫，免得太正式，于是挑了一件灰红相间的格子衬衫来搭配那条灰领带。他有点恍惚地穿好衣服。

直到伸手攥住门把手，他才开始怀疑自己这是在做什么。“我像是要出门，”他自言自语道，“但如果我是要出门，究竟是要去哪里呢？”一小时后，在70街和第五大道的交叉口，当他从搭乘的4路公交车上下来时，依然没有答案。他的这一边是个公园，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绿意盎然，清晰的影子一闪而逝；另一边是弗里克陈列馆，洁白而庄严，仿佛已经被死亡侵占了。他想了想维米尔那幅《军官和微笑的少女》，试图回忆起那女孩脸上的表情，她双手拢在杯子上的确切位置，还有那个看不见脸的男人的红色背影。在脑海里，他瞥见了墙上的蓝色地图和透窗而入的阳光，就像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阳光。他在行走。他正穿过街道，向东走去。到麦迪逊大道时，他往右拐，向南走了一个街区，再向左拐，看到了他要去的地方。“我好像到了。”他对自己说。他停在那幢房子前，站了一会儿。突然，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了。他感到相当平静，好像一切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拉开那扇进入门厅的外门时，他给了自己最后一句忠告。“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他说，“那我可得保持警醒。”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不知怎么的，奎因没料到会是这样，这让他有点不知所措。事情发生得太快了点。他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女人的出现，还没来得及建立起对她的第一印象，她就已经在跟他说话并要求他回应了。也就是说，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落败了，落到自己身后了。过后，等他有时间反思这些事时，会设法拼凑起他与这个女人的相遇。但那是记忆的工作了，他知道，记忆中的事物总是有种自我颠覆的倾向。因此，他一点都不能确定。

那女人三十出头，也许有三十五岁；顶多算是中等身高；屁股有点大，也可以说是丰满，取决于你怎么看了；黑头发，黑眼睛，流露出一种既独立不羁又略微诱惑的神色；她穿着一条黑裙，涂着鲜红的口红。

“奥斯特先生？”试探性的微笑；询问似的侧着脑袋。

“没错，”奎因说，“保罗·奥斯特。”

“我叫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女人说，“彼得的妻子。他从八点钟开始就在等你了。”

“约的是十点钟。”奎因说着瞄了一眼手表。正好十点。

“他都快急疯了。”女人解释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简直等不及了。”

她为奎因开了门。当他跨过门槛走进公寓时，能感到自己正在变得茫然，好像大脑突然短路了。他本想把自己看到的细节都牢牢记住，可是这一刻他却不知怎的无法做到。隐约耸现在他周围的公寓有点模糊。他意识到这是好大一套房子，像是有五六个房间，布置得富丽堂皇，墙上陈设着林林总总的艺术品、银质烟灰缸和精致的绘画。但也就是这样了。不过是一个大体的印象——尽管他本人就在那里，用自己的眼睛看着那些东西。

他发现自己独自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回忆起，是斯蒂尔曼太太请他在那里等一会儿，她去喊她丈夫。他说不准究竟等了多长时间。肯定不会超过一两分钟。但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看，似乎已经快中午了。然而，他并没有想到去看一下表。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香水味在他四周萦绕不散，他开始想象她不穿衣服的样子。然后，他想了想，如果是马克斯·沃克在这里的话会怎么想。他决定点一支烟。他朝室内喷了一口烟雾。他愉悦地看着烟雾从自己嘴里喷出，飘散开去，又在光照下变得清晰起来。

他听到身后有人走进房间的声音。奎因从沙发上站起，转过身去，以为会看到斯蒂尔曼太太。但进来的却是一个年轻男人，全身穿着白色衣服，一头孩子般的淡金色头发。诡异的是，奎因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儿子。然后，这念头陡然消失了，就像它突然出现时那样。

彼得·斯蒂尔曼走进房间，在奎因对面的红色天鹅绒沙发上坐下。他走向座位时一言不发，也没跟奎因打招呼。从一处挪到另一处的动作似乎需要他付出全部的注意力，好像不去想着他正在做的动作就会使自己的身子僵住似的。奎因还从未见过这样移动的人，他马上意识到，这就是电话里的那个人。这具躯体的动作跟他的声音一样：机械般的，断断续续，忽快忽慢，僵硬而富有表现力，像是运转失灵，不太受背后的意志掌控似的。在奎因看来，斯蒂尔曼似乎很久没用过自己的躯体了，所有的功能都得重新操练，因而运动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进程，每个动作都被分解成了一系列的子运动，这便失去了流畅性和主动性。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木偶试图不靠提线，独立行走。

彼得·斯蒂尔曼的一切都是白色的。白色的衬衫，领口敞开着；白色的裤子，白色的鞋子，白色的袜子。衬着苍白的皮肤、稀薄的淡金色头发，他整个儿就像是个透明人，似乎都能透过他脸上的皮肤看见蓝色的血管。这种蓝色就跟他那双眸子一样：一种仿佛混合了白云和天空的浑浊蓝色。面对这样一个人，奎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斯蒂尔曼的出现仿佛就是一种保持沉默的命令。

斯蒂尔曼慢慢地坐到椅子上，最后才把注意力转向奎因。当他们两人的目光接触时，奎因突然觉得斯蒂尔曼变得隐形了。他能够看到他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但同时却又觉得他好像不在那里。奎因突然想到，斯蒂尔曼兴许是个盲人。但不是，这不太可能。这人正看着他，甚至在研究着他，即使他的脸上没有闪过那丝了然，他的凝视也带有更多的含义，而绝不只是茫然的凝视。奎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回望着斯蒂尔曼。过了许久。

“请，不要提问，”这个年轻人终于开口说话了，“要。不要。谢谢你。”他停顿片刻：“我是彼得·斯蒂尔曼。这是我自愿说的。是的。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不是。显然，我的脑子不太正常。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有。对此。不，不，不会再有什么办法了。

“你坐在这里想：这个和我说话的是什么人？这些出自他口中的词语是什么意思？我会告诉你。或者我不会告诉你。会，也不会。我的脑子不太正常。这是我自愿说的。但我会尝试一下。会，也不会。我想试着告诉你，尽管我的脑子把它变得很困难。谢谢你。

“我的名字叫彼得·斯蒂尔曼。也许你听说过我，但更可能没听说过。没关系。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想不起来自己的真实姓名了。不好意思。但这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再也没有了。

“这就是所谓的说话。我相信是这个术语。当词语从嘴里冒出来，飞进空气中，存活一会儿，然后就死了。奇怪，不是吗？我自己没什么意见。没有，还是没有。但你总归得需要一些词语。有一大堆。好几百万，我想。没准只有三四个。请原谅。但我今天做得很好。比平时好得多。如果我能够把你需要的词语都给你，那将会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谢谢。一百万次谢谢。

“从前有母亲和父亲。我一个都记不得了。他们说：母亲死了。他们是谁我不能说。请原谅。但这是他们说的。

“那么，没有母亲。哈哈。现在这就是我的笑声，我满肚子都是胡言乱语。哈哈哈。大父亲说：这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那就是说，对他来说。大父亲，大力气，还有砰砰砰。现在请，不要提问。

“我说他们说的，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个可怜的彼得·斯蒂尔曼，那个没有记忆的男孩。呜呜。不管愿不愿意。傻子。请原谅。他们说，他们说。但可怜的小彼得·斯蒂尔曼说什么？没有，没有。再也没有了。

“就是这样。黑暗。非常黑暗。黑得就像是非常的黑。他们说：这是那间屋子。好像我可以说说。我是说，那种黑暗。谢谢。

“黑暗，黑暗。他们说了九年。甚至没有一扇窗子。可怜的彼得·斯蒂尔曼。还有砰砰砰。一堆堆屎。一汪汪尿。晕了。请原谅。麻木，赤裸。不好意思。再也不了。

“当时很黑暗。我正在告诉你。黑屋子有食物，是的，糊状的食物搁在安静的黑屋子里。他用手抓着吃。不好意思。我是说，彼得。还有，如果我是彼得，那就更好了。也就是说，那就更糟了。不好意思。我是彼得·斯蒂尔曼。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谢谢。

“可怜的彼得·斯蒂尔曼，他是个小男孩。他自己只有很少的几个词语。然后没有词语，一个都没有。然后没有，没有，没有。再也没有了。

“请原谅我，奥斯特先生。我看得出我让你感到悲伤了。请不要提问。我的名字是彼得·斯蒂尔曼。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的真实姓名是赛德[*]先生。你叫什么，奥斯特先生？没准你是真的赛德先生，我谁也不是。

“呜呜。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哭泣和哀号。呜呜，哭吧哭吧。彼得在那屋子里做了什么？没人说得出。有人什么也不说。至于我，我想彼得不能思考。他眨眼睛了吗？他喝什么了吗？他发臭了吗？哈哈哈。请原谅。有时候我真的很滑稽。

“卡啦卡啦，在下下钻出碎屑。噼噼啪，噼噼啪，一塌糊涂。木木的声音，吵吵娘娘，嚼嚼妈妈。呀，呀，呀。对不起。这几个词只有我自己能懂。

“后来，后来，后来。他们这样说。持续得太久了，彼得的脑子已经好不了了。再也好不了了。不，不，不。他们说有人发现了我。我不记得了。不，我不记得他们打开门、光线照进来时发生的事了。不，不，不。关于这个我什么也不能说。再也不能说了。

“很长时间我一直戴着墨镜。我十二岁。他们说大概是。我住在医院里。渐渐地，他们教我如何成为彼得·斯蒂尔曼。他们说：你是彼得·斯蒂尔曼。谢谢，我说。是，是，是。谢谢和谢谢，我说。

“彼得是个娃娃。他们必须教他一切事情。怎么走路，你知道。怎么吃。怎么在马桶上嗯嗯和嘘嘘。还不错。即使我咬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砰砰砰。后来，我甚至都不再撕衣服了。

“彼得是个好男孩。但很难教他说话。他的嘴巴不大灵光。当然，他的脑子不太正常。叭叭叭，他说。还有哒哒哒。还有哇哇哇。不好意思。这样过了好多好多年。现在他们对彼得说：你可以走了，我们没什么能帮你的了。彼得·斯蒂尔曼，你是个人类，他们说。相信医生们的话是不会错的。谢谢。非常感谢。

“我是彼得·斯蒂尔曼。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的真实姓名是彼得·拉比特。冬天我是怀特先生，夏天我是格林先生。你喜欢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是我自愿说的。卡啦卡啦，在下下。这很美，不是吗？我一直都在这样创造词语。这不受控制。是它们自己从我的嘴巴里冒出来的。它们是不能被翻译的。

“问吧问吧。没什么用的。但我会告诉你的。我不想叫你太悲伤，奥斯特先生。你有这样一张好心的脸。你让我想起某种这样的脸，或是一张苦巴巴的脸，我不知道是哪一种。而且你的眼睛看着我。就这样，就这样。我能看见它们。这很好。谢谢。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原因。请不要提问。你想知道所有剩下的事。就是说，那个父亲。那个对小彼得做了所有这些事的可怕的父亲。尽管放心。他们把他带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他们把他锁起来，关在里面。哈哈哈。不好意思。有时候我是很滑稽的。

“十三年，他们说。这也许是很长的时间。可我对时间毫无知觉。我每一天都是新的。早上醒来时出生，白天长大，晚上睡觉时死去。这不是我的错。我今天做得很好。我做得比以前好多了。

“父亲离开十三年了。他的名字也是彼得·斯蒂尔曼。很古怪，不是吗？两个人可以用同一个名字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真实的名字。但我觉得他不是我。我们两个都是彼得·斯蒂尔曼。但彼得·斯蒂尔曼不是我真实的姓名。所以也许我不是彼得·斯蒂尔曼，根本不是。

“十三年，我说。或者他们说。这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时间的。但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明天是十三年的终结。这挺糟糕。尽管他们说不是，那也很糟糕。我不该记得这事。可我不时地就会想起来，不管我怎么说。

“他会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父亲会来。而且他会想杀了我。谢谢。但我不想这样。不，不。再也不想。彼得现在活着。是的。他的脑子不太正常，但他仍然活着。而且这还挺有意思的，不是吗？毫无疑问。哈哈哈。

“我现在基本上是个诗人。每天我坐在房间里写一首诗。我自己编了所有的词句，就像我住在黑屋子里那样。我开始用这种方式想起那些事了，假装我又回到了黑屋子里。我是唯一知道那些词语是什么意思的人。它们没法被翻译。这些诗会让我出名的。干得好。对，对，对。美丽的诗歌。美得全世界都为之哭泣。

“过后我也许会做点别的。在我做完诗人之后。迟早我会把词语用光的，你看。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那么多的词。然后我会去哪呢？我想我之后会想当一个消防员。然后是医生。这没什么区别。最后我想做一个走钢丝的人。等我很老以后，终于学会了怎么像别人那样走路。然后我就会在钢丝上跳舞，人们会大吃一惊。连小孩子都会。这就是我想做的。在钢丝上跳舞直到死去。

“但没关系。这也没什么区别。对我来说。就像你所看见的，我是个有钱人。我不需要担心。不，不。不用担心这个。毫无疑问。那个父亲有钱，而小彼得在他们把他锁进黑屋子后，得到了他所有的钱。哈哈哈。请原谅我的笑声。有时候我是很滑稽的。

“我是最后一个斯蒂尔曼。那是一个大家族，就像他们说的。在波士顿老城，你也许会听说过些什么。我是最后一个。再没有别人了。我是所有斯蒂尔曼的终结，最后的传人。这就更好了，我想。现在所有人都要终结了，这没什么遗憾的。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事。

“那个父亲也许并不真是个坏人。至少我现在可以这么说。他有一颗大脑袋。大得就像很大一样，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大的空间。他那个大脑袋里有那么多的想法。但可怜的彼得，难道他不是吗？而且实在是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彼得他既看不见又不能说，他不能想事也不能做事。彼得他不能。不。什么都不能。

“我对这一切一概不知。我也不能理解。我妻子是那个告诉我这些事的人。她说知道这些对我很重要，即使我不理解。但即便这样我也不理解。为了知道，你必须要理解。不是这样吗？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许是彼得·斯蒂尔曼，也许不是。我的真实名字是彼得·乌有先生。谢谢。你是怎么想的呢？

“所以，我得告诉你那个父亲的事。这是个好故事，尽管我不理解。我能够把这事告诉你是因为我知道这些词句。这还是挺棒的，不是吗？知道这些词句，我是说。有时候我真是太为自己感到骄傲了！请原谅。这是我妻子说的。她说那个父亲谈论上帝。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玩的词。当你把这词倒过来念，就变成狗了。而狗也太不像上帝了，对吧？汪汪。嗷嗷。这是狗的话。我觉得这些话是美丽的。如此漂亮而真实。就像我造的词句。

“无论如何。我正在说。那个父亲谈论上帝。他想知道上帝有没有自己的语言。别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么告诉你只是因为我知道那些词句。那个父亲觉得，一个孩子如果没有见过人的话，没准能说出那种语言。但哪里有孩子呢？啊。现在你开始明白了。你不必相信他。当然，彼得会一些人类的语言。但那也无济于事。因为那父亲觉得没准彼得会忘了它们。过了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砰砰砰。彼得每说一个词，他父亲就会轰他一下。最后，彼得学会了什么都不说。呀呀呀。谢谢。

“彼得把词句都留在自己心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黑暗里，小彼得独自一人，那些词句在他脑子里吵闹不休，陪在他身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嘴巴会不太正常。可怜的彼得。呜呜。这是他的眼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

“彼得现在可以像别人那样说话了。但他脑子里还有别的词句。那是上帝的语言，别人都不能说。它们无法被翻译。这就是彼得为什么能活得离上帝那么近。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了一个有名的诗人。

“现在，我一切都好。我可以做任何我喜欢的事情。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甚至还有个妻子。你会见到的。我之前提到过她。也许你已经见过她了。她挺漂亮，不是吗？她的名字叫弗吉尼娅。那不是她的真实姓名。但这没什么区别。对我来说。

“每当我要求，我的妻子就会给我找个女孩。她们是妓女。我把自己的鸡巴插进她们，她们就呜哇乱叫。来过很多个。哈哈。她们到这里来，我就操她们。操起来真是爽。弗吉尼娅给她们付钱，每个人都很开心。毫无疑问。哈哈。

“可怜的弗吉尼娅。她不喜欢操。也就是说，被我操。也许她喜欢被别人操。谁知道呢？我对此一无所知。那也没什么关系。但如果你对弗吉尼娅好一点，她会让你操她的。这会让我很开心。看在你的分上。谢谢。

“这样。事情还真多。我试着全都告诉你。我知道我的脑子不太正常。并且这是真的，是的，这是我自愿说的，有时候我只能尖叫，再尖叫。什么理由也没有。好像做事必须要有理由似的。但我看不到。其他任何人也看不到。不。而且，有时候我什么也不说。一连好几天。什么都不说，不说，不说。我忘了怎么用嘴把词吐出来。然后挪动身子变得很难。是啊是啊。甚至看东西也是。这就是我变成赛德先生的时候。

“我仍然喜欢待在黑暗中。至少有时候是。这对我有好处，我觉得。在黑暗中我说上帝的语言，没人听得见。别生气，拜托。我忍不住。

“最好的东西，是空气。是的。而且一点点地，我学会了生活在其中。空气和光，是的，也是，光也照在所有的东西上，让我的眼睛能够看得见。空气和光，是最好的东西。请原谅。空气和光。是的。当天气好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敞开的窗子旁边。有时我朝外看去，望着下面的东西。街道和街上的人，狗和汽车，对面建筑物的砖块。有时，我也会闭上眼睛，坐在那里，凉风吹在我的脸上，空气中的光都围绕着我，透过我的眼睛，整个世界都是红色的，美丽的红色在我眼睛里，太阳照耀着我和我的眼睛。

“我确实很少外出。对我来说很难，而且我也并不总是让人放心。有时我会尖叫。请别生我的气。我忍不住。弗吉尼娅说我必须学着怎样在公众场所举止得体。但有时候我真管不住自己，一下子就尖叫出来了。

“可我真的很喜欢去公园。那里有树，还有空气和光。一切都很好，不是吗？是的。渐渐地，我的内心越来越好了。我可以感受到。连威斯格雷德斯基医生都这么说。我知道我还是个木偶男孩。那是没办法的事。不，不。不会再这样了。但有时候我觉得我总会长大，会变得真实的。

“现在，我仍然是彼得·斯蒂尔曼。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我说不准明天我会是谁。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我都会重生。我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希望，即使是在黑暗中，等到我死的时候，也许会成为上帝。

“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我觉得我不会说了。不。今天不行。我的嘴巴现在已经累了，我觉得我该走了。当然，我对时间一无所知。但这也没什么区别。对我来说。非常感谢你。我知道你会救我的命，奥斯特先生。我就指望你了。生命只能延续这么久，你懂的。其他一切都在房间里，与黑暗、上帝的语言和尖叫同在。我是这里的空气，是光照下的一件美丽之物。也许你会记得。我是彼得·斯蒂尔曼。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非常感谢。”

3

演讲结束了。奎因也说不清他讲了多长时间。因为直到现在，他最后一个词的话音落下时，奎因才意识到他们正坐在黑暗中。显然，一整天过去了。在斯蒂尔曼独白中的某个时刻，房间里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只是奎因并无察觉。现在他能感受到黑暗和沉默，大脑也被它们占据了。几分钟过去了。奎因心想也许轮到他说几句了，但他还不能确定。他能听到彼得·斯蒂尔曼在房间对面喘着粗气。此外，再没有别的声音了。奎因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他想过几种可能性，但然后，一个个地，又从脑子里排除掉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着下一件事的发生。

穿着丝袜的双腿穿过房间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沉默。电灯开关响起金属的咔嗒声，突然，房间里充满了光亮。奎因的眼睛不自觉地转向了光源，在彼得·斯蒂尔曼左侧的台灯旁边，他看到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站在那里。那个年轻人眼睛直直地盯着前方，就像是睁着眼睛睡着了。斯蒂尔曼太太弯下身子，用胳膊搂住彼得的肩膀，凑到他耳边柔声说话。

“到时候了，彼得，”她说，“萨韦德拉太太在等你呢。”

彼得抬起头来看她，露出了微笑。“我充满了希望。”他说。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温柔地吻了一下丈夫的脸颊。“跟奥斯特先生说再见吧。”她说。

彼得站了起来。或者说，他开始了那个令人悲伤的缓慢过程，操纵着自己的身体离开座椅，挣扎着站了起来。每个步骤都是一种机械的重复动作，肢体伸开又缩回，还伴随着突然发作的停顿、呻吟和一些奎因完全无法理解的话。

彼得终于站了起来。他以一种大功告成的神态站在座椅前，看着奎因的眼睛。然后他笑了，毫不自知地咧着嘴巴。

“再见。”他说。

“再见，彼得。”奎因说。

彼得痉挛似的挥了一下手，然后慢慢地转身，穿过房间。他蹒跚地走着，先抬右腿，再抬左腿，两条腿轮流弯曲和绷直。远在房间那头，有个中年女人，身穿白色护士装，站在灯光照亮的门口。奎因估计她就是萨韦德拉太太。他的眼睛一直跟着彼得·斯蒂尔曼，直到这年轻人从门口消失。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坐到了奎因对面，她丈夫刚才坐过的那个座位上。

“我本可以不这么麻烦你的，”她说，“可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亲眼看看。”

“我理解。”奎因说。

“不，我觉得你不能理解。”这女人痛苦地说，“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理解。”

奎因明智地微笑一下，告诉自己要更投入些。“不管我理解还是不理解，”他说，“也许都无关紧要。你们雇了我来做这个工作，我越早下手，事情就越容易解决。据我所知，这个案子非常紧迫。我绝不认为自己能理解彼得或是你所忍受的痛苦。重要的是我愿意帮助你们。我觉得你应该姑且一试。”

此刻，他活跃起来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告诉他，他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语气，一阵骤然而至的快感遍袭全身，像是一下子突破了自己内心的某种界限。

“你说得对，”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当然是对的。”

女人停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口气，又停一下，好像在脑子里排练着她要说的话。奎因注意到，她的双手紧紧地抓着座椅的扶手。

“我知道，”她说，“彼得说的大部分话都很混乱——尤其是你第一次听他说的时候。我站在隔壁房间里听了他对你说的话。你不能假设彼得说的都是实话。另一方面，说他全是在撒谎也是错的。”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相信他说的某些事情，而不必相信另外一些？”

“我正是这个意思。”

“你的性偏好，或者性匮乏，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斯蒂尔曼太太。”奎因说，“即使彼得说的是真话，那也没多大关系。干我们这行的，往往什么事都会碰到一点，如果学不会搁置，那什么也查不出来。我已习惯于听到人们的秘密了，也习惯于把嘴巴封得紧紧的。如果某个事实和案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是用不着它的。”

斯蒂尔曼太太的脸红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彼得说的并不是真的。”

奎因耸了耸肩，掏出香烟点上一支。“无论如何，”他说，“那并不重要。我感兴趣的是彼得说的其他的事。我假设那是真的，如果是的话，我想听听你对它们的看法。”

“是的，那是真的。”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松开座椅扶手，右手抵在下巴上。沉思着。好像在寻找某种不容置疑的坦诚态度：“彼得有一种孩子似的叙述方式。但他说的那些事都是真的。”

“跟我说说那个父亲吧。任何你认为相关的事。”

“彼得的父亲来自波士顿的斯蒂尔曼家族。我敢肯定你听说过这个家族。早在十九世纪就出过几任州长，还出了许多圣公会主教、驻外大使，还有一位哈佛校长。同时，这个家族靠纺织、航运，还有天晓得其他什么行业挣了大钱。细节无关紧要。你只要对他的家庭背景心里有数就行。

“和家族中的所有人一样，彼得的父亲上了哈佛。他学的是哲学和宗教，所有人都觉得他很有天分。他写了一篇阐述十六至十七世纪新大陆神学理论的论文，然后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职。不久，他就和彼得的母亲结婚了。我对她了解不多。从我见过的照片上看，她长得相当漂亮。但很娇弱——有点像彼得，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雪白的皮肤。几年以后彼得出生时，这家人住在河滨大道的一所大房子里。斯蒂尔曼的学术生涯蒸蒸日上。他把自己的论文重写了一下，变成了一本论著——写得非常好——三十四五岁就当上了正教授。这时，彼得的母亲去世了。关于她的死亡，每一件事都很不清楚。斯蒂尔曼说她是在睡梦中离世的，但似乎有证据表明她是自杀的。和过量服用药片有关，但当然什么都没得到证实。甚至有传言说是他杀了她。但那只是谣传，也没什么结果。整件事都是严格保密的。

“彼得当时只有两岁，一个完全正常的小孩。妻子死后，斯蒂尔曼显然对他就不怎么关心了。他雇了一个护士，在接下来的六个来月里，完全是她在照顾彼得。然后，非常突然地，斯蒂尔曼解雇了她。我忘了她的名字——是巴伯小姐吧，我想——不过她出庭作证了。好像是有一天，斯蒂尔曼回到家里，跟她说自己将亲自负责养育彼得。他向哥伦比亚大学递交了辞呈，告诉他们他要离开学校，全身心投入到儿子身上。当然，钱不是问题，任何人在这事上都帮不上什么忙。

“从那以后，他差不多就销声匿迹了。还是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但他几乎再也不外出了。没人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想，也许，他开始相信自己写的那些牵强的宗教理论了。这些把他弄疯了，彻底疯了。无法用别的方式来形容。他把彼得锁在一个房间里，封上窗子，关了九年。想想看，奥斯特先生。九年。整个童年完全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与世隔绝，除了偶尔被暴打一顿，和人类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就是和这种实验的结果生活在一起的，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损毁有多恐怖。你今天看见的已经是彼得最好的状态了。花了十三年才让他恢复成这样，我要是再让人伤害他，我就不是人。”

斯蒂尔曼太太停下来喘了口气。奎因觉得她似乎正处于某种临界点，再多说一个字都会使她越过这道界线。现在他必须说话了，否则这场交谈就要失控了。

“彼得最后是怎么被发现的？”他问。

女人的紧张消失了些。她呼出一口气，直视着奎因的眼睛。

“一场火灾。”她说。

“是意外失火还是有人故意纵火？”

“没人知道。”

“你的看法呢？”

“我想是斯蒂尔曼先生在他书房里惹的祸。他把所有的实验记录都保存在那里，我觉得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工作失败了。我不是说他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但即便是在他自己看来，他也知道是失败了。我想，他那天晚上终于自暴自弃到了极点，决定烧掉所有的文件。但火失控了，房子的大部分都被烧掉了。幸运的是，彼得的房间在那个长长的走廊的另一头，消防队员才能及时把他救出来。

“然后呢？”

“花了几个月才把所有的事情理顺。斯蒂尔曼的文件全都烧毁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了。另一方面是彼得这边的情况，他被关的那个房间，窗户上那些可怕木板，警察最后把案情整合到了一起，斯蒂尔曼终于被送上了法庭。”

“法庭是怎么判决的？”

“斯蒂尔曼被判为精神错乱，被送走了。”

“彼得呢？”

“也被送进了医院。直到两年前才出院。”

“你是在那里遇上他的？”

“是的。在医院里。”

“怎么回事？”

“我是他的语言治疗师。五年来，我每天都在治疗他。”

“我无意刺探什么隐私。但这怎么会导致了一桩婚姻呢？”

“很复杂。”

“你介意告诉我吗？”

“并不。但我觉得你不会理解的。”

“说吧，这是唯一能让我理解的途径。”

“那就简单点说吧。这是让彼得离开医院，过上更正常的生活的最好方式。”

“难道你不能直接做他的法定监护人吗？”

“程序很复杂。再说，彼得也不再是未成年人了。”

“对你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自我牺牲吧？”

“也不见得。我以前结过一次婚——完全是个灾难。我再也不想重蹈覆辙了。至少，和彼得在一起，我的生活是有目标的。”

“斯蒂尔曼真的要被释放了吗？”

“明天。他明天晚上就要到中央车站了。”

“你觉得他会来找彼得，只是一种预感，还是你有某种证据？”

“都有一点。两年前，他们就打算让斯蒂尔曼先生出来了。但他给彼得写了封信，然后我把那封信给有关部门看了。于是，他们认为他还没到被释放的时候。”

“那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很疯狂的信。他叫彼得魔鬼男孩，还说总有一天要清算的。”

“你还保留着这封信吗？”

“没有了，两年前我交给警察了。”

“有复印件吗？”

“对不起。你觉得这很重要？”

“可能吧。”

“如果想要的话，我可以想办法弄一份。”

“我估计从那以后就再没有来信了。”

“再没来信了。他们觉得现在是时候把斯蒂尔曼先生放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这是官方的看法，我没办法阻止他们。但我觉得，斯蒂尔曼先生只是吸取了教训。他意识到写信和威胁会让自己一直被关在里面。”

“所以你们还是很担心。”

“是这样的。”

“可你不知道斯蒂尔曼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没错。”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想要你仔细观察他。我想要你搞清楚他的打算。我想要你让他远离彼得。”

“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说得好听点的跟踪工作。”

“我想是的。”

“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不能阻止斯蒂尔曼先生来这幢房子。我只能对你们发出警告。当然我也会和他一起来。”

“我明白。只要有保护措施就好。”

“很好。你想要我多长时间和你汇报一次？”

“我希望你每天都向我通报情况。比方说每天晚上十点或十一点给我打个电话。”

“没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吗？”

“还有几个问题。我很好奇的是，比如你是怎么知道斯蒂尔曼明天晚上将会抵达中央车站的？”

“我有责任知道，奥斯特先生。这事太危险了，我不可能听天由命。而且如果没在斯蒂尔曼到达的时候盯上他的话，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

“他坐的是哪一趟火车？”

“六点四十一分到达，从波基普西出发的那列。”

“我想你会有斯蒂尔曼的照片吧？”

“是的，当然。”

“还有一个关于彼得的问题。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全都告诉他了。瞒住他难道不是更好吗？”

“我本想瞒的。但彼得碰巧在另一条电话线上听到了他父亲获释的消息。我对此无能为力。彼得相当固执，而且我知道最好别对他撒谎。”

“最后一个问题。是谁向你介绍我的？”

“萨韦德拉太太的丈夫，迈克尔。他以前是个警察，做过些研究。他发现你是这个城市里最擅长此道的人。”

“我真是受宠若惊。”

“我一见到你，奥斯特先生，就知道我们找对人了。”

奎因趁机站起身来。终于可以把腿脚伸展一下了，这真是种解脱。事情进展得不错，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但现在他的脑袋开始疼了，身体也因久违的疲惫而酸痛不已。如果再待下去，他就要露馅儿了。

“我的费用是每天一百美元外加开销。”他说，“如果你能预付一些，那将证明我在为你工作——确认我们的私人侦探—雇主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都将被最严格地保密。”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笑了，好像被触动了某个隐秘的笑点。又好像只是在回应他最后一句话里可能带有的双重含义。就像接下来的那几天、几周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奎因什么都无法确定。

“你想要多少？”她问。

“都行。你来定吧。”

“五百？”

“这已经够多了。”

“好。我去拿支票簿，”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站起身，又朝奎因笑了一下，“顺便给你拿一张彼得父亲的照片。我想我知道在哪里。”

奎因谢过她，说自己就在这等着。他看着她离开房间，发现自己又在想象她不穿衣服的样子。他搞不清楚，她是在用某种方式勾引自己吗，还是说又是自己的脑子在捣乱？他决定推迟自己的冥思苦想，过后再来研究。

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回到房间里来，对他说：“这是支票。我想我没开错吧。”

是的，是的，奎因检视着支票时想，一切都是最棒的。他对自己的聪明非常满意。这张支票，当然，是开给保罗·奥斯特的，也就是说，奎因不会因为冒名顶替一个没有执照的私家侦探而被追责。知道自己已经设法把自己摘干净了，让他感到很安心。这张支票永远无法兑现的事实并没有给他带来困扰。他明白，即使是在那时，他这样做也不是为了钱。他把支票塞进了夹克衫的里袋。

“很抱歉没有更近的照片了，”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的。但我恐怕找不出更近的了。”

奎因看着照片中斯蒂尔曼的脸，希望能有所顿悟，醍醐灌顶般了解这个人。但这照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就是一个男人的照片而已。他又研究了一阵，得出了结论：这只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我回家后再仔细看看，”他说着，把照片放进了放支票的那个口袋里，“需要花点时间把它刻到脑子里，我确信我明天能够在车站认出他来。”

“希望如此，”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这事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就指望你了。”

“别担心，”奎因说，“我还没让任何人失望过呢。”

她把他送到门口。有几秒钟，两人都沉默地站在那里，不知道是该再说些什么，还是应该就此道别。在这短短的间隙里，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突然伸出胳膊搂住奎因，用自己的嘴唇探向奎因的嘴唇，激情地吻着他，把她的舌头深深地伸进了他的嘴里。奎因猝不及防之下，几乎没法享受这样的热吻。

等他终于缓过气来，斯蒂尔曼太太抱着他说：“这只是为了证明彼得说的不是真话。你相信我，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你。”奎因说，“即便我不相信你，也没什么要紧的。”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可靠。”

“我想我已经充分了解了。”

她用两只手握着他的右手，吻了一下：“谢谢，奥斯特先生。您真是上天的恩赐。”

他答应她第二天晚上给她打电话，然后他发现自己出了门，搭乘电梯下楼，离开了这座房子。等他走到街上时，已经过了半夜了。

4

奎因以前听说过彼得·斯蒂尔曼这类的案子。那是在他的另一段生命里，他自己的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写过一篇关于阿韦龙野男孩的书评，当时还对这一问题作过一些研究。在他的记忆中，这类实验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公元前七世纪，埃及法老萨姆提克[*]把两个婴孩隔离开来，命令服侍他们的仆人在他们面前一个字都不许说。据希罗多德，这位声名狼藉的不可靠的编年史家说，那两个孩子学会了说话——他们说的第一个词是弗里吉亚语[†]里的“面包”。在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曾重复过这种实验，希望能用类似的方法来发现人类真正的“天生的语言”，但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就死了。最后，在一场毫无疑问的骗局中，十六世纪早期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宣称，苏格兰的孩子在同样的隔绝状态下说出了“纯正的希伯来语”。

然而，并不只有那种怪人和理论狂人才对这一主题感兴趣。即使是像蒙田这样理智而具有怀疑精神的人也曾悉心研究过个问题，在他最重要的文章《为雷蒙·塞蓬德辩护》里，他写道：“我们相信，一个孩子若出生在荒野之中，远离人间交往（虽然这样的事很难验证），还是会有某种语言来表达他的意思；大自然把这个能力给了其他许多动物而不给人，这是不可相信的……但是荒野中成长的孩子会说什么样的语言这就难说了。靠猜测则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这类实验，还有一些意外的隔离事件——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被困在孤岛上的水手，被狼抚养长大的孩子——以及那些被虐待成性的狠心父母锁在家里，拴在床上，关在储藏室里打，除了父母的疯狂本性以外没有任何理由被折磨的孩子们——奎因曾广泛浏览过许多描述这类故事的文学作品。苏格兰水手亚历山大·塞尔扣克（被认为是鲁滨逊·克鲁索的原型）在智利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独自生活了四年，1708年救他出来的那个船长说：“由于缺乏练习，他已经快把自己的语言忘光了，我们几乎没法和他沟通。”过了不到二十年，汉诺威的彼得，一个大约十四岁的野孩子，在德国的哈梅林镇外的一片树林里被人发现了，赤身裸体，不会说话，在乔治一世的特别保护下，他被送到了英格兰宫廷。斯威夫特和笛福都曾有机会见过他，这一经历使得笛福写出了1726年发表的那个小册子：《纯粹的野性》。然而，彼得从来没学会说话，几个月后，他被送到乡下，在那里活到了七十岁，对性、金钱，以及其他一切世俗的东西一概没有兴趣。然后是维克托，阿韦龙的野男孩，1800年被人发现。在伊塔尔医生耐心细致的照料下，维克托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语言，但从未超过稚童的水平。比维克托更有名的是卡什帕·豪泽，他于1828年的某个下午出现在纽伦堡，穿着一身古里古怪的衣服，几乎不能发出一个有意义的音节。他能写自己的名字，但在其他任何方面却完全像是个婴儿。他被当地人收养，并被委托给一位教师，他能一连数日都坐在地板上摆弄玩具马，只吃面包喝白水。不过卡什帕的智能却有所进步。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出色的马术师，甚至还有洁癖，尤其喜爱红白二色，据说他还有超常的记忆力，最擅长记人名和面孔。但他仍然喜欢待在室内，避开明亮的光线，而且，就像汉诺威的彼得一样，他对性和金钱都毫无兴趣。随着过去记忆的逐渐复苏，他回忆起自己曾长年待在一间黑屋子的地板上，由一个从不说话也不让他看见的人递送食物。这些透露出去后不久，卡什帕就在公园里被不知什么人用匕首捅死了。

奎因已经有很多年没敢再想这些故事了。与孩子有关的话题对他来说太痛苦了，尤其是那些遭受了极大痛苦、被虐待、还没来得及长大就已死去的孩子。如果斯蒂尔曼是那个带着匕首的人，回来报复那个被他毁了一生的男孩，那么奎因便要阻止他。他知道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起死回生，但至少可以阻止另一个孩子的死亡。他突然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他正站在街上，浮现在他面前的念头就像一个恶梦。他想到了那个装着他儿子尸身的小棺材，想到了葬礼那天它是怎么被埋入土中的。这就是隔绝，他对自己说。这就是沉默。也许无济于事，但他的儿子，名字也叫彼得。

5

在72街和麦迪逊大道的路口，他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汽车匆匆穿过公园向西城驶去，奎因看向车窗外面，想知道这些树和彼得·斯蒂尔曼走进阳光和空气里时看到的那些是同样的树吗。他想知道彼得看到的事物和他看到的一样吗，或者说世界在他眼里是不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一棵树不是一棵树，他想知道那究竟会是什么呢。

出租车把他送到家门口以后，奎因发现自己饿了。自从今天清晨吃过早饭起，他还什么都没吃过。这很奇怪，他想，在斯蒂尔曼的家里，时间怎么会过得那么快。如果他算得没错的话，那他在那里待了有十四个多小时。但在他心里，好像最多只待了三四个小时。对这么离谱的事情他只能耸耸肩，对自己说：“我得学着多看看表。”

他又沿着107街走了回去，在百老汇向左拐，朝上城方向走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吃饭。今天晚上他对小酒吧没兴趣——在黑暗中进食，满耳醉醺醺的闲聊——虽说他平时可能会喜欢。穿过112街时，他看见“高地餐馆”还开着，就决定进去。那是个灯光明亮却又沉闷的地方，一面墙上摆了很大一架的色情杂志，一块区域是卖文具的，另一处是卖报纸的，几张餐桌，一个配有可旋转座凳的福米卡长吧台。吧台后面是一个高个子的波多黎各人，戴着高耸的白色厨师帽。他的工作就是制作食物，主要包括含脆骨的汉堡肉饼，用没味的蕃茄和发蔫的莴苣做的寡淡三明治，还有奶昔、蛋蜜乳和小圆面包什么的。他右边，收款机的后面躺着的就是店老板，一个谢顶的小个子男人，一头鬈发，前臂上文着一个集中营编号，照管着他那一摊雪茄、烟斗和香烟。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看着隔天早上出版的《每日新闻》晚间版。

这时餐馆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里边的餐桌旁坐着两个穿着褴褛的老人，一个很胖，另一个很瘦，专注地研究着赛马消息。两个喝空了的咖啡杯搁在他俩之间的桌子上。前面，一个年轻的学生面朝杂志架子站着，捧着一本杂志，细细打量着那上面裸体女人的照片。奎因坐在吧台前，点了一个汉堡和一杯咖啡。吧台服务员一边替他准备，一边扭过头来跟奎因聊天。

“你看今天晚上的比赛了吗，先生？”

“我没看。有什么有趣的消息吗？”

“你觉得呢？”

几年来，奎因一直都是这么和这个他不知道姓名的人聊天的。有一次，他坐在这家餐馆里，他们聊起了棒球，然后到现在，奎因每次来这家，他们还是会继续聊棒球。冬天，他们聊交易、预测和回忆。赛季时，就聊最近的比赛。他们都是大都会队的球迷，这种无望的热情成了联结他们的纽带。

吧台服务员摇了摇头。“前两次打击把球击出界外了，接着金曼击出了一个一分本垒打，”他说，“砰，砰。都快打到月亮上去了。琼斯这回投得还不赖。这时候是二比一，第九局的后半局。匹兹堡队这时站上了第二和第三垒，一人出局，于是大都会队派上了替补投手艾伦。结果他保送下一个击球手造成了满垒。大都会队此时可在本垒封杀，或者说是双杀，如果这球是击向中间的话。培尼亚上了，这卑劣的东西耍了个花招，击了个地滚球，那球就他妈的从金曼两腿间穿过去了。两人得分，就这样。再见纽约。”

“戴夫·金曼是狗屎。”奎因说，一口咬进汉堡里。

“但要当心福斯特。”吧台服务员说。

“福斯特完蛋了。一个过时的人。一个獐头鼠目的莽夫。”奎因仔细嚼着食物，感受着舌头上的骨渣，“他们应该把他快递回辛辛那提。”

“没错，”吧台服务员说，“可他们打得还是挺硬朗的。不管怎么说，比去年要好。”

“我不知道，”奎因说着又咬了一口汉堡，“理论上看是不错，可实际上他们有什么用呢？斯特恩斯总是受伤。他们的二垒和游击手只是小联盟的队员，而且布卢克斯总是没法把心思放在比赛上。摩凯是不错，可他太粗野了，再说他们甚至都没法决定上哪一个好。当然，还有拉斯蒂不错，可他太胖了，跑不起来。至于说到投球，那就别提了。你我明天都能上希叶体育场去当个顶尖高手呢。”

“就该让你当主教练，”吧台服务员说，“你准能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

“你说得一点没错。”奎因说。

吃完东西，奎因向文具架踱去。这边新进了一大批笔记本，堆在一起非常引人注目，蓝的绿的红的黄的，一摞摞码得令人赏心悦目。他拿起一本，发现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窄行本。奎因所有的写作都用笔完成的，直到最后誊写时才用打字机，所以他总是留意着好用的活页笔记本。既然已经着手调查斯蒂尔曼的案子，他觉得是时候准备一个新笔记本了。能有个专门的地方来记录自己的想法、观察和问题很有用。这样，也许就不至于失控。

他仔细看了看那堆笔记本，试图从中挑出一本。出于某种他自己也难以言明的原因，他突然对底部的一个红色笔记本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他抽出本子细细看着，用大拇指小心翼翼地翻了几页。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它这么吸引人。这是标准的一百页的八点五乘以十一英寸的笔记本。但它身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他——好像它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命运就是保存来自他笔端的字句。奎因都快被自己这种强烈的感觉弄得尴尬了，于是他把这红色笔记本夹在胳膊下，向收银台走去，买了下来。

一刻钟后，奎因回到了自己的公寓，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斯蒂尔曼的照片和支票，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他把桌面上那堆零碎清理掉了——划过的火柴、烟蒂、纷乱的烟灰、用过的圆珠笔芯、几个硬币、票根、涂鸦、一块脏手帕——把红色笔记本摆在桌子中间。然后，拉上屋里所有的窗帘，脱光衣服，坐在桌前。以前他从没这么做过，但不知怎么回事，这时似乎很适合裸着身子。他坐了二三十秒钟，试图一动不动，除了呼吸什么都不做。随后打开红色笔记本。他拿起笔，在第一页写下自己名字的首字母D.Q.（丹尼尔·奎因）。这是五年来他第一次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笔记本上。他停下来想了一下，又觉得无关紧要，便不再想了。他翻开了一页。他研究了一会儿空白页面，心想自己该不会是个大傻瓜吧。然后，他把笔尖抵在第一行，在红色的笔记本上写下了第一则记录。

斯蒂尔曼的脸。或者：斯蒂尔曼二十年前的脸。没法断定明天出现的脸像不像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张疯子的脸。或者说这不是一个合适的描述？至少在我看来，这张脸就算称不上特别可亲，至少也算温和友善。嘴唇周围甚至有某种温柔的迹象。更别说那双蓝眼睛了，简直是柔情似水。那时头发就已经很稀薄了，也许现在已经没有了，如果有也应该变灰了，或是变得更白了。他有一种古怪的熟悉感：沉思型的人，毫无疑问的神经过敏，也许是个结巴，竭力遏止从自己嘴里涌出来的话。

小彼得。我必须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吗，还是说我应该不假思索地相信？那种黑暗。想象我自己在那里，尖叫。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也并不想理解这样的事情。结局是什么？这毕竟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事实，是这世上发生过的事，以及我应该做的工作，一件小事，而我也答应去做了。如果一切顺利，那甚至会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他们又不是雇我来理解的——只要去做就是了。这是一份新工作。记住这一点，无论如何。

还有，爱伦·坡小说里的杜宾是怎么说的？“推理者的思维能力要与他对手的一致。”但现在要把它用到老斯蒂尔曼头上。这个问题可能就更棘手了。

至于弗吉尼娅，我有些犹豫。不只是因为那个吻，那可以有很多种解释；也不是因为彼得说的她那些事，那并不重要。她的婚姻？也许吧。彻头彻尾的不和谐。她这样做是为了钱吗？还是在以某种方式跟斯蒂尔曼里应外合？那样的话一切都要另作别论。但同时，这又完全没有道理。她为什么要雇用我？为了证明她显而易见的好意？也许吧。但那也太复杂了点。而且：为什么我感觉她是不可信任的？

斯蒂尔曼的脸，再一次出现。过去几分钟里，我一直在想象之前见过他。也许是多年之前在附近——在他被捕前。

回想一下穿别人的衣服是什么感觉。以此为开始，我想。假设我必须这样做。回到过去，十八年、二十年前，我那时候没什么钱，朋友会把他的衣服给我穿。比如说，上大学时J.的一件旧大衣。我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就像钻进了他的皮肤里。这也许是一个开始。

然后，最重要的是：记住我是谁。记住我应该成为谁。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游戏。另一方面，没有什么事情是清楚明了的。比如说：你是谁？如果你认为你知道，那你又为什么要一直撒谎呢？我没有答案。我只能说：听我说。我的名字是保罗·奥斯特。那不是我的真实姓名。

6

第二天上午，奎因泡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斯蒂尔曼的著作。他到得很早，开门后第一个进去，大理石门厅的宁静使他感觉很舒适，像是进入了某个被遗忘的秘境。向柜台后面瞌睡未醒的馆员飞快地亮一下他的校友卡，从书架里取下自己要找的书，回到三楼，在吸烟室的绿色皮扶手椅上坐下来。明媚的5月清晨像一个埋伏在外的巨大诱惑，召唤他去室外漫无目的地游逛，但奎因抵住了这个诱惑。他把椅子转了过去，背对窗户，打开了书本。

《伊甸园与巴别塔：新大陆的早期意象》由几乎等长的两部分构成：“天堂的迷思”和“巴别塔的迷思”。第一部分集中阐述了探险者的发现，从哥伦布说到雷利。斯蒂尔曼认为，第一批看见美洲的人相信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天堂，一个新伊甸园。例如，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写道：“我相信这就是人间天堂，没有人可以进入，除非得到了上帝的许可。”至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殉教士彼得[*]早在1505年写道：“他们似乎生活在古时候的作家们曾大量描述过的那个黄金世界里，人们的生活简朴而纯真，没有执法，没有争吵，也没有法官或诽谤，只满足于释放自己的天性。”或者，就像那位永远在场的蒙田在半个多世纪后所写的：“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些国家真正看到的，不仅超越了诗人们对黄金时代[†]的所有描摹，也超越了当时的人类对幸福的全部想象，同时也还体现了哲学的观念和愿景。”根据斯蒂尔曼的观点，从一开始，新大陆的发现就是乌托邦理想的助推器，是人类对完美生活的希望之光——从托马斯·莫尔[‡]1516年的著作到若干年后杰罗尼莫·德·门迪埃塔[§]的预言，美洲会成为一个理想的神权国家，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之城。

然而，也有相反的观点。既然有人认为印第安人活在人类堕落前的纯朴自然中，就会有人把他们看作野蛮的兽类或者人形的魔鬼。加勒比海地区食人生蕃的发现更助长了这一观点。西班牙人以此为借口，试图证明他们为了追求商贸利益而对当地土著做出的无情剥夺是正当的。因为只要你不把面前的这个人当成人类，那么你对他做什么都不会受到良心的约束。直到1537年，在教皇保罗三世的诏书中，印第安人才被宣布为具有灵魂的真正的人类。可是，这些争议仍延续了数百年，最后归结为两派：一方，是洛克和卢梭关于“高贵的野蛮人”的论证，由此奠定了独立美国的民主理论基础；另一方，是支持印第安人灭绝运动的一派，坚信“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

书的第二部分开始对人类的堕落作出一种新的审视。这部分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弥尔顿的理论和他在《失乐园》中的描述——站在正统的清教徒理论立场——斯蒂尔曼宣称，所谓的人类生活是从堕落以后开始的。倘若伊甸园里没有恶，也就不存在任何善了。正如弥尔顿自己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所说：“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体验就像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跳进世界里来了。”[*]斯蒂尔曼对这段话的解读非常透彻。他注意到所有那些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可能性，指出“品尝”（taste）这个词与拉丁词“sapere”之间的关联，这个词既是“品尝”，也有“知道”的意思，所以它就暗指向了那棵知识之树：这棵树上长出的苹果的味道把知识，也就是善与恶，传播到了全世界。斯蒂尔曼还详细讲述了“连在一起”（cleave）这个词的相悖之处，它既有“连在一起”的意思，又可作“分开两半”来讲，于是就包含了两个平等而又对立的意义，相应的，斯蒂尔曼发现弥尔顿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这种语言观。例如在《失乐园》中，每个关键词都有两重含义——一个是堕落前，一个是堕落后。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斯蒂尔曼选出了其中几个词——“邪恶的”、“狡诈的”、“美味的”——说明了在人类堕落前，其用法是如何不带道德意味的，以及堕落后，在对邪恶的了解的启发之下，又是如何被遮蔽和曲解的。亚当在伊甸园里的一项工作就是发明语言，给每个生物和东西命名。在那种纯真无邪的状态下，他的舌头能够直指世界的内核。他的词语并不仅仅是他所见之物的附加，还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真正地赋予了它们生命。一件事物和它的名字是可以互换的。但人类堕落后，它们已不再是这样的了。名称从事物那里分离出来；词语退化为一串随机符号；语言也已与上帝分离。所以，伊甸园的故事，记录的不仅是人类的堕落，也是语言的堕落。

在圣经《创世记》的后半部，还有一个关于语言的故事。据斯蒂尔曼说，巴别塔事件是对伊甸园故事的精准重现——只是扩大化了，使其对全人类都具有了普遍意义。考虑到这个故事在书中的位置，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便凸显了出来：《创世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至第九节。是圣经中所记载的最后一个史前事件。从那以后，《旧约》就是专门讲述希伯来人的编年史了。换句话说，巴别塔是世界真正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意象。

斯蒂尔曼的评论一连好几页。他先是对各种文化传统中对这个故事的诠释作了历史考据，然后对这个故事衍生出的大量误读作了详尽阐述，最后以对《哈加达》（犹太教对非法律问题的阐释的摘要）中传说故事的冗长罗列作结。斯蒂尔曼写道，通常认为，巴别塔建于创世后一千九百九十六年，大洪水后将近三百四十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上帝的惩罚是对这种欲望的回应，因其与《创世记》更早的章节中出现过的命令相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通过毁灭巴别塔，上帝惩处了人类，使其恪守他的诫命。另一种解读，则把巴别塔视为对上帝的挑战。宁录[†]，全世界第一个统治者，被认为是巴别塔的建造者：巴别塔将成为一座圣塔，象征着他掌控天下的权力。这是对这个故事的普罗米修斯式解读，基于“塔顶通天”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两个短语。塔的建设煽起了人类心醉神迷、高于一切的热情，最后甚至变得比生命本身还要重要。砖石变得比人类更为宝贵。女工们连生孩子都不会停下来；她们把新生儿裹进围裙里，然后马上继续干活。显然，有三种不同的人参与了建塔工程：想住进天堂的人、想与上帝开战的人，以及想膜拜偶像的人。但他们却在携手打拼——“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人类团结的潜力使上帝震怒：“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话有意呼应了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时的那番话：“看哪，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还有一种解读认为，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解释民族与语言的多样性。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是挪亚和他的儿子们的后裔，又该如何解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呢？另外，还有一种相似的解读，认为这个故事解释了异教徒和偶像崇拜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故事发生前，所有的人都是一神论者。至于塔本身，传说它的三分之一沉入地下，三分之一被火烧毁，还有三分之一依然屹立。上帝用两种方式攻击它，是为了向人们证明，毁灭来自神的惩罚，而不是出自偶然。然而，仅是留在地上的残塔也相当高耸，站在顶部往下看去，一棵棕榈树看起来就像蚂蚱一样大。还传说人们走上三天也走不出塔的影子。最后——斯蒂尔曼用超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这点——无论是谁看向巴别塔的遗迹，都会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

奎因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和新大陆有什么关系。但接下来是一个新的章节，斯蒂尔曼突然讨论起了亨利·达克的人生经历，他是波士顿的一个牧师，1649年出生于伦敦（查理一世上断头台的那一天），1675年来到美国，1691年死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一场大火。

据斯蒂尔曼所述，亨利·达克年轻时给约翰·弥尔顿当过秘书——从1669年一直做到诗人五年后去世。对奎因来说这倒是个新闻，因为他好像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记载，那双目失明的弥尔顿向他的一个女儿口述了那些作品。他看到这里的说法是，达克是一个狂热的清教徒，一个神学生，也是弥尔顿作品的忠实信徒。某晚，他在一次小聚会上见到了心中的偶像，还获邀在下一周去拜访弥尔顿。这就引发了更多的拜访，到最后弥尔顿就开始委托达克处理各种杂事：记录口述，引领他在伦敦走街穿巷，为他诵读古籍。在达克1672年写给住在波士顿的姐姐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他和弥尔顿之间关于圣经阐释的精妙之处的多番长谈。当时弥尔顿已过世，达克也很沮丧。六个月后，他发现英格兰如同荒漠一般，对他来说一无是处，于是决定移民到美国。他于1675年夏天抵达波士顿。

对于他在新大陆的最初情形，人们所知甚少。斯蒂尔曼估计他可能往西走了，去那个未开拓的区域碰碰运气，但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另一方面，达克著作中的某些提法表明他对印第安人的习俗有很深刻的了解，这使斯蒂尔曼推测，达克可能在其中的某个部落生活过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关于达克没有任何公开的信息，直到1682年，他的名字列入波士顿的结婚登记公告，新娘是露西·菲茨。两年后，他成为了市郊一小群清教徒中的首脑。这对夫妇生了好几个孩子，但所有的孩子都在婴儿时就夭折了。只有一个生于1686年儿子约翰活了下来。但据报道，1691年，这男孩从二楼窗口意外坠亡了。仅过了一个月，整幢房子都着了火，达克和他妻子也都被烧死了。

要不是1690年那本名为《新巴别塔》的小册子的出版，亨利·达克就会悄然隐没在美国早期的生活中了。根据斯蒂尔曼的说法，这本六十四页的小册子是当时对新大陆最具远见的阐述。如果不是达克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那么快就撒手人寰，毫无疑问其影响还会更大。因为，事实证明，大部分小册子的副本都在那场达克葬身其间的大火中焚毁了。斯蒂尔曼自己也只找到一本——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在坎布里奇家里的阁楼上。经过数年辛勤研究，他断定这本小册子是存世孤本。

《新巴别塔》以一种弥尔顿式的大胆狂放的散文笔法写成，描述了在美洲建立天堂的情景。不同于当时的其他人，达克不认为天堂是一个可被人发现的地方。没有地图能引领人们找到它，也没有导航工具能指点人们靠近它的岸边。相反，它是人自身内部固有的存在：是一种理念的超越，一种我们可能随时会再创造出来的境界。而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如达克解释，即使是在“成词性”的意义上。如果人类真想找到这梦想之境，唯一的途径就是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它。

达克把巴别塔的故事当作一个预言来读，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弥尔顿对人类堕落的解读，追随着他的导师，把语言的作用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但他把诗人的想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人类的堕落也带来了语言的堕落，那么，通过扭转语言的堕落，努力重现伊甸园里的语言，就可以逆转其影响，消除人类的堕落，这个假设不是很符合逻辑吗？如果人类能够学会说这种纯真无邪的原始语言，那么接下来，不就该轮到他自己就此恢复纯真无邪的状态了吗？达克的说法是，我们只需看一看基督这个例子，就能理解那种情形了。难道基督不是人类，或者不是血肉之躯吗？而且，难道基督说的不是这种堕落后的语言吗？在弥尔顿的《复乐园》[*]里，撒旦满嘴“模棱两可哄骗人”，而基督则“言行一致，他的话语确实/发乎他宽阔的心胸，他心胸充溢/善良、智慧和正义，全登峰造极”。而且上帝难道没有“如今将活的神谕送到/人间，传授他确定不变的意愿/还派他真理的圣灵今后寓居/虔诚的心头，成为内在的神谕/让人们懂得一切必需的真理”？而且，由于基督，堕落不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局吗，这不正是教义中所指的“因祸得福”吗？所以，达克声称，人类确实有可能讲出纯真无邪的原始语言，并重新从内心获得完整的真理。

回到巴别塔的故事，达克随后详尽阐述了他的计划，并宣告了他对未来的想象。通过引用《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达克称这段经文证明了人类生命与文明的西进运动。因为这座巴别塔城——或巴比伦——坐落在美索不达米亚，离希伯来人的地盘很远的东面。而巴别塔西面的某个地方就是伊甸园，人类最初的栖身之处。人类的责任就是要让自己遍布整个大地——响应上帝关于“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命令——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向西迁移。达克问道，而在所有基督教世界里，还有什么地方比美洲更靠西呢？于是，英国移民向新大陆的迁徙，可以被视为对远古诫命的履行。美洲是这个进程的最后一站。一旦这块大陆被填满，改变人类命运的时机也就成熟了。建造巴别塔的障碍——人必须遍满地面——将不复存在。到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又有可能变得都一样了。如果这一刻到来，天堂也就不会太远了。

就像巴别塔是在大洪水后的三百四十年建造的，达克预言：在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茨港的三百四十年以后，这条诫命将会被执行。当然，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清教徒——这些上帝的新选民手中。不像那些希伯来人，因拒绝接受上帝的儿子而辜负了上帝，这些英国移民将在天地最终交汇之前写下历史的最后一章。如同方舟上的挪亚，他们穿越了洪水滔滔的大洋，去执行他们的神圣使命。

三百四十年，据达克推算，意味着到1960年，移民们的第一部分工作就将完成。到那时，真正的事业，也就是新巴别塔的建造，已经打好了基础。达克写道，他已看见波士顿城中令人鼓舞的迹象了，因为那是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把砖作为最主要建筑材料的地方——而这正是《创世记》第十一章第三节中所描述的，巴别塔特定的建筑材料。他满怀信心地宣称，到1960年，新的巴别塔将被建起，耸向天堂，象征着人类精神的复苏。历史将会倒过来写。堕落的，必将高升；破碎的，必将完整。一旦建成，这座塔将能容纳新大陆所有的居民。每个人都有一个房间，而且一旦他进入这个房间，他就会忘记他所知道的一切。在四十个昼夜之后，他将呈现出新人之相，说着上帝的语言，准备在第二个永恒的天堂定居。

斯蒂尔曼对亨利·达克小册子的大意归纳到此为止，那本小册子写于1690年12月26日，五月花号登陆七十周年的纪念日。

奎因发出一声轻叹，合上了书。阅览室里空无一人。他身子前倾，把脑袋搁在手掌上，闭上了眼睛。“1960！”他大声地说道。他试图召唤出亨利·达克的形象，却什么也没有。在他脑海中，看见的只有大火，一堆燃烧着的书。然后，他放任自己浮想联翩，突然想到斯蒂尔曼就是在1960年把自己的儿子关起来的。

他打开红色笔记本，端放在膝盖上。正当他想要写点什么时，却觉得该有的都有了。他合上红色笔记本，从座椅上起身，到前台归还了斯蒂尔曼的书。他在楼梯下面点燃了一支烟，离开图书馆，走进了5月的午后。

7

他提前到达中央车站。斯蒂尔曼的火车要六点四十一分才到，但奎因想留点时间研究一下这地方的地形，以确保斯蒂尔曼不会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从地铁出来走进大厅时，他看到时钟刚过四点。车站里已经挤满了高峰时段的人流。他费力地挤过迎面而来的人群，考察了几个出站口，寻找能够藏身的楼梯、未标明的出口和昏暗的角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如果打定主意要在这里藏身的话，不用费太大的力气。他只能寄希望于斯蒂尔曼不知道自己被人盯上了。这种情况下，要是斯蒂尔曼真躲开了他的话，就是弗吉尼娅的错了。因为没有别人知道。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万一事有不妥，他还有个备用方案。如果斯蒂尔曼没有出现，奎因将直奔69街，凭他所知道的和弗吉尼娅当面对质。

