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1

2

3

4

5

6

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

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过去之章（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过去之章（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

过去之章（三）

加贺恭一郎的回忆

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

事件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1

事情发生在四月十六日，星期二。

那天下午三点半，我从家里出发，前往日高邦彦的住处。日高家距我住的地方不远，仅需坐一站电车，到达车站改搭巴士，再走上一小段路，大约二十分钟就到了。

平常就算没什么事，我也常到日高家走走，不过那天却是有特别的事要办——这么说好了，要是错过那天，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他的家位于美丽整齐的住宅区里，该地区清一色的高级住宅，偶尔可见一般称之为豪宅的气派房子。这附近曾经是一片杂树林，有不少住户依然让庭院保有原本的面貌。围墙内山毛榉和栎树长得十分茂盛，浓密的树荫覆满整条巷道。

严格说起来，这附近的路并没有那么狭窄，可是一律规划成了单行道。或许讲究行走的安全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一种象征吧！

几年前，当我听说日高买了这附近的房子时，心里就想，果不出所料。对于在这个地区长大的少年而言，把家安在这里乃人生必须实现的梦想之一。

日高家称不上豪宅，不过光夫妻俩居住，可说绰绰有余，十分宽敞。主屋的屋顶采用了纯和式风格，边窗、拱形玄关、二楼窗际的花坛则全是西式设计。这些想必是夫妻俩各拿一半主意的结果。不，就砖砌的围墙来看，应该是夫人占了上风。她曾经透露，一直想住在欧洲古堡般的家里。

更正，不是夫人，应该说是“前夫人”才对。

沿着围墙走，我终于来到方形红砖砌起的大门前，按下门铃。

等了很久都没人来应门，我往停车场一看，日高的萨博车不在，可能是出门去了。

这下要如何打发时间？我突然想起那株樱花。日高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株八重樱，上次来的时候只开了三分，算算已经又过了十天，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是别人的家，但仗着自己是主人的朋友，就不请自入了。通往玄关的小路在途中岔开来，往建筑的南边延伸而去。我踏上小径，朝庭院的方向走。

樱花早已散落一地，树枝上还残留着些许尚堪观赏的花瓣。不过这会儿我可无心观赏，因为有个陌生的女人站在那里。

那女人弯着腰，好像正看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她身着简单的牛仔裤和毛衣，手里拿着一块像白布的东西。

“请问……”我出声问道。

女子好像吓了一大跳，猛地转过身来，迅速挺直腰杆。

“啊，对不起。”她说，“我的东西被风吹到院子里了，这家人好像不在，我就自己进来了。”她将手里的东西拿给我看，是一顶白色的帽子。

她的年龄看来应在三十五到四十之间，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小，长相平凡，脸色也不太好。

刚才的风有那么强，会把帽子吹掉？我心里犯着嘀咕。

“您好像很专注地在审视地面呢。”

“哎，因为草皮很漂亮，我在猜是怎么保养的。”

“唔，这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我朋友的家。”

她点了点头，好像知道我不是这家的主人。

“不好意思，打扰了。”她点了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往门那一头走去。

大概过了五分钟，停车场那边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好像是日高回来了。

我走回玄关时，深蓝色的轿车正倒入停车场，驾驶座上的日高注意到我，向我微微地点了下头。

副驾驶座上的理惠一边微笑一边对我解释：“对不起，本想出门去买点东西，结果碰到了大堵车，真伤脑筋。”

一下车，日高马上举起手做了个手刀的姿势，表示抱歉。“等很久了吗？”

“没有，并没有多久，我去院子里看樱花了。”

“已经开始凋落了吧？”

“有一点，不过真是棵漂亮的树啊。”

“开花的时候是很好，之后就麻烦了。工作室的窗口离得比较近，毛毛虫都从外面跑进来了。”

“这就伤脑筋了。不过，反正你也不会在这里工作了，对吧？”

“嗯，一想到可以从那毛毛虫地狱里逃出来，我就松了一口气。啊，还是先进来吧，我们还留着一些器具，可以请你喝杯咖啡。”

通过垂拱的玄关，我们鱼贯而入。

屋子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墙壁上的挂画也已收起。

“行李都收拾好了？”我问日高。

“除了工作室外，大致都收拾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搬家公司。”

“今晚打算住在哪里？”

“早就定好皇冠酒店了。不过我可能要睡在这里。”

我和日高走进工作室。那是一间约十叠大的西式房间，里面只剩下电脑、书桌和一个小书架，显得空荡荡的，其余的东西大概都打包了。

“这么说来，你明天还有稿子要交差？”

日高眉头一皱，点了点头。

“连载的部分还剩下一回，预定今晚半夜要传给出版社，所以到现在电话都没敢切断。”

“是聪明社月刊的稿子？”

“是啊。”

“还有几页要写？”

“三十页。啊，总会有办法的。”

房里有两把椅子，我们分坐在书桌一角的两侧。不久，理惠端了咖啡进来。

“不知温哥华的天气怎样，应该比这边冷吧？”我向两人问道。

“纬度完全不一样，那边凉多了。”

“不过能过个凉凉爽爽的夏天真是不错，一直待在空调房里对身体不好。”

“待在凉爽的屋子里顺利工作……如果能这样就太好了，不过大概不可能吧。”日高自嘲地笑着。

“野野口先生，到时你一定要来玩，我可以当你的向导。”理惠说。

“谢谢，我一定去。”

“你们慢慢聊。”说完，理惠就离开了房间。

日高拿着咖啡杯站了起来，倚在窗边望向庭院。

“能看到这株樱花盛开的样子真好。”他说。

“从明年起，我会拍下花开的美丽照片寄给你。对了，加拿大那边也有樱花吧？”

“不知道。不过即将搬进去的房子附近好像没有。”他啜着咖啡说道。

“说到这个，我刚才在院子里碰到一个奇怪的女人。”我本来有点犹豫，不知该不该说，后来还是决定让他知道。

“奇怪的女人？”日高挑起了眉毛。

我把刚才的情景说给他听，结果他的表情从一开始的惊讶转为了然于胸。

“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长得像木刻的乡土玩偶？”

“啊，没错，你这么一说，好像真是这样。”日高比喻得真贴切，我笑了出来。

“她好像姓新见，住在附近。外表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也应该已经超过四十了。有个读初中的儿子——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浑蛋。丈夫很少在家，大概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这是理惠的推断。”

“你知道得还真详细，你们感情很好啊？”

“和那个女人？怎么可能！”他把窗子打开，拉起纱窗，凉风徐徐地吹了进来，风里混杂着树叶的气味。“正好相反，”他继续说道，“应该说她恨我们才准确。”

“恨？她看起来很正常啊！是什么原因？”

“为了猫。”

“猫？这和猫有什么关系？”

“最近那个女人养的猫死了。听说是忽然倒在路边，带它去看兽医，得知可能被人下了毒。”

“这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她似乎怀疑猫是吃了我做的毒丸子才死的。”

“你？为什么她会这么认为？”

“就是这篇，”日高从仅存的那方书架里抽出一本月刊，翻开放到我面前，“你读读这个。”

那是一则约半页篇幅的短文，题为“忍耐的极限”，文章上方摆着日高的照片。内容主要是说到处乱跑的猫让他极为苦恼：早上，院子里一定会出现猫粪；将汽车停在停车场，引擎盖上布满猫的脚印；花盆里植物的叶子被啃得乱七八糟。虽然知道这些罪行全是一只带白棕斑点的花猫犯下的，却苦无对策，就算立了一整排保特瓶挡它，也一点效果都没有，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忍耐的极限……

“死掉的那只猫是带白棕斑点的？”

“唔，好像是。”

“那难怪了，”我苦笑着点了点头，“她怀疑你也不是没道理的。”

“上个礼拜吧，她气冲冲地跑到这里来，虽然没指名道姓说是我下的毒，但话里就是这个意思。理惠很生气地说我们才不会干这种事，并将她轰了回去，不过就她在院子里徘徊的行径看来，想必还在怀疑我们。大概想找寻是否有毒丸子残余的痕迹。”

“还真执著。”

“那种女人就是这样。”

“她不知道你们就要搬到加拿大去住了吗？”

“理惠跟她说过，说我们下礼拜就要到温哥华住上好一阵子，她家的猫再怎么作乱，我们也只要忍耐一下子就好了。这样看来，理惠倒也挺强悍的。”日高好像颇觉有趣地笑了。

“理惠的话很有道理，你们根本没有必要急着在这个时候杀死那只猫嘛！”

不知何故，日高并没有马上附和我的话。他依然面带微笑，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将咖啡喝光后，他阴沉地说道：“是我做的。”

“啊？”我不明所指，便问，“什么意思？”

他将咖啡杯放到桌上，拿出了香烟和打火机。

“是我杀的。我把毒丸子放到院子里，只是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这么顺利。”

听到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我以为他只是在开玩笑。然而他虽维持一贯的笑脸，却不像在开玩笑。

“你说的毒丸子怎么做？”

“还用怎么做？猫罐头里掺入农药放到院子里就结了，没教养的猫好像什么都吃。”

日高将香烟拿近，点燃，惬意地吞云吐雾。从纱窗吹入的风霎时将烟雾吹散了。

“你干吗要做那种事？”我问道，心里感觉不太舒服。

“我跟你说过屋子到现在都还租不出去吧？”他面容一整，认真地说道。

“嗯。”

日高夫妇打算在旅居加拿大期间将这套房子租给别人。

“倒是不断有中介来询问，可是他们告诉我，这里有一个缺点。”

“什么？”

“他们说房子前面摆了一排挡猫的瓶子，好像深受猫害的困扰。这种状况确实会影响租房者的意愿。”

“那你把挡猫瓶拿掉不就好了？”

“这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如果有想租的人来看房子，看到满院猫粪，又该怎么办？若我们还在，是可以天天打扫，可明天这里就没人住了，肯定会臭得要命。”

“所以你就杀了它？”

“这应该是饲主的责任，不过你刚才看到的那位太太好像不明白这一点。”日高在烟灰缸里把香烟捻熄。

“理惠知道这件事吗？”

日高扬起半边脸，一边笑一边摇头：“哪能让她知道！女人啊，百分之八十都喜欢猫，要是我跟她讲了实话，她肯定会说我是魔鬼。”

我不知该怎么接下去，只好沉默以对。这时恰好电话响起，日高拿起话筒。

“喂？啊，你好，我正想你也该打电话来了……嗯，按照计划进行……哈，被你识破啦？我这才要开始写呢……是啊，我想今天晚上一定能搞定……好，我一完成就马上传过去……不行，这电话只能用到明天中午，所以我打电话过去好了……嗯，我会从酒店打过去。好，那先这样。”

挂断电话，他轻轻地叹了口气。

“编辑？”我问。

“聪明社的山边先生。虽然我拖稿拖习惯了，不过这次他真的不放心。因为他怕我跑掉，后天就不在日本了。”

“那我就不多打扰，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就在此时，听到屋内对讲机的声音。我原以为是推销员之类，不过似乎不然。走廊上传来理惠走近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

“什么事？”日高问。

门打开了，理惠一脸沮丧地探进头来。

“藤尾小姐来了。”声音闷闷的。

日高的脸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布满阴霾。

“藤尾……藤尾美弥子？”

“嗯，她说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跟你谈。”

“真糟糕。”日高咬着下唇，“大概是听到我们要去加拿大的风声了。”

“要我告诉她你很忙，请她回去吗？”

“这个嘛，”他想了一下，“不，我见她好了。我也觉得就在这里把事情解决掉会更轻松，你带她过来吧。”

“好倒是好……”理惠担心地往我这边看来。

“啊，我正打算要离开。”我说。

“对不起。”理惠说完，就消失在门口。

“真伤脑筋。”日高叹道。

“你们刚刚说的藤尾小姐，是藤尾正哉的……”

“妹妹。”他搔着略长的头发，“如果她们想要钱还好办，可是如果要我将书全部收回或改写，就恕难从命了。”

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日高赶紧闭上了嘴。门外依稀传来理惠的声音——“走廊很暗，对不起”，接着有人敲门，日高应了一声。

“藤尾小姐来了。”理惠打开门说道。

站在她背后的，是一位看来二十六七岁的长发女子，身着女大学生去企业面试时会穿的那种套装，让人觉得这位不速之客在刻意维持着应有的礼貌。

“那我先走了。”我向日高说道。我原本想告诉他，如果可以，后天我会去送行，但没说出口。我心里琢磨着，要是在这种时候刺激到藤尾美弥子就不好了。

日高沉默地点了点头。

我在理惠的陪伴下走出了日高家。

“招待不周，真是不好意思。”理惠合起双掌，眨着眼，抱歉地说道。由于身材娇小纤细，这样的动作让她散发出少女般的气息，令人一点也感觉不出她已年过三十。

“后天我会去送你们。”

“你不是很忙吗？”

“没关系，拜拜。”

“再见。”她说道，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

2

我回到家，刚做完一点事，门铃就响了。我的住所和日高家相比天差地远，只不过是一栋五层建筑里的一个小套间，工作室兼卧室约占了六叠，剩下的十六叠空间既是客厅也是饭厅，还包含了厨房，而且我也没有像理惠那样的美眷，所以铃响时，只好自己去应门。

从门镜里确认来访对象后，我将锁一扳，打开了门，是童子社的大岛。

“你还是一样，非常准时。”我说。

“这可是我唯一的优点。我带来了这个。”他拿出一个四方包裹，上面印有知名和式糕饼店的店名。他知道我是个嗜吃甜食的人。

“不好意思，还让你特地跑一趟。”

“哪里，反正我回家顺路。”

我将大岛让进狭窄的客厅，泡了茶，接着走回工作室，将摆在书桌上的原稿拿了过来。“哪，这个，写得好不好就不知道了。”

“我来拜读一下。”他将茶杯放下，伸手接过稿子，读了起来，我则翻开报纸。一如往常，让人当面阅读自己的作品，总令我不太自在。

大概是大岛快读完一半的时候，餐桌上的无绳电话突然响了。我说声“失陪一下”，离开了座位。

“你好，我是野野口。”

“喂，是我。”是日高的声音，听来有点沉重。

“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里还挂念着藤尾美弥子的事，不过日高并未正面回答。他停了一下，问道：“你现在忙吗？”

“谈不上忙，只是有客人在这里。”

“哦，几点会结束？”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刚过六点不久。

“还要一点时间，到底怎么了？”

“嗯，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有事想找你商量，你可不可以来我这里一下？”

“可以。”我差点忘了大岛就在一旁，几乎要脱口问他是不是有关藤尾美弥子的事。

“八点怎么样？”他说。

“好。”

“那我等你。”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一把听筒放好，大岛就赶忙从沙发上站起，说道：“如果你还有事，那我就……”

“不，没关系，没关系。”我以手势示意他坐回去，“我和人约在八点，还有时间，你就慢慢读好了。”

“这样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拿起原稿继续读了起来。

我也再度摊开报纸盯着上头的文字，脑海里却不停猜测着日高要说的是哪件事。我猜多半跟藤尾美弥子有关，除此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还会有什么事。

日高写了一本叫《禁猎地》的小说，内容描写某位版画家的一生。表面上虽称之为小说，实际上作品中的主角确有其人，是一名叫藤尾正哉的男子。

藤尾正哉和我以及日高读的是同一所初中。或许是因为这段渊源，让日高兴起想把藤尾的故事写成小说的念头。只是这本小说有几点亟待商榷的地方，即其中连藤尾正哉之前做过的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也如实描写，特别是他学生时代的各种奇怪行径，日高几乎是原版重现。就我看来，除了人物名字不同之外，书里的内容根本不像是虚构的小说，就连主角后来被妓女刺死也与现实情况完全吻合。

这本书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对于认识藤尾正哉的人而言，要猜出小说主角的原型是谁实在太过容易。终于，藤尾的家人也看到了这本书。

藤尾的父亲早已去世，出来抗议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她们认为：很明显，小说主角是以藤尾正哉为原型，可是她们不记得曾允许谁去写这样的小说。而且这本书暴露了藤尾正哉的隐私，使他的名誉受到不当的诋毁，她们要求将作品全部收回，全面改写……

日高也说过了，对方并未要求赔偿金之类的实际补偿。她们真的只是要求改写作品，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企图，至今仍无法断定。

从日高刚刚在电话中的声音判断，恐怕和藤尾美弥子的交涉不太顺利。可是，把我叫过去又是怎么一回事？如果他们真的谈判破裂，那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就在我左思右想之际，对面的大岛好像把稿子读完了。我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开。

“写得不错嘛，”大岛说，“蛮温暖的，透着一股怀旧气息，我觉得挺好的。”

“是吗？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我的确松了口气，赶紧喝了口茶。大岛这个年轻人虽然和气，却不随便讲谄媚逢迎的话。

若是平时，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往后的计划，不过待会儿和日高有约。我看了一下钟，已经六点半了。

“你来得及吗？”大岛机灵地问。

“嗯，还来得及。怎样？这附近有一家餐馆，我们去那儿边吃边讨论？这样也算帮了我一个大忙。”

“好啊，反正我也要吃晚饭。”他将原稿放进皮包。如果我没记错，他应该快三十了，却还是单身。

距离我家大概两三分钟的路程就有一家餐馆，我们一边吃着烤料理，一边商量公事。说是商量公事，其实我们聊的都是杂事。谈话中，我无意间说出接下来跟我约的人正是作家日高邦彦，大岛听后显得有些惊讶。

“你认识那位先生啊？”

“嗯，我们初中、小学都同校，住得也很近，从这边走过去就到了，只是我们的老家都已经拆了，目前正在盖公寓。”

“就是所谓的童年旧识对吧？”

“差不多吧，现在我们也还有来往。”

“啊，”大岛露出羡慕和憧憬的目光，“我竟然不知道。”

“我为你们公司写稿，也是通过他介绍的。”

“咦？是这样吗？”

“一开始是你们公司的总编向日高约稿，不过他不写儿童文学，就拒绝了，又把我介绍给你们，也就是说，他算是提拔我的贵人。”我一边用叉子将烤通心粉送进嘴里，一边说道。

“嗯，竟然有这回事。日高邦彦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标题确实挺吸引人的。”大岛接着问我：“野野口先生，你不想写针对成人读者的小说吗？”

“我很想写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这是我的真心话。

七点半，我们离开了餐馆，往车站走去。我站在月台上目送大岛坐上反方向的电车，不久我等的电车也来了。

抵达日高家正好是八点。我站在门前，觉得有点奇怪，屋里一片漆黑，连门外的灯也没有开。

我还是按下了对讲机的按钮，只是没想到竟被我料中，无人应答。

莫非是自己搞错了？日高电话里说的八点，说不定指的不是八点到“他家”。

我回到来时的路上，不远处有座小公园，我边掏出零钱边走进公园旁的电话亭。

从电话簿里，我找到了皇冠酒店的电话号码。酒店职员听到我要找一位姓日高的客人，马上帮我转接过去。

“您好，我是日高。”是理惠的声音。

“我是野野口，日高邦彦在吗？”

“不，他没来这里。应该还在家吧。因为还有工作要赶。”

“不，他好像不在……”我告诉她她家一片漆黑，里面好像没人。

“这就怪了。”电话那头的她似乎颇为困惑，“他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恐怕要半夜了。”

“大概只是出去一下吧。”

“应该不会啊。”理惠像在思索，沉默了片刻，道，“这样好了，我现在就到那边去。大概四十分钟就会到了。啊，野野口先生，你现在在哪里？”

我说了自己的位置，告诉她会先到附近的咖啡店打发时间，就挂了电话。

走出电话亭，在去咖啡店前，我又绕到日高家去看了看。还是一样，灯全部暗着，停车场里日高的萨博好端端地停在那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这家咖啡专卖店是日高平日调适心情时常去的，我也来过好几次，店主认出了我，问今天怎么没跟日高先生一起来。我说，他和我约了见面，可是家里却没有人。

就这么和老板聊着职业棒球赛，东拉西扯的，三十分钟就过去了。我付了账，出了店门，快步往日高家走去。

才走到门前，就看到理惠从出租车上下来。听到我出声相唤，她回了我一个笑脸。可是，当她看向屋子的时候，脸色忽然沉了下来，显得十分不安。

“真的是全暗的。”她说。

“好像还没回来。”

“可是他不可能出去啊。”

她从皮包里拿出钥匙，往玄关走去，我跟在后面。

大门锁着，理惠打开门进入屋子，接着把各处的灯一一摁亮。室内空气冰冷，似乎没有人在。

理惠穿过走廊，去拧日高工作室的门把手。门锁上了。

“他出门的时候，都会上锁吗？”我问。

她一边掏钥匙，一边侧着头回想：“最近他不太锁门的。”

钥匙一转，门顺势敞开来。工作室里同样没有开灯，却不是全暗的。电脑的电源还插着，屏幕发出亮光。

理惠摸索着墙壁，按下日光灯的按钮。

房间中央，日高脚朝我们，倒在地上。

停顿了几秒，理惠沉默地走上前去。走到一半，她突然停了下来，两手捂着嘴，全身瞬间僵直，一言不发。

我也战战兢兢地往前挪去。日高趴着，头转向一旁，露出左半边脸颊。他的眼睛微微睁着，眼神涣散。

“他死了。”我说。

理惠整个人慢慢地瘫软下来，就在膝盖碰到地板的同时，她发出仿佛来自身体深处的悲鸣。

3

警局派来的采证小组在现场勘查的时候，我和理惠就在客厅等。虽说是客厅，却连桌椅都没有。我让理惠坐在装满杂志的纸箱上面，自己则像熊一样来回踱着方步，还不时将头探出走廊，窥看现场调查的情形。理惠一直在哭，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

敲门声响起，门打开了，迫田警部走了进来。他年约五十，态度沉稳大方。一开始叫我们在这房里稍等的也是他，看来他是这次侦查行动的总指挥官。

“我有话想跟你谈，可以吗？”警部瞄了理惠一眼后，转身向我说道。

“我无所谓……”

“我也可以。”理惠拿起手帕按着眼角说道。她的声音还带点哽咽，口气却很坚决。我突然想起日高白天曾经讲过，她的个性其实挺强悍的。

“好，那就麻烦一下。”

于是，迫田警部就这么站着，开始盘问起我俩发现尸体前的所有事情。谈着谈着，我不得不说到关于藤尾美弥子的事。

“你接到日高的电话大概是几点？”

“我想应该是六点过后吧。”

“那时日高先生提到任何有关藤尾女士的事吗？”

“不，他只说有事要跟我商量。”

“所以也有可能是其他事？”

“或许吧。”

“关于这点，你想到什么了吗？”

“没有。”

警部点了点头，接着把脸转向理惠：“那位藤尾小姐是几点回去的？”

“大约五点过后。”

“在那之后，你跟你先生谈过话吗？”

“我们聊了一下。”

“你先生看上去怎样？”

“因为跟藤尾小姐谈不拢，他显得有些烦躁。不过，他要我不用担心。”

“之后你就离开家，去了酒店，对吧？”

“是的。”

“我看看，你们打算今明两晚都住在皇冠酒店，后天出发去加拿大。不过，因为你先生还有工作没做完，只好一个人先留在家里……”警部一边看着自己的记录，一边说道，接着他抬起了头，“知道这件事的人总共有几个？”

“我，还有……”理惠向我这边看来。

“我当然也知道。除此之外，还有聪明社的人。”我向警部说明日高今晚打算赶的就是聪明社的稿子。“不过，就凭这点来锁定案犯未免……”

“嗯，我知道，这只是作个参考。”迫田警部脸上的肌肉稍微松弛了一些。

之后，他又问理惠，最近住宅附近是否曾发现什么可疑的人，理惠说没有印象。我想起今天白天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位太太，犹豫着该不该讲，最后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只因为猫被害死就杀人报仇，这怎么想都太离谱了。

讯问告一段落后，警部告诉我，他会让手下送我回去。我原想留在理惠身边陪她，不过警部说他已联络理惠娘家的人，不久他们就会来接她。

随着发现日高尸体带来的震惊渐渐平复，疲倦悄悄袭来。一想到等一下得自己坐电车回去，老实说真的有点沮丧，所以我不客气地接受了警部的安排。

走出房间，我发现还有很多警察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工作室的门开着，不过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尸体应该已经运出去了。

穿着制服的年轻警察前来招呼我，将我领到停在门口的警车前。我突然想起，自从上次因为超速被捕后，已经很久没坐过警车了。

警车旁站着一名男子，身材颇高，因为光线不足，看不清楚五官。他开口说道：“野野口老师，好久不见。”

“咦？”我停下脚步，想看清对方的长相。

那人往前走来，从阴影中露出脸庞。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很近，脸部轮廓立体感十足。

这张脸我曾经见过，我的记忆复苏了。

“啊，是你！”

“您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你是……”我在脑袋里再确认一遍，“加贺……对吧？”

“是，我是加贺。”他郑重地朝我欠身行礼，说道，“以前承蒙您照顾。”

“哪里，我才是。”弯腰答礼后，我再度端详起他来。已经十年了，不，应该更久，他那精悍的神色似乎磨砺得更加锐利。“听说你改行做了警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面。”

“我也很惊讶，一开始还以为认错了人，直到看到名字才确定。”

“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不过，”我摇了摇头，“这也实在太凑巧了。”

“我们到车里再谈好了，我送您一程……虽说在警车上没什么气氛。”说完，他帮我打开后车门，同时，那名穿制服的警察也坐上了驾驶座。

加贺老师曾经在我执过教鞭的那所中学担任社会科（地理）教师。就像许多刚毕业就投入教职的老师一样，他也充满干劲和热情。再加上他又是剑道方面的专才，主持剑道社时展现的英姿，让人对他的热诚印象更加深刻。

这样的人只做了两年就舍弃了教职，归咎于诸多原因。不过就我这个旁观者来看，他本身可是毫无责任。不过，真的可以这样说吗？每个人都有适合与不适合做的事。教师这份工作对加贺而言到底合不合适，真的有待商榷。当然，这样的结果也跟当时的潮流密切相关。

“野野口老师，您现在在哪个学校教书？”汽车刚行驶不久，加贺老师就问起我的近况。不，再叫加贺老师就太奇怪了，就称他加贺警官好了。

我摇了摇头：“我最后任教的地方是本地的第三初中，不过今年三月已经离职了。”

加贺警官好像颇为惊讶：“哦？那您现在做什么？”

“嘿，说来有点丢脸，我现在在写给儿童看的小说。”

“啊，难怪。”他点了点头，“所以才会认识日高邦彦先生？”

“不，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向他解释，我和日高从小就是朋友，因为他，我才找到现在的工作。加贺警官好像懂了，一边点头一边听着我说。没想到迫田警部什么都没告诉他，这倒叫我有些诧异，这番话我刚才已经跟警部说过了。

“那么，您之前是一边当老师，一边写小说？”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那时一年才写两篇三十页左右的短篇而已。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要成为真正的作家，于是心一横就把学校的工作辞了。”

“这样啊，那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加贺很钦佩地说道，或许是想起自己之前的事。二十几岁转行和近四十岁才换工作的景况相比，可谓天差地别，这点他应该也能体会。

“日高邦彦写的是什么样的小说？”

我看着他的脸问道：“你不知道日高邦彦？”

“对不起，名字是听过，可书就没读过了，尤其最近我几乎很少看书。”

“大概是太忙了。”

“不，是我自己太懒，我也在想一个月应该读两三本书的。”他搔搔头。一个月至少要读两三本书——这是我当语文老师时的口头禅。我不确定加贺是否因为记得这个，所以才特意说出来。

我大略地介绍了日高这个人，说他大概是十年前出道的，还得过某某文学奖，是现今少数几位畅销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十分多样化，从纯文学到仅供娱乐的小品都有。

“有没有我可以读的东西？”加贺问，“譬如推理小说之类？”

“这类作品比较少，不过还是有的。”我答道。

“可不可以告诉我书名以供参考？”

于是我告诉他一本叫《萤火虫》的书，是我很久以前读的，内容不太记得了，不过里面有关于谋杀的描写，肯定错不了。

“日高先生为什么会想搬到加拿大去住呢？”

“好像有很多原因，不过他大概是觉得有点累了。好几年前他就曾经讲过要到国外休养一番，而温哥华似乎是理惠相中的地方。”

“您刚刚说的理惠是他的太太吧？看起来很年轻。”

“上个月他们才刚登记结婚，这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哦？他离过婚？”

“不，第一任妻子因车祸去世，已经五年了。”

和加贺聊着的同时，思及话题的主角日高邦彦已经不在人世，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他到底要跟我谈些什么？要是我早早结束那无关紧要的会谈，早点去见他，或许他就不会死了。我心里也知道这么想于事无补，却忍不住懊悔。

“我听说因为亲人被影射为小说的主角，有一位藤尾小姐跑来抗议……”加贺说，“除此之外，日高先生有没有卷入其他风波？不管是和小说或是他私生活有关的都可以。”

“嗯，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这么回答的同时，我发现了一件事——我正在接受侦讯。惊觉于此，连在前方握着方向盘、始终不发一语的警察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了，”加贺打开了记事本，“您知道西崎菜美子这个名字吗？”

“咦？”

“还有小左野哲司、和中根肇？”

“啊，”我恍然点了点头，“那是《冰之扉》中的出场人物，目前月刊正连载的日高小说。”我一边说一边想，不知那篇连载接下来怎么办。

“一直到死之前，日高先生好像还在赶那篇小说。”

“听你这么一说，我想起电脑的电源一直是开着的。”

“画面上出现的就是那篇小说的内容。”

“果然如此。”我突然想起什么，于是问加贺，“他的小说写了多少？”

“什么意思？”

“就是写了几页。”

我告诉加贺，日高曾提过今晚必须赶出三十页。

“电脑的排字方式和稿纸不一样，所以总共写了多少，我不是很确定，不过至少不是一两页。”

“从他写的页数就可以推断出他是几点被杀的，不是吗？我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他还没着手工作呢。”

“这点我们也想到了，只是写稿这种事的速度也不是固定的吧？”

“话是没错，不过就算是以最快速度写也是有极限的。”

“那日高先生的极限大概是多少？”

“这个嘛，记得他之前曾经讲过，一个小时大概是四页。”

“那么，就算赶工也只能一小时写六页？”

“应该是。”

听我这样说，加贺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正计算着什么。

“哪里不对吗？”我问。

“嗯，还不知道。”加贺摇了摇头，“我也还无法确定，电脑上残留的画面是否就是这次要连载的部分。”

“也对，说不定他只是把之前曾经刊载过的内容调了出来。”

“关于这点，我们打算明天找出版社谈谈。”

我的脑子快速转了一圈。根据理惠的说法，藤尾美弥子是在五点左右离开的，而我接到日高打来的电话是在六点过后。其间如果他写了稿，应该可以写出五六页。问题是，此外还有几页呢？

“啊，或许这是办案时应该紧守的秘密。”我试着问加贺，“不过，你们应该推测过死亡时间吧？警方认为是什么时候？”

“这确实是应该保密的事，”加贺苦笑着说，“不过……详细情形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才知道，但根据我们的推断，大概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结果应该不会相差太多。”

“我是在六点过后接到电话的……”

“嗯，那就是在六点到七点之间了。”

应该是这样吧。

日高在和我通完电话后就马上被杀了？

“日高是怎么被杀的呢？”

听到我的喃喃自语，加贺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大概觉得这种话出自尸体发现者之口，未免太奇怪了。可是，我对日高的死法真的没有印象，坦白说，当时我吓坏了，根本不敢正视他。

我把这点说明后，加贺好像也能理解。

“这也要等到解剖报告出来。但简单说，他是被勒死的。”

“你说的勒死是指勒住脖子吗？用绳子还是……”

“他脖子上缠着电话线。”

“怎么会……”

“还有一处外伤，他的后脑好像遭到重击，现场找到了凶器——黄铜镇纸。”

“就是说有人从背后打昏他，再把他勒死？”

“目前看来是这样。”加贺突然压低了声音，“刚刚讲的，我想日后会对外公布，在此之前，请不要向任何人提起。”

“啊，那是当然。”

终于，警车抵达了我的公寓。

“谢谢你送我回来，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向他道谢。

“我才是，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那，再见了。”我下了车，可是刚走到一半——“啊，等一下！”身后传来加贺的声音，“可不可以告诉我，连载小说的是哪本杂志？”

我告诉他是聪明社月刊，他却摇了摇头，说：“我是说刊登您的小说的杂志。”

为掩饰尴尬，我故意皱起眉头，略显生硬地说出杂志的名字。加贺拿出笔记了下来。

回到屋里，我在沙发上呆坐良久。回想起今天发生的事，恍若梦中。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悲惨的日子。思及至此，我却舍不得去睡。不，就算我想睡，今晚恐怕也睡不着了。

我突然兴起一个想法，想把这番体验记录下来，就用我的手写下朋友遇害的悲剧吧。

这本手记产生的经过就是如此。我在想，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真相曝光。

4

日高之死很快登上了早报。昨晚我没看新闻，不过似乎各家电视台都在大肆炒作。最近连十一点过后都有新闻节目。

报纸的某个版面打出大大的标题，从社会新闻的角度，详细报道整起事件。报上登着日高家的大幅照片，旁边配着日高的肖像照，这原本是交给杂志社使用的。

报道的内容大部分与事实相符。只不过关于发现尸体的部分，上面只写着“接到友人通知家里灯光全暗的消息，妻子理惠回到住处，竟然发现日高先生倒卧在一楼的工作室中”。我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或许读者会因而误以为发现者只有理惠一人。

根据报道，警方现在正朝临时起意或蓄意谋杀的方向进行调查。由于大门深锁，他们推断案犯应该是从工作室的窗口进出。

合上报纸，我正打算起身张罗早餐，门铃响了。看了一下时钟，才八点多，这么早应该不会有人来拜访，我拿起平常不太使用的对讲机。

“喂？”

“啊，请问是野野口老师吗？”是女性的声音，呼吸显得很急促。

“我是。”

“一大早来打扰真对不起，我是××电视台的，关于昨晚发生的事件，可不可以和您谈一谈？”

我大吃一惊！报纸上明明没有我的名字，电视台的人却已经风闻我是发现者之一了。

“这个……”我思索着应对之策，这可不能随便乱讲，“你想谈什么？”

“关于昨晚日高先生在家被害一事。我听说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尸体的就是野野口老师您，这是真的吗？”

大概是谈话类节目派来的女记者，竟然大剌剌地就直呼我老师，粗心得令人有些不快。

不过，不管怎样，也不能因此就口无遮拦。

“嗯，是真的。”我答道。

媒体人特有的兴奋通过门传了进来：“老师您为什么去日高家呢？”

“对不起，该讲的我都对警方讲了。”

“听说您是因为发觉屋子怪怪的，才通知了理惠夫人，可否请您具体说明怪在哪里呢？”

“请你们去问警方。”我挂上了对讲机。

之前就风闻记者的犀利，没想到电视记者的采访当真无礼至极。难道他们就无法体会这一两天我还无法跟人讨论这件事的心情吗？

我当即决定，今天就不出门了。虽然我很关心日高家的事，可是要到现场去探看恐怕已不可行。

没想到，我正用微波炉热牛奶时，门铃又响了。

“我是电视台的，可否打扰一下，和您谈谈？”这次是个男的，“全国民众都很想进一步了解事件的真相。”

如果日高不死就好了，我脑子里不禁冒出这种悲痛万分的台词。

“我也只是发现而已。”

“不过您一直和日高先生很亲密吧？”

“就算是这样，关于此事，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可还是想打扰您一下。”这男人死不罢休。

