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dwig Von Mises by Israel M．Kirz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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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评传/（英）伊斯雷尔·M．柯兹纳著；朱海就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8.7

书名原文：Ludwig Von Mises

ISBN 978-7-5443-8357-8

Ⅰ．①米…　Ⅱ．①伊…②朱…　Ⅲ．①米塞斯—传记　Ⅳ．①K835.2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1000号

米塞斯评传

作　　者：（英）伊斯雷尔·M．柯兹纳著

监　　制：冉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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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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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6.75

字　　数：140千

书　　号：ISBN 978-7-5443-83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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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言：米塞斯为什么重要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以下简称“奥派”）不是“主流”（mainstream）经济学，但属于“主线”（mainline）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从边际革命开始，而边际革命是主观主义革命，即主观价值的思想取代了之前的客观价值论。在“边际革命三剑客”（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中，门格尔最为彻底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其他两位的“主观主义”只是服务于均衡思想的手段，如德索托教授所指出的，“边际效用规律只是对数学均衡模型的补充……而对门格尔来说，边际效用理论具有本体论上的必要性”。[1]“边际革命三剑客”的分歧预示着经济学的分野，一是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代表的传统，也是后来的马歇尔传统，这一传统把“均衡”作为核心，后来成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可视为古典经济学和边际思想的折中，它只是在名义上接受了主观主义思想，并没有去应用它；二是门格尔开创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该学派一以贯之地贯彻了主观主义，所以奥派也称主观主义学派。“主观主义”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为什么那么重要？一个原因是斯密的经济学缺乏一个可靠的微观基础，尤其是其价值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不能为他自己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提供理论支撑，而主观主义思想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古典自由主义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理论支持。

米塞斯无与伦比的贡献

米塞斯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他发展了门格尔—庞巴维克传统。在米塞斯扛起奥派复兴大旗之前，很多人认为奥派的思想已经被主流吸收了，它已经融入主流，一个独立的奥派已经不复存在了。但米塞斯通过对门格尔传统的重新诠释，对主观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人们再次意识到奥派的独树一帜。米塞斯把门格尔的主观思想发展成“行动学”。行动学的基本出发点是“行动人”，相比主流经济学高度抽象化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行动人是更为真实的，它强调人有自己的目的，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是在给定的约束下追求最大化，或者说，人的行为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而外，这意味着人的行为不能用给定的函数去表示，这便意味着人的创造性。而干预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不相信人的创造性，它在“人论”上是错误的。

主流经济学把资源最优配置作为目标，这样“人”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了实现该目标的手段，而在米塞斯的行动学中，不存在单独的资源配置问题，或者说它只是人行动的结果，只是个体根据自己的目的配置（选择）自己的手段（方法）。哈耶克认为，经济学是关于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无意识结果。而使每个个体受益的正是这有意识行为下的协作，也就是市场。所以“看不见的手”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行动，斯密虽然提出“看不见的手”概念，但只是作为对市场的一种“描述”，没有进行理论挖掘，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奥派经济学家弥补了斯密的这一不足。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把行动的个体抹去了，“看不见的手”被不恰当地简化为“均衡”，这样对“看不见的手”的理解就产生了偏差。可见，奥派这根“线”比新古典经济学更能接续斯密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理念，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奥派是经济学“主线”的原因。

米塞斯构建的“行动学”理论体系相当完整。其中包括“经济计算”，这是米塞斯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指出计划经济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因此也是无法运行的；提出回溯定理，解决了货币价值的循环论证问题；批评利息的生产力说，捍卫了利息的时间偏好说；区分垄断与垄断价格，指出垄断是常态，只有在出现垄断价格的情况下才损坏消费者，但这种情况一般只见于原料的控制等少数情况。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经济危机的成因；他的市场过程思想视企业家为市场的驱动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对应；他的产权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权与封建社会中的产权有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家只能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使用资产，因此消费者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些理论逻辑一致地贯彻了“主观主义”和“个体主义”。在这其中的每一个领域，米塞斯所做的贡献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米塞斯的理论体系中，一个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的是先验主义方法论。行动学公理是先验有效的，它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求助于经验的证明，相反，经验依赖于先验的行动学知识。人的行动本身也具有先验的性质，我们的头脑里总是先有概念、范畴和理论，然后才有行动。先验和经验不是一对反义词，而是互补的，我们有了“先验”知识，所以并不需要经历同样的经验才能理解他人的经验。“先验”并不意味着与现实无涉，有的先验知识是与生俱来的知识，但也不否认经验、内省和后天学习对于获得先验为真的公理性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先验的反义词与其说是经验，不如说是实证，即一种认为可以通过“假设—验证”的方式获得知识的方法，当然那种把可靠的理论作为前提的实证并不是批评对象。

经济学的敌人

在这本书中，柯兹纳提到了经济学的两个敌人：一个是历史主义者，另一个是实证主义，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否定存在普遍有效的理论，以及“排除基于内省的洞见”。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实证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对实证主义的批驳也适用于对历史主义的批驳。实证方法为芝加哥学派所倡导，也是目前经济学界最为流行的方法。如前面的提到的，米塞斯最为重视的是“方法论”，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尽管同意米塞斯的很多观点，但他最不同意的是米塞斯的方法论，他认为行动学是“狭隘的”，他认为“假如不能对某些命题或陈述是否正确达成一致，那是无法通过寻找逻辑错误的方式去解决它的”。[2]他认为答案是寻找与预测相冲突的证据，这也是科学进步的方式。

对于弗里德曼的批评，米塞斯早已有无数精彩的回答，或许只是弗里德曼从未理解而已。我们可以从米塞斯的《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书中随便挑出一句：“有关人的行动事实的统计资料，不同于有关人的生理机能的事实。他们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事实：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有时变化得快一些，有时变化得慢一些。在人类的价值判断中进而在人的行动中，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那种规律性。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指引，因而与过去打交道的历史学家以及专注于预测未来的企业家，都必须努力‘理解’这种行为。”[3]对社会现象这一基本事实的理解是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而弗里德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缺乏了解，才更容易陷入到“狭隘”的实证主义中去吧。

如柯兹纳在本书中提到的，组成现实王国的是利用与动机，这个王国的存在无法用实证主义者的“可检验性”标准去证明。我们认为，只有在一个简单的世界中，比如给定的约束条件下，才存在可以被实证的关系，而复杂的现实世界不是这样“机械”的世界，在这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很多影响根本看不见，无法观察，甚至也无法概括，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必然是瞎子摸象，忽视那些“看不见的”，而逻辑推理可以把“看不见的”考虑在内，提供全景图。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体现在实证或计量这些“硬”的技术性方面，而是体现在论证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以及现实性等这些“软”的方面上。由于人有共同的心智结构，他人通过自己的理解，有能力对某个论证过程做出正确与否的判断，这也是个体增进自己知识的过程。

奥派对实证主义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哈耶克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说那是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样危险的一本书。对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崇拜建立在数据与模型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是极其危险的，这不是对经济学的无知，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当下的经济学界竟然流行“没有数据和模型，就不是经济学论文”这样一种荒谬的观念，很多人为了发表文章，屈从于这样的观念，这自然不是科学研究的诚实态度。实证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成为“伪科学”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也难怪拉赫曼把计量经济学流行的年代称为“经济学的黑暗的时代”。实证主义不仅是经济学的敌人，也是干预主义的帮凶，因为干预主义者的政策需要“科学”的伪装，以获得大众的支持，而这种伪装正是实证主义可以提供的。

对米塞斯理论体系“封闭性”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显然，米塞斯的学说具有无限的应用前景，人们可以用米塞斯的经济学分析各种现实问题，并且也有助于得出可靠的结论。相比之下，芝加哥学派建立在均衡思想上，黑板经济学的色彩比较浓，用在分析现实问题时会出现很大偏差，如认为市场会失灵。在政策上，芝加哥学派还是强调目标管理，不相信市场自发秩序。如弗里德曼虽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政策，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主义的支持者，罗斯巴德甚至称弗里德曼为“国家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基础并无根本不同。

或许正是因为思想方面的贫弱，如没有关于货币和资本的理论，没有企业家理论，没有市场过程的思想，甚至没有可靠的价值理论等等，现代芝加哥学派越来越朝着“技术化”的方向发展，将经济学的研究变成有关数量问题的研究。实证主义的流行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如柯兹纳在本书第六章提到的，“在米塞斯看来，战后的经济学家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方向。事实上，正是20世纪中叶，经济学朝着技术复杂性方向的发展才导致了这门科学被悲剧性地滥用。”另外，虽然米塞斯的理论体系已经相当完美，但也不要担心没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米塞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当然还是可以站在米塞斯的肩膀上继续将其理论往前推动，如柯兹纳的市场过程理论就是一例。

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就是把自己的“发现”表达出来，这和企业家把自己的“发现”变成产品没有什么两样。如果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对某些事先给定的假说进行检验，那么他们本身就丧失了“行动人”的性质，变成“机器”。经济学研究不是“计算”，而是逻辑论证的展开过程，它最终要回溯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去，这个基础是每个有共同心智结构的人都能接受的，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先验”特征。

同样，经济学的学习本身也是发现什么经济学是“好的”的过程。一个常识是“流行”不等于“好”，也不等于“发展”。在大学的经济学课堂中流行的更多的是反经济学的东西，如历史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国家主义的和干预主义的思想，它们都被伪装成“经济学”。实际上，米塞斯早已指出，大学中那些有着经济学名义的课程往往是反经济学的——“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反经济学”。真正的经济学知识在大学中是相当贫乏的，这是让人感到担忧的。笔者认为，经济学教育应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主干，即米塞斯的经济学加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以取代目前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奥派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转型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关键是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却没有共识。当人们不能真正理解市场时，容易把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归到市场头上去，这样就要求政府更多干预，使政府越来越大，市场也就会越来越遭受侵蚀。对于理解市场经济，捍卫市场经济，奥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是非常有帮助的。当我们有了可靠理论的指引，就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走很多弯路。

“坏”的经济学制造认识上的混乱，导致错误的政策，误导中国改革，所以绝不可低估它对中国的危害。比如很多人推崇张五常教授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论，这种观点认为政府从事商业活动是中国的优势，把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到这种结合上。它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方法的产物，也与芝加哥学派的方法有关。如果这样的错误认识得不到纠正，中国就会继续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经济社会的转型将难以取得成功。

经济学是关于社会运行之道的阐述和揭示，奥派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之“道”。那种支持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说，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中也必将是有害的。自由市场，不是先入为主的立场，而是正确经济学的必然结论。遵循“道”，经济才有希望。干预主义就是试图人定胜“道”，但受惩罚的是“人”，而不是“道”。[4]

熊彼特说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哈耶克提出了“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经济学界受益于市场经济，但其在整体上却是反市场的，扮演着“市场经济的掘墓人”的角色。“经济学界”的转型，要比“经济”的转型更为迫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威胁不在“经济”本身，而在于思想观念上，反市场的经济思想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威胁。

米塞斯的经济学不是由曲线和函数构成的，不是求最大化，不是曲线移动，而是由每个个体根据他自己的内省都可以理解，都能证明为真的文字构成，所以米塞斯的经济学也是非常“人文”与“人道”的。在米塞斯理论体系中个体的人始终是主角，如果承认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而非关于“物”的科学，那么米塞斯的经济学无疑是首选。

米塞斯的所有努力都是从“挽救文明”出发的，他不是为了发展某个学派而做研究。这样的思想高度，加上他的才智，使米塞斯成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济学家，没有“之一”。米塞斯的学说是人类最宝贵的知识财富，人类应为有这样的经济学家而感到幸运。《米塞斯评传》是一本简明扼要的传记，为了解米塞斯思想提供了概览。作者柯兹纳是米塞斯的学生，也是当代奥派的代表人物，而且也被无数人认为是哈耶克之后最令人期待的诺贝尔奖候选人（2014年，权威机构汤森路透就曾预测其为当年的获奖者），由他来介绍米塞斯的思想再合适不过。

本书第一版于2010年出版，早已售罄。相比那时，米塞斯的作品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读者，米塞斯本人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的再版将为读者朋友了解米塞斯的思想提供一个可靠的指引（而且此书也是海南出版社“经济学家”系列书籍的第一本）。当然，对于已经读过本书第一版的读者来说，笔者相信多年以后再次阅读这本小册子，也必会有所反思，必定会获得新的启迪。此次再版对第一版中的一些文字错误做了纠正。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辛劳，也是本书再版的策划者，在此深表感谢。还要感谢著名出版人汪宇先生，著名学者姚中秋先生，中国社科院冯兴元研究员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同事毛丰付教授、娄朝晖博士，以及我的研究生古晓洁、侯翠芳和郑苗苗等参与了文字校对工作，在此一并感谢。

朱海就

2018年5月于杭州

柯兹纳讲座：米塞斯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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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赫苏斯•韦尔塔•德索托，著。朱海就，译。《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47。

[2] 蓝尼·埃布斯泰因，著。苏娜，译。《芝加哥经济学派》，中信出版集团，2017：203。

[3]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朱泱，译。《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商务印书馆，2015：32。

[4]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反对干预主义，但并不意味着他反对政府。柯兹纳在本书中有言：“米塞斯的仰慕者以及参与他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听众，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把米塞斯对‘美国自由主义’（一种‘干预主义’的理念）的攻击看作是使自己加入到他们当中并成为他们中一员的举动。米塞斯的其他仰慕者是一些主张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把米塞斯对政府的无情批判，看作他们的思想基础。他的敬仰者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有点令人不安，但米塞斯异常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米塞斯拒绝无政府主义，也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保守主义，即在它能为他自己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提供支持时，才会接受它。”“米塞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甚至不认为政府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而应予最小化（EFI，57）。他视具有保护私人产权功能的政府为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根本性的必备条件。他强调调政府是一个有益的制度，它使市场合作性收益的实现有了可能。”读者也可阅读米塞斯的《官僚体制》以作进一步理解。

目录

译者序言：米塞斯为什么重要

缩略语与参考文献

作者原序

第一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

维也纳：早期的时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

在日内瓦的岁月

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

在纽约的第一年

1945—1973年

第二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家

20世纪初的经济学状况

米塞斯和经济学：早期的岁月

货币与信用理论

米塞斯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私人研讨班

20世纪30年代初的米塞斯

高级理论的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米塞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20世纪经济学：一个回溯性评价

第三章　经济探究的性质

经济学的思想革命特征

米塞斯与方法论二元主义

经济学的敌人

米塞斯对方法论的维护

米塞斯与先验主义：是否为极端主义

米塞斯与先验主义：并非那么极端

米塞斯与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矛盾只是表面的

第四章　市场过程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与市场经济

米塞斯与市场过程

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征

米塞斯市场过程的动态竞争特征

米塞斯与主流的价格理论

米塞斯体系中的“垄断”

消费者主权论

垄断在米塞斯体系中的位置

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

某个特定时刻的市场价格

米塞斯和市场过程

第五章　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和利率

货币理论

商业周期理论

资本与利息理论

第六章　米塞斯：20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米塞斯、价值中立和自由市场的科学事实

米塞斯、科学与经济学的善

计划经济

混合经济：稳定的“第三条道路”之不可能性

米塞斯、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

米塞斯、奥地利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事实

米塞斯：这个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补记　米塞斯之后的米塞斯经济学

附录

米塞斯的著作

身后出版的论著

缩略语与参考文献

正文中，所有与页码连在一起的参考文献都出自米塞斯与他夫人的著作。对于这些参考文献，我们采用如下缩略语的形式，所有其他参考文献都在书末的尾注里。

EFI

《经济自由与干预主义文集》（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Ed．Bettina Bien-Greaves．Irvington-on-Hudson，N．Y．：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0.

EP

《经济政策：思想》（Economic Policy：Thought for Today and Tomorrow）

South Bend，Ind．：Regnery/Gateway，1979.

EPE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0.

HA

《人的行动》（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9.

HASS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69.

LCT

《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i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San Francisco：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tion and Cobden Press，1985.

NR

《笔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outh Holland III．：Liber-tarian Press，1978.

MMC

《论货币与信用的操控》（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

N．Y．：Free Market Books，1978.

MMMP

《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oney，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Auburn，Ala．：Praxeology Press of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Norwell，Mas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1990.

MYWM

《我与米塞斯在一起的岁月》（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

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76.

S

《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London：Jonathan Cape，1936.

TH

《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Theory and History：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TMC

《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London：Jonathan Cape，1934.

UFES

《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The Essay on Method）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2.

作者原序

这本书当然算不上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全部传记（甚至也够不上他的学术传记）。我只愿能够最简明扼要地叙述米塞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故事。为了把他经济学家的形象大致勾勒出来，我遇到了某些困难，而这些困难绝非偶然所致，因为讲述这个故事对我自己具有深刻的意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我深为敬重的老师，我所学到的、所教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方面的知识，无论是关于经济学的应用还是关于经济学本身，或多或少都是大约半个世纪前我在纽约大学时，从他的课堂和讲座中学来的，都是在过去的46年中，从他出版的作品中学到的。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米塞斯被学术界极力排斥。当我本人对经济学的理解随着时间而加深时，我对学术界对他的排斥的认识也加深了，伴随而来的是我对他的尊敬和热爱。然而，确切地说，实际上正是这种尊敬和热爱使我不可能毫无偏袒、公正客观地讲述经济学家米塞斯的故事。但是，米塞斯在思想上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诚实者，如果他有知，定会坚持要公正、客观地讲述他的故事。对他做任何言过其实的描述，与他在思想上的诚实所表现出的那个标准都是不一致的。

在尽我所能地展现米塞斯与他的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我没有流露出我自己对米塞斯经济学巧妙与深刻的钦佩；另一方面，我也要指出其他经济学家（有时甚至是米塞斯的追随者）在理解他的经济学时遇到的困难。

已经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方面对米塞斯的知识贡献与知识遗产进行了探索。所有“米塞斯经济学”的学生都会感谢贝蒂纳·本–格芮弗（Bettina Bien-Greave），她非同寻常的两卷本《米塞斯：一个评传》是一个真正的信息宝库。理查德·埃贝林（Richard Ebeling）教授把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用来研究米塞斯的生平与著作。埃贝林教授即将推出的米塞斯全传值得热切期待。埃蒙·巴特勒（Eamonn Butler）雄心勃勃，试图对米塞斯所有的知识贡献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它的出发点与本书颇为不同）。卡伦·沃恩（Karen Vaughn）教授对思想史上一个内容广泛且吸引人心的“乐章”进行了一次著名的探索（《奥地利经济学在美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在这个过程中，她对米塞斯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阶段做了有意义的（和批判性的）考察。作为米塞斯杰出的美国门徒，穆雷·N．罗斯巴德（Murray N．Royhbard）在他晚年时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对米塞斯作品的欣赏。罗斯巴德本人有大量的著作出版，这些著作是受米塞斯的影响与启发性的有力证明，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些著作的某些地方我们有着与他不一致的看法。对于其他人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米塞斯学院”（以奥本大学为根据地）工作的学者们也为米塞斯的学术成就添光增彩。我丝毫不会怀疑，在未来的岁月中，对于这个思想史中令人着迷的领域，将会有更多的贡献产生。能够为这个领域做出我自己一点小小的贡献，也使我获得极大的个人满足。

我感谢ISI图书出版商吉弗里·O．尼尔森先生（Mr．Jeffrey O．Nelson），是他向我提议去做这个项目，并鼓励我去完成它。我要特别感谢我纽约大学“奥地利经济学项目”的同事，马里奥·J．里佐（Mario J．Rizzo）教授和大卫·哈珀（David Harper）博士，他们为这本书做出了贡献。在我写作过程中，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提出了建议，并给予我鼓励，而且他们都读了整部作品的初稿，并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但他们都无须为这本书的缺陷承担责任）。衷心感谢萨拉·斯卡夫基金会（特别是理查德·M．拉里先生）为纽约大学“奥地利基金学项目”提供的支持，在基金会的研究资助下，我写完了这本书。在这个纽约大学“奥地利经济学”项目中，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思想。我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这个项目中现在和以前同事的感激，他们有马里奥·J．里佐教授，大卫·哈珀博士和彼得·勃特克（Peter J．Boettke）教授（现在乔治梅森大学继续他富有成效的研究），还要感谢很多其他人，他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为米塞斯经济学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般来说，当一个科学家的职业生涯结束时，其作品的时效性会丧失，他将靠边站，让位给这个学科中的后来者。但是，自米塞斯1973年去世之后，几十年过去，对于他的经济学洞察，我的欣赏与日俱增，对其思想的理解也日趋成熟。我对米塞斯科学贡献的认识，对他的思想勇气以及他工作中一贯的诚实与正直发自内心的敬重，使得这个项目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希望我的这本小册子能有助于把同样的科学认识和道德敬重传递给新一代的读者。

伊斯雷尔·M．柯兹纳

2000年9月

第一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

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

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经济学家与社会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画一幅肖像。这样一幅画必然主要是由线条与色彩的涂抹构成，它们代表米塞斯的思想，并且说明他的这些思想是如何不同于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物的思想的。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此进行叙述和说明。但是，一幅画不仅包括线条与色彩，还包括它们所依附的画布。除非我们对米塞斯做出知识贡献的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大致的交代，否则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学者的米塞斯，他的故事将难以被人们理解。本章将对人文与历史背景做一个简要的交代，我们的叙述将是简明扼要的，不仅是因为篇幅有限，也是因为米塞斯生活的很多细节对于理解米塞斯的思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对写一个全传来说是有意思的。[1]这一章谈及的只是他生平（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较为重要的事件，这些对于人们理解米塞斯经济与社会思想发展的一致性与他思想的可理解性似乎是有必要的。

维也纳：早期的时光

1881年9月29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生于奥匈帝国一个名叫利姆博格的城市。他的母亲名为阿黛尔·冯·米塞斯（Adele von Mises）。他的父亲名为亚瑟·埃德勒·冯·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政府铁路部门的一名建筑工程师，46岁时，他在一次胆囊手术之后去世，那时米塞斯还是一个22岁的大学生（路德维希唯一长到成年的兄弟姐妹是他的弟弟理查德，后来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哈佛教授和概率论理论家）。虽然他出生的地方距帝国首都有几百里远，但是米塞斯一生中有大约40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从11岁开始，他在维也纳参加了8年的“学术训练营”（Academic Gymnasium），在这之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的一名学生。除了有一年他因为服兵役而中断学业外（在兵役结束时，他收到了任命他在炮兵预备役部队做陆军中尉的通知），米塞斯在大学度过了5年，期间在司法研究、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史等领域获得了极高的荣誉，1906年，他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当时，影响米塞斯大部分经济学工作的那些老师们的头脑直接或间接地被德国历史学派（关于这个学派，在下面的章节中做进一步的说明）的思想所占据。在米塞斯获得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发表了几篇有关历史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作品。然而，米塞斯在那时已经开始反对这个学派关于方法论和意理上（ideological）的信条，也许其中的部分原因是1903年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经济学原理》的结果——他后来指出，这个经历使他成为一名经济学家[2]（NR，33）。很明显，米塞斯是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才受到庞巴维克强烈的个人影响（庞巴维克从奥匈帝国财政部长这一显赫的职位退下来之后，自1905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举办著名的私人研讨班）。[3]连续几年，米塞斯都参加了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直到1913年，他成为一名（不领薪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被允许在大学授课。正是在这个时期，沿着门格尔（米塞斯与他有大量的私人研讨）与庞巴维克开辟的路线，米塞斯对经济学有了系统的理解。他的经济学知识逐步积累，到了1912年取得了突破，建立了他自己的货币理论。这本书[4]奠定了米塞斯作为重要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地位，并且为他以后来获得“奥地利学派”一个主要倡导者的声名打下了基础。

有几年米塞斯参与了多种职业性的经济活动，在这之后的1909年，米塞斯在“奥地利商会”（一个半官方组织，它直接关注的是国家商业与产业方面的政策）中获得了一个职位。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工作，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使他直接卷入到那个年代有争议的公共事务中，也使他接触到了很多奥地利政治、工业与金融界的领导人物。米塞斯从一开始就把学术研究、大学教学以及一名处在激烈的政治和政策问题争论漩涡中的公共经济政策专家的实际工作结合在了一起，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奥地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的经济学学术状况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概述。要认识米塞斯早期在货币经济学方面的工作与当时的公共政策问题（在20世纪初恶性通胀的年头，这些公共政策问题的严重性达到了危急关头）之间明显的相关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里我们简短地指明这么一个事实，即米塞斯早期作为博士生、大学讲师和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的年代是一个社会政治动荡的年代。作为奥匈帝国的中心，古老而庄严的帝王城市维也纳尽管仍然庞大但却正走向衰落，她正被战后的氛围笼罩，在这个氛围中，整个新经济与政治都处于史无前例的动荡之中。

米塞斯本人在晚年写过关于欧洲大陆在世纪交替时政治与思想潮流的文章。毫无疑问，他所表达的观点反映了他青年时代对当时社会背景的印象，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他建立了他毕生的信念。米塞斯把在社会科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德国知识分子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先由门格尔领导，其后由庞巴维克领导）之间的激烈争辩，看作是具有远远超越经济理论的原理与方法本身的重要事件。米塞斯写道，大多数的德国教授多多少少都在他们的作品与讲课中热切地为帝国政府的政策做宣传：权威–保守主义、社会政治主义、保护主义、大军事主义以及激进的民族主义等等（HSAS，23f）。米塞斯把门格尔学派视为自由主义的守卫者，是使自由与文明免遭国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威胁的最后的思想之源。根据他的观察，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第33个年头时，米塞斯认为，从历史学派的作品到纳粹主义，从施穆勒对霍亨索伦王朝的选民与国王的吹捧到宋巴特把阿道夫·希特勒称为“圣徒”，事实上，它们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一篇写于几十年前（1940年）的回忆录中，米塞斯把20世纪的战乱（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要为之负责）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说。他说门格尔（明显是在世纪交替之前）预计到欧洲统治者追求的政策将会“导致可怕的战争，而战争将以恐怖的革命结束，与之相伴的是欧洲文明的毁灭，各国财富的破坏殆尽”（NR，35）。正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思想氛围中，米塞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也明确了下来。

米塞斯本人经历了困苦的战争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一名陆军中尉，他在前线喀尔巴阡地区表现积极，但是1917年，在他得了一次伤寒之后，被召回维也纳，在“战争署”（Department of War）的经济部工作（MYWM，25f）。正是这一职位上的工作，加上那些在他看来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混乱的回忆，导致他1919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民族、国家与经济》（这本书多年后由Leland Yeager教授翻译成英文）。米塞斯后来描述这部作品是“一本有政治意图的科学著作，它试图淡化当时还没有专门术语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德国与奥地利公众的影响，并且建议用民主–自由政策来重新改造当时的社会”（NR，66）。该书的风格体现了在米塞斯一生中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激情。他认为，如果要创造一个文明社会并且保留它的话，他自己科学工作的结果对实际的政策有巨大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

在战争结束的那几年，米塞斯作为一个维也纳知识分子，他已经颇有声望。在这几年中，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使他在20世纪的维也纳变得引人注目。他1919年的书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他1922年的著作Die Gemeinwirtschaft（1936年该书英文版名称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后文称《社会主义》）却把米塞斯直接置于公众争论的风口浪尖上，这本书不仅与战后奥地利强大的政治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不一致，而且与当时知识界对社会主义所持的普遍好感态度也不一致。在对他1920年那篇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论文（这篇论文是有关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纯经济学论文）进行扩充的基础上，米塞斯在书中不仅阐述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可能性的评论，而且从一般意义上对社会主义做了大量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分析。这一工作使得米塞斯成为那些把米塞斯的自由社会（自由市场）理想看作是一种陈旧（old-fashioned）思想的人的大敌，这些人认为米塞斯的理想有逆于进步的潮流，而且在20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声名狼藉。

与此同时，在战后那几年混乱的日子里，米塞斯在商会的职责迅速扩大，他直接参与了当时关键的政治与政策问题。尽管在表面上他只是商会的一名职员，而实际上米塞斯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用米塞斯自己的话说（写于大约20年后）：“在商会中，我为我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我的‘位置’比任何一个不在某个大政党中担任负责人的奥地利人的‘位置’都重要……我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学家”（NR，73f）。在他的回忆中，米塞斯讲述了他是如何劝告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阻止他于1918—1919年间在维也纳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NR，18f）。但是，米塞斯的成功是极为有限的，“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我进行了毫无希望的抗争。我所实现的，只是延迟了灾祸的降临，维也纳没有在1918—1919年冬天期间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占领，工业部门与银行体系的崩溃没有发生在1921年而是1931年，这些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努力的结果”（NR，74）。[5]

正是在战后早期的这几年中，米塞斯获得了“固执”“不妥协”的名声，这些性格特征后来被友善的观察者解释为是米塞斯坚定、清白以及思想（与政治）勇气的体现。[6]米塞斯本人认识到了他的“不妥协”，而且也为他的“不妥协”辩护，但他认为自己仅在与“科学”相关的问题上表现出“不妥协”。“在科学活动与政治活动之间，我有明确的界线。在科学中，妥协是对科学的背叛。在政治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在战后的奥地利，我是经济学的良心”（NR，75）。

在某种程度上，米塞斯有能力用他货币经济学专家的威望，帮助奥地利在20世纪初免受灾难性通胀的威胁。“如果不是我们强烈地呼吁反对连续的赤字与通胀政策，1922年年初5先令的价值将会降至1892年同等黄金价值的百万分之一或十亿分之一……这个巨大的灾难被避免了[7]……奥地利的货币没有像德国货币那样在1923年崩溃……然而，有很多年，这个国家都因遭受连续通胀而承受其破坏性结局的痛苦。”

回顾米塞斯在20年代初这几年的活动，他在参与了激烈的政治与政策活动的同时，却仍然能找出时间，耐心而平静地撰写学术著作，这看上去的确非同寻常。而且这几年米塞斯还通过授课或举办大学讲座，保持了与大学的联系。另外，他还领导他自己著名的私人研讨班，这个私人研讨班每两周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办一次（关于这个研讨班，我们将在第二章再次提及，它吸引了维也纳一些最出色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包括F．A．哈耶克、G．哈伯勒，F．马赫卢普，E．沃格林，阿尔弗雷德·舒茨和费利克斯·考夫曼）。至少是在他的这些朋友眼中，他们把米塞斯看作那个年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MYWM，22），我们无须为此感到奇怪。