在车站晃悠时，他提醒自己记住自己应该是谁。他开始了解到，扮演保罗·奥斯特的效果并不是完全让人不爽。虽说他仍然有着跟原来一样的身体，一样的头脑，一样的思维，但他觉得就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从自己身上解脱了出来，就好像不必再背负着自己的意识了。通过一个简单的智力游戏，一个巧妙的命名变幻，他感到了无比的轻松和自由。同时，他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幻觉。但这里面却有着一定的安慰。他并没有真正失却自我，他只是在假装而已，只要他愿意，他随时都能变回奎因。现在，成为保罗·奥斯特有了一个目的——一个对他而言越来越重要的目的——这个事实为冒名顶替提供了道德正当性，使他无需为自己的谎言辩护。因为在他的意识中，把自己想象成保罗·奥斯特已经成了在这世上仗义行善的代名词了。

他在车站晃了一圈，然后，就像是在保罗·奥斯特的躯体内，等着斯蒂尔曼的出现。他抬头望着车站大厅的拱形天花板，研究起那上面的星座壁画来了。那里有代表星星的灯泡和勾勒出天象的线条。奎因还从来没能把星座和它们的名字联系到一起过。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在夜空下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在那针尖般的簇簇繁星中，指认出熊、金牛、射手、水瓶……的形状。可是什么都没找到，这让他觉得自己挺傻冒的，就好像他的大脑里有一个盲点。他不知道幼时的奥斯特是否比他当年更擅长这个。

对面，车站东侧的大部分墙面被柯达绚丽得不像人间的彩色展示照片占去了。这个月的画面是新英格兰某个渔村的一条小街，也许是楠塔基特岛。春日灿烂的阳光照射在鹅卵石上，屋前的窗台花箱里长满了五颜六色的的鲜花。小街尽头是大海，湛蓝的海水卷起白色的浪花。奎因想起很久以前和妻子一起去楠塔基特岛的情景，那时她才怀孕一个月，他的儿子在她腹中只有杏仁般大小。他觉得现在回想起这些未免太痛苦了，于是他试图压下脑子里正在形成的那幅画面。“透过奥斯特的眼睛去看，”他对自己说，“别去想其他的事。”他再次把注意力转到了这张照片上，释然地发现自己的思绪已经转到鲸鱼那里去了，转到了上个世纪从楠塔基特岛出发的探险之旅，转到了梅尔维尔《白鲸记》的开头几页。从这里开始，他的思绪飘向了曾在书上读到过的梅尔维尔最后几年的情形——那个在纽约海关工作的沉默寡言的老人，已经没有一个读者，所有的人都忘了他。这时，突然，他非常清晰而确切地看到了巴特比[*]的窗子和出现在他面前的空空荡荡的砖墙。

有人在他胳膊上拍了一下，奎因转身去找拍他的人，看见一个默不作声的小个子男人，抓起一支红绿笔杆的圆珠笔给他。笔上夹着一张小小的白纸签，一面写着：“这是捐助聋哑人的义卖。多少钱都可以。谢谢你的好意。”纸签另一面是图示的手语字母表——“学着对你的朋友们说话”——二十六个字母上面标着各种手势。奎因掏了口袋递给那男人一美元。这聋哑人匆忙地点一下头就离开了，在奎因手里留下那支圆珠笔。

这时已经过了五点。奎因心想换个地方自己也许不至于那么触景生情，于是就到候车室去。那地方总是乱糟糟的，到处都是垃圾，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安营扎寨，可这会儿正值高峰时刻，里边全被拎着手提箱、拿着报纸杂志的男人女人占满了。奎因很难找到坐的地方。在搜寻了两三分钟后，他终于发现长凳尽头有一个座位，他把身子挤进一个穿蓝西装的男人和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中间。那男人正读着《纽约时报》的体育版，奎因瞟见了昨晚大都会队失利的报道。在他已经费力地看到了文章的第三四段时，那男人慢慢地转向他，白了他一眼，把报纸唰地收了起来。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奎因把注意力转到右边那姑娘身上，想看看这个方向有没有什么可借光阅读的东西。奎因猜测她大约二十岁左右。她脸颊左侧有几颗面疮，被粉红的化妆粉底遮得不那么显眼了，嘴里嚼着一块口香糖。她在看一本平装书，封面挺吓人的，奎因微微向右侧过身子，瞟见了书名。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是他自己写的一本书——用威廉·威尔逊笔名写的《自杀紧逼》，是马克斯·沃克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奎因时常想到这样的情形：突然发生的，与自己的一个读者偶然相遇的愉悦。他甚至想过接下来的对话：他，当陌生人赞扬他的书时，温文尔雅地表现出羞怯的神态，然后，无可奈何又谦逊万分地在扉页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既然你坚持要这样”。但眼前这情形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他却感到相当失望，甚至有点愤怒。他不喜欢坐在边上的这姑娘，他费了好大劲儿写出的篇章被她随意地翻阅过去，这个样子冒犯了他。他几乎冲动得想将她手里的书一把夺过来，拿着书本一路冲出车站。

他又看了看她的脸，试图听出她脑子里默读的声音，在她目光扫过书页时盯着她的眼睛看。他肯定是看得太狠了，以致她过了一会儿面带愠意地转向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吗，先生？”

奎因尴尬地笑笑。“没什么，”他说，“我只是想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本书。”

这姑娘耸耸肩：“我看过比这好的，也看过比这更差的。”

奎因想马上放弃对话了，但他躯体内却有一种坚持要他说下去的东西。还没等他起身离开，这话已经从他嘴里冲了出来：“你觉得这本书来劲吗？”

姑娘又耸耸肩，吹爆了口香糖：“有那么点。侦探迷路那部分让人感到惊慌失措。”

“他是个聪明的侦探吗？”

“是的，他挺聪明的。可他说得太多了。”

“你喜欢动作性强的？”

“我想是吧。”

“如果你不喜欢这书，为什么还要看呢？”

“我不知道，”姑娘再一次耸了耸肩，“消磨时间呗，我想。再说，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不过是一本书嘛。”

他想告诉她自己是谁，但这时他意识到这也没什么意思。他对这个姑娘不抱什么希望。五年来，他一直对威廉·威尔逊的身份守口如瓶，现在他也不想泄底，更别提对一个白痴似的陌生人了。这仍是一种痛苦，他拼命地吞下自己的骄傲。他没有朝这女孩脸来上一拳，而是突然站起身来走开了。

六点三十分，他把自己摆在了24号门道前的位置上。火车应该是准时到达，占据着出口正前方的有利地形，奎因相信自己看见斯蒂尔曼的机会很大。他从口袋里拿出照片又仔细研究了一下，特别留意了他的眼睛。他想起曾在某处看到过的一篇文章说，眼睛是一个人脸上永不改变的部位。从孩提时一直到老年，眼睛始终是一个模样，要辨认一个人的容貌需要仔细研究他的眼睛，理论上说，从照片上一个男孩的眼睛就可以辨认出他老年时的眼睛。奎因有点怀疑这个说法，但他只能用这种方式继续自己的工作，这是能与现在那个人建立联系的唯一纽带。然而，斯蒂尔曼的面容对他来说仍是一片空白。

火车驶入车站，奎因随之感到全身迸发出一阵喧闹：紊乱而亢奋的喧嚣似乎连着脉搏一起跳动，闹闹哄哄地一下一下地泵送着他的血液。他脑子里刹时间充满了彼得·斯蒂尔曼的声音，好像是一堆胡言乱语在脑子里回来蹿动，撞击着颅壁。他告诉自己要保持镇静。但这没什么用。尽管他已料到自己在这一刻会紧张，但还是过于亢奋了。

车上的旅客一拥而出，坡道上挤满了人，朝他这边走来，那乱哄哄的人潮霎时到了跟前。奎因紧张地拍打着大腿右侧口袋里的红色笔记本，踮着脚，眼睛朝人群里仔细瞧着。人群很快裹住了他。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大孩子和小孩子，富人和穷人，黑男人和白女人，白男人和黑女人，亚裔人和阿拉伯人，棕衣服灰衣服蓝衣服绿衣服的男人，红衣服白衣服黄衣服粉衣服的女人，穿运动鞋的孩子，穿普通鞋子的孩子，穿牛仔靴的孩子，胖子和瘦子，高个子和矮个子，每个人都跟别人不一样，每个人都确凿无疑地是他自己。奎因看着他们所有的人，牢牢地把身子固定在原地，好像他整个人都被放逐到眼睛里去了。每当一个上年纪的人过来时，他都会提醒自己做好这就是斯蒂尔曼的准备。他们迅速地来了又走开，他都来不及陷入失望，但在每一张老人的脸上，他似乎都能发现真正的斯蒂尔曼会是什么样的某种预言，然后他很快就能把希望转移到每一张新面孔上，好像这些老人的累积预示着斯蒂尔曼即将到来。有那么一刻，奎因想：“这就是所谓的侦探工作了。”可除此之外，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了。他张望着。在移动的人流中一动不动，就站在那里张望着。

一半左右的乘客走掉以后，奎因才看到了斯蒂尔曼。这张脸和照片极为相似，似乎不会有错了。不，不像奎因所想象的那样，他没有秃头。他的头发全白了，乱糟糟地覆在头顶上，这里耸起一簇，那里冒出一绺。他个子很高，很瘦，毫无疑问已经过了六十岁，背有点驼。他穿着一件与季节不符的棕色长外套，显得很不修边幅，慢吞吞地拖着脚步走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是平静的，介于茫然和沉思之间。他没有看自己四周的东西，似乎对它们都不感兴趣。他只有一件行李，一个早先还算是挺漂亮的手提皮箱，但如今已破裂了，只能用皮带捆扎住。当他走上坡道时，有一两次，他把手提箱搁在地上歇歇气。他似乎还在努力移动着，跟人群拉开了一点距离，拿不准是该跟上人群走呢，还是任由别人从自己身边过去。

奎因退后几步，根据观察到的情形，迅速地左右移动着自己的位置。同时，他想拉开一些距离，免得斯蒂尔曼觉出自己被人跟踪。

斯蒂尔曼快要走到车站大门口时，再一次放下行李停住了。那一刻，奎因允许自己的目光扫向斯蒂尔曼的右边，查看了周围那些人，一再肯定自己绝对不会搞错。当时的情形完全难以解释。就在斯蒂尔曼身后，在他右肩后面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另一个男人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一支香烟。他那张脸和斯蒂尔曼的脸就像一对双胞胎。有那么一刻奎因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是从斯蒂尔曼身上投射的某种电磁现象。但完全不是，另一个斯蒂尔曼走着，呼吸着，眨着眼睛；他的动作完全独立于第一个斯蒂尔曼。第二个斯蒂尔曼身上有一种富足的气派。他穿一身名贵的蓝色西装；皮鞋闪闪发亮；一头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而且他眼里流露着一种精明世故的神色。他，也只有一件行李：一只优雅的黑色手提箱，尺寸和另一个斯蒂尔曼手里的完全一样。

奎因惊呆了。他什么都做不了，因为怎么做都是错。不管他作出什么选择——他总得作出个选择——都是武断地，无可奈何地碰运气。不确定性将始终如影随形地跟着他。此刻，这两个斯蒂尔曼又开始向前走了。第一个转向右边，第二个转向左边。奎因这时候真希望自己有一个阿米巴虫的身体，可以一劈两半，同时奔向两个方向。“想想办法，”他对自己说，“快想想办法呀，你这白痴。”

不知怎么想的，他向左边追去，去跟踪第二个斯蒂尔曼。走了十来步，他停住了。好像有什么声音在提醒他，走这边会后悔的。他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愤恨，冲动地想要惩罚混淆了他的目标的第二个斯蒂尔曼。他转过身，看见第一个斯蒂尔曼拖着脚步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肯定他才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这人衣着褴褛，如此潦倒，跟周围的一切是那么格格不入——他无疑就是那个疯子斯蒂尔曼。奎因深深吸了口气，又从振颤的胸膛吐出一口气，然后又吸了口气。没有办法知道：不是这个，根本就不是。他跟上第一个斯蒂尔曼，放慢脚步以合上老人的步子，跟着他进了地铁。

这时将近七点了，四周人流渐稀。虽说斯蒂尔曼看着挺糊涂，可他却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这位教授径直走下通向地铁的台阶，在下面的售票亭里付钱买了票，安然地在站台上等候开往时代广场方向的往返巴士。奎因开始不再担心被他注意到了。他从没见过这么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即使直接站在他面前，他也怀疑斯蒂尔曼能不能看见他。

他们搭乘往返巴士前往西区，穿过42街车站湿冷的通道，然后再下一层台阶，转到IRT车站。七八分钟后，他们上了百老汇快车，在车子晃晃悠悠地往上城方向驶过两个间距老长的快车站后，在第96街下了车。他们慢慢地爬上最后一段台阶，过程中斯蒂尔曼有好几次撂下行李歇气，从街角出来后，他们走进了靛蓝的夜色中。斯蒂尔曼丝毫没有犹豫，也没有停下来辨认方向，径直踏上百老汇大道，朝东面那条街走去。几分钟后，奎因毫无理由地觉得，斯蒂尔曼是在朝他在107街的住宅方向行进。可是，还没等他陷入那种彻底的恐慌中，斯蒂尔曼在第99街的拐角处停下了，等红灯转到绿灯，便穿过马路走到百老汇大道的另一边去了。在不到下一个街口的地方，有一家专为流浪汉提供寄宿的廉价旅馆：和谐旅馆。奎因之前经常路过那家旅馆门口，对在附近闲逛的醉鬼和流浪汉们也很熟悉。他惊讶地瞧见斯蒂尔曼推门进了旅馆前厅。不知怎么想的，他原以为这老人会找一个更舒适的住处。然而，奎因却从玻璃门外看见教授径直走向柜台，确实在住宿登记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拎起行李消失在电梯里，他这才意识到斯蒂尔曼就要住在这里了。

奎因在外面等了两个小时，沿着街面来来回回地踱步，心想斯蒂尔曼也许会出来就近找一家咖啡馆吃饭。但那老人却没有出现，最后奎因断定他一定是去睡觉了。他在街角的付费电话亭里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了个电话，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她作了汇报，然后就朝第107街上的自己家走去。

8

第二天早上，和后来的许多个早上一样，奎因坐在百老汇大道和99街的交通环岛中央的一张长椅上。他总是早早地就来了，从不晚于七点钟，坐在那里喝着外带咖啡，吃着一个黄油面包卷，膝上摊着一张打开的报纸，眼睛盯着那家旅馆的玻璃门。八点左右，斯蒂尔曼就会出来，总是穿着那件棕色的长外套，带着一个老大的旧式手提包。一连两个星期都是这套例行程序，没有变化。老人总是在邻近的几条街上转悠，慢慢地向前挪着步子，有时只挪动一点点，停下，往前走，再停下，好像每个步骤都要先被放到整套动作中去掂量。以这样的方式走路对奎因来说相当困难。他习惯于干脆利落的脚步，所有这些开始啊停顿啊拖着脚走啊开始让他变得疲惫不堪，好像自己身体的节奏都被打乱了。他就是那只追赶乌龟的野兔，不得不一再提醒自己退后一些。

斯蒂尔曼在散步中都做了什么，对奎因来说依然是个谜。当然，他用自己的眼睛全程跟进着，尽可能详尽地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红色笔记本里。可是，他却说不上来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斯蒂尔曼似乎从来没有特意要去什么地方，他似乎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而，就像是经过精确设计似的，他总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打转，北至110街，南到72街，西面是河滨公园，东面到阿姆斯特朗大道。不管他的行程看上去有多随意——而且每一天的活动路线都不一样——斯蒂尔曼从不越过这些边界。这种精确性让奎因非常困惑，因为在其他方面，斯蒂尔曼又似乎是漫无目的的。

斯蒂尔曼走路时从不抬头，两眼永远盯着人行道，好像在找什么东西。确实，他总是不时地停下来，弯腰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细细打量一番，在手里翻过来倒过去。这让奎因联想到检视着史前废墟的一块什么残片的考古学家。有时，仔细查看一番手里的东西之后，斯蒂尔曼会把它扔回人行道上。但更常见的情形是，他打开手提包，把那样东西小心地搁进去。然后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笔记本——跟奎因的本子很像，但要小一些——神情专注地写上一两分钟。写完后，他把笔记本塞回口袋，拎起包，继续走他的路。

就奎因所知，斯蒂尔曼收集的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看起来无非是一些破碎的东西，被人丢弃的废物，零零碎碎的垃圾。几天过去了，奎因记录下来的那些收集品有：一把破损的折叠伞，一个橡胶娃娃掉下来的头，一只黑手套，一个破灯泡的底部，几张印刷品（浸过水的杂志和撕破的报纸），一张破照片，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机械部件，还有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他也说不上是什么的破烂。斯蒂尔曼的拾荒行动是如此认真，这倒是激起了奎因的好奇心，但他只能在旁观察，把所见所闻记在红色笔记本上，傻乎乎地徘徊在事物的表面。同时，想到斯蒂尔曼也有一个红色笔记本，这使他很高兴，好像这就建立起了他俩之间的某种秘密联系。奎因怀疑，斯蒂尔曼的红色笔记本上可能会有在他心中累积多时的那些问题的答案，于是他开始谋划要从老人那里把这本子偷来。不过，现在还没到这么干的时候。

除了上街捡东西，斯蒂尔曼似乎什么都不干。他会时不时地停下来找个地方吃饭。有时撞上了什么人，他会咕哝着开口道歉。有一次，他过马路时，还差点被一辆汽车撞了。斯蒂尔曼没跟任何人交谈过，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家商店，没有露过笑脸。他似乎既不快乐也不伤心。有那么两次，他捡到的东西个头太大，于是他中午就折回了旅馆，然后几分钟后又出现了，手里拎着那个空的提包。大多数日子里，他要在河滨公园待上至少几个小时，机械地沿着碎石铺筑的人行道走着，有时还会拄着棍子在灌木丛里艰难前行。他不会因为要找的那些东西窝在草丛里就弃之不顾。石块啦，树叶树枝啦，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进了他的手提包。有一次，奎因看到，他甚至弯下身子去观察一堆干狗粪，小心翼翼地嗅了嗅，把它留在了原地。有时，斯蒂尔曼也在公园里歇一会儿。下午，通常是午饭后，他会坐在长椅上对着哈德逊河发呆。有一次，一个暖洋洋的下午，奎因瞧见他仰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夜幕降临时，斯蒂尔曼通常在97街和百老汇路口的阿波罗咖啡馆吃饭。然后回旅馆去过夜。他一次也没有试图接触他的儿子。弗吉尼娅·斯蒂尔曼也证实了这一点，奎因每天晚上回家后都会给她打电话。

基本情况变得非常复杂难解。渐渐地，奎因开始觉得自己脱离了起初的目标，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从事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当然，也有可能斯蒂尔曼是在掐算着时机，想在出手之前把大家都弄得身心俱疲。不过，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他知道有人在监视他，但奎因觉得这不太可能。到目前为止，他的活干得不错，一直谨慎地和这老人保持着距离，将自己隐没在街头的人流中，既不引起他的注意，也没有采取过分的措施隐藏自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斯蒂尔曼有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被人跟踪——甚至事先就知道了——因此不想自找麻烦去找出那个跟踪者到底是谁。如果被跟踪是必然的，那找出那个人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跟踪者一旦被曝光，总会被另一个替代的。

这种视角对奎因来说是一个安慰，他决定相信这种判断，尽管毫无根据。斯蒂尔曼要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要么不知道。如果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奎因就什么都查不到，只是在浪费时间。但相信他所有的步骤都有特定的目的，那就好得多了。如果这种解释绕不开斯蒂尔曼的知情，那奎因也愿意把这种知情作为一种信条接受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

然而，在跟踪这老人的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让自己保持全神贯注。奎因习惯于游荡。在这个城里漫步教会了他理解内在与外在的联结。把无目的的行动当成一种倒转的手段，在感觉最好的日子里，他能够把外界的东西摄入体内，从而成为内心的主宰。通过让外在之物充斥自身、把自我驱逐出去，他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自己的绝望心境。因此，游荡，应该是一种无意识的举动。但跟踪斯蒂尔曼不是游荡。斯蒂尔曼可以游荡，可以像盲人似的从一个地方晃到另一个地方，但奎因无法享有这种特权。因为他现在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一举一动上，即使对方几乎什么都没有做。他的思绪会时不时地飘走，紧接着飘走的是他的脚步。这意味着他时常会有加快了脚步、从后面撞到斯蒂尔曼身上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纰漏，他想出了几种减速的办法。首先是提醒自己不再是丹尼斯·奎因了。现在他是保罗·奥斯特，每走一步，他都力求使自己在这个框架内做得更自如一些。奥斯特对他而言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没有内涵的躯壳。要成为奥斯特，即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没有内心的人，一个没有思想的人。问题是，如果他不再拥有那些思想，再也无法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那他就没有退缩的余地了。作为奥斯特，他不可能唤起任何记忆或是恐惧，任何梦想或是欢乐，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奥斯特，对他来说都是一片空白。到最后，他只需维持自己的一具躯壳，向外寻求补给。因此，使自己的目光锁定斯蒂尔曼，不只是他对自己的思想训练中的一种消遣，也是他唯一允许自己保留的思想。

一两天下来，这方法还稍有成效，可是弄到后来，即便是奥斯特也被这单调的行动搞得郁闷了。奎因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东西来占据自己，在执行这项任务时出现的那些细枝末节也都不能放过。最后，是红色笔记本帮了他的忙。不再像最初的几天那样，只是草草地记下一些随意的说明，他决定尽可能地记录下斯蒂尔曼的每一个细节。他用那支从聋哑人那里得来的圆珠笔，不辞辛劳地做着他的任务。他不但记下了斯蒂尔曼的手势，描述了他收进提包或没选中的每一样物品，记下了所有事情发生时的准确时间，还详细列出了斯蒂尔曼的偏移路线，记下了他经过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角，甚至每一个停顿。除了让他忙碌不停以外，红色笔记本也使奎因的脚步放慢了许多。这下就不会发生撞上斯蒂尔曼的危险了。相反，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跟上他，确保他不会消失。毕竟，走路和书写是很难兼顾的动作。如果说在过去五年中，奎因通常在同一时间只能做其中的一件或是另一件，那现在他得试着同时做这两件了。一开始，他犯了许多错误。尤其困难的是在视线离开页面的情况下书写，他经常发现自己写偏了，两行甚至三行字迹叠在一起，乱七八糟难以辨认。可是，看着本子写字，就意味着必须停下脚步，这就会加大跟丢斯蒂尔曼的可能。折腾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关键是姿势问题。他试着把本子擎在迎面四十五度角的位置上书写，发现左腕擎不了多久就撑不住了。后来，他试着把笔记本正对着脸部，眼睛从本子上方露出，就像是一个真人版的基尔罗伊[*]，但事实证明这并不管用。接下来，他把右臂折起，将笔记本放在肘弯以上几英寸处，用左手撑住笔记本背面。但这一来他写字那只手就很受限，而且几乎没法写下半页。最后，他决定把笔记本架在左侧髋部，就像画家端颜料板的样子。这是一大改进。这种拿本子的方式不会带来紧张感，拿笔的右手也不受其他任务的妨碍。虽然这种方式也有缺点，但长远看来，这似乎是最舒服的姿势了。因为奎因可以几乎同时把注意力分配在观察斯蒂尔曼和书写这两件事情上，朝上瞟一眼可以做一件事，低下头可以做另一件，看和写似乎都成了一气呵成的连贯动作。右手捏着聋哑人的笔，左髋上架着红色笔记本，奎因又跟着斯蒂尔曼走了九天。

他每晚与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通话都很简短。虽然接吻的记忆仍然鲜活地留在奎因的脑海中，但事情不再有任何罗曼蒂克的发展。最初，奎因曾期待过会发生点什么。在如此诱人的开端后，他确信终将把斯蒂尔曼太太搂在自己怀里。但他的雇主很快就退缩到照章办事的面具后面去了，一次也没再提及那个仅此一次的激情时刻。也许奎因被自己的希望误导了，暂时把马克斯·沃克和他自己给搞混了，而马克斯·沃克从来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失手。也可能只是奎因开始强烈地感觉到孤独了。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一具温暖的躯体躺在自己身边了。事实上，他在见到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那一刻就有了强烈的性冲动，远在她亲吻他之前。她现在疏离的态度也无法阻止他继续想象她赤身裸体的样子。每天晚上，色情淫荡的画面都会掠过奎因的脑子，虽然现在看来它们变成现实的希望非常渺茫，但仍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消遣。很久以后，也就是当一切都为时已晚，他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滋生过一种骑士式的希冀——即以漂亮的手法解决这个案子，迅速而不留后患地把彼得·斯蒂尔曼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这样，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赢得斯蒂尔曼太太的青睐。当然，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在奎因从头到尾所有犯过的错误中，这个错误也不见得比其他的更糟。

这是他接手这案子的第十三天。那天晚上，奎因回到家里时的情绪非常低沉。他灰心丧气，打算放弃了。尽管他一直在自娱自乐，尽管他编造了一些使自己坚持下去的故事，但对案件来说似乎没什么实质意义。斯蒂尔曼是个疯老头，早已忘了自己的儿子。就算一直跟踪到他死去，也未必会有什么事情。奎因拎起电话，拨了斯蒂尔曼家的号码。

“我打算停手了，”他对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就我所观察到的情形来看，他对彼得没有任何危胁。”

“这正是他想达到的目的，”女人这样回答，“你不知道他有多聪明，多有耐心。”

“他肯定有耐心，但我没有。我想你在浪费自己的钱。而我在浪费我的时间。”

“你肯定他没有看见你吗？这可能会让情形变得大不相同。”

“我不会拿我的生命来打赌，但确确实实，我可以肯定他没看见我。”

“那么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你们没什么可担心的。至少目前是这样。假如过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可以跟我联系。我会在麻烦露头的第一时间赶来。”

一阵停顿后，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也许你是对的，”接着，又一个停顿，“但为了让我稍微放心点，我们能不能找个折中的方案。”

“那要看你打算怎么折中。”

“是这样。再盯几天。要确保没有危险。”

“有一个条件，”奎因说，“你得让我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不再加以限制。我必须能自由地与他交谈，向他提问，彻底摸清他的底细。”

“那不是太冒险了吗？”

“你不必担心。我不会跟他摊牌。他甚至都不可能猜出我是谁，我想干什么。”

“你怎么做到这一点？”

“这是我的事情。我自有锦囊妙计。你必须相信我。”

“好吧。我会关注事情的发展。我不希望造成什么伤害。”

“很好。我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事情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奥斯特先生？”

“嗯？”

“我非常非常感谢你。彼得过去两星期的情况也很好，我知道这都是因为你。他一直在谈论你。你好像……我不知怎么说……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英雄。”

“那么，斯蒂尔曼太太的感觉如何呢？”

“对她来说也是一样。”

“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也许某一天她也会允许我感谢她。”

“万事皆有可能，奥斯特先生。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我会的。我傻了才不会。”

奎因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炒鸡蛋和煎吐司片，喝了一瓶啤酒，随后就把红色笔记本摊在桌上。他记录这些东西已有多日，用他那飘忽的笔迹，挨挨挤挤地写了一页又一页，但他还没有心思整个读一遍自己所写的东西。既然结局似乎已经可以看得到了，他觉得也许可以试着看一下了。

大部分页面都难以辨认，尤其是前面几节。他费力地破译那些字句，心想似乎不值花这么大力气。“在街上捡起一支铅笔，凝视着，犹豫着，塞进提包……在便利店买了三明治……坐在公园长椅上，翻看着红色笔记本”，这些句子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什么价值。

完全是方法问题。如果目标是想理解斯蒂尔曼，充分了解他以求事先就能够预料他下一步将如何行事，那么奎因做得并不成功。他着手调查这事，只是基于一些有限的事实：斯蒂尔曼的履历和他的专业背景，他对儿子的囚禁，他的被捕以及住院治疗，他那本据说神志还正常时写的怪诞学术论著，以及更为重要的，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说他现在企图伤害他儿子的断言。然而，所有这些过去的事况跟眼下的情形似乎都扯不上关系。奎因大失所望。他之前总以为，出色的侦探工作的关键是密切注视细节。了解得越是翔实准确，办案就会越成功。这意味着人类的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无限的举手投足、习惯行为乃至缄默的表象之下，总能找出某种关联、某种秩序、某种动机来源。然而，在费力地捕捉到所有这些表象之后，奎因却觉得自己并不比一开始跟上斯蒂尔曼时更了解他。他过着斯蒂尔曼的生活，用他的步子行走，随着他的目光观察这个世界，而现在他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个人的深不可测。他不但没有缩小自己和斯蒂尔曼之间的距离，反而看着这老人从自己身边溜走了，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

并非出于什么确定的想法，奎因把红色笔记本翻到空白页，画了一幅斯蒂尔曼游荡区域的袖珍地图。

然后，仔细地审阅他的笔记，开始用笔追循斯蒂尔曼一天之内的行动路线——根据他第一天对这老人的漫游所作的完整记录，其结果如下：

奎因被斯蒂尔曼这一圈足迹的边界的模样惊呆了，他一次也没有进入中心地带。这幅图看上去像是想象里中西部某个州的地图。除了一开始从百老汇往北走的十一个街区，以及代表着斯蒂尔曼在河滨公园曲折前行的一系列花边，这幅图接近一个矩形。另一方面，考虑到纽约街道的四分结构，它也有可能是一个“0”，或是字母“O”。

奎因继续看接下来一天的记录，想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形。结果却完全不一样。

这幅图形使奎因想到了一只鸟，或许是一只猛禽，在空中振翅翱翔。片刻之后，他觉得这种解读似乎显得过于牵强了。这只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是两个抽象的图形，被斯蒂尔曼向西走过83街时拉出的一道不起眼的线连接在一起。

奎因停顿片刻，思考着自己正在做的事。他是在毫无意义的涂鸦吗？他是在像白痴似的消磨一个晚上吗，还是在试图发现什么呢？不管是何种回答，他意识到，都令人难以接受。如果他只是打发时间，何必选择这么费劲的方式？他已经糊涂到没有勇气去思考了吗？反过来说，如果这不只是一种自娱自乐，那么他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看起来他似乎是在寻找某种迹象。他在从斯蒂尔曼混沌的行动中搜索着一丝合理性。这只意味着一件事：他对斯蒂尔曼行动的随意性依然心存怀疑。他想从中找出某种意义，不管那有多么晦涩难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奎因允许自己否认眼前的事实，据他所知，这是一个侦探所能做的最糟的事。

但他还是决定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现在还不太晚，不到十一点钟，事实上这又没什么坏处。结果这第三幅地图和前面两幅毫无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如果把那些公园里的波形曲线剔除，奎因可以肯定地说自己面前是一个字母“E”。假设第一个图形确实是代表了字母“O”，那么可以合理地推断出那个鸟翼状图形是字母“W”。顺理成章地，字母O-W-E拼成了一个单词，但奎因不准备就此得出结论。他是从第五天才开始详细记录斯蒂尔曼行程的，要确认前面四天是什么字母只能靠推测了。他后悔没有一开始就着手记录，因为他知道前面四天的秘密是不可复原的。但也许他能以一种勇往直前的方式弥补过去的缺失。等走到最后，也许直觉会告诉他开头的字母是什么。

接下来一天，图形似乎成了一个代表字母“R”的形状。与其他几幅图相比，它显得十分复杂，公园那块地方画出了那许多不规则的线条，彼此近似，像是过分修饰。奎因仍坚持客观地看待图形的形状，试图撇开那种心理预期，一上来就把它视为字母表上的字母。他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凿无疑的：这很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也许，这就像是小孩子从天上变幻的云朵里寻找图形。但是，这巧合也太令人震惊了。如果只有一幅地图像字母，哪怕是两幅，他也许都会把这视为偶然的怪事而置之脑后。但是，四幅地图形成的一排字母就远非巧合可以解释的了。

再接下来的一天，图形给了他一个有点偏斜的“O”字，像是一个甜面圈，一侧被压扁了，另一侧突出着三四个锯齿状的线条。然后出现了一个规整的“F”，一侧带着洛可可风特有的涡状纹饰。这之后是一个“B”，看上去像是两个随意摞在一起的盒子，边角被精心打磨过了。接着是一个站立不稳的字母“A”，有点像是一把梯子，每一边都有几个阶梯。最后，又是一个字母“B”：摇摇欲坠地斜在一个尖齿上，像是一个颠倒的金字塔。

奎因按顺序抄下这些字母：OWEROFBAB。不停地摆弄了一刻钟之后，又把它们拆开，重新排列，再回到最初的次序，按以下方式写出来：OWER OF BAB。谜底看起来太荒诞了，他几乎失去了勇气。再考虑到他错失的前面四天，以及斯蒂尔曼还没写完，答案似乎是不容逃避的：THE TOWER OF BABEL（巴别塔）。

奎因的思绪马上飘向《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的结尾部分，那些在岩缝内壁里发现的奇异的象形符号——土石自然剥落形成的字母，好像它们想要说出某种不能被人理解的事情。但他转念一想，这似乎不太贴切。因为斯蒂尔曼没有把他的信息留在任何地方。的确，他挪动着自己的脚步创造出了这些字母，但它们并没有被写下来。就像是一幅你用指头描绘在空气中的画。你一边画，它一边就消失了。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结果或踪迹可循。

但是，这幅画确实是存在的——并非存在于绘出线条的街道上，而是在奎因的红色笔记本里。他不知道斯蒂尔曼是每天晚上都坐在他的房间里谋划着第二天的行动，还是临时决定如何行走。这一点不得而知。他也不知道斯蒂尔曼这么走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一种自我暗示，还是有意给什么人留下的信号？但最最起码，奎因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斯蒂尔曼没有忘记亨利·达克。

奎因不想慌神。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思绪，试着想象最糟糕的可能性。看到了最糟糕的，也许事情倒不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糟了。他索性把想到的事情开列如下：第一，斯蒂尔曼确实在谋划加害彼得。结论：无论发生什么，这都是个前提。第二：斯蒂尔曼知道自己会被跟踪，知道他的行踪可能被记录下来，知道他的信息可能已被解读。结论：这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彼得必须被保护起来。第三：斯蒂尔曼比先前料想的更加危险。结论：这并不意味着他能侥幸得手。

这样搞下来确实有点用处。但那些字母依然困扰着奎因。这整个事情的陈述真是太拐弯抹角，太邪门了，以至于他不想接受这种解释。接着，疑惑又来了，像是得到了什么指令似的，他脑子里回响着嘲弄的讪笑，还有吵吵闹闹的歌声。他想象了一下整个事情。那些字母根本不是什么字母。他发现了它们仅仅是他想要发现它们。而且，即便那些图形组成了字母，也只是一种偶然罢了。跟斯蒂尔曼没关系。完全是一场意外，他把自己给涮了。

他决定上床去睡觉，已经睡着了，却又醒过来，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了半个小时，又回到床上。入睡前最后一个想法是，他也许还有两天时间，因为斯蒂尔曼还没有完成他要表达的信息。还剩下最后两个字母——“E”和“L”。奎因的意识涣散了。他游向某个片段组成的永无之地，这地方尽是无词之物和无物之词。接着，最后在睡意昏昏的挣扎中，他告诉自己，“EL”就是古希伯来语“上帝”的意思。

在他后来忘记了的那个梦里，他发现自己在儿时镇上的垃圾场里，细细筛拣着那座垃圾山。

9

和斯蒂尔曼的第一次会面在河滨公园。那是周六的下午时分，公园里到处是骑自行车、遛狗的人和玩耍的孩子。斯蒂尔曼独自坐在一张长椅上，眼睛茫无所视地看着周围，那个红色的小笔记本搁在膝盖上。四处都很明亮，那无垠的光线似乎是从眼睛能捕捉到的每一样东西上辐射出来的，在头顶上，在树叶摇曳的枝杈间，微风一阵阵吹来，沙沙地动情摇晃着叶片，起起伏伏就像波浪似的。

奎因谨细地策划过他的行动。他假装不去注意斯蒂尔曼，在他旁边的长椅上坐下，双臂抱在胸前，跟那老人朝同一方向凝望着远处。两人都没说话。他后来算过，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十五到二十分钟。然后，他毫无预兆地把脑袋转向老人，直接又固执地盯着那张皱纹密布的侧脸。奎因把全副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眼神里，好像要用这力量在斯蒂尔曼脑袋上灼出一个洞来。这凝视持续了五分钟。

最后，斯蒂尔曼向他转过脸。用一副出入意料的轻柔男高音说道：“对不起，但我不可能跟你说话。”

“我什么也没说。”奎因说。

“没错，”斯蒂尔曼说，“但你得理解，我不习惯跟陌生人说话。”

“我再说一遍，”奎因说，“我什么也没说。”

“是的，我第一遍就听见了。可是，难道你没兴趣知道为什么吗？”

“恐怕没有。”

“说得好。我能看出你是一个有理性的人。”

奎因耸耸肩，没有作答。此刻他整个人摆出一副冷漠的架势。

斯蒂尔曼莞尔一笑，向奎因侧过身子，用一种同谋者的口气对他说：“我想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

“那还有待观察。”一个长久的停顿之后，奎因回答说。

斯蒂尔曼大笑起来——一声短促、低沉的“哈”——然后接着说：“我并不是不喜欢陌生人本身。我只是不愿跟任何一个不作自我介绍的人说话。为了开始我们的交谈，我得知道你的姓名。”

“但某人一旦把他的姓名告诉你，他就不再是陌生人了。”

“没错。这就是我不跟陌生人说话的原因。”

奎因对此已有所准备，他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不会被对方摸透的。既然从理论上讲，他是保罗·奥斯特，那这个名字就是他需要加以保护的。而其他任何名字，甚至真名，都可以成为一种伪托，一种可以让他躲在后面享以安全的面具。

“既然这样，”他说，“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的名字叫奎因。”

“啊，”斯蒂尔曼若有所思地应着，点头答话，“奎因。”

“是的，奎因。Q-U-I-N-N。”

“我知道怎么拼。是的，是的，我知道。奎因。唔。是的。很有意思。奎因。一个最能引起联想的名字。和TWIN（双胞胎）押韵，是不是？”

“是这样的。TWIN。”

“也和SIN（罪恶）押韵，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你没弄错。”

“还有IN，一个N，或者INN，两个N。是不是？”

“一点没错。”

“嗯。非常有意思。我想到了许多和这个词押韵的例子。这个QUINN，这……作为事物本质的……QUINTESSENCE（精华）。比方说，QUICK（快）。还有QUILL（羽茎），还有QUIRK（怪癖）。唔。还和GRIN（露齿而笑）押韵。更别提KIN（亲属）了。唔。非常有意思。还有WIN（赢）。还有FIN（鳍）。还有DIN（喧嚣）。还有PIN（大头针）。还有TIN（罐）。还有BIN（箱柜）。唔。甚至还跟DJINN（神灵）押韵。唔。如果你说的没错，还和BEEN（BE的过去分词/存在）押韵。是的，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你的名字，奎因先生。它同时拐向这么多不同的方向。”

“是的，我自己也时常注意到这一点。”

“大多数人不会留意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字词就是石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没有生命的物体，就像是不会改变的单子。”

“石头也可以改变的。石头会被风或者水磨损。它们会风化，也可能被压碎。你可以把它们砸成碎片，或是砾石，或是尘土。”

“确实如此。我得说你是一个明白人，奎因先生。如果你知道曾有多少人对我产生过误解就好了。我的工作为此而大受挫折。受尽了折磨。”

“你的工作？”

“是的，我的工作。我的计划，我的调查，我的实验。”

“嗯？”

“是的。可尽管有这些挫折，我却没有灰心。比方说现在，我正从事的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一切顺利，我相信我将掌握一系列重大发现的钥匙。”

“钥匙？”

“是的。那把钥匙将开启某些禁闭之门。”

“呵！”

“当然，目前我还只能说是在收集数据，收集证据。然后我就该梳理那些发现了。那是一项要求非常高的工作。你绝对想象不到有多么困难——尤其是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

“我能想象。”

“是啊。有许多事情要做，时不我待呀。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起床。不管什么天气我都到户外去，不断地移动，两腿不停地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可把我累坏了，你可以相信这一点。”

“可这是值得的。”

“在真理面前，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值得的。”

“说得是。”

“你看，没有人理解我所理解的事情。我是第一个。我是唯一的一个。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责任和负担。”

“世界担在你肩上。”

“是的，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余下的部分。”

“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么糟糕。”

“就这么糟糕。也许更糟。”

“啊。”

“你看，先生，这个世界裂成了一块块的碎片。而我的工作是再把那些碎片拼回到一起。”

“你已经承担了太多了。”

“我知道。但我只是在寻找一种原则。一个人完全能胜任。如果我能打下了这个基础，其他人就也可以着手做这种修复工作了。这里重要的是前提，是理论的第一步。不幸的是，没有别人能承担此任。”

“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吗？”

“大幅度的进展。事实上，我觉得眼下我已处在重大突破的边缘了。”

“听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这让我感到安慰，是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太聪明了，我的脑子清澈透明。”

“我一点也不怀疑。”

“你看，我已经明白了限制自己的必要。在一块足够小的地域内考察，得出的所有结果都是毋庸置疑的。”

“这是那个前提的前提，可以这么说。”

“是的，没错。这是原则的原则，操作的方法。你看，这个世界裂成了碎片，先生。我们不仅丢失了使命感，还丢失了借以说出它的语言。这毫无疑问属于精神层面，但它们在物质世界里自有其类似物。我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自身限制在物质层面，限制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面。我的目标是崇高的，但我现在的工作却在日常范围内展开。这就是我经常被误解的原因。但没关系。我已经学会了不去理会这一切。”

“一个令人钦佩的回应。”

“唯一的回应。只有这样才配得上我这样的人物。你看，先生，我正在发明一种新的语言。在这种工作中，我不会被别人那些愚蠢的念头所干扰。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试图治愈的那种疾病的一部分。”

“一种新的语言？”

“是的。一种最终会说出我们必须说出的那些话的语言。我们的语词已经不再符合这个世界了。当事物完整的时候，我们自信地感觉到我们的语词可以表达它们。但是，这些事物一点点地分崩离析，支离破碎，溃散成一片混沌。可我们的语词却还是保留着原样没变。它们没有适应新的现实。因此，每当我们想说出我们的眼中之物时，一出口就走样了，我们用语言表述的每一样事物都是被扭曲的。这使得每一样事物都陷入了混乱。但是语词这东西，就像你所理解的那样，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在于怎样来证明它。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力求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工作——简单得甚至一个孩子都能领会我说的事情。想一个代表着一个物件的词——比方说‘雨伞’。当我说‘雨伞’这个词时，你脑子里就能浮现这个物件。你看见一个竖着杆子的、上面一圈金属轮幅上覆着雨布的东西，它张开时能用来挡雨，保护你不受雨淋。最后一个细节很重要。雨伞不仅是一样物件，它也是一件具有某种功能的东西——换句话说，它表达了人的意志。当你停下来想一想，每一样东西其实都和雨伞类似，都包含了某种功能。铅笔是用来写字的，鞋是用来穿的，汽车是用来驾驶的。瞧，这就是我的问题。当一样东西不再具备它的功能，那会怎么样呢？它还是那样东西吗，还是已经变成另一样东西了呢？当你把伞布从雨伞上扯下来，这雨伞还是一把雨伞吗？你撑开伞骨，把它撑在头顶，走到外面，走到雨中，你就会全身淋湿。你还会把这个物件称作雨伞吗？一般来说，人们会这么说。充其量，人们会说这把雨伞坏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我们一切麻烦的根源。由于它已经无法再发挥那种功能，这把雨伞已经不再是一把雨伞了。也许它看起来像一把雨伞，也许它曾经是一把雨伞，但现在它已经变成了另一样东西。然而，这个词，却一成不变。所以说，它其实已经无法再表达这个事物了。它是不确切的；它是错误的；它掩盖了本该被揭示的东西。进而说来，如果我们甚至都不能命名一件普通的、每天都拿在手里的物件，怎么还能期望把那些真正与我们有关的事情说出来呢？除非我们能够开始在我们使用的语词中呈现出变化的理念，否则我们将一直陷于迷失状态。”

“那么你的工作是？”

“我的工作很简单。我必须来纽约，因为这是最荒凉、最凄惨的地方。一整个破裂的世界，混乱是普遍现象。你一睁眼就能看见。破碎的人，破碎的事物，破碎的思想。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垃圾堆。但这绝对合乎我的意图。我发现那些街道是无穷无尽的物质来源，是取之不尽的破烂仓库。每天，我都带着手提包出去，收集那些值得研究一番的物质。我收集的样品已有几百件了——从磕碰的到砸碎的，从凹陷的到压扁的，从碾成粉的到沤成泥的。”

“你怎么处理这些东西？”

“我给它们命名。”

“命名？”

“我发明新的词语，能与它们相匹配的名字。”

“啊。现在我明白了。可你怎么判断呢？你怎么知道你发明的词是正确的呢？”

“我从不会犯错误。这是我的一种天赋。”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发明的词？”

“是啊。”

“对不起，这不可能。这是我的秘密，你懂的。等到我的著作出版，你和这世上的其他人就都知道了。但现在，我只能守住这个秘密。”

“机密。”

“没错。最高机密。”

“我很遗憾。”

“你不用太失望。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把研究的结果整理好。然后，伟大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了。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第二次会面是第二天早上九点多。那是星期天，斯蒂尔曼从旅馆出来得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他走过两个路口，进了平时吃早餐的五月花咖啡馆，坐到后面一个角落的卡座里。奎因，这次变得更大胆了，跟着这老人进了餐馆，坐进同一个卡座，就坐在他对面。有那么一两分钟，斯蒂尔曼似乎都没注意到他的存在。稍后，他才从菜单上抬起头来，用一种莫测高深的眼神研究着奎因的面孔。他显然没有认出这就是前一天见过的人。

“我认识你吗？”他问。

“我想不认识，”奎因说，“我叫亨利·达克。”

“哦，”斯蒂尔曼点点头，“一个从本质下手的人。我喜欢他那一套。”

“我可不是在灌木丛里兜圈子[*]的人。”奎因说。

“灌木丛？什么样的灌木丛？”

“当然是燃烧的灌木丛啊。”

“哦，是的。燃烧的灌木丛。当然啦。”斯蒂尔曼看着奎因的脸——这会儿看得更仔细了，但似乎还带着某种迷惑。“对不起，”他说，“可我不记得你的名字了。我记得你刚才告诉过我，可我现在好像想不起来了。”

“亨利·达克。”奎因说。

“是了，是了。现在我想起来了。亨利·达克。”斯蒂尔曼停顿了好长时间，然后摇了摇头，“不幸的是，这不可能，先生。”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根本没有亨利·达克。”

“嗯，也许我是另一个亨利·达克。而非那个不存在的亨利·达克。”

“唔。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有时候两个人确实会有同样的名字。很有可能你的名字是亨利·达克。但你不是那个亨利·达克。”

“他是你的朋友吗？”

斯蒂尔曼大笑起来，好像这是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不完全是，”他说，“你要知道，从来没有亨利·达克那么个人。他是我编造出来的。他是一个虚构的人。”

“不会吧。”奎因装作不相信的样子。

“是的，那是我写过的一本书中的人物。一个虚构的角色。”

“我觉得很难接受。”

“所有人都觉得很难接受。我骗了所有人。”

“这太令人惊讶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需要他，你知道。当时我有一些太危险也太有争议的想法。于是，我佯称这些理论出自另外的某个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你是怎么想到把他命名为亨利·达克的？”

“这是个好名字，你不觉得吗？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充满了神秘感，而同时又很恰当。它很符合我的意图。此外，它还具有一种隐秘的含义。”

“暗示黑暗吗？”

“不，不。再明显不过了。是它的首字母，H.D.。这非常重要。”

“怎么讲？”

“你难道不想猜猜吗？”

“我不想。”

“噢，猜猜看吧。猜三次。如果你猜不到，我会告诉你的。”

奎因停顿一下，试图尽最大的努力来猜测。“H.D.，”他问，“跟亨利·戴维有关？譬如亨利·戴维·梭罗？”

“门也没摸着。”

“纯粹的H.D.呢？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

“更不对了。”

“好吧，再猜一次。H.D.，H……还有D……再过一会儿……只要再一会儿……啊……是了，我猜出来了。H是那个哭泣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而D是那个大笑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辩证的两极。”

“好聪明的回答。”

“我说对了吗？”

“没有，当然没有。不过，一个聪明的回答也相当于答对了。”

“你不能说我没试过了吧。”

“当然不会。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正确的答案作为奖赏告诉你。因为你试过了。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在亨利·达克的名字中，首字母H和D来自汉普蒂·邓普蒂。”

“谁？”

“汉普蒂·邓普蒂。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个蛋。”

“‘矮胖子坐墙头’那个？”

“正确。”

“我不明白。”

“汉普蒂·邓普蒂：人类境况最纯粹的化身。仔细听好，先生。蛋是什么？是还未出生时的状态。这是个悖论，是不是？汉普蒂·邓普蒂如果没有生出来的话，他怎么能够活在世上呢？然而，他活着——毫无疑问。我们知道他活着是因为他会说话。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语言哲学家。‘“当我使用一个单词的时候，”汉普蒂·邓普蒂用一种相当傲慢的口气说，“它就意味着我选择让它去意味的那个意思——既不多，也不少。”“问题在于，”爱丽丝说，“你是否能够让一个单词意味着那么多不同的事物。”“问题在于，”汉普蒂·邓普蒂说，“是谁说了算——如此而已。”[*]’”

“刘易斯·卡罗尔。”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第六章。”

“有意思。”

“远不止有意思呢，先生。这是关键性的。仔细听好了，也许你会学到些什么。在他跟爱丽丝的零星交谈中，汉普蒂·邓普蒂勾画了人类希望的未来，并且给了我们获得拯救的线索：成为我们所说的语词的主人，使语言回应我们的需求。汉普蒂·邓普蒂是一个先知，一个道出这个世界尚未准备就绪的真相的人。”

“一个人？”

“对不起，这是一时口误。我是说一个蛋。但这个口误是具有启示性的，正好以此证明我的观点。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的人都是蛋。我们存在着，但我们尚未抵达命定的形式。我们完全是潜在的，是一个尚未抵达使命的例证。因为人是堕落的生物——我们从《创世记》知道这一点。汉普蒂·邓普蒂也是一个堕落的生物。他从墙上坠落了，没有人可以把他再拼凑回去了——无论是国王，还是他的马，他的兵。但这正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努力去做的事。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把蛋再拼凑回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先生，都是汉普蒂·邓普蒂。帮助他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一番富有说服力的论证。”

“在这番话里找不到一点瑕疵。”

“没有裂缝的蛋。”

“正是。”

“而同时，这也就是亨利·达克的来由。”

“是的。但还不止这一个原因。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蛋。”

“不止一个？”

“老天啊，是的。有无数的蛋。但我想到的那个尤其著名。可能是所有蛋里最著名的一个了。”

“你开始让我感到迷惑了。”

“我说的是哥伦布的蛋。”

“哦，是的。当然啦。”

“你知道那个故事？”

“谁都知道。”

“挺迷人的，不是吗？当面对如何把蛋竖起的问题时，他只是轻轻把蛋壳底部敲碎，弄出一个稳定的平面用以支撑蛋的站立。”

“那挺管用。”

“当然管用。哥伦布是一个天才。他寻找天堂，发现了新世界。可要使那里成为一个天堂，仍为时不晚。”

“确实。”

“我承认事情进展得不太好。但还是有希望的。美国人从来没有丧失过他们发现新世界的欲望。你还记得1969年发生的事情吗？”

“我记得那时有许多事。你说的是哪一件？”

“人在月球上行走。想想这档子事吧，亲爱的先生。人在月球上行走！”

“是的，我记得。据总统说，那是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他说对了。那个人说过的唯一有智慧的话。你估计月球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知道。”

“来吧，来吧，再猜一下。”

“哦，是啊，现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当然，这种相似并非那么完美。但说真的，在某些位相，特别是在晴朗的夜晚，月亮看起来真的非常像一个蛋。”

“是的，非常像。”

这时，一个女侍者端来了斯蒂尔曼的早餐，摆放在他面前的桌上。老人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看着食物。他一边礼貌地用右手举起餐刀，敲碎了半熟鸡蛋的壳，一边说：“如你所见，先生，我将不遗余力。”

第三次会面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中午稍过：阳光像薄雾似地笼罩在砖石和树叶上，影子越拉越长。斯蒂尔曼又回到了河滨公园。这次是在公园边上，到第84街上那座人称汤姆高地的裸岩小丘那里去休息。在同一地点，1843年和1844年的夏天，埃德加·爱伦·坡曾长时间地凝视着哈德逊河。奎因知道这些，是因为他把了解这类事当成了自己的职责。结果，他自己倒是经常来这里坐坐。

现在，他对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不怎么感到害怕。他围着岩丘转了两三圈，就是引不起斯蒂尔曼的注意。于是他索性坐到老人身边，跟他打了个招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斯蒂尔曼竟然没认出他来。这是奎因第三次作自我介绍了，每次都像是成了另一个人。他拿不准这是不是个好兆头。如果斯蒂尔曼是假装的，那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与伦比的演员。因为每次奎因出现时，都有些惹人注目的举动。而斯蒂尔曼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斯蒂尔曼确实没有认出他，那又意味着什么呢？真有人能对自己眼前的事物如此视而不见吗？

老人问他是谁。

“我叫彼得·斯蒂尔曼。”奎因说。

“噢，跟我同名，”斯蒂尔曼回答，“我叫彼得·斯蒂尔曼。”

“我是另一个彼得·斯蒂尔曼。”奎因说。

“哦，你是说我儿子。是啊，那倒有可能。乍一看你是有点像他。当然，彼得是金发，而你是黑发。不是亨利·达克，但头发倒很达克。当然，人是会变的，不是吗？一分钟前是这样，过了一分钟又变了个样。”

“没错。”

“我一直记挂着你，彼得。好多次我都在想，‘不知道彼得怎么样了’。”

“我现在好多了，谢谢。”

“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曾有人跟我说你已经死了。这消息让我很悲伤。”

“没有。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看得出来。非常健康。说话也挺流利的。”

“现在，所有的词语我都能脱口而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感到头疼的词。我全都能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彼得。”

“一切都应归功于你。”

“孩子是最好的祝福。我总是这样说。是无与伦比的福祉。”

“你说得没错。”

“至于我自己，我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当日子过得不好时，我就回想过去那些好时光。记忆是伟大的祝福，彼得。仅次于死亡。”

“这毫无疑问。”

“当然，我们也必须活在当下。比如，我现在是在纽约。明天，我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你看，我走过许多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就离开了。这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

“这挺来劲的。”

“是的。我也感到挺来劲的。我的脑子从未停止思索。”

“这挺不错的。”

“这些年日子过得不容易，确实如此。可仍然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东西。岁月催人衰老，却也给了我们这些日日夜夜。我们死后，总会有人来取代我们。”

“我们都老了。”

“当你老了，也许会有个儿子可以安慰你。”

“希望如此。”

“那你就像我一样幸运了。记住，彼得，孩子是伟大的祝福。”

“我不会忘记的。”

“还要记住，你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搁在一个篮子里。反过来，也不要在孵化之前数你的小鸡。”

“不会的。我会尽量顺其自然。”

“最后一条，绝不要说你心里认为不真实的事情。”

“我不会的。”

“撒谎是件坏事。它会让你后悔被生出来。不能出生是一种诅咒。你被判处活在时间之外。当你活在时间之外时，就再也没有什么日日夜夜了。你甚至连死亡的机会都没有。”

“我明白。”

“谎言永远无法被抹除。连真相也做不到。我是一个父亲，我知道这些。想想我们的国父的故事吧。他砍倒了樱桃树，然后跟他父亲说，‘我不能说谎。’不久后，他把一枚硬币扔到河对面去了。这两个故事是美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事件。乔治·华盛顿砍倒了樱桃树，再就是他把钱远远地扔开了。你能理解吗？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钱不长在树上。这是使我们国家走向强盛的要义，彼得。现在，乔治·华盛顿的头像印在每张一美元的纸币上。从这一切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个重要的教益。”

“我同意你的看法。”

“当然，不幸的是树被砍倒了。这棵树是生命之树，它能使我们免于死亡。现在我们都张开双臂拥抱死亡，尤其是当我们已垂垂老矣。但我们的国父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生活是一碗樱桃’的意思。假如那棵树继续生长着，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永恒的生命。”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脑子里有许多这样的思想。我从来不会停止思索。你一直都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彼得，我很高兴你能理解。”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一个父亲总会把他所知道的教给自己的儿子。这样，知识就会世代相传，我们就会越来越聪明。”

“我不会忘记你教给我的。”

“现在我可以幸福地去死了，彼得。”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

“但你一定不能忘记我说的一切。”

“我不会的，父亲。我向你保证。”

第二天早上，奎因按通常的时间等候在旅馆对面。天气终于变了。在晴朗了两周之后，纽约终于下起了毛毛细雨，满街都是湿漉漉的汽车轮胎辗过马路的声音。奎因在长凳上坐了一个小时，撑着一把黑伞，心想斯蒂尔曼随时都可能出现。他一边等，一边享用着面包卷和咖啡，读着大都会队星期天比赛失利的报道，但那老人还是不见踪影。耐心点，他对自己说，开始盯着报纸上其他新闻看起来。四十分钟过去了。他已经读到财经新闻，就要看到有关公司并购的分析文章了，这时雨突然下大了。他不情愿地从长凳上站起来，走到旅馆门口的街对面。他穿着湿冷的鞋，站了一个半小时。斯蒂尔曼病了？他想。奎因试着想象他躺在床上的情景，高烧的汗水湿透了身子。也许这老人在夜里死去了，他的尸体还没被人发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他告诉自己。

今天本应是关键的一天，奎因为此作了精心策划。现在他的算盘全落空了。他为自己没能考虑到这种意外情形而懊丧不已。

可他仍在犹豫。他站在雨伞底下，看着小小的雨珠滑落下来。到十一点时，他开始重作打算。半小时后，他穿过街道，沿着人行道走了四十步，走进了斯蒂尔曼下榻的旅馆。这地方散发着蟑螂驱逐剂和烟蒂的臭味。门厅里有几个无处可去的住客，摊手摊脚地躺在橘黄色的塑料椅子上。这地方似乎除了恶臭就没别的了。

一个卷着袖子的大个子黑人坐在柜台后面。他一手撑着脑袋，另一只手飞快地翻动着一份小报，几乎没有停下来瞄一眼报纸上的文字。就好像他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已经烦透了。

“我想给你们的一个客人留个口信。”奎因说。

那人慢慢地抬起头看看他，一副希望奎因立马消失的表情。

“我想给你们的一个客人留个口信。”奎因又说。

“这里没有客人，”那人说，“我们管他们叫房客。”

“那就是你们的一个房客吧。我想留一个口信。”

“那是谁呢，伙计？”

“斯蒂尔曼。彼得·斯蒂尔曼。”

那人假装想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说：“没有。不记得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你们难道没有登记簿吗？”

“有啊，我们有登记簿。但它在保险箱里。”

“保险箱？你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登记簿，伙计。老板喜欢把它锁在保险柜里。”

“我想你应该知道密码吧？”

“对不起。只有老板知道。”

奎因叹了口气，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五美元的票子。他把钱放在柜台上，那只手仍压在钱上面。

“我想你这里正好有登记簿的副本，对吧？”他问。

“也许吧，”那人说，“我得去办公室瞧瞧。”

那人拎起摊在柜台上的报纸。报纸下面就是登记簿。

“运气来了。”奎因说着，手从票子上挪开了。

“是啊，今天好像该我走运了，”那人应道，从柜台上把票子拉过去，捏着边角抖了抖，塞进自己口袋，“你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再说一遍？”

“斯蒂尔曼。一个白头发的老人。”

“一个穿外套的先生？”

“没错。”

“我们叫他教授。”

“就是他。你有他的房间号码吗？大约两星期前入住。”

办事员打开登记簿，翻动着，指头顺着名字和数字往下滑移。“斯蒂尔曼，”他说，“303房间。他已经不在这里住了。”

“什么？”

“他退房了。”

“你说什么？”

“听好，伙计。我只是把这上边写的告诉你。斯蒂尔曼昨天晚上结账走人了。他走了。”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离谱的事情了。”

“我可不管是怎么回事。这可是白纸黑字写着的。”

“他留下转信的地址了吗？”

“你开什么玩笑？”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那得问路易，他昨晚值班。他晚上八点来上班。”

“我可以看一下房间吗？”

“对不起。那个房间今天早上我已经租出去了。那家伙还在睡觉。”

“他长什么样？”

“五美元你就想问这么多问题？”

“算了吧，”奎因绝望地挥挥手，“这不重要。”

他在倾盆大雨中回到自己的寓所，虽然打着伞，可还是全身湿透了。功能到此为止了，他对自己说。词语的意义到此为止了。他厌烦地把伞扔在起居室地上。脱下夹克衫扔到墙上。水溅得到处都是。

他打电话给弗吉尼娅，因为太尴尬，都顾不上想别的事情了。她接通的那一刻，他几乎要挂断电话了。

“我跟丢他了。”他说。

“你肯定吗？”

