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

[美]凯蒂·洛芙 著

刁俊春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序言

苏珊·桑塔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约翰·厄普代克

狄兰·托马斯

莫里斯·桑达克

尾声：詹姆斯·索特

致谢

资料来源说明

版权页

献给安·洛芙

序言

我忘了怎样呼吸。我正被拽到水面以下。那位出租车司机把我送进急诊室，因为我在车上昏迷了，而我母亲抱不动十二岁的我。

在《死亡的脸》（How We Die）一书中，舍温·努兰描述了肺炎对身体的影响：“那些被称为肺泡的微型气囊肿胀起来，并被炎症所破坏。结果就是，正常的气体交换受阻，血氧因而降低，与此同时，二氧化碳会堆积起来，直至重要的功能难以为继。当氧气水平降到一个关键点以下，大脑会通过更多的细胞死亡来体现这一点。”

有人给我戴上一个面罩。我尝到了氧气的甜美，就像品尝天空一样。

我发烧107度[1]。在家的时候，母亲把我放进浴缸，里面放着冰块。在重症监护室，我的手臂上插着各种管子或者蛇形物；护士有善良的，也有邪恶的。一个实习生把一根针头插进我的动脉，测量氧气水平。旁边一张床上，一个婴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就是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三周后，我出院了，但没有彻底地好起来。

咳嗽非常严重，就像有一头动物睡在我床上，如影随形。最糟糕的日子里，母亲试图让我待在家，不去学校，但是我非常固执，一定要上学。

每到傍晚我都要发烧，浑身颤抖地吃完晚饭，做好作业，洗完澡。毫无疑问，这就是将永远伴随我的感觉了；没有一个方式，可以形容发烧之后的状态，或者说，即使有这样的方式，它也是苍白的，难以令人相信的，因为发烧就是一个世界。

醒来时睡衣被汗水浸湿，床单也因为汗水而湿透。汗水是令人感到羞辱的，是某种要加以遮掩的东西；发烧同样令人羞辱。

咨询了一些医生，也开了一些抗生素，我频繁进出医院。我父亲——本身就是医生——在那些医生说话的时候，非常安静。没有一个说法能解释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有一天，当我咳嗽的时候，纸巾里发现了血。口中有血的味道。我知道，这意味着我要死了，于是我做了明智的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母亲、父亲、姐妹们，以及我的医生。

在现实世界里，我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十二岁孩子。在我第一次得肺炎期间，母亲的一个朋友用纸板盒为我做了一个小房子，里面有一只毛皮做的玩具老鼠，穿着一件蓝色的方格花布裙，还有小小的床罩、扶手椅、衣服以及书本；我喜欢这幢房子并拿它做游戏，尽管我早过了那个年龄。我是一个依然会和穿裙子的毛皮老鼠玩耍的女孩，努力地想要理解咳血这件事。

我母亲千般设计，万般恳求，打电话给各种各样的医生朋友，为我预约了一位著名的肺科专家。当我最终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母亲对医生说，我每走上一段楼梯都会上气不接下气。那位医生问我感觉如何。我只字未提我正在咳血的事情。我只是说：“我感觉很好。”

与此同时，我阅读一些奇怪的书籍。我读的书，无一例外都有关种族灭绝：普里莫·莱维[2]，埃利·威塞尔[3]，还有亚美尼亚种族灭绝[4]的第一手记述。对于这些书籍，我有着一种巨大的、永无止境的胃口，不仅仅是因为有人死去，还因为死亡的数量惊人，包括儿童、战争、大屠杀，以及壕沟里赤裸的尸体。我一本接着一本地读这些书。我阅读时，带着某种类似于欲望的东西。我想要看到儿童死去。

母亲给我买了丝质的睡衣，让我在医院里面穿，因为棉质的病号服上面有那些咧着嘴的洞口，还有褪了色的印记，以及各种小小的系带，简直令人泄气。一大群医生、住院医师以及医学院学生围聚过来，掀起像度蜜月时穿的薄睡衣，一个接着一个地倾听我那神秘的肺部。在一群年轻的医生面前，就这样半裸着，我感到很尴尬。

一个基督教五旬节派的家庭，前来探望和我住在一间病房的那位糖尿病患儿。他们点起蜡烛，开始用西班牙语吟唱驱魔，然后抛洒大米，大米落地，发出惊人的响声。护士走了进来，冲着他们尖叫，因为他们在医院里点蜡烛，尤其还围着我的氧气。他们吹灭蜡烛，护士刚一离开，他们再次点亮了它们。他们提出要为我驱除身上的邪魔，我母亲让他们那样做了。

我在学校的文学杂志上写过一篇故事，关于医院里的一个小女孩。故事结束时，一个声音向她呼唤：“来我这里吧，风之女。”那个声音呼唤她投降，打点行囊；它几乎是细胞层面的，这声音，女孩身体内部的某种东西在让她停止战斗，关闭功能。这让我重新想起了某些东西。死亡——这个你所抗拒、斗争，并为之恐惧的东西——是如何突然转过身来，变得诱惑难挡。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令人目眩的冥想录《论生病》（“On Being Ill”）一文中写道：“疾病常常披上爱情的伪装，并且玩着同样古怪的把戏。”

最终，我做了一个检测，他们将一根管子插入我的喉咙，并把白色的染料注入双肺。该检测被认为可以向医生们展示，慢性感染是否足够区域化，以便他们动手术。在X光下，我的双肺看上去仿佛生长着一些白雪覆盖的树木。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风笛的声音飘扬在医院的走廊中。这声音使我感到害怕，它是那么不协调，那么美丽，那么含有葬礼的意味。我母亲解释说，一位警官的儿子得了癌症，于是警方派来了一队风笛表演者，为他演奏。

手术持续了七个小时。他们切除了我一个肺的一半。在恢复室里，我的喉咙里插着一根管子，从我的双肺那里，有数根管子穿过肋骨间的小洞通向外面，手臂上还有一根管子。我从麻醉的药性中清醒过来，请求见我的母亲。一位护士对我说：“你都这么大了，叫母亲不合适。”

我的姐姐正在上医学院。她对那些管子不以为惧，还爬到床上陪我，这让我振作起来。她给我带来一个玛德琳蛋糕，用红色的罐子装着，是她亲手做的。我最好的朋友不来医院看我。她已经决定结束和我的朋友关系了。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体重是二十七公斤。我虚弱得连门都打不开。前额的头发都掉光了，只得全部剪掉。父亲带着我在家门口的那条街上缓慢地散步，可我甚至连绕着走一个街区都做不到。

你读过那些有关士兵难以回归平民生活的故事。他们不能融入日常所关注的事务当中：是否该穿上冬衣，是否该去一个派对，是否该吃午餐。他们完全、彻底地陷在那段触目惊心的时光里；他们不停地被拉回到那时光中；他们深爱着它，就像你深爱着某个伤害了你的人：它不会放过他们。到最后，它们到底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还是最糟糕的时光，已经无所谓了；所有那一切都是不相干的，并且消除殆尽：你被拉回到它之中。出院后，我的感觉就像那一样，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我重新回到《离家的路》[5]一书中。

莫里斯·桑达克[6]在他深爱的那些人的弥留之际，会坐在他们身边，给他们画画。对一些人来说，这样做看上去似乎有悖常理或者怪异不堪，但是我凭借直觉可以完全理解。事实上，我自己正在做着某种类似的事情。

我眼下的写作是关于一些死亡的。不是那些我所爱之人的死亡，而是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死亡。他们对于死亡特别敏感，或者说同死亡特别合拍，这些人在他们的艺术、信件、风流韵事以及睡梦中，已经解决了死亡的问题。我所选择的人，有着疯狂的表达能力，有着充沛且非凡的想象力，或者在智力上气势凶猛，他们可以把同死亡的对抗付诸文字（其中一个付诸意象）。他们所用的方法，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所不能够或者不情愿的。

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些特定的人。是本能让我被他们每一个人吸引，我感到他们的写作能量磅礴，我有一种直觉：我问自己的那些问题，他们能够回答，使它们或复杂或精炼，同时他们的死亡——就这样公之于众——会向我展示我所需要见到的东西。我选择那些对我有着某种意味的作家，他们的声音已经存在于我的脑海中，他们应对死亡的方法是极端的，要么朝着一个方向，要么朝着另一个方向：鼓舞人心，或者令人迷惑，或者非常英勇，或者异常愤怒。我选择那些拼图游戏般的人生，它们既令人困惑又吸引着我，使我感到不安和惊恐。我选择的这些人，他们的想象力更加强大，或者更加伟大，或者因为在描述上拥有更加强烈的感知力和精确性，从而提供了某种我自身不具备的可能性。我当时想：假如用语言捕获死亡的到来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最有希望做到这一点？

当我决定好我的写作对象后，我立即开始梳理他们的作品、信件、日志、笔记、贺卡、涂鸦漫画、访谈以及手稿，以期获得他们有关死亡的那些闪着光芒、不断进化着的思想和情感。我谈话的对象有他们的儿子、女儿、情人、妻子、前妻、朋友、照看人、管家以及夜班护士。我获知他们在死亡面前，是如何选择面对或者不面对、拥抱或者躲避、与之和解或者义愤填膺，有时候兼而有之。我写下他们在医院里讲的那些笑话，或者一次让他们振作起来的理发，或者一个让他们抓起纸并写下某些东西的瞬间，发生这一切的场合都是痛苦而离奇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巨大的痛苦中，为了自己可以清晰地思考，拒绝服用任何比阿司匹林药效更强的东西，并且最终选择了自己死亡的时刻。苏珊·桑塔格则与死亡战斗到底，她相信在某种深刻的非理性层面上，她可以成为必死命运的一个例外。莫里斯·桑达克一辈子以死亡为工作对象，他的恐惧和执念通过那些插画而得以驯服，最终他在不羁的想象里，营造了一个画家的美丽梦境，让自己得到安慰。约翰·厄普代克在临死前的一个月，把脑袋靠在打字机上，因为要打出那些有关死亡的最后诗歌，对他来说太难了，他准备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刻，他找到了完成它们的力量。狄兰·托马斯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将他的情妇丢在楼下的派对中，然后上楼同女主人睡觉。他飞奔疾驰，表现了他身上混合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和自我毁灭的力量。如他所说：“我带着锁链歌唱，如同大海一样。”

在这些死亡之中，我们可以瞥见几分勇敢和美丽、毫无意义的极端痛苦、狂暴的自我毁灭、真正的糟糕举止，当然也有创造性的爆发、无上的奉献和准确的自我认知在闪耀，还有一些华美的幻象。这些事情，我原本无从猜想或付诸理论或有所期待，而正是在那些具体事件中，在那些诡异惊奇的细节中，在那些无心为之的评论中，其他一些更伟大的故事得以讲述和传播。

为什么桑达克想要绘画出死亡？为什么安妮·莱博维茨[7]拍下了苏珊·桑塔格弥留之际以及死亡之后的照片？那些最后的照片充满争议，令人不安。为什么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给死去的婴儿拍照？那些婴儿被放在婴儿车里面以及人们的大腿上。为什么浪漫主义者们制作死亡面具[8]？“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无法不做，”正如桑达克在谈及他的艺术时通常说的，“我体内某种东西失灵了。”

我认为，如果我可以在书页上捕获到一种死亡，那么我将修补或者治愈某种东西。我会感觉好一些。唯此而已。

起初，我想我正在努力理解死亡，但是后来我意识到，那是自我欺骗的一个谎言。我想要查看死亡。当我说“查看”，我指的是某种具体而书卷气的东西。其他人——胆子更大的记者——也许会前往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同即将不久于人世的人们交谈，也许会飞往多个战区，也许会采访埃博拉地区医院的众多病人，但是我查看的方式一向与众不同，更加腼腆。为了查看这个世界，我总是已经打开了一本书。

我从一个房间开始。弗洛伊德的房间，那些法式门俯视着一棵正在开花的扁桃树；厄普代克的房间非常舒适，位于马萨诸塞州丹弗斯市那家高档医院里；桑塔格最后的房间在“斯隆·凯特琳”[9]；狄兰·托马斯的房间在圣文森特医院，里面有氧气帐篷；莫里斯·桑达克在丹伯里医院的那间“舒适护理”房。显而易见，我不属于这些房间。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强大禁忌中的一个。舍温·努兰写道：“现代的死亡发生在现代的医院里面，在那里，死亡可以被隐藏，随之而来的器官萎缩也可以被清洗，最终打成包裹，进行现代的掩埋。我们现在可以否认的，不仅有死亡的力量，还有自然本身的力量。”我们看待死亡的方式，与之前所有世纪的人们都不一样——一个躺在四柱床上分娩的母亲，一个裹在床单里被送到大厅的婴儿，一个因猩红热而高烧不止的儿童。我们不再经常在家里面看到人们的死亡了，于是死亡成了某种我们可以忘记、可以设防的东西。但是，那份热烈或好奇依然存在。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人们对那些展示痛苦身体的照片的胃口，几乎和对那些展示裸体的照片的欲望一样强烈。”她捕获了一种对于死亡的近似于色情的感觉，那是一种去查看它的欲望。人们感到这欲望是不合法的、错误的。

对于这种查看死亡的欲望，我已经做过了很多思考。一位记者曾经问安妮·莱博维茨，为什么她给那些亲近之人——苏珊·桑塔格以及她的父亲——拍照片，在他们弥留之际和死亡以后。她回答道：“你发现自己不断返回到你所知道的事物之中。你并不确切地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并没有真正地分析它。我感到一种力量驱使着我去做这件事。”

那种驱使是否有些好色，带着偷窥的意味？这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病态的，或者精神错乱、趁火打劫的东西？

即使存在，这种好奇心在感觉上也是自然的。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回到过往。

我为这本书所做的工作，包括了与大量的陌生人谈论有关他们的母亲、父亲、丈夫以及亲密的朋友在弥留之际的情形。起初，我感觉内心不安，因为侵扰了别人，因为要求他们重新显露那一段幽暗的、难以安顿的时光。我写了一封又一封长长的道歉信和电子邮件，告诉他们如果不愿意同我谈话，我非常理解。“我并不想侵犯您的隐私，”我这样写道，“您如能拨冗，我感激不尽；当然您如果不愿意，我也完全理解。”我所采访的人经常一开始先安慰我；可以想象，当时我有多么尴尬。不过，我们的谈话，一再成为我这一生所有的谈话中，最非同寻常的那些。

一个死亡的故事总是私密、可怕的，让人难以举重若轻，但也许就某些方面来说，讲给一个陌生人听会容易一些。蜷缩在床上，我连着数小时打电话和若干个人交谈。有些人给我回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记起的一些新事情，或者一些想法，或者他们分析出的几条观点。有些人会停止交谈，然后再开始。有些人说他们不想谈，然后说他们愿意。有些人说他们不想谈，然后一谈数小时。有一位坐在酒吧的高脚凳上，放声大哭。有一位只有在为我画肖像的时候，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所以当我们交谈时，我就坐在他的画室里，努力地——差一点就失败了——保持着身体一动不动，也不做手势的状态。有些访谈慢慢变成喝茶吃饭，小酌几杯，一起参观博物馆，就这样延绵数月之久。谈话总是扣人心弦；解释的欲望，以及与一个同样深陷其中的人细加揣摩的欲望，那是无法否认的，也是一种惊喜。我所交谈的那些人，毫无保留地谈起他们的印象，内心深处的个人反应，以及那些忧虑的时刻，不过他们同时也想要谈一些没有被谈及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心神不宁地绕着一个禁忌在兜圈。

在我为了这本书而采访的人当中，有一位曾经在某个时刻对我说：“我不会质疑你的动机。”那一刻，我感激得无地自容。因为，我当然一直在质疑我自己的动机。我不停地琢磨来琢磨去。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什么样正常的人会冒失地闯入这片静寂而神圣的领域？为什么我要来到一个离死亡如此之近的地方？为什么我不能尊重那些得体的界限？

在我写这本书的几年时光里，曾有过数个不同的时刻，我想搁笔停工，因为写作变得很是棘手、危险、笨拙，或者令人迷惘，或者让我焦虑不已，但我无法停下。那些材料不停地召唤着我，召唤的方式，我只能理解一部分。我感到这些故事强迫着我，使我执着于其中；它们就像那些我无法搁置或停止思考的拼图以及未解之谜。

古埃及人经常阅读《亡灵书》，学习一些如何通行于阴间的实用技巧——例如如何不在阴间遭人砍头，如何拥有鳄鱼的形体，或者在进入阴间的时候不是头下脚上——但是我们没有一本《亡灵书》。

这一计划的问题是，它可能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有那么多的死亡我想潜心钻研：威廉·布莱克[10]幸福的死亡，当时他坐在床上，看到了天使们；巴尔扎克[11]用工作和咖啡杀死了自己；普里莫·莱维那很可能是自杀性质的摔下楼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12]热忱地投身于报告自己的死亡；伍尔夫沉入河中，大衣里面装着石头；卡夫卡[13]在疗养院中的挨饿，正如他那饥饿的艺术家[14]；列夫·托尔斯泰[15]离开妻子，在一个火车站近旁的站长室里迎接死亡的降临；菲茨杰拉德[16]在好莱坞心脏病发作。他们所有人都似乎在召唤我。

我不相信你可以学会如何死亡，或者获得智慧，或者有所准备。我在本书上所做的工作，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那就是证实了这种怀疑，但是，我真诚地认为你可以直面死亡，然后变得不那么害怕。

在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这些死亡肖像极其地、出人意料地安慰人心。生命之美不断溢了出来。那些为此而努力的强大灵魂，给人启发。不知何故，这些素描解放心灵，给人慰藉，令人愉悦，也许部分原因在于，我所写作的这些人一辈子过着伟大、鲜活、辉煌而多产的生活。在临终的那些瞬间里，有某种被压紧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纷至沓来，甚是浓烈。这都是美丽的，尽管死亡并不美。

莫里斯·桑达克拥有济慈[17]的死亡面具，他将其放在一个木盒子里。他很崇拜它。他喜欢抚摸它的前额。我看到过它，非常美丽。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拥有一张死亡面具？我问自己。但是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书写一张张死亡面具。

出于某种原因，当我想起我父亲的死，我就会不断回到那个时刻，当时他摔落在房间大厅的大理石地板上。他刚吃完晚餐，听完音乐会。我母亲对他说：“我该叫一辆救护车吗？”仿佛是母亲要顺从他，从而需要一个医生一样。“不。”他说。他很恼怒——我可以想象他说话的语调——因为这暗示着他无法自己照顾自己。他当时心脏停搏，情势危急。

我姐姐和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他几乎满八十二岁了，但是他的死让人感觉很突然，晴天霹雳。他每天步行二十个街区去上班；他安排病人就诊时间，直到晚上七点钟；他一辈子自己提箱子，背包，帮女人抱孩子；对于他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他健康得令人称奇。

但是，我依然感觉到，在他心脏病发作的那个晚上之前，死亡已经私下地成为他的一个主题了。他隐退的瞬间越来越多，越来越从生活中退却到自身。他会在饭吃到一半或者散步的中途突然离开。他精力分散了。他身上的生命慢慢地被夺走了。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几周，他无意中做了一个彻底的心脏检查。他的医生对他说，他的心脏比他实际年龄年轻三十岁。然而，就在差不多同时（十一月下旬），他突然决定坐下来，把他六十多年间收集起来的所有油画和艺术家的名字都写下来。他认为，我的母亲、姐妹们，还有我，如果没有这些名字，就会认不出它们。他拥有和收集这些画已经六十年了，为什么偏偏选择那个特殊的时刻？他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他即将死亡，但是，他这么做，是否是听从了某种更深的、几乎是细胞层面的律令？他的身体是否拥有某种预兆，某种有关自身衰落的知识，在他的思想之前？他是不是以某种方式心领神会？

在圣路加医院的急诊室，一位医生问我们是否想要见一下遗体。我不想见遗体。那一时刻，不知为何，我来到室外，径直穿过那扇电动门，置身于寒冷的空气中，医院的灯光在我的双眼中闪烁，而我的姐姐——一位精神分析师——追上了我。她告诉我，见遗体一面是很重要的，因为假如你不见那遗体，就没有遗体了。我不能理解这句话，所以我没有见那遗体，于是就没有遗体了。

当我从医院回到家的时候，我两岁半的女儿还没睡，笔直地坐在床上，等着我，为了向我表达她的愤怒：我在午夜时分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她。

我告诉她，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告诉她那意味着什么。

我听到我自己在说这些话：“有时候，当人们变老，他们的身体就停止工作了。”

“有时候？”

我停顿了一下。“应该说，总是如此。”

对一个两岁的孩子说这些，是件残忍的事，甚至听起来都不像是真的。

在父亲死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例如，我已经不吃东西了。父亲是为我们家做饭的人。他烤面包；捕捉并烹饪鲈鱼、鲑鱼、大马哈鱼以及蓝鱼；采黑莓并做成果酱，还有派；在感恩节那天烤出巨大的火鸡，做好各种蔓越莓面包；用他糟糕的潦草笔迹在黄色的便签纸上抄下各种菜谱。我曾经因为摔了一跤进了急诊室，就在返回家的那个早晨，他给我带来自制的饼干，还有在我带着婴儿出院回家的那天，他给我带来几份勃艮第炖牛肉以及希腊羊肉茄子，放在冰箱里；在这场特殊的危机中，我似乎在等着他给我带来一些吃的东西。

而孩子，与此同时，马力全开地问着问题。我真希望有人能给我一个小册子，关于“对孩子说什么”，但是没有人给过我那样的册子。“死的时候有创可贴吗？”孩子问道。“他潜水的时候，他的创可贴上面有什么？”毫无疑问，她想要听到，在他的创可贴上面有那些毛茸茸的、能给人安慰的生物。我想到了弗洛伊德曾经谈到“死亡的痛苦谜语”。之所以是谜语，是因为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等待答案，一些迷惘等待澄清。

在我的孩提时代，我有一只海龟，名字叫赫尔曼。我把这海龟命名为“赫尔曼”，随我的父亲，在那段充满喜悦的短暂岁月里，我父亲是地球上唯一的男人。后来，那海龟死了。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它死了，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我惊恐地发觉它是死的。我不停地喂它，更换笼子，假装它实际上没死。毕竟，那只海龟几乎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展现过爱和关心；海龟是死了还是活着，之间并没有巨大的差别。最后，我带着那只海龟去了一片长满草的地方，释放了他。我对所有人都这样说。我释放了他。

当其他人都戒烟的时候，我父亲也戒烟了，当时大家都明白了吸烟对身体很糟糕，但是同其他人不一样，他并没有彻底戒掉。他会偷偷溜出去抽烟。我还记得他头发上的烟味，以及他办公室里那个沉重的玻璃烟灰缸。他不是那类拥有邪恶秘密的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一直把吸烟当作秘密。这一点令我感到害怕。在科学课堂上，我给金鱼灌满烟，然后看它们漂浮到水面上。

如果我是诚实的，我记得他在生命临终时，经常上气不接下气；我记得他那粗粝的一呼一吸所发出的恐怖声音，他走不到几个街区，气就接不上了；我记得这一点非常令人不安，我极不愿听到这声音。那么，他为什么在知道自己的双肺正在被摧毁之后，还偷偷地抽烟几十年，摧毁它们？为什么弗洛伊德——同特罗洛普[18]一样，是我父亲的伟大英雄之一——不顾他的内科医生明确的敦促，继续我行我素地抽烟？我有一个感觉，我的父亲一定会面露笑容，如果他碰巧看到弗洛伊德引用萧伯纳[19]的话：“别想试着永远活下去，你不会成功的。”

存不存在一个我希望和父亲进行的最后谈话？我和他的关系并不复杂，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冲突需要解决；他知道我有多么爱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不过，真有些东西。他临死的时候在担心我的婚姻。他看到一些事情，使他觉得我的丈夫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陪伴我和我的女儿终生。我希望我告诉过他，我正准备离开，那样他就能释怀了，他就不再会担心了。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如同尘土洒落在棺材之上？但是，它重要。是的，它重要。

我在为本书所做的调查中发现，虽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后谈话”的幻想，但是实际上很少有人真正拥有。这是有关出路的幻想，有关最终净化宣泄式交流的幻想，它罕有实现的机会，因为那相伴一生的刺痛，或者矜持，或者愤怒，依然还在那里，因为死亡的紧迫并没有疏浚一生的泥沼，也没有消除障碍，或者化冲突于无形，或者强迫我们去谈论什么是重要的，无论我们多么希望它能够做到。

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后谈话根本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戏拟之中，带着拒绝意义的形式，表现为贝克特[20]式的拥抱荒诞。以菲利普·罗斯[21]母亲的遗言为例：“我不想要这份汤。”我们绝大多数时候在这种优柔寡断中离开人世，这种终结的缺乏，也许就是我们在这个神秘的对话中所投入的一部分，仿佛事物一向都是终结，而不是被简单地中断。

我原本不会购买那份封面上有死婴儿的《纽约邮报》，但是既然它正躺在咖啡店的桌子上，我就读了那个故事，然后翻到第四页看它的后续。那个家庭从新泽西开车进来。父亲正在中央公园动物园的海狮展馆外面的散步道上拍照，母亲抱着他们六个月大的婴儿吉安娜，就在这时候，一截树枝落了下来，砸死了那个婴儿。当我读到故事的结尾时，我感觉我好像没有获得足够的细节，但是，我要找寻的其他细节是什么样的？我可能需要的更多细节是什么样的？

几周前，我曾经带着我自己的宝宝去过中央公园动物园。我指给他看那巨大的布谷鸟钟，里面有各种动物和它们的工具，那座钟，还是我孩提时常常去看的那座，就在海狮展览馆外面的散步道上方。读《邮报》的这篇文章，带有一种符咒般的性质。我是不是在告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的日子里到处都是腐坏了的树枝，而我自己的婴儿安全地睡在那张位于我房子的一楼、漆成绿色的婴儿床上？我是不是在试图证明，这起特殊的悲剧降临到这个特殊的婴儿身上，因而实际上和任何有可能发生在我的婴儿身上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习惯于强调死亡的偶然因果关系——事故、疾病、感染、高龄。以这种方式，我们流露出一种企图：想要把死亡的必然性归因于一种偶然事件。”

毋庸置疑，在所有这些带有各种两极分化的死亡迷恋中，存在着一种原始的、仪式般的区分：把健康的、活着的和幸运的，同病态的、死亡的和不幸的区分开来。苏珊·桑塔格在一篇短篇故事的草稿中，写过有关探视那些病得极重之人的事：“每天找时间到医院一趟，是我们把自己更加坚定地、不可撤销地置于健康状态的一种方法，也就是那些没有疾病的，那些不想得病的人的状态，仿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一样。”

父亲在最后那几周里——当时他看上去是那么消极遁世——想了些什么？那些在家庭聚餐上的疏远时刻，那种他越来越多投射出的“我不在那里”的状态，是否是一种兴趣的丧失，一种生命的撤退，一种对所爱之物的放弃，当他直觉到这一切正渐行渐远？我将永远无从得知，我也从未与他谈过此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替代、接近、推断以及填充空白。我能查明其他人的感受。我可以梳理其他人的信件、日志、贺卡，以及在有空调的图书馆里随手记下的笔记。我可以同其他人的朋友和子女一起喝咖啡，度过长长的时间。

在《兔子歇了》[22]中，约翰·厄普代克笔下的哈利在一艘帆船上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和孙女在一起。“他的胸部感到鼓胀，脑袋很晕，双耳的脉搏汹涌，肩胛骨中间那片湿透了的地方，疼痛起起伏伏。”还有：“过去这些天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大限将至的感觉，已经凝结成现实了，就像云朵凝结成人们所需的雨水。有一种轻松感，一种放松感，伴随着痛苦而来：你生命中大块的部分，已经被剥夺一空，突然变得可有可无了。你变成了简简单单的一件人体行李，等待着被运送到他人手中。”

当你离死亡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呼吸到它的气味时，是什么感觉？我无法回到我能够明白的那一年，但是我想要尽可能来到离它最近的地方。

在被诊断出食道癌之前，希钦斯的健康也许只不过稍微有点糟糕罢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要直视死神的眼睛。”正是这种直视，我们罕有人能做到。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一个人无法坚定地看着死亡，就像无法直视太阳一样。”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甚至不能想象我们自己的死亡：“想象我们自己的死，真是不可能的；无论何时，当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察觉，自己实际上依然是作为旁观者而在场的。”当我们所爱之人死去的时候，我们沉浸在失落、爱以及害怕之中，那样难以自拔，以至于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更别说直视了。

有趣的是，想象力非常迅速地把死亡变成某种别的东西；我们非常迅速地逃离，聪明机智、手段多端。“你的父亲沉睡在五英寻的水下……那些珍珠就是他的眼睛。”[23]我们能够（假如我们足够努力的话）把死亡变成珍珠。不然，假如诗句是“那些不是珍珠的就是他的眼睛”，会是怎样？

但是，如果不直面相对，又怎样去看？在我的脑海里，我把我正在做的工作看成逆向的传记，一个从死亡开始展开的整个人生。

在这本书中，我一直试图避免浪漫化，而是紧密注视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会改变方向使其成为慰藉之物，或者委婉表达，或者回避躲闪，或者齐整结局。我一直避免任何朝向抒情、不够诚实以及虚假救赎的冲动。我想要非常安静地、清楚地观看正在发生的事情。

毋庸置疑，人们在浏览这些死亡的时候，暗地里想学习的东西是如何彻底地避免死亡。那就是人们正在寻找的些许信息。然而，除此以外，想想《尤利西斯》中利奥波德·布卢姆[24]在一块墓地里幻想引诱一个女子的段落：“爱在墓碑之间。罗密欧。快乐的香料。死亡之际，正是生命之时。”

[1]相当于摄氏41.67度。（若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犹太裔化学家、作家，奥斯维辛囚犯（编号174517）。重要作品有《这就是奥斯维辛》《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等。他的一生和作品是对纳粹暴行的见证。

[3]Elie Wiesel（1928–2016），出生于罗马尼亚的美国犹太裔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代表作品有《夜》《黎明》《白日》等。198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被称为“最富有影响力的大屠杀文学作家”。

[4]指1915–1917年间发生在土耳其境内的对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约150万。

[5]The Road from Home: The Story of an Armenian Girl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作家大卫·赫尔典写于1979年的一本书。该书基于作家母亲的童年，讲述了亚美利亚种族灭绝的一段历史。

[6]Maurice Sendak（1928–2012），美国儿童文学图画书作家及插画家。代表作有《野兽国》（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7]Annie Leibovitz（1949–），美国著名摄影师，曾是桑塔格的伴侣。

[8]为保存死者容貌，用石膏或蜡制作的面具。

[9]全名为“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位于美国纽约市，建立于188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私立癌症治疗和研究中心。

[10]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诗集《天真与经验之歌》。

[11]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被誉为“法国现代小说之父”，代表作有《人间喜剧》《欧也妮·葛朗台》《驴皮记》等。

[12]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犹太裔美国人，公共知识分子与作家，性格狂狷，才华横溢，被誉为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生命的最后19个月他一直与食道癌作斗争，并写下《人之将死》一书。

[13]Franz Kafka（1883–1924），犹太裔捷克作家，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代表作有《审判》《城堡》《变形记》等。

[14]据说卡夫卡在病危时读自己写的《饥饿艺术家》，曾潸然泪下。

[15]Leo Tolstoy（1828–1910），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代表作有《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等。

[16]F.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国20世纪著名小说家，爵士时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返老还童》《夜色温柔》等。

[17]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代表作有《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忧郁颂》等，死亡也是济慈诗歌的一大主题。

[18]Anthony Trollope（181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著名小说家，代表作有《巴彻斯特养老院》《巴彻斯特大教堂》等。

[19]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剧作家、评论家，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圣女贞德》《华伦夫人的职业》等。

[20]Samuel Beckett（1906–1989），20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荒诞派戏剧的重要代表人物。1969年，他“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以崇高的艺术表现人类的苦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等待戈多》。

[21]Philip Roth（1933–），美国当今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获得了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许多文学大奖。代表作有“美国三部曲”、《被释放的祖克曼》《遗产》等。2012年宣布封笔。

[22]《兔子歇了》是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三部分别为《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和《兔子富了》。

[23]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

[24]Leopold Bloom，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主人公的名字。

苏珊·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位于纽约市第十七大街的阁楼。

摄影者：多米尼克·纳博科夫

2004年12月

假如这个地球上有谁能决定不死的话，那么非苏珊·桑塔格莫属。她的意志是那么强烈，那么坚定，那么不愿意甘心接受普通人的命运，或者我们其他人注定要承受的结果。她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人，别人会认为人生在世，有些事情注定要做或者注定要经历，她并不把这种想法完全放在心上，因为她是——并且一直都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然而，就在圣诞前夕，她躺在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床上，做着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那些围在她身旁的人看起来，十分像是大限将至。

一天晚上，在她的病房里，她和朋友莎伦·德拉诺一直到深夜还没睡，听着贝多芬后期的弦乐四重奏。桑塔格的神情非常恍惚。她的心情还足够好，给莎伦讲了一个她最喜欢的笑话。“将军把他的部队[1]放在什么地方？”莎伦答道：“我不知道。”“放在他的袖子里。”桑塔格一边说，一边微笑。

第二天，她清醒了很多。莎伦来的时候，苏珊正在读德国导演法斯宾德[2]的少年读物，接着她们一起看了两部电影。莎伦不得不频繁地按下暂停键，因为苏珊整部电影从头说到尾，不停地评论和注解。

苏珊同莎伦相识已经有些年头了。她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相遇，那时候莎伦在《纽约书评》做编辑。当时，苏珊正处于第一次癌症的恢复期，她不想一个人待着，于是打电话给莎伦，后者赶了过来，在苏珊位于河滨大道[3]的公寓里同她做伴。

莎伦曾经是《名利场》、兰登书屋以及《纽约客》的编辑，在这些地方她负责苏珊的作品。表面上看，莎伦给人感觉很强势，但是对于她的朋友而言，她为人温暖有趣，并且极其忠诚。

桑塔格的第三次癌症症状开始显现，她的女管家苏基·琴坎——她已经同苏珊相处十年有余了——在给苏珊放洗澡水的时候，发现她的后背上有淤青。苏基一周为苏珊工作五天，搞搞卫生，做做饭；她们之间不停地闲聊，而别人则一头雾水。

2004年的3月，诊断出来了：骨髓增生异常，可能导致一种特别凶险的血癌。桑塔格的儿子，戴维·瑞夫——一名五十二三岁的记者——在最初的检测结果出来后，陪着她去医生那里做了一次复查。

戴维很高，非常优雅，就像罗马硬币一样英俊。他的神情有几分像是一个皇太子，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莫名其妙地变成了民主国家。

医生指出了可能出现的最严重情况：没有任何治愈或者缓解的机会。他建议桑塔格什么也别做，用剩下的六个月左右时光好好生活。

在苏珊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苏基注意到她有时候会说“哇哦，哇哦”，然后闭上双眼。苏珊告诉她那是疼痛。

不可避免地，这次最近的疾病让人们想起桑塔格在1975年第一次恐怖的癌症诊断。当时她四十出头，被诊断出乳腺癌四期[4]。在她最初咨询的那些医生中，没有一个认为她有一丝一毫的希望，但是她找到了侵略性的疗法，活了下来。从那以后，对平凡疾病和平凡结局的超越，成为了她身体的部分，生命的丝缕——她就是一个寻求治疗的人，她解答她的疾病，仿佛它是一个数学问题，或者是一个最高等级的逻辑拼图。“我闪烁着生存的光辉”，她在八十多岁时写道。与死神的冲突构成了她那黑色魅力以及作家姿态的一部分。在一篇关于摄影的文章里，她写过有关“死亡的性吸引力”，这就是她所呈现的一种性吸引力，那种不断靠近它、吸进它的气味，然后转身而去的危险与兴奋。

她的乳腺癌是极端凶险的，所以康复以后，她的心中更加坚定了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换个角度看，是她那存在已久的、把自己视作非比寻常的观念，坚定了她对待癌症的态度。莎伦说道：“因为她是如此生猛，因为她对权威是抗拒的，所以她的本能就是去对抗它。她立即判定医生们是错误的。在当时，第二意见[5]的想法还不普遍……但是她非常勇猛，直接走了出去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意见），然后活了下来。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份和思想的确证。她没有循规蹈矩，而是我行我素，但是活了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强化了她之所以是她的一切事物，以及她所作为的那种思想家。那意味着，当她下一次、下下一次再生病的时候，她认为她可以同样化险为夷。”确实，1998年她被诊断出子宫癌的时候，她竭力追寻各种辛苦的、侵略性的疗法，化疗、手术，然后她死里逃生。

在她的笔记中，你可以不断看到她自我神话的行为和努力，她坚持不懈地摄取各种生命的原材料，并把它们整合为一种观念：自己是非比寻常的。当然，每个人都这么做，但是桑塔格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比别人多了百万倍的投入，强度也更大，因而也更加成功。她的神话无所不包，充满诱惑。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她有一种“明星气质”，不是指她的美貌，而是指她寻求关注的欲望，以及对神话的自觉运用。她在日志中斥责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微笑。”“软弱是一种传染病。强者理所当然避开弱者。”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她想成为那种人的意志，她不断地自我修炼，缝缝补补，仿佛这种意志是一篇文章。她二十四岁时写道：“在这本日志里，我更加坦率地表达了自我，这一点在我表达任何其他人的时候是做不到的，但是不仅仅如此：我创造了我自己。”

她想要脱胎换骨的欲望，一直非常强大。她十六岁进入伯克利，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学术上更加严苛的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她遇到一位比她大很多的教授，菲力普·瑞夫，十天后，她决定嫁给他。她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学位，然后离开了瑞夫和他们四岁的儿子戴维，一去好几年。期间她在牛津和索邦大学学习，那时候，她感觉那些是她需要做的事情。

从少女时期开始，桑塔格的个人神话就通过她对普通事物的鄙视和疏远而得以预告。她曾经嘲笑她的好朋友斯蒂芬·科赫拥有存款账户和医疗保险，因为那是普通的、中产阶级的人们才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不会拥有存款账户或者医疗保险。

在她乳腺癌康复后的早期访谈中，她看上去似乎沉醉于与死神的近距离接触。她在1978年《纽约时报》那场几乎令人眩晕的访谈中，是这样说的：“它给我的人生添加了一种凶猛的强度，而那一点一直叫人心旷神怡……知道自己要死了，真是奇妙；它真正地让你认清了事情的轻重缓急，并按序为之。那样的感觉现在已经有几分消褪了；已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感觉不到彼时的那种迫切性了。某种意义上，我感到遗憾；我宁愿保留住一丝那样的危机感……我认为，同生命和死亡保持联系，是件好事。许多人穷其一生让自己防备生命是一场闹剧的想法。我认为，最好不要试图阻碍这些冲突……当你积极而自觉地面对它们的时候，你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能量。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种尽最大可能去关注的方式。”

在她接受乳腺癌治疗的过程中，她并没有停止工作和思考，也没有停止努力地去工作和思考。在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记下笔记，为了那本优雅的、有影响力的论著《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在这本书中，她反对那些围绕在疾病周围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她指出，病人要做好准备迎接治疗的艰苦工作，真正需要的是头脑清晰，理性思维，以及医学信息，而不是诗歌和充满情感的信念。在病房里，她在日志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变得害怕我自己的想象了。”而她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调查和拒绝的正是这种恐惧。她写道，我们赋予疾病的那种想象，那层浪漫，其本身就是暴力的，充满破坏性。

在苏珊被诊断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之后，苏基有时候会在起居室里面过夜，因为苏珊不想孤零零一个人。一天夜里，她被苏珊的尖叫声惊醒。她感到恐慌。苏基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苏基坐在床边，抱着她，开始祈祷，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主啊，赐予苏珊安宁吧。”

在她优秀的短篇《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那是一篇关于疾病和生病是什么样子的故事——中，苏珊写道：“即将死亡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高峰体验，他对昆廷这样说。有时候我感觉太他妈好了，太强有力了，仿佛我能够跳出这副臭皮囊。我是不是快疯了，还是什么？我从大家那里获得的这一切关注和悉心照料，是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梦想着被人爱？这是毒品吗？或者其他什么？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有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奇妙的经历。”她是在1986年写下这些的，那时的她知道即将死亡的感觉是什么。她作为一个即将死亡然后又死里逃生的人，写下这篇故事。

2004年的春天，在她被诊断出白血病之后，她把公寓变成了一个医学研究中心。每个人都在网上搜索，朋友们不断打电话进来，给出各种建议，告知一些医生的名字，以及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苏珊的年轻助手安·江普帮她找到了有关这个病尽可能多的信息。她们已经进入了危机模式，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寻找治愈方案。苏珊成为了她的疾病的学习者；她做研究，在白血病的小册子上到处划线。几年前，她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一句W.H.奥登[6]的话：“不管是什么事物，在我对它有感觉之前，我必须具备有关它的知识，并且是大量的知识。”

1975年，在她乳腺癌第一次探查性手术的前夜，她坐在“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病房里，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好友。苏珊十分自我，也就是说，她刚刚严词斥责了那个入院护士，因为该护士直呼她“苏”[7]，并且叫来了另一位好心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努力讲着如何面对逆境的陈词滥调，讲得快哭了。然而，这一切的严词和斥责都是能量和某种高涨的情绪，是她强加给这个世界的。

太阳渐渐西沉，她突然决定给彼得·胡加尔[8]的摄影集《生死肖像》（Portraits in Life and Death）写个导言，这件事她很早就应承了，但是一直拖着没完成。在那些著名的都市精英们的肖像里，有一张是她自己，躺在床上，穿着一件灰色的针织毛衣，美得惊人；还有一些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巴勒莫地下墓穴中的人类骸骨的照片，让人过目难忘。

胡加尔拍好那些地下墓穴中的照片后，把它们带到了桑塔格位于华盛顿广场的住所。他们之前说好了，要在桑塔格十一岁的儿子戴维睡着以后才来，那样的话，照片才不会吓到他，让他做噩梦。照片上有裹着破布的儿童骷髅，缠着丝带的头颅，戴着花环的头颅；真正让人毛骨悚然、浮想联翩的不是那些人骨，而是这些生命的残余，这片片碎布、缕缕残丝，它们召唤着观者，逼着他们承认：终有一天，他们心爱之人也将死去。

1975年在医院的那个晚上，朋友为她找来一个既宽大又平整的东西，让她在上面写作，她于是胡乱地写着。那篇文章的语气比平常更为空幻。在病床上，她浪漫地、亲密地看着死亡，守着它的“甜诗蜜歌以及它的恐慌”。她潦草写出的句子，还具有一种施了魔法般的魅力。她不远不近地直视着某种我们通常看不到的事物。“我们不再学习死亡的艺术，在往昔文化中它是常规的纪律和卫生学，”她写道，“不过，所有的眼睛，合上之后，就包含那种知识了。”

她写作时，病房里一片安宁。大限将至，工作不止：这对她很重要。陪床的朋友翻阅完了一本杂志，橙色的黄昏也铺满了地板。那篇文章——在她的作品中属于更加优雅、更加流畅的那一类——只花了她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她的朋友记得她饶有兴味地引用塞缪尔·约翰逊[9]的话：“听我的没错，先生，当一个人知道他将于两周内被绞死，那么他会令人惊叹地集中起注意力的。”说完之后，一片银铃般的笑声。

如果说桑塔格在与癌症的第一次战斗中表现出了凶猛的意志，那么她当时的伴侣妮科尔·斯黛芬[10]也不遑多让。妮科尔一路寻访到吕西安·伊斯雷尔医生，他身在巴黎，是桑塔格试验性疗法的创始人。他在给桑塔格的信中说道：“我不认为你的情况毫无希望。”就是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些许乐观给了桑塔格足够的鼓舞。在她做完乳腺癌手术——豪斯泰德医生著名的根除性乳房全切术——之后，有人给苏珊位于河滨大道的公寓送来了鲜花。妮科尔把这些花扔下阳台，狂怒不已。鲜花是送给死人的。

后来，在桑塔格的私人神话里，这种凶猛是作为她智力和意志的副产品而得以处理的：她拒绝接受医生的诊断，也不承认自己终有一死；她有能力摆脱疾病的各种隐喻并且有所作为。但是现在，2004年，面对着最新的恐怖诊断，要她维持自己非比寻常的信念，已经勉为其难了。她需要强打精神才能支撑起这个信念。她对包括戴维在内的好几个人都说，“这一次，我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或者“这一次，我感到不会幸运了”。她不断工作，想要抗拒那份恐慌，想要重回幸运之路，想要再次非比寻常。

与此同时，她不想一个人独处。她不想关灯。她需要不断地有人前来，前来照料她。这些人安慰她：现在的她就是以前的她。人们感到，只有在黑暗中，孤身一人时，她才是生命将尽。

她与安妮·莱博维茨之间的长久关系——是莎伦介绍她们认识的——现在已经疏远了，并且麻烦不断，但是安妮依然在她的生命之中存在着。即使在关系最好的时候，她们也不喜欢“配偶”这个词，而是更喜欢“朋友”或者“爱人”。安妮给苏珊拍过很多照片，有在旅馆的、床上的，还有在沐浴中的，那些照片带着戏谑和柔情，又坦然公开，让人想起一段更加幸福的时光——不像桑塔格平日里的那些令人生畏的照片。她们住在伦敦的切尔西楼里，各自有独立的公寓，能看到彼此的房间。

那个春天，她继续尝试着去电影院、餐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一连数周，但是不久之后，她只能住院了。就在她收拾东西准备住进“斯隆·凯特琳”之际，苏珊对苏基说道：“你觉得，我还能再看到这间公寓吗？”苏基说她会看到的。于是，苏珊说道：“我回来的时候，你得陪我喝一杯庆祝一下。你得喝一杯酒。”她知道，苏基的宗教信仰不允许她喝酒。不过苏基说道：“我肯定会和你喝一杯酒的，苏珊。我肯定会和你喝一杯酒的。”

戴维内心很痛苦，不知道对她说什么。“假如我一心诚实的话，”他后来在《卫报》上撰文道，“我就会说，我从未真正地认为我母亲挺过来的机会有多大……诚然，考虑到机会如此渺茫，而她受苦又这么多，我一直在想是否应该对她坦诚相告。但是她显然不想听这些，我也从未找到机会这么做。”

在“斯隆·凯特琳”，苏珊经历了一种被称为“5-AZ”的化疗；化疗理由不是治愈她，而是也许能为她多争取一点时间。与此同时，她准备进行一次骨髓移植，费用由位于西雅图的广受尊敬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资助，该研究中心提供了唯一的（不管多么渺茫的）彻底治愈的可能。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女性来说，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她那些有影响力的医生们帮忙安排好了一切。也许，这些有影响力的医生想要成为拯救苏珊·桑塔格的医生，又或许是，他们被她强大的求生欲望所产生的磁力场吸引。她在这个世界上的力量，有一部分体现在她能够打破规则、出人意表，以及创造出各种可能性上，那些可能性通常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她可以做好准备，迎接一种极端的治疗，这种治疗对于绝大多数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通常没有条件做，或者负担不起。如果安妮不帮助解决费用的话，她也负担不起。后来，有人谈起安妮安排一架私人直升机去给她取一种试验药物的事，这就是桑塔格期待这个世界为她做事的方式，这就是这个世界为她做事的方式。一道道大门为她敞开，一道道通往漂亮宾馆房间的门为她打开，而她分文未花。

六月，在动身前往西雅图之前，她立下遗嘱。她不想立遗嘱。实际上，一提到立遗嘱，她就怒不可遏。她的亲人和密友们一直议论着一个事实：在进行移植前，她需要立个遗嘱。也许，她不想立遗嘱的原因同毕加索当初的一样：因为立遗嘱意味着承认自己即将辞世了。桑塔格计划把她的作品产权、公寓，以及一切东西，都留给戴维，但是她依然需要立一份正式的遗嘱。最终，不顾苏珊的抗议，她的朋友们让一名财产律师来到“斯隆·凯特琳”的病房里。苏珊生身边所有人的气，这些人在她看来全都串通好了让她立遗嘱。她立下遗嘱，但是一直都怒气冲天。

桑塔格从未直接写过她生病的经历。戴维称《疾病的隐喻》为“半自传体”，的确如此，书中记载了努力抵抗、拒绝告白，还有将浓烈的个人经验转化为纯粹的智力沉思。在那本书的导言中，她宣称该书不是打算告诉人们“移居到疾病王国并在那里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该书的其他地方，她写道，她不认为这样做是有用的，即“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告诉人们，某个人是如何得知他/她得了癌症，然后是怎样痛哭、挣扎、被人安慰、经受折磨、鼓起勇气……”得知她的法国出版商准备把她的照片放在《疾病的隐喻》的封面上，她强烈反对。

就在最后一次癌症的诊断出来的时候，她还有个合约，写一本关于前两次疾病的回忆录。不过，她并没有在写那本书。实际上，她正在写另外一本书：一部关于日本的小说，不同的时间段交织在一起，书名中有“卡拉OK”这个字眼。

她的朋友、作家兼内科医生杰罗姆·古柏曼1998年在《纽约客》上撰文写道：“她来到医院，心里相信自己已经做好了迎接那个程序的准备，”那个程序指的就是在西雅图的骨髓移植术，“她很快就会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这个程序不是任何人都能准备好的。”

桑塔格读着这篇文章，上面形象地描述了各种等待着她的痛苦折磨，与此同时，她孜孜不倦地研究着纽约可提供的各种医学选择。莎伦在《纽约客》归档文章中找到了这篇文章，并用电子邮件发给了她。

6月29日，安妮陪着苏珊乘坐一架私人飞机直飞西雅图。在准备移植手术的前几周里，苏珊做着迎接那个程序的准备，她的朋友朱利安·洛伦兹——一名德国的电影剪辑师，也是法斯宾德最后的伴侣——陪着她，两个人住在弗雷德·哈钦森中心旁的万豪酒店一间带厨房的两居室里。苏珊感觉还不错，几乎是在旅游观光。她和莎伦一起参观了新图书馆，它是由雷姆·库哈斯[11]所设计的。她乘坐了渡船。

一连串的守护者纷纷飞来陪她。安妮的办公室和苏珊的助手安·江普一起制定了一份计划表，确保苏珊时刻有人陪。这些守护者们，绝大多数是曾经为苏珊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卡拉·艾芙、本·约曼、彼得·佩龙，还有苏基。其他人——桑塔格的密友兼意大利语译者保罗·狄龙纳多、戴维，以及安妮——一有时间就会飞过来。莎伦在九月份离开了《纽约客》，开始有了更大块的外出时间。

苏珊喜欢让熟悉的人一刻不离地陪着她。她要求很多，很难缠，又很迷人。她的守护者们一天会陪她十二个或者十六个小时。“只要你在那里，她就像胶水一样粘着你。”彼得·佩龙这样说道。

彼得散发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宁静，只有永不停止探求的人才具有这种宁静。他身材矮小，秃顶，性情温和，有几分让人想起身着红袍的僧侣，从远古的柬埔寨石窟中飘然而来。他从事安乐护理工作[12]已经有些年头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次遇到苏珊，自那时起他开始为她做研究调查。他同许多人一样，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模棱两可、介乎朋友和雇员的中间角色，时而为她工作，时而作为密友。这些人带着激情和绝对的信念献身于她，这是绝大多数雇主无力或者无心从为他们拿钱办事的人那里得到的。

彼得七月份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桑塔格正准备接受治疗。一天晚上，他们出去吃日本料理——不生吃任何东西，以防免疫系统遭受重创的人出现危险的感染——然后他们去看《蜘蛛侠2》。他们舒服地坐在影院里，周围都是约会的青少年。她特别喜欢那个飞行镜头。彼得想到，如果疾病确实需要一些隐喻，那么一个在城市上空翱翔的超级英雄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就在同一时间，彼得记得，她曾有过瞬间的怀疑：经过化疗她已经感觉好一点了，那么是否还要进行移植手术？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手里拿着筷子，就像他们之前坐在纽约的那些餐馆中一样。他记得，她向他坦白这瞬间的怀疑如同火花一闪，转瞬即逝。她绝不会放弃一个彻底治愈的希望，他也知道她绝不会放弃那个希望，不过他俩心中都飘过这个念头：她可能会放弃。她可能带着残存的那一点生命转身离开，不做移植手术。

在她第一次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几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我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这是一个我现在开始有点厌倦的话题了。我想，这不是因为我离自己的死亡近了一步，而是因为死亡最终变得真实起来（苏珊的死亡）。”此处的苏珊指的是苏珊·陶布斯。

苏珊·陶布斯潦倒而无望，抑郁而优雅。早年，两个苏珊在哈佛的怀德纳图书馆[13]台阶上相遇，那时桑塔格在读研究生。桑塔格也许和另一个苏珊的丈夫有过（也许没有）风流韵事。苏珊·陶布斯在汉普顿海滩度假时自溺而亡，桑塔格被叫去指认尸体，因为陶布斯钱包里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她的名字。她同朋友斯蒂芬·科赫驱车前往，一起走进停尸房。工作人员按下一个按钮，乙烯基做的帘布升了起来。尸体自颈部以下都被盖在一张纸的下面，纸上面打印着“纽约萨福克郡”的字样。工作人员说：“这是你朋友吗？”苏珊看了看说：“肯定是。”后来签字的时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当她们走出来上车的时候，她对科赫说道：“她最终还是走了这一步，蠢女人。”