实际情况是，尽管米塞斯倾向于在大学获得一个终生教授的职位，如果有这个职位，他就可以专心地从事研究与教学了，然而，这样的机会一直与他无缘。米塞斯在1913年成为大学编外讲师，1918年获得副教授的头衔，然而他却从未获得终生教授的教席。哈耶克告诉我们，米塞斯指责这是因为他们“反犹太族”；[8]然而，在米塞斯本人的回忆中，他从未为这一事件做出过这样的解释。相反，米塞斯写到自己“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作为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德语国家的大学中我将会一直被拒在‘终生教授’的大门之外”（NR，93）。“大学教授的席位对我关闭是因为大学寻求的是‘干预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NR，73）。米塞斯的一位维也纳学生——费利克斯·考夫曼博士指出，米塞斯那些年经常受到敌意的对待。“这种敌意明显地构成了他从没有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一名终生教授的原因，尽管凭借他的科学与学术地位，他完全有资格担当。如果不考虑对他的敌意态度，这种事实会很难理解”（MYWM，2nd，202）。米塞斯在大学的影响是有限的，特别是由于他受到了汉斯·梅耶（他早些时候接替了他的老师维塞尔，占据了终生教授席位）的敌视，至少在米塞斯的回忆录中，这个人是“满脑子搞阴谋诡计反对他”。

1925年年末，米塞斯第一次与玛吉特·冯·米塞斯（Margit Sereny-Herzfeld）相遇（她也是13年后与米塞斯结婚的人）。在他们相遇之前，她守寡已有几年，更早些时候，她是德国一名成功的女演员，也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她出版的关于她与米塞斯共同生活的回忆录中，玛吉特·冯·米塞斯收录了几封米塞斯在他们相遇后写给她的信。很明显，米塞斯已坠入爱河，事实上他曾在1926年向她求婚。米塞斯女士说，在他们订婚后不久，米塞斯“变得惧怕起婚姻来，他担心两人结合后，小孩的出现会给平静的家庭带去变化，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将使他的工作分心”。“路考虑到他给自己设定的责任，他觉得有艰巨的工作在他前面等着他去做，他有很多东西要写。”他面临着“一方面是他的工作及他对自己的思想信仰所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的感情与爱”（MYWM，27）的抉择。

在日内瓦的岁月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写这个回忆录是为了“揭示一个真实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伟大的老师——但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需要很多爱与感情”（MYWM，7）］，玛吉特极富感染力地描述了在维也纳的紧张岁月。在1931年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由于信贷体系几近崩溃而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及其结果米塞斯已经预计到）。她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户，使我们能了解米塞斯的人格与个性。这是动荡的年代，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的上台对奥地利的独立构成致命的威胁。[9]米塞斯完全意识到，纳粹最终占领奥地利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知道这一危险对他自己的安全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就在1938年德国军队进入维也纳的那个晚上，他们就侵入了米塞斯曾经与他的母亲一起住过的公寓，用38个箱子装走了他的图书、作品与文件（MYWM，35）。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意识”部分地解释了1934年当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研究学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请他成为教员时，他立即接受了这一邀请的原因。1934年10月，他离开奥地利去日内瓦，他一生（也是他职业生涯）中主要的一章（或几章）结束了，但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根据各种流行的说法，米塞斯在“学院”（如他经常这样称呼它）的6年时光给他带来满足与平静。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自由，在维也纳我无法摆脱各种政治任务的纠缠……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问题的研究中去了”（NR，137）。在《人的行动》（1949年）一书的序言中，米塞斯描写到“在那个地方有宁静祥和的学习氛围”，正是在这种气氛下，他能够写重要的经济学论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用玛吉特·冯·米塞斯对他的评价即是“（他）从没有像在日内瓦那样幸福过”（MYWM，54）。

正是在日内瓦，1938年，在米塞斯向她求婚之后的第12个年头，米塞斯与玛吉特·丝瑞尼–赫兹菲尔德（Margit Sereny-Herzfeld）结婚。证婚人是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著名的国际法律权威以及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被他的朋友视为“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典型，[10]在多年的犹豫徘徊后，终于结婚了。如果说他的第一个5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那么在他的后35年，他日益依赖于玛吉特给予他的关爱。假如说他早期的犹豫是他因为担心婚姻会妨碍他的科学工作，那么很明显，他后来的工作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玛吉特坚定的信赖、不懈的鼓励和持续的关爱，玛吉特给予的这种支持一直持续到1973年他去世的那一天。实际上，在米塞斯去世后，玛吉特女士把她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米塞斯著作（以及他们两个人的自传）的出版。玛吉特写道，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她清楚，一个成功的婚姻要求“她丈夫的工作应该比任何她所能做的事情都更重要”（MYWM，45）。毫无疑问，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米塞斯的余生及他生命中的其他方面。

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

在玛吉特·冯·米塞斯的回忆录中，她向我们讲述的，也许算不上是对她丈夫与他们婚姻毫无偏倚的描述，但至少她对米塞斯的品格与个性做了细致和极为坦率的说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情感，但是在玛吉特看来，他的爱太强大了（ MYWM，44）。他的敬业精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日内瓦，他滑倒了摔在冰上，受了重伤。尽管伤痛难忍（后来的X光片表明是骨折），但他还是继续授课，指导后面的讨论（ MYWM，53f）。然而，在他们婚姻的早期（以及在维也纳的那段日子里），玛吉特透露，米塞斯的脾气很暴躁。“他的火气会一下子上来，大多数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小的、无足轻重的事情。他的情绪会失控……当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时，我真是害怕得要死”。渐渐地，她写道，这种“可怕的发作”事实上是“沮丧的标志”，隐藏着“不满意”，是“热切渴望关爱的标志”。在他们结婚之后，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几年后完全消失了（ MYWM，44）。但是，米塞斯与他以前在维也纳时期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再次证明了他的脾气引发了人们的惊恐。哈耶克谈到“米塞斯非常不喜欢被自己的学生批评，[11]他对马赫卢普和哈伯勒都发过火，因为他们都批评过他”。[12]玛吉特谈了一个小插曲，在1965年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马赫卢普惹他老师生气的事。马赫卢普自己也发了点脾气，结果是“有好几年，米塞斯都拒绝与我说话”。[13]玛吉特建议路德维希要宽容，要争取恢复“早几年前的融洽气氛”（MYWM，146），但马赫卢普还是“避免与米塞斯讨论任何货币政策相关的问题，或他在场的时候讨论这些问题”。[14]要指出的是，在其后的岁月里，同样地，还是这几个学生（特别是马赫卢普、哈伯勒，当然还有哈耶克），他们都坚定地表达了对米塞斯不同寻常的忠诚及对他健康状况的关切——尽管米塞斯曾经对他们有过怨恨。

尽管他的学生对他忠诚，但人们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个人印象却有巨大的分歧。他在学说上的坚定立场招致了那些把他看作是固执已见的、极端的和缺少同情心的人对他的敌视。如马赫卢普在米塞斯去世几年后说，“难怪……那些干预主义者、货币扩张论者、社会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及劳工党成员都不喜欢米塞斯，甚至是憎恨他”。[15]但是，准确地说，那些支持他那些立场的人把他看作是极可亲近的人，也正是因为米塞斯坚定的学说立场，有一位他的敬仰者这样写道：“凭借不懈的热情，勇气和坚定的信仰，他从没有停止过对谬误理论与谎言（它们被用来证明我们多数的新制度具有正当性）的谴责。”[16]然而，除了他的学说立场，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学术追求上的“固执已见”和“激情”（以及玛吉特·冯·米塞斯向我们描述过的他的暴躁脾气）都给那些不仅拒绝他的学说，而且拒绝米塞斯本人的人提供了借口，但是他的敬仰者看到的只是“他的优雅的姿态、他的欧式风度……他的和善和对研究生的理解”。[17]他们赞叹他“考察了广泛的历史文化，由于他的考察有人文的形式以及这个星球上少见的奥地利智慧，因而其价值不仅生动鲜活而且光彩夺目”。[18]

在纽约的第一年

米塞斯在日内瓦幸福而又平静的生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很快被打破。尽管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但是也不能为米塞斯提供安全保障，德国军队占领了欧洲大陆，而他上了纳粹的黑名单。当法国于1940年6月沦陷时，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他妻子坚持要求移民美国的建议（MYWM，54）。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米塞斯有点含糊其辞地写道，他离开学院“是因为他不能再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把他的存在看作是对其国家政治的妨碍和安全的威胁”（ MYWM，55）。在玛吉特·冯·米塞斯回忆录中名为“逃离欧洲”的这一章中，她为我们描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长达一个月的旅程——部分旅途险象环生——路德维希与她离开日内瓦，乘坐汽车、火车、飞机，最后是轮船，经过法国、西班牙与葡萄牙，直到1940年8月2日才抵达美国。

他们的人身安全现在有了保证，但是这次迁移对米塞斯的职业发展来说却是一次倒退。他放弃了在有影响力的高等研究院中的高薪职位，离开了无论在学术圈还是政治圈都已声名远播的那块大陆，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在那里，他基本上不为人所知，况且他已经年近60岁，对语言也不完全熟悉——他想恢复他学术上的成功，但显然这看起来希望渺茫。虽然米塞斯进入美国拿的是“非配额签证”（non-quota visa）（这个签证的颁发是基于一个仓促安排的邀请，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给他提供了为期6个月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位置），但是他不能确定的是，这个位置是否将会为他提供一个永久的机会（MYWM，44）。但不管怎样，在他到达纽约后不久，他“不打算去伯克利。他觉得纽约才是美国的文化中心，他想呆的地方正是这里”（MYWM，64）。但事实上，在美国的第一年他在学术与资金等方面都困难重重。米塞斯几个从欧洲过来的朋友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几个他以前的学生（包括阿尔弗雷德·舒茨与F．马赫卢普）尽他们的力量为他们以前的导师寻找合适的学术职位，但是他们一无所获。米塞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做客座讲师，但是没有任何一所著名大学对他发出认真的邀请。直到1945年，他才在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研究生院获得“访问教授”的资格，这所学校当时羽翼未丰，算不上一流大学。

显然，米塞斯并不被美国经济学界欢迎，原因除了他的年纪之外，还有他不入时的政治与经济学方法论立场。如果人们告诉你，米塞斯在他到达美国之后，陷入到痛苦与贫困潦倒的萎靡状态中，仅仅依靠回忆过去的辉煌来提一下神，我们不会觉得奇怪。然而，由于他的乐观、坚定以及个人的与知识上的勇气，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当玛吉特·冯·米塞斯声称，从1943年开始的25个年头“是米塞斯一生中最多产也是最有创造性的时期”（MYWM，89），我们可能会有点吃惊。但是，的确如此，在这个时期，米塞斯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用英语出版了相当多的著作和论文，与一群忠实的美国支持者新建了友谊。他还培养了一批美国学术门徒，几十年后，这些人成功地将他的思想传播给一群在整个经济学界中至少称得上是“重要的少数派”[19]的人士。

对路德维希与玛吉特而言，从抵达纽约直到赴纽约大学任教的这几年都是“调整”之年。用玛吉特的话说，米塞斯“丢了他的工作、他的书以及他的收入”，玛吉特写道，他的精神状态处于低点（MYWM，63）。只要读一下他的回忆录（他在抵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月写的），我们不仅可以肯定这一点，而且也会留意到，他对早期的学术和政治敌人，流露出了某种厌倦。然而，这种反感一点儿也没有阻碍米塞斯挑战新的环境。根据他妻子对这几年的回忆，米塞斯积极地融入到在纽约的生活，他结交新的朋友，和他的欧洲老熟人、同事及学生保持往来。纽约曼哈顿西区是米塞斯喜欢居住的地方，那里距剧院区和纽约公共图书馆都很近，这对米塞斯来说颇为重要。1940年12月，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国家经济研究所（NBER）一笔款项，支持米塞斯的工作，这种资助关系延续至1945年，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米塞斯的生计。

米塞斯的美国朋友和仰慕者尽管还少，但数量却在增长，这部分地归功于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和劳伦斯·费尔蒂希（Lawrence Fertig）。黑兹利特是一个著名的财经记者，纽约《时代》杂志的财经编辑。米塞斯于1936年英文版《社会主义》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促使他与当时还在日内瓦的米塞斯建立了联系，在米塞斯今后的日子里，他对米塞斯的支持从没有间断。黑兹利特安排米塞斯为《时代》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写于1942—1943年间的论文引起了“国家制造业协会”（NAM）主要官员的注意，其结果是，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给米塞斯安排了一系列任务。劳伦斯·费尔蒂希在《世界电报》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每周经济专栏，在这个专栏中（以及当他在电视镜头中经常露面时），他经常提到米塞斯和他的思想。另外，从1952年开始，费尔蒂希有好多年都是“纽约大学受托委员会”的成员（MYWM，148）。玛吉特·冯·米塞斯在提及黑兹利特与费尔蒂希时说，“他们立即认识到路不是一个对私利感兴趣的人。因此，他们都帮助路做他所不能做的事情。他们相信，路已经不必再为生计问题犯愁了”（MYWM，90）。

也许正是由于和NAM之间的联系，米塞斯于1943年与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当时洛杉矶商会的总经理有了来往。米塞斯坚信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是危险的，这一信念给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5年，在一些有影响力和有远见的富有商人的帮助下，里德建立了“欧文顿”（Irvington）——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EE）。基金会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政治。里德与他的同事希望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传播给美国公众。在这个基金会建立后不久，里德就使米塞斯成为FEE的一名定期成员。与FEE的关系，是米塞斯此后几十年工作中比较满意和愉快的部分。到1946年年末，在这个新国家中，米塞斯无论是在个人方面还是在职业方面都得到了巩固。这一年，他成为美国公民——这是他极为珍视的一件事（MYWM，70）。从1942年起，他与玛吉特在纽约西岸拥有了一套舒适的公寓，他在家里做研究时可以看到哈得森河的风景。他的个人藏书也从日内瓦搬了过来。他在纽约大学有一个访问教授的教席，在FEE也有一个职位。这两个职位使他能保持他的教学与写作活动。最重要的也许是，到1946年时，他已经开始忙于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动》的写作，该书是对他1940年在日内瓦时就已经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一书英文版的扩充与重写。

1945—1973年

《人的行动》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米塞斯一生经济学贡献的结晶。米塞斯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方法、市场过程、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以及比较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干预主义）等的原创性思想，在这本长达889页的巨著中都有系统的论述。但是，这本书也包括了米塞斯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理解”（economic understanding）对于人类社会保留自由与文明是至关重要的。这本著作的规模和内在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会被人们忽视，尽管书中的观点不流行也不入时，但是对那些重视米塞斯并热切地维护自由市场的人来说，这本著作具有某种“宣言”的性质。用更为通俗的话说，这本著作确立了米塞斯在战后经济学界和美国社会思想界的地位。

实际情况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的变化、米塞斯移居到了美国以及他本人努力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开始职业生涯等原因，米塞斯在美国的社会讨论中开始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也慢慢地使他的形象发生细微的变化。当他在日内瓦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他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米塞斯主要被看作是一个搞学术的经济学家，他的科学贡献已被人们认识，尽管对社会政策而言他的贡献还有争议。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出版了《人的行动》之后，米塞斯几乎完全被美国经济学界忽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的爆炸式增长为特征）——更不必说经济学思想的变化了——使米塞斯的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家眼里显得完全老式和过时，这不仅包括他的学说还包括他的方法（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会说明，经济学界没有能够理解米塞斯阐述的经济学，这是不幸）。米塞斯的那些朋友和仰慕者，虽然他们被米塞斯的洞见和思想吸引，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学术圈中的人士，而是商人、律师、医生或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

在他纽约大学的课堂和研讨班上，几年来米塞斯只吸引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学生，他们都打算追随米塞斯“科学的经济理论”（尽管从长远看，那些学生对20世纪后期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在外人看来，50年代的米塞斯不仅是一个来自较早时代的人物，也是一个思想上偏见守旧、迎合工商业者现实利益的人物。在经济学这个“大家庭”中，米塞斯的著作不流行也不入时，他似乎的确加深了人们这么一个印象：他不知不觉地已经改变了他工作的性质，从贡献于经济科学，转向在意识形态上为资本主义辩护。尽管米塞斯的一些仰慕者极力地替他的工作辩护，但是他们采取的是非批判的态度（uncritical manner），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印象。此外，至少有一些米塞斯的支持者可能确实是把米塞斯更多地看作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社会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纯经济学的奥地利传统的继承者。实际上，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奥地利经济学”这个词，对许多米塞斯的支持者来说，它的“主观主义”及“纯经济学中的门格尔传统”这样的含义，已经不如“支持采取自由放任的公共政策的经济主张”那么重要了。

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抑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现在给人的印象，米塞斯继续安心地上他的课，主持他的研讨班，写他的书，仿佛他仍然是日内瓦“学院”[20]中那个受人尊敬的院士。虽然，他毫不怀疑，对于维系一个自由、繁荣与文明的社会而言，他的经济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公共政策方面），但是，米塞斯坚信，他致力的是“价值中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个词）的经济科学。他热心地鼓励少数与他比较接近的学生，指引他们的学术道路，支持他们发扬奥地利经济学的纯粹思想传统。

米塞斯的仰慕者以及参与他纽约大学研讨班的听众，也包括一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把米塞斯对“美国自由主义”（一种“干预主义”的理念）的攻击看作是使自己加入到他们当中并成为他们中一员的举动。米塞斯的其他仰慕者是一些主张彻底的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把米塞斯对政府的无情批判，看作他们的思想基础。他的敬仰者之间结成了联盟，这有点令人不安，但米塞斯异常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米塞斯拒绝无政府主义，也只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保守主义，即在它能为他自己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信念提供支持时，才会接受它。米塞斯在每周举办的纽约大学研讨班上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在那里他不仅有正式登记的学生（作为他们完成会计、市场营销、管理或金融等硕士学位课程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来自其他大学的学生，他们没有登记但常来参与他的研讨班。[21]尽管参与这个研讨班的人，其名气不及米塞斯20年代在维也纳举办的私人研讨班时的那些经济学家，但是米塞斯对20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影响，正是发轫于这个研讨班。罗斯巴德、汉斯·森霍兹（Hans Sennholz）、乔治·瑞斯曼（George Reisman），以及本书的作者，都一度是这个研讨班的成员。珀西·格瑞夫（Percy Greave），贝蒂娜·碧恩（Bettina Bien）（后来名为碧恩–格瑞夫），这些人后来积极地投身于米塞斯重要著作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多年来他们也是这个研讨班的常客（还有其他一些人）。然而，即使是在纽约大学，作为一位世界知名的资深学者，在学术上他并没有得到同事应有的尊敬。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的行为在某些时候使人尴尬，有时学生从他的课堂上逃离。

1956年，为庆祝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一本由玛丽·森霍兹（Mary Sennholz）编辑的论文集出版了。这本书很好地反映了米塞斯在美国承担的角色。这本书中的论文作者包括国际知名的欧洲学者，如雅克·鲁艾夫（Jacques Rueff）、威廉·E．赖帕特（William E．Rappard）、贝特朗·朱维纳（Bertrand de Jouvenal）、威廉·勒普克（Wilhelm Ropke）、哈耶克和马赫卢普，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包括F．A．哈珀（F．A．Harper）（他后来成为“人文研究所”的创立者，但在那个时候是FEE的成员），M．罗斯巴德、路易斯·斯帕达罗（Louis Spadaro）和威廉·皮特森（William Peterson）。南非学者威廉·赫特（William H．Hutt）和Ludwig M．Lachmann（路德维希·M．拉赫曼）也是该书的作者之一，这本书还包括米塞斯学术圈之外的朋友和仰慕者写的论文，如伦纳德·里德，亨利·黑兹利特和珀西·格瑞夫，很多论文作者是朝圣山学社的成员，这个国际性的学社是1947年由哈耶克创立的，目的在于推进学术，推动对古典自由主义价值观与思想的研究。米塞斯是这个学社的创始成员之一（尽管，随着时间流逝，在学社定期举办的会议上，有的新成员表达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观点，这使他感到不安）。

显然，在50年代中期，当米塞斯75岁时，他已经是一名世界著名人物，尽管他的“大名”还仅限于数量相对较少（但有影响力）的前欧洲同事、他以前的学生、数量同样较少的一群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以及其他几个学术圈外的仰慕者当中。15年后，当“人文研究所”出版两卷的论文集来纪念他90岁生日时，这两本书中论文作者的名字更多了，但是这份作者名单与前一本纪念文集的作者名单是颇为相似的。米塞斯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局限于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名望并不高的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当中，无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有多么出色。当我们更为狭义地把米塞斯看作理论经济学家时，可以发现，所有这些与本书后面章节的论述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在美国的这几年，除了撰写他的鸿篇巨著《人的行动》外，米塞斯还持续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与文章。它们包括《官僚体制》（1944），《全能政府》（1944），《为自由而计划及其他文章与演说》（1952），这本书中包括重要的论文《利润与亏损》——该文首次宣读是在朝圣山学社的会议上，《反资本主义的心态》（1956），《理论与历史》（1957），《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方法论问题》（1962）。米塞斯的很多书（包括他在欧洲时写的德语书）都被翻译为多种语言。作为最著名的“纯粹资本主义的思想辩护士”，米塞斯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的这种影响在中南美洲国家特别能感受到，因为他在美国的那些年中，他在其中的几个国家做了巡回演讲。

60年代初，当米塞斯进入80多岁高龄时，他终于可以平静而满足地回顾他一生当中在美国度过的20多年。就他认为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那些主题，他继续写作并出版论著。他已经看到了自己产生的影响，尽管就美国主流的学术经济学而言，他的影响还是那么的弱小，但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不能忽视的了。他仍然在纽约大学教书，仍然在授课，为FEE写文章。实际上，在1969年时，美国经济协会甚至都认识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一生对经济科学所做的贡献，就在他88岁之前，这个协会授予米塞斯“杰出人士”（Distinguished Fellow）称号。1969年5月29日，米塞斯在纽约大学做了最后一场报告（他继续他在FEE的讲座，直到90岁！）（MYWM，169）。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米塞斯最后的几年是幸福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思维和精力（除了晚年听力有点毛病外）都还不错。美国学术界以及经济学界的“当权派”们对他的排斥绝没有打扰他内心的平静。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十年中，他从那些更为友善的人士或团体中获得了荣誉（包括几个荣誉学位，来自奥地利政府的金质勋章，在他80岁生日时200位客人参加的一个晚宴，庆祝他90岁生日时的论文集，该书包括了71位作者），这带给他的不是其他，而只是一种平静的满足感。玛吉特·冯·米塞斯写道，在他90岁生日之后，路德维希“读了全世界已出版的杂志和报纸上有关他的文章。”他告诉她，“对一个90~99岁的人而言，唯一的好事是在你还活着的时候能读到有关你的各种讣闻”（MYWM，178f）。

1973年10月10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92岁生日过后不到两周去世。在他过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冯·米塞斯全身心地投入到出版（或推动出版）米塞斯尚未发表的文字中去，包括米塞斯自己的回忆录（在米塞斯抵达美国时写的，因此该回忆录只涵盖了他早期的时光），也包括他的妻子自己写的《我与米塞斯生活的岁月》。在米塞斯去世后几十年后，贝蒂纳·本·格芮弗把米塞斯著作的索引汇编成两大本（包括很多关于他著作的书评摘录，它们很有意思），并且出版了米塞斯的短篇作品文集。理查德·埃贝林也对米塞斯的早期著作进行了重新编辑。本书作者在米塞斯诞辰100周年时编撰了一本纪念性的册子。米塞斯著作的新版本和新译本也已经出版了。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学贡献进行说明和考察，评价他对20世纪及更久远之未来经济思想的影响程度及特征。

通过引用一段米塞斯本人写的关于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一位米塞斯敬仰的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的话，玛吉特·冯·米塞斯恰当地总结了她丈夫的人格。在这段话中，下面这段节录的确可以非常恰当地用于评价米塞斯本人。无论是那些强烈地敬仰米塞斯的人，还是那些憎恶米塞斯立场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同意“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不可改变的诚实，他的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假如他‘克制’一下他自己，对那些流行的，但却是可憎的政策所进行的抨击不要那么激烈，那么他就会获得最有权势的官职。但是，他没有妥协。这种坚定性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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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我所知，理查德·埃贝林教授与J．吉多·许尔斯曼（J．Guido Hulsmann）博士各自在撰写米塞斯的全传。

[2] 卡尔·门格尔（1840—1921）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开启了奥地利经济学传统。

[3] 庞巴维克（1851—1914）是奥地利学派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4] 指米塞斯1912年出版的德文版《货币与信用理论》。——译者注

[5] 虽然米塞斯的这番话（在这一段中的引用）乍看起来不够谦虚，但是我们信以为真还是有些依据的。

[6] 参见Jacques Rueff，“The Intransigence of Ludwig von Mises，”chapter I in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Essays in Honor of Ludwig von Mises，ed．M．Sennholz，rev．ed．Irvington-on-Hudson，N．Y．：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4。

[7] 要证实米塞斯在遏制奥地利通货膨胀中起的作用（或要获得关于他的一个私人信息，即米塞斯一生中一个最大的遗憾是他当时没有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以稳定货币），参见F．A．Hayek，Hayek on Hayek：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ed．S．Kresge and Wenar（London：Routled ge，1994），70。

[8] 米塞斯是犹太人。——译者注

[9] 要知道米塞斯自己对这几年政治事件的看法，见NR，第15章。

[10] 参见MYWM，Kelsen对此的评论。

[11] 哈耶克曾口头上表示（当时笔者在场）当他第一次把他1937年发表在《经济学刊》上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寄一份给米塞斯时，他自己当时的恐慌。在这篇文章中，他（有点拐弯抹角地）对米塞斯的观点提出异议。

[12] 参见Hayek on Hayek，72。

[13] 参见Fritz Machlup，“Ludwig von Mises：A Scholar Who Would Not Compromise，”in Homage to Mises：The First Hundred Years，J．K．Andrews，Jr．（Hillsdale，Mich．：Hillsdale College Press，1981），p25。

[14] 同上。

[15] 同上，p23。

[16] 参见Rueff，“The Intransigence of Ludwig von Mises，”15。

[17] W．H．Peterson，“Mises and Keynes，”in“Homage to Mises，”30。

[18] W．H．Rappard，“On reading von Mises，”in On Freedom and Free Enterprise，17。

[19] 指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译者注

[20] 指“国际研究学院”。——译者注

[21] 参见Hans F．Sennholz，“Postscript，”to NR，156ff；MYWM．chapter 9。

第二章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家

无论是那些强烈地敬仰米塞斯的人，还是那些憎恶米塞斯立场的人，毫无例外地都会同意“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不可改变的诚实，他的毫不迟疑的真诚……他决不屈服。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对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种坚定性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与众不同的人物之一。”

本章的目的是简要说明米塞斯对20世纪经济学的影响。前面一章介绍了米塞斯的生平，也谈到了米塞斯当时生活的政治与历史环境。本章将以现代经济思想史为背景，概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经济学。在后面的章节中，将继续叙述米塞斯的专门贡献。对于他在这些领域的专门贡献，本章也会涉及，但本章不是单独地去考察这些贡献，而是把它们看作一个整体。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用的是一种宽广的视角，为的是能更全面地理解米塞斯在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中所处的位置。

20世纪初的经济学状况

如果我们用20世纪末的眼光来审视1900年（当时米塞斯正开始他的大学学习）的经济学，可以发现当时的经济学看上去正处于思想史上关键的十字路口。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和密尔的经济学——差不多已经退出舞台，代替它们的是几个正在唇枪舌战的学派，它们在方法论和意识形态上都相互对立，但是都在争夺这门学科的“霸权”。20世纪，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并不明朗。事实上，那时的经济学家也不知道经济学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在欧洲大陆，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派是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领导的德国历史学派。这一学派不仅拒绝“理论方法”（theoretical method）在获取经济学知识过程中的关键地位，而且还拒绝斯密的结论，即“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渴求的经济目标可以依赖自由市场来实现”，这绝非巧合。历史学派的经济学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对特定产业、地区及时点进行历史和统计研究，也混杂了含有价值判断的政策结论与对策。在这一学派的支持者看来，这个学派是“科学的”（因为它是经验的），和那些“理论”学派不一样。但是，在很多观察者看来，特别是在门格尔和他的维也纳门徒们看来，德国历史学派是“科学”与“观念”相结合的特殊“混合体”，它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在方法上是令人怀疑的，在实质内容上是错误的。

在大不列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无疑是占支配地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认识到了以“边际效用”理论（及其含义）为代表的新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也试图把李嘉图与密尔的经济学尽可能多地保留下来。尽管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家把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归功于3位（独立的）新古典经济学先驱——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的贡献，但马歇尔经济学趋向于淡化这3位先驱者的工作，而把边际效用的思想看作自己精心考察的结果，并且他强调完善古典范式。马歇尔的“最终产品”是一个以供求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把“价格”看作是由“真实的”（客观）成本因素（具有古典风格）与“纯主观”（边际效用）因素之间巧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容易理解，这一经济学认识到了市场体制具有正面的福利含义。同时，对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工作”的价值，他至少是做出了表面上的肯定，在他看来，政府对自由的市场加以适当的干预，以增进社会经济利益是完全可能的。

在世纪交替之时，第三个参与学术思潮竞争的流派是羽翼未丰的瓦尔拉斯学派。对于这一学说，“学派”这个词只能在非严格意义上才能使用，因为在1900年前后，瓦尔拉斯事实上还没有一群明确的支持者。然而，瓦尔拉斯的工作代表了一种被经济学认可的方法。当然，它对数学工具的使用是很有特色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它的重要性在于强调“均衡构建”，特别是对一般均衡构建的强调。瓦尔拉斯首先对整个市场经济做一个“鸟瞰”，然后提出了一种解释市场价格的方法，他把“市场价格”看作是一张（顺畅地）由相互关联的个体决策构成的巨大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基于他的政治价值判断，尽管瓦尔拉斯同意政府较大程度地干预市场，但是他的一般均衡体系（以及他在洛桑的继任者帕累托等的理论）趋向于支持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即市场经济的最优性。