我叹了口气。让他一直在门口哀求也不是办法，会打扰到邻居。对这些后生晚辈，我就是没辙。

我放好对讲机话筒，走出玄关。门一开，麦克风全凑了上来。

结果，在访问的夹击下，整个早晨都泡汤了，连要好好吃顿早餐都无法做到。午后，我一边看电视的访谈节目，一边吃着乌冬泡面。突然，屏幕上出现了我的脸部特写，惊得我噎住了。那是今天早上才拍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播了出来。

“听说您小学时就认识日高先生了。从您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怎样的人呢？”女记者以尖锐的声音问道。

面对这一问题，镜头前的我想了很久。当时我自己没有发现，这段沉默竟意外地漫长，影像就这么定住了，大概是电视台来不及剪辑。可以想象，当时在场的记者先生们肯定很不耐烦，这样看着画面，我才彻底意识到。

“我想，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人，”镜头前的我终于开口了，“有时你会觉得他为人很好，不过他也有冷酷得令人惊讶的一面，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

“您说的冷酷，可否举例加以说明？”

“比如……”我略一沉吟，“不，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何况这种事我也不想在这里讲。”

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日高杀猫那件事，不过，它并不适合向媒体公开。

“对于杀死日高先生的凶手，您有话想对他说吗？”问了几个流俗的问题后，女记者不忘补上这句陈腔滥调。

“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一旁的记者显得颇为失望。

之后，演播间内的主持人开始介绍日高生前的写作活动。就擅长描写人间百态的背景来看，作家本身的人际关系肯定也很复杂，这次事件恐怕也是受此牵连——主持人的话里隐约透着这层意思。

接着他又提到，最近日高因为《禁猎地》这部作品而卷入风波，某已故版画家被影射为小说的男主角，他的家人还因此提出抗议。不过，媒体似乎还没查到，身为画家家属之一的藤尾美弥子昨天曾造访日高。

不只是主持人，连以来宾身份偶尔参加这类节目的艺人也都大放厥词，各自发表他们对日高之死的看法。不知为何，我忽然感到一阵厌恶，关掉了电视机。想知道重要事件的相关消息，NHK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日高之死还没到值得公共频道专门制作特别节目的程度。

这时，电话响了，我已数不清这是今天的第几通电话了。我总是想，或许是和工作有关的来电，所以都会拿起话筒，可是迄今为止，都是媒体打来的。

“喂，我是野野口。”我的口气已经有点不悦了。

“你好，我是日高。”

咬字清晰的声音，肯定是理惠。

“啊，你好。”这时候该讲些什么，我一时想不出来，只能勉强凑出一句奇怪的话，“后来怎么样了？”

“我昨天住在娘家。虽然心里知道必须和很多地方联络，可是一点力气都没有。”

“是啊。你现在在哪里？”

“在家里。今天早上警方与我联络，说希望我到案发现场再次接受讯问。”

“讯问已经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但警察还在。”

“媒体很讨厌吧？”

“嗯，不过，出版社的人，还有之前我丈夫认识的电视台的人都来了，就全交给他们去应付，我轻松了不少。”

“这样啊。”我本想说“这真是太好了”，转念一想，这句话对昨天才痛失丈夫的遗孀而言好像不太恰当，所以又咽了回去。

“倒是野野口先生被电视台的人追着跑，肯定十分困扰吧？我没看电视，是出版社的人告诉了我这情形，我感到很抱歉，所以才打电话问一下。”

“哦？哪里，你不用担心我，采访攻势已经告一段落了。”

“真的很对不起。”

那是从心底感到愧疚的语气。明明如今她才是这世上最悲惨的人，却还有心思替别人着想，这点让我深感佩服。我再度感受到她的坚强。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不要客气，尽管跟我说。”

“谢谢，夫家的人和我妈妈都来了，我还好。”

“哦。”

我想起日高有个大他两岁的哥哥，年迈的母亲和兄嫂同住。

“如果真的有我可以做的，请务必告诉我。”

“谢谢，那我就先挂了。”

“谢谢你特地打过来。”

挂断电话后，我一直想着理惠的事。她打算怎么生活下去？她还年轻，听说娘家是开货运行的，经济条件不错，生活应该不成问题。可是，要从打击中站起来恐怕需要不少时间，毕竟他们才结婚一个月。

理惠原来只是日高的一名书迷，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日高，因而开始交往。这意味着，昨夜她同时失去了两样宝贵的东西，一个是丈夫，另一个则是作家日高邦彦的新作。

正这么想着，电话又响了。对方请我去上谈话类节目，我当场拒绝。

5

加贺警官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以后。听到对讲机的铃声，我还厌烦地以为又是哪家媒体的记者。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身边还跟着一个看来比他年轻、姓牧村的警察。

“对不起，我还有两三个问题想请教。”

“我早料到了，你们进来吧。”加贺并未脱鞋，直接问道：“您正在吃饭？”

“不，我还没吃，正在想要吃什么。”

“那我们到外面去吃吧。老实说，一整天忙着侦讯，我们连午饭都没吃呢，是吧？”

牧村附和着冲我苦笑。

“好啊，那去哪里？我知道有家店的猪排饭很好吃，怎样？”

“哪儿都行。”说着，加贺好像想到了什么，用大拇指朝后头比了比，“那边有一家餐馆，老师昨晚去的就是那里吗？”

“是啊，你想去？”

“就那里好了，那家店近，咖啡又可以免费续杯。”

“太好了。”牧村帮腔似的说道。

“无所谓，那我去换一下衣服。”

趁着他们等我换衣服的空当，我思索了一番加贺找我去那家餐馆的理由，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还是真如他所说，只是因为近，又有咖啡可喝？

我终究还是想不通，只好走出了房间。

来到餐馆，我点了烤虾饭，加贺和牧村各点了烤羊排套餐和汉堡肉套餐。

“之前讲的那部小说，”等女侍离开后，加贺马上开口说道，“啊，就是日高先生留在电脑屏幕上的那部，叫《冰之扉》的。”

“嗯，我知道。昨天你还说要去查清楚，看那是昨天刚写的，还是把之前已经发表的部分调出到屏幕上，已经有答案了吗？”

“有了，应该是昨天写的。我问了聪明社的负责人，他说刚好接上之前连载的部分。”

“这么说来，在被杀害之前，他一直很努力地工作。”

去加拿大的日子迫在眉睫，恐怕就连日高也得拼命赶工。虽说他之前总是找各种搪塞的借口，毫不在意让编辑焦急等待。

“只是，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加贺将身体微微前倾，右肘撑在桌子上。

“哪里奇怪？”

“原稿的张数。按一张四百字算好了，他总共写了二十七张之多。就算他在藤尾小姐走后的五点就开始写，这也未免太多了。昨晚我刚听您说了，日高先生的写作速度一小时顶多四到六张。”

“二十七张？确实很多。”

我到日高家时是八点，假设在这之前日高还活着，那他一小时不就要写九张了？

“所以，”我说，“他有可能是说了谎。”

“说谎？”

“很可能他昨天白天就已经写好十张或二十张了，可是依照他个人的习性，他总是说自己一张都没写。”

“出版社的人也是这么说的。”

“应该是吧。”我点了点头。

“可是，他的太太理惠出门的时候，他跟她说自己恐怕要到半夜才会到酒店。而事实上最晚到八点，他已经写好了二十七页。如果就《冰之扉》连载一期约需三十页来算，他已经快完成了。若是延后还可以理解，可是有像这样进度超前的吗？”

“应该有吧。写作这种事又不是机械作业，如果灵感不来，可能杵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都写不出来；相反，一旦文思如泉涌，可能一会儿工夫就写好了。”

“日高先生有这样的可能吗？”

“有吧，其实几乎所有作家大概都是这样。”

“哦？我不太能够想象你们那个世界的事。”加贺重新坐直。

“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要在张数上打转。”我说，“总之，理惠出门的时候，日高的小说还没写好，可是发现尸体的时候，小说已经快要完成了，对吧？也就是说直到日高被杀之前，他都一直在工作，不就这么简单吗？”

“或许是吧。”加贺点了点头，但还是一副无法完全说服自己的样子。

从这位曾是我后进的教师身上，我总算见识到，警方办案时真的连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女侍将餐点端了上来，我们的谈话稍微中断了一下。

“对了，日高的遗体怎么样了？”我试着问道，“你不是说要解剖吗？”

“今天已经进行了。”说完，加贺看向牧村，“你不是也在场吗？”

“不，我没去，如果我在场，现在怎么还吃得下？”牧村皱起眉头，将叉子叉向汉堡肉。

“这倒也是。”加贺也一脸苦笑，“您问解剖干什么？”

“没什么，我在想死亡时间是不是已经推断出来了。”

“我还没仔细看解剖报告，不过应该会很清楚。”

“那一定正确吗？”

“那要看你是基于什么来判断，例如……”他欲言又止，摇了摇头，“算了，还是不讲了。”

“为什么？”

“虾饭会变难吃的。”他指着我的盘子。

“也对，”我点了点头，“那我还是别问了。”

加贺用力地点了点头，好像在说这样才对。

吃饭的时候，他不再提起谋杀，净问我一些关于写作儿童读物的事。譬如，最近流行哪一种书、对于时下儿童远离书本有什么看法等等。

我告诉他，卖得好的都是教育部推荐的所谓优秀图书，至于小孩不爱看书，主要是受到父母的影响。

“简单来说，现在的父母自己都不看书了，却一味逼着小孩去读。可是由于自己没有阅读的习惯，所以也不知道该给孩子看什么才好，结果只能把政府推荐的图书硬塞给他们。不过，那种书通常内容生硬又无趣，只会让孩子更讨厌书本。这种恶性循环应该会周而复始吧。”

听到我这番话，两名警察边吃边露出钦佩的神情，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听进去多少。

他们点的都是套餐，所以最后都有咖啡送上来，我则加点了一杯热牛奶。

“您大概想抽一根吧？”加贺边将手探向烟灰缸边问。

“不，不用。”我说。

“咦，您已经戒烟了吗？”

“嗯，两年前戒了。医生叫我不要抽，因为我的胃不好。”

“这样啊？早知道就坐非吸烟区好了。”他将手缩了回去，“我一直以为当作家的都要抽烟呢，日高先生似乎也是个老烟枪。”

“没错，他工作的时候整个房间烟雾弥漫，会让人以为正在驱虫呢。”

“昨晚发现尸体的时候怎么样？房间里有烟雾吗？”

“让我想想，毕竟当时太混乱了。”我喝了一口牛奶，沉吟道，“应该有一点烟吧。唔，我想是这样。”

“哦。”加贺也将咖啡杯送到嘴边，又慢条斯理地拿出笔记本，“有一件事我想再作确认，与您八点抵达日高家有关。”

“嗯。”

“当时因为按对讲机没有人接，再加上屋里的灯全暗了，您才往理惠夫人住的酒店打电话，对吧？”

“是啊。”

“屋里的灯光，”加贺直勾勾地盯着我，“您确定是全暗的吗？”

“是全暗的，没错。”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

“不过，从正门口应该看不到工作室的窗口，难道您绕进院子了？”

“没有。不过工作室的灯亮没亮，站在门口伸长脖子看就知道了。”

“哦。”加贺的表情有一点疑惑。

“工作室的窗户旁正好有一株高大的八重樱，如果里面的灯亮着，一眼就能看到樱花。”

“啊，没错。”加贺和牧村相视点头，“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这个问题那么重要吗？”

“不，请把它当成单纯的确认。像这种地方如果我们报告得不清不楚，会挨上司训斥。”

“真是严格。”

“哪里都是一样。”加贺露出从前教书时的笑容。

“对了，侦查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新的进展？”我轮番看着两位警察，最后将目光落在加贺的脸上。

“才刚开始。”加贺沉着地回答，同时也在暗示，侦办的情况不便透露。

“电视上提到也有可能是临时起意的犯案，意即案犯本以盗窃为目的潜入日高家，不料被日高撞见，才失手杀了他。”

“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可是，你不是不太相信这个假设吗？”牧村说。

“是啊。”加贺好像瞪了旁边的牧村一眼，“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

“为什么？”

“一般闯空门都是从大门进去，以便万一被发现，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搪塞，再从门口大摇大摆地出来。不过，如您所知，日高家的大门是锁上的。”

“有没有可能是案犯特地把门锁上？”

“日高家的钥匙总共有三把，两把在夫人理惠身上，一把在日高先生的长裤口袋里。”

“可是，也有小偷是从窗户进出的吧？”

“也有，不过这种手法的计划就周详多了。小偷会事先暗中调查，看这家人什么时候不在、会不会被路过的行人目击到，这些都确认了，他们才会采取行动。”

“这不就对了？”

“可是，”加贺露出雪白的牙齿，“如果小偷事先调查过，就应该知道那个家什么都不剩了，对吧？”

“啊，正是。”我张大嘴巴看着他们，牧村也露出浅浅的笑容。

“我觉得……”加贺说到一半，略微犹豫地顿了一下，又道，“应该是认识的人所为。”

“看，结论不就出来了？”

“这些话只能在这里讲。”他用食指碰触着嘴唇。

“嗯，我晓得。”我点了点头。

接着，他对牧村使了个眼色，年轻的警官拿过账单站起身来。

“哎呀，让我来。”

“不，”加贺伸手阻止了我，“是我们找您来的。”

“不过，这不能报销吧？”

“是不行，因为只是晚餐。”

“不好意思。”

“请别放在心上。”

“可是……”我看向柜台那边，牧村正在付账。

不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样子很奇怪，好像正和柜台小姐说着什么。柜台小姐边往我这儿看过来，边回答他的问题。

“对不起。”加贺并未看向柜台，而是继续面朝着我，表情也没有变化，“我们正在确认您的不在场证明。”

“我的？”

“对。”他微微点头，“我们向童子社的大岛先生作过确认了，不过，警方必须尽可能掌握所有相关证据，请原谅。”

“所以才挑这家店？”

“如果不是同一个时间段，值班的女服务员就会不一样。”

“真有你的。”我由衷地感到佩服。

牧村回来了，加贺问他：“时间合得起来吗？”

“嗯，合得起来。”

“那真是太好了。”说完，加贺看着我，忽地眯起了眼睛。

我们离开餐馆后不久，我谈到把整起事件记录下来的事，加贺表现出莫大的关心。如果我没提起这件事，大伙儿走到我的公寓前，应该就会各自散去了。

“我想这种经历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所以才想用某种形式把它记录下来。唉，你们大可把它当成是作家的天性在作祟。”

听我这样一说，加贺好像盘算起什么，不发一语。过了一会儿，他说：“可不可以借看一下？”

“借看一下？你？不行，我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才写的。”

“拜托。”他欠身央求，牧村也弯下腰。

“饶了我吧！众目睽睽之下，这样让我很尴尬。我写的内容，刚刚已经全告诉你们了。”

“那也没有关系。”

“真是拗不过你。”我搔着头，叹了口气，“那你们上去坐一坐好了，我把它存在文字处理机里，打印得需要一点时间。”

“谢啦。”加贺说。

两人跟着我回到住处。我打开打印机，加贺来到旁边探头探脑。

“这是专门处理文稿的打字机？”

“是啊。”

“日高先生家装的可是电脑呢。”

“因为他喜欢尝鲜嘛！”我说，“上网发送信件、玩在线游戏什么的，他好像用它做很多事情。”

“野野口老师不用电脑吗？”

“我有这个就够了。”

“是因为稿子都会有人来拿吗？出版社的人？”

“不，大部分时候我都用传真，喏。”我指向屋内一角的传真机。因为共享一条电话线，旁边还接了无绳电话的主机。

“但出版社的人昨天过来取稿了。”加贺抬起头。

是无心的吗？我总觉得他的眼底藏着另一层深意。

是认识的人做的——我不禁想起他刚刚说过的话。

“我们有很多事情得面谈，昨天他是特地过来的。”

听了我的回答，加贺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打印结束，在把东西交给他之前，我说：“老实说，我隐瞒了一点事。”

“是吗？”加贺好像不怎么惊讶。

“你看了就知道。我觉得那和事件无关，而且也不想平白无故冤枉人。”

是有关日高杀猫的事。

“我知道了，我早料到会有这种情形。”接过手记，两人再三致谢后离去。

他们一走，我马上开始撰写今天的进展，即接着他们拿走的部分写下去。或许他们会想要接着读，不过我想我还是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会更好。不然，继续撰写也就失去了意义。

6

事发两天后，日高邦彦的葬礼在距其住宅几公里的寺庙举行，包含出版社的人在内，有很多宾客来访，连烧香都得排队。

这其中当然也有电视台的人。不管是摄影师还是记者，全都摆出正经八百的脸孔。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为了获得比较耸动的画面，这些人的眼睛就像蛇一般四处扫视。只要某位宾客多洒了几滴清泪，马上就会引来摄像机的镜头。

我上完香，站在签到的布棚旁，看着陆续前来的宾客。其中不乏艺人的身影，我想起日高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时，这些人曾担纲演出。

上香仪式后是诵经，接着是丧家致辞。理惠身着全黑的套装，手里紧握念珠，淡淡地向出席的宾客致谢，接着谈起自己对丈夫的无限思念。顿时，静谧的会场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直到最后，理惠的致辞里没有半句提到案犯和自己的怨恨。不过，这样反而更让人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悲伤。

棺木抬出后，宾客们也陆续离开了会场。这时我意外地在人群里发现了一个人。

那人正要离开寺庙，我叫住了她：“藤尾小姐！”

藤尾美弥子停下脚步，回过头来，长发顺势一甩。“你是……”

“前天，我们在日高家见过面。”

“是，我想起来了。”

“我是日高的朋友，敝姓野野口。对了，我和你哥哥也是校友。”

“应该是吧，那天我听日高先生说了。”

“我有话想跟你说，不知你有没有空？”

她闻言看了看手表，接着又望向不远处。

“有人在等你？”

顺着她的视线，可以看到一辆淡绿色小货车停在路旁，驾驶座上的年轻男子正看向这边。

“是你先生？”

“不，不是。”

我心里认定他们是一对情侣。

“要不就在这里谈也行，有一些问题想请教你。”

“什么问题？”

“那天你和日高谈了什么？”

“谈了什么？还不都是些老问题。希望他尽可能把书收回，公开致歉，把有争议的部分改写成与我哥哥无关。我听说他就要到加拿大去了，所以想确认一下，今后他将如何表现解决事情的诚意。”

“日高怎么说？”

“他是有诚意要解决事情，不过他又说，并不打算扭曲自己长久以来的信念。”

“也就是说他无法答应你的请求？”

“他好像觉得，只要不以披露他人隐私为乐趣，为了追求作品的极致艺术，就算侵犯到人的隐私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你恐怕不能认同了。”

“当然。”她微微扬起嘴角，但那称不上是微笑。

“于是，那天你们谈判破裂了？”

“我请他应允，到加拿大后要马上和我联络，看用什么方式继续谈判。我看他忙于准备出发，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想先取得这样的共识。”

日高或许也只能先答应她吧。

“之后，你就直接回家了？”

“你说我？是的。”

“中途没有再去哪里？”

“是的。”藤尾美弥子点点头，睁大眼睛瞪着我，“你是在调查我的不在场证明吗？”

“不，哪儿的话。”我低下头，搓了搓鼻子。不过，如果这不算调查不在场证明，又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她叹了口气：“昨天，我已经见过警方，也被问到相同的问题。不过，他们问得比较露骨，比如问我是不是恨日高先生。”

“啊！”我看着她的脸，“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我并不恨他，只不过希望他能尊重死者罢了。”

“《禁猎地》这本书，”我说，“真的让你这么在意吗？你觉得它亵渎了你哥哥？”

“谁都会有秘密，而且应该有权不让它公开，就算是已故的人也一样。”

“要是有人觉得这些秘密很感人，想把这份感动传达给公众，这有那么罪恶吗？”

“感动？”她凝视我良久，然后缓缓地摇头，“对少女施暴的中学生会令人感动吗？”

“以感动人心为前提，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得不描写的场面。”

她再度叹了口气，故意要让我知道她不以为然。“野野口先生，你也写小说吧？”

“是，是以青少年为读者的小说。”

“你如此拼命地为日高先生辩护，是因为自己也是作家吧？”

我略想了想，说道：“或许吧。”

“真是令人讨厌的工作。”她看了看手表，说道，“我还有事，先告辞了。”说完随即转身，朝前头等候的车子走去。

回到公寓，我发现信箱上贴了一张字条：“我在之前去过的那家餐馆，请回电。加贺。”字条上还附注了一行数字，应是餐馆的电话号码。

我进屋换好衣服，没打电话，直接去了餐馆。加贺坐在靠窗的位子，正在读书。书罩了书套，看不见封面。

看到我来，加贺赶忙站起，我伸手阻止。“没关系，你坐。”

“这么累还让您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他低下头说道。他好像知道日高的葬礼在今天举行。

我向女侍点了杯热牛奶，坐了下来。

“你的目的我知道，是这个吧？”我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沓折好的纸，放到他面前。这是昨天写好的部分，我出门之前把它印了出来。

“不好意思，多谢帮忙。”他伸出手，似乎打算就此一读。

“抱歉，我希望你不要在这儿看。你如果读了我昨天给的部分就知道，里面也写了你的事，这样怪尴尬的。”

他闻言微微一笑。“也对，那我就先不看了。”他把纸再度折好，放进上衣的内袋。

“对了，”我喝了口水后问道，“我的手记是否有参考价值？”

“有啊。”加贺马上回答，“像是案发时的气氛，这类东西光用耳朵听是听不出来的，可一旦诉诸文章就很容易掌握。如果可以，真希望所有案件的目击者或发现者都能像这样写出来，那就省事多了。”

“如果能这样当然最好。”

这时，女侍送来了热牛奶，我用汤匙挑去凝结在表面的薄膜。

“猫的事你觉得怎样？”我问道。

“吓了一跳。”他说，“受到猫的骚扰倒是时有耳闻，不过因为这样而做出那种事，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你们会去调查养猫的那位太太吧？”

“我向上面报告后，他们马上派人去查了。”

“哦。”我喝了口牛奶，仿佛是自己去告的密，心里感觉不太舒服。“至于其他的部分，应该和我跟你们讲的一样吧？”

“没错，”他点点头，“不过描写细节的地方，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有那种地方吗？”

“例如写到您和日高先生在房里谈话的那段，里面提到日高先生当时抽了一根香烟，这个如果不读老师的手记就不会知道。”

“不，我也不是那么确定他是否真的只抽了一根，或许是两根。总之，我记得他抽了烟，所以就写了下来。”

“不，绝对只有一根。”他十分肯定地说。

“嗯？”我不懂这与整起案件有什么关联，或许警方对事物的看法自有其独到的见解。

接着，我对加贺提起葬礼过后我和藤尾美弥子交谈的事，他似乎非常感兴趣。

“结果我还是没问出来，不过她有不在场证明吧？”

“她是由其他同事调查的，听说是有。”

“这样啊。那就没必要把她考虑进去了。”

“老师觉得她有嫌疑吗？”

“谈不上嫌疑，不过就杀人动机而言，她似乎比较有可能。”

“您所谓的动机是指亲人隐私被侵害一事吧？不过，就算把日高先生杀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吗？”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因为看不到对方解决问题的诚意，气愤之下，贸然采取行动呢？”

“但她从日高家出来的时候，日高还活着呢。”

“或许她离开后又马上折了回来？”

“打算行凶？”

“嗯，”我点了点头，“打算行凶。”

“不过，那时理惠夫人还在家。”

“或许她一直躲在一旁，等她出门后才采取行动。”

“藤尾美弥子可能知道理惠夫人要出门？”

“这个只要稍作交谈就能察觉得到吧？”

加贺将双手放在餐桌上，十指交叠，两个拇指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这样的动作持续一阵子之后，他说：“她从大门进入？”

“不，应该是从窗子。大门锁着。”

“身穿套装的女子从窗口爬进去？”他几乎要笑出来，“而日高就呆呆地看着？”

“她只要等到日高去上厕所时就好了，然后趁他回来前躲到门后。”

“拿起镇纸？”加贺轻轻举起右拳。

“应该是。日高一进入房间，”我也抡起右拳，“就照他后脑猛砸下去。”

“嗯。然后呢？”

“嗯，”我回忆着前天加贺说过的话，继续说道，“用东西勒住他的脖子……电话线对吧？然后就逃走。”

“从哪里？”

“当然是窗户。如果是从大门出去，我们来的时候门就不会上锁了。”

“哦。”他将手伸向咖啡杯，才发现杯子已经空了，于是又将它摆回原位。“可为什么不能从大门出去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大概是不想引人注意。这是案犯的心理作用。不过，实际上如果她有不在场证明，刚刚讲的都只是假设。”

“嗯，也是。”他说，“她有不在场证明，所以我也把老师的话当成假设来听。”

听到他这句话，我感到有些意外。“你大可把它忘了。”

“很有参考价值，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推理。先不管那个了，您可不可以帮我再作一个推理？”

“我可没自信进行专业的推理啊……是什么？”

“为什么案犯要把屋里的灯全关掉呢？”

“那是想让你以为……”我考虑了一下，说道，“屋里没人吧？万一真的有谁来了，也会就此打道回府，这样，尸体就能晚一点被发现。事实上，我看到屋里全暗的时候，的确以为没人在家。”

“您是说案犯想让尸体晚一点被发现？”

“这应该也算犯罪心理。”

“那么，”他说，“为何电脑还开着？”

“电脑？”

“嗯，老师您的手记里也有记载，说进入房间的时候，看到显示器闪着白色的亮光。”

“确实如此，大概案犯以为电脑就算开着也不打紧。”

“昨天我回家后做了个简单的实验。我把房间的灯全部关掉，只开电脑显示器。结果我发现还挺亮的，站在窗外隐约可见光线从窗帘后透出。如果真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应该连电脑都关掉才对。”

“那他大概是不知道关机的方法吧？没接触过电脑的人，不知道这事也不奇怪。”

“要关掉显示器很简单，只要按下开关就好。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干脆拔掉插头也行。”

“可能是他没注意到吧？”

加贺直直地盯着我，接着点了点头。“也对，或许是没留神。”

接下来我已不知还能说什么，只好保持沉默。

“抱歉，占用您的时间。”说完，加贺站了起来，“今天的情况您也会写下来吧？”

“我是这么打算。”

“那也能让我拜读？”

“嗯，我不介意。”

他朝柜台走去，中途却停了下来。“我真的不适合当老师？”他问。

我在手记里好像写出了这层意思。

“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答道。

他垂下目光，叹口气后迈开步伐。

加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一概不知。如果他能坦白地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就好了，我想。

疑惑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这起案件让我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凶器竟然是镇纸——日高邦彦屋里原有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凶手进入日高家时，并未打算杀害日高邦彦。如果他一开始就打算杀人，应该不会使用这样的手法。当然，也不能排除，凶手事先早有安排，却因为临时变故，不得不改变杀人的方法。可竟改以镇纸为攻击武器，未免太欠考虑了。如此看来，此案应可推断为突发、临时起意的谋杀。

不过，还有一件事让人无法忽视——日高家的门是锁着的。根据第一发现者的证词，住宅大门和日高工作室的门都上了锁。

对此日高理惠曾经证实：“五点过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就把大门锁上了。因为我担心丈夫一个人窝在工作室里，就算有人从外面进来他也不晓得。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种事竟然真的发生了。”

大门把手上只检测出日高夫妇的指纹，也没有手套或布料擦拭过的痕迹，大门应该是从日高理惠离开后就一直锁着。

而工作室的门很可能是由案犯从室内反锁的。因为，和玄关的门不同，这里明显有指纹被擦掉的痕迹。

从以上几点判断，案犯最有可能系从窗户爬进房间。可这样的推断有一个矛盾：原本无意杀人的案犯从窗口闯入？可偏偏他想偷东西的可能性又很低。即使当天才第一次到日高家的人也能马上发觉，里头根本没剩什么值钱的东西。

事实上，破解这个矛盾的假设只有一个：当天案犯总共去了日高家两次。第一次确实是因为有事登门拜访。可是，那人离开日高家之后（准确地说，是假装离开日高家之后），又马上再度探访。这时，那人心中已打定某种主意，才改由窗口进入。这主意不用说，自然是“杀人”。我们大可假设，他是在第一次拜访的时候萌生了杀机。

案发当天有谁曾到过日高家呢？答案很明显地指向两个人：藤尾美弥子和野野口修。

我们对这两人展开了交叉调查。结果却与预想的相反，他们两个都有不在场证明。

当天藤尾美弥子在傍晚六点回到住处，为她作证的有她的未婚夫中冢忠夫，以及为他俩牵线搭桥的媒人植田菊雄，他们约好要讨论将于下个月举行的订婚典礼的事宜。植田是中冢的上司，和藤尾美弥子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时已经五点了，就日高家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六点到家也极其合理。

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也只能说不称职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宅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边喝咖啡边等。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屋，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和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他所言不虚。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即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随即作了一些善后处理，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在和妻子购物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应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手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得知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手，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手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手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思索着身为案犯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的嫌疑最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了那个人，写出与事实不符的手记让其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警察也肯定成不了大器，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手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次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建立在一种错觉上。老师错以为自己可以教学生什么，而学生错以为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是，维持这种错觉对双方而言都是件幸福的事。因为若看清了真相，反而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在做的事，不过是教育的扮家家酒而已。”

是什么样的经历让他说出这样的话呢？我不明白。

解决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以下的文字是在得到加贺警官的允许后写的。在我离开这间屋子以前，我拜托他，无论如何让我完成这份手记。他法外开恩地答应了。不过，他一定无法理解，都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为什么还要坚持写下去。即使是造假的手记，一旦动了笔就想把它完成，此乃作家的天性，这样说他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不过，就我本身而言，能为这一小时的经历留下记录，已让我心满意足。想记录印象深刻的体验应该也是作家的本性，即使那是自我毁灭的记录。

今天加贺终于来了，时间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整。在听到门铃响起的那一瞬间，我就怀着某种预感；确定来访的人是他后，我相信那种预感就要成为现实。不过，我依然努力掩饰激动的情绪，将他迎入屋内。

“突然来访真不好意思，有些事想跟您谈。”他一如往常，以沉稳的语调说道。

“有什么事？算了，先进来吧。”

“嗯，打扰了。”

我领他到沙发前坐下，然后去泡茶。

“不用麻烦了。”他说。

“有什么事想跟我谈？”我把茶杯递到他面前，随口问道。这时，我发觉自己的手正在颤抖，抬头一看，加贺也正盯着我的手。

他没有伸手去拿茶杯，反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老实说，我恐怕要对不住您了。”

“怎么？”我极力保持镇定。其实此刻我忽然一阵眩晕，心跳也越来越剧烈。

“我们打算搜查老师的房子……这间屋子。”加贺面有难色。

我先做出目瞪口呆的表情，进而抿嘴微笑。当然，我不知道我演得好不好，也许加贺只看到我的脸歪了。

“怎么？搜查我的房子不会有任何发现的。”

“若是那样就好了……可是，恐怕我会找出什么东西。”

“等一下，难道你们以为……你们把我当成杀害日高的嫌疑人，以为会在这里找出什么证据？”

加贺轻轻地点了点头：“正是。”

“这太令人惊讶了。”我摇着头，故意叹了口气，拼命做戏，“我从没想过会听到这样的话，害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如果你是在开玩笑，那就算了，可是你看起来不像在开玩笑。”

“老师，很抱歉，我是认真的。以前曾受您照顾，如今对您说出这样的话，我心中也很挣扎，不过，厘清事实是我们做警察的本分。”

“我当然可以体谅你的处境。只要你觉得可疑，就算去调查我的朋友或家人也是职责所在。可老实说，我很惊讶，也很困惑，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

“我已经把搜查证带来了。”

“搜查证？那是当然。不过，在你把它拿出来之前，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就是……”

“为什么怀疑您吗？”

“没错。还是你们习惯什么都不说，就噼里啪啦地翻箱倒柜随便乱找？”

“有时也会这样。不过，”他垂下眼，伸手拿起摆在一旁的茶杯，喝了一口，接着又望向我，“我想先跟您谈谈。”

“你能这样做我当然很感激。但这并不代表我听了你的话就会服气。”

加贺并没有回应，而是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了记事本。

“最重要的一点，”他说，“是日高先生的死亡时间。虽然大体来说是在五点到七点之间，但负责解剖的医生说，超过六点以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胃中食物的消化状况来推断死亡时间可信度极高，而像这样的案件，没有必要把误差拉到两小时那么长。可是，竟然有人作证，称日高先生六点以后还活着。”

“你是说我吧？就算被你怀疑，我也只能这么说。或许这种可能性很低，可毕竟那是生理反应，偶尔也会有二三十分钟的落差吧？”

“当然可能。不过我们关注的是证词里的那通电话，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那通电话到底是不是死者本人打的。”

“那是日高的声音，肯定没错。”

“可这点无法证实，毕竟当时接听电话的只有您一人。”

“所谓的‘电话’本来就是如此。你们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我是很想相信，但检察官那边大概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接电话的确实只有我，不过，你们连旁边还有一个人的事都忘了，就让我伤脑筋了。你不是已经从童子社的大岛那里获得证实了吗？”

“我是问了。大岛先生也说，在和您谈话的过程中的确来过电话。”

“当时我们在电话里的对话，难道他没听到吗？”

“不，他听到了。他说电话中野野口先生好像和人约了待会儿碰面。不过，他后来才知道打来电话的是日高先生。”

“我懂了，光这样无法证明什么。也可能是毫不相干的人打来的，我却故意误导他以为是日高打的。你想说的是这个吧？”

加贺闻言皱起眉头，咬着下唇。“我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

“请你排除这种可能……我好像也不能这样要求你。”我故作俏皮地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从解剖结果推算出的死亡时间或多或少有点误差，可也不至于完全不准吧？尽管如此，我听得出来你们一开始就认定我在说谎，是不是还有其他理由？”

加贺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有。”

“愿闻其详。”

“烟。”他说。

“烟？”

“老师您自己也说过，日高是个老烟枪，他工作的时候屋子里烟雾弥漫，好像在驱虫一样。”

“我是说过……那又怎样？”说话的同时，不祥的预感就像一阵黑烟在我心中扩散开来。

“烟灰缸里只有一个烟蒂。”

“嗯？”

“只有一个，日高工作室的烟灰缸里只有一个捻熄的烟蒂。藤尾美弥子五点就离开了，如果他随即开始工作，烟蒂肯定会更多才对。此外，那唯一的烟蒂还不是在工作时抽的，而是在和野野口老师您聊天时留下来的。这件事我看了老师的手记才知道。”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一径保持沉默。我想起之前加贺曾问过我日高抽了几根烟。莫非那时他就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那么，”他继续说道，“日高从一人独处到被杀前的这段时间，连一根烟都没抽。关于这点，我问过理惠夫人，她告诉我，就算只工作半个小时，日高都至少会抽上两三根。而且，他的倾向是工作越投入，抽得就越凶。可是，实际上他却一根烟都没抽，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开始在心中咒骂自己。就算自己不抽，没想得那么周全，也不该漏了这点。

“大概是烟抽完了吧？”我先找话搪塞，“或是发现没有存货，才省着点抽？”

然而加贺不可能漏掉这种细节。

“白天出去的时候，日高又买了四包烟。书桌上的一包已经开了，里面还剩下十四根，另外还有三整包在抽屉里。”

他的语调十分平静，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挟着咄咄逼人的气势。我忽然想起他曾是一名剑道高手，霎时，一股寒意直透背脊。