“他昨天晚上退房了。我不知道他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我很害怕，保罗。”

“你有他的消息吗？”

“我说不准。我想好像有，但我不能肯定。”

“这是什么意思？”

“彼得今天早上接了个电话，当时我正在洗澡。他不肯告诉我打电话的是谁。他走进自己的房间，拉上窗帘，什么话也不肯说。”

“可他以前也这么做过。”

“是的，这就是我不敢肯定的原因。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过了。”

“听起来不妙。”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别担心。我有几个主意。我这就行动起来。”

“我怎么跟你联系？”

“我会每隔两个小时给你打一次电话，不管我在哪里。”

“你能保证吗？”

“是的，我保证。”

“我真是怕极了，我挺不住了。”

“这都是我的错。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真是非常抱歉。”

“不，不是你的错。没人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盯住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钻进他的身体里。”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以为我会成功。”

“现在还来得及，是不是？”

“是啊。时间还宽裕。我不想让你太担忧。”

“我尽量放松。”

“好的。我会跟你保持联系的。”

“每隔两小时？”

“每隔两小时。”

他在这番对话中煞费苦心地把握着分寸。面对种种烦心的事，他还是让弗吉尼娅平静下来了。他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可她似乎仍然信任他。这当然无助于解决事情，因为事实是，他对她撒了谎。他根本没有什么几个主意。连一个都没有。

10

斯蒂尔曼走了。这老人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是一个斑点，一个标点符号，绵延无尽的砖墙上的一块砖头。在今后的日子里，奎因每天都会走过这些街道，却仍然没法找到他。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偶然，一种数字和概率的梦魇。没有提示，没有线索，也无法行动。

奎因的意识又回到了这案子的起因。他的工作应是保护彼得，而不是跟踪斯蒂尔曼。跟踪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试图预测将要发生什么的方法。理论上讲，通过对斯蒂尔曼的跟踪观察，他也许可以摸到对方对于彼得的意图。他跟踪这个老人已经有两个星期了。那么，他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呢？没有多少。斯蒂尔曼的举止是猜测不透的。

当然，他们还可以采用某种极端的措施。他可以建议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安装一个不登记在号码簿上的电话。这也许能消除电话骚扰的可能，至少能暂时对付一阵。如果不成，她和彼得还可以搬走。他们可以离开这个街区，甚至离开这个城市。再不行，他们还可以换一个新的身份，以完全不同的名字继续生活。

最后这个念头使他想起了至关重要的一点。他才意识到，直到现在，他还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自己被雇用的情况。事情来得太快了，他当时想当然地以为自己可以暂时冒充保罗·奥斯特。一旦钻进这个名字里，他就没再去考虑保罗·奥斯特本人。如果那人确如斯蒂尔曼夫妇认定的那样是一个好侦探，没准能帮上忙呢。奎因会把这事和盘托出，奥斯特会原谅他的，然后他们将一起努力来解救彼得·斯蒂尔曼。

他在黄页号码簿里查询了奥斯特侦探事务所。没有这个用户。但在白页号码簿里，他却发现了这个名字。曼哈顿只有一个保罗·奥斯特，住在河滨大道——离奎因家不远。没有注明那是一家侦探事务所，但这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这位保罗·奥斯特的生意太好了，所以不需要做广告。奎因拎起电话打算拨号时，却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这个谈话实在太重要了，不能在电话里说。他不想冒着被三言两语打发掉的危险。既然这个奥斯特没有事务所，那就说明他是在家里办公的。奎因会去那里，跟他面对面地交谈。

这时，雨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在遥远的西边天际，奎因看见云层中透出了一道亮光。走在河滨大道上，他恍然明白自己已经不必再跟踪斯蒂尔曼了。这感觉就像是丢失了自己的一半。两个星期来，他一直被一根无形的绳索绑在那个老人身上。不管斯蒂尔曼做什么，他都照做；不管斯蒂尔曼去哪里，他都跟着去。他的身体现在甚至都不习惯这种新的自由了，因而在走过最初几个路口时，他还是照着老习惯拖着脚步慢吞吞地走着。咒语已经解除了，但他的躯体还不知道。

奥斯特那幢房子位于116街和119街那个长长的街区中段，就在河滨教堂和格兰特墓的南面。这地方被照料得井井有条，有着抛光的门把手和明净的玻璃窗，奎因一瞥之下就觉出一种中产阶级的持重气派。奥斯特的寓所在第十一层，奎因按了门铃，等待着对讲装置里传出话音。可是对讲机没出声门就打开了。奎因推开门，进了门厅，乘电梯上了第十一层。

有个男人拉开了公寓的房门。这是个三十五六岁的高个子，肤色较深，穿着皱巴巴的衣服，两天没刮胡子了。他右手的大姆指和食指间捏着一支没盖笔帽的笔，还保持着一种书写的姿势。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自己面前，这人似乎颇感惊讶。

“你是？”他试探地问。

奎因尽可能地用一副最礼貌的语调说：“你是在等另一个人吗？”

“事实上，我在等我的妻子。所以我没在对讲机里问是谁就开了门。”

“对不起，打扰你了，”奎因向他道歉，“我想找保罗·奥斯特先生。”

“我就是保罗·奥斯特。”那人说。

“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和你谈谈。很重要的事情。”

“你得先告诉我是什么事。”

“我自己也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奎因诚挚地看了奥斯特一眼，“这件事恐怕很复杂。非常复杂。”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对不起。当然可以。奎因。”

“什么奎因？”

“丹尼尔·奎因。”

这名字似乎给了奥斯特某种触动，他出神地停顿了一下，好像在记忆中搜寻着。“奎因，”他喃喃自语道，“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名字。”他又沉默了，搜肠刮肚地找寻着答案：“你不是个诗人吗？”

“我以前是，”奎因说，“但我现在已经很久不写诗了。”

“你是不是几年前出过一本书？我想书名是叫《未竟之业》。一本蓝色封面的小书。”

“是的，是我写的。”

“我挺喜欢那本书。我一直希望能看到你更多的作品。事实上，我甚至在猜想你究竟出了什么事。”

“我还活着。算是吧。”

奥斯特把门又拉开一些，作手势要奎因进去。这房子里边让人感到很舒适：格局有点古怪，有几条长长的过道，四处随意堆放着书籍，墙上挂着几幅奎因不知出自谁人之手的画作，地板上扔着一些孩子的玩具——一辆红色卡车，一个棕色的熊，一个绿色的太空怪兽。奥斯特领他进了起居室，指指一把磨损了的软垫椅子请他坐下，自己到厨房里去拿啤酒，他拿了两瓶，搁在一个充作咖啡桌的板条箱上，然后坐在奎因对面的沙发上。

“你有什么文学方面的东西想聊聊，是吗？”奥斯特问他。

“不是，”奎因说，“我倒希望是这样。可这件事跟文学毫不相干。”

“那是什么呢？”

奎因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房间却什么都没有看见，试着打开话题：“我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来这里找的保罗·奥斯特，是一位私家侦探。”

“一位什么？”奥斯特笑了，这笑声使得一切都破灭了。奎因意识到自己是在胡说八道。他就像是来找“坐牛酋长”[*]的——效果恐怕没什么区别。

“一位私家侦探。”他轻声重复道。

“我想你找的是另一个保罗·奥斯特。”

“你是电话号码簿上唯一叫这个名字的。”

“也许吧，”奥斯特说，“可我不是侦探。”

“那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奎因说出这个词，心里有点悲凉。

“对不起，”奥斯特说，“可我恰巧是个作家。”

“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希望了。整件事就是一场恶梦。”

“我一点都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奎因告诉了他。他从头说起，一五一十地把整个事情详述了一遍。自从斯蒂尔曼一早失踪后，这压力就一直搁在他心上，现在正湍流不息地从他嘴里倾泻而出。他讲了那个要找保罗·奥斯特的电话，他莫名其妙地接下了这个案子，他与彼得·斯蒂尔曼的会面，他和弗吉尼娅的谈话，他阅读斯蒂尔曼的书，他从中央车站开始跟踪斯蒂尔曼，斯蒂尔曼的每日漫步，那个手提包，那些破碎的物品，那些可以构成字母的令人不安的地图，还有他和斯蒂尔曼的谈话，斯蒂尔曼离开旅馆不知所踪。说到最后，他问：“你觉得我疯了吗？”

“没有，”奥斯特说，他一直用心地听着奎因那滔滔不绝的独白，“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的。”

这话对于奎因是莫大的安慰，好像，终于，这不再是他独自承受的负荷了。他真想把奥斯特搂在怀里，宣告自己会做他一辈子的朋友。

“你瞧，”奎因说，“这故事不是我编造的。我甚至还能拿出证据来。”他从皮夹里掏出两星期前弗吉尼娅开出的那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他递给奥斯特：“这其实是开给你的。”

奥斯特仔细地查看了支票，点点头：“看上去这完全是一张正规的支票。”

“那么，这就归你了，”奎因说，“请你收下它。”

“我不会接受这张支票。”

“可这对我没用。”奎因环视了一下房间，作了个含糊的手势，“给你自己再买几本书吧。或者是给你的孩子买点玩具。”

“这是你赚来的钱。你应该自己收下。”奥斯特停了一会儿，“想来我得替你去处理一件事。因为这张支票名义上是开给我的，我去取出现金给你。我明天早上去银行，把支票打到我户头上，兑现后把钱给你。”

奎因没说什么。

“行吗？”奥斯特问，“你同意吗？”

“好吧。”奎因最后说，“我们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吧。”

奥斯特把支票搁在咖啡桌上，似乎表明这事还没完。然后，他靠回沙发里，直视着奎因的眼睛。“还有一个比支票更重要的问题，”他说，“我的名字被搅进这件事情里了，我压根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你的电话最近是不是出过什么问题。有时会有串线现象的。有人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即便他拨对了，接电话那头也有可能是别人。”

“没错。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可就算我的电话出问题了，那也不能解释事情的症结所在。那只能解释为什么我的电话会打到你那里，但没法解释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找我。”

“你能想到有什么人会跟这件事有关系吗？”

“我从来没听说过那个斯蒂尔曼。”

“也许有人在跟你闹着玩。”

“我跟那种人没有任何交往。”

“那可没准儿。”

“可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玩笑。这是活生生的人，真实的事情。”

“是的，”奎因沉默良久，说，“我明白这一点。”

话都说到头了，该说的他们都说了。除此之外，只有一无所知的人的胡思乱想。奎因意识到他该告辞了。他在这里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快要到他该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的时间了。不过，他还不太愿意离开，椅子很舒服，啤酒也有点上头了。这个奥斯特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遇到过的最有才智的人了，他还读过奎因以前的书，还挺喜欢他的作品，还期待他写得更多。尽管谈到的种种事情都让人烦心，但想到这一点，奎因还是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们坐了一小会儿，谁也没说话。最后，奥斯特轻轻地耸耸肩，似乎承认了眼前这情形确实有些尴尬。他起身说道：“我正打算给自己做点午饭。弄两个人的饭也不至于太麻烦。”

奎因犹豫着。奥斯特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猜出了他最期待的选择——留下来吃，找个借口再坐一会儿。“我真的该走了，”他说，“不过吃点也好，谢谢你了。吃点食物又不会有什么坏处。”

“火腿煎蛋怎么样？”

“那当然好。”

奥斯特到厨房去准备午饭了。奎因本想帮忙打打下手，但他不想动弹。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块石头。没什么别的好做，他闭上眼睛。过去，这样一来会使他舒服起来，好像整个世界都消失了。但这一次，奎因觉得脑海深处没什么有吸引力的东西。好像所有的东西都陷入了停顿。然后，在黑暗中，他听到一个声音，像白痴一样反反复复唱着同样的歌词：“你不能不打破蛋壳做煎蛋。”他睁开眼睛，想让这种歌声停下来。

有面包和黄油，又拿来了啤酒，摆上刀叉、盐和胡椒瓶，还有餐巾纸，煎蛋每人两个，摊在白色盘子里。奎因唏哩呼噜地吃着，一眨眼就把食物打发到肚子里去了。吃完后，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眼泪莫名其妙地在他眼眶里打转，好像说话的声音也颤抖了起来，但他总算控制住了自己。为了表明自己不是那种过分自我又不知感恩的人，他开始询问起奥斯特的写作。奥斯特似乎不想多说，但最后还是勉强承认自己在写一篇文章。手头正在做的题目是关于《堂吉诃德》的。

“那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奎因说。

“是啊，我也是。那是独一无二的巨著。”

奎因问到他的文章。

“我想你也许可以称之为一种猜测，因为我并不是真的想证明什么。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信口开河。一种想象的文本，我想可以这么说。”

“基本要点是什么？”

“大部分与那本书的作者身份有关。谁写的，怎么写的。”

“这问题有争议吗？”

“当然没有。但我想说的是塞万提斯写的这本书里的那本书，他想象自己在写的那本。”

“啊。”

“这很简单。塞万提斯，如果你还记得，他用了不少篇幅想让读者相信他不是作者。他说，这本书是一个叫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阿拉伯人写的。塞万提斯描述了自己某一天是如何在托莱多的市场上偶尔发现这本书的手稿的。他雇用了一个人给他翻译成西班牙文，过后他称自己只不过是这个译本的编辑。事实上，他甚至都不能保证翻译本身是否准确。”

“而且他还说，”奎因补充道，“只有那个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的版本是《堂吉诃德》的真本。其他所有的版本都是赝品，都是一帮冒名顶替的家伙写的。他花了很大力气来证明书中的事情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确实。这本书毕竟是在抨击沉迷于虚构的危险。他不可能完全靠一部想象出来的作品来实现，不是吗？他只能声称这是真实的。”

“还有，我总是怀疑塞万提斯对旧时那些传说故事特别着迷。除非那里边有你喜欢的东西，否则你不可能如此强烈地憎恨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堂吉诃德只是他自己的一个化身。”

“我同意你的看法。要勾勒出一个作家的肖像，还有什么能比沉溺于书本中的形象更好的呢？”

“确实如此。”

“不管怎么说，既然这本书被认为是真实的，那么这些故事只能由亲临现场的目击者来讲述。可是，西德·阿麦特，那个公认的作者，却从未现身。他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在场。所以，我的问题是：谁是西德·阿麦特·贝嫩赫里？”

“是啊，我明白你提出的问题了。”

“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的理论是，事实上他是四个不同的人的混合体。桑丘·潘萨是整个过程的目击者。没有别人能代替他——因为在堂吉诃德的冒险历程中唯有他陪伴左右。但桑丘不识字也不会写。所以，他不可能是作者。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知道桑丘具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尽管他的说辞错误百出可笑之极，但你看书中他可以跟任何人搭腔。在我看来，这故事很有可能是由他口述，而由别人——也就是，理发师或是神甫——堂吉诃德的好友们记录下来的。他们把这故事处理成得体的书面形式——用西班牙语——然后又把手稿交给了参孙·卡拉斯科，那个来自萨拉曼卡的学士，由他译成阿拉伯文。塞万提斯发现了这个译本，又把它回译成西班牙文，后来就以《堂吉诃德历险记》为书名出版了。”

“可是，桑丘和其他那些人何必这么大费周张呢？”

“为了治愈堂吉诃德的疯病。他们想要拯救自己的朋友。记住，他们一开始就烧了他那些骑士小说，却一点效果也没有。那个苦脸骑士痴心不改。后来，他们所有的人还曾化装成各种角色出去找他——扮成中邪的女子，扮成镜中骑士，扮成白月骑士——为了诱使堂吉诃德回到家里。最后，他们确实成功了。这本书只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主要是为了映照堂吉诃德的疯相，记录他的每一件荒唐事和愚蠢可笑的幻觉，所以等他亲自读到这本书时，就会看到自己的种种荒谬之举。”

“我喜欢这个分析。”

“是的。但最后还有一个转折。堂吉诃德，在我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疯子。他只是假装如此。事实上，整个事情就是他自己精心策划的。记住：整本书里堂吉诃德对于子孙后裔的事情一直都十分在意。他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整个冒险经历是否被准确无误地记载下来了。这就暗示了他自己是知情的；他事先就知道了这部记录的存在。再说除了堂吉诃德亲自挑选的桑丘·潘萨，还有什么别的人能这样忠心耿耿地服务于这个目的呢？以同样的方式，他还选定了其他三个预定要上场的角色。策划这个贝嫩赫里四重奏的是堂吉诃德。他不仅挑选了作者，或许也正是他自己把阿拉伯文手稿回译成西班牙文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该对他掉以轻心。对于一个如此善于伪装的人来说，把自己的皮肤弄黑，穿上摩尔人的衣服，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喜欢想象托莱卡市场那一幕的场景。塞万提斯雇用堂吉诃德来解读堂吉诃德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

“可你还是没解释为什么像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人要打破自己平静的生活，去精心布置这么一个骗局。”

“这是整件事情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在我看来，堂吉诃德是在做一个实验。他想试一下他伙伴们会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在想，有没有可能站在世界面前，以绝对坚信不移的口吻漫天撒谎大放厥词？把风车说成是骑士，把理发师的脸盆当作头盔，把木偶视为真人？有没有可能让不相信他的人也认同他的说法？换句话说，如果他能给人们带来乐子的话，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的渎神行为？答案是清清楚楚的，不是吗？在任何程度上。因为证据就是我们还在看这本书。它依然在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乐趣。而且，这就是任何人最终想要从书里得到的一切——令人发笑。”

奥斯特靠回沙发，带着某种嘲弄的快意微笑着，点了一支香烟。这个人显然很自得其乐，但奎因却搞不懂这种快乐的确切性质是什么。似乎是一种会心一笑，一个缺乏点睛之笔的笑话，一个没有针对性的宽泛打趣。奎因想要说些什么来回应奥斯特的理论，可他没机会这么做了。正当他张嘴要说时，前门传来了一阵钥匙开门的咔嗒声，门开了，又砰地关上，发出一连串的响声。奥斯特循声扬起面庞。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奎因说一声抱歉，快步向门边走去。

奎因听见过道里传来一阵笑声，先是一个女人，再是一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响亮，噼里啪啦地——然后是奥斯特低沉的笑声。孩子说：“爸爸，看我找到了什么！”接着是女人的声音，解释说这是扔在大街上的，看上去还挺不错，干吗不捡起来呢。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孩子穿过大厅朝他飞跑过来，冲进起居室时，他一眼看见了奎因，马上站住不动了。这是个五六岁的金发男孩。

“下午好。”奎因说。

这孩子，马上变得腼腆起来，含含糊糊地问了声好。他左手举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奎因看不清那是什么。奎因问男孩那是什么。

“这是个溜溜球，”他回答说，伸出手来给他看，“我在街上捡来的。”

“能玩吗？”

男孩像演哑剧似的夸张地耸耸肩：“我不知道。西莉不会弄。我没试过。”

奎因问能不能让他试一下。男孩走过来，把玩具递到他手里。在检查这个溜溜球时，他都能听见男孩在他身边的呼吸声，在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这个溜溜球是塑料做的，跟他早年玩过的那种差不多，好像只是做得更精致些，一个太空时代的人造制品。奎因把拉线的末端绕在中指上，站起来，试着玩了一下。溜溜球发出长笛般的声音，拖着哨音往下滑落，里面随之发出一闪一闪的亮光。男孩喘起了大气，但接着那个溜溜球就停住不动了，在拉线那头晃荡着。

“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说过，”奎因小声嘟囔道，“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但你没能让它再上升，”男孩说，“它只是下降了。”

“那你就得再试试。”

奎因把线重新绕上线轴，正想再试一次，奥斯特和他的妻子进来了。他抬起头，先看见了那女人。只是短短的一瞥，他就知道自己有麻烦了。她身材颀长，金发碧眼，艳光四射，充满活力与快乐，使身旁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奎因真有些受不了。他觉得奥斯特就像是在拿他失去的东西来奚落他，他对此的反应只有嫉妒和怨忿，一种撕裂般的自哀自怜。是的，他也想有这样一个妻子和这样一个孩子，整天坐拥书城高谈阔论，身边围绕着溜溜球、火腿煎蛋和笔。他暗自祈祷着，赶快从这股情绪中解脱出来。

奥斯特看着他手里的溜溜球说：“我想你们已经认识了。丹尼尔。”他对男孩说：“这是丹尼尔。”随后转向奎因，用同样调侃的语气说：“丹尼尔，这是丹尼尔。”

男孩猛然大笑起来，说：“大家都是丹尼尔！”

“没错，”奎因说，“我是你，你是我。”

“转过来又转回去。”男孩大声喊道，突然张开双臂，在屋里像陀螺似的转起圈来。

“这位，”他转向女人，“是我妻子西莉。”

这位太太闪露微笑，一边说着她很高兴见到奎因，好像真有那个意思似的，一边向他伸出手。他和她握了手，觉出她那纤细得出奇的骨头，问她这名字是不是挪威语。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她说。

“你是从挪威来的吗？”

“转过一下，”她说，“先是到明尼苏达州的诺斯菲尔德。”她发出朗朗笑声，奎因感到自己有些撑不住了。

“我知道这是紧要关头，”奥斯特说，“但如果你时间还宽裕的话，为何不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晚餐呢？”

“哦，”奎因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那真是太好了。但我真的要走了。已经太晚了。”

他做了最后的努力，向奥斯特的妻子微笑一下，向那男孩挥手道别：“再见，丹尼尔。”说着向门口走去。

男孩从房间那头看着他，又笑了，说：“再见，我自己！”

奥斯特陪他走到门口。他说：“我把支票兑现后马上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登在号码簿上吗？”

“是的，”奎因说，“那上面只有一个奎因。”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奥斯特说，“尽管打电话来。我很乐意相助。”

奥斯特伸出手要和他握手，奎因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拿着那个溜溜球。他把它塞到奥斯特的右手里，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离开了。

11

奎因现在毫无头绪。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不仅转回了最初的起点，更回到了起点之前，离起点很远，比他能够想象的任何结局都要糟糕。

手表显示将近六点了。奎因沿着来时的路走回家去，每过一个路口都会加快步子。当他走到自己家那条街上时，已经跑了起来。今天是6月2号，他告诉自己。试着记住它。这是纽约，明天是6月3号。如果一切都顺利，接下来应该是4号。然而，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

他该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的时间早就过了，他在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能不能不理她？把所有的事情都扔到一边去行吗？行的，他对自己说，这没什么不可以。他可以忘了这个案子，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去，再写一本书。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去旅行，甚至出国待一阵。比方说，可以去巴黎。是啊，这倒可以考虑。当然，任何地方都能去，他想，任何地方都可以。

他坐在起居室里，打量着几面墙壁。记得这些墙面曾是一片雪白，可现在蒙上了一层奇怪的暗黄。也许有一天它们还将变得更加肮脏，变成灰色，甚至褐色，就像搁置过久的水果似的。一堵墙面由白变黄，由黄变灰，他对自己说。涂料消蚀了，这个城市的烟尘侵蚀着一切，泥灰从内部开裂。变了，还将继续改变。

他抽了一支烟，再抽一支，接着又抽了一支。他瞧着自己两只手，见手脏了，便起身去洗。在盥洗间里，水流入水槽时，他决定刮一下胡子。他往脸上抹了剃须泡，取出干净的刀片，开始刮胡子。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照镜子不太令人愉快，所以一直避免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你老了，他对自己说，你变成一个老家伙了。然后他走进厨房，吃了一碗玉米片，又抽了一支烟。

这时是七点钟。他又在犹豫要不要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当他脑子里还在盘旋着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自己不再有什么主见了。一会儿，他看到了要打电话的理由，同时也看到了不打电话的理由。到最后，还是礼貌替他作了决定。不跟她打一声招呼就消失，这不大公平。但打过电话以后，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了。他说服自己，只要你把自己的打算跟人家说清楚，那就没什么关系。然后，你就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但是，电话占线。他等了五分钟再拨。还是忙音。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奎因不停地在拨电话和等待之间交替，可结果总是一样。最后，他拨给接线生问电话是否出了故障。他被告知这样的查询要支付三十美分。随后电话线路里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拨号声混合着更多的杂音。奎因试着想象那个接线生的模样。这时又响起了一开始那个女人的声音：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奎因不知道该怎么想。这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他甚至搞不清该从哪里开始猜。是斯蒂尔曼，是电话没搁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捣鬼？

他打开电视看了大都会队前两局的比赛。然后又拨了一次电话。同样的结果。在第三局前半局，圣路易斯队靠着一个保送上垒、一次盗垒、一个内野接杀，还有一个高飞牺牲打得分。大都会队在这一轮后半局里有威尔逊的二垒安打和扬格布拉德的一垒安打。

奎因发现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在意。一个啤酒广告上来了，他关掉了声音。第二十次拨打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电话，于是第二十次得到同样的结果。在第四局前半局里圣路易斯队拿到了五分，奎因干脆把画面也关掉了。他找到自己的红色笔记本，坐到桌边，连续写了两个小时。他不想再看一遍自己写下的东西。随后，他又拨打了弗吉尼娅·斯蒂尔曼的电话，听到的又是忙音信号。他砰地一声把话筒砸下，塑料都开裂了。当他试着再拨电话时，连拨号音都听不到了。他起身走进厨房，又做了一碗玉米片。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在这个他后来忘了的梦中，他发现自己正走在百老汇大道上，手里牵着奥斯特的儿子。

奎因第二天走了一整天。他起得很早，八点刚过就起床了，都没有停下来想想他要去什么地方。如此一来，这天他目睹了许多以前自己从未留意过的事情。

每隔二十分钟，他就跑进电话亭子里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就像昨天晚上一样，今天也没打通。到了现在，奎因已经觉得忙音是意料之中的事了。这已不再叫他烦心了。忙音已经成为了他的脚步的对位声部，像是满城纷纷扬扬的噪音中一个有规律地发出声响的节拍器。每当他想到，无论他什么时候拨号，忙音都在那里等着他，永远不会突然断掉，没有人说话，也不可能有人说话，就像是心脏的持续跳动，都会觉得很安慰。弗吉尼娅和彼得·斯蒂尔曼现在与他失联了。但可以抚慰他良心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尝试。不管他们把他带入了怎样的幽暗之中，他都没有抛弃他们。

他沿着百老汇大道走到72街，转向东面的中央公园西区，然后顺着公园走到59街，走过了哥伦布雕像。他在这里又一次拐向东边，沿着中央公园南区一直走到麦迪逊大道，然后折向右边，沿着闹市区走到中央车站。这样随意地转了几个路口后，他又往南走了一英里，沿着23街来到了百老汇大道和第五大道的交汇处，停下来看了一下熨斗大厦，然后换了方向，向西拐弯一直走到第七大道，他在这里左转，往闹市区走了一段。在谢里丹广场，他又转向东面，慢慢悠悠地走过威弗利广场，穿过第六大道，继续向华盛顿广场走去。他穿过拱门，挤过人群向南走去，一个杂耍艺人在一根松松地系在灯柱和树枝间的绳索上表演，他停下脚步看了几眼。转而他从东面的角上离开了这个小公园，穿过种植着一片片绿草坪的大学区，在休斯敦街转向右边。在西百老汇大道，他又拐了个弯，这一次是向左，一直走到运河街，稍微偏向右边，他穿过一个袖珍公园，转到凡瑞克街，走过六号门口，他曾在这里住过，然后他又向南走去，再次走过西百老汇大道和凡瑞克街的交汇处。沿着西百老汇大道来到了世贸中心大楼，走进其中一座塔楼的大堂，他在那儿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了第十三个电话。奎因决定吃点东西，他走进底楼的一家快餐店，一边在红色笔记本上写着，一边悠闲地吃着三明治。吃完后，他又向东走去，穿到金融区狭窄的街道，然后往南走去，向保龄球绿地走去，他在那里看到水面上海鸥翔集，在正午的阳光下晃悠着翅膀。有那么一会儿，他真想搭乘渡轮去斯丹顿岛，可转念一想还是继续往北走去。在富尔顿街，他向右拐，顺着东百老汇大道朝东北方向走去，穿过乌烟瘴气的下东区，接着进入唐人街。在那里他又转入包厘街，沿着那条路一直走到14街。随之又拐向左边，穿过联合广场，继续往上城方向走到公园大街南面。到23街，他转身向北。走过几个路口后，他又向右转，向东走过一个路口，然后顺着第三大道走了一会儿，在32街他转向右边，来到第二大道，再向左，又朝上城方向走过三个路口，然后最后一次右拐，走到了第一大道。他顺着这条街一直穿过七个路口，来到了联合国大厦，决定短暂地休息一下。他坐在广场的石凳上，深深吸了口气，在空气与阳光里慵懒地闭上眼睛。然后，他打开红色笔记本，从口袋里掏出聋哑人给他的笔，在新的一页上开始写了起来。

自从买了这红色笔记本后，这是他第一次记录与斯蒂尔曼的案子无关的事情。他所关注的是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他没有停下来思索他正在写的东西，也没有分析他这种不合常情的行为可能意味着什么。他只是急不可耐地要把某些事实记录下来，赶在自己忘却之前把它们形诸笔墨。

今天，真是前所未有：乞丐、穷汉、购物袋女士[*]、流浪汉和醉鬼，满街都是。这些人里边，从一时拮据的到一贫如洗的都有。不管你拐到哪个方向，都有他们的身影，不论在高级社区还是贫民窟。

有些乞丐还摆出一副倨傲的样子。给我钱，他们似乎就这么嚷嚷着，我很快就会回到你们中间来的，每日四处奔波打拼。另一些家伙呢，完全放弃了摆脱流浪生活的希望。他们躺在人行道上，旁边搁着帽子，或者杯子，或者盒子，甚至懒得抬眼看看过路的人，沮丧到有人给他们扔几枚硬币也懒得道谢。自然，仍还有人在为挣钱而劳碌：兜售铅笔的盲人，为你的汽车擦挡风玻璃的酒鬼。还有的靠讲故事，通常是讲他们自己的悲剧身世，像是在报答施主的善心——即便只是动动嘴皮子。

有的人还真是有些天赋。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黑人老头，一边跳踢踏舞一边用香烟变戏法——还挺有范儿的，显然以前是个杂耍演员，他穿着一身紫色套装，绿衬衫，系一根黄领带，嘴角上挂着一种似曾相识的舞台式微笑。还有那些街头粉笔画师和音乐家们：吹奏萨克斯管的、演奏电吉他的、拉小提琴的。有时，你甚至会撞上一个天才，就像我今天遇到的这个：

一个吹单簧管的，看不出什么年纪，戴着一顶遮住脸的帽子，盘腿坐在人行道上，像个耍蛇人似的。两只上发条的猴子在他前面，一只拿着小手鼓，另一只捧着大鼓。一只猴子摇起小手鼓，另一只猴子敲起那面大鼓，敲出奇怪而准确的切分音，那人则用手里的乐器即兴地演奏出无穷无尽的微妙变化，身体机械地前后摇摆，精神十足地模仿着猴子的节奏。他欢乐活泼地发挥着他的天赋，轻快的节奏，回环往复的小阶音调，好像完全沉浸在与他的机械伙伴一同献艺的快乐之中，陶醉在自己所创造的小天地里，从不抬头朝上看一眼。他们演了又演，从头到尾都是那一套，然而我听得时间越久，就越是难以离去。

走进音乐之中，在你循声而往的那种回环往复的轻快节奏中：也许那里是你最终的归宿。

当然，乞丐和艺人只是流浪者人群中的一小部分。他们是其中的贵族，是堕落阶层的精英。更多的人则无所事事，无处可去。许多人可谓醉汉——但这个名词并不能表现出他们整个的崩溃状态。绝望的壮汉，衣衫褴缕，满脸伤痕，流血不止，他们拖着两腿在街上行走，就像戴着镣铐似的。睡在门洞里，摇摇晃晃地过马路，最后倒毙在人行道上——似乎只要你留意一下，每时每刻都能看见他们。有些人饿死了，还有的冻死了，还有一些会死于殴打、火烧或折磨。

虽然每一个灵魂都已经迷失在这个特定的地狱里了，但还有些人被锁在疯狂中——不能走进他们躯体之外的这个世界。尽管他们看起来是在那里，可他们不能算存在着。比如这个人，他拿着一套鼓槌，在人行道上胡乱敲击，他走路时，身子难看地俯向街面，在水泥路面上敲啊敲。也许他以为自己正在做一件挺重要的工作。也许他在想，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整个城市就得土崩瓦解。也许月亮也会脱离轨道，撞向地球。有些人在对着自己说话，有的喃喃自语，有的尖声喊叫，有的在诅咒，有的在悲号，有的在对自己述说什么故事，就像在跟别人说话似的。我今天碰上的那个男人，像一堆垃圾似的坐在中央车站门口，人们从他身边川流不息地经过，他用一种惊恐的语调高喊道：“第三海军陆战队……吃蜜蜂……蜜蜂从我嘴里飞出来了。”或者是那个女人，在对一个隐形的同伴喊着：“我不这么做又能怎么样！我他妈的就不这么做！”

女人们拎着她们的购物袋，男人们挟着他们的纸板盒，带着他们的家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永远在移动，好像在哪里很重要似的。有个男人全身裹着美国国旗。有个女人脸上戴着万圣节面具。有个男人穿着破破烂烂的外套，脚上的鞋子用破布扎着，手里擎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件熨得十分挺括的白衬衫——外面还套着干洗店的塑料袋。还有个男人，穿着职业套装却打着赤脚，头上戴着一具橄榄球护盔。还有一个女人，衣服上从头到脚都缀满了总统竞选的徽章。还有个男人，走路时用手捂着脸，歇斯底里地哭喊着，一遍又一遍地说：“不，不，不。他死了，他没有死。不，不，不。他死了，他没有死。”

波德莱尔：Il me semble que je serais toujours bien là où je ne suis pas.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似乎在一个我不在的地方，我才有欢乐。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我不在的地方，我才是我自己。或者，还可以一针见血地说：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

夜幕临近。奎因合上红色笔记本，把笔搁回口袋里。他想思考一下自己所写的东西，但发现做不到。他周围的空气是那么清新怡人，简直沁人心脾，好像不再属于这个城市。他从长凳上站起来，伸展一下四肢，走到电话亭里，他又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了个电话。然后，他去吃晚饭。

在餐厅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对一些事情作出了决定。在他还没意识到的情况下，答案已经清晰透彻地摆在他的脑子里了。这个忙音，他现在明白了，并不是一种随机现象。这是一种信号，是告诉他，他还不能切断与这个案子的联系，即使他想这样做。在这之前，他一再试图联系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是想告诉她这事结束了，但命运不允许这件事发生。奎因停下来思考了一下。这个“命运”真的是他要用的词吗？这似乎是一个生硬又老套的词。不过，当他更深入地探究下去，却发现这正是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或者说，就算不是严丝合缝，那也比他能想到的其他任何词汇都更为接近那个意思。那就是“命运”的含义，恰如其是的含义。这是一个类似“天”那样的词，比如说“天在下雨”或者“天晚了”里的那种用法。奎因不知道“天”的语义指向了什么。也许是一种事物的普遍状态；一种实然状态，世界上的一切得以发生的基础。他找不出任何比这更为确切的定义了。可是，也许他并不是真的在寻找什么定义。

那么，这就是命运了。不管怎么想，不管他想要什么不同的结局，他对此已无能为力。他对这个命题说过“是”，而现在，他无力再撤销这个“是”了。这意味着唯有这一条路：他必须把这事情做完。没有第二个答案。非此即彼。就是这样了，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

奥斯特的事显然是个错误。也许，从前纽约是有过一个私家侦探叫这名字。彼得那个护士的丈夫也许是个退休的警察——所以不是什么年轻人。在他那个年代，无疑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侦探叫奥斯特，所以，当他想要找一个侦探时，自然就想到了他。在查看电话号码簿时，他只发现了一个奥斯特，想来就是他了。于是他就把这个号码给了斯蒂尔曼夫妇。这时，发生了第二个错误。线路里出了点问题，他和奥斯特的电话不知怎么就串线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可能发生。于是他接到了那个电话——注定就是一个找错人的电话。所有的事情都说得通了。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他无法和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取得联系——如果，就像他深信的那样，他注定无法联系上她了——他到底该怎么做呢？他的工作是保护彼得，确保没人能对他造成伤害。只要他做了该做的事，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怎么看待他的工作重要吗？照理说，实施计划的人应该和他的客户保持紧密联系。这是马克斯·沃克的一贯原则。但是，这真有必要的吗？只要奎因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联系或是不联系又有什么相干？如果有什么误解的话，一旦案子破解，什么事都能得到澄清。

那么，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事情做下去了。他也不用再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了。他可以彻底地把那个谜一样的忙音扔到一边去了。从现在开始，什么都拦不住他了。斯蒂尔曼别想在奎因不知情的情况下靠近彼得。

奎因付清账单，把一支薄荷味的牙签含进嘴里，又开始上路了。他没有走太远。顺着这条路，他走到一处花旗银行的二十四小时营业厅，用自动出纳机查了一下自己的余额。他的账户上还有三百四十九美元。他取出三百美元，把现金塞进口袋里，继续朝上城方向走去。在57街，他朝左拐，向公园大道走去。走到那里，他又拐向右边，继续向北走到69街，转向斯蒂尔曼的街区。那幢房子就跟他第一天看见时一模一样。他抬起头，想看看公寓里面是否透出了灯光，但他记不起哪扇窗户是他们家的了。整条街上悄无声息。没有驶过的车子，没有往来的行人。奎因走到马路对面，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找了一处观察点，安顿下来准备在这过夜。

12

过去很久了。想确切知道有多久是不可能的。总有几个星期吧，但也许都有几个月了。对这一时期的描述没有作者希望得那么充分。但鉴于掌握的信息有限，对那些不能被确证的事实他宁愿按下不表。由于这个故事完全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作者深感自己有责任不能让叙述超过可被证实的范围，不惜一切牺牲以抵制任何臆造的危险。即使是那个红色笔记本，其中详细记述了迄今为止奎因的亲身经历，也大可存疑。我们不能据此推定奎因在这期间都遭遇了哪些事情，因为正是在故事的这个关键节点上，奎因开始失去了对事情的掌控。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条小巷里。只要习惯了，没什么不舒服的，而且这里还很便于隐匿。从这里他能看到所有进出斯蒂尔曼那幢房子的人。没有人的进出能逃得过他的眼睛。一开始，他很奇怪怎么既看不到弗吉尼娅，也看不到彼得，可是却不断地有送货人进进出出，最终他意识到，他们没必要走出这幢房子。什么东西都能送上门。到这时，奎因想明白了，他们也蛰伏在那里，在他们的公寓里等待着案情的终结。

渐渐地，奎因适应了他的新生活。他得去面对一连串的问题，好在一个一个都解决了。首当其冲的一条是吃的。因为需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警惕，所以他只能须臾不离地守在这里。想到他离开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苦恼万分，于是他想尽办法把这风险降至了最低。他不知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个说法，凌晨三点半至四点半这段时间里，陷入熟睡之中的人比其他时间里更多。从概率上说，这段时间是最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的，于是奎因选择了这个时间去购物。北面不远处的列克星顿大道有一家通宵营业的便利店，每天凌晨三点半，奎因就迈着急促的脚步到那里（既作为一种锻炼，也可节省时间）去采购此后二十四小时内他所需要的一切。算下来他要买的东西并不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需要的东西还越来越少。因为奎因懂得了，解决食物问题不一定要靠吃。一顿饭只要在肚子里垫个底，将就着能接上下一顿就行了。食物本身从来不能解决食物的问题；它只会把那个问题被严肃地提出的时间推迟片刻。所以说，最大的危险是吃得太多。如果他吃下去的东西超量了，下一顿他的胃口就会增长，那就得用更多的食物去满足它。经过连续不断的自我观察，奎因渐渐地能够逆转这一进程了。他的目标是尽可能少吃，用这种方式来驱除自己的饥饿感。若是修炼到最高境界，他也许能完全进入零点状态，但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不想玩得太过分。他宁可把完全的禁食当成一种理想，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境界。他不想把自己饿死，所以他每天都提醒自己——他只想能自由地思考那些真正让自己牵肠挂肚的事情。此时此刻，那桩案子在他脑子里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幸运的是，这个想法与他另外一个主要的目标不谋而合：尽可能地用那三百美元多撑上一段时间。不用说，在这段时间里，奎因的体重减轻了许多。

他的第二个问题是睡眠。他不可能总是醒着，但形势又要求他这么做。因此，他被迫作出了一定让步。和吃饭一样，奎因觉得他可以逐渐适应比以前少的睡眠。他通常要睡六到八小时，而现在，他决定把睡眠时间限定于三四个小时之内。要适应这种睡眠时间是困难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分配这些时间，以保证最高的警戒。显然，他不能一连睡上三四个小时。这得冒很大的风险。理论上说，最有效的睡眠安排是每隔五六分钟睡上三十秒钟。这样会把错失什么情况的几率降至为零。但他意识到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倒也不妨把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作为一种模式，来训练自己学会一系列的短暂打盹，尽可能频繁地在清醒与睡眠之间切换。这需要长时间的磨练，要有极强的自制力和注意力，因为实验时间持续得越久，他的精力就会越衰竭。一开始，他试着每隔四十五分钟睡一会儿，后来，渐渐减至三十分钟。到最后，他居然能够每隔十五分钟睡一次了。他借助了附近教堂的帮助，教堂的钟每十五分钟敲一下——也就是一刻钟敲一下，每敲两下就是半个小时，三下就是三刻钟，四下就是一个小时，接着是代表具体几点的钟声。奎因就靠钟声的节奏生活，最后都把钟声跟自己的脉搏搞混了。从午夜开始，他进入了自己的例行程序，在十二点的钟声敲响之前合眼睡觉。十五分钟后自会醒来，等到代表半点的两声钟响时再次入睡，在代表三刻时的三声钟响时再醒来。到三点三十分时，他便起身去买吃的，四点回来，然后再睡。他这段时间以来很少做梦。就算做了也很奇怪：是对当下情形稍纵即逝的一瞥——他的手，他的鞋，他身边的砖墙。没有一次，他不是累得要死的。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藏身，但这个问题比前面两个容易解决。幸运的是，天气一直挺暖和，这是晚春向初夏过渡的时节，不怎么下雨。偶尔会下起阵雨，有一两次还下了倾盆大雨，夹着电闪雷鸣，但总的来说不算太糟，所以奎因从未停止过对自己幸运的感恩。在这条小巷后面有一个盛垃圾的大金属筒，每当夜晚下起雨来，奎因就爬到里面去避雨。那里面的气味非常浓烈，还会钻进衣服里，一连好几天都挥之不去，但奎因宁愿这样，他可不想冒险让自己感冒病倒。幸运的是，那筒上的盖子已扭曲变形，根本盖不严。在一个角上，有一个六到八英寸长的豁口，奎因正好可以透过那个豁口呼吸空气——把鼻子伸到这暗夜里。他跪坐在垃圾堆上，背脊倚在筒壁上，他觉得自己也不见得有多不舒服。

在晴朗的夜里，他就睡在垃圾筒跟前，头部安放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一睁开眼就能看见斯蒂尔曼家的前门。至于放空膀胱的问题，他经常是到巷子远处的角落里，在垃圾筒后面背对着大街解决的。肠子排空也是个问题，解决这事时他会爬进垃圾筒里以确保私密。挨着金属筒的还有好几个塑料垃圾筒，在每一个垃圾筒里，奎因都能找到足够的废报纸把自己擦干净，只有一次，情急之下，他只好从红色笔记本上撕下一页来解决问题。至于梳洗和刮脸，奎因已经学会了省去这两件事也能生活。

在那段时间里，他是如何把自己藏起来的还是一个谜。但似乎没人发现他，他也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毫无疑问，他很熟悉垃圾工人的日程表，确保在他们来的时候不在巷子里。同样的还有大楼的看门人，他每天晚上都要来倒垃圾。虽然看起来很明显，但谁也没有见到过奎因。他就像是融化在城市的砖墙里了。

每天都有一部分时间花费在料理家务和物质生活上。但大多数情况下，时间还是掌握在奎因自己手里。因为不想让任何人见到自己，所以他尽可能有条不紊地避开其他人。他可以不看他们，不跟他们说话，也不想到他们。奎因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喜欢独处的人。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一直在主动寻求这种生活。但直到现在，直到在这条巷子里生活以后，他才真正理解孤独的本质。除了自己，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段时间他在那里的所有发现中，只有一点是他毫不怀疑的：他正在堕落。但他不理解的是：既然已在堕落之中，他又怎么能意识到自己在堕落呢？难道能够同时既在天上又在地下吗？这似乎不大说得通。

他花了很长时间抬头看天。从他的位置，垃圾筒和墙壁之间的小巷深处，没什么别的东西可看，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开始从头顶上的世界里找到了乐趣。据他所见，最重要的是，天空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即使是在无云的日子里，看起来似乎处处都是蓝色，但还是不断显现微小的变幻、逐渐的演化，从天清日朗到彤云密布，飞机、飞鸟和飞舞的纸片等一闪而过的白色。云使画面变得复杂了，奎因有许多个下午都在研究它们，试图弄明白它们的规律，看自己能不能预测它们的趋势。他开始熟悉卷云、积云、层云、雨云，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每次只观测一种，估算天空在它们的影响下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云，也引入色彩因素的话，有很大的范围，从黑到白，以及之间无穷的各种灰。这些都必须加以了解、估量和分析。最重要的是阳光与云层在一天之内的某些时刻里相互作用时催生的彩色。光谱的范围非常宽广，其变化结果取决于大气层温度的差异、天空中云层的种类，以及这一时刻太阳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奎因非常喜欢的红色和粉色，紫色和朱红色，橘黄色和淡紫色，金色和羽毛状的柿子色。没有什么能持续很久。颜色很快就会消失，不是融入其他色彩，就是随着夜色来临而移动或消褪。几乎总是风来催动这些变化。在他蹲守的小巷里，奎因几乎感觉不到风，但通过观测它对云的影响，他可以测出风的强度和所携带的气流性质。一次又一次，所有的天气现象都从他头顶上飘过了，从阳光灿烂到狂风暴雨，从沉沉阴霾到晴空万里。还有黎明和黄昏，正午的变换，迟暮和深夜。即使是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天空也没有休息。云层从漆黑的夜空飘过，月亮永远以不同的形状出现，风继续在吹。有时候甚至会有一颗星星缀在奎因头上那一方天空，当他抬头时，他会想它还在那里吗，还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烧尽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斯蒂尔曼没露面。奎因的钱终于花光了。这段时间以来，他一直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而磨练自己，到最后，他真的是把存款的用度计算到分毫不差。没有哪一个硬币的花销不是先考虑了他是否真的认为有必要，不是先反复掂量了正面反面所有的后果。可是，即便是最严格的精打细算也阻止不了那个不可避免的结果的到来。

到了8月中旬的某一天，奎因发现自己再也没法坚持下去了。作者经过一番谨细调查才得以确证这一时间段。然而，具体的日子也有可能是7月下旬或者9月上旬，因为这类调查都要为不可避免的误差留出余地。但是，就他所能掌握的情况来看，在细心考虑了所有证据并剔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悖谬之处后，作者把这个事件安置在了8月份，12日至25日之间的某一天。

奎因几乎一无所有了——只剩下总共不到一美元的几个硬币。他很确定，在离家的这段日子里有几笔款子打进来了。只需去邮局取出支票，然后拿支票去银行兑现，很简单的事。如果一切顺利，他在几小时内就能回到东69街。那样，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不得不离开那个观察点时内心的痛苦。

剩下的钱都不够他坐公交车的。这是数周以来的第一次，他又开始步行了。重新开始使用两条腿的感觉很怪，他僵直地从一处移到下一处，前后甩动着胳膊，感受着鞋底下的路面。这时他在沿着69街朝西走，向右拐入麦迪逊大道，然后开始向北走去。他的两条腿软绵绵的，觉得脑袋也像是空气做的。他只得不时停下来喘口气，有一回，他差点摔倒，不得不赶紧扶住了灯柱。他发现如果尽量把步子迈得小一些，用一种慢吞吞的步子向前蠕动，感觉会好一些。这样他就能保存一点体力走过那些拐角，在那里，每当要迈步上下路肩的时候，他都必须小心地平衡一下自己的身体。

在84街，他在一家商店门前停了一会儿。那里有一面镜子，这是他自守夜以来第一次瞧见自己。倒不是害怕面对自己的形象。实话说，他根本没想到。他过于投入自己的工作，顾不上想到自己，好像他的仪容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时，他在商店镜子里看到自己时，既没有惊诧也没有失望。他对此毫无感觉，因为事实上他压根都没有认出这是他自己。他以为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陌生人，所以一见之下就马上转过身去看那是什么人。但他身旁没有别人。然后，他又转回来更细心地察看镜子里的人。他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仔细研究着眼前这张面孔，慢慢地注意到这个人和他自己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是的，看起来很可能是奎因。可即便是现在，他也并不感到难受。他的外表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了。他变成了一个流浪汉，衣服脏得都看不出颜色了，皱巴巴地裹在身上。脸上长满浓密的胡子，上面沾满灰尘。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一簇簇地耷拉在耳后，鬈曲的发梢快要挂到肩上了。尤其是他发现自己就像是鲁滨逊·克鲁斯，他很惊讶自己竟然如此迅速地变成了这模样。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成了另一个人。他试图回忆以前的自己，却发现很难做到。他看着这个新奎因，耸了耸肩。这真的没什么关系。他以前是一个样子，现在成了另一副样子。不算更好也没有更糟。不一样了，仅此而已。

他继续往上城方向走了几个路口，然后拐向左边，穿过第五大道，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墙走。他在96街走进中央公园，觉得自己走在青草和树丛间十分惬意。暮夏的绿地开始呈现出枯萎的迹象，地面上到处都显出一些褐色斑块，还有露土的地方。但头顶的树林还是绿叶满枝，到处都是闪烁的光影，其神奇与美妙深深地打动了奎因。这是接近中午时分，离下午的炎热还有几个小时。

穿过公园时，奎因迫切地感到想要歇下来。这里没有街道，没有城市的街区来标示他行进的路线，突然间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对他来说，走到公园的另一边似乎还得挪上一两天。他又走了几分钟，但两条腿还是撑不下去了。离他不远处有一棵橡树，奎因摇摇晃晃地朝那里走过去，就像宿醉的酒鬼向床铺摸过去似的。他把红色笔记本当作枕头，在橡树北边草坡上放倒身子就睡着了。这是他几个月来第一次未中断的睡眠，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来。

手表显示的时间是九点三十分，他不敢想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奎因站起身，向西大步走去，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精力又回来了，但还在责骂自己为此浪费了时间。他无法获得任何慰藉。不管他现在怎么做，他都会觉得已经太迟。就算跑了一百年，但等他赶到时，门也已经关上了。

他从96街出来，继续向西，在哥伦布大道的一处拐角，他看见了一个电话亭，这倒突然让他想起奥斯特和那五百美元的支票。也许眼下他可以用这笔钱来省下时间。他可以直接去找奥斯特，把现金揣进口袋，这样就免得跑去邮局和银行了。但奥斯特手里有现金吗？如果没有，也许他们可以约在奥斯特开户的银行见面。

奎因进了电话亭，从口袋里掏出剩下的几个小钱：有两个一角的，一个二十五美分的，八个一美分的。他拨了问讯台要了号码，把他的一角硬币从退币槽取回，然后又塞回去，拨了号码。奥斯特在第三声铃响过后拿起了电话。

“我是奎因。”奎因说。

他听到对方一阵抱怨：“你究竟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奥斯特的声音听上去很恼怒，“我都给你打了一千次电话了。”

“我忙着呢。忙那桩案子。”

“什么案子？”

“那桩案子。斯蒂尔曼的案子。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想现在来取钱。那五百美元。”

“什么钱？”

“那张支票，记得吗？我给你的支票。开的是保罗·奥斯特的名字。”

“我当然记得。可那上边没有钱。这就是我打电话找你的原因。”

“你没有权利用这钱，”奎因疯了似的叫喊起来，“那钱是我的。”

“我没用它。那支票被退回了。”

“我不相信。”

“你可以来我这里，看看银行来的那封信，如果你想看的话。还搁在我桌子上呢。那张支票是无效的。”

“这太荒唐了。”

“是的，是很荒唐。可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不是吗？”

“当然重要。我现在需要钱把这案子搞下去。”

“可是已经没有什么案子了。都结束了。”

“你在说什么？”

“跟你说的是一回事。斯蒂尔曼的案子。”

“但你说‘都结束了’是什么意思？我还在忙乎着呢。”

“我简直不能相信。”

“别这么神神叨叨的了。我真是一点都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你到底去哪儿了？难道你没看报纸吗？”

“报纸？该死的，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工夫看什么报纸。”

对方一阵沉默，有一刻奎因以为谈话已经结束，就好像他不知怎么睡着了，醒来才发现手里还拿着话筒。

“斯蒂尔曼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了，”奥斯特说，“早在两个半月前他就自杀了。”

“你撒谎。”

“都登在报纸上呢。你自己去看吧。”

奎因什么也没说。

“就是你那个斯蒂尔曼，”奥斯特继续说，“那人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他们说他还没等落到水面，在半空中就死了。”

“还有彼得呢？彼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

“有人知道吗？”

“说不上来。你最好自己去打探。”

“好吧，我会的。”奎因说。

说到这里，也没跟奥斯特说再见，他就挂断了电话。他掏出另一枚硬币给弗吉尼娅·斯蒂尔曼打电话。他仍然记得那个号码。

一个自动答录的声音把这个号码向他重复了一遍，随后宣称无法接通。那声音一直重复着这个信息，后来线路就断了。

奎因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感觉。最初的一瞬间，他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好像整个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他决定稍后再考虑这事。以后有的是时间，他想。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家。他要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去，脱下衣服，坐进热水浴缸里。然后浏览一下近期的杂志，放几张唱片，料理一些家务。然后，也许，他才能让思路回到这上边来。

他走回107街。房门钥匙还在他口袋里，当他打开前门，上了三段楼梯走进自己的公寓时，几乎有了一种幸福的感觉，事情这就了结了。

每一样事情都起了变化。这里似乎完全成了另一个地方，奎因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房子。他回到门厅，查看了一下门口的号码。不，他没弄错。这是他的公寓；是用他自己的钥匙打开的房门。他回到房间里，查看室内的东西。家具重新布置过了。他摆放桌子的地方现在是一把椅子。过去是沙发的地方现在是一张桌子。墙上挂上了几幅新的画，一块新地毯铺在地板上。他的桌子呢？他找了一圈却没找到。他再细心地研究了一下家具，发现那不是他的。自他最后一次待过后，这公寓里的东西全都被搬走了。他的桌子不见了，他的书不见了，他死去的孩子的画也不见了。他从起居室走到卧室。他的床也不见了，他的衣橱也不见了。他打开衣橱上层的抽屉，里面杂乱地叠放着一些女人内衣什么的：内裤、胸罩、衬裙。下面一个抽屉里是几件女式毛衣。奎因没有再看下去。靠近床头的桌子上有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是一个面容粗犷的金发小伙。另一张照片上也是同一个年轻人，在雪地上扬起笑脸，胳膊搂着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她，也在微笑。两人身后是滑雪场坡道，一个扛着两根滑雪撬的男人，还有冬日湛蓝的天空。

奎因回到起居室，坐到椅子上。他见烟灰缸里有半支沾了口红的香烟。他拿来点着了，吸了起来。然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发现有一些橙汁和一只面包。他喝了橙汁，切了三片面包吃了，然后回到起居室，又坐在椅子上。十五分钟后，他听到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一阵丁零当啷的钥匙开门声，照片里那个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白色护士装，怀里抱着便利店的棕色购物袋。她一看见奎因，手里的袋子就掉到了地上，大声尖叫起来。或者是先大声尖叫，然后扔下袋子。确切情况奎因永远也不得而知。袋子掉在地板上摔裂了，牛奶朝地毯边缘汩汩淌出一条白色小径。

奎因站起身，举手作了个和平的姿势，随即告诉她别害怕。他不会伤害她的。他唯一想知道她怎么会住在他的公寓里。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钥匙擎在空中，好像以此证明自己没有什么恶意。他花了好一阵工夫来说服她，最后她惊恐失措的神情总算平静下来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开始信任他了，或是不再害怕了。她扶着打开的门扇，随时准备着一有麻烦就撒腿而去。奎因和她保持着距离，不想使事情变得更糟。他嘴里不停地说着话，解释了又解释，说她住在他的公寓里。她显然一个字也不相信，听他说话显然只是为了应付他，毫无疑问地希望他说完了赶快走人。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个月了，”她说，“这是我的公寓。我签了一年的租赁合同。”

“可是，我怎么会有钥匙呢？”奎因第七次或第八次提出这个问题，“难道这还不能够让你相信吗？”

“你能有几百种方法拿到这把钥匙。”

“难道你租这套房子时，他们没说这里有人住吗？”

“他们说那是个作家。可他失踪了，几个月没付房租了。”

“那就是我！”奎因喊道，“我就是那个作家！”

这姑娘冷冷地瞅着他，笑了起来：“作家？这可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笑的事情了。瞧你这这副样子，我还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邋遢的。”

“我最近遇到了些困难，”奎因喃喃道，带着解释的口气，“但这是暂时的。”

“房东跟我说，他很高兴能够摆脱你。他不喜欢不上班的房客。那些人暖气用得太多，而且房子里的设备也损坏得厉害。”

“你知道我的东西去哪儿了吗？”

“什么东西？”

“我的书。我的家具。我的文件。”

“我不知道。也许他们把能卖的卖掉了，剩下的扔了。我搬进来之前，这里已经全都清理干净了。”

奎因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他现在感觉到了，就像终于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什么都没留下。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

“坦白说，我不在乎。”姑娘说，“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我只要你离开这里。马上。如果你不走，我就要叫警察来把你抓起来。”

这都无关紧要。他可以站在那里和这姑娘争上一整天，但他还是不可能要回自己的公寓。它丢了，他走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几乎让人听不见的话，为自己占用了她的时间道歉，然后从她身边走了出去。

13

因为现在发生什么事情都无所谓了，所以当奎因来到69街前门，没用钥匙就开了门时，自然也不觉得奇怪。当他上了九楼，顺着过道走到斯蒂尔曼家门口时，眼见房门大开也没有惊讶。看到里面四壁空空更是一点都不奇怪了。这地方搬得一干二净，所有的房间都空空如也。每个房间都一样：木头地板，四堵白墙。这些都没给奎因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他累坏了，只想闭上自己的眼睛。

他走到里边的一个房间，这是一个不超过十乘以六英尺的小房间。透过一扇带铁丝网格的窗子可以看见天井，看上去是所有房间中最暗的一间。这房间里还有一道门，通向一个没有窗子的小卧室，有一个马桶和水槽。奎因把红色笔记本放在地板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聋哑人的笔，丢到红色笔记本上。然后解下手表塞进口袋。之后，他把全身上下的衣服都脱下，打开窗子，一件一件扔进天井：先是扔右脚的鞋，再是左脚的鞋；一只袜子，再一只袜子；衬衫，夹克，内裤，长裤。他没有看它们的下落过程，也没去检查它们落在了哪里。然后，他关上窗子，躺在地板中央，睡着了。

他醒来时房间里一片漆黑。奎因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了——是这天的晚上还是第二天的晚上。甚至有可能根本不是晚上，他想。也许只是房间里的黑暗，外面，窗外，还是阳光普照呢。有一阵子，他犹豫着要不要到窗口去看一下，但想想又觉得无所谓。如果现在不是夜里，他想，那么晚点黑夜自然会来的。这是肯定的，不管他去不去窗口那里看，答案都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如果这时的确是纽约的夜晚，那么阳光一定在其他地方照耀着，比方说，在中国，准是正午时分，稻农们正在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夜晚和白天不过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的状态。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两者都同时存在。我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件事，只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身处两个地方。

奎因也想过起来到另一个房间去，可马上就意识到待在这里实在挺快活的。他选择了一个舒适的地方，他发觉自己喜欢睁着眼睛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或者说如果能看见的话，应该是天花板的那块地方。他现在只缺一样东西，那就是天空。他意识到在户外度过那些日日夜夜之后，他想念头顶上的天空。可他现在是在室内，不管他选择哪一个房间，天空都是被遮蔽的，即使是目力所及的最远处也看不到天空。

他以为他会待在这里，直到待不下去为止。水槽里有水可以解渴，能让他存活上一段时间。最终，他会觉得饿了，不得不吃东西。但一直以来，他为减少进食已经做过了不少努力，所以他知道自己还能撑好几天。他决定在他不得不想之前，先不去想这件事。担忧是没有意义的，他想，不必为这种无关要紧的事自寻烦恼。

他试图回想自己在这段经历之前的生活。要唤起这种回忆相当困难，因为，如今那些事情似乎离他很远。他记得先前以威廉·威尔逊的笔名写的那些书。好奇怪啊，他想，他是这么做过，可现在他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在他的心里，他意识到马克斯·沃克已经死了。他在接手下一个案子的路上死于某处，奎因对此一点都不觉得遗憾。现在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他想起自己的写字台，他曾在那上面写过无数的文字。他回想那个曾是他的版权代理人的人，发觉自己根本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那么多事情如今都已经消失了，很难追踪到它们。奎因试着回想大都会队的阵容，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地想，但他脑子里开始恍惚起来。那个中场，他记得是莫凯·威尔逊，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选手，他的真实姓名是威廉·威尔逊。无疑的，那里面有些事情肯定挺有意思。奎因想了一阵，但后来也拉倒了。两个威廉·威尔逊互相抵消掉了，仅此而已。奎因在心里向他们挥手道别。大都会队在最后一次赛事中将再次成为最后一名，没人会为此难过的。