假如说马克思经济学完全是非正统的经济学。但是，特别是在欧洲大陆，人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在世纪交替的时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植于古典的思考模式，同时也走向了某种极端。事实上，它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彻底的蔑视与极端的敌视态度——也许是各种长期处于“非主流”状态的经济学说中最著名的。1893年，在马克思去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惹怒了著名的奥地利理论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他写了极有批判性的论文指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严重的理论问题。这引发了马克思经济学与那些比较正统的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之间言辞激烈的辩论（这种辩论不仅发生在庞巴维克著名的维也纳研讨班上，也发生在1905年该研讨班结束之后）。

第五支（也是最后一支）我们可以肯定在1900年就已经存在的经济学思想，当然就是奥地利经济学。这一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71年，在这一年，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尽管这一工作开创了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但是直到约12年之后，随着他的年轻同事与追随者欧根·冯·庞巴维克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出版了重要的著作，这一传统才有足够的份量被称为一个“学派”。1900年，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主观主义经济学”——一门以理论内容为主的学科——不仅被人们普遍认为是除了德国历史学派，而且也被认为是除了马歇尔经济学之外可供人们选择的一种理论。在门格尔于1883年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提出批评之后，门格尔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原有的分歧突然转变为激烈的方法论之争，它爆发于19世纪将要结束的那几十年当中。这场争吵十分激烈的思想论战，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败坏了欧洲大陆经济学讨论的氛围。门格尔与他的追随者，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被人们视作在学术上与众不同的一群人，但是按照人数与声誉，他们要远逊于德国学派。即使是在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也绝非门格尔学说的天下。实际上，其中的几个教授几乎接受了德国学派，如米塞斯在他1940年的回忆录中所记载的，也正是这几位教授指引他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大门。

米塞斯和经济学：早期的岁月

1902年，米塞斯在经济学领域第一次出版著作。这一著作是关于1772—1848年间加利西亚（Galicia）地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米塞斯在那里出生）庄园主与农民的关系发展史的。米塞斯解释说，这一著作是在卡尔·格伦伯格（Karl Grunberg）教授的指导下写成的（NR，6），后者拥戴历史学派。[1]但是米塞斯写道，就在下一年年末，他读了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很明显，这本著作对米塞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正是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使我成为经济学家”（NR，33）。我们可以揣测，门格尔的书告诉米塞斯，市场参与者的偏好会产生系统性的经济因果关系之链。毫无疑问，正是受此影响，在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米塞斯成为了庞巴维克研讨班的常客。

庞巴维克的研讨班不仅以参与者的高素质，而且也以讨论本身的高质量而著称。在研讨班成员中，熊彼特是非常著名的一位，他的第一本书（1908）引起了轰动。[2]其他成员有“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Rudolph Hilferding）、奥托·鲍威尔和N．布哈林，所有这些人后来都在不同领域成名。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在研讨班中有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对马克思理论的争论中（NR，39f）。如上文指出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核心思想，庞巴维克已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希法亭与鲍威尔对庞巴维克用“奥地利”理论所做的批评进行了反驳，为马克思辩护。不必惊讶，几年以后，布哈林写道：“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最强有力的反对者是奥地利经济学。”[3]毫无疑问，正是通过对庞巴维克与他的马克思主义挑战者之间争论的观察，促使米塞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分析。

尽管我们没有庞巴维克研讨班论题的完整记录，但是可以肯定，它们几乎囊括了庞巴维克古典资本与利息理论中那些容易引起争论的各个方面。无须怀疑，在《资本与利息理论》（第三卷）中有几章正是这一讨论的结果。根据那一卷的记录，很明显，有几个研讨班成员，例如熊彼特、丘赫尔在部分讨论中是很活跃的。米塞斯的名字没有在该卷中出现，但是我们无须怀疑，他积极地参加了研讨班的辩论。米塞斯记载，他参加了最后两个冬季学期的研讨班（在他1913年开始在大学授课之前），讨论的主要内容是他1912年的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最初德语版的书名是Theorie de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NR，40）。在这些讨论当中，他与他那位著名老师在观点上产生了明显的区别，在米塞斯后来的著作中，这些差异得到进一步的发展。[4]

货币与信用理论

米塞斯在差不多30岁时，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这本书使他成为奥地利传统中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但是，经济学杂志对这本书的很多评论却是十分负面的。不过学术界对这本书的看法转变很快。当莱昂纳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介绍1934年的英文版时，他评论道：“很少有著作，其逻辑的一致性与现代经济分析的力度会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5]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几年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这本书被认为是有先见之明的权威性著作。如罗宾斯在1934年所说，米塞斯的书“在大陆学术界长期被看作是该领域的标准教材。”

米塞斯在货币与银行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从研究货币理论与欧洲货币史开始的（NR，43）。1907年与1908年，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奥地利的外汇管制问题，并考察了当时关于货币与银行问题的文献。1909年，他用英语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关于奥匈银行外汇政策的文章，对这个主题进行扩充之后，他写了一篇德语论文（发表在施穆勒主编的《年鉴》上）。米塞斯谈到这些文章“引起了奥地利‘通胀派’内部那些最有权势的人的强烈抗议”（NR，44）。正是在1909年秋季，米塞斯开始着手写一本书。[6]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除了继续他早期有关货币与银行政策等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并对这些思考进行系统化的整理之外，还有就是驳斥当时主流的观点——“货币理论与经济问题的整个结构可以截然分开”（NR，56）。米塞斯认识到为了更充分地完成他今后的目标，有必要将经济理论放在“易货经济”的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和论述。即使是在他研究的开始阶段，米塞斯就把他货币理论方面的工作看作一个更为宏大的理论架构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一工作他在多年之后才完成）。但是，米塞斯后来解释道，他惧怕爆发一场“巨大的战争”，因此他想赶紧完成该书，争取在1912年年初就把书的手稿交给出版商（NR，56）。为此，他被迫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纯粹的货币理论这一狭窄领域内”，而把更多的经济理论问题放到以后去研究。

然而，米塞斯的著作成功地将货币理论（特别是货币的价值理论）牢牢地扎根于更具有一般性的经济理解之中（换句话说，他提供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原创货币价值理论）。[7]毫无疑问，他这方面的工作对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推测，正是这本书的出版使得米塞斯1913年成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一员。也正是在这本书中，米塞斯扼要而又细致地论述了“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20年后，哈耶克对该理论做了出色的探讨，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事业铺平了道路。

米塞斯与社会主义经济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米塞斯在喀尔巴地区前线服役，战争的最后几年，他是在维也纳“战争署”的经济部度过的。然而，在退役之后，他马上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中去。除了1919年的著作（该书英文版的书名是《民族、国家与经济》）外，米塞斯仅在一年后就发表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论文：“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

由于他的这篇论文，米塞斯发起了著名的关于“经济计算”可能性的大辩论，这场辩论发生于两次大战之间。米塞斯似乎并不认为他的这篇论文中有什么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并不广为人知的洞见，也就是在经济学文献中已广为人知的洞见。他想告诫的是那些无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但是，这篇文章促进了米塞斯本人对经济理论的理解与阐释。它最终使米塞斯——一位经济学家的名字——不仅在欧洲的学术界，而且也在美国的学术界广为人所知。尽管他已经在战后旋即发生的奥地利政治、经济与金融争论中崭露头角，但是假如他仅仅只是继续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他是难以获得如此声名的。

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米塞斯写了一本书，从各个角度考察社会主义经济学（后来它被翻译为英文，名称是《社会主义》）。这本书出版于1922年，在该书中，一字不差地再版了他早期写的这篇论文（作为该书的一章）。很显然，米塞斯1920年那篇论文的主要目的是阐明他评判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包括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核心”是什么。米塞斯论道，“理性的中央计划”是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因为没有资源的市场价格，计划者是完全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的。由于在计划经济中必然缺少“相互独立的主体‘竞争性’地买卖经济资源”的市场，因此资源的“市场价格”是缺失的，假如没有资源的价格，对于中央计划者来说，无论他们多么勤勉，对工作有多投入，都完全不能估计出在无数的可相互替代的生产方式中，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使用给定的资源（这一资源本可以配置于其他用途），它的（机会）成本究竟有多大。换句话说，任何特定的单位资源都有很多潜在的竞争性用途，但计划者根本无法计算出这些竞争性用途的“相对紧迫性”。因此，中央计划者最后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不能被认为是“理性计划”的产物，根本无法保证，甚至从总体上看，也不存在任何可能性，即相对于所有其他可能的生产手段来说，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实现的产出量及其构成就一定是计划者更希望获得的。

米塞斯用经济学批评了中央计划可能性的思想，它包含在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之中，也来源于这个理论。事实上，米塞斯想告诉读者的是，要理解资本主义体制中市场价格把信息传递给决策者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他们在决策时能考虑他人的决策（因此与他人的决策实现自发的协调）。对米塞斯来说，也正是这个思想构成了经济科学的核心与所有经济理解的本源。尽管15年之后，哈耶克的评论话语与米塞斯多少有些不同，但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是支持米塞斯的，而且他也认同给了他导师启迪的那个核心经济思想。实际上，在他评论的过程中，他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奥地利“市场过程”理论，他的这一理论最终显著地区别于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10年之后（1932年），在《社会主义》第二版中，米塞斯对该书进行了修订，1936年这个版本被翻译成英文。这本书的英文版本不仅在职业经济学家当中，而且在普通知识分子当中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人们对这本书的“关注”采取的形式却是用意识形态进行攻击，毕竟，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人类未来道德与经济的希望所在。然而，那些职业经济学家根本无法领会米塞斯的理论说服力。在下面一章中，我们将着重说明，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与阿巴·P．勒纳（Abba P．Lerner）等对社会主义有强烈同情心的职业经济学家，面对米塞斯向他们发动的理论挑战，他们是如何进行应对的。

私人研讨班

米塞斯除了通过出版论著，还通过他在维也纳大学的教学以及他著名的私人研讨班对20世纪的经济学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可能更为重要，尽管这种影响不容易测量，而且这种影响与大学本身的影响无关。当米塞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从军队退役时，他已经从讲师被提升为“副教授”。[8]尽管这给了他教授的头衔，但这并非一个教席。

但是，米塞斯确实在大学授课，也举办了颇为知名的大学研讨会。而他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他的私人研讨班实现的，这个研讨班两周一次，地点是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一些参与这个研讨班的人士已经出版了有关这个研讨班的回忆，[9]米塞斯本人后来也回忆了研讨班的经历，笔调明显是轻松愉悦的。这个研讨班与大学没有正式的联系，其成员都是受邀参加，所有的参加者都是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用哈耶克的话说，“在奥地利学派在奥地利的最后几年中，它不仅是奥地利学派的一个中心，而且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10]哈伯勒把它看作1920—1934年间维也纳思想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第一章所指出的，参加者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后来成为各自领域内的世界著名人物，包括G．哈伯勒、哈耶克、马赫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和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但是，有些在其他领域成名的学者也是这个研讨班的常客。他们中有哲学家费利克斯·考夫曼，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历史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在研讨班中，研讨的主题涉及“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社会学或方法论”等广泛的领域。[11]如玛萨斯·史蒂夫·布劳恩所观察的那样：这是“未来经济思想史应该记载的一段重要历史，研讨班的成员为经济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的确可圈可点。许多研讨班的成员加入了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大学，参与了美国的政府项目，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承担基础性工作。”[12]

20世纪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在这个私人研讨班中激发出来的研究工作必须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来理解，这个背景就是奥地利传统的现代发展。除了以米塞斯为中心有一个学术圈外，在维也纳大学还有另外一个以汉斯·迈耶（Hans Mayer）为中心的学术圈。汉斯·迈耶是弗里德里希·维塞尔（Friedrich Wieser）的学生，继承了维塞尔在大学的教授席位（在后者1926年去世之后）。虽然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米塞斯与迈耶之间没有什么交情（也许并不夸张），但是，一些米塞斯研讨班的参加者同时也是迈耶学术圈的成员。正是这一事实，导致斯特凡·贝姆（Stephan Boehm）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经济学界，有一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学术圈”。[13]通常，我们可以说，20年代的奥地利经济学追随的是庞巴维克与维塞尔的工作，而非门格尔的工作。其结果是，2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表现出来的特征及其理论的原理，与被普遍接受的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已经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后者是在马歇尔及瓦尔拉斯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罗宾斯于1932年写《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时，他毫无顾忌地从2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的著作中汲取他所需要的各种思想，那些在马歇尔传统（也包括罗宾斯自己的老师埃德温·坎南的经济学）中没有涉及的思想被他引到了英国经济学中。但是，罗宾斯很明显在强调奥地利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央分配”“经济选择”以及相关的“机会成本”等概念的重要性的同时，并不认为需要对英国经济学进行任何革命。他写道：“本书提出的观点，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独创性。我只希望在若干地方成功地突出强调了前人未说明的某些原理。但概而言之，我的目的是尽可能简要地说明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是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的共同财产。”[14]

几十年后，马赫卢普试图准确地说明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他把这些思想列了一份清单，在这份清单中，我们几乎找不到20世纪中叶主流微观经济学家有可能不熟悉的思想（也许只是强调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15]在这方面，马赫卢普只是简单地反映了20年代维也纳经济学的氛围。在这个奥地利传统的影响已经下降的时刻，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同意马赫卢普列出的单子，但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仅仅说明由于罗宾斯的工作，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已经成功地被吸收进了主流经济学。然而，也要恰如其分地指出，尽管在2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出现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趋同性，但也有迹象表明，甚至就在二三十年代，米塞斯就将奥地利经济学引向了一条截然不同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道路。

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这段时间，米塞斯写了一些方法论与经济理论基础的论文，1933年他把这些论文收集成册，以《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为名出版。至少这本书中的部分论文在他的研讨班中是讨论过的。正是在这些论文（以及在他早年于1912年和1922年出版的书中的某些段落）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某些观点的早期论述，这些观点后来在他1940年出版的论文集《国民经济学》（以及该书经扩充后的英文版《人的行动》）中有了系统的论述。米塞斯的这些观点包括：经济学是“人的行动”的科学，经济理论中“先验主义”角色，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他对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局限性的看法（我们在下面几章中将要详细说明，这些具有鲜明“米塞斯特点”的观点把他的工作与主流经济学的工作显著地区分开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能把米塞斯的《人的行动》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采取的方法区分开来的很多理论，事实上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形成，米塞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思考这些问题，他在他的私人研讨班上讨论这些问题。一方面，由于罗宾斯的工作，奥地利经济学的思想被引入到了英国经济学，但是最终也使20年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朝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标准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方向发展。[16]另一方面，同样是20年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却启迪米塞斯对经济学的基础做一个全面的修正，这个修正最终导致他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与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米塞斯理论体系的极端（radical）特征，促进了20世纪晚期奥地利传统的复苏。

20世纪30年代初的米塞斯

20世纪20年代末，米塞斯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似乎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了。他出版了一些书，包括两本本世纪末[17]仍在发行的重要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老师与导师，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主要归功于他的私人研讨班。[18]这种影响不局限在他自己的国家。用罗斯巴德的话说：“作为学者与导师，米塞斯具有如此高的品质……使得他的私人研讨班成为全欧洲讨论与研究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个著名论坛。”[19]1956年，在一次纪念米塞斯的活动中（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纪念会），他提到米塞斯的《社会主义》给20年代的年轻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他们是来自于英国、德国、奥地利还是瑞典。哈耶克写道，那本著作是“关于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所确立的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其中不仅有丰富的知识，也包含了深刻的智慧。我毫不怀疑，在政治思想史中，它所确立的地位将巍然不动。在我们最容易感动的年纪，它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那个时代已经离我远去。倘若勒普克或罗宾斯或俄林……站在这里，他们也会向你讲述同样的故事……”（MYWM，189）。到1930年，米塞斯又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专题论文，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诸如“通货膨胀”“商业周期”等现象的看法，对（古典）自由社会思想以及干预主义的危险性也进行了分析。事实上，他后来关于经济理论、经济方法以及经济政策的观点在1930年前就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

然而，同样是哈耶克，在热情地赞扬了米塞斯有关社会主义研究的国际影响的同时，在1931年却说：“米塞斯的影响限于特定领域，他相对而言仍然只是一个小人物，……到30年代早期，米塞斯在国际上已经被诸如罗宾斯这样的人所知，后者认为米塞斯是一个对货币理论做出独特贡献的人，他发展了门格尔的思想，并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最有效的批评，然而就他的名声而论，他的影响是有限的。”[20]可以肯定，哈耶克的这些说法是口头的，是对紧追不舍的采访者随口做出的未经思考的回答（事实上，在他紧接着的讲话中，他把米塞斯后来几部著作的日期搞错了）。然而，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哈耶克的上述论调与（前面已引用的）那些他在米塞斯纪念会上讲的关于米塞斯的恭维话前后不一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尽管他在经济学界中讲德语（及读德语）的那部分人中有声望，但是米塞斯的书与文章对国际学术界的大部分人来说还是陌生的，因为他们唯一的用语是英语。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罗宾斯的积极行动，他的两本著作才被翻译成英文。这两本书的翻译，使米塞斯在英国（在美国也有影响，但程度相对较小）确立了国际知名理论家的形象，也许这也得益于他是哈耶克的导师，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哈耶克是英国经济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明星。[21]

也许我们可以说，米塞斯于30年代末在国际经济学界声名卓著，有一个特殊的因素起了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在40年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米塞斯关于经济方法、经济政策以及关于经济理论本身的观点与当时宣扬的“新思想”完全不一致。不管怎么说，他的独树一帜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尽管米塞斯后来的多数观点在1930年（确切地说是在1933年）之前就已经论述得很清楚了（至少是用德语）。但是，无论是米塞斯本人，还是其他人，都不认为这些观点将米塞斯与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分割为不同的阵营。直到1930年，米塞斯的独特性都还没有建立。事实上，就在1932年，米塞斯在提及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一个讲话时，他用赞同的口吻说当时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流派是：“奥地利学派与盎格鲁–美国学派以及洛桑学派……这些学派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对同一基本思想的表达方式不同，他们被区分为不同的学派，更多的是因为它们的术语与表达方式，而不是因为它们学说的实质”（EP，214）。

很明显，米塞斯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他本人的方法与理论主旨与即将出现的新主流学说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在奔向20世纪30年代末的那几年，除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学术界将要产生巨大的影响之外，在“高级理论”（high theory，沙克尔对“30年代”的称谓）那几年，主流价格理论的发展方向与米塞斯在未来越发强调的那个方向相距越来越远。到1930年，为米塞斯展示其“方法论”与“理论主旨”独特性的舞台基本已经搭好了，这些方法论与理论主旨上的独特性使得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界成为一个很不时髦、也很不流行的人物。但是，这些方法论与理论主旨上的独特性正是这本书剩余部分着重要讨论的。

高级理论的年代

在20世纪30年代，主流经济学的方法与原理都有一些重大的进展。经济学跨国界与跨语言之间的交往增加，这导致几个主要学派之间的距离缩小，它们各自的独特性逐渐消除。经济学越来越强调数学工具的使用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均衡”概念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这也促进了人们对广义新古典理论的理解，而就完全竞争模型而言，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是不同学派共同具有的特征（随着垄断竞争及/或非完全竞争学说的出现，这个趋势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得到加强）。[22]同时，由于主流理论的理论主旨与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发展，学术界也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是有关于“描述的经济理论”与“应用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学中扮演的角色而言的。在米塞斯看来，计量经济学（以及当时与当下都很时髦的“实证主义认识论”）[23]的出现正将经济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向一个极不恰当的方向，他们认为，经济学对“描述性的经济学”的重视应次于对“纯粹普适之真理”的强调。当然，凯恩斯理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它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有效性（即使不是全部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如同它对相关学说的挑战一样。这场革命也沉重地打击了米塞斯可能的一个“幻想”：他曾以为在学术上，他的经济学与那些现代启蒙经济学家们业已达成的共同观点实际上是比较接近的。

毋庸置疑，到了30年代末，米塞斯与30年代那些出色的，同时也是新冒出来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格格不入了，这些经济学家每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的方式书写着20世纪的经济学。与同时代的那些人相比，米塞斯不仅在方法论上与他们不同，而且在理论的原理上与他们也相距甚远。而尤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观念与各种新潮的经济学学说的气质不合拍，在他人看来也正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直到米塞斯去世，他都被孤立在这门学科的主流（正统）之外，他本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大部分的职业生涯中，米塞斯的声音代表的是不流行的经济政策，但是在有些时候，他确信，他给那些相对无知的政治家与门外汉们讲述的是已被“现代经济学”证实了的那些学说。自30年代末以来，米塞斯一直在批评那些在经济学界被人们认为是最著名（也是最“现代”）的理论家与实践者们所拥戴的政策与学说。

米塞斯从几十年前开始，就一直没有背弃他信仰的真理，无论那个真理在公众及在学术界是多么的不受欢迎，这体现了米塞斯思想的连贯性。除了在意识形态上，他尽心于古典自由原则，米塞斯还相信新的理论并没有领会早期的新古典（特别是门格尔与庞巴维克的）经典理论中不易被人发觉的精妙之处。从这时开始，他致力于深化那个现在已经不入时的经典理论的基础，并使之更为明确详细。在他已经40岁出头的时候，他移民去了美国，这也使他在学术上日趋孤立。他没有学术职位，他对美国的学术现状不熟悉，他在那个学术圈子里相对来说默默无闻，这些都使他在学术和思想上倍感孤独。

同时，根据米塞斯在30年代中期及以后的作品，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正”的结论，他好像没有认识到人们在30年代对经济学所做的新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他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学的主流学说正在改变，那些可以被他接受的经济学说渐渐地不再成为主流，但是很显然，他并不认为对这些新的学说进行细致和直接的批评是不值得的。当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撰写米塞斯1940年那部大作——《国民经济学》的评论文章时，他正确地指出，那部著作“在理论原理与语调上都容易引起人们对它的争议，尽管它直接论证其立场，极少与有名有姓的作者进行辩论或者是有过论争”。[24]米塞斯似乎觉得如果把他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摆出来，并对它的基本原则进行充分地说明的话，那么这些新研究完全是不充分和不可接受的，根本不需要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批评。

由此导致的一个不幸结果是，在战后的经济学的思想环境中，米塞斯不仅被人们看作是过时的，与现代发展不合拍的人，而且也被认为是对经济学的新发展非常无知的人。笔者还清楚地记得，在50年代中期，一个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他恰好在很多方面同意米塞斯的政策观点）对米塞斯做了一个口头的评价：米塞斯——他评价道——已经有20年没有新思想了。人们普遍认为，米塞斯的经济学还停留在30年代早期。

但是，这是一个轻率的判断，它不仅有失公允，而且与事实明显不符。在他1940年的论文集中，特别是在他1949年用英文撰写，并做了大量修正的版本《人的行动》中，米塞斯展示了经典的奥地利思想，用一种几乎全新的论述风格，叙述了这一经典。米塞斯充分利用了在日内瓦的和平时光，继续进行1933年方法论文集的写作。他建构了一个宏伟的、包罗万象的认识论及概念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他论述他的奥地利经典学说，并把它看作宏大的“社会理解”大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个理论体系，或这个体系中的奥地利经济学说，无论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米塞斯从根本上对他自己已经较为完善的经济学说所进行的再阐述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并且见解是独到的、深刻的。

米塞斯洞察人类决策的本质，以及决策之间的动态规制过程，这些洞察的逻辑含义经过系统化之后，就构成了他经济学的基础。他的经济学工具是逻辑思考以及批判性分析，而非数学或几何论证。与30年代的新经济学不同，在米塞斯的经济学中，市场的结果绝不是从一个假想的无所不知的人出发来进行考察；相反，他一直考虑的是由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参与者的“发现”所构成，并且也刺激他们去“发现”的“市场过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主流经济学纷纷诉求政府大量干预市场（为了纠正想象中的市场缺点）的年代里，米塞斯的经济学却在深入地探求市场自发过程的优点，这绝非偶然。

不幸的是，米塞斯认为对30年代的新研究进行直接的和具体的评述，无论这种评述是批判性的或是非批判性的，都是不妥当的。无疑，这个“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被战后的学术界冷落。但同时，米塞斯的这种态度也许绝非毫无根据。那些新作是由比他年轻10~20岁的作者写成的——这些作者，在他看来尽管出色，但是却几乎没有理解他们正在反抗的那个经典真正的寓意及其精妙。这种新作中的多数是由那些在马歇尔传统中受过训练的英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这一事实也许也是米塞斯对它们采取漠视态度的重要原因。门格尔的追随者对英国新古典主义有某种程度的蔑视，这是无须怀疑的。但是，无论这种态度是否合适，在战后，它让米塞斯的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却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米塞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米塞斯即将60岁过半，这是一个通常被人们认为是退休的年龄（至少在当时的美国是这样）。然而，米塞斯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几乎又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提及，米塞斯夫人把这些年视为“他一生中最多产、最有创造性的年头”。即使我们不接受这种过度夸张的说法，我们也会认识到这些年对米塞斯整个的科学贡献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在战后，他的研究工作被学术界孤立，尽管他的研究被（不公正地）看作学术上的旁门左道，他本人也被看作只是为了意识形态而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士，但米塞斯毫不动摇地继续追求他自己的科学目标。准确地说，正是战后这些年，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以及他在纽约大学的讲座最终让他修成正果，使他对思想史产生久远的影响。

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这部米塞斯最伟大的作品，无论就其本身的份量还是就其研究内容的全面性而论，都是一本绝不可以被忽视的著作，即使是那些把米塞斯视为“前现代经济学”遗老的学界人物也不会否认其意义。尽管学术界没有能够全面理解这本书的科学贡献，对它的政策主张也是断然拒绝，但是学术界仍然可以感受到米塞斯思想体系的宏伟和这座精心建造的大厦的优雅。真实情况是，米塞斯这一作品绝不仅仅只是他前期研究工作的一个论文集，在奥地利经济学传统中，它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展。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他对方法论与理论原理方面的贡献，但他的这部巨作，绝不是对那些已经单独发表的思想进行加工、合成和整理，也不仅仅是对它们做一个全面的汇编。《人的行动》对奥地利经济学的基础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重述，而且它的论述风格铿锵有力，绝不含糊其词。由于这本著作的出现，奥地利经济学与50年代在主流舞台上风行一时的经济思想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很不幸，学术界未能认识到《人的行动》中这个核心因素。学术界完全忽视了米塞斯对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开放世界中的“有目的的人的行动”这个独特概念所做的严密而精辟的论述，也忽视了他对20世纪初（在学科上已经达成共识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文献所做的重新梳理。

这一幕多少带有戏剧性，当奥地利经济学似乎要穷途末路的时候，米塞斯对门格尔的传奇进行了新的诠释。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参与米塞斯维也纳学术圈的经济学家各奔东西，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1936年之后取得的巨大胜利，经济学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奥地利经济学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被吸收进了主流，还没有被吸收进主流的，似乎已经无足轻重。不管怎么说，看起来在那时已经不再有任何活跃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存在了。当米塞斯于1949年出版《人的行动》时，学术界把它看作是一个垂死传统的最后喘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本书是一部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创性的著作。也许正是这本书，第一次对奥地利传统的独特性做了详尽、清楚而有力的阐述。这本书肩负了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复苏的重任，尽管它不时髦，但最终会在20世纪后期的经济思想史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人的行动》出版之后，米塞斯继续从事写作。1951年，他出版了《利润与亏损》，与《人的行动》相比，米塞斯在这本书中更为清楚地阐述了企业家市场过程理论。在这之后是两本篇幅较小的书，这两本书的主题米塞斯明显是感兴趣的。1956年，他出版了《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在这本书中，米塞斯对一个（他的）“困惑”提供了社会学的与心理学的解释，这个困惑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美妙的体制，却受到诋毁，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诋毁。如果说这本书还不能被看作严格的经济科学著作，那么《理论与历史》（1957）这本书对经济理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做了扼要的科学处理。这本书的方法论基础在《人的行动》中已经有了细致而详尽的论述，它对米塞斯于1933年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中提出的论题（这本书的英文译版于1960年才出版）做了进一步的研究。1962年，米塞斯出版了另外一本有关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著作（当时他已经80岁），该书名为《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方法论问题》。1969年，他发表了一篇长达45页的重要专论来揭示真相，名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历史背景》，它的英文版比西班牙文译版早几年出版。

但是，以上那些书还不能完全反映出米塞斯的写作与出版活动。在1950—1970年间，米塞斯出版了许多短文，其中有的是用英语写的，有的是用德语写的（其中有不少已经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尽管这些短文主要是为那些思想的门外汉写的，而不是为经济学专家写的，但是它们证明了米塞斯这几十年在工作中一直保持了敏锐和活跃的思想状态。这些短文有不少汇聚成册，在米塞斯去世后出版。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与20世纪经济学：一个回溯性评价

在下面的各章中，我们将对米塞斯做出重要贡献的每个领域进行考察。在本章中，我们已经概述了米塞斯作为经济学家一生的主要工作。在本章即将结束之时，我们有必要对他一生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将它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做一个比较。

本章的开篇，我们介绍了20世纪初经济学界几个流行的思想流派。米塞斯作为一个经济学理论家，他最初的作品是贡献给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和英国，人们普遍都是这么理解和运用他的学说的。他的工作是对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开创的奥地利传统的继续。尽管根据他自己的理论，米塞斯开出的政策处方在当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我们这样评价他的工作仍然是不失公允的：他的研究总的特征是原创性，而且他一点也没有脱离当时主流的学术理论。

但是，在米塞斯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他的工作不仅在理论实质与方法论方面与主流的经济学有天壤之别，而且在政策含义上与主流的经济学也是相去甚远。米塞斯的研究工作稳步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在他看来已隐含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的传统之中。主流经济学虽然在世纪初与奥地利经济学意气相投，但是后来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条道路发展。米塞斯与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关键的几步，主要发生在1920—1950年那几十年间。