“哦，是这样吗？如此说来，只有一个烟蒂确实挺奇怪，理由也只有问日高本人才知道了。或许他恰好喉咙痛。”我试图蒙混过去。

“如果真是那样，那他在老师面前也不会抽吧？站在我们的立场，必须作出最合理的推断才行。”

“总而言之，你是想说他被杀的时间应该更早，对吧？”

“应该非常早，恐怕就在理惠夫人刚出门以后。”

“你好像很肯定。”

“让我们再回到烟的问题上。日高和藤尾美弥子在一起的时候，一根烟也没抽。理由我们已经知道了，根据理惠夫人的说法，之前藤尾美弥子看到香烟的烟雾时，曾经露出不悦的表情，因此，为了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日高本人曾经说过，以后最好不要在这女人面前抽烟。”

“哦……”老谋深算的日高确实会这么想。

“和藤尾美弥子的谈判，必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因此，我要是日高，等她一走，势必就像饥渴了很久突然得到解放一样，马上伸手取烟。可是，现场却没有他留下的烟蒂。是不想抽呢，还是不能抽？我个人以为是后者。”

“你的意思是因为他已经被杀了？”

“没错。”他点了点头。

“可我在此之前就已经离开日高家了。”

“嗯，我知道，您是走出了大门。不过，也可能在那之后您就从庭院绕了回来，前往日高的工作室。”

“你好像亲眼看到一样。”

“老师您自己也曾经作过相同的推理，当时我们假设藤尾美弥子是案犯。您说，她可能先假装从日高家出来，然后再绕回工作室。那会不会就是在描述您自己的行动呢？”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服了你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用这种方式来解读我说的话，我可是一心一意想帮你的忙。”

加贺闻言把目光移到记事本上，接着说道：“老师您在手记里曾经针对您离开日高家的那段作了描写，上面写着‘她说再见，一直看着我转入下一个街角’。这个‘她’，指的是理惠夫人吧。”

“这又哪里不对了？”

“就字面意思来看，您是说理惠夫人站在门外一直目送着您离开。对此我们已经跟她求证过了，她的回答是只送您到玄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呢？”

“你说矛盾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这肯定是某一方记错了。”

“是吗？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您是故意写得和事实相反。也就是说，您这样写是想借此隐瞒您并未走出大门而是折返庭院的事实。”

我故意笑出声来。“太好笑了！这根本是穿凿附会。你们心里已经认定我是凶手，才会这样解读一切。”

“我个人，”他说，“可是努力想作出客观的判断。”

我一时被他的目光震慑，脑中忽然想起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如这个男人连平常谈话时，只要提到自己就会说出“我个人”这样的术语等。

“我知道了，没关系，你要推理是你的自由。说到推理，希望你把后面的情节也交代清楚。躲在窗下的我后来又做了什么？从窗户闯入，一口气把日高敲昏？”

“是这样吗？”加贺观察着我的神色。

“别忘了，问的人是我！”

他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关于行凶的细节还是凶手亲口来说最好。”

“那你是要我自白？如果我是凶手，现在我马上一五一十地告诉你，可惜我不是，也许你会觉得很遗憾。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回电话上，我接到的电话真的是日高打来的。如果不是他，又会是谁？我的证词已经被媒体大肆报道过了，如果那天打电话给我的另有其人，那么此人现在应该已经跟警方联络了。”我又假装好像突然想到似的伸出食指，“原来你以为我有同伙，是吧？是同伙打给我的？”

然而，他只是不发一语地环顾着屋里的摆设，看到餐桌上的无绳电话后，将它拿起，又重新坐下。

“并不需要用到同伙，只要让这电话响就行。”

“没人打过来它怎么会响？”说完，我弹了下手指，“噢，我知道了。你说当时我身上藏着手机，趁大岛不注意，自己拨到家里，对吧？”

“这个方法也可以。”他说。

“这不可能。我没有手机，也找不到人借。所以……对了，如果我用了这种手法，不是很简单就能查出来？电信局那边应该会有记录吧。”

“要调查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可难了。”

“是吗？因为反侦测的关系？”

“不过，”他说，“要调查打到哪儿去却轻而易举。譬如这次，我们去查日高先生当天往哪里打过电话就好了。”

“那，你们查过了？”

“嗯。”加贺点了点头。

“哦，结果呢？”

“记录显示，六点十三分确实有电话打到府上。”

“嗯……本来就该这样，因为事实如此。”我嘴上这么说，心中却越发恐惧。加贺已经看过通话记录，却仍未排除我涉案的可能，可见他必定已发觉是我布了局。

加贺站了起来，把无绳电话放回原位，不过这次他没再坐回沙发。

“日高先生当天一完成稿子，应该就会马上传送出去。可在他的工作室里却看不到传真机，为什么？这点老师您应该很清楚。”

不知道——我本想这么说，却依然保持着沉默。

“因为可以借由电脑直接传送，这您是知道的。”

“是听说过。”我简短回答。

“还真方便，手边不需留下任何纸张。日高原本打算，到加拿大后就要开始使用电子邮件，所以事先作了准备——他是这么对编辑说的。这样一来，好像连电话费也省了。”

“太复杂的事我可不懂，我对电脑不熟。可以不用打印，直接传送，我也只是听日高说过。”

“电脑一点都不难，谁都会用，而且它还有很多方便的功能，可以同时给很多人发信，也可以把收件人的住址储存起来，还有……”他停顿了一下，俯视着我继续说道，“只要事先设定好，它就会在指定的时间把信传送出去。”

“你是想说，我使用了这种功能？”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大概是觉得没有必要。

“关于灯光的事，我们相当重视。”他说，“老师您说到达日高家时，屋里是全暗的。我之前也曾经提过，我无法理解凶手既然要制造没人在家的假象，又为何单单让电脑开着。后来我终于明白，因为电脑是保证计划成功的重要道具，所以必须开着。您杀了日高之后，就立刻忙着制造不在场证明。说具体一点，您启动电脑，从中调出相应文件，然后设定此份文件于六点十三分以传真的方式传送到这间屋子。接着，您把屋内的灯全关了，这是为了之后的行动所做的必要措施。因为您必须让人以为，您是在晚上八点再度来到日高家后，发现灯全暗着，以为对方不在家，才打电话给住在酒店的理惠夫人。如果那时房里的灯亮着，照理说在打电话去酒店前，一般人都会先到窗口去查看一下。为避免让人起疑，您尽可能安排成是和理惠夫人一起发现了尸体。”

一口气说完后，加贺停顿了一下。他大概以为我会反驳或解释，可我什么都没说。

“老师，您大概连电脑的屏幕保护画面都考虑到了。”他继续说下去，“我之前也说过，电脑显示器透出的光其实很亮，然而您不得不让电脑的主机开着。当然，也可以单把显示器关掉，不过这样做反而更加危险。发现尸体的时候，理惠夫人也会在旁边，如果她注意到主机开着，显示器却一片漆黑，恐怕这将成为警方识破整个骗局的导火线。”

我试着吞咽口水，无奈喉咙一片干涩，竟无法做到。我对加贺的明察秋毫深感惶恐。他神奇地推测出我当时心中的想法，简直太完美了。

“我想老师是在五点半左右离开日高家的吧？接着您在赶回家的途中，打电话请童子社的大岛先生马上过来取稿。大岛先生说，那天您原本打算以传真的方式交稿，却又突然说有急事要他赶来。很幸运，从童子社到这里只要坐一班电车，花三十分钟就可到达。”他接着把话说完，“这件事老师在手记里并没有提到，您写的好像是大岛先生之所以会来是老早就说好了的。”

此事我当然不会刻意去写——我以一声长叹作为回答。

“为什么你要叫大岛过来呢？我想答案很清楚——为了让他替你作不在场证明。六点十三分，如你设定的，日高的电脑打电话到这里来。当时，屋里的传真机并没有切换至传真功能，你拿起无绳电话接听。听筒那边传来的只有传真发送的信号声，你却表现出高超的演技，一边听着机械的声音，一边假装正和某人交谈。连大岛都被你骗过了，可见你的演技是多么完美。顺利演完独角戏的你挂断电话，而日高的电脑也完成了打电话的任务。到了这里，剩下的工作就简单多了。你只要按照计划，一起和理惠夫人发现日高的尸体就好了。在等警察来的空当，你趁夫人不注意，将电脑的通讯记录删除。”

不知从何时起，加贺已经不再称我为“老师”，而直接改叫“你”了。这也没什么好在意的，这样反倒更适合这种场面。

“我觉得你的布局很完美，不像是短时间内想出来的。可惜有一点瑕疵。”

瑕疵？是什么？

他说：“日高家的电话。如果日高真的曾经打来电话，只要按下重拨键，电话就会再次呼叫。”

啊！我在心里叫道。

“不过，重拨的电话却不是打到这里，而是加拿大的温哥华。根据理惠夫人的证词，案发当天清晨六点，日高曾打过电话，重拨后连到的号码应该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当然，也可能日高先打到这里，然后又想打往加拿大，于是他拨好号码，却又在接通前挂断。不过，会考虑到时差、特地起个大早打电话的人，应该不会忘记当时加拿大正值深夜吧？这是我们的看法。”

然后，加贺以一句“我说完了”作为结语。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加贺大概在等待我的反应，但我的脑袋空转着，挤不出半句话来。

“你不提出辩解？”他颇为意外地问道。

我慢慢地抬起头来，和他四目相对。他的目光虽然锐利，却不阴险，那不是警察面对嫌疑人的眼神。我稍稍感到放松。

“那么，原稿你们怎么说？日高电脑里的《冰之扉》连载。如果刚刚你的推理都是正确的，那他是什么时候写的稿子？”

加贺闻言抿紧双唇，望向天花板。看样子，他并非无话可答，而是在想怎么回答较好。

终于，他开了口：“我的看法有两种。其一，事实上，那些稿子日高早已写好，而你知道此事，便用它作为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工具。”

“其二呢？”

“其二，”他的视线移回我的脸上，“那些稿子是你写的。那天你身上带着存有稿件的磁盘，为了制作不在场证明，你临时把它存进日高的电脑。”

“真是大胆的假设。”我试着堆起笑容，无奈两颊僵硬，无法动弹。

“那份稿子我请聪明社的山边先生看过了。他认为那明显是别人写的，文体略有不同，换行的方式也不一样，光就形式而言就有很多差异。”

“你的意思是……”我的声音已经沙哑，试着轻咳几下，“我一开始就打算杀他，所以把稿子先准备好了？”

“不，我不觉得是这样。如果事先早有计划，应该把文体或形式模仿得更像才对，那并非多么困难的事。而且从凶器是镇纸，又临时叫来大岛先生充当不在场证明的证人来看，这一切应该是临时起意。”

“那我事先写好稿子又作何解释？”

“问题就出在这里。为什么你会有《冰之扉》的原稿呢？不，应该说为什么你早就在写那份稿子呢？我个人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觉得其中就藏着你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我闭上眼睛，避免自己情绪失控。

“你所说的恐怕全是推测，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没错，所以我才想搜查这间屋子。话都说到这里了，你应该知道我们想搜出什么东西吧？”

见我不语，他又道：“磁盘，那张存有原稿的磁盘。或许那份原稿还留在你文字处理机的硬盘里，不，多半还留着。如果那是为预谋犯罪而准备的，应该会被立刻处理掉，不过，我不认为是这样。那份原稿，你肯定还留着。”

我抬起头，加贺清澈的眼睛正看着我。不知为何，我竟能平心静气地接受他的审视。我冥想片刻，让心情平复下来。

“找到要找的东西，你们就会逮捕我吗？”

“应该是，很抱歉。”

“在这之前，我可以自首吗？”

加贺睁大眼睛，接着摇了摇头。“很遗憾，到此地步已经不能算自首了。不过，若你还想顽抗，我不觉得那是上策。”

“是吗？”我的肩膀完全瘫软了。我在感到绝望的同时又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再也不用演戏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案发当晚。”他回答。

“当晚？我又犯了什么错误吗？”

“嗯。”他点头，“你问了我判定的死亡时间。”

“这又哪里不对了？”

“确实不对。老师你六点多和日高通过电话，八点前命案就已发生，这些你早就知道，所以判定的死亡时间顶多只能落在这个区间，可是你却特地向警察询问。”

“啊……”

“第二天你又问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那家餐馆用餐的时候。那时我心里就有谱了，老师你不是想知道命案发生的时间，而是想知道警方认定的死亡时间。”

“是吗……”

他说得没错。我太过担心，不知自己的计谋成功了没有。

“了不起，”我转向加贺，说道，“我觉得你是个很了不起的警察。”

“谢谢。”他鞠了个躬，继续说，“那么，我们可以准备出门了吗？不过，不好意思，我必须在这里看着你。因稍不留神让嫌疑人独处而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我不会自杀的。”我笑着说道。很不可思议，那竟是非常自然的微笑。

“嗯，拜托你了。”加贺也回以自然的笑容。

探究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独白

逮捕野野口修已经整整四天。

所有与犯罪相关的事实，他都承认了。只有一样，他三缄其口——

他的犯罪动机。

为何他要杀害日高邦彦——他自童年起就认识的好友，又是在工作上关照他的恩人，关于这点他怎么也不肯说。

“人是我杀的，动机根本不值一提。你就当是我一时冲动的鲁莽行动就好。”

面对检察官时，野野口也是这套说辞。

但我多少猜得出来，这一切和《冰之扉》的原稿有关。

附带一提，那份稿子已经找到了。正如我先前猜测的那样，它还储存在文字处理机的硬盘里。此外，被认为案发当天由野野口带到日高家的磁盘也在书桌的抽屉里，它与日高家的电脑可以兼容。

我一直以为，此次犯案并非预先计划好的，而整个专案组也都这样认为。如果真是这样，问题就来了：野野口那天为何刚好身上会带着《冰之扉》下回连载的磁盘呢？不，应该说，野野口为何事先写好原本该是日高工作内容的稿子呢？

对此我在逮捕野野口修之前，就已成立一个假设。我相信在这假设的延长线上，肯定能找到犯罪的真正动机。

剩下的只要让野野口亲口证实这个假设就好了，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关于身上为何会带有《冰之扉》原稿的磁盘，他的说法是这样的：“那是我出于好玩写的。我想吓日高一跳，才带上了它。我跟他说，如果赶不及截稿时间，就把这个拿去用。但他没把我的话当真。”

不用我说，这套供词毫无说服力，他却一副信不信随你的模样。

我们只好再次搜查野野口的屋子。上次只查看了文字处理机的档案和书桌的抽屉，根本谈不上是搜查。

结果，我们点收了十八件重要的物证，可以证明我的假设确实成立。这其中包括厚厚的大学笔记八册、2HD规格的磁盘八张，以及两大本装订成册的稿纸。

刑事组调查后发现这些全是小说。根据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笔迹，可以确定这些的确系野野口所写。

一开始，我们从某张磁盘里发现了难以置信的东西。不，就我个人而言，那是预料中的事。

磁盘里存着《冰之扉》的原稿，不过不是这次的，而是之前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所有篇章。

我请聪明社的编辑山边先生帮我看那些稿子，他的看法如下：“这确实是《冰之扉》至今为止连载过的部分。故事的情节虽然相同，却有好几个部分是我们手上的稿子所没有的，也有正好相反的情形。总之，两者在词语的运用和文体的表现方面确实有微妙的差异。”

也就是说，同样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此次被野野口用作不在场证明的原稿上，也出现在这张磁盘里。

于是，我们收集起日高邦彦的所有作品，大家分着阅读。附带一提，很多同事都苦笑着说，已经很久不曾像这样拼命读书了。

这份努力的成果，是我们发现了惊人的事实。从野野口修家里搜出的八本大学笔记共记载有五部长篇小说，内容和日高邦彦至今发表的作品完全一样。书名和人物的名称或许稍有变动，形式或略有不同，但故事的演变、进展却如出一辙。

其他磁盘里共包括三部长篇、二十部短篇，所有的长篇都与日高的作品相同，短篇则有十七部一致。至于那些凑不起来的短篇，则隶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以野野口修的名义发表。

写在稿纸上的两篇短篇小说则在日高的作品里找不到类似的。就稿纸的陈旧情形推断，那应该是很久以前写的。或许，再往前探究，能发现什么。

不管怎样，在非作者的住处发现这么多原稿已经很不合理了。更何况，这些内容虽不至于与已发表的作品完全一致，却仅有些许差异，这一点也令人匪夷所思。而那些写在大学笔记中的作品，甚至还有添注和订正的痕迹，看得出几经推敲修饰。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断言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野野口修是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因种种奇妙的纠葛，诱发了此次杀人案件。

我在审讯室里针对这点询问过野野口修，结果他面不改色地否定了。

“不是。”

那么，那些笔记及磁盘里的小说作何解释？面对这些问题，他始终闭目不答。不管同座的资深检察官如何逼问，也毫无成效。

但是，今天在审讯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野野口修突然按住肚子，表情非常痛苦。看他的样子，我甚至以为他偷藏毒药，服毒自尽了。

他马上被送到警察医院，卧床休息。

上司把我叫去，告诉我一件令人意外的事——野野口修好像罹患了癌症。

野野口病倒的次日，我前往他住的医院。在探望他之前，我先拜访了主治医生。

医生说，他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包裹内脏的腹膜，情况十分危急，应该尽早动手术。

我问是否为复发，医生回答“算是吧”。

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野野口修曾在两年前因为相同的症状，动手术切除部分胃脏。他为此向学校请了几个月的长假。不过，同事中好像没人知道他因什么病请假，知道内情的只有校长一人。

奇怪的是，直到被捕以前，野野口修都没有去过医院。他应该会察觉身体不适才对——这是医生的看法。

动手术就会有救吗？我试着进一步了解。一脸理智的医生微偏着头说道：“一半一半。”

在我听来，情况似乎比想象的严重。

之后，我到病房探视野野口修，他住在单人套房。

“被逮捕的人不但没有被关进监狱，还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快乐逍遥，让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野野口修扬起瘦削的脸，招呼我。此人的容貌比起我先前所熟识的要老多了，只是因为时光的流逝吗？我不禁再度忖想。

“觉得怎样？”

“嗯，也不能说有多好，不过，对一个生病的人而言，这样算不错的了。”

野野口修暗示他已经知道自己罹患癌症的事实。既然是复发，他知道也很自然。

见我沉默不语，他反倒先问起来：“对了，我什么时候会被起诉？你们如果动作太慢，恐怕还没等到判决下来，我就先挂掉了。”

我听不出来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不过他肯定对死亡已有某种程度的意识，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还不能起诉，因为资料尚未收集齐全。”

“为什么？我已经认罪了，证据也有了。只要起诉，一定会被判有罪，这样不就好了吗？放心，我绝对不会在即将宣判时突然推翻自己的供词。”

“话不是这样说，我们还没查明犯罪动机。”

“又提这个？”

“老师一天不讲清楚，我们就会一直问下去。”

“根本没有什么动机不动机的。我不是跟你说过，这次犯罪全是因为一时冲动？我一时冲动就把人杀了，就那么简单，没有特别的理由。”

“所以，我想听听你冲动的原因，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生气。”

“因为一点小事，应该说我觉得那是小事。说老实话，我也不清楚当时怎么会那样生气，大概是所谓的鬼上身吧。所以，就算我想说也说不清楚，真的。”

“你觉得这种说法我会接受吗？”

“你只能接受。”

我闭上嘴，盯住他的眼睛，他也毫不闪避地望着我，眼神充满自信。

“关于在老师屋里找到的笔记本和磁盘，我想再度请教你。”

我试着改变话题，野野口修则露出一副不胜其烦的表情。

“那个跟案情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不要乱想。”

“如果真是这样，可否请你详细说明那些到底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不过是笔记本，不过是磁盘。”

“不过里面却是日高邦彦的小说。不，准确地说，是酷似日高邦彦小说的作品，简直就像是小说的草稿一样。”

他笑出声来。“所以我是日高背后的捉刀人？荒谬！你想得太多了。”

“不过，这样想自有道理。”

“让我告诉你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吧！那是一种学习。想成为作家的人，各有其独特的学习方法。像我，就是借由抄写日高的作品，以习得他的写作风格和表现手法。这并非什么特别的事，很多尚未成熟的作家都是这么做的。”

他的解释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日高邦彦作品的责任编辑也曾作过相同的推论。但那位编辑说，有三点值得商榷。其一，发现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两者之间有些微差异。其二，就算是一种学习方式，如此大量地抄写别人的作品也不正常。其三，日高邦彦虽是畅销作家，但并非模仿他的文章就能让自己写得更好。

我提出这三点，质问野野口修，看他如何解释。没想到他连眼睛都不眨，马上给出了回答：“对此我可以合乎逻辑地全部回答你。事实上，我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抄写，可是渐渐地我觉得光这样做是不够的。于是当我想到换成自己会怎么写、会怎么表现的时候，我就试着把它写下来。这样你懂吗？我一边以日高的文章为范本，一边尝试创作更好的东西，这才是我学习的目的。至于大量抄写，那只是表明我学习了很久。我单身，回家后也没事可做，大可投注所有心力在写作的练习上。最后，日高的文章好或不好，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倒是很欣赏他的文笔，或许其中没什么深奥的技巧，却是简洁易懂的好文章。他能吸引这么多读者，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野野口修的这套说辞确实有其道理。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早讲清楚？我脑中浮起了这样的疑惑。生病卧床以前，他一直三缄其口。莫非一直要等到他住进医院，不再接受审讯，才有空当想出这样的借口？这是我的推理，但现在要证实这个已经十分困难。

迫不得已，我只好提出新发现的证据——在野野口修的抽屉里找到的几张便条，上面潦草地写着类似故事大纲的东西。从出场人物的姓名来看，我知道那与日高邦彦正在连载的《冰之扉》有关。不过，大纲写的并非已发表的内容，怎么看都像是《冰之扉》的后续发展。

“你为什么要写《冰之扉》的后续发展？你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吗？”我问野野口修，结果他回答：“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练习。只要是读者，不管是谁都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去揣想未来的剧情吧？我只是稍微积极一点，把它具体化而已，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不是已经辞去教职，走上专业作家的路途了吗？有必要再进行这样的练习？甚至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

“请你不要出言讽刺，我还称不上专业作家，技巧更有待磨炼。何况因为根本没有约稿，所以我时间极多。”

野野口修的话依然无法说服我。或许是我的表情泄露了这种想法，他看着我继续说道：“你好像硬要把我说成日高的捉刀人，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根本没有那种本事，相反，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还想，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该有多好。如果事实真如你所推理，我肯定会大声高喊：‘那些作品全是我写的，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修！’可是很遗憾，不是。我写的东西当然会用自己的名义发表，根本没有必要借用日高的名字。你不觉得吗？”

“我也这么想，才觉得难以理解。”

“根本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你只是推测有误，才会得出奇怪的结论。你想得太复杂了。”

“我不这么觉得。”

“拜托你就这么想吧。我希望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你们尽早对我起诉。什么动机我都无所谓，报告上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野野口修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走出病房，我将刚才的对谈回味了一番，左思右想，总觉得他的供词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过，正如他所言，我的推理确实也不够周全。

如果他真是日高邦彦的背后代笔，有什么理由让他非得这么做呢？

是因为日高邦彦已是畅销作家，相较于一个新人，用他的名义出书会卖得更好吗？不过，日高走红之前的作品应该也是野野口修写的，如果真是这样，他把其中之一拿来作为自己的处女作发表不也很好吗？

还是因为他仍担任教职，想尽量不公开自己的身份？不，那太奇怪了。就我所知，没有老师是因为以写作为副业，而在学校混不下去的。况且，如果要野野口修二选一，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舍弃教师这个饭碗。

还有，他自己也说，如果他真是影子作家，都到这个节骨眼了，干吗还要否认？对他而言，“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这一头衔肯定是光荣的。

难道野野口修真的不是日高邦彦的捉刀人？在他屋里找到的笔记和磁盘，真如他所说，没有其他意义？

不可能，我敢断定。

对于野野口修这号人物，我多少有些认识。根据我的了解，他的自尊心非常强，也很有自信。说他为了想成为作家而去抄写谁的作品来练习，根本不可能。

回到总部，我把和野野口修的对话呈报给上司。迫田警部从头到尾都苦着一张脸听取我的报告。

“野野口为何要隐瞒杀人动机？”听完报告，他问我。

“我不知道。连犯罪事实都承认了，却迟迟不肯说出杀人动机，我想这其中必定藏有天大的秘密。”

“你还是认为和日高的小说有关？”

“是。”

“你说野野口修是真正的作者，不过他本人并不承认啊。”

很明显，警部不愿再为这个案子多花时间。事实上，部分媒体不知从哪里得知消息，已经找上专案组，询问野野口修替日高邦彦捉刀的可能。当然，警方会尽量避免作出明确的回应。不过，也许最快明天一早就会看到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如果真是那样，打来询问的电话定然令人应接不暇。

“他说是因为两人吵架，一时冲动就把对方杀了，可如果连吵架的内容都查不清楚，我们是无法结案的。我甚至想，他不肯说出真正的动机也就算了，可否请他发挥作家的长处，给个适当说辞？不过，要是在开庭时被法官揪出语病，也真够戗。”

“我想，因为吵架而冲动杀死对方的供词并不可信。野野口修是在离开日高邦彦家后，才又绕过庭院，从工作室的窗户侵入，可见在那时他已有了杀人意图。恐怕在此之前，他和日高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致使他萌生杀机。”

“之前他们谈了些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里只有些无关痛痒的对话，但我想他们谈的应该和今后的写作活动有关。”

日高邦彦就要搬去加拿大了，如果野野口修真是他的背后捉刀人，那么关于日后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或许在商量今后如何配合的当口，野野口修起了不满？

“他们谈的是继续担任影子作家的条件？”

“或许。”

我们对于野野口修的银行账户已经全面清查，但看不出日高邦彦定期汇钱给他的迹象。然而，此案若能单纯以金钱收受来作衡量，就好办了。

“看来还是得再调查一下日高和野野口的过去。”警部作出结论，我也表示赞同。

这天，我和一位同事一起去拜访日高理惠。她没留在家里，搬回了位于三鹰的娘家。自从野野口修被捕以来，这是警方与她的初次会面。上司已经在电话中和她谈过逮捕野野口修的经过，但关于捉刀代写的事，她应该还不知情，要是接到媒体的追问电话，她必定一头雾水。而我可以想象，她本人恐怕也有一堆问题想问我们。

我把整个事发经过又对她扼要说了一遍，然后提到从野野口修房里找出的小说原稿，她果然露出一副被吓坏的样子。

我试着问她，对于野野口持有的原稿和日高邦彦的小说内容酷似有何想法，她却说毫无头绪。

“说外子从谁那里窃取小说的创意，或是以他人的作品为踏板，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每酝酿一本小说，总是绞尽脑汁、万分辛苦，更别说是请人捉刀代写了……这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日高理惠的语气虽然平静，眼底却已浮现怒意。

对于她的说法，我无法照单全收。她和日高邦彦结婚才一个月，对于他的一切，很难说全盘了解。

或许是察觉到我的想法，日高理惠又道：“如果你以为我们结婚的时间很短，相识不久，那就错了，我曾是外子著作的责任编辑。”

对此我们也确认过了。她曾经在某出版社工作，好像就是因此而认识了日高邦彦。

“当时我们俩曾为了下部作品进行过艰辛的讨论。虽然最后我负责编辑出的长篇小说只有一本，可是如果没有我们的讨论，那部作品根本不会产生。所以声称和野野口先生相关，简直是无稽之谈。”

“那部作品叫什么名字？”

“《萤火虫》，去年出版的。”

我没读过那本小说，于是询问一起去的同事。关于日高邦彦的小说，很多刑警都想办法翻了一遍。

他的回答很清楚，且意味深长。他说，在野野口修的笔记和磁盘里，恰恰没有与《萤火虫》内容相符的稿子。

事实上，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皆为日高邦彦出道三年内的作品。而在此之后的作品，也有将近一半在野野口的屋子里找不到相符的原稿。根据我的判断，日高邦彦一方面请野野口修当捉刀人，一方面自己也从事创作。

所以，就算有像日高理惠讲的“没有我们的讨论就不会产生”的作品，也不足为奇。

我将提问内容稍作改变，问她是否知道野野口修杀害日高邦彦的动机。

“关于这点，我一直在想，不过真的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野野口先生为什么要对外子……老实说，至今我还是无法相信那个人就是凶手，因为他跟我们是那么亲密，我从没见过他俩动手或是吵架。我依旧以为，肯定是哪里弄错了。”

从她的表情感觉不出她是在演戏。

告辞的时候，她送了我一本书，灰色的封面掺着金粉，是《萤火虫》的单行本。她送我书，或许是希望我读后别再怀疑她丈夫的实力。

当天晚上，我开始读那本书。其实之前我问野野口修，日高邦彦是否有推理小说之类的作品时，他提到的就是这本。我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特殊的用意，不过再进一步思考，或许是他特地举一本与自己无关的作品。

《萤火虫》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和他年轻妻子的故事。男人是位画家，妻子原是他的模特儿。画家一直怀疑妻子对他不忠，就这点来看，与一般通俗小说并无二致。不过，事实上画家的妻子拥有双重人格，而自从画家得知此事之后，剧情急转直下。那女人的其中一个分身有个年轻情人，两人正计划要谋杀画家；另外一个分身却忠实于画家，且打心底爱他。画家考虑着是否该将妻子送进医院治疗，就在此时，书桌上放了这么一张便条：“会被精神科医生杀死的是‘她’，还是‘我’？”

也就是说，治疗过后，并不能保证被留下的是爱着画家的那个分身。不用说，这张便条是恶魔妻子放的。

苦闷的画家夜夜都梦见自己被杀害的情景：拥有天使般容颜的妻子对他展露微笑，突然，卧室的窗户开了，一个男人从外边窜了进来，持刀对他展开攻击，眨眼之间，男人变成了自己的妻子……他重复做着这样的梦。

最后，他的生命果真受到威胁。在正当防卫时，画家把妻子刺死了。然而，此后他却有了新的烦恼。在妻子被杀的前一刻，她好像刚变换了人格，他不知自己杀死的是天使还是魔鬼。这成为了永远的谜。

以上是我的大略整理。或许阅读能力强的人看后会有更特别、更高明的解释，譬如说男性日渐衰退的性欲或潜藏在艺术家体内的丑恶心机等，这些恐怕要深入体会才行。不过，语言文字水平一向很低的我，既不懂分章断句，又看不出表现手法的好坏。

这样说对日高理惠是抱歉了点，不过，“不太有趣”是我对这本书的真实想法。

我们来比较一下日高与野野口两人的简历。

日高邦彦读的是某私立大学的附属高中，然后直升该大学文学院的哲学系就读，毕业后陆续在广告公司、出版社待过，其间以一篇短篇小说获得新人奖的肯定，自此开始写作生涯，那大约是十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写作的前三年，他的书卖得并不好，但第四年时，一本《死火》使他勇夺文学创作大奖，此后他便一步步朝人气作家的路途迈进。

野野口修就读于另一所私立高中，经过一次落榜，他也考上了某国立大学的文学院，专攻日文，并选修了教育学分，毕业后在公立初中任教。直至今年辞职为止，他总共待过三所学校，我和他同执教鞭的那所，是他的第二站。

野野口修以作家身份出道是在三年之前，他替一份儿童半年刊杂志撰写长约三十页的小说。但他未曾发行过小说单行本。

根据野野口修的说法，各自走上不同道路的两人于七年前再度会面。当时他在某本小说杂志上无意中看到日高的名字，想念之余就前去探访。

我对此持保留看法。就像先前所讲的，他们两人碰面后，大约过了一年，日高邦彦就得了文学大奖。不过得奖的那本《死火》却是最早与野野口稿子内容一致的作品。与野野口的相遇替日高带来了好运，这种推测应不算空穴来风。

我前往出版《死火》的出版社，询问当年负责的编辑。那人姓三村，是位谦逊的中年人，现已升任小说杂志的总编。

我的问题只有一个重点，旨在厘清日高邦彦当时写出的这部作品，是在他一直以来的实力范围之内，还是如有神助的难得佳作。

三村先生不答反问：“您是针对最近流传的影子作家传闻进行调查吗？”

他显得有点神经兮兮，这点我可以理解。对他们编辑而言，日高邦彦虽已亡故，却还是不能诋毁他的名声。

“既然说是传闻，就表示是没有根据的事，我只是想确认。”

“如果毫无根据，我不相信您会提出这种古怪的问题。”三村一语将我戳破，接着回答道，“就结果来说，《死火》确实是日高先生写作的分水岭。也有人说，日高因那部作品而脱皮、蜕变了。”

“这么说来，它比之前的作品要好上很多？”

“嗯，可以这样说。不过，我并不觉得很意外，因为他本就很有实力。只不过，他之前的作品太粗糙，让读者挑出了很多毛病。也有人说，他的理念传达得不是很清楚，但这一点在《死火》一书中就处理得很好。您读过吗？”

“读过，很精彩的故事。”

“是吧？我至今依然觉得那是日高最好的作品。”

《死火》讲的是个普通上班族到外地出差，看到美丽烟火受到感召，立志成为烟火师傅的故事，很有趣，特别是关于烟火的描写更是精彩。

“那本书是一气呵成、没经过连载吧？”

“是的。”

“日高先生在动笔之前，曾和你们讨论过吗？”

“那是当然，不论何时，和哪个作家合作都是这样。”

“那时，您和日高先生谈了些什么？”

“首先是内容、书名、情节，接着则是讨论人物的性格等。”

“是你们两个一起想的？”

“不，日高先生基本上已经想好了。那是一定的，因为他是作家嘛。我们只是听取作家的故事，陈述意见。”

“将主角设定为烟火师傅，这也是日高先生自己的创见吗？”

“当然。”

“那您听了以后作何感想？”

“感想？什么意思？”

“您没想到那确实是日高先生才有的创意吗？”

“我没想到这个。不过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写烟火师傅的作家并不在少数。”

“有没有哪些部分是因为您的建议才修改的？”

“并不多。我们看过完成的稿子，发现哪里有问题才提出来，至于要怎样修改则是作家的事。”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日高先生拿别人的作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现手法加以改写，然后让您来读，您能分辨出那是别人的作品吗？”

三村略一思索后回答：“老实说，我分辨不出。因为要判断是不是某位作家的作品，借助的就是词汇的运用和表现的手法。”

他又补充说道：“可是警察先生，《死火》肯定是日高的作品。在他写作期间，我曾见过他好几次，他总是为还有破解不了的难题而非常苦恼。如果是以他人的小说为草稿，应该不会那么辛苦。”

对于这个，我不敢再说什么，只道了谢就起身告辞。但在我脑中却出现相反的情形。

我想，痛苦的时候要假装快乐是很困难，但快乐的时候要假装痛苦却好办。

我的影子作家假说并未动摇。

犯罪的潜在因素往往是女人，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但针对这起案件，警方却并未深入调查野野口修与异性的交往情形。不知为何，专案组内部似乎产生了一种共识，认为野野口修和这种事扯不上边。或许是野野口本人的形象让我们产生了这样的错觉。虽然他长得不是特别丑，却令人很难想象跟他在一起的女性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我们看走眼了。即使是他，似乎也有交往密切的女性。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处调查的同事发现了线索。

他们找出了三件证据。第一件是一条围裙，格子花纹，很明显是依女性的喜好设计，放在野野口修的橱柜抽屉里，看得出是洗过、熨好后才收起来的。

这莫非是某位偶尔到这屋里来的女子，在帮他整理家务时使用的？我们如此猜测。

第二件是一条金项链，连礼盒一起用包装纸包着，是世界闻名的珠宝品牌，令人一看就觉得像是件待送的礼物。

第三件是旅行申请表，折成小块，和包装好的项链一起放在珠宝盒里，是某旅行社的固定格式表格，内容显示野野口修曾计划前往冲绳旅行。申请日期是七年前的五月十日，预计出发日是七月三十日，可见当时打算利用暑假去玩。

