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传

（美）卡罗尔·费尔森塔尔

安徽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丈夫史蒂夫

以及我的孩子们丽贝卡、朱莉亚和丹尼尔

对本书作者及其作品的各方褒奖

费尔森塔尔女士完成了一部包罗万象又引人入胜的作品……她用魔术般的手法在纷繁复杂的事态中刻画出了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

——杰拉尔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华尔街日报》

完全是出于对阅读乐趣和一位印象中有着杰出、深邃形象女性的考虑，我拿起了《权力、恩典和邮报》（Power, Privilege and the Post
）……我认为，这本书已经是今年，甚至是任何一年同类出版物中的佼佼者。

——《亚特兰大新闻宪政报》

继盖·泰勒斯（Gay Talese）的《国度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之后，美国新闻界又一最新、最具洞察力的绝佳作品。

——《芝加哥太阳时报》

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告诉了我们内幕……以一种非凡的才华……讲述了扣人心弦的故事。

——《旧金山纪事报》

译者序

第一次知道克林顿是在电视新闻上，当看到关于这位美国总统的电视画面时，我惊诧不已。他那棕黄色的短发，意气风发的脸庞，气定神闲的神态，悠然自得的发言，我第一感觉是他只有20多岁。不可能！美国宪法规定至少要35岁才可以竞选总统，后来知道他46岁（出生日期1946.08.19，当选日期1992.11.03）当选总统，这个年龄比最近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出生日期1961.08.04，当选日期2008.11.05）还要小一岁，也就是说他仍然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西奥多·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的最年轻的总统。译完这本书才知道，他还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唯一获得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时下美国人对同为民主党的奥巴马寄予了极高的期望，这一纪录也许有待他来打破了。

我也不由想起2005年9月8日那个清晨，当时我还在新郑国际机场工作，他到郑州来进行演讲，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头发灰白，皱纹深刻，面带憔悴，上着夹克，下着牛仔裤，尤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脚上那双有些破旧的土黄色皮鞋。在克林顿卸任后，我很少在电视上见到他，这次看到他也同样让我惊诧不已，突然想起那句小品台词：“困不困，看看人家克林顿。”是啊，不困的话他也不会在短短几年后变得如此沧桑和苍老。他们一行有20人左右，餐饮都由一位加拿大籍的随行乘务员负责，她点了十几份麦当劳套餐，额外又加了一些薯条和三明治，20根哈根达斯的冰激凌，还有五份清蒸鲈鱼。译完这本书才知道，克林顿原来非常爱吃那些油脂类快餐食品，即使在他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也难抵汉堡和薯条的诱惑。那天我也激动地登上他乘坐的飞机，同事说是一架“麦道80”，而我以为这是他自己的飞机，现在才知道这是他的朋友、加拿大亿万富翁弗兰克·吉乌斯特拉，不是同事说的“麦道80”，而是“麦道87”，并且从时间上看他刚刚从阿拉木图过来。

我并不了解这位风云一世的美国总统在卸任后都做些什么，以为他在经历过总统的荣耀和闹得满球风雨的莱温斯基性丑闻后，生活会趋于平静，日子会过得舒坦。恰恰相反。有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时是“风已平而心思动”，就像他的朋友们不止一次提到的那样，他的人生就像过山车。我也本以为对于他来说，做8年美国总统应该是他人生的顶峰，但本书将他的人生黄金期标定为他卸任后，这一点也许有部分原因是外国人和中国人在习惯和理念上的不同吧。

本书英文原版书名为“Clinton in Exile”（“流放”中的克林顿），这是因为克林顿非常喜欢总统工作，希望永远待在白宫，对于他来说，白宫就是他的家，是他的乐园，是他的世界，因此，卸任后的他有家不能回，哪怕在全世界周游，感觉也像是在流放中一样。由于本书英文版成书时间是在2008年，出版时美国第44届总统尚未产生，因此有了第11章的小部分假设性内容，并且，在本书的某些地方，原文是根据过去的状况写的，比如在提到在任总统时仍然是布什总统，而现在时过境迁，奥巴马已走马上任，由于译书时间上的滞后，这些因时间导致的矛盾有些是无法调和的，译时也多以原文为准，希望读者知悉并谅解。

翻译这本书时，深感作者卡罗尔·费尔森塔尔女士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因为她身为记者，又因本书是传记，所以她言必有据，客观公正。及至看了本书末尾她写的《致谢》，才确切知道她在6个月内采访167次的纪录（总采访人次远不止这么多）。

本书主要由我翻译，但因本书翻译期限短促，内容庞杂，专有名词多不胜数，且章节间相对独立，前章资料并不能为后文所用，每章都要重新查阅许多东西，深感非一己之力所能完成，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邀请别人翻译了部分章节，其中马玲女士翻译了本书的第8章和第12章，并对第7章和第13章进行了修改、润色；赵娟女士翻译了第10章；郭书怡、刘小娜、谷梦月和尹兵翻译了第9章，并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投入大量时间帮我通读全文，进行修改；薛函、胡龙、刘杰等翻译了部分内容。本书的特约编辑侯天保先生给了我许多有益建议，并在初稿的修改、润色、审校上做了大量工作，在此特别对他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感谢！此外，我还得到许强先生和其他人的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因译书时间仓促，纰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译　者

2009年5月7日

目　录

CONTENTS

译者序

第1章　如果有第三个任期

第2章　伴着猜疑与谴责摘掉总统光环

第3章　放下权力他还能干什么

第4章　走到哪儿都是绯闻缠身

第5章　三位总统的聚会

第6章　比尔·克林顿聚焦非洲

第7章　通往“9·11”之路

第8章　当电脑盲遇到博客写手

第9章　天生的调情高手

第10章　两个克林顿对决奥巴马

第11章　“第一先生”也不再年轻了

第12章　克林顿到底值不值诺贝尔和平奖

第13章　问题是莫妮卡，笨蛋！

致谢

第1章

如果有第三个任期

即将把白宫交给乔治·沃克·布什前的十几个小时，比尔·克林顿彻夜无眠。他喜欢熬夜，睡眠极短——这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在最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也如此。不过今晚，他可更甚以往了。

如果不是宪法明确禁止总统连任3届，他肯定会再次参选总统——即使是在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和随之而来令其蒙耻的弹劾后——而且一定还会赢。他承受住了一个又一个丑闻——自1991年晚些时候他开始参与看似毫无胜算的总统竞选，到2001年1月20日第二任期结束，他的民调满意度高达66％。即便是那些对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善解人意之人竟如此缺乏基本道德而备感惊讶的共和党人都不得不承认：作为一名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非常胜任，工作无可挑剔。在任期内，他消除财政赤字，巧妙进行福利改革，数年未有事端，繁荣太平。

吉姆·盖伊·塔克与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曾多次互为竞争对手，但他通常是失败的那一方。后来，在克林顿执政时，他成为继任州长，后因“白水门事件”（Whitewater Scandal）落狱。即便如此，塔克仍然承认克林顿于那些才华卓著的政界人士之首。他将克林顿比作曾为阿肯色大学踢过球的全职橄榄球名人堂中的兰斯·艾尔沃斯。“这些技艺超群的运动员有着你我从未想过的技能，”塔克说，“他们的天资……是不同的，但我认为有一些政界人士具有与他们同样的独一无二的素质。”克林顿便是其中一员。

马克·布依尔是旧金山一名富足商人，通常也是民主党人的慷慨支持者，尤其对于克林顿夫妇。他记得在总统的第二任期内，他和妻子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受邀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参观。“我喜欢做总统，”克林顿说，“我还可以再做29年总统的。”

1999年，比尔·克林顿虽风华依旧，却平添几分伤感：“我坦言我热爱这份工作，即使在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此时，距将美国总统作为笑资搬上深夜电视屏幕的莱温斯基性丑闻案已一年有余，这期间他的日子可以说着实难熬。

“让他忘掉入主白宫的这段岁月太难了，”曾担任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最后一位内务总管的梅兰妮·维微尔说，“他热爱总统工作，喜欢白宫，珍惜与美国人民的关系，他不可能很容易地、毫无留恋地离开。”

克林顿需要品味最后这几个小时，自豪夹杂着遗憾和悔恨，思绪却无法从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上移开，回想着当他承认说，是的，他的确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发生过性关系，还不止如此——它是发生在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出来的台阶上的时候，他便自此变得声名狼藉；想着他为应对历史性的弹劾是如何烦恼不堪，后来却犹如获得一枚“荣誉勋章”——右翼人士极力逼迫他辞去总统职位，而他却坚守阵地，誓为国家服务到他最后任期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分钟。

如同往届政府在临近换届时发生的那样——克林顿在他任期将要结束时越来越回到本真的克林顿——他一直都在琢磨特赦和应该特赦谁的问题。

1月19日下午，盐湖城市长洛基·安德森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市长会议。他力图为盐湖城被判15年零6个月监禁的克里·斯特林费罗减刑。克里·斯特林费罗被指控为一件非暴力性犯罪——售卖LSD（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的罪魁。斯特林费罗在狱中已服刑6年，并在此期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的父母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给予其强制性最低刑罚。

克林顿总统会见了市长们，还为他们专门安排有拍照时间。在安德森和克林顿握手的时候，他身后还有上百位市长等着与总统合影。“我抓住这个机会，”安德森回忆道，“提醒克林顿总统我们已提请对斯特林费罗进行赦免，并迫切希望他能亲自关注这件事。”安德森知道这是斯特林费罗最后的机会了。

美国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赦免权，不需要经任何人审核，包括国会和法院。克林顿甚至可以对一名连环杀手进行赦免或减刑——如果他想这样做的话。宪法制定者明白，若首席执政官做出了违背民意的赦免必定会引起政治反响。

在克林顿离任前的最后一天，安德森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引起他注意的人。克林顿的朋友杰克·奎因——他担任克林顿的白宫顾问一直到1997年，在此之前，他是阿尔·戈尔的幕僚长——打电话给克林顿，请他赦免他的一位客户——商人马克·里奇，他是一名亿万富翁，但未获审仍在逃。里奇于1983年逃亡到瑞士，靠原来与伊朗进行武器交易积累的财富为生。他留在瑞士，不敢回来面对由当时的美国律师鲁迪·朱利亚尼所提起的指控——指控他逃税、诈骗、与敌国进行交易（包括与伊拉克进行非法石油交易）。

这不是杰克·奎因第一次游说克林顿。在克林顿即将卸任前的最后一星期，这名律师说客还锲而不舍地请求克林顿签署赦免文件。感到机会的大门即将关闭，奎因于2001年1月5日给克林顿写过一封信。在做最后一次奋力尝试时，他于1月18日和19日两天内接连给克林顿写来两封信。比尔和希拉里的传记作者萨莉·贝戴尔·史密斯说，在那晚的早些时候，克林顿与奎因进行了20分钟的交谈。

里奇还有其他一些可以接触到总统的说客，包括克林顿的朋友、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埃胡德ˉ巴拉克。奎因说，埃胡德·巴拉克“至少在三四个不同的场合，请求克林顿对里奇进行赦免”。克林顿还收到过时任耶路撒冷市长即现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希望赦免里奇的请求。（马克·里奇不但出钱给以色列政府，还受该政府的委托，资助巴勒斯坦人。克林顿的一位朋友说，以色列人“很多次、上百次地”要求对乔纳森·波拉德给予赦免——乔纳森·波拉德是一名海军分析员，被指控为以色列刺探情报。根据克林顿朋友的分析，克林顿清楚他不会将波拉德交给他们，所以听完了他们关于里奇的请求。）

赦免名单计划向媒体公布，但公布时间却一拖再拖，远远迟于原定的晚上9:15这一时间。

最后一晚的早些时候，在印第安条约厅（Indian Treaty Room）举行了一场活动，用以纪念克林顿在医疗卫生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参议员特德·肯尼迪将《勇者侧影》（译者注：此书曾获1957年普利策传记类文学奖）第一版的手稿送给了总统，这本书是他的哥哥也是克林顿心目中的英雄——约翰·肯尼迪所写。据克林顿白宫家中的资深健康顾问克里斯·詹宁斯回忆，特德·肯尼迪当时“失声痛哭”了。

总统和希拉里一起观看了大卫·马麦特执导的电影《欲望小镇》中的片段，他和朋友们在电话中谈论过这件事。他叫他的主要资金募集人和幕僚特里·麦克奥利弗到白宫做最后一次访问。麦克奥利弗整晚都待在那儿，他们两人交谈着，克林顿还一直在整理书籍，准备打包后将其运到纽约郊区查巴克的新家。曾帮助过总统应对莱温斯基性丑闻的好莱坞制片人哈里·托马森与妻子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当晚也是在白宫过的夜。

当克林顿的任期再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时，一份包括140个特赦和减刑人员的名单终于公布了。名单上有个人是他的半个弟弟、年轻的罗格，他曾于1985年与人合伙销售可卡因而被指控有罪。

朋友们说，想到不久之后即将开始新生活，克林顿当晚眼噙泪花。希拉里就要去做她的参议员了，而他则要回到查巴克，他讨厌这样。在最后的那几个小时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任期内的事情，起起落落，风风雨雨，觉得在某些时刻他是一名历史学家也会完全承认的伟大总统，但是在那些灰暗的时刻，他知道，弹劾将永远玷污着他的形象。

比尔·克林顿是一个乐天派和冒险者，他并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忧。有一次，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他语气中带着忧伤，给人一种“自恋而无所谓”的感觉。但是，随着白宫中如梦境般的日子即将结束，克林顿当晚却在不断地思考他和他的国家将要为他的行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知道，即使那些认为是最高法院剥夺了阿尔·戈尔2000年大选胜利果实的人（他们认为，阿尔·戈尔赢得多数选票，如果佛罗里达州的计票工作继续，他将是最终赢得大选的人）也会责备他——比尔·克林顿。他们认为——就像他也知道的——若他在第二任期的最后3年（1998年1月21日莱温斯基事件曝光）不做出诸如将精斑留在蓝裙上或辩诘口交是不是也是性交的蠢事，戈尔将会轻而易举就击败毫无经验且不善言辞的乔治·沃克·布什（布什醉酒驾驶遭逮捕的事情在大选前一个星期被披露出来）。

克林顿和戈尔这两个出生于婴儿潮的南方人性格极为互补，然而这恰恰导致了噩梦的加剧。梅兰妮·维微尔说，在迪克·切尼之前，“阿尔·戈尔比所有作为副总统的前任都更有权力，但也比他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戈尔关注一些诸如环境和外交之类事务的细枝末节，通常不善于分析，克林顿则很少感情用事；戈尔更聪明些，而克林顿却有着戈尔所缺少的娴熟的交际技巧，不过戈尔与国会议员却有着密切联系——他曾在参众议院做过议员。众所周知，克林顿不善于作决定，他经常打电话询问朋友们的观点。副总统通常协助克林顿，有时却让他自己作决定。在关于福利改革所召开的无休止的会议上，一位与克林顿坐得很近的与会人士说，总统“要求除戈尔之外的所有人离开；他问戈尔‘你怎么看？’戈尔回答说‘我认为你应该签署它’”。

在莱温斯基事件过后，戈尔作为副总统的提议通过了，但他却将注意力转移到了竞选总统上，在竞选活动中他几乎不提克林顿，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将克林顿撇到一边。克林顿认为，戈尔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护他自己，因此觉得很受伤。马克·布依尔记得，大约在2000年大选3周前，发生了一件与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有关的埃尔顿·约翰事件（Elton John Event）。克林顿当时出席这次活动，在场的人们看到他就开始尖叫：“比尔，从这儿离开，去为戈尔拉选票，他需要你。”布依尔坐在克林顿旁边，记得他说：“我们并未收到邀请。”

克林顿的密友托尼·科尔贺一直主持着戈尔的竞选活动——克林顿的商务部长比尔·戴利在2000年6月接替科尔贺——科尔贺和克林顿私下商讨竞选策略，每星期两三次，有时也会在白宫。科尔贺说，戈尔阵营里的一些人认为克林顿不愿出力，消极懈怠，说他内心实际希望布什赢得大选并做8年总统。切尼健康状况很差，不会参与总统角逐；希拉里将赢得议员席位，重新竞选以证明她自己，然后准备2008年的总统竞选。科尔贺接着说，这些人认为，如果戈尔失败了，那正是克林顿一直期望的。在一次对蒂姆·拉瑟特的采访中，萨莉·贝戴尔·史密斯（一本关于在白宫时比尔和希拉里关系的书的作者）提到，在比尔第一任期的早些时候，新总统满怀遐想地盼望在他8年任期之后希拉里再任8年，换句话说，他希望继任者是希拉里，而不是戈尔。

随着科尔贺的退出，那些研究竞选策略的会议终止了，比尔·戴利接替他的职位后也没有再继续举行那些会议。克林顿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杰克·西沃特说，那是一个错误。就像戈尔阵营的一些人所认为的，如果戈尔能够像科尔贺那样来重用克林顿，让他通过演讲来争取摇摆中的选民，那么戈尔就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战略家之一。克林顿前幕僚长里昂·帕内塔说，戈尔只需要在田纳西、阿肯色、西弗吉尼亚、佛罗里达和新墨西哥州举行大规模拉票活动，克林顿就有把握让他胜出。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多恩·福勒称，戈尔将克林顿弃之不用是“我可以形容的最糟糕的自残式政治举措”。他说戈尔“自以为是”，“是在重要政治活动中所见过的最大一个男童军”。

“我觉得阿尔·戈尔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历史学家和总统传记作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不过，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信任克林顿的。”克林顿告诉戈尔他和莱温斯基之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戈尔相信了他的话。“就从那时开始，戈尔夫妇认为误信了克林顿是一个诚实的人，觉得他有严重的性格缺陷，这使得他们所有人现在都遭受着折磨。”此外，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家和作家拉里·萨巴托说：“戈尔夫妇听说了……存在其他一些关系……不管你对戈尔夫妇有什么看法，事实是他们都信赖朋友，现在这种状况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戈尔有意疏远克林顿，这使克林顿的日程出现巨大空缺，信心遭到沉重打击。克林顿似乎是为竞选运动而生的，曾为克林顿处理政府间事务的副助手林恩·卡特勒说，他“急不可耐”地想登上竞选讲台。

到2000年大选日，克林顿的民调满意度比戈尔和布什的都要高。克林顿被冷落到只能用如此高的支持率来抚慰他自己，眼睁睁看着戈尔（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参议员，欲将戈尔从出生打扮到总统）进行着一场拙劣滑稽的竞选运动。

戈尔看起来木讷呆板，连衬衫的颜色都显得庸俗不堪，而这些地方都需要得到克林顿的帮助。许多人都是克林顿的忠实支持者，但他们并不看好戈尔，觉得他倒可以做一名杰出的大学教授。“我将再次‘第一次’会晤戈尔。”克林顿的一位慷慨资助民主党人的朋友霍华德·塔尔曼开玩笑说。一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高级官员将戈尔从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竞选现场带到另一个竞选现场，在那天就要结束的时候，戈尔却赏给这位官员一些小费——两美元的小费。

然后是噩梦般的重新计票工作，克林顿认为他本应该作为戈尔竞选运动中的关键一员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但是，克林顿认为重新计票没能处理好，这是令人痛心的，因为几乎媒体中的所有人都在使用“假如”——假如克林顿没有与一名21岁的实习生在白宫发生性关系。

在2000年12月13日，戈尔承认输给布什。8天后，在戈尔的要求下，总统和副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会晤。“我听说他们就竞选发生激烈的争执，互泄心中的不满。”托尼·科尔贺说。“一场令人咋舌的争吵……充满了咒骂”，这是拉里·萨巴托所听到的描述。戈尔指责克林顿用一桩性丑闻使他背上沉重的包袱，而克林顿则指责戈尔未按他们预定的步骤进行竞选。

戈尔的失败攫取了克林顿最想要的东西——用在白宫为克林顿工作了8年的克里斯·詹尼斯的话说——一个“家庭竞选前景”。杰克·西沃特说，即使是希拉里的明显胜利也无法补偿，尽管事实上她的胜利“真的非常困难”。她不得不“说服纽约人她是确有其能的……一个纽约人，并努力将他在许多摇摆选民脑海中被玷污的形象扭转过来，使他们转化为她的财富”。（希拉里生于芝加哥，但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在阿肯色州度过，她称自己为“毯包客”。）

想到希拉里在她第一次竞选一个职位时就能获胜，克林顿既欣喜又忧伤。希拉里正大步走向聚光灯，而多才多艺的克林顿却不得不远离聚光灯。“她正调整自己准备走向前台，”杰克·西沃特说，“而他正在思考怎样来面对他的新生活。”

托尼·科尔贺也面对着他自己在公职上的问题，作为前白宫骨干，因在一个垃圾债券交易中获益而引起诸多争议后，他于1989年从国会辞职。当待在白宫中的日子渐渐变短时，科尔贺告诉总统：“你必须相信你自己和你的能力……国家在前进，你也需要前进。”

这个建议是好的，总统看起来也采纳了，但是向哪儿前进呢？在那些他所收到的建议中有一条是担任哈佛大学的校长，但是，自从莱温斯基事件后，克林顿试探性地到该校仅仅做一名客座讲师都不受欢迎。（据说克林顿的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是提出该建议的人士之一。萨默斯是哈佛历史系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也是出现在哈佛校长决选名单上的候选人之一。）

也有许多人建议克林顿可以到洛杉矶，担任一个好莱坞制片公司的主任。里昂·帕内塔回忆说，不仅制片公司主任这一工作变得倏忽不定，甚至克林顿担纲主持广播或电视脱口秀之类节目的机会也变得渺茫。两种可能性都已很清楚。帕内塔说，克林顿并不是没有予以考虑。但是作为一名电影迷和电影明星迷的克林顿——一位重要的民主党人称他为“知名做爱者”——知道他已不适合此类工作。

还有人建议他竞选纽约市长——荒谬的想法，尽管他曾说过纽约市长是世界上第二重要的工作。“我觉得他考虑了几秒钟。”约翰·卡西马蒂斯说。（卡西马蒂斯是食品和油业大联合企业红苹果集团的总裁，也是克林顿夫妇主要的资助人。）卡西马蒂斯于2000年12月来到白宫提出他的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克林顿并没有觉得它很蠢而予以排除。”

在克林顿将担任总统时的备忘录打包的时候，这位一向乐观的男人觉得要想出下一步该做什么真的是相当困难，他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要能够与前总统吉米·卡特所做的相媲美。除了为他的图书馆募集资金——1998年，他将这项任务交给了总是张开手臂表示欢迎的特里·麦克奥利弗——还有，为支付法定欠款和家庭开销去挣钱，克林顿对他将来的生活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知道所做的事情必须是值得的、严肃的，他天生向往好日子的性格和喜欢熬到深夜的习惯将不得不做出改变。

朋友们说，在白宫的最后一晚，克林顿为他何去何从的暗淡前景和已经错失的机会生出无限惆怅和遗憾。他全力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于1月2日与亚瑟尔·阿拉法特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会晤，于1月7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公开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是最后，他却无法结束这场争端。（在克林顿任期的最后一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报纸公开了他曾经写的督促双方继续推进和平进程的信件。）

那天晚上以及最后一天早上，克林顿忙着发出执行命令，拨出资金来帮助城镇和郊区雇用更多的警员，给予曼哈顿外的总督岛国家纪念区地位，保护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不被采伐，规定热狗的成分、饮用水的砷含量以及涂料的铅含量，等等。“我们在环保问题上做了相当多的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取得进展的工作，”杰克·西沃特说，“我们做出一系列努力……围绕着用行政命令来保护这些遗产。”克林顿颁布的这些法令中有许多都是正确的，并将很快由布什来执行——当然，如果阿尔·戈尔成为总统，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很明显，阿尔·戈尔希望比尔·克林顿远离他的竞选和生活，而克林顿却拥有大量空闲时间。在上一年，克林顿晚上的睡眠大约只相当于大多数人的午休。他看起来成了孤家寡人。有时候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需要一个玩耍的伙伴。当比尔·戴利在克林顿第二任晚期仍担任商务部长时，总统有时候给他打电话，实际上是喊他过去玩儿——看一部电影或打高尔夫球，戴利则不得不婉言谢绝，因为他办公室的工作太忙了。

比尔·克林顿眼看着自己慢慢地被人淡忘，曾经叱咤风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他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仪式和社会活动上。2000年3月7日，克林顿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美国政治纪念品收藏研究会（译者注：美国第二大收藏组织，成立于1945年，主要收藏并研究与竞选运动和总统有关的物品和资料，比如竞选纽扣等）之克林顿收藏研究小组的成员。预定给那些成员15分钟会见时间，但克林顿最后却给了他们45分钟。“他领我们参观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每一处，”领队菲尔·罗斯说，“对所有需要说明的东西进行讲解。”