这几十年包含了两次大战之间经济学说蓬勃发展的那段时期。也就是在这几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发生了转向：它对运用数学技术工具的珍视远甚于对概念清晰度与深度的关心，它对经验可预期能力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对理论本身的“理解”，它对政府积极的、用意良好的经济管制政策可靠性的强调要远大于由市场“看不见的手”自发形成的规律的强调。确切地说，也正是在这几十年中，米塞斯完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他的这一体系与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体系一脉相承，但是米塞斯对他们确立的原理进行了拓展，也提升了这些原理的应用能力，深化了这些原理的认识论基础。他在这几十年中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了精心的论述，展示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看法，在每一个人们可想象得到的方面，米塞斯的看法都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而后者在战后随即支配了经济学界。结果，学术界对米塞斯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的经济学工作总的看法是，它是一种“蒙昧主义学说”（obscurantist doctrine），是他顽固地拒绝这门学科在它最富有成果的年代里取得的进展的一个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个世纪即将结束，离米塞斯去世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经济学界对米塞斯经济学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如果谦虚一点说，是某种程度的）变化。尽管米塞斯的方法论立场仍然不被接受，但是他的那些理论、学术观点以及实际的政策建议，却比当初他活着的时候，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引起了人们更为广泛的兴趣。在20世纪末，由于米塞斯对科学工作始终不渝的执着和他一贯性的诚实正直（被雅克·吕埃夫称为“顽固”），已经改变了人们对他工作的看法。过去，人们对它鄙视，认为它不值一提，是“蒙昧的”；而现在，人们却对它表示尊敬，虽然这种尊敬有些非同寻常，甚至有点古怪。

在米塞斯所有的理论中，也许最核心的那一个，也是近来引起广大年轻经济学家兴趣的是他彻底的“主观主义”，也即经济现象的表达方式是经济现象中的“主体”[25]对世界的观察。很多年以前，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中，哈耶克准确地指出“大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百年里经济学的每一项重大进步，都是向着不断采用主观主义的方向前进了一步。”[26]在一个笔记中，哈耶克评论到，“主观主义”的进展，“米塞斯是最坚定的推进者，也许他的理论的全部特点——从他的货币理论（他在1912年是如此超前）到他所说的a priorism（演绎主义）——他对一般数理经济学和具体经济现象之度量的观点，以及他对计划的批判，都是直接来自这一核心立场。”[27]

“主观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引起了很多年轻经济学家的好奇心和关注，他们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已经被那个（在他们看来）枯燥的、非现实的主流传统所排斥，而整个学术界主要还是被这一传统所占据着。让人多少感到有点惊讶的是，在过去20年中，使奥地利（特别是米塞斯的）经济学传统恢复生机的，正是这种好奇心与对它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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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Hayek on Hayek，55，在该书中，格伦伯格被描述为是“一个经济历史学家，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弗洛伊德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创建者”。

[2] 在他们整个的职业生涯中，熊彼特和米塞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个人关系还是学术关系都是颇为复杂的。要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可参见S．Boehm，“The Austrian Tradition：Schumpeter and Mises”，i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1820-1930，ed．K．Hennings and W．Samuels，Editors，（Boston，Dordrecht，London：Kluwer，1990）。

[3] 参见Nikolai Bukharin，“Introduction”［to the Russian edition，1919］as translated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 and London：Monthly Review Press，1972），9。

[4] 参见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Princeton，N．J．：Van Nostrand，1960）第八章。该书是他的德语著作Grundprobleme der Nationalokonomie（1933）的英文译本。这章第一次出版是1928年以一篇期刊论文的形式出现的。

[5] 参见Lionel C．Robbins，“Introduction”（to the 1934 English edition），reprinted in the revised（1953）edition of Ludwig von Mises，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2。该书是德语版第二版（1924）的英文译本。

[6] 指的是《货币与信用理论》。——译者注

[7] 详细的论述可参见下面第5章。

[8] 参见Martha Steffy Browne，“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in Ludwig von Mises - seine Ideen und seine Wirkung ［这是给《经济政策报》1981（4）特定几篇文章加的标题］，III。

[9] 除了玛萨斯·史蒂夫·布劳恩（Martha Steffy Browne），G．哈伯勒也写了一篇“米塞斯的私人研讨班”，载上面提到的《经济政策报》中。也可参见MYWM第二版（Cedar Falls，Iowa：Center for Futures Education，1984，Appendix I）；也可参见Hayek on Hayek，71。

[10] Hayek on Hayek，71f。

[11] Haberler，“Mises' Private Seminar，”123。

[12] 参见Browne，“Erinnerungen an das Mises-Privatseminar，”120。

[13] 参见Stephan Boehm，“Austrian Economics Between the Wars：Some Historiographical Problems，”in Austrian Economics：Tension and New Direction，ed．Bruce J．Caldwell and Stephan Boehm（Boston，Dordrecht，London：Kluwer，1992），6ff。

[14] L．C．Robbins，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znd edition，（London：Macm illan，1935），xv．这句话的中译文引自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页。——译者注

[15] 参见Fritz Machlup，“Austrian Economics”in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ed．D．Greenwald（New York：McGraw-Hill，1982）。

[16] 参见V．C．Walsh，Introduction to Comtemporary Microeconomics（New York：McGraw-Hill，1970），17。

[17] 指20世纪末。——译者注。

[18] 参见Murray N．Rothbard，“Ludwig von Mises：the Dean of the Austrian School，”in 15 Great Austrian Economists，ed．R．G．Holcombe（Auburn，Ala．：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1999），159。

[19] 同上。

[20] 参见Hayek on Hayek，76。

[21] 尽管有些人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与米塞斯的经济学在一些关键的方面有区别，但是本人坚决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尽管他们之间是有显著的区别，但是他们在本质上都是用同样的非新古典方法理解市场过程。有关的讨论可参见Israel M．Kirzner，“Reflections on the Misesian Legacy in Economics，”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9，no.2（1996）：143-154；该文也见于Israel M．Kirzner，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Essays in Austrian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第8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米塞斯对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的理解具有“米塞斯主义”的特征。

[22] 关于这一点，参见Frank M．Machovec，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23]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Terence W．Hutchison，The Significance and Basic Postulates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Macmillan，1938）。

[24] 参见Frank H．Knight，“Professor Mises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Economica 8（November 1941）：409。

[25] 而非作为局外人的“经济学家”。——译者注

[26] F．A．Hayek，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Studies on the Abuse of Reason（Glencoe：Free Press，1955），31。该句译文转引自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科学的反革命》，译林出版社，2003年：24。——译者注

[27] 同上。

第三章　经济探究的性质

18世纪的那些先驱们，正是通过对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的超越，才成功地揭示出市场经济规律的普遍存在的。米塞斯认为，除非这种方法论的合法性（事实上需要“严格地”）被人们所认可，否则经济科学已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将会遭受悲剧性的和毁灭性的破坏。

在本书下面的各章中，我们要格外地关注米塞斯经济学的几个重要方面。我们首先要考察的是他一直坚守但却极不入时的经济学方法。在米塞斯看来，他这方面的工作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他发现，在他做出贡献的这一领域中，却没有追随者。本章的目的，不是要使读者相信米塞斯方法论是正确的；相反，本章的目的是只是要尽可能地说清楚米塞斯如此坚信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认为他的方法论对于他经济学研究的主旨是如此的重要，以及为什么那些方法论看上去是如此的奇特，不仅那些意在全面贬低米塞斯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甚至那些热心地拥护他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米塞斯坚信，他的方法论对他的经济学来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他自己对此明确的论述中（例如，他怀疑“将认识论问题的分析和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分开来是否是可能的”），而且也体现在他对这一领域倾注的热情，在他晚年时尤为如此。在他1949年的《人的行动》之后，米塞斯又出版了3本新书，其中两本主要是解决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的（TH和UFES）。另外，《人的行动》的第一部分，大约有140页（占整本书的约六分之一），全是讨论米塞斯体系的认识论基础的。米塞斯在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初期的一些论文，对他的方法论做了初步但却相当精彩的论述，这些论文收集在他1933年的《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一书中。另外，米塞斯到美国时最初写的和发表的几篇论文也是关于方法论主题的。[1]

确实，米塞斯如此注重这些主题，初看起来让人十分意外。毕竟，特别是在20年代，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且以“政策”为研究导向的应用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与那些纯理论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甚至和那些关心经济学认识论基础的知识哲学家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米塞斯对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的确给予了如此巨大的关注，那么，这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确信经济学有些极为重要的启示，被那些代表特殊利益的人在方法论层面上就给摒除了。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学历史上，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人拒绝接受，他们要么是不能理解，要么是拒绝理解“一个科学的结果所必须具备的那个基础”。“各种政治派别，它们总是热衷于拒绝从经济学思想中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但是对于它们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却提不出任何能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TH，2）。米塞斯认为，在人类已知的科学中，经济学是唯一具有“思想革命”特征的科学，从这一点开始论述，也许是我们考察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最有效方法。

经济学的思想革命特征

米塞斯认为18世纪与19世纪初出现的“经济理解”（economic understanding）为我们认识社会存在条件提供了一种真正的、革命性的新方法。在表达他的这个信念时，他的用语振聋发聩，且毫无遮掩、直截了当：“经济学的发展……从坎蒂隆（Cantillon）、休谟到边沁和李嘉图，在改变人类的思维方面起的作用，比在这之前或之后的任何科学理论，都要多得多”（EPE，3）。在18世纪经济学思想出现之前，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任何人（或政府）想改变社会面貌的特征，他所受到的制约只是自然界的规律，以及他们意志的强烈程度（如果需要，暴力手段也会被用以强化这种意志）。“有了好人和强大的政府，将无所不能”（MMMP，3）。但是，随着经济学的进展，“现在人们认识到，在社会领域，也有一些事物是人的能力和力量不能改变的，对于这些事物，人们如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改变他们自己，这与他们必须考虑自然界的法则是一模一样的”（EPE，3）。[2]

因此，在社会中存在着“规律”，无论统治者们的意愿如何，它们都是有效的，这是真正有革命性的思想。“人们惊讶地认识到，人的行动是可以从道德判断之外的其他角度进行考察的。他们不得不承认有这样的规律，他们可以将它和他们已经熟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规律相比”（MMMP，3f）。米塞斯声称“从一开始，‘经济的理解’这种新出现的研究模式就源自于这门新学科考察现象的‘人’的特征，对‘人’的特征的考察也是这门学科所独有的。如果有人不相信从这种‘新理解’中得出的政策结论，也就是不相信这门新学科探究世界的最主要的模式，他们实际上拒绝了所有的探究模式，除了那些早已建立的自然科学的模式之外”。因此，在米塞斯看来，假如这门学科要免于被它的敌人制造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混乱所窒息，或它的实际用途因此而丧失的话，那么正确地确定并理解经济学这门学科恰当的探究模式是十分重要的任务。毕竟，18世纪的那些先驱们，正是通过对自然科学认识论模式的超越，才成功地揭示出市场经济规律的普遍存在的。米塞斯认为，除非这种方法论的合法性（事实上需要“严格地”）被人们所认可，否则经济科学已为人类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将会遭受悲剧性的和毁灭性的破坏。

米塞斯与方法论二元主义

米塞斯的认识论体系建立于其上的信念基石是“尽管我们思想结构有一致性，我们被迫求助于两个分离的科学认知体：自然的科学与人的行动的科学……我们对自然科学相关事物的研究道路是从‘无’开始的。我们观察的结果是建立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然而，在人的行动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因为我们是人类，我们处在一个把握人的行动之含义的位置上，也就是包含在行为者自身行为之中的那个含义”（EPE，I30）。由于“我们还不知道外在的一些事实（物理的和生理的）如何在人心中产生一定的思想和意志，而终于有具体的行为，我们就得面对这一道无法超越的壁垒：方法论的二元论（methodological dualism）……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有两个个别的领域：一个是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理现象的外在世界；另一个是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和有意行为的内在世界。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两个世界之间还没有桥梁联系起来。”（HA，I8）

当然，米塞斯坚持“人的行动科学”的认识论特征与自然科学之间有巨大差异，这绝不是一个激进的或“极端的”立场。备受尊敬的芝加哥学派创始人，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H．奈特，明确地拥护极为类似的一个观点。[3]哈耶克写了整整一本书，《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1955），其主要用意就是批判“科学主义”——机械地和不加批判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然而，对于米塞斯在追求和建立其方法论二元主义过程中所说的关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某些话语，几乎没有人会感到舒服。不可否认，在米塞斯晚年，他的学说具有极端特征，可以揣测，这与反对他学说的那些人有很大的关系，米塞斯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作战”——在这场战争中，米塞斯代表的是已确立的经济科学立场。米塞斯确信，这些学说上的反对者必须被看作经济学的思想敌人。

经济学的敌人

1．历史主义者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德国历史学派在大陆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如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在这个由古斯塔夫·施穆勒领导的历史学派和一小群跟随门格尔领导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方法论论战。这场论战产生的火焰在进入20世纪后都还没有完全熄灭。在米塞斯看来，历史学派倡导的学说直接否定了社会现象中有规律存在，而他相信这些规律可以通过经济学推理来证明。米塞斯相信，否定“规律”的根源可以在这个学派的“历史主义”中找到。“历史主义”的信念是，经济知识主要地应该从与被调查的特定状态或场合相关的具体事实中去寻找。这种观点解释了这一学派的鼓吹者们轻蔑地拒绝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的原因，后者认为存在着超越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普遍性的经济学规律。

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论战特别引人瞩目的一个原因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背景：这两大学派都欣赏社会现象的“主观维度”。当然，主要是门格尔坚持经济现象的“主观主义”特征以及“个体选择”的首要性，提出了与古典经济学完全相反的理论，这几乎是一场革命。但是，德国历史学派也认识到，社会现象离开人的动机与利益是无法被理解的。19世纪后期的德国哲学家，如文德尔班（Windelband）和李凯尔特（Rickert）已经对那些试图用严格的“实证方式”（即拒绝所有那些不可被观察的线索，如人的行动意识）重构历史学的人进行了讨伐。与实证主义者相反，他们指出，社会科学（包括历史）要处理的现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在本质上就是不同的。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是以意义（meaning）和以导致现象产生的人的“目的性”为特征的。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认识到这种洞见的价值。“然而，”米塞斯在1933年写道，“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他们的追随者们未能‘想到在人的行动范围内，普遍有效的知识是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的范畴仅由历史与历史方法构成。他们判断经济学发现与历史调查结果的方式，与历史学派如出一辙’”（EPE，5）。罗格·克普尔（Roger Koppl）有一句话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主义者提供了没有科学内容的主观主义。”[4]

而站在米塞斯的立场，德国历史学派否定“经济理论的结论具有普遍性”的倾向也导致这个学派否定经济学最根本的贡献。因此，在米塞斯看来，历史学派支持国家主义者的政策（这种政策与从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规范结论不一致）给这个学派贴上了经济学敌人的标签——尽管它认识到主观主义以及社会与经济想象中的文化因素。

在米塞斯与整个奥地利学派看来，如果严格与坚定地追求经济理论的主观主义，那么就会理解经济社会中的“似律规则”（law-like regularities）。米塞斯发现，强调这些规则的普遍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则使得有关特定场景（也许它们是“规则”的“体现”）的经验性知识只具有相对次要的意义。米塞斯不仅坚持了主观主义，而且也坚持科学。

2．实证主义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奥地利经济学已经不需要认真对付德国历史学派，因为那个时候它的影响已经一落千丈。但是，一群新的学说敌人冒了出来。事实上，这些学说上的对手就出现在维也纳。他们是维也纳学术圈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由奥图·纽拉特（Otto Neurath）、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莫里茨·施利克（Moritz Schlick）及其他一些人领导。这群人“决心将形而上学的思考从科学理论中驱除出去”，从而形成了“强大的经验主义信条。”[5]在经济学中，这场“实证主义”运动表现为：在选择供科学研究的现实因素时，坚持“操作主义”的取向，而排除任何基于内省的洞见。[6]这一极端的经验主义方法实际上把所有“主观主义”因素从正当的探讨中排除了出去——这正是对门格尔研究方法基础的挑战。实证主义者拒绝关注人类行为的目的性，也拒绝了诸如“边际效用”等概念，除非在可观察到的规律中，它们能有稳定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正是这种可观察到的规律成为后续理论推导的基础）。

到了20世纪中叶，曾经在哲学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认识论，已经大不如以前那么流行了。然而，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他们一直有一个倾向，就是抓住早几十年前在哲学中流行的那些教条）却继续坚持经验主义者的方法。[7]在米塞斯及其他很多人看来，这种对主观主义的洞察视而不见的实证主义经济学，也就是有意拒绝可以被人的意识理解的事物。实证主义者拒绝承认组成现实王国的是“利益与动机”（interests and motivations），这也招致了弗兰克·奈特的尖刻批评。他写道，这个王国的存在无法用实证主义者的“可检验性”标准去证明，这是事实。然而，如果“有任何人否定人有利益……经济学及它的所有著作对他而言，就如同多彩的世界摆在一个瞎子面前。但是，这还是有差别的：一个在生理视觉上的盲人，精神仍然是正常的，具有正常的智力水平。”[8]与奈特一样，米塞斯也认为，实证主义者在经济学和“它的所有著作”面前是瞎子，他们不仅仅在哲学上彻底犯了错误，而且也是经济学的敌人。

米塞斯对方法论的维护

米塞斯认为，构成经济学中心教义的是它对自由市场中动态竞争力量系统运行方式的理解。企业家的竞争性市场过程的系统运行，保证了社会资源的分配趋势——以及社会对资源与技术潜力稳定改善的认识——能反映消费者对偏好的排序以及消费者对“扩展中的可能性”的认识，即满足迄今尚不可能实现的偏好的认识。这些系统性的趋势构成了人们所称的经济学“规律”。如果是政府方面意识到这些规律，那么就有助于避免灾难性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可能在无意识中与这些系统性的趋势相抵触。然而，历史学家或统计学家的眼睛却不容易辨识这些“规律”。德国历史学派竭力进行历史研究，也未能观察到这些规律的系统运行。统计的或计量的分析似乎也不能（除非这种分析事实上是建立在从抽象的经济学推理中获得的洞察之上的）觉察到这些规律的运行，因为这种方法还不是足以让实证主义的怀疑者确信有规律存在。只有抽象的经济学推理和对人的“目的性”的特征及作用方式的认识，以及对人类企业家才能的机敏性及其活力的认识，才能确切地说明企业家竞争性市场过程的系统趋势。因此，米塞斯相信，用技术高明的手段，明白无误地确立经济理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指出20世纪中叶实证主义者及其他学派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致命错误，建立学科思想之基础，是他的科学职责。

米塞斯与先验主义：是否为极端主义

米塞斯的方法论二元主义是非常彻底的，不仅与人的行动现象相匹配的维度是超越了“外部世界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理现象”等维度的，而且沿着人的行动这一维度，外部世界的现象起不了什么根本性的作用。确切地说，个人实施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属于外部世界的一部分的。而且，人们是借助外部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来实施这种行为的。如要理解人的行动相互作用产生的系统性结果，却不能依赖这些特定的目标，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无论社会成员在市场中是为了食物还是为了书本而竞争，无论未来的生产者所需要的是犁的服务或是小提琴大师的服务，普遍的竞争规律和形成价格的方式都是相同的。要理解这些规律，绝不需要依赖外部世界中与市场参与者的目标相关的，或与他们用以实现他们目标的工具相关的那些专门知识。

我们对这些规律的理解源于我们对人的行动的“目的性”有直接的认识，以及当我们知道环境发生一系列变化时，人会如何系统性地调整自己的行动。对米塞斯来说，这意味着我们有关经济理论结论的知识是先验的。当然，当应用这些结论来分析某些特定的真实事件时，如自然灾害对某些重要的原材料供应的影响，或一条法规给某一特定价格设定了“天花板”，米塞斯当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事实是相关的，并且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坚持，有一条重要的认识论上的鸿沟将我们关于经济因果关系的一般性规律的知识和我们有关那些一般性规律在特定情境中是如何表现出来的知识分隔开来。米塞斯坚持，正是前一种知识，绝不依赖于经验信息。

米塞斯坚持经济学的先验特征，被人们视为是相当古怪的行为，甚至那些本来同情他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也这么认为。有人认为，他的固执已见完全就是蛮横无理地挑战经济学的科学性。1938年，一位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经济学家说：“一个根本无法被证明为是真还是假的观点……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没有任何用处。”[9]稍近一点的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提到（在一段引用率还比较高的段落中）米塞斯“后期关于经济科学基础的作品”是“如此的古怪和特别，以致我们怀疑是否有人已经认真地对待过它们。”[10]他的学生马赫卢普和布鲁斯·卡德维尔（Bruce Caldwell）也表示，他们不能完全同意米塞斯的观点。[11][12]也许，米塞斯“极端”先验主义最著名（也许也是最不被经常注意的）的批评者要数哈耶克了。

哈耶克经常被看作是米塞斯的追随者（尽管他并不是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时的正式学生）。哈耶克本人谈到米塞斯时说：“从他那里……我学到的比任何其他人都多。”[13]在哈耶克自己讨论方法论问题时（特别是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他对米塞斯有相当多的赞誉，对米塞斯的核心立场大致认同。然而，在他自己1937年的论文《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花了很大的力气，将自己的观点和那种把经济学仅视为是纯逻辑演练的观点（“纯逻辑选择”）划清界限。[14]尽管他没有提到米塞斯的名字，但哈耶克显然是用很温和的方式向他的导师指出，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被转化成一些命题，而只要我们能够用那些有关如何获得和传播知识的明确陈述充实那些形式性的命题，那么这些命题就可以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各种因果关系了。”[15]

换句话说，哈耶克的看法是，“选择”作为一种先验逻辑能够成功地描述社会的均衡位置，以及这种均衡状态下必须被满足的条件，但是这种逻辑演练不能预期、解释或描述（事实上导致均衡状态实现的）均衡的过程。要洞察均衡的过程，我们就要有有关知识获得和交流的具体经验信息。这是因为（哈耶克在写这篇论文时开始意识到，并开始强调）均衡状态意味着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有完全的信息，非均衡状态意味着在这种信息的完全性中存在缺陷。因此，均衡过程必然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耶克确信，纯逻辑不能预期这种学习过程的特征，只有经验知识才能帮助经济学家洞察学习过程，而任何事实上的均衡过程一定是由学习过程构成的。

当哈耶克得知米塞斯收到并阅读了他1937年的论文时，米塞斯表示出的是他热烈的赞赏。为此，哈耶克曾经向一小群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表示了惊讶。哈耶克曾担心，当米塞斯发现他对纯粹的先验主义经济理论有保留意见时，会很不高兴。哈耶克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当哈耶克用圆滑的语言明确地表示他不同意先验主义的观点时，米塞斯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下面我将给出一个解释，它不仅能帮助我们解决当米塞斯看到哈耶克的论文时，哈耶克对米塞斯反应所表现出的“困惑”，而且也能帮助我们说明，米塞斯为什么不像哈耶克，他并不认为为了理解市场均衡过程就必须考虑关于市场中学习行为的经验研究。米塞斯的确认为，使我们理解个体在市场状态下是如何行动的那个先验洞见，也就是那个能使我们理解——至少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有力的市场均衡趋势的那个洞见。要理解这一切，关键在于了解（米塞斯体系中的）“人的行动”这个基本概念和（主流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的）“分配”或“最大化选择”等概念之间有重要的区分。

按照罗宾斯于1932年出版的《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一书，主流微观经济学把（稀缺性条件约束下的）“最大化选择行为”作为它的分析单位。在目的与手段既定的情况下，市场主体——无论是消费者、生产者还是工厂主——都是按照使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收益最大化的方式配置他们既定的手段。所有微观经济理论（就它作为“选择的逻辑”而言）的“解释”和“预期”都是由以下几个部分所构成的：①在个体层面，“受约束的最大化”体现在买、卖或/（及）生产决策中；②在社会层面，价格机制使得（也“启发”）所有个体在实施他们计划的时候不会有后悔也没有失望。然而，也正是由于个体的决定是建立在给定的知识或预期（不存在一个知识和预期能自发地进行修正的内部机制）之上的，如主流经济学所理解的那样，才导致主流经济学不能说明自发的均衡过程（如上文所指出的，这个过程存在于学习过程之中）。哈耶克是在主流的罗宾斯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决策被想象为是在“目的”与“手段”给定且已知的情况下做出的）内分析问题的。因此，他认为均衡过程必然包含了由构成学习过程的真实事件，它们必须在经济逻辑的范围之外才能被人们认识。但是，对于“人的决策”的认识，米塞斯与罗宾斯明显不一样，因此他对事物的认识也不一样。

对米塞斯来说，分析的单位不是在一个目的–手段的既定框架下的选择行为。在米塞斯看来，分析的单位是人的行动，这个概念就包括了确认（人们实施有效决策的）目的–手段框架本身。正是在这点上，被视为人的行动科学的米塞斯经济学，本身必须包括对人觉察获利机会的方式的理解。对米塞斯来说，动词“行动”（to act），不仅包括有效地利用所有已经被意识到的净获利机会，而且也包括那些机会的发现。经济学的逻辑揭示的不仅是特定情境下人们对意识到的可能收益会怎么反应，而且也包括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能够发现由于先前市场参与者的“错误”（体现在他们未能意识到业已存在的价格差异）而产生的获利机会。换句话说，在用任何给定时刻企业家的“错误”来解释利润机会的来源时，经济学利用了这一解释，也确定了真实世界的企业家发现与利用纯利润机会之趋势的范围。在一般意义上，“均衡过程”可被看作已经隐含在“人的行动”这个观念之中了。无可否认，为了考察某个均衡过程的特定路径，我们所要求的要比这个先验逻辑要多得多。但是，如要说明经济学最核心的命题（它最主要地，但也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依赖于“均衡趋势”），除了这个纯逻辑之外不需要更多。

我们有理由把米塞斯对哈耶克1937年论文的反应（这一反应让哈耶克困惑）解释为：这反映了米塞斯（明显错误地）认为哈耶克和他对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在这里上文所讲述的），因此他把哈耶克提到的“需要有关学习过程的经验知识”看作“一个只与应用层面相关的问题”——也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在给定的初始条件下，确定一条具体的均衡路径这样的问题。

米塞斯与先验主义：并非那么极端

正如我所提到的，米塞斯经济理论的“先验观”是建立在“人的行动”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之上的，是建立在“人是有目的的，会警觉那些可能使他们获益的机会”这个最基本的认识之上的。本书的作者曾经问米塞斯，一个人是怎么知道他之外的其他人的确是有目的的？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不是世界上唯一有目的的人？根据先验的推理，人们怎么知道社会是由理性的和寻求目标的人组成的？米塞斯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它也许会淡化米塞斯“极端先验主义者”的形象。米塞斯是这样回答我的疑问的，他说事实上我们是通过观察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的。[16]正是观察，使我们免于成为“唯我论主义者”（solipsists）。正是观察，使我们相信人类是理性的、有目的的和警觉的。

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米塞斯的口头回答，那么很显然，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就不应该被看作（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极端。米塞斯并没有不坚持一个经济学者只要呆在陋室里，就可以解释市场社会中的现象。至少，他必须证实——在经验调查的基础上会发现——一个由有目的的行为人所构成的市场社会的确是存在的。一个人一旦依据这种经验观察，确信社会是由有目的的人构成的，那么在米塞斯看来，他就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构建那些构成经济学核心的经济理论之程序（即根据一个有目的的理性人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内省理解来实现）。

米塞斯与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矛盾只是表面的

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从事这门学科要求严格遵守通常的科学研究原则。在这些原则中，米塞斯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价值中立”。他在1933年写道（如同这是不言自明的），“一项研究的科学特征是排除了任何价值标准与价值判断”（EPE，36）。“将科学解释与政治判断之间的‘边界’去除，是不能被允许的。”就这一点而言，米塞斯继承了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他强烈地攻击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中未能做到价值中立，尽管他自己也是扎根在这个学派中的）确定的路线。[17]很明显，米塞斯相信把一个学者的经济分析和他的个人价值判断明确分开是可能的（后来很多哲学家对此有些疑问）。和马克思·韦伯一样，他也相信真正贯彻价值中立的立场，对经济学家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的观点要产生有益的影响，如果他们要用科学言论赢得大众的尊敬。米塞斯的巨著《人的行动》是以坚定地维护科学（和作为科学的特殊领域的“经济学”）中的“价值中立学说”来结束全书的。毫无疑问，在米塞斯看来，这一学说是他“行为学体系”（praxeological system）的一个主要支柱。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米塞斯的理论困境。

凡读米塞斯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他写作时的巨大激情，即使是在建立经济科学的命题时也是如此。在用几页的篇幅细致地解释了他上面提到的价值中立学说之后，米塞斯用以下充满激情的语言结束他长达885页的巨著“经济学知识的本体，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所凭籍的基础。至于经济知识提供给人们的这些丰富宝藏，今后是否被利用，或置之不用，这就要由人们来决定。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善于利用它，且不理睬它的教义与警告，那么他们不会消灭经济学，将被消灭的是社会和人类。”[18]任何读到这些句子的人，都会理解米塞斯捍卫被他认为是经济学真理的那些学说时的激情。他相信，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些真理的认识和应用。但同时，要将米塞斯对“自由经济的积极倡导”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价值中立的坚持”统一起来，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即使是米塞斯非常忠实的学生马赫卢普也发现这种统一是如此艰难，以致他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1955年，在对一本由著名的经济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于1930年用德语写的书的英文译本做评论时，马赫卢普有下面一个看法。[19]缪尔达尔的书主要是批评经济学家在他们（据称为“科学”）的讨论中“注入”政治命题和完美的设想。然而，在这方面，缪尔达尔对奥地利学派给出的是总体上正面的评价。“在奥地利经济学中，经济学绝没有直接的政治目的……”[20]马赫卢普对这一正面评价表示惊讶。“冯·米塞斯的‘反干预主义’著作怎么没有引起缪尔达尔的关注？”[21]但是，一旦我们对米塞斯的著作做更为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至少在大体上，米塞斯的观点没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尽管我们要在第六章才会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的考察，但在这里我们对与本章主题特别相关的内容做一个概述。