桑塔格认为，不管生命好赖，任何人都会迷恋它，不惜任何代价地紧抓住不放，所以她无法理解苏珊·陶布斯，因而很恼怒。正如她对她的医生斯蒂芬·尼米尔说道，她不在乎“生命的质量”：她在乎的是生命本身，正是这种绝对价值，即将在西雅图受到考验。

七月的数天时间里，桑塔格必须被隔离在一间放疗室中接受放疗。杰罗姆·古柏曼解释说，在这种极端而痛苦的治疗中，干细胞移植受体本质上被“置于临床可允许范围之内离死亡最近的状态中”。他继续说：“这是孤注一掷的疗法。即使一切顺利，它也代表着一种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经历——化疗的折磨达到了几近致命的极端。”病人之所以要被隔离数日，是因为辐射的强度和毒性。安·江普给她送来一本《堂吉诃德》，她在接受放疗时把它带进了放疗室。

桑塔格六十九岁的时候，依然身健体康，她把她的档案卖给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但是非常坚定不会就此放手。她当时发表评论：“卖掉档案并不意味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开始打点包裹，准备考虑我的房产了。’我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人行将就木的姿态之一。”请注意下面这条评论中赤裸裸的非理性：人们不会在二十五岁时卖掉论文；事实上，卖掉论文就是一个人行将就木的明确姿态之一。但是，对于年近古稀的桑塔格来说，哪怕是行将就木的“行将”二字也是不可能被接受或加以处理的，也不会出现在访谈的记录上。

一位移植手术的病人——他的皮肤被极强的辐射严重烧伤——说道：“我看起来就像一只龙虾，还觉得有一些虫子在身上爬。”桑塔格经历的辐射，严重程度要稍低一点，但是治疗的影响依然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病人以后极容易受到各种机会致病真菌[14]的侵扰，还易发各种溃疡和感染，即使是最成功的治疗，身体也垮了，为了重建必先摧毁。

安妮后来会说：“她是那么勇敢。真是不可思议。太痛苦了。”那几个字似乎凝练了她周围许多人的反应：太痛苦了。

桑塔格在1976年5月的一些日志中写道：“生病让我备受屈辱——就是这次的疾病。但是我同时为之着迷。疾病是一种‘有趣’的形式。然而，我同时也受之排斥。生病太粗俗、太轻率！它让我想要闭嘴。我的身体在大声说话，说得比我一向所能说的更加清晰明了。”

有一段时间，桑塔格不想在西雅图的病房里看电影。她拒绝一向喜欢的那些沉重的外国片，都是安·江普从她公寓里打包并送出来的。内部小圈子交谈了多次，想要设法让她观看这些电影，因为这似乎是个好办法，可以让她度过漫长的医院时光。最后，莎伦带来了一些美国音乐剧，接着她突然想要看电影了：加里·格兰特、弗雷德·阿斯泰尔、《非洲女王号》《刁蛮公主》《雨中曲》《一夜风流》《甜姐儿》《费城故事》《热情如火》《逃亡》《卡萨布兰卡》，经常一个晚上看两部。

在笔记本中，桑塔格声称苏珊·陶布斯的自杀对她很重要，因为它让死亡变得“真实”。然而，是这样吗？苏珊·陶布斯的自杀确实停留在桑塔格心头很长时间；它萦绕在那些日志中，盘旋在那些页边空白处，作为未解的问题；她似乎围绕着它乱涂乱写，纠缠不休。1970年，她在笔记本中写道：“一篇文章待写——关于死亡。我生命中的两次死亡。

“1938年，爸爸：遥远、难以透查。

“1969年，苏珊：与我同名；我的复影[15]，同样难以透查。”

终于，她写了一个基于陶布斯自杀的故事，名字叫《事后简报》（“Debriefing”），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些夜里，我梦见拉着朱莉亚的长发把她拖回，就在她即将跳入河中的刹那。或者，我梦到她已经落入河中：我站在屋顶，面朝新泽西；我向下看去，看到她从面前漂过，于是我从屋顶跳下，半是下落，半是俯冲，像一只小鸟，然后紧紧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拉了上来。”她重演了朋友之死的瞬间：暂停、倒回、播放。在这里，她又一次展示了那个反复出现的欺骗死神的幻想，最后时刻的缓刑，那只将你带回安全地带的俯冲的小鸟。拉着头发将她朋友拖回的意象是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摄人心魄，但是它只是梦一场。你无法拉着头发，将一个垂死之人拖回世间。

八月，桑塔格走进手术室，进行骨髓移植。术后的一段时间里，很难说移植是否起了作用；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移植手术病人的身体状况在完成程序后都是非常糟糕的，身体的再造有一个过程。在桑塔格身上，医疗信息很难分析；医疗团队宣布移植体适应良好，但是接着有了并发症、术后反复，一些指标需要解读和阐释，有血常规的指标，也有活体检查的指标。对于她身边的那些人来说，她的情况肯定算不上好。

彼得十月中旬再次来照料她，看到她这个样子，泪水夺眶而出，因为她与七月份他离开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做移植手术）比起来，彻底变了一个人。她的脸和躯干因为注射类固醇而肿胀起来，皮肤上到处都是破损和淤青。

安妮会拍一些她的照片，照片上她差不多就是这副模样。她满头白发，像男人一样剪得短短的。一些管子从她的胸部延伸下来，导尿管沿着床单蜿蜒而下。她的肚子像孕妇一样鼓胀着，病号服被剪开，露出一条伤痕累累的腿，那条腿似乎属于一个有千岁之寿的老人。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那张熟悉的、标志性的脸庞，那张极其上相的脸庞，已经消失了。她双眼中的那份凶狠以及棱角分明的丰富表情，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来没有的虚胖，一种从未有过的含混，仿佛有人把她弄模糊了，仿佛她已经变形为一个普通人，就是那种她发誓自己永生不会变成的普通人。

这些照片中的私密性，与安妮在各种各样其他的床上所拍的相差无几，那些床遍布世界各地的酒店，有格瑞提皇宫酒店、奎希桑纳大酒店[16]等，那些在床上拍的照片带着几分戏谑、十足暗示（暗示良宵共度），但是此刻的照片，没有戏谑，只剩下私密，很难说是悲凉还是冷漠。安妮没有分析她为什么会拍这些照片，但她还是拍了。戴维会憎恶这些照片——他称它们为“名人死亡的狂欢意象”。安·江普永远不会让自己看到它们。

苏珊以前写过：“同时，在照片中，整个世界转变成一片墓地。同时，摄影师——美的鉴赏家——也是记录死亡的天使，不管有心还是无意。”她还写道：“人们对那些展示痛苦身体的照片的胃口，几乎和对那些展示裸体的照片的欲望一样强烈。”不过，安妮似乎相当肯定，苏珊原本就不会在意那些照片。她在《一位摄影师的一生》（A Photographer’s Life）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也许这些照片完成了她和我一起开始于1998年她生病时的工作。”虽然安妮没有这么说，但是这些照片也许就是她一直以来同疾病隐喻作斗争的方式，是她自己对苏珊的绝妙论证所给出的视觉对应物；她也许曾想过要用真实呈现的方式，去抵消那些我们通常投诸疾病之上的幻想、修饰，以及想象的面纱。

在一段难熬的时光里，苏基前来探望一周。苏珊看到她在身边，就像在伦敦切尔西公寓的起居室里面那样闲谈着，感到很欣慰。苏珊提到安妮通过代孕妈妈即将获得的双胞胎。三年前，安妮的怀孕[17]、第一个女儿，萨拉·卡梅隆·莱博维茨的诞生，她都在那里。安妮在五十多岁的时候有了后代[18]，用自己的方式忙碌着抵御易朽的生命。安妮没有立即告诉苏珊双胞胎的事情，估计是为了保护她，不要过度感怀自己生命将尽。但是当她最终吐露实情的时候，苏珊非常高兴。“你知道她们准备给其中一个起名为苏珊吗？”她这样问苏基。“我知道，”苏基答道，“我们一生都会有一个苏珊相陪。”

戴维只要不在旅途中，就常常会飞过来。他性格一本正经，不善于表达，这样说其实远远没有到位。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有些人在所爱之人生病的时候，便超越了自身，变得情感外露，不能自已，或者强颜欢笑。但是，即使有这种情况，我也无法成为这样的人。”他进入角色、提供帮助的方式，是咨询那些医生，弄清情况。他给予母亲对治疗的信心。他让她重新意识到，同她并肩抵抗癌症的那些人都智慧、理性、见多识广。她并不期望他成为守护人之一，贴身地照顾她，他也没有这么做。

戴维对于她的继续治疗有着自己的疑虑，但是他知道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支持她活下去的信念。他把自己的行为描述为：“一位律师在虚伪证据的基础上编造结案陈词，说些我母亲明显想要听的。有时候，我想我的方式就是在她走向坟墓的一路上为她加油鼓劲。”虽然他怀疑继续治疗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他不怀疑她想要继续治疗的决心，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怀疑了。但是此刻，当各种治疗的艰辛和无望威胁着要击垮她的时候，他托起了她生的希望。正如他后来写道：“我的任务就是必须不遗余力地帮助她，让她继续相信能够活下来。”他还写道：“我想，我母亲在生病期间的任何时刻，绝对没有听过有人说她命不久矣之类的话。”

他们在房间的墙上贴着一张纸，她可以看到上面记着移植手术后所过的天数。这些一天天更新的白纸在视觉上很是诱惑：“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这些日子标记着她新的生命，新的身体，还有新的开始。大家想着如果移植手术成功，到一百天的时候，她也许就可以返回纽约了。

然而，这种日历上的乐观精神并没有被带进病房中。医生给出的信息令人沮丧，与此同时，苏珊遭受的痛苦让人不忍直视。

戴维看到母亲对医学执着的信念还有攻坚克难的能力，惊愕不已。在最糟糕的那些时刻里，他暗自思忖，她真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她依然相信自己会活下来。他明白，他的部分角色就是尽最大努力把这种信念原原本本表现出来，再让她看到。“真相是，我害怕有任何感觉，主要原因是我强烈地意识到母亲想要从我这里得到的是什么：相信她可以再一次战胜命运，完好如初。”

怎样才能不承认自己即将死亡，假如你身边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假如你的身体极尽所能地以生动而令人信服的证据展示着这个事实？毋庸置疑，药物、疼痛、焦虑，还有由于连续四个月躺在病床上而产生的绝对精神压力，都会让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受到蒙蔽，但是，也许事实远非如此。戴维指出，她母亲坚信自己非比常人，以及对自己意志的执着，也许已经使她的理解出现混乱，以至于在她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她不相信自己也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天。即使理智让你明白，自己终有一死，你依然允许自己认为：不是这一次。你可以逃避死亡的绝对性，凭借着这样的理念：也许还有两年或者十年，又或是三十年的时光，总之自己不会死于当前的这场病。毕竟，一个四十五岁的人完全有可能感觉自己是二十五岁，完全有可能同自己的实足年龄没有内在的联系，没有从本质上把握住它；诚然，有可能自己要死了，但是感觉自己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

桑塔格也是一个对真理进行创造性叛逆的人。也就是说，她不诚实。她的许多谎言非常典型。她在戒烟问题上撒了谎，她在情人问题上撒了谎，她对一些朋友撒另外一些朋友的谎。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她撒谎是为了保护她为自己建造的神话王国。如果让她在明白无误的事实和她的神话之间做出选择，她一定会选择后者。这就导致了她撒一些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谎。例如，她会在她河滨大道公寓的价格上撒谎，因为她想要人们觉得她是一名知识分子，流浪进一间漂亮的公寓，并没有像更加布尔乔亚、更加普通的人们那样在房产上花大笔的钱。这种谎言很有趣，因为它们服务于她一直在意的那个自己创造出的自我形象；换言之，她会扭曲外部世界，以适应她内心为自己人生所设定的强大画面。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做。此处，人们想象她最大的谎言，就是她正在恢复，同时她迄今为止所设计的最大神话，就是她总能活下去，总能华丽地战胜死亡，并全身而退。当一个人撒谎是为了保护并且强化他的神话，他是不是也在自我欺骗？

看着自己的母亲一日不如一日，戴维内心在挣扎，充满矛盾：一方面是母亲对于疾病的智性态度，这种态度奉逻辑和理性为圭臬，以科学和明晰为准绳；另一方面，则是病房里阴郁的事实。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列出的那些理念，具有无法抗拒的纯洁和魅力，然而时过境迁，此刻的桑塔格如果有双慧眼，能洞察信息，那么她也许早就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这次与癌症的最终对抗中，她需要的不是隐喻，而是安慰，她需要幻想，她需要难得糊涂。最后，桑塔格无法在没有隐喻的情况下，同疾病共存；她需要战斗的理念，即使在战斗失败之后。看到她笔记本中有些只言片语被涂掉了，会让人觉得有些意思。在第一次生病期间，她写下：“我感觉就像是越南战争。我的疾病具有侵略性和殖民性。他们在我身上使用化学武器。”她把这句涂掉了，因为她决定不用这种方式思考疾病，因为她严格要求自己保持智性态度——不把疾病浪漫化。然而，就在这些钢笔字迹之下，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种运用战争和战役作为隐喻的思维方式，这是她的自然倾向：无法抗拒地想要成为一名战士的本能。

医院按摩师的母亲来到病房里给苏珊理了一个发，这让她很高兴。她没法把脑袋抬得离枕头很远，所以给她理发需要不寻常的技巧和对剪刀的驾轻就熟。但是，理发很重要，即使她身处移植手术的病房。

一名牧师走进病房。桑塔格很礼貌，也就是说她没有当面嘲笑他，也没有把他驳得无地自容。牧师离开后，她说道：“他有点呆萌。”

有时候，她坐在轮椅里，彼得会推着她到外面走走。那时候，她非常虚弱，长期卧床使她的肌肉萎缩得厉害，已经到了翻身都很困难的程度了，所以把她弄进轮椅要费一番周折。不过，在一些天气良好的日子里，他推着她来到湖边，一起看鸭子戏水。

她喜欢待在外面。她喜欢新鲜的空气。伟大的文明世界，罗马、巴黎、东京、萨拉热窝（“我变换国家，就像其他人换房子一样容易。”她曾经这样写道），已经浓缩进她的病房之中。在伦敦的家里，冰箱上往往会贴着一周的计划安排，里面有密集出现的歌剧、戏剧、电影、音乐、晚宴和会友。在得病之前，就连比她年轻的那些朋友都跟不上她的节奏；她旺盛的精力、她的“贪欲”（用她自己用过的一个词来说），让每个认识她的人惊诧折服。彼得回想起，他们曾经为《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做过研究，当时已经凌晨三点，彼得就建议上床休息，第二天继续。她转过身来，满脸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你累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她在笔记本中写道：“感到疲倦是否就是死亡的一个自然同谋——一种同生命渐行渐远的开始？”

天气太冷，不能出去的时候，彼得就推着她沿着医院那些长长的走廊一路走下。此刻，把她弄下床裹在毯子里放进轮椅中，要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但是离开病房对她有好处。有时候，他们会去医院的“禅咖啡馆”，改变一下环境。

她的病房看上去就像手术室。为了保护她那处于极端压制状态的免疫系统，所有进入房间的人都要穿上袍子，戴上口罩和手套。她和所有其他人之间都隔着一层塑料，一层纸，还有一层橡胶。

十月下旬，彼得把一本平装本的《伊凡·伊里奇之死》[19]带进医院。他常常在那里待上十二到十六个小时，所以当苏珊睡觉的时候，他有时候会看点书。她问他在读什么，知道是《伊凡·伊里奇之死》之后，就叫他大声地读给她听。他是故意带这本书的，就期待着这一刻。他想要给她一个切入点，好谈论死亡这个巨大的禁忌话题，如果她想谈，他给她机会。

之后的几天中，他有一次读到书中的这样一段话：“在他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是由于远未习惯这个想法，他根本没有、也无法理解它。”

苏珊喜欢伊凡·伊里奇让那个年轻仆人扛起他的双腿以便让自己舒服一些的段落。她只字未提伊凡·伊里奇死去的那个段落。

四十年前，她曾在笔记本中写道：“伊凡·伊里奇那浓烈的生命使我得到安慰——让我在自己心中更无遮无避，更加强大。”

医院里，不同恢复期的病人有着各自的楼层。在病房的生态系统中，处于一个较好的楼层非常重要。彼得在陪护的五周里，努力地让她坐在床上，帮她来到床边自己能下床的地方。他逼着她这样做，最终她做到了。终于，他们被转移到另外一个楼层。苏珊非常兴奋。这就是进步，这就是恢复。

他们同时认真跟进血液检查的结果，检查的项目是她血液中的原始细胞。血液检查的报告并不总是令人满意。

移植手术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一方面，苏珊已经七十一岁了。她做了详尽的研究，知道她的前景黯淡。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她以前能活下来，其几率也是极低的。如果有一个人，在预后极差的情况下幸免于难，概率分布位于贝尔曲线[20]的尾端，她就可以成为那个人，与众不同的例外。她一直就是例外。所以，她前景中的那种渺茫性，只是证实了她精心为自己设计的角色：幸存者。尼米尔医生后来对戴维说：“她没有为死亡做好准备。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她为了寻求治疗方案，可以置生命于不顾，宁死也要尝试。”

对于旁观者来说，那份折磨似乎忍无可忍。但是桑塔格一直以无视痛苦折磨而自豪。1998年，在第二次癌症期间，她给一个朋友写信，信中有这样的话：“化疗，加上放疗，二月下旬应该就结束了。不管治疗过程多么严苛痛苦，都不相干。唯一重要的是，治疗管用（能够阻止转移）吗？我们等着瞧吧……我不敢乐观，但是我满怀希望。不管怎样，我希望三月底前重新开始写作、钓鱼，就在美国。”这些话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振聋发聩：“不管治疗过程多么严苛痛苦，都不相干。”

尽管历尽千难万苦，移植手术还是露出了失败的苗头。这时候围在她身边的一些人开始私下交谈，谈话的开头总是“要是当初……会怎么样？”例如，莎伦和戴维讨论，要是当初有人能够第一时间说服苏珊不去西雅图，会怎么样。莎伦在一封电邮中写道：“即使有人能够做到——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最终也都会后悔不给予她搏一下的机会。她根本不会排除西雅图看上去可以提供的希望。”

慢慢地，情况似乎日趋明朗：移植手术没有用。她身边的人们在院方正式宣布之前，就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她自己没有。在医生们即将告知她报告的前一天晚上，彼得和戴维在万豪酒店的套房里喝酒时，就谈论着这个事实。

第二天早晨，整个六人的医疗团队走进了苏珊的病房，告诉她移植手术失败了。窗外，湖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戴维在病房里陪她，还有彼得。她尖声叫道：“可是，这意味着我快死了！”

医生的助手——胡安，一位三十几岁的英俊男子，阿根廷和意大利的混血，苏珊特别喜欢他——这时候说道：“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集中思考你的精神价值。”

桑塔格回答：“我没有精神价值！”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同朋友相处。”

“我没有朋友！”

第二天，安妮飞去看她。她走进病房，没有按照固定的程序——戴上手套、口罩，穿上袍子——而是直接爬到桑塔格的病床上，像小孩子一样搂住了她。

苏珊十六岁的时候，在笔记本里写道：“死亡恃强欺弱，让人恐惧，人们倾其所有、竭尽所能想要理解那无法理解的……‘我也终将死去’……但是，对我来说，不再活着如何可能……没有了我，万事万物如何存在？”

转院的那天，天空阴沉，乌云翻腾。一位医疗人员走向救护飞机的机首，风吹乱了她的头发。雨后的柏油路面很光滑。桑塔格躺在轮床上，身上盖着巨大的、在风中起起伏伏的白色被单，她双眼紧闭、头发雪白，脸肿得难以辨认。她倾斜的身躯显出一份威严，仿佛皇后一般。这是她从西雅图转院时安妮所拍的照片。

安妮脑子里想象，把苏珊送回家后，拍另一张照片。她希望苏珊死在她自己的床上，死在那些爱她的人的怀里。彼得的脑子里有着相同的照片。他想象她死的时候，她的朋友们，书籍，还有心爱的绘画围绕在她的身边。在《事后简报》中，桑塔格自己想象出一个更加清晰的临终画面：“你至少应该死在一张温暖的床上——悄无声息；围在你身边的是那些内疚的、笨拙的人，他们崇拜你，感到挫败，一直恨你到最后。”

但是，他们没有回家。他们要去“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在那里，尼米尔医生还有另外一个治疗方案，或者说另外一些治疗方案，正等着她。

她们一到医院，莎伦就给戴维发了一封邮件：“嘿，并没有那么糟。从西雅图一路上到救护飞机里的一切都很不错。两名司乘人员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他们用吗啡让她保持麻醉状态，他们的为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很棒……与此同时，苏珊看上去像是已经死了好几天的尸体。但是有时候，她总体上还是清醒的……莎伦。”

第二天早晨，在“斯隆·凯特琳”宽敞的双人间里，苏珊看起来好像浴火凤凰，涅槃重生。她坐在床上，读着《新共和》，并对其中一篇文章表达不满。很难想象四十八小时以前她这样做过。现在，她换了一个人。

苏珊打电话给苏基。“给我带点你做的辣味牛排和菠菜。”苏基说：“他们不会让你吃那些东西的，苏珊。”苏珊说：“你把它们藏起来，悄悄地溜进来！”

她需要吃药睡觉，也需要吃药醒来；还有止痛和抗焦虑的药物。很难知道注射麻醉剂后她的状况，也不知道不用麻醉剂会是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可以问的问题。夜深以后，莎伦从伦纳德·伍尔夫[21]的回忆录中挑出一段读给苏珊听。她的大脑显然具有选择性：她很难记住尼米尔医生二十分钟之前所说的话，但是她知道韦伯夫妇[22]和G.K.切斯特顿[23]的种种隐秘琐事。

彼得带来佛教的经幡作为装饰。安妮带来一尊佛首，也是为了装饰而用。他俩都想要试着把医院变成某种超越了医院的东西。

与此同时，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该如何告知大众。有一个官方立场，但是这个官方立场不能表达确切的真实情况，而要更加接近桑塔格身体健康时在脑中描绘的同疾病的英勇战役。不断有人打电话来问情况，例如《纽约书评》四大创始编辑之一的芭芭拉·爱泼斯坦，还有斯蒂芬·科赫，他们说苏珊更喜欢在纽约接受治疗，并且在当下的阶段，“斯隆·凯特琳”能够给予她与西雅图相同的治疗；他们不提移植手术失败了。事实上，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移植手术没有失败。“也许这无关紧要，”莎伦在给戴维的信中说，“但是你知道流言蜚语，人言可畏。”一些剪接事实的行为是顾虑桑塔格的隐私；有一些也许反映了桑塔格自己观点的磁力场，或者那些身边人认为是她的观点：对乐观主义疯狂而不切实际的坚守，对死亡固执的蔑视。对外口径是她处于康复之中，并且这种口径不能改变。迟早，这会让她身边的绝大多数人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在该口径中她的位置不能改变。她卡在那里，固定在那里，就像琥珀中的虫子，不久以后会有一些推测、一些令人不安的想象和猜疑：她不再是写出那本书的人了，不再是睿智的、神通广大的、永远可以康复的理论家。

治疗确实在继续。毫无疑问，仅仅为了让她舒服点，也得这么做。戴维与医生们考虑了试验性药物。莎伦在谷歌上搜索两种被讨论过的药物：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zarnestra）和氯法拉滨（clofarabine）。她给戴维发了一封电邮：“它们看上去都比较神奇……要是这东西管用呢？”在某种层面上，他们都还在等待灵丹妙药，因为当时苏珊从床上坐了起来，而且情况不错。在某种层面上，她的意志让他们深感敬畏，也深受影响。人们无法想象她将会死去，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那个不死之人。

在戴维、安妮、莎伦、彼得以及其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一些私人护士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争吵和摩擦；她们走进病房，感觉到里面的气氛极不愉快。有一些争执会不断升级，有一些争执不会升级，但是会暗中潜伏随时爆发。一些人认为苏珊不应该待在医院里面，已经过度治疗了，另一些人则认为尊重她的愿望非常重要，而她的愿望就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最后，戴维承担起法律上和医学上的责任。他尽力而为，同时又自责不已。他对自己说：“她有权决定自己的死亡。”

在谈到戴维和苏珊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这样评论：戴维太不容易了，他作为独子，母亲如此强势并苛刻，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她变化无端，要么整个地占有他，要么弃他于不顾。桑塔格写过她自己母亲的“自恋、不在场、养育子女方面的无能”。桑塔格五岁时，父亲去世了，于是她母亲极度依赖聪明的女儿。桑塔格写道：“我扮演那位爱恋她的男孩。我很细心，那些男朋友很恶心。我还要表演爱上她（正如我那时模仿《小公子》[24]中的情节一样……例如称呼她‘达令’）。”她还写道：“从母亲那里，我知道了‘我爱你’意味着‘我不爱任何其他人’。”也许她把这种严格的、带有惩罚性质的标准传承到了戴维身上。她带着他到处行走，视其为约会对象、知己和朋友，一起参加派对、晚宴，以及放映会。

他五岁时，她写道：“昨夜，我梦见一个漂亮成熟的戴维，八岁左右，我对他滔滔不绝、不加克制地谈起我自己的情感僵局，正如母亲过去对我讲的那样——那时候我九岁、十岁、十一岁……”她有足够的分析能力，知道她的所作所为会伤害到他，但是她不够宽厚仁慈，不想罢手。就连她那些最忠诚的朋友也看到了她和戴维混乱的关系，发现她在日志里面写到了戴维——有一些更加残忍，例如作为孩子，他没有她以前聪明——他们担心这些东西会影响到戴维。

然而，戴维对他们的同情并不感兴趣。他一直在前进——至少在这最近的一次疾病之前，他一直在前进。他已经离开了那些对他母亲着迷或者着魔的人们所组成的各种圈子；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关于国际政治和人权，他对其非常感兴趣，但是并不全然沉溺其中。他像母亲一样，轻易地变换着居住国，就像换房子一样。

彼得——他现在不常过来了，因为他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使他感到疏远和心力憔悴——给她带来《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一本由名叫玛赞·莎塔碧的伊朗女性所作的漫画小说，他知道这本书她会感兴趣。她十分钟看完了它。他不知道她是否读进去了。戴维给她读拜伦的《唐璜》，因为他认为诗的节奏会让她保持注意力，因为那抑扬顿挫的韵律会让人前行。

病房是双人间，意味着可以住两个人，所以里面有两张床，两张可以升降的桌子，两个床头柜，它们迅速就被笔记本、打印机和以太网缆线占据了，即便是这种时候，这间病房也部分地作为办公室。

在笔记本中，苏珊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假死主题”倾注大量的笔墨。事实上，她的虚构作品中充满了假死和复活，充满了最终被证明并没有真正死去的人。在《死亡匣子》（Death Kit）、《恩主》（The Benefactor）和《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中，那些死去的人突然再次出现，同卡通人物毫无二致：“没想到吧，我来啦！”

桑塔格把这种对假死亡的兴趣追溯到她父亲那里。他去世的时候，她五岁。他是在中国从事皮毛贸易的商人。她勉强知道他，但是他死亡的概念如此遥远，在一个故事书的世界里是那么无法令人信服。不知何故，它让人难以当真。“它看上去是那么虚假，”她写道，“我没有他死亡的证据。”多年以来，她梦想着有一天他会敲开她的门。

一个接着一个的私人护士被雇请到“斯隆·凯特琳”来照顾她。苏珊同其中一个相处得特别舒服，她是一名黑人女性，名叫艾德琳·克罗斯。艾迪[25]后来说道：“那个女人不想死。她不想走进上帝的怀抱。我可以告诉你，我见到过很多病得非常非常厉害的人，而那个女人想要活下来。”

小时候，苏珊被告知父亲死于肺炎，但是当她九岁还是十岁的时候，她偷看自己的病历，上面写着他死于肺结核。这个真相令她不安：它让她感觉事实仿佛难以捕获——这一次的死亡，依然充满神秘，依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像是寓言。

在日志中，桑塔格写道，小说《死亡匣子》的构思完成于一瞬间，一气呵成。当时她的朋友理查德·霍华德透露了他的一个昵称：“Diddy”。桑塔格写道：“Diddy、Daddy[26]，那就是我一辈子对死亡的深思的来源。Diddy[27]三十三岁。父亲（Daddy）死亡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是吗？他死了吗？在我所有作品中出现的假死亡主题，模棱两可的死亡、意外的复活[28]……”那个主题能够有多么强大？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痛苦地靠维柯丁、息热痛和吗啡苟活时，它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模棱两可的死亡：这种理念来自内心深处，就是死后归来。对于桑塔格这样有着非比寻常的人生、总是超越芸芸众生的人，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在其灵魂的某个角落，她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死？在小说、笔记和随笔中，她屡屡掌控着死亡，化之于无形：有些沉重，有些浪漫，有些芬芳，这些模棱两可的死亡是她最爱的故事脉络。

一天深夜，苏珊从床上坐起来，给陪在身边的莎伦讲汉娜·阿伦特和让娜·莫罗的故事，有时候把两人的故事合在一起讲。但是，她却无法厘清那天早些时候发生在她病房里的事情。莎伦向戴维报告：“我离开时大约一点，不那么容易脱身，因为她一直讲个不停。那是她保持清醒的方式，非常感人，肯定比喋喋不休的牢骚话好多了，但是却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令人更加恐慌。”

彼得觉得，由于他从事护理工作，苏珊知道他目睹了许多的死亡，所以也许会敞开心扉地和他谈生论死。他试图创造出一些契机让她谈。但是，她从不和彼得谈论大限将至的问题。她有时候委婉地说：“我不知道是否会达成所愿。”但是，她一次也没有直接地谈过她将会死去的可能性。

彼得发现“斯隆·凯特琳”里的景象令人沮丧。他想：“如果是我的母亲，我不会希望她以这种方式死去。”在他看来，苏珊性格坚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这个地球上不管是谁，都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办法可以忤逆她的意志。但是，他想知道他们是否曾经尝试过。他想知道他们是否在她移植手术之前，曾经带她进入过一个移植手术病房，那样的话她就可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他知道，戴维相信自己一直遵从她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是否有过被改变的可能？他对戴维什么也没说。他想过要说点什么，但是他没有说。

不过，戴维也一直在试图说服自己。他不停地质问自己的选择：鼓吹一个自己私下并不相信的希望。对此，戴维自己写出这样的一段话：“我发现自己很困惑，那些她所亲近的人想方设法地为她提供的虚假希望，到头来是给予她安慰还是加深了那份孤立？”

戴维还这样写道：“继续活着：也许那就是她告别人世的方式。”

安·江普每周也会有几个下午来看她。安皮肤黝黑，很漂亮，她设法以某种方式同时投射出两个极端：能干和脆弱。她带来了冬日的新鲜空气，就像伊凡·伊里奇的那个年轻仆人一样。她带来世界上的各种消息，还有信件。她是最后一根系绳，连接着那个正常的、熙熙攘攘的工作世界。她带来桑塔格尚未完成的对冰岛小说家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29]作品的导读。还是有工作。她真是在写作吗？安说她是。其他人说她不是“完整的苏珊”。但是，所有人都承认安的到来很重要。安并不总是想来。她二十五岁，感觉到了这份工作的负担。

桑塔格坐在床上摆弄着拉克斯内斯作品的导读，就像她摆弄任何东西一样：“想象着那常被理解成神秘的、魔术般的，或者超自然的非比寻常之物，就是亘古不变的讲故事之道。”她总是不断调整。她就是T·S·艾略特写作时脑中所构思的人物：“有时间看到一百种幻景再完全改过”[30]。她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永不结束，总是处于工作状态，修修补补。戴维指出，她从未说过“我的工作”，总是说“那个工作”。这就是关键：那个工作、那篇文章，“那个”本身使纸张上的文字超越了渺小的人类源头。（人们忍不住会想，这对于儿子来说是种纠结和困惑，因为他自己也有作品，不是“那个”作品的作品）

桑塔格过去一直都在绝境中工作。在1976年12月因为乳腺癌接受一轮化疗之际，她下定决心要在一月初以前完成《论摄影》（On Photography），她做到了。在第一次癌症的整个炼狱过程中，她一直在努力寻找将该经历付诸笔端的方法；她不断揣摩技巧的问题。在治疗最紧张的时候，她写道：“我现在知道该如何应对‘我’，拒绝个人色彩、远离自传体。”

因而，她在病床上写下拉克斯内斯作品的导读：“时间和空间在那个梦小说（dream novel）中变动不居。时间总是能够被召回。空间是多重的。”临结束时，她不断地变换着文字。然而，这就是她一向的工作方式。当然，对于某一类人而言，导读一个冰岛的实验小说，将其引入世界，是一种肯定生命的行为。

非常年轻的时候，苏珊在给一位情人的信中写道：“你务必先知死然后生，艾琳，务必要知道生命临近终结的脚步急促而紧密。”

你可以看到，贯穿她那些随意写下的简短文字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不相信死亡，不接受死亡，仿佛人们可以选择。在一封信中，她提及她的法国编辑：“当我在巴黎时，我没有给保罗·弗拉芒打电话，不过我当然迫切地想知道《死亡匣子》的法文译本情况……我依然很难相信莫妮可死了，我猜想没有给弗拉芒打电话的一个原因是，打这样的电话会让莫妮可的死亡在我心中更加真实。”这就是标志性的桑塔格（不是写作《疾病的隐喻》的那个直面坚硬事实的桑塔格，而是写小说和笔记的更加狡猾的、一厢情愿的桑塔格），有着魔术般的思维：一个人可以撤销死亡，可以使其“不再真实”，可以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死亡。

在被诊断出乳腺癌的很多年前，桑塔格在笔记本中写道：“几天前想到自己的死亡，我有了一个发现。我意识到，迄今为止我的思维方式同时具有太抽象和太具体的特征。太抽象：死亡。太具体：我。”

新药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的治疗方案开始后，她的情形很不好。她呕吐不止，止吐药又让她昏睡不醒。醒睡之间，她已经命若游丝。12月14日，星期二，她告诉莎伦她感到害怕。她没有说害怕什么。她对她说，她“想要离开这个地方”。莎伦不知道，“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这间病房还是更大的地方。

私人护士中有一个来自圭亚那，晚上会长时间地握着苏珊的手。她同时读着苏珊的书《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这位护士告诉苏珊，她想要读更多她的书。苏珊说她无法呼吸。尼米尔医生观察她睡眠时的呼吸，呼吸没有问题。医生们给出结论：感到无法呼吸是因为疼痛来袭。

在最后数周的某些时光里，桑塔格不再以她习惯的方式，清晰而有力地展现自身的在场。相反，她的在场是通过旁观者以及爱她的人的过滤而得以体现，那些人心怀善意，都想把最好的给她，但是具体怎么做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有时候在病房里用第三人称称呼她，而她就在那里。她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篇文章中对这种情况有过精彩的描写，在文中，那个艾滋病病人通过他朋友们的声音而再现。“昆廷说，按照马克斯的讲法，他最喜欢的是巧克力。‘还有别的吗，’凯特问道，‘我的意思是就像巧克力但又不是巧克力的东西。’‘干草。’昆廷说。”病人自己的声音失去了，淹没在他人的闲谈和报道中。“按照艾拉的说法，那些坏消息仿佛是作为一种安慰而到来的，而昆廷则认为它们是真正出人意表的一击。”这是自我的严重丧失，真相慢慢渗出，进入他人的感知，这种真相桑塔格在她第一次得病时就预见和理解了，并且在这个故事的句法和结构中得到了熟练的再现。人们想到了奥登关于叶芝死亡的诗行：“他成为他的崇拜者。”[31]

数天后，12月16日，桑塔格告诉莎伦，她感觉非常不好，不知所措。当莎伦说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应该可以阻止病情的发展时，苏珊说，假如她的感觉是药的副作用，那么她不敢肯定自己能够承受它们。莎伦认为，她所说的“副作用”当指她逐渐退化的精神状态。

莎伦在医院中度过了许多个晚上。她经常是下午5点45分到，一直待到午夜，有时候更晚。她在病房里待了一个又一个晚上，在最后几周的某些时刻，莎伦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治疗太过分了。“护士们会进病房，简直就是某种折磨，”莎伦说，“她们会试着让她服那种药，而她有鹅口疮，根本咽不下去。”有一次，她推着桑塔格穿过那些长长的走廊去做核磁共振，当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她开始想，五月份做决定的那个人也许已经不在那里了。

戴维对于母亲决意继续治疗的做法有着不同的看法。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不后悔试图让她吞下那些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药丸，即使她离死亡很近，因为我知道，假如我母亲能够明确传达自己的愿望，她肯定想要为自己的生命战斗到最后一刻，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到了这个阶段，苏珊想要吃药，让自己昏睡过去，但是药物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了。她开始谈论丘吉尔的回忆录，莎伦问她在说什么，她说她不想同任何人“交谈”。后来，她说她只是在“嘀咕”。换句话说，她知道，她只是在胡言乱语。那个晚上，她梦到希特勒在追逐她。护士和医生们认为，应该有人让她分分心，想想别的事，但是莎伦在信中对戴维说：“在我看来，她很难分心。苏珊性格刚烈，桀骜不驯，终生难改。”

彼得、戴维还有莎伦都认为，她也许会和私人护士谈谈死亡的事。那些护士们都很热情，充满母性，也很虔诚；她们握着她的手，陪伴她度过午夜时光。来自圭亚那的那名护士说，她的有些病人在凌晨三点，在医院深夜的荧光灯下开始谈论死亡了，但是桑塔格从来没有。她谈论怎样好起来。她谈论战胜疾病，谈论病情缓解；离死亡最近的话题是：“这管用吗？”但是她从未直接说起，如果不管用，会怎么样。她对这位护士说，她想要重回到写作中去。她给了她几本自己的书。

12月18日，莎伦吃惊地发现，桑塔格对一名护士特别友好，这位护士话特别多，一向不怎么受她待见。原来是桑塔格偏执的错觉在作祟，她觉得那些护士们已经悄悄地聚在一起商量过，一致认为她为人刻薄、傲慢无礼，因而决定不再照护她了。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她下定决心要对照顾她的护士好上加好。

有人在“Bed Bath&Beyond”买来了最好的枕头。不知为什么，已经没有时间后退一步好好反思了，即使有人想要这么做。那些更为终极的问题，都消散无形，变成了待办事项，变成了如何让苏珊感觉舒服一些的千方百计，变成了付给护士们的现金小费，变成了护士们喜欢的那种正确类型的湿巾纸，变成了无穷无尽的需要处理的杂事。已经没有更为终极的问题了。

早晨7点30分，彼得位于东村[32]无电梯公寓里的电话铃声响起。他在榻榻米上被惊醒，一接电话，发现居然是苏珊。

“到我这边来。”“怎么啦？”“来了再说。”

他8点30分到达她的房间。她焦躁不安。她问屋里是否还有别人，他说没有。她说她想要祈祷。他建议吟诵《天主经》。

她说：“为什么不是《圣母经》？”他说：“好吧，那就《圣母经》。”

接着，她诵读一遍。“不要……家长制，犹太-基督教……我们还是诵读《天主经》吧。”

于是，他们开始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彼得在想，这是不是药物的原因？他确信其他人也会这么想。“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

他后来判定，此次祈祷是某种声明，如果不是因为信仰，那就是情感的需要。他认为，她想对他说，她需要安慰。主祷文结束后，他们吟诵了佛教的回心四法，四心最后归于寂灭。之后，她似乎感到满意，平静了些。然而，医院的各项自然流程很快就袭扰过来。一名护士走了进来，检查身体指标。

任何对话都会被进来的某位护士打断，任何思绪飘荡的瞬间都会戛然而止：在医院里，你的思想不完全属于自己；你的思想有几分属于那名前来检查身体的护士。

几天后，苏基坐在苏珊身边，握住她的手。她此刻已经说不出话了，所以苏基说：“如果你想要我为你祈祷，就握紧我的手。”

苏基相信，桑塔格握紧了她的手。

苏基祈祷道：“主啊，恳请你赐予苏珊安宁吧。她需要安宁，不管她处于何等境况。触摸她的身体，主啊，触摸她的理智，触摸她的灵魂，主啊。”

苏基认为，苏珊想要听到她祈祷。其他人也许认为，苏珊只是想握紧她的手，或者他们会认为，太抽象：死亡。太具体：我。

当苏珊和里昂·维瑟提尔[33]一起待在欧洲的时候，他震惊地发现，她会在天主教堂里领圣餐。其实，她乐意尝试一切，享受自己作为游客、冒险家的角色，愿意涉身于奇怪的世界当中。她不相信所谓的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她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她曾经和彼得一起参加过一次藏传佛教的祈祷会。她全程都在认真地记笔记，但是后来却说：“他真迷人，可是，我的上帝，真是一派胡言！”

莎伦问尼米尔医生，在医学上有没有可能，可以让苏珊回到切尔西公寓的家中。尼米尔医生回答，如果她离开医院，在回家的路上就会死。

戴维取消了计划中和女朋友的圣诞度假。他想象着，假使他们母子都承认她快死了，那么他们之间也许该有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他会问她一些问题，有关她所做过的一些决定。他的意思是，那些有关他的决定。他会告诉她，他爱过她。他不能说现在爱她，因为事已至此，如果这样说，就意味着承认她快死了。

但是，这种人人会想象的和父母的临终谈话，真的存在吗？那个完全属于彼此的时刻，完全无遮无掩的最后的忠言善语，真的存在吗？或者，这只是一个绝望灵魂所抛出的幻想，就如同那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的波光闪闪。假使你拥有这样的谈话，它能令你心满意足吗？或者，它只是一辈子数不清的语言使用中的一次谈话而已；它会不会，就像我们同某个即将离我们而去的人进行的每一次互动，无法尽兴？

不过，没有说出的话很重要；它不断累积，意义非凡。在她的自传体故事《中国旅行计划》（“Project for a Trip to China”）中，桑塔格写下了一行关于她母亲的优雅文字：“三年之后，我被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文学弄得精疲力竭，这些文学由母亲和我之间的那些未写出的信件和未拨出的电话所构成。”

桑塔格和她美丽的母亲有时候会被误认成姐妹。她记得她母亲早晨四点钟醒来，依然处于酒精造成的麻木状态。“我是我母亲的人工呼吸器。我是我母亲的母亲，”桑塔格写道，“我鄙视自己，因为母亲的愤怒使我害怕。因为当她抬手打我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躲闪和哭泣。”

戴维记得，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周里，脑子里一直想着她自己的父母。她想到了她自己母亲的死了吗？她那个郁郁寡欢、隐忍的母亲。弥留之际，她对桑塔格说的最后的话是：“你待在这里做什么？你为什么不回到宾馆里去？”

平安夜，莎伦给戴维发电子邮件，说苏珊前一天一直暴躁不安，嘟嘟嚷嚷。护士坚持说，她吞下了法尼基酰转移酶抑制剂，因为鹅口疮的原因，这样做肯定很痛苦。这份痛苦挣扎让莎伦丧失了勇气，因为她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似乎没有意义了。莎伦在电邮中写道，她在桑塔格的嘟嘟嚷嚷中，唯一听清楚的话是：“我不想死在医院里。”

在早前乳腺癌的治疗中，桑塔格写道：“生病仿佛是一种自我削弱。我不再是身体的主宰。我能够将其转化成一种解放吗？恍惚间，我觉得我裹上了钢铁外衣。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我的身体吧。我在此不在彼。抓住我，如果你能够的话。”

医院里的时光是奇怪的；分不清日落日出，没有昼夜之别，在荧光闪烁中，在护士们凌晨三点的悄然进出中，在各种检查检验、药物治疗，以及血压测量中，时间就那样不紧不慢地萦绕不散。她的每一天还是按照打印出的日程表而进行；这些日程表也许是她往日里那些日程表的影子和评注，往日的日程表贴在冰箱上，记录着她忙碌紧凑的日子，充满了晚宴、会谈和剧院。安妮的办公室随时联络着安·江普，后者依然保持桑塔格办公室的运转。这些日程安排一直保留着，因为她不想独自一人。它们之所以被保留，还因为要安顿苏珊所引出的那些狂热的、种类多样的爱，让那些相互冲突的奉献得以整理和控制。

圣诞节的下午，安妮过来了，给苏珊带来一大堆礼物。但是，苏珊对它们没有反应，安妮也放弃了为她拆开包装的念头。

苏珊最后一次看到安妮的时候，她抓住她的衣袖说：“把我从这里弄出去。”稍后，安妮乘飞机南下佛罗里达去看她的父亲，他也快要死了。

12月28日，凌晨三点半，医院里的护士打电话给莎伦，说时候到了。莎伦给戴维打了电话。她试着给苏珊的密友保罗·狄龙纳多打电话，他当时就待在苏珊的公寓里面，可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飞过来，没有接电话，所以她就上门去找，咚咚地敲门直到把他叫醒，然后他们一起去了医院。她试着联系安妮。当她和保罗到达的时候，戴维、他的女友，还有哈桑·格鲁伊可——苏珊来自萨拉热窝的司机兼密友——已经在病房了。几个小时后，尼米尔医生走了进来，关掉了监护仪。他解释道，如果监护仪一直开着，大家就会观看上面的参数线，而不是聚焦在病人身上。尼米尔医生握着她的手，她的胳膊。7点10分，他摸了摸脉搏。我在此不在彼。抓住我，如果你能够的话。她走了。

他们在医院等了几个小时。经过一番近乎绝望的混乱和仓促，安妮最终从佛罗里达返回，从机场径直赶到医院。在安静的病房里，她独自一人，坐在苏珊的身边。中午时分，殡仪馆来人接走了苏珊。

[1]此处原文为“armies”。因为arm有手臂的意思，故而产生下文的双关幽默。

[2]Rainer Werner Fassbinder（1945–1982），德国导演、编剧，演员，被誉为“德国新电影领军人物”，代表作有《爱比死更冷》《恐惧吞噬灵魂》《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等。

[3]曼哈顿著名风景区，与哈德逊河平行。

[4]即晚期。临床上一般把乳腺癌分为四期。

[5]即第二医疗意见，是指患者在已获得诊断结果后，向其他医疗专家寻求第二次诊断和建议。

[6]W.H.Auden（1907–1973），英裔美国诗人，是继T·S·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代表作有《西班牙》《新年书简》《葬礼蓝调》等。

[7]Sue是Susan的昵称。

[8]Peter Hujar（1934–1987），美国摄影师，以黑白照片而闻名，代表作《临终前的坎迪·达琳》（1973）。

[9]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人，散文家、文评家，《约翰逊字典》的独立编纂者。

[10]Nicole Stéphane（1923–2007），法国演员和制片人，与桑塔格保持多年的恋爱关系。

[11]Rem Koolhaas（1944–），荷兰建筑师，曾于2000年获得第22届普利兹克奖。

[12]指为晚期病人所做的临终陪护工作。

[13]怀德纳图书馆建成于1915年，是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大学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怀德纳（全名哈利·埃尔金斯·怀德纳）。怀德纳是1907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于1912年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故中身亡，他的母亲为了纪念他，将家中藏书及350万美元捐助哈佛大学新建图书馆。传说他母亲捐款时，要求哈佛大学的每名毕业生都必须会游泳，因为她认为如果怀德纳会游泳的话就不会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死亡。

[14]机会致病真菌，也称条件致病真菌。是由于患者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或抗生素的不合理使用，导致人体正常菌群中的真菌或污染真菌引起感染。机会致病真菌在一般情况下对人是无害的。

[15]原文为法语，意为“酷似我的人”。

[16]位于威尼斯的The Gritti Palace以及意大利卡普里岛的Grand Hotel Quisisana都是世界顶级的奢华酒店。

[17]安妮·莱博维茨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她没有透露孩子生父的身份。

[18]安妮·莱博维茨出生于1949年，第一个女儿诞生于2001年，双胞胎女儿诞生于2004年。

[19]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886年。

[20]描述正态分布的曲线。

[21]Leonard Woolf（1880–1969），英国政治理论家、作家、出版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丈夫。

[22]韦伯夫妇指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1859–1947）和比阿特丽丝·波特·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夫妇是英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知识渊博的学者。

[23]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24]Little Lord Fauntleroy，英国电影，1980年发行。

[25]艾德琳的昵称。

[26]Diddy和Daddy都有“父亲”“老爸”的意思。

[27]《死亡匣子》的男主人公名字叫作Diddy。

[28]原文为法语la mort équivoque和la résurrection inattendue。

[29]Halldór Laxness（1902–1998），195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大自然之子》《伟大的克什米尔织工》《莎尔卡·瓦尔卡》《独立的人们》《世界之光》《冰岛钟声》《原子站》等。

[30]原文为 “time for a hundred visions and revisions.”引自T·S·艾略特“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一诗。

[31]来自奥登的诗“In Memory Of W.B. Yeats”。

[32]East Village，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

[33]Leon Wieseltier（1952–），美国作家、评论家，杂志编辑。1983–2014年担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的文化专栏主编，因与管理层在刊物定位、风格、改制等方面意见不合而离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的书房。

照片由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Freud Museum London）提供。

1939年9月

九月初的一天，弗洛伊德翻开手中的小说：“‘想要淹死自己，这个天气糟透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说道，她冲他咧嘴笑。”他书房的法式门通向花园，那棵扁桃树葳蕤茂盛。

伦敦的书房一模一样地复制了他在维也纳的书房，书桌上那些埃及雕像像士兵一样，按照相同顺序排列着，同样的波斯地毯，同样的方巾盖在长沙发上，总而言之，那间旧的密室在这里得到了复制，而所在的房子则更加宽敞，也美丽得多：这源自某人慷慨的固执己见。他的那位著名病人——狼人[1]——谈到了那间书房“深深的安宁和静谧”，而现在的书房有着一种新的安宁和静谧。病人们都走了，但是书桌上还堆放着那些深蓝色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他们一次次的咨询过程。

几个月前，在一场极其残酷的放疗过程中，弗洛伊德给他的前病人兼朋友玛丽·波拿巴[2]写信：“我的世界又恢复了当初的模样——一座痛苦的岛屿，漂浮在漠然的海面之上。”如今，痛苦已经很难驾驭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的家人、朋友，还有医生们都劝他服用止痛药，但是他除了阿司匹林和偶尔使用热水杯以外，拒绝任何更加强效的东西。“与其让我无法清晰地思考，我宁愿在折磨中思考。”他这样说道。

拒绝服用止痛药的决定，让人不忍直视；在有些人看来，这就是固执。他的一位医生写道：“他真正需要的是一些心理治疗，好让他能够接受类似于阿司匹林药效的其他药物，但是我不敢给他提这个建议。”诚然，老人家不是那么容易听取别人建议的。他已经下定决心，人生的最后一段由自己做主。他希望能够清晰地去考虑和分析那些有待考虑和分析的事项。

在健康状态极好的时候，他曾经写过：“对那些已逝者，我们有着特别的态度——好像是一种羡慕，羡慕他们完成了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此刻，这项成就——任务——非常明显。他嘴里的坏死组织已经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脸颊上有一个洞，仿佛被子弹射穿了一样；那复杂的假体——他和女儿安娜私下里称之为“怪物”——在嘴里摩擦着。夜晚时分，嘴里的气味会招来小虫，所以他的床罩上了蚊帐，带有几分异域情调，有着人在旅途的感觉，仿佛居住在印度或者泰国。

他的狗，伦，不愿意走到他身边；这只毛发微红的松狮犬蜷缩在桌底。弗洛伊德说，他之所以喜欢狗，是因为它们没有矛盾的情感，它们和人类不一样，可以不带憎恶地去爱。但是，伦明确无误的爱现在已经变成了明确无误的恐惧。以前，当弗洛伊德和病人们你来我往谈论不休时，伦总是躺在书房的地板上，当他写作时，总是躺在书桌下，一直以来，她的在场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几乎成为他思维的一部分，然而，如今她已经躲着他了。

这种抛弃令人恐慌，因为它意味着生命世界的抛弃，大自然本身的抛弃。这条狗的行为所透露出的信息，是那些关爱弗洛伊德的人类在行为中不会表现的；他们会压抑，克制，但是这条狗不会。这证明，死亡已经降临在这间屋子里了。那气味是腐烂的气味，尸体的气味；如果这气味等一段时间再发出来，会体面许多，但是，它不等待。

天气好的日子里，弗洛伊德会躺在花园的躺椅上。有点微风，所以他会盖上一条毛毯，戴上帽子，穿上背心。即使裹在毛毯中，他看上去依然卓尔不群，即便是现在，不知为何，他还是设法投射出了些许盛名的权威，态度凛然。他戴着圆框黑眼镜，脸是灰白色的。他在手里的小说中看到：“对他来说，宇宙不存在了；整个世界已经浓缩进他的体内。对于病人来说，世界始于枕头，终于床脚。”然而，这正是弗洛伊德所不能容忍的。他不会容忍世界始于和终于他的床脚。他不会容忍那种缩小，或者说只能容忍到一定的程度。他收听广播，了解战争消息。他阅读报纸，追踪着德国人在欧洲的行军。他阅读朋友们和陌生人写的信件。那些信件径直来到伦敦梅尔斯菲尔德花园的他的门前，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医生收”，这让他感到惊奇。这里面有着某种魔力，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在经历了纳粹各种繁杂而琐碎的迫害后，这也是伦敦欢迎他的一种方式。