下一次醒来时，太阳照进了房间。他身边的地板上摆着一盘食物，盘子里热气腾腾的像是烤牛肉饭。奎因淡定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既不感到诧异也没觉得不妥。是的，他对自己说，这份食物很有可能就是留给我的。这食物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或者为什么要搁在这里，他一点也不好奇。他甚至都没有想到离开这个房间，去公寓别处寻找答案。相反，他凑近些，细细地检查着盘中食物，发现除了两大块烤牛肉外，还有七颗小小的烤土豆、一盘芦笋、一个新鲜面包卷、一点沙拉、一罐红酒，还有作为甜点的一块三角奶酪和一个梨。还有一方雪白的餐巾纸，工艺精良的银质餐具。奎因吃了些食物——或者说吃了一半，那已是他最大的胃口了。

吃完后，他开始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东西。他一直写到黑暗重新回到房间。天花板中央有一盏不起眼的灯具，门边就是开关，但奎因根本不曾想过要使用这盏灯。过不了多久，他又睡着了。醒来时，阳光照进了房间，身边地板上又出现了盛食物的托盘。他尽可能多地吞咽下食物，然后又在红色笔记本上埋头书写。

这段时间里，他写的多半都是有关斯蒂尔曼案子的一些边缘性问题。比如，奎因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居然没费心查阅一下刊登斯蒂尔曼1969年被捕消息的报纸。他在想，他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跟同一年的登月事件联系在一起了。他问自己，为什么要相信奥斯特所说的斯蒂尔曼已经死了。他试着想了想“蛋”这个词，写下这样的短语，如：“一个好蛋”“他脸上的蛋”“下了一个蛋”“像两个蛋似的”。他想知道，如果他当时跟踪的是第二个斯蒂尔曼，而不是第一个的话，结果会怎样。他问自己，为什么克里斯托弗，那个旅行者的保护圣徒，在1969年，也就是登月旅行的那一年，被教皇保罗取消了圣徒封号。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堂吉诃德不直接写一部他喜欢的那种书——偏要自己去经历那些冒险故事呢。他想知道，为什么自己名字和堂吉诃德名字的首字母是一样的。他在想那个搬进他房间的姑娘和中央车站那个阅读他小说的姑娘是不是同一个人。他想知道，弗吉尼娅·斯蒂尔曼跟他失去联系后是否雇用了另外一个侦探。他问自己，为什么会相信了奥斯特所说的支票被打回了。他想到了彼得·斯蒂尔曼，想知道他有没有在他现在睡的房间里睡过觉。他想知道这个案子是真的结束了，还是只是自己不知何故已经不能继续研究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一生走过的足迹会绘成什么样的地图，拼成什么样的字形。

天一黑，奎因就睡，天一亮，他就吃，然后在红色笔记本上写东西。他根本不知道每次间隔的时间有多长，因为他已经不再关心计数日夜或小时了。然而，在他看来，黑暗渐渐地多于白昼了，尽管一开始阳光占了优势，但光线变得越来越黯淡，越来越短促。最初，他把这归结于季节变化。秋分肯定已经过去了，也许冬至就要到了。但如果冬天已经来了，这个过程照理说应该已经开始逆转了呀。奎因注意到黑暗还在持续吞噬着白昼的时间。对他来说，似乎吃东西和在红色笔记本上写字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最后，这段时间似乎已减至几分钟。比方说，一次，他刚吃完东西，发现剩下的时间只够往红色笔记本上写三句话。下一个白天时，他的时间只够写两句话。他开始不吃饭了，以便有时间能往红色笔记本上写字，只在实在支撑不下去时才吃东西。但时间还在继续缩减，只够他吞一两口食物，黑夜就降临了。他没有想过要用电灯，因为他早就忘记了那里有灯。

黑暗时间的增长，恰好与红色笔记本页数的减少保持一致。慢慢地，奎因写到了尽头。某种程度上，他意识到自己写下的文字越多，他再也不能写的那一刻就来得越早。他开始认真斟酌字句，尽可能以最俭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后悔一开始在红色笔记本上浪费了那么多纸页，事实上，他对自己在斯蒂尔曼的案子上不厌其烦地花费了那么多笔墨感到遗憾。现在这案子已经被他远远地扔在脑后，他早就不再费心想这件事了。那曾是他生命中通往另外一个地方的桥梁，但现在他已经过来了，桥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奎因对自己也越来越不在意。他写星辰，写地球，写他对人类的希望。他感到自己的语言已经切断了与自己的联系，现在它们已经成了大千世界的一部分，真实而具体，就像一块石头、一片湖，或是一朵花。它们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他想起自己出生的那一瞬间，以及他是如何从母亲子宫里被轻轻地娩出的。他想起这世界和所有那些他曾爱过的人的无限善意。除了所有这一切的美好，什么都不重要。他想把这种感触接着写下去，但令人痛苦的是他知道这不可能。尽管如此，他还是试着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个红色笔记本的尽头。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笔来书写，能不能代之以口述，用自己的声音充满黑暗，使言语渗入空气，穿入墙壁，遍及城市，即便光明永不再临。

红色笔记本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当红色笔记本上无处可写时，那将会发生什么呢？”

至此，这个故事变得朦胧不清。所有的线索都断了，最后那句话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冒险猜测一下都显得愚不可及。

2月间，我从非洲旅行归来，纽约几小时后就下起了大雪。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奥斯特，他催我尽快去他那里。他的声音是如此急切，使我不敢拒绝，尽管当时我累得要命。

在他的寓所里，奥斯特向我说起他所知甚少的那个奎因，随后开始陈述他意外被牵涉进去的这桩离奇案子。这事情弄得他心神不宁，他说，要我给他出个主意。听他说完，我不禁为他如此冷漠对待奎因而感到生气。我责备他没有在事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他没有为一个显然陷于困境的人做些什么。

奥斯特似乎听进了我的话。事实上，他说，这就是他请我过来的原因。他一直有一种负疚感，需要卸去这个心理包袱。他说我是他唯一可信赖的人。

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试图寻找奎因，却一无所获。奎因不再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了，所有与弗吉尼娅·斯蒂尔曼取得联系的尝试也都失败了。就在那时，我建议去斯蒂尔曼的公寓瞧瞧。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直觉，那就是奎因最后的去处。

我们穿上外套，走到外面，打了一辆出租车去东69街。雪已经下了一个小时，路很难走了。我们很容易就进了那幢房子——跟着一个正要进门的住户溜进去的。我们上了楼，找到以前曾是斯蒂尔曼家那扇门。门没锁。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眼前是一间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面的一个小房间，也和别的屋子一样干干净净，一本红色的笔记本摊在地上。奥斯特捡起来，匆匆翻了一下，说这就是奎因的。随即递过来给我，说我应该留着它。他说这整个事情让他非常难受，他不敢留着这东西。我说那就由我来保管吧，直到他自己打算看为止，但他摇摇头，跟我说他再也不想看到这个本子了。然后，我们就离开了那里，走入飞雪之中。整个城市已是一片雪白，雪还下个不停，好像永远也不会停止。

至于奎因，我现在不可能知道他会在什么地方。我已经尽可能仔细地照着这红色笔记本来叙述，如果这个故事有任何走样的地方，责任自然在我。有几处文本解读尤为困难，但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去还原其意，避免做任何阐释。当然，这红色笔记本只是故事的一半，任何敏感的读者都会理解这一点。至于奥斯特，我认为他从头到尾都表现得很差。如果我们的交情就此结束，他也只能怪他自己。至于我，我的思想依然和奎因在一起。他将永远与我同在。无论他去了哪里，我都祝他好运。

（1981—1982）

*　writers’ directory，通常包含作家的姓名、地址、联系方式等资料，方便同行、出版社和版权代理联系作者。

*　本段引言参考了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原文为private eye，美国俚语中的私家侦探。

†　原文为investigator。

*　原文为il mondo della Luna。

*　原文为Sad，“悲伤”的意思。

*　Psmtik，即萨姆提克一世，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创立者。希罗多德关于萨姆提克一世的记述见其《历史》第二卷。

†　Phrygian，古代通行于小亚细亚中北部某些地区的语言，属与希腊语或亚美尼亚语有关的印欧语言。

*　本段引言参考了马振骋译《蒙田随笔全集》，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　Peter Martyr（1457—1526），意大利人，曾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宫廷任牧师。他从包括哥伦布在内的许多早期美洲发现者那里收集材料写成《谈新大陆》一书。

†　Golden Age，指拉丁文学的繁盛时期，大致在公元前70年至公元18年前后。

‡　Thomas More（1477—1535），英国政治家，人文主义者。这里提到的“1516年的著作”指《乌托邦》一书。

§　Geronimo de Mendieta（1525—1604），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曾长期在美洲印第安人部落中传教，著有《印第安人的历史传道书》。

*　本段引文参考了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　本书中出现的《圣经》引文，均出自《圣经》和合本。

†　Nimrod，圣经《旧约》中的英雄人物。

*　下文中的引文均参考了金发燊译本的《复乐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梅尔维尔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人物。

*　Kilroy，美国流行文化中的著名符号，其形象为一个长鼻子的秃头男人，双手扒在墙边向外看，只露出眼睛和鼻子。

*　don’t beat around the bush，这是一句英语习语，即不拐弯抹角。

*　参考了吴钧陶译本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　Chief Sitting Bull（1834—1890），北美苏人印第安人首领，曾领导苏人抵抗白人入侵。其名字就叫“坐牛”。

*　shopping-bag lady，指手提袋里装着全部家产流落街头的女人。

幽灵

最先出现的是布卢。然后是怀特、布莱克相继登场，事情开始之前还有个布朗。布朗把布卢领进门，布朗教会了他办事的诀窍，布朗老去之后，他就接班了。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地点是纽约，时间是现在，二者都不会改变。布卢每天都在事务所，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等待着什么事发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所事事，直到那个名叫怀特的人一进门，事情就开始了。

这桩案子看起来相当简单。怀特叫布卢去跟踪一个名叫布莱克的人，只要有必要，就得一直跟下去。在给布朗跑腿时，布卢没少做那些盯梢的差事，这一次似乎也没什么不同，甚至比他以前的案子多半还容易些。

布卢需要这份工作，所以他听从怀特的吩咐，没有提出太多的问题。他估计这是一桩与婚姻有关的案子，那怀特是个爱吃醋的丈夫。怀特没有细说。他说，他要求每周提交一份报告，寄往某某号码的邮政信箱，用多少长多少宽的纸张照原样复制一份。支票将每周按时寄给布卢。然后，怀特把布莱克的住处告诉了布卢，还有他的容貌特征等等。当布卢问布莱克他认为这事得持续多长时间时，怀特说他也不知道。只需按时把报告寄来就是了，他说，除非我进一步通知。

平心而论，布卢觉得这事有点古怪。但要说心生疑窦，倒是言过其实了。当然，他不会留意不到怀特身上的某些地方。比方说，他那把黑胡子，还有那两道浓密的眉毛。再是皮肤，看上去异乎寻常地白，就像擦了粉似的。布卢对化装术可不是外行，要看穿一个人的伪装没什么困难。毕竟，布朗是他的老师，在他那个时代，曾是这一行里的顶尖高手。所以布卢开始觉得他弄错了，这案子根本与婚姻无关。但他没想更多，因为怀特还在跟他说话，布卢只得集中精神听他在说什么。

一切都安排好了，怀特说。那是一间小公寓，正对着马路对面布莱克的家。我已经租下了，你今天就可以搬过去。房租付到案子结束为止。

好主意，布卢说着从怀特手里接过了钥匙。这就省得跑来跑去了。

没错，怀特附和道，捋了捋他的胡子。

事情就这么定了。布卢接下了这份差事，他们为此握了握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怀特甚至预付给了布卢十张五十美元的票子。

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出场的是年轻的布卢和一个名叫怀特的人——显然这人不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但这没关系，怀特走后布卢对自己说。我肯定他这么做有他的理由。况且，这也不是我的问题。我唯一需要操心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这是1947年2月3日。当然，布卢根本不会知道，这个案子会持续数年之久。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比过去更明朗，它的神秘性也与未来的任何事情相当。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就是这样：一次走一步，说一句话，然后是下一步。有些事情布卢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知晓。因为了解得晚，所以当它到来时，总会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

怀特离开了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布卢拎起电话打给未来的布卢太太。我就要去卧底了，他告诉自己的爱人。如果我有一段时间不跟你联系，别担心，我会一直想着你的。

布卢从搁架上拿下一个灰色小背包，往里面塞进一把点三八口径的左轮手枪、一副双筒望远镜、一本笔记本和几样必备工具。然后，整理了办公桌，把文件堆码整齐，锁上事务所的门。这便直奔怀特给他租下的房子。地址并不重要。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就假设是在布鲁克林高地吧。一条安静而车流很少的街道，离大桥不远——也许就是橘子街了。1855年沃尔特·惠特曼就是在这条街上手工排版印刷了初版《草叶集》，亨利·沃德·比彻大声疾呼废奴时站的红砖教堂讲道坛也在这里。这里可真有地方特色。

寓所在一幢四层楼的褐色砖石建筑的三楼。布卢在房子里转了一圈查看家具设施，很高兴这里设施齐全，每样东西都是新的：床、桌子、椅子、地毯、亚麻布窗帘、厨房用具……所有东西。壁橱里挂着成套的衣服，布卢心想不知这些衣服是不是专为他置办的，他穿上身试了试，发现正合适。这不能说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住所，他对自己说，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可这里真够温馨的，够温馨的。

他走到外面，穿过街道，走进对面的楼房里。在入口处，他从一排信箱中搜寻布莱克的，找到了：布莱克——三楼。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极了。然后他回到自己房间，开始着手办事了。

他拨开窗帘，向对面望过去，瞧见街对面布莱克就在自己屋子里，坐在桌边。据布卢眼下的理解，他估计布莱克是在写作。透过双筒望远镜观察，果然是这么回事。但望远镜的功能还不足以让他看清对方写下的东西，就算能看到纸上的字迹，布卢也怀疑自己能否辨认出那些颠倒的字。他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就是布莱克正在用一支红色自来水笔在笔记本上书写。布卢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写下：2月3日，下午三点，布莱克在桌上写东西。

偶尔，布莱克会停下手里的写作朝窗外望去。有一次，布卢以为他正在朝他这边看过来，急忙避开。但仔细观察之下，他意识到那只不过是一种茫然的出神，与其说是看，不如说是在思索，一种让事物变得不可见、进不到眼睛里的观看。布莱克每隔一会儿就要从椅子上起来消失在房间后面的什么地方，布卢估计那是一处墙角，或是洗手间，但他从不离开很长时间，总是很快就回到桌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小时，布卢一点也摸不透他在干什么。六点钟时，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第二句话：持续了几个小时。

这并没有使布卢感觉厌烦，但让他觉得有些挫败。看不清布莱克写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是未知的。也许他是个疯子，布卢想，正在密谋炸毁整个世界。也许他在书写什么秘密配方。可是，布卢马上为自己这种幼稚的想法感到尴尬。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他对自己说，还是再过段时间再下断言吧。

他脑子里的念头从一件小事转到另一件，最后流连在未来的布卢太太身上。他们本来计划今天晚上要出去的，他想起，如果不是怀特今天出现在事务所，带来这桩新案子的话，他这时应该跟她在一起。先是到39街那家中国餐馆，他们会在那里别扭地跟筷子较劲儿，在桌子底下拉着对方的手，饭后去派拉蒙剧院看两场连映的夜场电影。在短短的一瞬，他脑子里浮现出她清晰的脸庞（低眉垂眼地笑着，佯作羞涩的模样），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更愿和她在一起，而不是在这小屋子里待上天知道多久。他想给她打个电话聊聊，又犹豫了一下，决定不打了。他不想显得脆弱。要是她知道了他有多需要她，他就该失去优势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男人总得是更强势的一方。

此刻，布莱克正在把桌上写作的一摊东西收拾掉，摆上晚饭。他坐在那里慢慢地嚼着食物，用他那副出神的模样凝视着窗外。看见那边的食物，布卢意识到自己也饿了，于是去厨房搜寻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他找来了一听罐头炖肉，用白面包蘸着肉酱吃上了。吃完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想看看布莱克是否会出去走走，所以瞧见布莱克在房间里突然作出一连串的动作时，他还感到很受鼓舞。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十五分钟过去了，布莱克又坐回到桌旁，这次是在看一本书。旁边有一盏灯，布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布莱克的脸了。布卢估计布莱克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上下也就相差一两岁吧。那就是说，他也是快三十的人了，要不就是三十出头。他发现布莱克那张脸挺讨人喜欢的，跟他平日见到的成千上万的面孔相比，倒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让布卢感到有点沮丧，因为他还暗自希望布莱克是个疯子。布卢透过双筒望远镜看见布莱克阅读的那书的名字，《瓦尔登湖》，亨利·戴维·梭罗。布卢从没听说过这本书，他细心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布莱克在看书，布卢则在看他看书。随着时间推移，布卢越来越沮丧了。他不习惯像现在这样坐着，随着黑暗的逼近，他的神经愈发感到紧张。他喜欢跑来跑去，从一个场子赶到另一个场子，手里总是忙活着什么事情。我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那类侦探，每当老板派给他一个尤其需要久坐的差事时，他就会这样对布朗说。给我那种能潜心去做的案子吧。现在，他是自己的老板了，却落得这样：一桩无事可做的案子。因为盯着别人看书写字实际上就是什么都不做。布卢要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唯一的办法就是钻进布莱克的脑子里，看看他在想什么，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布卢让自己的意识一点点地溜回旧日的记忆中。他想到了布朗，以及他们联手办理的一些案子，尽情回味他们大获全胜的喜悦。比如说，那回雷德曼的案子，他们揪出了一个盗用二十五万美元的银行出纳。那回布卢佯装一个赛马狂，诱使雷德曼和他一起下赌。那笔钱被查出是银行流失的，那家伙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至于格雷的案子，那就更带劲了。格雷失踪了一年多，他的妻子打算申报他已经死亡。布卢摸遍了所有的常规渠道却一无所获。然而有一天，他正打算提交最后的报告时，却在一家酒吧里撞上了格雷，离他那坚信丈夫再也不会回来的妻子只有不到两个街区。格雷现在的名字叫格林，但布卢知道他就是格雷，因为他已经揣着这人的照片转悠了三个月了，早已把他那张面孔牢牢地印在了心里。原来这人是得了健忘症。布卢把格雷带回到他妻子那里，虽然他不记得她，还是自称格林，但看见那女人就立马爱上了她，没过几天就向她求婚了。于是格雷太太成了格林太太，她嫁了同一个人两次，虽然格雷根本记不起以前的事了——还固执地拒绝承认他忘记了什么事——但这并不妨碍他现在舒舒服服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尽管格雷过去是一名工程师，但格林仍在离家两个街区的那家酒吧当差。他说他喜欢调制饮料，喜欢和那些来酒吧的人们交谈，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去做别的任何事。他宣称自己生来就是做酒吧招待的，他在婚礼上向布朗和布卢这样宣称，他们又有什么资格反对一个人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呢？

这些都是过去的好时光啊，布卢对自己说，这时他隔街望见布莱克关掉自己房间里的灯。充满了奇怪的扭曲和荒诞的巧合。好吧，不是每个案子都是这么令人兴奋的，你得从坏的情况里看到好的一面。

布卢，向来是个乐天派，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心情很好。外面，白雪覆盖在平静的街道上，白皑皑的一片。观察着布莱克在窗边桌旁吃完早饭，又读了几页《瓦尔登湖》，布卢看着他折身转进房间后面，又回到窗前，身上穿着大衣。这时是早上八点刚过。布卢伸手拿过自己的帽子、手套和靴子，匆忙地穿戴起来下了楼，比布莱克晚了还不到一分钟。这是一个无风的早晨，四周平静得能听到雪花落在树枝上的声音。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布莱克的鞋子在雪白的人行道上踩出了一路完美的脚印。布卢跟着他的脚印转过路口，看见布莱克在那条街上慢慢遛达，好像在享受着雪天的愉悦。不像是一个打算逃跑的人，布卢这样想着，也相应地放慢了自己的脚步。走过两条街后，布莱克走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便利店，在里边待了十到十二分钟，然后拿着两个装得满满当当的棕色纸袋出来了。他没有留意到站在街对面一处门道里的布卢，朝橘子街方向往回走。这是为了防备暴风雪来临贮存的物品，布卢对自己说。布卢决定冒一把险不去跟踪布莱克，自己也跟布莱克一样拐进了便利店。除非这是个诱饵，他想，布莱克打算丢下买来的这些东西溜之大吉，否则可以肯定他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于是布卢也为自己采购了一些东西，还在隔壁一家店里买了报纸和几本杂志，然后回到了橘子街。果然，布莱克已经坐在窗前桌子旁，在前一天见过的那个笔记本上写东西了。

由于降雪，能见度很低，布卢观测布莱克房间里的情形有些困难。就是双筒望远镜也帮不了多少忙。这天一直阴沉沉的，透过纷纷扬扬的雪花看过去，布莱克只是一个影子。布卢放弃了长时间的等待，坐下来翻看报纸和杂志。他是《侦探纪实》的忠实读者，从来不肯错过一期。现在，既然有大把的时间，他就可以把最新一期从头到尾全部读完，甚至停下来浏览尾页那些小块的启事和广告。沉浸在黑帮和密探的深度报道中，有一篇小文章使布卢感触至深，甚至看完杂志后，还忍不住继续思索。那是二十五年前，费城郊外的一片树林里，有人发现一个小男孩被谋杀了。尽管警察立即着手调查这桩案子，却一点线索也没有。不仅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连那男孩的身份都无法辨识。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最后，这案子被从现行档案中删除了，如果不是那个曾被指派给男孩验尸的验尸官，这案子可能就彻底被人遗忘了。那个验尸官的名字叫戈尔德，他对这桩谋杀案非常着迷。在那孩子被埋葬前，还给他的面部做了遗容面模，从那以后他就致力于破解这起神秘谋杀案。二十年过去了，他到了退休年纪，离开了工作职位，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案子中了。但是事情开展得并不顺利。他一点进展都没有，也没有离谋杀案的破解更近一步。这篇发表在《侦探纪实》杂志上的文章说，他现在愿意悬赏两千美元征求任何有关这个小男孩的信息。文章附有一张粗糙的被修饰过的照片，上面是他手举那个遗容面模。他眼中的表情如此忧虑、恳求，布卢几乎无法移开自己的眼睛。戈尔德现在老了，怕自己活不到这桩案子破解的时候了。布卢深为感动。如果有可能，他愿放下手头的一切去帮助戈尔德。像这样的人太少了，他想。如果那男孩是戈尔德的儿子，那也可以理解：复仇嘛，纯粹而简单，任何人都能理解。但对他来说这男孩完全是个陌生人，所以这事情不会搀杂任何个人因素，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正是这种想法让布卢心头一颤。戈尔德拒绝接受一个杀害孩子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的世界，即使那凶手已经自然死亡了，他也愿意牺牲自己的生活和幸福去纠正这个错误。布卢把小男孩的事细想了一遍，试着想象事情的真实经过，试着去感受那男孩必然有过的感受，然后他意识到凶手必定是父母中的一个，否则肯定会有人去报警说小男孩失踪了。这就使事情变得更糟了，布卢想，当他的念头转到这里时，不禁感到恶心起来，他现在完全理解了戈尔德一直以来的感受，他意识到二十五年前他也是个小男孩，倘若那男孩还活着的话，也该有布卢这个年纪了。这种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布卢想。我也有可能是那个小男孩。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他把那张照片从杂志上剪了下来，钉在了自己床头上方的墙面上。

这就是最初几天的经过。布卢盯着布莱克，几乎没发生什么事情。布莱克写作，阅读，吃饭，在附近短暂地溜达一圈，似乎没有注意到布卢就在那里。布卢呢，他试着不去自寻烦扰。他估计现在布莱克是在伪装自己，等待时机成熟。因为布卢只有一个人，所以他意识到那种持续的警戒状态他可没法做到。毕竟你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盯着一个人。你还得有时间睡觉、吃饭、洗衣服，等等。如果怀特要对布莱克实行全天候监控，那他就得雇用两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但布卢只是单枪匹马，他不可能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

尽管这么告诉自己，但他还是开始担心了。因为如果布莱克必须受到监视，那么他就必须每时每刻都处于监控之下。任何不能保持连续性的监视都算不上是监视。无需给他太多的机会，布卢推断，一不留神整个事态就会出现变化。一个瞬间疏忽——朝旁边瞥上一眼，挠挠脑袋，打个哈欠——一转眼，布莱克就会溜开去干他早已计划好的罪恶勾当。然而，每天都必然会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时刻。布卢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因为不管他在脑子里转多少遍，都找不出一个稳妥之计。但这还不是他唯一的麻烦事。

在此之前，布卢没太有工夫坐着不动，这份无所事事的新差事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他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依靠，没有任何的着力点，也看不出这一刻与下一刻有什么区别。他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自己的内心世界，虽说他一直明白它就在那里，却依然是个未知数，尚未被探索，因此即使是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暗昧不明的。他浮光掠影地把自己记忆所及的那些事物梳理了一遍，将注意力置于事物表层以获得循序渐进的感知，从第一件入手，然后继续往下评估下一件，在这个世界里，他总是能够获得许多乐趣，只要它们存在。而今，它们仍然如故，生动地烙印在时光中，明明白白地向他呈示出它们的本相，完全是它们自己，不会是别的样子，所以他从来不用在它们面前停下来多看一眼。现在，猝然之际，原来的世界从他眼前消失了，除了那个名叫布莱克的模糊身影，他没有什么可观察的，他发现自己正在绞尽脑汁地想一些他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而这种状况，也开始让他倍感烦扰。如果说用“思考”这个词形容当下的情形可能有些重了，那么换一个稍轻一些的词——比如说“揣测”（speculation）——可能就不会太过偏离了。“揣测”，是从拉丁文speculatus来的，意思是窥探、观察，与“反射镜”（speculum）一词有关，意思是镜子或是照镜子。由于隔着一条街窥探布莱克，对布卢来说就像是在照镜子，而并非只是窥视他者，他发现他也在窥视自己。现在，他的生活节奏变得如此缓慢，倒使他能够看清他以前没能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日光的轨迹每天在室内移动的情形，某时某刻太阳将积雪反射到房间天花板的一处远角的方式。他的心跳，他的呼吸声，他眼睛的眨动——布卢现在已经能意识到这些细微的小事，尽管他想摆脱这些意识，但这些东西依然扎根在他的脑子里，像无意义的言词似的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但一点一点地，这些言词似乎显示出了某种意义。

关于布莱克，关于怀特，关于他被雇来从事的这项工作，布卢现在开始提出某种推论了。他发现编故事自有其乐趣所在，并非只是为了打发时间。他想，怀特和布莱克没准是兄弟，其中牵涉到一大笔归属未明的钱财——比方说，是一笔遗产，或是合伙企业里的投资。怀特也许是想证明布莱克的不称职，他想自己来操纵那个机构，控制家族财产。但布莱克也相当聪明，于是他躲了起来，等待局面缓和。布卢的另一个推论是，怀特和布莱克是对手，两人为同一目标而竞争——比方说，求解一个什么科学问题——怀特之所以要监视布莱克，是要确认他没有超过自己。还有一个故事是，怀特是一个FBI或者某个外国间谍机关里反叛的特工，在用自己的方式从事某种不一定被上司认可的边缘性调查。他雇用布卢来为自己工作，这样既能探明布莱克的秘密，同时又不妨碍他履行自己的日常职责。一天又一天，这样的故事越列越多，有时候布卢会回到先前编织的故事里，再添油加醋地补充些细节，而有时候他又开始重新编织新的故事。比如，蓄意谋杀，以及为一笔巨额赎金而实施的绑架计划。日子一天天过去，布卢意识到他可以把这样的故事没完没了地编下去。因为布莱克不过是一个空白，是事物结构上的一个孔眼，而一个故事可以填补这个孔眼，就像能填补任何别的孔眼一样。

然而，毋庸讳言，布卢知道自己更想了解的是那个真实的故事。当然，他也明白在最初阶段需要耐心。因此，一点一点地，他开始耐心地等待，随着时间推移，他对自己的状况慢慢觉得满意起来了，对于这事情要长时间搞下去也有了一种顺从的心态。

不幸的是，对未来的布卢太太的思念却不时扰乱着他渐趋平静的内心。布卢从未像现在这样想念她，但他也隐约感到，以后恐怕不会再有同样的情况了。他自己也说不出这种感受从何而来。然而，每当未来的布卢太太在他脑海里浮现时，他都会被某种恐慌攫住，但只要把自己的思想锁定在布莱克和布莱克的房间、锁定在自己正在处理的案件中，他就会感到相当满足。有时候，他突然从镇定转为痛苦，觉得自己像是正在往某个黑洞似的地方坠落下去，不知如何能脱身而出。几乎每一天他心里都会萌生给她打电话的冲动，心想也许要等到真实接触的一刻才会打破这个魔咒。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仍旧没打电话。这也成了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想不出自己一生中还有什么时刻会像现在这样，如此不想去做一件他显然想要去做的事情。我在改变，他对自己说。一点一点地，我不再是以前那个我了。这个解释在一段时间内打消了他的疑惑，但到头来，他发觉自己比以前更为陌生了。随着时间推移，不在脑子里想象未来布卢太太的画面对他来说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在夜里，房间里一片黑暗，他睁大眼睛仰面躺在床上，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构建着她的身体，从她的脚开始，继而是脚踝，顺着腿部往上到腿根，从她的肚子摸到乳房，随后在那片柔软中惬意地徜徉一番，再回到她的屁股，沿着她的背部向上，最后搂着她的脖子，吻向她那张微笑的圆脸。她现在在干什么呢？有时他会这样问自己。她对这一切会怎么想呢？可他永远也不可能得出一个满意的结论。尽管他能编出许多故事来匹配那些与布莱克相关的事实，但跟未来的布卢太太有关的，他只有缄默、困惑和空虚。

到了该提交第一份报告的时候了。布卢写起这类文章来可谓轻车熟路，这种事情根本就难不倒他。他的方法是坚持表面事实，在描述过程中，仿佛每一个词都与描述的事件完全吻合，并不作进一步探讨。词语对他来说都是透明的，像是一扇隔在他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大玻璃窗，到目前为止，这玻璃窗还没有阻碍他的视线，甚至就像是不存在似的。噢，有几次，玻璃上像是沾了一点污迹，于是布卢就得四下揩拭一阵，但一旦他发现了合适的词，一切便迎刃而解。根据他先前写在笔记本上的记录，梳理一遍以唤醒自己的记忆并选出最切题的评述，他试图整合出一份总体意思连贯、文体紧凑、要点清晰的报告。到目前为止，他写过的每一份报告都是行动多于阐述。例如：目标从哥伦布广场走到卡内基音乐厅。没有相关的天气描述，不提交通状况，也不去暗示目标可能在想些什么。这种报告被框定在已知且可被证实的事实范围之内，凡超出这个范围的一概不予提及。

但是，面对布莱克一案的实际情形，布卢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情况当然都记在那笔记本上，但当他把记下的那些东西从头到尾看过来时，却失望地发现其中很少记述具体细节。看上去，好像他的话，非但没能把整个事实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反而使得它们消失了。这是布卢以前从未遇上过的麻烦。他的目光穿过街道，看见对面的布莱克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这时，布莱克的目光，也在透过窗子朝外眺望，这使布卢突然意识到，不能按老一套程序来办这件事了。追踪线索，外出搜集信息，常规调查——所有这些都不管用了。然而，当他想象着该用什么办法来取代老的一套时，却是一头雾水。在这时，布卢只能猜测这桩案子“不是什么”。要说这个案子“是什么”，那他可完全办不到。

布卢把打字机摆上桌面，开始搜肠刮肚地遣词造句，试图让自己把全副精神都投入到手头的工作上去。他想，这份过去一周的实录也许可以把自己炮制的各种关于布莱克的故事也囊括进去。因为实在没别的东西可写进报告，那些虚构的离题发挥至少可以给已经发生的事情增加点亮色。但布卢突然停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编造的那些故事其实跟布莱克毫不相干。毕竟，这不是我自己的人生故事，他说。我写的应该是他，不是我自己。

但那念头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诱惑一样隐隐作祟，布卢必须与自己作一番斗争才能摒弃它。他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地梳理这案子。他决定完全照章办事，在报告中煞费苦心地遵循旧的风格，细抠每一个细节，尽量做到准确再准确，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才把报告搞定。他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不得不承认每一桩事情都表述得准确无误。但接下来，他为什么对自己写的东西感到那么不满、那么烦心呢？他对自己说：发生过的事情不一定就是发生过的事情。在他写报告的经验里，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感受，第一次发现词语并不一定管用，它们有可能遮蔽它们想要表述的事物。布卢环视房间，定睛打量各种物件，一样一样看过来。他看见台灯，对自己说，台灯。他看见床，对自己说，床。他看见笔记本，对自己说，笔记本。不可能把台灯叫做床，他想，也不可能把床叫做台灯。是的，这些语词恰如其分地贴合了它们所代表的那样东西，当布卢说出它们时，他感到极为满意，好像自己刚刚证明了世界的存在。随后，他把目光抛向街对面布莱克的窗子。现在那里黑黑的，布莱克睡了。这就是问题所在，布卢对自己说，试图给自己找回一点信心。仅此而已。他在那里，但你却不可能看见他。即便是在我能看见他的时候，和熄灯后也没什么两样。

他把报告塞入信封，贴封好就出去了，走到街角那里，把信封扔进一个邮筒里。我也许不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他对自己说，可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尽力了。

之后，雪开始融化了。第二天早上，阳光明媚，一群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布卢听到令人心怡的滴水声，融化的雪水从屋檐上、树枝上、街灯柱上滴下来。突然间，春天似乎不那么遥远了。再过几个星期，他对自己说，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早晨了。

布莱克出去遛达了，在这样的好天气里他比平时走出去更远，布卢尾随而去。布卢很开心能再出来走走，当布莱克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布卢希望这段行程不要结束，直到他能解开这些难题。不妨这般想象，此人一向是步行运动的发烧友，在清晨的空气中一路迈动两腿真让他心旷神怡。当他们穿过布鲁克林高地狭窄的街道时，布卢欣喜地发现布莱克离他家的距离仍在不断拉长。但转眼之间他的心情又黯淡了下来。布莱克开始爬上通向布鲁克林大桥的台阶，布卢脑子里冒出来的念头是他想去跳河。这事可不少见，他提醒自己。一个人走到桥中间，透过风和云层向这个世界投去最后一瞥，然后纵身跃入水中，全身骨头都被震碎，尸体四分五裂。布卢揪心地想着这一幕，告诫自己要保持警觉。如果真要发生什么事情，他决定，跳出自己旁观者的中间立场上前干预。因为他不想布莱克去死——至少现在不想。

布卢已经很多年没有徒步走过布鲁克林大桥了。最后的一次是和他父亲一起走的，那时他还是个孩子，那一天的记忆此刻回到了布卢脑子里。他可以看见自己牵着父亲的手，走在他身边，当他听见汽车从脚下钢桥上急驶而过时，他还记得他跟父亲说，这噪音像是一大群蜜蜂在嗡嗡直叫。他左边是自由女神像；右边是曼哈顿，建筑们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如此高大，简直像是虚构的场景。他父亲懂得很多，他向布卢讲述了所有那些标志性建筑和摩天大楼的故事，乃至许许多多的细节——建筑师、建造日期、政治阴谋——以及布鲁克林大桥何以成为当时全美最高的建筑。这位老人就出生在布鲁克林大桥落成那一年，布卢脑子里总有这个联系，好像大桥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父亲的纪念碑。他很喜欢那天他和老布卢一起回家，走过此刻他正走过的木板桥面时听到的故事，不知什么原因，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约翰·罗布林，大桥的设计师，刚做完设计没几天，就被码头桩和渡船挤了脚，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坏疽症了。他并不是必死无疑，布卢的父亲说，但他唯一肯接受的诊治是水疗，但事实证明，那是无效的。让布卢大为震惊的是，一个一生都在水面上架桥好让人们不必涉水过河的人，居然却会相信唯一有效的医疗方法是把自己浸在水里。约翰·罗布林死后，他的儿子华盛顿接手成了总工程师，那又是另外一个离奇的故事了。华盛顿·罗布林当时只有三十一岁，除了在内战期间设计过一些木桥，没有任何建筑经验，但事实证明他比他父亲更有才华。然而，在布鲁克林大桥开始建造后不久，他被一场火灾困在水下沉箱里长达几小时，出来时就得了严重的沉箱减压病，这是氮气聚积在血液中造成的一种折磨人的病症。那场灾祸几乎要了他的命，后来他成了残疾人，不能再走出他和妻子在布鲁克林高地那座房子的顶层卧室。那些年，华盛顿·罗布林每天都坐在那里，透过望远镜观看布鲁克林大桥的施工进展，派他的妻子每天早上把他的指示带过去，为那些不懂英语的外国工人精心绘制彩图，让他们看懂下一步的工序。令人惊讶的是，整座大桥竟完完全全装在他的脑子里：他把每一个部件都记下了，甚至是最细小的钢栓和石头构件，虽然华盛顿·罗布林从未踏上过这座大桥，但它完全存在于他的脑海里，仿佛多年以后，大桥已经以某种方式跟他的身躯连为一体了。

布卢一边想着这些，一边从河上走过去，他看着前头的布莱克，想起他父亲和自己童年时在格雷夫森德的事。那老人是个警察，后来在77分局当了侦探，布卢心想，如果不是因为卢索案，还有那颗1927年射穿他父亲头颅的子弹，他本来应该生活得不错。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对自己说，一想到时间过去了那么久真把自己吓了一跳，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如果真有，不知道他死后能不能再见到他的父亲。他想起这个星期从那些无穷无尽的杂志里看到的一个故事，那是本名叫《非虚构奇闻》的新月刊，不知怎么随着别的思绪在他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回想起，那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的某个地方，二十或二十五年前，有个人在滑雪时被雪崩吞没了，但人们从未找见他的尸体。他的儿子，当时还是个小男孩，长大后也成了一名滑雪爱好者。去年的某一天他去滑雪，地点离他父亲失踪的地方不远——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自他父亲死后的数十年间，那里的冰层在持续不断地位移，现在的地形已完全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这个儿子孤零零地走在山里，距离有人烟的地方数英里之遥，偶然发现冰层里有一具尸体——一具完好如初的尸体，好像只是陷入了假死状态。不用说，这年轻人便停下来去查看那具尸体，当他俯身看向那具尸体的面部时，清晰而惊恐地觉得看到的好像是自己的脸。他吓得发抖，正如文章的描述，他凑近些仔细地察看那具尸体，因为尸体裹在冰层里，像是隔了一层厚玻璃，发现那是他的父亲。这死者依然很年轻，甚至比现在的儿子还年轻，这里面有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布卢暗忖，想想一个人会比自己的父亲长得更老真是太不可思议太恐怖了，以至于当他读到这篇文章时不得不竭力忍住眼泪。现在，当他快要走到大桥的尽头时，同样的感觉又回到了他的心头，他真希望上帝让他父亲还活着，走过河面，给他讲那些故事。然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奇怪自己怎么会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过的念头都冒了出来。他想，这些事真让他惭愧。你无人可以倾诉时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走到桥那头时，他发现自己对布莱克的想法是错的。他今天不会自杀，不会从大桥上跳下去，不会纵身跃入未知之境。因为这个人，像别人一样神情自若地迈着脚步走下桥头，沿着市政厅的环行道一路走去，接着朝北沿中央大街走过法院和其他一些市政机构，一步也没有放慢，很快就穿过了唐人街。这样的漫游一连持续了几小时，布卢一点也搞不懂布莱克要去什么地方。他似乎更像是为了呼吸户外的新鲜空气，纯粹是为了走路的乐趣而走路，而且随着路程的延续，布卢不得不第一次对自己承认，他有那么一点喜欢上布莱克了。

后来，布莱克走进了一家书店，布卢也跟了进去。布莱克在那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慢条斯理地挑选了一小堆书，而布卢，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也浏览起书来，同时还得小心遮掩着脸别让布莱克瞧见。趁布莱克没往这边看时，他朝布莱克瞥了一眼，这给了他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应该是那双眼睛的缘故，他对自己说，但也仅此而已，他不想引人注意，也不确定这事是不是值得注意。

过了一会儿，布卢偶然发现了一本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他翻翻书页，惊讶地发现出版商的姓氏是布莱克：“沃尔特·J.布莱克有限公司出版，版权所有，1942年。”布卢一时被这巧合弄得有些震惊，心想这本书里也许有一些对他有用的信息，一些很可能会带来转机的灵光。但等到他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就不这么想了。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姓氏，他对自己说——而且，他知道布莱克的名字不是沃尔特。也许是一位亲属，他又想，甚至可能是他父亲呢。最后一个猜想在他脑子里转了又转，布卢决定买下这本书。就算他看不见布莱克写的东西，至少可以读读他在读的东西。虽然可能性不大，他对自己说，但谁知道这里边会不会有关于此人行为的某种暗示呢。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布莱克付了书款，布卢也付了自己的书款，再接着走。布卢一直留意着对方显露的行事风格，搜寻着点点滴滴的线索，以便能让自己发现布莱克的秘密。可是布卢实在太诚实了，都不会哄骗自己，他知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一切都毫无规律或理由可言。但这次，他并不觉得泄气。实际上，当他进而叩问自己内心时，还意识到，总体而言，这反而让自己变得更有活力了。两眼一抹黑也有它的好处，他发现，那就是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产生的兴奋。这使你一直保持警觉，他想，这没什么坏处，不是吗？保持清醒，留意细节，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情况。

这样想了一会儿，布卢终于迎来了新的进展，案情第一次出现了转折。布莱克在中城一处街角拐了个弯，在那个街区走到一半，犹豫了一会儿，好像在寻找一个地址，他后退几步，又朝前走，几秒钟后进了一家餐馆。布卢跟着他进去了，也没多想，毕竟是午饭时间了，大家都得吃饭，但是布莱克的迟疑没有逃过他的眼睛，这似乎表示他以前没来过这里，也就是说，布莱克可能在这里跟人有约。餐馆里面比较昏暗，相当拥挤，一群人围在前面的吧台上，到处都是说话声和刀叉磕在盘子上的叮当声。这餐馆似乎挺贵的，布卢想，墙上装饰着木制的镶板，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他决定尽可能把自己的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餐桌还有空位，布卢找到一处位置，既能瞧见布莱克又不至于靠得太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布莱克无意中暴露了，因为他要了两份餐具，三四分钟后，一个女人穿过房间，朝布莱克桌边走来，并在落座前吻了他的脸颊，布莱克的脸上绽开了笑容。这女的长得不赖，布卢想。就他的品味来看，略嫌瘦了些，但一点也不难看。他接着想：有趣的部分开始了。

不幸的是，那女人背朝布卢，整个用餐过程中都没法让他看见她的脸。当他坐在那里吃着汉堡牛肉饼时，心想他最初的直觉也许是对的，归根结底这是一桩与婚姻有关的案子。布卢已经在想象着下一份报告该写点什么了，思索可用于描述眼下情景的词语给了他很大的快感。鉴于案子里又多出了一个人，他明白自己得作出某种决定了。比方说：他是应该继续跟踪布莱克，还是把注意力转到那女人身上呢？这有可能使破案工作进展得更快些，但同时也有可能让布莱克趁机开溜，可能是永久性的。换句话说，与这个女人的会面是一种障眼法呢，还是一件真实的事？这是案情的一部分吗，是重要的事实还是偶然的现象？布卢琢磨了一阵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是的，有可能是这么回事，他对自己说。但也有可能是另一回事。

饭吃到一半，事情却似乎变糟了。布卢看见布莱克一脸惨然的样子，还没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那女人看起来已经哭上了。至少他能从她身体姿势的突然变化上猜到：她的肩膀耷拉下来了，脑袋向前倾，脸可能是埋在两只手中，后背微微颤抖着。也有可能是一阵大笑，布卢分析道，但为什么布莱克的脸色那么糟糕呢？看上去像是突然搞砸了什么事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女人把脸从布莱克那边转开，布卢瞥了一眼她的侧影：毫无疑问是眼泪，他想，她用餐巾纸轻拭眼睛时，还能瞧见她脸颊上有湿润的睫毛膏在一闪一闪的。她突然站起身，向女用盥洗间方向走去。布卢又一次毫无遮拦地看见了布莱克，看见了他脸上悲伤的表情，那种极度沮丧的表情，他几乎都开始替他感到难过了。布莱克朝布卢的方向扫了一眼，但显然他什么都没看见，接下来，他几乎立刻把脸埋在了两只手里。布卢试图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可能猜得出。看起来这俩人结束了，他想，像是有什么事情终结了。尽管如此，但也有可能不过是闹了点小别扭。

女人回到桌边时看上去好些了，接下来两个人在那里坐了几分钟，一句话也没说，食物也一口没动。布莱克叹了一两声，眼睛转向远处，最后喊人买了单。布卢也结了账，跟着这两人走出了餐馆。他注意到布莱克把手搭在她肘部，但也可能只是一种习惯动作，他告诉自己，很可能什么意义也没有。他们默不作声地沿着街道走着，在街角处，布莱克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替那个女人拉开车门，在她坐进去之前，在她脸颊上轻轻触摸了一下。她报以一个故作勇敢的微笑，但他们仍然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她坐进后排座位，布莱克关上车门，出租车开走了。

布莱克转悠了几分钟，在一家旅行社的橱窗前停留了一会儿，浏览了一份怀特山的海报，然后自己也打上出租车走了。布卢又很幸运地在几秒钟之后也打上了另一辆出租车。他告诉司机跟着布莱克的出租车。然后背靠座位坐着，两辆黄色的出租车慢慢穿过车水马龙的市中心，驶过布鲁克林大桥，最后抵达橘子街。布卢被出租车费吓了一跳，随即又责怪自己没有去跟踪那女人。他本该知道布莱克要回家的。

他走进自己楼里，发现邮箱里有他的一封信，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这只有一种可能，他告诉自己，果然，他上楼拆开信封，那里面就是第一张支票，寄付的金额正是怀特说定的数目。但他觉得有点困惑的是，付款的方式居然是匿名的。为什么不是怀特的个人支票呢？这让布卢又生出了怀特到底还是一个叛离的特工的念头，急于掩盖行踪，因此在支付款项时也想做得不留记录。然后，他摘下帽子脱下外套，摊开手脚躺在床上，布卢意识到，没有收到对报告的评价，自己有点小小的失望。想想他费了多大力气才把那份东西弄好，本该得到一些鼓励之辞的。可是钱都付了，这表明怀特并无不满之处。但是——缄默总归不是一种积极的回应，不管它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就是这个风格，布卢对自己说，那我也只得学着适应它了。

一天天过去，事情又回到了最平淡无奇的日常套路。布莱克写字，阅读，去附近的商店买东西，去邮局，偶尔出外溜达一圈。那女人再没有出现，布莱克也未走出过曼哈顿。布卢开始设想，他随时会收到一封信，告诉他案件已经结束了。那女人走了，他分析道，可能这就是事情的终结。但是这种事并没有发生。布卢对于餐馆那一幕的细致描述也没有得到怀特特别的回应，但一周接一周支票总会按时寄到。和爱情没有关系，布卢对自己说。那女人的出现毫无意义。她只是一个插曲。

在最初阶段，对布卢的心态最好的描述是一种矛盾和冲突。有那么几个片刻，他感觉能与布莱克完全协调一致，自然而然就能与另一颗心息息相通，能预测出布莱克想要干什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待在室内，什么时候会出去，他只需问问自己就知道了。整日整日地，他根本懒得透过窗子观察布莱克或者跟着他在街上转悠。不时地，他甚至会自己出去溜达一下，因为他非常清楚，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内，布莱克不会挪动位置。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可事实上他从来没出过错，当这种感觉到来时，他丝毫不会怀疑或犹豫。另一方面，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有些时候，他会感到完全远离了布莱克，整个与他隔绝开了，这种十足而彻底的隔绝会让他失去对自己是谁的感知。孤独包围着他，把他关在里面，随之而来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比恐怖更可怕的感觉。令他迷惑的是，他竟然能这么迅速地从一种状态转入另一种状态，而且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就在这两种极端的状态中来回穿越，不知道哪一种是真实的，哪一种是虚假的。

经历了一段特别困难的日子后，他开始渴望有人作伴。他坐下来，给布朗写了一封详尽的信，把案情一五一十地说给他听，请求他给予指教。布朗退休后去佛罗里达了，大部分时间都在钓鱼，布卢知道要过很久才能得到他的回音。但从寄出那封信的第二天起，他就开始渴盼着很快得到回信，这种渴望很快变成了一种痴迷。每天早上，邮差到来前的一小时，他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看着邮差从街角转过来，进入他的视线，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布朗的回信上。他其实也说不清楚想从回信中得到什么。布卢甚至没有提出什么问题，但那肯定是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那些睿智而非凡的言辞，准能使他重获新生。

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布朗没有回信，布卢的失望渐渐变成了痛苦和荒谬的绝望。但是，这与他最终收到回信时的感觉相比还算不上什么。因为布朗的回信里甚至没有提及布卢信中所说的案子。收到你来信很高兴，信的开头这样说，很高兴知道你工作得很努力。听起来好像是一桩有趣的案子。当然，很难说我怀念这一切。我在这儿的生活过得不错——每天早早起来去钓鱼，花些时间和妻子待在一起，看看书，在太阳底下睡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唯一不明白的是，我为什么不在几年前就搬到这里来。

诸如此类的废话写了好几页，一句也没有提及布卢的困惑和焦虑。布卢感到自己被那个曾像父亲一样的人抛弃了，看完信他感到一阵彻底的空虚，整个人都被掏空了。我只有靠自己了，他想，再也没有能让我求助的人了。接下来是持续几个小时的沮丧和自怜，中间有一两次布卢还萌生了轻生的念头。但他最终还是从忧伤中挣扎出来了。因为布卢总的来说还是那种坚实稳重的性格，很少被这种阴郁的情绪支配，因而就算他偶尔觉得世界污浊不堪，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为此而责备他呢？到了晚餐时分，他甚至已经看到光明的一面了。也许这就是他最大的天分：并非从来不会绝望，而是从来不会长时间地绝望。说到底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他对自己说。也许单打独斗要比依赖他人更好。布卢想了一会儿，认为这样也是有好处的。他不再是一个学徒了。他头上不再有师傅了。我是我自己的人，他对自己说。我是我自己的人，除了自己，不用对任何人负责了。

在这种新视角的鼓舞之下，他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联系未来布卢太太的勇气。但他拎起话筒拨她的号码时，那边没人接。这有点让人扫兴，但他的勇气未减。找个时间再打吧，他说。过会儿再打。

日子一天天过去。布卢再度跟布莱克同步了，也许还比以前更和谐了。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自己处境的内在悖论。因为他越感觉和布莱克接近，就越没有必要去想他。换句话说，他越是深陷其间，就越自由。阻碍他的并非投入，而是隔离。因为只有当布莱克似乎要从他身边溜走，他才不得不出去寻找，而这需要时间和精力，别提有多费劲了。然而，在他感觉与布莱克最亲近的时刻，他甚至可以过上一种看似独立的生活。起先，他还不敢让自己如此冒险，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把这种状态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几乎是一种大胆的壮举。比方说，到外面去，沿着这个街区来回遛达。即便如此小打小闹，也会使他充满幸福感，当他在怡人的春风里徜徉在橘子街头，他真高兴能以这种多年来都没有过的状态活着。街道的一端望到底，便是河流、港口、曼哈顿的天际线和大桥。布卢觉得眼前的一切简直美不胜收，有时他甚至允许自己在长椅上小憩片刻，看着来往的船只。另一端有一座教堂，有时布卢会去青草丛生的小院子里坐一会儿，凝视着亨利·沃德·比彻的青铜雕像。两个奴隶抱着比彻的腿，像是在乞求他帮帮他们，让他们最终能获得自由，后面的砖墙上还有一尊亚伯拉罕·林肯的陶瓷浮雕。布卢情不自禁地被这些意象所感动，每次来到这个教堂庭院，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关于人类尊严的崇高念头。

渐渐地，他开始更加大胆地撇开布莱克出去游逛了。这是1947年，杰基·鲁宾逊加盟道奇队的那一年，布卢密切关注着他的发展，想起教堂庭院，他明白那里边还有比棒球更深厚的东西。5月一个晴朗的星期二下午，他决定出一趟远门去埃贝兹球场，当他离开在橘子街的家里像往常一样趴在桌上用钢笔往纸上写东西的布莱克时，他觉得丝毫没有担心的必要，因为他确信自己回来时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他搭乘地铁，车厢里挨挨挤挤的都是人，他觉得自己正在扑向一种当下的感觉。当他在球场上坐下来时，简直被四周环绕的鲜艳的色彩震撼了：绿色的草坪，褐色的泥土，白色的球，头顶上蓝色的天空。每一样东西都跟别的截然不同，一样样分割得很清楚，那些简单的几何图案的力度给布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比赛时，他发现自己很难把目光从鲁宾逊身上挪开，他始终被那人黝黑的面孔吸引着，他想，他必须付出极大的勇气才能完成他的动作，像这样独自面对那么多陌生人，而其中半数人还巴不得他倒下。比赛进行中，布卢发现不管鲁宾逊做什么自己都会欢呼，当第三局这黑人盗垒成功时他整个人都站起来了，还有第七局他击出左外野墙的二垒安打，他兴奋得猛拍坐在旁边那人的后背。道奇队在第九局以高飞牺牲打结束比赛。当布卢裹在人群中慢慢走出球场，从人堆里挤出去往回走时，他突然意识到，布莱克居然没在他脑子里闪现过一次。

不过球赛只是个开始。在某些夜晚，当布卢算准了布莱克不会到别处去转悠时，他就会溜出去，去附近的酒吧喝一两杯啤酒，有时也享受一下和酒吧侍者交谈的乐趣，那侍者的名字叫瑞德，他和格林，也就是很早以前格雷一案中那位酒吧侍者出奇地像。那里还经常可以看见一个穿得乱七八糟的妓女，名叫维奥莱特，有一两回，布卢把她灌得烂醉，就被邀请到街角那里她的住所去了。他知道她挺喜欢他，因为她从来没让他付过钱，但他也明白这事与爱情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叫他甜心，她的肌肤柔软丰满，但每当她喝得太多的时候，就会哭个没完，这时布卢就得安慰她，他私下里也在嘀咕犯得着这么给自己找麻烦吗。但他对未来的布卢太太几乎没有任何负疚感，因为他把自己比作在另一个国家作战的士兵，作为他和维奥莱特这种交往的辩护。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安慰，尤其是当他有可能明天就死掉时，再说他又不是石头做的，他对自己说。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布卢绕过这家酒吧，再走过几个路口去一家电影院。夏天就要来了，难耐的炎热开始逼近他的小屋，坐在清凉的影院里看场电影能让自己感觉爽多了。布卢喜欢看电影，不仅因为电影里讲述的那些故事和那些漂亮女人，还因为那影院本身的黑暗，屏幕上的画面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他闭上眼睛时脑子里的想法。至于什么片子他多少有点无所谓，不论是喜剧还是正剧，或者是黑白短片还是彩色大片，但他对侦探片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因为这是一种天然联系，他总是更容易被那类故事吸引。这段时间里，他看了许多这类影片，并且都很喜欢：《湖上艳尸》《堕落天使》《逃狱雪冤》《灵与欲》《血洒胭脂马》《绝望》，等等。但对布卢来说，有一部更特别一些，他太喜欢了，所以第二天晚上又去看了一遍。

那部电影叫《漩涡之外》，主演罗伯特·米彻姆扮演了一个前私家侦探，试图用一个假名在一个小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他有个女友，一个名叫安的乡下甜妞，还雇了一个名叫吉米的聋哑男孩，照料一处加油站，这孩子对他忠心耿耿。可是过去的事情不肯放过米彻姆，而他对此却几乎无能为力。几年前，他受雇去寻找简·格里尔，那女人是匪徒柯克·道格拉斯的情妇，可是当他找到她时，两人却坠入了情网，双双远走高飞，过起了隐秘的同居生活。一件事引出了另一件事——钱被偷了，还杀了人——米彻姆终于幡然醒悟，离开了格里尔，终于明白了她堕落到了何等地步。现在，他被道格拉斯和格里尔勒索去干一件犯罪的勾当，事情本身只不过是一个阴谋，因为他一旦发觉发生了什么，就明白了他们是打算把另外一场凶杀案嫁祸给他。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展开了，米彻姆竭力想从这陷阱中挣脱出来。有一次，他回到自己住的小镇上，告诉安他是无辜的，一再向她表明自己对她的爱。但已经太晚了，米彻姆知道这一点。到了最后，他设法使道格拉斯相信那桩凶杀是格里尔自己干的，但就在这时候，格里尔走进房间，平静地掏出枪，杀了道格拉斯。她告诉米彻姆，他们属于彼此，而他，也假装同意了。他们说好一起逃离这个国家，但当格里尔去拿她的手提包时，米彻姆拎起电话报了警。他们坐进汽车，开走了，但很快遇上了警察设置的路障。格里尔发现自己被出卖了，从包里掏出枪来射向米彻姆。警察随后朝汽车开火，格里尔也被击毙了。这以后，是最后一个场景——第二天早上，镜头拉回布里奇波特小镇。吉米坐在加油站外面的长凳上，安走过来坐在他旁边。告诉我一件事，吉米，她说，我知道了这件事：他是打算和她一起私奔吗？那男孩想了想，试图在真实与善意之间作出选择。是保留他朋友的好名声更重要呢，还是不伤害这姑娘更重要？所有这些念头在一瞬间闪过。他看着姑娘的眼睛，点了点头，好像在说是的，他毕竟爱过格里尔。安拍拍吉米的手臂，谢了他，然后转身去找她的前男友，一个规规矩矩的本地警察，他一直都瞧不起米彻姆。吉米抬头看了看加油站的招牌，上面写着米彻姆的名字，向他的名字致以一个朋友的敬礼，然后转身走远了。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他永远不会说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布卢在脑子里把这部电影反复过了几遍。这是一件好事，他想，故事结束于一个聋哑男孩。这个秘密就被埋葬了，而米彻姆一直都是个外来者，至死都是。他的梦想非常简单：在一个普通的美国小镇上成为一个普通公民，娶一个邻家女孩，过着平静的生活。真奇怪，布卢想，米彻姆为自己选的新名字叫杰夫·贝利。这名字跟他去年和未来的布卢太太一起看过的一部电影里的角色很相近——乔治·贝利，是由《风云人物》里的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那也是一个美国小镇的故事，但角度正好相反：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试图逃避挫折。但最后他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才是最理想的，他一直都在做正确的事。毫无疑问，米彻姆扮演的贝利想做是正是斯图尔特扮演的贝利。但对他来说，这个名字是假的，一个一厢情愿的产物。他真实的名字是马卡姆——或者，正如布卢念得那样，是“他自己的标志”[*]——这就是全部症结所在。他已经被过去贴上了标记，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什么都帮不了他。布卢想，有些事发生了，就永远发生了。它永远都不可能改变，不可能变成别的事情。布卢开始被这个念头缠住了，因为他把它看作某种警示，一种内心传递出的信息，尽管他竭力想推开这个念头，但这阴暗的念头就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

于是，有一天晚上，布卢终于转向他买的那本《瓦尔登湖》。是时候了，他对自己说，如果他现在不努力，他知道自己就永远也不会去读它了。可是读这本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当布卢开始阅读时，他感到像是走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涉过泥沼和荆棘，跨过幽谷和峭壁，他感到像是一个正在强行军的囚徒，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被梭罗的言词弄得不胜其烦，发现自己很难全神贯注地读下去。一个个章节看过去，看到最后，他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看进去。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独自待在森林里？种豆子，以及不喝咖啡不吃肉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插进大段关于鸟类的描写？布卢本以为会读到一个故事，或者至少是类似故事的东西，但这本书通篇都是一些废话，言之无物的长篇大论。

不过，要责怪他可能也不公平。布卢除了报纸、杂志，以及孩提时偶然读到过的一本冒险小说以外，什么都没读过。即使是那些博览群书的读者，读《瓦尔登湖》也有障碍，连爱默生这样的人物也曾在日记上抱怨读梭罗让自己心焦神虑。值得称赞的是，布卢没有放弃。第二天他又捧起这本书，第二遍的阅读似乎比第一遍容易啃下去。在第三章，他终于碰到了一个对他有用的句子——书本是细心斟酌、默默耕耘中写成的，阅读也当如是——于是他突然明白了看书的诀窍在于细嚼慢咽，比他以前从字里行间匆匆扫过的阅读慢多了。这个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帮了他的忙，某些章节开始变得清晰起来了：开头是关于服装的事，红蚂蚁和黑蚂蚁之间的战争，关于反对工作的论述。但布卢还是觉得读这书太痛苦了，虽说他勉强承认梭罗也许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蠢，但他还是开始怨恨布莱克把他带入了这种苦役。他现在不知道的是，如果他能耐下性子，按照它要求的阅读精神来读这本书，他整个的生活可能都会开始改变，他会渐渐地对自己的境况形成完整的理解——也就是说，布莱克的事，怀特的事，这案子的事，跟他相关的每一件事。但失去的机会与实现的机会都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故事不会老是停留在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上。布卢厌烦地把书扔到一边，穿上大衣（因为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出门去呼吸新鲜空气。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是结局的开始。因为有些事情即将发生，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跟以前一样了。