当然，米塞斯坚持经济科学自身的价值中立。然而，他也理解并强调，对于任何人类活动来说，科学研究也不能例外，都是在人的终极价值动机的激励下产生的。有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获得名声，有的人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成功，有的人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探求真理的好奇心。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如果科学研究真的要成为一项科学事业的话，就不应该和任何可能激励这项研究的价值搅和在一起。如米塞斯所说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把消灭那些引起对人类有机体产生不利影响的病毒作为自己的任务，这丝毫不会败坏细菌学作为生物学一个分支的客观性”（EPE，36）。对于米塞斯来说，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促进人类的存续。这一动机实际上解释了他为（在他看来是）正确的经济学而斗争的激情。然而，这一点也不损于他客观、公正地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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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7，No.3（April 1942）；“The Treatment of ‘Irrationality’ in the Social Scienc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no．4（june 1994）。这两篇文章都已经出版在了MMMP中。

[2] 米塞斯认为经济规律的思想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重大贡献。他特别强调被他称为李嘉图“协作法则”（Law of Association）的重要性（见HA，159-164），这个规律的一般化形式通常被称为“比较优势定理”。

[3] 参见F．H．Knight，“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8，no．1（Feb．1940），再版于F．H．Knight，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Selected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

[4] 参见Roger Koppl，“Alfred Schutz and F．A．Hayek as Misesian Methodologists”（该文提交给1998年11月在哥本哈根商学院举办的“自发秩序：奥地利经济学、哲学与美学”研讨会），4。

[5] 参见F．Machlup，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ix。

[6] “操作主义”是一个首先由Percy Bridgman在1927年提出的概念。它对20世纪中叶的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P．A．Samuelson，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7）；R．G．Lipsey and P．O．Steiner，Economic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6）。

[7] 这一领域的一本重要方法论著作是Terence W．Hutchison，The Significance and Basic Postulates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Macmillan，1938）。

[8] 参见Knight，O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Economics，160。

[9] 参见T．W．Hutchison，The Significance and Basic Postulates of Economic Theory（London：Macmillan，1938），152-153。

[10] 参见M．Blaug，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93。在这本书同一个地方，Blaug用同意的口吻引用了Paul Samuelson很容易引起争议的一段话。

[11] 参见Fritz Machlup，“The Problem of Verification in Economics，”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2（july 1955）：1-22。

[12] 参见Bruce Caldwell，Beyond Positivism：Economic Method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2），118-135。

[13] 参见Hayek on Hayek，68。

[14] 参见F．A．Hayek，“Economics and Knowledge，”Economica n．s．，4（February 1937）：33-54；再版于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9），chapter 2。

[15] 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多年后，哈耶克在口头上强调，他的这篇论文意在说明先验推理在经济学中的局限性。该句译文引自哈耶克，著。邓正来，译。《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2-53。——译者注

[16] Rizzo教授使我注意米塞斯《人的行动》（HA）中标题为“另一个我”（The Alter Ego，23-27）的那个部分，该部分似乎体现了这一点。

[17] 参见Joseph 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804f。

[18] Human Action引文的翻译均有参考夏道平先生的译文，后同。——译者注

[19] Gunnar Myrdal，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Machlup对此书的评论载1955年12月出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 Myrdal，128。

[21] 参见马赫卢普：《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Met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478）一书中该评论的再版。

第四章　市场过程经济学

“市场的推动力，即促使不停的革新和改进的因素，是产生促进者自强不息精神以及尽可能追求最大利润的那股劲。市场的驱动力是由……促进者和投机的企业家提供的”。企业家是面对不确定的人，在一个想象中的、停滞的均衡世界中，没有不确定性，也就没有企业家活动的空间。

在米塞斯的不朽巨著《人的行动》的7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是第四部分，名为“市场社会的交换学或经济学”，这部分大约占整部著作的一半篇幅，涉及与市场社会经济学相关的一系列主题，包括货币的角色、商业周期现象。我们将在后面的第五章讨论这几个主题。在本章中，我们着重于米塞斯对“市场过程”的广义理解。正是米塞斯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构成了他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也正是关于他经济学的这个方面，构成了米塞斯与当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主义者不一样）之间最重要的、也是根本性的差别。因此，我们有必要说明，在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中，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社会有怎样的理解。

新古典经济学与市场经济

在世纪交替之初，活跃着不同的经济学学派，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流派。这些学派理解市场经济的方法仍然是现代（非奥地利）微观经济学理解市场的主要方法。这个方法对“市场现象”的处理是这样的，它认为：①个体以理性的、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做出决策；②所有这些理性个体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可以同时发生，并被成功地执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会有失望也没有后悔。这一方法的根源，大体上可以追溯到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和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10年里，奥地利经济学得到了发展，但是门格尔传统的追随者们事实上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经济学至少在“原理”（与分析的“方法”不同）上和瓦尔拉斯的传统没有显著的区别。

受奥地利经济学影响的罗宾斯，在他1932年的书中，将这一大陆方法介绍给了英国（最终也介绍给了盎格鲁—美国）主流经济学。结果是，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家们也逐渐陷入到一个习惯性的思维中，即他们认为自己的市场价格理论基本上也是一个均衡价格理论。罗宾斯提及，奥地利的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 Schams）是“比较静态”这个词的发明人。[1]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它渐渐地被认为是一门基本上只使用“均衡分析”（特别是“完全竞争模型的均衡经济分析”——在本章后面将会对此进行详细讨论）的学科。关注于“均衡”状态，使得人们在分析时忽略了均衡的过程。按照弗兰克·马科维奇（Frank Machovec）的观点，经过20世纪前40年的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从一个“过程的理论”转变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均衡理论”。[2]米塞斯决不接受这种转变，也没有在这种转变中扮演任何角色。

米塞斯与市场过程

“使奥地利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而且也是使其获得不朽声誉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奥地利经济学创造了一个经济行为的理论，而不是经济均衡和非行为的理论。”（NR，36）。1940年（他出版《国民经济学》后不久），米塞斯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意识到经济思想不可以没有“均衡”的思想，但是他坚持奥地利学派“始终意识到这一思想的纯工具性质”（NR，36）。在米塞斯看来，经济理解的核心不在于把满足均衡状态的那些条件解释清楚；相反，其核心在于是揭示市场过程的系统特征——这一过程的产生，恰是由于满足均衡的条件不具备。米塞斯在1949年写道：“市场不是一个地方、一件东西，或一个集体。市场是一个过程，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人，在分工合作下的行为之相激相荡而发动的。”（HA，257）

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征

在米塞斯的市场过程中，主要的活跃因素是受利润驱使的企业家活动。“市场的推动力，即促使不停的革新和改进的因素，是产生促进者自强不息精神以及尽可能追求最大利润的那股劲（HA，255）。市场的驱动力是由……促进者和投机的企业家提供的”（HA，328）。企业家是面对不确定的人，在一个想象中的、停滞的均衡世界中，没有不确定性，也就没有企业家活动的空间（HA，252-253）。从更狭义上讲，米塞斯认为，在经济学中，企业家这个词是指那些“更有原创力、更多的冒险精神、更敏锐的眼光的人，他们是推动经济进步的拓荒者”（HA，255）（米塞斯用“促进者”这个词时，他希望人们的注意的是狭义上的企业家，而不是广义上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功能是纠正市场价格和决策中的“失调”（maladjustments）。当一个企业家能够通过“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差获取利润时，他已经发现了“失调”，并且也是在纠正这种“失调”。“失调”的产生是由于要素价格是“从未来的市场状况看……太低”。[3]企业家的利润和亏损“的产生取决于他们是否成功地将生产活动调整至消费者最紧迫的需求。”[4]

按照米塞斯的观点，“市场的失调”和“利润机会”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①“市场的失调”反映了企业家先前的“错误”（换言之，错误地预测了资源供应和消费者需求的真实条件和潜力）；②“利润机会”会提醒潜在的企业家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在一个市场不确定性无法消除的市场中，与纠正失调的行动是一致的。因此，市场过程是由具有企业才能的市场参与者对“失调”（纯利润机会的连续发现）和“纠正”所构成的。这些发现也要连续地被调整至新的方向，因为它们要因循于一刻不停的外部变化（诸如消费者偏好、资源供应条件以及技术可能性等自发产生的变化）汇集成的潮流。把企业家发现构成的连续过程看作一个以“均衡”为特征的过程，并用均衡来描述这一过程，虽然给人启发，但同时也可能给人造成误导。把这一过程视作均衡是一个误导，这不仅是因为均衡之实现在大量的外部变化面前是绝无可能的，而且也因为大量的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家，他们决策的指向与（在这个给定的时点之后，隐含在各种外部变化中的）潜在的调整方式不太可能一致。

然而，米塞斯的洞察也具有启发性，就是在任何给定的时期内，企业家的创新性活动对市场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也是导致“均衡”）的“纠正”，如果我们就那个时期的企业家创新活动进行判断的话。[5]那些洞察已经（至少是在判断相关的企业家方面）揭示了在先前的市场决策中存在“失调”；这些发现触发了企业家活动，其结果是在没有进一步的不可预期的变化发生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将纠正先前的“失调”。“没有不可预见的变化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这一洞见不能够消除这一洞见的价值性，即在定义清晰的情况下，正是这些“发现”开启了均衡、纠正和企业家调整之门。这个洞察的意义在于，它给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在每一个时刻，企业家驱动的市场过程都不是漫无目的随机过程；相反，市场过程受一种强力的支配，这一强力连续作用所产生的结果，源于企业家纠错的激励，即使它们不为这一动机所“决定”（当然不是！），但至少也是被这一动机系统而适度地“激发”出来的。用米塞斯的方法来分析，市场无休止的“扰动”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连续的纠正性发现，通过企业家不断地去发现什么是“他们要发现的利益”这种强大趋势的作用，将目前的与预期的生产条件（资源供应、消费者需求和技术知识）连接了起来。[6]

米塞斯市场过程的动态竞争特征

尽管米塞斯本人并未强调他理论体系的这个方面，但是本书的作者发现，指出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即如果米塞斯的市场过程是一个企业家的过程，那么据此，它也是一个动态竞争过程，[7]米塞斯把他所说的“交换竞争”（catallactic competition）称之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HA，272）。就这一点而言，米塞斯已经意识到竞争性的生产者有寻求“不断改善的方式”来为消费者服务的激励。产生这些激励的是生产者意识到其他人可以自由地进入他们的“领地”，与他们竞争消费者的“欢心”。要保障米塞斯所说的“交换竞争”不受干扰，[8]所需要的条件只是“没有人为的障碍限制企业家进入一个增进消费者满意度是可能的，也是有值得一试的领域”。这里的一个要点是，“动态竞争地”进入一个市场意味着“企业家的进入”，因此认识米塞斯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征就是认识它的动态竞争特征。

必须强调，我们所谈的动态竞争（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相当于米塞斯的“交换”竞争）不同于在过去六七十年中主流新古典教科书中的“竞争”概念。主流的新古典教科书，主要采纳的是弗兰克·H．奈特的思想，把“竞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均衡或事件的状态，这是一种最“完美”的竞争形式。在这一假设的状态下，所有的信息与知识，以及数量极大的市场参与者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确保了在任何时刻，每一个潜在的卖者（买者）面对的是一条完全弹性的需求（供给）曲线。换句话说，完全竞争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①市场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完全竞争模型有机会“实行”之前）处于均衡水平上（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太弱小以致他们不能对价格的变动产生何影响）；②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正确地）认为自己能够在市价上实施他所有的卖出（或买进）决定，这个交易不会有失望也不会有后悔。米塞斯一定已经发现，这一完全竞争模型不仅是极不真实的（这一模型从没有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否定过），而且在分析上也是容易造成混乱。在他所有有关“市场竞争”这个角色的探讨中，米塞斯似乎有意识地不去考虑这一模型。

因此，完全竞争状态（是一种均衡状态）不能为米塞斯的企业家提供任何活动空间，但动态竞争过程（在米塞斯看来，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决定了生产者在竞争过程中的成功或失败）“本质上”是企业家的过程。竞争性进入的行为必然是“企业家”的行为。这种行为表达了一个正在进入市场的竞争者的隐含信念，即将某些特定的资源从他们目前的生产中转出，转向生产一种他们预期能以获利的价格出售的特定产品，这样他们将获得利润。因此，企业家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无穷尽的企业家行为组成的，每一种行为都是一种“进入”行为。在米塞斯的方法中，竞争的“良性”特征通常被理解为它允许企业家进行连续的冒险，也刺激了企业家不断地去冒险。企业家冒险引进了新产品与新的生产方法，也产生了资源和产品的新价格。这些新产生的价格探索将资源吸引到最具生产力（由消费者判断）的地方去的各种可能性，它们也探索以最低的成本将产品提供给消费者的各种可能。

米塞斯相信，消费者被市场过程“侍候”得好是由于市场过程的竞争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市场制度允许并鼓励企业家进入他们认为能够获利的部门。对于米塞斯市场过程，“竞争”仅意味着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其特征是“企业家自由进入”，或者换句话说，没有授予任何人特权，因为那是对自由进入设置人为的障碍。

米塞斯与主流的价格理论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米塞斯对市场过程的理解和主流的新古典竞争价格理论之间有显著区别。后者把价格看作是完全竞争性供给与完全竞争性需求条件下自发出现的。在每一个时刻，这些价格都是均衡价格。只要确定了所有的决策都能够被同时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会有失望也没有遗憾的条件——在消费者层面，在生产者层面，在资源所有者层面——那么价格的纯理论任务就被视为已经完成。从这一点上看，这个价格理论对于人们理解真实世界是有帮助的，因为该模型的预期事实上在真实世界中大致是实现了的（尽管，我们可以承认，真实世界并非“完全竞争性均衡模型”这种理论假设的翻版）。换句话说，主流理论在应用竞争性模型分析真实世界时，是把真实世界的每一个时刻，都当作是已经实现了的均衡状态。然而，在米塞斯看来，市场过程的特征及其适用性（applicability）完全不是这样的。

在米塞斯看来，确定（供需状态既定下的）均衡价格显然是相对次要的［米塞斯曾说供求图表有助于教学目的，但是对于市场价格之决定的根本性分析没有帮助（HA，333）］。在米塞斯看来，重要的是要理解市场中动态的连续过程，这一过程确定资源或产品的价格在哪里“太高了”，在哪里“太低了”，并且利用企业家的发现来“纠正”这些价格的偏差。[9]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流行的图表在米塞斯的理论体系中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在各种假设的需求和成本状态下，这些图表为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尤其是要把生产企业包括在内）确定了最优决策。他们丝毫没有考虑到在市场动力的作用下，在市场过程当中，相关的需求和成本摆在不同的决策者面前时，它们本身会发生变化。

由于主流的价格理论是一个均衡理论，它将企业家角色排除在外，而米塞斯的理论把企业家的角色放在了过程分析的正中央。

米塞斯的市场过程理论和主流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之间的上述差别，造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是，这两大方法对“垄断”在市场运行中的含义和意义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我们在后面的一章将要看到的，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它的一个直接含义是，对市场中的垄断现象要采取何种适宜的公共政策，将会产生两种相对立的观点）。[10]

米塞斯体系中的“垄断”

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垄断”的意思是：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卖者对价格进行的一定控制反映在他产品的需求曲线是非完全弹性的（换言之，不是水平的，而是向下倾斜的）。在这样一个市场中，垄断者能够通过控制销售商品的数量来选择价格（而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每一个卖者发现价格是“市场”自动地设定的；他对价格的变化无能为力）。因此，主流的价格理论关注的是垄断者的价格与产出决定与完全竞争性的产业中总价格与总产出之间的区别，并对这些差别的社会福利含义进行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卖者事实上是个垄断者，他的价格不是由竞争决定的，而是他自己利润最大化的计算结果。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对米塞斯来说，垄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也许米塞斯下面这句话，最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差异：“如果从垄断价格与竞争价格之间的对立得出推论——垄断价格是没有竞争的结果，那是严重的错误。在市场里面总是有交换竞争的。交换的竞争是竞争价格的决定因素，同样也是垄断价格的决定因素”（HA，278）。乍看起来，这使人困惑。显然，如果“垄断”在某种意义上是“竞争”的反义词，那么竞争怎么可能成为垄断价格的一个决定因素。要解决这个困惑，关键在于知道米塞斯对竞争概念的理解（以及他对“垄断”做出的十分不同寻常的定义）。

米塞斯相信，企业家动态竞争过程在市场中始终起作用。在他看来，只要有市场，它的存在就必然在于它为动态竞争过程的进展提供了空间。在动态竞争过程中，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市场的参与者对价格毫无控制力（即他们被视为“价格接受者”）。恰恰相反的是，动态竞争的一个最重要方面是价格竞争，市场的参与者通过提供比别人更高的卖价（或更低的买价）而进行相互竞争。因此，垄断不能根据垄断者面对的是非完全弹性的需求曲线来定义；相反，它必须按照使垄断者免受他人竞争的“进入障碍”来定义。在没有政府授予垄断特权的情况下，米塞斯发现，这种“障碍”只来源于下面这种可能：即一个卖者控制了对某种特定的生产来说十分重要的稀缺资源的全部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与生产这种产品有关的各种竞争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和没有资源垄断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但竞争并没有消失，资源的垄断迫使竞争过程以另外的方式进行。在稀缺的垄断资源所定义的范围之内，竞争过程的动力似乎已经消失了，但是竞争性过程还是会不断地对垄断者的价格施加决定性的力量。

还是这个竞争性过程，也只能是这个竞争性过程，在垄断厂商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了某种决定性的作用。正如竞争性过程“提示”竞争性厂商选择价格一样（建立在他对各种可替代机会的企业家判断之上），竞争性过程也“提示”垄断厂商以类似的方式选择他的价格。“指导垄断者的行为的需求曲线的形状，决定于争取消费者的金钱的其他所有商品的竞争……在市场里，每样货物都在和其他所有的货物竞争”（HA，278）。主流理论家现在认识到，垄断者的需求曲线决定于其他产业发生的情况。但是他们喜欢说，给定垄断者的需求曲线，它的形状表明他选择价格的方式完全是非竞争性的。然而，在米塞斯眼里，竞争的动态特征是鲜活的，垄断者也是时时刻刻地在为争取消费者的货币（和其他产业的生产者）进行积极的“企业家竞争”。关于竞争的方式，从根本上看，与任何竞争性市场中竞争性厂商的竞争方式没有什么两样。

显然，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按照米塞斯的理论，那么垄断性产业与竞争性产业如何区别呢？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两种产业中，每一个生产者与卖者对价格都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在这两种产业中，价格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本产业和其他产业中）竞争者的活动。那么凭借什么可以区分这两大产业？按照米塞斯的观点，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垄断产业在“经济上”是个坏东西，或在“社会上”是低效率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简要地讲点有关“消费者主权”的题外话，并说明它在米塞斯经济思想体系中的角色。

消费者主权论

尽管米塞斯的竞争性市场过程理论是一个实证（positive）理论，因为它描述和解释的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中发生的情况，但是他的理论的确具有间接的政策含义。对米塞斯来说，他的理论和政策之间一个可能的联系是“消费者主权”的概念。在《人的行动》中，米塞斯专门用一个小节（这一小节的标题是“消费者主权”）来解释这个概念。他说在市场中，尽管企业家——生产者直接控制生产，“他们是这条船的掌舵者、驾驶人，但他们不是至高无上的，船主是消费者”（HA，270）。“一个富有的人只有不断地以最有效的方式为消费者服务的时候，才能保有他的财富”（HA，271）。物质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如果他要想凭借他的资产价值而兴旺发达，只有将那些资产服务于消费者，并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使用这些资产。消费者“买”或“不买”的决定，控制了生产的模式。企业家的逐利竞争导致他们寻求用更精确的方式来预测消费者的偏好，他们总是会想尽办法，尽其所能地去满足消费者的偏好。特别地，只要人类社会的稀缺性规律不变，企业家为利润而展开的竞争就表达了消费者的主权，因为每一盎司的潜在资源都被用于满足消费者更进一步的需求。消费者主权将资源闲置、资源浪费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我们有理由认为，米塞斯对消费者主权观的强调是对门格尔一个深刻洞见的表达。[11]门格尔开辟的市场价格理论认为，价格无论是在产品还是在资源层面，都是受消费者需求控制的。消费者的评价（在可获得的资源结构给定的情况下）决定了生产资源的价值。米塞斯只不过是追究了这个洞见的逻辑结论。他指出市场的产出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全都处在消费者的控制之下。消费者是至高无上的。

当然，如前所述，这个学说是一个实证的学说，它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消费者是生产过程的终极支配者，不论这个思想使你高兴还是不高兴，消费者主权的事实都是颠簸不破的。在一个大众的观点都比较赞同消费者主权的环境下，我们容易看到这个学说的公共政策含义。在第六章我们将要阐述，米塞斯“自由市场在经济上是可欲的”这个终身信念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这一点。然而，对于当期的讨论目的，我们还没有必要超出“纯实证”的范围来讨论消费者主权学说。我们将会看到，正是根据这个学说提供的视角，米塞斯有关垄断结果的看法才被人们所认识。

垄断在米塞斯体系中的位置

我们必须记住，在米塞斯看来，垄断者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某些重要的稀缺资源可以进行排他性的控制。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够生产出这个产品（原因是这一资源是生产该产品不可缺的），垄断资源的所有者可能发现，破坏这种资源的部分供给符合他的利益——这样做能提高价格水平，使他从所拥有的资源中获利最大，但是这未必就是事实。抑制生产资源的供给，未必就能增进收益。但是，有意识地减少市场中的资源供给，资源的价格提高了，这是事实。米塞斯用了“垄断价格”这个术语。在他看来，尽管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但是从现实看，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也是无足轻重（用经验的方法去证明这一点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绝不可能知道，资源未经利用的真实原因是不是就是为了提高收益——因为也有可能是垄断者的投机心理，他认为未来的资源价格会更高，或者是他不想把他的资源用于生产目的，而是作为消费者自己享有它）。

在米塞斯看来，垄断价格是不寻常的，在市场经济中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假如真的出现了垄断价格，这就意味着资源的垄断所有者竟然做到了对消费者的偏好置之不理。他可以从他的资产中“提取”出价值来，他不是通过把资产用于为广大消费者的服务而获得利益，而是相反，他所获得的利益是通过“抑制”这样的服务来实现的。在米塞斯的体系中，这种可能性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且不说它是不可能的），它意味着消费者主权学说不是普遍有效的，在某个可能的方面它失灵了。一般来说，市场经济使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相协调一致，而垄断的资源所有权却有可能使利益相冲突。

我们应该强调，在阐明这个垄断理论时，米塞斯并没有得出政策结论，要支持国家的反垄断，他仅限于在实证层面来阐述他的学说（实际上，米塞斯理论体系有力地表明，20世纪的前1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反垄断政策是不合适的）。

对于任何熟悉主流新古典理论的人来说，米塞斯的理论的确是太奇特了。但是，米塞斯理论的奇特性完全来自于前面提到过的米塞斯的市场理论和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12]

在主流理论中，垄断理论是从垄断厂商面临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开始的。垄断厂商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力，他会选择某个价格，使他的净收益（用教科书的术语是“利润”）最大：①通过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产量低于垄断被完全竞争的产业替代时的产出量；②设定一个高于边际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主流的新古典理论中，垄断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具有的这两层含义。

但是，在米塞斯看来，每一个生产者，即使是在（动态）竞争的状态下，对价格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企业家“控制”（至少，当我们在一个开放性世界中面临极端的不确定时，我们可以谈论“控制”）。米塞斯对新古典理论提出的问题是，“有什么可以保护垄断者的利润免受新进入者的威胁呢（政府授予特权的情况除外）？”米塞斯会说，答案一定在于对稀缺的资源有唯一的所有权这个隐含的假定当中。对米塞斯来说，这个有意思的假定意味着有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对一种资源的所有权垄断可能导致这种资源的供应被有意地压制住了，没有被用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上。这里，米塞斯强调的不是作为“生产者”的垄断者（生产者有可能要比竞争情况下生产得少些），而是作为“资源所有者”的垄断者，他们可能有动机采取与消费者的利益相抵触的行为——否则，这种情况在米塞斯的体系中，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生产要素的价格理论

在主流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中，资源服务（如劳动和土地的使用）的价格被看作是在市场中决定的，这个市场与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市场相类似。正如供给和需求决定竞争性市场中的产品价格，供给和需求也决定竞争性市场中的资源价格。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从边际效用中导出的，资源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从边际生产率中导出的。教科书中有关“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百年前的工作之上的）］正是源自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洞见。关于主流经济学的要素价格理论，米塞斯并没有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般性的市场过程理论之外，找出很多新的理由进行反驳。换句话说，米塞斯对严格均衡的要素价格理论当然是厌烦的，对于隐含在很多主流理论中的“完全竞争”思想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这些被他拒绝了的理论本身有所调整，他在原则上接受克拉克的“引致需求”（derived demand）思想。

在这一点上，米塞斯完全是延着门格尔1871年开辟的路线前进，在门格尔的思想中，资源的价格（高级财货）被看作源于消费品（低级财货）的价格（表达了消费者的评价）。尽管米塞斯很少用“边际生产率”这个词（HA，597），但他显然是接受新古典的基本认识，即一个雇主支付的工资是建立在雇主对劳动者生产性努力可带来的收益增量的评价之上的。相对于主流新古典经济理论，米塞斯可能更加强调的是“价格的相互关联”（HA，391f），他提到这个词时多少感到有点别扭。米塞斯延续了门格尔关于高级财货的市场与价格与低级财货的市场与价格之间相关联的思想，他认为全部的价格（所有资源和所有产品的价格）在动态竞争的市场过程中是相联系的。由于这个要素——劳动——对任何一种生产来说都是需要的，也因为一般地说，劳动者的努力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产出，这时价格的关联性出现了。也正是它“把价格形成的过程统合在一个整体中，在这个整体里面，所有的齿轮相互影响，它使这个市场成为千千万万相互依赖的现象的一个连续”（HA，392）。显然，这一思想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思想有共同之处（而与马歇尔强调单个产业的思想相反）。但是，米塞斯“动态的，竞争性的企业家市场过程”理论已经告诉人们，他的方法显然是门格尔（以及体现奥地利思想精髓）的方法，而非瓦尔拉斯的方法。

某个特定时刻的市场价格

本章已经强调，米塞斯的市场过程观是，市场是通过企业家的发现来纠正“失调”（是由于早先的企业家不能正确地预期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的过程。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特定时刻的市场价格都是“错误的”（false）价格（HA，338）。正是由于它们的“错误”，它们必然是非均衡价格。通过市场，追逐利润的企业家系统地调整这些价格，使这些价格能被更接近于消费者潜在偏好的价格和“更准确”地反映消费者潜在偏好的价格替代。但是，尽管这确实是米塞斯市场过程理论的核心思想，但是在米塞斯的理论中，也有另外一个乍看上去几乎与之相对立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刻，真实世界的市场价格被米塞斯视为正确的价格、均衡的价格和“市场出清”的价格。政府干预这一价格必然使情况更糟糕。[13]这里，我们对米塞斯后一层思想做一个简要的解释，不仅是为了说明它与我们前面强调过的第一层思想是一致的，而且也是为了说明它在米塞斯对市场经济的总体理解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当米塞斯把任何特定时刻的真实世界价格看作是反映了“均衡的需求和供给”时（HA，762），他并不是指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供需均衡。在后一种均衡状态下，特定市场中的所有市场参与者（以及所有的潜在参与者）都已经意识到了市场出清的价格，都正确地预期到这一价格将在市场中占据主导。在这个“均衡”假设下，一个特定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以及潜在的参与者），都知道使市场出清的那个价格，他们都已经正确地预计到这个市场出清的价格在市场中将会盛行。“均衡”预设了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对所有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都有完全的和精确的预期。在新古典的均衡状态下，不存在“失调”。显然，米塞斯指的并不是在任何时刻这种“无所不知”状态下的真实世界价格；相反，米塞斯指的是被他称为“平常的静止状态”（plain state of rest）[14]的情况。在米塞斯“平常的静止状态”中，那些已经意识到交易互利性的交易者，他们之间所有可能的交易都已经执行完毕。在米塞斯的观念中，这种“平常的静止状态”在真实的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任何时刻，凡是双方都愿意在可实现的价格下参与进来，那些交易就会发生”（HA，244）。很明显，这些价格只有在极小的限定范围内才是“均衡”价格，即在市场参与者当前的知识给定的情况下，这些价格已使各种可能要发生的交易都达成了。这些价格——如我们已经提及的，米塞斯认为这些价格是“错的”——绝不能看作是这个意义上的均衡价格，即它们已经精确地将市场参与者之间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互利性交易都体现出来了。

尽管这些价格是“错的”，但是米塞斯还是如此强调任何时刻自发市场价格的意义，原因是很显而易见的。这和“消费者主权”的思想有关，我们已经看到，米塞斯把这一思想视为理解市场的核心。在米塞斯看来，任何一个时刻的市场价格，尽管它们是“错的”，却完全是在“消费者主权”的驱使下形成的。这些价格反映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反映了那个时刻最聪明和最警觉的个体的企业家判断，这个判断是他们依据什么在他们看来最能有效地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做出的。当然，很多出价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错误的企业家判断之上的。但是，即使是这些错误的价格，也是在消费者主权的压力下做出的。毕竟，从实现主权者的意愿这个意义上讲，“主权”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必然是“正确”的，它仅仅意味着，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愿望，所有已采取的行动都是在最认真和最审慎的情况下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米塞斯认为，自由市场连续地表达了消费者主权。根据这种思想，好心的政府干预为市场价格的连续自由波动设置了障碍，干扰了自由市场遵从消费者主权的内在趋势，即使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纠正人们常说的“市场失灵”。