问题出现在参加者一栏中所填的姓名。和野野口修并列的名字是野野口初子，年龄二十九岁。

我们马上针对这名女性展开全面调查，结论是此人并不存在。准确地说，在野野口修的亲属中根本没有这号人物。合理的推测是，他和某名女子假扮夫妇，打算相偕去旅行。

由这三样证据我们可以推断，至少在七年前，野野口修有一名恋人。姑且不论现在他们的关系如何，他应该还对这名女子念念不忘，否则他不会郑重地把两人的纪念品收藏起来。

我向上司请求对这名女子展开调查。

我不确定她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不过七年前正好是日高邦彦发表《死火》的前一年，当时野野口修境遇如何，应该见过这名女子就能知道。

首先，我试着去问野野口本人。面对撑坐在病床上的他，我说了发现围裙、项链和旅行申请表的事。

“我想问你，那件围裙是谁的？那条项链你打算送谁？还有，你计划和谁去冲绳旅行？”

面对这个话题，野野口修一改常态，非但表现出拒绝讨论的态度，还明显有些惊慌失措。

“这些事和这次案件有何关联？没错，我是个杀人犯，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可是难道连不相干的个人隐私都必须公之于世吗？”

“我没说要公之于世，你只要告诉我一个人就够了。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真的与案情无关，我绝对不会再来问你，当然也不会透露给媒体。还有，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给那名女士带去麻烦。”

“这和案情无关，我的话不会错。”

“如果真是这样，你就爽快一点告诉我。老师你现在的态度，只会让我们更加猜疑，从而更彻底地调查。这样，很多事情都能真相大白，同时事情在媒体前曝光的几率也高了，这也是你不愿见到的吧？”

然而，野野口修并不打算说出那名女子的名字，反而就搜查的做法质问我。

“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按照医嘱，会客时间有限，我只好离开了病房。

好在这趟并没有白来。我有把握，只要查明神秘女子的身份，肯定对厘清案情有帮助。

但从何查起呢？我先向野野口的邻居打听，是否见过女性到他家去，或是听到屋内传出女性的声音。一问到男女关系，就算口风一向很紧的人，也往往会出乎意料地积极提供线索。

但是这番探访一无所获，就连住在野野口家左侧、经常在家的家庭主妇也说没见过女性访客出入野野口家。

“就算不是最近的也行，难道几年前也没见过吗？”

因为听说这位太太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年，我才这样问她。她和野野口是同一时期搬进来的，应该有机会看见他的情人。

“如果是更早以前，或许有，可是我不太记得了。”她回答道。这或许是最合理的答案。

我试着重新彻查野野口修的交游范围，连他今年三月才离职的那所初中也去了。然而有关他私生活的领域，知道的人真是少之又少。他一向就不太和人来往，自从生病以后，更是从未在校外和学校里的人碰过面。

无奈之下，我只好前往野野口修更早之前待过的那所学校。

七年前，他打算和情人一起去旅行时，应该就在那所初中教书。老实讲我不太想去，因为那也曾是我执教鞭的地方。

我计算好下课的时间，往那所学校走去。记忆中的三栋老旧校舍已有两栋翻新。若说有什么改变，也仅止于此。操场上足球队正练习着，与十年前的光景一模一样。

我无法鼓足勇气走进校门，只好站在外面，看着放学的学生从面前走过。突然，我发现人群里有一张熟识的面孔。那是一名姓刀根的英语老师，大概高我七八届。我追上去，叫住了她。她好像记起了我，惊讶地笑着。

我和她寒暄起来，泛泛地询问她的近况。之后，我直接挑明想问她有关野野口老师的事。刀根老师好像马上联想到最近引发话题的人气作家遇害案件，表情严肃地答应了。

我俩走进附近的咖啡店，这家店以前可没有。

“关于那件事，我们也很惊讶，想不到野野口老师竟然会是杀人凶手。”接着她以兴奋的语气补充道，“而你加贺老师，竟然还是案件的侦办人，真是太巧了。”

“拜这巧合所赐，我成了最辛苦的人。”

听了我的话，她点了点头，好像深表认同。

我赶紧进入正题，首先问她：野野口修有无特定的交往对象？

“这个问题可难了。”这是刀根老师的第一反应，“以女人的直觉来说，应该没有。”

“是吗？”

“不过所谓女人的直觉，只是光凭印象去猜测，偶尔也会有相差十万八千里的情形，所以我想把一些基本信息告诉你会更好。野野口老师曾相过很多次亲，这你知道吗？”

“不，我不知道。”

“他相亲很频繁，有些应该是当时的校长介绍的，所以我才想他没有女朋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就在野野口老师离开我们学校前不久，应该是五六年前。”

“在那之前怎样？也是频繁地相亲？”

“这个啊，我记不太清楚。我问问其他老师好了，当时的那些老师大都还留在学校里。”

“拜托你了，多谢帮忙。”

刀根老师拿出电子记事簿，输入待办事项。

我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她是否知晓一二？

“对哦，那时你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时’指什么时候？”

“日高邦彦得到某新人奖的时候。”

“那后来怎样？我连重要的文学大奖都很少注意。”

“我也是，此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新人奖。不过那时的情况很不寻常，野野口老师特地把刊登获奖作品的杂志带到学校，让大家轮流翻阅。他说得奖者是他的同班同学，兴奋得不得了。”

这件事我没有印象，应该是我离职后才发生的。

“看来那时野野口老师和日高邦彦就有来往？”

“我不太记得，不过我想那时应该还没有。可能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俩才再度碰面。”

“你说过了一段时间，是指两三年以后吗？”

“应该是吧。”

这与野野口修自己所说，是在七年前拜访日高邦彦、重新来往的说法不谋而合。

“对于日高邦彦，野野口老师有何评价？”

“什么意思？”

“什么都行，不管是对他的人品还是作品。”

“我不记得他针对日高本人说过些什么，对于作品倒是经常批评。”

“你是说他不太欣赏日高的作品？他都是怎么说的？”

“细节我忘了，不过大体都是相同的意思，什么曲解文学的含意、不会描写人性、俗不可耐之类，就是这样。”

这和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倒是大相径庭。他还说自己抄写这种作品，将其当成学习的范本！

“即使瞧不起，他还是读了日高邦彦的书，甚至跑去找他？”

“嗯，或许评价是出于文人相轻的心理。”

“什么意思？”

“野野口老师也一心想成为作家，看到童年的故友超越自己，难免会觉得心慌。可他又不能若无其事，到底还是读了对方的书，这样他才有资格大加批评，说自己写的要比它有趣得多。”

这也不无可能。

“日高邦彦因《死火》获得文学大奖的时候，野野口老师的表现怎样？”

“我很想说他忌妒得快要发狂，只是看上去好像不是这样。相反，他还到处跟人炫耀呢。”

这句话本身可以作出各种解释。

虽然没有查出与野野口修交往的女性是谁，这番谈话依然颇具参考价值，我向刀根老师道谢。

确认案情的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刀根老师问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的感想以及当初转行的心路历程，我拣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敷衍她。这是我最不愿谈的话题之一，她大概也察觉到了，没有苦苦追问。只是，最后她说了一句：“现在，校园暴力事件还是层出不穷。”

应该是吧，我回答。只要提到校园暴力，我就会变得敏感，因为我总忘不了过去的失败。

走出咖啡店，我与刀根老师告别。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一张照片。发现者是牧村，那天我和他再度前往野野口修的房子展开调查。

不消说，我们的目的是想查出与野野口修有特殊关系的女性是谁。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现在我们手中有这三样证据，应该会有更关键的物品。

或许会有那个女人的照片，我们满心期待。既然他连纪念品都郑重地收藏，不可能不随身放着对方的照片。然而我们确实找不到那种东西，就连厚厚的相册里也找不到有关联的人物影像，真是太不寻常了。

“为什么野野口手边不留女人的照片呢？”我停住翻找，询问牧村的意见。

“应该是他没有吧？他俩若曾经一起旅行，才会有拍照的机会，否则要拿到对方的照片可没那么简单。”

“连旅行申请表都保存完好的男人，竟然连一张情人的相片都没有，这可能吗？”

既然有围裙，就表示那个女子经常到这里来，那时应该就会拍照了吧？野野口修有一台能够自动对焦的相机。

“你是说应该会有照片，只是不知道藏在哪儿？”

“是。但他干吗要藏起来？他被捕以前，应该不会想到警方会来搜他的屋子。”

“我也不知道。”

我环顾了一下房子，脑中突然灵光一闪。我想起日前野野口修讲过的一句话：“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

我站在一整面书墙前，从头开始按照顺序寻找。我猜这里应该有野野口所说的、不愿别人碰触的重要书籍。

我和牧村分工合作，一本本仔细查看里面是否夹藏着照片、信或便条之类的东西。

搜索持续了两个小时以上。

不愧是靠文字吃饭的家伙，他的书可真多，我们周围堆起的书就像比萨塔一样歪斜着。

会不会是我们想偏了？就算野野口修真的把照片或什么资料藏了起来，也应该不会藏得连自己要找都很困难。照理说，应该是随时可以拿出来，也可以随时收好才对。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牧村，他坐到放有文字处理机的书桌前，试着揣摩野野口修的工作情景。

“工作做到一半，突然想起那个女的，她的照片如果摆在这里就好了。”他所说的位置就在文字处理机旁边，可那里并未放有任何类似相片的东西。

“不会被别人发觉，又是伸手可及的地方。”牧村配合我的指令开始寻找，终于，他的目光落在厚厚的《广辞苑》上。他后来说，之所以注意到它，是因为“书页之间露出几张书签的纸角。这也不奇怪，因为查字典的时候，偶尔会需要对照好几个地方。我突然想起高中时代，有些朋友读书的时候，会把偶像明星的照片当成书签夹在书里”。

果真被他猜中了，那本《广辞苑》里总共夹了五张书签，其中一张是年轻女性的照片，好像是在一家休息站拍的，女子身着格子衬衫、白色长裙。

我们马上对该女子的真实身份展开调查，不过并未花上多少时间，因为日高理惠认识这个人。

照片中的女子名叫日高初美，是日高邦彦的前妻。

“初美小姐的娘家姓筱田，我听说她在十二年前和外子结婚。应该是五年前吧，她因交通意外亡故。我没亲眼见过她，我当外子作品的责任编辑时，她已经去世了。我看过家里的相簿，所以认得她。是的，我想这张照片中的女子正是初美小姐。”如今已成未亡人的日高理惠看着我们拿来的照片，说道。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那本相簿吗？”我问。

日高理惠抱歉似的摇了摇头。“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本相簿，还有初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我先生送回了初美娘家。或许寄去加拿大的行李里还能找出一两件这样的东西，不过我实在不确定。反正不久那些行李又会被退回来，到时我再找找好了。”

可见日高邦彦对新太太还很体贴，应该这样解释吧。被问及这点的日高理惠并不怎么愉快地说道：“或许外子是体贴我，不过，我个人对于他保留初美的东西并不怎么排斥，因为我觉得那很正常。但我很少从外子口中听到初美的事情，怕是因为谈论她会让他感到痛苦。所以我也不太敢提这个话题，这并非出于忌妒，只是觉得没必要。”

她讲这番话时好像在极力压抑自己的感情。对于她的说法，我并未照单全收，总觉得有一半并非出自真心。

她对我们持有她丈夫前妻的照片相当好奇，询问这是否和案情有关。

“目前还不清楚，但这张照片是在很奇怪的地方找到的，所以我们就顺便调查一下。”

如此模棱两可的回答当然无法满足她的好奇心。“你所说的奇怪地方是哪里？”

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她是在野野口修家里。“这个还不方便透露，对不起。”

她好像运用女性特有的直觉自行推理起来，继而露出惊诧莫名的神情，说：“我想起替外子守灵的那个晚上，野野口先生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什么？”

“他问我录像带放在哪里。”

“录像带？”

“一开始我以为他问的是外子收集的电影，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好像是采访时所拍的带子。”

“你先生采访时会用到录像机？”

“嗯，特别是采访动态事物时，他一定会带录像机。”

“野野口问带子在哪里？”

“是的。”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好像已经送去加拿大了。和工作有关的东西全是外子负责打包的，我不太清楚。”

“野野口怎么说？”

“他说，行李寄回时请通知他。他解释道，有一卷工作要用的带子寄放在外子那里。”

“他没有说里面拍的是什么吗？”

“没有，”日高理惠试探地看着我说，“或许某人在里面。”

某人？她是指日高初美吧，不过我并未加以评论，只请她在行李从加拿大寄回时通知我们一声。

“野野口还和你讲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吗？”说这句话时，我并未抱多大期待，只是随口问一下。

没想到日高理惠稍微迟疑后回答：“老实说，还有一件事。是更早之前了，野野口先生曾提到初美小姐。”

我有些惊讶。“他提到些什么？”

“有关初美小姐的意外死亡。”

“他怎么说？”

日高理惠犹豫片刻，随即好像下定了决心：“野野口先生不认为那是单纯的意外，他是这么说的。”

这句话引起我的关注，我拜托她再说清楚一点。

“没有什么更清楚的，他只是这样说。当时我先生刚好离开座位，很难得地只剩我们两个独处，我已不记得他为何会提到这个，只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忘不了。”

这句话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不是意外，那又是什么？当时他说了吗？”

“嗯，我也问了，问他是什么意思。但他好像话一说完就后悔了，要我忘了那句话，也请我不要告诉外子。”

“结果你怎么做？跟你先生说了吗？”

“没有，我没说。刚才我也提过，我们总是避免谈初美的事，况且这种问题也不好随便问。”

日高理惠那天的判断应该没错。

为策周全，我们拿相片给熟悉日高初美的人确认，譬如经常出入日高家的编辑和邻居，结果大家都说确实是初美。

问题来了，野野口修为何会有日高初美的照片？

光凭这个还不足以得出任何结论。把围裙放在野野口家中、从他那里获赠项链、曾经打算和他共赴冲绳的女子会是日高初美吗？那时她已是名作家日高邦彦的妻子，他们俩应算是外遇了。野野口修与日高邦彦再度相遇是在七年前，而日高初美于五年前去世，他们俩确实有充足时间培养感情。此外，在野野口修家中找到的旅行申请表上面写的名字之一为野野口初子，会不会是日高初美的化名呢？

这些虽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觉得它们绝不可能和此案毫无瓜葛，而野野口修死都不肯透露的犯罪动机肯定也与之有关。

我认定野野口修为日高邦彦捉刀的事绝对没错，因为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一结论。只是，他为何甘于接受这样的待遇呢？我怎么都想不通。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野野口未曾从日高那边拿过什么好处。此外，在最近与编辑的访谈中，我也得知作家不可能出售自己的作品，比起钱，世人的肯定重要得多。

莫非野野口有重大把柄落在日高手里？如果真是这样，那会是什么？

这时，我不得不想到他与日高初美的关系。当然，因为这样就推论日高邦彦发现了奸情，以默许为条件，要挟野野口修替自己代写作品，未免太过牵强。毕竟，初美死后，野野口依然持续为日高提供作品，这又如何解释呢？

不管怎样，有必要查明野野口修与这两人的关系。可惜他俩都已过世，无法当面问个清楚。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日高理惠的话突然映入脑海。她说野野口修认为初美的死并非单纯的意外。他说这句话是何居心？如果不是意外，又会是什么？

我开始着手调查那起交通事故。

档案资料显示，五年前三月的某天，深夜十一时左右，日高初美在前往便利店购物途中惨死于卡车轮下。事故现场刚好是弯道，当时又下着雨，而她打算穿越的马路并未画上斑马线。

警方的结论是，这起意外肇因于卡车司机的疏忽。对于一方是车子、一方是行人的交通事故而言，这是非常合理的判决。不过根据记录显示，司机好像并不承认是自己的过失，他坚称是日高初美突然从拐角冲出来。如果这是事实，找不到现场目击者的驾驶员可算是倒霉了。这份供词不足采信，因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都知道，几乎所有撞死人的驾驶员一开始都会推说是行人的错。

我试着从假设的角度去想，如果那名司机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真如野野口修所言并非单纯的事故，那只剩下两种可能：自杀与他杀。

如果是他杀，即指有人把她推了出去，那么案犯必定也会出现在现场，而且要等卡车驶到面前，再把她推出去。若是这样，司机没看到凶手就奇怪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自杀。野野口修认为日高初美并非死于意外，而是自杀身亡。

他为何会这么认为呢？难道他掌握了什么确凿的证据，比如寄到他家的遗书？

野野口修应该知道日高初美自杀的动机，那是不是和他们的恋情有关呢？

她的不贞最终还是被丈夫发现了。因不想承受被抛弃的命运，她悲观地选择了死亡？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和野野口之间只是玩玩而已。

看来，无论如何都必须针对日高初美进行调查。得到上级的批准后，我和牧村联袂拜访她娘家。

筱田家位于横滨的金泽区，是一栋坐落于高地上、院落扶疏的雅致和式建筑。

初美的双亲都还健在，不过这天她父亲好像有事外出了，只剩母亲筱田弓江招待我们。她是一位体形娇小、气质高雅的妇人。

对于我们的造访，她好像并不惊讶。得知日高邦彦被杀的消息后，她就预感到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反倒是我们这么晚才来，让她颇为意外。

“从事那种工作的人，性情难免有些古怪。特别是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他就会神经质，初美就这样抱怨过。不过，平常的他倒是个体贴的好丈夫。”

这是丈母娘对日高邦彦的评语。她说的是真话还是台面话，我无法判定。对于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总是读不出她们的真正想法。

据她说，筱田初美和日高邦彦是在同任职于一家小广告公司时认识的。我们也已确认过，日高在那家公司约待了两年。

他们恋爱交往时，日高转往出版社工作，不久两人就结了婚。很快，他荣获新人奖，成为专职作家。

“一开始我家那口子也担心，把初美交给一个常换工作的人，不知好还是不好。不过老天保佑，那孩子好像不曾为钱伤过脑筋。后来邦彦成了畅销书作家，我们正高兴再也不用操心了，没想到初美却发生了那样的事……人死了就什么都完了。”

筱田弓江的眼睛有些湿润，但她强忍泪水，没在我们面前哭出来。五年过去，她似乎比较能够控制情绪了。

“听说她是在购物途中发生了意外？”我不经意地问起事故发生的细节。

“嗯，事后邦彦告诉我，那天她打算做三明治当夜宵，却发现吐司没了，才出门去买。”

“我听说卡车司机一直坚持是初美小姐自己冲过去的。”

“好像是这样。可初美从来就不是那么毛躁的孩子。只是当晚视线不良，她又横越连斑马线都没有的道路，难免会有疏忽。我想她当时可能比较心急。”

“那时候他们夫妻俩感情怎样？”

我的问题让筱田弓江有些意外。“没有特别不好啊，这有什么关系？”

“不，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出车祸的人很多都是因为有心事、精神恍惚才会发生意外，我在想令爱会不会也如此。”我试着自圆其说。

“这样啊？不过据我所知，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只是邦彦忙于工作的时候，初美有时会觉得有点寂寞。”

“哦。”

这个“有点寂寞”会不会就是问题所在？不过我没当场讲出来。

“意外发生之前，您和初美小姐常见面吗？”

“不，就算邦彦的工作有空当，他们也很少回来，通常都是打电话来问候。”

“光听声音，您没察觉什么不对劲吧？”

“嗯。”

弓江点了点头。看她的表情，好像不明白为何警察要问五年前的事。她不放心地问道：“邦彦被杀的事情和初美有关吗？”

“应该无关。”我回答。我向她解释，从事警察这行，凡是见到跟案情有关的人都要一一调查，否则就会觉得不舒服，即使是过世的人也不例外。弓江好像稍微打消些疑虑，但又持保留的态度。

“您有没有听初美提过野野口修？”我触及调查的核心。

“我听说过这人在她家里进出，说是邦彦的儿时玩伴，想成为作家。”

“她还说了些什么？”

“呀，这已经很久了，我不太记得了，她不常提起这个人。”

那是当然，哪有人会和母亲谈论自己的外遇对象？

“我听说初美小姐的遗物几乎都放在这里，可否让我们看一下？”

弓江果然露出疑惑的神情。“虽说是遗物，但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东西。”

“那没关系，我们只是要彻底检查是否有和日高邦彦或嫌疑人相关的物品。”

“就算你这么说……”

“她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没有。”

“相簿呢？”

“那倒有。”

“可不可以借我们一看？”

“里面全是邦彦和初美的照片。”

“没关系，有没有参考价值由我们自行判断。”

她一定觉得这个警察说话真是奇怪。如果我能告诉她初美和野野口修可能有关系就好了，可惜上级并未允许我这么做。

虽然一头雾水，筱田弓江还是进房间，拿了相簿出来。说是相簿，却不是衬着硬皮、豪华漂亮的那种，只是贴着照片的几本薄册子，一起放在盒子里。

我和牧村一本一本地翻看，照片里的女性确实和在野野口家找出的照片主角是同一人。

大部分的照片都标有日期，所以要在其中找出她和野野口修有交集的部分并不困难。我飞快地翻看，希望发现任何能暗示日高初美与野野口关系的证据。

终于，牧村发现了一张照片，他默默地指给我看，我马上明白他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它。

我拜托筱田弓江暂时把相簿借给我们，她虽然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初美还留下什么遗物吗？”

“剩下的就是衣服，还有饰品、皮包之类的小东西。邦彦已经再婚了，这些还留在身边也不太好。”

“有没有书信？比如信纸或明信片什么的？”

“应该没有，我再仔细找找看好了。”

“录像带呢？大约像录音带那样大小的。”

从日高理惠处得知，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录像机是手提的V8。

“嗯，应该也没有。”

“那可否请你告诉我们，初美生前和哪些人比较要好？”

“初美嘛……”

她好像一时也想不起来，说了声“失陪一下”，再度走进里间，出来时手上拿了一本薄薄的册子。

“这是我们家的电话簿，里面有一两个初美的好朋友。”

她从中挑出三个名字，两个是初美学生时代的朋友，另一个则是广告公司的同事。三人皆是女性，我们把她们的姓名和住址全抄了下来。

我们马上对这三人展开访谈。学生时代的两位朋友自日高初美结婚以来就很少联络了。不过，前同事长野静子据说在初美发生意外的几天前，还跟她通过电话，足以证明两人的感情不错。以下是长野静子的证词：

我想初美一开始并不怎么在意日高先生，但在日高先生猛烈的攻势下，初美总算动了心。日高那人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强势；初美则比较内敛，不太表达自己的情感。当日高向她求婚的时候，她也曾犹豫过，后来好像被说服了。然而她并没有后悔结婚，婚后看来十分幸福。只不过，日高成为作家后，她的生活状态似乎改变不少，所以她总显得有点疲倦。我很少听她抱怨日高。

意外发生之前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想听听她的声音，就打电话给她了。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谈话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购物或聚餐之类的事吧。电话里讲的不都是这些？听到她发生意外，我简直吓呆了，眼泪都流不出来。从守灵到葬礼结束，我都在旁边帮忙。日高？像他那样的男人是不会在别人面前失态的，不过我看得出来他非常落寞。自那之后已经过了五年，但感觉就好像昨天才刚发生一样。你说谁？野野口修？就是那个案犯吗？他有没有来参加葬礼？我不记得了，因为当时吊唁的宾客实在太多了。话说回来，警察先生，你们为何还要调查初美的事，难道那跟案情有关吗？

拜访日高初美的娘家两天后，我和牧村再度前往野野口修住的那家医院。按照惯例，我们先找主治医生谈。

医生颇为苦恼，说手术都已经安排好了，但病人好像缺乏手术意愿。野野口的说法是，他很清楚动手术对病情没多少帮助，既然如此，就让他多活一天算一天好了。

“有可能因为动手术而缩短他的寿命吗？”我问主治医生。

医生回答“这种事也不是毫无可能”。不过，他觉得动手术有一定的价值，值得一赌。

我记下这些话，和牧村进入野野口的病房。他撑起上半身，正读着文库本书籍。他很瘦，但脸色尚好。

“好几天没见了，我正想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他的语气一如往常，不过一听声音就知道中气不足。

“我又找出一个问题来问你了。”

野野口修露出深受打击的表情。“又来了。没想到你是打不死的金刚，还是只要是刑警，全都是这副德行？”

我不理会他的讥讽，把带来的照片递到他面前——那张夹在《广辞苑》里的日高初美的独照。

“这张照片是在你屋里找到的。”

野野口修的表情瞬间僵住，呈现诡异的扭曲，呼吸也变得紊乱而急促。

“然后呢？”他问。光讲这句话就费了他九牛二虎之力。

“能否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会有日高邦彦的前妻，也就是初美小姐的照片，而且还好生收藏着？”

野野口修不看我，转头望向窗外。我凝视着他的侧脸。他仿佛正努力思索着什么，连我们都感受到了。

“就算我有初美的照片又怎样？这和此案根本没有关系，不是吗？”

他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依然将目光锁定在窗外。

“有没有关系请让我们来判断，老师你只要提供足以判断的材料就可以了，请老实一点。”

“我是打算老实地告诉你啊。”

“那就请你老实地解释一下这张照片。”

“根本没有什么，这种照片不代表任何意义。那好像是以前拍的，我一直忘记要把它交给日高，不小心就夹在《广辞苑》里当书签使用了。”

“什么时候拍的？这好像是哪里的休息站吧？”

“我忘了。偶尔我也会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赏花或参观祭典什么的，大概是那时拍的。”

“你怎么只帮太太拍照？人家夫妻可是一对。”

“哪能每次都刚好在一起？既然是在休息站，可能日高去上厕所了。”

“那么当时拍的其他照片在哪里？”

“我连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都不记得了，哪有办法回答你这种问题？或许摆在相簿里，又或许早就丢掉了，总之我没印象。”野野口修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

我又取出两张照片放到他面前，背景都是富士山。

“这照片你记得吧？”我敢肯定，在看到那两张照片时，他咽了口唾沫。

“是从老师的相簿里找出来的，你不会连它们都不记得吧？”

“……是什么时候拍的呢？”

“这两张照片拍摄的地点完全一样，你还想不出是哪里吗？”

“想不出来。”

“富士川，准确地说是富士川休息站。刚刚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恐怕也是在那里拍的，她背后的阶梯告诉了我们。”

野野口修沉默不语。

很多同事一看就指出，日高初美的那张照片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据此，我们重新翻查了野野口修的相簿，结果发现了另外两张照片。在静冈县警的协助下，我们认为它们摄于富士川休息站的可能性非常高。

“如果你想不起来是在何时拍了初美的照片，那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两张富士山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这应该没有那么难吧？”

“很抱歉，这个我也忘了，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有这样的照片放在相簿里。”

看来，他已经决定来个一问三不知。

“是吗？那我只好给你看最后一张照片了。”

我从上衣的内袋取出最后一张王牌——从日高初美娘家借来的那张。在拜访筱田家时，牧村发现了一张三名女子的合照。

“这张照片里有一件你非常熟悉的东西，你当然知道那是什么吧？”

我凝视着野野口修观看照片时的表情。他总算稍微睁开了眼。

“怎么样？”

“对不起，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显得干涩。

“是吗？你应该知道这三名女子中哪位是日高初美吧？”

对于这个问题，野野口修未作任何回应，显然是默认了。

“那么，关于初美小姐穿的那件围裙，你有没有印象？你不觉得那黄白相间的格子很面熟吗？这和在老师屋里找出的那件一模一样。”

“是又怎样？”

“对于拥有日高初美的相片，随便你怎么敷衍都行，但你收着她的围裙，这又作何解释？在我们看来，只能推测你俩有暧昧的关系。”

野野口修低声咒骂，之后又再度陷入沉默。

“老师，可否请你告诉我们真相？你一直隐瞒下去，只会逼迫我们彻查。一旦我们有所行动，媒体就会闻风而来。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但难保他们日后会嗅到什么，就此乱写一通。如果你能老实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帮你想想对策。”

老实说，我不晓得这番话能产生多大效果，不过，看得出来野野口修开始动摇了。

“我只想明确地说一句，我和她之间的事和此案没有关系。”

听到他这句话，我放心多了，至少跨近了一步。

“你承认你们的关系？”

“那还称不上关系，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不论是她还是我，都很快就冷却了。”

“你们是从何时开始的？”

“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是我开始进出日高家之后的五六个月。当时我得了感冒，一个人躺在房里，她偶尔会来看我，就是那样发生的。”

“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两三个月吧。我刚刚也说了，时间很短，全是发烧惹的，我们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你后来还是继续和日高家保持来往。通常发生这种事后，一般人都会尽量回避见面。”

“我们不是大吵大闹地分手的，而是在商量后觉得还是中断这样的关系更好。分开时就说好了，要像从前一样相处。话虽如此，我在日高家碰到她时，还是无法完全保持冷静。事实上，我去的时候，她多半不在家，大概是故意避开了。这么说或许不太妥当，不过我想若不是她意外过世，我迟早会和他们夫妇断绝来往。”野野口修淡淡地说，刚刚那份惊慌失措消失无踪。

我审视他的表情，估量这番话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少。看起来不像是在说谎，不过他这么冷静却又显得不太自然。

“除了围裙，在你的住处还找到了项链和旅行申请表，这两件也跟日高初美有关吗？”

他点点头：“我一时兴起，想要两人一起去旅行，行程都已经安排好了，只差提出申请，不过还是没有成行。”

“为什么？”

“我们分手了。这不明摆着吗？”

“项链呢？”

“就像你先前猜测的，那是我打算送给她的，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除此之外，你那边还有初美的遗物吗？”

野野口修想了一下后回答：“衣柜里挂着一条佩斯利花呢的领带，是她送给我的礼物。还有，放在餐具架上的梅森咖啡杯是她专用的，我俩一起到店里挑的。”

“那家店的店名是……”

“应该在银座，确切的地点和名字，我不记得了。”

确定牧村把上述内容记下后，我又问道：“我想你至今依然忘不了日高初美吧？”

“没那回事，都已经过去了。”

“那么你为何还小心地收藏着她的遗物？”

“什么小心收藏！那是你个人的看法，我只是一直没有处理，让它摆着罢了。”

“连照片也是吗？夹在《广辞苑》里的照片，你也是因为没空处理，才把它当书签用了好几年？”

野野口修好像辞穷了，接下来他所说的话就是证明：“算了，你爱怎么想随便你，总之，那些和这次的事件无关。”

“或许你会嫌我啰唆，不过有没有关系要由我们警方判断。”

最后我还有一件事想要确认：“对于日高初美因意外而死，你有什么看法？”

“我很难回答，只能说我很悲伤，也很震惊。”

“若是这样，你恐怕应该很恨关川。”

“关川？谁是关川？”

“你不知道？他的全名是关川龙夫，你至少应该听过吧？”

“不知道，也没听过。”

他坚持这么说，我只好给出答案：“他是卡车司机，撞死初美的那个。”

野野口修显得有点心虚。“哦……是这个名字。”

“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表示你没怎么恨他吧？”

“我只是不记得他的名字，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恨不恨的，因为我再怎么恨他，初美也不可能活过来了。”

我把从日高理惠那儿听来的事说了出来：“因为你觉得她是自杀的，也不能怪人家司机，是吧？”

事实上，他只说过觉得那并非单纯的意外，我却故意用上“自杀”二字。

野野口瞪大了眼睛：“你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听说你曾向某人这么说过。”

他好像已经猜出那人是谁了。“就算我真那么说过，也只是一时心直口快。我随便讲的一句话都被你们拿来大做文章，真伤脑筋！”

“就算是心直口快好了，我们却对你为什么这样讲很感兴趣。”

“我忘了。今天若是有人要你对从前讲过的每一句话都一一作出解释，我想你也会觉得很困惑吧？”

“算了，这件事我们早晚还要再找你谈。”

虽然就这样离开了病房，我已经有了充分的把握，野野口修一定觉得日高初美是自杀的。

我们回到警局不久，就接到日高理惠的电话。她说行李已从加拿大寄回，其中好像也有日高邦彦采访用的录像带。我们于是火速前往。

“行李中的带子全在这里。”日高理惠一面说，一面把七卷V8录像带排在桌上，全是长度为一小时的录像用卡带。

我一一拿起观看，外盒上只有一至七的编号，没有标题。对日高邦彦而言，这样的标注或许就足够了。

“你看过内容了吗？”我问。

“没有，我总觉得怪怪的。”这是她的说法，不过这样也很自然。

我拜托她将录像带借给我们，她答应了。

“对了，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应该让你们看看。”

“什么？”

“就是这个。”日高理惠拿出饭盒大小的方形纸箱放到桌上，“它和外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印象中我不曾见过这个，应该是外子放进去的。”

我说了声“让我看看”，便接过箱子，打开箱盖。里面用透明袋子装了一把小刀，刀柄是塑料制的，刀长约二十厘米。我连同外袋一起拿起，感觉沉甸甸的。

我问日高理惠这是什么刀，她摇了摇头。“就是因为不知道，才请你们看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曾听外子提起。”

我透过外袋审视刀子的表面，看来不像是全新的。

我又问：“日高邦彦有登山的爱好吗？”

“据我所知没有。”

于是我们将刀子一并带回总部，立刻开始分工查看录像带的内容。我负责看的那卷讲的是京都传统工艺，特别是西阵织。影片记录了织工以传统古法织布的过程，以及他们每日的生活作息，偶尔会有说话的声音，应该是日高邦彦本人的解说。时长一小时的录像带大概只用了八成。

我问过其他侦查人员，他们看的录像带情形相同，我们只能判定这些是单纯为采访而拍的。后来我们干脆互相交换，以快进的方式再度浏览一遍，得到的结论仍是一样。

为何野野口修会向日高理惠询问录像带的事呢？难道不是因为里面拍的东西对他而言有特殊意义吗？可是，我们看完七卷带子，却找不到任何与野野口修有关的地方。

没想到竟然一无所获，我不免有些气馁。不过就在此时，从鉴识科传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此前我拜托鉴识科对那把刀进行详细调查。

鉴识报告的内容大略如下：

“刀刃部分有若干磨损的痕迹，应该已用过很多次，但上面不曾沾染血迹。刀柄部分有多枚指纹，经由比对的结果，证实全是野野口修的。”

这当然是值得重视的线索，只是我们想不出该作何解释。日高邦彦为何要把印有野野口修指纹的刀子当宝贝般收藏？还有，此事为何他连自己的妻子日高理惠也要隐瞒？

有人提议干脆去问野野口本人，被上级驳回了。专案组的所有人都有预感，那把刀将是让野野口将真相和盘托出的决定性王牌。

次日，日高理惠再度联络我们，称她又找到了一卷录像带。

我们急忙前往。

“请看这个。”她首先拿出一本书，是之前她送我的《萤火虫》单行本。

“这本书怎么了？”

“你打开看看。”