大概就在同一天晚上，前参议员和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和妻子埃莉诺也待在白宫。总统在晚宴后组织了一场名为“噢，地狱”（Oh, Hell）的游戏。当晚在场的另一位客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登上飞机回家时，除了麦戈文夫妇和总统外的所有人都睡觉去了，总统将这对夫妇引领到林肯卧室（Lincoln Bedroom）。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克林顿给他们讲了这间卧室的历史，告诉他们谁还曾经在里面睡过。

迈克·梅德沃伊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和制片公司经理。那天晚上，他和年轻的妻子伊琳娜以及还蹒跚学步的儿子也在白宫，同时在场的还有另一对好莱坞夫妇，巴德·约金（他曾经执导了《全家福》）和妻子辛西娅，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巴德·约金说，总统和孩子们趴在地上玩儿了“一个晚上”。

在2000年9月，克林顿邀请芝加哥的支持者卢·威斯巴赫和妻子住在女王卧室（Queen's Bedroom），总统与他们一直聊到凌晨3点。“我们不得不推他回他的卧室……我们说：‘您一定很累了，我们俩可以谈一个晚上的话，可是您明天一定还有事情要做。’”

克林顿离任前不久，他让史蒂芬尼餐馆（芝加哥餐馆主菲尔·史蒂芬尼的第一家餐馆）的一名资金募集人上了大标题。（史蒂芬尼是一位面包师的儿子，从1994年开始成为克林顿的一位密友：“他在我们店的每个角落与每一个工人拍照……一位洗碗工曾与总统合影后将照片邮回墨西哥。”）在那天上午11点，史蒂芬尼被邀请到奥黑尔希尔顿酒店的一间套房与总统见面。克林顿需要有人陪伴。该驾车返回城里时，史蒂芬尼走向自己的车，总统的一位助手拦住他说：“不，他希望你能与他一起乘他的车赶回去。”

当任期再有两周就要结束时，克林顿邀请史蒂芬尼夫妇第一次住进了林肯卧室。他们玩一个叫“顶级单词”（Upwords）的拼字类游戏。希拉里也在“这所房子里”，但她没有出来玩游戏。总统让客人们玩——史蒂芬尼说他自己并不喜欢玩游戏，但是当然不能拒绝，还是很认真地听着总统给他讲解游戏规则。然后克林顿宣布：“我必须先离开一下，去给阿拉法特打个电话，打完再回来。”大约11点时，他回来了。“噢，你们在玩这个游戏？”——好像这是他们的主意一样。克林顿说他必须在第二天早上5点前飞往内布拉斯加，这是他在两任内唯一一个还没有去过的州。“我很想和你们一起玩儿，但是明天早上5点我必须去内布拉斯加，不过，现在我倒可以和你们玩一小会儿。”结果，他们一直玩儿到凌晨两点半。

2001年1月9日，克林顿乘坐“海军一号”（Marine One）直升机去芝加哥一所小学作演讲，随行的还有代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霍尔德回忆说，在途中，总统“好像在沉思，也许在想戈尔的竞选运动中他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被重用……他看起来很受伤……此时可能仍在思考抑或在拷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在那场演讲后，他又在帕尔默宫廷酒店发表了煽情的告别演说。他描述了他在两届任期内所取得的成就，渴望成为这些“‘平民百姓’心目中的英雄”被他们牢记。他喜欢沐浴在被老新闻人保罗·麦格拉斯称之为“最卑贱的”人们的崇慕中，将成群的穷人从寒冷的地方招呼到古卢普酒店那豪华的洛可可式大厅。

克林顿说：“我来这儿想对大家说再见，并说声谢谢。”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嘘声。他接着说：“听着，我有参议员要支持。我不是真的来说再见的，只是作为总统最后来和你们说声再见。”

他在史蒂芬尼另一家餐厅437店会见了支持者和朋友们，大约有200人，都是政界的大腕儿——杰西·杰克逊、戴利市长、拉姆·伊曼纽尔、迪克·德宾、比尔·戴利，还有刚从失利的戈尔那儿赶过来的人，他们都在等待。手拿健怡可乐、不会再竞选任何职位的克林顿“在这个房间里高效地工作着，如我所见到的其他政界人士做其他任何工作时一样”——《芝加哥论坛报》记者里克·科根这样说。

克林顿与《芝加哥太阳时报》影评人理查德·罗珀谈的时间最长。理查德·罗珀后来写道，克林顿对他说：“这些电影的节奏看起来似乎太慢了些。”“我喜欢这些年轻导演的大多数电影，但我觉得他们在剪辑时应该更老练些。”他告诉罗珀，他们在白宫拍摄了《浓情巧克力》，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当时都在。“我真的很喜欢它，但如果节奏再快一些，我会更喜欢。”

在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职前一周，比尔·克林顿在戴维营（Camp David）向他的朋友们作最后的告别。时任美国参议员的罗伯特·托里切利也在场，他来自新泽西州，绰号“手电筒”，因与比安卡·贾格约会而出名。“让人有点伤感，”他回忆道，“很多食物，还有电影。”特里·麦克奥利弗和妻子多萝西也在，同时还有环球电影公司前总裁弗兰克·比昂迪及妻子卡罗尔，洛杉矶的巨富、克林顿的支持者百货大王罗恩·伯克尔，《金刚战士》和《忍者神龟》的制片人海姆·萨以及妻子切瑞尔。

麦克奥利弗和克林顿夫妇在与克林顿的私人律师大卫·肯德尔交谈，商讨解除威胁的办法——虽然克林顿今后以牢房为家的可能性并不大。

接下来的1月19日星期五是克林顿在白宫的最后一天，他的律师和助手们与罗伯特·雷伊达成一个解决办法。罗伯特·雷伊是可鄙的特别检察官肯尼思·斯塔尔的继任者，斯塔尔曾坚决指控总统犯有性骚扰罪，对克林顿进行了包括克林顿本人和其朋友们都认为疯狂的党派攻击。在克林顿离任前几小时，他着实还在担心他可能被指控作伪证罪，以及在保拉·琼斯性骚扰案中谈到莫妮卡·莱温斯基时被指进行“误导性陈述”。（琼斯是阿肯色州的一名职员，称当时的州长克林顿将她引诱到他在酒店里的客房，他在她面前裸体，要她“亲吻它”，并不正当地触摸她。克林顿断然否认她说的每一点，声称他甚至不记得曾经见过她。）

助手们加班加点地工作，将克林顿和第一夫人的文件放进无酸纸盒，这些纸盒将要送到小石城保存，直到克林顿图书馆开馆。克林顿在整理他的书和纪念品的过程中，时不时停下来讲述一些关于纪念品的故事，而与此同时，记者们则一直在追问下任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是否会对比尔·克林顿作出特赦。

与新检察官达成的协议让他感到欣慰，但也让他感到刻骨铭心的尴尬。他不得不承认，在未离任时承认，用直白的、毫不拐弯抹角的英语说，他“作了假誓”。在另外一件事情中，这次与阿肯色州的有关当局有关——他的总统图书馆建在阿肯色州——也是在将要离任前，他保留了他的律师执照，但同意接受将其执照吊销5年的惩罚和交纳25000美元的罚款，这令他感到羞辱。“我试图在合法行动和做伪证之间选择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现在我认识到我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标，并确定说我对关于莱温斯基女士问题的回答是假的。”

2001年1月19日的那个晚上，克林顿一夜未睡，只打了几个盹儿。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克林顿夫妇和戈尔夫妇邀请布什夫妇和切尼夫妇一起喝咖啡——克林顿知道，这有点儿别扭。克林顿本可以和他的继任者——他的副总统摆出胜利的姿势进行合影，如果这个人能够成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新主人，则这将成为比尔·克林顿遗产的一部分，减轻克林顿的罪过，并证明他作为总统很称职。然而，他却不得不忍受这位阿尔和给小费者（Tipper）戈尔所带来的痛苦，将指挥棒拱手送给共和党人。

第2章

伴着猜疑与谴责摘掉总统光环

在2001年1月20日星期六布什宣誓就职的那个早上，《华盛顿邮报》上的大标题赫然印着：“达成协议，克林顿免遭指控，总统承认作伪证。”

在克林顿任期剩下的两个小时里，他最后一次在星期六通过广播向全美民众讲话——他曾于星期四的晚上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中作了电视告别——他签发了赦免和减刑名单，和女儿切尔西一起在儿童花园（Children's Garden）散步，并为接待布什夫妇、切尼夫妇和戈尔夫妇做好准备，还请来了钢琴师在他们喝咖啡时演奏背景音乐。在等待客人的时候，希拉里和比尔随着钢琴师弹奏的《我们的爱在这儿停留》的旋律不由“晃动起来”。

新闻秘书杰克·西沃特称，当时的气氛“很糟糕”，因为“戈尔和布什彼此之间肯定感到非常不舒服”。（此外，坦白地说，戈尔和克林顿之间也有隔阂。）

上午11点，比尔和希拉里最后一次以总统和第一夫人的身份从白宫离开。克林顿夫妇和布什夫妇钻进同一辆轿车，戈尔夫妇和切尼夫妇进了另一辆，驶向国会大厦，布什和切尼中午将在这里宣誓就职。

这一天天气很冷，下着毛毛细雨，布什总统在国会大厦西门前发表就职演说。比尔·克林顿打了一个盹儿，错过了新总统的一些重要句子，这些话很明显指向他的前任——“美国最好是一个个人责任得到尊重和期待的地方”，并且“我们的公共利益依赖于个人性格”。

与此同时，回到暂时无主的白宫，正午12点一过，那忙乱的景象就显示了从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的变化。门开着，数十名工人——曾在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工作的年轻律师萨拉·威尔逊觉得，好像有“上百名工人”，有些人站在老行政办公楼（OEOB）下面的台阶上，抬着“卷起来的大地毯”迅速跑进去，就像从起跑线上冲出的运动员。威尔逊说，在克林顿政府结束时她“关上了白宫里的灯”，并形容这些工人在认真地“揭起”白宫里的地毯、电线和石膏板，包括椭圆形办公室在内，然后重新布置墙角，重新装饰房间——根据新主人的要求更换地毯，进行室内装修。在老行政办公楼里也进行着同样的工作。这个“大检修”，威尔逊说，必须在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前往布什宣誓就职现场之后进行，并且要在就职典礼后布什夫妇来到白宫之前完成。

天气阴冷，克林顿一些幕僚的心情也很低落，正如萨拉·威尔逊所说，他们在“向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说再见”。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身边骤然减少的随行人员驾车驶向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穿过马里兰州波托马克河（Potomac），一会儿他还要乘飞机从这儿经过，飞往纽约郊区的新家。克林顿突然成为了在世的4位前总统之一。由于天气很糟糕，他无法按计划乘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西沃特陪着他的老板，他说，克林顿如此剧烈的身份变化所引起的待遇上的反差真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他“已经不再有……大批警察的护送，道路上也没有进行交通管制，没有像对待总统那样将其完全封闭。真是一个相当快的变化……突然间你就来到了交通拥挤的车流中”。他的黑色防弹车已经没有了总统的特权。

在下午1:15左右，克林顿来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机库——美国士兵的灵柩通常也是运到这里——全体仪仗队正等着他来检阅，军乐队这次演奏的不是《向统帅致敬》，而是《鼓号齐鸣》。曾在他的政府任职的数十名工作人员来向他道别，此时的总统有点儿怀旧。“当你离开白宫，你想知道将来是否还能吸引一大群人。”他说，声音因疲惫而变得沙哑。人群中有崇拜者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请不要离开”。克林顿激动地说：“我离开了白宫，但我还在这儿。”

查克·罗勃那时刚刚将自己在弗吉尼亚参议员的席位输给了乔治·艾伦。他回忆说，虽然克林顿在说些什么没有人注意，但他“看起来非常珍惜他的最后几分钟”。西沃特称“已经不重要了，他并没有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只是一个道别的场合”。

但是比尔·克林顿延续他一贯的作风，讲了很久，却言而无物，有人批评他试图在新总统就职游行时抢乔治·沃克·布什的风头。西沃特称它像一个“经典的脑筋急转弯，媒体采用左右分开的两幅画面，然后却抱怨说克林顿试图走在游行车队的前面，挡住了布什的脸”。《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称，画面上的克林顿在道别时长篇累牍，“人们真的希望克林顿那会儿赶快离开”。

“他比他的朋友芭芭拉·史翠珊叠唱次数更多。”《华盛顿邮报》剧评人汤姆·谢尔斯开玩笑说。他预言克林顿将“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或‘谁想嫁给一位前总统’或更合适一点的‘幸存者’这样的栏目中崛起，但毫无悬念的是，他一定会再次受到众人的追捧”。

米奇·伊巴拉曾担任克林顿政府事务办公室主任。他回忆说，那些聚在机库中的人们怀着“复杂的感情。毋庸置疑，克林顿为了应对弹劾必然浪费了政治资源，消耗了大量精力，而他本来应该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圆满完成他的第二任期。这让人们感到非常失望……有些人很是生气，有些人只是忧伤，还有一些人则是厌恶”。

查克·罗勃是林恩·约翰逊的大女儿琳达的丈夫。他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去送别克林顿，他觉得自己应该去：“我清楚我们与前总统一家的关系，也知道对于即将远去的总统来说，有朋友到安德鲁斯为他们送行意味着什么。”他说，琳达本来也要去，但她需要待在得克萨斯照顾中风的母亲。

罗勃悄无声息地走到飞机库一个预留区域的后边，他坐在几个已被称为前克林顿内阁成员（罗勃没有提他们的名字）之后，克林顿恰巧看到了他。“出人意料的是，他让我站起来，公开表扬我所做的工作，然后派人对我说，请我在他登机时加入那些作最后告别的内阁成员中。”因此，罗勃从闷热的有顶盖的机库里走出来，冒着冻雨来到舷梯下，准备在克林顿登机时与他握手道别；这次的飞机不是“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而是“特别空中使命2800”（Special Air Mission 2800）。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没有穿大衣，只围了一条围巾，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而此时克林顿仍在机库里，萨拉·威尔逊说，他用了“很长时间尽可能与那一长排前雇员伸出的每一只手相握”。

飞机上坐着克林顿夫妇及他们的一些朋友和顾问，包括特里·麦克奥利弗、桑迪·伯格（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小弗农·乔丹（克林顿的朋友）、贝蒂·库里（克林顿的秘书）等人。飞机最终在下午2:57起飞，威尔逊回忆说，虽然那天阴雨连绵，“但你可以看到飞机升空远去……真是个值得怀念的镜头，所有的一切突然一下子全都消失在那厚厚的云层中，就像一部电影的结尾，屏幕上只剩下两个字——‘剧终’”。

洛基·安德森市长是一位民主党人，在布什总统进行就职演说时他一直都在现场。他说：“演讲非常枯燥，极为令人失望，真是一场糟糕透顶的就职演说。在整场演说中，观众唯一一次鼓掌就是在他谈到要削减税收时。”

安德森获悉他为克里·史特林费罗减刑的请求被拒绝后，感到很难过。他一直在为这件事奔走努力，米奇·伊巴拉说，安德森“几乎被这件事压垮了”。（米奇·伊巴拉在盐湖城长大，曾是克林顿与所有市长和州长的联络员，现为华盛顿一名说客。）

安德森走向联合车站时，他的手机响了：“市长，我们成功了！”此刻正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伊巴拉在电话中喊道。伊巴拉告诉安德森，总统在走出白宫大门时签发了赦免文件。有点儿夸张，不过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

其他人则没有他这么幸运。

斯坦·布兰德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他说他在克林顿两届任期内已经在电视上为比尔和希拉里辩护了“一百次”，因此他觉得有很好的机会为一位客户即阿肯色州前州长吉姆·盖伊·塔克求得赦免。克林顿和塔克虽然都是民主党人，但他俩更多的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塔克毕业于哈佛学院，1975年10月11日，比尔和希拉里在费耶特维尔市举行婚礼时，塔克为他们婚礼上的宾客。（比尔在1974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失败，当他和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女友希拉里结婚时，两人都在阿肯色大学教授法律。）

布兰德解释说：“塔克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被卷入了白水门事件的旋涡，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是因为他们将他视为一个直达克林顿的中途站。”但是，布兰德又说，肯·斯塔尔看错了人。塔克“承受了来自政府的全部正面压力，拒绝在任何事情上牵扯出总统”。他被指控共同谋划了那起复杂的房地产交易，并进行邮件欺诈。1996年塔克被迫辞职，随后被投入监狱。直到今天，塔克还声称他是清白的，他说：“我不断从斯塔尔和他的亲信那儿接到明确的信息。”他们说只要塔克告诉斯塔尔他想听的，他就能救了自己。

布兰德推测，赦免塔克这件事情“最终会受到那种混乱状态的影响，而更混乱的是，没有人为此负责，也没有人被彻底追究”。

布兰德和他的妻子离开华盛顿，开车去佛蒙特，因为他们忍受不了待在市里听就职演说。就在那时，布兰德接到一个来自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电话，说塔克不会被赦免。“我不得不打电话给他，想努力向他解释，但我却无法做到。”塔克一直期待着获得赦免，听到结果时他感到五雷轰顶，只是说：“他（克林顿）已经告诉很多人将要赦免我。”

一直在电话旁等待好消息却也没等到的另外一个人是克林顿的老朋友韦伯斯特·哈贝尔。哈贝尔是阿肯色州人，他是希拉里在罗斯律师事务所时的搭档，在1992年总统大选后随克林顿夫妇来到华盛顿，担任司法部副部长，但他很快就倒下了。哈贝尔和他的兄弟比尔1993年还在马萨葡萄园岛上悠闲地打高尔夫球，但随后就在1994年辞了职。1995年，他因盗窃原法律事务所同事和客户的钱财，在一所联邦监狱中服刑18个月。在克林顿第二任期，他又被指控犯有邮件诈骗和逃税等罪行。

在比尔·克林顿离任时，他既没有父亲（他的父亲在比尔出生前3个月死于一场车祸）也没有母亲（他的母亲弗吉尼亚·凯利于1994年1月死于乳腺癌并发症）。因此，当他在华盛顿碰到糟糕的事情时，没有一个固定的能够给他慰藉的去处。他现在有了一套自己的新房——1999年在威彻斯特县的查巴克花170万买的——但是买这套房子只是出于一个原因，即希拉里将要竞选参议员，她需要一个住址。这套房一点儿也不漂亮，硬纸板散落一地，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地面。他和希拉里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后就来到这里，但很快她就要离开，到华盛顿去开始她的新生活；她在华盛顿以怀特海芬（Whitehaven）的名字获得一套住房——这套房子位于怀特海芬街——不过人们通常将其称为“希拉里的房子”。

克林顿的退场和他的前任——显赫而尊贵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有着许多不同。1993年1月20日，老布什和妻子芭芭拉·布什将白宫交给比尔、希拉里和切尔西，在他们夫妇离开时，阳光明媚，几百名布什的支持者聚集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为他们送行。罗恩·考夫曼自1978年起就一直为老布什工作，并为他在1988年竞选中出谋划策，老布什就任总统后，考夫曼出任他的白宫政治部主任。考夫曼回忆说，离开的时候老布什不希望任何人出现在那儿，“他希望低调处理整个事情……他认为在第42届总统就职这天来为自己送行的人太多了，他不想喧宾夺主”。考夫曼记不清布什是否向人群讲了话，飞往休斯敦的朋友们与他们一起匆匆登上蓝白双色的波音747（现在载着克林顿和他团队的是同一架飞机），到达休斯敦的艾灵顿空军基地。布什夫妇的两条狗米莉（Millie）和兰格（Ranger）也在飞机上。

2001年1月20日，克林顿疲惫不堪。梅兰妮·维微尔称，他“几乎在飞机上站着就睡着了”。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时，在环球航空公司的机库里也聚集着一群人。希拉里在这儿作了一场很长的竞选似的演讲，汤姆·谢尔斯称，比尔“眼睛望着远方，看起来非常厌烦”。随后麦克奥利弗和克林顿夫妇上了同一辆车，驶向克林顿在查巴克的新家。“我们一坐进那辆车，”麦克奥利弗写道，“克林顿就把头垂靠在希拉里的肩膀上，沉沉地睡着了。”他们到达查巴克时已是傍晚6点了。

那天晚上，麦克奥利弗在查巴克古老的可爱屋餐厅（Kittle House，成立于1790年左右）宴请随同克林顿夫妇来到纽约的人们。桑迪·伯格及他的妻子当时也在，伯格称，那次晚餐是“令人伤感却又非常温馨的谢幕”。在那些人中，有的人已经为克林顿政府工作了整整8年，有的人甚至从克林顿参加竞选就一直跟随着他，“因此，这好像就是一个年代的结束”，西沃特回忆说，当时的气氛“真有点儿像过节”。不过，一道过来出席晚宴的许多人都是希拉里的僚属，西沃特解释说，因为她“正在为竞选参议员作准备，所以带着她的整个团队”。晚宴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去了城里，克林顿夫妇回到他们的新家。这所房子很古老了，它以前是荷兰殖民者的房子，有11个房间，在车行道脚下老房巷15号一条死胡同的最里边，尽头是一片树林，这里以前是秘密特工的据点。

居住在查巴克的一位女士说，它是“一块相当漂亮的中上层飞地……住的民主党人要比共和党人多……但这里不是威彻斯特县最迷人的地方，贝德福德和庞德里基才是。那两个地方才是‘宇宙主宰者’的所在地……查巴克是医生和律师的选择”。如果她不知道这是克林顿夫妇的房子，这位女士说，她会认为它是医生或律师的。

克林顿夫妇的一些朋友说这所房子“很普通”。霍华德·塔尔曼形容它就“像一个新英格兰牧场……想想以前去过的那些举办家庭聚会和募捐活动的大房子，觉得它们是这所房子的10倍大”。在上段中提到的那位女士说“它是一所宽敞的郊区房子”，但不是特别“迷人”。

拉里·萨巴托描写政治丑闻非常在行。他写道，克林顿在阴云密布中离开白宫，到查巴克“去舔舐他的伤口”。当比尔·克林顿作为前总统在那儿度过第一个晚上时，他不清楚这些伤口将会变多深。

1月21日星期日的上午是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后一起在查巴克度过的第一个上午，希拉里让比尔到城里去买早餐。根据一份报纸的描述，“他在当地的一家熟食店的咖啡前逗留了很长时间，与转过头来看见他这位新邻居的每一个人都要说上几句或握握手。他在那儿已停留了90分钟，看起来却一点也不着急，就像这天到商店来没什么事儿似的。他不慌不忙地在递过来的最后一个咖啡杯上签好自己的名字，然后，才带着防油袋装着的鸡蛋三明治回到郊区老房巷的新家”。

像今天这样逍遥自在的外出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克林顿的明确计划之一是为他的总统图书馆——为他的遗产继续工作，此外还有一些模糊的计划，即揭露在他任职的每一天都对他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那些人的虚伪。他是第一位被要求抽血进行DNA测试的总统，DNA测试结果证明他的精液与一名实习生的裙子有关联，但是他形象地将精斑除去，显出与他那巨大的成功（包括在波斯尼亚的一次炸弹行动中，将一个独裁者铲除却没有造成其他任何伤亡）相比它是多么微小。他想，不需要多长时间，民众和那些专家们就会将他看成一名伟人——与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高高在上。

这个白日梦被粗鲁地打断了。

就在克林顿夫妇搬往他们的新家时，出现了一些关于克林顿的传闻，马克·布依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传闻，是因为“共和党人不甘心就这么轻易放过他”。随后出现的新闻报道让克林顿看起来像个装满垃圾的拖车。有人指责说，他们偷走了白宫中的家具和其他物什，那些东西不属于他们，而属于国家。不管是小报还是大报，甚至午夜的喜剧片，都满载着这样的传言。“有人声称要在国会再次弹劾克林顿，”杰伊·莱诺说，“你们准备怎么来弹劾？他现在甚至已经不再是总统了。第一次弹劾他说他弄脏了家具，现在又要弹劾他说他偷了那些家具！”

实际上这些谎言基本被揭穿了——尽管克林顿夫妇归还了白宫价值28000美元的家具、灯具和地毯，这些是他们从白宫带走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想一想他在白宫转悠着说：‘我需要这张沙发。’”杰克·西沃特说，简直荒唐至极。

希拉里感到“特别失望”，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说：“他们带走的东西是送给他们的，几乎每一位总统和第一夫人都一样。”

还有报道无中生有地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那些朋友将最后告别时乘坐的波音747上的所有东西——只要是没有钉在上面的——席卷一空。不但广播和有线电视这样说，甚至平时令人尊敬的报纸和杂志也充斥着这样的传闻。在这些报道被证实为假新闻之前——它们也确实是假新闻——克林顿夫妇被描绘成类似于那些从宾馆里偷窃毛巾的社会渣滓。