米塞斯和市场过程

在下面的章节我们将要看到，米塞斯“动态竞争的企业家市场过程”思想，以及根据消费者主权观来分析问题的思路，是他经济学最根本的出发点。在某些方面（如对政府价格管制的简单分析），这个思考问题的方法使米塞斯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接近。而在其他方面（如在评价被认为是能促进市场竞争的反托拉斯政策方面），这个方法又使得他完全不同意主流经济学。然而，在他全部的经济学中，他一贯地坚持用门格尔和奥地利的方法来理解市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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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Lionel C．Robbins，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2nd edition（Lond on：Macmillan，1935），101。然而，J．A．Schumpeter认为是其他人提出的，见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965。

[2] 参见Frank M．Machovec，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 参见Ludwig von Mises，“Profit and Loss，”in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2nd edition（South Holland，III．：Libertarian Press，1962），109。

[4] 参见Ludwig von Mises，“Profit and Loss，”in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2nd edition（South Holland，III．：Libertarian Press，1962），109。

[5] 在这个时期考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与在这个时期之后再考察这个时期的企业家创新活动，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企业家“纠正错误”，如这里所说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企业家“犯错误”。——译者注

[6] 这个部分没有强调企业家创新性在米塞斯市场过程中的作用。米塞斯当然意识到“创新”在市场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市场过程的企业家特征。例如，可以参见《人的行动》（HA，511-512），也可以参见上一段引文中的注解6。然而，不像熊彼特，米塞斯并没有将“创新”放在他市场分析的中心。要进一步了解米塞斯企业家与熊彼特（创新）企业家之间的关系，请参考本作者的《市场过程的驱动力：奥地利经济学文集》（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Essays in Austrian Econom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第13章。

[7] 参见Israel M．Kirzner，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8] “交换学”（Catallactics）是米塞斯用以描述“交换研究”的一个术语（它源自于19世纪经济学家Richard Whately）。

[9] 米塞斯的“企业家发现过程”理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搜寻（search）理论”有极大的区别，该理论是乔治·斯蒂格勒1962年在他的论文“信息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June，1962）一文中开创的。在搜寻经济学中，假定研究对象在分析的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以及搜寻的成本与收益是什么（至少可以用“概率”来表示）。因此，搜寻是一个有意识的，成本收益受控制的信息生产过程。相反，米塞斯的企业家发现是“侥幸的”，反映企业家洞察的灵机以及他们对机会将被“发现”（不是有意识的、基于成本收益计算之上的那种搜寻）时的那种感觉。

[10] 更多相关内容参见本书第6章。

[11]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Israel M．Kirzner，“Mises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Cato Journal 19，no.2（fall 1999），再版于Israel M．Kirzner，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第9章。

[12] 对米塞斯立场的另外解读，本书作者做了批评，具体可见Israel M．Kirzner，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第12章。

[13] 约瑟夫·T．萨勒诺（Joseph T．Salerno）对后面这个主题做了深入的也是有价值的探讨，尤其时在他的“Mises and Hayek Dehomogenized，”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6，no.2，113-146。本书作者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可见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第9章。

[14] “平常的静止状态”的译法引自夏道平先生译本。——译者注

第五章　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和利率

实际上，他一直坚守的那套理论，其微妙之处在新凯恩斯主义学说大行其道的时候完全不能为人所欣赏。可以期盼也可以预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有关货币、周期和利息的理论，和它们在米塞斯活着的时候，特别是与他晚年时相比，也许会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它们会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更多的共鸣。

米塞斯的第一本书是《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在阐述货币理论相关问题时，米塞斯使用的是（特别是由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等建立的）奥地利学派的原理——但是他没有停留在他老师们的立场与观点上。用米塞斯自己的话说：“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体系已经不能使我完全满足。我打算在这些老前辈们开辟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但是，对于货币理论家们必须作为研究起点的那些问题，我不能用他们的方式来处理。”（NR，56）。米塞斯1912年的那本著作是在他差不多用了6年时间研究货币、通货和银行等问题之后完成的，在这本书之前，他在一些杂志上写了一些文章讨论这些问题。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关注这些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他也发表了几篇相关的德语短文。[1]在他的《人的行动》（1949）一书中，米塞斯最后又回到了相同的这些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继他1940年在《国民经济学》一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之后）。

在本章中，我们将大致介绍米塞斯在货币理论方面的贡献。我们也将考察米塞斯在推动后来被称为“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中起的作用（作为高级货币理论的一个方面，米塞斯这方面的工作首见于他1912年那本有关货币理论的书的末章）。我们将通过简要地考察米塞斯对资本性质和利息的看法来结束本章（在米塞斯的整个经济体系中，这些问题与他的商业周期理论至少是搭了点边的）。

货币理论

在米塞斯1912年出版那本书的那个年代，米塞斯的很多货币理论在别人看起来即使不算是“革命性”，至少也可以说是“很新奇”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如果说他的思想拒绝了他奥地利导师的某些观点的话，那么实际上他的思想也是在更大程度上偏离了当时在德国货币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理论。米塞斯自己回忆道，他那本书在德国引起了强烈的“负面”反应，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骄傲和轻蔑，在他用青春朝气颠覆了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货币学说之后。米塞斯在1940年写道：“诸如纳普（Knapp）、班迪克森（Bendixen）、利夫曼（Liefmann）、迪尔（Diehl）、阿道夫·瓦格纳（Alolf Wagner）和波特凯维茨（Bortkiewicz）等人，这些曾经是德国著名的‘货币理论家’，如今不再被认为是权威。”很明显，学术界看法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米塞斯这本书的贡献。在这一领域，米塞斯的著作是如此的成功，以致于现在再看米塞斯理论中的某些重要观点，它们看上去已经远不如在1912年和随后那些年时那么新颖别致和富有创见了。对米塞斯经济学的贡献，如果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就不能忽视他在改变学界流行观点中所起的开拓性作用——即使这些观点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是如此的熟悉。

米塞斯方法的极端特征

对于他1912年那本书的基本目的，米塞斯在他自己回忆中做了评价（1940，NR，56）：“按照当时流行的观点，货币理论可以从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中分离出来……在某些方面，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我的意图是揭示这一观点的错误，并且恢复货币理论在整个经济科学中的合适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米塞斯发现有必要反驳他那个时代传统货币理论的几种观点。这些观点包括：①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奥地利的边际效用理论不适用于货币价值理论；②还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货币可视为“中性”，换言之，货币供应的变化将导致货币购买力的变化，但是对实体经济的结构不会有显著的改变；③（在德国文献中）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换句话说，政府）在货币的经济功能方面扮演的角色，与它在通常的商业交易方面扮演的角色分属不同的类型。

尽管上述三种传统观点各自与不同的货币理论或货币理论的不同方面相关，但米塞斯对它们所进行的有力批驳却源于一个共同点：他坚信货币理论必须被看做为经济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货币的价值

在米塞斯写他的书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解释货币购买力的理论是“货币数量论”。数量论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人们的经验观察和博丁（Bodin）、达瓦恩扎蒂（Davanzati）的洞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理论在学术界的地位时起时落。但是在20世纪初，这一理论已经获得广泛的支持，但“货币的数量理论”这个词却变得十分有弹性，它已经有多个不同版本的解释。[2]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米塞斯认识到了这些不同版本的数量论的真谛（事实上当这一理论出现几种反对意见时，他还为之辩护）。但是，他自己那个解释货币购买力（货币的“价值”）如何被决定的实证理论（positive theory）必须以费雪（Irving Fisher）的数量论为背景来理解，而费雪的数量论被米塞斯认为具有“机械”的特征而受到他强烈的批驳（TMC，144）。[3]米塞斯专门针对的是费雪1911年的《货币的购买力》（与H．G．布朗合著）（熊彼特评论道自该书出版以来，费雪已经被视作为一种特别僵化的数量论的倡导者）。[4]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个理论“机械性”与“僵化性”的核心是因为它有这么一个结论，即“货币的数量和货币的需求之间比率的变化将导致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成比例地发生变化”（TMC，144）。米塞斯花了相当多的笔墨来驳斥这个观点，他发现，很难理解为什么对主观价值理论如此熟悉的经济学家却陷入到它的错误中去。他所能给出的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未能将货币理论融入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中去（米塞斯著作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挽救他们的这种失败）。“只有如此，才能解释费雪为何要坚持他那机械的数量理论。在他看来，‘数量论’是货币价值理论所特有的；实际上，他将这一理论与其他经济财货的价值规律理论彻底对立起来了”（TMC，144）。

米塞斯对自己提出的挑战是，他想说明“对货币价值的理论解释，在原则上与经济学家（至少是自70年代初边际效用革命以来）对所有商品市场价值的解释是一样的（也即主观价值理论）。”米塞斯意识到，他面对的是艰巨的挑战。他说，在他自己的著作问世之前，“主观主义学派”（他用它来指奥地利经济学）还没有成功地“在主观的价值理论及作为其特定学说的边际效用论之上，建立一套完整的货币价值理论”（TMC，114）。

也许到目前为止，在所有认为“标准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不能被用来解释货币价值”的理论当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循环论”。米塞斯引用了海尔法里耶（Helfferich）（1903年，有一本著名的有关货币问题的德语文集，他是该书的作者）的话来对此进行说明。海尔法里耶指出，边际效用理论是用潜在的消费者对这些商品的效用评价来解释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即市场价格）的。类似地，对单位货币的交换价值（也即购买力）的解释也要用货币的潜在使用者对单位货币的效用评价来解释的。但是，单位货币的效用什么也不是，除了“用它交换可获得的一定量的消费品……货币的边际效用……预设了货币一定量的交换价值。因此，后者不能从前者中推导出来”（TMC，119-120）。一块面包的边际效用，与面包的价格没有关系。只有根据货币的购买力，说明货币的边际效用才有意义。用货币的边际效用来解释货币的购买力，是陷入到“循环论”的圈套中去了。

现在，这种“循环论”已经被一些现代理论家彻底地清理出去了（值得一提的是道恩·帕廷金，20世纪中叶一位著名的货币理论家）。[5]然而，米塞斯很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找到了解决“循环”问题的著名办法。对于我们当前的讨论，说明帕廷金是根据什么来推翻“循环论”，以及为什么米塞斯不接受他，这些都不太重要（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必将涉及奥地利经济学中与米塞斯在货币理论的贡献基本上无关的方面，这大大地超出这里的讨论的范围）。[6]对我们来说，指出这一点就已足够，即在米塞斯写他的书的时候，“循环论”是颇受尊敬的学说。对于“循环论”这个问题，米塞斯在提出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的“回溯定理”）时，也阐述了当时货币理论论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米塞斯来说，他的“回溯定理”更为重要的含义是，他能够用这一理论，把货币的价值理论结合到奥地利学派主观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主干之中。

米塞斯的“回溯定理”

米塞斯对“循环”问题的解决，是建立在对以下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明确区分之上的，它们是：①潜在的货币需求者在考虑货币的边际效用时的“货币的购买力”；②我们试图要解释的“货币购买力”（潜在的货币需求者受边际效用的驱使而选择时出现的货币购买力）。循环问题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不能对这两种货币购买力进行区分（因此，货币购买力的边际效用解释看上去就包含了一个循环）。“但是，这个困难只是表面的。我们要解释的那个购买力……不同于其强度会决定这种特别需求的另一个购买力。这个问题是关于即刻的将来购买力是如何形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借助于刚刚过去的购买力……这是两个不同的数量。反对我们的理论声称这种解释是在循环论中兜圈子……这是一个谬见”（HA，408f）。

当潜在的货币需求者做出决定时，成为他们决策依据的购买力是他们预期手中的单位货币可获得多少商品时的那个购买力。米塞斯认为这一预期的购买力，一般来说可假定为就是过去瞬间的实际购买力。作为无数单个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人都把他自己的边际效用计算建立在货币“过去”的购买力之上。在每个时刻，市场将为货币生产出一个新的市场价值，也就是新的货币购买力，这一购买力很有可能和过去个体在决策计算中作为依据的那个购买力处在不同（但也不是必然“不同”）的水平上。

米塞斯当然意识到，这么解释的话，我们似乎会卷入到一个无穷的历史回溯中。货币每天的购买力取决于前一天的购买力。这似乎是一个无穷尽的“解释”序列，因此，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独立的起点来作为解释变量。但是，米塞斯坚持，这一历史回溯不是没有穷尽的。依据门格尔的理论，货币是在史前人类物物交易的市场中自发形成的（TMC，30–34），根据这一理论，米塞斯指出，他已经向我们做了大致介绍的“历史回溯”只需要（也能够）回溯至这样一个时刻，即货币商品第一次（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被）作为交易媒介的时候，人们对它的价值评价。在这个时间点之前，这一商品的市场价值完全决定于它的边际效用，而没有包含（因此也是完全排除了）购买力的因素。“在这一时点，昨天的交换价值完全决定于非货币的需求，这种需求完全来自那些想把这种财货用于交易以外的用途的人们”（HA，499）。

因此，米塞斯已经成功地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来解释了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也正是在这里，米塞斯为货币价值“数量论”中那个被他认为是正确的真谛找到了一席之地。“一方面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这两面的共存构成了（数量）论的真谛……”（TMC，130）。他摈弃机械的“数量论”，与他拒绝广为流传的“中性货币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这一观点有紧密的关系。

中性货币的概念

1912年，在米塞斯写他那本书的时候，“中性货币”这个词在学术界还没有被普遍使用，他也还没有明确地就这一思想来展开对数量论的批评（哈耶克把这个词的出现归于维塞尔，他“时不时地在不经意间用这个词，并没有想到要使它成为一个专业术语”）。[7]弗里德里希·卢茨相信，哈耶克30年代初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在英语世界的经济学家使用这个词，把它视为专业术语。”[8]毫无疑问，米塞斯1912年（与他1949年在《人的行动》一书中对中性货币思想进行的批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批评的正是中性货币的思想，而非这个术语本身。中性货币的思想与这种观点有紧密的关系，即货币理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是可以想象的。[9]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在一个均衡体系中，“交换”可被想象为是通过数字为媒介来进行的，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人持有现金。“这个体系中的‘货币’并不是一个交换的媒介，它根本就不是货币，它仅仅就是一个数字，是一个模糊而不确定的记账单位”（HA，249）。这种货币中性论认为，交换理论“可以在（只有物物交换）这个假定下制作出来……他们不认为这对于经济学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直接交换”（HA，202）。

我们已经指出，米塞斯批评费雪（和布朗）的观点“货币数量和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的比率发生变动，将导致货币的客观交换价值按比例变动。”米塞斯对这一观点的驳斥，是建立在他对货币这样一洞见之上的，即货币如同真实世界中的所有经济物品，它是作为一个动态因素参与到市场交换中的。早在1912年，他就写道：“所有应用货币数量的变化和单位货币价值之间逆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的人，都是把一个只适用于静态条件的方法应用到了动态条件中。”（TMC，145）。30多年后，他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中性货币思想的批评：“货币必然是一个‘动态因素’，在一个‘静态’的制度下，没有货币存在的空间。”（HA，249）正是所谓的“货币的中立性这个妄想”导致了“比例于货币流通量的增减而升降的物价‘水准’这个观念。货币量的变动决不会同时、同程度地影响所有货物和劳务的价格，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HA，398f）。

米塞斯不仅批评任何货币事实上都是“中性的”这一思想。他也抨击“中性货币是可欲的”这个观念。中性货币的思想（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实体”部门的价格与数量结构）是一个妄想。“没有它自身推动力的货币，不算是完全的货币，也可以说根本不是货币”（HA，418）。虚构的中性货币根本不可能是完全货币。在一个充满行动和变动的世界里，“中性”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货币不是中立的，其购买力也不是安全的，这既不奇怪，也不是坏事……货币是行为因素，也是变动因素”（HA，419）。在批评中性货币思想时，米塞斯一如既往地把理解市场过程的动态理论方法（我们在第四章已经做了说明）运用到这些过程中与货币相关的问题的分析之中。他的货币理论明确否认，在货币理论和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理论之间有一条鸿沟。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的交换组成的，而实际上所有的交换都包含了共同的交换媒介。在这种情况下，认识货币的使用如何使“决策”（关乎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与结构）产生是极为重要的，并且这个积极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要把货币理论结合到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中去是源于我们认识到：中性货币的思想不仅在经验上与真实世界无涉，而且在分析上也容易造成混乱。所有这些和米塞斯驳斥的货币理论中一个最为流行的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它被称为“货币的国家理论”。

货币的国家理论

在米塞斯写《货币与信用理论》期间，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它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纳普写的，名为《货币的国家理论》，这本书写于1905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10]尽管这本书不是这一领域的第一次探索，“纳普对其理论的阐述极为有力，他有力而武断的论述和充满了新颖概念的理论，给外行人和那些对经济理论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11]他的理论很简单：“货币是法律的创造物。”[12]货币制度本质上是国家发明的产物，国家决定了什么商品可以成为货币。事实上，门格尔已经驳斥了纳普的理论。不仅在他1871年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而且也在1892年一篇百科全书式的论文“货币”[13]中（以及在其他地方），门格尔已经树立了这样一种论点，货币“是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非计划的社会发现，它不是如纳普所强调的那样是国家发明或立法的产物”[14]［事实上，米塞斯提到，当他过去和门格尔交谈中提到纳普的著作时，门格尔总是予以嘲讽，对它不屑一顾，对它在德国的流行表示出惊愕（NR，35）］。[15]纳普的理论则有明显的政治意味。“许多人，特别是当时的政治家，之所以欢迎纳普的理论，是因为它似乎为日益流行的国家管理货币的做法提供了理论根据。”此外，正如熊彼特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理论实际上被广泛用来‘证明’通货膨胀与物价暴涨毫无关系。”[16]用米塞斯的专门术语，纳普的货币理论是“反交换学”（acatallactic）的理论，是“不能融入到任何一种能现实地处理经济活动过程的理论体系中去”的理论。米塞斯断言，绝对不可能用“反交换学”的理论作为交换理论的基础（TMC，461）。[17]

因此，在驳斥纳普的理论时，米塞斯不仅仅是再次肯定了门格尔对这种货币论的驳斥，他也拒绝了这样一种思想：在分析的时候，货币现象与一般的市场交换现象可以分开来处理。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谈到，米塞斯强调了一个由于经济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思想，即在经济现象中有法则（“规律”）存在，政府必须关注这些法则，政策也必须根据这些法则来进行调整。政治家和其他一些人拒绝经济学，并且试图宣称他们在实现社会经济目标上，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力量。经济学告诉人们，这种力量在被用于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必然是有限的关系。米塞斯对“货币国家论”的驳斥，与他“经济科学”和“绝对的政治权力”之间存有冲突的观点是一贯的，也是在这个观点之上的一个发展。货币部门（以及货币理论）与实体交换经济（以及一般的经济理论）这种“两分法”（实际上，甚至那个时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认同这种两分法）——也即米塞斯1912年在他的著作中所要批驳的——事实上表明国家在货币领域中有绝对的权力。米塞斯明确地拒绝承认这一观点或任何类似的论调。

他写道，“国家在市场中的地位与任何其他党派在商业交易中的作用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它想改变任何市场中形成的交换比率，它只能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去实施……它不能对价格过程的规律置之不理”（TMC，68）。米塞斯引用了著名的“权力干预市场将不可避免地失败”的例子（TMC，68）。紧接着，他进一步推导出相关的结论：“货币是法律和国家的创造物，这样的观念是明显站不住脚的……认为国家有支配交换规律的力量是忽视一个‘使用货币’的社会的基本原则。”（TMC，69）换句话说，正如政府必须适应市场规律一样（因此，他们也必须意识到限定价格将无法避免地产生恶果），政府也必须意识到市场规律也适用于货币现象（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应认识到，通过多印货币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不可避免地，市场中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商业周期理论

我们已经指出，米塞斯坚决拒绝“中性货币”的思想。直接体现这一点的是米塞斯对被人们称为“奥地利（有时也被称为‘米塞斯—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所做的开创性工作。米塞斯在这一领域的贡献，首次出现在他1912年那本关于货币理论的著作中，在该书的最后几章，他用了不多的几页纸做了相关论述。“货币是交换经济中的一个组成要素”，作为他这一基本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米塞斯概述了货币供应的改变如何导致（实际上用米塞斯的观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产和交换结构的失调。但市场不可避免地要对由此产生的失调进行纠正，而这表现出来的就是商业周期中的衰退和萧条。米塞斯在他1928年的论文《货币的稳定和周期政策》，以及他后来的专论（《国民经济学》，1940；《人的行动》，1949）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

必须指出，在米塞斯本人对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和米塞斯引用的那些先辈的思想，包括19世纪中期之前发展起来的英国货币学派的思想以及在世纪交替时瑞典的伟大经济学家昆特·维克塞尔（Kunt Wicksell）的思想，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不清晰。米塞斯本人对这一理论的贡献和后来由于哈耶克在30年代初期的努力而变得更为完善（也更加知名）的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清晰的。有时，对于他自己在“奥地利”理论中的角色，米塞斯本人似乎也是轻描淡写。[18]他甚至怀疑，鉴于英国和瑞典等先辈们在这一领域的思想贡献，用“奥地利”的标签是否妥当。但是，在他1940年的自传中，当他论及商业周期理论时，他写道：“我很荣幸它被称为‘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NR，61）

哈耶克（1925）第一次在公开出版物上提到“奥地利”的周期理论时，只引用了米塞斯1912年著作（1924年版）（1984年，在他介绍一些写于20年代的论文的英文版时，哈耶克专门指出他的第一个参考文献，并且提到“我所考虑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在维也纳学术圈中，该理论是我们所熟知的”）。[19]在他的《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1933；1929年德语版《货币理论与周期理论》一书的翻译和修订版）中，哈耶克大量引用了米塞斯的文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价格与生产》一书第一版序言中，在对学术前辈做致谢时，他并没有提到米塞斯。在该书第二版（1934）的序言中，哈耶克似乎是特地将米塞斯的名字加入到他学术前辈的名单当中。很明显，尽管哈耶克（至少是在第一版中）理所当然地认识到米塞斯从货币方面弘扬了“奥地利的周期理论”，但是他认为从更一般意义上讲，他自己对周期“实质”方面的研究是源自奥地利的资本理论。[20]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奥地利（或“哈耶克的”）周期理论的核心从根本上说，实际上是全部源自于米塞斯的开创性工作——在他1912年那本有关货币理论的著作中，米塞斯用寥寥几页纸奠定了奥地利的周期理论。当然，那几页纸勾划出的理论纲要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米塞斯早期就有的思想，而且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事实，即正是由于哈耶克30年代对米塞斯的思想纲要做了仔细的说明和创造性的构建，才使得米塞斯的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界广为人知。然而，尽管如此，在考察米塞斯的贡献时，没有人不会认识到米塞斯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所起的核心作用。1951年，拉赫曼写道：“大约40年之前，米塞斯教授通过对维克塞尔思想的出色诠释，成为‘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的第一个倡导者。”[21]

米塞斯的商业周期理论

直到1912年，米塞斯都还没有有意地去构建周期理论。他的周期理论几乎是他探索银行理论（特别是银行发行“信用媒介”的能力对银行体系的影响）的“副产品”。“信用媒介”这个词，明显地是由H．E．巴特松（H．E．Batson）提出的，他是1934年米塞斯著作第二版的英文译者（TMC，附录B，482），但是米塞斯本人在后来的著作中才使用这个词。米塞斯把“信用媒介”定义为相应数量的“货币替代品”，[22]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没有保有等于“货币替代品”总额的“本位币”（money proper）准备（HA，433）。

在这一探索过程中，米塞斯考察了“信用媒介”的扩张对利率的影响。延续维克塞尔的思想，米塞斯的结论是，这种扩张会把“货币利率”（人们需求货币或货币替代物并用货币或货币替代物归还贷款时的利率）降到“自然利率”（假如在没有货币媒介的情况下，真实的资本品被借出时由资本品的供求所决定的那个利率）之下（TMC，355）。他接着考察了因“维克塞尔效应”而产生的结果，即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的情况。利用庞巴维克的资本和利息理论（TMC，339n），他的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有进入到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中去的倾向，这时的迂回程度相对于有真正可获得的消费品来保障“劳动者和企业家在较长时期进行生产所需”的情况要来得更高（TMC，361）。然后，米塞斯又追踪并考察了市场对此的系列反应，通过这些反应，“在它受到银行系统的干预而扰乱之后，贷款市场的均衡被重建”（TMC，362）。由于“生产时期”的延长，超过了与基本事实相符的程度，一个结果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可获得的消费品数量将减少。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将上涨，生产品的价格将下降……也就是，贷款的利率将再次提高，接近自然率的水平。”（TMC，362-363）这里的最后一点，米塞斯阐述得极为简短。他相信读者对庞巴维克的洞察理解：在既定的生产水平上，在运转正常的经济中，货币利率只与给定日期消费品的超额价值——超出用实时价格计算的，用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早期投入的价值——对应。

起初，由于银行信用媒介的扩张而被压制的货币利率，由于市场的基本事实被人们重新认识（换言之，消费者拒绝将当下的消费需求延后）而恢复其本来面貌，对这个过程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危机理论”。米塞斯视经济危机为“一些在过度延长的迂回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的损失。将所有的生产品从已被证明不能盈利（因为市场已经将利率推高，高于之前在较长的生产过程下有利可图的那个利率水平）的生产中转向其他使用途径，这是不现实的……价值的损失出现了……本可以用于满足更加重要的需求的经济财货，被用于满足相对次要的需求上”（TMC，364）。由于很多资本投入品具有专用性，不容易转移，企业家将遭受损失，将被迫取消项目。正如米塞斯所说：“我们的银行理论……最终导致的是商业周期理论。”（TMC，365）

除了少量的修改外，米塞斯在他1928年的专著和他1949年的论文中都坚持这一商业周期理论。尽管哈耶克在1931年的《价格与生产》中更为细致全面地分析了商业周期理论中的“真实”要素，但是把米塞斯和哈耶克归为一类，将他们等同看待似乎更为公允，因为从根本上看，他们坚持的是同样的理论。[23]在他经典的《国家联盟》这本书中，哈伯勒对商业周期进行考察和分类，他按字母顺序列出了哈耶克、马赫卢普、米塞斯、罗宾斯、勒普克和施特里格尔（R．Strigl）等人，把他们并称为“‘新维克塞尔’货币过度投资商业周期论”的倡导者。[24]很明显，米塞斯是几乎所有这些人的开山鼻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包括哈伯勒本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米塞斯的学生。哈伯勒意识到，尽管维克塞尔“为这一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但维克塞尔本人的商业周期理论却是不同的。

米塞斯理论的某些特点应该予以强调：

（1）该理论认为，周期问题源于货币供应的扩张（米塞斯的银行理论说明了银行体系实现这种扩张的能力）。就这一点而论，米塞斯把他自己看作19世纪中叶那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追随者，他们用货币学派的货币扩张理论解释了当时的危机。

（2）然后再追随维克塞尔，米塞斯着重关注货币扩张导致货币利率系统性地（有误导性地）低于自然利率（体现市场参与者为了将来的更大的利益而延迟即刻消费的真实愿望）的方式。

（3）紧接着，该理论考察了这一“偏差”对企业家实施生产计划的影响。由于这些计划具有的明显盈利性（虚假的低货币利率所致），他们将做出不可逆的“错误”计划。不可避免地，这些“错误”将会暴露出来，暴露这种错误的方式是项目被抛弃，以及项目的市场价值突然间急剧下降。

（4）这些生产计划的“错误”在于它们要求消费者（由于更长的“迂回生产”导致了更长时期的等待）放弃多于他们事实上愿意放弃的当下消费品数量。正是在这里，奥地利经济学关注的生产的时间维度体现出来了。正是“利率”具有平衡消费者的即期消费和延后消费更多该种商品的功能。误导性的低利率使生产者更加漠视消费者即期真实消费需求的满足。但是，这些被忽视的潜在真实需求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以消费品短缺的形式出现，消费品的短缺将推高消费品价格，直至市场迫使利率到达“真正”的自然率水平。后面这种“纠正”，暴露了从“错误”假设开始的生产过程中的“错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纠正”表现出的就是以商业周期中的危机阶段。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是这么说的：“把全部企业家看作一个建筑师，他的任务是要用有限的建材供给量造出一座建筑物。如果这个人高估了这个有效供给量，则他所拟的计划就是一个没有足够资料来实现的计划。他把这个基础打得太大，直到后来，在建造过程中才发现，他完成这个建筑所必要的材料不够。”（TMC，560）在周期的衰落和萧条阶段失去价值且半途而废的项目，很明显类似于这里“没有完成的，被抛弃的建筑物”。

（5）该理论的全部要点可以放在教科书中，作为“货币非中性”的例子。货币扩张当然会影响——而且是灾难性地影响——实体生产经济的结构。

1912年，当他概述该理论时，米塞斯看上去没有明确地说明政府在货币扩张导致的繁荣阶段（按照米塞斯的理论，也应包括最终的危机阶段以及紧接着的萧条阶段）中起到了什么关键作用。但是，在他1928年和1949年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中，米塞斯认为政府把持的央行之门要为信用媒介的扩张导致的扭曲（以及最终的萧条）承担最根本的责任。他特别提到，央行从现实考虑，为了缓和危机阶段的经济困境，往往会庇护信用扩张的银行免于承当其行为的后果。[25]米塞斯用刻薄的语言谴责了这样的公共政策观。“为了银行的利益而进行的干预，导致危机不能得到解决，为了这些银行客户的利益进行的干预，已经延宕了能阻止扩张再次发生的市场力量。如果经历危机的银行未受损害……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阻止它们不再试图人为地去降低利率，扩张流通信用呢？[26]”

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阐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在没有央行对银行体系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私人银行之间的竞争趋向于限制信用扩张（因此，也就消除了周期性商业波动的根源）。因此，政府对银行部门的干预要为信贷的扩张承担最根本的责任。鼓励信贷扩张的政策的根源在于“错误的假定：信用扩张是降低利率的适当手段，除了无情的资本家外，对任何人没有伤害”（HA，443f）。哈伯勒引用米塞斯1928年的论述证明，米塞斯坚信经济的（繁荣及其余殃的）周期性特征根源在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降低利率是可欲的，导致通胀的信贷扩张是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27]