我依言用手指轻翻封面，同行的牧村发出“咦”的一声。

书的内部已被挖空，里面藏着一卷录像带，简直就像是老派侦探小说的情节！

“只有这本书和其他书籍分开放着。”日高理惠说。

可以确定这即是日高邦彦出于某种意图而特地收藏的录像带，我们等不及回总部，当场就播放出来。

屏幕上出现了某家的庭院和窗户，日高理惠和我们都马上认出那是日高家。因为是在晚上拍的，影像显得十分昏暗。

画面一角标示了拍摄的日期，是七年前的十二月份。

到底会出现什么呢？我探身向前仔细观看。镜头一直对着庭院和窗户，既无变化，也无人现身。

“我们按一下快进？”牧村话音未落，画面上已出现一人。

告白之章

野野口修的手记

下次加贺警官再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答案？这几天我躺在病床上，一直想着这件事。依他此前的工作进度，我很难不作出这样的联想。事实上，他正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地接近真相，我好像随时都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我耳边响起。尤其是当我和日高初美的关系被识破时，我就已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恐怕瞒不下去了。我突然想放弃，他的敏锐让我感到恐怖。或许我这么讲有点奇怪，不过他辞掉教职、选择如今这份工作是正确的。

加贺带了两件证物出现在病房——一把刀和一卷录像带。令人惊讶的是，听说那卷带子藏在被挖空的《萤火虫》里。我想，这真像日高会搞的把戏，也只有他会这么刻意而为。如果他不是将它藏在《萤火虫》里，而是在其他书中，相信即使是加贺，也不会这么容易就发现事情的真相。

“请你解释一下这卷带子的内容，如果你想再看一遍，我们会向医院借录像机和电视。”

加贺只是轻描淡写地讲了几句，不过光这几句话就足以让我说出真相了。因为要说明那卷录像带的内容，非讲出所有的实情不可。那里面记录的，是非常诡异的东西。

即使如此，我依然试图作无谓的挣扎，打算拒绝回答所有问题。但我很快就明白这样做几乎没有意义。加贺仿佛早已料到我会使出沉默以对的招数，他自顾自地陈述起他的推理。真是令人惊讶，除细节外，他的推理几乎与事实一模一样。

他甚至还说：“以上这番话，就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只能算是想象。但我们打算就用这个作为这次犯案的动机并就此结案。老师你之前也曾说过，动机怎样都无所谓，警方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现在就回答你，刚刚讲的那些就算是你的动机。”

没错，我之前确实跟他讲过那样的话。我不是开玩笑，是认真的，与其要我讲出杀害日高邦彦的真正理由，倒不如采用别人编造的适当说法。

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竟然会被加贺找出真正的理由，所以，要如何应付今天的这个局面，我压根儿就没想过。

“看来是我输了。”我强作镇定，努力保持和缓的语调。加贺应该也看出来了，我只是虚张声势。

“你可以说了吗？”加贺问。

“好像不说也不行了。就算我什么都不说，你也会把刚刚讲的话当成事实呈报给法庭。”

“没错。”

“若是这样，请你尽量确保内容的真实性，这样我也比较释怀。”

“我自行推理总会有不正确的地方。”

“不，几乎没有，真了不起！只是要补充的地方倒有几个，此外还牵涉到名誉的问题。”

“老师的名誉？”

“不，”我拼命摇头，“是日高初美的名誉。”

加贺好像懂了，点了点头，接着向同行的警察示意，要他开始准备记录。

“请等一下！”我说，“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回答吗？”

“什么意思？”

“这个故事有点长，有些部分我得在脑中先整理一下，如果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难免有未能尽实表达的遗憾。”

“起诉书写好后，我们一定会让你过目。”

“我知道，不过我也有我的坚持。我希望自白的时候，能用自己的话来陈述。”

加贺沉默了数秒后说道：“你想亲手写自白书？”

“如果可以，我想这么做。”

“我知道了，这样我们也更轻松。你需要多久？”

“一整天就可以了。”

加贺看了下手表，说道：“明天傍晚我们再来。”他们起身离去。

这就是我写这份自白书的原委。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以供他人阅读为目的所写的长篇文章，也就是说，这将是我最后的作品。思及至此，我告诉自己，一字一句都不可马虎。可惜，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推敲词汇。

就像我一再对加贺所说的，我和日高邦彦再度相逢于七年前。当时日高已经成为专职作家，距他获得某出版社的新人奖也已过了两年。他出版了以得奖作品为主、结合其他短篇作品的单行本，另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令人期待的后起之秀。”我记得当时人家是这么评价他的，每当有出道不久的作家出书，出版社总是如此吹捧……

我们是童年故交，所以从日高出道以来，我就一直留意他的消息。我觉得他很厉害，却又忌妒着他，这点我不否认。怎么说呢，因为当时的我也以写作为终生抱负。

事实上，我和日高从小就不断谈论这一梦想。我们俩都喜欢阅读，如果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书，就会告诉对方，彼此交换欣赏，是他告诉我福尔摩斯和鲁邦三世的趣味，我则向他推荐了儒勒·凡尔纳。

日高常说：“像这样有趣的书，我也想写写看！”“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作家。”这种话他就是能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虽然我不像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大声嚷嚷，却也说过作家是自己憧憬的职业。

这种情况之下，被他超越的我多少有点忌妒，也无可厚非。相较于他的成功，我连作家的边都还没沾到。

但他毕竟是我的旧识，想帮他加油毋庸置疑。况且，对我而言，这也许是个机会。通过他说不定我能认识几个出版社的人。

有了这样的打算，我真恨不得马上就去见他，但转念一想，就刚成名的他而言，即使是童年挚友的鼓励也只是锦上添花、徒增腻烦而已。所以我打算好好读过他的作品后，再去向他道贺。

而在他的刺激下，我也总算开始认真创作。学生时代，我曾和几个朋友编过类似小报的东西，从那时起，我就已经在写小说了。

我从酝酿多年的几个题材中选出一个有关烟火师傅的故事，开始写作。

我老家隔壁住了一名烟火师傅，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曾多次到他的作坊去玩，当时他大概七十余岁。听那位老爷爷讲有关烟火的事非常有趣，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于是我想，如果把老爷爷讲的故事铺陈开来，不就是一篇小说吗？平凡的男子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投身于烟火的制作……思及这样的情节，我开始着手写作。《圆火》是我为这部作品取的名字。

就这样过了两年，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信给日高。信里我告诉他，我已经读过他出道以来的所有作品，希望他多努力。我为他加油，同时也表明希望能见上一面。

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信。事实上，是日高将电话打到我家。我在信里附上了电话号码。

他十分念旧。仔细一想，从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就没好好聊过。

“我听我妈说，你成老师了。有份安定的工作真好，我到现在都还过着既没薪水又没奖金的日子，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

说完，他似无心机地笑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当然是因为潜意识中的优越感作祟，不过我并没有不愉快的感觉。

我们在电话里约好时间，先到新宿的咖啡厅碰头，再去后面的中餐馆用餐。当天，我从学校下班，直接穿着西装前往，他则穿着夹克、牛仔裤。“原来这就是自由职业者的打扮啊！”记得当时我有很特别的感触。

我们谈起往事，并聊起都认识的朋友的近况，之后话题就一直围绕日高的小说。在得知我真的读过他所有的作品后，日高显得非常惊讶。据他说，就连跟他合作的编辑，也有半数以上连他的一本书都没读完过，这真令我意外。

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很开心，也很健谈，不过，当我提到书籍的销量时，他的表情却显得有些阴郁。

“光拿到杂志的新人奖，书是卖不好的，因为没有多少人注意。同样是得奖，如果是著名奖项，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想，就算已经实现梦想，成为专业作家，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啊。

后来我仔细一想，或许当时日高已在写作之路上碰到了瓶颈，即所谓低潮，迟迟找不到克服的方法。但那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情况。

我告诉他，自己也正写着小说，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真正的作家。我连这点都向他坦承了。

“有没有完成的作品？”他问我。

“没有。说来惭愧，我还在写第一本书，应该不久就可完成。”

“那等你写好了拿过来，我看一看，如果不错，就帮你介绍给认识的编辑。”

“真的？听你这么说，我写起来就更起劲了。我一点人脉都没有，还准备去参加哪家的新人奖评选呢。”

“我劝你还是别大费周章地去参加什么新人奖，那个全靠运气，如果一开始不合筛选者的胃口，初选阶段就会被刷下来，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一样。”

“这我倒是听说过。”

“是吧？还是直接找编辑比较省事。”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

“作品完成后，我会马上联络你。”之后我们就分手了。

有了具体的目标后，我写作的决心也不一样了。原本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才写到一半的故事，却在和日高见面后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用稿纸来算，是好几百页的中篇小说。

我和日高联络，告诉他书稿已经写好，请他帮忙看看。他要我把书稿快递到他家，我于是复印了一份，寄了出去。接下来就是静候他的回复了，从那天起，我连在学校时都无心工作。

但日高迟迟未和我联络，我想他应该很忙，没打算马上打电话催他。然而我有时仍不禁揣测，会不会是他觉得那部作品很糟，而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这种不祥的预感在我心里日益膨胀。

寄出稿件后一个多月，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他。他的回复令我好生失望，他说他还没看。

“不好意思。最近正在处理一桩很棘手的工作，实在抽不出时间。”

听到他这么说，我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没关系，反正我不急，你就先把你的事处理好吧。”我反倒鼓励起他来了。

“抱歉。那稿件一寄来，我马上就看了，不过只翻了开头的部分，好像是讲烟火师傅的故事？”

“嗯。”

“你写的是住在神社隔壁的那位老爷爷吧？”

日高似乎还记得那位老烟火师傅，我回答：“是的。”

“真怀念那些岁月，想赶快把它读完，却没有办法。”

“你手头这份工作要忙到什么时候？”

“我想大概还要一个月。不管怎样，我读完会马上和你联络。”

“嗯，拜托你了。”

我挂了电话，想，写书这工作果然很辛苦。那时我对日高毫无戒心。

又过了一个月，他依然没有半点消息。虽然知道逼得太紧会造成对方的压力，但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他对作品的感想，便忍不住拨了电话。

“抱歉。我还没看完。”他的回答再次令我失望，“这次的工作拖得比较久，你可不可以再等一下？”

“无所谓……”说老实话，要我再等下去是一种折磨，我于是说，“如果你很忙，可不可以介绍别人帮我看一下，比如编辑？”

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峻：“那可不行！我不想在内容、质量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硬把书塞给忙得要死的编辑。他们每天都有一大堆不成熟的稿子要处理，就算要介绍给人家，我也希望自己先看过。如果你信不过我，我现在就可以把稿子退给你。”

他这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你很辛苦，觉得若有其他人可以帮忙就好了。”

“很遗憾，这世上没有人会认真去读业余作家的小说。放心好了，我会负责把它读完的，我答应你。”

“好吧，那就拜托你了。”我挂上了电话。

不出所料，又过了两周，他依然没有回复。我作好可能惹恼他的打算，再次拨电话过去。

“我正想打电话给你呢。”不知为什么，他的口气显得有些冷淡，让我有点担心。

“你看完了吗？”

“嗯，刚刚看完。”

那你为何不马上打电话给我？我强忍住质问的冲动。“你觉得怎样？”我试着询问他对作品的感想。

“嗯，这个嘛……”他停顿了数秒后说道，“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要不要过来一趟？我们好好谈谈。”

他的话让我困惑，我只是想知道作品有趣没趣，真是急惊风遇到慢郎中。不过，他会特地把我叫去他家，要跟我详谈，可见他已认真把稿子读过一遍了。“我一定会去打扰。”我有点紧张地答应了。

就这样，我造访了日高家。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次拜访会对我此后的人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那时，他刚买了现在这栋房子。他对外宣称是靠他上班时的积蓄买的，不过想必他父亲留下的遗产也有颇大的贡献。听说日高的父亲是在两年前过世的。还好他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否则这样的豪宅与他不太相称。

我带了威士忌作为礼物，来到他家。

日高以师长的姿态迎接我，站在他身旁的就是初美。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那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看到初美的瞬间，我心中就起了某种感应，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所以更准确地说，是注定相遇的两个人终于在某个时间点交会了。我盯着她的脸庞，半晌说不出话来。

日高好像并未留意我的失神，他叫初美去冲咖啡，然后领我进入工作室。

我本以为他会马上谈论有关作品的事，他却迟迟未进入主题，而是谈起最近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又一味询问我执教的情形，初美送来咖啡之后，他还继续扯着不相干的话题。

我终于忍不住了。“对了，我那本小说怎样？如果不好，希望你能如实告诉我。”

他总算不再嬉皮笑脸，告诉了我他的想法：“我觉得不错，不过题目定得不太恰当。”

“你的意思是……不太坏，但也不是很好，是吗？”

“嗯，老实说，是这样，我感觉不出有任何吸引读者的特点。打个比方好了，就像食材不错，但烹调的方法错了。”

“具体来说，到底哪里不好？”

“嗯，应该是人物缺乏魅力吧，这应该归咎于故事太复杂了。”

“你的意思是整体格局安排不好？”

“好像是。不过就一个业余作家而言，这样算是很不错的了。文笔还过得去，起承转合也有了，就是缺乏专业作品的魅力，如果只是故事好看，是无法成为商品的。”

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样的评价，还是觉得失望。如果真有明显的缺点，将它修正过来也就算了，可是“好看却缺乏魅力”的评语令我感到无从改起。换个说法，那就是“天生缺乏才能”的意思。

“那我保留这个题目，换个方式来写会更好吧？”我并不气馁，试着谈论今后的写作方案。

日高摇了摇头。“一直执著于一个题目不好，你就忘了那个烟火师傅吧。如果不这么做，恐怕难有进步，我劝你还是写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他的建议听上去挺有道理。

我问他，如果写好了其他故事，可不可以请他再帮我看？他回答非常乐意。

之后，我就马上着手下一部作品，但进行得并不顺利。我的第一本书是在心无旁骛的情况下写的，可写第二本时，我变得特别吹毛求疵，有时光是斟酌一个词，也会坐在书桌前耗上一个小时。这是有原因的——我开始意识到读者的存在。最初的作品并不是以供人阅读为目的而写，可现在有了日高这么一位读者。对于这件事，我好像有些神经质。后来我也体会到，太在意读者不是一件好事，或许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差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本书难产了，但在此期间我经常到日高家去拜访。我们既是童年故友，友情恢复是很自然的事。对我而言，能够了解专业作家的生活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而对日高来说，也能借此增加和外界接触的机会。有一次他曾不小心透露，自从成为作家以后，他和人群就日渐疏远。

其实，我去日高家还另有私心，这点我必须坦白。我期待看到日高初美。每次我去她家，她总是笑脸相迎。比起浓妆艳抹，我觉得她穿家居服的样子更好看，她是我心目中的理想女子。她精心打扮的样子我未曾见过，说不定她会摇身一变成为令人屏息的妖艳女郎，这样或许更适合日高，但在我心里她永远是宜室宜家的美女。

有一次，我没事先相约就登门造访，谎称正好来到附近，事实上，我是不自觉地想看看初美的笑容。那天日高恰巧出门了，我也只好略作寒暄就准备打道回府，因为我名义上要拜访的人是日高，不是她。

但幸运的是，初美挽留了我。她说刚烤了蛋糕，要我尝尝。我虽然嘴里喊着告辞，却丝毫也不想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厚着脸皮进去了。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真是无比幸福的时光。我的心情非常亢奋，开始胡言乱语，而她并未露出嫌恶的表情，反倒像少女般轻声娇笑，令我欣喜若狂。我想当时我的脸一定很红，告辞后冷风拂面的清新感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后来，我依然假借讨论创作的名义，频繁进出日高家，只为一睹初美灿烂的笑容。日高似乎什么都没发现，事实上，他和我见面也有自己的考虑，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终于，我的第二本书稿完成了。我赶紧让日高过目，并询问他的感想。很遗憾，这本书依然没有得到好的响应。

“感觉是一本很普通的恋爱小说。”这是日高的评语，“少年迷恋年长女人的故事，市面上随便找就有一堆，应该加入一点新意才是。还有，女主角的部分也处理得不好，缺乏真实感，看来好像是完全虚构出来的。”

真是残酷的批评！我大受打击，特别是最后几句话伤我最深，因为被日高评为“缺乏真实感”的女主角，是我以初美为原型写成的。

“我是不是缺乏成为专业作家的实力？”我问日高。

他略一思索后回答：“反正你有固定的职业，没必要那么心急吧？我觉得你就抱着何时出书都可以的心态，把它当成兴趣去写会更好。”

这些话起不到安慰的作用。我曾经陶醉地以为，好歹都写到第二本了，应该算有些成绩了。自己到底是哪里不足？我真的非常懊恼。这个时候，就连初美温柔地鼓励我“打起精神来”，也起不了作用。

大概是因为深受打击，再加上长期睡眠不足，此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感冒迟迟未愈，终至缠绵病榻。此时，我深切体会到单身生活的苦楚，一个人缩在冰冷的被窝里，悲惨的感觉几乎将我淹没。

这时，令我喜出望外的幸运从天而降。这个我也跟加贺说过。没错，初美到我家探病来了。当我透过门镜看到她的时候，还一度以为是发烧让我神志不清了。

“我听我先生说，你感冒了，没去学校上班。”她说。前天日高打来电话，我确实跟他提起自己正卧病在床。

初美无视我的感激和惊讶，到厨房去帮我做饭。她连食材都买好了。我的脑袋昏沉沉的，是因为感冒的关系。

初美做的蔬菜汤非常特别，不，老实说，当时我根本尝不出味道。可是只要一想到她是为我而来，甚至为我做饭，我就感到无比幸福。

由于这场病，我向学校请了一周假。身体瘦弱的我，只要一生病就很不容易好，这一直折腾着我。只有这一次，我必须感谢这种体质，因为在此期间初美竟然来看了我三次。她第三次来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日高要她来的。

“我没告诉他我要来。”

“为什么？”

“因为……”她没有说下去，反倒要求我，“你可不可以也别跟他提起？”

“我倒无所谓。”虽然我很想知道她的想法，却没有追问下去。

痊愈后，我想一定得向她道谢才行，于是决定请她吃饭。因为若送礼物，难保不被日高发现。

初美显得有点犹豫，不过还是答应了。她说，过两天日高正好要到外地采访，我们就约在那时好了。我没有异议。

我们一起去了六本木的怀石料理餐厅，那天晚上她住在我家。

关于我俩的关系，我曾对加贺说过“只是一时的意乱情迷”，我想在此提出更正，我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对方。对她，我全无轻薄之心。第一次见到她，我就明白，她是我命中注定要碰到的人，而我俩认真地谈起感情可说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

浓情蜜意之后，我从初美那里听到了令人惊讶的消息，是有关日高的事。

“我先生好像在骗你。”她悲伤地说。

“什么意思？”

“他阻碍你成为专职作家，想让你放弃作家梦。”

“是因为我的小说很无趣吗？”

“不，不是这样，我觉得正好相反，你的作品比他的有趣，他才会忌妒。”

“怎么会？”

“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么想，不，应该说不愿意这么想。但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其他理由来解释他的怪异行为。”

“怎么说呢？”

“我记得你把第一本作品寄给他的时候，一开始他并不打算花很多精力去读。他曾经说过，帮业余作家看不入流的东西，连自己的品位也会跟着降低。他甚至还说，随便翻一下能交代过去就算了。”

“咦？是吗？”这和日高本人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催促她说下去。

“其实，开始阅读后，他完全沉迷其中。他的个性我很清楚，没耐性的他，只要稍觉无趣，就会二话不说地把东西扔到一旁，因此，他那么认真地读你的小说，只能说是被你描写的世界吸引了。”

“但是，他说过那部作品没资格成为专业的小说。”

“所以我才察觉了他的企图。之前你打了好几次电话过去，他都跟你说还没有看，那是谎言。我想他当时大概还没想到应付你的方法。而他最后得到的结论，必定是故意贬低你的作品，让你断了成为作家的念头。他明明这么认真地阅读你的作品，嘴上却说无趣，我听到后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认真阅读我的作品，是因为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好朋友嘛！”我无法相信她所说的话，如此辩解。

她很坚决地否认：“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那个人除了自己，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

她的口气如此肯定，我不得不感到疑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看待恋爱一场后结为连理的丈夫。

仔细一想，要不是她对现在的丈夫产生幻灭心理，哪有我乘虚而入的份儿？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有些复杂。

初美还告诉我，最近日高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显得十分焦急，他完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几乎丧失自信。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看到业余的我接连写出新的作品，他才会忌妒。她说：“总之，野野口先生，你最好不要再去找我先生商量写作的事，应该找个更有心帮你的人才是。”

“但是，如果日高真的不想让我出道，直接叫我死心不就好了，干吗还帮我看第二本小说……”

“你不了解他，他之所以不跟你明说，是为了阻止你去找别人商量。他让你抱着希望，好借此牵绊住你。事实上，说是要帮你介绍出版社，根本没那回事。”初美以不同寻常的激烈语气说道。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相信日高心里会藏着这样的恶意，但我也不认为初美是在胡说八道。

“总之，再观察一阵子。”我说。

看到我这样的态度，初美有点担心。

之后我到日高家的次数减少了，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之所以这样做，倒不是防着日高，实际上我是害怕在他面前跟初美碰面。我不敢保证，和她见面的时候，我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日高是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一旦他发现我看初美的眼神不对，肯定会察觉出什么。

可要我好几天不跟她见面，却是难如登天。在外面幽会实在太危险，我们偷偷商量后，决定让初美到我家来。我想加贺应该知道，我住的公寓很少有人来，左邻右舍几乎没见过有人出入我家。而且，就算真的被看到了，没人知道她的身份，也就不用担心会传出奇怪的谣言。

初美趁日高出门就到我这里。虽然她不曾在这里过夜，却多次下厨，陪我共进晚餐。那时她总是穿上最喜欢的围裙，是的，就是警方发现的那件。看着她穿着围裙站在我的厨房里，我感觉我们就像新婚夫妇一样。

然而，相聚的时候有多快乐，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每到她非回去不可的时候，我们俩总是相对无言，幽怨地盯着时钟的指针。

“就算只有一两天也无所谓，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那该有多好啊！”我们经常这样讲。明知不可能，却不由自主地做着同样的梦。

终于，有一天，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日高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要到美国出差一周，就他和编辑两个人去，初美留守。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初美和我兴奋地讨论，如果真的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要做些什么，最后我们决定去冲绳旅行。我已经找好旅行社，甚至连定金都付了，就算只有几天也无所谓，能够如夫妻一样相处，对我们而言，就像是神话一样。

可是，满心的期待到头来却只是一场空。如你所知，我们的冲绳之旅并没有实现。日高的美国之行临时取消了，原本是某杂志的企划，临行前计划却喊停了，详情我不大清楚。日高似乎很失望，但相较于我们的心情，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一场美梦活生生地被打碎了，然而我想跟初美在一起的欲望却更甚于以往。即使刚见过面，却在分手后的下一秒又希望能马上见到她。

不过，从那时起她来找我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得知理由后，我整张脸都发白了，初美说，日高可能已经发现我俩的关系。她更进一步讲出我最害怕的那句话：“我们分手吧！”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的关系，他一定会报复，我不想让你惹上麻烦。”她又说。

“我没有关系，只是……”

只是我不能让她跟着受苦。按照日高的个性，他是不可能轻易签下离婚协议书的。即便如此，我仍无法想象和初美分手的情形。

在那之后，我不知烦恼了多少天。我把教学工作抛在一边，苦苦思索摆脱困境的方法。终于，我决定了。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不，既然加贺已经完全猜到，我根本没必要再次强调——我决定杀了日高。

我写得这么干脆，或许会让人觉得奇怪。其实老实说，我没犹豫多久就作出了这决定。在这之前，我就一直期盼日高能够死去。我不容许日高把我心爱的初美当成私有财产。人真是自私的动物啊！明明是我抢夺他的妻子，却还有这样的想法。不管怎样，为了这个原因，我不敢说我没有用双手结束他生命的念头。

对于我的提议，初美坚决反对。她甚至流着泪劝我不要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她的眼泪却令我更加疯狂，我激动地表示，除了杀了日高以外，已经别无他途。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这全是我个人的行为。就算我失败了，甚至被警察抓去，也绝对不会连累你。”我对她说。你大可指责我，骂我被爱冲昏了头，我无话可说。

或许知道我心意已决，又或许明白不这样我们就无法在一起，初美终于下了决心，甚至说要帮忙。我不想让她遭逢任何危险，但她非常坚决，不肯让我孤身犯险。

就这样，我们计划着如何杀了日高。虽说是计划，却不怎么复杂，我们打算布置成强盗入室的情形。

十二月十三日。

深夜，我闯入日高家的院子，当时我穿的服装加贺已经知道了。是的，黑色的裤子配上黑色的夹克。我原本应该蒙面，如果这么做，之后的情势将完全逆转，可是那时我却没想到。

日高工作室的灯熄灭了，我小心翼翼地触摸着窗沿，窗户没有上锁，毫不费力地就打开了。我屏住呼吸爬到屋内。

日高正躺在房间一隅的沙发上，仰面朝上，闭着眼睛，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次日他有一份活儿要交，所以今晚一整夜都得窝在工作室里。这点我已经跟初美确认过了，这也是我们选择当夜下手的原因。

在此，我有必要说明日高为何放着工作不做却在睡觉。因为初美在夜宵里动了手脚。她放了安眠药。日高平常就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所以就算解剖时被验出来，也不用担心有人起疑。看到日高的样子，我确信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着——他工作途中突然睡意来袭，便躺在沙发上休息，初美确认他已经入睡后，就把房间的灯关掉，帮我把窗户的锁打开。

其实我比较偏好勒毙的方式。用刀子戳刺，光想就觉得恐怖。但要假装成强盗闯入，用刀当凶器会更有说服力，打算闯入民宅的歹徒一定会带着比较像样的凶器。

要刺哪里才能迅速结束他的性命呢？我没把握，心想还是刺胸好了。为了握紧刀柄，我脱下了一直戴着的手套，盘算着待会儿把指纹擦掉就行。于是，我两手紧握刀柄，将刀高举到头顶。

就在此刻，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

日高睁开了眼睛。

我整个人都愣住了，就这么举着刀子，一动也不动，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相对于我的愕然，日高的动作倒是十分敏捷。等我回过神来，他已经制伏了我，刀也脱手了。我不由想起，他一直擅长运动。

“你想干吗？为什么要杀我？”日高问道。我当然无法回答。

于是他大声叫唤初美，不久，脸色铁青的初美来了。听到日高的声音，她当即明白发生了什么。

“打电话给警察，说是杀人未遂！”日高说道。

初美没有动作。

“怎么了？赶快打电话！别慢吞吞的！”

“这……这是野野口啊！”

“我知道，这不构成饶恕他的理由！他竟然想杀我！”

“说老实话，我……”

初美想说自己也是共犯，日高却阻止了她：“你别废话！”

听他这么说，我明白了。日高发现了我俩的计划，才假装睡着，等我来自投罗网。

“喂，野野口！”日高按住我的脑袋说道，“你听说过防范盗窃条例吗？里面记载着关于正当防卫的事。如果有人怀着不法意图侵入你家，就算你把他杀了也不会被问罪。你不觉得现在就是那种状况吗？就算我现在把你杀掉，也没有人会说一个不字。”

他那冷酷的语气让我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我不认为他真的会动手杀我，却预见到他会给我不亚于此的折磨。

“这样做就太便宜你了，我也不会痛快……看来只好把你送到派出所了……”说到这里，他看了初美一眼，阴险地笑了笑，接着又把锐利的目光移回我身上。“这样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不管我有多正当的理由可以杀你，把你送进监狱，对我的人生也没什么作用。”

我不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只是觉得心里发毛。

终于，他松手放开了我，拿起一旁的毛巾，包住掉落的刀子，捡了起来。

“恭喜！今天就先放了你，你赶快从窗户逃吧。”

我惊讶地看着日高，他正微微地笑着。

“干吗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趁我还没改变心意，你赶快出去。”

“你有什么打算？”我控制不住颤抖的声音。

“现在让你知道就不好玩了。好了，你赶快出去吧。只是……”他让我看他手上的刀子，“这个我要当证据留着。”

那把刀子真的可以当证据吗？虽然那上面有我的指纹。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想法，日高说：“别忘了，证据不止这个，还有一样你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东西，下次也让你瞧瞧。”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来。我望向初美，她的脸色一片惨白，只有眼眶红着。人类竟然会有如此悲容，我从来没有见过，之后也再没见过。

在完全摸不清日高有何打算的情况下，我踏上了归途。就此消失好了，这一念头我不知兴起过多少次，但终究没这么做，因为我挂念着初美。

此后，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我不认为日高不会报复，只是不知会以何种形式降临，我一直心存恐惧。

我自然再没到日高家去，也没跟初美见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那天晚上的事他提都不提，好像已经全忘了。”她说。日高怎么可能忘记？他的安静沉默，反倒让我觉得更加诡异。

他真正的报复要等几个月后才实现，我在书店发觉了这件事。加贺应该已经猜到了，没错！日高的新作《死火》出版了，那是由我的第一本小说《圆火》改写而成的。

我想，自己肯定在做噩梦。我怎么都无法相信，不，应该说不愿相信。

仔细一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报复。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我，痛苦的心就仿佛被撕裂一般。也只有日高想得出这么残忍的方法。

对作家而言，作品就好像是自己的分身，说得简单一点，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作家爱自己的创作，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

我的作品被日高偷走了。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后，在人们的记忆里，《死火》将永远是日高邦彦的作品，文学史上也会这么记载。只有我抗议才能阻止这种情形，日高却早已预见到，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没错，即使受到这样的对待，我也只能忍气吞声。若我向日高抗议，想来他必定会用一句话堵我：“如果你不想坐牢就闭嘴。”

言下之意，如果我揭发作品被剽窃，自己潜入日高家、想杀死他的事也会跟着曝光。

我多次想向警方自首，顺便告诉他们《死火》系抄袭自我的《圆火》。实际上，我甚至已经拿起话筒，想打电话给辖区的警察。

但我还是放弃了。我害怕因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更令我害怕的，是初美会被当成共犯牵扯进来。日本的警察都很优秀，就算我坚持全是我一人所为，他们也会追根究底，找出证据。没有她的帮忙，事情怎能顺利进行？在此之前，日高就不会放过她。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无罪开脱。虽然我每日深陷绝望深渊，却依然希望只要初美过得幸福就好。看到这里，警方一定会笑着想道，都这时候了，还逞什么英雄？我承认，我是自我陶醉。可若不是这样，我怎能挨过那段痛苦的日子？

那段时间里，就连初美也想不出话来安慰我。有时她会趁日高不注意打来电话，然而，电话两头除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外，我们能说的也只有哀伤、无意义的话语。

“我没想到他会做出这么过分的事，他竟然把你的作品……”

“没办法，我什么都不能做。”

“我觉得对不起你……”

“与你无关，只能怪我太蠢了，自作自受。”

就是这样。就算和心爱的人说话，也无法让我开朗起来。我无比绝望，情绪跌到谷底。

讽刺的是，《死火》大受好评。每次看到报纸杂志谈论这本书的时候，我都心如刀割。作品获得肯定，让我觉得很高兴，但下一刻，我就跌回现实——被褒扬的人不是我，而是日高。

他不但因此成为话题人物，甚至还获得颇具公信力的文学大奖。当他志得意满地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懊悔。好几个夜晚，我都彻夜难眠。

我就这样郁郁不乐地活着。

有一天，门铃响了。透过门镜向外望时，我的心跳突然加剧，竟是日高邦彦！自从我闯入他家以来，这是我们第一次碰面。那一刻，我想假装不在家。我一方面恨他窃取我的作品，另一方面却也感到愧疚。

逃避也不是办法，我心一横，打开了门。日高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站在哪里。

“你在睡觉吗？”他问。这天是星期天，我穿着睡衣。

“不，已经起来了。”

“哦，没吵到你睡觉就好。”他一边说，一边往门内窥探，“可以打扰一下吗？我想跟你谈谈。”

“好是好，不过屋里很乱。”

“无所谓，又不是要拍艺术照。”

成了畅销书作家，拍照的机会自然多了，但何必来此炫耀。

他看着我：“你也有话想跟我说吧？肯定有很多话。”

我沉默不语。

我们往客厅的沙发走去，日高好奇地四处打量。我有点紧张，不知哪里还留存初美的痕迹。初美的围裙已经洗好，收进了柜子。

“就一个单身汉来说，你这里还挺整齐的。”他终于说话了。

“是吗？”

“还是……有人会过来帮你打扫？”

听到这句话，我不自觉地看向他，他的嘴角依然挂着一抹冷笑，显然，他是在暗示我和初美的关系。

“你说有话要谈，是什么？”我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氛，催促他赶紧表明来意。

“嗬，干吗这么心急？”他抽着烟，说起最近轰动一时的政治腐败事件。这样慢慢地戏弄我，他肯定觉得很有趣。

终于，我的忍耐到达极限，正要发作，他以仿佛事不关己的口吻说道：“对了，说起我那本《死火》……”

我不自觉地挺直背脊，期待着他接下来要讲的话。

“虽说凑巧，但我还是得因它和你作品的雷同说声抱歉。你那本书稿叫什么来着？‘圆火’……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

我双眼圆瞪，凝视着日高说这番话时镇静的表情。凑巧？雷同？如果那都不叫“抄袭”，干脆把这两个字从字典里删掉好了。我拼命忍住想脱口而出的冲动。

他马上接道：“不过，光解释为凑巧似乎也不太对。怎么说呢，我在写《死火》的时候，因为读到你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这点我无法否认。或许某些植根于潜意识的部分，正好被你的作品引发出来了。作曲家不是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竟然写出与别人相似的曲子。”

我一语不发，静静地听他讲。这时我忽然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人真以为我会相信这番鬼话？

“这次的事情你没有追究，真是太好了。毕竟我俩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还有过去的情分在。你没做出冲动的事，保持成熟理性的态度，对彼此都好。”

我想这或许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不要轻举妄动才是识时务，今后也请你闭紧嘴巴，别再提起这件事。这样，我也不会把你谋杀未遂的事说出去……

接着，日高开始说些奇怪的话。

“现在开始才是重点。”他翻起眼睛盯着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种种要素的结合，产生了《死火》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受到很多人的喜爱，进而换来文学大奖的殊荣。这样的成功如果只是昙花一现，未免太可惜了。”

我清楚地感到血液正从我脸部流失。日高打算故技重演！就像《死火》改写自《圆火》一样，他打算再次以我的作品为草稿，改写成自己的新书出版。我还有一本小说寄放在他那里。

“这次你打算抄袭那个是吗？”我说。

日高皱起了眉头。“我没想到你会用那种字眼：抄袭？”

“反正这里又没有别人，有什么关系？不管你如何狡辩，抄袭就是抄袭！”我出言激他。

他却面不改色地说道：“你好像不是很懂得抄袭的定义。如果你有《广辞苑》，不妨查查看。那里面是这么写的：抄袭，擅自使用别人的部分或全部作品。喏，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吧？未经许可的使用才是抄袭，如果不是就不叫抄袭。”

我在心中暗自驳斥：《圆火》正是被你擅自盗用了。

“你打算再次以我的作品为底稿来创作小说，却要我装聋作哑？”

他耸了耸肩。“你好像有点误会了。我打算和你做一笔交易，条件对你而言，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对抄袭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不会向警察告发那晚的事吧？”

“你口气不要那么冲。我不是已经讲过，那晚的事我不追究了吗？我所讲的交易是更具前瞻性的。”

这种事还有前瞻和后瞻的分别？我一语不发地盯着他的嘴角。

“哪，野野口，我觉得你的确有成为作家的才能，但这和成为作家完全是两码事。再进一步讲，成为畅销书作家和才能没有关系，要达到那个地步，得靠点特别的运气才行。那就仿佛是朵幻想中的花，有的人企图摘取它，只会大失所望。”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日高的表情看得出有几分认真。或许他自己就曾经历过销售量不如预期的痛苦时期。