正在读的小说，巴尔扎克的那部充满阴暗和致幻色调的《驴皮记》，此刻叠放在大腿上。“这正是我要看的书，”他对私人医生马克斯·舒尔说道，“它讲到了不断缩小[3]和极度饥饿。”

在脑海中，弗洛伊德几十年如一日地琢磨着如何死亡的各种想法。当他的朋友兼弟子安东·冯·弗罗因德[4]死于腹部肿瘤时，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用英雄般的清晰抵抗着无助，没有让分析蒙羞。”毋庸置疑，这就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构想。它意味着，有一些死亡方式，弗洛伊德感觉会使分析蒙羞。这些方式会包括临终时不去面对科学事实，否认和压制。不管是沉溺于永生不朽的幻想，还是进入一种药物麻醉的模糊状态，又或是不正视现实，都是可耻的，都是以某种方式背叛他们共同事业中的那份诗意和科学。

弗洛伊德在描述弗罗因德“英雄般的清晰”时，所设定的理想就是要看清事物。要有理性。允许自己运用所有的感官，充分彻底地理解。在临终之际，做到这一点，当然比生命中其他任何时刻，都要更加困难、更加难得。弗洛伊德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有着几乎不间断的描述，他有着一套接受死亡的方案，这方案非常详细，充满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滑稽和扭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英雄般的清晰”的预演，看到一种未雨绸缪。

例如，在早年与喉癌的斗争中，他写道：“关于我的手术和痛苦没什么好说的，你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能想到的也想到了。萦绕在六十七岁老人头顶上的那种不确定性，现在有了实质性的表达。我不想把它看得太重；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人们可以抵挡一阵，然后会想起萧伯纳的警告：‘别想着永远活下去，你不会成功的。’”他的语气很轻松，完全是举重若轻，在信件中也充满着相似的腔调。他决意要——至少在纸上——扮演一个头脑冷静、内心波澜不惊的科学家，和一个有理性、思想深刻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数量众多的信件中，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十六种顺从命运的方式；他用一种考究的、雄辩的、戏谑的方式表明：死亡不会让他震惊或迷惘。在父亲去世后的几周，安娜把他的这种优雅的顺从视作“按正确比例简化一切事物”的能力。

纵观一生，即使在遭遇那些最令人震惊的损失时，他也决不允许自己纵情于狂怒，或者放松自我控制；他不会允许自己在死亡的坚硬事实面前表现出任何直言不讳的反抗。他管束好自己的痛苦，尽管他那些精炼的智言慧语中充满了痛苦。1920年，当美丽的女儿索菲因流感而死的时候——当时她身怀有孕，只有二十五岁左右，还留下两个幼子——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我们知道，死亡属于生命，它不可避免，想来就来了。”当然，换一个角度看，可以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弗洛伊德不愿意说。

同一年，在给好友兼同事桑德尔·费伦齐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请别为我担心。除了感到累了很多，我还是老样子。女儿的死亡，尽管令人痛苦，但并不影响我对待生命的态度。这么多年来，我早已做好失去我们几个儿子的准备；现在是我们的女儿。”他在信中的意思是，他之前已经想到了儿子们[5]会死于战争，并且做好了失去他们的准备。他的中心信念就是做好准备：弗洛伊德的逻辑前提欲盖弥彰，对他来说，死亡是某种可以掌控的东西，人们可以为之做好准备，或者加以练习。“假如你能够忍受生命，”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么准备好死亡。”

当然，人们可以争论，这个生命顽强、精力充沛的人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这一点上，也许有点过度了。他开始发表宣言，声称自己死期将至，或者在毫无死亡征兆的情况下，早早地向死神投降。三十几岁的时候，他饱尝各种小病小恙的折磨，包括他所说的“突发性心脏压抑”（一种心悸），这一点支撑着他离死不远的信念。这种心脏问题，对他来说，“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的压抑，表现为死亡和离别幻觉，代替了行为的正常迷乱”。弗洛伊德坦率地对他这时期最亲密的知己威勒姆·弗里斯谈到了濒死的恐惧，他称之为“死之谵妄”。所以，他有关死亡或者接近死亡的想法，要远早于他得癌症或者健康严重崩溃的时候。在明确诊断之前，他已经彻底地、全方位地考虑和研究了他早逝的可能性。他忠诚的译者、传记作者兼朋友欧内斯特·琼斯，后来写了一封信，把这种早期的痴迷归因于一种“对老年和死亡的神经性恐惧”。

多年以来，弗洛伊德始终深信不疑自己命不久矣。他在写给卡尔·亚伯拉罕[6]的信中说道：“后天我六十八岁的生日也许是我最后一个生日了，其他人也一定有过这种想法。”他还写道：“尽管我明显走在通往康复的路上，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悲观地认定死期将至。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伤疤带来的那些细小折磨永无止境，这是一种生命的非理性快乐和明智的放手之间的冲突，其中心是老年抑郁。”为什么放手是明智的？为什么生命的快乐是非理性的？弗洛伊德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超凡脱俗，想要清晰地查看和领会死亡的事实，以至于他只能将附属于生命的那些激情和奔放归属于“非理性”。理性似乎是一个包罗万象、事无巨细的代码，在此处用来指代某种更加陌生和罕见的东西：对生命依恋的节制。仿佛人们只应该稍微依恋一下生命。

几年前，在一封怪异而火药味十足的信中，弗洛伊德对他亲密的女性朋友兼前病人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7]大为恼火，因为对方过度关注他的长寿问题，会因为他生病而感到愤怒或悲伤。他怒不可遏地写道：“我一向发现你——我不会说听天由命这个词，但是至少对周围发生的以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事超然处之，而现在的你在我看来，表现得就像一个快要被愤怒的熊熊烈火吞噬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在通往生存之外的这条崎岖多石的道路上多走了一步？”他继续说，她的反应让他深感迷惑；他的死亡，他冷静地写道，就像所有人的一样，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不知何故，虽然他在信中责备了她的愤慨以及她反抗死亡的过激之举，但是这更加说明了他的心理状态，而不是莎乐美的心理状态：他的怒火，几乎是冲着她表达爱的行为而发。他坚定不移地把这份听天由命强加给亲密之人，要他们冷静而理性地接受这条通往生存之外的崎岖多石的道路，因为其他道路不可想象：换言之，恐惧死亡，否认它，或者为之狂怒，都是失去控制。

在维也纳等待移居英国从而逃避纳粹的许可证时，弗洛伊德经常宣称，他的生命已经完结，东山再起毫无意义。当朋友们试图和纳粹官员们交涉，想获准带走他的文件和藏书的时候（为此，玛丽·波拿巴最终交纳了一笔不菲的“税”），弗洛伊德对欧内斯特·琼斯说道：“如果我只身一人，我早就结束生命了。”但是，他的行动还是暴露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能量：他研究伦敦的各种地图，贪婪而专注地阅读各种指南；和安娜一起把玛丽·波拿巴的奇书《托普西：一只金毛松狮犬的故事》（Topsy: The Story of A Golden-Haired Chow）翻译成德文，那本书是关于她的爱犬托普西的病患以及凤凰涅槃般的死而复生；他还费力地通读修改那本充满争议的《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的初稿。因为纳粹，他禁闭在家，也不能看望父母，但是他的思想不时地火花四溅，四处寻找研究项目。所以，尽管年老多病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所说的放弃一切、从生命中退隐——这个说法他一有机会就说，说得头头是道——却绝非是他全部的想法：它更像是某种对外的姿态。

当他最终坐上开往巴黎的东方快车前往伦敦时，弗洛伊德梦到他登陆了佩文西，就是“征服者威廉”在加冕之前登陆的地方。这个梦恰恰说明了，弗洛伊德还没有放弃自己的王国。

实际上，他时常宣称的那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冷静态度，不时地和他迷恋生命的热情相龃龉——换言之，他还继续享受着生命中许多难以割舍的东西。有一次，他以前的病人，诗人希尔达·杜利特尔[8]在他过生日时送来了白色的栀子花，他写信给她：“亲爱的H.D.[9]，你的那些白色的花朵都已安全抵达，鲜活灵动，装点着房间，直到昨天。我之前想象自己对外界的赞扬或者谴责已经不再敏感了。读着你信中的善言软语，渐渐意识到我是如此地享受，我第一次感到，一直以来我的坚强其实是一种错误……人生在我这个年纪，不会容易，但是春天依然美丽，爱情依然甜美。你亲爱的，弗洛伊德。”他总是想象着自己超然度外、麻木迟钝，然后，某种东西，例如一束白花，一纸来自前病人的问候，就会使这种想象土崩瓦解；他又会变回成迷恋生命、执着而忙碌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多年以来，弗洛伊德不停地论证自己对死亡的接受，论证得如此雄辩有力，以至于他最亲近的那些学生——考虑到他们曾经历过被检查、分析，以及事后评判——对此深信不疑。在回忆录中，欧内斯特·琼斯这样写道：“他也绝不会害怕死亡……如果这世上有人征服了死亡本身，敢于直面‘恐怖之王’[10]，丝毫也不畏惧，那么这个人就是弗洛伊德。”（琼斯在这里似乎忘记了弗洛伊德曾经在信中跟他说起的另外一件事：“死亡在通常情况下所引起的那些夸张渲染的声明，一直让我感到特别难堪。”）但是，弗洛伊德对死亡毫无畏惧，这可能吗？毋庸置疑，他做得非常出色，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甚至他最知心的亲朋好友也这样认为。但是，他就自己如何彻彻底底、完完全全顺从死之命运所发表的声明，单单数量就足以让人看到它们的反面：听起来，他似乎在试图说服自己。为什么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不接受他的死亡，他就对她大发雷霆？假如你自己已经真正地接受了死亡，为什么别人不接受它会让你感到如此的羞辱、动气，甚而满怀愤懑？

事实上，要回答这些问题，答案还得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找。在众多文章中，他承认我们可以接受死亡，同时又不接受死亡。换言之，我们的知识和我们的情感是有所区别的，毫无疑问，弗洛伊德革命性的理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定位在这两者之间。在1915年的论文《对当下战争与死亡的思考》（“Thoughts for the Times on War and Death”）中，弗洛伊德采用了引人入胜的小说式开头：

对于任何听从我们的人来说，我们当然会做好准备，坚持如下观点：死亡是人生必然结局，每个人都欠自然一死，故而必须预想到还债的日子——总而言之，死亡是自然的，无法否认也无法避免。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习惯于另一种行为举止，仿佛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无误的倾向：把死亡置之一边，将其从生命中剔除。我们试图对之噤口不言……在心底里，没人相信自己会死，或者把同一个意思换种说法，那就是，在无意识里我们每一个人都确信自己永生不朽。

在这段话中，他给了我们阅读他信件的钥匙，那里面有着理性的扭曲抗议：“在心底里，没人相信自己会死。”我们在此对于“任何听从的人”所说的话，与我们深夜独居空房时的感觉，有着云泥之别。我们的理性知识和原始信念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以至于在最深的层次上，接受自身的死亡是不可能的。即便弗洛伊德那些接受死亡的文字写得优雅得体、气势磅礴，但是还是隐约透露出，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其实是不相信的。他所推崇的“英雄般的清晰”，因而并不总是可能的：它是一个目标、理想，一个前进的所在。

1923年的冬天，当他被诊断出口腔黏膜白斑病的时候，弗洛伊德终于为自己末日将至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切实有形的东西。他经历了第一次切除手术，这种手术极其痛苦，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医生们没有立即告诉他这种病是癌症性质的，但是直觉告诉他就是，另外那些放射和X光治疗也证实了他的猜测。医生们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给他治疗，向他撒谎，对真实情况含混其辞，这个情况让他极其愤怒：他不想被保护或者骄纵。

疾病让他加深了对女儿安娜的依恋，这份依恋现在对于父女双方来说，十分紧迫，难以释怀。安娜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写信：“你是对的。现在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他。”

六年后，在玛丽·波拿巴的敦促下，弗洛伊德决定聘用一个私人医生，即马克斯·舒尔。马克斯·舒尔当时是一名热情的年轻内科医生，对精神分析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当然，聘用一个私人医生，或者Leibarzt[11]，意味把自己的健康置于非比寻常的位置，以超越普通人的方式管理经营着它；这是富人的奢华，国王的特权，但是它也彰显了权力和意图。聘用了私人医生后，弗洛伊德进入了一种与死亡的私人关系。他开始了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协商”的进程。他让舒尔承诺，一旦时机成熟，他会协助自己死亡，舒尔照办了。他同时让舒尔承诺，要绝对诚实，舒尔也全盘答应。

多年以来，弗洛伊德都是完美的病人——以苦为乐，十分理性。他称自己是马克斯·舒尔“驯服的病人”，甚至在面对着治疗中种种难以描述的小意外时，也能勇敢以对，毫无怨言。就这样他经历了不下三十次的口腔手术，这些手术痛苦万分，有时效果还很差；然而，他继续抽雪茄，以这种方式逃避、反抗疾病和未来的死亡，并且向它们献媚。他知道，抽烟加重了口腔损伤，使其恶化，但是他依然我行我素。正如在得病早期，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抽烟被指控为这种组织变异的病因。”但是，他不顾各种不适和痛苦，还是要抽烟。有一次，他告诉他的朋友桑德尔·费伦齐，他用一个晾衣夹撬开“那个恶魔”，好让自己可以抽烟。这个创意十足、透露出丝丝绝望的意象，虽然在他的口中被轻描淡写，仿佛是一件可作消遣的轶事，但是却胜过千言万语，再明白不过地显示了他对抽烟的那种不正常的，或者说过度殷切的忠诚。

人们纳闷，为什么他会如此强烈而笃定地抽烟，甚至在医生们叮嘱他戒烟之后。答案一时半会难以说清。当然，部分原因可以简单说成是身体成瘾，但是，弗洛伊德对抽烟一贯是极尽颂扬之能事，所以事实远非如此。弗洛伊德二十四岁时，开始了他称之为“甜美的抽烟习惯”，先是香烟，后来是雪茄。他的父亲是老烟枪，他自己也很快每天就要抽二十根雪茄了。当他十七岁的外甥哈里拒绝抽香烟的时候，弗洛伊德说道：“孩子，抽烟是人一生中最好也最便宜的享受，如果你这么早就决定不抽烟，我只能为你感到难过。”

1923年2月，当他最初发现喉咙里长了东西的时候，弗洛伊德并没有立即告诉医生，部分原因就是他知道医生会让他再次戒烟。当喉咙里面的癌变组织被清除后，肿胀和患处迟迟不愈，用来代替上颚部分结构的假体庞大笨拙，使他深受折磨。抽烟加重了并发症和副作用；显而易见，它导致了更多的干预和痛苦。弗洛伊德当时常常对舒尔说，“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别抽烟。”1930年5月1日，他写道：“六年来，我一根雪茄没有抽过，不可否认，我的身体健康要归因于这种放弃。但是，这太凄惨了。”

他的健康问题，尽管他严肃以待，从来就没有真正影响到他抽烟。早在1893年，在刚经历了心脏问题的麻烦之后，他就在写给威勒姆·弗里斯的一封信中不屑地表示他将一如既往地抽烟：“我不会遵守你的吸烟戒令。你难道认为在痛苦中生活许多漫长的年头，是一个人光荣的命运？”这很有意思，因为正是在此时，他逐渐产生了他所称的“死之谵妄”，即对他即将死亡这一想法的严重执着。然而，即便是那个时候（或者说，也许尤其是那个时候），他并不愿意放弃他心爱的雪茄。重新抽烟以后，他向弗里斯解释道：“从抽第一批雪茄开始，我能够工作了，同时也成为了我情绪的主人；在那之前，生活无法忍受。”这些都是强烈的声明：没有雪茄的人生是无法忍受的，是一种极端痛苦。从很早开始，他就把抽烟同他的想象性工作，同他创造性的一面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没有雪茄，就不可能工作、集中注意力、发挥想象力，甚至活下去。某种关键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同雪茄烟纠缠在一起，就如同他的身份一般，挥之不去。

对他身体状况理性的、科学的反应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弗洛伊德不断地躲避这种理性的、科学的反应。有一次，他的医生们出具了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描述了抽烟对他的喉咙和上颚造成的相关伤害，明确了尼古丁与反复出现的先兆性癌性增生和炎症的关系：“这次特别显而易见的是大范围的炎症，这……是过度抽烟的结果。所有证据都表明，炎症会先发，然后就是随之而来的典型性口腔黏膜白斑病。”医学报告的结尾用警告的口吻写道：“应该强烈建议病人停止抽烟。”舒尔把报告拿给弗洛伊德看，他耸了耸肩。

这耸肩是完美的姿态。弗洛伊德的抽烟并没有一个理性依据：它存在于语言之外。它本身就是某种论据，一种个性对于事实的凌驾。他以不回应的方式回应着警告。他会隔三差五地抽抽停停，但是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完全戒烟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他不愿意那样做。

舒尔本人对弗洛伊德的抽烟问题也很头痛；他同弗洛伊德距离太近，受他的影响太甚，以至于很难坚持要求他戒烟，但是他同时也要为他的健康负责任，也深知自己的病人应该停止抽烟。他后来写道：“我反复地问自己，我是否有权力，甚而说有责任，去更加强烈地坚持执行严格的禁令。也许，一个像皮希勒那样超脱的私人医生才能这样做。我做不到。回想起来，我意识到我不应该为此遗憾。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尝试，其成功的可能性都是值得怀疑的。”

对他来说，弗洛伊德的抽烟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是从根本上同他的创造过程不可分割（几乎可以说，不抽烟他就会觉得无法从事任何有意义的智力工作），同时，它再现了他的某种反抗，某种桀骜不驯，某种他通常情况下不会沉溺其中的自我表达。有一次，他在写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信中说道：“我可以向你汇报，我可以重新说话、咀嚼和工作了；实际上，甚至抽烟都是允许的——以一种节制、谨慎的，好比是小资产阶级的方式。”这一点意味着，存在着另一种他喜欢的抽烟方式。那就是一种极端纵容、放任自己的冲动，这是他渴望的，或者说是他一向抽烟的方式：不节制、不谨慎、不负责任的弗洛伊德。

在同样的心态下，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纠正了他早期的传记作者斯蒂芬·茨威格：“我想要反对阁下所强调的我身上具有的那种小资产阶级正确性的元素。其实这家伙多多少少要复杂一些；你的描述与事实不符，事实就是我自己也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有着头痛欲裂、疲倦袭扰的时刻，同时，我以前嗜烟如命（我希望现在还是），我把我的自我控制和工作中的韧性绝大部分归因于雪茄烟。”当然，在写完这封信不久，他就继续嗜烟如命了。

他在这里暗示，他的抽烟，对于他的传记，对于理解他的人生和时代至关重要。弗洛伊德对这另外的故事很感兴趣，这个故事与他的抽烟息息相关。他并不谨慎。他并不正确。他并不是那个守时、克制、财务上可靠的资产阶级弗洛伊德。“其实这家伙多多少少要复杂一些。”他对雪茄的激情充满了不羁的野性：它是大火，是燃料，是累累果实。在其他地方，他称之为他的“罪”，对于一个讲科学的人士——一个自然而然拒绝宗教框架的人——这个词的选择很有意思。“罪”这个词，赋予该习惯一种荣耀，一种换作他词也许就无法获得的丰富；这是他的禁忌，他的邪恶，他的非理性，同时由于它如此重要，它也赋予他生命。

弗洛伊德喜欢称自己为“冒险家”。这种冒险在他的工作中以及他必需的庞大的创造行为中得以体现，但是在他的人生中却并未体现。他的人生，正如茨威格指出，大体上是有条不紊、按时守分的。他的幽默感透露出那种捣乱的冲动、不时闪现的人性弱点，或者胡闹般的行为，但是他的生活并不生动，也没什么表现力，同人们想象中的精神分析之父可能有所出入。他追求玛莎·伯奈斯[12]的过程激荡不安，带着几分狂热，但是他们结婚以后，从外表上看，他的浪漫人生就尘埃落定了，他暗示他和妻子在最后一个孩子[13]降临人世之后就结束了性生活。他对无拘无束的本我以及力比多的探究纯粹是纸上谈兵。学者们梳理他的一生，试图找出点丑闻，希望他对性的迷恋在生活中确有其事，于是有人兴奋地推测他与小姨子明娜·伯奈斯关系暧昧，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对她表现过爱恋之情，或许根本就没有爱恋之情。他做过一件不守规矩的事情，那是缠着他的邪恶，一个非理性的、毁灭性的单一行为，也是他事实上愿意承认的一宗“罪”：抽雪茄烟。在他狂热的婚约期间，他写道：“抽烟不可或缺，如果没什么好亲吻的。”他的意思是，抽烟是性生活的替代物；它是力比多的表现。

同时，在他的心里，抽烟也和一些特定种类的爱联系在一起。有一次，安娜离开家到柏林旅行，他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写信，谈到失去她的感受：“假如她真的离我而去，我会感到生命失去了一块，就像我此时的感觉，就像假如我不得不放弃抽烟，我会感到的那样！”当然，在这两者之间划等号非常奇特，一边谈论的是戒烟，另一边却用相同口吻谈论放弃对自己成年女儿过度的钟爱。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被禁止，都是复杂的、有成效的、不健康的沉溺行为，可他一个也放不下。安娜的人生从未再往前走一步；她没结婚，也从未与人私奔，一直——同兄弟姐妹们不一样——待在童年时期的家中。在一个非常坦诚的时刻，弗洛伊德写道：“有时候，我迫切地希望她有个好男人，而有时候失去她让我退缩。”他太依恋安娜了，也痛苦地意识到这种依恋的代价，特别对她而言，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她而去，不愿意接受她离开他过一种更加完满的成人生活这一可能性。他任性地、有意识地培养他和安娜的这种过于亲近的关系，就像抽烟一样，是某种人们不应该从事的行为。两者都是未加抗拒的冲动。

整体而言，除了这些偶尔的顺便提及，弗洛伊德反对任何对他抽雪茄这件事的持续性分析；这似乎是禁区，独立于可以分析的世界。在《梦的解析》以及其他作品里面，他广泛而全面地分析了自身。但是，他没有分析他和抽烟的关系，虽然它明显很复杂也充满激情；他没有讨论他对抽烟的一贯忠诚，甚至在面对着疾病以及一个接一个医生的明令禁止的时候。他似乎抱着这样的信念：“有时候一根雪茄就只是一根雪茄。”

至于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评论是否是弗洛伊德1909年在克拉克大学对学生们演讲时做出的，依然存疑。不过，他确实在写给欧内斯特·琼斯的一封信中把雪茄烟视作私人问题，某种与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解释探究相分离的东西：“假如有人拿我的‘堕落犯罪’来指责你，你不需顾虑只管回答，我对心灵感应的坚持是我的私事，就像我的犹太身份、我对抽烟的激情，诸如此类……这些对于我的精神分析都无关紧要。”照此说法，抽烟属于一个特别的、独立的范畴：他不希望它被分析。它是某种他在分析之外所做的事情。它是他自己的神秘。

在那本出版于1920年的薄薄的、充满争议的小书《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默默通往死亡的驱动，一种隐秘的毁灭欲望，鼓动怂恿着我们每个人。他写了一行字，许多分析师会加以抵制，认为太过极端，太横扫一切，太令人不安：“所有生命的目的都是死亡。”同时，在这部奇特的思辨性作品中，他开始提及对死亡的不合理向往，对它的欲望，那种毁灭自身的神秘吸引力。

在他自己的生命中，他偶尔会顺便提及一种绝望（或者，如他自己经常所称的“无动于衷[indifference]”），这种绝望或者无动于衷会把他拉向那个方向。当他最心爱的孙子海讷尔勒四岁半死于肺结核时，他那无处躲藏的悲伤折磨得他了无生趣。“这就是我漠然——人们称之为勇敢——对待我自己生命中危险的秘诀。”

弗洛伊德在世的时候，多个传记作者和其他的分析师都曾试图把他的“死之本能”——一种对死亡的固有喜爱——的各种理论与那时期他个人的悲伤或者病态联系起来。他们辩称，他在女儿索菲1920年死于流感之后，出于某种抑郁状态或者极度的悲伤，突然想出“死亡本能”。但是弗洛伊德迅速指出，在索菲得致命流感的很早之前，他就已经把该书的草稿给同僚们过目了，因而他们搞错了。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股潜流，一种吸引，一种沮丧，不时地从他的信件和工作中透露出来。“死亡本能”理论中存在着某种东西，数十年来，一直在他的非公开作品中闪现浮动，已经有迹可循，有影可追。“死亡本能”的正式假设，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浪漫主义想法的顶点，同他围绕着抽烟的那些浪漫主义想法别无二致。“死亡驱动”有着一种堕落的美；在这种令人不安的理论中，有着一种诗性，正如在弗洛伊德对抽烟的反思中也存在着一种诗性。他发现“死亡本能”美丽非凡，充满诱惑。

弗洛伊德把死亡驱动视作一种人类无力抵抗的力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危险的死亡驱动……但是总体上，它们毫无疑问地继续着内在的种种行为，不受阻碍。”这些文字的作者，正是那个当马克斯·舒尔向他展示医生们告诫他戒烟的报告时，耸了耸肩的弗洛伊德，也正是那个点起雪茄，不顾医生们劝告不要加速癌变的弗洛伊德。他的抽烟——这个无法触及、不能分析的话题——之中，存在着一种死亡驱动的意味，它继续着它的“内在种种行为，不受阻碍”。实际上，即使曾经尝试过——也许所用的方式没有持续性，也不能让人信服——弗洛伊德依然认为自己无力戒烟。

其他分析师们对死亡驱动这一概念感到不舒服。每一个人都被推动或者驱使着奔向灭亡，这个想法是不是太极端、太过分了？它会不会是对宏伟的或者神话幻想的某种超越？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都不重要。不管这种死亡驱动的模式是否涵盖了对人类心智的准确描述，它确实准确描述了弗洛伊德个人的心理冲突。

尽管该理论的创生和索菲的死没有关系，但是那些分析师和传记作者们也许有着正确的直觉：弗洛伊德在用某种别的、更加隐晦的方式书写自身。会不会存在一种对死亡的过度渴望，一种对那已经开始令他神往的东西的积极欲望？关于生命驱动和死亡驱动，弗洛伊德这样写道：“生命本身是一场战役，是在两种冲动之间的不断妥协。”因而，完全有可能，这场战役就是他生命中所经历的某种东西，某种他感到在自己的岁月里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东西。

有时候，他确实会相当直接地表明对死亡的愿望。他在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写道：“尽管我一直以来在家里生活得非常开心……但是我无法同年老的那种悲惨和无助达成和解，并且心中有着些许渴望，期待着过渡到那种不存在的状态。”

他是否既是一个试图赢得多一些工作时间的好病人，又是一个抽烟抽到死的坏病人？是不是这两种驱动力都同样无法抗拒、无法抑制？想象一下弗洛伊德，坐在他那把皮制的扶手椅里面，浑身笼罩在一团烟雾中；想象一下他那古怪、倔强、带有几分荣耀色彩的胡作非为，火柴慢慢凑近雪茄：如果说弗洛伊德想要死亡，就太简单化了，但是如果说他不想死亡，同样也太简单化了。稍晚一些时候，他写道：“只有这两个原始的驱动——爱欲和死亡驱动——之间的合作和冲突，可以解释生命现象中华美的多样性，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抽烟代表着选择，代表着暗淡无望情境下的意志彰显。他抽烟，一部分是为了抵抗、反叛，以及自我的宣言。他写道：“不舒适的感觉挥之不去，深受其苦，于是我再次堕落罪海。”对于每况愈下的身体，他无能为力，但是他可以抽烟。他可以在漫长的午后时光里，凸显自身的这种力量。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写道：“留给我们的就是，有机体希望以自身的样式死亡。”

不管这种说法对于“有机体”是否正确，对于弗洛伊德肯定确凿无疑。他越来越聚焦于控制问题，一种非常广泛而强烈的控制，它甚至包括了一个人死亡的模式或者方法。弗洛伊德想要选择死亡的时间和方式。当初，安娜建议，如果因为纳粹的原因无法从维也纳脱身，他们就服毒自杀。他被激怒了，厉声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我们这样？”弗洛伊德绝不反对极端状态下的自杀行为，但是他不想因为法西斯主义者或者自然的原因而被迫死亡；他想要选择何时去死。在等待离开奥地利的签证期间，他写道，他想要“在自由中死去”，这意味着——从表面上看——他想要死在英格兰，远离纳粹大大小小的各种迫害。但是他同时也有这层意思：“有机体希望以自身的样式死亡。”

在很长时间里，安娜都认为他也许会康复。她对他的那些英雄般的康复习以为常。她后来写道：“事实并不是我们很早就认为他会不久于人世。他病得确实很重，但是之前他曾多次病重。”

然而，弗洛伊德却不断地从务实的角度去思考死亡。1936年12月，他写信给玛丽·波拿巴：“假如你在尚属年轻的五十四岁，就会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到死亡，那么当我在八十岁半的时候，不断地沉思冥想自己是否能活到父亲和哥哥的年龄，甚至母亲的年龄——尽管我深受折磨，内心充满冲突，一方面是休息的欲望和对重新袭来的痛苦的恐惧……另一方面是悲伤地期待着同自己仍然难以割舍的一切相分离——你会感到吃惊吗？”

玛丽·波拿巴在该信的结尾处，给自己写了一段话：

玛：“你所说的是那么美，但是又那么悲伤！”

弗：“为什么悲伤？生活原本这样。正是因为这种永恒的短暂，生活才如此美丽。”

当然，这个对话是她自己杜撰的，但是他之前经常表达出这种观点——在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中，在他的信件中；这是他们对话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尽管越来越关注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弗洛伊德并不想停止工作。多年以来，经历了各种各样异常痛苦的治疗，他一直都坚持接诊病人，常常在手术之后只休息一两天。1939年3月，在伦敦的办公室里，当他因为残酷的放疗而身体虚弱的时候，他继续接诊病人，没有中断。他是心甘情愿的病人，能够忍受排山倒海般的痛苦，不放过任何延长自己生命的机会，只要那生命能有所建树。

“我真正感到的恐惧，”他曾写道，“是长时间的、没有工作可能性的机体失能。”工作值得为之痛苦；同样，它的纪律和习惯也不间断。在某种并非完全抽象的意义上，病人治愈着医生。

他直到8月1日才停止了他的分析行为。毋庸置疑，那时候他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难以为继。那时候，他手头上还有四名需要分析的病人（他们来到梅尔斯菲尔德花园的房子）以及一个培训分析。他在一些深蓝色的笔记本里面，记下了他们的到访以及费用。正如他给一位朋友写道：“对于一个诚实的人来说，顺从命运恰如其分，我只有一个全然私密的请求：不要……通过肉体的痛苦来瘫痪一个人的力量。就像麦克白所说的那样，让我们负辕而死。[14]”

于是，即使当他暂停了分析行为，这个想法依然逗留心间：“让我们负辕而死。”尽管他不再接诊病人，他并没有停止工作。弗洛伊德一直把自身作为工作对象。在《梦的解析》中，他分析了自己的各种梦和童年时光。他一直以来经常扮演实验对象，科学实验以及他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为他的各种理论提供了恰当的证据。于是，他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就是死亡的工作：他既是医生也是病人，既是主体也是作者，既是精神分析对象也是精神分析师。

有时候，弗洛伊德似乎在研究他自身同生命的关系：那份联系中所具有的微妙而精细的损耗。正如他稍早在给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的信中写道：“眼下的变化并不是很明显，一切一如从前有趣；生活的各种品质也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某种共鸣渐行渐远了。”

当舒尔从美国的行程中返回，准备弄妥自己的签证的时候，弗洛伊德面色苍白，体重降低。他越来越像他摆在桌子上的一尊雕刻精致的埃及雕像，毫无血色，棱角分明。

冬天的时候，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二人前来看他。伦纳德后来写道：“他的身上有着某种东西，就像半休眠的火山，阴沉、压抑、矜持。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在我的相识中只有非常少的人才有，那是一种极好的温文尔雅，但是在这温文尔雅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很长时间以来，安娜一直扮演着护士的角色；他的疾病在父女之间形成了一种身体上的亲密性，超越了他和妻子之间的那种普通亲密性。爱因为疾病而焚毁和变形，反而让他可以（或者被准许）更加亲近女儿，没有了往日所表现的内疚或者自我批评。仿佛，处于极端境遇中的他超越了家庭生活的那些常规结构，置它们于不顾。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他对舒尔说：“命运友善待我，它赐我与这样的一个女人一段关系——我指的，理所当然，是安娜。”

甚至在年轻一些的时候，弗洛伊德也不喜欢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生命的想法。一切有关长寿高贵的或者感伤的想法，他一概不买账。他不会以任何形式把痛苦浪漫化。1904年，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写了一首大肆渲染感伤的诗，说自己多么希望能够活到一千岁，即使那些岁月中唯有痛苦相伴。弗洛伊德不无挖苦地评论道：“头脑稍微冷静一下，我也不会有如此愿望。”

然而，整个八月他依然坚守着那份极端的警觉性，生怕自己有让意识迟钝的想法。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关于这点他写道：“死亡将不再被否认，我们被迫相信它……死亡人数的累积终结了我们对机遇的印象。生命，实际上，已经再次变得有趣起来；它已经恢复了它的全部内容。”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孜孜以求的正是这“全部内容”：明亮、鲜活、痛苦的意识。

9月1日，弗洛伊德读了报纸上德国人进军波兰的报道，而舒尔搬进了梅尔斯菲尔德花园来照顾他的病人。因为空袭，弗洛伊德的床被转移到房子里一处更加安全的地方。在一个时刻，他们收听广播，播音员把这场战争称为“最后的战争”。舒尔问他的病人，他是不是真的认为这是最后的战争，弗洛伊德说道：“我的最后的战争。”这就是伦纳德·伍尔夫所说的“半休眠火山”——当然，它也是半活的火山。火山终究是火山。

舒尔后来在写给琼斯的一封信中谈及弗洛伊德的情绪：“弗洛伊德对待死亡的态度，从神经质似的恐惧转变为对一种无法逃避的愤怒的意识，面对后者必须有智慧、顺从以及无法征服的勇气……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肯定憎恶死亡的想法，最终不断地意识到它即将来临的事实，但那种‘神经质似的焦虑’不见了。”

前一年的冬天，在弗洛伊德手术后的第五天，发现恶性病灶死灰复燃的第三天，玛丽·波拿巴写信给他，谈到她正在写的一篇论文，题目是《生命、梦以及死亡中的时间问题》（“Problems of Time in Life, Dream and Death”）。她在信的结尾处说道：“但是我想要尽快听到你的消息，并且知道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地球上谈生论死，在我们去往来世的极乐世界之前。”

一反常态，没有理性和世俗的抗议，弗洛伊德写了一封充满戏谑意味的身后信：“我一直在想象，听到你到来的消息，我该如何在极乐世界迎接你。你最终来到这里，很不错。你让我等得太久了，我没有机会拜读你最后关于时间的大作。我已经非常好奇，想知道有关它你发现了些什么。因为，你很容易想象，这个地方的条件特别不利于获得有关精神功能的这一奇怪方面的经验。总而言之，你得告诉我有关分析的大量内容。”在这个死后的幻想中——只有玛丽·波拿巴才会让他这样做，不知为何他在意她那空乏的多愁善感，与他在意其他人的方式有所不同——他依然在研究他的那些理论。他死了，但是依然在工作。

最后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读巴尔扎克的《驴皮记》。“有关自杀，存在着某种伟大而恐怖的东西。绝大多数人的垮台并不危险；他们就像从低处跌下来的孩童一般，伤害不了自身；但是当一个伟大人物被扔下的时候，他注定要从高处落下。他一定已经被抬到了接近天际的高度。”

9月14日

安娜给她非常要好的朋友多萝西·柏林厄姆（当时在纽约）发了一封电报，说父亲的情况恶化，现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可能了。多萝西回复说：“真令人伤心，难以接受。我希望大洋没有这么宽，我也没有这么远。”

此时的疼痛使人虚弱不堪，但是弗洛伊德继续拒绝服用止痛药。在夜晚，他接受阿司匹林和一个装热水的瓶子。他现在很难入睡了，这对他来说是不常见的。这就是他在弗罗因德死亡时写下的“英雄般的清晰”。这清晰是一种具有意志的、费劲的清晰，一种诚实的清晰，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如果可以选择一定会拒绝的清晰。他不仅选择了承受痛苦的时间，还选择了经历这种痛苦的方式。他不想意识黯淡，或者模糊，或者逐渐衰退。他不想沦入巴尔扎克在自己读的这本书中所描述的那种状态：“由于鸦片的物质力量对我们非物质的部分产生作用，这位具有强大而积极想象力的男人，使自身的生活状态沦落到一些慵懒动物的水平，这些动物潜伏在森林深处，以植物性垃圾的形式存在着，不肯挪窝去抓那些唾手可得的猎物。”

他有不同的想法。弗洛伊德之前曾写过自己的父亲（死的时候八十二岁）：“他勇敢地承受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就像他杰出的一生一样。”这就是他脑中的典范。当他的第一批医生先是在他得癌症这个事实上撒谎，然后又在他康复预期上闪烁其词时，他极其厌恶。在前一年的三月，他就给玛丽·波拿巴写信：“一位医生试图把我引入一个乐观的氛围中：肿瘤在变小，反应症状只是暂时的。我不相信，也不喜欢被欺骗。”同样，在生命的最后一段，他没有避免或者粉饰真相的欲望。他对安娜谈及“勇敢地直视生命以及它所带来的任何东西”的重要性。奥登在他关于弗洛伊德的诗中，用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同样的倾向：“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像老人一样回忆，像儿童一样诚实。”

9月19日

安娜给多萝西·柏林厄姆发了一封电报，说父亲十分可怜、痛苦不堪。多萝西回复道：“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感受，为了他，也为了你。我感觉这些天就像约伯，在报纸上看到的只有坏消息，一天比一天更糟糕。”

不过，伦敦的天空风轻云淡。空袭已经停了好几天了。

9月21日

安娜发电报给多萝西，说父亲的情况已经严重恶化了。

多萝西回复道：“这真是一个极其残忍的世界。不知为何，我总有种感觉，你的父亲会一直活着的——任何其他的都似乎是那么不可能。如此的勇气，如此的活的愿望。”

弗洛伊德结束了巴尔扎克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合上书本。他不再工作了。他不读书了。他说：“我亲爱的舒尔，你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谈话。你当时答应我，在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帮我。现在只剩下折磨，不再拥有任何意义了。”接着，他请求舒尔跟安娜谈论此事——安娜，几乎已经成为了他自己身体的延展部分。舒尔请求安娜的同意。

这是一个无法答复的问题。在安娜看来，他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瘦弱了。她写信给一个朋友：“他身体的痛苦越发严重，但是他的精神从未改变，不管发生了什么。”

一开始，安娜说不，然后她同意了。

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三分之一克吗啡。他不知不觉进入梦乡。稍后，当他变得不安宁时，舒尔给予了更多的吗啡。

安静降临在屋子里。弗洛伊德在蚊帐里很安静。

9月23日

“有机体希望以自身的样式死亡。”正如他曾经写过的那样，他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在自己希望的时间死去。他选择和控制了某种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特权选择和控制的东西。他为自身想象了这次死亡。凌晨时分，他停止呼吸。安娜写道：“我相信，没有什么比看着自己最亲近的人失去那些特征（正是因为这些特征自己深爱他们）更糟糕了。父亲没有让我感受到这一点，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是他自己。”他直到最后一分钟依然保持自我，以至于安娜会觉得，他只是出门旅行一趟而已，留下她把一切安排妥当等他回来。

注射吗啡的那一刻，弗洛伊德看上去几乎是在记笔记，整理思想，做好准备写那篇有关死亡的伟大文章，假如自己在这个讨厌的部分结束之后能够坐下来，就写它。那篇文章，像幽灵一样，没有成文，充满想象，带有野性，飘荡在花园旁边的那间房子的空气中。“我们无法观察自身的死亡。”弗洛伊德写道，如此充满权威性，充满说服力，而与此同时他极尽所能想做的事情，正是观察自己的死亡。

[1]“狼人”是弗洛伊德五大案例之一，其他四个分别是“小汉斯”、“鼠人”、“少女杜拉”和“舒雷伯主席”。“狼人”，原名是塞尔吉尔斯·潘克耶夫（Sergius Pankejeff），1886年出生于乌克兰，1979年死于美国。“狼人”的称号，来自他回忆中狼坐在胡桃树上的梦。他本人后来也投身到精神分析运动中。弗洛伊德对“狼人”的记录基本上真实。“狼人”十八岁得了淋病，健康彻底被破坏，几年后找到弗洛伊德治疗，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完全治好“狼人”的病。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译者序7，217–224。

[2]玛丽·波拿巴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曾侄女，弗洛伊德的崇拜者之一。她曾因为性功能障碍向弗洛伊德求助，后来成为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正是她在纳粹占领奥地利期间，帮助弗洛伊德举家逃往英国。

[3]《驴皮记》讲述贵族出身的青年瓦朗坦在破产后投身到社交场所，落得穷途末路，准备投水自杀时，一个古董商给了他一张神奇的驴皮。这张驴皮能实现他任何愿望，不管是善念还是恶念，但愿望一经实现驴皮立刻缩小，寿命也随之缩短。

[4]Anton von Freund（1880–1920），匈牙利精神分析者。

[5]弗洛伊德有三个儿子，当时有两个儿子参加了战争。

[6]Karl Abraham（1877–1925），德国精神病学家。1907年，他赴奥地利维也纳与弗洛伊德结交，成为他的学生。回国后供职于柏林市立精神病医院，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后，进入柏林私立精神病院。1910年，当还在柏林市立精神病院工作时，他不顾同行们的反对，创立了柏林精神分析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一直到逝世。该精神分析学会为扩大弗洛伊德的影响曾起过巨大作用。亚伯拉罕是弗洛伊德学派的圈内人物，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7]Lou Andreas-Salomé（1861–1937）被称为“一位征服天才的女性”。她于1911年认识弗洛伊德，后来成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并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精神分析研究工作。莎乐美是弗洛伊德家中的常客，还是弗洛伊德女儿安娜的忘年交。从1914年起，她和弗洛伊德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通信。

[8]Hilda Doolittle（1886–1961），美国诗人，1960年她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艺术科学院奖章的女性。

[9]即希尔达·杜利特尔。

[10]指死神。

[11]德语“私人医生”。

[12]Martha Bernays（1861–1951），1882年同弗洛伊德相识订婚，经过四年的婚约期，两人于1886年结婚。两人五十三年的婚姻非常和谐，共育有六名子女。

[13]即出生于1895年的安娜。

[14]麦克白的原话是：At least we’ll die with harness on our back. “harness”是马车套在马匹身上的用具，即辕；人们经常用“die in harness”来比喻“殉职”或“在工作时死亡”。“harness”除了指马具，古时也可以用来指铠甲，所以麦克白的原话也可以译成：“至少我们死也披着铠甲。”

约翰·厄普代克

约翰·厄普代克位于马萨诸塞州贝弗利农场家中的书桌。

摄影者：莱斯利·A.莫里斯。

版权所有者：哈佛大学校董委员会（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2009年。

2008年10月

厄普代克得了感冒，怎么也好不了。他刚从一次纽约的旅行中返回，用他自己的话说，浑身无力、咳嗽不止。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得了肺炎，于是他退隐到马萨诸塞州海边的家中，待在一间男孩们住的老房间里，担心自己成为妻子玛莎的累赘。

他写信给朋友特德·霍格兰，说他记得孩提时代的康复是愉快的，母亲给他送来一条条肉桂吐司，而自己躺在床上听收音机看书，但是现如今一切都变了样。现在，只剩下空虚、焦虑的时光。

这次的康复有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根本没在康复：肺部的麻烦持续不退。他依然每天起来，到那间通风良好的屋子里用他的“文字处理机”写作。他正在写一部小说的草稿，是关于圣保罗（Saint Paul）的书信集，已经写了一百页左右。同时，他还在整理一个诗集，名字叫《端点》（Endpoint）。但是，他依然感到身体在被掏空。

不过他还是为《东镇寡妇》[1]一书做了一个计划中的巡回售书活动。他和玛莎每天晚上转战不同城市，令他疲惫不堪，有时候在两次访谈之间就需要躺下休息。

去年冬天，一位访谈者打电话给厄普代克，让他谈谈“虚无”。厄普代克接起电话，就为自己的气喘吁吁道歉。他一直陪孙子们玩儿童足球游戏。“当我玩儿童足球游戏——这个游戏我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光都能轻松应对——我发现七十五岁的年龄确实勉为其难了，”他这样说道，“你听着自己心脏在跳动，听到双肺发出刺耳的声音。这是一个同自己所处人生阶段不脱节的好办法。”

同自己所处的人生阶段不脱节应该是容易的——需要的只是瞄一眼镜子——但是当那份认知悄然溜走，自己又会重新飘荡回生命的其他阶段。这种感觉，厄普代克深谙其道，也是他创作才思的必要构成。他写过一个类似的场景，是关于“兔子”[2]这个人物五十六岁时打篮球的，这场篮球赛诱发了终结生命的心脏病[3]：“他的汗开始在腿上跟土结成块儿。他害怕自己会失去节奏，失去舞姿，失去随便什么东西：气势、风度。”[4]

尽管使用了抗生素，厄普代克并没有好转的迹象。感恩节的前一周，他去见了一位肺科专家，后者领着他做CAT扫描[5]。等候区有一名男子抱怨作家插队，因为是著名人物就可以先做。一名护士对他说：“假如你妻子的病情像那个男人一样，她也会先做的。”

扫描显示，他的双肺布满了肿瘤。肺癌已经到了四期。他七十六岁，但是这个消息依然令人震惊。太突然了。仅仅几个月之前，他还一直健健康康，精力充沛，打着高尔夫。尽管整个秋天，他的身体快速地变差，但是他和玛莎都远没想到会是这个情况。

在他的小说《夫妇们》（Couples）中，有一个场景，当时三十几岁的主人公去医院看望一位将死的男子：“他看到，死亡是那么真实可信，一往无前，死亡远不是像陨石侵袭地球那样，它就像生命出生、婚姻嫁娶，或者每天到来的邮件一样，在同一个星球上周而复始。”

在医院里，那天稍晚时候，玛莎拿出几个为他的新书——《我父亲的眼泪》（My Father’s Tears）——设计的封面，深浅不同的蓝色色调。厄普代克告诉玛莎，他不在乎他们使用哪个。“打电话给朱迪斯，告诉她我不在乎，”他说道，“他们想使用什么样的蓝色，就用什么样的蓝色。”这可不像他。长期以来，他一直都是爱意满满地控制着他的书封面的每一个细节。

不过，即使他完全陷入了一种有理由的抑郁和麻木中，持续时间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早晨玛莎过来了，他问她是否给他的编辑，朱迪斯·琼斯，打过那个电话。她说还没有。他问她是否还保存着那些封面，她说是的。他说：“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喜欢哪一个。”于是他们坐在一起讨论那些不同的蓝色。

过后，他问她有没有一张纸。她说没有，不过他可以用其中一个封面样稿的背面，因为它是白色的。她递给他一支铅笔。他开始写一首诗。

当孩子们来麻省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就像他最小的儿子迈克尔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好主人”。即使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人类也普遍存在款待他人的冲动，这在厄普代克的身上体现得似乎尤其强烈，尽管他看穿了这种冲动，憎恶过它，也详究过它。与此同时，他在写一首诗，关于医院中的谎言，作为与来探望的儿女和孙子们[6]的闲谈：“我务必这样做，维系社会谎言/盲目的信念将我们绑缚在一起/一切都未终结，不管是青春还是年老还是力量……我的舌头/说是的；内心深处，我笨拙地淹没自己。”

有一次，一位对他非常着迷的名叫凯茜·希勒的年轻硕士，为他写了一个传略。她试图将其卖给《纽约时报》，但是遭到拒绝。厄普代克读完后告诉她，她把他描述得太像一个“甜心派”，太无聊了。他告诉她，要让任何人感兴趣，必须要把他生命中快乐的社会性表面，和他小说中潜藏的黑暗面，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并置起来。

这期间来访的人们最常使用“开朗”这个词，来描绘他的言谈举止。他曾经写过，在一次非常严重的哮喘发作时，他试图保持“逗趣”的风格，当时他艰难地吸着气，在医生的陪同下坐车奔向急诊室。这就是他的社会人格面具对他的重要性：“逗趣”比氧气更重要。在他那部很少有人读有人爱的戏剧《布坎南之死》（Buchanan Dying）中，男主角说：“死亡，我发现，同跳舞非常相似，同外交也没有差异；最重要的是敏捷和得体。”

在厄普代克病房的外面，肿瘤医师问玛莎，她丈夫是否需要化疗。医生让玛莎觉得希望渺茫了。她说，他该问厄普代克本人。然而，肿瘤医师给厄普代克描述的景象远没有之前告诉玛莎的那么悲凉，他说厄普代克可以为自己买来一年的时光，或者至少几个月有质量的生活。厄普代克，眼泪在脸上流淌着，同意试一试。

当他们出院回家后，玛莎设法让厄普代克使用助行架走到他的办公室，把那些诗歌打出来。他在相连着的四间房子里工作，从后面楼梯上去，穿过一个走廊，就到了之前作为女佣们的住处的房间。这些小房间里排满了书籍；一间用来回复信件，一间用来写诗和故事，一间里面只有一把扶手椅，用来阅读，还有一间有一台电脑。

厄普代克必须亲自敲出这些诗歌，因为他的笔迹太难认了，任何其他人都应付不来；读他的字从来都是不容易的，而这些在医院里写就的诗歌更加难以辨认，难以理解，比平常更加像是鸡爪乱涂的。

在那间通风的书房里，几乎已经看不到希望。他低下头，脑袋靠在打字机上，说道：“我办不到。”

“可以，你办得到，约翰。”玛莎说。“再来一本就好。”

十二月中旬的化疗比任何人想到的都更加折磨人。他在医院里又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是关于坐在那里接受化疗的静脉滴注，沉浸在“电视的喋喋不休和报纸的鸡毛蒜皮”里面，这一切都“夹杂在世界崩溃、残暴横行中”。他带有几分欲望地写道：“离开，离开这烂透了的世界！”（实际上，在最初的手写版本中，他在“离开这烂透了的世界”后面写下“是不错的”，然后划掉了，之所以作此修改，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态度稍微缓和一些。）

厄普代克的大女儿——伊丽莎白，第一次婚姻的四个子女之一——来医院看他。他说起前一天晚上写的一首诗。他想知道，她是否觉得自己的生活幸福。她年轻时度过了一段艰难时光，有过一次糟糕的婚姻，丈夫比自己大很多，然后才有了和现在丈夫的幸福婚姻并生下儿子们。她安慰他说，她生活幸福，非常幸福。

他们在医生的办公室，玛莎拿出她的预约簿。厄普代克说：“我不回来了。”于是她收好预约簿。他不想进行第二轮的化疗。

圣诞节前三天，他为那本书写下最后一首诗。曾经，在一篇《纽约客》的文章中[7]，他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阿多诺[8]的话：“在艺术的历史中，后期作品都是灾难。”但是，他写的这些诗都很出色。他知道这些诗很出色。

生病前，厄普代克一直害怕自己年纪较轻时所写的那些散文中的绚烂才华正在慢慢丧失。几年前，他曾给伊恩·麦克尤恩[9]写信——那时候这位年轻一些的作家已经成为明星——说自己已经变成老笨蛋，只是写一些有关郊区性爱的言不及义、无聊琐碎的故事。他说得很轻松，但是他确确实实担忧自己的风格僵化不前，担忧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自己的神韵，那是一种敏锐和举重若轻。不过，在他的这些新诗中，奇诡的创造性、强大的观察力，以及驾驭文字的纯粹天赋都展露无遗，令不管是最狂热的崇拜者还是最严苛的评论家都震撼不已。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一直都从事关于死亡的写作，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新主题：自己的死亡。

厄普代克不断地把出轨写成死亡的一剂解药；在小说中，正是通过性冒险，人们获得永生。他创造的人物中，有一个是这样描述情人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和她在一起，不管在什么地方，哪怕只是和她一起站在街角等红灯，我都知道我永远不会死。”

出轨会赋予参与者永恒生命的想法，从表面上看有点荒诞不经。但是，这里面存在着一种确定的逻辑。假如你有一个秘密的、潜伏地下的第二生命，在某种意义上你就已经超越了，或者说在智力上战胜了单一生命的种种局限。你没有尘埃落定、万般皆休。你东山再起。你过着双重生活。同一段时间里，你走在不止一条路上。正如他在《咱们结婚吧》（Marry Me）中的分析：“努力向山上奔跑而气喘吁吁，在他看来似乎妙不可言……那是生命新的草稿。从他们风流韵事的一开始，他就总是在奔跑，忙忙碌碌，在以前不需要时间的地方创造出时间；他已经成为与时钟竞赛的运动员，把零碎时间挤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未被怀疑的第二生命。”

有一个信念暗含在这个精心设计的论证的某处，并在许多故事和小说中得以延伸：性本身就是紧握生命的企图，在女性的身体中，存在着某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之源。在一个故事中，厄普代克描写了在停车场偶遇前情人的场景：“她的在场，让我感到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一个男人同一个之前对他敞开怀抱而现在咫尺天涯的女人在一起时所感到的。”