随后是对克林顿幕僚们的报道，说他们在即将离开白宫时故意糟蹋政府办公室和里面的设备。克里斯·詹宁斯在回应这一指责时说，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努力工作，直到最后一小时，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和创造力”将电脑键盘上的“W”键拆除。克林顿理应愤怒，《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说：“因为布什的人编造了太多关于他们的谣言……这使我们认识到走进白宫的这些人不是好人……这边克林顿刚一离开，再也不是总统了，他们那边就觉得一定要抓住机会编造一些故事。”

萨拉·威尔逊称这些报道纯粹是“一派胡言”。在克林顿任期结束时，他负责检查办公室，“确保每件东西都完好无损，还有，在墙上不能有卡通画之类的东西……我记得揭下一幅反布什的卡通画”。威尔逊称，克林顿夫妇和两位幕僚约翰·波德斯塔和布鲁斯·林赛“希望离开时给新总统留下……备忘录和指导手册……因为他们记得，当他们最初进来的时候，到处都乱七八糟……他们要求工作人员写备忘录……进行有秩序的、超越党派恩怨的交接，帮助下一个团队尽快适应”。

1993年当克林顿来到白宫时，“墙壁上挂着比尔·克林顿的海报，头上满是飞镖，”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林恩·卡特勒说，“但我们当时什么都没说。”

乔治·沃克·布什称不应再纠缠于克林顿夫妇的事情，国家需要继续前进（或许指进步到一个更为优秀的第一家庭），听起来他很无私。

这些报道是真是假，还是夸大，都没有关系，拉里·萨巴托说：“那些最后的谣言……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仅仅是在强调克林顿总统最坏的那一部分，促使人们想尽快翻过这一页。他们达到了目的，通过将焦点放在一个新总统身上做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

比起慢慢出现的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的故事，上面这些垃圾故事简直不值一提。对马克·里奇的赦免爆炸性地成为争议，政客们威胁说要将前总统拉到国会委员会面前，社论版作者痛斥总统不道德，不爱国，简直是道德败坏——是一名让国家蒙耻的、从道格帕奇（译者注：美国阿肯色州一个已不存在的主题公园，用的是著名漫画家阿尔·卡普《小阿伯那尔》中虚构的小镇名字）来的政客，并且说，他对里奇的赦免正是他那一贯的卑鄙行径的延续。

克林顿和他的亲密顾问，包括他的新闻秘书杰克·西沃特，都惊呆了。在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天的早上，西沃特宣布赦免名单时，“几乎没有一个人问我马克·里奇的事情，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不是来自原来那个华盛顿世界，而是一个纯粹的纽约故事。”在随后的几天里，这一判断得到了验证，纽约的小报猛烈抨击他，挖掘关于他的流言飞语和花边新闻，收集公众对他的负面反应。西沃特说，《纽约邮报》已经将故事夸大了，但是，随后几乎每一个媒体都跟着《纽约邮报》进行报道。西沃特记得克林顿好像“发疯了。当然了，从来没有一个人警告过他里奇的事情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件事”。

克林顿不知道如何进行回应，他已经习惯了交给白宫新闻办公室来处理。他在查巴克的车库中有6名特工；奥斯卡·弗洛雷斯是一名军事侍从，他正在一边洗袜子，一边做饭；道格·班德是一名前白宫实习生，为总统拿衣服或端水，也是一名随行助手，有时候被称为克林顿的“跟屁虫”。

离开白宫后，希拉里得到了那么多关注，而比尔却这么少，他看起来不需要再费心了，在卸任后没有团队也不再需要新闻秘书了。杰克·西沃特曾在1999年12月问过总统在1月20日后是否还需要他继续服务，克林顿告诉他“没必要了”。

“他正在为以后的生活作规划，这只不过是他内心的假设，”西沃特说，“他不再需要拟订社交计划，而她却需要……她将要成为一名参议员，将要走到聚光灯下，会得到许多人的关注……可问题是在她从第一夫人到参议员的过渡中他该怎么办。”

很明显，有一个问题只有西沃特考虑过，而其他人都没有考虑到：“当你有时候不想接触媒体时，你仍需要某个人来与媒体打交道，因为记者会写任何他想写的鬼东西，你需要这个人来澄清事实，平息谣言……在白宫时，西沃特曾与媒体人士频繁沟通来消除关于克林顿的谣言。”西沃特估计，在克林顿没有发言人的那段时间，“关于他和马克·里奇的故事中可能有一半都是假的，而关于他和（糟蹋）那架飞机的传言……则完全是捏造的”。

新闻报道和流言飞语说克林顿将到好莱坞担任制片公司经理，在西沃特看来：“当你没有一个发言人来代你发言时，报纸上就登些关于你的荒谬消息。”

西沃特继续说，没有人认为“在希拉里竞选成为参议员时，他只应该待在查巴克的地下室里。实际上她可能更需要得到帮助，更需要有人来为她策划，这才是克林顿这个资源的价值，而不是每天待在查巴克——我们随后就会担心这个问题。当出现糟糕的问题时，没有一个人来帮他处理”。

克林顿卸任5天后，内容可靠且风格自由的《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玛丽·麦克格拉里在专栏中写了一些句子，这会让新闻秘书一天都没有好心情：“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白宫的第一周过得很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比尔·克林顿。克林顿的离开给布什阵营的‘让白宫恢复尊严’这一咒语以响彻云霄的回声……克林顿的退场将会成为‘周六晚间直播’让人沸腾不已的一个剧本。”

对于克林顿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的状况很糟糕。克林顿的偶像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中做爱的次数要比他多，但是他所关心的那些人却仍然怀念着肯尼迪。克林顿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以传统方式离开白宫时的形象比实际上被轰出去的理查德·尼克松还要糟糕。“不像尼克松，”拉里·萨巴托说，“克林顿只是成了一个笑话，而尼克松完全应该被谴责，被鄙视，而且人们对待他的事情是严肃的……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总统像他这样经久不衰地成为午夜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开涮的对象。即使到今天，我也觉得关于克林顿的笑话和关于布什的笑话一样多，这可是闻所未闻。”

在麦克格拉里写上那些文字的同一天，杰伊·莱诺也有一段独白。莱诺拿布什在白宫的头100个小时开涮，嘲笑布什呆若木鸡，而克林顿却形象突出：

第100小时：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转来转去，裤子脱落在脚踝，说：“看，我是克林顿总统！”

莱诺：
而克林顿总统——我们仍然称他为总统，这个称谓会伴随他一生，他将一直是“总统”。这有点类似于我们说到他时总会说“已婚”……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白宫强制执行了新的服装规则，这些规则更严格了一些，这是为了与克林顿形成对比，克林顿在白宫主政时，他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穿一件新套装……在比尔·克林顿宣誓就职时，一名闯入者穿过安防。4年前，这个人还站起来和克林顿握手——他毫发无损。今年他又可以做同样的事了，可以和布什握手。布什说他并不担心这名闯入者穿过安防，他只是担心这个家伙握过克林顿的手后再握他的……

杰克·西沃特在怀俄明州租了一套房子，在那儿他可以滑上一个月雪。但是在克林顿成为普通公民的那个星期结束时，“克林顿给我打电话说，媒体搬弄是非，对他不依不饶，问我能否过去为他解围”。

克林顿就在查巴克的家中待着，像一名被软禁的囚犯——记者们正在外面等着他牵着他的巴迪出去散步，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他提问和拍照——而他却没有一个发言人，可恶的媒体将他描绘成正减价处理的商品，更糟糕的是，克林顿对“从道格帕奇来的总统”一直难以释怀。梅兰妮·维微尔说，以前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西沃特，都在想办法帮助他，但是“他们也需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去寻找新工作”。

克林顿的处境实在不怎么好。希拉里两天后就到华盛顿去了，麦克奥利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希拉里离开的那天下午，克林顿打电话给我，听起来很失落。我对他说第二天我就飞往纽约，我们可以打打牌。”他和克林顿步行去查巴克的主干道上吃午餐，路过一个ATM，“克林顿看着那台机器……挠了挠头……‘它会吐钱？’”

即使希拉里希望他也去华盛顿——实际上她并不希望——因为那件赦免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华盛顿他也不能参与她的事情，虽然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或者其他的理由留在纽约。希拉里的顾问希望她不要和她的丈夫靠得太近，他只会伤害她。即使是短暂访问华盛顿也会对希拉里造成“极大的分散”，西沃特说。在参议院休会期间，比尔和希拉里计划一起过个假期。直到那时，这个计划对他来说——用西沃特的原话——“还是要秘密进行的”。

克林顿唯一的孩子远在加利福尼亚读大学。他现在的婚姻状况很不自然，有些人称它为字谜游戏。朋友们说，前总统明白现在轮到希拉里了。他将保持沉默，离开聚光灯，离开麻烦事，只在被问及的时候显示他的政治智慧。马克·布依尔说，当他看到希拉里得到所有的关注时“心里一定感到很不好过”，“我觉得有些时候他有点儿迷茫”。

克林顿在离开白宫时所签允的赦免中，有一些是恰当的、英明的，但是另外一些，则看起来无疑是将自己的脸凑到对手面前主动找打，特别是他让特别检察官肯·斯塔尔抓到了把柄。朋友们坚持认为，克林顿将请求赦免者的苦楚与他自己的遭遇联系了起来，在他眼里，这些人可能是那些热情过度的检察官们的受害者。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释去对斯塔尔的愤恨，正是他将克林顿的几乎整个第二任期搞得一塌糊涂，让他深切体会了什么叫人间炼狱；正是他写了让全世界无数人窃笑不已的《斯塔尔报告》，报告中详细描述了克林顿与一名比他心爱的切尔西大不了多少的实习生进行约会的大多数情节。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上网时读到这份报告，报告上写的是一个——萨莉·贝戴尔·史密斯这样写道——“使她爸爸落泪”的事实。（史密斯也提到，在莱温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旁的私人书房中为切尔西的爸爸服务之前，切尔西曾常在里面做家庭作业。）

在最后那天晚上，他一直苦苦思索，最后还是签准了对苏珊·麦克道格尔的赦免。苏珊·麦克道格尔是一名阿肯色人，比尔的朋友，白水门事件也牵涉到她，因为她拒绝告诉肯·斯塔尔他想听的事情，结果她便被指控犯有银行诈骗罪，被判处18个月监禁。麦克道格尔经常穿着橘黄色连体服出现在全国电视节目中。她拒绝供认比尔和希拉里也牵涉其中，而且从未动摇过。

克林顿也赦免了他的住房和城市发展事务秘书亨利·希斯内罗斯，希斯内罗斯被指控在联邦调查局询问他给了前情妇多少钱时撒谎。在克林顿看来，希斯内罗斯也是那些失去理智的特别检察官的一名受害者，希斯内罗斯以前的情人同样也是，克林顿把她也赦免了。

关于克林顿对马克·里奇作出的赦免决定，许多人之后将其归因于他一直在为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作准备，身体严重透支，大脑极端疲乏。“我认为他有一周都没怎么睡觉，”梅兰妮·维微尔说，“即使是睡着了，很快就又醒了。”她形容他“几乎就要虚脱了”。

《新闻周刊》的乔纳森·阿尔特曾连续数年报道克林顿，他说总统“在白宫最后的日子里超负荷地工作，我认为这样他的判断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他做许多事儿真的太急躁了。他很累，并且对即将离开总统工作感到很难过……他有点‘爱不释手’的感觉。‘不管怎样，他们（总统们）不像我，我可以一直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对于赦免被指控与敌人进行交易、逃离美国司法判决的亿万富翁这件事，甚至他的朋友们也没有为他辩护，哪怕是站在中立的立场。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巴尼·弗兰克是一名自由民主党人，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助手安·刘易斯的哥哥。他说，赦免里奇是“克林顿总统做过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国会议员亨利·韦克斯曼也是一名自由民主党人，他称克林顿对里奇的赦免“混淆视听”，使“每一名民主党人，甚至每一名美国人感到羞辱”。

最好的情况是他的忠实追随者猛烈地谴责前白宫法律顾问杰克·奎因（他是里奇的律师，同时也为其他一些被控有罪的人进行游说）。他们指责杰克·奎因为了大捞一笔，恶毒地利用克林顿出现的脆弱，背叛了他曾经的老板及客户——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细节逐渐披露，但情况并未有所好转。虽然里奇本人不是克林顿的朋友，但他的前妻丹妮丝却是，她一直都在请求克林顿赦免里奇——在电话里、留言上，还有12月20日在白宫与总统的谈话中，甚至还有毫无根据的流言说，总统和这名歌曲作家是情人。2000年，丹妮丝向民主党捐了100多万美元，为希拉里竞选参议员捐了45万，为比尔建总统图书馆捐了45万。此外还有小一点的：她送给比尔一个新萨克斯，送给希拉里一些价值7375美元的家具。

关于赦免的传言变得越来越不着边际，有人甚至说克林顿将赦免卖给了丹妮丝·里奇的丈夫，目的是换取丹妮丝的慷慨捐助，或者他们两个确为情人关系，从而做出这种践踏宪法赋予的无尚权力的丑事。传言说，克林顿与他的那些前任不一样，他将赦免权下放给了亲信，甚至还有一些更恶毒的谣言，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中存在太多讹传，这使得事态愈演愈烈。

在过去许多届政府中，司法部负责审议特赦的官员——会习惯性地，但不是一定——参与赦免过程，向白宫建议正当赦免，反对不正当赦免。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上，克林顿没有经过这些官员的审议就直接签发了赦免文件。

埃里克·霍尔德是克林顿政府司法部位居珍妮特·雷诺部长之下的二号人物，这例赦免也将他卷了进来。人们觉得霍尔德暗中操纵了赦免过程，目的是在将来能成为阿尔·戈尔的司法部长。在这件事中，霍尔德答应奎因的请求是为了讨好奎因，因为奎因不但是副总统戈尔的幕僚长，而且还是副总统的朋友，这样奎因就可以在将来促使戈尔提名霍尔德担任他的司法部长，从而使霍尔德成为历史上首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的非裔美国人。

媒体披露了更多的细节。1998年11月，马克·里奇在纽约一次晚宴后成为奎因的客户。当时，马克·里奇由一位名叫格森·凯克斯特的男公关带着前去赴宴。格森·凯克斯特当时与另一位客人即埃里克·霍尔德在闲聊，但这两个人并不知道彼此是谁，当凯克斯特获悉霍尔德的身份后，据说他问霍尔德谁能帮忙请求克林顿特赦里奇。霍尔德——据说——把手指向了奎因。而对于奎因，凯克斯特则早就认识。奎因说，就在那时，凯克斯特走过来“缠着我”，并且，“他至少在3个不同的场合找到我，督促我接手这件事情”。（霍尔德现在是一位私人律师，他说：“那次谈话只字未提关于赦免马克·里奇的事情，凯克斯特只是问我关于如何使司法部门作出一项决定这样的一般性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提到里奇或杰克·奎因。”）

在随后风暴般的抨击中，人们将对赦免负有完全责任的霍尔德描绘成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说他想要等戈尔获胜后，在其政府内担任司法部长，因此选择了与杰克·奎因联手来做这件事，为此，霍尔德没有告知检察官们克林顿将要赦免里奇，并且断言说司法部负责审议赦免的官员没有对里奇的赦免进行审阅，没有提出关切，也没有向总统建议不要同意这个赦免。

霍尔德说，那时奎因和他见面“很频繁”。刘易斯·斯库特·利比当时也是马克·里奇的一名律师，并将成为副总统理查德·切尼的高级助手。据说，利比才是这件事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奎因说利比鼓动他接下这项任务，并向他分析了成功后的好处，还有马克·里奇雇用的另一名律师马丁·金斯伯格（他是克林顿指定的最高法院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的丈夫）对他所说的“税减免方面的考量”。

奎因一直都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他说：“我对那些负责审议赦免的官员在审议赦免中的指导原则非常清楚，我也知道作出赦免的决定并不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因此，奎因说，他直接去找了霍尔德。他说，他也和时任克林顿总统白宫法律顾问的贝斯·诺兰讨论过他去找霍尔德的事情。他坚持说他没有在赦免事件中秘密行事。

曾在克林顿司法部工作的一位男士说，以前也有一些总统不经司法部评议就直接签发的赦免，比如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他曾经赦免了6个人，包括卡斯帕·温伯格，温伯格是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他卷入了“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Scandal），把售伊武器部分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他在1974年还未受到任何指控前赦免了杰拉尔德·福特，旨在清除对他进行的全国性抨击，他当时也没有和司法部负责审议特赦的官员商讨。

赦免里奇这件事不仅让比尔·克林顿和杰克·奎因痛苦不堪，也让埃里克·霍尔德烦恼不已，看情形他将来成为民主党政府司法部长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像奎因一样，霍尔德也被拖到一个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的电视节目上，这个节目由克林顿的死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丹·博尔顿主持。博尔顿自愿作证说，霍尔德是“自愿参与该计划，不让司法部知情和反对”马克·里奇的赦免。博尔顿在报告中也引用了杰克·奎因于2000年11月18日发的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正在请求对里奇进行赦免，并将这封信发给里奇的人，看起来真糟糕，奎因写道他在前一晚告诉了“埃里克”。“他说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埃里克）……他还说时机正好。”

霍尔德坚决否认存在秘密交易：“许多人认为戈尔会赢，都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我成为司法部长？将这些事情毫无根据地联系在一起是完全错误的。”

克林顿坐在查巴克的家中，眼睁睁看着他的名声又一次败坏，那些仍然愿意为他辩护的人声称他被奎因蒙蔽了，在这个案件上，他相信了奎因描述的事实和细节，他很疲惫，精力无法集中，没有仔细思考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克林顿的几位朋友在证词中说：“他做这件事是为了杰克·奎因。”“奎因竭尽所能为马克·里奇求取赦免，一次又一次地请求”，约翰·卡西马蒂斯说，“最终总统真的说：‘好了，我同意。’”

直到今天，奎因还辩称克林顿当时像以往一样敏锐，知道里奇案子的所有细节，就如他处理其他任何事情时一样。克林顿同意了赦免，奎因说：“他是根据这个案件具体的是非曲直作出的判断。”

在回忆录中，奎因说，“我平生唯一最大的遗憾”是为这件赦免不辞辛劳地奔波，而它却严重损害了比尔·克林顿的名声。奎因说他“错估了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和公众反应”。他称自己“也认为比尔·克林顿是本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我真希望我没有参与使克林顿陷入窘境这件事”。

奎因自己也熬过了一段黑暗的时期，国会委员会召他过去，人们对他进行猛烈抨击，他的名声也同样受损。奎因称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离开克林顿后，他成为广播和电视政治秀节目中的常客——特别是在莱温斯基性丑闻之后。现在，没有人再邀请他做电视嘉宾了。“我认为没有人……在电视上有我为比尔·克林顿作的辩护多。”此外，他还说：“当我在电视上就莱温斯基事件为他辩护时，至少有一次我对白宫的人们说：‘我感到我在这儿真的陷入了困境，如果我说的事情不是真的，或者我不应该说，请向我指出来。’但是没有人那样做。”

当有人问里昂·帕内塔为何克林顿要赦免马克·里奇时，他反问道：“谁知道呢？有时候你会认为这是克林顿周期中的一件事，在这个周期中，绝大多数时间他做得都很好，每件事进展都非常顺利，但是，他偶尔也会犯一些错误，就像过山车一样，突然从高处滑到了低处。在我看来，他离任时是处在高处的。他做得相当棒，人们对他评价很高，我认为他的满意度在百分之六十几……对于在他离任时所做的事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解释。”

在查巴克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比尔·克林顿悔恨不已，后悔没有赦免吉姆·盖伊·塔克和韦伯·哈贝尔。

塔克现在是一名做有线电视和软件生意的商人，他对克林顿的愤恨已经消失了，他说，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在阿肯色见到前总统一次，有时是在葬礼上。塔克说，几年前，在小石城皮博迪酒店的大厅里，“克林顿眼里含着泪，说非常抱歉，没能赦免我是他当总统时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很快就主动表达了他的悔恨和痛苦”。塔克问克林顿为什么不赦免他了吗？塔克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质问过他‘你究竟为什么不赦免我’。”

谈到韦伯·哈贝尔，“总统和他的关系非常亲密，”杰克·西沃特说，“他们的感情极为深厚，我认为总统一定很想赦免他，但被其他人劝服了，他若那样做的话，会让人觉得他在照顾自己的朋友……要知道他现在因为赦免了自己并不关心的人都招致如此猛烈的抨击，他一定会想：‘正反都要被攻击，我为何不来照顾一下我喜欢的人呢？’”哈贝尔曾先后担任过小石城的市长和阿肯色高等法院的法官，现在向“负责任的大麻消费者”推销人寿保险。（哈贝尔没有接受采访。）

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幕僚的乞求下“投降”了，却没有赦免塔克和哈贝尔。总统最亲近的两名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和布鲁斯·林赛——特别是林赛——曾请求他们的老板不要赦免里奇。留给人们的是这样的疑问：在其他赦免问题上他都会听从他们的建议，为什么在里奇这件事上没有？

西沃特在2002年10月加入美国铝业公司，担任全球沟通部的副主任。他在2001年2月1日开车来到查巴克，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前总统“那时几乎就要从家逃走了”。一名以色列的电视记者和他的同行正准备采访克林顿。西沃特说，他们想让他“谈除马克·里奇或报道中所说的将白宫或飞机弄得一团糟的人员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西沃特说，出于对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好感，克林顿接受了采访（人们也许会认为，克林顿对马克·里奇的赦免可能受到以色列总理的影响，否则不会这么快就乐意接受以色列记者的采访）。当那些记者出去后，克林顿坚持要带西沃特到镇上吃午餐，记者们则在后面跟踪了一路。

克林顿告诉西沃特，那些记者“真的很难对付”，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她几乎成了死胡同里的监视器。他这段时间一直都没有看报纸，虽然来到查巴克几天后，他就已经能够逃出那些记者的监视到朗氏小店或熟食店买到报纸。

那天在查巴克镇中心，克林顿第一次想尝试使用ATM。他有自己的卡，却不知道卡的密码。他一直给希拉里打电话，却始终接不通。“那好，我去买午餐。”西沃特说，但因为那天是西沃特的生日，克林顿想由他来请。“我们就去镇中心的一个小餐馆，他不知道是否可以刷信用卡，就向我要了一些钱……我们分摊。我觉得他付一半餐费的钱还是有的。等我们到了那里，他被作为名人对待，只一会儿，以前的克林顿就回来了。”

克林顿那时的情绪就像“过山车”，西沃特说，“他并不是一直坐在那儿生闷气”，而是一会儿“生那些报道的气”，一会儿“想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些有益的事”。西沃特回忆说，克林顿尤其“对说他们偷了家具的报道感到愤怒”。不过，当他们随后到外面吃午餐时他的怒气就消了，西沃特说，“我们共进午餐时相当愉快”。他还说克林顿现在常常会陷入思考，他还在白宫时可不是这样子，比如，“他在打开包裹找东西时，和我们一样，如果某件东西让他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他会讲一些关于它的故事”。他对这所房子“非常满意”。“这是他们真正拥有的第一套房子，”西沃特说，“并且，像其他任何搬入自己第一套房的人一样，他也有点儿兴奋。”

另一方面，“如果我无意间和他谈到最近有什么新闻，他自己就加快速度埋头忙自己的活儿。但是，如果你谈到这所房子，询问他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或者聊起过去任职时的事情，他的状态就很好。”当有人向西沃特问克林顿是否对弹劾和莱温斯基性丑闻这两件事感到后悔时，他说：“我不是生活在昨天，我不想用这样的问题来弄糟今天。”

2001年2月11日，《纽约时报》一篇社论将克林顿描述成一个恶棍，而对新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则大加颂扬，称他“坚决恢复良好秩序”。在《纽约时报》的社论中写道：“克林顿的那些最猛烈批评者对他的预期已经很低，而他则在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看起来走得更远……我们觉得整个国家都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位前总统留下的民事和法律上的烂摊子。”

杰克·西沃特于2月16日登上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频道，他说前总统对赦免里奇所引起的巨大关注很“不理解”。“你们现在是国会议员，一直靠上电视谋生，通过攻击比尔·克林顿出名。他现在离开了，不再是总统了，他也不会再参与任何竞选了……你们将不得不适应这一切，去找一些新的东西来谋生。”

当比尔·克林顿试图来考虑他下一步的行动时，他怎么都不能接受他所签发的赦免会引发这么强烈的愤怒。他能感觉到那些受害者的委屈。一名与克林顿熟识的记者在一次专访中问他赦免里奇的事情，克林顿则“用一大堆话来搪塞”。然后他就谈到后来和他成为朋友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当时，老布什刚刚卸任，人们经常从性格和所属阶层上拿比尔·克林顿和老布什作比较，而比较结果总是克林顿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猜你不会提到老布什赦免奥兰多·博施的事，是吗？”克林顿问。博施是一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他承认参与了炸毁一架古巴飞机，导致7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但是老布什仍然在1990年赦免了他。