他走到曼哈顿，比以前任何一次离布莱克都远，把心里的怨气发泄在走路上，想通过折磨身体使心境平静下来。他一路北行，陪伴他的只有自己的思绪，不理会周围的一切。在东26街上，他左脚的鞋带松开了，正当他蹲下身子系鞋带时，感觉天都塌了。这一瞬间，他看到的除了未来的布卢太太还能是谁呢。她正走在街上，一双手臂挽着右边一个男人的胳膊，布卢从没见过那人。她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正专注地听着身边那个男人跟她说话。好一会儿，布卢太慌乱失措了，不知是该再埋下脑袋遮住自己的脸，还是站起来和这女人打招呼，他意识到——就像是门扇砰的一下关上了那样突然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个女人再也不会成为自己的妻子了。但事实上，他两样都没做到——先是低着头，但一秒钟以后发现自己想被她认出来，当他发现她过于专注于同伴的谈话根本没看见他时，布卢突然从离他们不到六英尺远的人行道上站起来了。就像是她面前一下蹿出了什么鬼魂似的，前未来的布卢太太还没等看清这个鬼魂是谁就小声地抽了口冷气。布卢叫了她的名字，这声音在他自己听来都很陌生，她呆若木鸡地站住了。她的脸上流露出一见之下的惊愕——接下来，很快，她的表情突然变为了一种愤怒。

你！她对他说。你！

他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她就挣脱同伴的手臂，挥动拳头捶击着布卢的胸膛，疯狂地冲着他尖叫，一桩桩地数落着他的罪状。布卢能做的只是一遍遍地喊着她的名字，似乎不顾一切地想要分辨出这眼前这个攻击自己的野兽和他爱的女人之间的区别。他完全束手无策，随着捶击的继续，他开始欢迎这种捶击了，作为对自己行为的惩罚。但是另一个男人很快出来阻止了，虽说布卢很想抬手把他挡开，可是一时的错愕使他没有反应过来。还没等他脑子转过来，那男人就把哭哭啼啼的前未来的布卢太太拽开了，他们沿着马路拐过街角，这一幕宣告结束。

这短短的一幕，突如其来而伤害极大，把布卢内心彻底翻腾了一遍。当他镇定下来准备回去时，意识到他已经抛弃了自己的生活。这不是她的错，他对自己说，他想责怪她却知道自己没法去怪她。也许在她的认识里，他已经死了，他怎么能够反对她想找回自己生活的权利呢？布卢觉得眼里噙满了泪水，但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他为自己如此愚蠢而感到愤怒。他失去了他原本有机会得到的幸福生活，这样一来，把这说成是结局的真正开始也不为过。

布卢回到橘子街的房间里，躺在床上，权衡着各种可行方案。最后，他把脸转向墙壁时，一眼瞥见了那张费城验尸官的照片，那是戈尔登。他想起那桩悬案令人悲哀的空白，想起那孩子没名没姓地躺在坟墓里。当他研究着小男孩的遗容面模时，脑子里开始转起了一个念头。也许有几种方法能够接近布莱克，他想，不必泄露自己的身份就可以做到。上帝知道一定有。他可以采取的行动，可能执行的方案——也许同时会出现两三种。别再管其他的了，他告诉自己。是将这一页翻过去的时候了。

照约定，后天就该提交下一份报告了，于是他坐下来先写报告，以便及时付邮。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报告都写得极其含混，只是一两个段落就交代完毕，除了一些基本事实就没有别的了，而这一次他也没有偏离这种旧有的模式。然而，他在报告最后插入了一行语焉不详的说明，作为一种测验，试图诱使一直保持缄默的怀特透出一些口风，他写道：布莱克似乎病了。恐怕就要死了。然后他将报告封讫，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两天，布卢一大早就赶紧跑到布鲁克林邮局，那个城堡似的巨大建筑从曼哈顿大桥上就能一眼望见。布卢所有报告的寄送地址都是那个1001号邮政信箱，他向那里走去，假装是偶然路过，不经意地走过那里，悄悄地朝信箱投递口瞥一眼，看看自己那份报告是否已经送到。就在那里。或者说里面至少有一封信——仅有一只白色信封，成四十五度角斜躺在窄窄的信箱里——布卢没有理由怀疑这就是自己那封信。他于是开始绕着那个地方慢慢地兜圈子，打算留在这里，等候怀特或是其他替怀特工作的人出现，他两眼盯着那面由信箱组成的巨大墙壁，每个信箱都有自己的密码锁，每个信箱里面都有不同的秘密。人们来了又走，打开信箱，关上信箱，布卢一直在绕着圈子踱步，时不时地随意停一下，然后又接着走。这里的一切在他看来似乎都是褐色的，好像秋日的气象已经渗入了邮局营业厅，这个地方散发出一股挺好闻的雪茄烟味。几小时后，他觉得肚子饿了，可他不想听从肚子的命令，他告诉自己机不可失，所以他坚持守了下去。布卢看着每一个走近邮政信箱的人，集中注意力盯紧每一个走近1001号信箱的人，他知道，如果不是怀特亲自来取报告，那就可能会是任何什么人——一个老妇人，一个小孩子，因此，他绝不能想当然。然而，任何可能性都落空了，因为这个邮箱压根就没人碰，尽管布卢无时无刻不在编造每一个靠近邮箱的嫌疑人的故事，想象着那人有可能跟怀特或是布莱克有什么联系，他或她在这个案子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等等，但他不得不把它们一个又一个地从脑子里抹掉，让它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刚过中午，这时邮局里开始变得拥挤了——许多人趁着午餐时间急急忙忙涌入邮局来办事，寄信，买邮票，办理这样那样的业务——这时门口进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布卢没在第一时间发现他，因为同时涌进来的人太多了，但这人从人群里出来，径直向那些编号邮箱走去时，布卢终于瞧见了那个面具——孩子们在万圣节佩戴的那种面具，橡胶制品，是一个狰狞的厉鬼形象，前额被砍出豁口，眼睛流着血，牙齿尖利。这人身上其他部分完全正常（灰色斜纹大衣，脖子上围着红围巾），布卢的第一反应是这面具后面的人是怀特。这人走向1001号信箱，这就更让他确信了。同时，布卢又觉得这个人好像不是真的在那里，尽管他就在自己面前，但这更像是只有他自己能看见他。在这一点上，当然，布卢弄错了，这戴面具的家伙一走过大理石地面，布卢就看见许多人指着他大笑——但他也说不上来这样更好还是更糟。这面具人走到1001号信箱旁，来回转动密码锁，信箱开了。布卢一确定这毫无疑问就是他要等的人，就开始朝他走去，并不确定自己要怎么做，但潜意识中无疑是想拽住他，把那面具从他脸上扯下来。但这人太机警了，信封一揣入口袋就马上锁好信箱，朝大厅里匆匆扫视一圈，看见了正向他走过来的布卢，便拔腿开溜，飞快地朝门口跑去。布卢一路追上去，希望能从后面追上他、把他抓住，但他马上就被门口的人群绊住了，等他跑出门口时，戴面具的人已经跑下台阶上了人行道，跑上大街了。布卢继续追赶，甚至觉得自己都快追上了，但那人跑到一处转弯路口时，一辆公交车正巧要从车站驶出，于是他轻松地跳上了车。留下狼狈的布卢喘着粗气，像个傻瓜似的站在那里。

两天后，布卢又收到邮件里附来的支票，这回终于有了怀特的信息。信上说，别再闹着玩了。虽说只是片言只语，但布卢却很高兴，终于打破怀特那堵沉默的墙壁了。但他不清楚的是，这话是针对他上一次的报告呢，还是指邮局里发生的事情。琢磨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没什么区别。无论如何，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行动。他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打穿那些迷障，这里捅一下，那里捅一下，挖出每一个谜题，直到整个结构开始动摇，直到某一天整个千疮百孔的大厦轰然倒塌。

接下去的几个星期，布卢又到邮局去过几次，希望能再碰上怀特。但什么情况也没出现。每次他到那里时，要么是报告已被取走，要么是怀特还没露面。鉴于邮局每天二十四小时营业，布卢几乎无计可施。怀特已经注意到他了，不至于再犯同样的错误。他只需等到布卢走开以后再去拿信，除非布卢愿意一辈子守在那里，否则他就不可能阻止怀特暗中行事。

整个事情远远超出了布卢当初的想象。到现在几乎一年过去了，他认为自身基本上是自由的。不管是好是坏，他总是在干自己的差事，一心一意地盯着布莱克，静候打开局面的时机，试着坚持下去，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背后会有什么事情正在进行。现在，在面具人事件和其他的障碍也接踵而至后，布卢不知道该怎么想了。在他看来，最有可信的解释是，他也被人监视了，就像他监视布莱克一样。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他从来没有自由过。从一开始，他就是被挤在中间的人，前面屡屡受挫，后面有人盯着。奇怪的是，这念头让他想起《瓦尔登湖》里的一些句子，他从自己笔记本里查找原话是怎么说的，他很肯定自己曾摘录下来。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而是在一个虚设的位置上。只因我们天性脆弱，我们假定了一类情况，并把自己放了进去，这就同时有了两种情况，我们要从中脱身就加倍地困难了。[*]这话对布卢来说正切中要害，虽然他开始感到有些不寒而栗，可想想现在要做什么对自己来说也许不算太晚。

总而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识别问题本身的性质。首先，谁对他构成更大的威胁，是怀特还是布莱克？怀特一直信守诺言：支票每周按时寄到，布卢知道，如果现在要转而跟他作对，那就有点不识好歹了。但也正是怀特让这个案子运作起来——把布卢推进一个空房间，然后关上灯，锁上门。自那以后，布卢就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着，始终摸索不到电灯开关在哪里，成了这案子的囚徒。这一切固然都干得很漂亮，但怀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布卢一遇到这个问题，就想不下去了。他的脑子停止工作了，他没法想得比这更深一步了。

再拿布莱克来说。到现在他一直都是整个案子的核心，看起来所有的麻烦都是因他而起。但是，如果怀特真正想对付的是布卢而不是布莱克，那布莱克也许跟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他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布莱克就占了布卢一直以来认为自己占据的位置，而布卢就成了布莱克那一角色。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布莱克也有可能和怀特是一伙的，他们有一个对付布卢的阴谋。

如果是这样，他们要对他做什么呢？说到底也没什么可怕的——至少从任何绝对的意义上讲。他们让布卢陷入了什么也不能做的困局，让他无法活动，把他的个人生活降低至几乎没有生活。是的，布卢对自己说，感觉像是这么回事：就像是一无所有。他感觉像是一个被惩罚的人，只能待在房间里捧着一本书来消磨余生。这已经够奇怪的了——充其量也只是半死不活，只能通过词语来观看这个世界，只能通过别人的生活来生活。但如果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那倒也不至于太坏。他也许会沉浸在故事里，也就是说，他就会一点一点地忘了自己。但这本书什么也不能提供给他。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行动——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写一本书。就是这么回事，布卢陡然醒悟，他不想再被牵扯其中了。可是怎么脱身呢？只要他待在这里，这本书就一直会写下去，怎样才能从这个房间里出去呢？

至于布莱克，他这本书所谓的作者，布卢不再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了。真的会有这么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房间里写作吗？布卢随着他的足迹各处转悠，跟踪他去过最偏僻的角落，盯得那么辛苦，连眼珠子都快瞎了。即使在他离开房间时，布莱克也从未去过任何地方，从未有过更多的活动：无非是去便利店购物，有时去理发，看一场电影，诸如此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在街上转悠，眼里无非是那些街头即景，市井剪影，即使是这样的行动也只是偶尔的率兴所至。有时目光盯在那些建筑物上边——伸长脖子，朝那些屋顶瞟一眼，审视着门道，两手摩挲着那些石头墙面。然后，会有一两个星期，他的关注点转向城市雕塑，或是河面上的船，或是街上的广告牌。不会比这更多了，几乎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不跟任何人见面，除了很久以前和那个流泪的女人共进午餐以外。某种意义上说，布卢觉得自己了解布莱克的一切：他买什么肥皂，他看什么报纸，他穿什么衣服，每一样他都如实地记录在了笔记本上。他掌握了一千件事实，但所有这些事情能告诉他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事实就是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存在布莱克这样的人。

因此，布卢开始怀疑布莱克只是一个诡计，也是怀特雇来的人，怀特每周给他开薪，就是让他专门坐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干。也许他只是装着在那里写作——一页接一页地写：比方说，也许只是抄写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或是按字母顺序抄写词典上的单词，或是抄写《瓦尔登湖》。或者也许它们甚至都不是文字，只是毫无意义的信手涂鸦，随着笔尖点划开去，写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许怀特才是那真正的作者——布莱克只不过是他的替身，一个傀儡，一个没有自身灵魂的演员。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随着这念头推想开去，布卢相信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布莱克并非一个人，而是几个人。两个，三个，或是四个长得相像的人，轮流扮演布莱克这一角色来蒙骗布卢，每一个都在规定时间进入角色，完成一段表演后再退回自己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里。但是，对于布卢来说，这个想法实在太可怕了，他没办法长时间地沉思下去。数月之后，他终于大声对自己喊道：我喘不上气来了。到此为止了。我要死了。

这是1948年的仲夏。最终鼓起了行动的勇气，布卢从背包里拿出自己的化装用具，琢磨着要换一个新的身份。排除了几个选项之后，他决定扮成他小时候在自家门口见过的一个老乞丐——一个名叫吉米·罗斯的本地人——他用流浪汉的衣服把自己装扮起来：破烂不堪的呢外套，鞋子则用细绳绑扎着，免得鞋面和鞋帮脱开，一个褪色的手提袋里塞入了全部家当，然后，最后一项，戴上松垂的白胡子和长长的白发。这最后的细节使他看上去像是《旧约》里的先知。虽然布卢装扮的吉米·罗斯，并不是一个病恹恹的穷汉，而是一个聪明的傻瓜，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贫困圣人。也许有点傻，但却无害：他向周围这个世界显露出一种令人愉悦的漫不经心，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如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为之烦恼了。

布卢在街对面给自己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放大镜碎片，开始浏览从附近垃圾筒里捡来的一张皱巴巴的旧报纸。两小时后，布莱克出现了，走下他家房子的台阶，朝布卢这边走来。布莱克没注意到这个流浪汉——要么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要么是故意不去看他——因此，当他走近时，布卢用愉快的声音向他打招呼。

给几个小钱吧，先生？

布莱克停住脚步，朝这发出声音的蓬头垢面的家伙瞥过来，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危险，渐渐露出随和的笑容。然后他把手伸进自己口袋，摸出一枚硬币，搁到布卢手里。

给，他说。

上帝保佑你，布卢说。

谢谢，布莱克回应道，似乎触动了什么情绪。

别担心，布卢说，上帝保佑一切。

听到这句安慰，布莱克碰了碰帽子向布卢致意，继续向前走去。

第二天下午，布卢还是那身流浪汉的打扮，在老地方等着布莱克。他决定这回要把谈话拉长一些，既然已取得了布莱克的信任，布卢又发现布莱克自己表现出想多聊一会儿的渴望，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时天有些晚了，尚未黑下来，却早已不能算是下午了，薄暮时分的日影渐移，照亮了砖墙和阴影。布莱克和流浪汉热切地打过招呼，又给了他一个硬币，随后犹豫了片刻，好像在纠结是否要冒险一试，然后开口道：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长得很像沃尔特·惠特曼？

沃尔特什么？布卢回答，牢记着要扮演自己的角色。

沃尔特·惠特曼。一个著名诗人。

没有，布卢说。我应该不认识他。

你不可能认识他，布莱克说。他早死了。可你确实跟他很像。

哦，就像人们说的，布卢说。每个人在某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活魂灵。怎么见得我的就不可能是个死人呢。

真有意思，布莱克接着说，沃尔特·惠特曼就在这条街上住过。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在这里印的，离我们现在站的地方不远。

你该不是说，布卢说着，沉思地摇摇头，就是因为这个才让你停下来思考的，是吗？

惠特曼有一些离奇的故事，布莱克说着，朝布卢作了个手势，让他坐到他们身后房子的台阶上，布莱克也跟着坐下，突然间，他们两人一同沉浸在夏日的夕阳下，像一对老朋友那样无话不谈。

是的，布莱克说，舒舒服服地沉浸在此刻的悠闲懒散中，有许多非常稀奇古怪的故事。比方说，惠特曼的大脑。惠特曼一辈子都迷恋颅相学——你知道，研究颅骨上隆起的部分[*]。这在当时特别流行。

我倒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布卢回答。

哦，这不重要，布莱克说。主要是惠特曼对人的大脑和颅骨非常有兴趣——认为这能告诉你与一个人的性格品行有关的一切。不管怎么样，大约五六十年前，当惠特曼躺在新泽西快要死去时，同意自己死后人们可以解剖他。

他死了怎么还能表示同意呢？

啊，说得好。是我没说清楚。当他同意这事情时还活着。他只是要人们知道他不介意人家在他死后把自己剖开来。你也许可以把这叫做遗愿。

著名的遗言。

没错。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天才，你知道，他们想看看他的大脑，看看有什么特别之处。所以，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一个医生取走了惠特曼的大脑——从他的脑子里挖出来——送到美国人体测量学会去称重量。

像一棵大花椰菜，布卢插嘴说。

一点没错。就像一大棵灰色的蔬菜。但这才是故事有趣的地方。这个大脑送达实验室后，正当他们想解剖它时，一个助手把它碰到了地板上。

摔碎了吗？

当然碎了。脑子没那么坚硬，你知道的。溅得到处都是，就是那样。这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大脑就这样被扫成一堆，扔进垃圾筒里了。

布卢，始终记得要表现出伪装的人格，好几次爆发出喘着粗气的大笑——很好地模仿了一个老家伙的笑声。布莱克也笑着，到了现在，两人之间的气氛是如此融洽，没人会觉得他们不是长期的密友。

然而，想到可怜的沃尔特躺在坟墓里，真有点悲哀，布莱克说。孤单单的，还没了大脑。

就像那个稻草人，布卢说。

确实如此，布莱克说，就像是奥茨国[*]里的稻草人。

又是一阵大笑之后，布莱克说，然后是梭罗去拜访惠特曼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

他也是个诗人吗？

不完全是。但同样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就是那个孤零零地住在树林里的人。

噢，没错，布卢说，他不想装得太过无知。有人跟我说起过他。他非常喜欢大自然。你说的就是他吗？

就是他，布莱克回答。亨利·戴维·梭罗。他从马萨诸塞州来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到布鲁克林去看惠特曼。但在前一天，他先来了橘子街。

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

普利茅斯教堂。他想听亨利·沃德·比彻的布道。

好地方，布卢说，一边想到他在那个绿草如茵的小院子里度过的愉快时光。我自己也喜欢去那里。

许多伟人去过那里，布莱克说。亚伯拉罕·林肯、查尔斯·狄更斯——他们都在这条街上走过，都去过那座教堂。

幽灵。

是啊，我们四周环绕着幽灵。

那故事呢？

非常简单。梭罗和他的朋友布朗森·奥尔科特来到玛特尔大街惠特曼的住所，沃尔特的母亲把他们带到小阁楼上的卧室里，沃尔特和他的弱智弟弟埃迪住在那里。一切都挺顺利。他们握了手，互相寒暄一番。但是，接着他们坐下来谈论对人生的看法时，梭罗和奥尔科特注意到房间当中的地板上搁着一个尿液满满的夜壶。沃尔特当然是个性情豪爽的家伙，对此毫不在意，但那两个新英格兰人却发现自己很难继续面对一罐排泄物谈话。所以最后他们只好下楼到客厅去继续他们的谈话。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是当两个伟大作家会面时，历史就产生了，把所有的事实都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的，那个夜壶，不知怎么就使我联想到那个摔到地板上的大脑了。当你停下来想想，就会发现这里面有着某种形式上的相似之处。我是说那些隆起和回旋。肯定有某种联系。大脑和肠子，都是人体内的东西。我们总是谈起试图探索一个作家的内在之物，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可是等你真的这么去做，就会发现发现那里面并没有很多内容——至少跟你从任何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的没什么不同。

你似乎对这些事知道得很多，布卢说，他对布莱克的谈话内容开始有点找不到重点了。

这是我的癖好，布莱克说。我喜欢了解作家是怎么生活的，特别是美国作家。这可以帮助我理解一些事情。

我明白了，布卢说，他其实什么都不明白，因为他发现布莱克说得越多，他就越不明白。

就拿霍桑来说吧，布莱克说，他是梭罗的一个好朋友，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作家。他从大学毕业后，回到塞勒姆，他母亲在那里有一所房子。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十二年闭门不出。

他在里面干什么？

他写故事。

就那样吗？他就只是写作？

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情。需要你付出整个一生。在某种程度上讲，一个作家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就算他的人在那里，其实他并非真的在那里。

又一个幽灵。

没错。

听起来挺神奇的。是的。但霍桑写出了伟大的故事，你看，我们现在仍在读他的故事，虽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威克菲尔德的人想和他妻子开一个玩笑。他跟她说，要外出几天去办什么事，可他并没有离开这个城市，只是拐过街角，找了一处房子租下，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他也说不上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三四天过去了，他还没准备好回家，就在租来的房子里住下去了。过了几个星期，又过了几个月。一天，威克菲尔德走到自己家那条街上，看见自己家里布置成了办丧事的样子，那是他自己的葬礼，他妻子成了寡妇。几年过去了。他时常会在街市上遇到自己的妻子。有一次，在拥挤的人群中，他还硬是从她一旁擦身而过。但她没认出他来。更多年过去了，二十多年后，威克菲尔德成了一个老人。一个秋季的雨夜里，他走过空空荡荡的街道，正巧路过他的老房子，便从窗口瞟了进去。他看见壁炉里燃着温暖的炉火，心想：要是我现在待在屋子里面，坐在壁炉旁边一把舒适的椅子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站在雨中的话，该有多快活啊。于是，他没有多想，就走上台阶敲了敲房门。

然后呢？

没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最后我们看见的是房门打开，威克菲尔德带着狡黠的微笑走进门去。

他是怎么跟他妻子说的，我们就不知道啦？

是啊。到此为止了。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又进了家门，他们的余生恩爱倍加，白头到老。

这时天色已暗，夜幕很快就会降临。西面还有一抹最后的粉红色，但这一天已经快结束了。布莱克看了看天色，知道该走了，站起身向布卢伸出手。

跟你聊天真开心，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们在这里坐了这么久了。

我也很开心，布卢说，谈话结束让他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知道胡子撑不了多久就要脱落了，天气这么热，他又很紧张，沁出的汗水都流到胶水里去了。

我叫布莱克，布莱克说着握了握布卢的手。

我叫吉米，布卢说，吉米·罗斯。

我会一直记得我们这次难得的谈话，吉米，布莱克说。

我也会的，布卢说。你给我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上帝保佑你，吉米·罗斯，布莱克说。

上帝保佑你，先生，布卢说。

他们最后一次握了手，然后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各自揣着自己的想法。

当晚，布卢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决定最好还是趁早把吉米·罗斯埋起来，摆脱这身份。这老流浪汉已经实现了他的目的，但超过这一点就不明智了。

布卢很高兴与布莱克有了初步的接触，但这次邂逅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总的来说他感觉有些心烦意乱。尽管谈话毫不涉及案子本身，但布卢不由觉得布莱克所有的言谈实际上皆有所指——跟他打哑谜似的，好像试图要告诉布卢什么事，却又不敢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是的，布莱克远不止是友善，几乎可以说是令人愉悦了，但布卢仍然不能排除此人一上来就识破了他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布莱克肯定就是一个同谋者——要不然干吗要跟布卢扮演的人瞎聊呢？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孤独。假设布莱克是真实的，那么孤独绝不是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他生活中每一个步骤恰恰都是为保持孤独而安排的，如果说他是为了逃离孤独的痛苦而主动与人搭讪，那太荒谬了。在避开与世人的一切接触的一年多以后，如今他绝不会这么做。如果说布莱克最终决定打破自己与外界隔绝的日常生活，那为什么要从跟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在街头闲聊开始呢？不，布莱克知道他是在和布卢谈话。如果他知道这一点，那么他就知道布卢是什么人。布卢对自己说：他什么都知道。

到了写下一份报告的时间了，布卢无奈地面对一个两难困境。关于是否可以跟布莱克接触，怀特从来没作过交代。布卢的任务只是监视他，不需要做过头，也不能偷工减料，他不知道现在他是不是违反了他的任务要求。如果他把这次的谈话写进报告，怀特也许会反对。可是反过来说，如果他不写进去，若布莱克和怀特的确是一伙的话，那么怀特马上就会知道布卢在撒谎。布卢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而到头来还是没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困住了，二中选一，他明白只能如此。最后，他决定这事略过不提，但那只是因为他仍抱有一丝渺茫的希望，希望自己的猜测错了，怀特和布莱克不是一伙的。但这最后的乐观念头后来很快就化为了泡影。报告送出三天后，每周给他寄送支票的邮件来了，里面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你为什么撒谎？这时布卢已经有了毋庸置疑的整句。从这一刻起，他就开始生活在明知自己即将溺毙的状态之中。

第二天晚上，他跟着布莱克坐地铁去了曼哈顿，穿着一身平日的衣服，觉得没必要再遮遮掩掩的了。布莱克在时代广场下了车，迎着明亮的街灯，在喧哗的马路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逛了逛。布卢，紧紧盯着他，似乎自己的生命就取决于此，从未离开过他超过三四步的距离。九点钟，布莱克走进阿耳冈昆大饭店的大堂，布卢跟着他进去。成群的人在里面转来转去，空余的桌子不多，于是当布莱克在一处幽暗的角落坐下时，布卢的机会来了，他很自然地上前，彬彬有礼地询问能否与他共用一张桌子。布莱克没有反对，淡然地朝布卢耸了耸肩，布卢便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有几分钟，他们什么话也没说，等着有人来为他们点单，同时看着那些身着夏装的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呼吸着她们留在空气中的各种香水味，布卢并不急着进入下一步，他乐于等待时机，让事情顺其自然地推进。当侍者终于过来询问他们要喝点什么时，布莱克点了一杯加冰块的“黑白天使”，而布卢不禁将其视为一个有趣的暗示——游戏即将开场，同时对布莱克的肆无忌惮、麻木不仁和粗鄙趣味感到非常惊讶。好像是较上劲了，布卢也要了同样的饮品。点单时，他直视着布莱克的眼睛，而布莱克没有显露任何表情，用一副空洞死寂的眼神回望着布卢，像是在告诉他眼睛后面毫无秘密可言，不管布卢怎么逼视，都无法看出一点名堂。

不管怎么说，这一招打破了僵局，随后他们聊起了不同品牌苏格兰威士忌的妙处。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一个话题自然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当他们坐在那里又说到纽约夏季带来的诸多不便，说到这家饭店的装潢风格，说到很早以前这座城市还是一片树林和草地时就住在这里的阿耳冈昆印第安人时，布卢慢慢进入了他今晚打算扮演的角色，一个名叫斯诺的乐呵呵的吹牛大王，威斯康星州的堪诺萨市的一位人寿保险推销员。得装傻，他告诉自己，因为他明白一上来就自报家门完全不合常理，即便他知道布莱克心知肚明。玩一下捉迷藏，他说，要把捉迷藏玩到底。

他们喝完了第一杯，又要了一杯，接着再要了一杯，他们的谈话显得很从容，从保险精算表格一直聊到各行各业男性的平均寿命，布莱克漏出一句话，把谈话引向了另一个方面。

我估计我不大可能进入你的客户名录，他说。

噢？布卢说着，不知道该期待什么。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一个私家侦探，布莱克说，单刀直入，镇定自若，有那么一刻，布卢真想把酒泼到他脸上，他简直要气炸了，被这个人撩拨得怒不可遏。

真的吗！他惊叫起来，但一眨眼又恢复了理智，装出一种乡巴佬似的大惊小怪。一个私家侦探。想想看吧。活生生的。想想看我把这事告诉我妻子的话她会怎么说啊。我在纽约和一个私家侦探一起喝过一杯。她根本都不会相信。

我想说的是，布莱克相当突然地说，我料想我的寿命不会很长。至少从你们的数据统计上看是这样。

也许是吧，布卢的怒气又上来了。可想想也挺来劲的！生活质量更胜于寿命长短，你知道。有一半的美国男人想提前十年退休去干你那一行，去侦破案件，施展你的聪明才智，顺带玩玩女人，让那些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上帝啊，还可以说出许多好处来。

这全是虚幻的，布莱克说。真正的侦探工作相当枯燥乏味。

哦，每样工作都有它庸常的一面，布卢继续说。可是干你这行的话，至少你知道，你经历过的所有那些艰苦的工作最终总会引向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吧。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但大多数时候不是。就拿我现在的一件案子来说。我搞了一年多了，没有比这更叫人厌烦的了。有时候，我无聊得快要发疯了。

怎么会？

哦，你不妨自己想象一下。我的工作是监视一个人，据我所知，这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每周提交一份有关他的报告。就这样。盯住那个人，然后把看到的事情写下来。没有比这更倒霉的差事了。

这有什么可讨厌的？

他什么事也不做，就这样待着。他只是整天坐在房间里写东西。简直要逼得你发疯。

也许他在引你上钩。你知道，在突然采取行动之前先给你催眠。

开始我也这么想。但现在我敢肯定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永远不会。我确信无疑。

那太糟了，布卢同情地说。也许你该退出这桩案子。

我在考虑。我还在考虑，也许我应该干脆离开这一行去干点别的。别的行业。也许可以去卖保险，或者去马戏团找份差事。

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糕，布卢说着摇摇头。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会儿你不监视那个人了？难道你不需要时时盯住他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布莱克回答。我甚至再也不必费这份心了。我已经观察了他那么长时间，以至于我对他的了解超过了对自己的了解。我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琢磨他，我知道他在做什么，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知道。到了我闭上眼睛也能看到他的地步。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

在家里。跟往常一样。坐在房间里写东西。

他在写什么？

我说不清，但我有个合乎逻辑的推测。我想他是在写他自己。他一生的故事。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再没有更合适的了。

那为什么搞得那么神秘呢？

我不知道，布莱克说。这声音第一次泄露了他的情绪，从他不经意的言语中能捕捉到这一点。

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归结到一个问题，不是吗？布卢问。他现在已经把斯诺给忘了，直视着布莱克的眼睛。他知道你在监视他吗，还是不知道？

布莱克把目光挪开，不能再和布卢对视了，他突然用颤抖的声音说：他当然知道。这就是症结所在，不是吗？他已经知道了，否则着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我，布莱克说，依然没有看布卢。他需要我的眼睛看着他。他需要我见证他还活着。

布卢看见一行泪水从布莱克脸颊上淌落下来，可还没等他说什么，还没等他发挥自己的本垒优势，布莱克就匆匆起身，说声抱歉，说他得去打个电话。布卢那里坐了十到十五分钟，但他知道自己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布莱克不会回来了。谈话结束了，不管他在这里坐多长时间，今晚不会再有什么事了。

布卢付了账，然后回到布鲁克林。当他回到橘子街时，抬头朝布莱克的窗子看了一眼，那里一片漆黑。没关系，布卢说，他很快就得回来。我们还没完呢。这个派对才刚刚开始。等到香槟酒打开，我们再等着瞧吧。

回到屋里，布卢踱来踱去，试图拿出下一步的计划。在他看来，布莱克最后似乎犯了个错误，但他还不是很肯定。因为尽管证据确凿，但布卢还是不能对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感觉置之不理，布莱克已经开始朝他大喊了，在牵着他的鼻子走，也就是说，逼着他朝着他计划好的什么方向前进。

不过，他还是打破了某种瓶颈，自从这案子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不再处于止步不前的境地。按说，布卢应该为自己这个小小的胜利庆祝一下才是，但事实证明他今晚却没法沾沾自喜。他最大的感觉莫过于悲哀，他觉得自己的热情被耗尽了，他觉得这个世界令人沮丧。不管怎么说，事实最终让他失望透顶，他发现很难不把这件事个人化，因为他非常明白，无论怎样解释这桩案子，他都成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走到窗前，目光越过街道，看见布莱克房间的灯已经亮起来了。

他躺在床上想：再见，怀特先生。你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对吧？从来没有一个叫做怀特的人。然后又是一番感慨：可怜的布莱克。可怜的灵魂。可怜的被毁了的无名氏。再接下来，当他的眼皮变得沉重起来，睡意开始漫过全身时，他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颜色。我们所目睹的每件事情，我们所接触的每件事情——这世上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颜色。他竭力挣扎着再清醒一会儿，开始罗列起名单来了。就拿蓝色来说吧，他说。有蓝鸟和蓝背鸟，还有蓝鹭。矢车菊和玉黍螺也是蓝色的。还有纽约正午的天色。有蓝莓和蔓越橘，还有太平洋。有蓝魔，也有蓝绶带陪审团和蓝血。有蓝调音乐。有我老爸的警服。有蓝色法规和蓝色电影。还有我眼睛的颜色和我的名字。他停一下，突然对更多的蓝色感到困惑起来，于是又想到白色。有海鸥，他说，有燕鸥、鹳还有美冠鹦鹉。有这房间的墙壁和床上的床单。有铃兰，康乃馨，还有雏菊花瓣。还有休战的白旗和中国人的丧事。还有母乳和精液。还有我的牙齿。还有我的眼白。还有白椴树、白松树和白蚂蚁。有总统的白宫和白枯病。白色的谎言和白热化。接着，他毫不迟疑地转入黑色，从黑名册开始，接下来是黑市，还有黑手党。笼罩着纽约的夜色，他说。还有芝加哥黑袜队。还有黑莓和乌鸦，有停电还有污点，黑色星期二和黑死病。还有黑信。还有我的头发。还有笔尖里流出的墨水。还有盲人眼里的世界。最后，他厌倦了这个游戏，思绪开始飘忽起来，他对自己说，这是没边没际的。他睡着了，梦见了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然后半夜里他突然醒来，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考虑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早晨来了，布卢又开始忙着化装。这回扮成富勒刷具公司的推销员[*]，这是他以前玩过的伎俩，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耐心地把自己弄成一个秃头，再粘上小胡子，在眼圈和嘴唇周围做上老年人的皱纹，他坐在小镜子前，就像古时候巡演的杂耍演员似的。十一点刚过，他收拾好自己的刷具箱，穿过马路来到布莱克的楼前。打开门锁对布卢来说是小孩子的把戏，只需几秒钟就能搞定，当他走进过道时，不由得感到一阵久违了的激动。不是什么难事，走上布莱克那一层楼梯时他提醒自己。这次探访只是想瞧一下他屋子里面有些什么，探明情况以利于今后的行动。然而，这一刻布卢还有点压抑不住的兴奋。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探查一个房间——想想自己就在那里面，站在四堵墙之间，和布莱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从现在开始，他想，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影响到其他的一切。门一打开，此后布莱克就将永远活在他的身体里了。

他敲了几下，门开了，突然失去了任何距离，事物和对事物的想法完全一致。布莱克在家，站在门口，右手捏着一支没盖笔帽的钢笔，仿佛工作被打断了，但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一直在等着布卢，对严酷的事实逆来顺受，但似乎根本不在乎这些了。

布卢一上来就忙不迭地兜售各种刷子，指指他的刷具箱，道声歉，请求允许他进来，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显示了他操练了上千遍的推销员的伶乐俐齿。布莱克温和地请他进来，说他也许有兴趣瞧瞧他的牙刷，而布卢迈着脚步进来时，依然喋喋不休地推销着那些发刷和衣刷，他只是想滔滔不绝地有话可说，借此腾出身体的其他部分来观察这个房间，观察那些能观察到的东西，思考，同时在布莱克面前隐藏他的真实目的。

这房间跟他想象的差不多，也许更简朴一些。比方说，墙上什么也没有，这让他有点诧异，他总以为这里会挂上一两幅画，某种只为打破单调而张贴的图像，一幅风景画，或者是布莱克曾爱过的什么人的肖像。布卢对于布莱克室内会挂什么画一直有着好奇的揣测，心想那也许会是一条有用的线索，可是等他看清楚了，才知道墙上根本什么也没有，他意识到，他早该明白会是这样的。除此之外，房间里的情形与他原来的揣测几乎没有出入。这修道士斗室似的房间与他想象的一样：墙角那里是一张整洁的小床，另一处墙角是一个小厨房，所有的东西都一尘不染，一点面包屑都见不到。另外，房间中间对着窗，有一张木桌和一把直背椅。桌上摆着铅笔、钢笔、打字机。室内有一个衣柜，一个床头柜，一盏灯。靠北墙还有一个书柜，可是里面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书：《瓦尔登湖》《草叶集》《重讲一遍的故事》，还有别的几种。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没有杂志。桌上是码齐的一叠叠纸张：有空白的，有带字的，有些是打印的，有些是手写的。足有几百页，也许是上千页。但你不能把这叫做生活，布卢想。你不能把这归为任何。这不是人住的地方，你所看到的是世界末日。

他们一起看了一遍牙刷，布莱克最后挑了一把红色的。这时他们开始研究起各式各样的衣刷，布卢一边拿自己的衣服做着示范，一边说，对于一位像您这样衣着整洁的先生来说，我想你会觉得衣刷绝对是必要的。但布莱克说他到现在还没用过。不过呢，他也许要考虑添置一把发刷，于是他们就在箱子里寻找发刷的样品，谈论起各种尺寸和式样，以及不同的刷毛，等等。当然，布卢已经达到了真正的目的，但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这全套活儿从头到尾地做了下来，尽量把事情做得地道些，虽说这也无关紧要。等布莱克付了刷子钱，布卢收拾好箱子准备走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又说了几句。你似乎是个作家，他说，一边指指桌子，布莱克说是的，他是个作家。

好像在写一本挺厚的书，布卢说。

是的，布莱克说。我已经写了好多年了。

你快写完了吧？

快要完了，布莱克若有所思地说。但有时候很难知道自己进行到哪一步了，我想我快完工了，可我意识到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只能重新回到开头部分。不过也是，我梦想着完工的那一天。那一天快到了，也许。

我希望能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布卢说。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布莱克说。但首先，我得写完这本书。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一天。

哦，这我们可永远也无法知道，不是吗？布卢说，很有哲理地点点头。今天我们活着，明天我们死去。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那一天。

非常正确，布莱克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那一天。

他们现在走到门口了，布卢想借题发挥来几句空泛的议论。扮小丑玩是很有趣的，他意识到，但同时心里又有一种想作弄布莱克的冲动，想证明没有什么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布卢想让布莱克明白，从本质上讲自己和他一样聪明，每一步都能跟得上他。但布卢克制住了这种冲动，管住了自己的舌头，礼貌地向布莱克点头，感谢他的惠顾，然后退了出去。富勒刷具公司的推销员这就谢幕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就把那些玩意儿全都扔进了装有吉米·罗斯剩余道具的那只破袋子。布卢知道今后什么伪装都不需要了。下一步的探访是不可避免的，唯一要考虑的是选择一个恰当时机。

然而，过了三个夜晚，当希卢终于等到机会，却意识到自己开始害怕起来了。布莱克在九点钟时出门，走上街头，消失在街角。虽然布卢知道这是一个直接的信号，布莱克简直就是在召唤他采取行动，但他也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圈套，现在，在这最后的时刻，还没等他鼓起勇气，相信自己有能力搞定一切，他就陷入了新的自我怀疑的折磨之中。他为什么突然开始信任布莱克了呢？到底是什么让他以为他俩现在是站在一边的？这是怎么发生的，对布莱克的召唤，自己为什么竟会如此顺从？随后，从郁闷中摆脱出来，他又开始考虑有没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他一走了之了呢？如果他就这么站起来走出门，从整个事情中脱身了，那该怎么办呢？他琢磨了一会儿这个想法，在脑海里模拟了一下，渐渐地他的身子开始颤抖起来，沉浸在恐惧与幸福之中，就像一个奴隶跌跌撞撞地奔向自由。他想象着自己在别处的情形，离这里很远，穿行在林海深处，大摇大摆地扛着一把斧头。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活，终于是为他自己而活了。他将开始从头创建自己的生活，做一个流放者，一个拓荒者，一个新世界的移民。但这就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深远的境地了。因为一旦他开始在无名的树林里穿行，马上就会感到布莱克也在那里，藏在哪棵树后面，埋伏在灌木丛里，等到布卢躺下闭上眼睛，就偷偷接近他，割断他的喉咙。这件事会一再地出现，布卢想。如果他现在不加倍提防布莱克，那么这事就永远不会有个了断。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命运，天底下所有的英雄都须听命于此。没有选择，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就是注定要发生的，没有选择。但布卢不愿承认这一点。他努力与它作斗争，抗拒它，心里越来越厌恶它。但这正是因为他对此早已了然于心，反抗它就是因为已经接受了它，想说“不”是因为已经说了“是”。所以，布卢渐渐转过这个弯子来了，终于屈服于他应该做的事情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害怕。从这一刻起，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布卢，那就是害怕。

他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得赶快上街，焦躁地想着还不至于太晚吧。布莱克不会一去不返，谁知道他是不是藏在街角拐弯的地方，等在那里伺机扑来？布卢跑上布莱克那幢楼房的台阶，笨手笨脚地撬开前门的锁头，不停地扭头朝后看，然后走上通向布莱克那一层的楼梯。第二把锁比前面那把多费了些力气，虽然按理说应该更简单，即使对于一个最生涩的新手来说也应该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这种笨拙提醒布卢他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被这一切击败了；可即便他知道这一点，除了听天由命也几乎无能为力，只求两手别再那么哆哆嗦嗦的了。但事情越变越糟了，他踏进布莱克房门的那一瞬间，心头一下子感到黑压压的，好像夜色正从他的毛孔中涌入，从头顶灌下来，同时他的头似乎在变大，里面充满了气体，好像跟他的躯体剥离开来，向上飘浮而去。他又往房间里踏进一步，随后两眼一片漆黑，像个死人似的栽倒在地板上。

手表在他摔倒时停了，苏醒时他不知道自己晕厥了多长时间。一开始隐隐约约地，他重新恢复了知觉，感觉好像以前来过这里，也许是很久以前，当他看到窗帘在敞开的窗口旁边飘拂着，黑影在天花板上古怪地移动时，还以为自己正躺在家里的床上，回到了孩提时期，在炎热的夏夜难以入睡，他想象着若是竖起耳朵，不知能否听见隔壁房间父母的低声絮语。但这种幻觉只持续了片刻。他开始感到头痛，胃里一阵搅动的恶心，接着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在哪里，又重新体验到刚踏入房间时那一刻的恐慌。他一边两腿颤抖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两步，一边对自己说不能待在这里，他得走，是的，马上走。他抓住了门把手，可突然间，他想起了自己一开始为什么会来这儿，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打开了，在整个房间里不停地挥动，直到光线偶然落在了布莱克桌边那一叠码得整整齐齐的文稿上。不假思索地，布卢伸出另一只手拿起那叠文稿，他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关系，这还只是第一步，随即向门口走去。

穿过马路回到自己的房间，布卢给自己斟上了一杯白兰地，坐在床上，告诉自己要镇静。他一口接一口地喝光白兰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当他惊恐不安的心情慢慢平息下来时，他开始感到羞愧。他搞砸了，他告诉自己，总体来说是这样。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力不从心，这个想法使他大为震惊——把自己视为一个失败者，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胆小鬼。

他掏出偷来的文稿，心想它能让自己的思绪转移开去。结果这让问题更复杂了，因为拿起来一看，他发现原来那只不过是他自己写的那些监视报告而已。它们全在这里，一份挨着一份，每周的记述一份不差，白纸黑字一目了然，可那什么意义也没有，等于什么也没说，与这案子的真相相去甚远。布卢一见它们，就痛苦地呻吟起来，坠入了深深的内心世界之中，接着，对着自己在那里发现的东西，发出了笑声，开始是轻微的笑，后来力度变大了，一声比一声响，直笑得喘不过气来，几乎要窒息了，好像要把自己整个儿给抹掉似的。他把那些稿纸紧紧攥在手里，抛向天花板，看着飞散的纸页落下来，撒满一地，那些令人伤心的纸页。

不能肯定布卢是不是真的从这个夜晚的事件中恢复过来了。就算他恢复了，也必须注意到，等到他恢复到以前的模样，已经过去好几天了。这段时间里，他不刮胡子，也不换衣服，待在房间里一动不动。又到了该写下一份报告的时间了，但他懒得理会这事。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说，一边踢了踢地板上那些旧的报告，再写这些报告我就真他妈的不是人了。

大多数情形下，他要么躺在床上，要么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看了看这案子开始以来钉在墙上的各种图片，一幅幅地研究着，尽可能要琢磨出什么意思，然后转向下一幅。这是那个费城验尸官戈尔登拿着那小男孩的遗容面模的图片。这是大雪覆盖的山区景象，图片右上角上，嵌着那个法国滑雪者的头像，他的脸部搁在一个小框里。这是布鲁克林大桥的图片，桥旁是父子两个罗布林。这是布卢的父亲，一身警服的他正从纽约市长吉米·沃克手中接过奖章。还有另一张布卢父亲的照片，那上面他穿着便衣，是他和布卢母亲婚后头几年拍的，他搂着布卢母亲的肩膀，两人表情灿烂地对着镜头笑得很开心。这是一张布朗搂着布卢肩膀的照片，摄于布卢成为他的搭档那一天。那张照片的下面是杰基·鲁宾逊正滑进二垒的图片。旁边是沃尔特·惠特曼的肖像。最后，这位诗人左侧，是从一份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罗伯特·米彻姆的剧照：手里拿着枪，看上去好像整个世界都要向他投降了。没有前未来布卢太太的照片，但每当布卢巡视他这小小的照片廊时，目光也会停留在墙上某个空白角落前，假装她也在那里。

布卢有好几天都懒得向窗外望。他把自己彻底封闭在自己的想法中，就像是布莱克已经不存在了似的。这是布卢一个人的戏剧，如果说布莱克是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那就像是他已演完了自己的角色、说完了他的台词，并退出了舞台。由于布卢这时不能接受布莱克的存在，所以只能否认他的存在。自从探查过布莱克的房间，还在那里独自待过之后，可以说，在布莱克孤独的密室里，他无法对那一刻的黑暗作出回应，除非用自己的孤独代替。因此，进入布莱克的内心，就相当于是进入了他自己的内心，而一旦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他就再也不能想象自己在别处了。但这也恰好是布莱克之所在，尽管布卢并不知道这一点。

因此，一天下午，像是出于偶然，布卢走到比前几天都要靠近窗口的地方，正好停在窗前，然后就像是过去工作时那样，他拉开窗帘朝外面望去。一眼看见的就是布莱克——不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而是站在街对面他那座房子的台阶上，抬头打量着布卢的窗子。他想结束这一切了？布卢猜想。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

布卢从房间后面找出双筒望远镜，又回到窗前。他把望远镜对准布莱克脸部，研究了几分钟那张脸，从一个部位转到另一个部位，眼睛、嘴唇、鼻子，等等，把脸拆开，然后重新拼到一起。他被布莱克脸上的悲哀打动了，这抬眼凝望他的目光里似乎全无希望，他情不自禁地、不知不觉就被这幅景象吸引了，布卢感到自己越来越同情他了，心里涌出了对街对面那个孤立无援的人的一阵怜悯。然而，他真希望自己不要这样，他希望自己能有勇气举枪对准布莱克，一枪射穿他的脑袋。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自己，布卢想，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迈进了天堂。但是，一旦把这一闪而过的场景在脑海里排演出来，他就开始退缩了。不，他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他想做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呢？依然与自己内心的温情浪潮对抗着，他对自己说，他想独自待着，他只想要和平与安宁，他渐渐发觉，自己已经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帮帮布莱克，有没有可能伸出友谊之手去拉他一把。这肯定会扭转局面，布卢想，这将动摇整个事情。干吗不呢？为什么不做点出人意料的事呢？去敲开门，抹去整个故事——这比任何事情都荒谬。因为事实上，布卢内心所有的斗志都消失了。他不再有勇气了。而且，表面上看，布莱克也是这样。瞧他那个样子，布卢对自己说。他是世界上最悲哀的生物了。然而，说这话的同一瞬间，他明白这也在说他自己。

布莱克离开台阶已经好一阵了，大概早已转身进屋，布卢还凝视着那个空白之处。离黄昏还有一两个小时，他终于从窗口转过身，看看被自己搞得一团糟的房间，花了一个小时把东西都收拾好——洗了碗碟，铺好了床，收起衣服，从地板上把那些旧报告收拾掉。然后钻进浴室，花了好长时间洗了澡，刮了胡子，新换了一身衣服，穿上了他最好的那套蓝西装。他现在看上去跟以前迥然不同，突然间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自己。他不再害怕，不再发抖了。对自己要去做的事，他只觉得镇定自若，充满了正义感。

夜幕刚降临不久，他最后一次在镜前整了整领带，然后离开房间，走到外面，穿过马路，走进布莱克的楼里。他知道布莱克在那里，因为他房间里那盏小灯亮着，当他走上楼梯时，试着想象当自己向他说出那些念头时，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他敲了敲门，听到里面传来布莱克的声音：门开着，进来吧。

很难确切地说布卢预计会碰上什么——但无论如何，不是这样，不是他踏进房间这一刻所面临的情形。布莱克在里边，坐在床上，又戴上了面具，就是布卢在邮局见过的那个面具，他右手举着一把枪，一把点三八的左轮手枪，足以在这么近的距离内把一个人打开花，这把枪正对着布卢。布卢停下脚步，什么也没说。要休战还难着呢，他想。要扭转局面还麻烦着呐。

在椅子上坐下来，布卢，布莱克说，一边用枪指着木桌旁的椅子。布卢没得选择，只好坐下——现在正面朝布莱克，但要攻击他却太远了，在这个位置上很难对付一把枪。

我一直在等着你，布莱克说。我很高兴你终于来了。

我也这么觉得，布卢回答。

你感到惊讶吗？

不怎么惊讶。至少不是对你。也许是对我自己——但那也只是因为我实在太蠢了。你瞧，今晚我是带着友谊来的。

当然啦，布莱克说，声音带点嘲讽。当然我们是朋友啦。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朋友，不是吗？最好的朋友。

如果这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方式，布卢说，那我倒有幸不是你的敌人。

非常有趣。

没错，我就是让人感到有趣的人，我造访的时候，你总是能够开怀大笑。

还有这个面具——你难道不想问问我这面具的事吗？

我不想刨根问底。如果你喜欢戴着它，那也不关我的事。

但你不得不面对它，不是吗？

何必提出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呢？

可这很怪异，不是吗？

当然很怪异。

瞧着挺可怕的。

是的，挺可怕。

很好，我喜欢你，布卢。我一直明白你就是那个适合我的人。一个最了解我的人。

如果你别再把枪挥来挥去，说不定我对你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很抱歉。我不能。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再需要你了，布卢。

你知道，要摆脱我没那么容易。你把我卷了进来，你现在已经离不开我了。

不，布卢，你错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别再卖关子了。

已经结束了。整个事情都玩完了。再没什么可以玩下去的了。

什么时候结束的？

现在。此时此刻。

你疯了。

不，布卢。如果说有什么，那我也理智得很，太理智了。这种理智耗尽了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可你知道这一点，布卢，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你干嘛不扣动扳机呢？

当我准备好了，我会的。

就这样把我的尸体留在地板上一走了之？想得倒好。

噢，不，布卢。你不理解。我们两人得待在一起，就像一直以来这样。

可你忘了一些事情，不是吗？

忘了什么？

你得把整个故事告诉我。难道结局不应该是这样吗？你把真相告诉我，然后我们说再见。

你已经知道了，布卢。难道你还不理解吗？这故事你已经了然于心。

那你一开始何必自找麻烦来这一套呢？

别提蠢问题。

那么我呢——我在这里面是干什么的？滑稽小丑？

不，布卢，我从一开始就需要你。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我不可能做这些。

需要我做什么？

提醒我该做什么。每回我抬起头来，你都在那里，盯着我，跟着我，总是在视野之内，用你的目光深入研究我。你就是我的整个世界，布卢，我把你变成了我的终结。你是一个恒定的参照物，颠覆一切的存在。

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已经写下了你的自杀手记，这就该结束了。

的确如此。

你是个傻瓜。你这该死的、可怜的傻瓜。

我知道。但也不比别的人更傻。你打算坐下来告诉我你比我更聪明吗？至少我知道我一直在做什么，布卢。我有事情做，而且也做完了。但你却无处可去，布卢。你从第一天起就迷失了。

为什么你不扣动扳机呢，你这混蛋？布卢说着突然站起身，怒火中烧，布莱克竟敢杀他。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朝我开枪，结束这一切呢？

布卢朝布莱克迈出一步，布莱克没开枪，他又朝前走了一步。接着又是一步，冲着这面具人尖声叫喊着要他开枪，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片刻之间，他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他毫不犹豫地打掉布莱克手里的枪，揪住他的衣领，猛地把他拽了起来。布莱克试图反抗，想从布卢手里挣脱出去，但布卢比他强壮有力，而且由于愤怒变得更力大无比，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时第一阵猛拳连续地砸向了布莱克的脸部、下身和腹部，此人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很快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可这并未阻止布卢的继续攻击，他抬脚猛踢失去知觉的布莱克，揪起他的身子，把他脑袋往地板上磕，往他身上一拳一拳地打着。最后，布卢怒气渐消，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时，他也说不准布莱克是死是活。他从布莱克脸上扯掉面具，把耳朵凑到他嘴上，听着布莱克的呼吸。似乎还有呼吸，但他说不准那喘息声是布莱克的还是他自己的。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布卢想，那也活不长了。如果他死了，那就让他死去吧。

布卢站起来，身上的衣服全都破了，他把布莱克的手稿从桌上一页页收拾起来。这花了几分钟时间。他把所有的手稿都拿上，关了墙角那里的灯，离开房间，甚至懒得朝布莱克看上最后一眼。

布卢过街回到自己房间时，已经过了午夜。他把手稿搁在桌子上，走进浴室，把手上的血迹清洗干净。然后换了一身衣服，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坐在桌前读布莱克的书稿。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将悄然而至，然后他妈的就该付出代价了。可他还是得先把手上的事做了。

他从头到尾读完了故事里的每一个字。当他读完时，天已破晓，房间开始明亮起来。他听见鸟在歌唱，他听见街上行人的脚步纷至沓来，他听见汽车碾过布鲁克林大桥。布莱克是对的，他对自己说。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心知肚明。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还剩下最后的片断，直到布卢离开房间才能画上句号。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就是这样：一刻不多，一刻不少。布卢从椅子上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出房门，这才是故事的结尾。

此后他去了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十多年前，那都能回溯到我们最早的童年时期了。所以，任何情形皆有可能。我自己宁愿认为他已经远走高飞，当天早晨坐上驶往西部的列车，开始了他的新生活。甚至也有可能，美国也不是他的终点。在我隐秘的梦境里，我喜欢想象布卢登上了一艘去中国的邮轮。就让他去中国吧，或者，我们就说到这里吧。因为现在是布卢从椅子上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出房门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983）

*　Markham与“他自己的标志”（mark him）读音相似。

*　参考了徐迟译本的《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　颅相学家认为头骨上隆起的部分是才能的象征。

*　Oz，《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一个虚拟的地方。

*　富勒刷具公司的推销员，194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The Fuller Brush Man）与此同名，是S·西尔万·西蒙导演的喜剧片。

锁闭的屋子

1

我感到范肖总是在那里。他是我的一切开始的地方，少了他，我就几乎弄不清自己是谁。我们在学会说话之前就认识了，那时还是裹着尿布在草地里爬来爬去的小娃娃，等到七岁时，我们用针刺破手指，发誓要像亲兄弟一样相伴终生。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童年时，眼前就会浮现出范肖的模样。他与我同在，他能理解我的想法，无论什么时候，总是一抬头就能看到他。

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长大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各奔东西。这一点都不奇怪，我想。我们的人生以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式推引我们前行，几乎没有什么能留在我们身边。它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亡，而死亡是每天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七年前的那个11月，我接到了一个名叫索菲·范肖的女人的来信。“你不认识我，”信里一开头是这样说的，“很抱歉写信向你通报这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太多的选择。”原来她是范肖的妻子。她知道我和她的丈夫是一起长大的伙伴，她还知道我住在纽约，因为她看过我发表在杂志上的许多文章。

信里第二段作了详细解释，非常直截了当，没有任何铺垫。范肖失踪了，她写道，她最后一次见他是六个多月之前。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信，也没有丝毫线索能猜测他去了哪里。警察也查不到他的踪迹，她雇了私家侦探找他，结果也是一场空。什么情况都不能确证，但事实似乎可以讲述事实本身：范肖可能死了；盼着他回来毫无意义。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她觉得有些重要的事需要和我商量一下，她想知道我愿不愿意和她见个面。

这封信在我心里引起了一连串小小的震动。一时间要考虑的信息也太多了，太多的力量把我拽往不同的方向。突然间，范肖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但是他的名字一被提起，人又马上消失了。他结了婚，住在纽约——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自私地说，使我感到受伤的是，他都懒得跟我联系。一个电话，一张明信片，一起喝一杯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这些都不难做到。但我自己也有同样的过错。我知道范肖母亲的住处，如果我想找他，只需找她问一下就行。事实上是我放弃了范肖。从我们各奔东西的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就停止了，对我而言他属于过去而非当下。他是萦绕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幽灵，一个远古的幻影，一样不再真实的东西。我尝试着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他时的情形，但脑子里总是一片模糊。我的意识徘徊了几分钟，然后中断了一会儿，突然停下了，停留在他父亲死去的那一天。我们当时是高中生，应该不会超过十七岁。

我打电话给索菲·范肖，告诉她我很高兴在她方便的时候和她见面。我们约了第二天，听上去她挺感激的，尽管我向她解释我没有范肖的消息，也想不出他在什么地方。

她住在切尔西一幢红砖公寓里，那是一幢老式的无电梯建筑，楼道阴暗，墙上显露着剥落的油漆。我爬上她住的五楼，耳朵里一路都是从上面传来的收音机声、争吵声和马桶抽水声，停下喘了口气，上前去敲了敲门。门上猫眼里有眼睛在朝外看，随后门锁嘁哩咔啦地转动起来，索菲·范肖出现在我面前，左臂里抱着一个婴儿。她微笑着请我进去，那小娃娃揪着她的褐发。她轻轻地把脑袋偏开，用两只手抱起孩子，把他的脸转向我。这是本，她说，范肖的儿子，三个半月大了。我装着挺喜欢这孩子的样子，他舞动着小手，嘴角下的口水鼓着白沫，但我对他的母亲更感兴趣。范肖真够幸运的。这女人非常漂亮，长着一双有灵气的黑眼睛，眼神里有一种几乎让人难以接近的镇定。她身材纤瘦，中等个头，举止沉稳，这使她显得既性感又富于理性，像是内心深处对自己面临的这个世界时刻持有一份警觉。没有一个男人会自愿把这样一个女人丢下不管——特别是当她快要给自己生孩子时。在我看来这一点不言而喻。甚至还没等迈进房门，我就明白范肖想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是一套带有四个房间的车厢式公寓单元，地方不大，装修马虎，一个房间留作书房和工作间，另一间是起居室，最后两间做卧室。这地方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细节看去有些破败，但总的说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那么这就证明范肖没有把时间花在挣钱上。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我自己的住处甚至比这里还阴暗狭窄，我知道每个月为房租发愁是什么滋味。

索菲·范肖让我坐到椅子上，给我弄了一杯咖啡，然后自己在一张破旧的蓝沙发上坐下。她把孩子抱在膝盖上，跟我讲述了范肖失踪的事情。

他们是三年前在纽约遇上的。不到一个月他们就住到一起了，不到一年他们就结了婚。范肖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男人，她说，但是她爱他，而从他对她的态度来看也从未有过不爱她的暗示。他们在一起过得很幸福；他曾眼巴巴地盼着孩子出世；他俩之间没有不和。4月的一天，他告诉她下午要去新泽西看他母亲，此后他就一去不回。那天晚上索菲稍后打电话给她婆婆时，才知道范肖根本没去母亲家。在这之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但索菲决定等事情有了眉目再说。她不想成为那种丈夫一不见踪影就惊慌失措的妻子，她知道范肖比大多数男人都更需要自由活动的空间。她甚至决定在他回家后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还是去找了警察。如她所料，警察并不怎么关心她的问题。除非有证据表明这是一起犯罪活动，否则像这样的事情他们多半无能为力。毕竟，每天都有些做丈夫的甩了妻子，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不想被人发现。警察按常规做了询问，一无所获，然后建议她去雇私家侦探。她婆婆给她支付了请私家侦探的费用，于是她找了个名叫奎因的人。奎因为这案子坚持不懈地折腾了五六个星期，可最后也只好退出，不想再赚她们的钱了。他告诉索菲，范肖看样子还在国内，至于是死还是活他就不能确定了。奎因不是那种冒牌货。索菲觉得他很有同情心，是真的想帮她，当他最后那天来见她时，她意识到没有理由能反驳他的结论。这一来就无路可走了。如果范肖真是决定要离开她，他不会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偷偷溜走。不敢面对现实，回避令人难堪的质询，这不像是他的风格。这样看来，他的失踪只有一个解释：他遭到了某种可怕的伤害。