在回忆录《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中，他解释了自己本人如何通过情爱事件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在伊普斯威奇[10]，作为一个已婚的年轻父亲，他同自己以及妻子的一些朋友有染。他描写了其中一场婚外情：“由肉体的领悟、令人陶醉的冒险，以及畏畏缩缩的负罪感所交织而成的那张多彩的生命之网，使时光那吞噬一切的苍白感知黯然失色。我的婚姻，我知道，注定难免这场僭越，或者之后的那些，但是我再次活了过来，就在那永恒存在的迫切瞬间，动物正是在这样的瞬间里得以健康地生存。”立即就感到的情感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那被单身生活囚禁的时光所具有的“吞噬一切的苍白”。“至少就眼下而言，”他写道，“对最终死亡的恐惧，彻底被眼下的苦恼和情感暴力取代。”这个想法，可以粗略地表达为“沾花惹草=活着”。

嘲笑或者谴责这种观点是容易的，的确有许多人这样做了，但是对于厄普代克来说，性是强大的发动机，一种创造性力量。他所感兴趣的正是那种“动荡”，那种飞越，那种运动，那种尘埃落定中的变动不居。爱的这种毁灭性和创造性力量吞噬了他，也就是你要么用它来创造，要么用它来毁坏。在《夫妇们》中，有一个角色的浪漫生活被安排了幸福的结局，厄普代克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了他：“他心满意足，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死了。”此处的生命，具有特别意味，是指那种搜寻、冲突、探求、调情、性向往的战栗，是一种将你带往另一个空间的情欲的不安分。幸福，安分守己，就是死亡。

厄普代克经常把一些病态的忧虑时刻描写成“苍白”或者“苍白感知”。对于一个作家（如果对周遭世界的生动性没有异常的警觉就一无是处）来说，他会周期性地感到一种沉闷，一种失色，一种经验的漂白或苍白化。人们想知道，这是否曾是他想要战胜的一种抑郁，一种不断袭来的带有几分威胁或者难以驾驭的心病，尽管他的工作自始至终都如此高效率高成果，因而很难相信这种理论。在《自我意识》中，他写道：“这些回忆起的苍白瞬间——在其中，我的灵魂几乎无法呼吸——散布在数年之间；为了让自己活泼起来、有灵性，我读了卡尔·巴特[11]，然后爱上了其他男人们的妻子。”

在六十年代中期，厄普代克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出轨事件——女方的名字叫乔伊斯·哈灵顿，他当时试图离开第一任妻子，玛丽，但是失败了——在这之后，他开始呼吸困难。他描述自己躺在他们位于伊普斯威奇的家中的壁炉前面的旧地板上，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一位医生朋友曾经和玛丽一起来到家中，看着他在地板上喘气，平静地指出，这种情况通常是患某种特殊癔症的十几岁女孩子才有的，等到她们晕倒后（厄普代克本人没有），就没事了。他记录这些事件，当然是在自嘲，用一种优雅的方式利用了这个喜剧，但是呼吸困难和随后的恐惧却是真实的。多年以后，当他离开这个家，他的哮喘烟消云散了。

厄普代克过去一直有死亡恐惧，每当那时他会突然淹没在自己大限将至的想法中。在早年的故事《鸽羽》（“Pigeon Feathers”）中，他把他的另一个自我——戴维·克恩——描写成一个男孩。“毫无预兆，戴维突然面对着一个精确的死亡景象：地面上一个长长的洞，同你的身体一样宽，你被吸引下去，而上面的那些白色的脸庞慢慢消褪。你试图拉住他们，但是你的手臂被固定住了。铁锹铲起土盖在你的脸上。你将永远躺在那里，直挺挺的，目不能视、口不能言，很快没有人会记得你，也永远不会有任何天使呼唤你。”

在《自我意识》中，他描述了另外一个类似的时刻，当时他正在地下室为女儿制作一个玩具屋，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结的蛛网下面，突然一个想法让他万念俱灰：大家有朝一日终将离开尘世。他后来将这一段写进了一部小说：“我会死去，但是我为之建造小屋的小女孩也会死去，死的时候会是一个老妇人，那时在她的心中，我早已成为一抹黯淡的家长制神话……没有上帝，地下室的每一处锈迹腐痕无不清楚表明，只有自然，它会毫不在意地、残酷无情地像对待屎壳郎的尸体一样吞噬我的生命。”在另一本书中有一个瞬间，主人公因为感到了死亡冰冷的恐惧，在午夜时分叫醒他的妻子，而妻子迷迷糊糊地说：“尘归尘，土归土”，他一辈子也无法原谅她的那份漫不经心。

当然，有时候很难让人严肃看待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只能把这种恐惧视作一种隐喻，一种有用的抽象，一种带有浪漫情调想吸引眼球的花招，一种高调而炫耀的自怜方式，但是厄普代克对这些恐惧的描述一贯而终，纤毫毕现，深深地交织在他的所有写作或观察中，因此我们不可能不严肃对待，或至少不可能不相信他自己是严肃对待的。他从来不和玛丽谈论这些情绪；他（她后来说）把它们看作“私事”，意思是，他把它们倾入作品中，让陌生人去消受，但是不和家人谈论它们。

三十几岁的时候，他说过：“能够写作成了一面盾牌，一种躲避的方法，一种极其迅速地化痛苦为甜蜜的方法。”这个描述，对文字这种甜美、超脱、艺术的处理方式说得比较含蓄，但是里面也存在着那纯粹的神奇事实：化痛苦为甜蜜。

他最后的疾病会检验这种冲动或者能力，所用的方法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多年以来，他尽职尽责、十分荣耀地化离婚、失落、恐惧以及牛皮癣的痛苦为文字的甜蜜，但是死亡的临近以及自身的萎缩意味，整体上有别于之前的另一层次上的痛苦，它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更加棘手。面临绝境，有可能化痛苦为甜蜜吗？在生命最后几周里，那个深受信任的能力对他还依然有用吗？

厄普代克曾经在一个为退休人士而办的杂志上撰文，相当坦率地描写了对自己失去卓越风格的恐惧。他指的是作为一个别人竞争对手的作家的“更加敏捷、更加年轻的自我”。他赞美自己年轻时失去的时光，那时候他的素材“很新鲜，具有十分迫切地传递给读者的价值”。他补充道：“再多的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技巧都无法代替那种有一肚子话要说、带来新闻的感觉。”

然而，在诊断所带来的震惊之后，他再一次偶然发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新话题。那几个星期里写的那些诗——许多是在医院里写的——确切地说，算不上诗，更加像是通讯报道；它们一语中的地写出了晚期癌症病人的模糊经验。它们带有他早期作品中的那种迫切性，那种他害怕已经失去了的锐利和迅捷：那拥有某种他非说不可的紧迫事件的力量。

十二月中旬的一首诗，他谈到他经历的CAT扫描和穿刺活检并非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悬浮在甜甜圈形状的机器中，他并没有感到害怕，也没有出现幽闭恐惧症或者惊惶。反而，在那个“怡人的管子里”，他感到一种伟大的弥漫全身的平静和幸福（“各种计划接踵而至，梦想”）。用出色的、恶作剧般的叙事热情，他描述了麻醉后的可爱瞬间。几天后，活体检查结果出来了，带来的消息是最糟糕的结果；肿瘤已经转移了。这个故事具有反讽意味的地方是，厄普代克当时正处于最佳状态。写在纸上的那些文字令人震惊，他忍不住要带来新闻，从我们最害怕、最好奇的地方带来通讯报道，那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并存所带来的纯粹写作艺术的乐趣。这是一种变了样的兴奋，当然还是体验不到为妙，但是他写道，在他“衰落的巅峰上”，他突然获取了某种创造性。换句话说，讲故事的人从医院的病床上站了起来。

新年前夜，他写信给他的编辑朱迪斯·琼斯：“亲爱的朱迪斯：也许从我这里你最不想要的东西是又一本书。但是，我知道我写了足够多的诗歌，并且《端点》的主题不断地压迫着我，就这样推动着我尽可能地前进。”

一月的前几周里，他依然在继续编辑一个小卷本，有关他著名的棒球篇《波城球迷对威廉斯的告别》（“Hub Fans Bid Kid Adieu”），将会由美国文库[12]出版。他同那里的编辑克里斯·加多夫互通信件。他发现这种不必劳心费神的工作可以减轻痛苦，校对中的细枝末节，还有护送着该书付梓，都给自己带来安慰。

除此之外，厄普代克从整个世界隐退了。他停止用电话交谈。他不再阅读信件。注意到这点后，玛莎开始用拆信刀打开那些信件，放在他面前，但是他依然不去看它们。

在他的床头柜上，有两本他正在阅读的书，一本是《伊凡·伊里奇之死》，另一本是《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他曾经把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描述成“被越来越深地推进一只黑色的麻袋”。他对玛莎谈到了伊凡·伊里奇之死，特别是有关伊凡在他自己脑中是多么孤立。那本书中，有一种从世界慢慢脱离，一种脆弱的孤独。

还有一本书，他没有读，是巴拉克·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它是玛莎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它就放在床边，动也没动，直到她把它拿走。她原先准备的是在纽约旅行中买的爱马仕领带，但是它看起来似乎不是恰当的礼物，所以她没有拿出来给他。

玛莎问他，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是否会拒绝这一轮艰难痛苦的化疗。他说不会。他说必须得做，这样才知道他已经做出所有努力了。

厄普代克第一次婚姻的所有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觉得哈文山这所庄严的房子——它屹然立于马萨诸塞州贝弗利农场一座小山之上——能让他们身心舒服。它不欢迎顺路拜访。对他们来说，厄普代克夫妇似乎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玛莎那几个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孙子们身上，而不是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

不过，厄普代克会前往他们的房子喝茶，或者在电影院里同孙子和外孙们相见。他们的印象是，一旦有家庭聚会，玛莎常常会有一个退出策略，要么是一次预约，要么是一场他们不得不去看的电影。厄普代克在一封信中写道，玛莎同他一家人聚在一起会感到不舒服。

当厄普代克的孩子们打电话过来，玛莎常常会在十分钟后拿起另一部电话，很明显是需要打电话，于是谈话只能结束。在这些孩子们中间，有一种看法：她在监控他的时间。这个看法在他的信件中可以找到支撑。在那些信件中，她愤怒地涂改着那些预计要以各种各样方式侵占他时间的地方，这些侵犯者从不重要的书目编者一直到纳丁·戈迪默[13]。在这些边角的乱涂乱写中，令人吃惊的是她非凡的勇气以及怒火满满的保护欲。《纽约客》的编辑，大卫·雷姆尼克，后来在颂扬厄普代克时，把玛莎称为他“守在门边的狮子”。但是即便在他的有些孩子眼中，厄普代克是想要或者需要那只狮子在那里的；他是同谋，秘密地串通，千丝万缕地参与其中，这正是已婚人士在这类事情上的一贯做法。

戴维，他的长子，决定给父亲写一封信。伊丽莎白告诉过他，厄普代克曾问她是否幸福。这在戴维看来，是在寻求安心，一种心理需要，想证实厄普代克出轨和离婚的动荡并没有伤害到他们。戴维在这封信中写道，他认为他的确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好的人生。这种谈话他认为不适合当面谈。当面时，只有闲聊。

戴维描述，在厄普代克和子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尴尬关系。厄普代克自己写道，在离开那个家庭后，他跟他们说话就开始有点口吃——意味着话语确实很难从口中说出——这是出于负疚感或者内心不安。书本里的厄普代克，对深邃的情感有着非同寻常的良好感知或精准调控，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时，他似乎偏转了魅力的方向，有着一种高度演化过的害羞形式。

戴维把父亲的不善表达，部分归因于古老的德裔宾夕法尼亚血统，这一血统也许已经和新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后者厄普代克自从上哈佛之后就浸染其中：情感不能轻易地或者不加掩饰地表达。厄普代克在早年的一个故事中，描写了一种极端的家庭矜持。故事中人物的母亲得了癌症，快要死了，在她最后一次看望儿子和孙子们的时候，“她知道那是最后一次了，但是她不屑于承认，就像她不屑于承认自己快要死了；她一辈子喜欢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她的遗言（说给照顾她的护士和我听）是‘好了，不胜感激。’”

一月中旬，戴维来到贝弗利农场，带着他十九岁的儿子韦斯利。玛莎有事去了城里，于是戴维和韦斯利陪着厄普代克待了七八个小时。那时候，他依靠助行架还能走动，尽管很困难，他还是走下楼梯坐在桌子边和他们一起吃饭。为了聊些家常，戴维问父亲玛莎家人的情况，于是他们谈到了她的子女和孙辈。

厄普代克打瞌睡的时候，戴维和韦斯利在这个大房子里四下看了看。

中间的某个时刻，厄普代克说道：“哦，戴维，我将会怎么样啊？”

成长的过程中祖父母都在家中，因而厄普代克过早地专注于老年各种各样的衰落。有点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人们发现《兔子歇了》中的“兔子”才五十几岁，而这本书是对“兔子”老年的沉思。他也许活力满满，就像厄普代克自己在那个年龄一样，但是实际上他老了，退休了，生活在佛罗里达，为含盐的零食而担忧，茫然地看着自己日薄西山。“兔子”在那种意义上同厄普代克有着云泥之别，厄普代克只会在临死前几个星期“退休”，但他就是厄普代克，因为他在自己年龄未到的时候就对“老人”的角色感兴趣，甚至可以说非常狂热。厄普代克似乎很偏爱一些亲切而成功的年老的文人学者角色。他在老年人身上看到了一种特定的、注定会逝去的庄严，一种被摧毁了的美丽，那是一种他想要（或者必须）付诸于笔端的丰富经验。对于一个特定种类的艺术家而言，“人老了有趣吗？”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将它写成书好不好看？”更加重要。

有一次被问到他自己父母亲对他作品有何反应时，厄普代克说道：“他们两人对欢乐而恐怖的事实都有着相当非中产阶级的胃口”。这个短语，“欢乐而恐怖的事实”，极其精准地透露了他的洞察力。不管是当他有了揭露事实的冲动，还是想要准确描写残酷真相，或者是想要诚实对待生命中丢脸的或者苛刻的一面的时候，他的文字都伴随着欢乐翩翩起舞。阅读厄普代克的一大吸引和挑战是，他总是愉快地报道、享用、赞颂那些恐怖的事实，年老也不例外。

当“兔子”的母亲快死的时候，他的父亲说：“她正在经历的冒险我们将来都必须经历。”“冒险”这个词在这里闪烁着光芒，伴随着厄普代克自己带来的好奇意味。存在着一种“冒险”，一种他如饥似渴想要捕获并用文字定格的经验；这个词具有的那份激动、那份嗜好是奇异的：对于厄普代克来说，冒险是某种能书写的东西。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他曾给伊恩·麦克尤恩写信，谈到菲利普·罗斯关于身体衰退的小说《凡人》（Everyman）。他说他感到必须要读这本新书，尽管他不想面对死亡。由于他俩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冲突和对抗，他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虽然他并不想）：把像死亡那样的大话题让渡给罗斯。

他没法站着刮脸。玛莎的儿子泰德过来看望他，帮助他。泰德——玛莎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厄普代克搬进来和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五岁，他俩的关系亲密而简单。他对厄普代克说，第二天会给他送来一个电动剃须刀，这让厄普代克很吃惊，他对互联网的高效还知之甚少。当它送达的时候，厄普代克非常开心。他躺在床上把它握在手中，那真是一个神奇的小东西。

玛莎和厄普代克驾车经过曼彻斯特，那是附近的一个小镇。他在车子里等，她去买点药。“你愿意把我带到史密斯角吗？”他请求道，于是她照办了。他想要看看灵光堂。她夏天的时候去过那里，是自己一个人去的，以教堂理事会的名义。

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型教堂，红砖结构，白色的尖塔。教堂刚建好一个纪念花园，因为玛莎的参与，厄普代克对花园的内外都很熟悉。他们站着眺望这个简单的花园。它里面有一棵山茱萸树，夏日里还会有绣球花。里面有一些长凳，但是没有任何墓碑或标记。只有教堂的墙上有一些小的匾牌。他们站在那里，但是没太说话。最后，玛莎说：“你愿意埋在这里吗？”他说他愿意。

他最初的计划是埋在宾夕法尼亚的普罗维尔，与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最近他又告诉子女他想埋在芝加哥，同玛莎的家人在一起。但是，现在的地方离他更近一些。

以下是“兔子”长大成人的儿子纳尔逊和他的朋友比利的一次有关死亡的谈话：“在我们这个年龄，比利，我们应该学会接受这种事情了。”“你接受了吗？”“我想是的。它就像打个盹，只是你不会再醒来，并且不需要寻找自己的鞋子而已。”

厄普代克的第一任妻子，玛丽，想要过来看望他。玛莎对她说好的，她在厄普代克想见的人的名单上，因而她会来，但是她需要和一个孩子一起来，所以她带上他们最小的女儿米兰达。这是玛丽第三次来哈文山。第一次是因为伊丽莎白结婚，第二次是为了给一个朋友签名几本书。

玛丽和第二任丈夫生活在原先的房子里，它俯视着她和厄普代克在伊普斯威奇曾经共有的那片盐碱滩。她和厄普代克一起生活的那些岁月留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面，玛丽穿着黑色的高翻领毛衣和牛仔裤，头发随意地梳成一个向上的黑色圆髻，剪短了的刘海，笑容温暖开放；人们可以看到厄普代克曾经追求的那个安静的、充满艺术气息的拉德克利夫[14]女孩。人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力量，理解为什么他小说中那些虚构的第一任妻子都是那么杰出、善良、朴实。他描写过其中一位：她总是给丈夫勇气，甚至在他为了另一个女人想要离她而去又缺乏勇气的时候，也不放弃这个习惯。在《咱们结婚吧》《夫妇们》以及《梅普尔斯故事集》（The Maples Stories）这几本书中，让人们感动的不是那些性感风骚的情妇们的敏捷、野心以及引人注目的诱惑，而是丈夫们对第一任妻子那种深沉而痛苦的爱，这种爱很神秘很柔和，厄普代克终其一生从未停止探索其深度：令人神往的正是第一任妻子。

当玛丽和米兰达走进来的时候，玛丽拥抱了玛莎，后者一下子身体僵硬。玛丽和米兰达都双手消毒，然后玛莎领着她们进了起居室，说他很虚弱，见面必须简短。玛丽担心厄普代克会听到玛莎说他很虚弱，担心她的声音会传到楼上。

她们走上二楼，他躺在一间客房的四柱双人床上。他很高兴也很健谈。玛丽握住他被子下面的双脚。米兰达站在床头边。玛莎待在房子里，直到电话响了。当她离开去接电话的时候，玛丽和厄普代克开始谈起打电话的那个女人，他们都知道是谁。玛丽说了一些不太恭敬她的话。玛莎返回后，说道：“我们在这儿可不要八卦。”

厄普代克非常热情地谈到奥巴马的就职典礼。正是这种饱含能量的文化瞬间一直吸引着他，但是玛丽感到他——他们都是——之所以对其特别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三个双重种族身份的孙子。

几分钟后，玛莎对她们说该走了。厄普代克说：“记住波莉姨妈。”他爱玛丽的姨妈波莉，她活到九十二岁，依然可以做《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读报纸，一直到临终都思维敏锐、生活独立。

玛丽告别时，没有亲吻他。她认为她们还会回来的。她握住他被子下面的双脚，一切尽在不言中。

下楼的时候，玛丽对玛莎说她想再来看望他。玛莎说不，这是最后一次探望了。他太虚弱了。

多年以来，玛丽和厄普代克越来越少谈论孩子们。她重新拾起了绘画，有时候会在当地的美术馆展览自己的作品。她的绘画美丽平和，就连那些城市风景画都令人惊奇地弥漫着怀有希望的颜色，橙红、淡紫和深蓝，使得一切看起来有条不紊，非常恰当。厄普代克时常会去看画展，并且在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评论。

玛丽没有沉溺于绝大多数人会对过去配偶心怀的那种怨恨、冷酷和自我保护式的反讽；她觉得没有必要证明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糟糕或者难以忍受的人，或者根本就是一个冷淡的人，以及没有他自己过得更好。反而，谈到他的时候，她的表述清晰而诚实；令人吃惊的是，她对他有着一种既现实又温柔的单纯感情。为了另一个女人，他离开了她，然后数十年一直公开地审视着他们的分手，但是她似乎用一种极其罕见的方式全盘接受了他，不管他有着什么样的荣耀和局限。

“我非常想当时能和他谈最后一次话，”她说，“但是他不开话头，我也不好先说。我不想说我知道他快死了。我不想让他惊慌。”

那个谈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按照玛丽的描述，仍然会有一些迷雾等待化解、历史需要澄清，有一些是鸡毛蒜皮，有一些则事关重大。“我本来有非常多的事情想问他，这些事情只有他才能回答。”但是因为米兰达在场，玛莎也在不远处虎视眈眈，所以没有可能进行那样的谈话。

几天后，伊丽莎白回家探望父亲。他告诉她，尽管奥巴马获胜他很开心，但是他不喜欢他的就职演说。他感到被排斥在外。

他退回了一个带靠垫的便携式桌子，那是伊丽莎白送给他在床上写作用的。他对她说，他不再需要它了。伊丽莎白问他是否要找一个合作者，一个可以帮助他完成那本关于圣保罗的小说的人。他说不需要。

关于作品的美国文库版本，厄普代克给克里斯·加多夫写了封简短的留言，说自己病重了无法继续下去，玛莎会帮助他的。

星期五，1月23日

他的老朋友，迪克·普林顿（一位退休了的制造业销售代表）过来陪他，当时玛莎去了城里见律师。他是厄普代克现阶段见面的几个朋友之一。迪克是厄普代克自从六十年代初就认识的老高尔夫球友；普林顿一家住在离伊普斯威奇不远的一个镇上，曾经参加过一些人际关系复杂的派对以及排球赛，这一切都被厄普代克以虚构的形式写在诸如《夫妇们》这样的小说中。迪克和妻子是还在一起的几对夫妇中的一对。

迪克在那里的时候，厄普代克每隔大约十五分钟就会打瞌睡，但是他们穿插着谈话。迪克带来了一本相册，是他们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短视狩猎俱乐部”）前往苏格兰和爱尔兰时的照片，然后他们一起追忆往事。每年一次，厄普代克会和北岸的其他十一个老勇士一起度假，不带妻子。他们打高尔夫，泡在酒吧里享用着长时间的嗜酒晚宴，尽管厄普代克晚年时已经不喝酒了。厄普代克童年时对甜食的喜好在这些旅行中被唤醒了，于是他买了硬糖和甘草糖。

其中一张照片显示，厄普代克走在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穿着焦糖色的灯芯绒裤子、犬牙格子的夹克衫，以及一件宝蓝色的高翻领毛衣，戴着一顶帽子，浓密的眉毛被遮了一半。他看上去很开心、放松，带着些许的害羞，仿佛刚刚从一个无伤大雅但惊险刺激的错误中侥幸逃脱一样。厄普代克对迪克说，这是他最爱的一张自己的照片。

几十年来，在那些无边无尽的或熟悉或陌生的绿宝石般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们都谈了些什么？体育、性、虚无。他们没有谈及的是写作。迪克说：“我们有点达成了默契，就是不去谈论他的写作。”厄普代克远离纽约和文学界熙熙攘攘的诱惑，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么做他可以交上迪克·普林顿这样的高尔夫球友，然后过着一种他可以描写的生活，而不需要谈论写作。

但是此刻，他对迪克说：“我真的很愤怒。我完全无法让自己写下去。”

打高尔夫球时，厄普代克爱赢厌输。他们会赌上两美元，或许是五美元。他喜欢这种游戏的气氛。他不喜欢球童，会自己背包。当打出一个坏球的时候，他会发出一声呻吟，既恐怖又有戏剧性。

厄普代克曾经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以及便签纸的背面写下了完整的小说，字迹潦草几乎难以辨认，有很多句子被划掉，中间插入一些复杂的树状图。他曾经写过一些诗歌，上面有素描、涂鸦、人脸和气泡，还有一些阴影和小人，以及无休止的文字流淌。现在写作结束了，但是欲望并没有。

写作是慰藉、逃避、庇护所。另外一个高尔夫球友，迪克·哈特，回忆起一次那样的旅行。那是在苏格兰的一天，天气湿冷下着小雨，当时他和厄普代克一起走着去吃饭。厄普代克突然转过身对他说：“我实在希望能去个什么地方写点东西。”

很难把厄普代克想象成一个直截了当的信教人士，因为他以狂热的沾花惹草以及伤风败俗的探究欲望而闻名于世。他的儿子迈克尔说：“很难理解任何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会相信上帝。”或者说，很难相信一个谙熟反讽、对荒谬极度敏感，并且着迷于低贱卑劣的人会信仰宗教。但是，虽然他与宗教的关系充满困惑、紧张和智慧，可这些东西都不矛盾。实际上，厄普代克说过：“我几乎完全是在教堂中构思的《夫妇们》——每一点小小的震颤和迫切我都会记录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为——在教堂中按计划写下《夫妇们》的故事情节，是他为通奸的冒险所写的最著名的颂歌的原型——似乎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一种信仰，它与非常美国式的寻求自我实现相共存，是两者之间的一种狂欢式融合。他的出轨中怀有内疚，他的性场景中融有天堂，他的爱中有狂喜，所有的一切都纠缠在一起，难分你我。

关于《夫妇们》中的皮特，他写道：“祷告对他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当它有用的时候，他似乎，在一些断断续续的时刻里，处于一个很深的地道的最远的角落……在这种情形下，他感觉距离一种强大的温暖的秘密很近。”这种信仰的不稳定性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他叙述了一些怀疑的恐怖瞬间，然后又是信仰的洪水般恩典的回归瞬间。在《鸽羽》中，那个男孩开始怀疑：“如果我们死了什么也没有了，那么你全部的太阳和田地，以及其他的一切，都是恐怖，是吗？”

正如米兰达所说，厄普代克喜爱教堂中的那些“具体的东西”、仪式、星期日的上午，还有教堂里一排排靠背长椅。他在孩子们临睡前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和他们一起念《公祷书》。晚年的时候，他和玛莎定期参加一家位于圣约翰的圣公会教堂的各种仪式，教堂离他们贝弗利农场的家只有几分钟的距离。他会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八点钟的仪式，因为这对玛莎来说太早了，她喜欢十点钟的仪式。当他病重不能去教堂的时候，该圣公会教堂的牧师每周会来他家两到三次和他说话，并给他发圣餐。

但是，即使在临终前的几个月里，他的宗教情感也不是没有反讽的。他在《端点》中写道：“一个教士——那些滑稽的承办者/只对那些恐惧者有意义——给我打电话，我爱他，保佑他的脸皮。”人们也许会把这种表达看作是一种怀疑主义——是什么只对那些恐惧者有意义？诚然，一百万个无神论者会同意——然而厄普代克用反讽对待太阳下所有事物，包括他那些更深刻的激情、信念，以及让他感到惊讶和敬畏的源泉。反讽让他振奋不已；它赋予那些激情以生命，并使它们活力充沛。

他如何看待玛莎这个他在七十年代为之离开家庭的活泼艳丽的金发女人？从各方面看，她都是充满生命力、坚强能干的时髦人物。她并没有安静地退出，像玛丽有时候那样。她很有趣也很迷人。她的高效率令人叹为观止。她全力以赴地捍卫着他的时间，对来犯者时刻保持警惕。她在康奈尔大学读本科的时候，曾经修过纳博科夫[15]的一门英语课程，后者曾经称她为“天才”。她热爱旅行和温暖的地方。

有一张他们两人的黑白照片，摄于东汉普顿，当时他刚刚离开玛丽。黄昏时分，他俩站在海滩水草里，她留着刘海，穿着一条吉普赛裙子，一件厚实的奶油色羊毛衫，他穿着一件色泽鲜艳的带条纹的运动夹克；他们手里拿着纸杯，倾着身子亲吻对方，一种非比寻常的魅力被照片恰到好处地记录下来。说真的，我无法想到地球上有任何一张别的照片可以如此明明白白地、不可否认地让人们看到爱情的模样。

从他的那些信件来看，厄普代克似乎挚爱着玛莎；他看上去陶醉于溺爱老婆的状态，喜欢自身的角色。但是，很难知道他们的婚姻到底怎么样。他是一个高度自传式的作家，会从生活中分毫不差地窃取素材，所以人们会对他在《时间的尽头》（Towards the End of Time）中所描写的那对住在山上豪宅里的夫妻——男的是上了年纪的成功人士，叫本·特恩布尔，妻子叫格洛瑞亚——感到好奇：“过了一定的年龄，婚姻就主要是——苦涩的时光也好，温柔的时刻也罢——一场在坟墓边上玩耍的你推我躲的精神游戏。”格洛瑞亚不是玛莎，玛莎也不是格洛瑞亚，但是她们也许分享着一些特定的品质，或者说玛莎的一些特定的品质在格洛瑞亚身上得到了放大。他写道：“对格洛瑞亚来说，我就是某种花园，她必须要在里面除草、修剪、打结、去枯，毒杀蚜虫。”格洛瑞亚批评本洗澡、剃须、跳舞、选择睡衣以及喝汤的方式。格洛瑞亚接受——或者，也许更加准确地说，充满活力地夺取——她的生命所需，这一点他的丈夫既羡慕又为之气馁；他快乐地臣服于她。本·特恩布尔觉得他那精力充沛的妻子以热情的方式，难以置信地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就等着他死去。然而即使这样，他依然感到某种亲切。

厄普代克晚近写了一首诗，描写了他和妻子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旅馆里的庆生晚宴，“只有两人。”他写道。他们已经决定放弃酒和烟，为了延长他们的婚姻。他描写他对“一个得体的人的模仿”并没有像皮肤一样贴切，而是像一件在商店购买的外衣那样合适。进展相当不错，直到她纠正他没有得体地使用洗手碗[16]。这个场景充满了一种适度的幸福，一种安宁的、家庭生活的温暖，但是同样也存在着一丝遗憾，一丝怅然若失，怀念着曾几何时那个更加完满的时光，那些更加生动、人头攒动的庆祝，烛光在玻璃酒杯上摇曳生姿，还有其他人的生日，也许更加幸福，也许更加绝望。他是否在此温柔地指出：年老以后生命可能性的大门就一扇一扇地关闭了？当他第二任妻子暗示洗手碗的时候，她身上是否存在着某种琐碎和控制欲望？约翰·契佛[17]曾经给他写信：“我认为玛莎很可爱，我非常欣赏她的礼仪。我真的喜欢那些知道如何使用叉子的人。”

厄普代克和玛莎结婚后，人生的剧本从那些瞬间的外遇出轨转变到死亡问题；他的晚年，有着一种对死亡的迷恋，甚至超过了对性的迷恋。他在晚近的一首诗中写道：“如何才能不思考死亡？它那惨白的虚空就潜伏在你的梦中，而那些梦曾经给你带来的是硬如牛角的、毫无廉耻的勃起。”

这个谜就是他和玛莎的这段关系中所发生的东西。假如与这些非同凡响、来势汹汹的死亡恐惧同样需要设法处理并与之斗争的，还有那些外遇、五花八门的邂逅式的勾引、调情和幽会，那他如何能在他长达数十年忠贞不二的第二次婚姻中，处理好那些死亡恐惧？“随着年岁渐长，”他对一名采访者说，“我会说，我更加地坚持单配偶。单配偶制非常节约资源。”在他死后，他的子女们浏览了他的邮件，并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事实和具体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出过轨。假如他确实曾经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有过一次放纵——实际上他很可能没有——那么这种不忠行为也没有像他年轻一些时候那样占据着他，让他狂喜或迷惑。那么，所有的那些能量、那些想要逃走的富含性意味的冲动都去哪了？

许多人强烈地反感《时间的尽头》——他六十五岁时的作品——但是它说明了这个问题；在一系列半虚幻的场景中，它展现了一个依然在出轨、依然会对一个十四岁女孩天蓝色内衣兴奋不已的老年男人的故事。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年男人抚摸着刚到青少年期的多琳，这样的场景会让人深感不安，除非它所描写的不是一个猥亵儿童者，而是一个做梦之人、幻想之人；它是一个描写自己被带回未老之前某个时光的场景。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8]说特恩布尔的另一个情妇要么是“一个工人阶级的荡妇”，要么是一个“超级火热的白日梦”，无法确定。他心灵内外的事物之间的那条线很模糊。

《时间的尽头》临近结尾处，特恩布尔得了前列腺癌并丧失了性功能，但是那些梦想、幻想，以及在他内在生命的屏幕上演的那些脚本，却依然坚挺、在场、真实。本·特恩布尔重新沐浴在追求第二任妻子的那些火热的早年岁月里。他迷失在那些遐想中：男孩们在学校里相互传阅并研究一首黄色打油诗。他浮在波涛上奋勇前进，漂流到过去又突然被冲回当下。他想：“腹部一阵致命的抽动，我意识到我永远不会重上高中了。”线性人生的想法，是厄普代克一直保持探寻，为之磕磕绊绊、心醉神迷的东西；这想法对他来说并非自然而然。他忙碌不堪地想要消解它、撕裂它、炸毁它。

厄普代克通过性冒险的形式描写救赎，之后的几代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很难讨论，即便是为了他自己。这不会让他吃惊。他曾写道：“未来的人会理解，性——在弗洛伊德坚定的祝福下——对于我们是多么有意义吗？”结果是，未来的人没有理解，或者声称宁愿不去理解。他们会嘲弄和讥讽性的重要性；未来的人会更加关注自身，超过或者凌驾于对性的过度投资上。例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19]曾经写过，厄普代克“坚守着那种怪异的青春期想法：同自己想要的任何人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间发生性关系是治愈本体性绝望的一个方案”。他继续说，厄普代克把特恩布尔的“性无能视作灾难，就像死亡本身的终极符号一样，并且他显然想要我们为之哀悼……这种态度尤其让我感到被冒犯了，我就是很难搞懂这个观点。”

在厄普代克肆意想象出的性无能中，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内心：“她紧致的白胡桃般的屁股，上面留着白色丁字裤的阴影，高高地在空中，平滑的两瓣臀部中间的那个小肉节，在正好以极好的角度照进三层楼窗户里的月光下清晰可见。她脸上平坦的表面——像极了埃及人的斯芬克斯或者某个阿兹台克人厚重的、由坚硬砂岩做成的头颅——只是按照一个较小的、女性的比例作了转换，带有现代虚无主义者的神经。”他还在做文字游戏。他所玩弄的概念是，通过性来逃避、转移——几乎就是旅行——即一种神秘主义的超越。

厄普代克对幻想的永恒兴趣，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变得更加丰富更加狂放。在许多他常常把老年描写为痛苦的作品中，幻想几乎以令人难受的方式被释放出来；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20]的话。他写道，在艺术家晚年作品中，“一种创造性风格的大致轮廓，似乎最终从原先覆盖其上的婴儿肥中浮现出来，让人们看到了里面的翩翩风度、大好时机，甚至是偶尔出现的连贯意义。”

2006年，厄普代克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参加了一个宴会，发现宴会桌上只有他一个人记得珍珠港。他说，他不得不教导自己：已经老了。这暗示着，认为自己老了是一种不可能性，也许甚至还暗示着一种欲望：同当下的自我摆脱关系，来青睐过往中的那些更加鲜活的自我。厄普代克笔下的人物都同他们的过往经历有着丰富而协调的关系。较之于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日子，记忆在厄普代克那里更加鲜活，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华美地得以展示。他笔下的人物畅游在梦想和记忆中。

不管《时间的尽头》中的那些邂逅者是不是真实的、活生生的，都不重要。厄普代克描写的是史诗般的性出轨。那些过分的、多彩的、狂野的风流韵事存在于作品之中。

他在那本小说中写道：“我不会死，我意识到；一切都会安然无恙。我之前曾接收过的那些白驹过隙般的印象，都在某个地方保存着，并且可以回放。”

在《自我意识》中，厄普代克这样描写自己：“一个精力分散的平庸父亲”。这个说法，在他的子女看来，既真实又不真实。在他七十年代中期离开他们的家庭，并和玛莎以及她的子女们一起生活之后，他变得精力分散而平庸，但是当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有着美好的一面。

这些子女在厄普代克的小说和故事中，特别是在《梅普尔斯故事集》中，并不模糊；他们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只是人们在发生更有意思的调情事件之后应该负责任的一些不清楚的斑点。他们得到了满满爱意以及异常清晰的描述。

生活中，厄普代克非常担心他离婚留下的“黑洞”，即对子女产生的暴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造成了他一开始想到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是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在《梅普尔斯故事集》的其中一个故事《分离》里，他描写了一个场景，子女们都说它非常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晚上，当时他和玛丽告诉他们他俩将要分手。父母二人达成一致，要分别单独告诉孩子们，在那之前是一顿庆祝晚餐，欢迎最年长的女儿回家。但是，当他们坐下吃龙虾喝香槟的时候，那个相当于厄普代克的角色，开始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他因为自己情感的冲动操控了那个宣言，迫使相当于玛丽的角色向孩子们解释他的眼泪，而他在扮可怜。而他们当时十五岁的儿子迈克尔的角色喝得酩酊大醉，并因为悲伤吃下去一根香烟。

迈克尔——他承认在那个特别的晚上确实喝了香槟又吃了一根香烟——谈到了厄普代克是如何迅速地像变魔术一样把对家庭的担忧转变成“一个为他自己办的可怜的小型派对”。迈克尔记得他顺路来到这个家，拿起一把椅子不无惆怅地说，他不得不自己做饭了。

不过在那一年之前，他尽管有流浪癖，写作的欲望也十分强烈，但是作为父亲他却并不糟糕，甚至也不平庸。四个孩子在幼年期时，他深夜都会醒来抱着他们去找妈妈喂奶，作为一个五十年代的父亲，能这样已是难能可贵了。他们长大一点后，他热忱地陪他们玩棋类游戏，例如飞行棋、大富翁；他玩儿童足球游戏、垒球，以及一种被称为“屋顶球”的游戏。他给他们画搞怪的生日卡片，上面附有他们的照片。因为他不用坐火车去城里上班，所以他比那时候的许多父亲离孩子们更近，也更亲密。戴维记得，他们可以异常容易地找到他。他并不是那些在写作时就会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神圣而寂静的空间的作家之一。“在他的时间中，无所谓什么珍贵或者具有重要性的时刻。”

伊丽莎白记得，当你引起他注意力的时候，他爱开玩笑，也很有趣。“他经常陷入沉思中，即使是不在书桌上积极工作的时候，”她说，“让他从那种沉思中走出来并且让脑子围绕一些最简单的问题转，要花一点时间。”

迈克尔和米兰达年幼时，他给他们讲睡前故事，在其中一个故事中，有一头处于困境的动物想求助于有时候脾气很坏的“智慧巫师”。这些睡前故事后来会改头换面，出现在他的故事《巫师应该打妈妈吗？》（“Should Wizard Hit Mommy？”）中，故事里，一个讲故事的父亲同他的妻子不和。他灵巧地使用了这一在孩子们看来美好而亲密的时刻，作为自己在小说中对家庭里那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的丰富探索的一部分，这种冲动他们从根本上能够理解（因为他们是他的孩子，本身也是艺术家）。

随着迈克尔和米兰达长大一点，也许是九岁，十岁，或者十一岁，那个“智慧巫师”变得越来越爱生气，直到有一天他站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沙滩上，白色的长发和胡须在风中飘舞，身上穿着一件橙色的速比涛牌泳衣，很像他们某个邻居穿的那件一样；巫师恼怒之际，他的睾丸从速比涛泳衣里掉了出来。迈克尔说：“那和‘智慧巫师’系列故事的结尾很相似。”

厄普代克的女儿米兰达想知道，这种快乐、这种决意躲避自己明显的衰落，是否是他保护子女的最后尝试，作为一个父亲，他最后一次用行动在死亡的真相面前保护了女儿；这同时也和他坚忍克己的概念是一致的：不要过度地谈论自己的恐惧、痛苦、幻想或者焦虑。这些话都被写在书里。这些话一直都是被写在书里的。

厄普代克一直以来都在描写死亡与坚忍克己的那些美德之间的关系，这些美德包括不怨天尤人、不惹是生非、不过分浮夸；坚忍克己对他来说，就是在束缚下继续自己的扭曲，不会无视大局或者笑料。他在《自我意识》中说明了这一角度：“我们在太阳下的动物行走，从嗷嗷待哺、毫无头绪的婴儿，到有所建树有所繁衍的盛年岁月，再进入衰老期，最后由于生物学本能的那些法则，加上坚忍克己美德的那些早有计划的训令，我们充满感激地委身于永恒的梦乡；除此之外，另有别求，难道不是一种极度的自私、荒诞的利己主义？”

然而，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有着太多的部分，是拒绝充满感激地委身于那个永恒的梦乡，欺骗、戏弄、谴责它，抗议它，依恋它；太多的部分包含着一种超越动物行走的希望，一种死后的生活，或者最好是更多的生活。

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他预演了优雅归隐的各种态度。“假如这些蠓虫不用受死亡的压迫，我为什么需要？”他笔下的一位老去的绅士这样问。当然，不管是厄普代克还是他梦想出的那些人物，都难逃它的压迫，受它的刺痛、激怒、折磨，要不然他当初也不会写下那些文字。在某种层面上，他喜欢一个淡然的或者扭曲的归隐这样的想法；他只是，在他将近八十年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生活在这个想法中而已。

即使在厄普代克最后的那些诗歌中——在麻省总医院的荧光灯下写成——也有一些看似在说服自己大限将至了。它们问出了那个问题，不止一次，即自己是否要死了。“这是一个结局吗？我悬挂着，半健康，绊在此处[21]，等着去看。”那首特别的诗，粉红色的纸张，黯淡的铅笔字迹歪歪斜斜，摇摇晃晃，真是处于悬挂状态。当然，他心里清楚，因为那些医学事实就明白无误地摆在他面前，但那种认知也许是某种必须被放倒在地的东西。

他没有时间去体验华兹华斯[22]所说的“在平静中回忆的情感”，相反，在那些费力的最后诗作中，他在潦草的笔迹中经历了愤怒、苦难、腹诽，以及对生者的嫉妒；他在作品中排解怀旧之情，喜欢滑移到过往和迷惘之中。他写到了魔法般的拯救和复活。他想象自己在阅读自己的死亡：“端点，我想，就会结束一个章节/出自一本超越想象的书，它得以重启/在一个清新的带有异域风范的未来，我/——一个奇迹——能够阅读。”他用写作赋予自己一条走出死亡之路；他梦想着自己穿越它的道路。

在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废纸上，那些用铅笔写就的诗歌扭扭曲曲，一行一行叠在一起，非常严重地倾斜着，东倒西歪地呈现在纸张上，字迹奇形怪状，几乎不可能识别出来，但是辛苦没有白费。他时日不多，要做的事却很多。当他给编辑写信说自己正逼着那些诗歌尽可能地走远的时候，他实际上在轻描淡写；那份工作无法想象，十分紧凑。不断有字词被划去，代之以更好的，一行行文字被添加进来，成节的文字被涂掉，动词的选择再三推敲。他给编辑写信：“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诗歌，用另一本来结束会很不错。”

在他那些诗歌里面，他仿佛也在表现一种接纳的倾向，一种放大自身融入宇宙的从容；他在表现优雅。“上帝拯救我们免遭永恒的终结，尽管数以十亿计的人们拥有/世界被过往的死亡所覆盖/自我的那些小珠子，在欲望下熠熠生辉。”

可以预见，他的一个策略就是带有喜剧意味的挫败感。那些玩笑、插科打诨式的反讽，可以给人带来安慰，因为它们是一种他生命得以延长的形式，一种在未知世界面前的人格肯定。他这样描写自己一辈子对高度和飞行的恐惧：“我安全了！远离了旅行和突然的/各个视角！陆地是我的地盘/我的避难所，我的确定目的地/我的恐惧——在令人晕眩的空中飞行，连同/那令人目盲的冲击，那最终的黑暗——都将/在离地三十英寸，我的床上，完成。”

那些诗中透出浓烈的死亡意味，具有一种新的热度和干净；它们对死亡加以处理、综合和驾驭，直到它可以被驾驭的程度。它们从所有的角度看待它。假如风格可以击溃死亡，厄普代克或许做到了。

在他最后的那些诗中，有一首充满爱意和渴望，表达了一种对死亡的接纳立场，那是他晚年对坚忍克己新的重复。这也许是我能够想到的一种对安详的死亡的最优雅表达形式了：

用一种坚忍的微妙

五叶地锦放开手：

最无力的藤蔓拖下

一束叶子，像风筝那么高

似乎在说，活着固然可喜

但是不活——被拖下来

几乎不发出一声撕裂的声响，

依然葳蕤，依然

向着太阳伸展——

也是可喜的，所有光合作用

被抛弃，安静地安息。

他是否开始理解接纳是如何起作用的，或者说，这首诗更像是一个愿望或祈祷？当然，我们不得而知。作者驾驭文字的方式，人们不能用来驾驭情感，但是美能说服人。晚期的那些诗透出安宁的气息。

在《端点》的献词中，他写道：“献给玛莎，她要求再来一本。”这句话提及了那次私人时刻，当时他脑袋靠在打字机上，说自己做不下去了，玛莎说：“再来一本就好。”

在《兔子歇了》中，当“兔子”躺在医院里快要死的时候，他在儿子的脸上看到了“某个无法问出口的问题”。他“为自己对孩子所做过的事感到抱歉”。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说出想说的话。那次最后的谈话或许就是那种感觉：有更多想要说的话。

厄普代克自己没有与他的大多数子女进行一个“最后谈话”。他不愿意揭开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道歉或者试图解决什么问题。他试着表现出快乐有活力的样子，与他们谈话。他涉及的都是平稳顺利、亲切和蔼的生活表面。正如米兰达所说：“也许他努力保持快乐就是他的最后谈话的方式。”

不过，他确实向每一位孙子和外孙作了正式而意味深长的道别。他对他们谈起了他们那些种类多样的兴趣，并且给予鼓励。“我想，那会是一次家常的看望，”迈克尔回忆道，“但是他看到了他们，于是有了一个议程安排，是关于他们的。他当时呼哧地喘，挣扎着想要往肺里面吸进空气，但是他还是在床上转过身面对着他们。这是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精力如此高度地集中于他们身上。”

在《端点》里，厄普代克写到了同每一个孙子或外孙见面的场景：“礼貌地盘问着他们/有关他们的日常大事和前景未来，与此同时/压抑着，就像一股胃酸反流，自己那/消失的黑色而易怒的前景。”

与绝大多数人不一样，厄普代克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子女和孙辈们视作通往永生的一种伪装。他把自己的DNA将会进入未来这一知识看作“冰冷的安慰”。他笔下的一个人物“看着子女们，说他们正在吸走他的生命”。在“兔子”系列里，当“兔子”的孙女诞生时，他想到：“家产的人质，心灵的渴望，一个小孙女儿。他的。他棺材上的一枚小钉子。他的。”[23]

按照迈克尔的说法，作为爷爷，他一直都是“冷漠的”。他遵循着外在的形式，但是没有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一点大多数子女都或多或少感觉到了。“他会买一个银质的杯子，但是他不会邀请孙子和外孙们去他家里。当他前去看望他们的时候，就好像是从家中溜出来会见情妇一样。”

每年的7月4日[24]，子女们和孙子外孙们往往会被邀请到哈文山看烟火，但是他们是从沙滩上观看的。如果下雨，迈克尔说，他们要么在雨中观看要么回家。他们没有被邀请进入那幢房子在门廊上观看。

1月25日

星期天的下午，米兰达和她的儿子们前来看望他。那天晴朗、寒冷，地上有风吹聚在一起的雪堆。十四岁的卡伊已经写了一部小说，名字叫《水晶》。厄普代克告诉他，他已经开始看了，会努力看完的。他说，他羡慕卡伊的创造才华，自己在那个年纪时没有那份持久力去写一整部小说。

他和卡伊的弟弟，十一岁的塞内卡，谈到了他的表演天分，还有他曾经看到的他在《仲夏夜之梦》中的表现，那是十月份的时候，就在他生病之前。

和孙辈在一起的时刻，有一种特定的礼节；不是那种有些爷爷们会流露出的温暖的感情奔放，但是这对厄普代克的子女们是很有意义的。“它有种魔力，”米兰达说道，“我很感激他这样做。”他明确地要同每一个孙子或外孙分别交谈，这种明确性似乎就是感动子女们的东西。他有所回应的并不是作为抽象概念的孙子和外孙，而是面前的一个个活生生的男孩子；它就像是一种赐福，或者也许是一种宣言：他看到了他们。

那天黄昏将尽的时候，玛莎设法把他从床上转移下来，费力地让他坐在他们楼上藏书室的一张高背椅上，换换环境。玛莎，作为资深执着的旅行者，十分相信换换环境的重要性。坐在椅子里，他突然抽搐起来。她不敢确信发生了什么。会是中风了吗？恐慌中，她打电话给那位临终关怀护士，护士赶了过来带上了医疗盒，盒子按照临终关怀指南存放在他们的冰箱里。护士用滴管在他的舌下滴了几滴吗啡，他立即安静下来。她和玛莎两人一起把他弄进她的办公椅里面，然后推到床上，给他重新上了氧气设备。

护士给玛莎展示怎样给那些滴管注满吗啡。玛莎浑身颤抖。她说：“如果我弄错了怎么办？”护士说：“没什么好弄错的了。”

护士告诉玛莎，他也许当晚就熬不过去，她要做好准备。玛莎必须每隔两个小时叫醒他一次，给他滴几滴吗啡。他一直坚持到黎明时分。“那是，”玛莎说，“最美丽的夜晚。”

他们等待救护车前来，用十五分钟把他送进位于丹佛斯的那家小型临终医院。那时候，厄普代克对玛莎说：“你准备好迎接那个飞跃了吗？”

玛莎不想说她是否准备好迎接那个飞跃。她反问道：“你是否准备好了？”

他说：“是的！”

“我也是，”她说，“上帝也准备好了。”

他会如此大声地说是的，她感到震惊。

厄普代克曾经说过，他写完《兔子歇了》就像是死了一般。在“兔子”系列里面，“兔子”的儿子在他临终前陪着他。父亲的死让纳尔逊崩溃了，他请求父亲不要死。“兔子”感到自己有某种义务要告诉儿子一些事。他说道：“我能告诉你的是，这并不是太糟糕的事。”他认为自己应该讲更多的话，但是他并没有讲更多的话。这本书的结尾是：“可是够了。也许吧。够了。”

1990年，菲利普·罗斯给他写信，说：“可怜的‘兔子’。因为你累了，他就非得死掉吗？”

不过，当然这并没有结束。厄普代克无法抗拒地写了《怀念兔子》（Rabbit Remembered），一本没有了“兔子”的故事续集。更多的“兔子”，却没有了“兔子”。

实际上，“兔子”似乎在死后依然有着强大的存在，因为厄普代克需要让他围在自己的身边。他给朋友沃纳·波特霍夫（哈佛的教授）写信，说他不应该开玩笑说厄普代克在2009年会再写一本关于“兔子”的书。他说，“兔子”系列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比拟的。

1月26日

从很远的地方看上去，这家灰色木瓦结构的临终关怀医院很像一所住宅，假如你的视力非常糟糕的话。它只有八间房子；这个机构展现了一副家庭般舒适的模样，拼布床单铺在像医院病床一样的床上。

厄普代克夫妇带来了一本《公祷书》。玛莎给两个人分别装满了一个大行李箱，仿佛他们要在那里住上几个月。

孩子们感觉玛莎还在严格控制他们与厄普代克的“独处时间”。他们并没有感到可以自由地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或者想来多少次就来多少次。

当戴维和伊丽莎白赶来的时候，厄普代克感谢他们这么快就来了。伊丽莎白坐在他的床上，揉了揉他穿着白袜子的双脚。他们不明白他说“这么快”是什么意思。

当厄普代克教堂的圣公会牧师赶来的时候，伊丽莎白和戴维与他一起背诵主祷文，就像孩提时代在他们房间里面所做的那样。

厄普代克曾经写道：

奇怪，这一切的狂念——谁会需要

那些十八只胳膊的卡莉（Kalis）[25]、那些发霉的圣人

他们的骨头和流血的伤口让人大倒胃口

还有那些焚香（joss sticks）[26]，天国美女（houris）[27]，镀金的佛陀，

以及摩罗乃（Moroni）[28]费力而详尽地蚀刻出的那些书？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更多的世界。这一个必将崩溃。

1月27日

在临终关怀医院，他们的房间里有一个长沙发，可以拉开变成床，晚上玛莎就睡在上面。

早晨的时候，玛莎匆匆离开了房间去处理一些事。迈克尔和米兰达走了进来。牧师告诉他们，离最后时刻非常近了。

厄普代克为“兔子”写了一个安宁的死亡：“他累得美滋滋的。他闭上了眼睛。”[29]

厄普代克在临死前写了一个安宁的死亡。他在还未到弥留之际的时候写了一个安宁的死亡，同样他在弥留之际也写了一个安宁的死亡：“活着固然可喜/但是不活——被拖下来/几乎不发出一声撕裂的声响，/依然葳蕤，依然/向着太阳伸展——/也是可喜的。”

玛莎回来的时候，在她看来，这个房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在她看来，孩子们都在痛哭。牧师在做一大堆的祷告。她既不想祷告也不想痛哭，所以她说：“请大家离开房间。我想要大家都出去。”