克林顿在白宫时的日记员和朋友詹尼斯·科尔尼用了“沮丧”一词来形容总统当时的情绪。梅兰妮·维微尔说，在这条漫漫长路的尽头，他看到的却是一片黑暗，他“知道他的总统职位完了。他曾有过那种特别好的机会，但现在机会永远地消失了”。

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经为卡特总统和福特总统写过传记，他也曾编辑过里根总统的日记。布林克利说，克林顿与那些前任总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每个人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失去权力或被迫辞职，重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时，他们也都很难适应……周围不再有大批随从……还负了债，迫于无奈不得不去撰写回忆录，去为总统图书馆募集一些钱。”他说，完成这些任务前的那段时间“就像炼狱，会持续好几年”。

拉里·萨巴托曾详细深入地研究过总统们，他认为克林顿在“总统”这个兄弟会中几乎处于主流地位，罗纳德·里根却是个例外。萨巴托说，里根对他当时的状况“比较满意”，他回到了自己喜爱的大农场，还有南茜陪在身边。里根在公众面前通常很透明，在2007年他的日记出版后就更加透明了，只是让他难过的是南茜已离他远去。萨巴托说，杰拉尔德·福特输给吉米·卡特后很难过，但是他也“很高兴开始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其他一些总统也有与克林顿类似的痛苦历程——林登·约翰逊始终都无法适应，有人说，他死于调整过程中，还有尼克松，当然也少不了吉米·卡特。萨巴托说吉米·卡特“承认实际上在他的竞选遭到惨败后，他患上了抑郁症，但等他们回到乔治亚州的平原镇后，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与克林顿性情最相似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但与克林顿不同的是，西奥多·罗斯福离开白宫时声名没有任何污点，不过，相同的一点是，他也是满怀遗憾离开白宫的。他们两个都不惜一切地想回到白宫再任一届总统。跟克林顿一样，西奥多·罗斯福也是精力过人，似乎永远都处于青少年时期——第一夫人艾迪丝·可米特·罗斯福曾经说过她有7个孩子——算上她的丈夫。两个人在任何所到之处同样都会成为焦点。“他是每一场婚礼上的新郎，每一场葬礼中的死者。”罗斯福的大女儿爱丽丝·罗斯福·朗沃斯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不过这也完全可以用在克林顿身上。西奥多·罗斯福逃到他钟爱的纽约乡村房子“蚝湾”（Oyster Bay），逃到渴望拥有时间陪伴他和孩子们的艾迪丝身边。那些孩子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慰藉，他领着他们疯狂地“玩闹”。很多人发现西奥多·罗斯福玩起来比他的任何一个孩子都尽兴。不久，其中一个孩子去了非洲，进行为期1年零1个月的探险，接着就是他再次竞选没有成功。

比尔·克林顿已经习惯了每天都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关注的是负面的东西。“然而突然，”萨巴托说，“什么都没了，对于他尤其如此，只剩下那些最后的丑闻，还有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妻子有了一份全新的工作，接近重大行动的核心，而他却在边缘。”

没错，希拉里和他一起回了查巴克的新家，但她在积蓄力量，两天后就离开了。切尔西远在太平洋东海岸的斯坦福大学。他的一位朋友说，他成了“一名空虚无聊的守门人”。

更为糟糕的是，克林顿几乎没有访客。杰克·西沃特说“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访客流”。安东尼·坎波罗是一名作家、教师和美国浸信会的指定牧师，也是在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帮助克林顿的“牧师协谈员”之一。他曾到查巴克拜访克林顿，他说，他发现克林顿“精神状态很好……为希拉里和她在政治上所获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只要能向她提供建议，对她有所帮助，他就会竭尽全力”。（坎波罗回忆说，在克林顿遭到弹劾的那天下午，他与克林顿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交谈，当时看到克林顿很乐观他并没有感到奇怪。“我们谈论，我们祈祷，眼前的事情看起来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

在希拉里去华盛顿之后不久，麦克和伊琳娜·梅德沃伊夫妇二人便乘飞机从洛杉矶来看望克林顿。“他想带我们在查巴克转转，”伊琳娜说，“如果是真正的朋友，你不会就只想去林肯卧室，就像我们那样非常幸运地去过……他到了查巴克，你也应该去看一看他现在的生活。他非常自豪，很喜爱他的房子，领着我们看每一间房。”她记得在他卧室有一张狗床，克林顿说他的拉布拉多猎犬巴迪和他一起睡。她认为比尔和巴迪之间“这种亲密关系”是由于“空巢综合征”造成的。他也向他们展示了将要用于撰写回忆录的所有“备忘录”和笔记。她说，他看起来迫不及待，想立即就写。

他们在周围转悠的时候，巴迪就跟在克林顿旁边，他非常喜欢停下来和人们交谈，梅德沃伊回忆道。“他是一个想融入小镇的人。他在内心仍是一个小镇的男孩。”她称查巴克“很迷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小镇”，还说克林顿的房子“虽然很小很传统，却很别致”（一位生活在查巴克的女士说，只有从好莱坞来的人才会说克林顿的房子小）。

当梅德沃伊夫妇在那天下午五六点离开后，克林顿就又变了一个人，如政治顾问汉克·申可普夫说的，这种状态让像克林顿这样一个需要观众的人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已经习惯了“在聚光灯下吸取巨大的能量”，他不喜欢和自己的思想独处。

根据《新闻日报》的一篇报道，在克林顿搬进这所房子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他让特工请来一位邻居和他14岁、12岁的两个女儿，他们交谈了三四十分钟。他和女孩们谈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向女孩的爸爸展示地毯，并提议说他们将来可以一起打高尔夫球。

在那些恶毒的传言被证明是“绝对的垃圾”之后，西沃特就等着其他疯狂的故事出现。果不其然，不久，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时，克林顿正试图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随便一个高尔夫俱乐部——却被拒绝了。西沃特说，实际上，克林顿并不适合加入高尔夫俱乐部。为什么他要加入呢？“他可以和很多人一起玩儿。”但这个事实阻止不了人们“漏出消息说在克林顿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某个俱乐部之前，他们对克林顿加入俱乐部就作出禁止。你在报纸上可能看到过有些俱乐部拒绝他加入，由此我问他，他说‘我从未听说过（那些俱乐部），听起来像是一个我会喜欢去那儿玩的地方’”。

但是基调已经定下了，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定下了，当时媒体报道了关于克林顿的极其详细的情况，媒体知道在面对他时，没有什么界限。在2月底，《纽约时报》的亚当·纳格尼描述道，在众议员查尔斯·兰格（正是他说服希拉里竞选纽约州的参议员席位的）、歌手罗柏塔·佛莱克和一些特工人员陪同下，克林顿来到哈莱姆阿波罗剧院的一个艾滋病资金募集现场。克林顿得到“一小阵一小阵的掌声，观众对他表示认可”。纳格尼描述道，克林顿在拥挤的人群中坐了4个小时，“偶尔会有人递过来东西让他签名，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只是作为一个名人，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纳格尼还说，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关系仍然很疏远。他们原来计划一起度假，但后来并没有成行，而且克林顿只在希拉里华盛顿的家里住过一夜。纳格尼在报道中说，希拉里的幕僚们仍然劝说她要和她的丈夫保持距离，这样赦免事件才不会对她的第一次出场产生影响。

不管最近的失误如何折磨克林顿，他仍旧是比尔·克林顿——虽然没有了总统的光环。

2001年2月初，克林顿在查巴克待着很无聊，于是，他喊上内布拉斯加前州长和参议员以及在1992年初选中竞争民主党提名的对手鲍勃·克里和他一起到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观看圣约翰——康涅狄格篮球比赛（St. John's-Connecticut basketball game）。随后他们在Babbo餐厅吃晚餐，这是格林威治村一家很有特色的意大利餐厅。克林顿由两名前助手和一名现助手陪着，举止就像乡巴佬一样，结果就出现在报纸的花边新闻上了。

有些人可能已经告诉过克林顿，克里不是他的好伙伴——克林顿和他有过一段磕磕绊绊的历史——在他被弹劾之前克里曾建议总统辞职。（克里曾参加过越战，获得过荣誉勋章，并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脚的一部分。很多人知道克林顿圆滑地躲过了那个法案，后来他又在这件事上撒谎。）“在他们之间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情，”乔纳森·阿尔特说，“克里真的很狡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狡诈多多少少让克林顿感到不快。”

鲍勃·克里参与1992年竞选的计划被致命地破坏了，一个窃听器记录下了他给克林顿讲的关于两个女同性恋和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的笑话。克林顿亲自拿出实物回应，证明自己不在录音上，于是他继续进行竞选，而克里的竞选却夭折了。“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克里说，“他们都没有抓到克林顿也在上面，为什么却相信它的真实性呢？”克里确信克林顿没有想到克里接下来会做的：“我第二天去了旧金山，1991年，在讲了一个同性恋笑话之后，那儿并不是一个好去处。”他很快发现自己被“一圈几乎贴到了脸上的麦克风包围”，随后，他做了一件在他看来即使克林顿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到的事情。他发表了“卑屈的道歉，使事态变得更糟”。

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关于预算草案他们进行了一场世俗的吵架，克林顿警告克里（当时克里还是一名参议员），如果他不投票将使总统预案通不过。“浑蛋”，克里回应道——克林顿说克里应为克林顿能否继续担任总统负责让克里怒不可遏。1996年，克里称克林顿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说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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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鲍勃·克里发出的许多声明一样，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像它所看起来的那样。比尔·克林顿的朋友们说克里的幽默感并不强。乔纳森·阿尔特说：“但克里对记者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原因是他那十分狡猾的讽刺能力……而克林顿却不喜欢讽刺人。”

在Babbo餐厅，克林顿说话声音很高，坐在旁边的一名食客听到了一部分谈话内容，这名食客叫罗伊德·格拉夫，他当时在主持《华盛顿邮报》花边新闻“可靠消息”这一栏目。根据格拉夫的报道，“克林顿用……嗯……不堪入耳的女同性恋笑话来逗众人开心，还讲了许多这样的笑话”。根据其他报道，克林顿承认他确实在1991年给克里讲了一则关于女同性恋的笑话。当时克林顿很大声地重新将那个笑话向在座的人们讲了一遍。

在随后的《纽约客》杂志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的报道中，在这次谈话中，克林顿提到他在白宫团队中最不喜欢的5个成员，其中包括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他也是克林顿夫妇核心圈成员，后来写了一本批评他们的书；路易斯·弗里，克林顿政府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发现克林顿太容易出丑闻了，并且对恐怖主义打击不力；珍妮特·雷诺是克林顿政府的司法部长，克林顿的朋友们都将肯·斯塔尔的事情归咎于她；还有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莱克，他也写了一本书，直接批评克林顿。科尔伯特写道，克里告诉了她这个故事，但她记不清第5个人的名字了。（克里说克林顿从来没有向他说过这些名字，但是科尔伯特却坚持说她所报道的是事实，不过克里认为也很可能是克林顿的其中一名助手在他点头默认的情况下列出了这个名单。）

在那时，克林顿仍然不知道他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已不再考虑担任哈佛校长的事情。（肯尼迪演讲稿撰写人西奥多·索伦森说，如果约翰·肯尼迪在任期结束时还活着的话，他也会对这份工作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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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有兴趣到哈佛大学做一名访问讲师——他将它视为缓冲，作为他卸任后的过渡，一个在这个政治氛围相对友好的社区消磨时间的理由——然而，克林顿遭遇的却是师生们的沉默，他的朋友霍华德·塔尔曼说，这导致前总统放弃了当教师的想法，虽然他可能“特别喜爱”给他指定的工作，“但我觉得他不想使自己服从那些排挤他的十足的政治白痴们”。

他将要到好莱坞去的传闻经久不衰，这看起来也有可能成为现实，但克林顿明白，这其实是一种侮辱。克林顿的朋友、CNN脱口秀主持人拉里·金称这些传闻是“合理的……如果我有一个制片公司，我会雇用他，因为成为一名好莱坞制片公司老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你需要招徕电影客户，试图说服人们到你的制片公司来拍电影。谁还能比克林顿更合适呢？”

克林顿选择纳尔逊·尚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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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他画国家肖像馆中的肖像，并在11月份克林顿离开白宫前与他会晤过两三次。纳尔逊·尚克斯曾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玛格丽特·撒切尔、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戴安娜王妃等人画过肖像。因为尚克斯觉得为克林顿画肖像的报酬有点“不明朗”，所以将肖像画推迟了。直到2002年，国家肖像馆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问：“嗨，它在哪儿？”尚克斯就给克林顿的人打电话，并在他的纽约画室预定了一些座位。这个画室位于西67街的一个公寓中。

尚克斯是从一名老夫人那里租的房间，这位老夫人一直住在那里。在这之前，克林顿的安保人员和“为他画像的艺人”走到房间内进行检查。他们“绝对坚持原则”，不经授权不会让任何人进入。“他们像鹰一样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注视着走近的每一个人，”尚可斯回忆说，“我的女房东已经80多岁了，他们不许她在现场。”考虑到她住在这个公寓里，尚克斯觉得将她赶出自己的家很不合适。“我们认为不太有这个必要，我不知道他们是担心克林顿的人身安全呢，还是仅仅觉得有女性在场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反正觉得很别扭。”

尚克斯认为前总统“这次非常严肃”——与他上次在白宫见到的克林顿十分不同，那时克林顿与尚克斯带去的摄影师侃侃而谈，足足有两个小时。“我觉得我让他变得严肃了，”尚克斯观察着说，“我尽量照他那个状态画，他看起来有点儿拘谨。我觉得被我这样观察着他有点儿不自然……我画过很多人……他相当难为情，可能是他感到皮肤上有些不舒服。”

克林顿的一名助手对记者说，在克林顿将要离任时，他一直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描述了两位总统卸任后的生活，他非常羡慕。其中一位是约翰·昆西·亚当斯，曾任众议院议员，在最高法院上为释放奴隶进行过争辩，另一位是吉米·卡特，“他在全世界监视选举”。

实际上，比尔·克林顿当时完全不看好吉米·卡特的前景。在卡特离任时，人们对他是一片谩骂，指责他无能、行动迟缓、善变。如果世界上存在一个反对肯尼迪的人的话，那就是卡特。而现在他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克林顿一想到卡特就特别恼怒，他不喜欢他——卡特和克林顿长期不和，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卡特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的厌恶。

毫无疑问，卡特不仅在国内外的公开舞台上保持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写了一本畅销书——这哪是随心所欲、容易转移注意力的克林顿写的回忆录可比的呢——卡特还得到一个令克林顿垂涎的奖项：诺贝尔和平奖。

克林顿也知道，他必须在自己变得无关紧要前快速行动；不久他发现，他的角色和未来都是由深夜喜剧、电视脱口秀节目上的侮辱和右翼电台大放厥词的人定义的。

梅兰妮·维微尔说克林顿一直在问他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人这么年轻怎么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怎么将过人的才能和在世界上的突出地位整合到一起开始新的人生，同时也不对在任总统形成挑战呢？”他知道，如果他试着那样做，他将在嘲笑声中离开世界舞台，同时帮助提升布什的形象，而他自己则进一步没落——并且，如维微尔所描述的，他非常清楚“不管他下一步将要做什么，都不会再比原来的影响力大了”。

起初，他试图摆脱赦免事件所带来的困扰，但他那点石成金的魔法和令人吃惊的好运气似乎都已不再了。

但是，克林顿的韧性和乐观后来让他再度走出低谷，登上高峰。克林顿喜欢称自己为“鸭宝宝休易”（这是一个卡通角色，它不断地被打倒，然后又一次次地爬起来）。约翰·爱默生称“鸭宝宝休易”的这个特点也是他这位聪明朋友的一个重要素质，他说，克林顿将能够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我感受到了你的痛苦”这句话与克林顿的竞选征程是如此紧密相关——爱默生称克林顿实际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然而这一承诺让人感觉是“非常真实的，我觉得人们对有些东西作出回应是因为他能够引起轰动，并再次崛起。每个人都喜欢那样，他们喜欢一个失败者又东山再起的故事，而这就是他的故事”。

克林顿的朋友们提到1988年的“那次演讲”，以此来解释克林顿将会寻找某种方式在他从白宫狼狈退出后再重返舞台。当时，克林顿决定在1988年不参加总统竞选，但他决定在1992年参加竞选，克林顿接到邀请让他在1988年亚特兰大民主党全国大会上介绍被提名人迈克尔·杜卡基斯。这个主旨演讲在黄金时间播出，意在打造将来的明星——而最近的例子则是巴拉克·奥巴马，他在2004年的大会上作了主旨演讲之后声名鹊起。克林顿当时的演讲原定是20分钟，后来他却延长到50分钟，他自己感到非常尴尬。本来开会的那个星期就很无聊，他的演讲让人感到越发枯燥，他得到的唯一一次掌声是在“结束时”。

主持那次大会的多恩·福勒说：“每个人都认为那很失礼。”“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这是黄金时间。先生，这对一个小州州长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没有把握住，这些他知道。”那些政治评论家和政客，比如沃尔特·蒙代尔，为克林顿的政治生命写下了讣告。还有吉米·卡特的助手汉密尔顿·乔丹也写道：“很明显，在那天晚上他进入国家办公室最微小的可能性也没有了。”

一名民主党工作人员回忆说，克林顿在发表那些无用的见解时，他确信他一定让那些正在用餐的重要人物们感到吃惊。一位女士和一位民意测验专家正在吃饭，这时，克林顿来到他们桌旁，试图“讨好他们，表现好些，这只是想得到人们的喜爱。自己觉得一切都很好”。这位女士称之为“负面影响控制”。

他的朋友们即电视剧作家和制片人琳达·布拉德沃斯·托马森和哈里·托马森——后者，曾留在白宫陪着克林顿度过总统岁月的最后一夜——为他在强尼·卡尔森的脱口秀预约了节目。他用自嘲的口吻与卡尔森交谈——开玩笑说他在演讲中故意让杜卡基斯看起来更好——他戴上太阳镜，和达克·赛佛伦森及NBC乐团一起吹起萨克斯。想到那天晚上，查克·罗勃说克林顿“有点像野葛和竹子……你怎么都不能让他变低，他总是会反弹”。

约翰·爱默生与比尔·克林顿第一次见面是在他当州长的时候，当时他想参加克林顿和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的竞选运动。爱默生相信克林顿会让可耻的政客出现在深夜电视上。爱默生也指出克林顿夫妇随后进行的艰苦工作就是他们的品质证明。“人们使那个最小化……他们想，‘噢，这个家伙真是口齿伶俐……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家伙工作真是努力。”爱默生说，他“不知疲倦地在全国宣传杜卡基斯”，并且他“在1988年竞选运动的最后阶段完全恢复了”。

杰克·西沃特近距离地看到了克林顿在白宫和查巴克的崛起，他说，对于克林顿，你要清楚的是“他每天都会醒来，可能会发一点牢骚……但是他不是将头蒙到被子里的人，并说：‘我今天不想出去玩了。’因此人们说：‘噢，他残废了或者他生气了。’他可能很生气，但是他仍然还是比较振作的……我听说许多人看到他在查巴克周围随便转转，自言自语；即使是在那些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日子，他仍然相当振作，试图处理他过去为自己造成或别人给他造成的问题”。

关于克林顿为什么签准那愚蠢的赦免，《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政治编辑比尔·西蒙斯在回应里昂·帕内塔时解释说，因为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西蒙斯称，克林顿的政治生涯像“摩天轮，他总是上了又下，下了又上”。政治顾问汉克·申科普夫认为，克林顿是“政治上的弗雷德·阿斯泰尔，他懂得怎么在这个领域里跳舞”。他“知道何时”把他自己接走，“并且他掌控时间的能力非常了不起”。

所有的前总统都是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办公室的费用。现在，克林顿的身份只是一名郊区居民和纽约参议员的丈夫，除了曼哈顿，他别无选择。在全国范围内曼哈顿的房地产在最贵的行列之中，但这并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那有名的政治天分似乎也没有帮上他什么忙——暂时是这样。

2001年2月2日《华盛顿邮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克林顿打算租赁的一个地方每年将花费不少于60万美元。保守的脱口秀广播节目也热烈讨论着这个话题，说这个价格“是国会授权的3倍”。两周后，《纽约时报》又报道说，租费将更高：西57街152号的卡耐基大厦第56层每年需738700美元。他办公室的邻居将包括艾迪·墨菲、杰里·赛恩菲尔德和巴里·迪勒等人。

来自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小厄内斯特·伊斯图克说那个价格高得离谱。他举行了一场临时演说来指责克林顿，因为他是这里的附属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具有监督总务管理局（GSA）的职能，并负责为离任总统安排办公室。伊斯图克警告说，纳税人没有义务为比尔·克林顿的“一个耳房”支付全部费用，并声称卡耐基大厦每年的租费“要比其他前总统每年租费的总和都要高”。

杰伊·莱诺也掺和进来，他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在一般美国人看来并不好笑，虽然莱诺的话很明显针对的是克林顿总统：“我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办公室呢？他连工作都没有。难道你不应该先找份工作，然后再担心办公室的事情吗？”

拯救克林顿的人是查尔斯·兰格。兰格是一名非裔美国国会议员，他的辖区包括哈莱姆（多为黑人居住）。兰格打电话给被小说家托妮·莫里森赞扬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那个人（1998年莱温斯基性丑闻危及克林顿的总统职位时，莫里森赞扬克林顿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并建议他将办公室设在哈莱姆。

杰克·西沃特称兰格发出了“天才的一击”，此举让克林顿看到了“曙光，因此他很快就采纳了”。似乎比尔·克林顿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地方。虽然不是他想出的主意，但是他性格里的包容和开明让他很快接受了。“他把办公室设在哈莱姆真是非常有远见，”卡耐基公司的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说，他的话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态度，“他的举动打破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界限，所以我认为他为哈莱姆做了很多……”与克林顿的支持者、芝加哥实习律师乔·帕沃尔的赞美相比，上面的话则显得苍白，帕沃尔说：“克林顿将办公室搬到哈莱姆的象征性意义是：面向未来，援助那些极端贫穷的人们……我认为他正在竭尽所能消除全球和我们国家存在的饥饿，以及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医疗保障。”

诚如克林顿的一位朋友所说：“比尔·克林顿在这件事上欠查尔斯·兰格一个很大的人情。”

一个旨在指责他挥霍公款的谣言变成了他公共关系上的财富。最终，比尔·克林顿将办公室设在了最繁华的购物大街旁的西125街55号的第14层（顶楼），他可以从这里鸟瞰中央公园（Central Park）、中城（Midtown）和乔治·华盛顿桥（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利，他还得与希拉里的一个政治对手朱利安尼市长作战。朱利安尼的一个城市机构，即儿童服务管理局已经租下了这个地方，用以成立一个哈莱姆试验办公室。虽然朱利安尼最初对克林顿搬到那里有意见，但他同意缩小他们办公室的空间，这样克林顿就可以拥有那个顶楼。“我觉得克林顿总统待在纽约，特别是来到哈莱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在市政厅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哈莱姆目前的位置不仅对纽约人很重要，对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来说也一样。”

与最终报道为每年81.1万美元的卡耐基大厦的租费相比，每年21万美元的租费是合适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克林顿去看这个地方时，“一大群人在街上喊：‘我们爱你！我们爱你！……请到哈莱姆来！’”有一次他步行去查看，克林顿的粉丝们在后面尾随着他，他径直去了Bayou，这是附近的一家Cajun Creole饭店（译者注：Cajun，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几个民族之一，是阿卡迪亚地区的法国移民后裔；Creole，克里奥尔式美食，经含有西红柿、洋葱和胡椒的香辣调味酱烹饪而成），《纽约时报》报道说，他在那儿吃了一些“虾和秋葵”。“我过去曾告诉人们，他非常喜欢用精美的瓷杯来喝咖啡，但是如果端上来的是一个泡沫塑料杯，他也并不介意，”杰克·西沃特说，“他不是那种自高自大的人。”

那幢刚刚翻新过的建筑就在克林顿位于查巴克的家附近，所以他将不需要坐地铁到那个迅速中产阶级化的地区。而且，他有一辆黑色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和一位特工司机。大致来说，每星期他仅到办公室一次，他在新邻居们的赞扬中振作起来，并衷心感谢这些非裔美国人在他经过莫妮卡事件和弹劾案后仍然喜爱他，而且，在他看来，他们能看出丑闻是一群保守的白种共和党人炮制的。