索菲仍然期盼着事情会出现峰回路转的一刻。她曾读到过有关健忘症的报道，有一阵子这简直就成了她绝望中的一点希望：想着范肖蹒跚地徘徊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自己是谁，失去了生命却依然活着，也许随时都处在回归自我的边缘。又是几个星期过去了，最后她的产期已经临近了。离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这意味着孩子随时有可能出生——于是这未出生的孩子渐渐攫住了她的心思，好像她内心不再有空间能留给范肖了。她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当时的心情——她内心不再有空间——然后，她接着说，这也许意味着不管怎样她都对范肖感到愤怒了，恨他就这样遗弃了她，尽管这不是他的错。这个说法让我感到了一种残忍的诚实。我还从未听人这样表露过自己的情感——如此严厉无情，那样毫不顾及人们惯常持有的厚道之心——我现在把这些写下来时，意识到甚至在第一天我就跌入了地洞，跌入了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地方。

一天早上，索菲继续说，她折腾了一夜后醒来，明白范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绝对事实，不容置疑。然后她哭了，哭了一个星期，为范肖哀悼，就像他已经死了。当不再流泪时，她却发现自己一点也不懊丧。范肖已经给了她几年了，她想这就够了。现在要考虑的是孩子的事情，其他的都没什么大不了。她知道这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她依然在靠这些想法活着，它们依然能给她带来继续生活的可能。

我问了她一连串问题，她平静而从容地回答了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好像竭力避免使自己的回答带上感情色彩。例如，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范肖从事什么职业，从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后这些年来他都经历过哪些事情。孩子开始在沙发上哭闹起来，索菲一边不停地说着话，一边解怀给孩子喂奶，先是一个乳房，接着换另一个。

她对范肖在遇见她以前的事情都太不确定，她说。她知道他读了两年大学就中途辍学了，又设法缓期服兵役，后来在一艘船上干了一阵。是一艘油轮吧，她想，也可能是货船。那之后，他在法国待了几年——先是巴黎，后来是在法国南部替人看守农庄。但这些对她来说都很模糊，因为范肖对过去的事情从不多说。他们最初相遇的时候，范肖才回到美国八个月或是十个月。他们的相识完全是场偶遇——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那是一个湿漉漉的雨天，他俩站在曼哈顿一家书店里，透过窗子望着窗外，等着外面的雨停下。这就是他们的开始，从那天起直到范肖失踪，他们几乎一直在一起。

范肖从未有过固定的职业，她说，从没干过称得上是职业的正经工作。他对赚钱不怎么在意，而且他尽量不去考虑钱的事。在遇上索菲之前的那几年，他什么事都做过——在商船上干过一段，在仓库里也干过，还做过私人教师，守着桌子替人代笔写东西，还有油漆房子，为搬家公司扛家具——可是每份工作都是临时的，一旦挣到够花几个月的钱，他就辞职不做了。在和索菲一同生活时，范肖根本就没有工作。她在一家私立学校教音乐，薪水能够支撑他们两人的开销。当然，他们得算计着花钱，可他们的餐桌上总还不缺食物，他俩对此也都没什么抱怨。

我没有打断她的叙述。这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些往事只不过是个开头，是渐渐演变为正事之前的铺垫。不管范肖是怎么生活的，都和那些零活没有多大关系。我立即就知道了这一点，在事情被说出来之前就明白了。毕竟我们谈论的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范肖，他的过去并非遥远得让我想不起他是谁。

索菲笑了笑，看出我的思绪都跑在她前头了，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我觉得她也料到我能明白这些，而这只不过是证实了这种预料，打消了她对邀请我来这里可能会有的种种疑虑。不用她讲我就懂了，这样才有权利待在这里，听她讲这些事。

“他一直在写作，”我说，“他成了一个作家，对吗？”

索菲点点头。正是这样。或者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从未听说过他。如果范肖是一个作家，那我肯定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名字。了解这类事情是我的工作，而范肖，在所有这些人中，似乎不太可能逃过我的注意。我怀疑他是不是找不到愿意出版其作品的出版商。这似乎是唯一可以解释得通的理由。

不，索菲说，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他从来没打算出版自己的作品。最初，他还很年轻时，由于过于胆怯而没有向外投寄，觉得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但后来，当他变得越来越自信时，却发现自己宁愿隐身不出。寻找出版商会让他分心走神，他对她说，也就是说，他更愿把时间花在写作本身上。索菲为他这种毫不在乎的淡泊而担忧，可是每当她拿这事催问他时，他总是朝她耸耸肩说别着急，迟早他会抽空去做的。

有一两次，她都想自己做主，把他的手稿偷偷拿给出版商了，但她从来没有迈出这一步。他们的婚姻中有一些规则是不能打破的，不管他如何执迷不悟，她都别无选择，只能顺着他。作品的数量很大，她说，有时想到它们都被摆在柜子里，她简直要发疯了，但范肖值得她付出这份忠诚，她尽了最大努力保持缄默。

有一天，大约是他失踪前的三四个月，范肖以一种妥协的姿态走到她面前。他向她保证，将在一年内着手处理这事，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告诉她，如果他由于任何原因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她可以把所有的手稿都交给我，由我全权处理。我是他的作品的监护人，他说，由我来决定如何处置那些作品。如果我认为它们值得出版，他将听从我的判断。而且，如果他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要立即把手稿交给我，由我去安排处理。在此基础上，如果这些作品偏巧可以赚钱的话，我可以从中抽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但如果我觉得那些作品不值得出版，那么我可以把它们交还索菲，由她来销毁，一页不剩。

这样的声明吓了她一跳，索菲说，看到范肖如此郑重其事，她几乎要冲他失声大笑了。整个场景完全不像是他的性格，她不知道这是否与她刚刚怀孕的事实有关。也许是要当父亲了，这使他涌现出了一种新的责任感；也许是他太想证明自己的善意而有些夸大其辞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很高兴看到他终于改变了想法。随着孕期渐长，她甚至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范肖大获成功，她希望能辞去工作，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专心在家带孩子。当然，后来一切都乱套了，范肖的作品很快被遗忘了，迷失在他失踪后的混乱中。过后，当那阵混乱开始平静下来，她又不想履行他的嘱托了——因为害怕厄运会应验，再也没有机会看见他了。但最终她还是屈服了，她知道范肖的话应该得到尊重。这就是她要给我写信的原因。这就是我会和她坐在一起的原因。

就我而言，真不知该作何反应。这个要求令我猝不及防，有一两分钟我只是呆坐在那里，与这件突然塞给我的庞然大物搏斗。据我所知，范肖没有必要非得选择我来承担这项工作。我有十多年没见过他了，听说他仍记得我是谁几乎让我大为吃惊。我怎么能担当如此重任呢——担任一个人的评判者，评价这个人的一生有没有价值？索菲试着解释。范肖虽然一直没跟我联系，照她说，却经常在她面前提起我的名字，每次提到我的名字，都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他真正的朋友。他还对我的作品保持关注，总是买有我文章的杂志，有时甚至把其中的片断大声念给她听。他钦佩我所做的事，索菲说。他以我为骄傲，他觉得我有能耐去做一件伟大的事。

所有这些夸奖的言辞令人好不自在。索菲的声音里的感情色彩如此强烈，我不知怎么感觉像是范肖在通过她的嗓音从自己嘴里说出这些事。我承认被奉承得挺舒服，在这样的情境之中，产生这样的感觉也相当自然。那时，我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事实上，我对自己并没有这样高的评价。我是写过相当多的评论文章，那没错，但我没觉得这也可以成为大肆宣扬的理由，也并没有为此感到特别自豪。其实那在我看来只是一份苦力活。起初我抱有很大希望，心想我会成为一个小说家，最终能写出那种能够感动别人并改变他们人生的作品。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一点点地意识到那种事情不会发生了。我心里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在某个时刻，我告诫自己放弃那个梦想。无论如何，写评论文章要简单得多。通过用心写作，靠着一篇篇文章的稳步积累，我多少能够以此为生——而且，不管有没有价值，我很高兴看见自己的名字不断地被刊登出来。我明白，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我还不到三十岁，算是有了一点名气。我以诗评和小说评论起家，现在几乎哪方面的评论都写得来。电影、戏剧、艺术展览、音乐会、图书，甚至棒球比赛——只要他们请我，我就会写。所有人都把我视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才俊，一个正在崛起的新锐评论家，但我内心却感到自己老了，已经筋疲力尽了。迄今为止，我写的那些不过是一些什么都不值的碎屑而已。只是无尽的尘土，一阵微风都能把它们吹散。

所以，范肖的赞誉给我带来了复杂的心绪。一方面，我知道他是弄错了。另一方面（这就是事情的晦涩之处），我又愿意相信他是对的。我想：有没有可能是我对自己过于严苛了呢？而一旦想到这一点，我就晕头转向了。但一旦有了救赎自己的机会，谁不会欣然接受呢——什么人的意志能够坚强到足以抵制那种希冀呢？我突然想到，也许有一天我能看到自己重新开始写作，在这么多年音讯断绝之后，我突然感到对范肖的友情又一下迸发出来了。

这就是当时的经过。我被一个不在场的人的夸奖征服了，在那脆弱的一刻，我同意了。我很高兴拜读他的作品，我说，也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索菲笑笑——不知是出于高兴还是失望——随即从沙发上起身，把孩子抱到隔壁房间里。她站到一个高大的橡木柜子前，拽一下柜门，随着绞链转动，门扇开了。你来看，她招呼道。搁架上满满当当的全是盒子、活页夹、文件夹和笔记本——比我想象得要多得多。我记得自己有些局促不安地大笑起来，勉强开了几句玩笑。接下来，一本正经地，我们商量了怎么把这些手稿从公寓带走最好，最后，我们决定装到两个大号手提箱里。装箱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总算把每一样东西都塞进去了。很显然，我说，我得花点时间仔细研究这些资料。索菲叫我不用着急，然后表示很抱歉给我添了这些负担。我说我能理解，她不可能拒绝范肖的要求。整个事情都充满了戏剧性，而同时又有些恐怖，几乎有些滑稽可笑。这美丽的索菲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搁到地板上，给了我一个表示感谢的长时间的拥抱，然后吻了我的脸颊。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她要哭了，但那一刻过去了，她没有流泪。然后，我拖着两只大箱子一步一挪地下了楼梯，走到街上。两只箱子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一个人的重量。

2

事实远不像我希望的那么简单。我爱范肖，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这都是事实，不管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抹杀这些。但那只是早年的情形，在我努力回忆事情的真实状况时，我发现了我一直隐瞒的关于范肖的事实，我或多或少总是在抵抗他。尤其是当年龄渐长，我不觉得待在他身边能有完全自在的感觉。如果我用“妒忌”这个词太过分的话，那么可以把这称之“怀疑”，一种觉得范肖似乎比我更出色的隐秘感觉。那时我对所有这一切都还浑然不觉，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能让我挑出来说说。然而，有一种感觉至今萦绕在我心里，他这个人天生就比别人优秀，某种不会熄灭的火使他活了下来，他比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都更真实。

最初阶段，他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了。这种影响甚至在非常小的事情上都能看出。如果范肖把他的皮带扣扣在裤子侧面，那么我也会把自己的皮带扣移到同样的位置。如果范肖在运动场上穿黑色运动鞋，那么下回母亲带我到鞋店时，我也要买一双黑色运动鞋。如果范肖带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到学校来，当晚我也就在家里读起了《鲁滨逊漂流记》。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但也许是最忠诚的一个，最心甘情愿地向他对我们的影响力屈服的人。范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具有这种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恰是他一直持有这种影响力的原因。他对自己的知名度并不在意，安安稳稳地做自己的事，从来不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操纵他人。他从不像我们这些人那样疯闹；他从不搞恶作剧；他从来不找老师们的麻烦。但没有人会以此来反对他。范肖不和我们在一起，但他却是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人，是我们会请来仲裁纠纷的人，是我们指望着会公正处理并制止纷争的人。他身上有着某种魅力，使你总是希望他在你身边，好像你能生活在他的光环之内，受到他的庇护。他就在你身边，但同时，他又是难以接近的。你会觉得他内心有一个永远无法洞悉的隐秘内核，一个被隐藏起来的神秘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他的效仿就是在参与那个秘密，但同时你也会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他。

我说的是我们最早的童年时期——大约五到七岁的时候。如今那些事情大多记不得了，而且我知道，即便是记忆也会出错。当然，我倒不是觉得自己内心没有保存着当初的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能感受到当时的感觉，可我怀疑这感觉也会说谎。不管范肖最终变得怎样，在我的感觉中，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很快就找到了自己，在我们开始上学时，他就已经是一个明确的存在了。范肖是有形的，而我们其他这些人则是一些没有形状的生物，还处于某种阵痛之中，每时每刻都在盲目地挣扎着。我的意思不是说他发育很快——他看起来并不比实际年龄更大——可他在长大之前就已经是他自己了。出于种种原因，他从来不必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经历成长的剧变。他的戏剧具有不同的规则——更内在，毫无疑问也更残酷——但是从来没有别人那种使生活变得断断续续的突然变化。

有件小事给我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一年级或者二年级时，范肖和我受邀参加一个同学的生日派对，正好是我能准确谈论的那个时期的开始。那是一个春天的星期六下午，我们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前去赴约，那是一个名叫丹尼斯·沃尔顿的小伙伴。丹尼斯的生活比我们都艰难得多：一个酗酒成性的母亲，一个过度操劳的父亲，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我去过他家两三次——一片破败而黑暗的废墟——我还记得当时被他母亲吓了一跳，在我看来她就像是童话里的女巫。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总是穿着浴袍，苍白的脸上满是可怕的皱纹，时不时探出脑袋朝孩子们尖叫几声。在派对那天，范肖和我都准备好了要送给过生日的那个男孩的礼物，包着彩纸，系着缎带。可是，丹尼斯却两手空空，感觉很不好。我还记得自己试图拿一些空话来安慰他：没关系，没人会在乎的，到时候乱糟糟的没人会注意的。但丹尼斯却很在乎，范肖马上就理解了他的心情。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的礼物递给他。这个，他说，拿上吧——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礼物忘在家里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丹尼斯可能会怨恨这样的表示，他会因范肖的同情而感到屈辱。但我错了。他犹豫了一下，试着吸收命运的突然改变，接着他点了点头，好像对范肖的举动表示谢意。这更像是一种正义之举，而非施舍，因此丹尼斯才能接受那件礼物而不觉得受辱。一件事变成了另外一件事。这是一种魔法，是即兴发挥与一贯信念的完美结合，我不知道除了范肖，还有谁能做到这一点。

派对结束后，我和范肖一起去了他家。他的母亲在家，坐在厨房里，她问起生日派对的情形，过生日那男孩是否喜欢她买的礼物。还没等范肖说什么，我便不假思索地把他做的事情说出来了。我不是故意给他添乱的，可要我把这事憋在心里不说是不可能的。范肖的行动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一种可以进入另一个人的感情世界并把它们彻底呈现出来，以至于自己的情感都不再重要了的方式。这是我见证的第一个真正的道德行为，相比之下，其他事都不值一提了。然而，范肖母亲对此却不感兴趣。是的，她说，这是一桩善良而慷慨的行为，但这是错误的。买这礼物花了她的钱，就这样把它送给了别人，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范肖从她这里偷了钱。到头来，范肖自己没带礼物就去出席人家的生日派对，这是很失礼的事情——也很扫她的面子，因为她要对他的行为负责。范肖认真听着母亲的话，没说一个字。她说完后，他还是不吱声，她问他听明白了没有。是的，他说，他明白了。事情也许可以就此结束，但在一阵停顿之后，范肖接着说，他还是觉得自己做得没错。他不在意她怎么想，下回他还会这么做。事态由此起了一点变化。范肖太太对他的顶撞感到恼怒，但范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她一连串的呵斥中一点都不肯让步。最后，他被罚回自己房间去，而我被告知赶快离开他们家。我被他母亲不公正的态度惊呆了，但当我想替他辩解几句时，范肖挥手叫我离开。他不再抗议，他默默地接受惩罚，退入了自己的房间里。

整个事情都纯粹是范肖式的：自发的善举，对自身行为的坚定信念，以及面对后果时的沉默和逆来顺受。不管他的行为多么引人注目，你总会觉得这和他是疏离的。比起其他的方面，正是这种品质有时候会把我从他身边吓走。我会跟他如此亲近，会如此强烈地仰慕他，如此迫切地想要跟他看齐——然后，突然，在某一个瞬间我会感到他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他生活于自己内心的这种方式永远不会和我所需要的生活方式相一致。我想要太多的东西，我有太多的欲望，我完全活在对眼前之物的追逐中，不可能达到他那种淡泊的境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有上佳表现，我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空虚的野心：一连串的好分数，在校队里获得首字母标志[*]荣誉，随便那周的评判标准是什么的那些奖。范肖对这一切都很淡漠，静静地待在他的角落里，一点也不在意那些事。如果他成绩好，那也是他不经意间做到了那分上，没有什么奋斗，没做多少努力，和他做的事情没有关系。这种状态令人生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对范肖来说好的东西，对我却未必。

当然，我不想夸大其辞。就算范肖和我的关系有什么与众不同，我对童年最清楚的记忆依然是我们友谊的激情。我们两家是大门紧挨的邻居，两家的后院之间没有隔栏，连成了好大一片草坪、砾石和沙地，我们就像是一家人。我们的母亲堪称密友，我们的父亲是网球搭档，我俩也都没有兄弟：这真是最理想的状态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我们两人的出生日期相差不到一个星期，婴幼儿时期一同在后院玩耍，四脚着地地在草坪里爬来爬去，撕扯花瓣什么的，在同一天学会站立并迈出第一步。（有照片为证。）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后院学着打棒球和橄榄球。我们一起搭建城堡，玩各种游戏，在后院里创造自己的世界，再往后，我们一同在镇上漫游，骑自行车出去消磨一整个下午，没完没了地聊天。我想，我不可能像了解范肖那样了解任何人。我母亲还记得我们彼此曾那么依恋对方，大概是六岁那年，我们还问她男人跟男人可不可以结婚。我们想长大以后也生活在一起，除了结婚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范肖想当天文学家，我想当兽医。我们希望能有一幢在乡下的大房子——那里的夜幕要足够黑，能让人看见所有的星星，而且不会缺少让我们照管的动物。

回首往事之际，我发现范肖天生就该是一个作家。他的内在性之深似乎注定了他会这么做。甚至在小学里，他就开始写起短篇故事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十岁或是十一岁以后就想当一个作家了。当然，一开始，似乎没那么明显。坡和斯蒂文森是他的模仿对象，由此得到的都是些孩子气的把戏。“一天夜里，那是公元1751年，我穿过可怖的暴风雪向我祖先的老屋走去，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鬼魂的影子站在雪地里。”诸如此类的文字，堆砌着过度夸张的词藻和铺张造作的情节。六年级时，我记得，范肖写过一篇长达五十页的侦探小说，每天放学后老师都让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读十分钟他的小说。我们都为范肖感到骄傲，为他那戏剧性的朗读方式而震惊，他把每个角色都念得活灵活现的。那故事如今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可我还记得内容还颇为复杂，似乎是以一对双胞胎身份的混淆来勾串情节的。

然而，范肖并不是个书呆子。他对各项游戏和运动都很在行，是我们中间的核心人物，不可能离群索居。从前那些日子里，人们都记得似乎没有什么他不擅长，没有什么别人能超过他。他是最出色的棒球手，最好的学生，长得最好的男孩。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给他带来某种特殊地位——而所有这些长处集于一身更使他显得像一个英雄，一个被诸神眷顾的孩子。然而，他这么不凡，却仍然和我们混在一起。范肖并非少年天才，也不是神童；他没有任何使之在同龄孩子中显得卓尔不群的特殊天赋。他是一个完美的正常孩子——只是更完美，可以说比起我们，他与自身相处得更和谐，是个更为理想的正常孩子。

本质上讲，我认识的范肖并不是一个鲁莽的人。但是有好几次他自愿地身赴险境，让我大为惊讶。在表面的克制之下，似乎有一种巨大的黑暗：一种考验自己、冒险、挑战事物极限的冲动。小时候，他尤其喜欢在建筑工地上玩耍，爬上梯子和脚手架，在令人晕眩的吊车上走跳板，下面是沙袋和泥浆。每当范肖表演这些绝技时，我都在背景里打转，默默地恳求他别玩了，但我从来都不敢喊出声——真想马上逃开，却又怕他摔下来。随着年岁渐长，那种冲动变得更清晰了。范肖曾对我说起“体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为自己制造困难，他说，寻找未知的事物——这就是他想要的，年龄越大这种欲望越是强烈。那回，我们大约十五岁的时候，他说服了我和他一起去纽约过周末——在街上瞎逛，在宾州车站的长椅上睡觉，和流浪汉聊天，试试我们能多长时间不吃东西。我记得星期六早上七点，我们在中央公园喝醉了，把草地吐得一塌糊涂。对范肖来说，这是一项必要的日程——朝着证明自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对我来说很不光彩，并非心甘情愿地陷身于的一种痛苦境地。可我仍然跟着他走，一个迷迷糊糊的见证者，跟他一同探险却又置身一旁，就像一个少年桑丘那样骑着驴子，看着朋友与他自己决斗。

那次周末流浪一两个月之后，范肖带我去了纽约一家妓院（是他的一个朋友安排的），就是在那里，我们交出了童贞。我记得那是在曼哈顿上西区一幢临河的褐砂石公寓里——一边是厨房，一边是黑黢黢的卧室，一道薄薄的帘子把两边隔开。屋里有两个黑女人，一个又胖又老，另一个则年轻漂亮。因为我们两人都不要那个年纪大的，那就必须决定谁先上。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们真的到走廊上去掷了一回硬币。自然是范肖赢，两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和那个胖女人一起坐在厨房这边。她叫我宝贝儿，一直提醒我她也可以做这事，万一我改变主意的话。我太紧张了，什么也做不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随后就坐在那里，听着范肖在房间那头发出紧张而急促的喘息。我只能想着一件事：等会儿我的阴茎就要进入范肖正在进入的地方了。接下来就轮到我了，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女孩叫什么名字。她是我头一回见到的活生生的裸体女人，她对自己赤身裸体的样子挺随意的，所以如果不是被范肖的鞋子扰得心烦意乱，我没准也能挺快活——透过帘子和地板之间的缝隙，那双鞋子在厨房的光线下闪闪发亮，好像从他身上分离开了。那女孩非常柔媚，尽量耐心地帮我，可是折腾了好长时间，到最后我还是没能得到真正的快感。事后，范肖和我走到外面的薄暮之中，我对自己的尝试没什么可说的。而范肖，却似乎相当满意，这番经历好像更加坚定了他体验生活的理论。我当时便意识到范肖对这事比我要饥渴得多。

我们在郊外一直过着闭塞的生活。纽约离我们那里只有二十英里之遥，但对于我们那个由草坪和木屋组成的小世界来说，是一个像中国一样遥远的地方。十三四岁时，范肖在内心深处形成了那种内在放逐的角色，表面上似乎依然保持着恭顺得体的举止，实际上却把自己从周围的事物中隔离开了，对他被迫去过的那种生活不屑一顾。当然，他并没有去惹事生非或是反叛什么，他只是在退出。他在孩提时期受到了那么多的关注，时时处于中心位置，而到了我们上高中时，他几乎像是消失不见了，固执地从聚光灯下退居边缘。我知道当时他已经在认真地写作了（虽说到了十六岁他就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别人看了），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症候而非原因。比如说，我们大学二年级时，范肖是我们班上唯一的学校棒球队成员。他极为出色地打了几个星期后，突然，无缘无故地退出了棒球队。我记得第二天他是怎么描述这件事的：那天训练结束后，他走进教练办公室，交回他的队服。教练刚冲完澡，范肖进屋时他正全身赤裸地站在办公桌旁，嘴里叼着香烟，脑袋上扣着棒球帽。范肖笑嘻嘻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着意强调那个荒唐的场面，添油加醋地描述了教练的下蹲、矮胖身躯、房间里的灯、灰色水泥地面上滴了一摊水——但也仅此而已，只是一种描述，那一连串的言词，都撇清了范肖自己陷身其中的可能。我对他的退出感到失望，而范肖却从不解释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只是说棒球让他觉得乏味了。

就像许多有天赋的人一样，当范肖感到事情容易上手了就不会再有满足感了。他早年就掌握了所有需要掌握的东西，对他来说，自然要转向别的地方去寻找更具挑战性的事情。考虑到小镇中学生活本身对他的限制，于是向自己内心寻找另一片天地便不奇怪了，说来也很正常。但我相信，他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当时，范肖的家庭变故也无疑有很大的影响，不提一下那些事显然不妥。姑且不谈它们是否导致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我倾向于认为每件事都是有关联的。到最后，每个生命都只是一系列偶然事实的总和，可谓是偶然、侥幸、随机事件的编年史，除了无目的性什么都不意味着。

范肖十六岁时，他的父亲得了癌症。有一年半的时间，他眼看着他父亲死去，那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慢慢地分崩离析。也许范肖的母亲受的打击最大。她一直强忍着保持自己的体面，忙着寻医问药，筹划家庭开支，试图维持一个正常的家。在充满康复希望的乐观情绪和完全崩溃的绝望心境这两极之间，她总是一阵阵地来回摇摆。据范肖说，她从来不能直面不可避免的真实情况。她知道事情就要发生，可她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知道，随着时间推移，她似乎开始屏住呼吸过日子了。她的举止越来越怪：整夜狂热地清理屋子，害怕独自留在屋里（还伴随着突然莫名其妙的离家出走），还有一系列想象出来的病痛（过敏、高血压、晕眩）。到最后，她又对各种各样古怪的理论来了兴致——占星术，精神感应，还有那些涉及鬼魂的巫师谵言——到最后，只要一跟她说话，就会被她没完没了地谈论的人体腐烂话题烦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范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她坚持要他来分担家庭重担，好像整个家的痛苦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范肖不得不成为家里的支柱；不仅要照顾自己，还得照顾他的妹妹，当时她只有十二岁。可这又带出了其他一连串问题——因为艾伦是一个难以照料的孩子，性格很不稳定，当父母因为疾病而忽视她时，就变得事事都得依赖范肖了。他成了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睿智而安适的靠山。范肖知道她对他的这种依赖是不健康的，可他也无可奈何，生怕对她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我记得我母亲是如何谈论那“可怜的简”（范肖太太），以及这整件事情对那个“娃娃”是多么可怕的。但我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是范肖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只是他从不表现出来而已。

至于范肖的父亲，我可说不出什么有根据的事。对我来说，他无足轻重，只是一个沉默而仁慈的人，我从来都不怎么了解他。虽然我父亲常常去他们家，特别是周末，但我很少能见到范肖的父亲。他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律师，有那么一个时期曾有过从政的抱负——但因遭受一连串挫折而最终作罢。他经常工作到很晚，他的车子往往晚上八九点钟后才驶入车道，星期六和星期天也经常待在办公室里。我怀疑他是否了解自己的儿子，因为他似乎对孩子没什么感情，好像完全丧失了自己也曾是个孩子的记忆。范肖先生完全是老成持重之辈，完完全全沉浸在成年人世界的严肃事务中，我想他很难不把我们视作另一个世界的生物。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在他生命最后的六个月里，医生已经完全放弃了救治他的希望，他躺在自家备用的卧室里，透过窗子眺望后院，偶尔看看书，服几片止痛药，然后昏睡过去。范肖的空余时间大部分是和他父亲一起度过的，虽然我只能推测他们家里的情形，但我猜测这场疾病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我知道他有多努力，经常是放学回来就和他待在一起，使自己成为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人，以极大的毅力专心致志地照顾他。这样的经历对范肖来说是残酷的，可能有些难以承受，虽然看上去他对付得还不错，鼓起了一种只有初生牛犊才有的勇气。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他能否熬过去。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件事。在最后阶段——相当晚期了，人们都觉得范肖的父亲没几天好活了——范肖和我放学后开车出去兜风了。那是2月的一天，几分钟后，开始下起了小雪。我们漫无目的地转悠着，在附近镇上兜着圈子，也没留意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在离家十到十五英里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处公墓；大门偏巧敞开着，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们就把车子开进去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车，下来走走。我们看着墓碑上的铭文，猜测着每一个死者生前是什么样，后来沉默了，又走了一段路，再接着聊，再又沉默。这时雪下大了，地上变成白皑皑的一片。墓园中间有一处新挖的墓穴，范肖和我停在墓穴边上朝下张望。我还记得当时有多么安静，世界似乎离我们很远。我们两个好长时间都没有开口说话，后来范肖说他想看看底下是什么样子。于是我紧紧拽着他的手，把他放到墓穴下面去。脚掌触到地面时，他抬头朝我似笑非笑地回看了一眼，然后躺下身子，假装自己是个死人。那情景在我看来完全就像真的一样：我低头看范肖，他抬头望天，雪花飘落在他脸上时，他拼命眨动眼睛。

搭乘晦暗不明的记忆列车，一下子回到了我们很小的时候——不超过四五岁的样子。范肖的父母买来了什么新玩意儿，好像是一台电视，有好几个月，范肖一直把那只包装用的硬纸板箱搁在自己房间里。往常他总是很慷慨地让我玩他的玩具，但那纸板箱却不许我碰，他从来不让我进去。那是他的秘密所在，他告诉我，当他坐进里面，把箱子封住时，他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想变成什么就能变成什么。可是如果别人进过他的纸板箱，那种魔力就会完全消失。我相信他说的话，从来不逼他让我也玩一下，虽然这让我挺伤心。我们在他房间里玩的时候，一起默不作声地排兵布阵或是涂涂画画，玩着玩着，突然，范肖会宣布他要钻进箱子里去了。我总是试图继续玩自己的，但没有用。没有什么能比范肖在箱子里的情形更吸引我的了，我在这些时间里总是绝望地试图想象他正经历的冒险故事。但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从里边出来之后再谈论这事也同样是违规的。

现在，他在雪中躺在敞开的墓穴里的情形跟那时很相似。范肖独自躺在下面，转动着自己的思绪，此时此刻天地之间只有他自己，虽说我也在场，但完全被隔绝在外，就像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我理解这是范肖在想象他父亲死亡的方式。有一会儿，一次纯粹的偶然：那里正好有一个挖开的墓穴，而范肖感到它在召唤自己。有人说，故事只发生在那些能够讲述它们的人身上。也许，同样可以说，体验也只发生在那些有能力体验的人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难点，我完全不能肯定。我站在那里等着范肖上来，试图想象他在想什么，试图在须臾之间窥见他所看到的事物。随后，我扭头看向冬日阴霾的天幕——四处大雪纷飞，从我的头顶披纷而落。

等我们走回停车的地方时，天色已暗。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墓地，再也没说一句话。积雪已经有几英寸厚了，还在继续加厚，越积越厚，好像永远不会停止。我们走到车前，钻了进去，可是，完全出人意料，车子竟动弹不了。后轮陷进了一处浅坑，我们做什么都无济于事。我们使劲地推，但轮子只是糟糕地原地打转，发出无奈的噪音。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只好放弃，不情愿地决定把车子扔在那里。我们站在暴风雪中等候过来的顺路车，两个小时后总算回到了家里。这时，我们才知道范肖的父亲下午去世了。

3

过了几天，我才鼓起勇气去打开那两只手提箱。我把手头正写着的一篇文章写完，去看了几场电影，又接受了几个通常会拒绝的约稿。但这些安排糊弄不了我自己。我的反馈至关重要，而我又不想面对失望的可能。在我的意识中，下令销毁范肖的作品就跟亲手杀了他没有区别。我被赋予了某种注销的权力，从墓穴里偷出一具尸体，把它撕成碎片。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让人难以承受，我不想卷入其中。只要我不去打开那箱子，我就无愧于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却有过承诺，我知道自己不能永远这样拖延下去。就在这时（我振作起来，做好准备），新的恐惧却又攫住了我。我发现，虽说我不希望范肖的作品读起来很糟，但同时我也不希望他的作品读起来很棒。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难解释的情感。毫无疑问，那和过去的竞争心态有关系，一种不想在范肖的光芒下相形见绌的愿望——但这就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觉。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一旦打开箱子，我就成了范肖的代言人——我就得替他说话，不管喜不喜欢。两种可能性都让我害怕。发出死亡的宣判已经够糟的了，可是替一个死人说话似乎也不见得更好。一连好几天，我都在这两种惧怕中来回摇摆，拿不定哪一种情形更糟。最后，不用说，我还是打开了箱子。然而我当时那么做，与其说是为了范肖，不如说是为了索菲。我想再见到她，这事情越早上手，就越早有理由给她打电话。

我不打算在这里作任何具体讨论。现在，范肖的作品已经变得众所周知了。他的书已经在被人阅读和谈论了，还有许多报道和研究，已是家喻户晓。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我用了不过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明白我个人的情感完全与此无关。对文字的看重，对笔墨的注重，对作品力量的相信——这些考量都凌驾在一切之上，与之相比，生活本身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我说这些不是自鸣得意，也不是在粉饰自己的行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其作品的人，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如果范肖的作品并不是那么好，我的角色可能就不一样了——那样我会显得更重要，也许，对整个事情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我不过是一个隐形工具而已。事情已经发生了，除非否认它与自己有关，除非假装我不曾打开过箱子，否则事情还在继续发展，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带着自身的惯性向前推进。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来消化、整理这些资料，把那些完成的作品从草稿中找出，按写作日期的顺序将那些原稿一一归档。最早的作品是一首诗，可以追溯到1963年（范肖当时十六岁），最后一部作品写于1976年（距范肖失踪只有一个月）。共计一百多首诗歌，三部小说（其中两个短篇、一部长篇），还有五部独幕剧剧本——还有十三个笔记本，其中包括大量未完成的文字片断、速写和札记，还有范肖阅读时写下的读书笔记，以及关于今后写作计划的若干想法。没有信件，没有日记，没有一处涉及范肖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一点在我意料之中。如果不是想要遁世，一个人不会这样掩盖自己的行迹。我也想过这些材料中或许会有提到我的地方——哪怕只有一封指示信，或是哪个笔记本条目里，指定我做他的遗稿管理人，那也好啊。可是一个字都没有。范肖就这样一股脑儿地扔给了我。

我给索菲电话，安排在第二天晚餐见面。由于我建议去一家时尚的法式餐厅（超出我消费水准），我想她能够从这一安排中猜出我对范肖作品的看法。但除了这个积极的暗示，我自己还是少说为好。我希望一切都能够按照它自身的步骤发展——不必突然移动，不必仓促表态。我对范肖的作品已经相当有把握了，但我生怕对索菲来说这事太突然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怎么做，很有可能一开始就被一个愚蠢的失误给毁了。索菲和我现在是拴在一起的，不管她是否明白这一点——如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作为合伙人一起推出范肖的作品就好了。但我想要的不止是这个，我希望索菲也有同样的要求。我压抑着自己热切的心情，告诫自己谨慎行事，提醒自己要深谋远虑。

她身穿黑色真丝裙装，配着小小的银耳环，把头发披到后面，恰到好处地显露出颈部线条。走进餐厅她一眼见到我坐在吧台那里，给了我一个热情的微笑，这笑容里还带有一种共谋意味，就像是在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有多么漂亮，而同时又在嘀咕着这场面的古怪——似乎在琢磨着什么，分明意识到了这一瞬间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暗示。我告诉她，她可真是光艳照人，她几乎是带着嗔怪的口吻回答说，这还是本出生后她第一次在晚间外出——所以想弄得“别致一些”。寒暄之后，我坚守正题，试图控制住自己。当我们在桌边（白桌布，银餐具，一只细长的花瓶搁在我俩中间，里面插着红色郁金香）各自位置上坐下后，迎着她第二次展露的微笑，我开始说到了范肖。

她对我提到的一切情况似乎丝毫不觉得意外。这对她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是一个她早已接受的事实，而我所说的这些只不过证实了她一直以来就了解的事实而已。尤其让人奇怪的是，这事情似乎并没有使她特别兴奋。她那种警惕的表情让我颇感困惑，有那么几分钟时间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随后，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始明白她的感觉跟我没有多大区别。范肖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我明白她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份强加于她的责任大加抱怨。由于要出版范肖的作品，献身于一个不再存在的人的事业，她将被迫生活在过去，无论她想要对自己的未来作什么打算，都会受制于她必须扮演的那一角色：一个名副其实的寡妇，一个过世作家的缪斯，一个悲剧故事凄婉动人的女主角。没人想成为小说的一部分，更何况这小说还是真实的。索菲才二十六岁。她太年轻了，不想为别人而活，她也太聪明，不可能不想追求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事实上，她爱过范肖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是范肖死了，是时候把他撇在脑后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被说出口的。但那种感觉是明摆在那里的，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把它忽略过去。鉴于我是一个性格保守的人，奇怪的是我本该坚持到底，但我知道如果不因势利导主动开口，这事就永远别指望了。

“你不必牵涉太多精力，”我说，“当然，我们会一起商量，但应该不至于占用你太多时间。如果你愿意都让我来拍板，我想那也不会太坏。”

“当然，我会让你来做决定，”她说，“我对这所有的事都一窍不通。如果让我自己来做，五分钟之内就会乱套。”

“重要的是，要明白我们处于同一方，”我说，“最后结果如何，我想要取决于你是否信任我。”

“我相信你。”她说。

“我还没有任何能让你信任的理由，”我说，“不管怎么说，目前还没有呢。”

“我知道。可我还是信任你。”

“就这样？”

“是的，就这样。”

她又朝我微笑一下，在晚餐的剩余时间里，我们都不再谈及范肖的作品。我之前一直在盘算着要从哪些细节入手——最初的步骤怎样安排，出版商会对什么感兴趣，应该去找哪些人，等等——但这些似乎都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事。索菲对不用再为此费心感到相当满意，既然我已经再三保证她不用管这事，她顽皮的天性又逐渐复苏了。经历了如此艰难的几个月，她终于有机会把那件事暂时撂下了，我可以确定她完全沉浸在这一刻的简单愉悦之中：这餐馆，这食物，我们周围人们的欢声笑语，此刻她置身于的这欢乐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她想要痛快地享受所有这一切，难道我能够不奉陪吗？

我那天晚上状态极佳。索菲调动着我的情绪，不一会儿我已经是兴致盎然了。我说笑话，讲故事，用银餐具变小戏法。这女人是如此美丽，我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我想看她笑，看她脸上对我说的话会有什么反应，我观察着她的眼睛，琢磨她的一颦一笑。上帝知道我都玩出了什么荒唐可笑的花样，但是我尽量使自己显得超然一些，将自己的真实动机藏于魅力攻势之下。这恰是困难之处。我知道索菲很孤独，她需要慰藉，需要一具温暖的身躯躺在自己身边——但一夜情可不是我寻求的目标，如果我的动作太快，也许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在最初阶段，范肖依然与我们相伴，他是无言的纽带，是把我们拉到一起的无形的力量。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才会完全消失，在这之前，我愿意等待。

所有这一切引发出一种微妙的紧张感。夜越来越深，大部分即兴话题都开始沾上些许情色意味。语言不再只是语言，而是某种心照不宣的奇妙代号，一种不断围绕着正在谈论的事物兜来兜去的说话方式。只要我们避开那个正题，这符咒就不会被打破。我们都自然而然地调侃起来，由于各自都不愿意放弃做戏，这种玩笑就变得更有魅力了。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同时又假装自己不知道。于是，我向索菲的求爱开始了——慢慢地，高雅地，以最小的幅度一点一点地增加着。

晚餐之后，我们在11月下旬的暗夜中一起走了二十分钟，随后在闹市区的一家酒吧喝了几杯。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但这是我内心骚动的唯一痕迹。索菲说了一阵子她在明尼苏达老家的事，说起她的三个妹妹，说起八年前她怎样来到纽约，还有她的音乐，她的教学，她打算明年秋天回老家去——但到了那时，我们已经沉浸在这种诙谐的情调里了，每一句话都是大笑一阵的理由。这样的情形本可以继续下去，但考虑到保姆，我们最终在午夜时分结束了这场夜游。我陪着她来到公寓门口，作了最后的努力使这个夜晚完美落幕。

“谢谢你，医生，”索菲说，“手术非常成功。”

“我的病人总是能活过来的，”我说，“这是笑气的作用。我只是旋开了阀门，这样他们就慢慢地好起来了。”

“笑气也许会让人上瘾。”

“这就是重点。病人应该时常回来复诊——有时候，一个星期要做两三次治疗。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买下公园大道的房子和法国的避暑别墅的？”

“那么你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了。”

“当然，我为贪欲所驱使。”

“你的生意必定蒸蒸日上。”

“那是啊。可我现在多多少少处于退休状态了。这些天来只对付一个病人——我还不敢肯定她愿不愿意回来复诊。”

“她会回来的，”索菲羞赧地回答，脸上带着我所见过的最灿烂的笑意，“你尽管放心。”

“很高兴听到这话，”我说，“我会让我的秘书打电话给她预约下一次就诊的时间。”

“越早越好。这是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你不能浪费时间。”

“这是最好的建议。我会记得去订购新的笑气。”

“那就去吧，医生，我真的感觉到我需要这个。”

我们又一次互相微笑，然后我展开双臂给了她一个长时间的拥抱，在她嘴唇上迅速吻一下，然后尽快走下了台阶。

我直接回家了，但我知道根本睡不着，便在电视机前坐了两个小时，看了一部有关马可·波罗的电影。最后睡过去时是四点钟左右，电视上的《阴阳魔界》正播到一半。

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找斯图尔特·格林，一家大出版社的编辑。我和他不算很熟，但我们在一个镇上长大，他的弟弟罗杰是我和范肖的同学。我估计斯图尔特可能还会记得范肖，从他这里入手似乎比较稳妥。这几年里，我曾在各种场合遇见过斯图尔特，差不多见过三四次，他总是显得挺友好，喜欢谈论那些美好旧时光（这是他的叫法），而且总是向我保证下次见到罗杰时一定转达我的问候。我不知道对斯图尔特能寄予多大希望，不过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似乎很高兴。我们约好了这个星期的一个下午在他办公室里碰面。

他好像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范肖的名字。他似乎对这名字深有印象，他说，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了。我帮他梳理了一下记忆，提到罗杰和他的朋友们，他这才突然想起来了。“是的，是的，当然啦，”他说，“范肖。那个出色的小男孩。罗杰曾坚持说这人长大后会成为总统。”就是他，我说。然后，我给他讲了这个故事。

斯图尔特是个一本正经的家伙，一身斜纹呢外套打领带的哈佛式装束，虽说根本上讲，他不过是个公司职员，但在出版界，他却被视为饱学之士。如今他算是干得挺不错了——三十来岁就已是高级编辑，一个可靠而负责的业内新锐——毫无疑问他正处于上升期。我说这些只是为了证明他并不是轻易就会被我讲述的故事所打动的人。他几乎没有什么浪漫气质，基本上是一个谨慎有度、做事有条不紊的人——但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此有兴趣，在我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他似乎甚至有点兴奋起来了。

当然，他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如果范肖的书稿打动不了他，对他来说也很简单，把稿子打回去就是了。退稿就是他工作的核心，他根本不必多加考虑。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范肖真是我说的那种作家，出版他的作品只会给斯图尔特带来更好的名声。他将分享发现一个未被认识的美国天才的荣誉，能靠这个成功吃上好几年。

我把范肖的小说原稿递给他。最后，我说，要么都拿去，要么什么也别拿——那些诗歌，那些戏剧，还有另外两部小说——但这是范肖的主要作品，理所当然应该被率先出版。当然，我指的是《永无之乡》。斯图尔特说他喜欢这书名，但是当他要求我复述一下书里的内容时，我说我还是不说为好，我觉得让他自己去发现那里边的妙处可能会更好。他朝我挑了挑眉毛（这一手可能是他在牛津读书时学来的），好像是在暗示我不该和他玩什么花样。但就我而言，我没有玩花样。我只是不想强迫他认同我的看法。这书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剥夺他冷静地进入阅读的乐趣：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没有谁牵着他的手去引导他。

他过了三个星期才给我回音。不算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但似乎有希望了。编辑们可能会支持通过这个选题，斯图尔特说，但是最后定夺之前，他们还要看看别的资料。我已经预计到这个局面了——某种审慎，小心谨慎避免冒险——于是我告诉斯图尔特我会在第二天下午把其他那些手稿交给他。

“这是一部很奇特的作品，”他指着他桌子上《永无之乡》的打印稿说，“完全不是那种一般的小说，你知道。完全不是那种普通的东西。我们还定不下来接下来怎么处理它，但如果我们要出版的话，肯定会有一定风险。”

“我知道，”我说，“可这正是有意思的地方。”

“真遗憾范肖不在。我希望能够跟他合作。这书里有些地方需要改动，我想，某些段落要删节。可能会使这本书显得更奇特。”

“这只是编辑的自负，”我说，“只要看到原稿，你很难不想拿起红笔删改它。我认为，事实是，以后你没准会觉得现在不满意的那部分大有道理，到时候你会很高兴自己当初没去改它。”

“让时间来说话吧。”斯图尔特说，并不打算让步。“当然，毫无疑问，”他继续说，“毫无疑问。这家伙挺能写的。我在两个多星期前看了这本书，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想着这本书。我没法把它从脑子里驱散出去。它总是会回到我脑子里来，总是在最奇怪的时候。从淋浴间里出来时，走在街上时，晚上躺在床上时——每当我不是有意识地想什么事情时它就来了。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你知道。你干这个工作总要看许多书稿，那些东西都会在脑子里混成一团。但范肖的书却截然不同。那里面有某种非常强大的东西，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说不出那是什么东西。”

“这也许是真正的考验，”我说，“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身上。这本书卡在了大脑的某个部位，让你无法摆脱它。”

“别的东西怎么样？”

“都一样，”我说，“你不可能不去想它。”

斯图尔特摇摇头，我第一次瞧见他流露真诚的表情。尽管这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在这一瞬间，他那种傲慢与虚伪突然消失了，我发现自己几乎喜欢上他了。

“我想我们也许发现了一本杰作，”他说，“如果你的话真没说错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本杰作。”

事实证明，我们确实发现了一本杰作，甚至超过了斯图尔特预先的想象，当月下旬《永无之乡》就被出版社接受了，其他作品也一样。我收到的那四分之一的预付款足以为我争取一些时间了，我都用来编辑那本诗集了。我还去找了一些导演，看他们对范肖的戏剧是否有兴趣。这些事情最终也都敲定了，有三部独幕剧安排在商业区的小剧院里上演——大约在《永无之乡》出版六个星期之后。同时，我说服了过去偶尔为他们写稿的一份大型杂志的编辑让我为范肖写一篇评论。结果我写成了一篇超长的异乎寻常的文章，当时我都觉得那是我最棒的文字了。那篇文章被安排在《永无之乡》出版两个月之前发表——突然间，每件事情似乎都同时发生了。

我承认我被所有这一切吸引住了。一件事情接着就会引出另一件事情，在我把这一切弄明白之前，一个小型产业链就开始运作起来了。事情进入了癫狂状态，我想。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工程师，摁一下按钮，推一下操纵杆，从阀门室钻到配电间，这里调整一个部件，那里动脑筋改进一个什么装置，听着那些设备嗡嗡地运转，咔嚓咔嚓，咕隆咕隆，不禁忘却了所有的一切，只留下自己折腾出来的一阵喧嚣。我就是一个发明了伟大的魔法机器的科学狂人，喷出的烟雾越多，产生的噪音越大，我就越开心。

也许这都不可避免，也许我要有点疯狂才能开始。考虑到使自己适应这个项目所经受的压力，也许我有必要把范肖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我偶然间发现了一项事业，一件可以证明自己、让我感觉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我越是把自己的野心让位于范肖，我的自我就越是得以彰显。这并不是借口；这只是对所发生的事情的客观陈述。后见之明告诉我，我是在自找麻烦，但在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更重要的是，即便我已明白这些，我怀疑那也不可能改变什么。

隐伏于深处的欲望是继续与索菲接触。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自然了，我每星期给她打三四次电话，午饭时去看她，下午顺便陪她带着本在附近街区散步。我把她介绍给斯图尔特·格林，安排她与剧院导演会面，帮她找来律师处理合同事宜和其他法律问题。索菲从容地接受了这一切，这些会晤在她眼里与其说是一桩生意，不如说是一种社交活动，她清楚地向所有的人表明，我是最后拍板的那个人。我感觉到她下定决心不去沾范肖的光，不管他的作品怎样，她都与之保持着一定距离。当然，钱让她很开心，可她从来都没有真正把这些收入与范肖的作品联系在一起。这是不期而遇的礼物，是天下掉下的大馅饼，仅此而已。索菲一开始就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看清了一切。她理解这种情况固有的荒谬意味，况且她没有太多的贪欲，没有追名逐利的冲动，所以她也从来不会昏头。

我努力地追求着她。不用说，我的动机一眼就能看穿，但这也许是好事。索菲知道我爱上了她，而我并没有向她猛扑过去，也没有强迫她表达对我的感情这一事实，也许比其他任何举措都更能表达我的郑重。可我不能永远等下去。谨慎自然是有用的，但过多却会坏事。有那么一刻，我意识到我们不再互相斗争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如今想起那一时刻，我会忍不住用传统的爱情语言来描绘它。我想用“灼热”“沸腾”“障碍消融在不可抵挡的激情之中”这类字眼来作比喻。我知道这些言辞也许听起来过分夸张，但最终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我的一切都改变了，以前从来不理解的话语突然间有了意义。这就像是一个神启，当我终于有时间来领会这些话语时，我奇怪自己活了这么久竟会不知道这么简单的事。我说的不是欲望，而是了解，发现两个人，通过欲望，可以创造出比单独一人创造的更为茁壮有力的东西。这种了解改变了我，我想，而且确实使我的感觉更有人情味了。我一旦属于了索菲，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似乎也属于其他所有的人。我在这世上的真实位置，原来是在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即使在我的心里，也是无法定位的。这是自我和非我之间一个小小的空间，我生命中第一次把这个无名之地视作世界真正的中心。

事情发生在我三十岁生日那天。这时我认识索菲已有三个月了，她坚持当晚要为我庆贺生日。起初我想推脱，因为从未在意过生日的事，但最终还是被索菲的郑重其事说服了。她为我买来一本昂贵的插图本《白鲸记》，带我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然后带我去大都会剧院看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这一次，我听任自己跟她走，不再试图预测自己的幸福，既不操之过急，也不压制自己的感情。也许我已经感觉到索菲身上新出现了一种大胆的坦率；也许她是在向我表明自己已经作出了某种决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后退的话那也为时已晚。不管是怎么回事，这天晚上，一切都改变了，这时我们想做什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了。我们回到她家时是十一点半，索菲给昏昏欲睡的临时保姆付了钱，然后我们踮着脚尖走进本的房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着他在婴儿床上熟睡的样子。我确切地记得我们两人什么都没有说，只能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那是本发出的咝咝的呼吸声。我们在床栏上俯下身子，凝视着他小小的身体——他趴在床上，两条腿蜷在下面，屁股翘着，两三个小手指伸进嘴里。这样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我又怀疑是不是只有一两分钟。接着，没有任何预兆，我俩同时直起身子，朝对方倾俯，开始接吻。事后，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很难诉诸语言，很难，事实上，要试着把它表达出来似乎也不得要领。如果要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互相陷入了对方，我们陷落得那样迅速、遥远，以至于任何力量都不能拦住我们。我不得不又一次使用隐喻。但这也许无关紧要。因为不管我能不能表达出来都不会改变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事实上，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吻，我怀疑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吻了。

4

这天晚上我就睡到了索菲的床上，从那以后，我就再也离不开它了。我白天回到自己的住处去工作，但每天晚上都到索菲这里来。我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为晚餐采购食物，替本换尿布，清理垃圾什么的——我这辈子还从未与他人如此亲密地生活在一起过。几个月过去了，一直让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像这样过日子，我发觉自己居然还真有一手。我和索菲就像是天生一对，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能干了，感到她使我变得比以前更好了。范肖就这样把我们撮合到了一起，也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不是他的失踪，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欠了他的人情债，可是除了为他的作品出把力，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回报他了。

我的文章发表了，看来是达到了期待的效果。斯图尔特·格林在电话里说这是一次“极大的促进”——我对此的理解是，他现在觉得接受这部作品更安全了。这篇文章引起人们对这本书的普遍关注，出版范肖的作品似乎不再是一种冒险了。然后《永无之乡》问世了，各种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叫好，有些文章更是吹得出格。这是一个人所渴求的一切。这是每一个作家都梦寐以求的童话，我承认连我自己都有点惊诧。想不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现实世界里。出版后没几个星期，销售额就大大超过了预期。第二个印次马上开机了，报纸和杂志都投放了广告，接着平装本出版公司也买了版权，将于第二年再版。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一本商业标准的畅销书，或是索菲凭借这本书成了百万富婆，只是考虑到范肖作品的严肃性和难度，以及背离大众口味的类型，如此火爆的销售形势已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成功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故事到此就该结束了。那年轻的天才作家去世了，而他的著作却流传于世，他的名字将在今后的岁月里被人记住。他童年时的朋友搭救了那年轻美丽的遗孀，从此以后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一切似乎都已圆满完成，只剩下最后的谢幕了。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个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只是一个楔子，是对进入故事正题之前的一切的简要概括。如果没有更多的事的话，那就什么都不会有了——因为我根本不会把它写下来。只有黑暗才有让人向这世界敞开心扉的力量，每当我想到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就置身于黑暗之中。尽管写下这一切需要勇气，但我也明白这是我唯一的逃遁机会。但是我怀疑是否还有机会，即使我勉力道出了真相。没有结局的故事只能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置身其中意味着直到你死去，你扮演的角色才能退场。我只希望，我要说的这些终会结束，我能在黑暗中找到一个出口。我将这种希望定义为勇气，但是否有理由抱有希望，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大约在那几部戏剧公演三个星期后，我像往常一样在索菲的公寓过夜，早上我去上城自己的住所处理一些事务。我记得好像要完成一篇关于四五本诗集的文章——是那种挺没劲的大杂烩式的评论——我很难集中精神。我的思绪从桌上那些书上游离开去，每隔五分钟左右，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前一天，我从斯图尔特·格林那里听到了一个奇怪的说法，我总忍不住要去想它。据斯图尔特说，人们开始议论事实上并没有范肖这个人。有传闻说是我虚构了他，设了一个谜局，实际上这些书都是我自己写的。对此，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阵大笑，用俏皮话回答说，莎士比亚那些剧作也没有一部是他自己写的。但认真思考过后，我不知道听到这种传闻自己是应该感到受辱还是受宠若惊？人们不相信我说的是真话吗？为什么我要不辞辛苦去创建一个完整的作品体系，而又不愿因此得到赞誉呢？再说——人们真的认为我确实能够写出像《永无之乡》这样的作品吗？我意识到范肖的手稿全部出版之后，我完全有可能以他的名义另行炮制一两本书——我自己来写，以他的名义发表。当然，我不打算这样做，只是这个想法，使我产生了某种奇特而迷人的念头：一个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些作家选择隐身于某个假名的背后，且不说那位作家有没有真实的生命。我突然想到，我应该会喜欢用别的名字发表作品——为自己创建一个虚构身份——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想法这么有吸引力。一个想法把我引向另一个想法，等到我想明白了，我发现大半个上午都消磨过去了。

大约十一点半——这是开邮箱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我会乘电梯下去看一下邮箱里有没有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一天之内最扣人心弦的时刻，我发现自己总是不能镇定自若地去看它。人们总希望会有好消息等在那里——一张不期而至的支票，一份工作邀请，一封没准能改变我的生活的信件——时至如今，这种心理预期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弄得我每次都要急匆匆地拉开邮箱。这是我的一个隐秘空间，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处只属于我的地方。它把我和世界上其他地方联系在一切，它那神奇的黑暗里有一种使事情发生的能量。

那天只有一封信。那是一只未标明发信人的白信封，盖着纽约邮戳，没有回信地址。上面的笔迹我很陌生（我的名字和地址都用大写字母写在上面），我甚至猜不出这是谁寄来的。我在电梯里就打开了信封——就在这时，往九楼去的途中，整个世界向我压顶而来。

“别因为我写信给你而生气，”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冒着引起你心力衰竭的危险，我想最后跟你说一句——谢谢你所做的一切。我知道你是值得托付的人，而事情的结果甚至比我想象得更好。你做得不可能再好了，我欠你太多的人情。索菲和孩子将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正因为如此，我才能问心无愧地生活。

“我不想在这里向你解释我的行为，虽然我给你写了这封信，但还是想让你继续把我当成个死人。最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你收到了我的消息。我不想被找到，透露这事情只会带来不值当的麻烦。最要紧的是，什么都不能告诉索菲。让她和我离婚吧，然后，尽快跟她结婚。我相信你会这样做的——我会为你祝福。孩子需要一个父亲，而你是我唯一能托付的人选。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非并失去了理智。我作出了一些必要的决定，虽然有人会为此痛苦，但离去是我所做过的最好也最仁慈的事情。

“在我失踪七年之后的那一天，将是我去世的日子。我已经作了自我判决，不会再听取任何诉求。

“我请求你不要来找我。我不想被发现，我认为我有权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度过余生。我不喜欢采用威胁的手段——但我别无选择，只能给你这个警告：如果你奇迹般地发现了我的行踪，那我只能杀了你。

“我很高兴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我从来都不敢对这样的情形有一丁半点的奢望。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写书属于另一种生活，现在再想到这件事，我的内心已静如止水。我永远不会索要这笔钱——我很高兴把这一切留给你和索菲。写书是一场困扰了我很久的疾病，但现在我已经康复了。

“尽管放心，我不会再来联系你了。你现在跟我没关系了，我祝你长命百岁生活幸福。每件事情都像现在这样真是太好了。你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继续做你自己。至于我，那就另当别论了。祝我好运吧。”

结尾没有签名，随后的一两个小时里，我试图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一个恶作剧。如果是范肖的信，为什么他不签上自己的名字呢？我坚持把这一点作为恶作剧的凭据，拼命寻找理由来否认眼中的事实。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一点一点地迫使自己面对现实。这里把签名给漏了可能会有许多理由，而我越想越清楚地觉得这封信的的确确就是范肖的真迹。一个搞恶作剧的人会特别留心不要忘记名字，但真正的人不会想那么多：只有那种没想骗人的人才会出现如此明显的遗漏。而且，信的末尾有这样一句话：“……继续做你自己。至于我，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是不是意味着范肖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毫无疑问，他现在在用另外一个名字生活着——但他过得怎么样——以及在哪里呢？也许，纽约的邮戳是某种线索，但也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一个用来遮蔽他的行踪的错误信息。范肖向来处事谨慎。我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推敲着，试图找到一处突破口，从字里行间窥出一些蛛丝马迹——可是毫无结果。我最后只能放弃，把信塞进写字台抽屉里，承认自己完全晕头转向了，一切对我来说都不一样了。

最使我烦恼的，我想，是我自己的愚蠢。现在来回顾这整个过程，我发现所有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摆在我的面前——早在我第一次与索菲见面时。多年来范肖一部作品也没有出版，然后他嘱咐妻子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怎么处理（与我联系，让我负责出版他的作品），然后就一走了之。所有的一切都一目了然。那个人想远走高飞，然后他走了。有一天起床后，他就那么离开了怀孕的妻子，而且因为她相信他，因为她想不到他竟会这样做，所以她只能认为他已经死了。索菲就这样哄骗自己，可是处于这样的境况，很难看出她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我却不能这样来为自己开脱。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通盘考虑过这件事。我和她一起陷了进来，欣然接受了她对事实的误读，随后就根本不再去想它了。真是死有余辜。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应该把这个秘密告诉索菲，给她看看这封信，但我还是做不到。我太害怕了，对她的反应实在难以把握。我执拗地对自己说，保持沉默是保护她的唯一途径。知道范肖抛弃了她，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她会为发生的事情而责备自己，而我不希望看到她受这样的伤害。然而，这高尚的沉默背后，还有着另一种出于惊慌和害怕的沉默。范肖还活着——如果我让索菲知道这一点，这个事实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想到索菲可能会要他回来，这可让我受不了，我没有勇气冒这番风险去发现真相。这也许是我所有行为中最大的失败。如果我对索菲对我的爱有足够的信心，我会愿意冒任何风险。但当时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于是我就按照范肖的要求去做了——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我把秘密锁在心底，学会了管住自己的舌头。