迈克尔和米兰达不想等在外面，但是他们还是等在外面。

玛莎读了《公祷书》上的话，然后和他说话。她从来没见过任何人的死亡。他粗重的呼吸发出巨大的声响。她搂着他，和他说话。他的呼吸安静下来。

稍后，她走出去找到迈克尔和米兰达，拉着他俩的手领着他们去看他们的父亲，他的全部作品中没有任何地方曾清楚地呈现过这个结局，因而人们不禁会想：厄普代克会怎样描写它？

在计划自己的葬礼时，厄普代克曾说过他想要《鸽羽》中的一段话被大声朗读出来。它没有被包括在排定的仪式当中，所以牧师把它编进了自己的悼词。那个男孩凝视着那些死去鸽子的羽毛：“他沉浸在这种确定性当中：那个用慷慨之手在这些无用的小鸟身上颇费了一番周折的上帝，不会用拒绝让戴维以永生的方式来毁灭他的整个创造。”

[1]The Widows of Eastwick，出版于2008年，是厄普代克人生中最后一部作品。

[2]即“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1960）、《兔子归来》（1971）、《兔子富了》（1981）以及《兔子歇了》（1990）——中的主人公哈利。

[3]见《兔子歇了》。

[4]译文来自《兔子歇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即CT扫描。

[6]厄普代克1953年与玛丽·E.彭宁顿（Mary E. Pennington）结婚，共育有二子二女。1974年两人离婚。1977年厄普代克与玛莎·拉格尔斯·伯恩哈德（Martha Ruggles Bernhard）结婚，相伴三十余年，直至他2009年去世。

[7]发表于2006年8月7日，题目为“Late Works: Writers and artists confronting the end”。

[8]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

[9]Ian McEwan（1948–），英国文坛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赎罪》《阿姆斯特丹》等。

[10]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小镇。

[11]Karl Barth（1886–1968）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教会教义学》《罗马书释义》等。巴特认为，上帝决不排除、贬低、漠视人性，而是在神性中通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受难及复活，包含、接受、肯定、支持、参与、提升了人性，给人以爱的自由。

[12]美国文库（Library of America）成立于1979年，是一家主要出版经典美国文学的非营利出版社，至今已经出版超过两百卷的美国文库丛书，大范围收入了从马克·吐温到菲利普·罗斯，纳撒尼尔·霍桑到索尔·贝娄等经典作家的作品，其中亦包括数位美国总统的著作选集。

[13]Nadine Gordimer（1923–2014），南非历史上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七月的人民》《无人伴随我》等。

[14]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曾是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女子文理学院，创建于1879年，为美国七姐妹学院之一。1963年始授予其毕业生哈佛-拉德克利夫联合文凭，1977年与哈佛签署正式合并协议，1999年全面整合到哈佛大学。

[15]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俄裔美籍作家，代表作有《洛丽塔》《微暗的火》《说吧，记忆》《普宁》等。1948年，任康奈尔大学俄国与欧洲文学教授。

[16]洗手碗是基本上已被淘汰的一道程序，目的是让就餐者在吃甜食之前洗手。

[17]John Cheever（1912–1982），美国小说作家，一生著述丰富，尤以短篇见长，有“美国郊外契诃夫”之誉。

[18]Margaret Atwood（1939–），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

[19]David Foster Wallace（1962–2008），美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小说《无尽的玩笑》《系统的笤帚》，短篇故事集《对丑陋人物的简访》等。2008年，华莱士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自杀，年仅46岁，此前他一直长期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

[20]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美国著名学者，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性别研究、酷儿理论和批判理论等。代表作有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1985），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Tendencies（1993）等。

[21]此处原文是“I hang, half-healthy, here”，使用了押头韵的修辞手法。

[22]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柯勒律治、骚塞合称为“湖畔派”。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英国诗歌的革新和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代表作品有《抒情歌谣集》《丁登寺旁》《水仙花》等。

[23]译文来自《兔子歇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4]美国的国庆日。

[25][梵语]时母（音译“卡莉”），印度教女神，据说既造福生灵，也能毁灭生灵。

[26]中国祭祀时所用。

[27]伊斯兰教中的女神。

[28]天使之一。

[29]译文来自《兔子歇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狄兰·托马斯

狄兰·托马斯位于威尔士劳佛恩的写作小屋。

照片由阿利德·卢埃林/Alamy网站提供。

1953年11月8日

狄兰·托马斯躺在圣文森特医院的一个氧气帐篷里面，处于昏迷状态。他已经在那里躺了连续三天，脸都没有刮。他昏迷的准确原因已然成谜，尽管据传闻他曾经有过一个放纵的声明：在他昏然倒地前的那个晚上，他在白马酒店连饮十八杯威士忌。

天气晴朗、寒冷。半个纽约文学界聚集在他房间的外面，仿佛他们还是在参加一个自然而然以他为中心的轮转酒会。

关于到底谁和他最亲近，谁最能代表他的利益这一点，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观点碰撞。正如他的妻子凯特琳所说：“就像一个超级闹剧般的间谍故事，所有的角色都相互怀疑对方有着最邪恶的动机。”

探病的人们站在走廊里，透过一个玻璃隔墙凝视着他。凯特琳一直都憎恶托马斯成为关注焦点的方式，她或许是唯一注意到，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有观众的人。

在被送进医院之前，托马斯一直住在切尔西旅馆。他正在举办一个巡回讲座。传记作家布林宁（John Malcolm Brinnin）对他有着反常的忠诚（之所以说这种忠诚违反常情，是因为他走进托马斯的旅馆房间，发现他像胎儿一般蜷缩着、赤裸着的时候，会给他盖上毯子关上灯），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非常忙碌的朗读会行程。

托马斯是一位令人叹为观止的朗读者。在考夫曼礼堂的一次讲座中——当时听众超过了一千人——矮小的、圆胖的、不修边幅的诗人站在讲台后，拿出一堆手写的纸张，上面有他写的诗。一束单光柱照在蓝色的台幕上。他款款的语言倾泻而下，回荡在天鹅绒般的幽暗中：“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1]。他的声音是那么浑厚、宽广、庄严，那么完美而清晰，以至于人们因为这声音而原谅任何人所做过的任何事。过后，听众们疯狂地鼓掌，年轻女人们站起来尖叫。

狄兰·托马斯十九岁时，凭借着最早一组才华横溢的诗歌进入公众视野，崭露头角。这组诗中有许多，包括“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都关注死亡的主题。他用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早期传统中的成熟抒情诗体向读者示爱。

文学界惯常接触的是现代主义那思维活跃的冷静，诸如T·S·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因而立即被他的才华所俘虏。他的诗人朋友伊丽莎白·毕肖普[2]说：“狄兰让我们同辈中的绝大多数人看起来很是渺小，并且自私自利、谨小慎微、虚伪、冷漠，到了令人恶心的程度。”他在自我毁灭、酗酒、荒诞不经、公然进行的通奸行为，以及整体生活的一团糟等方面名声在外，但这样的名声反而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将他的诗歌（常常晦涩难懂）拔高到一个更加吸引人、几乎是感官刺激的平面上。在美国，这种过度的赞誉被放大，变得无法控制。凯特琳在后来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没有人需要更少的鼓励，而他淹没在其中。”

对他来说，这潮水般的赞赏令人兴奋，让人恐惧，使人觉得疏远；他既爱又恨，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危险的。伊丽莎白·哈德维克[3]——她嫁给了托马斯的朋友罗伯特·洛威尔[4]——这样说道：“狄兰·托马斯在国外受到喜爱和尊敬，但在美国他真是被崇拜了。同样受到崇拜的，还有那奇特的幻想式腔调，那超越了他作为杰出诗人成就的、让人迷惑的放浪形骸，他的机智（任何时刻都给人惊奇和乐趣），以及他在公共讲台上的非凡能力……他同时也（这一点也许对他的崇拜者来说更加重要）劫数难逃、受到诅咒，不管你是否愿意，他都不可否认地饱受折磨，过着一种人类经验所能达至的极端状态的生活……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有着宏伟的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他那桀骜不驯、受灵感支配的灵魂不是为舒适的生活而造就的。”

这是第四次美国巡回之旅。前几次他穿越整个国家，足迹遍至波士顿、芝加哥、科罗拉多州、犹他州以及加利福尼亚。托马斯这样描写这些巡回之旅：“我把脑袋埋在美国的沙漠中：就像一只潮湿而喧嚣的鸟；声名隆隆，虚度光阴，而家乡在燃烧；随身携带、一刻不离的是我未写完的信件，那是我临死之前的解释和自我指控……”在这只潮湿而喧嚣的鸟穿越整个国家期间，他受到宴请，被邀请到各种派对上，被挽留，这些行程充满压力和谄媚，既伤身又动情，既孤独又上瘾。他描述自己“喧闹着迷失了数月之久”，他描述自己“向青少年们兜售和叫卖死亡的浪漫主义痛苦”。但是，现在他的兜售和叫卖结束了。病房里只有那些仪器的哔哔声和氧气的微弱嘶嘶声。

病房外面，人群制定吃饭的计划。人们三三两两组团离开和到来。医院的总机响个不停。而这一切只是开始。朋友们、女友们、前女友们、熟人们、资助者们、诗人们、评论家们还有传记作家们，都会把他的昏迷解读成仿佛是他的一首意涵更加丰富、理解更加困难的诗作。托马斯是否知道他将丧命于这次旅行？他是喝酒喝死的吗？是不是某人耽误了他的医疗没有照顾好他？是不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美国拥趸为了他们自身道德上可疑的原因，领着他接二连三参加那些极其过分的活动？这是自杀行为还是一个意外？

当托马斯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凯特琳隐约想到不可想象的情况：他们两个要分手了。他们的婚姻已经恶化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何时分手的问题就在那里悬而未决。他们经常争吵得很厉害，有时候，在酒吧里度过几个小时之后，这些争吵就会变了性质，转化为殴打对方，打人的事情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托马斯做的。同时发生的还有扯头发、用脚踢和扔盘子。凯特琳非常彪悍，眼里容不得沙子，容易动怒、有点自恋；她很难接受丈夫膨胀的自我、名声，以及难以摆脱的困窘，甚至对他在酒吧里的那份难以抵抗的、令人振奋的魅力也不是非常喜欢。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早年的他们笑容满面，穿着麻花纹毛衣，浑身散发出一种令人倾心的家庭式安宁，而后期的那些，他们体态有点肥胖、表情有点悲伤，看上去好像亲兄妹。

在他们最后几年的不幸婚姻中，托马斯有很多离开的机会。他勾引了一些女人，也产生了一些幻想，至少觉得和其中一个生活在一起，人生会轻松很多，但是他没有离开。

也许，在这些放纵之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他三年前的那次，对方是珀尔·卡津，《时尚芭莎》的一位编辑，也是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妹妹。她一头黑发，留着刘海，脸庞动人，有着一种少女般的凌乱、小精灵般的风采。较之于围绕在他身边的绝大多数其他女人，她更加真实。他曾给她写信说：“我们之间没有未来；紧紧抓住我现在，就在这漫长而永恒的当下，也让我紧紧抓住你。哦，不过伦敦是一只乳房。黏黏的或者苍白的，或者兼而有之。晚上十一点后，彻底死寂。在了无生命的街道上我飘荡着，郁郁寡欢，离我那清洁的、高高在上的、遥远的、残破的房间越来越远。但愿上帝允许你待在这儿陪着我；那么这间房子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田野，阴暗遮蔽，开满鲜花，溪水潺潺，还有美臀和美酒，在这里直到第一道霞光裂开天际，我们紧紧依偎，幸福，半生半死。”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里充满了长久的沉默和炙热似火的信件。有一次，她本该在伦敦和他见面，但是他却不能见她。私下里，他还在绝望地维持着他的婚姻，安抚着凯特琳，后者已经听闻了这次出轨。但是，他继续给珀尔写华美的信，向她描述假想中的飞机、不可能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相见并成就好事。“哦，对你来说，这消息定让你哭泣难忍，亲爱的，当我可以写出两个《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信任我。我很龌龊，但是我爱慕你，我不会伤害你。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定有办法。我们将突破重围，一起设法一次又一次地制造幸福，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世界末日。”

他继续写信给珀尔，甚至从波斯（他在那里写作一个电影剧本），告诉她他有多么爱她，同时继续恳求她和他待上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或者片刻时光，但是他不再从实际的角度谈论两人的关系了。幻想一起生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尽管在他的美国巡回旅行中，他们继续幽会。

事实是，他似乎无法离开凯特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做什么？如何才能做到在不离开的情况下离开？任何一个曾经经历婚姻崩溃的人都知道，在某个特定时候，死亡似乎未必不是一个理性的解决方案。在他昏迷前的这些天里，他的婚姻让他产生了巨大的不可控制的焦虑，使得他的心理状态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他逃往美国至多是暂时的。即使是他——在暂时逃避方面可谓行家里手颇有远见——也心知肚明。

从一开始，托马斯夫妇的风流韵事就有着一种绝望的特征；它属于那种浪漫的结合，主要由狂怒和恐惧所滋养，与众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一种疯狂而紧迫的依附关系上。托马斯写给凯特琳的那些信件——即使在他们婚姻最幸福最平衡的时刻——也只能用歇斯底里来形容。他写道：“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凯特琳我的爱我爱你；即使从另一个宇宙另一颗恒星一万英里之外写你的名字，‘CAITLIN’，都会让我爱上你，不会爱得更多，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亲爱的，我一直爱着你，一天胜似一天，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犯傻的样子和金色的华年以及对我来说永远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切……不，不是更多，而是更深沉，哦我的心肝我爱你，爱我吧凯特[5]，因为我们别无二致，我们别无二致，我们合二为一，恒常不变，哦亲爱的亲爱的凯特。”在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件中，他显现了一种担心的、幼稚的、贫乏的依恋之情，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与他写给其他任何人的信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那些信中他极其能说会道，情感收放自如。

就在托马斯离开伦敦之前，劳埃德银行的一位经理给他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先生，我写此便条的目的是通知阁下，鉴于本日结账前您的账户余额已经透支1.32英镑，故本人不得不遗憾地退回您15英镑的应付支票，并写上‘退回开票人’。您忠诚的，R.拉姆赫。”

一位朋友回忆起，当托马斯登上航站楼的巴士，即将开始美国的最后旅行时，曾经瞥了他一眼：托马斯给了他一个责备的手势。等到在美国泛美航空071班机的座位上坐定之时，托马斯非常恐慌。当然，许多高度紧张的人士都害怕坐飞机，假如你的生活总体上是脆弱的，那么乘飞机旅行就是你最强烈感受到那种脆弱性的时刻之一；任何结构和坚固性的缺失、任何被人釜底抽薪的感觉，都能在飞机升入高空时体验到。但是，托马斯在飞机上的恐惧有着特定的对象，那就是死亡。

他非常精准地记录下了那最后一次飞机之旅：“当我此刻在伦敦候机的时候，我发现我像疯子般急匆匆地喝酒……就像傻瓜，我的老天，一杯接着一杯威士忌，可是根本不需要急匆匆……我有大把的时间去等候，但是我喝着酒，仿佛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感觉仿佛体内有某种东西想要爆炸，仿佛我即将要迸裂一般。我登上飞机，看了看手表，把自己灌醉，然后心怀恐惧地一直待在那里……实际上只喝了一点酒……主要是死亡的念头让我恐惧和不舒服。”

此刻，诗人三十好几了。没人会否认，他因为嗜酒，身体不如以前，但是他并没有患不治之症；他并没有——从任何可察觉的方面看——快要死了。凯特琳后来说：“他去纽约前我最后一次见他，狄兰看上去有点累，但是仅此而已……他常常抱怨自己的健康，痛风、哮喘，或者其他的胸部感染，但是他比任何人猜测的都要更加强壮。”那么，为什么死亡的念头让他恐惧和不舒服？当他向母亲弗洛伦斯告别时，他三次走回门口亲吻了她。罗利·麦肯纳——一位摄影师，曾经在威尔士和后来在纽约给他拍过一些既悲伤又让人魂牵梦绕的照片——曾说过，托马斯在离开之前拜访了伦敦的朋友们，并一一告别，仿佛那是最后一次相见。这也许是麦肯纳文学想象的后见之明，但不可否认的是，托马斯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比平常任何时候都害怕死亡，他害怕自己身体里那个被死亡所吸引的东西：“我体内有某种东西想要爆炸。”

曾经——那时候生活还比较幸福——托马斯为了娱乐客人，表演过一个哑剧，模仿滑稽的自杀情境。1951年7月的一天，午餐后，托马斯坐在家中的露天平台上，就在劳佛恩[6]的一所船屋中，沐浴在阳光里，俯视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桌上杯盘狼藉。布林宁正在练习一个正式的讲稿，是为那个有关狄兰·托马斯不朽诗歌的电台节目而准备的。后来，托马斯假装从露天平台上摔下去，并说道：“浪荡放荡卷毛娘炮的诗人跳了海，因为赞誉太过慷慨。”

在他死前的数年时间里，托马斯用各种各样的玩笑预演了自己的死亡。在他第二次美国之旅中，他在给一位朋友的明信片上写道：“凯特琳和我就埋在卡片背面的图斯古特石[7]里。我们在战斗中被杀害，地点曼哈顿岛，时间1952年春天，那是一场抵抗美国式慷慨的英勇战役。一位名叫双重黑麦的美国人射杀了凯特琳。我被一位波本[8]割了头皮[9]。这是我死后对你的爱。”这里有一种怪异的超感官洞察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不久之后正是被一个波本割下了头皮，但是这种超感官洞察力里混杂着幽默的力量，以及一种语言交付给生命的控制，这种控制任性、戏谑、暂时，到最后彻底沦为虚幻。

10月20日

托马斯最后一次抵达爱德怀德机场[10]的时候，头脑清醒，精神疲倦。一头蓬乱的卷发让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小男孩，有点肥胖、有点笨拙。他看上去——正如有人曾经注意到的样子——好像是一张凌乱的床。他当时的情人，丽兹·赖特尔（Liz Reitell），在那里等着和他相聚。从外表上看，他们不太像夫妇。她身材高挑，外形惊艳，一头波浪形的黑发，深红色的双唇，隐约会让人想起上一个时代的电影明星。

在多如过江之鲫般的情人中，她是最近的一个，这些情人有的来去随意，有的多少付出过真情。女人们崇拜他。正如独具慧眼的哈德维克评论：“他的形象是那么强大、蛊惑人心——一个自我毁灭、死期将至的年轻的天才诗人形象——以至于他激起了女性们最强烈的献身渴望。他容颜不再，生活难以想象地凌乱颠倒，同时他还有真心不愿离弃的妻子儿女，然而那些年轻女士们觉得她们爱上了他。她们为了他争风吃醋；在他吐酒难受处于谵妄时，她们看护着他；她们熬夜陪他，第二天早晨还要去上班。一个女孩给他的孩子们买套装。对于那些女人来说，如果想要成为这个从不安分、意乱情狂的男人的伴侣，那么她们无论是精神上、道德上还是身体上，都必须要有超强的调节能力。那些女孩子做到了——这不是困难，反而是一种特权。”

在他们两个走出机场的路上，托马斯想要在机场大厅里喝一杯，但是有一些工人在那里罢工纠察，丽兹拒绝越过那条线，所以他们乘出租车进了城。当他们到达切尔西旅馆时，他感到心烦——也许心烦过头了——因为安排给他的房子不是他通常入住的那间正面的带有熟铁栏杆平台的阳光房；反而，他被安排了一间更小的、更幽暗的靠里面的房子，整体上格局小很多也破旧得多。对他来说，这种怠慢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这个世界不再给他应有的待遇了。他正在被抛弃。

第二天早晨他感觉好些了，于是他们步行很久去西村。途中，他和丽兹在一条街上停下脚步，看着一张电影《胡迪尼》的海报。托马斯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写一个关于胡迪尼[11]的故事。胡迪尼：狡猾的逃脱艺术家。他对胡迪尼的兴趣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托马斯走在褐色砂石条纹的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感觉不错，感觉世界宽大了一些。

10月27日

今天是他的生日，而生日令他烦恼。这已是司空见惯了。他的生日一向让他烦恼，但是今年的生日让他更加烦恼。他马上就三十九岁了。一些朋友在他们西村的房子里为他安排了一个生日派对，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吃，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半小时后，他对主人说，他太不舒服待不下去了，所以主人开车把他和丽兹送回旅馆。像往常一样，他的不舒服不只是身体上的不舒服。他四肢摊开在床上，对丽兹说：“我是一个多么肮脏、多么没有尊严的生物啊！”

两年前生日临近之际，他开始写作《他生日的诗》（Poem on His Birthday）。他如此描述这首诗：“他回望自己的岁月：他的爱、他的恨、他的所见所闻，他在自己所经历以及做过的一切中看到了死亡的逻辑过程。他的死亡悄然潜伏，向他，也向所有人袭来，就在下一场疯狂的战争中。不过，依然唱着歌，依然赞美着这光芒四射的地球，依然爱着，尽管那么遥远，那动物造物们还在愉快地追求它们既终究难免又痛苦伤心的结局，他奔向自己的。他为什么应该赞美上帝以及这世界的美丽，当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恐怖的死亡？”人们只能想象，生活在这种矛盾的纠缠中到底是什么样子：“愉快地追求这既终究难免又痛苦伤心的结局”？为什么一个健康的三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会笼罩在死亡的阴云下？为什么死亡悄然潜伏在他所经历以及做过的一切中？

托马斯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战争和他对死亡的迷恋已经碰撞在一起；它让恐惧更加接近，具体有形。在他被军队拒绝之前，他感到害怕——“我这个唯一的身体，我不愿意交出”——后来那些轰炸在他心头萦绕。他描述，1940年的夏天自己走进英国广播公司谈一份工作，离开时正好空袭来临。让他惊愕的是，整个城市安之若素：“那些白色表面的出租车依然在街道上轰鸣穿梭，还有往来的巴士，就连人们也修面刮须。”在另外一场空袭中，他躲在桌子底下。“这些晚上你害怕吗？”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问。“当我在燃烧的鸟人梦中——一天晚上他们在一口巨大的煎锅里煎炸那些飞行员：现在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当时却是非常惊悚的——醒来的时候，我听到炸弹和枪炮的声音，只有咫尺之遥，我感到如此释然，我能大笑或者大哭。”

生日后的几天里，他焦躁不安，非常痛苦。他躺在切尔西旅馆的床上，怨天尤人。他想要出去买些熟食作为晚餐，于是他和丽兹出门去买，可是当他们回到房间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吃。他让丽兹感到很苦恼，因为他把凯特琳称为自己的“寡妇”。和这样一个如此易于自我戏剧化的人在一起，想要弄清楚这件事当中有多少戏剧的成分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可以简单地把这件事看成一个天主教男孩的罪恶的全新复述？他是不是想要让自己的情妇生动形象地看清自己对妻子的背叛，从而使她像自己一样感觉糟糕？不管怎样，把自己妻子叫做寡妇还是挺震撼的。别的不论，这至少是在尝试一种理念。

不管说狄兰·托马斯的昏迷是喝酒造成的，还是说不是喝酒造成的，都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但是有一些另外的问题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要小一些，也更加容易把握。托马斯对自己大不如前的健康状况意识到什么程度？他是否知道，酗酒正慢慢地对他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他是否知道他的肝脏已经肿大并充满脂肪？他很明显不喜欢医生并且躲避他们。在这数周期间，他同意一个丽兹认识的英俊时尚的医生——米尔顿·费尔滕斯坦——前来给他注射可的松，并诊察他的痛风和胃炎病情，但是总体而言他不相信医生。

在他最后一本支票簿的封面上，他潦草地写下一个治疗自己多种多样疾病的药品清单：“鼻炎用，菲诺克斯（Fenox），在Boots能买到；胸痛用，可待因溶剂，P.Davies牌钙片；肝脏用，抗胃酸，甘汞。”

1946年，他就已经足够关注自己的健康了，主动住进医院治疗“饮酒癖好”。他曾经告诉过圣·斯蒂芬医院的医生们，自己不喝酒就无法入睡。他的喝酒问题并没有被家人忽视；他父亲过世前，经常就此问题申斥儿子。D.J.托马斯——一名中学老师、受挫的作家，以及出色的莎士比亚作品爱好者——也有酗酒问题。多年以来，他一直逼着自己少喝一些。不是不喝，而是少喝一些。他喜欢对儿子说，假如他继续按照他现在喝酒的次数和量进行下去，他活不过四十岁。

到1952年9月的时候，托马斯有过数次短暂性昏迷。他从一段楼梯上摔下，撞青了眼眶。他在电影院晕倒。他摔断肋骨。他跌折胳膊。他醉倒呼呼大睡，直到香烟烫到手才惊醒过来。在这些时刻，他失去了对生命直接的身体依附，那让他惊恐万分。这些事件中任何一个就其本身而言，都不能预兆他快要死了，但是它们原本可以是健康不佳的信号，也许发出了一些警告：他生活方式不安全，并忽视了一些预警信息。情绪高涨时，托马斯喜欢拿自己多样的人生开玩笑：“十三号人生：淫乱、豪饮、彩色衬衫、说得太多、工作太少。”然而，他在斯旺西——他生活的地方——的医生警告他，假如他不实质上克制自己的酗酒，上述的那些小插曲中的某一个将不再只是暂时的了。那是一种人们会真正上心的警告吗？也许不是。但是，在某种层面上他一定听进去了。十三号人生为此付出了代价。

一位女性朋友兼资助人——卡埃塔尼公主——在1950年1月给他写了一封信，关心他的酗酒问题。在回信中，托马斯这样写道：“是的，我认为酗酒也让我惊惶。但是它也许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糟糕：我的意思是恐惧。它只是让我惊惶，当我头晕目眩六神无主的时候，当我日常普通的麻烦被放大成恶魔，而我却软弱无力俯首称臣的时候，当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该往哪走的时候。”人们可以想象，这封信也许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让人安心。

十月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感到生病了，比生病更严重的是，他对这次的生病有着一种非理性的害怕。一天晚上他崩溃了，他对丽兹说他不知道能否坚持下去。费尔滕斯坦医生敦促他休息。但是他继续强迫自己。他的支气管发炎了，很可能逐渐发展成大规模的肺炎。在一次排练《牛奶树下》（Under Milk Wood）的舞台改编期间，他吐了血；这部剧他之前是作为一个广播剧而写作的，描写了一个叫做来加布（Llareggub）的威尔士渔村中居民的内心生活。“来加布”就是“什么也没有”（bugger all）倒过来的拼写。正如他所说，这部戏剧“既欢快又悲伤，既多愁善感又有点疯疯癫癫”。

托马斯在那次排练上的样子，被布林宁稍显过分考究的文笔描述成一副悲观的样子：“他脸色像肝脏一样苍白，双唇松散扭曲，双眼黯淡冷漠，凹陷进脑袋里。”就在那天晚上，丽兹·赖特尔努力让他待在切尔西旅馆的房间里。“我不想‘改变’狄兰，”她这样解释道，“我想要救他的命。”然而，不管她有多少其他的优点，她肯定不是最有效的护士。他邀请人们来到他小小的房间喝威士忌和啤酒。他坐在床上和他们一起喝酒，还在逼自己。

托马斯一向与健康的理念有着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关系。对他脆弱的体格，他心中怀有许多浪漫的神话，其中一个围绕着自己得了肺结核的想法。即使在他还是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的时候，他的戏剧性人格需要自己拥有一个诗人的体格，由于某种原因，他总是把济慈作为参照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对母亲说过他会比济慈好一些，朋友们记得他骄傲地一边展示手帕上的一点血，一边说：“看，肺结核！”他的一个朋友注意到，当他咳嗽时，他就像一个吸引别人注意自己生病了的小孩子一样。事实上，托马斯的双肺非常不健康，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曾经得过肺结核。不管怎样，这种疾病的浪漫诱惑力还是施加了某种影响。他是否想要生病？他是否喜欢生病的想法，因为它满足了他内心的某种需要？他肯定喜欢疾病的戏剧性、舞台效应、给自己带来的关注，以及之后它所能提供的借口。

托马斯会经常发明一些疾病或者夸大它们；这对他来说，有时候是一种娱乐，有时候是一种必须。他经常以疾病和受伤作为借口，搪塞那些编辑、朋友和资助人。“我得了痛风、后背僵硬、支气管炎、突发性不适、还有一种灾难的感觉，在其他方面也病得厉害。”他曾经这样写道，像这样冗长的陈述还有很多。这些疾病相互连接，纠缠不清，因为它们并不一定实事求是地描述了他的身体状态。他经常做一些事情，诸如在朋友的婚礼上做伴郎却不出现，或者承诺给一家杂志社写首诗却迟迟不交，或者在为向他致敬而举办的晚宴上不出现。而在他的那些语气可怜、辞藻华丽，从根本上而言非常诚恳的道歉信中，经常充满着既丰富多彩又令人绝望的大病小恙。例如，他曾经给一位资助人这样写道：“我已经生病数周，辗转数张病床，出入数家越来越令人压抑的、陈设完备的伦敦病房和精神孤儿院。我饱受风寒之苦，拜之所赐得了黄疸病，还要躺在床上哀嚎胸膜炎即将驾到，因而我无法写作或者读书，我也不想思考。”总之，当他以这种方式狂想般地描述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他似乎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单一的、可以明确的身体疾病。当他对编辑们说自己得了支气管炎因而不能按时完成广播剧，或者说整个家庭都得了麻疹因而无法编辑完一篇故事的时候，在这些谎言和虚构中存在着一种情感上的真实：对他来说，这世界不公平，立身处世太难了，同时他用这种方式把绝望的情感写进人生，是想说他病了。疾病是简略的表达方式，以此来谈论他那挥之不去的真实危机感；它让困难有了一个名字。当然，喝醉、宿醉、总体上不健康、一个肉体已然稍显崩塌的物理事实、双下巴、水桶腰、痛苦的咳嗽——这一切因为抽烟而雪上加霜——让他形成了自我感知：受到了伤害、被连累了，以及后来的死之将近。在外面度过一个特别漫长的自我惩罚的夜晚之后，他喜欢躺在床上让凯特琳过来，喂他一点用牛奶浸泡过的小面包块。他母亲过去经常这么做，他很喜欢。诗人发现疾病是一个非常便利的语言，可以解释他和正常生活之间的扭曲关系、他时常发生的软弱无能，以及他的极端不负责任。几十年来，疾病为他提供了一个思考自身的舒服方式。作为诗人，他总能扎下一个营地然后活在生病的隐喻之中。

10月31日

一名由《时代》杂志雇用的私人调查者在托马斯生命的最后数周里一直跟着他，直到他去世。在托马斯身边的那些人看来，他采取了一个注定失败的绝望措施：此前，他起诉这家杂志，诉讼理由是诽谤，因为该杂志说他是一名醉鬼和玩弄女性者，虽然他实际上就是一名醉鬼和玩弄女性者，并且他的酗酒和玩弄女性行径已经无比清晰地以异乎寻常的方式记录在案了。因而，这名调查者最后几个星期里跟着他，试图证明《时代》杂志相当公正地再现了他的品格。于是，在那些最后的夜晚里，有一个戴帽子的男人手里拿着螺旋笔记本和铅笔潜伏在那些酒吧的角落里，记录着他自我毁灭式放纵的事实和数据，以备可能的庭审之需。这里面存在着——某种程度上至少可以说——犯罪的光环。

万圣节这天，托马斯去了一个派对。他的朋友约翰·贝里曼[12]后来说，他当时几乎讲不出话来，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们还是谈了一点西奥多·罗特克[13]饮酒的事。然后，醉醺醺的托马斯和两个朋友在九点钟的时候一起走了，去白马酒店。当托马斯到那里的时候，那位私人调查者用铅笔认真地记下如下文字：“晚上九点，进入白马酒店……喝威士忌和续杯啤酒。”

托马斯非常喜欢白马酒店：它是纽约城最接近家的感觉的地方，红木的吧台，木质的野餐式长凳，还有窗户上雕刻的各种马匹的老式轮廓。后来，朋友三人转移到第七大街上的另一家酒吧。那位侦探这样记录：“……他描述了他的无能。说他多么爱他的妻子，其他女人同时还有凯特琳。”

接着，在早晨两点三十分的时候，那位私人调查者发现托马斯在服用安非他命。人们看着这最后一条记录，又联想到其它那些，心生疑惑。为什么托马斯在一个晚上的豪饮之后，还要服下额外的安非他明药丸，好让自己清醒更长时间？为什么他要逼自己？那天早些时候，医生已经用相当严厉的口吻嘱咐他卧床休息。医生叫他吃东西。托马斯对一日三餐从不在意。他喜欢吃装在纸袋里的硬糖果——特希卷、星河牌巧克力、露丝宝贝糖条——还有起泡的儿童饮料，但是医生建议的是真正的食物。医生建议多睡觉。但是他又出去了，走进城里的街道，融入夜间的空气中，最后不可避免地消失在酒吧里。

他知道自己死期不远了吗？他是否感觉婚姻的失败就像是快死了？这是否是诗人能够梦想到的唯一逃离问题的方法？他的女儿阿朗回忆，他曾威胁说要自杀，在凯特琳说要离开他的时候。更早一些的时候，凯特琳在他出轨珀尔之后曾给他写了一封信，措辞极为残酷。他从波斯给她回信，说：“你的信，正如它原本的目的，让我想要死去……没有你我活不下去（你，永远）。我并不想这么做。”同样是那次旅行，他还写过：“阳光明媚，而我身处黑暗，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再爱我。如果你不会，我将死去。我说到做到。我不会自杀：我将会死去。”当然，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它正是托马斯孜孜以求的那种浪漫爱情所具有的傲慢修辞，但是它确实表达了他思维中的一种绝对主义：它彻底暴露了他那无助的儿童般的依赖性——凯特琳依然为他修剪指甲——以及他的不稳重。

在这些艰辛的美国巡回之旅期间，还有另一种焦虑萦绕在托马斯心头，那就是他一方面要站在讲坛上作为公众诗人，另一方面却是一个在家中拿着笔记本不愿抛头露面的男人，两个方面难以统一。托马斯写作并不顺利。他不再是诗人了，他如是说，他是“一个怪异的语词使用者”。他六年里写了六首诗。他悲伤地向《时代》杂志的一位记者评论道：“看起来我自我批评的能力仿佛比我的才华增长得更多。”结果是，他感到在演讲厅里面朗读诗歌将使自己处于一个痛苦的境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那些诗歌无穷无尽的成功繁荣并没有让语词在我这里变味，而是让我更加意识到我对它们的迷恋以及我的恐惧：我将永远无法再次天真，达到触摸和使用它们的高度。”他更喜欢朗读别人的诗歌，例如济慈、奥登，或任何人的。正如他在给卡埃塔尼公主的信中说：“我现在读自己的任何一首诗，都没有多少乐趣，因为它们告诉我应该立即写另外的诗，因为它们说我应该每天都要写诗……我不喜欢朗读我的那些旧诗；因为我现在没有写新诗。”不过，托马斯在浪费时间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创意十足；他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个夏天就在闲谈中度过了。”

不过尽管他在酒吧中虚度了许多时光，尽管他对伴侣的要求贪得无厌，但是当他写作时，他十分狂热。他一稿接着一稿地写；当人们看着那些草稿上的涂写和删改，那么他在这些诗歌中投入的绝对劳动，他花费在某个的字词或短语上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就不可否认了。写作时，他还获得了安宁和使命感。那些罕有的专心时刻——在劳佛恩的小屋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慰藉。

但是此刻他觉得自己的才华在衰退，自己最好的诗歌已经写完了。他在上一年给一位编辑写信，心里无比羞愧地说：“那个唠叨不休、野蛮粗鲁、毁坏力强的问题，这本书依然尚未写完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你想要得到解释的。我怎么能把那个原因写下来？那就是事情本身：一整年来，我无法写任何东西，除了一首夹杂不清、多愁善感的诗以外，没写出任何东西。”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也许让他觉得，某种比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终结了。

很难估量托马斯自我毁灭的冲动有着什么样的具体效应。不过，他的自我憎恨的确会时常恶意地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他最后几年的时光绘制出一张他自我厌恶的图表。起初，他像小丑一样，充满戏谑。他给出版商写信，这样描述自己：“哦，无助的狒狒！”但是几年后，他的自画像变得愈发尖刻、残忍，他成了“一个出洋相的矮胖子”。有时候，这种批判的声音比较温和，带有调侃色彩，但是越来越尖锐。他想象珀尔·卡津从他们的婚外情中离开时心里的想法：“再见了那个喝啤酒的低贱傻瓜——他鼾声如雷、大腹便便——还有他的鸡眼、疾病和谎言。我将奔向希腊，那是一个你知道自己身处何方的地方；哦，他那醉醺醺的虚张声势，他那恶趣味的戏剧性举止，自吹自擂的微不足道！”

有一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我不需要在社交场合遇到我自己，倾听我自己，或者在除了不情愿地刮胡子的时候，见到那张红通通泛着油光的圆脸，它就安装在如气球般膨胀的身躯之上。”很少有人储备了这么多的自贬之词：如此粗野，如此庸俗。他是憎恶他的身体本身吗？在他生命临终之前，他的语气中有着一种精确而愤怒的失望，一种具有腐蚀性的酸味，这种语气人们在西尔维娅·普拉斯[14]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后期自杀日志中可以见到——那是一只眼睛，它在人类血肉之躯中只能见到邪恶的腐朽。

托马斯最受喜爱、读的人最多的诗“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15]——发表于一年之前——似乎是一种对死亡的抗议，一首英勇抵抗的颂歌。其灵感来自他父亲的死亡。然而，假如你坐在观众席里聆听过一次他最后的那些朗读，那么你对这首名诗会有别样的体验。当你听到他背诵那著名的诗行：“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那节奏是如此的引人着迷，以至于它仿佛是一首关于接纳的诗；它诱使你进入一种友好对待宇宙万物运行的情感。它的情绪效应实际上和语词的意思正好相反：它是自然秩序的赞歌。当人们听到最后那柔和的、爱抚般的“不要温顺地走”，会情不自禁地迷失在这些诗行的魅力中，被诱惑。当托马斯站在舞台上，用他那异乎寻常的美丽声音，念咒语般朗读，“明智的人临终时虽然懂得黑暗有理”，它仿佛是一首摇篮曲，消弭了暴力，消弭了危险。你会突然在他的声音中听到你在书本上无法看到的东西：在某个非常奇特的层面上，这首诗是献给死亡的情歌。

11月1日

下午过半的时分，托马斯的朋友乔治·雷维[16]在白马酒店碰到了他。他和丽兹·赖特尔以及她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这个朋友被雷维描述成一个“迟钝的醉鬼建筑师”。雷维对赖特尔以及她的那些朋友评价不高。托马斯说他错过了一个午餐约会。他抱怨说：“内心深处有一种燃烧殆尽的情感”。乔治问他凯特琳的情况，他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一个妻子。”那位迟钝的建筑师拿着一本苏格兰诗人诺曼·卡梅伦[17]的书，诗人六个月前去世，只有四十几岁。雷维说：“狄兰开始担忧人们如此年轻就死去。人们有种感觉他是在谈论自己。接着，赖特尔把他领去了某个派对。”

第二天，乔治·雷维再次在白马酒店看到托马斯，当时黄昏将至。他看上去生病了。他抱怨说，他前一天晚上摔倒在一个蔷薇丛里，并刮伤了眼球。

赖特尔过来加入了他们。她含蓄地说那个派对狂放不堪，有很多从桌子上往下跳的事情发生。雷维写道：“天呐，我想。他们为什么带他去那样的派对？那个人几乎都站不起来。”

11月3日

他和他的朋友苏格兰作家鲁斯文·托德以及另外几个人在切尔西旅馆喝了几杯啤酒。他很滑稽，老调重弹地讲一个精神分裂者的酒吧，自己就是自己唯一的顾客。接着，因为酒吧选举日停业，所以托德带他回自己的家，又喝了一些啤酒。

11月4日

在最后一刻，托马斯取消了和托德去霍博肯[18]一家老的主题酒吧吃蒸文蛤的计划，说他感觉不舒服。他还取消了和一位雕刻家朋友去看一部名叫《少年心》的戏剧的计划，喝了几杯鸡尾酒就回旅馆了。他断断续续地一直睡到傍晚时分，躺在丽兹的旁边，中间醒来好几次，为自己最小的儿子、有着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科尔姆哭泣：“可怜的小家伙，他不应该有此报应的。不应该遭受我想要死这样的报应。”不是“我的死亡”，而是“我想要死”。

某个时刻他醒来坐在床上。他对丽兹说，他想要出去喝一杯。丽兹试图劝说他。现在是凌晨两点。医生叮嘱过要休息。他还是穿好衣服出去了。丽兹待在黑暗的旅馆房间里等着他回来。“甚至连蟑螂都有牙齿。”托马斯曾这样描述那个房间。他终于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对着阴影汇报道：“我一连喝了十八杯威士忌，我想那创纪录了。”

早晨醒来的时候，他想透透气，于是两人出门散步。他们最后走进白马酒店幽暗的木质结构的内厅，喝了几杯啤酒。他原本要去一位朋友家取一件晚礼服，但是丽兹劝说他回到了切尔西旅馆。在旅馆里，他呕吐完了就睡，醒来再吐，吐完再睡。按照医生的指令，她给他服用苯巴比妥[19]，但他就是吞不下去药丸。医生赶了过来，给他注射了吗啡，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治疗过度饮酒的方法，尽管也许在当时的情况下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双肺的问题严重。

“他对你说了什么？”托马斯稍后问丽兹：“他说没说我就要死了？”

“没有，”她说，“他只是说你必须要接受的现实是你病得很重，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必须为此上点心。”

那天的傍晚，丽兹认为他经历了震颤性谵妄的折磨，出现了一些幻觉，他称之为“抽象事物”——三角形、正方形以及圆形。丽兹打电话叫一位朋友（一个画家）过来帮她看着他。托马斯说：“哈啰，杰克，让您受累，很不好意思。”不过画家耸耸肩表示不在意。

托马斯继续说：“这样进入人生的第三十九个年头，多么平凡无趣啊。”

午夜刚过，托马斯情况恶化了。他的呼吸不规律起来。他的皮肤发蓝。丽兹再次打电话给医生。来了一辆救护车，担架抬着托马斯走下两边是熟铁栏杆的楼梯，穿过铺着黑白相间地板砖的大厅。他们把他送到位于第十三街道和第七大街上的圣文森特医院，当时是凌晨两点多。他的病历记载，他遭受了“脑部的严重伤害”。

早晨五点的时候，丽兹打电话给鲁斯文·托德，后者从西村的家里匆匆赶到医院。八点的时候，布林宁到了，他是从波士顿飞来的，接着众多朋友、崇拜者、情人、诗人、出版商、看热闹的人纷至沓来。

托马斯昏迷的确切源头一直是激烈争执的主题。病历记载比较模糊，导致许多理论和猜测有了发挥的空间，它们不接受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是他自己行为的自然结果。一名曾经给他检查过的医生下的诊断是：脑组织直接性酒精中毒。但还是有些人辩称，托马斯不是被饮酒击倒的。还有人辩称，他不是酗酒者，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不是。一位评论家声称，他的“饮酒经常比传说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温和得多，也复杂得多”，同时他并不是一名酗酒者，原因是“他有一些戒酒期、适度饮酒的种种表现，以及他更加偏爱啤酒而不是红酒和烈性白酒”。来自朋友和评论家们的这种忠诚的、带有想象色彩的证据收集，很可能维护了他的那种形象：充满活力以及坚定地赞美上帝的地球；他们坚信他公然蔑视死亡，想要他一直是曾写下“死亡也一统不了天下”和“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的那个蓬勃向上、信心满满的诗人。为了服务于这个形象，他们仔细勘察梳理发生在十一月那个晚上的所有事件，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还诗人清白名声。他们似乎相信，假如他们以某种方法证明他的昏迷纯粹是一场意外或者完全是因为医疗不当，那么他就和自己的英年早逝没有任何牵连，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为了支撑他们的观点，他们中许多人认真查阅他的那些病历记录。一位名叫威廉·墨菲的医生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创造与毁灭：有关狄兰·托马斯的说明》，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一个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病得如此明显、如此严重的人，居然一直待在医院外面，个中原因已然成谜。”当然，对他临死前几天的治疗方案的质疑，有些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费尔滕斯坦医生允许他在身体状况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到处走动，而不是让他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或者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他的休息和戒酒，这正是他作为医生所提倡的。

《狄兰·托马斯之死》一书——由詹姆斯·纳什尔德医生和乔治·特雷姆利特用满腔的热忱和独出心裁的笔墨写成——提出了一个高度推测性的理论：杀死他的是糖尿病，同时他死的时候实际上正处于创造力的巅峰状态。（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包括他情绪的波动、抑郁、短暂性昏迷，以及他对糖果的嗜好：它没有考虑尿液检测时尿糖是阴性的。）在这些热忱的传记式猜测中，存在着一种谋杀场景的氛围：“托马斯的死并不像传说那样直截了当。为什么当时所有人那么迅速地把酒精当作元凶？为什么他们不考虑人体代谢酒精的能力？……为什么当托马斯的问题最初显现的时候，没有要求做实验室检测？为什么要对他妻子隐瞒真相？这种信息封锁保护的是谁的名声？医生们的，医院的，布林宁的，还是那个神秘情人的？”在该书的最后几页里，两位作者总结说，诗人“在他最好的年华被一个半吊子医生击倒了”。按照这种思路，还有一些黑暗的影射，暗示在他没有意识之后，为什么丽兹·赖特尔花那么长时间才把他送进医院。

然而，这些含沙射影和理论对笼罩在托马斯头顶的死亡来说，似乎都是令人好奇地无关紧要。不管他有没有糖尿病或者肝肿大，他的身体系统是否因为酒精或者其他种种复杂情况（包括他的肺炎）叠加在一起而削弱，反正他一直无视医学建议和常识，违反理性地把自己往绝境上逼。他知道自己生病了，而他继续相当固执地、变着花样地让自己病得更厉害点。如果他那个星期不死，不久之后也肯定会死。在他抵达美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按照意愿或者担惊受怕地进入了一种无法维系的身体状态。在某一时刻，诗人对死亡那病态的、过分的恐惧转变成了义无反顾地一头冲向它。

各种疯狂的谣言开始传播。诗人曾经摔下楼梯。他曾经在街上被攻击。他曾经被一棵蔷薇刮伤了眼球。《纽约时报》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公告：“狄兰·托马斯，威尔士诗人，昨天因为严重的头部疾患住进圣文森特医院。托马斯先生，三十九岁，上周三晚上在自己位于切尔西旅馆的住所里晕倒。”

对于想要就托马斯最后一个清醒的晚上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争论的那些人来说，那一连十八杯威士忌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一些厚重的传记作品连篇累牍地追问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到底是喝了八杯还是如他吹嘘的十八杯。他的几位朋友去了白马酒店，严加盘问酒保们到底让他喝了多少杯威士忌。他们检查了放在他旅馆衣橱上面的那瓶“老爷[20]，看看已经被喝了多少。所有这一切的侦查都源自一种努力：想要在某种程度上证明托马斯的无辜，让他成为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一系列致命事件的旁观者或者受害者。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推论，“他到底为什么要外出，当他房间里就有威士忌的时候？”看起来，仿佛他喝了八杯还是十八杯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消解托马斯已经死了这个事实，或者可以把他转变成一个温和而理智的人，不会虐待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在继续生活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矛盾的想法。甚至丽兹·赖特尔——她深知他是一个酗酒者——也难以置信地声称：“和我在一起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他要么是清醒的，要么是半清醒的。”

然而，看起来很清楚的是，不管狄兰·托马斯最后几天里血液中酒精的确切浓度是多少，那昏迷是早已写好的剧本的一部分，就像《牛奶树下》的剧本一样确凿无疑。它也许是一次意外，但是这次意外已经彻底地被想象过，预先彻底地被思考过，并且已经包含在一种世界观里面，是他之所以是他、或者已经变成的那个人非常本质的东西，以至于人们无法把它从他这个人的人生整体上独立和区分出来看待。

如果托马斯并没有真正喝下十八杯威士忌，那么他这么说，这么吹嘘和夸张，就表示有一种真实的东西存在于他高度的渴望之中。假如他并没有准确描述他的酒吧行为，他至少准确而现实地描述了他逃跑的需求，还有他想要离开所需的旅行距离，以及那次飞行和转移的急迫性。拿托马斯生活中一个普通晚上的任何时刻为例：人们可以看到那份努力——再来一个小时、再多一杯酒、再多一片安非他明、再多一个故事、再多一个笑话。托马斯是那种想待在外面的人，因为在家里躺在床上就是向虚无投降。这就是托马斯之所以患失眠症的原因之一：那种要延长、继续前进、砸碎一种可怖的安静（那是独自一人的感觉）的欲望。托马斯发现喝酒是失眠症最好的疗法。

这本身是一种抗议吗？这就是那“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五杯酒、六杯酒、七杯酒，那种想要继续下去的迫切欲望——这就是凌晨两点三十分将托马斯带离他切尔西旅馆房间前往酒吧的那种力量？是不是每一个晚上对托马斯来说，都有点像是地球上最后一晚？

他的最后几周里充满了一种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自我折磨。然而，在这种乘坐出租车匆匆赶往白马酒店的行径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依然不放过幸福时光——这些天他将要和一个新认识的女人做爱，他会找到更多的交谈对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停止寻欢作乐。他的话语回荡在最后的这些日子里：庆祝动物造物，尽管遥不可及。在最后的这些痛苦疯狂的日子里，有意思的事是生命中还有那么多的爱。

1945年，更加年轻，也没有受到伤害的托马斯写出了如下的诗行：“时光赐我青春与死亡/尽管我戴着镣铐依然像大海一样歌唱。”[21]这诗行来自《羊齿山》这首诗。对托马斯来说，一个人可以青春与死亡同在，生机勃勃活力满满但是依然离死不远。这里面没有矛盾：每个人都离死不远，一切事物都离死不远，而这整个世界因此才更加惊艳和神奇。来自斯旺西的一位老酒友记得托马斯二十几岁时曾经向他求助，口中说道：“死亡已经扎根于我。”

在许多方面，托马斯对待长寿或者长途旅行的态度本身就揭示了他对待金钱的态度。他在美国的几次巡回中挣的数千美元可以作例。他的朗读会酬金颇丰，因为他那著名的浑厚声音、穿着破旧花呢夹克的样子，还有他在之后的员工派对上精彩而狂野的行为举止。实际上，整个美国巡回旅行的目的就是挣足够多钱，好让他可以安静地在劳佛恩小屋中写作，但是那些演讲费就像小孩子在海边搭的沙堡一样迅速消失。在托马斯第一次巡回后，布林宁为凯特琳私藏了八百美元，放在托马斯行李箱的一个钱包里，因为他知道假如托马斯发现了它，他会等不到回家就在船上花光每一分钱。他怎样这么快花完所有的钱？某个时间，布林宁注意到，托马斯一天就花了一百美元，还不包括旅馆住宿。在纽约酒吧里的一杯鸡尾酒只售六十美分的年代，这花费还是相当惊人的。在美国全境旅行期间，托马斯有时候会把钱用完，接着布林宁不得不拍电报汇钱给他，因为突然之间托马斯会付不起香烟或者出租车费。为什么他不能在钱彻底花完以前想到拍电报？为什么，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他不能节省下很小的一部分演讲费，用来支付儿子的学费，在那孩子被赶出学校之前？他的态度在家里也是一样。他不缴纳税费，直到政府查出来要征收为止。他开支票，而他的银行账户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甚至在收到账户已经透支的通知之后。实际上，那段时间他挣的钱数量相当可观，但是他留不住。人们不禁会想，他对待金钱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说明了他对时间的某种焦虑：人生并不是一如既往地为托马斯向前滚动。他待在酒吧中的那一天、那一个小时，在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就是世界的尽头。

还是那次他和丽兹·赖特尔走路去西村路上的停歇，当时他停下来看《胡迪尼》的海报。上面有锁链、上了锁的木盒子，就在海底，还有那神奇的不可能发生的逃脱绝技。也许他会写一个故事，关于胡迪尼。也许他会写一个故事。不过，他们继续往前走，融入了鹅卵石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托马斯在给卡埃塔尼公主的一封信——这属于他人生的最后一批信件，他精神错乱般地幻想自己是海底的胡迪尼——中写道：“哦，最后一次将会到来，而我将绝不挣扎，我将待在海底这里，永远地戴着手铐蒙着眼睛，滑动着我丝弦回绕的音乐，我的背包在淤泥中拖曳，还有其他那些自我毁灭的逃脱术表演者关在笼子里，淹没在他们所淹没的悲伤里，而我用刺穿一切的自身，独自一人伴随着粗糙而惬意的、受诅咒的死海马，久久地哭泣着。”这就是托马斯真实的样子？一个毁灭了自我的逃脱术表演者。似乎没有更好的形容了。久久地哭泣。

有些人一生都会轻易而自然地接受“凡事皆有后果”这一理念，而托马斯不属于这样的人。当他与富人相处的时候，会经常从他们那里偷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会打开他们的衣柜，取出几件精美的棉衬衣放进自己的手提箱里。他会被抓住，他知道自己会被抓住，但是被抓住这件事对他来说如此抽象——就像它发生在模糊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你将会被传唤，为自己之所以被传唤负责任的一切事情负责任——以至于毫无意义。结果是，这位伟大的诗人拥有大量其他人的美丽衬衣。