将自己置于一个引人注目又积极的故事的中心，如果这还不足以授予克林顿勇气奖章，那赠给他一个“好孩子”的称号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他的新办公室位于一个经济授权区，克林顿任总统时曾经通过立法来帮助开发这个区。他曾公开表示过他卸任后主要想做些什么，像《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一样，哈莱姆代表了“在我离任后很多想做的事情——为国内外那些缺乏经济机遇的人和地区提供这种机遇，并且使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背景的人们融合到一起”。

当他谈论起他的过去时，有点儿让人怀疑。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在他20岁出头的时候，他已是牛津大学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的获得者，那时他常常到纽约来。他说：“每一次我都乘公共交通到西边的125大街——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从东边——我会沿着125大街一直向西走……人们——我是说当时生活在60年代的人们——走到我身边，问我在这儿做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喜欢这样，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毫不奇怪的是，希拉里·克林顿，这位纽约参议员完全赞同这个说法。他们的公共关系状况前所未有地令人感到惬意。

然而，也有报道说，希拉里有点儿生气，因为她第一次在参议院作一个关于医疗卫生的演讲时，克林顿的记者招待会抢了她的镜头。

弗农·乔丹是一名非裔美国公民权利领导人，后来成了一名投资银行家。乔丹住在林荫大道的丽晶酒店，喜欢拿克林顿开涮——“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你会以哈莱姆结束，而我却在林荫大道”。

“我必须忘记，”克林顿对乔纳森·阿尔特说，“愤怒或怨恨完全于事无补。”克林顿喜欢讲述这件事，即在1998年访问南非时——他以自己是第一个访问南非的美国在任总统为荣——他和纳尔逊·曼德拉一起参观了那个位于罗本岛上，囚禁了曼德拉27年的监狱。克林顿问曼德拉，当他离开监狱获得自由时，他是否憎恨那些把他投入监狱的人。曼德拉说是的，但后来他认识到，如果不将这些仇恨释放，那么那些狱卒“仍将关押着我。我希望获得自由，因此我消除了心中对他们的仇恨”。（曼德拉后来还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并在政府任职。）克林顿似乎已将他在政治上的遭遇，即被肯·斯塔尔穷追猛打，和曼德拉与种族隔离所进行的战斗画上了等号。“当我内心升起愤怒和怨恨的时候，我就想起曼德拉的话，并按着他说的那样做。如果我们都能那样做，我们每个人也都将变得更快乐。”

他也在着手制订一个计划。“你失去了你的权力，但却没有失去你的影响力，”他对《大西洋月刊》的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说，“但是必须将精力集中到几个小领域上。”

回忆录很重要，但写作时的艰辛和孤独却让人难以忍受。杰克·西沃特说，克林顿将这个工程看成是“他的工作，就是他需要做的事情”。但他还没有准备好，因此推迟与出版商见面。他和他的华盛顿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律师都在等待那些负面报道趋于平静。

高额房租费的传闻将赦免事件从报纸头版上替换下来仅一段时间，赦免所引起的争议又回来了，并且有人要求进行调查，还有人推测说克林顿可能做了一些不合法的勾当。

他需要一个绝好的机会，以使他能够重返世界舞台。他在一次地震中找到了这个机会。2001年1月26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地震，据称此次地震是印度50年一遇的大地震，震级为里氏7.9级，有900多个村庄化为废墟，大约1.9万人死亡，而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达10万。

克林顿在印度本来就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这次，他计划4月去那里访问，并力争募集到几百万美元的救济款，这些钱大多从印裔美国人社区募来，确保他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印度确实是他的最好选项，”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理查德·费舍姆说，“克林顿当总统时的一些做法很受印度人的欢迎，因此他在印度拥有非常特殊的地位。”

美国乐施会是总部位于波士顿、致力于消除全球贫困的组织。该组织的主席小雷蒙德·奥芬海瑟当时正在孟买，他看到“路两旁人山人海，挤着争看克林顿通过。他在印度旅行的整整一周内，成了印度各大报纸的主要新闻”。而在美国，克林顿的募捐筹备工作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占据着大标题的仍是赦免问题，《时代》封面故事是“名声大损的前总统：如果你永远都不离去，我们怎么会想念你？卑鄙的赦免、昂贵的礼物、奢华的办公室——难道这就是一名前总统的所作所为吗？”但在印度情况却不是这样。“你感到的是热烈的欢迎气氛。”奥芬海瑟说。

他还打算去拜访南非的朋友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到尼日利亚近距离地观察艾滋病危机。曼德拉可以使克林顿快乐，能够提醒他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吹毛求疵外，还有一个令人感觉美好的世界。在1998年的弹劾案时，曼德拉曾到白宫来——在东厅的一次演讲中，他说：“我真不能理解你们对这位伟大的总统都在做些什么。”梅兰妮·维微尔当时也在场，她回忆道，曼德拉“谈到比尔·克林顿对他自己、对美国和对世界都代表了什么，这对于正在人生低谷的比尔·克林顿来说显得很亲切，也让他很受鼓舞”。

维微尔是1998年到非洲出访的众多随行人员之一，她说，克林顿坚持认为这次访问不应是很好的晚宴和吐司，而是他到农村地区的一次冒险，并与“当地人民真正地融合在一起”。她记得那次在塞内加尔的停留，“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民在肮脏的道路旁向总统挥手，这时，克林顿命令车队停下，跳出汽车去与那个人拥抱。“在尼日利亚人们仍然在谈论那件事，”她说，“想想美国总统……报纸上都是关于这件事的照片。”在克林顿卸任后，他想再去那个贫穷的村庄一趟。

到印度的赈灾之行让克林顿很振奋，他到国外旅行感到很快乐，很快他就知道外国东道主们其实很乐于邀请他。

1990年，当比尔·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时，他的年薪是50个州长中最低的，只有35000美元，而当时纽约州长马里奥·库莫的年薪是13万美元。

克林顿当总统时情况好了很多，他的年薪是20万美元，还有5万美元的花销支出，并且不需承担生活费用，但是，当他离开白宫时，在有损总统形象的丑闻案中欠下为他打官司的律师们约1200万美元。在任职最后阶段面对独立检察官时，他不得不作出承诺，他不会挪用政府资金来偿还他欠下的律师费用。

在克林顿夫妇和他们任职时生活的故事中，人们忽略了希拉里曾经是阿肯色州最有名的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在离任后挣很多钱。就在希拉里获得美国参议员这个新职位前，她为她的回忆录签了一份800万美元的合约。因为在美国，成为参议员后这样的收入将是不合法的；比尔觉得当他签下他的回忆录时，他的报酬可能更高。他在离任后的生活费用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在他还没有卸任时，幕僚们就已经让他和哈里·沃克经纪公司签约了，这个公司正在忙着预订演讲，每场至少10万美元。以这个价格，如果每年他作90次演讲，可以挣900万美元，因此，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

但是朋友们说，他的潜在能力并不能让他放心，只有他手里有钱的时候，他对家庭未来的感觉才会好些。1999年8月底，他和特里·麦克奥利弗正在高尔夫球场，当他听说银行将不允许他通过抵押贷款来买房时（希拉里在纽约竞选参议员需要有房），他变得勃然大怒，这反映了他资金方面的恐惧。麦克奥利弗记得克林顿生气地骂道：“我们将失去这该死的房子。”麦克奥利弗以少有的坦率说，克林顿不敢告诉希拉里银行因为克林顿欠下大笔与丑闻有关的律师费用而拒绝了他们。麦克奥利弗答应借给克林顿135万美元，这件事情才算结束。（麦克奥利弗借钱给克林顿的新闻一旦传出去，银行就允许克林顿夫妇进行传统抵押，这样麦克奥利弗很快就又拿回了他的钱。他称这是“有史以来期限最短的135万美元贷款”。）

对克林顿来说，他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是个亮点。巴德·约金说，他的遗产“对他特别重要”。当约金和妻子一起到哈莱姆克林顿的办公室拜访他时，“他总是会让我们看模型——‘看这个。就在这儿，人们可以看我曾经写过的每一封信。’”

一个“不是那么亮的亮点”是他还有一摞账单要付，读大学的女儿还计划要读研究生，另外还有两处昂贵的房子要继续付款。

起初，在克林顿收拾他的书箱时，他就在想，是否可以通过演讲来挣一些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甚至担心商界、政界和非营利组织会拒绝他，因为他们惧怕克林顿的出现会冒犯到自己的员工。最让他不安的是——他并不真正属于精英圈，不管怎么说，他只是一个白人“垃圾”。他是美国历史上第42任总统，也是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唯一一名连任两届的民主党总统，但这两点似乎都不起什么作用了。

“起初有许多人远远躲着他，”杰克·西沃特说，“在一些公司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许多人犹豫不决……在那个时候，如果他和你谈话，就好像你已经选择了和他站在一条线上。”

在离任后，他于2001年2月5日在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及公司全球控股财务会议上作了第一场演讲，报酬是12.5万美元。报纸报道说公司的总裁菲利普·波赛尔发邮件给客户说邀请克林顿是个错误。“我们在发出邀请前应该三思。克林顿先生在离开白宫时的所作所为使我们的匆忙决策显得不妥。”

当那些重要客户在聆听比尔·克林顿谈论他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或税收政策，或全球化时，波赛尔可能焦躁不安，因为他们的脑海中想到的却是这样的情景：在椭圆形办公室旁的总统书房里，克林顿一边在电话中试图说服一名国会议员，一边让莫妮卡为他进行口交。

罗伯特·托里切利是克林顿的一位密友，那时是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参议员，他认为对前总统的这个侮辱是那些疯狂的右派所进行的又一次攻击：“他找到了自己的路。对于比尔·克林顿取得的成功，以及他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所代表的一切，极右势力一直感到不满。”

克林顿作这场演讲时，得到阵阵掌声，这对他是莫大的鼓舞。5天后，即2月10日，他被热烈邀请到一个犹太教会堂（佛罗里达州阿文图拉市的阿文图拉——坦伯利犹太中心）作演讲，演讲费是15万美元。

对摩根斯坦利迪恩·威特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批评一阵接一阵。”梅兰妮·维微尔说。她回忆道，在与一名商人交谈时，这名商人说“他从办公室伸出头，知道比尔·克林顿今天将要作主旨演讲，他决定过去聆听，况且……许多人交头接耳、低声抱怨，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不管怎样，他们不是冥顽不化、死不悔改的民主党人。现在的事实是他来到这里，阐明观点，征服了听众”。他们的掌声经久不息，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他们听到的最好的演讲。

唐纳德·沃克是演讲代理人，他说报道上说的那些已经邀请了前总统的某些集团正打算取消演讲的消息是假的。“从来不曾有哪一个演讲者像克林顿这样被邀请到各个地方作巡回演讲，”沃克对《波士顿环球报》的一名记者说，“在巡回演讲的历史上，他的演讲费是价格最高的一位。”他挣的钱很快就会超过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

让克林顿感到欣慰的是，他发现付清原来的欠款并不难。他在世界各地作的是同样的演讲，因此并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他边作演讲边别具一格地进行旅行，没过多久，他就不欠任何人钱了，用巴德·约金的话说，“一角都不欠”。另一位朋友说，这么容易就挣回上千万美元将所有欠款还清，他感到非常“惊讶”，也“特别”高兴。他很快就又挣了几百万美元。“他付清了债务，自己还有很多钱，感觉好多了。”乔纳森·阿尔特说，“他不是为钱来作演讲的，但是这些钱却能减轻他的痛苦。你知道钱对许多人都是动力，但对他来说，钱不是动力，倒更像过渡时期的治疗药物。”

共和党智囊人士和说客斯科特·里德曾看到鲍勃·多尔作为公务员用了一辈子才还清债务，而现在却看到克林顿通过“一场演讲200万”的方式来偿还债务。里德同时指出，人们在计算克林顿卸任后的收入时经常忽视了他的另一个收入来源：克林顿的朋友、亿万富翁罗恩·伯克尔给了他一些尤开帕全球机遇基金，据说这给他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益，而且还在增加。不用多久，相对于基金来说，演讲只是锦上添花。《华尔街日报》估称，该基金可能给克林顿带来“1000万美元”的收益。

根据报纸的分析和2005审核通过的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财务公开报表，前总统在7年内从演讲中可能挣了5000多万美元。在2006年，通过作演讲，他额外挣了1020万美元，包括当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挣得的45万美元。希拉里的公开报表没有写明她的配偶从伯克尔的尤开帕基金中得到多少钱，只写了超过1000美元。事实上远多于此。

而且，直到2001年3月在国外作了第一场演讲后，克林顿才意识到他摆脱了国内影响的束缚。听众们非常喜欢他，但记者却将他描述为令人作呕的“摇滚明星”。他不喜欢国内的那些清教徒，他们把他当成一个寡廉鲜耻的人，但当他意识到他在欧洲、亚洲、南美洲、澳洲和加拿大很受欢迎时，国内那些人怎么评论他都不放在心上了。2001年3月9日到3月14日，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德国的巴登巴登、丹麦的哥本哈根进行演讲（他赚了70万美元）。

在巴登巴登，克林顿出席了德国传媒奖（German Media Prize）的颁奖仪式——他自己曾在1999年获过此奖——并在那儿作了一场演讲，赚了25万美元。在演讲中，如《波士顿环球报》所报道的那样：“在声情并茂地呼吁富裕国家给予贫穷国家更多援助后，他伤心地哭了。演讲结束后，当地的人们将他围个水泄不通，到酒店的那一英里路他是步行回去的。”

芝加哥支持者麦克·切里和妻子随同前总统一起到了那里。切里记得当时克林顿非常高兴，脸上几乎是获得自由的表情，就像刚从监狱的牢房中跳出来一样。“一名小男孩，”切里回忆说，“跑得飞快，想赶到这群人的前面。就像一个摇滚明星从这儿通过……那个男孩在不停地奔跑，手里拿着脏兮兮的一片纸和一支铅笔。”克林顿打手势喊他过来，在一阵噼噼啪啪的快门声中，为这个男孩签了名。他的魔力又回来了。

朋友们拿医学上的情形来形容克林顿在发现自己被人们认同后的快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任艾伦·索罗门特说：“就像给一个患贫血症的人输入了新鲜血液。”“他走出了自己的路，当世界接受他的时候，他不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托尼·科尔贺描写道，那些异常兴奋的人们使本来情绪低落的前总统一下子变得精神抖擞。

离开白宫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在国外其他地区挣得的演讲费——在香港他挣了25万美元——是他在国内的两倍。2001年5月14日到6月8日，他在挪威、瑞典、奥地利、波兰、西班牙、爱尔兰、英国、法国作完演讲后，又到英国作了一场演讲。他演讲的全部收入为159.9999万美元。在2001年最后一个季度，克林顿的演讲收入超过了335.3万美元。在他所作的23场演讲中，15场都在国外。

“当他卸任时，”托尼·科尔贺说，“他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与国内的人看待问题是一样的，但现在他发现那种想法是错误的，其他地方的人都喜欢他。”克林顿收到的国外演讲邀请非常多，每天排一场也排不完。“当他在全世界巡回演讲时，总是座无虚席，”科尔贺说，“他到一些会议上作演讲时，总是有很多听众，人们争着来听他的演讲，而与他同时作演讲的人那里则冷冷清清。这又一次给了他许多信心。他成了一名国际摇滚明星。”

科尔贺说，那时克林顿的好运气又出现了：国内媒体忙于报道赦免事件的后续新闻以及总统竞选重新计票方面的新闻，记者们无暇关注前总统的其他活动。编辑们一想到这个名誉扫地的总统，他们就认为这个人在国内已经被“绞杀”了。科尔贺说，同时，“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正在挣一大笔钱……否则，他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放到头版头条，围绕这些钱奚落他”。

国际媒体对克林顿却很宠爱。“他为一个公司作演讲可以赚他们30万美元，”科尔贺说，“而媒体的报道却让人觉得好像是他给了这个公司30万美元。”

拉比·大卫·萨博斯坦是改革犹太教行动中心主任——他在国会和政府为改革派的犹太教进行游说——对于比尔·克林顿重新回到峰顶并不感到奇怪：“我知道他经常如此，踏实地做事情，热爱生命，过他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够吸引这么多人，没有人可以让人们如此兴奋，而他却可以，并且我确信这样有助于让事情慢慢好起来。”

许多人会对外国团体或组织为他演讲开出的支票上的那么多“0”而皱眉头。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他为沙特阿拉伯一个投资公司作了两场演讲，获得了60万美元，他在中国的一个房地产投资公司演讲一次20万美元，为日本的一个“政治研究中心”作一次演讲获得40万美元。“这当然可以，”拉里·萨巴托说，“他现在是一名普通公民。但对一名前总统来说，这并不是最令人钦佩的事情。”

实际上，美国新闻开始注意并报道克林顿从贫穷的非营利行业挣了一大笔钱，其中包括那些接受部分捐助的公立学院。2001年3月26日，克林顿在马萨诸塞州的赛伦州立学院作了一次演讲，报酬是12.5万美元。这是赛伦州立学院，不是哈佛（他于2001年9月19日在那儿作演讲）或耶鲁（2001年10月6日作演讲），人们认为在这两所常春藤盟校作的演讲都是慈善性质的，因为它们没有出现在希拉里的财务公开报表上。伦州立学院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花钱，据说，克林顿的报酬是从私人那里获得的——3600张价格从25美元到125美元不等的门票很快售罄。

克林顿并不是第一位在这个学院进行演讲的名人，几年前这里曾接待了老布什、卡特和福特总统，还有格洛丽娅·斯坦奈姆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继续抨击克林顿。“克林顿希望公众关注他帮助贫穷国家的心愿，而事实却是自从卸任后，克林顿把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钱上面。”

3天后，乔·菲茨杰拉德（非常保守，工薪阶层，对克林顿历来都有意见）在《波士顿先驱报》的文章中说道：“看到赛伦州立学院的肥胖校长南茜·哈灵顿轻浮地迎接可耻的比尔·克林顿，就像一个抛媚眼的青少年见到她最喜欢的摇滚明星扑过去，你感到吃惊了吗？如果有一个地方不应该欢迎这个说得漂亮、干得不怎么样的家伙，那就是由男女学生组成的校园，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接受过教育——不要容忍那种已成为克林顿名片的办公场所里的剥削……这还没有算上他赦免罪犯、对大法官撒谎、攫取礼物并洗劫国家财产等。”他认为，给“一个凶残，邪恶却极力否认自己罪行的家伙”以“英雄般的礼遇”本身就非常可耻。

在克林顿演讲结束时，人们站起来为他鼓掌。《波士顿先驱报》报道说，早些时候，在寒冷的室外，站着一些抗议者，他们举着抗议牌，上面写着“说谎者，说谎者”。在赛伦的霍桑酒店为克林顿举行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抗议者拿着条幅，上面写着“数数毛巾”（COUNT THE TOWELS）。

2001年6月，克林顿被邀请参加一个生日宴会，这个宴会是朱安妮塔·乔丹当时的丈夫为她举办的，地点是迈克尔在芝加哥的一家餐厅里。影评人罗格·艾伯特也在那里。“迈克尔·乔丹在一个房间里，当比尔·克林顿走进这个房间，重心转移了，我注意到周围所有女人，起初她们都在看迈克尔，现在她们则把目光转向克林顿。”（克林顿和迈克尔·乔丹曾在森林湖地区的康威农场高尔夫俱乐部一起打过高尔夫球，这里离橄榄球队芝加哥熊队的训练基地很近。）

克林顿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乐趣，重新散发出个人魅力。但是，他知道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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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位记者问：“为什么政治人士要说谎？”克里回答道：“每个心智健全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说谎，事实上政治人士更倾向于说真话，不经常说谎话。以比尔·克林顿为例，他是一名出色的说谎者……在他去得克萨斯州并与人们谈论时，他说他不是真想增加税率，而是国会迫使他这样做。”克里又说：“你可以认为是对他的恭维。我觉得，一个百分之百诚实的总统不是我心目中的好总统。”

(2)
索伦森说，“卸任后”的肯尼迪可能也有兴趣成为“罗伯特·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或一份“知名报纸”的出版商。

(3)
尚克斯由他的资助者贝斯·多罗里兹——丹妮斯·里奇的朋友——支持进入委员会。多罗里兹以他充满活力地为民主党募集资金而出名，也极力促成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

第3章

放下权力他还能干什么

比尔·克林顿对吉米·卡特忍无可忍。

“有几个人曾经冒犯他……他从来没有向他们妥协，也从来不曾原谅过他们。”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多恩·福勒说。福勒于1992年到1996年期间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是比尔·克林顿和吉米·卡特共同的朋友。

而现在克林顿可以看到卡特在卸任后已经取得了多么丰硕的成果。林恩·卡特勒与两位总统的关系都很近，当有人问她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以谁为榜样时，她毫不思索地说：“噢，只有一个人，他什么都做——卡特。”

卡特在离开白宫时的境况与克林顿一样严峻。卡特在输给B级电影演员后，人们指责他能力低下、缺乏远见、事无巨细、荒唐可笑，甚至在平原镇的农场钓鱼都会受到一只“杀手兔”威胁。当卡特将白宫交给罗纳德·里根时，他几乎成为卡通人物——一个看起来可以使他所接触的所有事情走向失败的人——令人感到耻辱的444天人质危机、天然气管线、“微恙”、21％利率、关于降低恒温器温度和记住穿老旧过时的羊毛衫之类的讲座，等等。

“卡特真是倒霉至极，喝水都塞牙缝，每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鲍勃·克里说。在198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会台上，卡特追着特德·肯尼迪要与他握手，许多人都能理解肯尼迪逃避在任总统的行为（肯尼迪避开卡特是为了便于竞争总统提名）。毫无悬念的是，卡特将迎来安静的退休生活，而美国人终于不用再听他讲课，也不用再面对他那极为夸张的虔诚。

但卡特着实让一些人失望，虽然存在像比尔·克林顿这样不喜欢他的人，但有更多人聚集在一起，聆听他的讲座，抢购他的书。戈尔的忠实支持者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讲师伊莱恩·卡玛克说，卡特是“卸任总统的黄金标准”。

当克林顿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这个世界进行拨乱反正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一切。“克林顿对卡特在卸任后依然在公共政策上持续发挥作用充满敬意，并意识到他就是榜样，”杰克·西沃特说，“如果你看他的行动，就会发现许多都是对卡特的直接模仿。”西沃特指出，在纷繁的事务中，卡特很善于“捡起问题”。

马克·阿普德格罗夫曾经写过一本书，谈论美国总统卸任后的生活，并称卸任前后是“耐人寻味的”。他说，克林顿决定将他那性丑闻污点从他的遗产上清除，所以为“卡特卸任后的赎回做法”所吸引。

但他们之间存在很多差异，致使他们之间的合作很难生根。克林顿行动动力一是需要得到人们的喜爱，二是希望对世界继续发挥影响。而对于卡特来说，他不需要再赢得选票，并不关心人们是否喜欢他，他只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工作。卡特任职总统时的新闻秘书兼朋友乔迪·鲍威尔说，克林顿希望得到认同的想法也成为一部分问题，“他属于那样一种人：总试图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尽量说人们想听的话。而卡特总统却完全相反，非常直接，我知道在几个场合他让人们非常难堪。卡特总统认为他理解为何克林顿总统说了一件事，而后却被发现那并不是事实。”

在克林顿看来，卡特是一位非常失败的总统，但又是一位让人惊讶、极为成功的前总统。他觉得自己是比较成功的总统，如果右翼不弹劾他，他可能做得更好。卡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冷淡顽固的道德观念让克林顿望而却步。克林顿明白，他自己需要这个大舞台，需要震耳欲聋的掌声，需要摇滚明星般的入场场面。

克林顿也明白卡特孜孜不倦地对第三世界潜在疾病的抗争给他带来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他也想获此殊荣。他不会刻意追随吉米·卡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还是会受吉米·卡特的影响。

总统之间的历史实际上很丑陋。

1980年，当卡特结束他唯一一届总统任期时，克林顿正在州长第一任期内。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的马列尔港口发生大规模偷渡，有十数万人到达美国并滞留在佛罗里达州到阿肯色州查菲堡的海滨，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曾经有过犯罪前科或者患有精神病，卡特下令遣返了其中8000名古巴难民。当时州长的任期只有两年，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正面临重选。克林顿的对手称他是卡特的密友，这样的描述在数百名难民冲出查菲堡并出现骚乱时的背景下对克林顿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卡特承诺不再让阿肯色州接收难民，但是他随后又食言，将更多难民送到查菲堡。两个人在1980年都迷失了，克林顿永远都不会原谅卡特这带有侮辱性的失败，无形中许多工作机会消失了。其他一些人说，不管怎样，克林顿幼稚地决定提高汽车保险费的做法都将让他在竞选中付出代价。曾经报道克林顿新闻的记者比尔·西蒙斯说，选民对克林顿缓慢行事的做法和盛气凌人的态度反应消极。“他本想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但他这么激进以致激怒了阿肯色州许多重要的政治势团。”