又过了一阵，我向索菲求婚了。我们在这之前谈过这事，但这一次我不再只是说说而已，我清楚地向她表明了我是认真的。我意识到这不太符合我的性格（缺乏幽默感，死板），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的状况，我感到必须马上把问题解决。当然，索菲觉察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但由于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原因，所以她把这理解为一种激情迸发——一种紧张狂热的男性表现，急切地渴望着他最想要的东西（这倒也没错）。好的，她说，她愿意嫁给我。难道我真认为她会拒绝我吗？

“还有，我要收养本，”我说，“让他跟我姓。他长大后把我看作父亲，这很重要。”

索菲回答说她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这是唯一合理的方式——对我们三人来说都是这样。

“我想尽快结婚，”我接着说，“越快越好。在纽约，要等一年才能离婚——那太长了，我不能忍受等那么长的时间。可还有其他地方呢。阿拉巴马、内华达、墨西哥，上帝知道那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度假，等到我们回来时，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嫁给我了。”

索菲说她喜欢这种说法——“不受限制地嫁给我”。如果这意味着要去某个地方待上一阵，她会去的，她说，她会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毕竟，”我说，“如今他走了一年多了，几乎有一年半了。要等七年才可以正式宣布一个人的死亡。事情已经发生了，生活还得继续。只要想想：我们彼此相识几乎有一年了。”

“更确切地说，”索菲回答，“你在1976年11月25日第一次走进这个家门。再过八天就整整一年了。”

“你记得真清楚。”

“当然记得清楚。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们坐飞机去阿拉巴马的伯明翰，是11月27日走的，12月的第一个星期回到纽约。那个月的11日，我们在市政厅结了婚，事后我们和二十来个朋友一起喝得酩酊大醉。我们那天晚上住在广场酒店，第二天早上叫了客房早餐服务，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带着本一起飞往明尼苏达。18日，索菲的父母在他们家里为我们举行了婚宴，24日晚上，我们欢度了挪威圣诞节。两天后，索菲和我离开了那个冰雪之地，到百慕大玩了一个半星期，然后回明尼苏达来接本。我们计划回到纽约后尽快找一处新的公寓。飞机起飞后大约过了一小时，在飞越宾夕法尼亚西部某个地方时，本把尿撒到了我腿上。当我把裤子上那块湿漉漉的地方指给他看时，他大笑起来，拍着两只小手，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第一次叫了我爸爸。

5

我一头扎进了当下。几个月过去了，渐渐地，我似乎觉得自己挺过来了。这是一种在散兵坑里的生活，但索菲和本一直和我在一起，而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只要我记住别抬头看，危险就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在2月份搬到了河滨大道的一幢公寓里。在搬家和随后安顿的过程中，我们忙乱地度过了仲春，我几乎没有机会去想到范肖。如果说那封信还没有彻底从我脑子里消失，那也不再有什么威胁了。我现在安安稳稳地和索菲待在一起，我想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连范肖也不能，连范肖亲自现身也做不到。或者可以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这样的信念就会出现在脑海中。我现在明白我是在多么愚蠢地哄骗自己，但我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知道真相。就定义而言，思考是某种你意识到的东西。事实上，我从来就没有停止去想范肖，那几个月里，他日日夜夜都在我内心蛰伏着，只是当时我没有察觉。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思考，那么可以说你是在真正地思考吗？也许，我是被魂灵附身了，甚至是着了魔——但问题是没有任何征兆，没有迹象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我的日常生活非常充实。几乎没有察觉到我的写作比以前少了。每天早上我不必起来就去工作，由于索菲和本在这套房子里与我一起生活，要找个借口避开写字台并非难事。我的工作安排越来越懈怠了。不再是每天九点整就准时开工，有时候我一直磨蹭到十一点或是十一点半才到自己的小房间去。另外，索菲就在家里，对我也是一个持续的诱惑。本白天还要小睡一两次，在他睡觉的那段安静时间里，我很难不想到她的身体。通常我们会在那段时间里做爱。索菲对这事和我一样饥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房子被慢慢地色情化了，成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性爱的领地。底下的世界翻腾到上面来了。每个房间都留下了自己的记忆，每个角落都在召唤着不同的瞬间，即便是在平静的日常生活里，比如说，地毯上某块特别的地方，或者某扇门的门口，也能发现性爱的踪影，确切说都不再是原来那样东西了，而是成了某种感觉，成了我们色情生活的一种回声。我们陷入了一种情欲悖论。我们对彼此的需求是无穷无尽的，越是得到了满足，需求也就越多。

时不时的，索菲会说起要找个工作，但是我俩都不觉得那是一件紧迫的事。我们的钱足以维持生活，甚至还可以攒下不少来。范肖的下一本书《奇迹》已经在编了，根据合同拿到的预付款比上次《永无之乡》的还多。按照斯图尔特和我的安排，他的诗集将在《奇迹》出版六个月以后推出，然后出版范肖最早写成的那本小说《黑暗降临》，再以后是所有的剧作。从3月份《永无之乡》的版税开始，随着支票一张接一张到来，所有的经济问题一扫而光。就像其他似乎正在进行的事情一样，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我的生活一直是在艰难中仓促对付，手忙脚乱地一篇接一篇炮制那些毫无价值的文章，如果之后一两个月的日子能有着落，就已经要暗自庆幸了。烦恼已经根植于我的内心，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细胞，我几乎不知道不用为煤气账单发愁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了。现在，搬出自己的房子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不用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一天早上，当我坐在写字台前苦苦思索着一篇文章的结尾，搜肠刮肚地寻找词句时，渐渐意识到我已经有了重新选择的机会。我可以放弃这样的生活重新开始。我不必再写那路文章了。我可以改行做点别的，去做那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这是拯救自己的机会，我想，除非我是个傻瓜才不去抓住这个机会呢。

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每天早上走进自己的小房间里，但什么都做不成。理论上说，我觉得自己是有灵气的，每当我不工作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充满想法。可是一旦坐下来，铺上稿纸，那些想法似乎就不见了。一提起笔，语言就消失了。我开始了计划中的一些写作项目，但没有一个是成立的，我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撇开了。我为自己不能继续工作寻找可以解释的理由。那倒不成问题，很快我就把全部原因都罗列出来了：婚姻生活的调整，父亲的责任，新的写作间还不太适应（似乎太狭窄了），扣着截稿期限写作的旧习惯，索菲的胴体，突然飞来的横财——所有的一切。就这样耗了几天，我甚至冒出了写一部侦探小说玩玩的念头，但后来我的情节推进不下去了，也没办法把所有的细节圆起来。我由着自己的思绪漫无目标地跑起了野马，希望说服自己，无所事事是正在积蓄力量的证明，正是要做成某种事情的征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从书上抄录了几段文字。其中有一段是斯宾诺莎的，我把那段话贴在墙上：当他梦到自己不想写作时，他没有能力梦到自己想写作；当他梦到自己想要写作时，他没有能力梦到自己不想写作。

我有可能走出这个低谷期。我还不确定这是永久性的状态还是临时性的阶段。我的直觉是，我确实一度完全找不到方向，内心绝望地挣扎着，但我不认为这就意味着自己已陷入绝境。我身上正在发生某些事情。我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现在要说出这些变化会导致什么结果还为时过早。这时候，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案自己出现了。如果说“解决方案”这个说法过于堂皇，我可以把它称之为“折中方案”。不管那是怎么回事，我都几乎不加抵制地接受了。我正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阶段，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判断力。这是我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紧跟在第一个错误之后。

一天，斯图尔特和我一起在他位于上城东区的写字楼附近吃午饭。吃到一半，他又提起了有关范肖的传闻，我立刻意识到这回他是真起了疑心。这个话题太吸引他了，他简直没法绕开它。他一脸狡黠，有种已经看穿似的嘲弄，但是我开始怀疑他是想用这架势引诱我向他袒露一切。我跟他兜了一会儿圈子，然后就对这游戏感到厌烦了，就说解释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写一本范肖的传记。我说这话时完全不走心（作为一种合乎情理的建议，并非要暗示什么），但斯图尔特竟觉得这点子太棒了。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开了：当然，当然，范肖之谜的解释，当然，显而易见，当然，最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分钟内，他就把整个事情都想好了。我会写出这本书。等范肖所有的作品都出版之后再推出，我想花多长时间来写都可以——两年，三年，不管多长时间。那必须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斯图尔特说，一本可以与范肖自己的作品媲美的书，不过他对我很有信心，他知道我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个建议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只把它看作一个玩笑。但斯图尔特是认真的，不容拒绝。考虑一下吧，他说，然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我依然心存疑虑，但出于礼貌我只能告诉他我会考虑的。我们商定到月底给他最后的答复。

晚上我和索菲商量这事，但因为我不能跟她实话实说，这场谈话对我来说没多大用处。

“你自己决定，”她说，“如果你想写的话，那就写好了。”

“这不会让你感到烦心吗？”

“不。至少我不这么想。我早就知道，迟早会有一本写他的书。如果注定会有这样一本书，那么你写总比别人写要好些。”

“我不能不写到你和范肖那一段。也许会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有那么几页就够了。只要你来写，我就一点也不担心。”

“也许吧，”我说，不知道怎么说下去，“难题在于，我拿不准，我要不要这样把自己深深地牵扯进范肖的事情里。也许现在该让他淡出我们的视线了。”

“你决定吧。但事实上，你来写这本书肯定要比别人好。这本传记不必全都照实写，你知道。你不妨写一些更有趣的事。”

“比如说？”

“我说不上，或许有什么更私人、更引人入胜的东西。你俩之间友情的故事。其中落在你自己身上的笔墨也可以跟他一样多嘛。”

“也许吧。至少这也是个主意。可是我不大理解你怎么会这么淡定。”

“因为我已经嫁给了你，而且我爱你，这就是原因。你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支持的。毕竟，我不是瞎子。我知道你一直在为自己的写作而苦恼，有时候我感到这好像是我的错。也许这事可以让你重新起步。”

我一直暗自指望着索菲替我拿主意，以为她会反对，以为这事我们谈过一次之后就到此为止了。可是结果恰恰相反。我把自己逼到了死角里，突然失去了勇气。晃悠了几天之后，我给斯图尔特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答应写这本书。这又给我带来了一顿免费午餐，此后我就要靠自己了。

讲出真相是不可能的。范肖必须死，否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义了。我不仅要把那封信撇一边去，而且还得装着从来没有那回事。我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心知肚明。我从一开始就清楚，我还自欺欺人地投入其中。这本书将是一部虚构的作品。虽然以种种事实为基础，但除了谎言什么都没有。我签了合同，事后我觉得就像是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我反复琢磨了几个星期，寻思着怎么开头。每个生命都是无法被理解的，我一直这样告诉自己。不管有多少材料，不管有多少细节，其本质的东西是不可言述的。讲讲他出生在这里然后去了那里，他做了这个又做那个，他娶了一个女人生了一些孩子，他活着，他死了，他留下了一些著作或者打过仗或者造过桥——都告诉不了我们什么。我们都想听故事，而且我们听故事的方式都和年幼时一样。我们想象着语言之中有真实的故事，为此我们把自己代入了故事里的人物，假装我们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们能够理解自己。这是一个骗局。也许，人生在世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有时我们甚至有一丝对于自己是谁的明悟，但到头来我们都无法自我确证，随着生活的继续，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会变得越来越晦涩难解，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自洽。没有人能越过界限抵达他人——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够抵达他自己。

我回想起自己八年前经历的某些事情，那是1970年6月。那阵子经济拮据，那个夏天看起来也没什么希望，便在哈莱姆找了一份人口调查员的临时工作。我们组大约有二十个人，作为社会调查特别分队受雇去调查那些没有回复邮寄去的问卷的人。我们在阿波罗剧院对面一处积满尘垢的仓库二楼接受了几天训练，掌握了各种复杂的表格和人口调查员的基本礼仪规范，然后就背着红白蓝色的专用背包去附近街区挨家挨户地敲门，找人做问卷，把数据带回来。我去的第一个地方聚集了多家公司总部。门拉开一道缝，一个脑袋探出来（我看见他身后那个毫无装饰的房间里有十几个人在长条桌上处理文件），他们对我彬彬有礼地提出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这个开头似乎给我的工作定下了调子。在一间公寓房里，我和一个父母曾经是奴隶的半瞎女人聊了起来。聊了二十分钟后，她才终于明白我不是黑人，她嘎嘎大笑起来。她心里一直在犯嘀咕，他说，因为我的口音有点不对劲，但她很难相信。这是第一次有白人走进她的家里。在另一套房子里，我找上的那户人家有十一口人，全家人没有一个年纪大于二十二岁。但大多数情况是家里没人。就算他们在家，也不想跟我说话或者让我进去。夏天来了，马路上变得闷热潮湿，只有纽约才会有这么让人受不了的天气。我会很早就开始工作，跌跌撞撞地从这家走到那家，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从月亮上来的人。最后我跟管事的那个人（一个打真丝领带、戴蓝宝石戒指、能说会道的黑人）谈了谈，向他解释了我遇到的问题。这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他团队里的成员每上交一份表格，他就能领到一份钱。我们的调查做得越多，他口袋里的钱就越多。“我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他说，“不过在我看来，如果你勤勤恳恳地做了，感觉不应该那么糟。”

“那就该放弃了？”我问道。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很富有哲理地说，“政府想要填好的表格。他们拿到的表格越多，感觉就越好。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我也知道二加二不等于五。你去敲一扇门，那门不开，可那并不等于里面没人。你可以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我的朋友。毕竟，我们可不想让政府扫兴，不是吗？”

从那以后，这份活计就变得容易多了，但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工作了。我的社会调查变成了案头工作，由调查者摇身一变，成了创造者。每过一两天，我就去办公室领出一大叠新表格，交上我做完的表格，但除此之外我不需要踏出自己的房间一步。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创造出了多少人——肯定有好几百，也许有好几千。我坐在房间里，风扇吹在脸上，凉凉的毛巾搭在脖子上，以最快的手速填写着答卷。我编造着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有六个、八个、十个孩子——洋洋得意地编造那些奇怪而复杂的家庭关系网，采用所有可能的组合方案：父母，子女，堂（表）兄弟姐妹，叔伯，舅舅，七姑八姨，祖父母，养父母，继子女，同父异母或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所有这一切里让我玩得最开心的，是编造名字。我还得不时地约束自己胡编乱造的冲动——那些带着强烈喜剧意味的字眼、那些双关语、那些脏字——但多数情况下我会满足于把自己约束在现实主义的范围内。当我的想象力衰退时，我会求助于某个系列的机械排列：如颜色（布朗、怀特、格林、格瑞、布卢），如总统的名字（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菲尔莫尔、皮尔斯），如小说中的人物（费恩、史塔巴克、狄姆斯代尔、巴德）。我喜欢与天空有关的人名（奥维尔·莱特、阿米莉亚·埃尔哈特），还想到哑剧演员（基顿、兰登、劳埃德），还有一大串棒球名人（基勒伯鲁、曼特尔、梅斯），还有音乐家（舒伯特、艾甫斯、阿姆斯特朗）。偶尔，我也会挖掘出一些远房亲戚或是老同学的名字，有一次，我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颠倒过来用上了。

这完全是一种幼稚的把戏，但我干这事没有一点良心不安。为自己开脱也很容易。那管事的不会在乎这个；那些真正住在表格地址栏里的人们也不在乎这个（他们不想被打扰，尤其不想被一个白小子探听他们的个人信息）；政府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它不知道的事情不会给它惹事，再说它自己已经惹了那么多事了。我甚至为维护自己对编造大家庭的偏好找到了政治理由：贫穷人口越多，政府就越觉得有责任在这方面多投入资金。这是美国特色的死魂灵骗局，我问心无愧。

这是事情的一个层面。但根本原因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也是我的快乐所在。它给了我一种凭空捏造名字、臆造那些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生命的乐趣。这和编造故事角色的做法并不完全一样，这里有着某种更为庄严宏大、更令人不安的东西。每个人都知道故事是虚构的。不管它们对我们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它不是真的，即便它们透露的真相比我们从别处得知的更为重要。与故事作者相反，我的想象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因此在我看来，它们似乎能以真实的方式来影响这个真实的世界，最后它们可能会成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实在别无所求了。

当我坐在桌前叙写范肖的人生时，所有这些往事都回到我脑海里来了。那时，我赋予了上千个臆想的灵魂以生命。现在，事隔八年之后，我却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送进坟墓。我是这场虚拟葬礼上的主祭者和主事牧师，我的职事是说一些得体的言辞，说出每个人都想听的话。这两种行为既对立又统一，是彼此的镜像。但这不能让我聊以自慰。第一个骗局是个玩笑，只是一个年轻人的胡闹，而这第二个骗局却是动真格的，是一件阴暗可怕的事。毕竟，我是在挖掘坟墓，有时候，我会怀疑在挖掘的是不是自己的坟墓。

人生毫无道理可言，我认为。一个人活着，然后他死了，其间的经历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我想起拉雪荷的故事，他是最早来美洲的法国探险队的一名士兵。1562年，让·里保把一部分探险队员留在罗亚尔港（靠近南卡罗莱纳州的希尔顿海德岛），由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德·皮埃拉的人指挥，那是一个滥施淫威的疯子。“他亲手吊死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鼓手，”弗朗西斯·帕克曼写道，“并把一个名叫拉雪荷的士兵流放到一座孤岛上，离堡垒有三里格[*]之遥，要活活饿死他。”阿尔伯特最后被手下起义的士兵干掉了。那奄奄一息的拉雪荷被从孤岛上救出来了。也许有人会以为拉雪荷现在总算平安了，在经受了那么可怕的磨难后，此后他不会再有灾祸了。但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坏运气从来都是无法被战胜、也不受规则限制的，每一刻都在重新开始，都像前一刻那样随时会迎来一个下勾拳的袭击。定居点的情况糟透了。他们没有能力对付茫茫荒野，饥饿和思乡病蔓延开来。他们用几件凑合的工具，想尽办法建造了一艘“可媲美鲁滨逊之舟”的帆船搭载他们返回法国。在大西洋上，又一场灾祸降临了：海上一点风都没有，食物和淡水都耗尽了。这些人开始吃自己的鞋子和皮上衣，在绝望之下喝了海水，连着有人死去。随后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人吃人。“他们抽签决定谁死，”帕克曼写道，“这命运落到了拉雪荷头上，这个曾被阿尔伯特扔在荒岛上差点饿死的人又横遭厄运。他们杀了他，贪婪地把他的肉切了下来。这场骇人听闻的人肉宴使他们一直维持到望见陆地的那一刻，据说，那时他们极度兴奋，无法再把握自己的船舵，任由它顺流漂浮。一艘英国小型三桅船逼近了他们，把他们带上了船，在放下最虚弱的人之后，把其余的囚犯带到了伊丽莎白女王面前。”

我只是把拉雪荷作为一个例子。这就是命中注定，他的命并不见得特别奇特——也许比起许多人还显得平淡些呢。至少他走的是一条直线，这类情况本身还挺少见的，甚至要算是上苍赐福的结果。就一般情况而言，生活似乎总是一下子从这边转向那边，总是推推搡搡、磕磕碰碰、曲曲折折。一个人朝着一个方向行进，中途突然转向，稍作停留，再滑移开去，重新发动。没有什么能预先知悉的事情，我们所到之处总是难免要与初衷大相径庭。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大一时，每天去教室时都要走过洛伦佐·达·彭特的那座半身雕像。我模模糊糊知道他是莫扎特的歌剧剧本作者，但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意大利语教授。这件事与那件事似乎并不相干，所以我决定探个究竟，好奇地想弄明白这人怎么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结果发现，达·彭特曾经历过五六种不同的生活。他1749年出生时名叫艾玛奴勒·科利尼亚诺，是一个犹太皮货商人的儿子。母亲去世后，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天主教徒，并让自己和孩子们都去接受洗礼。年轻的艾玛奴勒早早地显示出日后作为一名学者的潜质，他十四岁时，切那达主教（达·彭特阁下）把这男孩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为他支付了所有日后作为神职人员的教育费用。根据当时的风俗，他改从自己恩主的姓氏。达·彭特在1773年获得牧师职位，成为一名神学院教师，兴味盎然地研习拉丁文、意大利语和法语文学。他除了加入启蒙运动追随者的行列，还与一位威尼斯贵妇过从甚密，他们秘密生下了一个孩子。1776年，他在特雷维索神学院发起了一场公开辩论，提出了“文明进程能否使人类更加幸福”的问题。因为这公开冒犯了教会诫律，他不得不逃走——先是到了威尼斯，后来到了戈里齐亚，再又是德累斯顿，在那里开始了自己作为剧作家的新生活。1782年，他带着一封介绍信去维也纳找萨利埃里，最后被聘为“宫廷戏剧诗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遇上了莫扎特，与他合作了三部歌剧，从而使他的名字成为不朽。可是在1790年，利奥波德二世因土耳其战争而削减了维也纳的音乐活动，达·彭特发现自己失业了。他去了里雅斯特，爱上了一位名叫南茜·格瑞哈尔或者是克瑞哈尔（这个名字至今仍有争议）的英国女人。他们两个人一起去了巴黎，然后又去了伦敦，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那些年达·彭特的音乐创作仅限于为一些不知名的作曲家写少量剧本。1805年，他和南茜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三十三年，曾有一度，他先后在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当店主。八十九岁那年，他死了——是第一批埋葬在新大陆的意大利人之一。一点一点地，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改变了。从年轻时衣冠楚楚的奶油小生，到沉浸于教会与宫廷阴谋的机会主义者，再成为普通的纽约公民，1805年的纽约在他眼里一定就像是世界末日。他从此前种种变成了一个勤奋工作的教授，一个尽责的丈夫，四个孩子的父亲。当他的一个孩子夭折时，据说他悲痛欲绝，一年都没走出过自己家门，这也就是说，到最后，每一个生命都无法被简化成任何东西，除了他自己。也就是说：人生毫无道理可言。

我并不想对任何事情都喋喋不休一番。然而，命由天定，生命的嬗变过程实在令人莫测，似乎只有等一个人死了才能对他盖棺论定。死亡不仅是幸福与否的仲裁者（梭伦语），也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评判人生本身的度量衡。我曾认识一个流浪汉，他说起话来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演员，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酒鬼，满面伤痕，衣衫褴褛，在街上睡觉，不断从我手里讨钱，但他曾是麦迪逊大街一家美术馆的老板。我还认识一个家伙，曾被认为是全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小说家。我遇到他的时候，他刚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万五千美元的遗产，于是就站在纽约街角向路人分发百元大钞。他向我解释说，这是摧毁美国经济体制的计划的一部分。想想发生的事情吧。想想生命是怎样土崩瓦解的。就拿高夫和华莱来说吧，他们两人都是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法官中的一员，王政复辟后便跑到康涅狄格，在一处地窖里度过余生。还有温切斯特夫人，那位来福枪制造商的遗孀，她害怕那些被她丈夫的来福枪杀害的鬼魂前来索命——便不停地扩建自己的住宅，打造出一个曲曲折折、格局复杂的巨大迷宫，这样每天晚上她可以在不同的房间里睡觉以躲避那些鬼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时，她被困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差点饿死，因为仆人们找不到她了。还有那个苏俄文艺批评家M. M.巴赫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入侵苏俄时，他把自己的一部手稿的唯一版本拿来卷烟抽，那是他花了几年工夫写成的一部研究德国小说的著作。他把手稿一张一张扯下来卷烟，每天抽烟用去几张，直到全部用光。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或许，它们也是寓言，但其教益所在，恰恰是因为它们是真实的。

在作品里，范肖表现出了对此类故事的偏爱。尤其是在他的笔记中，不断地复述着那些轶事，其出现的频率之高——越接近末尾越高——让人怀疑范肖是不是在借助这些故事来解读自己。其中很靠后的一则（记于1976年2月，他失踪前的两个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看过彼得·弗洛钦的一本书，”范肖写道，“那位著名的北极圈探险者描写了自己陷于格陵兰岛的大风雪中的情形。孤独中，给养日渐告罄，他决定给自己搭建一个冰屋以躲避暴风雪。许多天过去了。他最害怕的是遭受狼群的攻击——因为听到狼群在他小屋的拱顶上发出饥饿的嚎叫——他需要定期出去，扯开嗓子唱歌来吓退它们。但狂风一直刮个不停，不管他唱得多么响，他能够听见的只有风声。可是，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更要命的话，那就是他的拱顶小屋了。因为弗洛钦开始注意到，这逼仄的藏身之处的墙壁在日益向他逼近。由于外部特殊的天气，他呼出的气息一点一点都冻在墙上了，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墙壁变得越来越厚，冰屋变得越来越小，直至最后，都几乎容不下他的身躯了。这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想想吧，你自己的呼吸把自己封进了一口冰棺材，可在我心里还有比这更刺激的，比如说，爱伦·坡的小说《陷阱与钟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那个人就是自己的毁灭者，而且，毁灭他的正是他赖以求生的东西。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呼吸，肯定活不成，但与此同时，如果一直呼吸下去，他也难以存活。奇怪的是，我记不起弗洛钦最后是怎么逃离绝境的了。但不必说，他确实是逃出生天了。那书名如果我没记错，叫《北极历险记》。已绝版多年了。”

6

那年（1978年）6月，索菲、本和我一起去新泽西去看望范肖的母亲。我的父母已不再是她的邻居了（他们退休后去了佛罗里达），我有多年没有回去了。作为本的祖母，范肖太太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但关系不太好。她对索菲有一股潜在的敌意，似乎暗自把范肖的失踪归咎于她，这种怨怼时不时会从她不经意的话语里流露出来。索菲和我每隔一段合适的时间就邀请她和我们一起吃顿饭，但她很少接受我们的邀请，有时候来了，也总是坐立不安地微笑着，扯着尖利的嗓门说个不停，假模假势地夸着宝宝，阴阳怪气地恭喜索菲，说她是一个多么幸运的女孩，然后就早早告辞，谈到一半突然站起来，说突然想起她在别处另有所约。当然，这也很难怪她。她生活一直不顺，现在基本上更是没什么指望了。她的丈夫死了；女儿经历了长时期精神病折磨，眼下住在疗养院里，靠镇静剂维持正常起居；儿子消失了。她在五十岁上仍是个美人（我小时候，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女人），身边一直不乏错综复杂的风流韵事（那些求爱者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她在纽约大肆购物，还迷上了高尔夫球。范肖的文学成就使她很吃惊，但转过神来，她也欣然认为自己当然有资格生育一个天才。当我在电话里对她说起要给范肖写传记的事时，她似乎非常乐于帮忙。她有许多信件、照片和文件，她说，我想看什么她就给我看什么。

我们是上午十点左右到的，一开始气氛有些别扭，在厨房里喝过一杯咖啡，又长聊了一番天气之后，我们被带到楼上范肖以前住的房间去。范肖太太给我准备的资料相当完备，所有的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摞在范肖用过的桌子上。我被那么多的材料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谢过她的热心相助——而事实上我吓坏了，感觉简直要被这一大堆东西淹没了。过了一会儿，范肖太太下楼陪索菲和本到后院去了（那天挺暖和，阳光灿烂），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记得朝窗口望出去时，正好瞥见裹着连身尿片的本摇摇晃晃地穿过草地，尖叫着指向一只掠过他头顶的知更鸟。我敲敲窗子，索菲转过脑袋朝上看，我向她挥挥手。她闪露微笑，给了我一个飞吻，然后和范肖太太一起转到花坛那边去了。

我在书桌后面坐下来。坐在这个房间里是一件挺可怕的事，我不知道我能忍多久。范肖的棒球手套搁在书架上，里面塞着一个磨损的棒球；书架上下几层全是他孩童时期读过的书；我背后是床，床上还是我记忆中几年前的那床蓝白相间的被子。这是切切实实的证据，是过去世界的遗存之物。我走进了我自己过去的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几乎要把我压垮了。

一堆资料包括：范肖的出生证明，范肖上学时的成绩单，范肖的幼童军[*]徽章，范肖的高中文凭。另一堆都是照片。一本范肖还是婴孩时的照相集；一本是范肖和他妹妹的影集；一本是家庭影集（范肖两岁时在他父亲怀里露着笑脸，范肖和艾伦在后院搂着他们的母亲，范肖和他的表兄弟表姐妹们）。然后是一些零散的照片——塞在文件夹里，夹在信封里，还有散置在小盒子里的：有几十张都是范肖和我的合影（游泳，捉迷藏，骑自行车，在院子里做鬼脸；我父亲背着我们两个；我们留着短发的合影，穿着宽松的牛仔裤，身后是几辆老爷车：一辆帕卡德、一辆迪索托，一辆木板车厢的福特客货两用车）。班级的照片，小组的照片，野营时的照片。赛跑的照片，游戏的照片。在独木舟上的，参加拔河比赛时拉着绳子的。接着，往后翻，有几张最近这些年的照片：那是我从未见过的范肖。他坐在哈佛校园里；在埃索公司油轮的甲板上；范肖在巴黎，在一个石砌喷泉前的留影。最后，是范肖和索菲的一幅合影——范肖看上去一脸沧桑，有些阴沉；而索菲却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只是有些神思恍惚的样子，就像精神无法集中似的。我深深吸了口气，然后，突然间，我哭了起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哭，直到最后一刻，才突然感到泪水涌了出来——我一个劲儿地抽泣，把脸埋在手里呜咽不止。

照片右边的一只盒子里全是信件，至少有上百封，从八岁开始（那是孩子稚拙的笔迹，满是铅笔印和橡皮的擦痕），直到七十年代早期。有些是从大学里写来的，有些是从船上写来的，有些寄自法国。大部分是寄给艾伦的，许多信都写得很长。我立刻明白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信件，毫无疑问比这房间里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更有价值——但我没有勇气在那里阅读。我坐了十或十五分钟，便下楼去找她们了。

范肖太太不希望原件被从房子里拿出去，但她不反对我把这些信件复印下来。她甚至主动提出亲自来做这件事，但我告诉她不必麻烦了：改天我会再来，我会好好处理这些信件的。

我们在院子里吃了一顿便当。本咬一口三明治就跑进花丛里，然后再回来咬一口，再跑过去，他是整个就餐场景中的主角。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准备回家了。范肖太太开车送我们到车站，跟我们三人吻别，流露出比以前拜访时更多的情感。长途巴士驶出五分钟后，本在我膝盖上睡着了，索菲握住我的手。

“今天不太顺心，是吗？”她问。

“差不多是最糟的一天了。”我说。

“想想要跟那样一个女人扯上四个小时可真够受的。我们到那里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也许很不喜欢我们。”

“是啊，我也觉得。”

“但也没什么。”

“单独去那边很难，不是吗？”

“是的。”

“你在重新考虑这事吗？”

“恐怕是的。”

“我不会怪你的。整件事情都变得太恐怖了。”

“我需要再通盘考虑一下。现在，我在开始想我是不是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四天后，范肖太太打来电话说她要去欧洲待一个月，也许现在是时候去关照一下我们的事业了（这是她的原话）。我原来已经打算先把这事拖着再说了，可还没等我想出一个得体的借口推脱，我已经听到自己答应下星期一到她那里去了。索菲不愿陪我一起去，我也不想逼她改变主意。我们两个都觉得一次家庭拜访已经足够了。

简·范肖到公共汽车站来接我，她满面笑容，亲热地跟我打了招呼。从我钻进她车里那一刻起，我就感到这回的情形跟以往都很不一样。她对自己的外表着意作了一番修饰（白裤子，红色丝质上衣，裸露着晒黑的没有皱纹的脖颈），很难不觉得这是在引诱我去打量她，承认她仍是一个美人的事实。更有甚者：她声音里有一种含含糊糊地旁敲侧击的腔调，一种我们是老朋友，因过去的老关系而相当熟稔的意味，碰巧能有独自造访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自由地聊一聊了。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挺令人反感，只在不得不开口时才勉强应付几句。

“你现在可是有个小家庭了，我的孩子。”当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时，她转过头来对我说。

“是啊，”我说，“是有了个小家庭。”

“当然，宝宝挺可爱。真是个小心肝。可也有点顽皮，是不是？”

“他还只有两岁呢。这个岁数的孩子大多都挺顽皮的。”

“当然，可我觉得索菲太溺爱他了。她好像总是被逗得很开心似的，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不反对一家子开开心心，可是稍微管教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索菲跟谁都是这样，”我说，“一个活泼的女人注定是一个活泼的母亲。据我所知，本也没有什么怨言。”

稍作停顿之后，车子又动了，当我们沿着宽阔的商业大道向前行驶时，简·范肖又说：“她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幸运地逢凶化吉。幸运地找到了像你这样的男人。”

“我倒总是觉得恰恰相反。”我说。

“你不必这么谦虚。”

“我没想谦虚。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到目前为止，好运都在我这边。”

她对此笑了笑——一闪而逝，意味深长，就好像把我看作一个傻瓜，却不知怎么偏偏意识到，我不会给她开口的机会。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她家门口，她似乎抛开了一开始的策略。这时候不再提起索菲和本了，换了一副充满关爱的面孔，不停地跟我说她有多么感谢我来写一本关于范肖的书，好像这番鼓励真会产生什么影响似的——那种最高的认同，不仅是对这本书，也是对我这个人。然后把她的车钥匙递给我，告诉我离这里最近的一家影印店怎么走。她说，等我回来时，午餐就准备好了。

复印那些信件花了两个多小时，等我回到她家时已经将近一点钟了。午餐真是准备好了，看上去挺铺张的一顿饭：芦笋、鲑鱼冷盘、奶酪、白葡萄酒，还有全套的餐具。都在餐厅的桌上摆放好了，配以鲜花和显然是最高档的杯盘。我脸上肯定显示出惊讶的神色了。

“我想庆祝一下，”范肖太太说，“你不知道我看到你来这里有多么开心。所有的记忆都回来了。好像那些倒霉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有点怀疑我不在的时候她已经喝过酒了。虽说她言谈举止仍有节制，但声音里无疑带上了某种让人起腻的意味，那颤抖的话音里流溢着前所未有过的热情。我们在桌边坐下时，我提醒自己要留神这个情况。酒不断泻入杯中，当我发现她只顾喝酒却很少吃菜、只是偶尔吃点东西、最后完全不吃了时，我开始预料到最坏的状况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过我的父母和两个妹妹后，谈话转入了她一个人的独白。

“真是奇怪，”她说，“人生真是奇怪。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瞧你，住在隔壁的那个小男孩。你就是那鞋上沾着泥巴在这屋里跑进跑出的小男孩——现在，长成一个大男人了。你是我孙子的父亲，你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你娶了我儿子的妻子。如果十年前有人告诉我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大笑出声的。这就是你最终从生活学到的东西，多么奇怪啊。你简直跟不上事情的变化。你甚至都无法想象。

“你知道吗，你甚至看起来都像他。你们两个一直都很像——像一对兄弟，几乎像是双胞胎。我记得你们小时候，有时远远地看过去都会把你们搞混了。简直分不清哪个是我自己的儿子。

“我知道你有多爱他，多尊敬他。可是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吧，我亲爱的。他连你的一半都比不上。他内心很冷酷。他那颗心完全是死的，我不觉得他爱过什么人——一次都没有，他这辈子从来都没有过。有时看着你和你母亲在后院里——你跑到她面前，伸出胳膊抱住她的脖子，让她吻你——就在那里，在我面前，我从中看到在我自己儿子身上看不到的一切。他从来不让我碰他，你知道。四五岁以后，每次我一挨近他，他就蜷起身子。你可以想象这给一个女人带来了什么感受——她自己的儿子厌恶她？我那时候太他妈年轻了。他出生时我甚至还不到二十岁。想想被那样拒绝你是什么滋味。

“我不是说他有多么坏。他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一个目无父母的孩子。我说什么都没法影响他。他父亲也没辙。他拒绝从我们这里学习任何东西。罗伯特再三尝试，可他从来都没法接近这孩子。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没有感情而惩罚他，对吧？你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就强迫他爱你。

“当然，还有艾伦。可怜的艾伦，受尽了折磨。他对她很好，我们都知道这个。可似乎有点好过头了，结果对她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给她洗了脑。他使她如此依赖他，以至于后来她有什么事情要求助于我们时，事先都要考虑再三。他才是理解她、给她建议、帮她解决问题的那个人。罗伯特和我不过是有名无实的家长罢了。对孩子们来说，我们几乎就像不存在似的。艾伦非常信任她哥哥，最后把自己的灵魂也交给了他。我不想说他是故意的，可我还是不得不承受这样的后果。这个女孩已经二十七岁了，但她的行为举止却还像是十四岁的孩子——这还是她表现好的时候呢。她的内心太困惑、太惊慌失措了。一天她觉得我要害她，第二天，她给我打了三十个电话。三十个。你想都想不出来那是怎么一个情形。

“艾伦是他从来不出版任何作品的根源，你知道。她也是他在哈佛读到第二年就辍学的原因。那时他正在写诗，每隔几星期就寄给她一沓手稿。你知道那些诗是什么样的。几乎没法理解。当然，激情澎湃，充满了豪言壮语和训诫之辞，却又相当晦涩难解，你没准会觉得它们是用密码写的。艾伦会一连几个小时琢磨它们，好像她就靠这个活下去似的，把那些诗当作神秘的信息，直接写给她的神谕。我想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看，她哥哥不在家了，那些诗是他留给她的一切。这可怜的孩子。她当时只有十五岁，可是已经崩溃了。她会来回翻阅那些诗稿，直到纸张变得皱巴巴脏兮兮的，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情况严重的时候，她会在公交车上，走到完全陌生的人跟前，把那些诗稿硬塞到人家手里。‘读读这些诗歌吧，’她这么说，‘这能够拯救你的生命。’

“最后，当然，她就彻底崩溃了。有一天在超市里，她从我身边跑开了，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已经把货架上大罐的苹果汁拿下来砸到地上了。一个接一个地，她的样子极度恍惚，站在一地碎玻璃中间，脚踝淌着血，苹果汁流了一地。真是可怕极了。她完全疯了，三个男人才绑住她，把她带走了。

“我并不是说这事情要完全归咎于她哥哥。但那些该死的诗歌肯定对她没什么好处，对也好错也罢，反正他很自责。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想出版自己的作品了。他去医院看艾伦，我想这是他难以承受的，看见她那个样子，精神错乱，完全疯了——冲着他大吼大叫，指责他，恨他。你知道，这完全是精神分裂，他受不了这个。于是他发誓不出版自己的作品了。这也是某种忏悔，我想，他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吗，以他那种固执而残酷的方式，直到最后。

“那以后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收到他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要辍学了。他不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只是告诉我他已经离校了。亲爱的母亲，云云，所有的言辞都写得很得体也很感人。我离开了学校，因为想帮你减轻经济压力。诸如艾伦的情况、巨额医疗费用，还有可恨的三、四、五，云云。

“我气得要命。一个像他那样的男孩竟然白白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已经离开了。他在哈佛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和船运公司有点关系——我估计他是海员工会的人之类的——他通过那人搞到了海员证。等到他的信寄到我手里时，他已经在得克萨斯州的什么地方了，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我有五年多没见到他。

“他大概每月会给艾伦寄一封信或是一张明信片，但从来都没有回信地址。巴黎，法国南部，上帝知道什么地方，但他要确保我们没办法联系他。我觉得这种做法太可恶了。懦弱又卑劣。别问我为什么会保留那些信。我真后悔没有烧了它们。我本该那样做的。把它们全都烧掉。”

她就这样说了一个多小时，言辞里渐渐充满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显出思维清晰的状态，可是接下来，又喝了一杯酒之后，那些话又渐渐失去了连贯性。她的嗓音有一种催眠的味道。只要她这么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我就觉得什么都不能触动我了。这是一种免疫的感觉，被她嘴里的话保护着。我几乎都没留意她在说什么。我的思绪漂浮在她的声音里面，被这声音包围着，被持续不断的声音托起，随着话语音节的流动、起起伏伏和波动而漂浮。下午的光线穿过窗子移到桌上，在调味瓶上、融化的黄油和绿色的酒瓶上闪闪发光，屋子里每样东西都变得如此灿烂而宁静，我恍惚以为坐在那里的并非我自己的躯体。我在融化，我对自己说，看着碟子里正在软化的黄油，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应该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了，不应该让这一刻溜走，可是直到最后我也什么都没做，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我不会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找什么借口。醉酒只不过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绝对的原因，况且我意识到试图为自己辩护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然而，至少有一种解释的可能。我现在相当确定，这件事情的发生既有过去的影子也有即时的因素，如今时过境迁，我觉得挺奇怪的是，那些往日情怀怎么偏在那天下午涌现了出来。当我坐在那里听着范肖太太说话时，很难不想起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对她的想法。一旦开始，我发觉自己突然把尘封已久的景象翻了出来。那个镜头带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扑面而来：那是8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十三四岁的样子，正透过我家卧室的窗子眺望隔壁的院子，恰好看见范肖太太穿着两截式的红色泳衣走出来，她悠然解下上面半截，背朝日光趴在草地躺椅上。这一切来得非常突然。我正站在自家窗前想入非非，毫无防备地，一个艳丽的女人闯进了我的视野，身子几乎赤裸着，对跟前的我浑然不觉，就像是我把她召唤出来的似的。这幅画面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长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这一幕时时闪过：那是小男孩的性冲动，午夜闪过的绮梦。现在这女人显然是在挑逗我，我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方面，我觉得这场景特别怪异。另一方面，这好像也是自然而然，甚至是合乎逻辑的，我意识到如果不使出浑身解数进行抵御，这件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了。

毫无疑问，她让我对她产生了同情。她对范肖的回忆是那么痛苦，充满了真正不幸的印记，以致我渐渐地对她疏于防范，落入了她的圈套。但我现在还不清楚的是，她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是她早有预谋，还是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她絮絮叨叨的演讲是在有意消除我的警惕，还是一时冲动地触发了真情实感？我猜，她对我讲述的范肖那些事是真实的，至少她自己是当真的，可这还不足以说服我——即便是一个孩子也知道真理也能用于不正当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动机问题。在事情过去将近六年之后，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要说是我有多少魅力让她难以抵挡，那也太牵强了，我也不愿这样自欺欺人。这里面有一种更深刻、更险恶的因素。最近我才开始猜测，她是不是意识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对范肖的恨意其实和她一样强烈。也许，她感受到了我们之间这种默契，也许这种联结只能通过反常的、极端的手段来确证。睡我就像是睡范肖——睡她自己的儿子——而在这黑暗的罪恶中，她再次拥有了他——而这只是为了毁灭他。可怕的复仇。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没资格自称是她的受害者了。要说，那我也是她的共犯。

她开始哭泣后不久，事情就发生了——当她终于精疲力竭，话也说得颠三倒四，放声痛哭时。借着酒劲儿，情绪也上来了，我站起来，走到她的位置上，伸出双臂用抚慰的姿势搂住她。这么一来，我们越过了那道门槛。只是接触就足以激起性欲的回应，这是对另外的身体、另外的拥抱的不由自主的回想，片刻之后我们接吻了，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赤身裸体地躺在她楼上的床上了。

虽说我有几分醉意，却也没醉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程度。只是那点负疚感不足以阻止我。这一刻会结束的，我对自己说，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这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索菲也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就在事情发生时，我才知道远非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事实上，我喜欢操范肖的母亲——但并非是为了寻欢作乐。我沉迷其间，这辈子第一次发现自己干这事时内心毫无柔情。我干她只是出于恨意，把这事变成了一种暴力行为，折磨这个女人，好像要把她碾成粉末似的。我闯入了自身的邪恶之门，正是在这里，我懂得了一件比其余一切都可怕的事：性的欲望也可能是杀人的欲望，当那一刻到来时，一个男人有可能选择死而不是生。这女人要我蹂躏她，我做了，而我发现自己沉浸在残忍的欢愉之中。但即便是在当时，我也知道我只是在将就，她不过是一个影子，我通过她来攻击的是范肖本人。当我第二次进入她时——我俩浑身都是热汗，像噩梦中的怪物一样呻吟着——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我想杀了范肖。我要范肖去死，我将会这样做。我要找到他，杀了他。

我把她留在床上熟睡，自己溜出房间，到楼下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车。半小时后，我坐上了去纽约的长途巴士。在港务局终点站，我走进男卫生间，洗了手和脸，然后坐地铁到曼哈顿上城。走进家门时，索菲正把晚饭摆上餐桌。

7

最坏的情况出现了。有太多的事情要瞒着索菲，我简直没办法面对她。我变得紧张易怒，孤僻冷漠，整天把自己关在写作间里，只想独自待着。很长一段时间里，索菲以我意想不到的耐心容忍着我，但最后她也承受不下去了，夏天过去一半的时候，我们开始争吵，互相指责，为了毫无意义的事情闹个没完。一天，我走进家里，发现她在床上哭泣，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处在毁灭的边缘了。

在索菲看来，问题出在要写的这本书上。只要我停止写作，生活就会变得正常起来。她认为，我太草率了。接下这个项目是个错误，我不必拒不承认这一点。当然，她是对的，但我却一直在反驳她：我已经承诺要写这本书了，我都签过合同了，这时候撒手不干太不光彩了。我没有告诉她的是，我早就不想写这本书了。现在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存在价值就是帮我接近范肖而已，除此之外都与本书无关。这事已经变成了私事，跟写作毫无关系。为这部传记所做的一切调查，我从他的经历中挖掘出来的一切事实，这些看似是为了写这本书而做的一切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我用来寻找他的手段。可怜的索菲。她对我要做的事一无所知——因为我嘴上说的跟我实际着手做的事情并无二致。我在把一个人一生的故事拼凑起来。我采集各种信息，收集相关的姓名、地址、日期，制作一份生平大事年表。我为什么非要这么做，这一点至今仍让我感到困惑。每一件事情都被简化成了一种冲动：找到范肖，和他对话，最后一次与他当面对质。但我永远也没法想象比这更进一步的事情了，永远不可能想象我期望通过见这一面实现什么。范肖在信上说他会杀了我，但这个威胁吓不倒我。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他——在找到他之前，什么都无法解决。这是既定的事实，第一准则，神秘的信念：我承认这一点，只是懒得去多想。

说到底，我想自己并不是真的想杀死他。范肖太太带给我的那种谋杀的幻象没有持续多久，至少没有停留在有意识的层面。时不时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镜头在我脑子里闪过——我扭住范肖，刺中了他，开枪击中了他的心脏——但多年来，也有别人在我心里被这么干掉了，只是我没怎么留意他们。奇怪的也许不是我想干掉范肖，而是有时我会想象是他希望我去杀了他。这样的情形只出现过一两次——是在神志极为清醒的时刻出现的——我可以确信，这才是他写那封信的真实意图。范肖在等着我。他挑选了我来做他的刽子手，他知道他大可放心地让我来完成这份差事。可这恰好是我不想这么做的原因。必须瓦解范肖的力量，而非任其摆布。关键是要向他证明，我不再在乎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把他当作一个死人，即使他还活着。但在我向范肖证明之前，我得先向自己证明，但我需要去证实这件事的这一事实，恰好证明了我依然相当在乎他。对我来说，顺其自然还不够。我必须搅动局势，将事情引入绝境。因为我仍在怀疑自己，所以我需要铤而走险，用最大的危险来考验自己。干掉范肖毫无意义。关键是要找到活的他——然后，把他活生生地甩开。

写给艾伦的信都很有用。这些信不像那些充满玄思却毫无细节的笔记本，一封封都写得非常具体。我感到范肖竭力要使妹妹开心，他讲了各种有趣的事来娱乐她，所以其中的笔墨也远比其他文稿更个人化。比如，这里经常提到的人名——大学里的朋友，船上的同事，还有他在法国认识的人。而且虽然信封上没有回信地址，但信中还是提及了许多地名：贝敦、科珀斯克里斯蒂、查尔斯顿、巴吞鲁日、坦帕，乃至巴黎周边的一些地名，还有法国南部的一个村庄。这些信息足够让我迈出第一步了，我待在房间里，花了几个星期列出了路线图，人名与地名、地名与时间、时间与人名，都逐一对应起来，画出地图和日程表，查询地址，写信。我搜寻着线索，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希望也绝不放过。我的假设是，范肖在其活动路线中肯定有过疏漏——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有过去认识的人后来见过他。这种想法还不能确证是否有效，但这似乎是我着手调查的唯一路径。

大学期间的信件有几分枯燥，却充满诚挚的语调——列述他看过的书，和朋友们的讨论，对宿舍生活的描述——但这些信是在艾伦发病之前写的，他们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语气在后面的信里就不见了。比如写到在船上的生活时，范肖就很少说到他自己——除非他觉得适合作为趣闻轶事来讲述。我们看见他试着适应新环境。他跟一位从路易斯安那来的油泵工在休息室里打牌（还赢了他），在岸上的各种下等酒吧里跟人玩台球（也都赢了），随之又解释说这只是侥幸：“我是因为作好了充分准备唯恐丢脸，所以似乎超常发挥了，我想，是肾上腺素激增的缘故吧。”他还描述了在轮机室加班的劳作：“一百四十度[*]啊，如果你愿相信的话——我鞋子里浸透了汗水，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踩在水洼里似的。”还有在得克萨斯的贝敦拔牙的经历，那回碰上一个喝得烂醉的牙医：“血流得到处都是，牙根的残茬在我牙龈上的窟窿里又待了一个星期。”作为一个没有资历的新手，范肖总是被从一个职位换到另一个职位。每次船回到自己的港口时，都有船员离船回家，于是就有另外的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如果这些新来的伙计先挑了范肖的差事而不是那些空缺，这小子（他们都这么叫他）就该被人挤到别处去了。所以范肖总是不停地换岗，做一个普通海员（刷洗和油漆甲板），做勤杂工（拖地板，铺床，清洗厕所），在餐厅值勤（端送食物，刷盘子）。最后一份活计最累人，却也最有趣，因为船上的生活主要就是围着食物转：单调乏味的生活养成的好胃口，从这一顿吃到下一顿的人，其中一些人对饮食的讲究程度（这帮肥壮的粗人对食物的挑剔堪比十八世纪的法国公爵）简直惊人。但是，范肖一开始接手这活时就从一个老手那里得到了很管用的忠告。“谁的气也不用受，”那人说，“要是哪个家伙抱怨饭菜不好，叫他别吃就是了。要是他还抱怨个没完，就当没听见，最后一个给他上饭。如果这样还不行，你就告诉他下回要把冰水兑进他的汤里。更好的办法是，告诉他你要把尿撒进他的汤里。你得让他清楚谁才是管事的。”

我们看到，那次在哈特勒斯角经过一夜风暴折腾后，第二天早上范肖是怎么伺候船长那顿早餐的：范肖斟上葡萄汁，端上炒鸡蛋，往盘子里摆了烤面包，把盘子包在锡纸里，然后再用毛巾裹上，希望走到通往驾驶台的舰桥上时这盘子别被刮进水里（因为风速保持在每小时七十英里）；范肖爬上舷梯，刚跨出第一步，突然一阵狂风袭来，刮得他脚尖打转——这股强劲的风从盘子底下吹过来，把他两条胳膊向上托起，一直扯过头顶，当时那架势就像是抓着一架原始的飞行器，正要把自己投放到水面上；范肖使出吃奶的劲儿才端住盘子，最后好不容易把它扳回来稳稳地端在胸口，盘子倒是奇迹般的没有滑落，然后他继续费力地一步步往上攀去，走到舰桥那块地方，在四周呼啸的狂风中就像是一个不起眼的侏儒；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走到舰桥那头，走进驾驶室，瞧见胖胖的船长正站在舵轮后面，他说：“船长，你的早餐来了。”那舵手转过脑袋，赏识地瞟了他一眼，心不在焉地说：“谢谢，小伙子，就搁在桌上吧。”

但并不是每一件事都那么让范肖开心。他提到一次斗殴事件（没有具体描述），似乎让他很不安，还有几个他在岸上目睹的丑陋场景。比如说，在坦帕的酒吧里羞辱黑人的例子：一群喝醉了酒的家伙合伙对付一个带着一面大幅美国国旗走进来的黑人老头——他想兜售那面旗帜——这时第一个醉鬼上前去扯开旗帜，说那上面的星星少了几颗——“这旗是假货”——黑人老头不承认是假货，几乎是以哀求的口气，这么一来其他几个醉鬼就都骂骂咧咧地上来帮腔了——后来，那老人被推出门外，倒在人行道上，那些醉鬼还点头叫好，扯了一通让世界变得更安全而不是更民主的事。“我感到耻辱，”范肖写道，“我对自己置身此地而感到羞愧。”

但总的来说，这些信件基本上用的都是比较诙谐的语气（“叫我雷德本[*]”，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看到最后让人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范肖成功地向自己证明了某些事情。这条船不过是一个挡箭牌，一个随机选取的异乡，一种测试自己应对未知事物能力的方式。就像所有的入会仪式一样，生存下来本身就是胜利。他的起步条件也许并非有利——哈佛教育，中产家庭背景——到头来他却把这些都转化成了自己的优势，到了航程的最后，他已经成了船员们眼里的智者，不再是“小子”，而是“教授”，成了船上仲裁纷争的权威（谁是第二十三届美国总统，佛罗里达的人口是多少，谁是1947年“巨人队”左路的外野手），而且大家经常向他咨询一些颇费脑筋的事情。船员们请他帮着填写那些官方印发的表格（税务报表、保险问卷、事故报告），甚至有人还请他代写家信（其中一个叫奥蒂斯·斯玛特的家伙，他替他写过十七封情书，寄给住在路易斯安那州迪多的女朋友苏－安妮）。关键不在于范肖成了众人瞩目的中心，而是他想办法融入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毕竟，真正的考验是要成为和其他人一样的人。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就不必再把自己的与众不同当成一个问题了。他解脱了——不仅摆脱了别人，也摆脱了他自己。最终可以证实的一点是，我想，离开那艘船时，他没有向任何一个人道别。一天夜里，他在查尔斯顿结束了这一切，从船长那里把工钱结了，然后就消失了。两星期后，他到了巴黎。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音讯全无。然后，第三个月里，只有几张明信片。草草地写了几句，明信片背面是那些常见的旅游景点：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再来信时，也是断断续续地，也没写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这时范肖已沉迷于写作了（大量早期的诗歌，《黑暗降临》的初稿），但信中没有提及他的生活状态。这些信让人感到他处于挣扎与矛盾中，拿不准该怎么对待艾伦，既不想失去与艾伦的联系，又不能确定该对她说到什么份上。（事实上，这些信多半都没有被艾伦读到，信寄到新泽西的家里，范肖太太当然会先拆阅了，这些信她得先过滤一遍才能拿给女儿——多半的信，艾伦见都没见过。我想，范肖一定知道这情况，至少会有所怀疑。于是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信其实根本不是写给艾伦的了。最后，艾伦只不过是一种文学手法，是范肖经和母亲联系的媒介。这让她很愤怒。因为即使是在对她说话，他也装出无视她的样子。）大约有一年时间，来信基本集中在客体上（描绘巴黎的见闻，建筑、街道什么的），事无巨细地一一列述其所见所闻，但范肖本人几乎完全不在场。接下来，我们渐渐开始能看到他的一些熟人了，意识到话题在慢慢地转向奇闻轶事——但，这些故事仍然是不具备任何语境的，这使得它们有了一种飘飘忽忽、脱离现实的特质。例如，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位名叫伊万·维斯纳格拉迪斯基的俄罗斯老作曲家，现年将近八十岁了——穷困潦倒，是个鳏夫，独自住在小姐街[*]一处破败不堪的房子里。“我觉得此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了不起。”范肖断言。接下来没有一个字说到两人之间的友情，一点都没有提及他们有过什么交谈。而是笔锋一转，大谈起房间里的那架四分音钢琴，它多排的琴键和庞大的体量（这是五十年前维斯纳格拉迪斯基在布拉格定做的，是欧洲仅有的三架四分音钢琴中的一架），然后，并没有进一步讲述老作曲家的职业生涯，故事转到范肖如何送给老头一台冰箱上边。“上个月，我搬到了另一间公寓，”范肖写道，“因为这边有一个新的冰箱，所以我决定把原来那台作为礼物送给老伊万。就像巴黎的许多人一样，他从来没用过冰箱——多年来他一直把自己的食物储存在厨房的一个小壁橱里。他对这份馈赠似乎相当高兴，我想方设法才把冰箱弄到他家里——请人开卡车帮忙送过去，再一起抬上楼。伊万把这台机器的到来看作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像个孩子似的兴高采烈——但又有些担心，我看得出，好像有点胆怯，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陌生的家伙。‘这太大了，’他老是这么说。我们把冰箱抬到合适的位置上，插上电源，机器启动了——‘噪音太大了。’我一再向他保证他会慢慢习惯的，指出这个现代化设备的一切好处，他的生活将会得到的全部改善。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布道者：无所不知的神父，要向他宣示真正的宗教，以救赎这个石器时代的人的生活。在接下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伊万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冰箱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多大幸福，向我描述他新买来储存在家里的所有食物。接着就开始坏事了。‘我想它可能坏了，’有一天他对我说，声音显得非常懊丧。最上面那个冷冻室显然积满了冰霜，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去掉，他用锤子去敲，不仅敲掉了冰，还把壁内的线圈也给砸坏了。‘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非常抱歉。’我告诉他不必烦恼——我会找个修理工来修好的。电话那头停顿良久。‘哦，’他最后说，‘我想这样也许更好。那些噪音，你知道的。弄得人都没法集中精神了。我跟那个小壁橱都一起生活那么久了，我觉得很舍不得它。我亲爱的朋友，别生气。恐怕像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已经改不了了。等你到了某个年纪，要改变就已经太晚了。’”

接下来的那些信也是这一路的，间接提到一堆人名和各种各样的职业。我估计范肖在船上挣的钱供他花了大约一年，之后他就又得努力赚钱了。有一个时期，他似乎翻译了一系列艺术类著作；还有一段时间，有证据表明他在给几个中学生教英语；有一个夏天，他在《纽约时报》驻巴黎办事处当大夜班的总机接线生（别的不说，那至少表明他的法语已经很流利了）；然后进入了一个有点古怪的阶段，其间他断断续续地给一个电影制片人打工——修改电影脚本、翻译资料、草拟剧本梗概。虽说范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自传性的指涉，但我相信，他在那部《永无之乡》里所描写的某些事情也许可以追溯到最后这段经历（第七章中蒙太格的家；第三十章里弗莱德的梦）。“这个人的古怪之处在于，”范肖写道（那封信中他说起这个电影制片人），“跟有钱人做生意时近乎犯罪（心狠手辣，连蒙带骗），但同时，对那些时运不济的倒霉蛋倒挺和善。欠他钱的人不但很少被起诉或是送上法庭——还有机会为他干点活抵消债务。比如说，他那个司机，是个穷困潦倒的侯爵，开着一辆白色奔驰车到处跑。还有一个老男爵，除了复印文件什么也不用干。每次我去他那幢房子里交稿，总有某个新来的男侍站在墙角，某个衰老的贵族躲在窗帘后面，某个优雅的金融家充当信童。什么都不会浪费。上个月，住在六楼女仆房间的那位前导演自杀了，我继承了他那件大衣——后来就一直穿在身上。那件黑色的长大衣几乎拖到我的脚踝，看着像一个间谍。”

至于范肖的私人生活，只有一点最模糊不清的线索。他偶然提到过一次晚宴聚会，描述过一个画家工作室，不经意地提到过一两次一个叫安妮的名字——但它们之间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却让人一头雾水。然而，这些正是我用得着的东西。通过展开必要的查访，四处问足够多的问题，我想自己最终总能把那些人找到。

除了去爱尔兰（都柏林、科克、利默里克、斯莱戈）那三个星期的旅行，范肖似乎总是待在同一个地方。《黑暗降临》的最后一稿是他到巴黎后的第二年里完成的；《奇迹》写于第三年，其间还写了四五十首短诗。所有这一切都很容易确定——因为范肖在这期间养成了注明写作日期的习惯。他离开巴黎搬到乡下的确切时间尚未弄清，但我相信那应该是1971年6月到9月间的某个日子。那段时间里来信渐渐变少了，甚至笔记本上也只是草草列出了他正在阅读的书籍（雷利的《世界史》和《卡韦萨·德巴卡历险记》）。但是，等到他在乡间别墅安顿下来以后，倒是相当详尽地记述了他是怎么去的那里。那些细节本身并不重要，但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浮现了出来：住在法国时，范肖没有隐藏他是一个作家的事实。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果有什么秘密的话，那也只是对他的家庭而言。他这回肯定是疏忽了——在所有这些信件中仅有这一次他泄露了自己的踪迹。“戴德蒙夫妇是我在巴黎认识的一对美国夫妇，”他写道，“他们明年不能去自己家的乡间别墅住了（他们要去日本）。因为那地方曾被小偷光顾过一两次，所以他们不想让那房子空着——于是给了我一份看管房子的差事。不仅免房租，我还可以使用他们的汽车，而且还能拿点薪水（如果我省着点花就足以维生了）。真是走运了。他们说宁愿付我薪水让我在这房子里写一年东西，也不愿意租给一个陌生人。”也许，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细节，可我偶然在信里看到这一段时，精神大为振奋。范肖短暂地放松了警惕——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过一次，就没理由觉得它不会再次发生。