但是，米塞斯相信，这种喜好低利率的观念源于经济学的无知。市场产生的利率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它来自于人的本性。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是米塞斯激进的“奥地利”资本与利息理论。[28]

资本与利息理论

我们已经指出，“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中有一个关键的“维克塞尔洞见”（区分“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一洞见考虑生产的时间维度，这一思想的渊源可追溯至庞巴维克著名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米塞斯接受了庞巴维克的理论要点，但是他对庞巴维克理论的其他方面也渐渐地感到不满。在他1912年《货币与信用理论》的第一版中，米塞斯毫无保留地把庞巴维克的方法用在了他自己的资本——生产理论和利息理论中。然而，在该书1924年第二版中，有一个很长的脚注，既赞扬庞巴维克的伟大成就，也表示他与庞巴维克在某些方法上有严重的分歧（TMC，339n）。在这个脚注中，米塞斯提到他对利息问题将进行“专门”的研究，他希望这一研究“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但是，长期以来，除了只在各种不同的著作中对资本和利息问题做一些简要的考察外，米塞斯都未对该问题做专门的研究，直到1940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中，米塞斯才全面地论述了他自己的利息理论（他还对“资本”这个词在理论探讨中的使用做出一系列细致而确切的阐述外，他还专门强调它在研究利息理论时的应用）。他建立的这个利息理论是如此的极端和惹人注目，以致于当奈特在1941年写他的评论文章时，他把他的全部讨论——在一篇对米塞斯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中——集中在一个名为“米塞斯教授和资本理论”的主题之中。[29]

在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历史上，有一些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反映在了奈特这篇犀利的文章中。要指出的是，奈特本人是一种资本和利息理论的创立者，他的理论经发展后被认为可以有力地替代庞巴维克（也即“奥地利”）的理论（实际上，奈特拥护并发展了更早时期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的观点，后者在世纪交替时期与庞巴维克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奈特拒绝庞巴维克理论中那些有“奥地利”特征的重要方面，他批判米塞斯，认为米塞斯1940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源于他比他的导师（庞巴维克）还要“奥地利”。米塞斯对奈特的批评感到非常愤怒，因为米塞斯认为他的导师还不够“奥地利”（也即“主观主义”），或者说在“奥地利”的方向上走得还不够远。

我们在这里不对庞巴维克、米塞斯和奈特之间的一致性和分歧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把学说的背景交代清楚，在这个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米塞斯的资本和利息观以及他对资本和利息理论贡献。米塞斯的资本和利息观反映了米塞斯深刻的哲学洞见（米塞斯从这些哲学洞见中引申出它们的经济含义）。然而，米塞斯的很多观点都使他的读者——甚至那些不像奈特那样批评米塞斯的人——感到困惑。在下面我们将尽可能清晰地对米塞斯的观点进行概述，并且澄清他的很多读者已经遇到过的一些疑难。

资本、利率与时间

米塞斯把自己的理论牢牢地建立在庞巴维克的时间观之上。与庞巴维克不同的地方在于，相对于他的导师，米塞斯对“时间”的认识采取的是一种更加彻底的主观主义方法。米塞斯强调，他对“时间”这个角色的认识要归功于“庞巴维克那些不朽的贡献”（HA，489），但是他老师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并不满意。庞巴维克强调这一事实：生产是个消耗时间的过程（“迂回生产”），生产的这个时间维度是他解释生产过程中利率现象的出发点。在庞巴维克看来，利率的出现是因为企业家（生产者）为了现在就开始消耗时间的生产活动，必须鼓动资源的所有者把资源投入到生产中，然而资源可预期的回报要在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获得。庞巴维克认为，资源的所有者是不愿意这么做的（换句话说，即让他们放弃他们所拥有的资源的即时消费满足），除非这些耗费时间的生产过程的成果，其价值要大于这些资源所有者在当天的实时市场上对资源进行交易而获得的价值。他们不愿意这么做，是因为“正的时间偏好”——其意思大致上是指“人们偏好现在的回报，而不是以后的回报”。米塞斯不同意庞巴维克的是，后者认为正的时间偏好是建立在心理偏好之上的（我们下面会简要地阐述这一问题）。另外，他认定庞巴维克出人意料地成为他自己一贯坚决反对的谬见的牺牲品，这个谬见是“利息的出现是资本生产力的结果”。

早期的理论家认为，既然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要求有资本参与，那么正是资本的生产力（体现于价值因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而增殖）才是利息的来源。利息被看作是“资本”这棵树的“果子”。米塞斯认为，在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中，更长的和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所导致的高生产力）是产生利息的一个因素。米塞斯发现这是难以解释的（在这点上，他与早期美国经济学家F．A．Fetter是一致的）。庞巴维克本人已经指出生产力利息论的错误。如果一棵树，预期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年有一个稳定的水果产量，那么这一生产力将全部反映在这颗树现在的市场价值中。如果现在能够把一个资本品，投资到一个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中，在将来能产生一个高的收入流，那么这个产出的价值在资本品当前的市场价值中往往就已经全部体现出来了。如果没有其他导致利息现象出现的因素，这一价值将会提升至某个水平，在这个水平点上，资本品的物理生产力将完全不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回报流，如我们在真实世界看到的利息现象。米塞斯发现，庞巴维克这样一位曾经如此全面而有力地用这种推理来驳斥早期生产力利息论的人，却又回复到一个包含生产力因素的理论中去。

米塞斯发现，庞巴维克在讨论“时间”时，对它的处理也是有缺陷的：在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中，时间似乎是“凝固”在耐久品中的。在米塞斯看来，“时间”对于我们理解利率现象来说，完全是事先（ex ante）意义上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资源所有者在一个多时期（multi-period）的世界中决策，都会用前瞻（forward-looking）的方式来看待时间。因此，一个将分析的重心放在“决策”，而不是“事物”之上的经济学家（如奥地利经济学家）不能从“流逝”（elapsed）的角度来处理时间。正是这一事实，导致米塞斯拒绝庞巴维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个流逝的“平均生产时期”。在米塞斯看来，时间“在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完全在于行动人在长短不同的生产期之间所做的选择。过去为生产今天的资本财而花的时间之长短，毕竟不值得计较……平均生产时期是个空洞的概念”（HA，488-9）。很明显，米塞斯仔细地研究了哲学家有关“时间性质”的思想，特别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思想。米塞斯把时间看作“行为通论的一个元范”（praxeological category）。“行动总是趋向将来的”，“给行动提供一些条件和任务的，是现在；过去则太早，今后则太迟”（HA，100-101）。从这一角度看，很明显米塞斯将不会同意庞巴维克—哈耶克的观点，后者认为在一个给定的时点，一个社会的资产拥有一个“时间结构”（哈耶克使用了“时间结构”这个概念，是他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研究不同于米塞斯对同一理论的研究的显著之处）。

实际上，米塞斯完全拒绝用“资本”这个词来指“人造的生产要素的全部”。它只是“描述万物的一部分”，也是在“实际中没有什么用处”的那部分。另外，正是使用诸如“实体资本的总体”这种概念，导致了把利率解释为“来自资本生产力的一项所得”这个错误的观念（HA，263）。相反，米塞斯同意把“资本”这个词作为一个会计概念来使用。“资本是一个确定的营业单位在一个确定的日期，用之于业务的全部资产金额减掉全部负债金额”（HA，262）。资本与会计观念上的收入相关。“行动人的内心计算划出了资本与所得的界线。这一边是他想用来直接满足欲望的消费品，另一边是他想用来满足未来欲望的各级财货……在一确定期间可用以消费，而无损于资本的那个金额，就叫作所得”。在米塞斯的理论中，“资本”和“资本品”（capital goods）这两个词在使用上是完全不同的。“资本品”（人造的生产要素）的出现证明生产者采用了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但是无论怎样，谈涉这种资本品的总量是毫无必要的。“没有所谓资本品的生产力这样的问题”（HA，493）。如果在一个消耗时间的生产过程中，它具有盈利性，那么这全应归于生产者为生产过程选择了恰当的“时间之廓”（time-profile）。

在米塞斯看来，利率现象与那些被称为“资本”或“资本品”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利率常见于一个使用资本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资本账目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但是利率绝不是任何抽象的总体概念“资本”的生产力回报，也不是资本品的“生产力”之表现。

相反，米塞斯相信，利息是人的行动中一个普遍（一个“范畴的”）因素的“经济表现”，这个因素就是“正的时间偏好”。这个因素在跨时期价格（inter-prices）结构中产生一种“特征范式”，这种“特征范式”在贷款市场中就表现为我们所熟知的利率现象。时间偏好因素和利率现象的存在决不依赖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生产”绝非利率之源，即使在一个完全没有生产的世界中，也会有利率。但是，由于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确有生产，利率现象将产生深刻的重要影响。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生产者、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的市场决策必须明确地考虑利息现象。生产者对生产过程的选择，必须很细致地考虑生产时期的长短，因为要为之支付利息。他们所做出的“选择”当然会决定（也体现在）将会被设计和生产出来的工具（“资本品”）的种类和耐久性，决定将会被使用的技术，以及已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种类和耐久性。在一个企业家必然会起作用的跨时间（inter-temporal）市场中，趋向于确保（包括利率）决策者在价格的引导下对市场参与者（资源所有者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做适当的考虑，同时也对与各种可替换的生产过程（包括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时间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可能性做适当的考虑。

也正是对利息性质和市场功能的这一深刻认识，使米塞斯终生关切下面这个观念或政治图谋的危险性：消除或至少可以人为地压低利率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如我们在这一章已经看到的，正是这种错误的利息观，也是米塞斯所谴责的利息观，导致了在商业周期中的痛苦和不幸。由于货币供应规模扩张（通过“信用媒介”的创造）所导致的人为的低利率，将扭曲生产决策，并误导生产者采取与跨时期消费者偏好结构（在他们时间廓的长度内）不相容的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由于市场参与者恢复其真实的时间偏好而导致生产项目必然地被抛弃时，生产者的资本品中有一部分迟早将遭受严重的市场价值损失。

正的时间偏好的特征和来源

实际上，我们在前面谈到的米塞斯的每一个观点（关于利息和使用资本的生产），都可以依靠对“正的时间偏好”这样的一种理解：它是根植于常见心理法则的普遍（可观察）的经验现象。但是，米塞斯极力坚持时间偏好现象的“元范”（categorial）特征。米塞斯对庞巴维克利息论不满意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一观点。米塞斯坚持，庞巴维克“对于时间偏好的一般有效性所提的论证，是不适当的，因为那是基于一些心理学的考虑”（HA，488）。在米塞斯看来，时间偏好是作为“行为学定理”（praxeological theorem）出现的，它源自人的行动的本质特征。“时间因素是人的行动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因素。我们不能想象一种行为不是把近期的满足看得比远期更重要。欲望满足这件事的本身，即意涵目前的满足重于后来的满足”（HA，484）。

这是一个米塞斯先验主义的典型例子，米塞斯的读者理解起来是有困难的。米塞斯本人努力地解决在“绝对地嵌入在行为观念中的时间偏好论”中所发现的问题及对此提出的反例（HA，489）。然而，相对来说，只有少数几个米塞斯的追随者认为有必要接受米塞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但是，除了“‘正的时间偏好’是否完全只是一个经验法则，抑或是人的行动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个问题之外，指出米塞斯的“时间偏好观”与主流新古典理论在分析利息问题时的时间偏好观很不一样，也许是有意义的。新古典对利息的处理走的是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特别是他1930年在《利息理论》一书中）制定的路线。

费雪建立了一个新古典的利息理论，这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庞巴维克的“奥地利”方法，即把“利息”看作是主观因素（建立在时间偏好之上，或用费雪的话说，是“不耐”）和客观因素（消耗更长时间的生产过程的物质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费雪的理论（以及该理论技术上更为复杂的“现代版”）中，时间偏好表现出的是时期（date）之间的偏好——喜欢在时期t_1得到票据，而不是在时期t_2得到（因为t_2要比t_1迟）。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样一种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一个人可能喜欢在更晚的一个时期t_2收到一个物件，而不是在早一些的时期t_1。在冬天的时候，有人可能喜欢在6个月之后（夏天）收到一块冰，而不是在现在。一个有远见的学生在2001年的时候，他可能喜欢在一年之后再收到2002—2003学年的校历，而不是现在。这种可能性的出现不会使“‘正的时间偏好观’是建立在能被观察的经验法则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忧虑，这种情况会被他们看作是不太常见的例外，不会对“正的时间偏好”假设的普遍有效性有何干扰。但是，在认为“正的时间偏好”在逻辑上有必然性的米塞斯看来，这种例外情况的出现，有时就被认为是有问题了。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负的时间偏好”的例子（这与“正的时间偏好”是否与“人的行动”这个概念有逻辑牵涉这个问题没有关系）。在米塞斯看来，假如说那个特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某个物件将被收到）改变了一个人对某物的评价，而无论距离那个时期（距离“偏好”被确认的时刻）有多近，那么这就意味着“时期”本身（而不是与做出评价那个时刻的时间长短）是支配评价的因素。在米塞斯看来，时间偏好指的不是时期，而是未来距评价时刻时间的长短。当然，有冰可得的那个时期和有校历可得的那个时期，会影响它的主观评价。但是，在米塞斯看来，这种类型的影响并非他所理解的时间偏好所产生的影响。在米塞斯看来，时间偏好指的是“未来的意识”（sense of futurity）。在正的时间偏好作用下给定一笔收入，预计收到它的时间离现在越久远，比起同样一笔预计未来很快就收到的收入，那么现在对它的评价就越低。当然“给定的收入”本身也受环境的影响，例如夏天的炎热与时期有关。但是，在米塞斯的理论中，考虑这些方面不会影响时间偏好。米塞斯的时间偏好与将来有关，而与时期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不接受米塞斯“正的时间偏好是逻辑的必然结果”的观点，然而他必须意识到，在米塞斯看来，那样的“例外”，如“下个夏天里的冰”与“现在冬天季节里的冰”，对米塞斯宣称的“（正的时间偏好的逻辑）必然性”丝毫不构成挑战。

货币、周期和利息：结语

20世纪，经济学家之间的很多政策争议（即使不算大多数），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相左的各派人士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议都与本章讨论的主题有关。与这些争论相关的是，在20世纪中叶的那几十年中，在经济学界占主流的学说，支持的是与凯恩斯的工作有关的理论方法和政策。[30]凯恩斯方法特别关注的是总和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它也导致一门全新的经济学学科的诞生：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方法特别重视能够维持资源（特别是劳动）能被充分利用所需的那个产出量的总需求的充足性。这个方法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态度是，强调政府具有操控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以保证充分就业的能力。米塞斯对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强烈的异议。尽管他极少正面驳斥凯恩斯理论，他对本章中的那些主题所做出的贡献，却足以构成他批驳凯恩斯理论的（尽管是隐含的）坚实基础。[31]这个基础至少部分地不同于凯恩斯之前的新古典正统理论（和被凯恩斯称为“古典”的经济学），它也不同于20世纪晚期的新古典方法，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先前的凯恩斯正统理论。

尽管在这里我们不细致地探讨米塞斯的观点和他的那些凯恩斯或非凯恩斯经济学同行们的观点之间的差异，但是在本章结束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做几个总结性的评论是有必要的。当然，米塞斯拒绝（如同奥地利传统中的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总体变量相互作用的宏观经济学”。另外，根据他对市场过程（第四章讨论的企业家竞争性过程）动态（“非均衡”）特征的理解，米塞斯不关心（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和大规模失业的）总需求的长期（“均衡”）不足。正如在本章中提到的，米塞斯发现经济危机的原因（以及与危机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失业）不在于需求不足，而是由于在信用扩张，在利率被人为压低的繁荣阶段投资的项目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米塞斯看来，能保证（在可行的范围内）满负荷生产（资源被利用）的是动态的企业家市场过程。凯恩斯主义者或持类似观点的人主张这样的政策，如预算赤字（这必然牵涉到信用扩张）、扩大政府部门的经济规模、操控各种商品的价格（特别是最低工资法和把利率作为一个政策工具来操纵）等，这些政策在米塞斯眼里，是恶化而不是缓和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周期性波动。

米塞斯一生最后的30或40年也是凯恩斯主义鼎盛的几十年，米塞斯被人认为是守旧的和顽固的正统人士，他顽强地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那些“勇敢”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他一直坚守的那套理论，其微妙之处在新凯恩斯主义学说大行其道的时候完全不能为人所欣赏。当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对于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框架下的企业家竞争优势，经济学界已经有了更加敏感的开明态度。可以期盼也可以预料，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有关货币、周期和利息的理论，和它们在米塞斯活着的时候，特别是与他晚年时相比，也许会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对它们会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和更多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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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3篇由贝蒂纳·本·格芮弗翻译的长文，这3篇文章收录在由珀西·格瑞夫编辑出版的书《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论货币与信用的操控》（Ludwig von Mises，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Dobbs Ferry，New York：Free Market Books，1978）。这3篇文章中比较重要的那篇首次是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发表的，题目是Geldwertstabilisierung und Konju-nkturpolitik（Jena：Gustav Fisher，1928）。

[2]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J．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第四部分，第八章。

[3] 这一著作（指的是TMC——译者注）是米塞斯1912年德语版著作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第二版的英译版的新版（第一版个英译版1934年出版）。

[4] J．A．Schun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083。

[5] 参见Don Patinkin，Money，Interest and Prices：An Integration of Monetary and Value Theory，2nd edi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5），573ff，n．D。

[6] 有关的文献可参见：（a）Murray N．Rothbard，“The Austrian Theory of Money，”in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Austrian Economics，ed．Edwin G．Dolan，（ Kansas City：Sheed and Ward，1976），170f；（b） Karen I．Vaughn，“Critical Dission of the Four Papers，”in The Economics of Ludwig von Mises：Toward a Critical Reappraisal，ed．L．Moss（ Kansas City：Sheed and Ward，1976）103；（c） Leland Yeager，The Fluttering Veil，Essays on Monetary Disequilibrium（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7），152f。

[7] Friedrich A．Hayek，Price and Production，2nd edition，（London：Routledge，1935），129。

[8] F．A．Lutz，“On Neutral Money，”in Roads To Freedom：Essays in Honor of Friedrich A．von Hayek，E．Streissler，G．Haberler，F．A．Lutz，and F．Machlup（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105。

[9] 围绕这个术语的精确定义，还有其他各种歧义，可参见Lutz。

[10] 关于这本书的成功，可参见Mises，TMC，456；J．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091。

[11] 该句译文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90页。

[12] 同上。

[13] 载《国家学简明词典》。

[14] T．W．Hutchison，A Review of Economic Doctrines，1870-1929（Oxford：Clarendon Press，1953），143。

[15] 要了解对纳普理论后来的评价，可参见Schumpeter1090，以及M．L．Burstein，Modern Monetary The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6），3（在该书中，认为纳普产生了“巨大的但也是非常有害的影响”）。

[16] 该句译文引自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90页。

[17] 这是该书1924年第二版附录中的一部分。

[18] 参见米塞斯《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oney，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77，86）；以及他的《货币稳定与周期政策》（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的序言，载《论货币与信用的操控》（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59，115）；米塞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69）第41页中谈到：“我对商业周期起因的解释第一次是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它被有的人称为‘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如同所有贴上国家标签的理论名称，名称也是不讨人喜欢的。‘信贷循环理论’（The Circulation Credit Theory）是对首先由‘英国货币学派’建立，并由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其中包括瑞典的维克塞尔进行补充的理论的延续、扩展和一般化。”

[19] F．A．Hayek，Money，Capital and Fluctations；Early Essays，edited by Roy McClough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

[20] 参见哈耶克《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第二版的序言XIII。

[21] Ludwig M．Lachmann，“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Economica（November 1951），412-427；再版于Ludwig M．Lachmann，Capital，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ed．W．Egrinder（Kansas City：Sheed，Andrews and McMeel，1977），105。

[22] “货币替代品”是指“一定数额的货币要求权，如果是随时可以兑现，而其债务人的偿付能力和偿付意愿都毫无疑问的”（Mises，HA，432）。——译者注

[23] 近期有关米塞斯与哈耶克在这一理论上的区别的讨论，可以参见Jean-Gabriel Bliek，“Hayek' Anti-Cycle Theory as the Rule of Necessity，”in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et des Etudes Humaines，9，no．4，（December，1999）589-607。

[24] Gottfried Haberler，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yclical Movements，3rd edition，（Lake Success，N．Y．：United Nations，1946）32f。

[25] 米塞斯：《货币稳定和周期政策》（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1928，141）。

[26] 同上，第142页。

[27] 参见Hberler，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65。

[28] 要更为详细地了解米塞斯对这些主题的论述，可参见Israel M．Kirzner，Essays on Capital and Interest：An Austrian Perspective（Cheltenham，UK and Brookfield：Elgar，1996），第3章。

[29] 参见Economica 8（November 1941）。

[30] 凯恩斯有影响的著作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London：Macmillan，1936）。

[31] 可参见他的两篇文章，他们分别在1948年和1950年出版，并且再版于米塞斯的《为自由而制订计划，及其他文章》第二版（Planning for Freedom，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2nd，South Holland，III．：Libertarian Press，1962）的第四章《进入面包的石头：凯恩斯主义的奇迹》（Stones into Bread）和第五章《凯恩斯爵士与萨伊定理》（Lord Keynes and Say's Law）。

第六章　米塞斯：20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他坚持经济学“是完全中立于一切价值判断的……”他认为尽管经济学是“一些政策和每种政治行为的基础”，但它本身是“脱离政治的”（HA，884f）。无论你对经济学的结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丝毫不影响经济学结论的有效性。这些科学的结论，它的阐述方式，不应有使经济学家欢心（或不欢心）的意图。

最后这一章是对米塞斯经济学的一个方面进行概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正是这个方面，确立了米塞斯在20世纪经济学中的地位：不管怎样，米塞斯不是作为一个出色的理论经济学家而闻名于世的，也不是因为他在推动20世纪的奥地利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而最应该被称道，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是20世纪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最直言不讳、最坚定有力和最有激情的维护者。本章将介绍米塞斯经济学中一些在前面还没有提到的内容。但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米塞斯对中央政府计划和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所采取的强硬立场的基础，我们也要把前面几章中已经探讨的一些主题的某些含义综合在一起来进行说明。

对本书的目的来说，把这些主题的含义放在一起是重要的，这有两个不同的理由。首先，在这最后的分析中，这些含义相对于他其他方面的工作来说，能更确切地表达出他一生的工作及其公共影响。其次，这些主题的含义，能使我们从他的科学经济学的本质方面中，获得更深刻的启示，若非如此，这些本质方面就会被人们忽视。而要更好地理解我们后面说的这一点，则有必要直接面对米塞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的有力论述中出现的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米塞斯、价值中立和自由市场的科学事实

在第三章的末尾，我们看到米塞斯强调对马克思·韦伯“价值中立学说”的支持。韦伯已经阐明，社会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一方面要客观、公正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们也具有个人（非科学的）信念、价值和喜好，假如不能严格地把这两个方面分开来，那将是非常危险的。米塞斯（不像一些在其他方面对他的经济学有高度同情的经济学家）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他坚持经济学“是完全中立于一切价值判断的……”他认为尽管经济学是“一些政策和每种政治行为的基础”，但它本身是“脱离政治的”（HA，884f）。无论你对经济学的结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这丝毫不影响经济学结论的有效性。这些科学的结论，它的阐述方式，不应有使经济学家欢心（或不欢心）的意图。

现在，经济学家至少已经奋斗了一个世纪，才清楚地说明了能使我们将“经济学科学严格的实证阐述”转化为“指引政策制订者决策的规范指引”的哲学指南，规范的政策建议与科学的权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结合。价值中立的医疗服务使我们有良好的、救生医疗服务，价值中立的经济科学也类似地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政策建议。但是，经济学的历史表明，“评判这种政策建议的科学性”这个目标是多么的难以企及。

在试图做这种判断的尝试之外，还出现了考察“福利经济学”之基础的大量文献。古典的经济学家曾认为，可以用是否增进福利，来判断某个经济政策是否妥当。19世纪末，当新古典经济学家指出，要确定“国家福利的增进”这个词的含义，将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不得不寻求一个替代的标准。很多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在评价一个政策“好不好”的时候，依据的是它增进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能力。在20世纪的福利经济学中，主流的一派认为有可能根据政策对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来判断政策。但是，对奥地利经济学来说，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标准都是不充分的。奥地利经济学的主观主义表明，把总和的（aggregate）、客观的福利作为政策竭力追求的目标，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经济学家和他们在其他新古典经济思想流派中的同行们是完全一致的）。类似地，任何总和的福利观（体现在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和庇古建立的理论中）在主张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看来，完全是值得怀疑的。根据相似的理由（以及由哈耶克提出的非常重要的“知识”因素），奥地利经济学家早已经拒绝了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社会效率是评价公共政策经济好不好的一个有意义的，也是相关的尺度。但是，所有这些都对奥地利经济学提出了最为严峻的挑战。假如我们缺乏一个可以用以识别经济成功或经济失败的一个科学标准，作为科学家而不是政治的鼓吹者，在不破坏米塞斯本人完全接受并作为他自己的学术规范的“价值中立”的情况下，我们对计划经济或干预主义还能说些什么？米塞斯作为一名客观（objective）科学家（区别于他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凭什么斥责价格管制？凭什么指责中央银行货币供应导致的通货膨胀？凭什么斥责反托拉斯政策？或保护主义？

米塞斯、科学与经济学的善

对于将实证经济科学转化为政策建议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米塞斯从没有进行细致的考察。他似乎认为，如果有关的经济理论已经被充分理解，那么一个经济政策的好与坏是很容易辨别的。与此相关的几个理由在米塞斯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米塞斯相信，一旦我们理解了经济“规律”的存在和运行，以及可能与情理相反但可被这种规律解释的那些结果，我们可以立刻认识到政策制定者（他们制定经济政策但不理解经济“规律”）。通过他们的政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触发经济因果之链的运动，而其产生的结果将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于政策制定者们自己所要实现的那些目标（米塞斯相信，正是由于这种可能性，解释了政治家们有否定经济学教导的倾向。没有一个人会欢迎一门告诉他正在做傻事的科学，而那些败坏经济科学的智力活动却更容易得到支持）。不管怎样，米塞斯相信，我们在这里对“坏”的经济政策有了明确的定义。一个政策之所以是“坏”的，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作为一个公民——不喜欢它的经济结果，而是因为它的结果与政策制定者他们自己的政策目标不一致。

判断一个政策好与坏的第二个标准是“成功地完成那个政策鼓励的计划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在前面一章看到的，米塞斯认为由于央行的通胀政策所推动的经济繁荣，鼓励生产者实施一些不可能完成的项目（由于这些项目是基于“错误”的低货币利率之上的，它要求公众牺牲事实上他们并不打算牺牲的消费品）。因此，通货膨胀政策是一个“坏”的经济政策，它鼓励了注定要失败的计划。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经济绩效的批评，包含了他对中央计划不可能性的阐述（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清楚地说明）。计划经济宣称中央计划是可行的，而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行。一个政策是“坏”的，不是因为作为公民的经济学家不喜欢它，而是因为企业家和生产者们发现，他们根据政策制定出的计划根本没法完成。

看来还有第三个重要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米塞斯可以间接地判断一个经济政策是好还是不好。这与“消费者主权”的思想有关。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米塞斯认为，作为实证经济学的一个命题，除了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市场的结果都是由消费者的偏好决定的。在一个自由市场社会中，生产者与资源所有者的决策动机是由预测消费者的支付决定的（说自由市场受消费者主权的支配，并不等于说自由市场使“社会效率最大化”，或使“总合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它仅仅是说，所有生产决策的变化，所有资源分配方式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被那些试图通过正确决策获得最大收益的决策者用到了“计算”之中，而他们的“计算”关注的是消费者用支付决策来表达的偏好）。有理由相信，当他批评在他看来有缺陷的经济政策时，米塞斯已经完全假定他的读者坚持“‘消费者主权’是经济体系中人们所渴求的特征”。说明政府干预会破坏消费者主权，也就是要使这些读者相信，这种干预是他们要谴责的对象。一个经济政策是“坏的”，不是因为作为一个公民的经济学家不喜欢它，而是因为它倾向于鼓励有远见的生产者在决策时不去考虑消费者偏好方式的各种可能变化。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米塞斯为什么相信经济科学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一个支持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政策，一个自由放任的、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资本主义政策，已被科学地证明是最好的政策。自由市场鼓励市场参与者的决策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而其动力是来自于需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每个人自主自发的行为的协调，是由市场的运作来完成的”（HA，725）。自由市场将会产生能够成功地被实施的决策，这些决策尊重消费者的主权，也是消费者主权的体现。如果政策制定者能够理解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们对自由放任的追求将会产生与他们的预期相一致的结果，这些结果体现的是被市场参与者成功地实施了的决策，体现的是消费者的主权。在另一方面，米塞斯确信国家干预只会使这些结果受挫。当然，国家干预的最极端形式是计划经济。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提到的，早在1920年，米塞斯就向这种经济学提出了挑战。在他整个一生当中，他都把有关中央经济计划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研究作为他整个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部分。

计划经济

米塞斯对中央计划的理论提出的挑战见于1920年一篇名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核算”的文章中（发表在一本名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科学杂志中）——说得委婉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奥地利，社会主义当时正被大力提倡。这篇文章做了某些修改之后，收录在1922年他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做的一个重要的长篇研究中，1935年，该文被翻译为英文，收录在哈耶克编辑的一本书中，题目是《社会主义》。米塞斯的文章和书在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一场著名的争论，这场争论事实上到现在还在继续。米塞斯对中央计划的批评是建立在他对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洞见——经济计算的作用——的强调之上的。