这个失败使克林顿的状况变糟，卡特的助手汉密尔顿·乔丹这样描述：“个人生活腐化。阿肯色的熟人对我说，他很难接受这次失败，不停地谈论它，难以自拔。克林顿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工作，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然后就不计后果地追逐女人。”据西蒙斯说，克林顿最终从垃圾堆里钻了出来，然后“通过上电视……使他的政治生命复活”，他在电视上进行“令人怜悯的道歉……人们没有做好准备”。克林顿自己支付了这些广告的费用。

当克林顿成为总统后，他和卡特的关系变得越发糟糕。乔迪·鲍威尔回忆说，克林顿的年轻幕僚“希望他们绝对不要被人比作卡特政府”。汉密尔顿·乔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自己曾被邀请到小石城与克林顿的助手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进行秘密会晤（不告诉媒体），但斯提凡诺普洛斯对他的所有建议都不感兴趣。乔丹最后提醒斯提凡诺普洛斯说：“……你们不做其他任何事情也可以，但要废除独立顾问法律。这不是个好法律！……它会让你们这届政府如坐针毡，就像我们这届政府、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一样。”

在克林顿宣誓就职前一周，卡特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亚利桑德拉·斯坦利的采访时称，他对克林顿决定将切尔西送到西德威尔友谊中学（一所私立学校）感到“非常失望”。（卡特夫妇曾将女儿埃米送到华盛顿的公立中学读书，而克林顿没有遵循他们的做法。）“埃米真心希望进入由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组成的学校，这些学生的父母是驻外大使的服务人员。”卡特说。

在克林顿就职典礼上，新总统和第一夫人公开疏远卡特夫妇，乔丹写道：“疏远到在就职典礼上赞扬里根夫妇，却对卡特夫妇视而不见，而卡特过去曾满怀热情地支持克林顿竞选总统。”克林顿赞扬来自不同政党的那些前任们，但对卡特却只字不提。“（克林顿这样的行为）粗鲁得让人无法想象，”罗莎琳对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就是里根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就职典礼之后，在外交上鲁莽行事的卡特和克林顿的关系进一步疏远。一位曾经报道卡特新闻的记者称，卡特进行的是“不计后果的自由主义外交”。如果他认为他是对的，他就去做，从不考虑一些政治上的细节问题。一位有身份的民主党人士认为，卡特的行为是因为不满克林顿在任职期间对他的忽视，克林顿很少征求他的意见，事实上连向他作简短的通报都没有几次。而为了尽快熟悉总统工作，由前总统提供建议本来是一个传统。“卡特总统原本希望可以多做些，多帮助一下这位同样来自民主党的总统。”乔迪·鲍威尔解释说。

卡特引起克林顿的注意是在他将自己卷入——克林顿可能认为是“捣乱”——朝鲜问题的时候。卡特试图与金日成进行无核化谈判，而且在海地，卡特也极力尝试通过谈判来推翻军事独裁者，使其回到民主模式上来。拉里·金说，海地所发生的事情是由于“卡特死板的坚持”造成的。金将从当时在场的科林·鲍威尔那儿听到的故事又叙述了一遍：“那个午夜很迷人。在晚上11点50分时，克林顿打电话给卡特，说：‘我正在派遣军队，你最好不要掺和进来。’卡特却说：‘你派你的军队，但我不会离开。’我觉得这让克林顿感到难堪。换句话说，他并不听命于克林顿……这在他们之间留下了一些芥蒂。”

卡特总是我行我素地进行自由外交，他从不打电话告诉克林顿、国务卿或国家安全顾问，只是在CNN上宣布一下他的任务。“有时候，我们认为卡特是在挑衅，他这样做并不会产生任何价值。”杰克·西沃特说。

然后就是性丑闻。

拉里·萨巴托说，吉米·卡特始终认为克林顿是丑闻制造者。他还说，“即使在克林顿未做总统前，卡特就非常清楚克林顿的问题”。卡特“并不怎么尊重克林顿，他的性丑闻不断升级……这完全不关卡特什么事。他可能在内心也有欲望（就像他在那次有名的《花花公子》的采访中所说的），但是他从来没有依照欲望来行事”。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曾为卡特作传，他说，“卡特让我看他的日记、私人信函和文件”，这些足以说明“卡特为什么不喜欢克林顿”。布林克利描写了一件事情，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几天后，卡特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克林顿会晤。那90分钟，布林克利写道，克林顿告诉卡特关于右翼阴谋的一些事情。
(1)

“当卡特准备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克林顿请卡特……在那最黑暗的时候为他祈祷。这是两位总统间最亲密的时刻。”

卡特没有将自己对莱温斯基事件的看法藏在心里，他说他一直对“所发生的事情深感羞耻和尴尬”。8个月后，卡特说克林顿“在保罗·琼丝案中和在大陪审团质询时做伪证，已经变得不可信”。

吉米·卡特与阿尔·戈尔的关系很密切，他认为戈尔是一个非常有道德感的人。他羡慕戈尔夫妇忠贞牢固的婚姻，赞赏阿尔为对抗全球变暖所做出的努力以及这位“给小费者”向滚石专辑上的警告标签进行的讨伐。实际上戈尔夫妇和卡特夫妇的关系非常好。

克林顿的朋友称卡特“自以为是”，“道貌岸然”，“指手画脚，妄下断言”，他们对卡特关于心中欲望的言论大笑不已。

在克林顿处于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卡特继续对克林顿在道德上进行卑鄙的打击：据《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报道，卡特称赦免马克·里奇“很无耻”，并且以他招牌式的诚实口吻说：“我认为毫无疑问的是，里奇送的大礼物在赦免里奇这件事上一定起了作用。”

卡特也认为克林顿从演讲中赚那么多钱不合适，他自己作演讲很少收钱，即便收钱，他也会将钱捐给慈善机构或用来修建卡特中心。他目前居住在平原镇老家，靠写书所得的报酬为生，不担任任何董事会的成员，也不收取咨询费。

看到克林顿频繁使用别人的私人飞机，卡特很不舒服。据乔迪·鲍威尔说，有些时候，一些支持者或公司为了支持卡特，向他“提供有航线的私人飞机”，但他却总是拉着一个有轮行李包进入机场，乘坐商业飞机，并且他对此感到很自豪。鲍威尔和妻子住在马里兰州西海岸，在那儿可以捕鱼和打猎，吉米和罗莎琳最近来拜访了他们，“他们从亚特兰大乘商业飞机过来，在柏油碎石路上坐了3个小时，等候去巴尔的摩，当时天气很糟糕”。

卡特没有像其他总统那样建设自我标榜的永久总统博物馆，而是下决心建造了进步的卡特中心，这与其他对人类有益的工作一起，促进全世界人权事业的进步，消除麦地那龙线虫（译者注：亚洲热带和非洲的一种长的线状丝虫，为人或其他哺乳动物所生的皮下寄生虫，可引起腿和脚部皮肤的溃烂性损伤）和其他疾病。

《时代》杂志前专栏作者克里斯多夫·奥格登称卡特让“许多届政府感到屁股上疼痛”。例如，前总统曾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写信，督促他们投票反对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使用武力，以此来挫败布什联盟正要摧毁萨达姆·侯赛因的企图。老布什勃然大怒：“这些事情与这个家伙有什么相干？”据一位新闻杂志的高层人士说，老布什认为卡特的行为“简直就是叛国”。

2001年夏天，比尔·克林顿和他的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负面新闻已基本消失，可以签署写作备忘录的合同了。巴内特也是希拉里的代理人，希拉里传记的出版权实行公开招标，最终由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竞得，但这次，他将克林顿的回忆录独家卖给了克诺普夫出版集团。

比尔·克林顿一直在思考，他希望写一本能够与凯瑟琳·格雷厄姆的《个人历史》（这本书在1997年由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推出）相媲美的回忆录。那本书由罗伯特·戈特利布编辑，戈特利布是在出版行业有几十年经验的老手，在《纽约客》做过编辑之后，他回到了他原来的家——克诺普夫出版集团。

希拉里·克林顿也受到格雷厄姆（格雷厄姆在那年早夏去世了）的影响，她的回忆录就是以《个人历史》为范本。希拉里对克林顿母亲的回忆录《随心所欲》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中描述了弗吉尼亚·凯利第一次见到希拉里时的印象，她说希拉里“没有化妆，戴着茶色眼镜，棕色的头发，发型很随意”，描述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希拉里没有品位。但是克林顿却高度评价他母亲的回忆录，对朋友们说他希望效仿《随心所欲》的真实。

希拉里回忆录的预付稿酬是800万美元，克林顿的是1200万美元，这被认为是非虚构图书所获得的最高预付稿酬。克林顿在2001年8月签署了合同，2003年初到期。

克林顿那时被看做是一个遭受羞辱的总统，但这明显没有使他的预付稿酬减少。他那被玷污的形象或许正好推高了稿酬，读者们可能希望他会在书中透露一些他在白宫和一名实习生发生性关系时的想法。莫琳·多德写道，克林顿和巴内特承诺“这本书将彻底而真诚地讲述克林顿的人生”。对于多德，这意味着“（克林顿）和那位众人皆知的极为配合的实习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热烈性爱场景”。

在宣布这项交易时，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总裁和总编索尼·梅塔说，显然，克林顿能够真实地描述他的生活和做总统时的方方面面。“你和他谈过话吗？”梅塔问《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这是能够说服你的一个因素。”

克林顿向克诺普夫出版集团承诺他不会向别人透露回忆录的事情，然而后来他却对乔纳森·阿尔特说了，阿尔特就在《新闻周刊》上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在那次谈话中，克林顿说这本书“可能不会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它不应该是报复，而应是如实地记录”。他说他将“忘掉很多事情”。他告诉阿尔特，他不希望这本书“显得浮夸或枯燥，或过度地进行自我辩解。我希望告诉人们在我任职时我是谁，我都做了些什么——好的事情，错的事情。并且，我希望它能栩栩如生”。

克林顿说他的偶像是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格兰特在将要死于喉癌时写作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去世前几天完成——人们知道他是为了挣些钱才来写这本书的。《格兰特总统回忆录》的内容与内战有关（格兰特来不及写他总统任职期间的事情就逝世了），这本书于1885年由马克·吐温出版，售出35万册，为格兰特的家庭挣得45万美元版税，仍不断再版。这本书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非虚构类图书之一。

“克林顿的书将会很奇怪，让人失望也令人愉快，”阿尔特预测道，“就像他这个人一样。”

前总统对他的出版商和编辑说，他想自己写作这本书。和他那忙于参议院事务的妻子不同，他不想找一个代笔人。虽然克林顿喜欢将自己视为一名了不起的作家——当朋友们到查巴克拜访他时，他领他们看他准备用来写回忆录的桌子——但他更像一名杰出的谈论者。克林顿遐想着这本回忆录一定会很出名，他趴在上面奋笔疾书的桌子也将成为一件历史珍品，就像林肯的床一样。

下笔写作是困难的，而他并不真的适合写作，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智囊人士说，时间飞逝，而他却迟迟不动笔，他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日程被演讲排得满满的，没有时间，而且把这些演讲的钱汇集到一起，也要比1200万美元的稿酬更有吸引力，再说演讲本身也很有趣。

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乔治·沃克·布什宣誓就职的那天，“给小费者”阿尔不在到查巴克去并共进晚餐的那群人中。他们两人互相指责，谁也不想首先来修补彼此之间破损的关系。

2001年9月8日，比尔·克林顿又一次到外国进行多场演讲（在澳大利亚的巡回演讲），这天，他在悉尼对人们进行了演讲。9日仍在悉尼。9月10日星期一，他到了墨尔本。当他听说“9·11”恐怖袭击时，他仍在墨尔本，因为时差的问题，那里已经是晚上11点了。

他立即打电话给美联社的记者罗恩·福尼尔。在克林顿当州长时，福尼尔在《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上报道他，后来，在克林顿当总统期间，福尼尔转到美联社，成为白宫新闻联络员。在克林顿卸任后，他又报道布什的新闻，9月11日他还在同一岗位上。克林顿告诉福尼尔说他希望发表声明，支持总统和国家。福尼尔很快写好了一篇报道：“前总统克林顿曾带领国家经历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炸弹袭击，在星期二恐怖袭击后，他希望美国人民坚决支持布什总统。‘我们不应冷眼旁观，我们应该站出来支持他。’”福尼尔描述道，克林顿“正在澳大利亚旅行”。

克林顿也很担忧，担忧他将如履薄冰，担忧他和他原来的顾问们将被责备，责备他们没有尽力挫败“基地”组织，没有杀死或抓获奥萨马·本·拉登。

因为美国关闭了机场，乔治·沃克·布什派了一架空军飞机去接回克林顿。克林顿于9月13日星期四回到纽约。

阿尔·戈尔听到袭击的消息时，他正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在进行一场演讲。他乘商务飞机先飞到多伦多，和一名助手在那儿租了一辆汽车，赶到美国的布法罗。大约在星期四晚上8点，戈尔刚离开布法罗，克林顿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到查巴克过夜。戈尔在星期五凌晨3:30到达，这两个人一直谈到天明。据克林顿的朋友们说，他们的关系有所改善。

“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基地’组织所为，”伊莱恩·卡玛克说，“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当时一直在监视‘基地’组织，但是布什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克林顿和戈尔休息了一个小时后，他们（还有切尔西）乘坐一架由布什安排的空军飞机飞往华盛顿，随后在国家大教堂参加了一个纪念活动。离开华盛顿后，他们一起到了阿尔·戈尔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的家，克林顿和戈尔交谈了几乎一个下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他们基本达成和解，并且在最后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话说，如果阿尔·戈尔想再次竞选总统，他就不得不修复与克林顿的关系。

“我认为他们没有成为真正的知心朋友。”乔纳森·阿尔特谈到那些谈话所产生的影响时说。汤姆·道尼说，克林顿和戈尔的“和解过程很长”，然后又接着说，他和朋友戈尔每月至少谈一次话，在谈话时，“我们不谈论克林顿。我们大部分时间谈论的是布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距离，但在那天结束时，他们一起分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伊莱恩·卡玛克说，他们决定让“过去的就过去吧。我觉得自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好多了”。但是，卡玛克接着说：“他们的关系已不如在克林顿第一任期时那样密切。”而另一些人则称他们之间的坚冰并没有多少融化的迹象。

4年后的一件事情非常能说明这一点，霍夫斯特拉大学会议要对比尔·克林顿任职总统时的表现进行评议，邀请戈尔参加，但他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不止一次地邀请过他，”会议协调人纳塔利·达特罗夫说，“或许戈尔觉得对他本可以成为总统这件事无法释怀。”

朋友们说，在“9·11”恐怖袭击后，比尔·克林顿经常很难过地想这些飞机撞上双子塔和五角大楼时为什么不是在他的任期内。

比尔·克林顿是“一个贪婪的传记读者”，他的朋友史蒂夫·格罗斯曼（克林顿第二任期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说。“美国每位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克林顿至少读了一种以上。我觉得这些年他在心里已经将危机时期那些领导者的风格作了对比和比较。”

对克林顿来说，问题是“危机”发生在他卸任以后。他曾对格罗斯曼和其他人说，他将采用与布什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从他对这种行为的谴责到美国人民应该采取的行动上都不同。格罗斯曼说，他会视“9·11”为类似珍珠港一样的事件，“在他得到每一位美国人的支持时，号召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作出严肃而切实的牺牲，不管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模仿1961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他所做的谴责，克林顿将会说：“让我们在我们国家制定一个严肃的能源政策。我将号召美国人民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真正付出行动，而不只是空谈。”格罗斯曼说他并不是说克林顿是“唯一一个可能这样做的人”，“我觉得罗纳德·里根也会”。

克林顿想的并不仅仅是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人民讲话，而是希望名垂青史，他渴望进入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列——华盛顿、林肯、罗斯福——他们都是在战争、衰退或两者皆有的情况下建立了功业。只要比尔·克林顿能够碰到这次恐怖袭击，抓住这个机会，完美地进行处理，只要他在9月11日仍然是总统，所有那些关于莫妮卡和弹劾的闲言碎语就都将一扫而空。

在1995年俄克拉荷马城炸弹袭击后，他与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但克林顿明白，比起奥萨马·本·拉登——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个人物——蒂莫西·麦克维只是小儿科。（克林顿的副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称俄克拉荷马城“不是一级事件，而‘9·11’是一级事件”。）

克林顿的沟通能力非常强，甚至在演讲中面对千百万听众的时候，他都能使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好像是在直接对着他或她说，克林顿知道，他的这些能力可能会造就一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但是，他的权力在哪儿？他的讲台又在哪儿？他在澳大利亚从向J.T.坎贝尔这样的银行家的公司所作的演讲中赚钱又为了什么？

克林顿知道，已为他挣来六位数收入的老版本演讲稿将不得不重写，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他知道他将不得不写些相关的东西。

而且，现在，他不能逃避的一个事实是，在“9·11”恐怖袭击后，他将不得不花大量时间来打高尔夫球了。

2001年9月底，在芝加哥海港国际高尔夫中心，比尔·克林顿第一次一杆入洞。他告诉马克·布依尔，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或许在9月11日之后这件事不值一提，不算什么大新闻，不过花边新闻栏目“华盛顿细语”形容这件事是“臭名昭著的高尔夫骗子”在“没有作弊”的情况下赢得了“吹嘘的资本”。

库克县鉴定员吉姆·霍利罕当时就在那次高尔夫聚会上，他说：“克林顿非常兴奋。”霍利罕描述前总统在完成这一壮举后，“高兴得合不拢嘴”。霍利罕说当时没有记者在那里观看。如果发生在他还是总统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世界性的新闻；你完全可以想象它出现在各个新闻报道中的情形。

虽然克林顿并不希望公众看到他在卸任后总是打高尔夫球，但是他确实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他发现自己很难拒绝别人让他打高尔夫球的邀请。

雷伊·莱斯尼亚克是新泽西州的参议员，也是克林顿的热心支持者，曾在1996年克林顿——戈尔阵营出任新泽西州联合主席。他听说房地产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已经邀请前总统于2001年10月17日在他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银行作演讲，于是就开始筹划举行一个高尔夫聚会。克林顿接受了这个邀请，莱斯尼亚克立即把目光投向历史上富裕的巴尔特索尔，那里曾举办过职业高尔夫球手协会的比赛和美国公开巡回赛。它位于新泽西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是全国前十名的高尔夫球场。莱斯尼亚克不是一名成员，因此在克林顿星期三演讲的前两天，也就是星期一，他给一位朋友打电话，这位朋友是那里的会员。“我问他是否想与克林顿总统和我打高尔夫球。”这位朋友同意在巴尔特索尔安排此次活动，但他很快打回电话说：“我们打不了，今天只有成员才可以打。”莱斯尼亚克很震惊，但并未感到奇怪。“他们不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去打……这群人真是蠢货……他们就不会为克林顿总统网开一面？”莱斯尼亚克猜测，如果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想打球的话，他们的反应肯定不一样。“因此，我带他到我的一个俱乐部——新泽西州联合城的郊区高尔夫俱乐部……巴尔特索尔拒绝了他，我现在感到很高兴，因为他在我这个俱乐部受到热烈欢迎。”

莱斯尼亚克提醒说，克林顿那天刚从欧洲回来，他很累，计划只打四五个洞。但最后，“他打完了全部18个洞”，莱斯尼亚克说，在回俱乐部会所的路上，“在丁字路口有些人聚集到他周围，问他一些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试图示意人们离开，不过克林顿却伸出手与他们握手，花了10分钟来描述那里的情况”。他也不是太累，莱斯尼亚克说，他“与球童拍照，和服务员拍照，和绿化工人拍照……每个人都洋溢着喜悦，而如果是在巴尔特索尔，那儿的人可能将非常傲慢和冷漠”。

唐娜·夏拉拉称，克林顿是“一个有竞争力的高尔夫球手”。夏拉拉是与克林顿打过高尔夫球——在陆海军俱乐部，当时克林顿还是总统——的为数不多的女士中的一位。她说：“他花费很多时间讲解，俨然一名比赛分析员。”克林顿前国家安全顾问桑迪·伯格说，即使别人没有要求，克林顿也会主动向别人提供如何改进的建议。“他非常喜欢研究高尔夫，”伯格说，“并且他知道其中的原理。‘注意，站直一些，把手放这儿。’”伯格接着说，克林顿在教伯格的时候“很热心”，但是“一点儿也不觉得他自以为是”。

克林顿的一些高尔夫伙伴称，考虑到克林顿的身份，他们总是让他赢。阿肯色州前国会议员贝丽尔·安东尼说，比起总统一职来，克林顿更像一名优秀的高尔夫球手。她笑着说：“你总得要让总统赢吧！”约翰·爱默生说，其他人坚持说他们绝不会那样做，因为“任何真正的高尔夫球手都不会让其他人赢”。不过，他承认说：“他们在面对其他人时可能不会将球轻轻打进洞里，但面对他时可能会。”但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马克·布依尔记得有次和克林顿打高尔夫球，克林顿“很是生我的气，因为我留给他一个短球，他轻轻一击，球却没有进……‘你并不是存心给我留一个短球，是吗？’我回答道：‘当然了，总统先生，我们打过赌，赌球会来到这儿。’”

吉姆·霍利罕曾经和克林顿总统在爱尔兰凯里县古老的巴利巴宁高尔夫俱乐部打过球，他对让克林顿赢的观念嗤之以鼻。“我甚至不会让我的孩子在体育运动中打败我。我不是一个为拉关系而与客户打高尔夫球的人。我是说他可能打一个更远一些的球，但是我会很高兴与他一较高低，我押自己会赢。”他说，几年前他和克林顿都拥有13杆左右的差点。不过，现在大家有目共睹的是霍利罕的差点更少些。

当克林顿在海滨球场打球时，他看起来最高兴。里昂·帕内塔说，克林顿给人们讲精彩的故事，故意显示他热情友好的个性，并与其他高尔夫球手和旁观者聊天，他甚至也和那些只是想过来看他一眼的人聊天。通常情况下，那些人们不但能够如愿地看到他，而且还会得到更多——克林顿会与他们握手，会问一些关于他们家庭的事情，如果克林顿再一次见到他们，他仍然可能记得。当克林顿同意在帕内塔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作演讲时，帕内塔告诉克林顿即使打折他也付不起演讲费。为了抵消这笔费用，帕内塔建议为克林顿安排一场高尔夫球赛，让他和曾任过卡梅尔市长现为演员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打高尔夫球，克林顿欣然接受了。

不信任克林顿的人们可能会说他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如果一个人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那么他也将在生活中作弊（并欺骗他的妻子）。其他人则说克林顿与大多数高尔夫球手没有什么不同。是的，夏拉拉说，他也需要让一击（mulligans）和自由推击（gimmes），“就像我知道的其他高尔夫球手一样”。里昂·帕内塔称他自己为“消遣型高尔夫球手”，当想到克林顿的策略时他笑了起来，他说克林顿的策略与自己的一样好。“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相当有实力，他总是想击球到位一些，如果没做到，他将使用另一个球。”帕内塔还说他与克林顿的风格一样好，看起来被克林顿需要给个低分逗笑了。“我觉得他喜欢随便一点的高尔夫比赛，在比赛结束时得到一个不错的分数，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巴德·约金与克林顿打过许多次球，他坚持说克林顿的分数是没有水分的。约金说：“有几次击球，不是很漂亮，他掉了一球，击打了第二个。但是他从未有意来打第二个球。他这样做只是想看看为什么自己没有击中本来应该击中的第一个球。”马克·布依尔解释说，克林顿又打一次球是因为他总是正面拿着高尔夫球棍，“因此如果有哪点儿觉得不对劲，他就想弄清楚，这样他就会击打另外一个球，看看能不能调整过来……不过实际上他总是在打第一个球时就能得到很好的分数”。布依尔责怪全体民主党人，特别是拉什·林堡（一名热心的高尔夫球手），对一些假传闻添枝加叶，向总统进行“卑鄙的攻击”。

就像克林顿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一样，在高尔夫球场上他也会使用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罗伯特·巴兹·帕特森是克林顿的一名军事助手，他经常坐着高尔夫球场的车跟在总统的后面（拿着核弹足球），他描述克林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放球并再击打一次”——甚至在“不重要的”比赛中也是这样，因为他想在媒体面前吹嘘他击出了好成绩。他声称克林顿在“几乎每个洞都耍手段……如果一击不中，他就会放下两三个球，将它们一一击出，然后记最好的一击……在每一个球洞上，他都要击7—9次，但只记作四五次”。