和写作一样，在乡间居住时他写的信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时候的。到这时，范肖的眼睛已经变得异常敏锐，可以感觉到他心里有一种新的运用语言的可能性，就好像观察与描述之间的距离被缩小了，两种动作几乎可以等同了，合而为一，不可分割。范肖沉醉于乡间的景色，他不断回到这里，没完没了地观赏，没完没了地记录着它的变化。他在这些事物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那些信和笔记本上描述大自然的段落，比起我以前读过的任何篇章都毫不逊色。他居住的那座石头房子（墙壁有两英尺厚）建于法国大革命的年代：一边是一个小葡萄园，另一边是羊群吃草的牧场；屋后有一片树林（喜鹊、白嘴鸦、野猪），房子前面，穿过那条路是一道悬崖，通往一处村庄（人口四十人）。悬崖上，一座倾颓的教堂掩映在灌木和树荫之中，那里曾是圣殿骑士团的领地。金雀花，百里香，矮栎树，红土地，白陶土，密斯托拉风——范肖在其间住了一年多，这地方似乎一点一点地改变了他，把他打磨得更深沉了。我不太想谈论宗教或是神秘主义（那些术语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但从所有这些证据来看，范肖似乎一直独居，很少能见到别的人，甚至很少开口说话。这种苦行僧似的生活在磨练他。独处成了进入自身的通道，一种发现的手段。虽然当时他还很年轻，但我认为这段时期标志着他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了。从那以后，他的作品不再只是有潜力的——而是成熟的，富有成就的，毫无疑问独具一格的。从一连串写于乡间的诗歌（《地基》）开始，然后是剧本和《永无之乡》（这些都写于纽约），范肖达到了全盛状态。我曾在那些字里行间寻找疯狂的痕迹，寻找那些最终自相矛盾的思想——但那里面找不出一丝这样的迹象。范肖无疑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表面上看，他仍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他1972年秋天回到美国时，似乎完全能够控制自己。

最初的一些反馈来自范肖在哈佛的旧识。传记这个词似乎为我打开了许多门径，我在约见大多数人时都没遇到什么麻烦。我见到了他大一时的室友；我还拜访了他的一些朋友；我找到了他曾约会过的两三个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女孩子。但并没有太多收获。所有我见过的人中间，只有一个人提供的情况有点意思。那人叫保罗·希夫，就是他的父亲介绍范肖去油轮打工的。希夫现在是韦斯特切斯特县的儿科医生，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到很晚。我喜欢他所表现出来的真诚（此人短小精悍，头发稀薄，眼神坚定，嗓音柔和悠扬），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不必提示他说什么。范肖曾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非常怀念他们的友谊。“我是一个用功的男孩，”他说，“我很努力、听话，没有太多的想象力。范肖不像我们其他人这样被哈佛吓倒了，我对此感到叹服。他比我们所有人读的书都多——更像是诗人、哲学家、小说家——但学校那些事似乎让他很厌倦。他不在乎成绩，缺课很多，一贯我行我素。一年级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寝室，不知怎么地，他选了我做他的朋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就跟在他后边。范肖对每件事情都有许多想法，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学到的要比从任何课堂上学到的都要多。这是一起严重的个人崇拜，我想——但是范肖帮过我，我不会忘记这一点。是他教会了我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选择。如果不是他，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医生。我转到了医学院读预科，是因为他劝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至今仍对此感激不尽。

“二年级读到一半，范肖告诉我他要退学。我一点也不吃惊。坎布里奇对范肖来说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知道他一直焦虑不安，一心想要离开。我跟我父亲说了这事，他和海员工会有些关系，便为范肖在船上找了个工作。整个安排非常周密，范肖很快办妥了所有的证明，几个星期后就离开了。我只接到过几次他的消息——各地的明信片。嗨，你好吗，诸如此类的话。这并没有让我不开心，我很高兴能为他做些事情。但后来，所有的好感都成了对我的迎头痛击。大约四年前的一天，我在市区走过第五大道时，遇见了范肖，就在那条街上。看见他我真是高兴坏了，简直是又惊又喜，可他几乎连话都不肯和我说。好像他已经忘了我这个人。非常生硬，近乎粗鲁。我只好把自己的地址和电话硬塞到他手里。他答应会来电话，但当然根本就没打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很受伤。这狗娘养的，我对自己说，他以为他是谁啊？他甚至都没告诉我他在干什么——避开了我的问话就匆匆走开了。大学时代到此为止了，我想。友谊到此为止了。我的嘴巴苦涩得要命。去年，我妻子买了他的一本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我知道这很幼稚，但我根本没有勇气打开它。就摆在书架上积灰。很奇怪，不是吗？每个人都说那是一部杰作，但我一眼都不想看。”

这是我得到的最明晰的说法。油轮上的海员们也说到一些事，但基本上没有我用得上的。比如说，奥蒂斯·斯玛特，记得范肖替他写的情书。我在巴吞鲁日和他通上电话后，他就开始大谈特谈那些情书，甚至还引用了范肖编的一些词句（“我亲爱的光芒闪烁的小脚趾”“我的扁南瓜女人”“我那迷得七颠八倒的淘气包”，等等），一边说一边笑。最该死的是，他说，那名叫苏－安妮的女人在跟他鱼雁往来的那段时间里，一直在跟别人鬼混，他返乡那天，她就对他宣布说她要嫁人了。“就像，”斯玛特又说，“我去年在老家偶然碰见苏－安妮时一样，她现在得有三百磅了。看上去完全是一个肥嘟嘟的卡通女人——穿着橘黄色紧身裤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一大堆半大小子跟在她后边起哄。我见了这样子就大笑起来，真的——想想那些信吧。范肖那小子真是把我玩惨了。一想起他就会想起他给我编的这种词，笑得我像只猴子似地直打滚。这事情可真是太糟糕了。真不想承认那小伙子这么年轻就咽气了。”

杰弗瑞·布朗，现在是休斯敦一家餐馆的大厨，曾在船上做厨师助手。他记忆中的范肖是一个对他相当友善的白人船员。“那可真不容易，”布朗说，“那艘船上尽是一些红脖子，他们都一见我就朝我吐口水。但范肖不管别人怎么想，就是跟我好。到了贝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我们就一起上岸喝酒泡妞什么的。我比范肖更熟悉那些城镇，我告诉他，要是想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不能去那些普通水手的酒吧。我知道去那种地方会遭什么罪，我可不想惹麻烦。没问题，范肖说，我们一下船就去黑人区，完全没问题。大多数时候，船上的日子过得挺平静——没有什么我对付不了的。可是突然来了个刁钻的家伙，他在船上只待了几个星期。那家伙名叫卡特伯斯，不知道你信不信，他叫罗伊·卡特伯斯。是个加油工，一个愚蠢的白鬼子，最后被轮机长给炒了，因为发现他压根儿不懂发动机。为了获得这份工作，他在加油工资格考试里作弊了——如果你想让船爆炸就请这家伙留下好了。卡特伯斯是个笨蛋，又贱又笨。他手指关节上文了字——右手四个指头各文了一个字母：L-O-V-E；左手再文四个：H-A-T-E。你一见这种疯疯颠颠的玩意儿就想离它远远的。这家伙有一次跟范肖吹牛说他是怎么度过星期六晚上在亚拉巴马老家的周末的——坐在两州交界的坡道上，朝汽车开枪射击。这家伙还挺逗的吧，不管怎么说。那时他一只眼睛就有点毛病，老是充满血丝看不清东西。可他还要吹个没完。说是有天飞进去了一块碎玻璃搞的。在塞尔马，他说，一个扔向马丁·路德·金的瓶子。不用说，这个卡特伯斯可不是我的哥们儿。他总是瞪我，一边叨叨咕咕，一边还在那点头，但我没搭理他。这样过了一阵子。然后他又跟范肖来这套，那嗓门实在太大，范肖不能不注意了。他停下手里的活，转向卡特伯斯，问，‘你说什么？’那卡特伯斯狂妄自大地说什么，‘我正琢磨着你跟这黑鬼什么时候结婚呢，甜心。’嗬，范肖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一副斯文的样子，是个真正的绅士，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那样的结果。就像电视上的绿巨人一样，范肖突然变成了一头野兽。突然他就发火了，我是说他勃然大怒，像是要发疯了。他一把揪起卡特伯斯的衬衫把他顶到墙上，始终把他抵在那里不松手，嘴里呼出的气直往他脸上喷。‘不准再说这种话，’范肖说着，眼睛里冒出火来了，‘不准再说这样的话，不然我就杀了你。’该死的，不管你相不相信，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真会杀了那家伙的，卡特伯斯也心知肚明。‘开个玩笑嘛，’他说，‘不过是个小玩笑。’事情就这样了结——快得不得了。整个事情不超过一眨眼的工夫。两天后，卡特伯斯就被炒掉了。也算是他走运吧。要是他再待下去，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我收到了几十份类似的陈述——不管是来信，电话里的交谈，还是面对面的采访。搞了几个月，手里的材料每一天都在增加，简直是在以几何级数增加，衍生出越来越多的交际网，一连串的交互关系最后竟成了独立的生命。这是一个渴望无限膨胀的有机体，最后我发现没有什么能阻止它扩张成世界本身。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相关，然后反过来又跟其他的生命有联系，很快这种链接就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无穷无尽的关联。我听说了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小镇上的胖女人；我听说了一个手指上纹了字母、名字狗屁不通的疯狂的种族主义者；我听说了几十个以前从没听说过的人，而每一个人都是范肖生活的一部分。那当然也好，也许，你可以说这么多材料证明我已达到了某种成功。毕竟，我是一个侦探，我的工作就是要找出线索。面对成千上万随机的信息，指向的成千上万条错误的路径，我必须找出一条能够引领我直抵目标的路径。到目前为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还没有找到。他们这些年都没有见过范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没法怀疑他们告诉我的每一件事情，也没有对他们每个人进行调查，我只能假定他们说的都是真话。

归根结底，我想，是方法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范肖的事我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但所有这些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突破性的启示，也没有推翻我对范肖固有的了解。或者不妨换个说法：这个我了解的范肖并不是我要寻找的那个范肖。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种断裂，一种突然的、难以理解的断裂——我从各种不同的访谈对象那里得到的回答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到最后，他们那些说法只不过是在证实已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范肖如何友善啦，范肖如何残忍啦——那些陈年旧事我早已烂熟于心。我要找寻的是某种不同的东西，甚至我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东西：完全非理性的行为，根本不符合个性的事情，与范肖失踪前的每一件事情都矛盾的东西。我一直试图跃入那个未知之境，可是每一次着陆时，都发现自己仍是落在本土，四周环绕着最熟悉的事物。

我走得越远，可能性就越小。这也许不是坏事，我说不上来。至少我知道，每失败一次，要探寻的地方就减少了一处。几个月过去了，我都不愿意承认有那么长时间了。2月和3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寻找奎因，就是曾为索菲工作过的那个私家侦探。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找不到他的踪影。他好像不在这一行里混了——不在纽约，也不在其他任何地方。有一阵我查验了一些无主尸体的报告，问过一些在市政停尸所干活的人，还试图找过他的家人——但一无所获。万不得已，我都想雇用另外一个私家侦探去找他了，但想想还是拉倒了。眼下这一个失踪者已经够我忙活的了，我想。后来，一点一点地，我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找遍了。到了4月中旬，只剩下最后一处了。我等了几天，期望着会有好运降临，但什么也没有发生。于是在21日早上，我终于走进了一家旅行社，订了一张去巴黎的机票。

我打算星期五启程。星期二，索菲和我一起去买电唱机。她的一个妹妹要搬来纽约，我们想把自己那台旧的电唱机作为礼物送给她。我们想了好几个月要换一台电唱机了，这回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可以买一台新的了。所以我们星期二去了市中心，买了东西，然后打了辆出租车弄回家了。我们把新机子搁在原来老机子的位置上，把老机子塞进新机子的包装盒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聪明办法。凯伦预计5月来纽约，眼下我们可以把这玩意搁到什么看不见的地方。这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像纽约所有的公寓楼一样，房间里能搁东西的地方实在有限，我们好像已经把所有的角落都塞得满满当当了。卧室里那个壁橱也许还能有点指望，但里边地上早已堆满了纸盒——三个深的，两个高的，四个宽的——上边的搁架也没有空地方了。这些纸箱里装的都是范肖的物品（衣服、书和其他一些零碎东西），从我们搬进来起就一直搁在那里。当索菲清理她的旧房子时，我俩都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些东西才好。我们不想让自己的新生活困在对范肖的回忆中，可是把这些玩意扔掉似乎又不妥。装进纸盒里算是一种折中办法，后来我们似乎把这些东西给忘了。它们成了家庭景观的一部分——就像是起居室地毯下开裂的地板，就像是我们床头上方墙上的裂纹——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是不可见的。现在，当索菲打开壁橱门朝里面一看，她的心情陡然大变。

“够了！”她说着，蹲倒在壁橱前。她一把推开挂在那些纸盒上方的衣服，拨开衣架，恼火地挪走窝成一团的衣物。这阵猝然的怒火，似乎是冲她自己而不是朝我而来的。

“什么够了？”我问。我站在床那一头，看着她的背脊。

“所有这一切，”她说着两手还在衣服堆里扒拉着，“范肖和他那些盒子。”

“这些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坐到床上，等她回答，但她什么也没说。“你想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索菲？”

我又问。

她转过身面对我，我看见她眼睛里噙着泪花。“如果这壁橱不能用的话那要它干吗？”她问道，她的声音在颤抖，有点失控了，“我是说他已经死了，不是吗？如果他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留着这些东西……这些”——她打着手势在找合适的词——“垃圾。这就像是跟一具尸体生活在一起。”

“你想怎么处理？我们今天就打电话叫救世军[*]来好了。”我说。

“现在就打电话。趁我们还没有改变主意。”

“我会打的。不过，我们先得把盒子打开来，整理一下里面的东西。”

“不，我希望马上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出去。”

“衣服可以这么处理，”我说，“可那些书籍我想留一下。我一直想列出一个书单，我还得看看那些书上的批注。给我半个小时就行了。”

索菲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你什么都不明白，是不是？”她说。然后，她站了起来，眼泪终于流下来了——孩童般的眼泪，直刷刷地从她脸颊上淌下来，她好像没有意识到似的，“我没法再和你对话了。你总是听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索菲。”

“不，你没有。你以为你是这样，可其实没有。你难道没看清吗？你在让他起死回生。”

“我在写书啊。仅此而已——不过是一本书。但如果我不认真对待这事，怎么能够完成它呢？”

“不止是这样。我知道的，我能感觉到。如果我们两个想要继续下去，他就必须得死。难道你不明白吗？就算他活着，他也得去死。”

“你在说什么呀？他当然是死了。”

“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如果你再这么弄下去的话。”

“可你也赞成我做这事。是你要我写这本书的。”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亲爱的。我太害怕会失去你了。真要这样，我可受不了。”

“事情就快结束了，我保证。这趟旅程是最后一步了。”

“然后呢？”

“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不知道会怎么样，直到结果出现才知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

“你可以和我一起去。”

“去巴黎？”

“去巴黎。我们三个一起去。”

“我不会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去的。你自己去吧。至少，如果你回来的话，那就是因为你想要回来。”

“你说‘如果’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意思。‘如果’就是‘如果你回来的话’。”

“这你可以放心。”

“但我还是不放心。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我就要失去你了。”

“别这么说，索菲。”

“我忍不住要这样说。你好像已经消失了。我有时觉得我能看到你正在从我眼皮底下消失。”

“胡思乱想。”

“你错了。我们就要走到头了，亲爱的，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就要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8

在巴黎，情况在我看来变得更奇怪了。这里的天空似乎比纽约更显真切，更加变幻莫测。我发现自己被这种变化深深吸引住了，头一两天，我一直在观察天空——坐在旅馆的房间里，琢磨着云层，期待着某种变化。这里的云层带有北方的特点，那些梦幻般的云朵一直变来变去，一会儿聚集在苍茫的大山上，匆匆落下一阵雨点，然后飘散开，接着又聚集在一处，徐徐掠过太阳，折射出变幻不定的光线。巴黎的天空有其自身的规律，跟底下的城市并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说那些建筑物看起来是如此坚固，稳如磐石，坚不可摧，那么天空就显得辽阔而无所定形，随着纷纷扰扰的变化而变化。第一个星期，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完全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旧世界的城市，跟纽约一无相似之处——纽约天气变化不大，街上总是闹闹哄哄，云层呆板无趣，建筑物颇具侵略性。我背井离乡，突然间真有些不知身处何方之感。我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了，至少每隔一个小时就得提醒自己一次来巴黎的初衷。

我的法语不怎么好也不算太烂。我能听懂别人说的话，但自己开口就有点困难，有时候，甚至绞尽脑汁也说不出最简单的单词。但这还是让我获得了几分快感，我相信——体验作为一连串声音的语言，滞留在语义表层却抓不住内在的涵义——但也很疲惫，使得我被封闭在自己的思维之中。为了搞懂人家说的意思，我得暗暗地先把每个单词翻译成英文，这就意味着即使我听明白了，我理解到的东西也是有偏差的——事倍功半。一些细微的差别，一些潜意识中的联系，一些言外之意——对我来说都被损耗了。最后，就算说我错失了所有也不为过。

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推进。我花了几天时间才开启了调查，不过一旦找到了第一个，其他人就接踵而至。当然，也有不少失望的事。维斯纳格拉迪斯基已经死了；范肖教过英语的学生我一个也没找到；那个雇用范肖的《纽约时报》办事处的女士几年前就离职了。这样的事情都在意料之中，但我依然耿耿于怀，因为我知道哪怕是最小的缝隙也有可能是致命的。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留白，画面上的空白，不管我把其他地方填得多满，疑问将一直存在，这就意味着这项工作将永远不能真正划上句号。

我和戴德蒙夫妇谈过，和那位范肖曾为他工作过的艺术图书出版商谈过，和那个名叫安妮的女人（原来，是他的一个女友）谈过，也跟那个电影制片人谈过。“都是些零活，”他用带俄语腔的英语对我说，“他干的就是这些。翻译、脚本梗概、为我妻子代笔写些小文章。他是个聪明的男孩，可是太犟了。非常精通文学，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想给他个演戏的机会——甚至主动提出送他去学下部片子里用得上的击剑和骑马。我喜欢他的模样，觉得他会有出息的。可他没兴趣。我还有别的事要做，他说。诸如此类。那也没什么关系。那部电影赚了好几百万呢，我会在乎一个男孩愿不愿演吗？”

我到这里来是有事要办，可是坐在这男人位于亨利马丹大道上的一幢宏伟的公寓里，等着他在接电话的空当里讲上一句话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不需要再听他说什么了。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而此人显然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待下去听他说，我也许会得到更多的细节，更多相关的情节，但那不过又是一堆无用的笔记而已。我佯称要写一本书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渐渐忘记了我的目的。够了，我对自己说，有意识地重复着索菲的话，已经够了，这时，我起身告辞了。

重点是现在没人盯着我了。我不必像在家里那样装模作样了，不必给自己弄出那么多忙不完的工作来糊弄索菲了。把戏结束了。现在我终于可以把这子虚乌有的传记撇到一边去。在过河走回我住的旅馆的那十分钟里，我感受到了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愉快。事情被简化了，最后归结为如此明晰的单一问题。但是，当我沉浸在这种想法之中时，却意识到这情形事实上有多么糟糕。我现在已经走到头了，可我还是没法找到他。我一直在找的那个错误还从来没有浮出水面。眼下没有头绪，没有线索，无迹可寻。范肖被埋在了什么地方，他的整个人生也被一起埋葬了。除非他想被人发现，否则我不可能有一丁点机会。

然而，我还在朝前推进，试图把事情做到最后一步，做到山穷水尽为止，抓住最后几次访谈机会不顾一切地挖掘下去，在见完每一个要约见的人之前绝不停手。我该给索菲打电话了。一天，我甚至都已经到了邮局，排队等着接通国际长途，但我还是没打这个电话。我现在时不时地就会词不达意，我害怕在电话里会变得不知所措。说到底，我想对她说什么呢？后来我给她寄了一张印有劳莱与哈迪[*]照片的明信片作为替代。我在背面写道：“真正的婚姻从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讲。看看背面这一对吧。足以证明任何情形都有可能，不是吗？也许我们应该恢复理智了。至少，记得在我回来之前把壁橱清理好吧。拥抱本。”

我在第二天下午见了安妮·米肖，我们约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拉鲁盖咖啡馆见面，我进去时，她好像有点吃惊。她跟我说到的范肖那些事都无关紧要：谁吻了谁，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等等。接下来同样的话题又扯了一会儿。但我要说的是，一开始她一时没反应过来，是因为她把我误认成范肖了。只是一闪而过，如她所说，然后就消失了。当然，以前也有人说过我们两个长得挺像，可从来没有像这样发自内心，带来这么直接的冲击。肯定是我脸上有所反应，因为她很快就向我道歉了（好像她做错了什么事似的），在后来那两三个小时的谈话中，她又几次回到这个话题上——有一次她甚至自相矛盾地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你看上去并不是很像他。肯定是因为你们都是美国人的缘故。”

可是，我总觉得心神不安，不禁有些心惊肉跳。有什么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再也不能控制它了。我内心的天空变暗了——这一点可以肯定；地面也在颤抖。我发现自己很难静坐，也很难移动。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我似乎置身于另一个空间，忘却了自己身处何地。思维停止在世界开始的地方，我不断这样告诉自己。但自我也在这个世界上，我回答自己，同样地，思维也来自于这个世界。问题是我已不能够给出正确的区分了。这永不可能是那。苹果不是橘子，桃子不是李子。你能用舌头尝出它们的区别，然后你就知道了，就像是从心里知道的一样。但是，我开始觉得每一件事物尝起来都一样。我不再感到饥饿，我再也没办法让自己开口吃东西了。

至于戴德蒙夫妇，那就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范肖不可能找到比他们更合适的赞助人了。我在巴黎见过的所有那些人里，这对夫妇是最友善最仁慈的。他们请我去他们家喝一杯，还留我在那里吃晚饭，然后，当我们吃到第二道菜时，他俩竭力劝我去看看他们在瓦尔的别墅——就是范肖住过的那个地方，不必匆匆逛一趟就回来，他们说，因为他们8月之前都不会去那里。对于范肖和他的创作来说，那里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戴德蒙先生说，毫无疑问，如果我能亲眼去看一下的话，对我要写的书将大有裨益。我不可能不同意，我的话刚一出口，戴德蒙太太马上就拎起电话，用她那精确而优雅的法语作好了安排。

我在巴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于是我坐上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对我来说，寻踪的线索就到头了，我走向湮没的南行之旅。不管我心里存着什么幻想（范肖重返法国的微小可能；他在同一个地方躲藏两次的不合逻辑的想法），等我到了那里，一切希望都烟消云散了。房子是空的；没有住人的迹象。第二天，在察看楼上的房间时，我偶然见到范肖写在墙上的一首短诗——但我早就读过这首诗了，落款的日期是1972年8月25日。他再没有回来过。我觉得就连这么想一下都显得挺蠢。

没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我花了几天时间和附近的居民聊天：附近的农民，找村里的居民和小镇周边的人们。我把范肖的照片拿给他们看，装作是他的兄弟，但感觉更像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私家侦探，手里抓着一根救命稻草的小丑。有些人还记得他，有些不记得了，还有一些拿不准的。那都没什么区别。我发现南方口音的法语简直没法听懂（带那种卷舌的小舌音和末尾的鼻音），我几乎连一个字都听不懂。我见过的所有那些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在范肖走后和他有过联系。那是跟他住得最近的邻居——一个佃户，就住在这条路下去一英里外。这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四十来岁，身上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脏。他那房子阴冷潮湿，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十七世纪的建筑，似乎是单身一人住在那里，只有那条松露犬和一把猎枪陪着他。他显然为自己曾是范肖的朋友而感到自豪，为了证明他们的关系有多亲密，他给我看了范肖回美国后寄来的一顶白色牛仔帽。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这顶帽子还在原来的包装盒里，显然还从来没戴过。他说他要把这顶帽子留到合适的场合戴，接下来就开始发表让我头痛不已的政治性的长篇大论。革命就要来了，他说，革命一来，他就要去买一匹白马和一挺机关枪，戴上他的帽子，骑马冲到镇上主街，把所有战时跟德国人勾结过的店主都射死。就像在美国一样，他说。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扯了一大通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事。可这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插话说，试图打断他。不，不，他坚持说，如今还是这样。难道我不知道第五大道的枪战吗？难道我没听说过阿帕切人[*]的事吗？这种争论毫无意义。为了替自己的无知作辩护，我告诉他我住在另一个地区。

我在那座别墅里又待了几天。我的打算是只要有可能，就什么都不做，休息一下。我累坏了，在回巴黎前，我需要找个机会重整旗鼓。一两天过去了。我漫步穿过田野，走到树林那边，坐在户外阳光下阅读译成法文的美国侦探小说。这本该是一种极好的疗愈：留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任凭思绪随意飘荡。可是这一切并非真的有效。这幢房子里并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到了第三天，我发现自己并不是单独待在那里，我永远不可能单独待在这地方。范肖在这里，不管我怎么努力不去想他，都摆脱不了。这是意想不到的，让人心烦。现在我已经不想找他了，他却变得比之前更有存在感了。整个过程都被逆转了。在花了几个月寻找他以后，我觉得仿佛自己才是那个被找到的人。我不是在寻找范肖，事实上，我反而是一直在逃离他。我为自己策划这本书——这部虚假的传记，没完没了的弯路——不过是想把他赶走，一种让他离我越远越好的诡计。如果我能说服自己我是在找他，那么他一定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遥不可及的远方，我有生之年无法抵达的地方。可我一直都弄错了。范肖恰恰就在我所在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在这里。从他第一封信送达的那一刻，我一直费力地想象他，想看清楚他的样子——但我的意识中总是一片空白。至多也只是一种贫乏的想象：一间锁闭的屋子。在这个范围内：范肖独居一室，处于神秘的幽禁中——也许还活着，也许还有气息，正做着上帝才知道的梦。这屋子，我现在发现，就在我自己的脑壳之中。

从那以后，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在我身上。我回到巴黎，但我一回去就发现自己在那里已无事可做。我不想去拜访我之前见过的那些人，也没有勇气回纽约。我变得百无聊赖，成了一件不会动弹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我失去了与自己的联系。如果我还能够对这段时间说出些什么，那也只是因为还有一些可靠的书面证据。譬如，我护照上面的签证印章，我的飞机票，我的旅馆账单，等等。这些东西向我表明，我在巴黎逗留了一个多月。这和记忆大相径庭，尽管我知道这是真的，但还是觉得不可能。我看着事情的发生，我在不同地方邂逅自己的形象，但都隔着一段距离，就像是在看别人一样。这些感觉完全不像是记忆，因为记忆总是固守在内心的；而是超越我的感知或触碰的所在，超越任何与我有关的事情。我失去了一个月的生命，直到现在，我还是很难承认这件事，内心充满了羞愧。

一个月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崩溃。那些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无法连缀到一起。我看见自己一天夜里醉醺醺地倒在大街上，站起身子，踉踉跄跄地朝一根灯柱走去，然后吐得满鞋都是。我看见自己坐在影剧院里，灯亮着，我看着周围的人群，却再也想不起刚才看过的是什么片子。我看见自己晚上游荡在圣丹尼斯街上，随便找了个妓女和她睡觉，我脑子里火爆地闪动着各种躯体，没完没了的裸露的乳房、裸露的大腿、裸露的屁股。我看见自己的阴茎在被舔吸着，我看见自己和两个互相拥吻的姑娘在一张床上，我看见一个身躯巨硕的黑女人伸开两腿坐在浴盆里清洗下体。我不会试图说这些都不是真事，不能说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只是没法解释。我把自己的脑子操出了脑壳，把自己灌醉在另一个世界里。但如果这样做是为了消灭范肖，那我的胡闹算是成功了。他走了——我也随之而去。

然而，在我心里，结局很清楚。我没有忘记它，我很幸运能记得那么多。整个故事就这样一路下来到了结尾，如果当初脑子里没有这个结局，我就不可能着手写这本书。以前写的两本书，《玻璃城》和《幽灵》，也是这样。这三个故事说到底是同一个故事，只是每一个故事都代表了我在不同阶段对它的感知。我不会宣称自己已解决了任何问题。我只是暗示，当我再也不怕去面对所发生的事情时，那一刻就到来了。如果形成了叙述，那也只是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接受它们，被它们驱使着，去往它们想要我去的地方。但这也并不意味着那叙述有多么重要。长期以来，我努力挣扎着要告别某些事情，这种挣扎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故事并不在叙述之中，而是在挣扎之中。

一天夜里，我发现自己待在皮嘉尔广场近旁的一家酒吧里。“发现”这个词是我故意要这么用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到了那里，一点都想不起怎么进去的。那是这一带众所周知的宰人黑店中的一家，里边坐着六个或八个姑娘，你有机会和其中的一个姑娘坐在一张桌子上，买一瓶贵得吓人的香槟酒，这时候如果你有那个意思，那就可能谈妥一个价码，然后到隔壁旅馆里去开房。这场景一开始似乎是我跟那个姑娘坐在桌旁，侍者送来了插在冰桶里的香槟。那姑娘是塔希提人，我记得，她的模样很漂亮：顶多十九或是二十岁的样子，身材娇小，穿着白色网眼裙，没有穿内衣，横竖交错的网眼绷在她光滑的棕色肌肤上。这效果简直春意诱人。我记得她圆圆的乳房在钻石状的网眼中暴露无遗，我俯身去吻她时她那柔滑的脖子。她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可我坚持叫她法雅薇[*]。我跟她说她是从泰比族中被放逐出来的，而我就是赫尔曼·麦尔维尔，一个美国水手，不远万里从纽约跑来拯救她。她对我说的这些完全是一头雾水，但她一直保持着微笑，毫无疑问她觉得我疯了，泰然自若地听我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胡说八道，我笑时她也笑，允许我吻她的任何部位。

我们坐在一处僻静角落，从我的位置望出去，整个房间一览无余。人们进来又出去，有人朝里边探一下脑袋就离去了，有的站在吧台边喝了一杯就走人，有一两个人像我一样走向一张桌边。大约十五分钟后，一个年轻人走进来了，显然这是个美国人。我看他有点紧张的样子，好像以前从未来过这种地方，但他的法语好得让人惊讶，他用流利的法语在吧台要了一杯威士忌，便和旁边一个姑娘攀谈起来，这时我看出他是有意要坐一会儿了。我一边从自己这狭小的角落里打量他，一边伸手在法雅薇大腿上不停地抚摸，摩挲着她的脸，但他在那里站得越久，我就越心烦意乱。他个子挺高，运动员似的身量，亚麻色头发，举止大方，有点孩子气。我猜他的年龄在二十六七岁左右——也许是研究生，要不就是在巴黎的美国公司工作的年轻律师。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但他身上有些我很熟悉的东西，让我无法移开双眼：一道电光石火，一种古怪的认知突触。我试图从他身上想起一些名字，把他挪到往昔的岁月，从人际关系缠绕的线团中寻找头绪——可是毫无结果。他什么人都不是，我对自己说，终于放弃了。这时，出乎意料地，通过一连串混乱的推测，我又扯进了一个名字，结束了这番思索：如果他什么人都不是，那么一定是范肖。我被自己这个玩笑逗笑了。总是留意着我的法雅薇也跟着笑了。我知道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但我还是又说了一遍：范肖。又重复一遍：范肖。我念得次数越多，念这个名字就越让我开心。每当名字从我嘴里出去，我就跟着爆发出一阵大笑。我被这个词的发音迷住了；说得嗓子都哑了，渐渐地，法雅薇被我弄糊涂了。她也许以为我在谈及某种性行为，开着某种她不理解的玩笑，但我一再的重复就渐渐让这个词丧失了它的意义，她开始觉得听上去有点像是恐吓了。我看着房间对面那人，又喊了一遍范肖。我的快感无以名状。我为自己这虚妄的断言而狂喜不已，庆贺自己刚刚赋予自己的新权力。我是一个超凡入圣的炼金术士，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世界。这人是范肖，因为我说他是范肖，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甚至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在法雅薇耳边轻声说道我马上就回来，从她美妙的怀抱抽身而出，从容地走向吧台边那个假范肖。我模仿着最地道的牛津腔，说：

“嘿，老朋友，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他转过来，谨慎地看着我。脸上挂着的笑容慢慢变成了皱眉。“我认识你吗？”他最后问道。

“当然认识啦，”我兴高采烈地大声叫嚷着，“我叫麦尔维尔。赫尔曼·麦尔维尔。也许你看过我的书。”

他不知道是该把我看作一个喝多了的醉鬼呢，还是一个危险的精神病人，脸上显露出困惑的表情。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困惑，我太享受这种感觉了。

“嗯，”他终于说话了，挤出一丝微笑，“我也许看过一两本。”

“一定是那本写鲸鱼的。”

“是啊，是那本写鲸鱼的。”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我说着兴奋地点着头，然后抱住他的肩膀。“那么，范肖，”我说，“这个季节你来巴黎做什么来了？”

困惑又回到他脸上。“对不起，”他说，“我没听清这名字。”

“范肖。”

“范肖？”

“范肖。范——肖。”

“好吧，”他松了口气，咧嘴笑了，突然又恢复了镇定，“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你把我跟别人给搞混了。我的名字不叫范肖。我叫斯蒂尔曼。彼得·斯蒂尔曼。”

“没问题，”我回答说，又稍稍搂紧他的肩膀，“如果你想把自己叫作斯蒂尔曼，我看也不错。说到底，名字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范肖。你进来时我就知道了。‘这就是那个该死的家伙，’我说，‘不知道他上这地方来干吗？’”

这时，他开始对我失去耐心了。他把我的胳膊从肩膀上挪开，身子往后一缩。“够了，”他说，“你弄错了，我们到此为止吧。我不想再跟你说话了。”

“太迟了，”我说，“你的秘密暴露了，我的朋友。你现在瞒不过我了。”

“别再烦我了，”他说着，第一次露出恼怒的神色，“我不想跟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说话。别来烦我了，不然你会有麻烦的。”

酒吧里其他那些人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但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已经相当明显，我感到自己正在众人目光的注视中，可以感受到周围那种躁动不安的情绪。突然，斯蒂尔曼似乎有些惊慌。他朝吧台后面一个女人瞟了一眼，忧虑地看看自己身旁的女孩，冲动地决定这就走人。他把我往边上推开，朝门口走去。本来他要走就让他走算了，但我不。我刚刚热了身，不想就这么把自己的激情浪费掉。我回到法雅薇的桌旁，掏出几百法郎往桌上一搁。她假装生气地撅起了嘴。“这是我兄弟，”我说，“他脑子不太正常。我得去找他。”[*]于是，她伸手拿过钱，我朝她抛了个飞吻，转过身，匆匆而去。

斯蒂尔曼在街上飞快地走着，就在我前面二三十码的地方。我跟在他后面，怕被发现不敢太靠前，但也不能让他走出我的视线。他不时地回头看一眼，好像猜到了我会跟在他身后，但我觉得他都没看见我，直到我们走出这一带，离开了人群喧闹之处，穿过塞纳河右岸僻静而幽暗的中心地带。这个遭遇使他大受惊吓，他活像是在逃命。当然，这也不难理解。我就是那种我们最害怕的东西：从隐蔽处蹿出来的挑衅的陌生人，从我们身后捅来的刀子，飞驶而来一头撞死我们的汽车。他逃离的选择可没错，但他的恐惧却只会煽起我的情绪，刺激我对他紧追不舍，使我更加疯狂地不依不饶。我没什么打算，没想过要做什么，但我毫不犹豫地跟着他，明白自己整个生命都维系于此。这里要强调的是，我到现在为止都是完全清醒的——没有摇晃，没有醉意，脑子绝对清醒。我意识到自己这行为太吓人了。斯蒂尔曼不是范肖——我知道。他是一个随意选中的目标，完全无辜且茫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我兴奋不已——它的随机性，纯粹偶然带来的眩晕。这毫无道理可言，而正因为如此，这便成了最合乎情理的事情。

这时街上唯一的声音就是我们的脚步声。斯蒂尔曼又回过头来，终于看见了我。他加快了脚步，几乎是在小跑。我在后面追喊：“范肖！”接着又喊：“太迟了。我知道你是谁了，范肖。”然后，跑到了另一条街上，喊道：“都结束了，范肖。你再也跑不掉了。”斯蒂尔曼一声不吭，甚至懒得转过身来。我还想跟他说话，但他现在已经跑起来了，如果我再这样叫喊，只会减慢我的步速。我不再冲他嚷嚷了，只是紧紧追着他。我不知道我们跑了多久，似乎有几个小时。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我差点就跟不上他，差点跑不动了。我迫使自己跑过一条黑黢黢的街道，忍住疲惫与不适，还是盯着他狂追，不让自己停下。在我追上他之前很久，甚至是在我知道自己会追上他之前很久，我就感到自己好像灵魂出窍了。我想不起还能用什么别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觉。我再也感觉不到自己了。生命的感觉从我身子里流了出来，那里只剩下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感，一剂甜美的毒药在血液中涌动着，那是一股无法抗拒的虚无的味道。这是我死亡的时刻，我对自己说，我这就要死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追上了斯蒂尔曼，从背后扭住了他。我们一起摔倒在人行道上，两人都被撞得哼哼唧唧。我已经使尽了身上全部力气，现在我气喘吁吁，无力护着自己，筋疲力尽，简直不能动弹。这时一句话也没有。我们在人行道上扭打了几秒钟，但他后来挣脱了我的钳制，之后我就束手无策了。他开始用拳头狠狠捶我，用鞋尖踢我，拳打脚踢地把我从头到脚痛扁一顿。我记得自己试图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我记得浑身疼痛难忍之下终于晕厥过去，那有多痛以及我多么不愿再感受到它。但这一阵痛扁应该没有持久太久，因为我再也想不起别的情形了。斯蒂尔曼几乎把我撕成了碎片，他刚一结束，我就昏死过去了。我还记得起自己在人行道上醒来时，很惊讶当时仍然是晚上，但情况就是这样。其他的一切都结束了。

此后的三天，我躺在旅馆床上不能动弹。令我惊讶的不是身上痛得那么厉害，反而是这种痛居然没能要我的命。等我意识到这一点，已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了。在某一时刻，我躺在床上，看着百叶窗合上的叶片，明白自己终于活过来了。活着的感觉很奇怪，几乎有些不可思议。我的一根手指被掰断了；两边太阳穴划开了口子；甚至呼吸起来都痛。但不知怎么的竟没伤着要害之处。我还活着，我越想越不理解。这似乎不太可能，我就这样被放过了。

就在那天夜里，晚些时候，我给索菲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我要回家了。

9

现在，我已经接近结局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但这要以后才会发生，尚在三年之后。在这期间，还有许多麻烦，许多戏剧性的变化，但我觉得那都不是我想要说的故事。我回到纽约后，索菲和我分居了将近一年。她已对我心灰意冷，而最终我经历了数月的煎熬总算让她回心转意了。用此时此刻（1984年5月）的观点来看，只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值得重视的。相比之下，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只不过是顺便一过。

1981年2月23日，本的弟弟出生了。我们给他取名保罗，为了纪念索菲的祖父。几个月后（7月份）我们搬到了河对岸，租了布鲁克林一幢褐砂石公寓顶上的两个楼层。9月，本上幼儿园了。我们全家去明尼苏达度圣诞节。我们回家时，保罗已经能自己走路了。本，已渐渐地将他纳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说弟弟的成长全是他的功劳。

至于范肖，索菲和我再也不说起他了。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默契，我们越是不提他，就越表明彼此间的忠诚。我把斯图尔特·格林预付的稿酬退回去了，正式停止了那部传记的写作，那之后我们只提到过他一次。就是我们决定重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而且是以严谨务实的方式。范肖的小说和剧本仍在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益。索菲说，如果我们还想维系这个婚姻，那我们就不能花这些钱。我同意她的意见。我们去找别的赚钱门路，把那些版税作为信托基金留给本——以及之后的保罗。最后，我们决定雇用一个文学代理人来管理范肖作品的事务：受理剧本演出，涉及作品重印的谈判，处理各种合同事宜，诸如此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该做的事情我们都做了。如果范肖还有力量毁灭我们，那也只是因为我们希望他这么做，因为我们希望他毁灭我们。这就是我从来都不告诉索菲真相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真相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的力量就在我们的沉默中，我无意打破这种沉默。

可是，我知道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我在巴黎最后那一个月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而我也逐渐接受了。接下来的事情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不可避兔的，与其再否认它、自欺欺人地说我可以摆脱范肖，我试图让自己作好准备，以待任何事情的来临。我相信，正是这种任何事情的力量，使得这个故事难以言述。因为当任何事情可能发生时——恰好也就是语言开始无能为力的时刻。范肖有多么无法规避，就有多么无迹可寻。我学会了接受这一点。我学会了与他共存，就像与我自己的死亡共存。范肖本人并没有死——但他就像是死亡，在我心中扮演着死亡的象征。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巴黎的崩溃，我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点。我没有死在那里，可那已经非常接近了，有那么一瞬间，也许是有那么几个瞬间，我体会到了死亡，我目睹了自己的死亡。这种邂逅是无法祛除的。一旦发生过，就一直会发生；你将它共度余生。

那封信在1982年的春天早早地来了。这回盖的是波士顿的邮戳，语气比上次更为简明扼要，更带有一种紧迫意味。“不能再拖下去了，”信上说，“必须跟你谈一谈。波士顿，哥伦布广场9号，4月1日。事情都在这里了结，我保证。”

要找个借口去波士顿，我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事实证明这比我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虽然我坚持不让索菲知道任何实情（感觉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起码的事情），但我也不知怎么的不想再说谎，即使这是必需的。两三天里没有任何进展，最后只能编出一个蹩脚的谎话说是要去哈佛图书馆查阅资料。我甚至都想不出假装要查什么资料。我想，就说自己要写一篇什么文章，就怕其中出什么差错。重要的是索菲没有反对。好吧，她说，尽管去吧，诸如此类。我的直觉是她在怀疑发生了什么事，但也只是一种感觉，没有必要去作什么猜测。就索菲的话而言，我宁可相信她没有藏着什么。

我订了4月1日的早班火车。我出发的那个早上，保罗五点钟之前就醒了一会儿，爬上床和我们睡到一起。过了一个小时，我强迫自己醒来，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透过朦胧的光线打量着索菲和孩子——伸展着四肢，安然自适，他们是我的归宿。本在楼上的厨房里，已经穿上衣服，一边吃香蕉一边画画。我给我们两个炒了一些鸡蛋，告诉他我要坐火车去波士顿。他想知道波士顿在什么地方。

“离这儿大概两百英里的地方。”我说。

“像太空那么远吗？”

“如果你直接向上的话，就近多了。”

“我想你应该到月球上去。火箭飞船比火车更好。”

“我会坐飞船回来的。他们每星期五有波士顿到月球的航班。我到了那边就去订个座位。”

“好啊。那你就可以告诉我月球是什么样了。”

“如果我找到了月亮石，我会给你带来一块回来的。”

“那保罗呢？”

“也给他一块。”

“那就不用了。”

“怎么啦？”

“我不想要月亮石。保罗会把石头搁进嘴里，那会把他噎住的。”

“那你要什么呢？

“一头大象。”

“太空里没有大象。”

“我知道，可是你不是去太空啊。”

“是的。”

“我敢说波士顿一定有大象。”

“也许你说得没错。你想要一头粉红色的大象还是一头白色的呢？”

“要灰色的大象。一头大大的胖胖的褶皱很多的大象。”

“没问题。这可是最容易找到的。你想让我把它包起来装在盒子里，还是用绳子把它牵回来呢？”

“我想你该骑回家来。你坐在大象上，头上戴着王冠，就像一个国王。”

“是什么国王呢？”

“是小男孩们的国王。”

“那我得有一个王后了？”

“当然，妈咪就是王后。她会喜欢的。也许我们该把她叫醒告诉她。”

“别这样。我还是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更好些。”

“好主意。她没看到的话是不会相信的。”

“是啊。我们不想让她失望。万一我找不到大象呢。”

“噢，你找得到的，爸爸。别担心。”

“你怎么会那么肯定呢？”

“因为你是国王。一个国王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一路上都在下雨，火车到达普罗维登斯时甚至有点要下雪的迹象。在波士顿，我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步行走了两三英里。大雨将至，街道阴沉沉的，我走到南城时，几乎没看见什么人：一个醉鬼，一群半大孩子，一个打电话的男人，两三条流浪的野狗。哥伦布广场是一处由十或十二幢房子组成的街区，面朝一个与主干道相分割的鹅卵石安全岛。9号是这一带最破旧的一幢房子——跟旁边其他房子一样，也是四层的楼房，但墙体已经倾斜，门道里用几块木板支撑着，砖砌的外墙也已破烂不堪。然而，这房子还是给人一种庄重、坚实的感觉，墙缝里依然流露着十九世纪的优雅。我想象着里面宽敞的房间和高耸的天花板，还有舒适的凸窗窗台，石膏装饰塑像。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结果是我根本进不了前厅。

门上有一个锈迹斑斑的金属铃锤，中间有一个半球状的把手，当我转动那个把手时，它发出了一种听上去像是干呕的声音——一种低沉的、好像裹着什么东西的声音，没传出太远。我等着，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又转了一下那个门铃，还是没人来应门。然后，我试着用手推了一下，原来门没锁——推开了门，我犹豫了一下，进去了。前厅空荡荡的。我右边是楼梯，桃花心木的扶栏和原木阶梯；左边是一道合上的双开门，里面应该是客厅；前面还有一道门，也关着，也许通往厨房。我想了想，决定上楼去，正要上去时，听到双开门后面有些动静——隐隐传来一阵轻叩，跟着是一阵我无法判断的声音。我从楼梯上转过身瞧着那道门，等着声音再度响起。什么也没有。

沉默许久。这时，耳语似的，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在里边。”它说。

我朝那门走去，耳朵贴在双开门的中缝上：“是你吗，范肖？”

“别用这个名字，”那声音说，这回更清晰了，“我不许你用这个名字。”发出这声音的嘴就在门内，正对着我耳朵的中缝后面。我们只隔着一道门，我们贴得这么近，我感到那些话就像直接灌入我脑袋里了。这像是贴着一个人的胸膛听他的心跳声，像是在摸一个人的脉搏。他不说话了，我能感觉到透过门缝呼出的气息。

“让我进去，”我说，“打开门，让我进去。”

“我不能开门，”那声音回答，“我们只能这样谈话。”

我拽住门把手，气急败坏地摇晃着门扇。“开门，”我喊道，“把门打开，不然我就把门砸了。”

“不行，”声音说，“这门一直是锁闭的。”直到这时我才能肯定里面是范肖。我希望他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可我太熟悉这声音了，不可能是别人。“我站在这里，拿着枪，”他说，“正对着你。你要是破门而入，我就开枪。”

“我不相信。”

“听好了，“他说，我听见他从门边走开去。一秒钟后，传出一声枪响，接着是石膏像掉在地板上的声音。我想透过门缝窥视里面，希望能瞥一眼里面的情形，但这门缝太窄了，我只能看见一道光隙，一丝灰线。这时，那嘴巴又贴回来了，我连这些也看不见了。

“好吧，”我说，“你有枪。但如果你不想让我看见你，我怎么知道你是你说的那个人呢。”

“我没说过我是谁。”

“让我换个说法。我怎么知道我没弄错人呢？”

“你只能相信我。”

“到了这个时候，‘相信’是你最不该期待的事。”

“我会告诉你我就是你要找的人。这就可以了。你没来错地方，你也没找错人。”

“我还以为你想见我呢。这可是你在信上说的。”

“我说的是我想跟你谈谈。这是有区别的。”

“没有必要这么抠字眼嘛。”

“我只是提醒你我是怎么写的。”

“别把我逼得太狠了，范肖。我要走的话，什么都拦不住我。”

我听见里面突然吸了口气，随之一只手疯狂地捶门。“别叫范肖！”他喊道，“别叫范肖——别再这么叫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不想再惹他发作。那嘴巴离开了隙缝，我想象着自己似乎听到了屋里什么地方传来的呻吟——呻吟或者抽泣，我说不上来。我站在那里等着，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终于，那嘴巴又回来了，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范肖说：“你还在吗？”

“在呀。”

“请原谅。我不想一开始就弄成这样的。”

“我只是想请你记住，”我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你要求我来。”

“我知道。我很感谢你这样做。”

“如果能向我解释一下你叫我来的原因，也许还像回事儿。”

“晚点吧。我现在还不想说这个。”

“那还有什么？”

“别的事情。那些已经发生的事。”

“我在听着。”

“因为我不想让你恨我。你能理解吗？”

“我不恨你。有段时间我确实恨过，但现在都已过去了。”

“你知道，今天是我最后的日子。所以我必须要弄清楚。”

“你一直都待在这地方？”

“我大约两年前来的，我想。”

“在这之前呢？”

“到处走。那家伙跟着我，我必须不断挪地方。这倒给了我一种旅行的感觉，一种真实的体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的计划是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不动，把时间用完。”

“你是说奎因？”

“是的。那个私家侦探。”

“他找到你了吗？”

“两次。一次在纽约。后来是在南方。”

“他为什么要撒谎？”

“因为我威胁他要杀了他。他知道，如果有人发现了我，他会有什么结果。”

“他失踪了，你知道。一点踪影都没有。”

“他在某个地方。这不重要。”

“你是怎么摆脱他的？”

“我把每一件事情都反过来了。他以为他在跟踪我，而事实上是我在跟踪他。当然，他在纽约发现了我，在路上，但是我溜走了——就从他胳膊里挣脱的。后来，这就像在玩一场游戏了。我一路牵引着他，每到一处都给他留下一点线索，这就使得他不可能不来找我。但我一直都在监视他，等时候到了，我会给他设套，然后他就一头钻入我的陷阱里了。”

“挺聪明嘛。”

“不。这很愚蠢。但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被他逮回去——这会被人当作疯子。我讨厌自己这套把戏。说到底，他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我对他心存歉意。怜悯让我讨厌，特别是当我在自己身上发现它时。”

“后来呢？”

“我不能肯定我的计谋是否真正奏效了。我想奎因可能还会盯上我。于是我继续不停地挪地方，即使是并不需要这么做时。这样大概耗去了一年时间。”

“你去了哪里？”

“南方，西南部。我想待在暖和点的地方。我一直是徒步旅行，你知道，露宿野外，总是试着去找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你知道。真是让人晕头转向。有段时间，我在沙漠里待了大概两个月。后来，又在亚利桑那的霍皮人[*]保留地边界上的棚屋里住过。印第安人在接受我待在那里之前还开过一个部落会议。”

“这都是你编出来的。”

“我没要求你相信我。我在给你讲这个故事，就这样。随你怎么想。”

“然后呢？”

“我到了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我走进一家路边餐馆去要点吃的，有人在柜台上落下了一张报纸。我捡起来看了。这才知道有本我的书出版了。”

“你感到惊奇吗？”

“这不是我想用的说法。”

“那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愤怒，我想是的。沮丧。”

“我不理解。”

“愤怒，是因为那些书全是垃圾。”

“作家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评判断自己的作品。”

“不，那些书是垃圾，相信我。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垃圾。”

“那你为什么不毁了它们？”

“我太依恋那些东西了。但这并不能使它变好。一个娃娃也会依恋自己的大便，没人对此大惊小怪。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要让索菲保证把这些作品拿给我看？”

“只是安抚她。这一点你早已知道了。你很早以前就猜到了。这是我的一个借口。我真正的意图是为她找一个新的丈夫。”

“那你成功了。”

“必须成功。我可不是随便挑的，你知道。”

“那手稿呢？”

“我以为你会全都扔掉的。我从来没想过还会有人真把它当回事儿。”

“看到自己的书出版了，那你又做了什么呢？”

“我回到纽约。做了一件荒唐事，但我有点失控了，没有再想想清楚。那本书把我困在我做过的事情里了，你明白的，而我必须再次想办法摆脱它。这书一旦出版，我就不可能回头了。”

“我以为你死了。”

“你应该这么认为。就算不为别的，至少证明奎因已经不再是一个麻烦了。可是那个新的问题却更棘手。就是那时候我给你写了那封信。”

“那么做很恶毒。”

“我对你感到气愤。我想让你去受点罪，尝尝我吃过的苦。但把信扔进邮筒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

“太迟了。”

“是的。太迟了。”

“你在纽约待了多长时间？”

“我说不准。六到八个月吧，我想。”

“你靠什么过活？你哪来的钱维持生计？”

“我偷东西。”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已经尽力了。我正在把每一件可以告诉你的事情都告诉你。”

“你在纽约还干了些什么？”

“我监视你。监视你和索菲，还有孩子。有段时间我甚至就在你们家外面露宿。大概有两三个星期吧，也许是一个月。我跟着你走到你去的每一个地方。有一两次，我甚至在街上撞见了你，直视着你的眼睛。但你根本没注意到。你没认出我的样子这真是太荒诞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你编出来的。”

“我看起来一定跟之前不一样了。”

“谁也不会变得那么多。”

“我想我变得让人认不出了。可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如果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我可能已经把你杀了。待在纽约的那一整段时间里，我心里充满了杀人的念头。坏念头。我差点就变成了一个恶棍。”

“是什么阻止了你？”

“我找到了离开的勇气。”

“你可真高尚。”

“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

“后来呢？”

“我又上船走了。我还保留着自己的海员证，我受雇于一个希腊货主。那是一段挺恶心的生活，从头到尾都令人厌恶。但我是自作自受；这正是我要的。那艘船去了世界各地——印度、日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一次都没下过船。每回到了一个港口，我就躲进自己的舱房里，把自己锁起来。我这样过了两年，万事不闻不问，什么也不做，活得就像一个死人。”

“就在我想为你写传记的那段时间里。”

“你当时在做这事情？”

“好像是的。”

“一个大错误。”

“不用你来告诉我。我自己已经明白了。”

“一天，船开进了波士顿。我决定下船了。我积攒了许多钱，远不止买这幢房子的钱。此后我就一直住在这里。”

“你后来用的是什么名字？”

“亨利·达克。但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从不外出。有个女人每星期来两次，给我带来需要的东西，但我从不见她。我把纸条给她留在楼梯脚下，还有该付她的钱。这是简单有效的安排。你是两年来第一个和我说话的人。”

“你想没想过自己已经疯了？”

“我知道在你看来是这样——可我没有，相信我。我甚至不想浪费力气来谈论这个话题。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完全不同于别人需要的。”

“这幢房子一个人住也太大了点吧？”

“大得太多了。从住进来的那天起我就没有上过二楼。”

“那你买它干什么？”

“价钱便宜得简直像是白送。而且我喜欢这条街的名字。对我很有吸引力。”

“哥伦布广场？”

“是啊。”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回到了美国——接着就在一条以哥伦布命名的街道上找到了房子。这里面有某种内在的逻辑。”

“你打算就死在这里了。”

“没错。”

“你第一封信上说是七年。你还有一年时间啊。”

“我已经向自己证明过了。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我累了。我够了。”

“你把我叫到这里来，是因为你觉得我会阻止你？”

“不。完全不是。我没指望你做任何事情。”

“那你想干什么？”

“我有一些东西要给你。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关于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欠你一个解释。至少得试着跟你说说。我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一切全写在纸上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永远放弃写作了。”

“那是不一样的。这跟我过去的写作经历完全没有关系。”

“你写的东西呢？”

“在你身后。在楼梯下面储藏间的地板上，一本红色的笔记本。”

我转身过去，打开储藏间的门，拾起那本红色笔记本。这是一本两百页的标准活页笔记本。我飞快地翻了一下，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同样熟悉的笔迹，同样的黑墨水，同样细小的字母。我站起身，回到两扇门的缝隙处。

“现在怎么办？”我问。

“拿回家去。读一读。”

“如果我做不到呢？”

“那就留给孩子吧。他长大后也许会想看的。”

“我认为你没有权利向他提这样的要求。”

“他是我的儿子。”

“不，他不是。他是我的。”

“我不和你争。那你就自己看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为你写的。”

“索菲呢？”

“不，你绝不能告诉她。”

“这一点我怎么都不明白。”

“索菲？”

“你怎么可以这样抛弃她。她对你做过什么？”

“什么也没有。不是她的错。你现在肯定也明白了。只是因为我无意再像别人那样生活下去了。”

“你说的‘生活’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都写在笔记本里了。不管我现在跟你说什么，都只会歪曲真相。”

“还有别的事情吗？”

“没了。我想没有了。我们也许这就走到头了。”

“我不相信你有胆子开枪打死我。如果我现在破门而入，你什么都不会做。”

“别这么冒险。你只会枉送性命。”

“我会从你手里夺过枪来。我会把你揍得不省人事。”

“没有意义了。我已经死了。我在几个小时前就服过毒药了。”

“我不相信。”

“你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他们会把门砸开，把你送进医院。”

“只要门上有一点动静——子弹就会穿过我的脑袋。你不可能得逞的。”

“死就那么诱人吗？”

“我已经和它一起生活了那么久了，这是我唯一还没做过的事。”

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范肖把我耗得精疲力竭，当我听着他从门缝里透过来的呼吸时，我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像是被吸出去了。“你是个傻瓜，”我说，想不起还能说些什么，“你是个傻瓜，你活该去死。”接着，软弱和愚蠢压垮了我，我开始像个孩子似的拼命地捶门，浑身发抖，气急败坏，泪流满面。

“你最好现在就走，”范肖说，“这样拖延时间毫无必要。”

“我不想走，”我说，“我们还得再谈谈。”

“不，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都结束了。拿上笔记本回纽约去吧。这是我对你所有的要求了。”

我浑身无力，有一会儿甚至觉得自己马上要瘫倒了。我扶着门把手撑着自己，脑袋里一片昏暗，我强打起精神不让自己晕过去。之后，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发现自己站在外面，站在房子前面，一手拿着雨伞，另一只手拿着红色笔记本。雨已经停了，但天气还挺阴冷，我觉得肺里都是那么阴冷潮湿。我看着一辆大卡车隆隆驶过，我一直盯着红色的尾灯直到看不见为止。当我抬起头来，发现已经是晚上了。我离开这幢房子，机械地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都无法集中精力想一下自己要去什么地方。我觉得自己摔倒过一两次。有一会儿，我记得我等在一个街角，想叫一辆出租车，但没有一辆停下来。几分钟后，雨伞从我手中滑落，掉进了水坑里，我懒得去捡起来。

我到达南站时刚过七点钟。十五分钟前，开往纽约的一班火车刚刚驶出，下一班要等到八点三十分。我坐在木制长椅上，把红色笔记本搁在膝头。车站里三三两两进来零星几个下班晚的通勤乘客；一个清洁工攥着拖把慢慢地拖过大理石地面；我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谈论着红袜队的赛况。经过十分钟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打开了笔记本。我稳住心思看了将近一个小时，把书页前前后后翻来翻去，试图搞清楚范肖到底写了什么。如果我对读过的东西什么都说不出，那是因为我基本上没弄懂。所有那些词我都非常熟悉，然而它们的组合方式却显得非常怪异，好像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互相消解。我想不出其他说法来表达这种感觉。每一句话都抹去了前面那一句，每一段文字都使下面的段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然而，奇怪的是，这本笔记本留给我的感觉又极为清晰明了。好像范肖早已知道他最后的作品必定要颠覆我对此所抱有的所有预期。这不是一个对事情有所觉悔的人写下的文字。他通过提出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前一个问题，因此，一切都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可以从头开始。从读到第一个字开始，我就迷失在里面了，随后我只是摸索着往下读，在黑暗中踉跄而行，被这本写给我的书蒙蔽了。然而，在迷惑的深处，我却又感觉到了某种太过固执、太过完美的东西，就好像到头来他唯一真正想要的就是失败——甚至到了丢弃自我的地步。可是，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我那时的状态几乎读不懂任何东西，我的判断可能会有偏差。我人在那里，用自己的眼睛看着那些文字，但我发现很难相信自己的表述。

我提前几分钟走向路轨。雨又开始下了，我可以看见自己面前呵出的气息，从嘴里一出去就成了一团团的雾气。一张接一张，我从笔记本上撕下纸页，用手揉成团，丢进了站台上的垃圾筒。撕到最后一页时，火车进站了。

（1984）

*　letter，授予学校校名首字母标志是美国大学里奖励校队优秀运动员的惯例。

*　league，旧时欧洲测量单位，约为三海里。

*　Cub Scout，童子军的低龄组织，由八岁至十岁的儿童组成。

*　指华氏温度。华氏一百四十度相当于摄氏六十度。

*　Redburn，麦尔维尔小说《雷德本》中的主人公，一个历经磨难的年轻水手。

*　这几处景点原为法文。

*　“小姐街”原文为法文。

*　Salvation Army，基督教慈善组织，主要向穷人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这里说打电话叫救世军来，是指这些东西可让他们拿去捐助穷人。

*　Stan Laurel（1890—1965）与Oliver Hardy（1892—1957）是无声电影时期好莱坞最有名的二人搞笑组合，一胖一瘦，形象滑稽。

*　Apache，北美南方和中西部的印第安人部族，以劫掠农民为主要特点。

*　Fayaway，麦尔维尔小说《泰比》中一个美丽的泰比族土著少女，爱上了书中的主人公。

*　这句话原文是法语。

*　Hopi，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一个印第安人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