一个人怎样戴着镣铐像大海一样歌唱？他从大量饮酒开始。然后一个新女人，或者两个新女人，共享一个晚上的时光。在最后的绝望岁月里，有一天托马斯在萨顿区的一所城市住宅里参加派对，他走到楼上和举办派对的伯爵夫人做爱，而他的情人丽兹·赖特尔在楼下喝着金汤力。这里面有着一种狂热的特性，意味着有人想要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中挤榨出的不是一种人生，而是多个人生。这也许就是一个人怎样戴着镣铐像大海一样歌唱。

他的朋友罗伯特·洛威尔这样说道：“他对健康和不健康有着非常杰出的感觉，这感觉来自一个毁灭自我的人。这欢乐看起来非常真实，而这黑暗看起来也非常真实，两者似乎谁也不能离开对方而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之所以爱托马斯正是因为这种几乎怪异的活力——这种无法压制、无法抵抗，只能付诸笔端、形于声色的颂扬。它涌动在他那些最受人喜爱的诗行中，例如“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22]。在他的诗歌中，有着一种几乎卡通式的人生，一种四溢的能量，就连那些通常对诗歌没有反应的人也能欣赏。他为什么应该赞美上帝以及地球之美，就在他移向恐怖的死亡之际？那种抗议、那种发出巨大悲鸣声的动物嚎叫，还有那暴力，都在那里，伴随着赞美之声上下翻腾。美好的事物和赐予生命的事物无法同死亡分开。“穿过绿色茎管催动花朵的力/催动我绿色的年华；摧毁树根的力/摧毁我的一切。”正是这种矛盾，这种混合着颂扬的病态，这种大自然带有诱惑性的伟大男性力量以及与之联合的永恒不息的杀生意识，构成了托马斯的精华部分。在他的岁月里，有着某种与之相同的过多性。它让人想到他曾经给一位和他调情的女孩子写过一行诗：“也许我的本性本身被过度书写了。”

实际上，在生命最后数周里，托马斯在纽约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似乎构成了矛盾：一个内在有着那么多生命的人怎么会死？这个生病的男人感到有种力量驱使着他在凌晨两点三十分爬下床前往酒吧，为了多喝一些啤酒、多进行一些交谈，多讲一些笑话，那个人是怎么死的？托马斯在他写给父亲的未完成挽歌中解释了这个悖论：“太骄傲无法死亡，他死得心碎盲目。”这里面的心碎之处和抗议，都写在一行之中，只用逗号隔开。用这种方式，他流露出对悲剧的逆转、对现实的干涉。他有多么骄傲，这不重要。反正他死了。掩藏其下的是抗议的节奏：他不能死！他太骄傲无法死亡！

当坐在他病床边的时候，丽兹·赖特尔是否想到了那张胡迪尼的海报，那个反抗死神的魔术师？现在他就躺在那里，双眼隔一段时间会睁开。他是否知道她在那里？丽兹一连数日都坐在那里，做着观看他死亡的工作。她也许曾怀疑过，自己是否是坐在那里的正确人选。有一封来自他妻子的电报，就放在紧邻他病床的那张桌子上，丽兹知道她就在赶来纽约的路上。丽兹曾经试图在他昏迷前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离开他——有一天晚上，她在出租车里对他说，让她在自己的公寓前下车——但是她没有成功。

11月7日

天色阴沉，飘着雪花。托马斯的妻子，凯特琳，抵达了医院，身穿一件紧身的黑色羊毛套装，她淡褐色的头发用发夹向上固定成随意的向下散开的圆髻，依然是人们一向评论的那种不变的精力饱满或者容光焕发，还有那同样不变的、稍微带有威胁意味的过多性特征。她有几分醉醺醺的，但是谁会谴责她？知道凯特琳就在路上，丽兹·赖特尔机智地撤了。当凯特琳看到布林宁时，她大声叫道：“那可恶的男人是死了还是活着？”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凯特琳干扰托马斯的呼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她试图在社交层面上过得去。她后来说：“我想我不得不向狄兰做出一些爱的姿态，因为他们那些人都在那里，通过窗户看着我。我开始试图靠他近一些；我想拥抱他一下，所以我差不多就滚在他的身上。护士慌忙走了进来把我拉开。“你会让他窒息的。”过了一小会，凯特琳还点起一根烟，这样做很危险，因为那个氧气帐篷离得很近，当然护士对此也不十分欣赏。她被告知应该离开。

第二次探视的时候，凯特琳在出门的路上砸碎了一个十字架。她撞翻了一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她咬了一个勤务员的手。在任何旁观者看来，这仿佛是托马斯的妻子在为他的不能安详离开做些事情。有人觉得医院的反应过度了：她被套上一件拘束衣从那里送到“河顶”，一家位于皇后区的疗养院。

11月8日

约翰·贝里曼和珀尔·卡津在巴德学院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贝里曼听闻托马斯的情况后大为心伤。他醉醺醺地在一个派对上背诵“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他还和珀尔不断地给圣文森特医院打电话，想要获得托马斯的信息。

那天晚上，他们开车返回，午夜时分到达宾馆，同行的还有拉尔夫·艾里森[23]。贝里曼和珀尔前往医院，并且说服管事的修女放他们进去。他们进入那间没有灯光的病房，看到他躺在氧气帐篷里面。

11月9日

午餐时分，布林宁走出病房去买一杯咖啡，并和等候室里面的几位朋友说一会话。约翰·贝里曼陪着托马斯。这位来自普林斯顿的诗人——身材高大、满面胡须，带有几分紧张神情——一直是最虔诚的追随者之一。一点过几分的时候，贝里曼冲出病房跑进大厅找布林宁。“他死了！他死了！你在哪里？”托马斯死的时候，贝里曼是“呼吸着的最近其他事物”，正如他后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尽管严格意义上讲，更近的是一名护士。他死的时候，那名护士一直在给他洗澡。她把他翻成侧躺，然后用一块湿布给他擦洗，接着他停止了呼吸。没有挣扎，没有拼命吸气。贝里曼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的身体死得彻底安宁。”

布林宁和丽兹跟着贝里曼进入病房。护士们正在撤下氧气帐篷。脱离了所有机器，皮肤上是那些插管留下的洞，诗人躺在浆洗过的白色床单上就像一个矮胖的圣殇像[24]。传记作家把他的双脚握在自己手中。它们已经冰冷了。验尸报告这样写道：“肥胖躯干、肿大面庞；波浪形棕色头发；前额中度秃顶；棕色眼睛；胡须未刮……所有牙齿变色——下颌牙缺失数颗。”

在他所有对此刻的想象和再想象中，狄兰·托马斯写下了在其他类型的人会称之为祈祷的东西。在他的笔下，死亡被描述成令人欣慰；他写下出色的、令人鼓舞的慰藉之语，甚至还赞颂了宇宙那经久不衰的力量，分享着一个无限重生的共有梦想。他写道，“我越是接近/死亡，一个人通过他分裂的旧船体/太阳便开放得更响亮/而长着獠牙的破败大海欣喜若狂。”[25]这里有宏伟和安宁。这首诗——写于四年前——结尾是“当我出航赴死时”。

在这出航赴死的美丽意象中，存在着一个儿童安慰自身的元素。人们想到托马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时，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转身回去和她亲吻道别。人们想到在闪电战期间，有一天晚上炸弹在伦敦的上空纷纷下落，当时托马斯以错误的姿势躺在床上，头埋在被单下面，而他的妻子正在平静地读书，以正确的方式，噪声在他们周遭轰鸣。

托马斯昏迷之前，凯特琳已经从威尔士给他写了一封信。他知道她正在写这封信，不过它来得太晚他读不到了。假如他康复过来，那么他会读到这样的文字：

“我过去就知道你像无底洞般软弱、酗酒、不忠诚，是一个天赋异禀的骗子，但是我本该花更短的时间就能意识到，比这些无法原谅的恶习中每一个都更加严重的是，你同时还是一个平凡的吝啬的刻薄鬼……

“自创世以来，毫无例外，没有一个妻子有过我这样的遭遇，最后不管好坏终究结束了。不要再讲肉麻的话了，让我们至少省省吧——也许你擅长于此，但是它臭气熏天，还是对一个你最新的谄媚者说吧，总是有人接的。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无论多么卑劣，都有人接。去你妈的。”

听到托马斯死讯的时候，伊丽莎白·毕肖普写信给珀尔·卡津，说：“我想我早就预料随时要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是即便如此它还是非常糟糕、令人震惊。”实际上，他的死亡，对许多人来说，既是极大的震惊又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鲜活灵动、生机勃勃，和他的自我毁灭相互碰撞，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它看上去既不可能又无法避免，它激起的悲伤是那么强烈，又让人迷惘。

尸检报告这样写道：“死亡原因：软膜水肿，脂肪肝，沉积性支气管肺炎。”然而，托马斯最后几天的真相之谜，并不是他昏迷的准确医学原因；它是对死亡反常的恐惧和焦虑如何同渴望死亡融合在一起。他对生命终结的执着，连同一个人在通往那个终结的路上能够做的所有赞颂和歌唱，还有他对那个终结一向过度发达的痛苦意识，统统转化为一种几乎称得上美丽的东西。仿佛，假如你害怕或者执迷于某种东西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开始对其发展出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和爱情有几分相似。这种大脑的把戏，不是绝大多数健康人可以理解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他自杀十年前，曾经在《哈泼斯杂志》上写过一篇关于一艘游轮的故事：“‘绝望’这个词现在被过度使用并且庸俗化，然而它是一个严肃的词汇，我就是在严肃的意义上使用它的。它和人们称之为‘恐惧’或‘焦虑’的东西很接近，但是它不完全是这些东西。它更像是想要死亡，以期逃避那个无法承受的悲伤：知道我很渺小、软弱、自私，并且毫无疑问，必有一死。它是想从船上一跃而下。”

在托马斯的钱包里，有一张已经褪了色的来自威尔士一家地方报纸的剪报。上面有一张他儿童时长跑比赛获胜的照片。三十年来，他一直随身携带。他是一个苗条的、漂亮的男孩，在比赛中获胜。在所有的访谈、奖项，以及个人档案中，这是他保存在钱包中随身携带的东西。这次干净的胜利，这奔跑和获胜，发生在一个他还没有奔跑没有获胜的时光里。

约翰·贝里曼在他本人自杀的几年前，曾给罗伯特·洛威尔写过一封信：“狄兰用酒精谋杀了自己。尽管它用了多年时光。”年轻健康的时候，托马斯曾经把他的诗歌称为“通往坟墓路上所做的宣言”。

人们不禁会想，托马斯会喜欢这个事实：他的葬礼，在劳佛恩举行，完全不是一个庄重的、井然有序的，或者正当合理的事件。到处是自由走动的醉汉。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船屋后面是他的写作小屋，里面有一张磨损不堪的木桌，上面有几份文件被偷走了。

[1]译文来自《狄兰·托马斯诗选》，海岸、傅浩、鲁萌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美国著名诗人。她是美国1949–1950年度的桂冠诗人，并于1956年获普利策奖。代表作有《北方·南方》《一个寒冷的春天》等。

[3]Elizabeth Hardwick（1916–2007），美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代表作The Ghostly Lover（1945）、The Simple Truth（1955）和Sleepless Nights（1979）等。

[4]Robert Lowell（1917–1977），美国诗人，素以高超复杂的抒情诗、丰富的语言运用及社会批评而著称。代表作品有《不一样的国度》《卡瓦纳家族的磨坊》《生活研究》等。

[5]凯特琳的昵称。

[6]位于威尔士西南部的海滨小村，狄兰·托马斯曾在此居住过。

[7]美国西纳印第安人的遗址，国家级古迹。

[8]“双重黑麦”和“波本”都是酒的名字。

[9]印第安人在战斗中有割下敌人头皮作为战利品的习俗。

[10]即现在的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

[11]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原名埃里克·韦斯（Ehrich Weiss），匈牙利裔美国魔术师，享誉国际的脱逃艺术家。

[12]John Berryman（1914–1972），美国诗人，二十世纪美国自白派诗歌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敬》（1956）、《梦歌77首》（1964）、《短诗》（1967）、《贝里曼十四行诗集》（1967）、《他的玩具、梦、休憩》（1968）等。

[13]Theodore Roethke（1908–1963），美国诗人，1954年凭借诗集《苏醒》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14]Sylvia Plath（1932–1963）是继艾米莉·狄金森和伊丽莎白·毕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国诗人。1963年她最后一次自杀成功时，年仅31岁。

[15]译名及译文来自《狄兰·托马斯诗选》，海岸、傅浩、鲁萌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03–204。

[16]George Reavey（1907–1976），出生于俄国的爱尔兰籍诗人、出版人、翻译家，也是塞缪尔·贝克特的第一位文学代理。

[17]Norman Cameron（1905–1953）被狄兰·托马斯认作最好的朋友，在托马斯去世前六个月，他因为脑出血死于伦敦。

[18]美国新泽西州一城市。

[19]镇静安眠药。

[20]一种美国产威士忌。

[21]译文及下文的译名来自《狄兰·托马斯诗选》，海岸、傅浩、鲁萌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6–198。

[22]译名及以下的译文来自《狄兰·托马斯诗选》，海岸、傅浩、鲁萌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14.

[23]Ralph Ellison（1914–1994），当代著名美国黑人作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195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看不见的人》。

[24]圣母怜子图，指圣母哀痛地抱着耶稣的尸体。

[25]译文来自《狄兰·托马斯的诗（三）》，戴钰译。

莫里斯·桑达克

莫里斯·桑达克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家中的工作室。

照片由托德·海斯勒/《纽约时报》/Redux网站提供。

2012年4月14日

莫里斯·桑达克感到头异乎寻常地痛。他想，偏头痛开始了，于是就上床休息，但是早晨的时候痛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他的伴侣，林恩·卡波纳拉，叫来了一辆救护车。救护车把他送到丹伯里医院。他脑部一根血管破裂了。他的平衡感和吞咽受到了影响。

莫里斯一直痴迷于死亡。他通过绘本表现他的迷恋，使用它。他画过一些会吞噬你的狮子；他画过那些露出恐怖牙齿的野兽；他画过一些戴着头套没有脸，从窗户里往外偷走婴儿的小精灵；他画过一些会把你烤进馅饼里的胖面包师；他画过一只承诺自己永远不会变成十岁的九岁大的猪。他画过一些滑稽的、迷人的、欢乐的、萦绕在心间的濒死体验。他画过一些千钧一发的逃脱、突然出现，以及死后重生。

他知道因为死亡看起来并不疯狂、古怪或者遥远而感到非常压抑是什么样子。他同死亡——或者退一步说，同死亡的理念——有着某种亲密关系。

甚至还是一个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小毛孩的时候，莫里斯就对死亡的景象异乎寻常地警惕。孩提时代的每一种疾病他都没能幸免：麻疹、猩红热、双侧肺炎。“我的父母并不慎重，”他说，“他们总是认为我活不久。”他把那些玩具士兵摆在病床的毯子上面。他透过窗户看其他的孩子们玩耍。

有一天，他的祖母——她从华沙城外的犹太人小村中移民过来——给他穿上白色外套、白色衬衣、白色紧身裤袜和白色鞋子，然后带他出去到小门廊那里和她坐在一起。这个想法的意思是，死亡天使会从他身边经过，会认为他已经是一个天使，所以就没有必要把他从家人那里带走。

蹒跚学步的莫里斯曾生过一场病，期间他的母亲发现他在抓一张挂在床头的他祖父的照片；他说着意第绪语，尽管他只会英语。她认为一个恶灵正试图从坟墓另一端前来抓走他，所以她撕毁了那张照片。她说她烧了它，但是多年以后莫里斯在她的遗物中的一个自封袋里发现了那些撕碎的照片。他请一个修补匠把这些碎片复原，然后把照片保存在他的屋里。这是祖父喊他进坟墓。

来自家庭的大致信息仿佛在说，他应该感激自己还活着，他的持续生存意味着某方面的幸运，因而他不应该——假如他聪明的话——去努力。很小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告诉他，母亲怀孕后，他们去药店买了各种各样有毒的物质想要引发流产，他父亲还试图把她从梯子上推下去。他们不想要第三个孩子[1]。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晚年的时候，他在一次访谈中对此问题轻描淡写，仿佛它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是饱经折磨的移民，他们不需要再添一张吃饭的口——尽管某种更加刻骨铭心的东西早已确凿无疑地铭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被需要、不受欢迎，某种意义上早该死去，早该被带走。他曾经说过：“我感到，我母亲肯定不喜欢我。”

莫里斯已经买下了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市他自己家的隔壁那幢房子，并且邀请一些年轻的插图画家前来待在里面，仿佛它是艺术家们的殖民地。其中一位插图画家，亚伦，穿着一条莫里斯特别喜欢的运动裤。亚伦把裤子送给了莫里斯，莫里斯穿着它在那房子里走来走去；后来在医院里穿着它。不知何故，医院的洗衣房把亚伦的运动裤弄丢了，莫里斯为此非常不安。林恩·卡波纳拉——她每天晚上都在丹伯里医院陪着莫里斯——出去给他买了一条新的运动裤，这是她能够做到的，但是新裤子怎么也无法完全代替亚伦的运动裤。

有一张她母亲的正式照片，矮胖身材、波浪形的头发长及下巴，带着三个看上去很戒备的孩子，最戒备的是还是婴儿的莫里斯，他带着一顶白色小软帽，皱着眉头，看起来好像已经看到一些美丽的野兽。他母亲看着相机，仿佛它随时可能跳出来攻击她。他们的家并不幸福，也不令人轻松。莎蒂·桑达克常常会大发雷霆。她不擅长表达温情。姐弟们相依为命，有时候像小猫一样睡在一起，三个人一张床。莫里斯——在公开访谈中努力对母亲表现出宽宏大量——说她原本就不应该养育孩子。他在作品中常常会重点关注那些疏远的、心有旁骛的、容易动怒的、喜欢惩罚的母亲。

母亲的愤怒构成了他童年一个很大的部分，她对孩子们的爱充满狂暴和怨恨。除了移民产生的压力之外，她还患有严重的临床抑郁症。有一次，莫里斯还很小的时候，一位朋友来家里，他母亲狂怒不已在屋里来回跺着脚。那位朋友说：“那是谁？”莫里斯很尴尬，说：“哦，我们必须得雇个人。”

文学评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2]曾经这样描述桑达克的作品：“爱常常以威胁的形式出现，想要抵达那些安全的天堂——假如它们确实可以抵达的话——必先经过诸般恐怖的冒险。”

终其一生，莫里斯对于儿童天真的想法，以及那些认为他的书冒犯了或者挑战了这一想法的人都是横眉冷对的。在阿特·斯皮格曼[3]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个漫画中，他们在森林里有一场对话，莫里斯说：

“人们说，‘哦，桑达克先生。我希望我能接触到童年时的自己，就像你一样！’仿佛它都是离奇有趣、丰富多彩似的，就像彼得·潘一样。童年是食人族和精神病人在你嘴里面呕吐！……实际上，童年深邃而丰富……我记得我自己的童年，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知道一些恐怖的事情……但是我知道我一定不可以让成人们知道我知道……那会吓着他们的。”

莫里斯喜欢讲他一个朋友的女儿的故事。世贸中心倒塌的时候，她就在附近的学校上学。她告诉父亲，她看到大楼上有一些蝴蝶，在塔楼坍塌的时候。后来，她承认那些不是蝴蝶，而是往下跳的人，但是她不想让父亲知道她知道，这样会让他感到不安。儿童保护他们的父母，这是童年有趣的部分，正慢慢从我们记忆中消失，连同它所包含的可怕知识。

大众认可的智慧是，恐吓小孩子是不好的，但是桑达克的信念是小孩子已经被恐吓了，他们所渴望的是他们的焦虑被非常刺激地释放出来。因而，桑达克的许多作品游离于游戏和恐怖之间，存在着那些无限诱惑，纯粹是幻境中才有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玩笑和戏谑让你从最严重的恐惧中走出来。但是，桑达克的作品也以最严肃的形式在最高层面上体现着那些恐惧；它们没有被摒弃，而是自始至终狂欢着、嬉闹着。

桑达克喜欢谈论那些在他们艺术中“隐藏”东西的艺术家，例如像舒伯特那样的作曲家。他以此为模范：以温和的形式隐藏某些巨大而庄严的事物。他把一位伟大艺术家的严肃性带进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渺小的、谦卑的，或者受限的形式中，并且在其中彻底地表达自己。他刚成为艺术家的那个年代，抽象的表现主义正领风骚，而他那古板的自然主义作品在艺术界会遭受嘲笑，但是在儿童书籍这个狭小的领域中，他的插图承载着他的野性、精神，以及才华。他在作品中“隐藏”了许多东西：愤怒、恐惧、死亡、抛弃、迷失、性、罪恶。他的主题是所有艺术共有的那些伟大而充满野心的主题，但是这些主题都被掩藏在一个充满野兽、帆船和毛发蓬松的狗的世界里。

幻想着在艺术中夹带自己的私货，这也许也与他在一个无法轻易接受同性恋的时代里身为同性恋者有关。他向父母隐藏了自己的性取向。他不让读者和评论家们知道这一点，隐瞒的时间之长似乎超过了必要的程度。他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编剧托尼·库什纳[4]——在《纽约时报》的一次访谈中鼓励他明确出柜，当时他已经八十岁了。访谈者问他是否有事情在访谈中从未说过，于是他说道：“有，那就是我是同性恋者。”桑达克临终前不久，一位年轻的访谈者问他是什么时候停止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自责，他回答从来没有；对某件耻辱的、秘密的，或者不为社会所认可的事情的意识一直伴随着作为艺术家的他，甚至在他出柜之后，甚至年过八旬。

在他起家的时候，儿童书籍几乎没什么声望。他开玩笑说，他去一个鸡尾酒派对，一个男人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一名儿童书籍的插画作者。”他回答道。然后，那男人转过头来看着他，说：“嗯，我想我妻子肯定喜欢和你聊天。”

甚至在《野兽国》出版后，他获得了那种通常只有电影明星才有的势不可挡的、改变人生的名声之后，他也没有休息或者不再疯狂地工作，或者觉得自己得到了欣赏。他仍然觉得自己工作其中的世界充满敌意，不能善解人意。

莫里斯一生当中，对那些不被理解、不被欣赏、不被赞颂的艺术家和作家有着某种特别的亲近感。他对济慈的故事有着极大的热情，还有梅尔维尔的、布莱克的，或者任何在他们自己的时代不被认可的人的故事。这种特别热情的身份认同，当然有几分反讽意味，因为很少有艺术家在自己的年代里能够像桑达克一样声名远播、受人爱戴，被人祝贺和颂扬。说他的工作不为人所知，并不确切。但是他意识到了默默无闻地死去这一经历中的某种东西：他也许感到名声卓著，但是从未真正见过。

在六十年代早期，莫里斯为一个做了他五十年伴侣的男人——尤金·格林博士——画了一幅水彩画；他给这幅画命名为《有吉恩[5]的风景》。风景是苍白的、淡淡的蓝绿色，那些植物茂盛而精致，非常柔和，就像你能从它们之中游弋而过。吉恩在躺椅上晒太阳，穿着一件有条纹的领尖带扣的衬衫、短裤，两条长腿优雅地弯曲着，深深地沉迷在一本书里面。这场景散发着温暖、感情，以及一种丰饶的静谧。

吉恩身材高大，一表人才，聪明固执，又非常博学，尤其在艺术上颇有造诣，身上有着一种让莫里斯——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特别崇拜的东西。他还是一个面对青少年的精神分析师。像莫里斯一样，他有着一个刻骨铭心的艰难童年——他的父亲因枪击而去世——也受修补早年创伤、愈合童年痛苦这一理念的驱使。

同样，很早的时候，莫里斯就为他素描了一幅肖像画——轮廓立体、不透明、些许不安，稍显凌乱，带有一种浪漫的男性光环，背后是一种秘密的不幸或者黑暗的过去。

在他们数十年关系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吉恩去城里上班，周末过来，所以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并不是一周中的每一天都是。在后二三十年里，吉恩常常和朋友们在夏天时去欧洲，莫里斯则待在家里。

莫里斯对领地意识有着特别的天分。当他最终把托尼·库什纳介绍给吉恩时，那是一桩大事；不同的世界混合纠缠在一起，对他来说不是轻而易举、自然而然的，他有着许多充满激情的友谊，都被他彻底区分独立，彼此毫不相干。

有一段时间，莫里斯迷上了纽约北部地区的一个修道院，那里的僧侣们养德国牧羊犬。他前去参观了很多年，还在附近买了一个农场。他有一个想法，他也许可以逃到那里去。他从来没有带吉恩去过那个农场。这是他有着不同领地的人生中的另一个领地。

不过，他们两个人的联系还是非常深层的。莫里斯在写给其他人的一封信的底部素描了一个卡通，预告着他的周末。一个微型的莫里斯坐在像盒子一样的房子里，凝视着窗外，那些树木在他身后卷曲，像袅袅炊烟，他抱怨自己无法工作。外面，赤膊的管理员弄坏了一个种植机，说他担心吉恩和莫里斯的反应，而吉恩，胡子拉碴，高举双手追着那三条狗，大声叫着它们的名字。在这里，家庭生活中让人分心的不安宁是甜美的；这卡通中随手而就的家庭生活小烦恼散发出了温柔。

医院里，莫里斯表现出一副坚强的样子，好让前来探望他的那几位非常亲近的朋友不要担心。他正在做理疗。他是非常好的病人——也许作为病人太好了，林恩这样认为，因为他逆来顺受从不抱怨，这一点可不像他。林恩支持他，但是他对医院生活的被动接受看起来似乎不是好兆头。

电话上，她会告诉朋友们有关他的进展，似乎他正在一点一点慢慢好起来。

假如有人曾经幻想有一个母亲可以永远为自己提供帮助，暗地里围绕着自己保护着自己、烘焙蛋糕、做饭、开车送你到各个地方、买衣服，施予一种无条件的且不苛刻的爱，那么林恩·卡波纳拉所做的工作相当好地逼近了那个角色。通常，这不是某种你付钱就能得到的东西，也不是一种你能买到的服务，不过假如你非常幸运或者在人类关系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才华，那么它就是某种你能够偶尔企及的东西。它也许是莫里斯那超凡脱俗、华丽万分的想象力的一个确实证明：他不仅创造了一个超级慈爱的母亲——《野兽国》中她和马克斯打完架后还给他留了热的晚餐——他还把林恩召唤进他自己充满生机和苦恼的生活里。

对林恩来说，她大半辈子都和莫里斯生活在一起，照顾他。在极少出现的林恩外出赴晚宴的时候，莫里斯对她说，假如她待在外面超过十一点他就会担忧，他就会生病，他的心脏就会跳得飞快，然后他就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实际上，假如她回家稍微迟一点，比如说，十一点二十分，她就会发现他很费劲地呼吸着。外人会说，他在操控她，但是她会说：“不，他真的生病了。假如我回来太晚，就会让他生病。”

莫里斯想要林恩为他做一些事情：假如他需要一个护士，那个人一定得是林恩；假如需要有人给他挑选几条不同尺寸的裤子，然后把他不需要的那几条送回商店、或者给他做一个三明治，那么这个人一定得是林恩。有时候，外人会指出这其中的非理性，但是在他心里，一定得是林恩。这种依赖是绝对的、无止境的，带有几分谄媚，又耗人心力；要求她给予的这种类似母亲的关爱在范围上是惊人的。这种需求的特殊品质和诱惑力，那些孩子非常小的母亲们能够看得出来，但是她们中绝大多数人做不到这点。

当林恩第一次从她自己家的房子里走到路上漫步过来的时候——那时她十一岁，有着一双美丽的深蓝色眼睛——她的哥哥，彼得，已经在莫里斯家里工作了，担任某种类似杂工和管理员的角色。他成了这个房子的一部分，正如所有人说的那样。一天，林恩帮忙除草。她的心思不定，事情做得一塌糊涂，于是莫里斯对她说，她应该总是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不管那工作是什么。

她有时候会过来照看他养的那几只小狗。它们待在外面的门廊里，莫里斯想要有人看着并照管它们。不管是莫里斯，一个儿童书籍的插图作者，还是吉恩，一个青少年精神分析师，都没有多少照顾小孩的实际经验，所以午餐时，她想吃什么他们就给什么。她会狼吞虎咽一些巧克力棒和Tab糖，然后下午晚些时候她就会感到很难受。

莫里斯和吉恩跟她谈些艺术和书籍的话题。她非常聪明，但是她开始觉得她好像不需要上学，这种感觉，莫里斯（他憎恶学校）感同身受。她高中辍学，不过她沉浸在这个家庭的文化中：她知道布莱克、梅尔维尔、朗格[6]、恩索尔[7]，以及莫扎特；她在那些随意的谈话中耳濡目染。

十六岁的时候，她的哥哥搬了出去，于是她母亲和哥哥决定她可以过来和莫里斯待在一起，住在工作室下面的地下室里。她从未离开过，除了她七年的婚姻期间，那时候她搬出去住进同属产权的另一幢房子，但是依然会过来，然后整个白天都在屋里工作，做饭并且和莫里斯一起吃晚饭。

甚至在她收养了尼克作儿子之后，她会带着他住进这幢房子，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到处碰翻东西。她是一个仆人也不是一个仆人。她和莫里斯会一起决定晚餐吃什么，该种什么样的树。她是这个家的一部分，虽然无法用庸常的诸如“女儿”、“母亲”、“朋友”、“情人”、“助手”或者“管家”之类的词汇定义她或者将其归类。当莫里斯在后期的访谈中被问及，她到底是他什么人，他会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我最忠诚的朋友。她为我牺牲了自己。”或者，“她是我生命中的那个女人”，或者“她容忍我糟糕的行为举止”。

在吉恩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那时候他因为生病，工作日不再去城里工作，林恩就为他们二人管理这幢房子，精心伺候他们，帮助化解他们的情绪，在他们发生冲突和误解时充当居中斡旋的角色。这一点，往小处说也绝非易事。无时不刻地照顾这些高于生活的、吹毛求疵的、有着戏剧表演天分的人物，对于林恩来说是否值得？从外面旁观者的特定角度上看，她似乎牺牲巨大，但是对她来说，这不是牺牲。她并没有腹诽或者愤恨。她喜欢从这个炫目的家庭中所获得的东西，毫无疑问，有她和儿子尼克，还有吉恩和莫里斯，一起坐在门廊里的桌子前吃饭，电视机喧闹着，几条狗蜷伏在地板上，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样子。

林恩谈到她所做的就是“摆平一切”。她还谈到，这样做是把该做的做了，好让莫里斯能够工作。他曾经说过，工作是“一直以来我唯一享受过的真正幸福。它很崇高……工作时，你性格中所有的缺陷、人性中所有的污点，或者不管其他什么折磨着你的东西，都会慢慢消散。”如果说莫里斯把工作视为他人生的重心，林恩也是这样做的。

实际上，她的摆平、规整，以及照管本身已经达到了艺术的水准。她说，假如莫里斯没有她，他也可能雇用别人去做她该做的事情，但是，他似乎不太可能会找到一个人，可以媲美她的照管能力、非凡的优雅，以及对优雅的领悟。

林恩能成为他极好的伴侣，部分原因是她不会尝试着拯救他或者使他开心，或者从个人层面上看待他的不幸。她尊重他的情绪；她帮助他与它们共存；她使他的生活模式得以可能，而不想去改变他，或者相信改变是可能的，或者私下里抱此希望。这种深刻的接纳，如果对方是情人，或者广而言之，是绝大多数人中的一员，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她意识到他就是在这些反复无常的状态下工作的，而工作正是他所看重的。

有时候，夜深了，在莫里斯工作室下面她自己的房间里，林恩会听到他吹口哨吹完一整部歌剧——他吹口哨很有才华——并且不停地跺脚，而她会不知不觉进入梦乡，心里知道第二天早晨会有某个杰作出现在他的画桌上。“醒来后走进他的房间看到桌子上某个美妙东西的感觉，”她说，“那就是魔力。”

说起话来一向滔滔不绝的乔纳森·温伯格[8]在医院里面很安静，在丹伯里在医院也不例外。他很伤心不知道该说什么。“可能看上去我才像是要死的那个人。”他说。莫里斯开玩笑说他想和那英俊的男护士睡觉，也许是为了让乔纳森振作起来或者以某种方式开口说，“我还在这儿！”

在某种意义上，乔纳森仿佛掉入了吉恩和莫里斯的生活，就像桑达克书中的一个角色那样，仿佛他或飞行或漂浮，坐着面团飞机或者帆船，在一个有着黄色月亮的美丽夜晚抵达；他们不是用通常的方法获得那个男孩的。

吉恩曾经是乔纳森母亲最好的朋友。母亲去世的时候，乔纳森就去与吉恩和莫里斯生活在一起，上大学后每年的夏天也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对他来说相当于父亲的角色。他们教他对待艺术要有一种崇敬和缜密。在乔纳森很小的时候，莫里斯送给他第一套水彩颜料。他教他画树。他给他画了一头狮子，乔纳森收藏着它，但是在上面泼洒了一些东西。

有一段时间，已经是画家和艺术史家的乔纳森生活在莫里斯购买的邻近住宅里面，后来，甚至当他搬到一个小时车程的纽黑文后，他和他的丈夫尼克在周日的晚上会买东西过来做晚餐。

假如吉恩和莫里斯能有一个亲生儿子，他很可能就像是十一岁的乔纳森那样——有趣、聪明、焦虑、有艺术天赋、迷人、温暖、敏感，同这个世界有几分格格不入——所以有趣的是，命运把他交付给了他们。

莫里斯曾说过，假如他有一个儿子，他会把他丢在A&P[9]，所以当他发现自己和乔纳森处于一种类似于父子关系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在访谈中，他总是暗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因为他不得不自私地把自己奉献给艺术，而他自身同时也需要专一的关注，不能让身边有孩子围着和他争宠。

他们之间有着复杂的亲密关系，多年以来，这种关系在他喜怒无常的情感世界里时有波动，不过莫里斯曾经在一封信中对乔纳森说，他就像是他的儿子。

在《野兽国》迅速走红之后，莫里斯碰到一位来自拉法叶高中的朋友。她是当初艺术班上坐在他边上的女孩。在他的高中年鉴页上——写着“你的那些欢快的画作让我们都很开心。有朝一日你会成为著名的艺术家。”——他潦草地为她写下：“祝一个漂亮的女孩好运多多。桑达克。”

此刻，她对他说：“出名了感觉怎么样？”

他说：“我还是要死的。”

莫里斯充满激情地固守着生活惯例。他喜欢每天吃同样的早餐——橘子酱、英式松饼、茶——时间是九点到十一点，接着他工作，然后换衣服遛狗，再然后吃午饭，接着再工作，然后是晚餐和蛋糕，再然后从晚上大约十点到凌晨两点，更多的工作。日子就是为工作而创造的一个甲壳。在一封写给明妮·凯恩——同他热情通信数十年的一个读者——的信中，他曾经说，生活是美好的，当他工作或者做好工作准备的时候。

在这里没有说出的是，生活是不幸福的，当他不工作的时候。就像他母亲和哥哥一样，莫里斯一向饱受抑郁症的纠缠。那些黑暗的情绪会降临，而他会通过工作将它们击退，或者当他不能工作的时候，想着工作。别的不论，工作是一个情绪稳定器。它让他继续前行；它引诱着、哄骗着他重回生活。

假如莫里斯感到抑郁，林恩会叫他换衣服带上狗出去散散步。他会说，他不想换衣服，然后她就哄着他去换。有一天，埃尔达——其中一条狗——感到了他的情绪，所以不愿意靠近他，这让他陷入更加抑郁的状态。

桑达克经常把他的那些书说成一个“战场”或者“一些战役”。在工作室的时间里，坐在画桌上夹着的那个廉价的白色台灯下，他在战斗。创作儿童书籍并不是美好而文明的事业；它充满暴力、血腥。他在防护或者保卫自己。

“我彻底疯了，我知道，”他曾经这样说，“我这么说不是自作聪明，而是我知道那正是我作品之所以好的真正核心。”这种疯狂体现在作品中。那种黑暗是极其重要的；他称之为“那些阴影”。那些阴影出现在插图画中。没有了它们，就只剩下了魅力。

那些和他亲近的人，有时候会在他的声音中听出极端的抑郁状态；他对这种临界状态相当熟悉。他把那些已经麻木的抑郁时刻偷偷塞进《格里格里砰！》（Higglety Pigglety Pop!）——“那狮子说，‘请吃掉我。生命中没有更多的东西了。’”——还塞进了《致我的兄弟》（My Brother’s Book）——“在五年漫长的时光里，他躺着，意志如此消沉/直至树皮封上他活着的树干/光秃的藤蔓缠绕着他发光的脑袋/问一问那棵野莓树/他在生活吗？他死了吗？”

莫里斯在七十年代中期给乔纳森写过一封信，谈到自己在旧金山陷入抑郁的事情。他正在忙于一本书的工作，他认为那本书可能是他最好的作品。这一点对他的情绪至关重要。他谈论那本书，仿佛它已经来到世间救赎。他知道，艺术拯救你的想法是陈词滥调，但是，就事论事，这次确实是真的。他会因为这本书成功的。

这似乎并没有言过其实：那些书、绘本，以及歌剧的背景前来拯救他。或者他梦想着并努力着自救。

莫里斯住院期间，林恩对乔纳森说，莫里斯回家后他要多去看看。乔纳森同意，他每周会去一次，也许会过夜，帮助他恢复。

林恩告诉莫里斯，为了照顾他平衡感的失去，他们已经把房子里的浴室重新改造了，但是他没有兴趣。他不谈论回家的事。

六十年代的时候，他对死亡的预告变得非常具体；他对死亡那变动不居的恐怖，本身依附在一些具体的失落上面。他开始把那些亲近之人的死亡和疾病融入到他的艺术中。

1967年，桑达克的那条白色的西里汉梗——詹妮——生病了，这让他情绪低落。他后来说，詹妮是他一生挚爱，这多半是玩笑话，但也不全是。在他写给朋友简·沃尔的那封凄凉的、哀嚎般的信中，这种真情实感显露无疑。他写道，他待在家里陪着詹妮，因为离开她他很紧张，他不断地查看她是否还有呼吸。他说，他扑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毁灭无处不在，并被放大。一些毛虫侵袭了一棵藤蔓，当他用杀虫剂喷洒它们的时候，它们在地上颤抖着、扭曲着，仿佛有蚂蚁啃噬着它们。他感到，死亡无处不在，而他拙于生命。他心中充满了自卑，以至于他不明白简如何能够忍受他。

莫里斯对詹妮每况愈下的身体的恐慌，弥漫在他正在进行的那本书《格里格里砰！或生活中一定还有别的什么》（Higglety Pigglety Pop! or There Must Be More to Life）中。隐藏在后面的还有他对母亲癌症的恐慌，尽管他说为那条狗的死之将近而担忧，较之于为母亲担忧，要更加容易些，因为后者太过沉重太消耗精力。黑暗威胁着要吞噬他，而他努力用画笔来穿过它。他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他在写给简·沃尔的另一封信中谈到了此书。他写道，整个写作过程是如何折磨人，他已不堪其累。他的写作领着他穿过一种黑暗，让他确信不疑的既有自己的艺术，也有那巨大的、无法掌控的痛苦。他叫简不要担心他，他的痛苦是为了创造力而付出的合理代价。即使那本书不成功，它也将是值得的。这封信把莫里斯内心的确定性和真情实感出色地混合在一起，既是一种痛心也是一种胜利。

这本书本身痛苦贯穿始终；死亡的恐怖就像一头跳舞的熊得到了驯服，它在表演。

那些插画由细致的线图和复杂的交叉影线构成，召唤着另一个世纪。它们被描绘得如此精巧，几近于蚀刻版画。他仔细摹写了一张詹妮的照片，把她那蓬松的面颊勾勒得不差分毫。对着一个照光盒进行某种创造性的、转化型的描摹，是他工作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个故事按照一个梦的逻辑：一条狗离开她的主人，即使她什么也不缺；她吃下了量多得令人诧异的食物，遇见各种各样的动物，最后成为宝宝的新保姆。宝宝的父母已经神秘地离开了家，楼下的一头狮子把之前的几个保姆都吞食了，因为她们无法让宝宝吃东西。詹妮救了宝宝，尽管她的脑袋先被那头狮子含在了嘴里，最后她成为了“彼岸城堡”里“鹅妈妈世界剧院”的明星。她给主人写了一封信，说：“哈，正如你很可能注意到的，我永远离开了……我无法告诉你我是怎样到达‘彼岸城堡’的，因为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假如你奔着这里来，找我。詹妮。”

一路上，这个怪异的、异想天开的故事传递出一种非常强烈的悲凉，到了几近于放弃的程度。拿詹妮与灰树的对话为例：詹妮想知道，为什么灰树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却一直在抱怨。灰树哭着说：“鸟都飞走了，我的叶子都死了，而我很快将一无所有，只剩下空虚冰冷的长夜。”

但是故事及时收手，不再继续挑逗下去。黑暗在边界的地方若隐若现，阴郁被不断战胜，但是它被战胜的方式是那么的辉煌、那么的时髦，以至于人们会觉得最终给人带来了安慰。

那些画作柔和的笔风也对文本中一些比较令人恐慌的部分起到了缓和作用。

交叉影线几乎复制了那条狗的蓬松；绘画中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这给人以安慰。没有直线或者直角；一切都是暗色彩，温和。这些插图中有一种美好，应和着文字中的荒凉和犹疑。

莫里斯在这期间感到的痛苦，都转化到对戏剧《格里格里砰！》机敏、滑稽、揶揄的制作中。庄严而优雅的插画与愚蠢的场景产生碰撞：“那头戴着高顶礼帽、身份是医生的猪，把药丸倾泻在詹妮的身上，詹妮躺在地板上。猫进来了，说狮子自由了，于是猪跳出了窗户，然后狮子来到台上说，‘格里格里’和‘格里格里’，接着詹妮扔给他一个拖把。”

把死后生活视作一个押韵的荒诞主义戏剧——剧中那条狗作为舞台上著名的明星，会吃意大利香肠——这一想法，是一个只有桑达克才能梦想到的伟大而宽宏的笑话。在《格里格里砰！》中，存在着一种促进复原的、完全自成一格的魅力。但是，这本书没有去掉莫里斯在别处所称的“那些阴影”。

在这本书的一个早期草稿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挣扎着应付失落的痕迹。这个早期的版本是以一个更加乐观的调子结束的，少了很多崇高与神秘。詹妮的主人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关于它[10]的报道，并承诺会去参观。这份草稿中的失落不是真正的失落——它太容易恢复了；“彼岸城堡”的那份神秘、不可企及性，在这个版本中被消解了。不过，莫里斯开始在后面的几版草稿中慢慢削减结尾部分，直至最终完全删掉它，并用铅笔潦草地注明，他应该删掉它，因为它太坚实、太世俗。他想要让结尾吊足读者的胃口，让他们不知所措。

在早几版的草稿里，结尾数页的绘图也更美好些：所有的角色爬到一头狮子身上一起骑走，就像它们在桑达克的《坚果壳图书馆》（“Nutshell Library”）系列的小故事《皮埃尔》（Pierre）中所做的那样。结尾更加整洁、漂亮、温暖；困难得以解除、掩盖，很可爱。

但是，当桑达克完成绘画的时候，结尾变得锋利了许多，也更加意味深长。在最终的版本中，我们只能看到猫抓住狮子的尾巴。狮子的其余部分在窗外，离开了舞台，看不见。那种荒诞继续保留，根本不顾虑是否会引起孩子们的不安。那种喜庆的黑暗，生气勃勃但令人困惑的嬉戏，未加粉饰。在这一版本的绘画中，没有解决方案，只有难以抑制的神秘。

托尼·库什纳这样描述这本书的结尾：“砰！停！得！切！终。即使塞缪尔·贝克特也无法做到更加言简意赅了。”

托尼来丹伯里医院看他。他带来歌剧《中国女人》（Le Cinesi）放给他听。格鲁克[11]当初是为了特蕾莎女王全家创作的。莫里斯爱听它。他对护士们说，他想要穿成阿玛莉亚公主殿下的样子，她是特蕾莎的一个女儿。

莫里斯对歌剧非常迷恋。他数十年如一日为《魔笛》（The Magic Flute）、《汉泽尔与格蕾太尔》[12]和《布伦迪巴》[13]这些大型歌剧制作巨大的背景幕。深深吸引他的是那宏大的规模、特大的型号，还有夸张和英勇；让他如痴如醉的是持续不断的强烈情绪和丰富感情，还有其中的放纵、奢靡，以及过多性。

他喜欢格鲁克，托尼很高兴。在他看来，莫里斯通常情况下都是情绪高涨的。他在进行物理治疗。托尼觉得，这只是一段插曲，就像他之前经历过的那些一样，他肯定会好起来，然后回家继续绘画。

莫里斯离开家去医院时，有一些东西留在了工作室：一张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原型的照片，那时候她年老一些，在整个拍照的过程中显得更加阴郁；几个三十年代的米老鼠；一颗正宗的犹太星，上面刻着“犹大”字样[14]；一张厄苏拉·诺德斯特姆[15]的四十年代风格的漂亮照片，厄苏拉是他的首位编辑（她看着《野兽国》的第一稿——上面没有成功地画出一些马来——尖刻地评论道：“莫里斯，你能画什么？”“动物。”他说。“动物！”）；一件披在椅背上的红色羊毛衫；一张他孩童时照的深褐色照片，是一位摄影师在街道上拍的，这让他母亲很恼火，因为她还要为此付钱。

林恩提出把桑达克的狗赫尔曼带到丹伯里医院来看他。她想她可以搞定这件事。医院非常清楚莫里斯是何等人物。但是，他拒绝了。他不想见到那条狗。这时候，她明白他回不去家了。

莫里斯心里一直怀揣着自己也许会突然死亡这一想法，但是，是他三十九岁时的心脏病让这些迷雾般的恐惧有了具体的模样。后来，独自一人的时候他会感到很不安；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而自己无法到达医院。几十年来，他的身体状况相当不错，他的心跳规律，没有发生过意外，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大难临头的感觉，例如摔倒、突然垮掉、心脏病、被送进急诊室抢救等等。他在五十岁生日这天写信给明妮·凯恩，说他很自豪自己五十岁了，他没有想到三十九岁得了心脏病之后还能活到如此高龄。

他在日志中描述了这次经历的决定性意义：他说他厌恶五月，因为他的心脏病就发生在这个月。他说，他生下来就有心脏病。他描述死亡时，仿佛它是一个等候着他的朋友。

莫里斯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正忙得不可开交。他当时在英国的乡下，为《野兽国》进行公开宣传。那是1967年的五月。他正在为英国广播公司录制一期电视节目，录到一半时他突然感到胸腔里一阵疼痛辐射开。他说不出话来，只得离开了演播室，但是因为这里是英格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给他一杯威士忌。他回到宾馆房间里休息，然后在日志中写道，他认为自己快要死了。

半夜时分，他使劲地敲响编辑朱迪·泰勒房间的门，接着被送进位于泰恩河畔盖茨黑德市的伊丽莎白女王医院，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医院员工对他宠爱有加，十分纵容。朱迪送给他一个填充玩具鼠，他起名叫朱迪。

在这场磨难的中段，吉恩飞过来陪着他。当莫里斯好一些之后，他们把他转移到伦敦一家护理院康复了数周时间。在那里，他读完了劳拉·英格斯·怀德[16]所有的《草原上的小木屋》系列书，这些书让他感到安心：“她平静而清晰地描述了过普通生活所必须的勇气。她不关注那些幻想中的英雄事迹，只关注倒下和爬起，生病和康复。重要的是，她说，是继续下去。在锲而不舍中，你将会发现胜利。这就是我要找寻的，就是我在她的书中所找到的。我想要学会如何在逆境中表现得让人钦佩。”他给他的朋友芭芭拉·迪克斯写了一张卡片，说在医院里他一直准备让自己的脑袋开花。吉恩在边上潦草地补充道：“或者我的。”

经过了几个月的不稳定期，他恢复了健康，然后他给明妮·凯恩写了封极不普通的信，后者刚刚经历了一次亲人离去。他说，他现在可以真正感同身受她的悲伤，在他自己刚刚九死一生之后。他请求她让自己陪着她一起伤悲。他和她一起感受。他说，只要一起承受，他们就会经历一个“恐怖的强化”。之后他们会渡过一切难关。

正如发生的那样，心脏病发作之后的那些年，他的确经历了一个“恐怖的强化”。它们很痛苦，但是在创造性上成果颇丰；他驯服了一波又一波的悲伤和恐惧，把它们转化在书页上。母亲去世了。父亲臣服于终将杀死他的癌症。詹妮死了。他把这一切一股脑地倾注在《夜晚的厨房》（In the Night Kitchen）的那些纵情的嬉闹中。他写信给明妮·凯恩，说这将是他最好的书之一。

从跨世纪漫画家温瑟·麦凯[17]身上以及童年时期“米老鼠”系列电影中，桑达克看到了熠熠生辉的狂热能量，在此基础上他幻想出一个夜间的生动场景，主角是一个名字叫米奇的男孩，他从床上摔下来，衣服也没穿，穿过屋子，从睡梦中（或者也许正在做爱）的爸爸和妈妈身边走过，然后进入一个超现实的厨房，在那里，三个胖面包师试着把他烤进一个蛋糕里。

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巨大的厨房，有着摩天大楼般的橙汁盒、果酱瓶，以及高楼一般的蛋糕粉和开瓶器，头顶是美丽的深蓝色天空。这座城市——不知为何更像是布鲁克林而不是曼哈顿，高架列车、低矮建筑物，不宏伟、不光芒四射，也不现代，而是平凡、肮脏、破破烂烂——充满着怀旧色彩，一切事物中都有着一种令人舒适的、老式的情怀，标签上的文字、玻璃牛奶瓶，都属于过去。这个世界在胖乎乎的黄色月亮下，闪烁着、迷失着、孤寂着，神秘难解。他深深地沉浸在那梦幻景象中：詹妮以及母亲的去世，父亲最终的衰亡，他的心脏病。

在那充满野性的美丽的夜间厨房，有一个面粉袋作为地标，上面写着1953，詹妮；1967，长岛海湾海岸，那里是吉恩在詹妮的癌症恶化之后带她前往并最终埋葬她的地方，当时他们在火烧岛。还有一个起酥油的袋子，上面写着基林沃思，康涅狄格州，这是詹妮的出生地；一辆高架列车穿过詹妮大街，米奇遗落在他房间的那个闹钟正面写着小字：詹妮。

在莫里斯无休无止地创作插画——他制作了四本仿制书，它们是原作的实体模型，还有在灯盒的描图纸上创作的数不清的绘画，这是他细腻、精湛技艺的一部分——的时候，他行将就木的父亲，搬进了他位于第九大街的公寓。父亲睡在他工作室里的一张床上。

在书桌上，他画了一个巨大的西红柿罐头，上面的标签是菲利普的最佳。在同一页的另一张图里，有一个罐头——大部分都看不清了——上面的标签是莎蒂的最佳。这本书本身就是献给他父母亲的：“献给莎蒂和菲利普”，献词的旁边是米奇坐在他的面团飞机里盘旋着。

同时，他还在书中画进了一些私事，描述他自己与死神的擦肩而过。有一个起酥油袋子，上面的标签是Q.E.盖茨黑德，是他在英格兰时住的医院。还有发酵粉，标着“凤凰发酵粉”，这个标签捕捉到了他康复的数月期间那浴火重生的精神。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当时桑达克年近八旬——比尔·莫耶斯[18]问他：“你迷恋死亡吗？”

莫里斯·桑达克：有一点。它是那么令人好奇。

比尔·莫耶斯：怎么说？

莫里斯·桑达克：它是一个完整的冒险。

在《夜晚的厨房》中，在群星闪烁的天空下，有一面淡紫色的旗子在远处的一个瓶子上面迎风飘摆，上面写着“冠军”。这里用玩笑的方式暗指了当时在盖茨黑德时的一个护士，她在他康复期间努力恢复知觉的时候，称呼他是一名“冠军”。当时他感到自己正拉着一根绳子，从一口井中爬出来，然后听到了她用英式口音呼喊他“冠军”。这痛苦的记忆出现在这面旗子上，交织在一起，透着神秘的意味。即使你不知道这个暗指，也能发现到处弥漫着安静的胜利气氛。

莫耶斯：你会想到大屠杀吗？

桑达克：当然，当我玩斯托普球而晚饭迟到的时候，我父母经常对我说：“你的堂兄利奥不玩球。他在一个集中营里。他死了。”我毫无羞耻地玩得开心，而他们在炉子里被煮熟。

在《夜晚的厨房》里，桑达克利用了儿童在炉子里被煮熟这一意象，并把它变成自己的。那些胖面包师——介乎吓人和滑稽令人兴奋的边缘上——把米奇塞进一个馅饼，再放进炉子，直到他“砰”地一声蹦出来救了自己。他把面团揉成一个飞机，然后飞到一个巨大的牛奶瓶上面。他裸着身体跳进瓶中，出来时浑身是牛奶，在紫色的黎明中发出像公鸡一样“喔喔”的叫鸣声。炉子中儿童的意象被移花接木成一个有趣的画面。

《夜晚的厨房》中出现的宏伟场面，展示了儿童的脆弱性。通过夸张、变形和放大体现了一种超验的景象。让这本书纯粹的乐趣得以提升的，是那些灾难的阴影、隐秘而熟悉的黑暗，以及暗流涌动的忧郁；甚至那些色彩，还有饱满的天鹅绒般的蓝色夜晚，都加深了喜剧效果。米奇用一个蛋糕，化解了各种障碍和敌人，躲避并战胜了死亡。幸存是乐趣，带有崇高的战栗和深藏的敬畏，这本书的尊严与高贵正是来源于此。