当克林顿与弗农·乔丹打高尔夫球时，帕特森说，他们两个就会讲一些下流的笑话，克林顿就指着漂亮女人，用污秽的语言描述她们。多恩·休伊特回忆说，在一个关于乔丹的访谈节目中，麦克·华莱士问乔丹：“你和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谈论些什么？”乔丹回答说：“Pussy。”后来人们问乔丹：“你怎么能在广播中说那样的话？”乔丹回应道：“如果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克林顿在打球时经常抽雪茄，有时候甚至违法抽古巴雪茄，而在这些古巴雪茄中，有一部分是别人送给雷伊·莱斯尼亚克的。莱斯尼亚克说：“我没有告诉他那是古巴雪茄，但他吸第一口就能判断出来。”

比尔·克林顿本可以每天都打高尔夫球，但他觉得他必须抗拒高尔夫的诱惑，否则，在公众的眼里，他将成为一个南味油炸艾克或杰里·福特。

2002年1月，比尔、希拉里、切尔西和克林顿夫妇的捐助人——“美国资讯”公司的董事长维诺德·古普塔（在一个股东提出古塔普从公共贸易公司取出一大笔钱捐给了克林顿夫妇的质询后，他被弃之一旁）在阿卡普尔科度假。古普塔用他公司的飞机将他们载到那儿。在克林顿全家外出时，总统的那只咖啡色拉布拉多犬巴迪跟着一个承包商人从家里跑了出来，结果在查巴克双向高速公路上被一辆汽车撞死了。

自从克林顿进入白宫，巴迪就一直是他忠实的朋友——它的主人在1998年8月承认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存在性关系后唯一的慰藉和伙伴，一起睡觉，一起做其他事。其中一张最出名的照片是克林顿一家三口从马萨葡萄园岛度假回来穿过白宫草坪，步行来到“海军一号”，切尔西走在中间，她大胆地撮合她的父母，左边的手拉着她母亲，右边的手拉着她父亲，总统的右手则牵着仍然暴戾的巴迪，它的脚向前迈着，头却朝向总统。

希拉里认为克林顿可能会有他的资金负责人和高尔夫球伙伴特里·麦克奥利弗等人的陪伴，因此，在那次旅行上（发生在比尔承认与莱温斯基存在性关系后），她让麦克奥利弗不要与他们在一起。希拉里在那段时间里拒绝和克林顿谈话，这次可能是她要对丈夫进行惩罚。巴迪真的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2002年克林顿在查巴克的室友死亡后，他仍旧无所事事，仍然生活在他做总统时的那些荣光里，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他大部分时间都和老朋友们一起度过，比如马克·布依尔和苏茜·布依尔（他们一如既往地尊敬他，同时他们也是希拉里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他们大多谈论过去的事情——一个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令人愉快的故事。

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布依尔夫妇到古巴去旅行，参观了切·格瓦拉的住处。摄影师阿尔伯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了经典照片——戴着一顶贝雷帽，露出长长的卷发。科尔达从床下拉出一些照片底版，包括一张1959年卡斯特罗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照片，照片中的卡斯特罗摘下了帽子，看起来很疲惫，双目凝视着亚伯拉罕·林肯。布依尔让科尔达再翻照一张，这样他可以送给克林顿总统。科尔达对此“印象深刻”，布依尔说，他很高兴地在照片上写上话赠送给总统，说“备感荣幸”。

科尔达随后提到，他在前晚已经打电话给“菲德尔，并且我告诉他有一张他的照片将要到达比尔·克林顿的手中，菲德尔对我说让你（布依尔）转告比尔·克林顿，这个莫妮卡·莱温斯基是他敌人的作品”。

布依尔将关于莱温斯基的谈话告诉克林顿，却留着照片，直到克林顿卸任后，“因为对他来说接受任何从古巴来的东西都是违法的”。

2002年6月，布依尔夫妇回到古巴，这次和他们州的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一起。卡斯特罗邀请博克瑟一行到哈瓦那革命宫殿，在那儿举行了一个鸡尾酒招待会，他们见到了古巴的领导，布依尔说，他穿着他的“橄榄色绿军装，看起来有点儿像克林顿……他非常有魅力，使你觉得你是他唯一的说话对象”。布依尔告诉卡斯特罗，他和苏茜就是将科尔达拍的照片交给克林顿的人，听到这儿，卡斯特罗回应说：“我见过克林顿总统一次，当时他看起来并不想和我握手。我们在联合国的一次招待会上背对背坐着，我转过身去，伸出我的手，克林顿总统也伸出了手，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交谈，不过，我不方便告诉你们那次谈话的内容。”

这晚过得真慢，可能只有比尔·克林顿会珍惜它——会见4个小时直到午夜，然后是4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不是参议员博克瑟有点儿累了，时间可能会更长。他们离开时，卡斯特罗送给每位女士一束花，每位男士一盒雪茄。“如果您再给我一盒，”布依尔告诉卡斯特罗，“我将带给比尔·克林顿。”

“克斯特罗就点上烟，和他的翻译交谈了十多分钟，因为他想正确处理这件事情，他在这盒雪茄上附上一张便条，写上他们在联合国见面的日期和其他一些赞美之词，然后署上名字和日期。”

当他将这盒雪茄交给布依尔的时候，卡斯特罗说：“现在我将告诉你这次谈话世界上只有3个人知道，总统将知道这个盒子真的是我送的。你告诉他，我们（在联合国）讨论的那些试验都已经完成了。”

3个月后，即2002年9月，克林顿来到旧金山布依尔的家，为了给国会女议员南茜·佩罗西募集资金，她现在是众议院的议长。布依尔将雪茄交给克林顿。“他读了上面的信息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哦，他将日期弄错了两个星期。’只有克林顿会对你说这些。‘我们确实有段好时光，’他说，‘我将珍惜这个，因为在我当总统的时候，收到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赠送的纪念品，却没有来自卡斯特罗的任何东西。’”然后布依尔告诉了克林顿那个秘密口信，克林顿听了“只是看着我，什么都没说”。（布依尔猜测克林顿和卡斯特罗谈论了古巴的艾滋病问题。卡斯特罗有点儿担心这种病的爆发会影响旅游业。）

一个月以后，媒体猜测比尔·克林顿可能会竞选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克林顿夫妇将不得不购买第三套住房——在他的朋友罗伯特·托里切利宣布不会重新参选之后。托里切利疲于应对伦理调查，担心民主党将席位输给共和党，在离选举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托里切利宣布放弃竞选。但克林顿并不感兴趣。

在下个月进行中期选举时，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政治策略家的克林顿受到了严重打击。有些候选人赶忙与他撇开关系，那些接受他帮助的人经常感到很难过。他所接触的竞选几乎每一场他们都是失败方。罗伯特·萨姆·安森在《名利场》中写道，民主党人接受“他提供的帮助就像与伤寒玛丽睡了一觉”。

乔治·沃克·布什不但没有在象征性的中期选举中失利，还在国会中赢得更多席位。布什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党在国会上已无法控制他。一直抱怨布什在2000年选举中偷走了戈尔职位的那些人失去了声音。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讲师伊莱恩·卡玛克曾是阿尔·戈尔的资深顾问，她称克林顿现在是一个让人敏感、充满争议的人物：“他眼睁睁地看着2002年中期选举的每一场激烈竞争，却没有人邀请他参与他们的竞选活动。”她说，在那年相继进行的地方长官和参议员竞选中，他获得“0”业务。

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了8年司法部长的珍妮特·雷诺在佛罗里达州竞选民主党州长的提名，她希望克林顿离她远一点，据罗伯特·萨姆·安森说，她尽量不在网络自传上提到克林顿。今天，雷诺对克林顿赞不绝口——“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不忘添上句“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她并不试图疏远他。不过她也承认说，她从不让克林顿为她拉选票。

罗伯特·托里切利曾指责雷诺给克林顿带来痛苦（他说是雷诺在关键时刻让肯·斯塔尔继续调查的），他回忆说，在2002年佛罗里达地方官员初选中，他正在为民主党人——除了雷诺以外——募集资金。“我过去常来佛罗里达募集资金，”托里切利说，“并且我告诉人们不要为珍妮特·雷诺捐钱。”

雷诺在初选中败给了坦帕律师比尔·麦克布莱德。克林顿曾经帮助麦克布莱德在大选中对阵杰布·布什，杰布·布什曾宣称自己帮助了哥哥赢得佛罗里达，继而成为总统，因此，对于一些渴望复仇的民主党人来说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选举前的那个星期六，在劳德代尔堡的一次集会上，麦克布莱德为克林顿举行了一场气氛热烈的招待会，其中，《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个女人举着一块标语：‘想想克林顿在什么时候聪明过？’”最后的结果是杰布·布什轻松获胜。

在北卡罗来纳州，克林顿的老朋友、前幕僚长厄斯金·鲍尔斯让前总统不要参与他竞选美国参议员的活动（不过，他最终还是败给了伊丽莎白·多尔）。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很多地方。一个亮点是拉姆·伊曼纽尔在芝加哥赢得了一个国会席位。

在那次选举后，比尔·克林顿向中立派民主党领导委员会作了一场演讲，指责软弱的候选人让选民觉得他们在安全问题上不是很强硬。在嘲笑克林顿发表苍白无力的中期演说时，《纽约邮报》花边新闻专栏作者将克林顿形容为“前首席发情公狗”。报纸故意撇开托妮·莫里森称赞克林顿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话，却引述阿尔·夏普顿牧师的话，称克林顿为“第一位原色总统”。

2001年12月，克林顿手握金锹，为他的图书馆挖土奠基，图书馆将在来年的前半年开始建设。

克林顿总统立即从一些朋友那里筹措资金，包括丹妮丝·里奇、维诺德·古普塔、大卫·盖菲、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约翰·卡西马蒂斯、罗恩·伯克尔、约翰·爱默生、芭芭拉·史翠珊、霍华德·塔尔曼，等等。早前，克林顿还向卡耐基公司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征求募集图书馆资金的意见。格里格瑞恩建议克林顿“与安那伯格的人取得联系。后来，安那伯格基金会向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捐了100万美元”。格里格瑞恩也与苏格兰慈善家汤姆·亨特进行了联系，亨特随后与克林顿一起去了非洲，并为“克林顿全球倡议”（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捐了100万美元。根据《纽约时报》记者最近一项调查，另一名资助者是时任劳拉空间和通信公司总裁的伯纳德·施瓦茨，那时他正被怀疑向中国提供了卫星技术。《华盛顿邮报》后来报道说，克林顿图书馆的资金有10％来自外国，其中一大笔钱来自沙特阿拉伯。

虽然对总统竞选捐钱有限制，但对个人可以为总统图书馆捐多少钱却没有限制；但是，一些现行法律要求每季度公开一下超过200美元捐助的来源。这个法案的支持者包括民主党人巴拉克·奥巴马、拉姆·伊曼纽尔和亨利·韦克斯曼，它将有可能及时被制定成法律，以不利于乔治·沃克·布什为他的图书馆募集资金。

麦克奥利弗在回忆录中写道，克林顿为图书馆募集资金的努力就好像密切关系着共和党的未来。“我们知道这些一丘之貉的胆小鬼将一直攻击克林顿总统，在他离开白宫很久以后，他们还在试图毁坏他的名誉，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成立一个论坛，来准确讲述克林顿执政时的事实，让美国人和全世界人都看到、都明白那为什么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8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将成为我们用来确立他的遗产的工具。”

朋友们希望克林顿在离开白宫后生活能够变得有规律些，但他们注意到他看起来像摆脱了约束——就像一名大学本科生第一次不用接受父母的监护。里昂·帕内塔说他前老板的生活“很随意”，他能判断出克林顿在哪段时间每天晚上只睡3个小时：“他熬夜的话，声音就会出现变化。”

他的崇拜者将他的习惯归因于他永不满足于他现有的智慧。“我觉得他对知识和信息很贪婪，”唐娜·夏拉拉说，“并且，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位政界人士读书都要多。”

一位显要的政治智囊回忆他到白宫拜访克林顿时的情景：“我跟着他一起到了他的住处，他怀里抱着满满的书，正好读完一批，要拿一摞新书来读。”康拉德·布莱克写的一本1200多页的关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传记在2003年出版，他送给比尔·克林顿一本，克林顿回信谈“关于罗斯福的特殊问题。很明显，他没有读这本书”。约翰·爱默生找借口说，克林顿读书“比光的速度都快”。他回忆说，白宫每天的新闻“几乎1英寸厚”，但克林顿却能注意到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学家的负面评论，那是在《洛杉矶时报》商业故事80页简写本的一个跳页。

克林顿觉得自己不会长寿，朋友们说，这使他不愿意在睡觉上浪费时间。还有他那喜欢社交的奇特性格，不知是天生如此还是受到不幸孩提时代的影响，他无法忍受独自一人。

一个曾仔细观察过克林顿的人说，克林顿很可能与旅伴道格·班德打扑克到凌晨四五点，而不是读书。“他从不睡觉，是个失眠的人，精神和身体都不需要太多休息，他不需要睡觉。他的新陈代谢有些特别。”这个人也注意到，从他所消耗的健怡可乐考虑——“从早上开始，他喝的健怡可乐的量超过你的想象”——如果他睡着了你会更惊讶。

克林顿的朋友们坚持说他是图像式记忆，他们好像都记得一个故事，他在5年前只见过某个人的姑姑30秒，但他现在仍然记着她的名字。“你自己可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个人的名字他给忘记了。”比尔和希拉里在耶鲁法学院的同事大卫·舒尔特挑战道。《芝加哥论坛报》的里奇·科根称克林顿的这种记忆是“某种阿斯伯格氏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他看起来像个）研究东西和人的白痴专家”。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想一下再回答，字斟句酌，很有条理，引用大量事实和数据，”支持克林顿卸任后事业的已退休的摩根斯坦利执行官小安森·比尔德说，“他的大脑不可想象，这让我想起我的曾祖父，据说他读一本工程书籍，如果你问他第62页第3段讲了些什么，他就能够说出来。”

但是一位华盛顿政治顾问说，克林顿不仅仅只是进行图片记忆：“他是一个合成思维者，将许多分散的想法和孤立的材料汇集在一起，进行加工后得到新想法或不同的看法。”与克林顿一起工作过的人们经常提到，他吸收不同的信息，选择突出的东西，将它们组织成一条有内在联系的信息，这些拼接组装的过程都是在他的大脑里进行，而不是在计算机上剪切和粘贴。因此，他在进行演讲时内容就比较连贯，也很有说服力。

大脑如此发达，精力如此充沛，比尔·克林顿知道他不能再不务正业了。他怎么做才能够让人们承认他是一位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呢？他怎么能够甩掉由《美国旁观者》总编罗伯特·埃米特·泰里尔送给他的“克林顿男孩”这个绰号呢？（泰里尔将克林顿描述为无纪律、不诚实和非常不成熟的人。）他要怎么做才能让人们看到他这个50多岁的人不再想起他们还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儿子？

他继续问自己一些问题，他的朋友马克·布依尔说：“大意是他怎样才能既可以追求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同时又不会对希拉里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不再抢她的镜头，也不再因为一些政治问题产生争议，闹得夫妻不和，让人们看他们的笑话。”

总体来说，他在白宫外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这要归功于可怜的布什对伊拉克战争的误判，以及人们认识到布什笨拙的言辞比一个好好先生的废话都更能反映他平庸的智力。

朋友们经常说比尔·克林顿本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牧师。他看起来正在利用他的那种素质，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他的演讲计划，开始在聚集着那些意见制造者的精英会议上进行传教。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越来越受欢迎。“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马克·布依尔说，“他到达沃斯那儿就像是一个摇滚明星，说话时每个人都愿意聆听。”

一个可以评价他卸任后工作的问题开始引起他的兴趣。

在2000年晚些时候，克林顿试图弄清他卸任后应该做些什么，托尼·科尔贺建议他将精力集中于“穷人和艾滋病”，赋予它“道义”。科尔贺提醒他说，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

克林顿第一次关注HIV/AIDS在非洲的流行情况是在2001年，但是他曾在任期最后的几个月开始了深度的关注，当他第二次去非洲访问时，他被疫情深深震撼了，并认识到他作为总统对此做得太少了。梅兰妮·维微尔当时随行，她称，那些指责他做得不够的人“无视事实”，克林顿努力在“他任职的最后几个月尽量弥补过去的损失”。

理查德·马灵克是一名内科医生、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格拉瑟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科学主任，他说，通过访问非洲、讨论非洲并认真对待非洲，克林顿开始试图控制疫情的恶化，但是在他这届政府中太迟了，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基本上用完了。

克林顿在对待艾滋病上的记录并不好，在1997年，他说预防艾滋病的疫苗将会在10年内研制出来。艾滋病实践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随后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早前也有预测，如在1984年，时任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的玛格丽特·海克勒预言说，将在两年内研制出疫苗。）克林顿自己的HIV/AIDS顾问委员会成员威胁说要一起辞职，并同意对政府消除HIV传播的能力投非信任票，因为克林顿政府不同意用联邦资金为瘾君子支付安全的针头。

凯文·德考克是世界卫生组织HIV/AIDS部的主任，他称：“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克林顿任职的这些年里，在AIDS的科学研究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仅拨出1.5亿美元来应对非洲艾滋病危机。理查德·马灵克当时每年都要在非洲待半年时间，当他对卸任后的克林顿说他本可以做得更多时，克林顿并没有引咎自责，而是指责共和党国会：“我们试图增加资金，但不是被否决，就是要削减一些钱。”克林顿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唐娜·夏拉拉支持克林顿——这并不奇怪——她反对由他们这届政府来承担应对最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早期发现的疾病的责任。“他至少拯救了上千名美国人，”她说，“我们无法让国会来关注那些国际问题。”

其他一些为克林顿工作过的人也为他辩护。在他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妮·雷克在声援他的前老板时说：“当克林顿总统第一次说HIV/AIDS将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时，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雷克的继任者桑迪·伯格同意说，上面那样的联系说法是重要的，但是他承认说：“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因此我觉得这将给他动力。”

克林顿也被女儿对自己的批评所感动。埃里克·古斯比（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在克林顿政府以及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指导制定艾滋病政策）回忆说，他第一次听到总统表达“某种遗憾”是在切尔西正在牛津撰写关于HIV/AIDS的毕业论文时。克林顿让古斯比来帮助一下这位“第一女儿”，为她找一些可能为她提供她所需要的数据的网站。古斯比回忆道，她的论文“对他父亲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更多针对的是治疗，而不是预防。这在那时引起了克林顿的反省，好像就在走廊里，‘是的，你知道，她是对的。我真的应该做得更多一些。’”他在卸任后承认，这么长时间他一直保护那些大制药公司的专利，致使世界上贫穷的人们无法买到比较便宜的非专利药。

克林顿在卸任后设立了克林顿基金会，但还不知道怎样运作，他很快认识到美国对HIV/AIDS在非洲的传播所采取的政策是错误的，于是就思考着怎样改变它。他一直接受爱拉·迈格辛纳的帮助，克林顿授予迈格辛纳克林顿基金会HIV/AIDS倡议项目主席的职位。他和61岁的迈格辛纳有很深的交情，这可以追溯到在牛津上学的时候，他们都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后来，还是一名管理顾问的迈格辛纳来到白宫为克林顿工作，进行希拉里的全民卫生医疗计划，但以失败而告终，此后，迈格辛纳还待在白宫，他在1996年接受另外一项职务，即作为克林顿的首席因特网顾问，确保因特网不像无线电频率一样被划分，保持全球自由联网。

迈格辛纳在2001年首先与埃里克·古斯比联系，他问古斯比，克林顿是不是应多关注治疗而不是预防。迈格辛纳得到的回答是“治疗”，对此他很满意，于是他立即招募成员。在2002年巴塞罗那国际艾滋病大会上，迈格辛纳让马灵克加入他们的志愿者队伍，并且询问他还有谁对非洲的HIV/AIDS的治疗比较感兴趣。

第二年，迈格辛纳与理查德·费舍姆取得联系。在费舍姆所谓的一个“头脑风暴晚餐”上，讨论的问题是克林顿基金会应扮演什么角色。费舍姆说，答案是将人们的焦点从预防（比如节欲或使用避孕套）转移到帮助那些已经是HIV阳性的感染者和那些在性交时可能将病毒传染给配偶、在生育或哺乳时传染给孩子的人。在美国，那些HIV阳性的人们实际服用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ARVs）可以将“死刑”转化成“缓刑”——慢性可控疾病，但是，这种药物价格太高，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患者或感染者都负担不起，所以，需要做一些事情，让非洲人也能使用这种药物。因此，克林顿将注意力放在了向非洲那些感染的、患病的和垂死的人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此来减少死亡数量上。

“我认为克林顿将这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理查德·马灵克说，“如果我们不认真对待非洲，疫情就会威胁到国家的生存，他看到……我们基本是拒绝，就像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时却拒绝为患者提供治疗一样……并且克林顿对此顿悟……当治疗切实可行时，我们不可以说为非洲人治疗是个‘无底洞’，‘我们准备将钱花到预防上’。”

比尔·毕克奈尔是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教授，也是莱索托—波士顿卫生联盟的主任，他描述了治疗和不治疗HIV/AIDS的不同后果：“当一个人感染了HIV病毒，如果不进行任何治疗，可能在4—8年内他仍然很健康。因此在感染后，可以在5—7年内不进行治疗，但随后就要进行治疗，如果此时没有进行治疗……则将在两年内死亡；如果进行了治疗，就会活得长一些。没有人知道能再活多久，但是有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接受治疗了，到现在还很好。”毕克奈尔将它与糖尿病作对比，在人工可以合成胰岛素之前，“（糖尿病）可以在短短几年中致人死亡。现在呢？‘噢，我很早以前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了，但我依然活到了暮年。’”

克林顿开始用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他可以接触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到全世界去的能力，来宣传控制HIV/AIDS。理查德·费舍姆说，几乎从一开始就非同凡响，收效显著。但是，理查德·马灵克却担心，克林顿这么卖力地建立他的遗产，将抗击艾滋病作为政治运动，能量一下子爆发出来，可能随后就没有兴趣了。马灵克和前总统克林顿在2002年第一次会面时就出现了正面碰撞，马灵克向他列出了“服务条件”。克林顿还不习惯别人用那种口吻对他说话，而且别人对他所做的事表示怀疑也让他很不舒服。马灵克回忆道：“克林顿脸变红了，说：‘你认为我没有说实话？’他非常生气地说：‘我听说你担心。’然后不停地作出保证：‘你需要我，我将去那儿……如果你需要我给谁打电话……那是我的工作，爱拉·迈格辛纳会安排的。’”马灵克回忆称，总统很坚决地说：“不会只这一年，也不止到下一年，这件事从现在起我要一直坚持到它得以解决为止。”

此外，马灵克担心克林顿参与进来会引来很多人拍照。“当我们在哈莱姆的办公室见面时，我们达成一致，坚持作为一组志愿者，不发表公告，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也不给予拍照机会，除非有某些特别重要的东西要宣布，或者除非它有助于当地政府推行他们的艾滋病计划。”马灵克始终无法消除他的担心，因为比尔·克林顿曾经是并将一直是一个爱炫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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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莫妮卡·莱温斯基危机最白热化时，克林顿打电话给杰拉尔德·福特，征求福特的意见，福特对他说：“比尔，你必须对关注这件事的人们说实话。因为这是跑不掉的。”但克林顿没有采纳这个意见。福特告诉马克·阿普德格罗夫，克林顿曾经对他说莱温斯基的指控完全是个谎言。“他病了——他上瘾了。”福特在1999年去世前一次无记录的谈话中对《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处主任托马斯·德弗兰克说。与毒品和酒精相抗争的贝蒂·福特同意克林顿是一名性瘾者，但是他得出结论说克林顿将不会接受治疗，因为他被拒绝了。福特又说，克林顿“已经损坏了他的总统形象，无法修补”。在与德弗兰克进行的其他谈话中，喜欢和克林顿在一起的福特认为克林顿的性瘾“影响了他的判断”。福特尤其对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感到疑惑不解，称这个赦免“是不正当的”。福特对克林顿的性格评价道：“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悔罪——任何形式的悔罪。”

第4章

走到哪儿都是绯闻缠身

多恩·休伊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时事新闻”栏目创始人，那时是执行制作人）于2003年1月到查巴克看望比尔·克林顿。休伊特有个主意——对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和夏娜·亚历山大主持的“针锋相对”——70年代早期的一个流行节目——进行升级。他希望比尔·克林顿成为新的自由声音，休伊特认为由他亲自向克林顿建议最好。

克林顿对这个公司感觉很好，休伊特回忆说，他们两个交谈了4个小时。前总统给这名资深制片人看了他“所有访问和旅行的精美纪念品：‘我让你看看这个，这个是来自印度一个上帝才知道在哪儿的部落。’”休伊特“对这个人很敬畏”。克林顿对休伊特的想法很感兴趣，将视休伊特选择谁来发出保守声音而定。