“你一直以为《死火》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你的故事很精彩。这当然无可否认，不过光有这个是不够的。讲难听一点，如果这本书不是署我的名而是用你的，你猜会怎样？作者的名字印上野野口修，会有什么结果？你有什么看法？”

“这种事没做过又怎么知道。”

“我可以肯定，绝对不行，这本小说将会为世人忽略，你只会感到空虚，就好像往大海中投入小石子一般。”

他的论调十分偏激，我却无从反驳。关于出版界，我还有些基本常识。

“所以你就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你是说你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吗？”

“我要说的是，对那本书而言，作者不是野野口修而是日高邦彦，它应该感到幸福。如果不是这样，它不会被这么多人阅读。”

“这么说来，我还得感激你呢！”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只是说出真相罢了。任何作品要受到推崇，都得有一大堆麻烦的条件配合才行。”

“这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如果你知道，那应该也可以理解接下来我要讲的话吧？我的意思是，今后你就是作家日高邦彦。”

“你说什么？”

“你不要这么惊讶，这又没什么大不了。我自然还是日高邦彦，你只要把日高邦彦想成书籍的售卖商标而不是人名就可以了。”

我总算听懂他想说什么了。

“简单地说，你要我做你的影子作家？”

“这名词听来好像猥琐了点，我不是很喜欢，”日高点头后继续说道，“不过明白点讲就是这样。”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真亏你说得出口！”

“我无意冒犯，刚刚我也讲了，这对你也绝对不是什么坏事。”

“没有比这更坏的事了。”

“你先听我说。如果你肯提供作品给我，出单行本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四分之一的稿费，不坏吧？”

“四分之一？真正写书的人连一半都拿不到？这真是很不错的条件啊。”

“那我问你，如果用你的名字出书，你以为能卖掉多少？会超出以日高邦彦的名义卖出的四分之一吗？”

被他如此质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假设以我的名义出书，不要说四分之一，恐怕连五分之一、六分之一都不到？

“总之，”我说，“我不打算为钱出卖自己的灵魂。”

“你的意思是不答应？”

“当然！”

“噢，”日高露出意外的神色，“我真没想到你会拒绝我。”

他那冷冷的语气让我不寒而栗。他脸色一变，眼底透着阴险的光芒。

“我本不想撕破脸，不过你没这个雅量，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用一直跟你客气了。”说完，日高从身边的包里拿出一个方形包裹，放到桌上。“这个我放在这里，等我回去后，你再一个人慢慢看。看得差不多了，记得打电话给我，希望那时你已改变心意。”

“这是什么？”

“看了就知道。”日高站起身。

日高走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有一卷VHS的录像带。这时我还不明白，只是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把带子放进录像机。

加贺应该已经知道了。屏幕上出现的是日高家的庭院。看到画面斜下方显示的日期，我的心瞬间冻结。那正是我刺杀日高的日子。

终于，一个男人出现在镜头前。他全身黑衣，努力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他的脸却被拍得一清二楚。真该死！那时为何没想到要蒙面呢？

任谁都可以一眼认出，侵入者是一个叫野野口修的男子。这个愚蠢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影机正对着他。他蹑手蹑脚地打开面向庭院的窗户，潜入日高的工作室。

录像带只拍到这里，却已足够成为充分的证据。假设我否认杀人未遂，那当警察问我为何要潜入日高家的时候，我怎么回答呢？

看完录像带，我精神恍惚了很久，脑海里不断响起杀人未遂那晚，日高曾经讲过的话：“别忘了，证据不止这个，还有一样你怎么都抵赖不了的东西。”他说的恐怕就是这卷录像带。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日高打来的。他好像一直在监视我似的，时机恰到好处。

“看了吗？”听他的声音，好像觉得此事很有趣。

“看了。”我简短地回答。

“哦，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我试着询问最在意的那件事，“你果然早就知道了。”

“什么？”

“那晚我会……溜进你的房间，你事先就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他笑了起来。“你的意思是，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杀我？那种事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呢。”

“可是……”

“该不是，”他不让我说下去，“你自己对谁讲了，说你某日某时要来杀我。如果真是这样，难保隔墙有耳，被我不小心听到了也说不定。”

我警觉到日高想让我说出初美是共犯的事实。不，他知道绝对无法从我口中套出初美和我的事，才用话套我。

听我无话可答，他继续说道：“我会装摄像机，是因为那阵子经常有人到院子里搞破坏，我是为了吓阻对方才装的。会拍到那种画面，我真连做梦也想不到。现在，我已经把摄影机拆了。”

他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不过，现在再说什么都太晚了。

“然后呢？”我说，“你让我看这卷录像带，想要我做什么？”

“这种事还要我讲明白，你这不是装傻吗？我提醒你一句，那卷带子是复制的，母带还在我手里。”

“你这样威胁我，就算我勉强答应为你捉刀，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摆明了，我已经屈服于他的胁迫，然而我无力与他对抗也是不争的事实。

“不，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我相信你。”日高一副胜券在握的口气，他一定觉得总算突破了障碍。“我再跟你联络。”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之后的日子，我仿佛行尸走肉般活着。我不晓得自己今后会怎样。我照常到学校上班，但可以想见，课上得一塌糊涂。恐怕连学生都有了怨言，我甚至被校长叫去责骂了一顿。

然后，偶然之中，我在书店看到了。某小说杂志刊载了日高的作品，称之为他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

我的双手无法控制地颤抖着，迅速翻看了那篇小说。其间我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就要昏倒在书店里。不出所料，这本小说是以我交给日高的第二部作品为蓝本改写成的。

我陷入无比绝望的困境，每天都在想，那个杀人未遂的夜晚，自己是多么愚蠢啊！我思量着，干脆找个地方躲起来算了。不过，我连这样的勇气都没有。就算我远走他乡让日高遍寻不到，也别想更动户籍，那么就不可能找到像现在一样的教职。我如何谋生呢？身体瘦弱的我没有自信从事体力工作。我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缺乏谋生能力这一事实。更何况，我心里惦记着初美。她又将怀着怎样的心情待在日高身边？一思及此，我就痛彻心扉。

不久，日高得奖后的第一部作品出了单行本，销售情况颇佳。每次只要看到它挤进畅销书排行榜，我的心情就很复杂，极度悔恨之中又掺杂了那么一点骄傲。平心而论，倘若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确实不可能卖得这么好——这点我不是没有冷静分析过。

又过了几天，某个星期日，日高再度登门造访。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我的屋子，像往常一样，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这是我答应你的。”他边说边将一个信封放到桌上。

我伸手取过，往里一看，是一沓钞票。

“两百万。”他说。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把卖书的钱拿来给你，按照我们的约定，四分之一。”

我惊讶地瞪着信封里的钞票，摇了摇头：“我说过不出卖灵魂。”

“你别大惊小怪，只要把它想成是我俩合作的就行了。这种合作关系如今也不少见，领取报酬是你应得的权利。”

“你现在做的，”我看着日高说道，“就像把妇女强暴后，再给人家钱一样。”

“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没有女人被强暴了还默不作声，而你倒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日高的话虽然无情，却让我毫无辩驳的余地。

“总之，这个钱我不能拿。”我好不容易挤出这句话，把信封推了回去。

日高只是看着信封，并没有动手收回的意思。他说：“那就先放在这里好了。老实说，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以后的事。”

“以后的事？”

“讲具体一点，就是接下来的作品。某月刊决定要连载我的小说，我想跟你谈谈，要写些什么东西。”

他讲话的语气好像已经把我定位成他的影子作家，而我只要稍有不从，他就会马上抬出那卷录像带的事。

我坚决地摇头。“你是作家，应该也明白，以我现在的精神状况，根本构思不出任何小说。你要求我做的事，不论在身体还是精神上，都不可能办到。”

但他毫不退让，说出了我始料未及的话：“现在就要你马上写出来，是强人所难了点。不过要你把已经完成的故事奉上，应该没那么难吧？”

“我没有已经完成的故事。”

“你别蒙我。你在编小报的时候，不是写过好几则故事吗？”

“啊，那个……”我寻思搪塞的借口，“那个已经没有了。”

“胡说！”

“是真的，早就处理掉了。”

“不可能，写书的人肯定会留着自己的作品。如果你硬要说没有，那我只好搜上一搜。嗯，我想我没必要翻箱倒柜地找，只要看看书架、抽屉，应该就够了。”他站起来，往隔壁的房间走去。

我慌了，因为正如他所料，练习用的大学笔记就摆在书架上。

“请等一下！”

“你打算老实拿出来了？”

“……那个发挥不了什么效用。学生时代写的东西，文笔粗糙、结构松散，根本没办法成为给成人阅读的小说。”

“这由我来判断，反正我又不是要成品，只要是璞玉就行，我会负责把它雕琢成可卖的商品。《死火》不就是经过我的加工，才成为留名文学史的佳作？”日高自信满满地说道。剽窃别人的创意，竟然还可以如此自夸，这点我怎样都无法理解。

我请日高在沙发上稍坐，自己进入隔壁房间。

书架的最高一层，摆着八本陈旧的大学笔记，我抽出一本。就在这时，日高进来了。

“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

他充耳不闻，一把抢过我手中的笔记，迅速翻看其中的内容。接着，他的目光停留在书架上，二话不说，把所有笔记全抽了出来。

“你别耍花样。”他奸诈地笑着，“你拿的那本只不过是《圆火》的初稿，你打算用这个蒙混过去？”

我咬着唇，低下头。

“算了，总之这些笔记我全借了。”

“日高，”我抬起头对他说，“你不觉得可耻吗？你得借别人学生时代的稿子才能写下去，是因为你的才能已经枯竭了吗？”

这是我当时所能作的最大限度的攻击了。我想，不管怎样，我都要反击。

这些话好像真的起了作用，日高双目充血地瞪着我，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你连作家是什么都不知道，别说大话！”

“我是不知道，不过我有资格这样讲，如果一个作家落到这种地步就太可悲了。”

“是谁一心向往成为作家的？”

“我已经不向往了。”

听我这么说，他松开了手。“这才是正确的。”撂下这句话，他转身走出房间。

“等一下，你忘了东西。”我拿起装着两百万的信封，追上了他。

日高看了看信封，又看了看我，最后耸耸肩，把钱收了回去。

又过了两三个月，日高的连载在某杂志开始了。我读了作品，发现那又是出自我笔记的某篇稿子。这时的我不知是已经死心了，还是有了某种程度的觉悟，已不再像以往那么惊讶了。我甚至想，反正自己已放弃成为作家，不拘何种形式，只要自己想出的故事能让世人阅读就好了。

初美依然不时和我联络。她诉说着对丈夫的不屑，不停地向我道歉。她甚至还说：“如果野野口先生觉得向警方自首，坦承企图杀害那个人的事会好些，不用顾虑我。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随时都作好被责罚的准备。”

初美已经察觉，我之所以任由日高予取予求，是因为不想连累她。听到她这番话，我高兴得要流下泪来。因为我真实地感受到，就算无法见面，我们的心还是紧密地连在一起。

“你不用考虑这么多，我会想办法的，肯定还有其他出路。”

“可是，我对不起你……”她在电话那头哭泣着。

我继续讲些安慰她的话，可是，老实说，今后要怎么办，我一点主意都没有。虽然我嘴上说一定会有办法，却痛切地感受到那是在自欺欺人。

只要一想起这段往事，悔恨就一直折磨着我。为何当初我不照她讲的去做？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两个去自首，今后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但至少我不会失去这世上最宝贵的东西。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吧？没错，初美死了。那噩梦般的一天，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是从报纸上得知了消息，因为她是知名作家的妻子，所以报道也比一般的交通事故详尽。

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调查的，报纸似乎并未对“这是起单纯意外”的说法产生怀疑。后来，我也没有听到任何其他的解释。但是，从听到消息以来，我就一直坚信，那绝对不是意外！她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至于动机，应该不用我特地写出来。

仔细一想，正是我害死了她。如果不是我昏了头，企图杀了日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这就叫虚无吧？那段时间，我只是具行尸走肉，连随她而去的力气都没了。身体状况不好，经常向学校请假。

初美死后，日高依然继续工作。除了以我的作品为小说的初稿外，他好像也发表自己原创的作品。至于哪一方的评价比较高，我不是很清楚。

我收到他寄来的包裹，是在初美过世后的半年，大信封里装着约三十张A4纸，是从文字处理机上打印出来的。

最初我以为那是部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才明白全非如此。那是初美日记和日高独白的结合体。日记的部分，初美深刻地描写，她如何与N（即我）陷入情网，并合谋杀害亲夫。日高独白的部分则淡淡陈述未察觉妻子已然变心的丈夫的悲哀。然后，那起杀人未遂事件发生了。到这里为止，写的几乎都是事实，但是，很明显，之后是日高自己编的。故事演变成初美深自懊悔，请丈夫原谅自己的过错。日高花了很多时间与她长谈，决定两人从头开始。可是就在这时，初美遭遇交通事故，这本莫名其妙的书以她的葬礼为结尾。或许读者看了会觉得感人肺腑，我则目瞪口呆。这是什么？

那天晚上，日高打了电话过来。“你读了吗？”他问。

“你打算怎样？竟然写那种东西。”

“我打算下周把它交给编辑，下个月的杂志应该就会登出。”

“你是认真的吗？你这么做，不怕导致严重的后果？”

“或许吧。”日高异常冷静，反倒使我更加害怕。

“如果你让这种东西登出去，我就把真相讲出来。”

“你要说什么？”

“那还用问，当然是你抄袭我的作品！”

“哦？”他一点也不紧张，“谁会相信这种鬼话？你连证据都没有。”

“证据……”

我忽然醒悟，笔记已经被日高抢走，拿它作为日高抄袭的证明已不可能。接着我又想到，初美——唯一的证人也死了。

“也好，”日高说，“这篇手记也不是非得现在发表不可，我们可以再商量。”

他想说什么，我终于有点懂了。他说：“五十张稿纸。如果有这样现成的小说，我倒是不介意把它交给编辑。”

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设计好圈套，让我怎样都无法拒绝代他写作。而我真的束手无策，为了初美，这样的手记说什么也不能流出去。

“什么时候要？”我问。

“下周日以前。”

“这是最后一次吧？”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你完成后马上通知我”，就挂断了电话。

严格来说，就是从这天起，我正式成为日高邦彦的影子作家。此后，我先后帮他写了十七篇短篇小说和三部长篇小说。被警察查封的那些磁盘里，存的就是这些作品。

加贺警官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可以反抗？或许他会产生这样的质疑，然而老实说，我已厌倦和日高打心理战了。只要我按照他的吩咐把小说写好，他就不会把我和初美的过去公之于世，这样对我来说更轻松。说也奇怪，两三年后，我和日高真的成为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他介绍专出童书的出版社给我，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对儿童文学不感兴趣。也许，他对我也有一点愧疚。有一次，他跟我讲了这样的话：“等到下次的长篇写完，我就放了你，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结束。”

“真的？”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真的。不过你只能写儿童小说，不准来抢我的饭碗，知道吗？”

我真的以为自己在做梦，总算可以自由了！

后来我多少猜到，日高的转变和他与理惠的婚事有关。他们打算移居温哥华，日高大概也想借此机会，同从前的堕落划清界线。

新婚夫妻满心期待前往温哥华的那天赶快到来，而我迫不及待的心情恐怕更甚于他们。

那一天终于来了。

我拿着存有《冰之扉》原稿的磁盘，前往日高家。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直接拿磁盘给他。他到加拿大以后，我要送稿子就得通过传真，因为我没有电脑。《冰之扉》的连载一结束，我们的关系也会随之终结。

从我手里接过磁盘，日高兴高采烈地说着温哥华新居的事。

我敷衍着听完后，提出自己此行的目的。

“之前的那些东西呢？我们讲好今天要还我的。”

“之前的东西？什么？”

明明没有忘记，但不这样逗你，他就不痛快——这就是日高的个性。

“笔记本，那些笔记啊！”

“笔记？”他装蒜似的摇了摇头，接着“啊”了一声，点了点头，“那些笔记呀，我忘了。”

他打开书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八本旧笔记。没错，就是他从我这里夺去的东西。

我紧紧抱着失而复得的宝贝。只要有这个在手，就能证明日高抄袭我的作品，我就能和他保持对等的关系。

“你好像很高兴。”他说。

“还好。”

“不过我在想，你要它们有何意义？”

“意义？应该有吧？这可以证明你曾发表的那些小说，是以我的作品为原型写的。”

“哦？但反过来解释也通吧。我也可以认为，那些笔记的内容是你看了我的作品后才写的。”

“你说什么？”我觉得一股寒意穿透背脊，“你想借此蒙混过去？”

“蒙混？到底是谁在蒙混？要是你把这些东西拿给别人看，我也只好这么说了。你说，他们会相信谁？算了，我不想为这个跟你争辩。只是，你若以为取回笔记，会让你在我面前稍占优势，我想那是你的错觉。”

“日高，”我瞪着他，“我不会再为你捉刀了，我替你写的小说——”

“《冰之扉》是最后一本，对吧？这事我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还讲那样的话？”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我只是想说你我的关系不会有任何变化。”

日高的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这让我确定了一件事。此人没打算放过我。一旦有需要，他还会利用我。

“录像带和刀子在哪里？”我问他。

“录像带和刀子？那是什么？”

“你别装了，就是那晚的刀子和录像带啊。”

“那些我好生保管着，放在只有我知道的地方。”

日高正说着，有人敲门。理惠走了进来，告知藤尾美弥子来访的事情。

原本应该是不想见的人，日高却说要见。他这样做，只是想把我打发走。

我隐藏起内心的愤怒，跟理惠道别后，走出了玄关。在手记里，我写理惠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正如加贺警官所指出的，事实上只送到玄关。

走出玄关，我又折回庭院，靠近日高的工作室，蹲伏在窗户下，偷听他和藤尾美弥子的谈话。不出所料，日高只能勉强敷衍。那女子质疑的《禁猎地》一书全是我写的，日高根本无法给出任何具建设性的提议。

藤尾美弥子一脸不耐地离去，不久理惠也出了门，最后连日高也走出了房间，应该是去上厕所。

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旦错过今天，恐怕今生再也没法从日高的魔掌中逃脱了。我有了一定的觉悟。

窗户没有上锁，多幸运！我偷偷躲在门后等着日高，手里紧握着黄铜镇纸。

我想之后的事不用我多说了。他一进屋，我二话不说就往他头顶砸去，他立刻就昏倒了。我不确定他死了没有，为求保险，我又用电话线缠住他的脖子。

后来发生的事一如加贺警官的推理。我利用他的电脑，制造不在场证明。我得承认，这个伎俩是我之前写儿童侦探小说时早就想好的。你想笑就笑吧，就像前面写的，那确实是骗小孩的伎俩。

即使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罪行不被发现，同时，我也希望数年前的杀人未遂事件不会曝光。我请理惠一等日高的录像带从加拿大寄回来，就马上通知我，也是为了这个。

加贺警官竟一一挖掘出我的秘密。老实讲，他那敏锐的推断力让我深恶痛绝，然而就算我恨他也于事无补。

就像我一开始所写的，在得知证据之一的录像带藏在挖空的《萤火虫》中时，我非常惊讶。《萤火虫》是少数日高亲手创作的小说之一，内容描写主角遭妻子及其情夫共同谋害的那段，不用说，是起于那晚的灵感。看到我从窗口潜入的影像，再和书的内容加以比对，加贺警官很快就猜出事情的真相。对此，我不得不佩服日高心思缜密。

我想说的全说完了。先前，为了不让我和初美的恋情曝光，我怎样都不肯说出杀人动机，给警方造成很大的麻烦，不过，如果你们能够稍稍理解我的心情，那就是我的福气了。

现在，我已准备好接受任何制裁。

过去之章（一）

加贺恭一郎的记录

五月十四日，我前往野野口在三月以前任职的市立第三初中。正值放学时间，返家的学生自校门口蜂拥而出。操场上，一名看似田径队员的男子正用铁耙整理着沙地。

我走向总务处的窗口，报上姓名，表明自己想与熟识野野口的老师谈谈。女职员与上司商量后，站了起来，去了教务处。她去的时间比我想象的久，正感不耐之际，我猛然想起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终于有人领我到会客室去。

身材矮小的江藤校长和教语文的男老师藤原接待了我。校长之所以列席，大概是怕藤原老师不小心说错话，想亲自盯着他。

我首先询问他们，知不知道日高邦彦被杀害一事，二人皆回答“十分清楚”。他们也知道，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因一连串冲突而萌生杀机。看来他们好像反倒从我这里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当我问到，对于野野口代人写作一事，他们有何看法时，藤原老师有点迟疑地说：“我知道他在写小说，也曾在儿童杂志上读过他的作品。但我做梦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是别人的影子作家，还是那位畅销作家的……”

“你亲眼见过野野口写小说吗？”

“没有。他在学校里还得教书，我想他应该都是回家后或趁假日写的。”

“由此可见，野野口的教学工作还挺轻松？”

“不，他的工作并不特别轻松。只是他都很早回家，特别是从去年秋天以来，举凡与学校活动相关的杂务，他都巧妙地避开。他得的是什么病，我不是很清楚，但他身体不好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也不跟他计较。私底下，他好像就是这样抽出时间，帮日高邦彦写小说——这真是太令我惊讶了。”

“你说他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特别早回家，是吗？对此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记录？”

“这个嘛，我们不打卡，但我很确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我们语文老师每两个星期都会开一次例会，他连那个都不参加了。”

“他之前没有类似的行为吗？”

“他那个人对工作是不怎么热诚，但之前倒都参加。”

之后，我又问，对于野野口的人品，他有何看法。

“他很安静，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些什么，总是一脸茫然地望着窗外。不过现在想起来，他应该也很痛苦。我觉得他本性不坏，受到那样的对待，一时冲动做出无法挽回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日高邦彦的小说我也喜欢，还读过几本，可是一想到那些全是野野口写的，我就有截然不同的感慨。”

我向他们道谢后，离开了学校。

从学校回来的路上，有一家很大的文具店。我走进去，拿出野野口修的照片，问柜台小姐，这一年来有没有这样的客人来过这里。

她回答说好像见过，但记不清了。

五月十五日，我去见了日高理惠。大约在一星期以前，她搬到位于横滨的公寓。当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忧郁。这是一定的，她之所以搬家，就是因为不想再与案件牵扯不清。尽管如此，她还是答应和我见面，也许因为我不是媒体而是警察。

她住的公寓附近有个购物中心，我们约在里头的咖啡厅碰面。她顾忌媒体，所以要求不要到她家里。

咖啡店隔壁的时装店正在打折促销，从外面看不见店里顾客的脸，而恰如其分的吵闹声也正好适合讲一些不愿被别人听到的话。我们往最里面的那张桌子走去。

我先问她近况，她露出了苦笑。

“老样子，每天过着不怎么愉快的生活，真希望能早日恢复平静。”

“只要扯上刑事案件，总要乱上很久。”

这些话对她好像起不了安慰的作用，她摇了摇头，语气严厉地滔滔说道：“在这桩刑事案件里，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世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他们把它当成演艺圈的八卦绯闻，甚至有人说我们才是错的一方。”

对此我无法否认。确实，不管是电视的谈话节目，还是周刊的报道，大家更感兴趣的，不是日高被杀的事实，而是他盗用友人作品的新闻。再加上这其中还牵扯出其前妻的外遇事件，更让平常与文坛毫不相关的影视记者，也兴致勃勃地掺和进来。

“不要去管媒体的报道，对你会更好。”

“当然，我会试着不理，否则，迟早会疯掉。可是，讨厌的又不只是媒体。”

“还有什么？”

“可多着呢，令人讨厌的电话和信件来了一大堆，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查到我娘家的，大概是看到媒体报道，知道我已经不住在夫家了。”

应该是这样。

“这些事你和警察说了吗？”

“全说了。但这种事警察也未必解决得了，不是吗？”

正如她所言，不过，我也不能就此当成没这回事。

“电话和信件的内容都以什么居多？”

“什么样的都有。比如要我归还至今为止的版税，说什么枉费他们的支持；也有人把信连同外子的著作一起用纸箱寄过来。写信要求我们退回文学奖的也很多。”

“哦。”

据我推断，这些存心攻击的人应该都是日高邦彦的书迷，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恐怕很少。不，说不定这其中大部分人从头到尾就只知道日高邦彦这个名字。这种人净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还一天到晚注意哪里有这样的机会，至于对象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

听到我这么分析，日高理惠也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讽刺的是，外子的书竟意外地卖得很好，这也算是种偷窥的乐趣吧。”

“这世上本来就有千百种人。”

日高邦彦的书卖得好，这我也知道。不过，现在市面流通的都是库存的部分，出版社那边好像还没有要再版加印的意思。我想起反对我的影子作家说法的编辑，他们应该也打算再观望一阵子。

“对了，连野野口的亲戚也跟我联络了。”

她好像浑不以为意，我听了却惊讶极了。

“野野口的亲戚？都说些什么？”

“好像要我把之前著作所得的利益归还，他们认为对于以野野口作品为草稿的那些书，他们至少有权索取原创费，我记得是他舅舅作为代表来谈的。”

推舅舅为代表，也许是因为野野口没有兄弟，父母又都已过世。他们竟然提出利益归还的要求，我非常震惊，这世上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等和律师谈过以后再作回复。”

“这样做是正确的。”

“说老实话，我心里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我们是被害者，还被案犯的亲戚勒索金钱，真是听都没听过。”

“这个案例是奇怪了点，虽然我对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熟，但我想应该没有支付的必要。”

“嗯，我也这样想，可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不甘心的，是在世人口中，我先生的死成了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连那个自称野野口舅舅的人，也一点歉意都没有。”

日高理惠咬着下唇，显现出个性中好强的一面，看来愤怒战胜了哀伤。我放心多了。如果她在这个地方哭起来可就麻烦了。

“之前我好像也跟你提过，我绝不相信外子会剽窃他人的作品，因为每次他讲起新作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烁着如孩童般的兴奋光芒。那让我觉得，能够按照自己的心意创作故事，真的让他很快乐。”

对于日高理惠的说辞，我只是点了点头。她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然而要我就此出言附和却办不到。她大概读出了我的心思，并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问我有什么事。

我从上衣的内袋里拿出一份资料，放到桌上。“可否请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野野口修的手记。”

日高理惠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我不想看。里面只是洋洋洒洒地写着我丈夫是如何欺负他的，对吧？大致内容我通过报纸已经知道了。”

“你说的是野野口被逮捕后所写的自白书吧？这个手记和那个不同。你也知道，野野口在犯案之后，为了掩人耳目，特地写了与事实不符的记录，这就是那记录的副本。”

她好像明白了，不过脸上厌恶的表情依然没变。

“哦？那我读这与事实不符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

“请别这样说，总之你先看看好不好？页数不太多，我想应该很快就可以读完。”

“现在？在这里？”

“拜托你了。”

她一定觉得我的话很奇怪，但她没再问任何问题，伸手把资料拿了过去。

十五分钟后，她抬起了头。

“我看完了，然后呢？”

“有关这份手记里不实记述的部分，野野口亲口承认的有两点。首先，描写和日高邦彦对话的地方，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和睦，他们的应对可说十分凶险。”

“好像是这样。”

“其次，之前也曾向你求证过，野野口走出你家时的情况。事实上，你只送他到玄关，他却在这里写道，你一直送到大门外。”

“没错。”

“还有没有别的？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哪个细节跟手记的描述有很明显的差异？”

“你说别的……”

日高理惠露出困惑的表情，目光停在复印的手记上，接着不太确定地摇了摇头。“没特别不同的。”

“那么，那天野野口说过的话、做过的动作，有没有哪一点在这里没有提到？不管是多细微的事都可以。比如，这中间他有没有去上过厕所？”

“我不太记得了，不过那天野野口先生应该没去过厕所。”

“电话呢？他有没有打电话出去？”

“这个……如果是在我先生的房间打的，我就不知道了。”

日高理惠好像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的事了。这也难怪，野野口登门造访的那一刻，她根本不知道那天对她而言将会是特别的日子。

我正想放弃，她突然抬起了脸。

“啊，倒是有一件事。”

“什么？”

“恐怕完全不相干呢。”

“没关系。”

“那天野野口要回去的时候，给了我一瓶香槟当礼物。这件事，手记里没有写。”

“香槟？你确定是那天吗？”

“绝对没错。”

“你说他回去的时候给的，详细的情形可否描述一下？”

“藤尾美弥子来了之后，野野口就从我先生的工作室出来。那时他跟我说，他只顾着和日高讲话，把礼物的事忘了，事实上他买了香槟过来。他从纸袋中把酒拿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可以留到今晚在酒店里喝。我不客气地接受了。”

“那瓶香槟后来怎样了？”

“我把它放在酒店房间的冰箱里。事情发生后，酒店曾打电话过来，我告诉他们，自行处理掉就可以了。”

“你没有喝？”

“是的。我本想等外子工作结束后来到酒店，再一起慢慢享用，便先冰了起来。”

“之前曾有过这样的事吗？不一定是香槟，野野口经常拿酒作为礼物？”

“更早之前我就不知道了，就我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大概是因为野野口本身不喝酒的关系。”

“哦。”

野野口自己在自白书上写道，第一次造访日高家时带了威士忌，那时的事日高理惠当然不知道了。

我继续问道，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在手记里没有记载？日高理惠很认真地思索一番，说想不出还有其他的。接着，她反问我，为何到现在还在查这种事情？

“一桩案件要结案得经过很多繁杂的手续，确认作业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我的说明，她好像完全信服。

和她分别之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事发当晚日高夫妇下榻的酒店，询问有关香槟的事。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终于跟记得当时情形的职员联系上了。

“我想那是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一直摆在冰箱里。因为那种酒很贵，又没开启，我们便很谨慎地联络了物主，结果物主说要我们自行处理，我们就照办了。”

男职员的语气十分客气。

我问他，后来那瓶香槟怎么处理了，酒店职员支支吾吾一番后才承认自己把它带回了家。

我继续问他，是否已经喝了，他回答，两个星期前就已喝掉，连瓶子也丢了。

“有什么问题吗？”他好像很担心。

“不，没什么特别的。对了，那瓶香槟好喝吗？”

“嗯，很不错。”

那名职员听起来好像很愉快，我挂了电话。

回家后，我把野野口潜入日高家的带子放来看——我拜托鉴识科特别帮我复制了一卷。

反复观看却一无所获，只有无聊的画面烙印在我的眼底。

五月十六日，下午一点过后，我来到横田不动产株式会社的池袋事务所。这家事务所规模不大，正前方是镶着玻璃的柜台，在它后面仅摆着两张铁制的办公桌。

当我进去的时候，只有藤尾美弥子一个人在里面处理公事，其他职员好像出去了。因此我没有约她到外面谈，直接隔着柜台聊了起来。在旁人看来，大概很像某个形迹可疑的男子正在找便宜公寓。

我稍微寒暄了几句，就马上进入问题的核心。

“你知道野野口的自白书吗？”

藤尾美弥子神情紧张地点了点头：“大概的内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怎么样……总之很惊讶就是了，没想到那本《禁猎地》是他写的。”

“根据野野口的自白，他说因为日高邦彦不是那本书真正的作者，所以在跟你交涉的时候，总拿不出明确的态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老实说我不是很清楚。虽然我也觉得和日高谈判的时候，总是让他稀里糊涂地蒙混过去。”

“你和日高谈判的时候，他有没有讲过什么话，让你觉得身为《禁猎地》的作者这样讲很奇怪？”

“我想应该没有，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之前根本没有想过，日高邦彦竟然不是真的作者。”

“假设《禁猎地》的作者真是野野口修，有没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确实如此或是无法认同呢？”

“这个恐怕我也无法肯定地回答你。那个野野口和日高邦彦一样，都是我哥的同学，所以他们都有可能写那本小说。若是有人告诉我，真正的作者是个姓野野口的人，我也不会有任何吃惊的反应，因为我连日高邦彦都不是十分了解。”

“这样说也对。”

看来是无法从藤尾美弥子这里得到进一步的信息了，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她突然“啊”了一声，道：“如果那本小说真的不是日高所写，或许有必要重读一遍。怎么说呢，我一直以为书中的某个人物就是在写日高自己。如果作者并非日高，那么，那个人物也不会是他了。”

“什么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警察先生，你读过《禁猎地》吗？”

“没有，不过剧情大概了解，我看过其他同事读完后所写的梗概。”

“那本小说讲到主角的中学时代。主角用暴力使同学对他屈服，只要看谁不顺眼，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攻击对方，套句现在的用语，就是所谓的校园暴力。在他淫威之下的最大受害者，是班上一名叫滨冈的男生。我一直以为滨冈就是日高。”

记得梗概里提到，小说里有描写校园暴力的场面，但并没有写出详细的人名来。

“你为何会觉得那名学生就是日高？”

“因为整本小说是以滨冈这号人物自述过去的方式写成。而且就内容来看，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纪实，这让我相信那少年就是日高。”

“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还有……”一瞬间，藤尾美弥子有那么一点犹豫，但还是继续说道，“我在想，正是因为日高本人曾有过滨冈那样的遭遇，才会写出那样的小说吧？”

我不由望向她的脸。“什么意思？”

“小说里，滨冈非常憎恨主导所有暴力事件的主角。我可以感觉到，那股憎恨的情绪漂荡在字里行间。虽然书里没有明白指出，可是滨冈会对曾经折磨自己的人之死感兴趣，明显就是因为他心底有着很深的怨恨。少年滨冈就是作者，也就是说日高借由写作这本小说，达到向我哥报仇的目的，这是我的解读。”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藤尾美弥子。为了报仇而写小说，这种事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不，从一开始，我们专案组就没注意《禁猎地》这本书。

“但按照野野口的自白，这样讲就不通了。”

“没错。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光就作者是小说人物原型的观点来考虑，那不管是日高也好，野野口也罢，结果都是一样的。长久以来我一直把书中人物和日高的形象重叠在一起，所以一时很难接受另有其人的说法，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了，就像小说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看到演员的气质与书中人物的形象不符，总会觉得生气，就是那种感觉。”

“假设是日高邦彦，那他和《禁猎地》里的滨冈在形象、气质上全都符合吗？请就你的主观感觉回答，没有关系。”

“我觉得好像符合，不过这或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我刚才也说了，事实上，我几乎不了解日高这个人。”

藤尾美弥子很慎重，尽量避免讲得太过肯定。

最后我问她，关于《禁猎地》一案，她们抗争的对象从日高邦彦变成了野野口修，今后有什么打算？

“不管怎样，先等野野口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说吧。”她以冷静的语气回答。

对日高邦彦被杀一案，我至今依然穷追不舍，我想上司看在眼里不是很高兴。案犯已经招认，连亲手写的自白书都有了，何必还四处探问？他会这么想也理所当然。

“还有什么问题？这一切不是都很合理吗？”上司不耐烦地问道。而我自己也找不到理由否认本案的调查已经告一段落。别的不说，很多被视为重要证据的线索，都是我亲自找出来的。

连我自己都觉得没必要再查下去了。野野口伪造的不在场证明已经被拆穿，他和日高之间的恩怨也已真相大白。说实话，我甚至为自己的工作表现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会产生怀疑，是在病房里为野野口做笔录的时候，脑中突然跳出某个想法，只是当时我没有理它。因为那个想法太过奇怪，也太超现实了。

但就算我能暂时忽略，也无法一直避开，那个古怪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不去。说老实话，从逮捕他以来，我就经常有种误入歧途的不安，如今这种感觉更加明显了。

或许是因为不论刑警工作或人生历练，我都还很稚嫩，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可我一直无法说服自己就此给案件画上休止符。