米塞斯指出，经济效率的基础是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并对各种可能性做理性的权衡。这种计算在只有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一个人的简单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在条件不那么简单的情况下会变得非常复杂。“选择用水力来发电还是利用煤矿以更好地利用包含在煤炭中的能源，这是两回事。在这个例子中，生产的过程是那么多也是那么的长，成功地实施某个方案所需要的条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决不可能满足于模糊不清的想法。要决定某个方案是否完美，我们必须进行仔细的计算”（S，114）。

这种计算当然不能按照混杂的（有关各种投入与/或产出的）物理单位来进行，这种计算必须按照共同的价值单位来进行。在市场条件下，这种价值单位就是常见的货币价格。米塞斯意识到，用“市场价格”作为比较的基础当然不是完美的，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下进行计算和理性决策的资本家和生产者来说，这种不完美是完全可以容忍的。米塞斯在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计算是可能的”的同时，他没有说这种决策将使社会最优化。他仅仅是指出，理性的个体决策是可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体计划之上的（以及他们在市场中的相互作用），在市场条件的限制范围内，这种计划将被迫是理性的。相反，米塞斯称中央计划（中央计划趋向于替代单个资本家和生产者的独立决策）的理性基础是完全缺失的。这时，没有一个价值指标可以作为中央计划者经济计算的依据。米塞斯总结道“经济计算的理论”“表明在计划经济下，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S，131）。

根据定义，米塞斯的论点是建立在这种情景之上的，即在计划经济社会中，没有资源服务市场。在计划经济中，消费品的货币价格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既然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劳动）不是用货币表示的，货币在经济计算中将不起作用”（S，121）。生产决策要成为计算的决策，只有当决策者能够对资源的单位赋予价值才能做到。但是计划者们没有在市场中产生的要素的货币价格。他们要进行决策，事实上只能根据物理学上的术语，然而物理术语与对资源进行分配的理性经济计划完全不相容。[1]在计划经济下，理性的中央计划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一点应该强调，米塞斯宣告中央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不没有宣告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存在——甚至可以存在几十年。他完全没有受到苏联长期存在的影响。他仅仅是宣告，在这种经济中，决策是不可能“理性的”，即与计划者们自己坚持的初衷一致。计划经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即使在这种经济中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不是计划者（在各种已经生产出来的可替换的商品中）想要的。计划经济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即使资源是以浪费的方式被使用的（也即，在这种方式下生产的可欲商品束要比在理性的资源配置方式下少）。但是显然，一个不可能进行理性经济计算的计划经济，注定是非效率的。因此，至少相对来说，也注定是贫穷和停滞不前的。米塞斯的理论对苏联居民普遍贫困的解释绝对是精彩的。米塞斯的理论也彻底打破了人们的一个美梦，即人们以为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快速经济增长，西方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可以不通过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手段来实现。米塞斯表明，计划经济是彻底失败了。

在此，我们不详细论述经济学家之间由于米塞斯的批评而引发的辩论，这场辩论非常引人瞩目也很激烈。[2]然而，我要强调米塞斯的论据是牢牢地建立在他的“‘奥地利’的市场理解”之上的。这种理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不把市场看作“在任何瞬间资源配置都处于均衡状态”的体系，而是把市场看作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与企业家之间动态的价格与质量竞争（建立在对纯利润机会的想象之上，而在任何一个时刻，这种机会都内生于连续变化的市场价格矩中）不断地调整资源的配置方式，以更好地预测消费者的偏好。按照这种理解，在计划经济下缺失的“资源的市场价格”是不能被中央颁布的，并被他们用以“计算”的（非市场）“价格”替代的。（对这一点的误解，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米塞斯1920年论文发表之后那场争论中的思想混乱。[3]要理解米塞斯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我们首先要理解他对市场经济“动态的企业家竞争”这个特征的欣赏。）但是，米塞斯对市场经济的辩护不局限于他对计划经济强有力的批评。米塞斯确信，经济繁荣所要求的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经济。他相信，繁荣所要求的是一个决不会被各种政府干预“妨碍”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

混合经济：稳定的“第三条道路”之不可能性

米塞斯意识到干预主义作为经济政策具有政治吸引力。如果说“计划经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几年最严重的威胁，那么“干预主义”则是20世纪资本主义持久的危险。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大萧条的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舆论呼吁要对市场进行规制、控制，以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政府干预——如公众所看到的，目的是使市场免遭风险和（或）防止过度的自由放任。政治家们迎合了公众对积极的政府经济政策的普遍要求（特别是在被称为“凯恩斯革命”的那几年），他们的经济计划试图把两个方面的最优点都结合起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优势和利用中央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规制等手段进行有意识的保护。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告诉成千上万的学生，混合经济实际上是有见识的现代经济学家们的一致选择，而米塞斯决不苟同。

米塞斯认为，混合经济作为一条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完全是一个神话。而且他强调，这个想法充满了危险。米塞斯对干预主义发动的思想上的猛烈攻击至少在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4]但是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他才完全投入到批判干预主义的斗争中去。米塞斯尖锐批判的对象实际上就是干预主义的所有表现：反托拉斯政策、各种各样的价格管制（也许他特别强调的是最低工资法和限制租金）、助长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预算赤字、农业补贴、关税保护、外资企业的国有化、收入和福利的转移等等。所有这些构成被人们委婉地称为“现代福利国”的手段，都受到米塞斯的蔑视和攻击。

米塞斯指出，所有的这些干预政策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悍然不顾消费者的偏好，因此也就不能实现他们的目的——或者产生了政策制定者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也不喜欢的结果。最低工资立法（和干预劳动力市场竞争过程的“亲工会”立法）都会提升公众的消费成本（EFI，208）。助长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经济衰退（EFI，107），危害拥有存款和其他资产的大众，特别是穷人（EFI，34f，103f，188fff）。最终，这样的政策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EFI，83）。一直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不幸后果（EFI，76-81）。美国的农业政策已经导致农民完全失去经济独立性（EFI，208f）。遗产税恰恰是鼓励了干预主义者公开反对的那些行业的发展。

但是干预主义政策一个最坏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对经济一步更甚一步的控制。米塞斯一次又一次地消除人们这样一个观念，即存在着一个可行的、稳定的经济体制，它既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非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米塞斯声称政府干预具有一种内在的动态力量，它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变化不可避免地滑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5]“政府干预”这个词在米塞斯那里指的是“干扰市场”（EP，40），指的是政府的活动或法令“强迫企业家们和资本家们以不同于市场所决定的方法来使用生产要素”（HA，718）。干预主义体制倾向于采取的形式被米塞斯称为“兴登堡型社会主义”（Hindenburg pattern of socialism）（HA，723）。在这种体制中，市场经济的名义特征被保留（如私有财产权、价格、工资和利率等），但是事实上市场的参与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政府的上级管理机构所发的命令”（HA，717）。

为什么这种力量会助长了整体上不稳定的干预主义，其原因是干预行为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一结果即使在干预的倡导者和借助于预手段的政府看来，也比当初他们试图要改变的那个状态还要糟糕”（EFI，55）。那些坚持把干预主义作为一种手段，以解决明显不受人欢迎的经济问题的人会发现，他们要采取新的干预行为，为的是解决由于早期干预行为产生的坏结果。因此，发现某些商品市场价格“太高”的政府会试图强加一个“价格天花板”。这种价格天花板会产生商品的短缺，应用简单的经济学就能说明这一点。为了解决这种短缺（以及消费方式结果的任意性），政府倾向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市场，以及（或）对资源市场加强价格控制等等。[6]

要指出的是，在批判干预主义者的主张，以及阐明“干预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可靠选择”纯粹是一种幻想时，米塞斯强调，他一点也没有否定政府的必要性以及政府的适当作用。不像他的一些追随者，[7]米塞斯对政府的必要性一点都不怀疑，他完全意识到，政府的强制性机关“可以用强暴的手段钳制那些强悍执拗的个人或人群所做的反社会行为”[8]（HA，719）。米塞斯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甚至不认为政府是一个“必要的罪恶”而应予最小化（EFI，57）。他视具有保护私人产权功能的政府为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根本性的必备条件。他强调调政府是一个有益的制度，它使市场合作性收益的实现有了可能。历朝历代的政治问题是，这个有价值的制度有容易滑向专制和集权主义的危险。另外，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危险以更为隐蔽也更有威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它披上了一层伪装，遮掩了它本来的面目，它打着为了公众的经济利益的旗号来干预消费者主权。在“保护财产权不受侵犯”这个有价值也是有必要的政府功能之外，政府还对私有产权在自由市场中的配置进行了直接干预，而公众对政府作用的扩张给予支持，这就是其中的原因。米塞斯确信，这种干预必然会破坏我们称之为“市场过程”的“人与人之间有力的但也敏感的因果关系之网”。干预主义的政策实际上是用国家替代市场的政策。

米塞斯毫不犹豫地表达他对干预主义的看法，即使这些观点使他与他的最受敬仰与最有影响的思想盟友不能达成一致。哈耶克被我们视为米塞斯一个最有力的支持者，1960年出版了《自由宪章》。米塞斯对这一工作进行了评价，称之为一本“伟大的书”，它“出色地解释了自由主义的含义和自由文明的创造力”（EFI，151f）。然而，对于哈耶克在该书中对福利国家几个特征的处理，米塞斯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他的失望。米塞斯写道：事实上，“福利国家仅仅是将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转变为计划经济的手段”（EFI，151）。米塞斯继续写道，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对福利国的政策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分析”只能是说明这些政策为何注定不能实现他们所设计的目标，并且导致“进一步的干预行为……直至所有的经济自由都丧失殆尽。最终出现的是一个全面的计划体制，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兴登堡计划试图要建立的那种类型，这种计划体制被攫取权力之后的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联合内阁’付诸实施”（EFI，152）。

米塞斯、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

米塞斯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善”的坚信，与他自己倡导作为一项政治方案的古典自由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尽管它们是分开的。在他作为经济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米塞斯坚持他研究的客观性、非政治性和中立性，然而他也积极地信仰并且倡导（作为非科学的、有强烈价值观色彩的完美理想）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9]有时，米塞斯似乎忽视了他的“科学”和他的“信念”之间的界线，真实情况是，这条界线实际上是很难觉察的。对此，米塞斯进行了很细致的说明。“自由主义……是一个政治原则。它不是一个学说，而是对已经建立起的理论的应用……特别是由经济学发展出来的一些学说应用于人的行动的某些确定问题。”经济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但是“因为是一个政治原则，自由主义关于价值问题和行为所追求的最后目的，不是中立的。它是假设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数人有意于达成某些目的的……经济学使用‘幸福’和‘不适的消除’这些名词，是用的纯粹形式的意义……自由主义则在这些名词上面加上一个具体的意义”（HA，153f）。

对米塞斯来说，古典自由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界线特别难以觉察，是因为他视前者为后者科学结论的一个直接应用。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告诉人们自由市场允许和促使每一个参与的个体通过相互合作和交换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米塞斯坚持，这些学说的发展，首先是因为它们是“不考虑任何政治意义的科学理论”（LCT，195）。既然人已经被假定为是“乐生恶死；乐于健康，厌恶疾病；乐于营养温饱，厌恶饥饿；乐于富有，厌恶贫穷”（HA，154）的，那么源自实证理论的自由主义就可以应用这个理论去建立一套政治方案，而社会中的人通过该方案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他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米塞斯功利主义（utilitarian）的方法。自由主义利用经济学学说来阐述它的政治主张。但是，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学说导致那样的政治主张（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经济学的知识就不可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就是‘应用的经济学’，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和政治政策”（LCT，195）。正如威廉·鲍姆加斯（William Baumgarth）所解释的，米塞斯试图提供一种社会理论，它的价值中立性最大可能地让人信服。在米塞斯看来，古典自由主义为了拥有道德力量，不必借助于这样一种的观点：自由或公正等在伦理上是势在必行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力量源自于经济理解，因为它与社会中人的真实动机相关，无论这种动机是什么。米塞斯“寻求这样一种理论的努力是自信而勇敢的（bold），他尽可能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10]对于回避说明诸如“公正”“荣誉”等范畴在伦理上是势在必行的政治主张，鲍姆加斯本人对它的道德说服力有极大的怀疑。然而，这在米塞斯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构建的理想世界几乎纯粹地源自于他的经济科学，这门科学提供的意识形态（ideology），[11]足以使他决心投入毕生的精力和激情，用一种在科学工作中少见的奉献精神去追求它。实际上，毋庸置疑的是，米塞斯投入到他的科学事业中的激情在很多程度上是来自于他意识到，这项科学事业与他信仰的且源自于这项科学事业的政治主张之间是相关的。

尽管我们没有任何书面的材料可以证明米塞斯在1919年《民族，国家和经济》一书之前就有古典自由主义观念，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在更早前，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他着迷于奥地利学派的那些年，他就已经接受了这一思想。[12]在他88岁出版的论文《奥地利经济学的历史背景》中，米塞斯揭示了世纪之交及更早时候在奥地利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之间爆发的方法论论战的大量政治背景。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也许还有早期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对德国学派那些教授的道德蔑视，以及他确信这些教授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政治忠诚将直接导致他们的角色从“霍亨索伦王朝议会的思想守护者”[13]转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纳粹的支持者（HSAS，32）。正是在俾斯麦德国，政府开创了“‘社会政策’，引进了干预主义体制的各种手段，如劳工立法、社会保障、亲工会、累进税制、保护性关税、卡特尔和倾销”。德国历史学派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智力“弹药”。它的政治影响“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使得德国对这样的思想不加防范，他们接受这一思想之后，那些灾难性的政策在德国就流行开了，最终导致突如其来的巨大灾祸。这个国家作为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发动了两次战争并都以失败告终，20世纪初的恶性通货膨胀、统治经济以及纳粹德国获得的各种荣耀都是历史学派的拥戴者教导出来的政治家们的‘功绩’”（HSAS，31）。米塞斯明确地把自己界定为拒绝德国历史学派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在20世纪40年代战后的美国，在米塞斯刚抵达不久的这个新国家里，如我们在第一章所指出的，米塞斯发现自己被人认为是“保守的”。在大萧条之后的30年代，罗斯福采取了新政政策，他是这些政策最坚定的反对者。在那些年代，凯恩斯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极为时髦，而他也是坚决予以反对。当美国的两大主要政治党派都支持这些干预主义手段的时候（尽管在支持的“热情”程度上有区别，或者说在支持的“全面”程度上有差别），米塞斯发现自己不仅与流行的经济政策格格不入，而且也发现自己被看作一个极端保守的（也许还是愚蠢的）人物，一个徒劳地试图恢复“自由放任主义”这个数十年前在学术和政治上就已经被人们决心要抛弃掉的主张的人物。的确，米塞斯在与共和党“顽固的”保守派有关联的人士和组织那里找到了支持。然而，米塞斯决不把自己看做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他直言不讳，他的政治主张是（古典）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但同时也是意味深长的是，在他的那个语义混乱的年代里，美国那些自称为“自由党人”（liberals）（该词从古典自由主义那里窃取，为的是宣扬他们自己的“干预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相反）的人士，被米塞斯看作和那些国家主义及“保守–威权主义”政策与哲学一脉相承的，而后者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斗士们在早些年就与之进行过激烈抗争的。[14]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已经准确地讲述了米塞斯的立场：“米塞斯绝非一个保守主义者。在他的著作（1919年的《国家、民族与经济》）中，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政治和经济特权予以尖锐的批评。他拥护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他推崇民主革命，反对世袭和威权政体……”[15]

米塞斯、奥地利经济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事实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热烈支持者和它的强烈反对者都已经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它被人们看作“正统经济学”）与维护资本主义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批评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士从没有停止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斥责，这是一门以标准的市场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他们批评这门学科，准确地说这是因为这门学科为资本主义体系具有经济效率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资本主义有着极为宽容的欣赏态度的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已经指出，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经济学趋向于使它的研习者逐步形成对市场的成果持有较少怀疑（事实上经常是赞赏的）的态度。[16]似乎正是新古典经济学论证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良性的力量，它全面而系统地，同时也是以一种明显可欲的方式形成价格、配置资源。如果要宣称资本主义有任何的经济失败，那么就必须推翻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教义，或者对其严谨的理论模型与我们必须生活在这个复杂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发起挑战。

如果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多数年代里，正是正统经济学本身为“干预主义”（它是这个世纪的特征，在米塞斯抵达美国及在这之后的几十年尤为如此）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知识基础，这一定会使人感到惊讶。能解释这个明显悖论的是，经济学家对新古典模型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的的确确提出了的挑战。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像新古典的理论模型，真实世界是一个非完全竞争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外部性的世界，是一个由于总需求易变（及可能不足）而不稳定的世界。这一态度使得经济学家们对优雅的正统理论模型做表面恭维的同时，却坚持认为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解决在真实世界中屡屡发生的各种问题是必要的。对于这些问题，正统的模型解释不了，也提不出对策。因此，“干预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越来越广泛地被接受就等同于经济学界用模型的“非现实”性来证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缺陷。在米塞斯看来，这些言论毫无意义。使他能够抵制时髦的干预主义经济学的，正是他经济学独特的奥地利特征，这是一个有力的事实。

真实情况是，被米塞斯接受，并被他扩展和深化的奥地利传统从没有把纯正而缜密的“完全竞争模型”视为其学术思想的核心，而在20世纪中叶，批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那些人士恰是利用“完全竞争模型”来说明自由市场体系的现实缺陷的。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米塞斯致力的那个理论建构关注的是在一个非均衡世界中动态的企业家竞争。米塞斯认为，“有益的”市场过程是在这个动态的竞争过程的背景下运行的，而不是在世纪中叶新古典微观经济学非现实的完全竞争均衡模型中运行的。米塞斯相信，正是这个不仅在市场的货币部门起作用，而且也在真实部门起作用的“市场过程”，迫使资源的价格、资源的分配方式、利率和货币的价值去考虑迄今仍被忽视（或未被预期到）的消费者偏好的变化。

米塞斯的奥地利经济学的“非均衡框架”与“真实世界的事实”之间并不矛盾。米塞斯从自由市场经济之成就中获得的认识的的确确适用于必须为之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个世界。在米塞斯看来，要理解市场过程的理论与维护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不需要建立技术复杂的市场模型，所需的只是欣赏市场过程本身的微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相比，经济推理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与真实世界的相关性也不会有任何的丧失。在米塞斯看来，战后的经济学家已经无可救药地迷失了方向。事实上，在他看来，正是20世纪中叶，经济学朝技术复杂性方向的发展才导致了这门科学悲剧性地滥用。也正是这一点，促使米塞斯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十年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澄清（在他看来是真正的）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米塞斯：这个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很少有人会对下面这个判断提出异议，即就评判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的精力和激情来说，米塞斯是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17]我们看到，在反抗他那个时代的传统政策智慧过程中，米塞斯只是简单明了地说明了一下他自己严格的科学贡献对于“纯经济学”这门实证的、客观的学科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他的实证经济学领域，他是孤独的，在他的政策立场上，他也是孤独的。他悲伤地看着，20世纪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发展，是以“摧毁”西方（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潮流。“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几乎完全抹杀了经济学家在两百年前所做的一切。他们在讨论物价、工资、利率、利润的时候，就好像它们的决定都不受任何法则支配的。政治家劝告工商业者减少利润、降低价格、提高工资，好像这些事情都靠人们的善意。在讨论到国际经济关系的时候，大家又很快地采纳了最天真的重商主义者的一些谬见。很少有人知道所有这些著名学说的一些缺点，或认识到为什么基于这些学说的政策必然引起普遍的祸患”（HA，879f）。米塞斯认为与这种“不幸的事实”做斗争只有一种办法：“决不放松对真理的寻求”（HA，880）。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米塞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从维也纳时代他作为一名出色的年轻学者，并大量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共政策事务算起，到日内瓦时代他成为有名望的资深学者，一直到晚年，他大约有30年时间在美国孤独地、也是不入时地从事教学与写作——都表明米塞斯非同寻常地、勇敢地和锲而不舍地捍卫这一信念。对于他自己的信仰，他从没有唯唯诺诺，“经济知识的本体，是人类文明结构中的基本因素，它是现代工业化和最近一两百年当中，所有道德的、知识的、技术的和医疗的成就所凭借的基础”（HA，885）。即使当时的经济学界蔑视他、排挤他，他也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对真理的寻求”，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工作对于保存人类文明至关重要。

在21世纪拉开帷幕的时候，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20世纪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工作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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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米塞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面临的经济计算问题的论述与哈耶克从（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关稀缺性的分散知识这一角度所进行的论述相互间的关系，参见Israel M．Kirzner，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Market，第8章。在米塞斯批评社会主义经济学方面，哈耶克是他最详尽也是最有影响的支持者，这也是被公众普遍接受的看法。

[2] 关于战争期间的这场争论，参见T．J．Hoff，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London：William Hodge，1949（根据1938年的挪威文翻译）。关于这场争论从发生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精彩故事，参见Don Lavoie，Rivalary and General Planning：The Socialist Calcualtion Debate Reconsidered（Cambridge：Camb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3] 关于这一点，参见上面注解中唐·拉夫尔（Don Lavoie）的同一著作。

[4] 实际上，在1929年米塞斯就已经出版了Kritik des Interventionismus（Jena：Gustav Fisher，1929）

[5] 对这种动态变化所做的一个全面研究，参见Sanford Ikeda，Dynamics of the Mixed Economy，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6] Ludwig von Mises，“Middle-of-the-Road Leads to Socialism，”in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es，22f。

[7] 晚期的罗斯巴德（M．N．Rothbard），作为米塞斯（他阐述了绝对自由主义哲学一种特殊而有力的形式）的著的追随者和倡导者而广为人知。特别地可参见他的《为了新自由：自由主义宣言》修订版（For a New Liberty：The Libertarian Manifesto，New York and London：Collier Macmillan，1978，revised edition）。要特别指出的是，罗斯巴德并不同意米塞斯将经济科学的“价值中立”与包含“价值取向”的政治哲学完全分开，他认为这不必要，也不可能。

[8] 也可参见Mises，HA，149：“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维持和平的人际关系的一个机构。但是，为着维持和平，它必须准备打击那些和平的破坏者。”——译者注

[9] 我们这里用“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这个词来区别于自20世纪中叶前开始，在美国被人们所冠之的那个“自由主义”（liberalism）。Leland Yeager指出米塞斯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指的是“欧洲的及词源学上正确无误的那个词。”见Yeager's Introduction to Nation，State and Economy：Contributions to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Our Time［1919］，by Ludwig von Mis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XI。

[10] 参见William Baumgarth，“Ludwig von Mises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Liberal Order，”in The Economics of Ludwig von Mises：Toward a Critical Reappraisal，ed．L．Moss（Kansas City：Sheed and Ward，1976）97。

[11] 指自由主义。——译者注

[12] 米塞斯作为一个大学生，起初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绝对的世界观”（an obsolete world view），但后来渐渐地欣赏它，要了解与此相关的线索可参见Mises，NR，19f。

[13] 这个王朝由贵族议会，普鲁士选民和国王构成，从中产生德国凯撒。

[14] 在这点上，米塞斯的观点与哈耶克的观点极为相近，后者在它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中指出，西方民主国家中“自由的”国家干预主义者的方案与纳粹德国的本源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也可参见哈耶克的文章《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见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397-411）。

[15] 雅格尔：《民族、国家与经济》的介绍，XI。

[16] 参见George J．Stigler，“The Politic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November 1959）：522-532。

[17] 我们当然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中，（后奈特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在推动美国公众对自由市场经济抱更多的好感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弥尔顿·弗里德曼教授［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相对于米塞斯而言，产生的影响更为广泛。然而，就魄力、激情与不可动摇的坚定性来说，我们的看法是站得住脚的。当然我们也要指出，芝加哥学派“亲市场”的经济学基础与米塞斯的不一样。对芝加哥学派来说，为他们的分析提供基础的是这样一个假定，即市场能够迅速地近乎实现内生于“完全竞争均衡模型”中的那些结果。而如我们在第四章和这一章所看到的，这决不是米塞斯的分析基础。

补记　米塞斯之后的米塞斯经济学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扼要地说明米塞斯的经济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米塞斯生命的结束，米塞斯的经济学也结束了。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当然可以说米塞斯的经济学在他死后还在延续。尽管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米塞斯的工作对20世纪后期经济思想产生的影响，但是为了公正地对待米塞斯所做的贡献，我们必须扼要地提一下在米塞斯1973年去世之后奥地利经济学的复苏。那场“复苏”主要体现在米塞斯思想的生命力和说服力被人们重新发现上。

有一段时间，主流的经济理论追求形式化和技术的复杂性，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对枯燥乏味和矫揉造作的模型构建方法失去了兴趣，但米塞斯相对简单但却颇为有力的根本性洞见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也使他们获得了思想上的满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没有怀疑，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的需要和价值是公共政策不争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主义”被人们尊为是对“难以控制的”资本主义一个切实可行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而现在，米塞斯对社会主义与经济逻辑关系的讨论，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受人尊敬的公共政策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其他的思想潮流，以及历史和政治的变化，它们远远地超出了米塞斯经济学直接研究的范围）。[1]

卡伦·沃恩近来描述了这一复苏。正如她所指出的，在1974年（米塞斯去世后一年），经济学家几乎不会怀疑“在经济学的历史上，奥地利学派是一种封闭的学说。”但是，现在，这种说法早已不攻自破。“奥地利经济学对非完全信息、时间和市场协调的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完全用奥地利经济学方法做研究的论文现在也常常被受人尊敬的（尽管不一定是顶尖的）学术期刊所接受。主流的出版商……都在出版有关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在大西洋的两岸都有以米塞斯或哈耶克来命名的机构和计划……”[2]

米塞斯可能不会同意大量的“新”奥地利经济学。很多新奥地利经济学家对米塞斯体系的某个特定方面也提出质疑。但是毫无疑问，奥地利传统复苏的主要推动因素是米塞斯本人著作的影响。米塞斯对某个具体问题的看法究竟是怎样的，或是米塞斯晦涩难懂的论述究竟要如何解释，对于这些问题，有时甚至米塞斯的追随者之间也达不成一致的意见。米塞斯的一些追随者，有一种好斗的心理，他们相信自己是比他人更为“纯粹”的“米塞斯主义者”，他还有一些追随者已经学会欣赏米塞斯本人的研究和他最著名的“奥地利同伙分子”哈耶克的研究之间的互补性，而另外一些人坚持哈耶克的研究和他导师的研究有极大的差别。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有的是有启发的，对知识是有助益的；而有的是让人失望的，在知识上令人沮丧。但是，在这些争论之外，已经形成一个广泛的学者群体，他们都在奥地利的传统内研究，他们都意识到米塞斯的研究是20世纪这一传统最有力也是最彻底的表达。

预测思想史的未来要冒着声名狼藉的危险。然而，本书的作者相信，奥地利传统和米塞斯方法的复苏会持续下去。这并不意味着，米塞斯有关方法、市场、货币、商业周期和资本的观点一定会被未来的经济学家接受。这也不意味着，那个具有生命力和鲜明特点的奥地利经济学会成为现实，比如说在50年之内。相反，它仅仅意味着米塞斯对市场经济的广泛认识——他对人的行动、对有目的的行为、对市场过程中的企业家因素，以及对（“经济理解”必不可少的）“主观主义”的关注——仍然会在21世纪的经济学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米塞斯在这些主题上的研究如此令人信服，如此有说服力，也是如此有明显的助益，以至于它们不可能随着未来经济学在技术方面的发展而丧失。对于未来21世纪研究经济思想的史学家来说，他们必定会认识到那位重要的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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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本书第六章。

[2] Karen I．Vaughn，“The Rebirth of Austrian Economics：1974-1999，”Economic Affairs：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no．I（March 2000）：40-43。

附录

米塞斯的著作[1]

这份书单仅仅包括英文著作，而且也只是这些著作最早的版本（它们中有很多再版了多次）。如果该书译自德文，那么该书最早的德文版出版日期会在方括号中注明。如要想了解米塞斯1993年前出版的所有著作和论文的全部书目信息，请参考贝蒂纳·本·格芮弗和罗伯特·W．麦克基（Robert W．McGee）：《米塞斯：带注释的书目，米塞斯本人的和有关米塞斯的著作和论文完整清单》（Irvington-on-Hudson，N．Y．：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3）。

1．《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1912）.

London：Jonathan Cape，1934.

2．《民族、国家与经济》（Nation，State and Economy，1919）.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3.

3．《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1922）.

London：Jonathan Cape，1936.

4．《自由与繁荣的国度：论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1927）.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2．该书后来的版本名为《古典传统中的自由主义》。

5．《国家干预主义批判》（A 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1929）.

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77.

6．《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1933）.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0.

7．《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

8．《官僚体制》（Bureaucrac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4.

9．《有计划的混乱》（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N．Y．：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47.

10．《人的行动》（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9.

11．《为自由而制订计划，及其他文章》（Planning for Freedom，and otherEssays and Addresses ）

South Holland，III．：Libertarian Press，1952.

12．《反资本主义的心态》（The Anti-Capitalist Mentality）

Princeton：Van Nostrand，1956.

13．《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Theory and History：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

14．《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The Essay on Method）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2.

15．《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69.

身后出版的论著

16．《笔记和回忆》（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outh Holland III．：Libertarian Press，1978.

17．《论货币与信用的操控》（On the Manipulation of Money and Credit），N．Y．：Free Market Books，1978．包括米塞斯1923年、1928年和1931年出版的几本篇幅较短的德语书的翻译本。

18．《集体利益的冲突》（The Clash of Group Interest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The Center for Libertarian Studies，1978.

19．《经济政策：思想》（Economic Policy：Thought for Today and Tomorrow）.

South Bend，Ind．：Regnery/Gateway，1979.

20．《货币、方法与市场过程》（Money，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Auburn，Ala．：Praxeology Press of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Norwell，Mass．：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1990.

21．《经济自由与干预主义文集》（Economic Freedom and Interventionism：An Anthology of Articles and Essays）.

Irvington-on-Hudson，N．Y．：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0.

2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文选：国际改革与重构的政治经济》（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form and Restruction）.

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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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塞斯著作的中译文参考了米塞斯著，冯克利、姚中秋译：《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新星出版社，2007年，187–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