在这本书较早的那些草稿中，残酷的元素要稍微明显一些。一张黄色便签纸上写着一些文字，其中有一个地方提到，那些面包师唱着歌，欢庆他的头部受了致命伤，但是在随后的几版草稿中，唱歌部分被删除了，黑暗得到了管理和控制。

假如你仔细观看米奇的表情——在他那面团揉捏成的微型飞机里，在巨大的牛奶瓶顶端，在整个神奇的场景上方，他头上还戴着锡量杯——你可以发现他不开心，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气馁畏缩。胜利之余，他思考着这世界上那些恐怖的、或者让人难受、或者令人沮丧的事情。

莫耶斯：现在是否是你为人生做好某种准备的时刻？……毕竟你永远也不会死，莫里斯·桑达克。我非常严肃……我们绝大多数人能活多久，取决于我们的孙子和外孙们能记得我们多久。但是你永远不会死。

桑达克：听好了，我有消息要告诉你。我会翘辫子的。

莫里斯毫不掩饰地厌恶许多事情，这其中就有各种医院。他几乎无法让自己去探望那些非常亲近的人，他是那么厌恶医院，以至于林恩感到很吃惊，他此刻居然不再对医院有任何抱怨了，特别是对医院的食物也不抱怨。他现在的规定饮食是加浓的流质食物，但是他会多要一些蔓越莓糊，或者他们提供的不管什么。

在家里的时候，他爱吃的是蛋糕。他吃过的蛋糕数量惊人，年轻一些的时候，尤其喜爱巧克力蛋糕。当吉恩还在城里工作的时候，他周末过来时会从西村的那些极好的面包店里带来一盒盒蛋糕。莫里斯尤其喜爱“Jon Vie”的七层蛋糕。林恩会给他做大理石蛋糕、磅蛋糕、柠檬蛋糕；她掌握了他母亲制作海绵蛋糕、香蕉蛋糕，以及香草蛋糕的方法，所以她也会制作它们。孩提时的那些慰藉之物，依然最为重要。

莫里斯从病床上伸出手握住林恩的手。“我爱你。”她说。“我也爱你。”

“请别走。我们要吃掉你，我们太爱你了！”那些野兽对马克斯说，这是桑达克最不朽的文字之一。这里的爱会恐吓人、吞噬人，让人兴奋；它极易识别——甚至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并摧毁一切、充满诱惑。它是我们对强烈情感中精神错乱般的暴力所拥有的最纯粹的表达方式。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曾经写道，母亲必须抗拒向她的孩子示爱或者将其吃掉，这一点容易产生共鸣，因为一些种类的爱是那么凶猛和紧迫，它让你觉得你仿佛想要咬一口或吃掉或者吞噬那个爱的对象。

莫里斯说过，他是成年后在某人去世后的七日服丧期间，有了《野兽国》的灵感，当时他和哥哥姐姐在一起。他们闲坐着，笑话那些来自欧洲的亲戚。亲戚们不会讲英语。他们的牙齿很黄。他们会抓住孩子们的脸颊。他们仿佛会吞下莫里斯和他的哥哥姐姐，还有屋子里所有其他的东西。那些野兽们就是犹太亲戚们。

实际上，桑达克的书里面充满了也许会吃掉你的野兽，通常是狮子。在《格里格里砰！》中有一头狮子，带着威严而神秘的恐吓表情，它把詹妮的脑袋含在嘴里；在“坚果壳图书馆”系列里有一头狮子，它吞下了皮埃尔，然后，在被一位医生用一把折叠椅击打头部又上下摇晃之后，他又被吐回到地板上；在《致我的兄弟》中有一头熊，它咬了哥哥并杀死了他。被一头动物吞噬的想法是死亡的代码——它取决于桑达克所处的人生阶段，要么很容易被逆转，要么无法逆转。他在这里玩弄着最原始的恐惧——被野兽吞下去，儿童的恐惧——但是它同时也是被消耗、被毁灭的恐惧；那是成人在最严肃、最恐怖的层面上，担心自身的丧失。你能和另外一个人非常亲近，而不被消耗吗？

他喜欢说，当他姐姐送给他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咬了它。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宇宙有着感官上的担忧，以及他为什么在物质层面上吞食人物和场所；他对待事物，比绝大多数人更加注重感官——他拥抱他的朋友们，抓他们的鼻子，亲吻他们的嘴唇。

在《野兽国》中有一个时刻，马克斯待在野兽中间感到孤独——在他的帐篷里、在浓郁的橙色黄昏中——他想要回到那个有某个人爱他超过一切的地方。对马克斯来说，“某个人”就是他母亲，她给他做好了热的晚餐，还有一大块夹心蛋糕。她是文学作品中那些让人安心的伟大母亲之一，但是对于莫里斯来说，那个人绝不是他的母亲。人们爱他超过一切吗？他贪婪地、如饥似渴地想知道他们的确这样。

林恩做了苹果脆，带到医院给莫里斯，因为它足够软，他可以吃。

莫里斯属于那种令人困惑的人，一方面需要异常多的独处时光，另一方面又需要异常多的关注。他工作时需要独自一人——或者说不是独自一人，而是不受干扰、没有妨碍、没有牵挂，最好是有人能四肢舒展地在房间里读书，或者看电视，或者放松地瞎忙。但是他也需要异常多的焦点式关注。他的交往持续不断、不流于表面；他充满诱惑力，因为他的故事、极端的趣味，以及超乎寻常的真正的移情能力。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些的人们，陶醉在他的身边，围着《野兽国》的缔造者，沉浸在那些穿着睡衣的古老夜晚，那时他们蜷缩在母亲的身边。他不喜欢他的朋友们有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男朋友在身边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喜欢无拘无束的情感，成为一切事物的中心；他喜欢表演，去维系爱。

莫里斯对他人的一个显著影响是，他们想要为他做事情。他培育了某种无能的状态：他开车极其糟糕，所以人们会开车送他到各种地方，或者他不能够一个人待着，所以人们会陪着他。但是，最重要的是，人们就是想为他做事情——例如，挖地三尺地帮他找他想要的罕见的书、画，或者物件。比他的名声更加深刻的某种东西，让人们心甘情愿去照看他，某种本质的东西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奉献精神。尤其是女性们想要照顾他。她们全身心地扑向他，想着要嫁给他，带馅饼给他。

有一天，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疯狂女人来到他家，赤裸着身体坐在门前草坪上。他叫来警察，警察说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因为她并没有真正伤害到任何人。最后，莫里斯说他会开门出去和她谈谈。林恩和吉恩认为他发疯了，但是，他还是走了出去并和她散了一会步。她告诉他，想要他在下一本书里面加入一个法国圆号，他照办了。他在《在那遥远的地方》（Outside Over There）里画了艾达吹法国圆号的样子。

在医院里，莫里斯喜欢让人大声朗读亨利·詹姆斯[19]的作品。朗读的人经常会在那些弯弯绕绕的长句面前磕绊，然后他们会一起大笑。为什么非得是亨利·詹姆斯？莫里斯在几个月前的一次访谈中曾经说过：“我要读尽可能多的亨利·詹姆斯，直到塞不下为止。他真是太折磨人。”

在由斯派克·琼斯和兰斯·邦斯制作的有关桑达克生平的纪录片《告诉他们你想要的一切》（Tell Them Anything You Want: A Portrait of Maurice Sendak）中，影片摄制组沿着白雪覆盖的道路，一路往上来到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房子。他们走出汽车。“您对年轻人们有什么忠告吗？”他们问，摄影机转动着。“尽快地离开此生！”桑达克大声喊叫，颤抖着，或者假装要颤抖。“出去！出去！”他开着玩笑，但是他的声音有几分恐怖或者刺耳。在影片中，这一时刻令人震惊，因为让人觉得失去了控制，仿佛一个真实的野兽已经暂时被释放出来，映衬着康涅狄格州石板色的天空，还有那些叶子落尽的树。

绝大多数成人都做不到那样的突然爆发，因为他们都太拘谨了；他们无法让这样的原始表达展露人前；他们的释放高度，达不到桑达克释放的水平。

或者说，也许他离那种痛苦更近，较之于绝大多数人，他对深层次的自我有着更加直接的感知。

桑达克一直就是一个本色的表演者、伟大的讲故事之人、魅力超凡的谈话者，以及非常多产的魅惑者。总是会有一些令人震惊的爆发——例如一个他的听众不相信他会讲的故事——但是它们受到了精心的调控，极其滑稽好笑。他的吸引力部分来自他极端过分的举止，还有他粗暴无礼的态度，以及经过巧妙设计，欣然说出的本不应该说出的东西。当他在白宫接受国家艺术奖章的时候，比尔·克林顿对他说，自己孩提时代总是想象长大后穿着有铜纽扣的长外套。桑达克说：“噢，总统先生，你只剩下一年任期了。你有大把的时间去追求成为看门人的梦想。”

人们意识到，桑达克在为自己制造一个人格面具，其精心程度不亚于他在作品中所描绘的任何线图。他在创造一个桑达克角色：聪明、阴暗、令人震惊，他会让人感兴趣、激起钦佩之情，引出深沉的爱和忠诚，让人们以一种罕见的方式依附迷恋他。

在访谈和对话中，当莫里斯展示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事实时，他都是用不同程度的戏谑态度接受它们的。绝大多数时候，它们消融在他那尖酸刻薄的人格面具之后，满是黑色幽默的味道，被牢牢控制，机智而不幼稚。但是，在他后期的那些访谈中，偶尔有一种未加管控的哀鸣和悲伤透露出来，让人隐隐觉得话里的一些苗头。2011年9月，在和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特里·格罗斯所做的一期访谈中，他谈到了两位刚刚去世的朋友：“当他们死了，他们就离开了我的生活。他们永远离去了。空白。空白。空白。”在那个纪录片中，当回忆起一段痛苦的童年经历时，他说：“我不能哭。我不能谈论它。”这种真情流露震撼人心，那是尖锐凸起的愤怒或者痛苦在闪现。观看这些片段让人着迷，因为它们未加处理，原封不动地展现了一个有着高超管控能力的知识分子的真实的一面。在那一瞬间，只有绝望。

2012年3月，托尼·库什纳的父亲去世了。他在家中逝世，爱他的人都围在身边，很是安宁。当托尼在电话中和莫里斯谈到这些的时候，莫里斯开始哭泣；他哭得不能自已，以至于托尼问他为什么如此的不安：他不安是有道理的——他好朋友的父亲刚刚去世——但是为什么会那么的不安？莫里斯说，因为他的死是那么的“得体”。他是不是认为自己不得体？是否觉得这种得体性是他无法获得的？

在冬天里所做的那些最后访谈中，桑达克总体看来似乎是在制造一个与宇宙和平相处的老人形象。他最亲近的那些朋友们听到他和特里·格罗斯的访谈后，心里嘀咕，那个人是谁？佛陀式的接纳一切的高贵姿态，看上去明显不是莫里斯的路数，尽管正如托尼所说，他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在那次访谈中，他说了如下的话，诸如“我不害怕死亡”，以及“你知道，随着年岁渐长，我逐渐领悟出某些东西——我爱这个世界。就在我们说话这一刻，我坐在工作室里看向窗外，我看到了我的那些树木，那些美丽的、美丽的枫树。”还有，“哦，上帝，这个世界拥有如此多的美丽事物，而我死后将不得不离开它，但是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

那个冬天，他还是会爆发出一些牢骚、野蛮和粗鲁无理。“看看大自然，”他在另外一个访谈中说，“多么美丽，当她不他妈的发神经并杀光你所有的树的时候。”

托尼记得有一次和他一起散步。莫里斯正忙于告诉他，他已经不再在意自己的名声、别人怎么想他，以及自己是否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了；所有这一切对他来说，不再重要了。都是虚荣，他心如止水，开始爱那些树木并关心起之前忽视的那些事物。就在那时，一辆车停在他们边上。一位邻居摇下车窗，开始说起她如何在电视上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儿书作家”：吉姆·汉森[20]。莫里斯听到“小孩儿书作家”这个词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于是开始骂骂咧咧地痛斥汉森，他觉得汉森剽窃了他的一些想法。所以，他还是没有彻底放弃俗世的名声。库什纳曾经把他的愤怒描述为“像龙的呼吸般灼热”，现在那份火热依然存在。

在一月份的一个电视访谈中，地点在桑达克的起居室，斯蒂芬·科尔伯特[21]想要纠缠和逗弄他，但是桑达克，手杖靠在椅子的边上，还是那个超级顽皮的自己。“你喜欢他们吗？”科尔伯特问，指的是那些孩子们。“我对他们的喜爱就像我对成人的一样稀少和罕见，尽管也许喜欢他们稍微多一点，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成年人。”科尔伯特迅速翻阅着《野兽国》。“喧闹是性吗？”“是的……你母亲在尖叫。你父亲说‘闭嘴’。”当科尔伯特问到《夜晚的厨房》里那个男孩的裸体问题，桑达克说道：“你难道从来没有梦到过自己一丝不挂？”科尔伯特说从没有，桑达克冷冷地说：“你是一个想象力匮乏的人。”在那次访谈的后段，桑达克开始歌唱《记得珍珠港》（Remember Pearl Harbor）。你可以看到科尔伯特眼中的尊敬。这个八十三岁的儿童书作家一直比他更有趣。

哪一个更加接近他最后几个月的真实情绪，是科尔伯特访谈中的狡诈的黑色幽默，还是特里·格罗斯访谈中的高贵的长者风范？无论认为哪一个访谈探测到了隐秘的深处，都是荒唐的，但是两者都揭示了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一窥这位八十三岁老人一生不断演化的态度、不断闪光的魅力，发现他依然雄辩得让人发狂，依然斗志昂扬。

2006年，莫里斯为《糊涂的阿尔蒂》（Bumble-Ardy）一书挖掘出一个老的想法，并开始忙碌起来，这时候吉恩在家里因为肺癌快要死了。他们在餐厅里摆了一张床。吉恩有四个护士和林恩来照顾。莫里斯想要插手，但是吉恩绝大多数时候希望林恩来做护理工作，这样莫里斯就可以有越来越多的时间逃避到他的画桌那里。“我创作《糊涂的阿尔蒂》，是为了救我自己，”他说，“我不想和他一起死。”

桑达克绘画时，他心中所扮演的艺术家是詹姆斯·恩索尔，这位十九世纪的比利时画家那阴郁无常的画布上充满了骷髅，有些是在节日庆典上，有些是在疯狂的、多彩的、混乱的、恐怖的假面舞会上。它们让人感觉，假如梵高做噩梦参加一个派对，会发生的事情大抵如此。莫里斯喜欢那种情绪。

莫里斯把艺术影响力视作一种积极的过程。他在很多计划中都会选出一个艺术家来借鉴。正如他所说：“缪斯不会前来拜访，所以你要出门觅其踪迹，希望某种东西会抓住你。我从哪儿偷取？”正如乔纳森所说：“他有一种整个生吞某个艺术家的方法，但是创作出来的东西完全是他自己的，确定无疑属于桑达克的画作。”他为创作《糊涂的阿尔蒂》而整个生吞的艺术家是恩索尔。

《糊涂的阿尔蒂》是一头猪的故事，他的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从来不被允许有生日派对，他和姑妈艾德琳一起生活，她很爱他。在她工作的时候，他为小猪们精心组织了一个化妆派对。“《糊涂的阿尔蒂》结合了那种最深刻的痛苦以及进入自身的那种美妙感情，它花了很长时间。”他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访谈中这样对特里·格罗斯说。

糊涂的阿尔蒂费力筹办的隐秘派对非常壮观。戴上面具的小猪们乱冲乱撞，充满了野性；这里有着一种令人不安的分裂：一方面是微笑着的面具，另一方面是凝视着的严肃眼睛。

在那些欢庆活动中，有一种华美的、让人心神不宁的特征：狂热的庆祝、奇怪的艳丽，有铃鼓，身上覆盖着星星的小猪，背景非常黑暗，几乎是紫色的。那氛围让人感到庆祝是被强迫的，暗地里是蠢蠢欲动的骚乱。那些绘画中有着一种巨大的压力。在绝大多数的图片中，都有一只猪穿着骷髅服，吹着喇叭，或者伸手去拿一个纸托蛋糕。

最后，艾德琳回到家中怒不可遏，她拿着一把刀把那些小猪赶了出去，威胁着要把他们变成火腿。她说：“好了，机灵鬼，你已经开过派对了！但是，下不为例！”阿尔蒂含着眼泪说：“我保证！我发誓！我将永远也不会变成十岁！”在下一页，关系得到了修复，但是这句神秘的话语让人觉得仿佛是真正的结局：阿尔蒂会拒绝长大、拒绝前行吗？阿尔蒂会就这样放弃吗？阿尔蒂会死吗？

后来，莫里斯这样对戴夫·艾格斯[22]描述《糊涂的阿尔蒂》，“这很显然是一个痴呆症患者的作品。不过，我为此很开心。”

即使他们在家里安排了临终关怀式护理之后，莫里斯还是不太能接受吉恩就要死了这个事实。他会问林恩有关治疗的事情，尽管很明显任何治疗都救不了吉恩了。那群护士来回忙碌着。乔纳森给吉恩照相、画像。乔纳森大声朗读《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the Looking Glass）给他听。

有一天，乔纳森和莫里斯一起出去散步。当他对莫里斯说现在所有的治疗都为时已晚、吉恩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天开始下起倾盆大雨。莫里斯情不自禁泪流满面。他瘫倒在地。乔纳森不得不搀扶着他进屋，他的T恤衫被雨水浸透。

就在临死前，吉恩突然想要去医院，尽管他们在家中安排了临终关怀护理。但是他担心莫里斯。他知道，莫里斯不想他走。林恩叫他别担心，她会和莫里斯说，一切会没问题的。吉恩甚至在那一刻还会想自己的决定会对莫里斯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他不能待在房子里，死在和莫里斯一起生活的家中，像莫里斯所希望的那样。这在林恩看来，就像他们关系的扼要总结：那么紧密交织，但又彼此独立。

尤金死后，莫里斯希望林恩拍一些他身体的照片。他珍藏着这些照片，喜欢带着它们。

尤金被火化，骨灰埋在花园中，和詹妮在一起，墓碑是有人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墓地那里带来的。莫里斯也想埋在那里。他很恐惧和母亲埋在一起，并与她永恒相处。

尤金的离世沉重打击了莫里斯。随后的一段时间是深深的悲伤期。他无法睡眠。睡着了也会做噩梦。他感到有罪。他漂泊无依。在《糊涂的阿尔蒂》中，有一只小猪戴着粗短的流浪汉面具，拿着一根木棍，上面有手写的文字：前路在何方？

在吉恩死后的一年里，为了让莫里斯开心，乔纳森——他和尼克生活在那邻近住宅里——开始组织一些绘画“课程”，尽管它们算不上真正的课程。他和一些艺术家朋友会在克雷格列表网上[23]找到一位男模，雇用他从城里赶来。那样的下午，莫里斯会打电话：“嗯，他来了吗？”或者“他长得怎么样？”接着他会在一小时内漫步过来，赫尔曼跟在身后，然后开始对着那位裸体模特画一幅大素描。乔纳森会告诉莫里斯，不要提他是谁，这样也不会有闲言碎语流传世间——“著名的儿童书籍插画家从克雷格列表网上雇用裸体模特”——但是莫里斯会忍不住和模特聊天，这样他的某本书的名字就会不知不觉说漏了嘴。其中一位模特甚至把他自己为一本儿童书所作的插画送给莫里斯看。莫里斯从整个这件事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有时候，他会停止绘画，只是聊天。他喜欢四个男人漫不经心地走走停停，素描着一个裸体，用一种安全的色情方式记录着它。他对乔纳森说，当他看到一个英俊男人走过而没有了欲望的时候，那就是准备死亡的时候。

莫里斯喜欢看医疗剧。他会很开心地坐在餐桌旁，一边观看一部生动的现实剧中的手术，一边吃着意大利面。坐在他边上的人也许不明白他为什么喜欢观看一个人体被切开，不明白他到底想看什么。

在某种层面上，这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研究，是桑达克为某个困扰他的问题而作的努力。他一向工作极其认真。他完成的草稿、仿制书、灯盒上的素描，以及为歌剧背景布所创作的完整大图，其数量都超过了他所需要的、其他艺术家会做的，以及实际所需的；他一路费力修改，直到最终版本；他为之奋斗。他对如此多不同种类的风格驾轻就熟、他在技巧上取得的大步成就，都不是难解之谜：他为了它们，工作认真到了疯狂的程度，同时，他也用自身生动的方式，应对死亡。

托尼记录下了他和莫里斯的一次谈话：

我对他说，我将会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太好了，”他说。“我们可以跳一支‘kazatzkah’舞！”

“那是什么舞？”我问。

“‘kazatzkah’是死亡之舞。”他对我说。

“听起来不错。你知道舞步吗？”我问。

“我是否知道舞步？”他欢快地说着，使得“kazatzkah”听起来就像是能够想象得出的最大乐趣。“我熟悉这些舞步，每时每刻，每分每毫，每个神经细胞。我当然熟悉它们！我这辈子都在排练它们！”

桑达克已经收集了一系列的心爱物件，它们都和死亡有关：莫扎特写给父亲的那封告知他母亲去世了的信。一个夏加尔的葬礼场景。一封万分悲痛的信，是他十六岁那年写给未来的自己的，信写于罗斯福逝世的那天，充满了青少年的那种肆意的悲伤，痛斥了周围那些谈笑风生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人们。还有威廉·格林[24]那封名字叫《亲爱的小莉》（Dear Mili）的信，写给一位母亲刚去世的孩子。

这些物件对他来说，都包含着深意。仿佛是他旅行到什么地方带回的一些纪念品。

也许这些物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济慈的原物死亡面具。莫里斯没有把装着它的木盒子放在卧室里，而是放在那间蓝色的客房里。他喜欢打开它并抚摸那光滑的白色前额。他说，它没有让他感到悲伤，而是让他感到了母性。

莫里斯在尤金死后给他画像，就像他曾经给临死前的家人画像一样。他受到了某种强迫，要去捕捉那一瞬间，将其定格，加以理解和领悟。当许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转移目光时，他却想要描绘。他完全无法自拔，这永别、飞升和失去，裹挟着他；这几乎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深度着迷于死亡的瞬间，以及那想要保护和记录它的本能。这也是艺术家的冲动：把某种恐怖的事物转化成艺术，把某种让你恐惧和心碎的东西拿去制作成别的东西。在你花时间为眼前的事物画像的时候，你不感到无助，也不是一个旁观者，也没感到丧失什么：你在做你的工作。

他和乔纳森谈起过一幅他们都喜爱的戈雅[25]的著名画作，画的是艺术家和他的医生。戈雅看上去好像即将摆脱那腐朽的皮囊[26]，双手抓着床单，医生在他的身后，支撑着他的肩部并递给他一杯酒。实际上，戈雅被治愈了，但是这个场景非常接近于一个临终卧榻的场景：一个将死之人被他的朋友充满爱意地搂着。在新学院（The New School）和乔纳森谈论艺术时，莫里斯提到了这幅画，他说：“它是如此的出乎本能。它让我兴奋不已。”

但是，为何“兴奋不已”？看着某种深深恐吓着、强迫着他的东西的时候，他似乎找到了某种让他自由和愉快的东西；他想要凝视其本质。

关于这个，他在1964年给明妮·凯恩写过另外一封出色的信。他讲述了拜访一位世交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快要死了。他非常害怕见到她，害怕她父母可能的感受，也害怕自己可能的感受。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她。但是，真见到的时候，却是令人诧异的可爱。他就像盯着看某种一直感到恐惧的东西，然后发现她很精美。他感到既痛苦又鼓舞。

这似乎是关键：盯着看某种你一直感到恐惧的东西，然后发现它很美好。

5月3日

托尼把《致我的兄弟》的样书带到医院，让桑达克看一看，并为出版商写一个评论。

《致我的兄弟》不是一本任何人都会认为是为孩子所写的书。它奇特，充满生气。树木和天空消融在色彩的丝带中。它仿佛是桑达克和威廉·布莱克进行的一次私下交谈。

莫里斯和哥哥，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亲密无间。他常常说哥哥杰克是一个更好的艺术家，他们两个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共同写过一本书。十几岁时，他们用木头制作了一些复杂的人物玩具，例如阿拉丁和小红帽，他们试图把它们卖给FAO施瓦兹玩具商店（FAO Schwarz）。该玩具店的人们对这些独具匠心的设计印象深刻，但是认为它们无法批量生产。哥哥像母亲一样，深受抑郁症的折磨，从来没有成为艺术家，而是在邮局工作。他在1995年去世。“他很可能是个天才，”莫里斯说，“但是命途多舛。”

《致我的兄弟》中的那个哥哥死了。哥哥对一头熊说，假如它能够解开一个谜语，就可以吃掉他。熊问他是什么样的谜语。那男孩说：“对我来说，悲伤的谜语是最好的。”

二月是莫里斯哥哥去世的月份，也是吉恩出生的月份。那男孩说：“二月里，将会有我的雪鬼的周年纪念日。”这回应了一句更早的、更快乐的话，来自《鸡汤米饭》（Chicken Soup with Rice）：“二月里，将会有我的雪人的周年纪念日，蛋糕给他，鸡汤给我。幸福一次。幸福两次。幸福的鸡汤米饭。”

当熊吃他的时候，那男孩赤裸的身体从空中飞过。从空中飞过的景象，把某种很可能痛苦得多或者残忍得多的东西，以一种优雅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在桑达克后期的那些书中有许多的星星。随着哥哥的去世，那些星星溢满了书页。

林恩的印象是，莫里斯在一些小事情上并不勇敢，但是大事情上很勇敢。他与严重的背痛纠缠了几十年，但是他从未抱怨过，尽管他是托尼所称的“王牌悲痛者”。他曾经应该去城里参加一个访谈，对方是一名女士，大老远从瑞典赶过来，但是他却让她过来看他，因为他有一个脚趾甲内嵌了。当那位女士的面包车到达后，她的丈夫从坡道上推下轮椅，莫里斯意识到他忘了她下肢瘫痪。他让一个大老远从瑞典赶来的瘫痪女人开车来到康涅狄格州和他说话！他感到惭愧极了，不停地道歉，而她说：“好了，我可以想象一个内嵌的脚趾甲有多么疼，假如我的脚趾有感觉的话。”

四月初始，住院之前，托尼不断打电话和莫里斯说话，那时候他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在恢复中。他无法看清楚东西，头也痛得厉害，背痛比往常更严重，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托尼之前听到过的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凄惨。他说，他无法绘画，假如他看不见的话。他说，他没有活着的理由。托尼开始担心起来，于是他问林恩在哪里；莫里斯说他不知道，他是一个人在家。托尼让他等着，说他马上会开车去康涅狄格，说完他就走进汽车出发了。他打电话给林恩，但是她没有接电话。当他把车子停在莫里斯房子前时，他发现莫里斯的车子不见了。门没关，当托尼走进屋时，赫尔曼开始叫了起来。除此之外，整个房子很安静。托尼走过一间一间的空房子，变得越来越恐慌，然后他来到莫里斯的工作室。莫里斯正在那里，手捂住一只眼睛，俯身趴在画桌上，认真地为《鼻子之书》（Nose Book）画着插图。他为托尼开这么远的车过来感到稍微有点羞愧，不过只是稍微而已。

《鼻子之书》是桑达克那最后几个月为之工作的书。他还没有深入地沉溺其中。但是这本书愉快地涉及了身体伤害的主题，还有那种年长一些的人们越来越熟悉的身体的异化问题。一个男孩的鼻子被偷了。

莫里斯喜爱鼻子，尤其是喜爱托尼的鼻子。实际上，莫里斯是如此的喜爱托尼的鼻子，以至于托尼在他的一部电影的背景中用它做了一个半身像，然后送给莫里斯作为礼物。那是一个经典的犹太鼻子，被打破了歪向一边。莫里斯喜欢把它向另外一边弯曲，假装要修复它。

他一直想为鼻子写一首诗，但是当他年轻一些的时候，他觉得那样做太傻了。生命到了此刻，他不在乎了。

那铅笔画像蜘蛛一样细长。那些插画是铅笔之上的水彩；那些线条，较之以前的画作，少了些许精确，少了一些控制，但是这些绘画，充满了色彩的飞溅，毫无疑问属于桑达克：欢快、顽皮，无法压制。有一辆水上的士，上面装载着卡普里岛的警察飞驰而过，那些鼻子在空中摇晃着，有文字在宣告“自由的鼻子们”，桑达克的恶作剧发挥到了极致。故事发展的轨迹是这样的，一个对自己孩子做错了事的母亲被原谅。这是他画桌上未竟的事业。在医院的一天早晨，莫里斯对林恩说，他做了一个有关她的梦：她躺在一张白色床单覆盖的沙发上，在她身后是一面墙，上面是一幅精心描绘的狄更斯式的圣诞场景。有一幅白雪覆盖下的小镇远景图，一辆马车。那是一个美妙而宁静的场景。

林恩指出，莫里斯讨厌圣诞节——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我讨厌这该死的节日，已经到了无以言表的程度”——并且他讨厌雪，但是他说，那是一个美丽的、给人安慰的梦。

莫里斯确实讨厌和害怕雪。所有其他人都会谈论它是如何的美丽，房子依偎在一堆堆像面粉一样的白色中，而他则把雪形容为“白色死亡”。他担心自己会得心脏病，然后无法赶到医院，然后死掉。每当下雪时，他和林恩都会裹上厚厚的衣服，走出门外把屋顶上的雪除去（他担心屋顶会被压塌），再把灌木上的雪扫掉（他认为这些灌木会死于雪的压力）。

所以这个有关雪景的给人安慰的梦，是一个有关“白色死亡”的梦。圣诞节的感觉——其陌生性、带有异国情调的排外性一向让他感到疏远和愤怒——已经变得甜美起来。

有趣的是，这种安慰是通过一面有绘画的墙来到莫里斯身上的。他梦到的并不是圣诞节场景本身，而是有关它的一幅画；他的想象力会把这种安慰呈现在舞台幕布上，就像他多年以来一直费心劳力高强度为之工作的那些歌剧舞台幕布一样。他的潜意识依然是绘画。

5月4日

大约五点左右，林恩倒好咖啡后回到莫里斯的房间，他看上去很奇怪。他保持身体姿态的方式很奇怪。他整个半边身体无法移动了。林恩立即明白出问题了，她打电话叫医生。事实是，他再次中风了。

当他进去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莫里斯看上去很害怕。林恩感觉很糟糕。她问医生——现在他已经是莫里斯的朋友了，大家常见面——他是否陪着一起进去，但是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她讨厌出现他单独一个人的情况。

莫里斯见到过一些安详的死亡。“父亲弥留之际，瘦没了形——他的身材像一个小男孩——我搂着他，发现他的脑袋已经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大了，整个人蜷起来，像一个婴儿。死亡在那一刻就像是准备睡觉。‘嘘，会没事的。’这种话是你对一个发烧的婴儿说的，只是他已经死了。”

在那之后，事情发生了一种疯癫的桑达克式转变：莫里斯想要看看他父亲的阴茎。想也不想，他开始脱他的衣服。他的哥哥大惊失色，说“你在搞什么？”莫里斯说，“爸爸的阴茎是我们出发的地方。你难道不想看一看？”“不想！”他哥哥大声说。此处，你几乎可以见到《夜晚的厨房》中的米奇，赤裸的身体向下滑进那个巨大的牛奶瓶里，发出“喔喔”的公鸡叫声——成百上千万的孩子们感到震惊、兴奋，无法自拔。

孩提时候，莫里斯痴迷于林德伯格婴儿绑架案[27]。那婴儿被绑架的时候，他三岁半，是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想，假如这个有钱的、非犹太人的、被视如珍宝的金发婴儿都会从家中被夺走，那么对于他这样贫穷的、病怏怏的、犹太人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希望？

他记得，收音机里婴儿的母亲哭泣着，恳求绑匪们在婴儿的胸部擦樟脑，因为他得了感冒。新闻故事和一些已经在他脑中成型的担忧交织在一起：婴儿们可能会丢失，可能会消失，可能会被偷，可能会死掉。

他后来会在一本更加让人惊恐的书《在那遥远的地方》中画林德伯格婴儿——他确实死了——书中有个婴儿被无面小妖们偷走了：他们从一扇窗户溜进去，就像林德伯格绑匪们一样，然后用一个冰做的婴儿把真的婴儿掉包。在一个模仿莫里斯自己儿童时代的场景中，那个婴儿被置于她姐姐艾达的照管之下，而那位母亲则漠然地凝视着远方。她很显然——但是拥有一些未知的原因——对婴儿不负责任。尽管婴儿被小妖们偷走然后又还回来，母亲依然是深不可测、难以理喻地无动于衷。

在成年生活中，莫里斯非常有兴趣想弄到一个绑匪的那让人毛骨悚然的小梯子，这些梯子在新泽西审判期间是作为纪念品出售的。他千方百计设法想弄到它。他最终在2009年弄到了手，可是他无法确定用它来干什么。拥有它并没有让他感到真正的舒心，于是把它搁在小棚屋里了事。

关于林德伯格绑架案，他自己的理论是那个婴儿是被他父亲杀害的，而整个绑架的故事不过是个幌子。他私下里对朋友们说，这就是“婴儿摇晃综合症”[28]。当时，让他痴迷的不是一个婴儿从自己家的窗户被人偷走的故事，而是一个恐怖的、被隐藏的家庭暴力行为。

一个小女孩给他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让他欣喜若狂：“‘你为什么写这本书？这是第一本让我恨死了的书……我希望你早点挂掉。诚恳地。’像这样的信是很美妙的。‘我宁愿你会死掉。’我本应该回信：‘亲爱的，我一定会的；请勒马片刻，稍安勿躁。’”。

六岁的一天，莫里斯和他的朋友劳埃德在屋后的小巷里玩球，他们头顶的窗户上晾晒着洗过的衣服。他把球抛得太高了，劳埃德没接住，球弹了几下滚到了街上。劳埃德跟在后面追，莫里斯看到一辆汽车撞到他，他飞向空中。

七十年后，在一家电视台演播厅里，他无法轻松地谈起劳埃德。他的声音哽咽。“我记得，劳埃德直直地飞在空中。”他向身体两边伸出双臂，想要展示。“也许记忆扭曲了，但是我看到了他的双臂和脑袋；他在飞翔。”

这里当然是想象行为：他已经把死亡转变成了飞翔。他所目击的这次残忍的、创伤性的事件，变成了另一件事，不那么残忍，不那么具有创伤性，也不那么模棱两可。

莫里斯确信，这是他的错，于是他跑上楼把自己反锁在他的房间里；即使后来，当劳埃德的母亲和他坐在门廊里，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的时候，他依然确信是他的错。他的脑海里始终保存着汽车撞击劳埃德，以及那死去的孩子飞向空中的画面。

在他的那些插画中，他会采用一个小孩子飞向空中的画面，并把它制作得很美丽；飞翔变成了漂浮——它无比的宁静、优雅、缓慢。一种神秘的因素弥漫其间，一种超自然的光晕附着其上，但是它不让人感到惊恐。从生命中摔落或者漂浮而出，这个想法中渗透着平静的激动。

对那些从平庸的生活中消失或者摔落的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想想《夜晚的厨房》里面的米奇从他的床上、从衣服里、从空中摔下，从他妈妈和爸爸的卧室里经过；这是他所做的一种缓慢的、美丽的、欢庆的摔落。想想《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艾达，她漂浮在空中寻找被小妖们偷走的婴儿，在金色披肩的褶皱的衬托下很是高雅，手中一直拿着她的法国圆号。想想《致我的兄弟》里面的哥哥，他也是赤裸着身体漂浮在空中，直到死亡，但是不可否认，仪态非常优雅。想想在他和兰德尔·贾雷尔[29]合作完成的《夜晚飞行》（Fly by Night）里面，那个裸体的男孩头朝下漂浮进他的房子。这种炙热的意象重演了从庸常世界的一次幸福退出。

一个从生命中飞翔而出的男孩，也许是件好事。

莫里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想要独自一人工作，直到我的脑袋撞到画桌然后死去的那一天。完蛋。”他也曾经和林恩以及他的医生讨论过，当他无法工作或者遛狗的时候，他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此刻，医生坦诚相告他的状况：第二次中风后，他们可以多做一些理疗、康复治疗，但是他不可能自己行走或者写作了，并且再次中风的可能性也非常高。他问莫里斯，他是否还持他们之前讨论时的想法。莫里斯点点头。

之后，他进入了一间巨大的“舒适护理”房，它本质上就是临终关怀了。

上个冬天，他在读一本布莱克的传记。“我之所以读布莱克，是因为我想要从他那里生拉硬拽一些我可以生吞下去、可以拥有的东西，”他说，“我的生命就是工作。我为什么抓住布莱克在书中所说的每一个字不放？我努力地要吮吸出他的力量。”

让桑达克尤其感到心醉神迷的是布莱克看到天使们，然后坐起来在临终的床上唱歌的意象：“他躺在床上，他命不久矣，接着所有的年轻人来了——那些著名的雕刻师和画家——而他躺着，大限将至，突然他一跃而起开始歌唱！‘天使们，天使们！’”他喜爱这个想法，似乎它是一个想象力的杰作，几乎是一个艺术的成就：他可以在眼前看到天使们。

七十年代里，有一次莫里斯午夜时分醒来，在起居室里徘徊。林恩听到了他的声音，来到楼上问他是否一切尚好。他说，他听到某种东西扑打的声音，他于是来到楼下，发现是一只蝙蝠在起居室里到处飞，而那只蝙蝠刚刚在沙发上和他相邻而坐并用德语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你相信我吗？”她想大笑了之，但是他不停地问。她知道，他想要她说相信，于是就顺了他的意思。那只蝙蝠对他来说是真的，他对她说。他在问，她到底能跟随他多远，她到底能看到多少他所见的东西？他习惯于逼迫自己直至想象力的尽头。他习惯于见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它们强烈丰满、美妙绝伦、纤毫毕露。

在一个恶作剧的瞬间，他对一位采访者说他想要“一个美味的死亡”，就像布莱克的那样。“他死时很幸福，”他解释道，“这可以办到。假如你是威廉·布莱克并且彻底疯了的话。”

事实是，桑达克看到天使的说法已经有些年头了。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莫里斯病得很重躺在床上，他的父亲对他说，假如看向窗外，他就会见到一个天使，而那个天使就是他康复起来的象征。他盯着窗格看，然后发现一个天使一闪而过。他对父亲说他见到了。那意味着他会康复。能够见到天使或者成为天使又或是创造天使，这样的想法——就像他祖母把白衣服穿在他身上一样——是他家族神话的一部分。

莫里斯喜欢“相信”的理念，尽管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死后的生活。他不相信上帝。八十三岁的时候，当一个采访者问他，死后会发生什么，他答道，“空白。空白，空白。”但是，他的人生充满了如此强大的想象力，以至于他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召唤出某种世界或者存在，填充在那些空白之处。“我强烈地感到我想要和哥哥姐姐重逢。他们身处无有乡。我知道他们身处无有乡，他们不存在，但是假如无有乡就是他们身处之地，那么也是我向往之地。”还有，“我不相信死后的生活，但是我依然全心全意地期待再次见到我哥哥。它就像一个梦中的生活。”他在《致我的兄弟》中画了一个宽阔的橙色瀑布，就像死后的那个神秘世界里的树木。他在《格里格里砰！》中画了“鹅妈妈世界剧院”的舞台。他的想象之火永不熄灭。当面对着“空白。空白。空白”的时候，他体内的那个艺术家拿起了画笔。

5月6日

莫里斯已经慢慢地丧失了意识。他说过，他不想有人来探望，除了他最亲近的几个朋友以外，所以林恩不让探望者们靠近，但是此刻他似乎意识不到周围的情况了，朋友们纷纷涌了进来：崔拉·夏普[30]、斯派克·琼斯、老朋友们、邻居们、年轻的插画家们，当然还有乔纳森、尼克和托尼。

5月7日

病房里大约有二十个人。过了一会，林恩觉得莫里斯需要房间里多一些安宁，所以她让他们离开。让别人离开，可不像是林恩的做派——她更像是给每一个人都递上三明治的人——但是她强烈地感到莫里斯需要他们离开。

最近几年，林恩一直用一个婴儿监护器聆听他的呼吸声，因为他害怕晚上有什么事情发生时，没有人听到。她在梦中，或者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她已经无比熟悉他呼吸的节奏，仿佛差不多成为她的一部分，所以当他最后一口气来临时，她心知肚明。她没有等待再次呼吸。她叫来一名护士。“他刚刚死了吗？”护士说是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四十五。

他脸上平静的表情让她吃惊。他看上去比活着的时候更加安详。一切都变了。阴阳两隔。可是，谁会为他画像？

[1]莫里斯·桑达克有一个大他九岁的姐姐，和一个大五岁的哥哥。

[2]Stephen Greenblatt（1943–），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当代西方学术界新历史主义批评流派泰斗。现任哈佛大学人文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

[3]Art Spiegelman（1948–），美国著名漫画家。代表作品《鼠族》获1992年普利策奖。

[4]Tony Kushner（1956–），演员，编剧，曾两次提名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代表作品有《天使在美国》。

[5]吉恩（Gene）是尤金（Eugene）的昵称。

[6]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7]James Ensor（1860–1949），比利时画家和图形艺术家。他的作品影响了许多后来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画家。

[8]Jonathan Weinberg（1957–），美国艺术家、艺术史学家、评论家。

[9]即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

[10]指上文的“彼岸城堡”。

[11]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1714–1787），德国作曲家，作品以质朴、典雅、庄重而著称。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对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英国音乐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是歌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女人》是他1754年创作的作品。

[12]Hansel and Gretel是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作曲的三幕歌剧，把瓦格纳的音乐语言生动地用于童话故事，1893年在魏玛获得成功，迄今在各地历演不衰。

[13]Brundibar是作曲家汉斯·克拉萨为身处集中营的孩子特别撰写的歌剧。

[14]犹太星是二战时期犹太人标识，德国纳粹疯狂迫害犹太人，纳粹控制下欧洲地区的犹太人都被迫佩戴黄星标志以示区别。上面的文字为“JUDE”，意指“犹大”。犹太星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一种侮辱。

[15]Ursula Nordstrom（1910–1988），出版人、哈珀公司童书部的传奇主编（1940–1973）。甚至有人说，没有她就没有桑达克，也没有美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16]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国作家，作品大部分以童年时代的西部开拓故事为背景，《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on the Prairie”是她最有名的系列小说。

[17]Winsor McCay（1871–1934），美国著名漫画家，动画先驱。

[18]Bill Moyers（1934–）制作人、编剧。

[19]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剧作家和散文家。

[20]Jim Henson（1936–1990），美国木偶师、电影电视导演和制作人，是《时代》杂志评选出来的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

[21]Stephen Colbert（1964–），美国知名的夜间脱口秀主持人。

[22]Dave Eggers（1970–），美国新生代重要作家、编辑、出版人。主要作品有《什么是什么》《国王的全息图》等。他曾应电影导演斯派克·琼斯邀请，把桑达克的经典绘本《野兽国》改编为电影剧本。

[23]Craigslist是克雷格·纽马克1995年在旧金山创立的一个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24]Wilhelm Grimm（1786–1859），德国民间文学研究者、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格林兄弟中的弟弟。

[25]Francisco Goya（1746–1828），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戈雅画风奇异多变，从早期巴洛克式画风到后期类似表现主义的作品，他一生总在改变，虽然他从没有建立自己的门派，但对后世的现实主义画派、浪漫主义画派和印象派都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人物。代表作有《裸体的玛哈》《着衣的玛哈》《阳伞》《巨人》等。

[26]原文是“shuffle off the mortal coil”，来自《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

[27]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绑架案。林德伯格是1927年美国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英雄飞行员。1932年3月1日晚，绑匪从他位于新泽西的豪宅中绑走了他二十个月大的儿子，并索赎金五万美元。尽管付出了赎金，七十一天后小查尔斯·林德伯格的尸体还是在离家不远的灌木丛中被发现。

[28]也叫虐待性头部外伤，病因大多是照顾者无法让婴儿停止哭闹，恼怒之下对其大力摇晃导致的，可致硬膜下出血、视网膜出血、脑水肿，死亡率近三分之一，活下来的大半有后遗症。

[29]Randall Jarrell（1914–1965），美国诗人。他最初以写战争诗著称，但后来大部分作品主要处理孤独、死亡，以及对世界的绝望。他的好友洛威尔在他去世之时，称他为“他这一代人中最令人心碎的诗人”。

[30]Twyla Tharp（1941–），美国先锋艺术家、舞蹈家。

尾声：詹姆斯·索特

詹姆斯·索特打开位于布里奇汉普顿家中那个小厨房里的冰箱，给我倒了一杯冰茶。他穿着一件牛仔衬衣。他的眼睛是正午天空的颜色。

当我们坐在凉亭的柳条椅子上喝冰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让一个精力旺盛、八十九岁高龄的作家谈论死亡的话题，似乎有点不合适。他意识到了我所意识到的东西。

“我在这，”他说，“说定了，要和你谈谈的。”

我被索特吸引，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绝对清晰。在《纽约客》的一篇人物简介中，他的一个朋友用格雷厄姆·格林[1]的一行文字描述他：“作家在他的心中必须有一个微小的冰片”，而他似乎很有可能在心中有一块微小的冰片。

就像我为了写这本书所做的所有谈话一样，这次也不是标准的访谈。实际上，是不是访谈也说不定。我给他发电子邮件，说想要和他谈谈死亡的话题，尽管我非常能够理解，假如他不想谈，而他说可以。

当然，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我想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带有妄想的性质。我想要他告诉我，离死亡越来越近意味着什么。他在朝鲜驾驶过战斗机。他写下的光芒四射的句子比任何活着的作家都要多。他似乎从他的虚构作品中，在开头就看到了结局，在尘埃落定之前就看到了丧失。从这些不相干的细节中，我不知为何冒出一个幻想：他已经和死亡安然相处了，曾经近距离看到过它，现在很熟悉它外在的样子。我有了一个进一步的站不住脚的幻想：他能够或者想要把这种知识与我分享，并付诸文字。

在乘巴士前去看他的路上，有很多次我都在想，我在干什么？我考虑过要带点什么东西，于是我提着一盒饼干，它是我在布鲁克林离我很近的一家面包房里买的，因为是要去和一位自己仰慕的、身强体健的老作家谈论死亡的话题，这盒饼干看上去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礼物，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提着这个饰有缎带的棕色盒子。

索特最近的一部小说，《所有一切》（All That Is），非常干练、强劲、宏大。从他的那些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作家的巅峰状态，而不是江郎才尽，尽管他写作此书时已经过了八十五岁。“我就这样写了它，”他说，“我想我会尝试某种东西，然后就是它了。”

索特没有失去他惊艳的俊朗外貌，尽管年岁留下了一些痕迹。他曾经这样描写一位美丽的女人：“岁月抓住她并摇晃一番，就像猫摇晃老鼠。”

《纽约客》把那篇对他的人物简介称作“最后之书”。但是，也许它不是他最后的一本书？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继续写下去，”他说，“我写东西，但是我不知道。”

“告诉你实话，我不怎么想死亡的事情。”他说。

这不是我来之前所期待的。怎么能够八十九岁了还不想死亡的事情？更别说他的作品执着于人生的短暂无常，从他年轻时就一直如此。

他说：“我三十岁的时候想死亡的事情，比之前或者之后都要多。”

“为什么是三十岁？”我问道，“那年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

索特看着我，仿佛他坐在战斗机飞行员的座位上，而我在地面。

他并非是一个很自然、很健谈的自我反思者，就像我这个年龄的男性小说家那样。他愿意以某种方式谈论自身，但不是那种熟悉的口若悬河，诸如“然后我觉得”“接着后来我开始感到”，以及“然后我开始觉得舒服多了……”，这些话会从年轻一些的男性小说家口中源源不断地流出；索特自身精心调控的情绪，在他看来，并非来自万事万物之源头的那个炙热的宇宙中心。

我另作尝试。“你的作品似乎对保存某个瞬间非常感兴趣，对死亡非常警惕。”

“作品的话，”他说，“是的。”

在《所有一切》中，他写道：“有那么一个时间，通常是八月将尽，夏天用令人目眩的力量袭击着那些树木，它们枝叶葳蕤，但是突然有一天，它们安静得让人惊奇，仿佛是意料之中，就在那一刻一切了然于胸。它们知道……太阳悬挂在天穹的最高点，拥抱着这个世界，但是它行将落幕，你所爱的一切都危如累卵。”

即使还很年轻的时候，在长篇小说《游戏和娱乐》（A Sport and a Pastime）、《光年》（Light Years）以及短篇小说集《黄昏及其他短篇》（Dusk and Other Stories）中所写的那些场景里面，充满了一种丧失的预感，那些场景也因为这种预感而变得尖锐和辉煌。他所写的一切都是挽歌，都是在赞颂一个处于正在失去的过程中的瞬间。黄昏是他的语言。

甚至他在《游戏和娱乐》中所描写的发生在一个耶鲁辍学生和一个法国女孩之间的那些著名的性爱场景，都在某种程度上因为那男孩离开了她而变得更加紧张。正如我们所知，他一定会离开，然后他死于一场车祸。索特描写了每一个傍晚、每一次由汤、牡蛎和红酒组成的晚餐、每一个肮脏的场景、每一间衣服散落一地的旅馆房间，似乎它是地球上最后一晚，而正是这种情绪吸引了我。

“我经历的第一个死亡是我祖父的，”索特说，“我和他不怎么熟。我知道，我应该有所感觉，但是我就是没什么感觉。我父亲看上去也没有。我们之前从未谈过它。我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表现出有所感觉之外。”

后来，他去了西点军校。二战期间他在那里度过。因为很年轻就接受准备上战场的训练，他对死亡抱有一种阳刚的、浪漫的观点。他有一张室友的哥哥——已经成为了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他妻子的照片。他写道：“当他在稍后不久的一次任务中战死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隐秘的兴奋和妒忌。他的人生，我所知的点点滴滴，看起来非常有价值，非常完整。他身后留下了一些东西，一个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女人；我有她的照片。死亡似乎是最纯粹的行为。同它保持着舒适的距离，我无所畏惧。”

他告诉我，他在部队中遭遇的那些死亡，并没有让他震惊或者感动。“说实话，它们给我增添了力量，”他说，“它们让我成真。”

这让我想起了桑塔格，在她第一次癌症之后，近在咫尺的死亡是如何让她轻浮起来，以及她是如何把同它擦肩而过的死亡描述成“太美妙了”。“太美妙了”“给我增添了力量”，以及“成真”。这些描述和表达，你是不会期待在一个有关死亡的谈话中出现的。但是，它们描述了一种能量，这能量来自近距离面对死亡，然后逃过一劫。“就好像你看到了一次车祸，它在那一瞬间提醒了你，”索特说，“领悟到某些事情是可能的。这种领悟持续时间不长。”

“你在《燃烧的白昼》（Burning the Days）里描写那些你知道已经死亡的士兵时，所用的文字是什么？好像是船桨下的水？”

索特说：“船桨打旋。”

我注意到，他记得我提及的每一处文字并能够复述。刚才的文字是关于一名叫本尼·米尔斯的年纪稍大的军校生，他死于1944年：“他的死是许多死亡中的一个，迅速地被推开，就像一支船桨打旋。”

船桨打旋。水面起涟漪，然后复归平静。

“你想象过死亡是什么样子的吗？”我问。

“没有，”他说，“我不尝试想象它。”

但是，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他至少想象了两次具体的死亡。他恍惚间，几乎是全然自动地，就进入了想象它们的状态。他像小说家一样描写了它们。

在为《黄昏》写的导读中，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一瞬间，他让语言既凝练又丰富。”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怎么能做到既凝练又丰富的？但是，索特就是可以。那是他的句子之所以深入人心的部分神秘所在。你也可以说，他既慷慨又严苛。

在《巴黎评论》的一次访谈中，索特谈到了他的一本也许是我最喜欢的书《光年》：“这本书是婚姻生活中的那些磨损的石头。所有那一切都是美丽的，所有那一切都是平凡的，所有滋养或者导致萎缩的一切。它持续数年、数十年，最终匆匆而过，就像从火车上瞥见的那些事物一样——一处牧场、一排树木、黄昏时窗户里亮着灯的房屋、陷入黑暗的市镇、一闪而过的那些站台——所有没有被写下的东西都消失无影，除了一些不朽的瞬间、人物和场景以外。动物死了，房子卖了，孩子们长大了，甚至那对夫妇本身也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这首诗尚在。”

我说：“绝大多数人不会那样看待他们的婚姻。把它们视作从火车上瞥见的那些事物。”

他说：“是的，他们不会，他们太投入了。他们置身其中，感到太温暖了，因而不会那样想问题。我拥有某种超然的态度。我冷眼旁观。”