为求保险起见，我试着重读野野口修所写的自白书，结果找到了好几个先前不曾看出的疑点。

一、日高邦彦以杀人未遂的证据相要挟，强迫野野口为他代写作品。但反过来说，如果野野口抱着舍弃一切的意识，主动向警方投案，那么日高也会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说不定会因此断送作家生涯。难道日高不担心这个吗？虽说野野口到最后以不想连累日高初美为由，没有去自首，但日高邦彦一开始对此事的发展就应该没有把握。

二、日高初美死后，野野口修依然没有反抗，为什么？手记里他自述，是因为懒得和日高打心理战。但在这种心态下，正常人应该会选择舍弃一切、出面自首才对。

三、认真计较起来，那卷带子和那把刀真的可以作为杀人未遂的证据吗？录像带拍的只是野野口侵入日高家的画面，刀子上也没有血迹。此外，除了凶手和被害者，在场的只有共犯日高初美一人。根据初美的证词，野野口被判无罪的可能性应该也不低。

四、野野口写到自己和日高的关系，说他们变成“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这种情况下的合作，可能亲密无间吗？

对以上四点，我试着向野野口求证，然而他的回答千篇一律，不外是：“或许你会觉得奇怪，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你才来问我为什么会那样做，或为什么不那样做，我也只能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总之，当时我的精神状况不是常理可以推断的。”

野野口要这么回答，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我还可以提出反证，偏偏这四点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最大疑问，一言以蔽之，即“个性”。比起我的上司和其他办案人员，我对野野口要了解多了。就我的了解，此人的个性和他在自白书里所描绘的大相径庭。

渐渐地，我已无法抽离那突然萌生的奇怪假设。如果那个假设是正确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我去见日高理惠，当然有特别的用意。倘若我的推理（严格说来，现在只能称之为幻想）是正确的，那么野野口修撰写事件手记，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

可惜我从她那里打探不到任何关键的线索，唯一的收获就是那瓶香槟，它是否能够支持我的推理，现在还不得而知。野野口的手记里没有提到香槟，只是漏写了，还是有其他特别的理由？平常不拿酒做礼物的野野口，那天特地带了香槟前去，这其中应该有特殊的含意，如果真的有，会是什么？

遗憾的是，此时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但关于香槟的事，好像有必要先把它存在记忆里。

我想，我最好重新审视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的关系。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必须回到原点，从头开始才是。

这般分析，我去见藤尾美弥子是正确的。想理清野野口与日高的关系，必须追溯到中学时代，而被誉为写实小说的《禁猎地》应该是最好的参考书。

和她见过面之后，我马上去书店买了一本《禁猎地》，在回程的电车上就开始阅读。由于内容和我所知的梗概完全一致，所以读来比平时都快，只是文学价值什么的，我仍然一概不懂。

诚如藤尾美弥子所说，这本小说是以滨冈的视角来铺陈的。故事一开始写道，平凡的上班族滨冈于某日早晨从报上得知某版画家被刺杀的消息，他想起，被杀的版画家仁科和哉正是中学时欺负自己的头号魔头。

刚升上初三的少年滨冈，遭受过无数次危及生命的暴力伤害。他被人剥光衣服，全身捆上透明胶带，扔在体育馆的角落；从窗下走过的时候，会突如其来地遭人当头淋下盐酸；还有，拳打脚踢、恶毒辱骂、刻意排挤也毫不留情地日夜折磨着他。这方面描写得十分细腻而具真实感，充满张力。我能够了解为何藤尾美弥子会说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了。

小说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滨冈何以成为众人欺负的目标。根据滨冈自己的说法，“就好像某天突然被贴上恶魔的符咒一样”，校园暴力事件就这么开始了。这可说是古往今来所有校园暴力的共同点。虽然他不想屈服，但渐渐地，内心终被恐惧与绝望支配。

“令他害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那些讨厌自己的人散发的负面能量。他从来没有想象过，在这世上竟然会有这样的恶意存在。”

这是《禁猎地》里的一段文字，可说确实表达了被害者的真实心境。在我担任教职时，也曾处理过校园暴力事件，受害者面对诸多不合理的压迫，只有屈服的份儿。

这些伤害随着主谋仁科和哉突然转校而告终。没人知道他转到了哪里。传言称仁科强暴了他校的女生，因而被送交管训，但这其中的真假，滨冈他们并不确定。

滨冈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后来因为某些曲折，他开始调查仁科和哉的事。描述曲折的部分或许具有某种文学意义，但我想应该和此次事件无关。

小说之后的演变，夹杂着滨冈的回忆和访查的记录。首先揭露的是仁科和哉消失的真正原因。被强暴的女生是某所教会学校的学生，仁科叫他的狐群狗党把该女生押来，在众人面前强暴了她，现场还有人用V8摄像机拍摄了全过程。事后，仁科和哉打算把那份未经显影的胶卷卖给认识的不良帮派分子。女方家长动用了所有的人脉，事情才没有闹大。

总之，小说的前半段颇下气力地描写仁科和哉的残忍，后半段则写道，因为某种机缘，主角对版画产生了兴趣，进而往这条路发展。最后，故事以仁科被迎面而来的妓女刺杀作结，事情就发生在他即将举办个展的时候，这一段大家都知道是以真实案件为基础所写。

藤尾美弥子认为，小说里的滨冈就是作者自己，并非虚妄之说。当然，对一般小说而言，若一概推断陈述者即作者之化身，未免太过无稽。但这本小说有绝大部分被认为系基于事实所写，所以这样的推测应该还算合理。

此外，她猜想作者是为了报复从前的仇人才写下这本小说，也不算是天方夜谭。正如她所说，书中关于仁科和哉的描写确实很难说怀着多少善意，令人感觉，那不像是在写一个艺术家，而是在写一个向往成为艺术家的俗人。从头到尾，他刻意描写俗人的丑陋与软弱面，确实可以解释成滨冈——作者的报复心理所致。

不过，如果少年滨冈真是作者（野野口修）的分身，有一点则怎样都解释不通。

小说里没有一号人物可以和日高邦彦相对应。

如果作者是日高邦彦，情况也是一样，里面也找不到像是野野口的人物。

如果就像这本小说所写，野野口修在初中时代遭受同学的欺负，那么当时日高邦彦在做什么？这是问题所在。他只是沉默地站在一旁观赏吗？

我之所以咬住这点不放是有原因的。野野口从头到尾的表现都让人觉得，日高邦彦是他的好朋友。

当人遇到校园暴力事件时，很遗憾，父母的亲情或老师的开导并没有多大帮助，只有友情才是最好的武器。然而，目睹滨冈遭受欺负，“好朋友”却只是袖手旁观？

我可以肯定，这种人绝对不是朋友。

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野野口修的自白书里。

朋友不会夺人妻子，更不会和别人的妻子共谋杀害亲夫；朋友也不会威胁对方，强逼别人做自己的影子作家。

那么，野野口为何要把日高邦彦说成自己的“好朋友”呢？

如果以我现在脑中所想的奇怪念头来解释，这些全部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我看到野野口修因长期握笔而长茧的中指时，那个念头突然一闪而过……

过去之章（二）

认识他们的人所说的话

【林田顺一的话】

你说的是那件事吗？是这样啊。不过，你想问我什么呢？我想不管你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因为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的初中时代，那不是二十几年前吗？虽然我的记性没那么糟，不过能记得的实在有限。

说老实话，我是到最近才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么一号作家的。讲起来丢脸，这几年我根本没看什么书，这很不应该，因为我们做理发店生意的，跟客人聊天也算是工作之一，不管什么话题，都要能聊上几句才行。

但我实在是太忙了。知道有日高邦彦这位作家，甚至知道他跟我同班，也是因为这起事件。嗯，我从报刊上得知日高和野野口的事情后才唤起了记忆。我大致看过报道，吓了一跳，竟然有这种事，还闹出了人命。是，我还记得野野口，也记得有日高这个人，不过老实说，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们俩是不是好朋友，我不是很清楚。

野野口，大家都叫他NORO。你看，“口”这个汉字和日文片假名的“ロ”不是很像吗？简化他的姓就变成NORO了。他那个人有点迟钝，所以这个绰号大概有呆傻的意思。

我想起来了，这个男的整天都在看书，因为我曾坐在他邻座，所以有印象。读什么？我不记得了。因为没兴趣。但我可以肯定不是漫画。他的作文——尤其是抒情文写得很好，好像还挺讨班主任欢心。因为我们班主任教的是语文，学校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是说校园暴力事件？有啊。最近媒体才大肆报道，其实这种事早就有了。虽然也有人说以前的手段没有这么恶毒，但校园暴力这事注定就是恶毒的，不是吗？

对了，野野口总是被欺负，我现在才想起来。没错，没错，那家伙也被欺负过。盒饭被加料啦，被勒索钱啦，或是被关进扫除工具箱里，什么情况都有。该怎么说呢，他是属于容易被欺负的那种人。

身体被缠上胶带？胶带，你是说厨房使用的那种？啊，听你提起，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反正，那帮人总是什么整人的事都干得出来。从窗口泼盐酸？嗯，说不定也做过这么过分的事。总之，我们那所初中的风气不是很好，校园暴力是家常便饭。

哎呀，问到这个就叫我难堪了，说老实话，我也曾欺负过他。不，只有一两次，班上那群坏蛋有时也会要求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如果拒绝他们，下次就轮到自己遭殃了，所以没办法，只好加入。那种感觉真是不好，虽然不愿意，但还是欺负了弱者。我有一次把狗屎偷偷放进他的书包，女班长就站在旁边，却假装没看到。那个班长叫什么？我想起来了，她姓增冈。没错，确实是这个姓。那些坏蛋确实以捉弄人为乐，何况，要是能像这样让一般的学生也沾上边，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拉到和自己一样的水平，不是也很有趣吗？这个道理我现在才明白。

藤尾？我当然没忘。这种话虽然不好公开说，但不知有多少次，我都在想，要是没那个家伙就好了。不，不只是我这么想，大家应该都一样，就连老师肯定也有这种想法。

总之，那个人有本事毫不在意地折磨他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残忍。他比成年人还要高壮，力气又特别大，任谁都拿他没辙。其他的坏蛋只要跟在藤尾后面就觉得安心。受到这些人的阿谀吹捧，藤尾就更加嚣张了。所向无敌，就是指那种状况吧？嗯，没错，带头干这些事的也是他，他负责统筹一切。听说，从老实的学生那里搜括来的钱全部交由他保管，简直就跟流氓没有两样。

藤尾离开学校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生活总算可以恢复平静了。事实上，这之后的校园气氛的确改善很多，虽然还是有不良帮派存在，但与藤尾在的时候相比，他们已经收敛很多了。

他退学的理由我不是很清楚。传言说他打伤了其他学校的学生，因此被送交管训，但我想真实的情况应该没有这么单纯。

你一直问我藤尾的事，请问这和此案有什么关系？不是已有结论，说日高是因为抄袭野野口的小说才被杀的吗？

什么？施暴小组的成员？不，我不知道他们的近况。搞不好都成了一般的上班族了。

那时的通讯簿？有倒是有，只是上面记的只有旧地址。这样也可以吗？请等一下，我这就去拿。

【新田治美的话】

你是从谁那里打听到我的？林田？好像曾经同班过。我刚说了，对不起，那时的事我已经不记得了。

增冈是我娘家的姓。嗯，没错，我是做过班长，从男女生里各推举一名，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负责跟老师联络，还有在大家商量事情的时候当一下主席。啊，没错，班会！这个词我已经好几年没讲了，因为我没有孩子。

日高和野野口？对不起，我几乎没有印象。虽然我们是男女合班，但我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他们男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很清楚。或许有暴力事件，不过我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这个，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只怕，我只怕会向老师报告。

抱歉，我老公就快要回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就讲到这里呢？反正我也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另外，我是从那所初中毕业的事，你可不可以不要向别人提起？嗯，因为这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连我丈夫都不能说哦，拜托你了。

【谷雅俊的话】

日高和野野口的事？亏你还大老远跑来，请赶快进来。这样好吗？站在门口好像……是吗？

我当然还记得他们俩。虽然我已经退休快十年了，但班上的学生我全都记得，因为照顾了他们整整一年嘛。更何况，他们是我调到那所初中后带的第一届学生，印象特别深刻。

没错，野野口的语文成绩确实出类拔萃。虽然不是每次都拿一百分，不过应该也相差不远。日高啊，好像就没那么突出了，因为我没什么印象。

野野口被人欺负？不，应该没这回事吧。班上确实有品行恶劣的学生，但我从未听说他曾受到别人欺负。

是吗？林田是那么讲的？真令人意外，我完全不知情。不，我不是故意装傻，现在才来装傻也没意义。

说起令人意外的事，有一阵子野野口倒是和那群坏蛋走得很近，叫我好不担心。他父母曾来找我谈，事后我也曾训诫过他。

但这种时候真正能发挥效用的，还是朋友。能阻止野野口走上歧途的，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而是朋友。我讲的是日高。日高不是很出色的学生，却是个很有骨气的孩子。他讨厌不正当的行为，只要觉得不对，就算对方是老师，他也会据理力争。

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正月。一天，他们俩一起来找我，我感觉得出来是日高带野野口来的。他们什么都没说，不过我把那种行为理解成“让您操心了，真对不住”的意思。

这两人会成为一辈子的好友，当时我这么想。没想到他们进了不同的高中，因为他们的成绩不相上下，念同一所学校没什么好惊讶的。

结果呢，竟然发生了这等事，真让人震惊。肯定是哪里出了错，不管是日高还是野野口，都不像会做那种事的人啊。

【广泽智代的话】

你是说野野口家的儿子吗？这我很清楚，因为我们曾做过邻居。有一两次，他还来我们店里买过面包。嗯，我家的店就开在附近，是十年前才关张的。

哦，果真是那件案子？哦，是这样啊？是呀，我吓了一跳。那个孩子竟会做出……我真是无法理解。

你问他是怎样的孩子？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呢，感觉很阴沉，不像一般小孩，总是闷闷不乐的。

我想那应该是他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学校明明没有放假，小修却一直待在家里。他总是站在二楼的窗口，望着窗外发呆。我看到了，就从楼下跟他打招呼，说：“你好啊！小修，感冒了吗？”

可是那孩子却应也不应一声，就急急忙忙地把头缩了回去，拉上窗帘。我又没做什么令他讨厌的事。偶尔在路上遇到了，他也一定拐进小巷，尽量避免跟人家打照面。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那孩子好像拒绝上学。详细的理由我不是很清楚，大家都说是他的家长不好。那两夫妻按理说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却都特爱铺张，对小孩也过于保护。说到这个，我想起那家的太太曾经这么说过：

“原本打算让小孩就读办学严谨的私立小学。但因为我们缺少关系，没办法，只好让他念现在这所学校，尽管我一向不喜欢那种风气不好的地方。”

我当时真想顶她：“是啊，我们这儿风气不好，真对不住。”我女儿和儿子都读那所学校，也没觉得哪里不好。不过也是，野野口太太好像是因为老公工作的缘故才搬来这里的，他们以前住的地方大概很高级。

唉，父母亲都这样，也难怪这孩子会变得不想去上学，孩子本来就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

一直不去上学也不是办法，后来连他爸妈都着急了，只差没押着他去。

那孩子后来肯去学校，我想是多亏了邦彦。是的，我说的是日高先生。没错，就是这次被杀的日高邦彦先生，我从他小时候就认识他了，忽然改口叫邦彦先生，感觉怪怪的。

邦彦好像每天都来接小修上学。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大概他们正好是同年级，学校的老师拜托邦彦这么做。

我每天早上都能看到。邦彦从我家门前经过，一定会跟我打招呼。那孩子真的很乖。过一会儿，他会和小修一起走过来。有趣的是，这时邦彦会再打一次招呼，小修则是默默地低着头。一向如此。

就这样，小修总算每天按时上学了。很幸运，还一路读上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邦彦对他来说就像恩人一样。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真是想不通。

他们俩一起玩吗？嗯，我经常看到，还有棉被店主的儿子，他们三个经常在一块儿玩。就连玩好像也是邦彦邀约，小修才去的。他们的感情很好，这理所当然，不是吗？

邦彦不只对小修一个人亲切。他对每一个人，特别是比自己小的孩子，总是很和气。所以，我得再强调一次，对于这次的事情，我怎样都无法相信。

【松岛行男的话】

日高和野野口……

呀，对不起，得知那件事我也很惊讶。我一听到他俩的名字，就会不由得想起从前的点点滴滴。你真不简单，竟然会找上我。嗯，没错，我上小学时经常和他们在一块儿玩。我老家是卖寝具的，记得我们总是躲在后面的仓库里，拿店里刚进的坐垫来玩，所以老是挨骂。

不过说老实话，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们。只是因为附近没有其他小孩可以一起玩，不得已才跟他们凑合。所以，等升上高年级，我一个人可以跑得比较远之后，就和别的朋友玩了。

那两人的关系？该怎么说呢，我觉得那跟好朋友不同，也称不上是童年玩伴，该怎么形容呢？

哦，是吗？在面包店阿姨的眼里看来是这样？大人的眼光总是不太准。

那两人的关系绝对是不对等的。没错，日高一向占着优势。嗯，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日高下意识里会以为自己救了与学校犯冲的野野口。他虽然没有明说，态度里却有这层意思，他总是带领着野野口。我们三个经常去抓青蛙，就连那个时候，日高也要一一向野野口指点：那个地方很危险，再找一个更安稳的立足点，或是鞋子要先脱掉之类的。与其说日高在命令他，不如说是在拼命地照顾他，所以他们的关系倒也不是头目和喽啰，更像兄弟——虽然年纪一样。

野野口似乎也对日高颇不以为然，因为他经常会对我讲日高的坏话。只是面对面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

如刚才所说，升上高年级之后，我就没和他们一起玩了，那两人好像也是从那时起不再来往。其中一个理由是野野口要上补习班，没有时间玩耍。另外一个理由，我觉得好像是因为野野口的妈妈不喜欢日高。我记得有一次无意间听到野野口的母亲问野野口：“你没再和那家的孩子一起玩吧？”

她的口气非常严峻，表情怪吓人的。她说的“那家”指的是日高家，我后来才醒悟到。当时我想，她说的话真是奇怪，为什么不能和日高一起玩呢？至今我依然不明白野野口的妈妈为何会讲出那样的话。嗯，我完全猜不出来。

野野口拒绝上学的理由？我没法说得很清楚，直截了当地讲，就是和学校不对头吧。他好像也没什么朋友。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当时他曾提过要转校，好像想转到更好的学校，但终究没有转成，这件事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都十几二十年前的事，几乎要忘光了。

这次的事？我很惊讶。虽然我只知道他小时候的事，没资格乱说话，不过还是觉得意外。不，我说的是日高。虽然日高在野野口面前总占上风，却从来没把他当成跟班。他的正义感也很强，所以说他逼野野口做影子作家，实在是……或许，人长大了性格多少会改变吧，当然，是变坏。

【高桥顺次的话】

吓我一跳，我没想到警察会为了那个案子找上门来。不，我看了报纸，想起他们俩和我同校，又是同班同学的事。不过我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所以以为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了，这案子不是还扯上文学吗？那一向和我无缘，我想今后大概也是这样。你说，你想问什么？哦，那时的事。唉，真对不起，那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你听了可能要皱眉头。

你是从谁那里打听到我的？哦，林田，那家伙以前就是个大嘴巴。嗯，没错。最近校园暴力被炒得像是天大的社会问题，但我偷偷告诉你，我以前也常欺负人。嘿嘿，孩子嘛。不过，我觉得那种事也有存在的必要。我不是在找借口，你看，一旦进了社会，就有一大堆讨厌的辛苦差事等着你做，就把这种事当成步入社会前的练习不就得了？如果能从中全身而退，也能获得应有的智慧，不是吗？我是这么想的，最近大家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只不过就是欺负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当时的事，与其问我，倒不如寻求一个更好的方法。当然要我告诉你也可以，可是我大部分都忘了，不可能条理分明地描述。说不定讲到一半连自己都不晓得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那个好方法就是看书，看以日高之名发表的书。我想想，叫什么来着？书名取得挺深奥的，不太好记。什么？啊！对，对，就叫“禁猎地”，没错，就是它。什么？警察先生你也知道？既然如此，你就不用特地跑来找我了嘛。

嗯，那本书我没有全部读完，不过那件事发生之后，我曾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情去翻了翻。哈哈，那还是我第一次上图书馆呢，感觉怪紧张的。

读过那本书，弄清里面的情节后，你就会知道那本书的主角是以藤尾为原型，我们初中时代的事情也都写在里面了。哼，搞不好连我也被写进去了。

警察先生也读过了吗？哦，这样啊。嗯，这个我们只能在这里讲，那里面写的全是事实。真的。虽然看似一本小说，真实的情况其实就是那样。当然，人名会有所不同，但事情却是照实描述。所以只要读了那个，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事。连我已经忘记的事，也全写在里面了。

用胶带把人层层捆住，扔到体育馆里的手法也写了？说到这个，我就冒冷汗，因为是我带头做的，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只能说是年少轻狂吧。唉，就是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些全是藤尾指使的。那家伙很少亲自动手，却很会指挥同伴。我没想过要当他的喽啰，只不过和他一起谋划，事情会有趣很多。

你指的是藤尾攻击他校女生的事？对于那件事，我不是很清楚。不，是真的，我只知道藤尾一直在注意那个女生。她留长发，个头娇小，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美少女。你别看藤尾块头那么大，他其实有恋童癖，看到那样的女生，他就受不了。这些事那本小说里也写了，我一边读一边想，描写得还真是深入，写小说的人对藤尾了解得真的很透彻。

对了，那本小说还写到藤尾会突然消失的事。第六节上到一半，明明还没下课，他总是一个人不声不响离开教室。不，准确地说，应该不是第六节课的一半，而是快结束的时候。因此，课外活动的时间，藤尾几乎都不在教室里。他去了哪里呢？就如那本小说写的，那个美少女每天放学都走固定的路线，他肯定是跑去堵她了。他去做那件事从来不带同伴，总是独自一人。所以，藤尾去了以后做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大概是像小说写的，他一直躲在暗处观察那个女孩，构思他的掳人计划。这么一想，感觉怪恶心的。

他对那个女孩施暴的时候，好像只带着一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不，我是说真的，我没必要到现在还替他隐瞒。当然不会是我！我是做了很多坏事，但帮人家去强奸，这种事我可没做，请相信我。

正如你所说，《禁猎地》描写的施暴场景似乎有很多人参加。一个人负责按住那个女的，一个人用V8拍摄过程，还有其他人在旁观看。可是实际上，真正在场帮忙的只有一人，嗯，就是负责制住女孩的那个。而V8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他们用的是拍立得相机，听说是藤尾自己拍的。那时的照片后来怎么样了，我不清楚。小说上写藤尾打算把它卖给黑道，结果到底如何呢？那些照片我没看过，说老实话，我很想看，但没有传到我这里。

啊，对了，或许那个家伙知道！有个叫中冢的小子，他是藤尾的跟班，也因此从藤尾那里拿过不少好处。如果藤尾想寄放东西，一定会放在那小子那里，就算照片也不例外。但我不认为他到现在还会留着这种东西。他的联络地址我不清楚。中冢昭夫，昭和的昭，丈夫的夫。

我刚说的那些，野野口没有告诉你吗？他应该也很清楚才对。因为清楚，才能写出那样的书嘛！什么？他什么都没说？或许是说不出口吧。

为什么说不出口？那种事说起来不太光彩吧？没什么好炫耀的。

因为他被欺负？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可不怎么长。藤尾一开始就没把野野口放在眼里，他锁定的目标是日高，理由是日高太骄傲了。实际上是因为日高不管怎么被欺负，都不肯听从藤尾的使唤。藤尾毕竟是藤尾，一再被小看让他发了狂，致使手法越来越激烈。于是，那本小说写的情节就这么真实上演了。

没错，被我们用胶带捆绑的人也是日高。嗯，泼向窗外的盐酸也是冲着他来的。野野口？野野口那时已经跟着我们了，没错，他成了我们的人。那小子才是藤尾的喽啰，就连我们也可以使唤他。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不可能。不，毕业后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虽然这次事件的报道都写着，他们以前是很好的朋友，或许高中以后情况又改变了。不过据我所知，他们在初中时代绝对不可能是好朋友。因为野野口向藤尾说了很多日高的坏话。如果不是野野口，藤尾对日高也不会那么深恶痛绝。

所以，那本《禁猎地》里写到的中学生滨冈，肯定是日高。虽然坊间传说野野口才是真正的作者，为了让书以日高的名义发表，只好把日高写成了主角。野野口是谁的原型？会是谁呢？我说不上来，不过，总之就是藤尾的喽啰之一就对了。

仔细一想还真是奇怪。加害者写的小说以被害者的名义发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谷宏一的话】

拜托请尽量长话短说，因为待会儿我还要开会。

我实在不太明白，您到底有何贵干？不，我也曾听说警方为了办案，会彻底调查案犯的过去，但是我和野野口来往都已经是高中时候的事了。

什么？您从小学时代开始调查？这实在是……不，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有这个必要吗？

野野口跟一般人没啥两样，是个很普通的高中生。他和我都喜欢书和电影，我们经常聊这方面的事。嗯，我也知道他想成为作家。他那时就已经宣布，将来打算从事写作。他还曾把写在笔记本上的小小说拿给我看，内容我不记得了，多半是科幻小说。很有趣，至少当时的我从中得到了乐趣。

野野口选读我们学校的原因？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成绩刚好可以进这里。

不，等一下，我想起来了，野野口好像曾经说过，其实附近还有一所同等级的高中，但他就是不想去那里。同样的话他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所以我还记得。嗯，他肯定讲过好几遍，我才一直放在心里。

他讨厌那所高中的理由？我不记得他是否清楚地说过，不过大抵是环境不好、学生素质差之类的原因，因为他经常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就连提到母校也一样。

嗯，他的母校指的是小学、初中读的学校。说到那个学校的缺点，他可是经常挂在嘴边。

不，我很少听他讲初中时代的朋友。就算听过，应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因为我没有印象。我也从未听他提起日高邦彦这个人，他有这么一位童年故交，我也是案发后才知道的。

他经常抱怨学校和居住地，住在那个乡镇的人如何低级，那种地方的学校如何缺乏水准。他总是唠叨个没完，我都有点烦了。他平常还好好的，只要一讲到这个就会动气。我当时还想，他真是个怪人。不管是谁，都会觉得自己生长的地方是最好的。

他说：“我家原本不该在那种地方，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们被迫住在那里，所以我想住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搬家，住在那里只是暂时的。因此我们不需跟邻居套交情，我也不跟附近的小孩玩。”

他住在哪里对我来讲根本就无所谓，可是他再三强调这点，简直就是莫名其妙。但他和我来往的期间，好像也没搬成家。

说到搬家，我想起来了，他还讲过这样的话：

“小学的时候，我曾有过一次转学的机会，因为我怎样都无法适应当时的环境，我父母没有办法，只好作出最坏的打算。可是，最后那件事还是不了了之。详情我不清楚，不过看来好像是我又肯去上学给搞砸的。真是过分，我每天可是难过得要死。有个爱管闲事的邻居，每天都来找我，我没办法，只好去上学，都快给他烦死了。”

对我来说，有一个这么亲切的邻居是件好事。但野野口这么说，应该有他的道理。

高中毕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野野口了。不，好像碰见过一次，可是仅此而已，我们没再来往。

日高邦彦的小说？说老实话，我以前没有读过。我读的都是推理小说，即所谓的侦探故事，我比较喜欢那个。太过严肃的作品总让我敬而远之。

但这次不是出事了吗？抱着姑且一看的心理，我读了一本。因为听说真正的作者是野野口，我总忍不住感到好奇。

那本书叫《萤火虫》，写的是因妻子红杏出墙而苦恼的艺术家。艰深的道理我不懂，但我在读的时候，好几次有恍然大悟的感觉。有一些地方会让我感慨：“啊，这就是野野口的作品。”我可以感到他的个性充斥在字里行间。个性这种东西是不会改变的。

哦？什么？《萤火虫》是日高邦彦的作品？哦，啊，是吗？

哎呀，这下脸可丢大了。嗯，也罢，外行人本来就不懂。

就谈到这里好吗？因为我还有会要开。

【藤村康志的话】

没错，我是修的舅舅，修的母亲是我的姐姐。

诉请归还利益？那没什么。钱？不是单纯为了钱，站在我们的立场，总希望事情有个合理的交代，大家能把话讲清楚。

修杀害日高先生确实不可原谅，我也觉得他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修自己也是这么想，才会招供的吧。

不过正因如此，我们才觉得必须先把话讲清楚。就算是修的不对，他也不是毫无缘由就做出那样的事。我听说他和日高之间有很多恩怨情仇，所谓的影子作家，不就是替日高写小说吗？他忍受不了才爆发。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那边也有错，不是只有修有错。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修一个人受到惩罚，不是太不公平了吗？那位先生的过错该怎么算呢？

我是不太清楚，不过日高邦彦不是赫赫有名的畅销书作家吗？听说在缴税名单里名列前十呢。那是谁赚的钱？那不是卖掉修写的小说赚来的钱吗？而那些钱就这么原封不动地摆着，只有修一个人受到处罚，这不是有点奇怪吗？我实在不懂，要是我就会把那种钱归还。这是应该的，不是吗？

嗯，当然，我也知道他们有话要说。所以后续的事情我也委托律师了，希望事情能够有个圆满的解决。我只是想拉修一把，并不是想要钱。因为不管他们还回多少，也不会变成我的钱，那理所当然属于修。

话说回来，您今天到我家来是为什么事？我们的争端顶多扯上民法，跟刑警先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哦，您真正想谈的不是这个？

我姐的事？嗯，没错，那个地方是修出生不久后才搬进去的。买房子嘛，当时姐夫的亲戚正好有块地要低价出让，他们就在那里盖了房子。

我姐对那个地方？嗯，正如您所说，她不是很喜欢。她好像曾经抱怨过，早知道是这种地方，绝对不会把房子盖在这里。她好像一打算住下后，就对周围的环境作了很多调查。这就是她的感想。

她对那地方哪一点不满意？这个我不知道。每次只要一提到这个，姐的心情就不好，所以我总是尽量避免去谈。

警察先生，您为何要问这些？这些和这次的案件有何关联？

虽然有必要详加调查，可是连我姐的事都问，会不会太夸张了？算了，不管您怎么问，这些都已经是过往云烟，也无所谓了。

【中冢昭夫的话】

野野口？那是谁？我不认识。

初中时代的同班同学？嗯，大概是吧，我忘了。

报纸？我不看报纸。作家被杀的事？我不知道。

哦？作家和凶手都是我的同班同学？那又怎样，跟我又没有关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现在正失业，必须赶快出去找工作，希望你不要打扰我。

日高？你说的是那个日高？被杀的作家就是他？

嗯，那家伙我还记得。竟然是他！人什么时候死、会怎么死还真是难以预料呢。

你为什么要问这种事？你问他初中时候的事到底有什么目的？查案？案犯不是已经抓到了吗？你自己刚才说的。

哼，最近连警察都变得很古怪。

算了吧，都几百年前的事了。

嗯，是啊，我是整过日高好几次。也没啥特别的理由，就只是他撞到我之类的小事，总之就视情况办理。

日高那小子确实是头倔驴，怎样都不肯拿钱出来。其他没用的家伙，只要随便威胁一下，三五百、上千元不都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专找日高的麻烦。那小子确实很有骨气，我到现在才能这么讲。

你很烦啊，我不是跟你说不知道什么野野口吗？

啊？等一下，野野口？两个野再一个口？

是了，你说的是NORO吧？野野口，我们都管他叫笨龟。哦，如果是他，我就知道了。他是藤尾的钱包。

钱包你不懂？放钱的袋子啊。没错，他总是一个劲儿地把钱献给藤尾。那家伙不但出钱，还让人当下人使唤，十足的马屁精！

藤尾被赶出学校后，我们这群人也跟着四分五裂了。就连NORO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聚会上了。

上了隔壁学校的女生？那件事我不是很清楚，真的！虽然跟藤尾最亲近的人是我，但详情他连我也没说。主要是因为那件事之后，我跟他就很少见面，那家伙被迫在家自修。

不是，才不是我！藤尾欺负女生的时候，和他在一起的另有其人。我不知道，是真的。

我问你，这种老掉牙的事和这次的凶杀案有什么关系？

不，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刚刚说被杀的是日高？

准确的时间我不记得了，不过日高曾经来找过我，希望我告诉他有关藤尾还有那件强暴案的事。什么时候来着？应该是三四年前吧。

哦，对了，他说他打算写一本小说，以藤尾为原型。我没把他的话当真，现在才想起来。这么说，日高当时已经是作家了？哦，早知道应该多跟他要点礼金。

嗯，我把知道的全告诉他了。我对日高这个家伙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嘛。

至于欺负女生的事，我告诉他我几乎不知情。没想到，他还死缠烂打地说，就算只有一点印象也好。他八成也以为是我跟藤尾一起去强暴人家的。

照片？什么照片？

我有照片？是谁告诉你的？

……唉，有倒是有。

藤尾被捕之前给了我一张。拍得不是很清楚。我只拿那个应该没有关系吧？何况有了那个也不能干什么。

你说我一直保留就不对了，我只是碰巧没有扔掉。你自己在家里找找，肯定也会发现一两张初中时代的照片吧？

我现在没有了。日高走后不久，我就把它扔了。

把照片给日高看？嗯，我的确给他看了。我这人也很念旧，毕竟人家大老远跑来，还带了礼物。

他请我借给他，我答应了。可是两三天后，照片被放在信封里寄了回来，上面好像写着，他没有保存照片的习惯。后来，我连信封一起扔进了垃圾筒，就是这样。

之后，我再没见过日高。

照片只有一张，其他的照片怎样了，我不知道。

就这样，可以了吧？

【辻
村平吉的话】

对不起，我是他的孙女早苗。我爷爷讲的话，一般人恐怕听不懂，只好由我来翻译。不，没有关系。这样谈话才能尽早结束，对我们也比较好。

你问他多少岁？应该是九十一吧。心脏没问题，但腰腿毕竟不行了。不，他的头脑还很清楚，就是耳朵背了一点。

十五年前我爷爷就已经不做烟火师傅了。年纪大了是个原因，主要是供需上的问题。自从河畔的烟火大会取消后，爷爷几乎就没有什么事做了。我们家人倒觉得时机刚好，我爸爸并没有继承这份事业。

这是什么书？咦，《死火》……啊！这不是日高邦彦的小说吗？不，我不知道，我想我家也没人读过。我爷爷？我问问他，尽管问了也是白问。

……他果然不知道。我爷爷这十几年来都已经不看书了，这本书有什么特别吗？

啊，是吗？写的是烟火师傅的故事？

……爷爷说，没想到会有人写这么稀奇的事，因为这种工作一般人不太可能接触到。

什么？日高邦彦曾经住在那附近？嗯，没错，爷爷工作的地点就在那座神社旁边。哦，是吗？他小时候曾看过爷爷工作的情形，长大后就把它写进了小说？一直忘不了爷爷的事？这个嘛……

……听你这么一讲，爷爷说以前好像偶尔会有附近的小孩过来玩。因为危险，爷爷总不准他们靠近。不过，看他们那么感兴趣，只要他们答应不乱碰东西，爷爷还是会让他们进去。

你问这样的孩子有几个？请等一下。

……他说不上来到底有几个，不过记得的只有一个。

叫什么名字？让我问问。

……爷爷说他不知道名字。嗯，并不是忘了，而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爷爷对从前的事还记得一清二楚，我想他说得应该没错。

嗯，这个嘛……虽说他的记性很好，不过这样未免太勉强了吧？我先跟他说说看。

……真让人惊讶，他好像还记得。他说只要把照片给他看，他就认得出来。你今天带照片了吗？那我们让他认认看好了。

咦？这是什么？这不是初中纪念册吗？是，那个孩子应该就在这个班级里。啊，不过，那孩子去找爷爷的时候应该比这还要小吧？是啊，没错。哎呀呀，这可难了。你要我跟爷爷解释？这实在太困难了。并不是这么大的孩子？我要怎么跟他讲才好呢？嗯，算了，我先跟他说说看吧。

过去之章（三）

加贺恭一郎的回忆

对野野口和日高的过去（尤其是对他们的初中时代）有所了解的人，我已全数拜访。想必一定还有其他知情者，但必要的资料都已经找到。虽然这些资料就像散落一地的拼图碎片，我却隐约可见它们拼凑完成的图形，而那正是此次事件的原貌——我确信如此。

初中时期的暴力事件——或许可说是他俩关系的写照吧。当我朝这个方向想的时候，有很多地方不谋而合。假若省略他们晦涩的过去不谈，就无法说清此次谋杀。

对于校园暴力，我多少有些经验。但我没被人欺负过，也从来不曾加害别人（至少没有这个念头）。我所说的经验是站在教育者的立场时得来的。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担任初三毕业班的班主任。

上学期后半段，期末考试时，我察觉班上好像有这类情形。

有一个老师跑来告诉我：“加贺老师，你班上好像有人作弊。”他说，某一题有五个学生的卷子出现相同的答案。如果答案是正确的倒也罢了，偏偏他们错的地方一样。

“而且这五人的位子都集中在教室后方，我敢肯定这一定是作弊。我不介意由我来惩戒他们，但想先让你知道。”

这位英文老师做事一向冷静，就连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因为学生在他的课堂违规而动怒。

我稍微想了一下，回应道：“还是交给我来处理吧。”如果真有其事，我不认为他们会只挑英文一科。

“我无所谓，只是此风不可长。一旦他们得逞一次，下次作弊的人数就会增加。”

英文老师的忠告十分中肯。

我赶紧询问其他科目的老师，这五人的卷子有没有可疑之处。我教的社会科则由自己来调查。

结果，在语文、理化、社会这几科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迹象。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相似的地方，但也不能一口咬定那就是作弊。对此，理化老师说了：

“作弊的家伙也不是笨蛋，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孩子也有孩子的方法。”

可是，这个方法在数学考试上失败了，数学老师断定他们绝对作弊了。

“连一二年级的数学都不会的家伙，升上三年级后竟突然开窍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还没考试时，我就大致猜得出，这一题哪些学生会解，哪些学生只能举双手投降。以山冈来说好了，他不可能会做最后的证明题。答卷上他不是写了‘ADEF’吗？其实应该是‘△DEF’才对。他对几何问题一窍不通，才会把别人答案中的‘△’错看成英文字母A。”

不愧是研究数学的，他的意见很有说服力。

事情似乎不太乐观，我思考着该如何处理。对于作弊，这个学校采取的方式是，除非当场抓到、情节重大，否则不予处罚。不过，总得让那些学生知道，老师们并非全然不知情。必要时，必须警告他们一下。于是，某天放学后，我把他们找来。

我首先告诉他们，他们有作弊的嫌疑，证据就是英文考卷错在相同的地方等等。

“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做？”

没有人回答我。我叫出一个姓山冈的学生，又问了一次。

他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再一一询问其他人，不过他们都不承认。

既然没有证据，我也不好一直追究下去。不过我很清楚，他们在说谎。

他们之中有四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副桀骜不驯的态度，只有一个人眼眶红了，他姓前野。从之前的成绩来看，其他四个人肯定是抄他的。不管是给人家看还是偷看人家的，都得接受相同的处罚，这是这所学校的规定。

那天晚上，前野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儿子看起来怪怪的，是否在学校发生了什么？

我告知作弊的事，她惊呼一声，那心情肯定就像做噩梦一样。

“假设真的作弊了，我想前野也是提供答案的那一方。但违规毕竟是违规，幸好这次没有找到证据，我只是稍加警告就完了。他是不是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前野的母亲哽咽着说出令人意外的话：“他今天浑身是泥地回到家。虽然他一直躲在房里不肯出来，我还是看到他的脸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好像还流了血……”

“他的脸……”

第二天，前野以感冒为由没来上学。又过了一天，他来了，戴着眼罩，脸颊上的淤肿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打的。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前野不是那些坏蛋的朋友，只是被迫照着其他四人的话做。他之所以被打，也是因为作弊事件败露，那些家伙把气出在他身上。但这种事是否经常发生，还无法判断。

然后，暑假来了，时机真是不对。虽然察觉班上有恶意整人的现象，但这段时间里我什么都没做。如果要我解释，我会说是因为太忙了。虽然在放暑假，但为了学生的升学，我一刻也不得闲，有一大堆必须搜集的资料，还有像山一样处理不完的工作。不过，这毕竟只是借口。那年夏天，前野被山冈一伙勒索了至少三万元以上。不，更糟的是，他们之间的纠葛变得更晦暗、更复杂，而我直到后来才知道这些事情。

到了第二学期，前野的成绩急转直下，从班上少数有良心的学生口中，我得知校园暴力已经演变成经常发生的公开行为。他的头竟然还被烟蒂烫伤六处，我怎么都想不到。

我该怎么应付才好？有同事劝我，都三年级了，就假装没看到，静待他们毕业就好了。可是，这种事我做不出来。这是我第一次带三年级，我不希望在我班上就读成为学生的不幸。

我首先找前野谈话。我问他事情是怎么开始的？至今为止发生了什么？

但他什么也没说。他害怕要是不小心说出了什么，会被整得更惨。他的害怕非比寻常，额角的汗水和手指的颤抖说明了一切。

我想就从建立他的自信开始，我想到了剑道。我一直是剑道社的教练，曾看过很多懦弱的少年因为修习剑道而胆量渐增。

但现在才让他加入剑道社似乎太晚了，于是，我每天早上对他施以个别指导。前野虽然一副缺乏兴趣的样子，依然每天准时来到道场。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当然理解菜鸟老师为何突然想教自己剑道，他大概也不好意思辜负我的好意。

他终于也对一样东西感兴趣了——扔飞刀。

为了培养专注力，我偶尔会练习把双刃小刀掷向立着的榻榻米。有时会闭着眼睛掷，有时则是背过身掷。我担心会发生意外，所以只在没人的时候才做这样的练习。碰巧有一次让前野撞见了，他非常感兴趣。

他请我教他，我当然不可能答应，只允许他在一旁观看。他总是站得远远的，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掷刀。

当他问我秘诀的时候，我回答：“相信自己。”

不久，暴力事件的主谋山冈因盲肠炎住院开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想，什么都不做、静待事态平息是消极无用的做法，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化解前野面对山冈时的卑怯心理。

我命令前野将自己的笔记复印一份，给山冈送去。他泫然欲泣地回绝了，可是我不答应。我不希望他到毕业时仍是个懦夫。

医院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不知道。或许前野不发一言地放下笔记，就跑出了病房；又或许山冈从头到尾一直用棉被遮着脸。我想，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关系。

山冈出院后不久，我就确信这个方法奏效了。我不着痕迹地问过几个学生，没再听闻前野被人欺负的事。学生们讲的未必就是真的，但跟以前相比，现在的前野确实开朗许多，我因此判断事情真的好转了。

这真是大错特错！我一直到最后——毕业典礼结束之后，才明白过来。

当时的我无比轻松。全班学生的前途都有了着落，我相信问题都已解决，并自信地想，今后也能顺利地执好教鞭。

突然，一个电话找上了我，是少管科的警察打来的。他的话如一盆冷水般从我头顶淋下。

他说，前野因伤害罪被逮捕了。

案发地点在游乐场，受害人姓山冈。

刚听到的时候，我还以为对方讲错了，受害人是前野、加害者是山冈才对。

接着听下去，我就明白了。他说，前野被逮捕的时候，衣服都破了，全身是伤，整张脸扭曲变形。

不用讲也知道是谁把他整得那么惨。山冈等人特地等到前野落单时才围殴他。这群家伙说，先前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学校有个姓加贺的老师会唆。离开前，他们还朝前野的脸上撒了泡尿。

没人知道前野在地上躺了多久。他忍着全身伤痛爬起来后，就直奔学校的剑道场，从我的抽屉里取走了小刀。

他知道山冈等人会在哪里出没，因为他之前有好几次曾送钱过去。前野在电子游戏机前发现了正喧哗吵闹的山冈，他毫不犹豫地从后方欺身过去，掏出刀子刺向山冈的左下腹。

店员报了警。直到警察赶来，前野一直呆呆伫立。

我马上赶往警局，可是没能见到前野，他拒绝见我。山冈马上就被送进了医院，听说没有生命危险。

两天后，负责的警官对我说：“前野似乎打算一命抵一命。至于山冈那个孩子，我问他为何要对前野施暴，他回答说因为看他不爽。我问为何看他不爽，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种话真叫人沮丧。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前野或山冈。特别是前野，据他母亲转述，在这世上，他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我。

同年四月，我辞去教职——我逃跑了。

至今我依然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败笔。

真相之章

加贺恭一郎的阐明

身体状况怎样？我刚刚跟主治医生谈过，听说你已经决定要动手术，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你应该乐观一点。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非常高，不会有事，是真的。

之前我就想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发觉自己的病况的？今年冬天？今年才开始的吗？

应该不是吧？我想最晚在去年年底你就察觉自己旧疾复发了。同时，你恐怕认为自己这次凶多吉少，所以才会连医院都没去，不是吗？

我之所以这么想，理由只有一个，我猜最晚从那时开始，你就已经在计划这次的事了。这次的事？我指的当然是杀害日高。

你好像有点惊讶？不过，我讲的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嗯，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连证据都有了。关于这个，我待会儿会一一说给你听。我想恐怕会占用不少时间，不过医生已经准许我这么做了。

首先请你看看这个。嗯，是一张照片。你有没有印象？就是你潜入日高家时被拍到的画面。日高邦彦在庭院装摄影机，暗中拍下这卷东西，你是这么说的。

我将那卷带子中的某个画面转印成这张照片。如果你希望，我可以把录像机拿来，从头放一次给你看。但我想应该不必，只要这张照片就够了。况且对你而言，那些影像也看腻了，是吧？

因为那些影像是你自己做的，不是吗？你自己演出又自己摄影——所谓的自导自演。看到不想再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对吧？

没错，我说那卷带子是伪造的，那里面拍摄的内容全是假的。

嗯，我正要用这张照片证明给你看。其实要证明这件事也没多大困难。对于这张照片，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这个画面并非如角落日期所示拍摄于七年前。

就让我告诉你我为何这么肯定好了。其实非常简单，画面中是日高家的庭院，里面种有一些花木。这张照片里没出现什么特别的植物，日高家引以为豪的樱花不在里面，草皮也都枯萎了，一看就知道是冬天的景观，不过，是哪年冬天就难以判定了。再加上是在半夜拍的，一片昏暗，细部很难看清楚。但也正因如此，你才会以为这卷带子可以骗过我们吧？

野野口先生，你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我不是在吓唬你，你真的出错了。

让我告诉你吧，问题出在影子！你看，樱树的影子不是落在草皮上吗？这就是致命的失误。

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就算这七年间树长大了，但因为光线的影响，也不能单以影子的长短来分辨是现在的树还是以前的树，这样说确实没错。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出在，樱树的影子只有一道。

看来你还是不懂，就让我揭晓谜底吧。如果这个画面真的是七年前拍的，那么树影应该有两道。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是的，七年前日高家的庭院里共种了两株八重樱，成双并立。

你有话要说吗？

那卷带子多半是最近才拍的，你自己去拍的。

问题是，你有没有机会去拍？对此我已经向日高理惠确认过了。

她回答，应该不太困难。她说，去年年底，日高还是单身，偶尔会和出版社的人出去喝酒，只要挑那个时候下手，就可以慢条斯理地从容拍摄。

但这也得要有日高家的钥匙才行。要拍摄从庭院潜入日高工作室的画面，必须先把工作室的窗户打开。

根据日高理惠的说法，要拿到应该也不是问题。怎么说呢，日高出去喝酒的时候，不会把钥匙带在身上，总是把它藏在玄关的伞架下面。自从在外面连丢了两次钥匙后，他好像就一直这么做。如果你知道这件事，就不用操心门窗的问题了。你应该知道吧？理惠是这么证实的。

不过，野野口先生，我发现录像带是伪造的，并非因为八重樱的影子。事实上，正好相反，我是在确信带子是假的之后，才一再地回放画面，与少数的日高家旧时庭院照片作比对，进而发现了这个纰漏。我为何确信带子是假的呢？那是因为我对其他证物起了疑心。

所谓的其他证物指的是什么，野野口先生，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没错，就是大量的原稿，我一直相信那些堆积如山的稿件与杀害日高的动机有关。

因为此次事件，我将你逮捕，在读过你的自白书之后，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搞不清楚。诚然，这一个个疑问都解释得通，但解释得通与百分之百信服是两码事。野野口先生，在你的自白书里，我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因为这种感觉，我怎样都无法接受你的告白。

有一次，我忽然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案发之后，我曾和你见过无数次面，可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过它？真是不可思议。就在这么近的距离里，有一个这么明显的提示。

野野口先生，请你把右手伸出来。

怎么？我要的是右手。如果不行，光右手的中指也可以。

那中指上的茧是因握笔而产生的吧？真够大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记得你一向都用打字机。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听说你教书的时候，所有的讲义也全用打字机处理。既然这样，你怎么会磨出这么大的一个茧呢？

是吗？这不是写字弄出的茧？那这是什么？不知道？你不记得了？可我怎么看都像是握笔产生的茧。你想不出来这个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

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重点是，在我眼里它就是握笔产生的茧，于是我想，惯用打字机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茧？有什么需要你常常亲手动笔书写？

我想到了那些写在旧笔记本和稿纸上的作品，脑中萌生了某种假设，让我的背脊一阵发凉。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整件事将会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是的，我的推断如下：那一大堆作品并非写于从前，而是你临时加工赶出来的。

我会突然发冷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对吧？如果真是这样，日高从那些作品中窃取创意的说法便也是谎言。

难道就无法分辨真伪吗？经多方调查，我终于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

野野口先生，您认识辻村平吉这个人吗？不认识？这样啊，果然……

根据你的自白书，你和日高邦彦小时候经常去看隔壁的烟火师傅工作，并以此段记忆为基础写出《圆火》这本小说，然后日高以你的《圆火》为草稿，发表了《死火》。

辻村平吉，正是当时那位烟火师傅。

嗯，这个我知道，记不记得名字不是问题。恐怕我这样问日高邦彦，他也会说他忘了。

幸好辻村先生倒还记得这事。他记住的不是名字，而是长相——从前那个常去玩的孩子的脸。辻村先生说，常去玩的孩子只有一个。

他还活着，虽已九十高龄，必须依靠轮椅行动，但脑筋还十分清楚。我让他看了你们的初中纪念册，他一眼就认出了当时去玩的孩子。

他指的是日高邦彦。

对你，他说完全不认识。

有了辻村先生的证词，我就确信，“日高剽窃你的小说”这一说法根本是无稽之谈。那些写在旧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作品，只不过是你从他的书里抄来的。

但你被日高以杀人未遂罪名威胁的事又作何解释呢？

知道了吧？这样推到最后，自然会怀疑到那卷带子。能够证明你曾经杀人未遂的，只有那卷录像带。当时你犯案所拿的刀子，根本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上面只有你的指纹。

而就像我刚刚说明的，我因此发现带子是伪造的。反过来说，这表明我如今所提的假设都是正确的，即根本没有杀人未遂案件，所以日高也不可能威胁你，恐怕连抄袭作品的事都是虚构的。

那么，你自己承认，杀人未遂的起因在于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这又作何解释？你所说的外遇真的存在过吗？

至此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哪些东西暗示了你和日高初美的关系？

首先，是在你屋里找到的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其次是后来又发现的、被认为是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初美的照片，以及看似同一地点的风景照片。

就这么多，没有人可以证明你俩的关系。

证物中的旅行申请表，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那根本不算证据。至于项链，你说那是打算送给初美的礼物，这也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那么围裙呢？不管怎样它肯定是初美的东西。就像我先前跟你说的，初美曾穿着那件围裙拍过其他照片。

你要从日高家拿走日高初美的围裙并非不可能。日高邦彦和理惠结婚之前，曾将前妻初美的遗物作过整理，那时你过去帮忙。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一件围裙，应该还挺容易的。

去帮忙整理的那天，你可能还偷走了其他东西，也就是相片。被偷走的相片恐怕得具备这些条件才行：首先，必须是初美的独照；其次，没有其他照片可以显示日高曾摄于同一场景；最后，同样一个地点，最好还有几张纯风景照可兹对照。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那张在富士川休息站拍的相片。你把初美的独照和风景照偷偷地放进口袋。

嗯，当然，我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偷的，但你有可能会偷。既然有这个可能，那么你所声称的与初美间的不伦恋情就不足采信了。

如果杀人未遂、你被日高威胁、作品被剽窃这些事都不存在，以此为前提，说你们的外遇关系也系子虚乌有，应该不过分吧？

没错，这样看来，初美的意外当然也只有一个解释。那肯定是交通事故，并非自杀。既然没有动机，也就没有理由怀疑她是自杀身亡。

我们先整理一下，从去年秋天开始，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就让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回顾吧。

首先你得准备未经使用的旧大学笔记。只要到学校里找一找，那种东西应该很快就能拿到。接着你把日高邦彦早期发表过的作品一一抄写到上面，但你不能完全照抄，语法和人物的名字必须修改，剧情也要稍微重新编排，你想尽办法让这些笔记像是那些作品的原型。就算只抄一本，恐怕也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吧？我可以想象那是非常艰辛的大工程。至于日高近期发表的作品，你则改用打字机进行。和大学笔记一起找到的、写在稿纸上的那些小说，才是你以前的作品，因为日高的小说里找不到与这些作品吻合的内容。

其次，关于《冰之扉》这本书，你也必须想好后续的发展才行。你不但要让警方看到构思剧情的记录，还要亲手书写作为不在场证明用的原稿。

接着是制作录像带。这个我刚刚也讲过了，恐怕在去年年底你就拍好了。

然后，到了今年，你把日高初美的围裙和照片弄到手。此外，应该也把旅行申请表、项链等小道具备齐了。你想说申请表是旧的？那种东西很可能学校就有剩下的。还有，你说衣柜里摆的佩斯利花呢领带是初美送的，餐具架上的咖啡杯是两人一起去买的，这些恐怕都是你最近才准备好的。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听说日高夫妇为了打包送去加拿大的行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其间你好像曾到他家去拜访过一次。你去他家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把两件东西藏进行李——刀子和录像带。你甚至还费了点心思，把录像带放进挖空的书里，这样看来就真的很像是日高邦彦刻意隐藏的了。

以上的准备都作好之后，接着就只等四月十六日那天。没错，就是案发当天。

不，不，这次的案件绝对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长期安排的、恐怖的有计划犯罪。

通常的有计划犯罪，案犯最常演练的是如何避免被捕、要怎样作案才不会被发现，以及一旦被发现后该如何洗脱嫌疑——案犯绞尽脑汁想的应该是这些。

但你此次犯罪计划的目的却完全不同。你一点也不在乎被逮捕，不，应该说，这所有的计划都是在确定将被逮捕的前提下拟定的。

简单说来，野野口先生，你花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功夫，要制作的是动机，杀害日高邦彦的适当动机。

这真是惊人的想法。要杀人之前，先想好杀人动机，这恐怕是前所未闻的事。一直到现在我才敢这样讲，在此之前我是多么烦恼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这就是我的心情写照。

说起那卷带子，如果一开始警察就有所怀疑，说不定就能早点认出那是伪造的。专案组并没有起疑，那也是理所当然。那卷带子是证明犯罪动机的重要证据，又有谁会想到那是身为案犯的你亲手制作的呢？

写在大学笔记和稿纸上的作品也是一样，暗示你和初美关系的小道具更是如此。如果那些东西足以证明你没有犯罪，专案组肯定会改变调查角度，进而确认物品的真伪。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全是证明你犯罪动机的证物。遗憾的是，现在的警察处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时会比较严谨，处理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时则倾向于宽松。你很了不起，看穿了警察的弱点。

你特别厉害的地方，在于你不自己言明这个伪造的动机，而要警方东查西访才找到。如果你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把动机说出来，再笨的警察也会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巧妙地引导警方走入错误的侦查方向，不，应该说是你设下的圈套。让人以为是日高作品出处的大量笔记和稿纸是你的，这是第一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是围裙、项链、旅行申请表，以及日高初美的照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迟迟找不到初美的照片，恐怕让你很焦急。记得那时你跟我说：“你们不要再到我的屋里乱翻了，那里还有别人寄放的重要书籍。”因为这个提示，我们才在《广辞苑》里找到了日高初美的照片。你引导得真是漂亮啊！想必你自己也松了口气。

就连第三个陷阱也多亏你的提示。案发后，你问日高理惠，日高邦彦的录像带放在哪里，理惠回答，送到加拿大去了。结果你请她等行李一送回来就马上通知你，有这回事吧？

因为这些话，我联想到日高邦彦的录像带里说不定藏着什么秘密，于是，才发现了在“杀人未遂”那晚所拍的带子。更惊人的是，这卷带子还藏在日高所著的《萤火虫》里。只要读过《萤火虫》，任谁都会想到书中的描述与录像带的画面相符，就连这个你也不着痕迹地引导了。

说到这个，我想起事发当晚，我们相隔十年再度重逢，我向你询问日高邦彦的作品，那时你首先推荐的就是这本《萤火虫》。你连这个都事先算计好了，真令我肃然起敬。

让我们稍稍把时间倒回去一点，回顾一下那天的事——就是你杀害日高邦彦的那天。

从上述推理，应该可以明白，这起命案绝对是有计划的。不过站在你的立场，你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这点，一定要让它被认定为临时起意的犯罪，否则，伪造的动机就没用了。

为了谋杀的方法，你费尽了心机。使用刀子或毒药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样等于是公开承认凶手早已起了杀机。那么勒毙怎么样？可是，一想到两者体力的差距，光凭你自己的力量要勒死对方好像困难了点。

于是，你决定采取偷袭的方法。用钝器从背后偷袭，等到对方倒下，再勒紧他的脖子，施予致命的一击。

但这种方法也需要有凶器才成，最好能直接采用日高家现有的东西。你想到了日高平常惯用的镇纸，用那个来敲击应该没问题。那要用什么来勒脖子呢？对了，电话线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我的想象里，恐怕你当时也曾这么自问自答。

这时你心里却产生了不安。作案当天，日高家的行李应该都整理得差不多了，有可能事先设想的凶器届时已经不在了。

电话线应该没有问题。日高还有工作要赶，写好的稿件得传送出去，因此他不会先把电话收起来。

问题出在镇纸上。对写作而言，那并非不可或缺的东西，很可能早就被收进了箱子——你连这点都考虑到了。

如果没有镇纸怎么办呢？为了避免这种情形，你认为还是得自己准备凶器才行。你准备了唐·培里侬的粉红香槟。如果有什么意外，你打算拿酒瓶充当凶器。

你刚到日高家的时候，并没有马上把那瓶香槟送出去。因为一旦交到对方手上，恐怕就不能拿它当凶器使用了。

你先和日高邦彦一起进入工作室，确认那方镇纸是否还在原处。当你见到它时，肯定松了口气吧？

后来，藤尾美弥子来了，你们一进一出之后，你把香槟交给了理惠。如果镇纸不在，我想你就不会把酒交出去，而会把它转作杀人的凶器。庆贺乔迁之喜的香槟顿时变成了杀人工具，这种情况依然会给人一时冲动犯案的印象。可站在你的立场，如果可以，你认为还是用日高的物品——镇纸来杀人会更加实际。

你在手记里没有提到香槟，是因为害怕警察会追究这方面的事，对吧？我刚听说此事的时候，还怀疑香槟里下了毒。我甚至还问把它喝掉的酒店职员，那味道怎样。他回答很好，我才排除了下毒的可能。但仔细一想，你是绝对不会用毒的。

对了，你用电脑和电话制造不在场证明的那招还真是了得，我的上司和同僚至今还不太明白其中的机关。

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我们没有识破你的伎俩，你打算怎么办？假设你既没被怀疑，也没被逮捕……

你好像不想回答。

算了，现在才问这个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在现实中，我们确实识破了你的计谋，也逮捕了你。

你累了吗？这故事是有点长，请你再忍耐一下。拜你所赐，我也筋疲力尽呢。

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以被逮捕为前提，虚构犯罪动机，令人怎么想都想不通。

我大胆推测之下，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某事的发生，使你作出杀害日高邦彦的决定，而杀人的结果就是被逮捕，你已经有所准备。我在想，这一切应该都跟你癌症复发有关。也就是说，假使你真的被抓了，待在监狱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就算真被捕了，你也非得隐瞒真正动机不可。对你而言，那真正的动机若被公之于世，比起因杀人嫌疑被捕还要可怕千百倍。

关于那真正的动机，我很想听你亲口说出，怎么样？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再守口如瓶也没有意义了。

是吗……

你怎么样都不肯吐露实情？那只好让我来说说我的推理吧。

野野口先生，你猜这是什么？嗯，是的，是光盘。这可不是音乐盘，讲确切一点，这张光盘存有电脑数据。

如今，电脑所用的软件大都以这种方式储存、出售，比如游戏、词典。

不过，这并非市面上售卖的光盘，而是日高特地委托业者制作的东西。

你是不是很好奇里面会有什么数据？事实上，这里面恐怕有你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你知道了？没错，这里面存的是照片，它的性质类似影像光盘。

日高好像不习惯把小说用的资料照片摆在相簿里。文坛中很早便采用电脑设备的日高，似乎在好几年前就已经习惯把资料照片全部制成这种光盘来保存，最近他更是用起了数码相机。

你想问我为何会注意到这张光盘？我彻查了你和日高的过去，发现了一张照片的事。那张照片的拍摄内容如果和我想象的一样，那么，至今为止原本被忽略的事物突然都有了意义，它们全有脉络可循。

我开始寻找那张照片。不，事实上，那张照片已经被某人处理掉了。但在这之前，它曾到过日高手里。我想，日高肯定会用某种形式将其复制，于是，我发现了这张光盘。

我们别再卖关子了，那张照片拍的是藤尾正哉强暴初中女生的画面。

这张光盘里储存的画面，鲜活地重现了当时的情景。

我本想把它打印出来，带来给你看，但我临时打消了念头。这样做毫无意义，只会唤醒你的痛苦。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在那张照片里看到了什么，和我之前想象的一样，没错，按住那个女生、协助藤尾正哉施暴的人就是你！

关于你的初中时代，我稍作了一番调查。很多人讲了很多事情，其中也包括校园暴力。

有人说，野野口曾被欺负；也有人说，不，不是这样，那家伙被欺负的时间很短，后来他反而加入欺负人的行列。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一样的，你从头到尾都被人欺负，只是欺负的形式不同罢了。

野野口老师你总算肯开口了？你教书的时候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真可谓切身之痛啊。我也是。校园暴力事件绝不可能销声匿迹，只要当事人都还在学校，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当老师说“已经没有这类事件”的时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幻想。

不难想象，那起强暴案成为你心中难以治愈的伤痛。你恐怕不是因为喜欢才做那种事情的。你心里很清楚，只要违逆藤尾正哉，你又要重新过受尽凌辱的悲惨日子。因为害怕这点，纵使百般不愿，你还是让自己的手沾上这么肮脏的事。一想到当时加在你身上的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就连我这个局外人都觉得心痛。仔细一想，你当时承受的最大暴力，就是被迫成为那场暴行的共犯。

为了换取这段令人诅咒的记录，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想，难道这会构成此次的杀人动机？

可是……

你为什么突然对这个秘密紧张起来？不管是日高取得照片书写《禁猎地》之前，或是新书发表之后，都没有迹象显示他曾跟第三者提起照片的事。这样看来，你不认为这个秘密会一直保守下去吗？

请你不要到现在还想编造日高用照片威胁你的谎话。这种临时撒的谎很快就会被揭穿。不说别的，这根本不像老谋深算的你会做出来的事。

我猜这和藤尾美弥子有关，她的出现把一切都搅乱了。

因为《禁猎地》一案，她打算和日高对簿公堂，日高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走这一步，于是你突然不安起来。会不会有一天，那张讨厌的照片被当成呈堂证物送进法庭？！

这是我的猜测，我想，从日高开始写那本小说以来，你就一直抱着不祥的预感，时时刻刻提心吊胆。藤尾美弥子的出现让你的恐惧达到了顶点，你终于下定杀人的决心——这是我的推测。

但光这样还无法解释所有的事情。不，事实上，以上这番推理漏掉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你和日高邦彦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因为不想让不堪的过去被公开，于是杀了握有证据的人，这可以理解。只不过，这个知道秘密的人平常对自己亲切有加。难道你不认为，就算日高和藤尾美弥子的官司陷入胶着，他也会继续替你保守秘密吗？

在你的自白书里，你极力描写你们之间充满憎恨的关系。但在那些谎言被戳穿的现在，就必须舍弃这个前提。

我们仅就目前掌握的事实，来审视日高如何待你，得到的结论如下：虽然你们从初中之后就没再碰面，日高仍大方地接纳了曾在初中时期仇视他的你，恢复了你们的友谊。不只如此，他还替你介绍出版社，让你能在儿童文学界立足。而在与藤尾美弥子的多次谈判中，他一直都没有提到与《禁猎地》这本书有密切关系的你。

综合这些事实所呈现出的日高形象，与他少年时的情形非常吻合。曾经有人告诉我：“不管对谁，他总是非常亲切。”

我想，至少日高是真的把你当好朋友看待。这么一想，一切就都通了。

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怎么说呢？这和我先入为主认定的日高实在相差太多。事实上，在调查日高少年时代的过程中，这个观念一直牵绊着我。

于是我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矛盾？是因为我读了你伪造的自白书？不，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对日高抱有某种成见。这个看法从何而来呢？终于，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想起你一开始写的案发当天的记录。

那份记录里，我只注意与案情直接相关的部分。事实上，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暗藏着一条意味深远的线索。

看你的脸色，你应该已经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嗯，是的，我讲的是杀猫那件事。那只猫是你杀的吧？

我找到了农药。你屋外的阳台摆了两盆植物，里面的土验出农药的成分。你做完毒丸子之后，不知该怎么处理剩下的东西，就把它和那些土混在一起，是吧？

找到的农药和从猫尸上验出的农药属于同一种。嗯，尸体还没有全部化掉，饲主把它装进箱子，埋在院子里。

邻居的猫很讨厌，你曾听日高提起这件事吧？或是你读过那篇名为“忍耐的极限”的短文？你们俩的感情那么好，应该是直接听他讲的。

你做好了毒丸子，趁日高夫妇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放到他们家的院子，猫于是被毒死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从刚才起一直讲的，为了刻画日高的形象。

因为这次事件，我对文学界多少有了些了解。我记得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性格描写”这个词。当作者想让读者了解某个人物的时候，直接说明陈述的效果，远不如配上适当的动作和台词，让读者自己去建构人物的形象。这就是“性格描写”吧。

你在虚构那篇手记时就已经想到，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日高的残酷形象植根于读者——也就是警方心里，而你设想好的情节就是毒猫事件。

案发当日，你在日高家的庭院遇到猫的饲主新见太太，应该算是意外。但这对你而言求之不得。以这番偶遇作为手记的开头，日高杀猫的事就更具真实性了。

说来惭愧，我完全被你的把戏误导了。我逮捕了你，明明知道你最先写的手记不可信，却没料到连杀猫的那段也是假的，一直没有把自己对日高的印象矫正过来。

我只能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我觉得这是你在此案布下的所有陷阱里最高明的一个。

当我发觉这个杀猫陷阱时，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或许，你制造这个陷阱的目的也就是你此次犯案的目的。

你的最终目的是贬低日高的人格。这样一想，这起案件总算真相大白了。

我刚刚陈述你的犯罪动机时，说到你是为了隐瞒初中时代的可憎过去，才杀了日高。对此你没有否认，我也一直认为是这样。

但我认为，这只不过是让你决定杀人的导火线。

我试着想象，从你对日高起了杀意，一直到你实现计划为止，其间的心路历程有着怎样的转折。基于上述理由，你必须制造一个杀害日高的适当动机。然而，你必须想出一个当案情被公布时，世人同情的目光会集中到自己身上，反倒是被害人日高受人唾弃的动机。

出于这种考虑，你捏造了与日高初美的不伦关系，并进而想出被逼做影子作家的故事。如果顺利，你甚至能够得到日高问世作品之真正作者的美誉。

正因为怀着这一目的，你才会复制大量手抄稿，弄得自己的手指都长了茧，甚至不惜在寒夜里费那么大功夫去拍一卷假录像带。你得花几个月，才能准备得这样周全？如果光为了隐瞒过去，弄个比较易懂的动机不就好了？

你费尽心思想出计划，就为了破坏日高辛苦构筑的一切。而杀人这件事，只是这个计划的一小部分。

就算被捕也不怕，即使赌上自己所剩无几的人生，也要贬低对方的人格。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啊？

说老实话，我实在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野野口先生，你也是这样吧？或许连你自己都说不清。

我想起十年前亲身经历的某件事。你还记得吗，我们班的小孩在毕业典礼之后，用刀刺伤了一直以来欺负他的同学。当时，那个欺负人的主谋曾说了这么一句经典台词：“我就是看他不爽。”

野野口先生，你的心境怕是应该也跟当时的他一样。在你心里深藏着对日高的恶意，这仇恨深得连你自己都无法解释，而它正是造成这次事件的缘由。

这股恶意到底从何而起呢？我非常仔细地调查你们二人的过去，然而发现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让你怨恨日高。他是个非常好的少年，又是你的恩人。你和藤尾正哉曾经联手欺负他，他却反过来救了你。

但我知道这样的恩德反而招致了怨恨。因为在他面前，你不可能没有自卑感。

然后你长大成人了，又不得不陷进忌妒日高的泥淖。这世上你最不想输给他的人，竟然率先一步成为作家。我试着想象你获知他夺得新人奖时的心境，不禁全身汗毛都竖立起来。

即使如此，你还是去拜访了日高，因为你一心想成为作家。你相信和日高保持联系将助你早日实现梦想，于是，你暂时镇封住心底隐藏的恶意。

然而，你的人生是那么坎坷。是运气不好，还是才能不够？我不得而知。总之你不但没能成功，还得了癌症。

我相信你心里的封印是在意识到死亡的那一刻解开的，你无法忍受就这么抱着对日高的恶意离开人世，而引燃这股恶意的，是日高握有你过去的秘密这一事实。

以上是我所想的事实真相，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既然你沉默不语，我可以将它解释成默认吗？

好像说得太久了，连我的口也干了。

啊，对了，我再补充一点。

从你和你母亲过去的言行，我感到你们好像对日高以及当时的邻居存有某种偏见。

但我敢说，不论如何丑恶的偏见，它的产生绝对不是历史和地域的错。

青少年时期，你之所以讨厌日高，理由之一恐怕是你母亲不自觉流露出的那份轻蔑，我想这有必要澄清一下。

最后，我衷心祝你手术成功。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能够活下来。

因为法庭正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