正是他作品中的这种超然（他心中的那个微小的冰片？），让我觉得我们可以有这次谈话；它正是我之所以认为他能够帮助我的原因。他格局很大、目光长远。

我们在谈论工作。它给晚年的最后时光带来了特别的活力。我提到桑塔格接受一切疗法的决心，她不顾一切痛苦、坚定地要和疾病斗争到底，尽最大可能把生命延长到极致。

“那听起来好像彼得·马西森，”索特说。“他想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写作，不管写什么。”马西森是他多年的老友之一，是小说家、《巴黎评论》的前编辑、驻巴黎的中情局特工、探险者、环保主义者、佛教徒。八十六岁时，马西森使用那些极其折磨人的试验性药物来抗争他的白血病。他想要完成最后一本书，《在天堂》（In Paradise）。索特最后的几周里没有见到他，但是他听说治疗非常痛苦。

我给索特讲了托尼·库什纳的故事：他在一次和桑达克通电话期间，发现后者语气中充满绝望，于是认为他可能会因为无法工作而自杀，所以他赶忙驱车前往桑达克在康涅狄格州的家，结果发现他趴在桌子上，捂住因为白内障手术而受影响的那只眼睛，正在开心地忙于那本《鼻子之书》。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工作的方法，于是危机解除了。只要能工作，他绝不停息。

“那让我想到了朱尔斯·费弗[2]，”索特说，“我们刚和他一起吃饭。”那位著名的漫画家，八十六岁的时候，还很开心地利用新媒介——漫画小说——进行创作。在索特看来，他满腔热情，因为他仍然在发明、在绘画。他开启了一个新的形式，在其中获得了生命。

我说：“厄普代克临终之前写下了那些最后的诗歌。”“厄普代克，”索特迟疑了一下，“他随时随地都能写的。”这个评论中也许有一些老对手的意味，有几分不自然：他说“厄普代克”的时候，语气好像是一个人看着乌云渐浓的天空，然后说：“雨。”

不过，他并非不感兴趣。我告诉他厄普代克用尽最后一丝力量写作。从医院回家之后，他是如何把脑袋靠在打字机上，说“我办不到”，但是接着就强迫自己打字。他是如何在病床上遵守自己的职业伦理的，这种伦理又如何拯救了他，也许“拯救”这个概念在此处太过浪漫了。它是如何组织那最后一丝力量、使那些痛苦的日子得以升华，它如何赋予那痛苦的时光一种使命感，直到它无力回天。他是如何写信给他的编辑：“端点这个主题非常到位，并且一直逼迫我尽最大努力接受此事。”

“我将一直会写点东西，”索特说，“但是，也许不会是某种像诗或者小说那样享有荣耀的东西。”他迟疑了一下。“我会写一封信。”我看着他。“那不是一个承诺。”他望向屏风玻璃的外面，看着那些树。

索特五十五岁的时候，他二十五岁的女儿艾伦死于一次电气事故。她当时在一间小屋里淋浴，小屋就在索特位于阿斯彭的家，他房间的隔壁。他走进屋，发现她赤裸身体躺在地板上，水还在流淌着。他搂着她死去的身体。他把她抱到屋外，想要给她做心肺复苏，心中莫名地认为她是溺水了。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

他只是说：“那件事留下了残骸。”

关于此事，他在写作中从来都是只言片语了事。在回忆录中，他描写的反而是另外一个女儿——妮娜，她十一岁时在法国有过一次炎症感染——以及他是如何梦到她死了的事情。他写道：“国王们的死有人传诵，但是普通人的孩子则不会。”他这样拘谨并非毫无理由。他在设置禁区。有些事情，你没有必要写出来。有些事情，你没有必要谈论。有些事情，你不需要付诸文字。

我在什么地方读过一篇关于索特的东西，里面提到他的妻子，凯·埃尔德雷奇，曾经说：“他认为不要什么都透露出来，这一点很重要，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事物的神秘之处不会自行消解。我比任何人离他都近，但是中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隔阂和私人领域。”在《黄昏》的导读中，菲利普·古里维奇换了一种说法：“凡事只要一经描述，都能唤起更多。”

索特告诉我，他在读海德格尔。他对我说，海德格尔最让他感兴趣的是“已说”和“未说”之间的空白。

海德格尔还写过意识到虚无[3]（无有、死亡）的重要性。他曾经被问，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过我们的生活，他说，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去墓地。

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我十一岁的女儿从车窗里看到布鲁克林绿木墓地的那些哈利·波特式的大门。她说：“你知道，从墓地里的一个小山跑下，会让你头脑冷静的。”于是她的父亲开车带我们穿过了那片阴森的死人树林，然后停下来好让她下车。她拉着五岁的弟弟，两人一起费劲地爬上那个小山顶，然后奔跑起来，头发在空中飞舞，急速经过一个个坟墓，而我们在山下的车子里开着车门等着他们。他们飞速返回，钻进车子，脸颊红扑扑的，感到很冷。“那样做让你们头脑冷静了吗？”我问。他们二人异口同声说道：“是的！”

我想到了厄普代克在肺癌诊断出来之后的那天，醒来时让玛莎给他拿一张纸，于是她从手袋里拿出《我父亲的眼泪》的蓝色封面，好让他在背面写字，因为那是她唯一能找到的纸张；我想到桑达克对林恩说，他不想在医院里看到他的狗赫尔曼，他的生命已经走完了；我想到了戴维·瑞夫，他内心深处强烈地支持母亲绝境中的那些想法以及她面对痛苦时的勇敢和坚毅，但是又因为这种支持而深受折磨；我想到了弗洛伊德，他拒绝服用止痛药，以便能够思维清晰地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直到他决定好最恰当的时刻在吗啡的帮助下遗忘一切；我想到了狄兰·托马斯，就在私家侦探坐在那个酒吧阴暗的角落里监视他的时候，他喝了十八杯——或者不管多少杯——威士忌，以便无法清晰地思考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甚至在那些最糟糕的死亡中，如果仔细观察，也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生命爆发。我并不是想感情用事。我想到桑塔格与癌症的史诗般斗争，深受吸引，想要一窥其中的一些英勇的东西，一些在愤怒和执着中体现的让人羡慕的东西，一些激励人心的东西。但是，我同时也想到了戴维·瑞夫，他写道：“对我来说，折磨并不是一个太过强烈或者太过夸张的词汇。”

这些故事彼此有着交集：桑塔格和厄普代克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都在读《伊凡·伊里奇之死》；年轻一些的厄普代克用婚外情来对抗死亡的恐惧，狄兰·托马斯在生命最后的那些绝望日子里，曾经在参加一次派对时跑到楼上和女主人睡觉，而让他的情人等在楼下。

索特：绝大多数人想在睡眠中死去。

我：是的。

索特：我的一个朋友说，“我不想那个时刻不知不觉悄然而过。”我认为他的话有几分道理。

我：我不知道。也许吧。

索特：也许不是在睡眠中死去。

我：弗洛伊德有着这种观点，叫做“英雄般的清晰”。他想要头脑清晰有所意识。

索特：这样非常人性，你知道，记录下那个时刻。

我：你说的对。在场并专注。

他看向别处。

索特：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

我没吭声。

索特：我们还是不要太多地谈论这个了。

……

索特走进厨房，再去倒一些冰茶。

他回来的时候，我说：“很抱歉挖出这种让人压抑的话题。”

“这不让我压抑！”他说，“它不令人压抑。”

不知为何，我们总是回到之前那个观点：死亡时是清醒的或者有所警觉，好记录下那个瞬间。“我不敢肯定它是正确的。它也许是那些听起来不错的事情之一吧，”他说，“它就像是海德格尔。语言难以捕捉，但又奇怪地召唤着。”

有没有一些时刻，他想到自己会死去？他在军校做学生时候，曾经在一次飞行训练中失去了方位。当时是傍晚时分，信号变弱了。他飞行得很低，燃油几乎耗尽，面前是展开的地图。他想起有一个小册子——“如果迷路该怎么办”——于是他借助手电筒的光阅读它。他试着背诵《不可征服》[4]：“我，是我命运的主宰……”他不想要祈祷，但是最后还是念了几句祈祷语。燃油已经少到危险的程度，他看到了一个在他看来是公园的地方。他打开着落灯，后来证明他犯了一个错误，因为他无法看清情况而撞到了一棵树。飞机失去了一只机翼，他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它向上倾斜，机头垂直，着陆灯的光芒一瞬间淹没了一幢房子，然后飞机坠毁在这幢房子里。这家人跑了出来——没有人受伤。他关掉引擎。吸气的时候，他感觉牙齿好像松动了。他走出飞机，来到曾经是这幢房子门廊的地方。那个晚上，他躺在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市市长家里的一张羽绒床上。他战战兢兢，难以成眠，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放那个场景。“后来，我噩梦连连，”他对我说，“我无法忘记它。”

当死亡的恐惧拂过你全身时，你会做什么？你会伸手去找什么？当然，除了一杯酒或者另一个人以外。当索特的女儿死了，他背诵了他唯一能够记得的一首赞美诗。在飞机擦到树坠毁在一幢房子里的那个晚上，他念了祈祷词。厄普代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床边总放着《公祷书》，并和玛莎以及前来探望的教士一起祷告。甚至桑塔格，一个充满激情的无神论者，有一天早晨也叫来了彼得·佩龙和她一起祷告。倒不是这次祷告给了她安慰，或者说有那么一瞬间她相信了它——甚至他在描述她的请求时，也充满了一种高级的怀疑主义和反讽——但是，不管怎样，就连她似乎也做过一次祷告。

对我来说，宗教从来没有给过我安慰。我无法从它——哪怕是它的韵律——那里获得任何东西。它好像是一门外语。我有时候在小说段落以及诗歌里，找到了我所想象的其他人从宗教那里获得的安心。那些语词改变人心、让人驯服。视角得以转移。世界稍微变化了一点，在很短的瞬间里，让死亡可以承受，或者几乎可以承受。有时候，假如我读了几段诗，我就会感觉坚强了一些，获得了支撑。就像狄兰·托马斯：“我越是接近/死亡，一个人通过他分裂的旧船体/太阳便开放得更响亮/而长着獠牙的破败大海欣喜若狂。”[5]或者厄普代克：“上帝拯救我免遭无尽的终点，尽管数十亿的人终难避免/这世界被早先的死者所覆盖/自我的那些小珠子，胃口大开地闪着光芒。”

我生病的那年，进进出出医院，有一首诗特别让我感到安慰：叶芝的《驶向拜占庭》[6]。尽管我只有十二岁，但是我强烈认同他的诗行：“那地方可不是老人们待的”。青年人互相拥抱着，诗中写道，但是你除外。你与那一切无关。

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

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除非

是他那颗灵魂拍手来歌吟，大唱。

我写过一篇关于这首诗的英语论文，它超乎寻常地充满了激情。我真的把我自己看成那个年老的人。这正是我开始咳血并且告诉医生说我没事的时候。叶芝似乎在直接对我说：

消毁掉我的心；它执迷于六欲七情，

捆绑在垂死的动物身上

不知它自己的本性；请求你把我收进

那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

“捆绑在垂死的动物身上。”这部分我懂了。然后来到了那难以置信的、充满诡异色彩的升华部分：有一个叫拜占庭的地方，一个永恒的艺术世界，一个语词永远存在的地方，超越了时间。这首诗以重生为一只金鸟的幻景结束，在永恒之火中得以锻造，这只鸟生活在拜占庭，给老爷和太太们歌唱着已经过去的、正在消逝的，以及尚未到来的。为什么那只金鸟给我安慰。我不知道。那些语词做到了。

还是在我生病的那一年期间，我开始强迫性地使用起笔记本来。我用笔把一切东西——每一次与朋友无聊的争吵；我对即将到来的手术的恐惧；后来，那些在中央公园绵羊草坪度过的夜晚，和朋友们喝青柠酒，以及和男朋友们闹的那些矛盾——写在廉价的素描簿、合成的便签纸、皮封面的笔记本上，纸张的两面都会写上字。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想法：失去任何东西、忘记任何东西，以及无法以我能掌控的一种有形的方式去拥有碰巧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后来，这些笔记本会成为一种负担，我用车子把几十本的笔记在不同的公寓房之间倒腾；几乎每一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都读它们，然后某种形式的混乱和动荡就随之而来。结婚后，我把它们保存在一个优雅奇特的皮箱子里，用锁锁住，那是廉价简易版的“拜占庭”，不过好歹有这么个东西。

索特在《燃烧的白昼》中是这样说的：“假如生命变成了什么，它变成了书页。”

索特谈到有一次去看他在瑞士最亲密的朋友欧文·肖[7]，当时肖快要死了。他到达的时候，肖已经死了。我想起了他在《燃烧的白昼》中对此事的描写：“我摸了摸他的头发，这是我一辈子从未做过的事情。它好像是我自己的，卷曲、灰白。我想要记住一切，同时又希望从来没有见到过它。”这就是我如何感觉这本书中的那些死亡的：“我想要记住一切，同时又希望从来没有见到过它。”

在我们谈话的某些时刻里，索特似乎是针对我而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美妙的八月的一天想到死亡？同时，进一步说，假如我，快到九十岁了，都不想死亡的事情，那么你四十几岁，还有孩子们需要你准备早饭，为什么会想到死亡？”他事实上并没有说出这些；别的不说，他太像一个绅士了，这种话说不出口，他对思想中那些悲惨的东西更加开放，但是他的坚忍、他的坚强，仍然显示出这个质疑。也许我不需要思考它。也许你该守着自己的认知，继续生活。

为什么它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和医院中的一个穿着蓝色缎面睡衣的女孩说着话，她很害怕。她面前有一个托盘，里面放着果冻以及一份半听装的姜汁汽水。

我尝试着告诉她，那些死亡故事很好。它们并非真的很好，因为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有人死亡，并且事实上，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比它更谈不上很好的。但是，说它很好，是因为假如你必须要放手，那么你是可以的。你可以找到或者创造出一种方法去实施。

恐惧再次袭来，或者说它从未离开。它以带有几分凶猛意味的形式持续存在着，我知道这种凶猛来自医院里的数周生活。假如没有恐惧的话，我将不会是现在的我。

生第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回到了那家医院。婴儿早产了一个月。外科医生做了紧急剖腹产，因为我的羊水破了。婴儿只有不到两公斤，不过她能自主呼吸。那天早些时候发现情况大不对劲，我就问了做超声波的技师，她能否直接告诉我婴儿到底是死是活。她说，我必须要等一等再问医生，所以我坐在走廊里的一张长椅上等了四十分钟，不知道婴儿是死是活。

几个小时后，在手术室里，那些蓝色手术服、轮床上的纸张，还有那些面罩，在我心里唤起了某种意识。我开始恐慌起来。我心跳加速。我的血压上升到危险的高度。我想要画一张画，上面是有棕榈树的空无一人的海滩，但是医院不允许。

剖腹产过后的几天里，我的心率依然快得很危险。医生们查不出任何问题，没有先兆子痫，没有妊娠并发症，但是我就是情不自禁地恐慌。医院——甚至包括充满幸福的产科病房，里面有用玻璃车推进来的婴儿，还有依旧处于震惊中、像女王一样的新妈妈们，她们穿着医院的长袍在走廊里慢慢走动着——让我感到恐慌；任何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并朝我走来的医生，都让我恐慌；我身上那神秘的、检查不出来的问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它就是恐慌——让我恐慌。夜里的时候，我会呼吸困难。

当护士们给我量血压的时候，她们总会再量一次，因为她们认为肯定搞错了。医生们给我静脉滴注镁溶液来降低心率。那时仿佛有一辆卡车在我脑中开过。整个房间都模糊了。我的思维变得粘稠、迟缓。我床边有一把椅子，我丈夫应该坐在那里，但是他在上班。即使我两年半后才分开，但现在正是他离开的时候。我搂着那皮包骨的婴儿，心里想着，我们难逃一死。

索特跟我说起他的一个指挥官，布利斯契托上校，非常自信，飞行经验非常少。他们当时准备一起前往北非的一个重炮营，全体等在跑道上。飞机两两起飞。上校和一名僚机[8]驾驶员一起飞。他发出指令要改变无线电频道，但是他拨错了指示器上的控制杆，于是和另外一架飞机失去了联系。他向左转向过猛，然后再纠正，再然后就在云层里失去了方位。索特说，在空中弄不清地球在哪里是比想象的要容易很多的事。上校转向了地面。

“艾科表兄[9]，”驾驶员呼叫道，“我失去了你的信号。”那僚机驾驶员不能跟在后面，就断开联系飞走了。他曾试着在无线电上联系上校，但是没有回应。索特想象，上校向下看过几分钟频道选择器，由于他听不到无线电，也就失去了他在什么地方的轨迹。一瞬间，索特想象，他通过挡风玻璃看到了地面。索特写道：“假如，即使一刹那间，他想到了紧急跳伞，也已经为时已晚。仿佛是噩梦中的场景，在最后几秒钟的时间里，他的双眼受到层层撞击，已然粉碎。”索特和其他地面上的飞行员知道出事情了，因为他们听到通知，说跑道封闭了。

那上校穿越云层，全速飞向地面。这个故事让我瞠目结舌。一旦他飞到云层之下，他是能够看到的。他透过飞机的挡风玻璃，在转瞬即逝间，他明白了，但是怎么办？“一开始，是大吃一惊，”索特对我说，“他的理智已经穿越了一个维度。就在那汤里。”

有没有慌张的时刻，或者有没有可能放手、放弃、屈服？在汤里的时候。（“汤”是飞行员使用的俚语，意思是迷失在云层中，那时你看不见，只能靠仪器操作。）

索特认为，他有过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恐惧。

我：我父亲的去世，非常接近于在睡眠中死去。

索特：是吗？

我：嗯，他得了心脏病，瘫倒在屋子的大厅地板上。我母亲问他，要不要叫救护车，他说不要。它来得非常之快，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索特：我不了解那些。

我：你的意思是？

索特：不过，他很可能感到了痛苦。

这让我很震惊。他很可能处于痛苦中。他可能有时间思考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在那几分钟时间里，他要么感觉到了痛苦，要么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者有时间怀疑发生了什么或者感到恐惧。

索特：他很可能在想，这东西能过去吗？

我：也许那就是他为什么说不需要叫救护车。

索特：很可能他在想，它是否会自己消失。他在想，发生了什么，它会自己消失吗？或者，这就是结局了？

他恐慌了吗？我无法让自己想到他恐慌的样子。恐慌不是一种我能将其与父亲联系起来的情感，他就像索特一样，通常不会示弱，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恐惧。

我：你很可能是对的。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很多遍。我父亲死得很突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讲错了。

索特：别往深处想。

我：我想，在我的脑海里我把它粉饰过，使其更容易接受些。

索特：别想它了。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痛苦？我一向把我父亲的心脏病视作突然发作，因而他毫无感觉；我认为，那一秒钟就结束了。但是，在瘫倒之后他说话了，所以很显然，那不是一秒钟就结束的事。为什么在我之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向我指出来这点？大概是因为，在正常的文明化的谈话中，这不是人们愿意说的。但是，现在不是正常的文明化的谈话，或者说，它是外部的边缘。这就是本书领我到达的地方。

后来，我在《死亡的脸》一书中查阅那些心脏病的病例。舍温·努兰提及了最经常伴随心脏病的那种疼痛：“它最通常地被患者们描述为一种束紧般的痛，像被钳子夹。有时候，它作为一种令人崩溃的压力而显现自身，就好像一种无法忍受的、钝器般的重压抵在前胸，然后沿着左臂一路向下辐射，或者向上直至脖子和下巴。那种感觉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它伴随着一种意识（相当现实的意识）：有可能死神即将来临。”

别往深处想。别想它了。

最让人内心崩溃的是，想象父亲躺在大厅的地板上，惊恐万分。他没有时间恐惧的这个想法，一直安慰着我。

我渐渐明白，我真正害怕的事情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对我来说并不抽象。知道自己难逃一死，它步步逼近所产生的恐慌，似乎那才是我不能承受的。那是我一直试图通过写作而克服的心结。

不过，我从这本书的那些死亡中学到了如下的东西：你工作。你不工作。你抗拒。你不抗拒。你将控制力发挥到极致。你投降。你否认。你接受。你祈祷。你不祈祷。你读书。你工作。你尽可能多地服下大量止痛药。你拒绝止痛药。你怒斥死亡。你朝着它狂奔。

到最后，死亡岿然不动。他们都死了。世界释放了他们。

有一张安妮·莱博维茨在桑塔格去世后给她拍的照片，就在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里面；它就像三联画，三张不同的照片，看起来几乎是缝在一起的。在下方一缕柔光的照射下，桑塔格那剪短了的白发平滑地向后顺着，她躺在一张桌子上，身上穿着一件优雅的来自米兰的百褶连衣裙，手腕上到处淤青，双手交叠着放在腹部，仿佛她是很安详地死去的。

我知道，这份宁静是一种高度的人为建构——那光线、殡仪馆里精心的布置、出自桑塔格深爱的设计师之手的裙子、装饰在她脖子上的项链，还有摄影师那激动人心、充满渴望的构图——但是它依然宁静。那份挣扎，一旦结束，就不存在了。战斗被平息了。

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可以厘清死亡的问题——用桑达克一遍一遍反复绘画的方式——并且少一些害怕。但是也许你永远不会少一些害怕，你只是能够更好地与那份恐惧相处罢了。

也许，我想要找到一个少些害怕的方法，这样的想法从头到尾都是错误的。也许，即使恐惧也是可以承受的。也许，索特朋友的想法——“记录下那个瞬间”——意味着深入到恐惧的内部。也许，那样的恐惧并非不可能。也许，你克服了那样的恐惧，因为你不得不克服它。出于某种原因，我一直无意识地把死亡视作某种你主动让它发生的事情、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一种你进入或者闯入某地而签署的合约，但是我错了。

事实上，在那一瞬间，你别无选择。上帝来接你了。接纳让你束手就擒。

“那些死亡多少让我安心，”我说，“很难解释为什么。”

“试一试。”索特说。

付诸文字很难。我想到了桑达克写的一封信，关于探望一位弥留之际的家族故友。这次探望让他非常惊恐。他几乎无法承受这样的想法。但是，当他最终去看她的时候，他描述了它是如何令人诧异地美好。他写道，它仿佛是你凝视着某种你一直感到恐惧的事物深处，然后发现它无比华美。

在这些死亡中，我所发现的美丽，正是让我吃惊的东西，有生命的奔涌而入，工作的广袤无边，伟大的、时而错乱的外在勇气，以及最后时刻中的疯狂的爱。我想到了厄普代克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在最后一次探望时握住了他的双脚；想到了凯特琳在病床上抱着托马斯，直到护士把她从他身上拉开；想到了安妮·莱博维茨爬进桑塔格的病床。这些人创造性的工作，他们的艺术，有一部分就是他们的生命本身。生命尽头时，一切仿佛置身于熊熊大火中，某种辉煌就此展现。突然袭击我的正是这种美丽。

我对索特讲了桑达克在医院里梦到的那幅雪画。他如何看到林恩躺在长沙发椅上，面前是一幅巨大的舞台背景幕布，上面是狄更斯式的圣诞小镇雪景，还有几辆马车。他如何厌恶圣诞节，以及如何厌恶雪，以及他实际上一直把雪称为“白色死亡”，但是不知为何，那个梦放射着光芒。他是如何，在即使无法拿起画笔或者钢笔之后，在绘画中做梦，他的大脑依然在创造艺术。他是如何，纯粹通过他想象力的疯狂能量，把恐惧和愤怒（雪、圣诞节、白色死亡）转化成某种美丽的、给人安慰的东西。

索特像我一样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他说：“我们制造自己的安慰。”

几乎是傍晚了。空气中有了一丝寒意。树叶间摇曳的光亮，和索特的光亮何其相似，一种奢华的黑暗之金。我想到了他所说的话：“语言难以捕捉，但又奇怪地召唤着。”

我没有车，也不知道怎么开车。我原先计划从索特的家走到市区。他不喜欢这个计划。他说他会开车送我。我们起身之际，我注意到他穿着拖鞋，脚上穿着袜子。他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父亲，后者从来不会拖鞋袜子一起穿。索特开车送我到大街上。我们闲聊，说起他一周内会去弗吉尼亚大学，在那里他会教授一个小说研讨班，并做系列讲座。

“把书寄给我！”透过半开的车窗，他大声说道。

我本来就是要把它寄给他的。写完后，我想要等一等，直到再修改几处，直到最终呈现的样子是我想要让他看到的。数月时光一晃而过，当我想到把书寄给他的时候，我决定还是再做一些微小改动，还是没有足够好到让他过目的程度。接着，六月的时候，我接到电话，说他已经去世了。我坐在东汉普顿的一个露天平台上，蔚蓝色的花盆里喇叭花纷纷乱乱，太阳在黄昏临近的海湾里银光闪闪，我一阵晕眩。

我没有想到他会去世。我想到了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授课的情景，想象学生们会热爱他的严厉，会努力地想要获得哪怕是最微不足道或者轻描淡写的夸奖。拿着电话，我心里想，这不可能是真的。

他在健身房里心脏病发作，就在自己九十岁生日派对刚举办完的几天后。他是在彼得·马西森遗孀的房子里庆祝自己生日的，地点是萨格港，来了几十个朋友。他穿着白色的亚麻布套装。

我想到了他对心脏病的召唤，他进入其中。我看到，他能够那么坚定地看着，以及看向别处时的那份刚毅。我想到了那位在汤里——在没有指令下航行——飞向地面的上校。我想到了他是如何说出“我们制造自己的安慰”。这几个字就是我过去一直寻找但是无法获得的东西：我们制造自己的安慰。

詹姆斯·索特位于纽约州布里奇汉普顿家中的办公室，2015年6月19日，他逝世的那一天。

摄影者：凯·艾尔德里奇

[1]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一生获得二十一次提名，被誉为诺贝尔文学奖无冕之王。代表作品有《恋情的终结》《问题的核心》《文静的美国人》《一支出卖的枪》等。

[2]Jules Feiffer（1929–），美国漫画家、编剧、演员。

[3]原文为德语das Nichts。

[4]Invictus，拉丁语，“不可征服”之意。这首诗是英国诗人威廉·埃内斯特·亨利（Willaim Ernest Henley，1849–1903）的名篇。诗人从小体弱多病，患有肺结核症，一只脚被截掉；为了保住另一只脚，他一生都奋力和病魔抗争，不向命运屈服。此诗是诗人在病榻上所作。

[5]来自《他生日的诗》（Poem On His Birthday）。译文来自戴玨《狄兰·托马斯诗13首》。

[6]本诗的译名以及下文的译文，来自袁可嘉的版本。译文根据文中引用的情况稍加调整。

[7]Irwin Shaw（1913–1984），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幼狮》《富人，穷人》等。

[8]僚机是指在编队中配合长机执行任务的飞机。

[9]飞机的代号。

致谢

给我最大恩惠的莫过于那些与我谈及此书内容的人们。他们中许多人重新回顾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充满信任，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各自的所见所闻。从他们那里，我获悉良多。

感谢戴维·瑞夫，他在与我的数次交谈中，用他的博学和洞察力让我受益匪浅也颇感震惊，虽然他机敏的回答没有使我的任何一个问题得到确切的解惑；感谢莎伦·德拉诺，与我多次共进午餐，还有她无比珍贵的引导和解释，以及她的修改建议和对我的信心。感谢斯蒂芬·科赫，因为他的那些记忆和分析；感谢苏基·琴坎，因为她的视角；感谢安·江普，因为她的回忆和纠正；感谢彼得·佩龙，在他东村的无电梯公寓中，我和他进行过多次马拉松式的交谈，他开诚布公，观点鲜明；感谢那几位夜班护士，她们分享了自己对桑塔格最后几个夜晚的看法；感谢玛莎·厄普代克，她坦诚地讲述了厄普代克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她是那么优雅和充满智慧——没有她，那一章将会非常苍白无力；感谢玛丽·韦瑟罗尔，厄普代克的第一任妻子，因为她有风度的、不失诚实的回忆，因为她令人钦佩的清晰；感谢米兰达·厄普代克和伊丽莎白·科波拉，因为她们那些有关最后数周的故事；感谢戴维·厄普代克，因为他那次让我终身难忘的谈话以及他所有的帮助；感谢迈克尔·厄普代克，因为他奇特而有趣的感知，以及分享自己的理解；感谢迪克·普林顿，因为他描述了与厄普代克的最后一个下午，因为他出色的照片，以及他的那些有关高尔夫的描述；感谢林恩·卡波纳拉，因为她的友好，以及极其慷慨地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和理论——没有她，我几乎不可能对我的话题有着如此丰富的感知；感谢乔纳森·温伯格，因为我们之间进行的那些深入的交谈，因为他有关艺术的理念、耐心的指导，引领着我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他对桑达克的深刻理解和对传记与主体性的反思；感谢托尼·库什纳，因为他有关桑达克的妙文，以及他诚恳的谈话和分析；感谢希尔玛·沃尔策，因为她挖掘出了那些高中时代的回忆。

我同样表示感激的，还有下列图书馆和特别资料室，它们收藏了我所用的那些档案：哈佛霍顿图书馆（莱斯利·莫里斯帮助我查阅资料）；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罗森巴赫博物馆和图书馆；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哈瑞·兰森中心；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公司；伦敦弗洛伊德博物馆，还有国会图书馆；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查尔斯·E.杨研究图书馆特别资料部。此处还要感谢多个不同的机构，他们友好地允许我使用了一些关键的文本，对我有时候勉为其难的要求也给予充分的考虑。

非常感谢我挚爱的、很有耐心的两位编辑，苏珊·卡米尔和诺亚·埃克，还有出色的经纪人老朋友，苏珊娜·格鲁克。还要感谢阿梅利亚·扎尔克曼，她也许听了我过多的唠叨。我非常幸运，有着两位令人难以置信的研究助手，劳拉·史密斯和玛蒂·格雷赛尔，她们杰出的工作让一切更加有趣。同样感谢安德鲁·克瑟，因为他远程的协助研究。我要感谢亚当·贝格利，因为他和我彻谈了那些神秘的厄普代克问题，以及他在学识上的慷慨分享。同样感谢纽约大学理查德·卡尔布主任，因为他提供了一次机会，让我在学者讲座系列中，把书中的一个章节以讲座的形式，向那些优秀的本科生们先行展示了一下。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安·洛芙，她支持了该计划，这一点远远超出了她作为母亲应该有的契约性义务。还要感谢下列诸位，因为他们或者与我谈论那些问题和矛盾冲突，或者阅读了前几稿，或者是从总体上鼓励这个疯狂的计划：哈利·切尔诺夫、希欧多尔·雅各布斯、拉达·拉姆基松、珍妮特·马尔科姆、阿曼达·布雷纳德、凯西·格林菲尔德、黛博拉·科帕肯、汉娜·罗森、梅根·欧鲁尔克、朱迪斯·瑟曼、珍·洛夫、爱米莉·洛夫、丹尼尔·斯威夫特、卡洛琳·穆尔黑德、拉瑞莎·麦克法夸尔、利奥·洛夫，以及维奥莱特·切尔诺夫，还有蒂姆·奈伊，我迟到的灵感与拯救，等等。

资料来源说明

英文书名“The Violet Hour”来自T.S.艾略特的《荒原》（The Waste Land）。对我来说，这个短语唤起了我所描述的那段难以捉摸的时光中的那些情绪：忧郁、期待、重压。它捕获了我在这些场景中所发现的那种美丽和浓烈，黄昏时分那丰盈的激动。它是一首诗，迷恋着体现为许多样态的临终之际：有不恭敬的，有躁狂的，还有挽歌式的。它那著名的诗行让人想起所有这些作家所从事的工作：“为了支撑我的废墟，我捡起这些碎片。”[1]

苏珊·桑塔格

戴维·瑞夫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在死亡之海中游泳》（Swimming in a Sea of Death），既精彩又痛苦地描述了她母亲的死，我正是在给戴维的书写评论的时候，明确了本书的想法。桑塔格对她最后疾病的那种超凡的反应，让我想到要探寻其他作家对待死亡的态度，同时更深刻地进入了她的世界。

我开始为这一章做调研，使用了她的笔记本和手稿，其中的绝大多数，我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桑塔格档案馆中第一次读到。我同时花了一些时间，埋首阅读了纽约公共图书馆“法勒、施特劳斯以及吉鲁资料室”中的那些信件。

我在档案室中的查阅工作，迅速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对我来说也是喜忧参半的想法：我必须要和活着的人们谈谈。我和戴维·瑞夫一起吃午饭，他设法做到了沉默拘谨，但是仍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和莎伦·德拉诺，在她的切尔西公寓中见面。一开始，她的态度令人生畏，还有点粗暴，我想她会决定不和我谈话。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交往，她为我填补了大量有关桑塔格生命最后几周的背景信息。莎伦同时把她那期间的邮件通信提供给我，这是有着巨大价值的资源，就像来自安妮·莱博维兹办公室的一份日历一样，帮助我厘清了那段时间的日常安排。谈话中，莎伦言辞犀利，幽默风趣，很有见地。我能够看到，她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编辑。不可思议的是，在她一些朋友的生活中，她似乎扮演着一个接近于编辑的角色，给他们建议，帮他们解决问题，处理事务。

我和彼得·佩龙在他东村的充满焚香气味的无电梯公寓房中见面，我们会一连数小时地谈论他作为她护理员的时光，那段时间里，他有时候一天会陪着她达到十六小时之多。我谈话的对象，还有苏基·琴坎，以及被雇来陪伴苏珊度过生命最后时光的夜班护士中的两位。另外，我和安·江普（苏珊的最后一位助手），以及斯蒂芬·科赫（苏珊的老朋友），都谈了话。

我和安妮·莱博维兹只谈过一次，并且非常简短。我在纽约上东区布里尔利我的旧校的一次书展上，碰巧坐在她的旁边。我先自我介绍，然后提到我在写作本书，于是她对我说，苏珊临终前的勇敢“太过了”。这一点，似乎之后与我谈话的人都不否认，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她的勇敢太过了。我试图稍后安排一次更加正式的谈话，但是安妮那时候已经决定不和我谈论此事了。我仔细研究她的那些照片，梳理她的那些导读和访谈，想要把她有关该主题的思想串联在一起，但是影响本书写作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其他人对她行为的描述。

桑塔格所有的作品都对本章提供了参考，但是在我的思想中最关键的核心作品是她的《疾病的隐喻》《关于他人的痛苦》（在我主要是观察其他人的痛苦的那些年头里，我经常想到那个书名）、《论摄影》《我，及其他》和《死亡匣子》中的那些故事，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还有她有关爱丽丝·詹姆斯的戏剧《床上的爱丽丝》。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我博士论文“作家与梦想”的一个主要部分，同时由于我来自一个精神分析师的家庭，我感到我一辈子都沉浸在他的氛围中。我最初对他的死亡感兴趣，是因为他似乎在生命尽头时所施加的那种令人羡慕的控制力，然后是因为他有关死亡的那些复杂的、引起共鸣的作品。

想起我父亲的抽烟，我对弗洛伊德的抽烟问题开始感兴趣起来：他这样一个人——其他方面都是好的病人，有理性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坚持抽烟，对医生们的建议置若罔闻？为了写作这一章，我开始梳理他的信件以及其他人的观察，以便查找蛛丝马迹。弗洛伊德自己的信件帮助我弄清了他和抽烟之间的关系，还有他的私人医生马克斯·舒尔对那些他们就该话题进行过以及没有进行过的谈话的记述。

对该章节绝对关键的是，彼得·盖伊的那本出色的传记《弗洛伊德传》（Freud: A Life for Our Time），还有欧内斯特·琼斯的三卷本传记《弗洛伊德的人生和作品》（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我发现马克·艾德蒙森的《弗洛伊德之死》（The Death of Sigmund Freud）也非常精彩，该书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以及它是如何同纳粹主义的兴起相契合的。至于对安娜·弗洛伊德的深刻见解，我参看了伊丽莎白·杨-布吕尔的《安娜·弗洛伊德：一部传记》（Anna Freud: A Biography），有关玛丽·波拿巴的背景，参看了西莉亚·贝尔坦的《玛丽·波拿巴》（Marie Bonaparte）。许多的医疗信息，以及有关弗洛伊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和他最后几个月里的许多细节问题，来自马克斯·舒尔《弗洛伊德：生与死》（Freud: Living and Dying）一书中生动形象的记述。

弗洛伊德的信件是本章最丰富的资料来源：恩斯特·L.弗洛伊德主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Letters of Sigmund Freud）；恩斯特·法尔泽德主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卡尔·亚伯拉罕通信全集，1907-1925》（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SigmundFreud and Karl Abraham, 1907–1925）；恩斯特·法伊弗主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书信集》（Sigmund Freud and Lou Andreas- Salomé, Letters）；以及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主编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致威廉·弗利斯信件全集，1887-1904》（The Complete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 to Wilhelm Fliess, 1887–1904），另外还有几部其他的集子。

我在本书中直接引用的弗洛伊德作品有《超越快乐原则》《梦的解析》，以及弗洛伊德从法文翻译成德文的玛丽·波拿巴的作品《托普西：一只金毛松狮犬的故事》。

为了体会弗洛伊德在维也纳住所的样子，我依赖《博格塞19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家及办公室，维也纳1938》（Berggasse 19:Sigmund Freud’s Home and Offices, Vienna 1938）。位于伦敦的弗洛伊德博物馆，也一直是获取信息和感受空间的有益资源。

另外，位于国会图书馆安娜·弗洛伊德档案室中的几封非常有趣的信件和电报，在本书中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特别是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柏林厄姆之间的信件往来，让人们更加私密地窥见了她父亲临终前的时光。

约翰·厄普代克

我所获得的关于厄普代克生命最后几周的许多细节，都来自他的第二任妻子，玛莎·厄普代克，经过数次长时间的电话通话，她把这些细节十分慷慨地向我做了描述。在这些交谈中，我既感到她十足的魅力，又感到了她在其他人口中所描绘的那种不屈的人格力量。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讨好她的欲望，为什么有这种欲望我不是很明白。

我所描述的许多场景，来自和厄普代克子女们的访谈。戴维骑自行车赶到哈佛广场和我见面，然后我们一连谈了三小时。迈克尔——他所从事的工作中有一项是雕刻墓碑——和我进行过几次不是很顺畅的电话交谈，我与伊丽莎白和米兰达则是用邮件交往。有人对我说：“玛莎的孩子们总是更加容易成为股票经纪人，厄普代克的孩子们更加容易成为艺术家之类的。”厄普代克的孩子们非常坦诚可靠地描述了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以及总体上和他在一起的生活，还有两者中都有的喜悦时刻。玛丽，他的第一任妻子，为人也非常友善，分享自己观点时也是有什么说什么。我深深震惊于她表现出的公正和深情，她几乎没有那些离婚人士通常填满胸臆的痛苦，她能够用简洁的言语清楚地讲述和厄普代克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时所具有的既光鲜夺目又艰辛重重的方方面面。

我同样发现，和迪克·普林顿——厄普代克的老朋友兼高尔夫球伴——的谈话使我受益极大。在我们的谈话中，我理解了他们这么多年来没有谈及的话题，就像理解他们谈及的话题一样。我第一次领悟了，厄普代克当初一定感受到了的那种自由，当他和朋友们一起徜徉在爱尔兰豪华的高尔夫球道上的时候。

我对他疾病的感知，以及他对工作的奉献，很多是来自一次对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厄普代克档案馆的拜访。那些最后诗歌的手写稿，特别令人震惊，因为手写本身讲述了一个为了将字词呈现在纸页上而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故事。人们能够抽象地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让人描述出来，但是亲眼看到这些像蜘蛛般细长的字母本身，那些倾斜的字行，以及被划掉的文字，那是非常不同的。

厄普代克的信件非常迷人、非常生动、非常美妙，以至于它们唤起了一个更加强大的人物形象，这是他已经出版的自传中那些只言片语难以尽述的；我同时更加切实地感觉到，他的许多人际关系是如何主要存在于作品中。他有一些亲近的朋友，例如沃纳·波特霍夫（在哈佛生活和任教），但是他们很少见面，尽管几十年来私密的信件往来不断。人们还可以看到，他同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有联系，尽管他刻意地置身于纽约市的文学中心之外。这种疏离是身体上的，但是他的信件却是爱好交际、非常健谈并投身其中的。人们也许不会吃惊，为什么对厄普代克来说，许多有关友谊的经营，都存在于书页之上。

亚当·贝格利的出色传记《厄普代克》，是本章极为依赖的资源。他同时还向我讲解清楚了一些让我深受困扰的问题，例如厄普代克的宗教信仰。厄普代克的反讽让我非常惶惑，尤其是他怎么能够对宗教持如此反讽的态度，但同时又严肃待之。贝格利的谈话，化解了那个独有的明显矛盾。他非常慷慨地分享了他的各种印象和观察，我和他的详谈帮助我行文敏锐。

厄普代克所有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及他的自传《自我意识》，为本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他和《巴黎评论》所做的那些访谈以及他的许多论文也不例外。厄普代克对他所有的文字，都非常严肃，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让人心生敬畏。我曾经读过他为《Allure》杂志写的一篇有关防晒霜的文章，简直就是一首言简意赅的精美抒情诗杰作，让除他之外的我们这些记者和作家无地自容。当然，最先让我震惊和沉迷的，是收录在《端点》中的那些诗歌，正是它们在《纽约客》中的出现，让我想到把厄普代克纳入此书中，其他的原因还有我对他作品的热爱，以及我对他把通奸和不朽相联系的特别兴趣。那些试图用性来击败死亡的人，都击中了我的软肋。

狄兰·托马斯

狄兰·托马斯的信件非常迷人，叫人疯狂，精美无比，也许我有关他生命最后数周的故事中有相当一部分灵感来自它们。当然，他在自我诊断方面非常聪明，能够将自己惊人的病恙付诸文字。能够想到“自我毁灭的逃脱术表演者”这样崇高的短语，舍他其谁？下列书信集给我帮助最大：狄兰·托马斯自己选编的《狄兰·托马斯爱情信件》（The Love Letters of Dylan Thomas）；康斯坦丁·菲茨吉本主编的《狄兰·托马斯书信选》（Selected Letters of Dylan Thomas）；狄兰·托马斯自己选编的《狄兰·托马斯：写给弗农·沃特金斯的信件》（Dylan Thomas: Letters to Vernon Watkins）；杰夫·汤斯主编的《昂贵的珍珠：狄兰·托马斯写给珀尔·卡津[2]的情信》（A Pearl of Great Price: The Love Letters of Dylan Thomas to Pearl Kazin）。

为了解开围绕在他生命最后几天里的争议谜团，以及一些细节问题，我高度依赖位于得克萨斯州哈利·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里的那些信件和文档。在有关托马斯谈话的第一手记述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面存在的那种分析性的生动，那种偏执狂的氛围，充满了丰富的细节性指控，以及起起伏伏的激情涌动。他的许多朋友在描写他的死亡时，写出的东西似乎是用来作为律师的陈词，或者是为了营造一个案例。当然，没有人声称他是被谋杀的，但是他们隐约有一种相近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有趣的小细节：尸检报告、来自他英国银行的信件，以及医生的观点。对于弄清他在最终昏迷之前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文档弥足珍贵，因为他对于任何传记作者来说，都是某种影子替身。

至于生平背景，我要感谢保罗·费里斯所著的《狄兰·托马斯传记》（Dylan Thomas: The Biography）以及彼得·史蒂文森所著的《狄兰·托马斯的世界》（The World of Dylan Thomas）。我同时发现威廉·墨菲博士的“创造与毁灭：狄兰·托马斯笔记”（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Notes on Dylan Thomas）一文非常有用。用来深入查看托马斯生活背景的另一重要资源，是一系列精心筹划的访谈，收录在《记忆中的狄兰》（Dylan Remembered）中，两卷本都是由戴维·N.托马斯主编。为了更加清楚地理解一些围绕他死亡而引发的阴谋论，我阅读了詹姆斯·纳什尔德医生和乔治·特雷姆利特所著的《狄兰·托马斯之死》一书。

当然，在本章中所分析的托马斯作品中，最重要的当属他的诗歌，不过除此之外，本章中还使用了如下作品：《牛奶树下》（Under Milk Wood）以及《狄兰·托马斯：短篇小说选》（Dylan Thomas: The Collected Stories）。

聆听托马斯朗读他的诗歌，是我为本章写作所做的最有成果的事情之一。他声音中的那种韵律呈现了一个我之前无法期待的他，并且暗示着那些诗歌有着我之前在书页上不可能读出的一些解释。七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一次诗歌背诵比赛中获胜，选择的就是“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而他的口诵版本极大地挑战了我对那首诗的古旧认知。

我发现那些熟知他的人的回忆录非常有用，它们展现了一个复杂男人给人留下的万花筒般的各种印象，特别是他女儿艾蓉薇·托马斯的回忆录《我父亲的那些场所》（My Father’s Places）以及凯特琳·托马斯那情绪激烈的回忆录《待杀的残生》（Leftover Life to Kill）。约翰·马尔科姆·布林宁所写的《狄兰·托马斯在美国：一本私密的日志》（Dylan Thomas in America: An Intimate Journal）是一本读起来很出色的书，特别是有助于理解托马斯后几次美国之旅中所笼罩在他身上的那种狂热的崇拜。我尤其喜爱伊丽莎白·哈德维克有关托马斯之死的那篇论文——收录在《我自己的一个观点》（A View of My Own）一书中——因为它分析了美国人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所扮演的角色。那些回忆他的诗人，诸如约翰·贝里曼、罗伯特·洛威尔，以及伊丽莎白·毕肖普，都在只言片语中精妙地把握了此人的形象。他生而有幸，为他祈福的旁观者中，有许多人才华横溢。

莫里斯·桑达克

就像几乎每一个五十岁不到的人那样，我进入莫里斯·桑达克的世界时还是一个小孩，他的那些书在我无意识的版图中闪闪发光，那些意象深入骨髓，如同睡梦般熟悉。他去世的时候，我读到一篇访谈，提到他说自己想要一个“美味的死亡”，就像威廉·布莱克的那样，这一点立即吸引了我。经过一点深挖之后，我对他的死亡态度、那种不恭敬，以及那份迷恋式的投入，变得兴趣颇丰；在我看来，他似乎是一位同行的旅伴。

在本章中最为深刻地反复回荡着的是他的如下书籍：《野兽国》《夜晚的厨房》《糊涂的阿尔蒂》《格里格里砰！》《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那本奇怪而可爱的《致我的兄弟》。我不止一次强迫我当时四岁的儿子看《在那遥远的地方》，得到的答复是它“太恐怖了”。“不过，是好的恐怖”。我努力着，尽管那不是一个他愿意去理解的概念。那份恐怖性，不管怎样，都是意味深长的，传达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还有绝大多数人不愿意为之发声、将其释放的种种恐惧。

我实际上发现，作为成人再次阅读这些书，是一种超验主义般的出色经历，只是给自己而不是孩子们读，孩子们——实话实说——有可能让我们分心，无法真正领会这些故事：它们的意义将会变得大不相同，当你可以奢侈地活在其中时；那份交流是发生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我同时发现，桑达克的儿童文学随笔集《凯迪克奖与公司》（Caldecott&Co.），在有关写作技巧的思考方面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融入本章当中的他丰富的人生背景，绝大多数来自他非常亲近的人，他们非常慷慨地给我时间、为我敞开大门、准备午餐，并分享他们的回忆。艺术史家乔纳森·温伯格邀请我去他位于纽黑文的住所，那房子到处是画像，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爬到楼上他的工作室中，这样我可以一边问他问题，一边让他给我画像。我们的谈话持续进行着，谈到了莫里斯、尤金·格林——乔纳森深爱之人——还有艺术。他和我详谈了桑达克的那些插画、他的影响，等等，他还让我看到了很多切入桑达克世界的视角。

在上西区的一次晚宴上，托尼·库什纳和我谈到了桑达克。他有关桑达克的故事，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在我表达对桑达克的印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深入了解一些有关他在本森赫斯特生活的日子，他的高中朋友希尔玛·沃尔策——在一个艺术课程班上，她坐在我旁边——帮助我回忆了桑达克十几岁时的情况。

和林恩·卡波纳拉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她给我准备了三明治，我们坐在桑达克从前坐的那张桌子前——也许为本章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源。我在此处所写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源自她对那个男人的看法、她的观察，以及她的描述。她自己的故事令人神往——长达数十年的关系，既不是女儿或者母亲，也不是管家，而是超越了所有这一切的某种存在。我禁不住地想，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都需要一个林恩，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找到她。她似乎是那个完美的保护者、缪斯、辅助者、朋友。这本书教会我的事情之一，是友谊的界限可以是如此的变动不居：人们在用非比寻常、创意十足的方式相互爱着彼此时，所扮演的角色是多么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桑达克在广播、电视，以及平面媒体上的所做过的访谈数量庞大、意义非凡——它们风趣、不羁、充满聪明才智——在本章对其的素描中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同样起作用的还有托尼·库什纳在《卫报》上所写的那篇情义满满的追忆。特别要提及《信徒》和《漫画杂志》上的两篇长访谈，尤其令人叹服，就像他后期在《特里·格罗斯的Fresh Air[3]》《斯蒂芬·科尔伯特的科尔伯特报道》，以及《比尔·莫耶斯时刻》中的亮相那样。托尼·库什纳所著的那本内容出色、文笔优美的《莫里斯·桑达克的艺术：1980年至今》（The Art of Maurice Sendak: 1980 to the Present）一书，也提供了大量信息和真知灼见，同样如此的还有塞尔玛·G.兰斯早期的卷本《莫里斯·桑达克的艺术》（The Art of Maurice Sendak）。

也许本章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来自“桑达克档案”的信件和手稿，它们当时收藏在费城的罗森巴赫博物馆和图书馆。他的书信非常出色，显露了他不仅是很好的艺术家，也是很好的作家。他的信件同时展现了他慷慨的一面，即对待他人无比温情，这一点通过他那被精心塑造的公共人格并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在书信中，他是许许多多人眼中的那个风趣、迷人、搞怪的良友。自始至终，充分的证据表明了他与人亲密的天分。让我特别感到震惊的，是他与明妮·凯恩长达几十年的通信，她先是一名粉丝和崇拜者，然后——从很早就开始——变成一位受到重视的书信密友，会给他寄来一些小石头作为礼物。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桑达克管理机构拒绝给我引用这些信件的许可证，认为桑达克的本意是销毁这些信件，这一点对本书以及总体上的桑达克研究来说，损失巨大。

看着那些浩如烟海的手稿和绘画的早期草稿、那些微小的仿制书，还有在牛皮纸上绘就的初期草样，让人叹为观止：《夜晚的厨房》稍早的文本，潦草地写在黄色的便签纸上，写在橙色纸张上的蛋糕收据——有起酥油、鸡蛋、糖、柑橘花水——在稍后的那些版本中，那只恐怖的烤箱色彩变得缓和，然后进一步缓和。页边的自我训诫语，让事情变得更好更清晰。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展示了在桑达克的艺术中所投入的纯粹心力有多大，以及他为此所拥有的绝对奉献精神。我曾经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较之于绝大多数别的插画家，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进程中，但是看到这些手稿之后，我明白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些绘画和文本的演化过程，让我一窥了他想象过程的弧线，从而让他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能为力的。

我还和林恩·卡波纳拉在桑达克位于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的那所使人愉悦的住宅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也正是在那里我见到了《鼻子之书》的手稿，它当时静静地躺在他工作室的桌子上。我觉得很幸运，可以近距离地观看他的工作环境：装在盒子里的济慈面具，就在那间铺着蓝色床单的客人房里面，他收藏的各种米老鼠，布莱克的绘画，麦尔维尔的可移动的书桌，还有他那些古老的厨房用具。我对那个地方的描述，绝大多数来自那次拜访。

詹姆斯·索特

为什么会产生和詹姆斯·索特谈谈的想法，我也无法完全说得清楚。我重读了他的作品《光年》《游戏和娱乐》《黄昏及其他短篇》，以及《所有一切》，读了一遍又一遍。对我而言，它们包含了某种看待生命的神秘视角，那正是我被迫去重温的东西。我发现它们给人安慰，赏心悦目；它们使我的思路完整，而我之前并没有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拥有这样的思路。所以，当我给索特发电子邮件请求他和我谈谈死亡的问题的时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而当他回复我说他愿意的时候，我非常惊喜和激动。我意识到，也许在本书中收入一个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作家，是个不错的主意；多年以来一直围绕着我的研究对象，阅读他们的日志和书信，寻访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在这之后，同一位作家本人谈谈也许有所裨益，他年事已高，足以以某种方式直面死亡，他坚强不屈，足以开诚布公地谈论大劫将至。我和索特的谈话，转入了我之前无法预估的领域，正是和他在那个活力满满的八月的下午所进行的谈话，本书中的一些躁动不安才得以平静下来。最后，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找到了孜孜以求的东西，或者觉得突然之间能够用新的方式看待本书的主题，一种我能够安然以待的方式。我将永远感激索特，因为他慷慨地接受了那次谈话的请求，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独具特色的语言使用方式，还因为他那种知道何时不要使用语言的罕见本能。

[1]来自《荒原》第430行，原文是“These fragments I have shored against my ruins.”此处译文采用查良铮的版本。

[2]“Pearl”在英语中有“珍珠”的含义，呼应书名。

[3]“Fresh Air”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音频播客栏目。

暮色将至：伟大作家的最后时刻

[美]凯蒂·洛芙　著

刁俊春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

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字 数：190千字

-------------------------------------------------------------------

纸书书号：978-7-5086-8574-8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投稿邮箱：tougao@citicpub.com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citicpub.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更多好书，尽在中信书院

中信书院：App下载地址https://book.yunpub.cn/（中信官方数字阅读平台）

微信号：中信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