休伊特这位电视先驱于1948年创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随后策划了爱德华·默洛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节目，举办了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的辩论，并在1968年创设“60分时事新闻”栏目。此时已80岁的休伊特非常清楚谁应该作为与克林顿针锋相对的搭档，即福克斯新闻频道“奥雷利因素”栏目的主持人比尔·奥雷利。这一搭配将产生极高的收视率，因为奥雷利说话强硬，观点鲜明，毫不退缩。休伊特认为那将让人“目瞪口呆”，但是出现了问题：“克林顿的顾问说那会让他失去尊严，要知道你总是要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前总统作对，还有礼仪也是个问题。这种愚蠢的事情……克林顿是不会做的。”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休伊特继续推动这个组合：“想一想在最著名的‘斯科普斯审判案’（Scopes trial）中，如果克拉伦斯·达罗说‘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特一起做事有辱我的尊严’，世界会是什么样？……有时你将不得不与那些家伙为伍。”

拉里·金说，休伊特可以省点儿口水，不必阐述他的高见。“一百万年后克林顿也不会与比尔·奥雷利坐在一起，奥雷利是个恶作剧者和叫卖贩子，无法获得克林顿的尊重。”

考虑到另外一个因素，休伊特也明白奥雷利这条路行不通——不能预测它对希拉里在将来竞选总统时有何影响。“当你和比尔·克林顿一起主持节目时，他的心里可能在想：‘这对希拉里的竞选是好还是坏？’”

因此，休伊特进退两难。他特别希望克林顿能够接受这份工作，成为克林顿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的竞争对手鲍勃·多尔希望的辩论对手。克林顿的人对选择多尔更感兴趣，因为他们希望有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来作为前总统的对手，而多尔是一位战争英雄和前参议院主要领导，具备这样的条件。他不是个总是大喊大叫的人，而是个非常理性的人。

这一组合的撮合者是民主党权力经纪人劳埃德·卡特勒，他在华盛顿资格比较老，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任职。代理人罗伯特·巴内特，他是华盛顿一名律师，也是文学作品代理人，已经为克林顿夫妇和多尔（以及两个政党的其他几十号大人物）代理过。巴内特就10周试用期的一大笔费用进行谈判——每周进行45秒评论和15秒反驳，支付给每人10万美元，总共100万美元。《新闻周刊》曾就此计算过，每人一秒钟的报酬为1667美元。

休伊特不是很乐观，他知道需要给克林顿找到一个与他意见完全相左的搭档，那绝对不是多尔。克林顿喜欢并尊重多尔，而多尔对克林顿也如此，他们在1996年竞选后走得更近。“我认为总统总是觉得如果他与鲍勃·多尔谈话，鲍勃·多尔通常会被他的话迷住，”里昂·帕内塔说，“那在政治上很重要。”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会针锋相对地进行争论，休伊特说，“因为他们不会接受对方的观点”。

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碰撞的火花，就像拉里·金所分析的那样：“一位前总统和一位主要的参议员领导将倾向于一直尊重对方，他们不会说：‘你这个白痴。’但如果你们要针锋相对，你不得不说‘你这个白痴’。”

托尼·科尔贺是克林顿和多尔的老朋友——他和多尔一起起草《美国残疾人法》，这个法案与他们利益相关：科尔贺患有癫痫，而多尔由于在战争中受伤瘸了一条腿。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真挚，这种友情也让他们感到很温暖。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多尔为庆祝他第一次国会演讲的25周年，当时特意作了场关于残疾人的演讲，科尔贺建议克林顿在午餐时间到多尔的办公室进行突然拜访。“多尔很是吃惊，并哭了起来。”科尔贺回忆说。克林顿已经在路上看过了25年前多尔在参议院的演讲词，“他实际上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全部演讲”。当总统在讲的时候，泪水从多尔的脸颊上滚下来，多尔经常对科尔贺说，这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时刻”。

在1996年大选中，他们彼此比较疏远，大选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斯科特·里德是多尔的竞选运动负责人，他回忆说，克林顿再次当选后，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次聚会上授予了多尔总统自由勋章，“多尔擦干泪，然后——根据《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描述——说：‘我，罗伯特·多尔——庄重承诺——抱歉，说错了。我做过一个梦，梦到这周会成为历史性的时刻，我在这儿要收到总统的一些东西——当时我认为可能是一把前门的钥匙。’”

“9·11”恐怖袭击后，克林顿和多尔一起募集了1.05亿美元，用于支付“9·11”事件中的儿童受害者将来上大学的费用，并以之资助受害者的配偶和未出生的婴儿。

如休伊特所预测的，多尔几乎没有幽默感，这对电视观众来说太枯燥了。经常有人说闪光灯更喜欢比尔·克林顿，而不喜欢鲍勃·多尔。“我认为这不是参议员多尔的极佳论坛，”斯科特·里德说，“克林顿是一个每天都能将鸟吸引出大树的人，这些鸟飞到他的肩膀上……他确实知道怎么引诱闪光灯，那些记者也就真的来到他身边，这一点十之八九的政界人士都难以做到。”

糟糕的后勤工作加速了本已迫在眉睫的失败。休伊特回忆说，为了获得大量资金，克林顿“在世界各地不停地作演讲”。“他一次又一次坐上飞机，飞往目的地，其中一些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由于克林顿的日程安排很紧，这两个人只有一次在同一时间来到同一个工作室。当夏娜·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坐在一张桌子四目相对时，两个人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

两星期后，不仅休伊特失去了兴趣，观众们也一样。“他们之间没有碰撞。”托尼·科尔贺说。

亚历山大和基尔帕特里克之间针锋相对的争论让人觉得“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拙劣模仿演员简·库丁和丹·阿克罗伊德。“简，你这个愚蠢的荡妇。”这句经典台词，由此被人们所熟知。“《综艺》让我将这个节目撤掉，说‘星期六晚间直播’是在模仿它，”休伊特回忆说，“我就说：‘你这个狗杂种，这就是我要把它搬上节目的原因。这对我恰恰是鼓励，我很高兴。’”

回顾这件事，休伊特后悔没有让众议院前发言人纽特·金里奇作为克林顿的对手搭档。“我觉得他可能会和纽特·金里奇配合很好，他尊重金里奇。”

休伊特迫于无奈只能打电话给鲍勃·巴内特，将这个节目枪毙掉。“我认为这对他们都没有好处，”休伊特告诉他，“而且对我也不会有好处。”没有人反对——包括克林顿在内，休伊特说，因为“它是一个赝品……没有多少人关注；不会激起浪花，我认为他也失去兴趣了，就像我们一样”。

2003年6月，就在电视节目被取消之后，比尔·克林顿在晚间又出去了——像往常一样，没有希拉里——到了曼哈顿蒂娜·布朗阳光上东公寓内的一个书友派对，这次的书友派对是为克林顿的高级助手、曾经做过记者的西德尼·布卢门塔尔举行的。他的书《克林顿战争》刚刚出版，但书中为克林顿夫妇进行了过分的狡辩。

布朗曾经做过《名利场》和《纽约客》的编辑，《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大卫·卡尔是她的客人。布朗问卡尔是否想见一下总统。“当然，很乐意与总统握手。”卡尔回答说。

“克林顿听到我的单位是《纽约时报》，就开始说些我认为是……长篇累牍的激烈批评或对《纽约时报》的猛烈抨击。”他指责这份报纸——或者卡尔，很明显卡尔被作为《纽约时报》的化身——“故意无视布什政府的失败……‘这些人懂得权力的作用，他们将你们’——指的是《纽约时报》——‘完全吓怕了’。”卡尔发现克林顿这阵爆发充满了咒骂，有点吓人，又“引人发笑”，卡尔觉得他在该报社不是知情人，他报道新闻、文化和商业，而非政治，“我只不过是《纽约时报》与此毫无关联的一个人”。

克林顿仍然说个不停，“然后他开始回忆他与这份报纸的恩怨，首先从‘白水门事件’，然后是无数次的纠缠，巧妙的辩驳，复杂的记忆……当他做了许多工作后人们才渐渐站到他身边”。他不由自主地又说到了莱温斯基。“在他说话时，”卡尔回忆说，“我有点儿焦虑不安，一个大人物在冲着你大喊大叫。他又说到我们（报社）与现政府关系很好，甚至不给民主党人解释那些流言的机会……当我最后终于有机会说话时，我说：‘我很尊敬您，总统先生……我必须告诉您，今晚在阳光上东鸡尾酒会上这5分钟内我听到的您的浮夸言论比我听到的您的政党在过去两年的都要多，我觉得部分原因是您离开了总统职位。’他顿时停住，意识到失态后赶忙说：‘你说得对，嗯，你说得对。’”

在那一刻，卡尔说，克林顿“在这件事上对我非常友好”，他回忆说：“在他脸上大多数时候都带着微笑……他的大手有力地握着我。”

卡尔说，克林顿的发泄是“无意识的”，比较奇怪，“也让人感兴趣……他在就国家主要媒体和现政府的关系作大师级即席剖析……我可能会喜欢它，如果我不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的话”。

《纽约时报》的一名实习生说，克林顿的怒火很可能主要针对当时的执行总编辑，他在该报纸担任社论版编辑的期限几乎与克林顿的任期相重合。他认为，社论不得不经常批评克林顿，这是不公平的。比如，在莱温斯基事件后，《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作者就对总统那“留之在册的人格问题”扼腕不已。克林顿说过很多次他和雷恩斯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南方问题”——雷恩斯在亚拉巴马州长大，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你不得不阅读福克纳所有的小说，看看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在同一个月，即2003年6月，希拉里由人代笔的回忆录《亲历历史》出版了。希拉里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了，但是比尔却没有在2003年年初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认识他的人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

克林顿一些更亲密的朋友们说，克林顿孤独地坐在自己家里写作，他的男仆奥斯卡·弗洛雷斯端给他一杯冒着热气的咖啡，在静静地写作过程中他的灵魂得到洗涤。“你可以看到在他的心目中这本书分量很重，”伊琳娜·梅德沃伊说，“他天生生存能力很强，并且我觉得这本书对他来说就是精神寄托。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本书救了他的命。它让他打起精神，给他指明方向。我们非常清楚的是，他对过去的记忆非常清晰，他会一丝不苟地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希望将自己投入这本书中。”他的精神顾问和朋友托尼·坎波罗写道：“他卸任后的那段日子用于写这本书，并在写作中审视他的生活。”

听起来不错，但不是真的。克林顿发现他很难静下心来写作，直到截止日期即将到来。最后的准备工作和实际出版的希拉里的回忆录已经刺激前总统想要采取行动或做点儿什么。他在2003年和2004年的春天做了很多工作。克诺普夫出版集团希望在6月出版这本回忆录。围绕着他的演讲日程安排，他通常花费一两天用于写作，一般都在查巴克的家中。

里昂·帕内塔形容他的前老板就像“我们在学校中认识的一名学生，他平时不努力学习，而到了考试前的那个晚上突击一下，最后竟然得个‘A’”。换句话说，克林顿总是拖延时间。据传闻，他经常打电话给朋友们来读他们的逸事和文章，有时候整个章节他都特别喜欢。

朋友们说他在写作上确实寻求了一些帮助。他雇用了特德·韦德默，是一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美国两任总统的书——马丁·范·布伦的传记和杰克逊式民主）和演讲撰稿人，在克林顿还在白宫的时候曾为他服务，虽然韦德默过去被称为一个研究者或一个采访者，不过目前是布朗大学约翰·卡特·布朗图书馆的主任。通过采访克林顿，韦德默帮助前总统打开思路，重拾他在做总统前的那些年中的事情。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韦德默没有在第二部分工作。（按照合同，进行一个采访时，韦德默说他的谈话只有征得克林顿的同意，但这并不能很好地做到。）

那时的报道中，克林顿周围的人们看那些由他亲笔写的文章——他声称已经填满了20个笔记本——他之后便把这些交给了一名工作人员，由其负责将文稿输到电脑上。

克林顿无法集中精神来进行写作，他经常被丰富多彩、熠光闪闪的生活所吸引，醉心于一场又一场演讲。

“克林顿夫妇有很贫穷的朋友吗？”《新共和》编辑马丁·佩雷兹问道。克林顿夫妇的许多老朋友也都问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公开。

克林顿的一些朋友抱怨说，他们觉得他现在越来越难以接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可以给道格·班德打电话联系到总统，”卢·韦斯巴赫说，“而现在，我听到每个人都在说，他变得不好接近了。”

即使在好莱坞，克林顿的一些老粉丝这些天也不再怎么谈论他。“我与总统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过话了。”曾和其他人一起将比尔·克林顿介绍给好莱坞巨富们的巴德·约金说。（约金夫妇在1992年为克林顿安排了一次晚宴，约金回忆说：“所有的脱口秀节目都支持鲍勃·克里。”没有人想见阿肯色州州长，约金邀请大卫·盖菲和西德尼·波拉克过去，最后竟有八九十个人出席，约金说，大多数人印象深刻。约金夫妇随后为克林顿夫妇募集了25万美元合法辩护资金。）

有人听到斯坦利·赛因鲍姆也在抱怨，赛因鲍姆是好莱坞一名激进分子，也是克林顿的朋友。赛因鲍姆说，他与另外几个人一起说服比尔·克林顿参加1992年的竞选，还募集了六位数的资金来帮助他。

1981年，在克林顿重新竞选州长失败后，他和希拉里与赛因鲍姆住在布兰特伍德的同一间房子里。赛因鲍姆现躺在布兰特伍德一家医院的康复病床上。按传统标准来说，他很富裕—与电影大亨哈里·华纳的女儿贝蒂·华纳结了婚，收藏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还拥有一批优秀的工作人员——在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他一直都是好莱坞左翼（Hollywood Left）的核心。2003年，《热线》称赛因鲍姆为“民主党总统制造者”，《洛杉矶时报》在2001年则形容他为“一个有20多年历史、由有权势和著名自由人士组成的传奇沙龙”的主持人。

斯坦利和贝蒂·赛因鲍姆夫妇在克林顿执政时曾是林肯卧室的住客。在总统遭到弹劾时，他们支持他。赛因鲍姆抱怨说，克林顿现在只有时间与“更重要的人——罗恩·伯克尔”待在一起。

“克林顿与不同的朋友们在一起，他的生活就不一样。”贝蒂·赛因鲍姆说。

和克林顿在洛杉矶的新朋友相比，赛因鲍姆就像一个叫花子，他现在又老又有病，耳朵不好使，记忆也变模糊了。

当问到前总统时，他说：“谁是比尔·克林顿？”语气中带着嘲讽，这与任何潜在的记忆衰退没有关系。他抱怨说，自从克林顿离开白宫后，克林顿看望他时就没有“超过两分钟”，他们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在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不久，赛因鲍姆就给克林顿写了信，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克林顿的新粉丝们的确有一些斯坦利·赛因鲍姆所没有的特点——他们是亿万富翁，比比尔年轻，大多数独身或离了婚，喜欢约会，拥有权力但华而不实，他们至少拥有一架飞机，他们很高兴将它借给比尔·克林顿使用——有些时候是做好事，有些时候是去玩儿，还有些时候是到欧洲或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去作一场收入颇丰的演讲。

他们也知道前总统能派上什么用场，不过天知道他们会利用这点来干什么。就像一位非常了解克林顿的女士所说的那样：“他与女人有那种事情，这令人震惊……做了这样的事情，还试图加以掩盖，就会欠下一些人的人情，而他原不想对这些人欠下人情的。”

一位朋友称克林顿是他见过的最聪明、最有趣的人——“他简直就不是人类，而是一个不同的物种”——他也称克林顿是“我见过的最自恋的一个人”。这个人抱怨说克林顿“对他周围的人分辨不清……总统被一群阿谀奉承之辈和所谓的支持者环绕……有时候你就想：‘他与这些家伙在一起干什么？’”

为了形容克林顿现在的交际圈，多恩·休伊特简单地说：“他只看到有钱的人。”在迪克·莫里斯看来，克林顿当前的交际圈“意味着在一个曾经只装着权力和被认同观念的男人心中，物质主义取得了胜利”。（莫里斯在1996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被迫辞去克林顿的顾问职位，当时新闻报道了他与一名妓女在一起厮混，乐此不疲地让那名妓女吸吮他的脚指头。）

“他乘坐罗恩·伯克尔的私人飞机有什么错吗？”汉克·申科普夫问道，“他是一名普通公民……由于克林顿出色的工作，许多人赚了很多钱，在克林顿执政时很快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他在收获自己曾经播下的种子所结的果实。”

像克林顿这种身份的人中有谁会拒绝别人主动提出借给他飞机用呢？朋友们说那些人一个又一个主动让克林顿借用他们的飞机。这么说吧，随便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或在汉普顿一次宴会上谈论到某件事，某个大人物想到他要走那么远的路，可能会说：“我将我的飞机借给克林顿，是因为他不得不到约翰内斯堡去庆贺纳尔逊·曼德拉的生日。”

对于比尔·克林顿，有时候私人飞机不单单是一架飞机。一名知情人士解释说，这是一个后勤保障问题。要在全世界穿行，“没有比拥有一架私人飞机的朋友更好的了”。但是很快就又出现了新谣言——“听说在飞机上有一些女人”。

克林顿乘坐一位亿万富翁朋友的私人飞机到某个大城市作演讲。一名行政长官邀请前总统与他和其他企业领导到一家四星级饭店进餐，克林顿婉言谢绝了。这名行政长官认为克林顿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人说，这种情况是“危险的，我觉得不止一个女人”。

克林顿最好的朋友是——朋友们都说甚至比特里·麦克奥利弗还要好——罗纳德·韦恩·伯克尔。伯克尔54岁，离了婚，他通过购买、兼并和出售连锁超市（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他购买了拉尔夫超市和弗雷德·迈耶超市，然后以80亿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卖给克罗格超市）成为亿万富翁——福布斯估计他的财富大约有25亿美元。他是尤开帕集团的董事长，尤开帕集团是一家私人股票公司，拥有尤根森、费利和阿尔法—贝塔等百货连锁店。他于1986年设立这家公司，以加利福尼亚州当时他所生活的一个小镇名字命的名。伯克尔炫耀说他每年有500个小时都和克林顿待在一起。他在克林顿哈莱姆的总部也有一间办公室。

克林顿和伯克尔在1992年相识，也是在这一年伯克尔和他的妻子离了婚。

关于比尔和罗恩（译者注：罗恩是罗纳德的英文简写名）是怎样相识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但是这完全是预先准备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1992年洛杉矶发生“罗德尼·金骚乱”（Rodney King riots）后，克林顿作为总统候选人正在贫困地区进行巡回演讲，看到他周围所有的商店都遭到了破坏，而唯独一些百货店相对地得以幸免。当克林顿问为什么会这样时，有人告诉他这些是伯克尔的商店，《纽约时报》说他“对待顾客和员工很公正”（并不是所有伯克尔的商店都没遭到破坏，《纽约时报》纠正说）。克林顿提出要见他。伯克尔注册的是共和党人，他对克林顿印象极其深刻，以致在那个秋天他第一次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人。

达瑞斯·安德森是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市的一名说客，他曾经担任伯克尔的政府公关主任，他说，实际上让这两个人见面的是鲍勃·波克特。波克特是一名政治顾问，在1992年初选中他曾为鲍勃·克里募集过资金。比尔和伯克尔的见面与他怎样对待员工毫无关系，而与伯克尔最近买的比佛利山庄的绿野居（Green Acres）有关系——它有44个房间、26个浴室，是洛杉矶最大最奢华的私人住宅。最初这所房子属于无声电影时代的电影明星哈若德·洛伊德，后来归于电影制片人特德·菲尔德名下，他是芝加哥百货商店和报纸财富的继承人。菲尔德在政治上很活跃，他专门对这套住宅进行了整修，以便进行资金募集活动。

伯克尔立即开始将最大的资金募集项目投向城里。“洛杉矶可以举行募集资金活动的住宅非常少，”安德森解释说，“因此当罗恩买下它后，它就像被放到了地图上，很多人都开始打电话来。”安德森说，绿野居是“这些住宅中的一个……就像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西海岸的延伸。如果不在喜来登酒店举行这些活动，那就在罗恩·伯克尔的府上”。

克林顿和伯克尔见面的那天晚上，伯克尔已经主动提出将他的绿野居借给一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资金募集人，他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比尔·克林顿募集资金。安德森说，伯克尔“以前从来没有在总统竞选这个层面上玩过……这是他第一次走近国家级场合”。那个场面很壮观，“芭芭拉·史翠珊介绍好莱坞影视圈和工商界的人物，总共大概有3000人”。

克林顿刚刚来到，伯克尔——达瑞斯·安德森形容他“极为害羞”——将克林顿领到他的图书馆，他们两个在那儿交谈。“那时克林顿州长最大的本领是他的沟通能力，他会让你觉得你很重要。罗恩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他们多年来关系一直这么好的原因是他们的人生有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来自艰苦的家庭，靠自己摸爬滚打成就一番事业。”（安德森说，伯克尔的父亲是“一名超市工人”，后来成为一个大连锁店的区域经理，并最终成为那个公司的总裁。但是伯克尔在童年时还很穷苦，在很小的时候，他和父亲一起没日没夜地摆放货架。他首先做搬箱子的货童，努力考上大学——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牙医——但是后来他退学了，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大学学位。）

对于伯克尔来说，克林顿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伯克尔讨厌成为关注的焦点，就像克林顿喜欢成为焦点那样。

在90年代晚期，伯克尔买了一架波音757，装设豪华而且完善，一名前雇员描述它“有两个大睡房……漂亮的起居室，物品齐备的厨房和乘务人员的休息室”（这架飞机外面写着“770BBL”几个大字，代表着“Box Boy Local 770”，是伯克尔作为一个搬箱子的货童开始在杂货生意圈闯荡时的工会名称）。克林顿戏称它为“空军二号”或“罗恩飞机”。

安德森解释说，拥有一架商用飞机可以飞到世界各地是极其不寻常的，“私人很少拥有，如果你有那个实力，你就会购买湾流私人飞机或商用波音喷气式飞机，那是世界上像斯皮尔伯格和盖菲那样的人才能做到的”。大多数时间，这个巨无霸载着伯克尔和几个朋友或者还有一两个随从。“他从不让30个人跟着他。”安德森说。波音757太大因而不能在某些机场降落，而这些地方伯克尔很想去，所以他就又买了一架小一点儿的飞机，可以飞到那些波音757不能去的地方游玩。

克林顿卸任后，2002年4月，伯克尔聘请克林顿为尤开帕集团下属的两个公司投资基金的“资深顾问”。

对于我们想直接采访伯克尔、他公司的职员、公司的公关人员和门岗的请求，伯克尔没有作出回应。但他的确告诉《福布斯》的马修·米勒，当他试图与麦当劳做生意时，他让克林顿给那个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后者很乐意与克林顿处好关系，还给了伯克尔他家的门牌号和电话号码。伯克尔使那些不会接他电话的首席执行官们高兴地跳起来接克林顿的电话。对于一名前总统来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并不合适。当伯克尔通过克林顿来拉拢卡车司机联合会和该会主席小詹姆斯·霍法时，克林顿的名字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包括卡车司机们因为感到他们的最低工资标准很低而提起的诉讼和指控。

比尔·克林顿和杰西·杰克逊牧师都是伯克尔董事会的成员。尤开帕在一段时间每月给杰克逊的前女友凯伦·斯坦福德——当然也是他孩子的妈妈——1万美元的预聘费。伯克尔和克林顿关系的更大一个受益人是杰克逊的儿子，37岁的约瑟夫。

1998年，当时还是一名律师的约瑟夫买到一个大分销权，覆盖芝加哥北部和西北部，让他赚了很多钱。（早在80年代初，因为缺少较小的分销商，他的父亲曾经号召抵制过啤酒公司。）1996年在伯克尔底邸的一次聚会上，约瑟夫·杰克逊见到伯克尔的一个好朋友，即奥古斯特·布希四世，他是安海斯—布希公司董事长奥古斯塔三世的儿子。他们两个人都有非常有名望的父亲，这一相同的背景让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他们人生的起起落落。在伯克尔为约瑟夫担保后，他们的合作就开始了。依靠伯克尔的资金支持，约瑟夫随后将投资重点锁定在杂志领域，其中就有以时尚和娱乐为特色的《雷达》杂志。

当克林顿来到洛杉矶的时候，他总是住在绿野居侧翼的客人套房内。伊琳娜·梅德沃伊称，它是克林顿的“避难营……因为在绿野居他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进出”。她说比尔和罗恩“谈天论地，一直到后半夜三四点”。

当克林顿遭受莱温斯基性丑闻的羞辱时，他觉得绿野居是一个“安全的港湾”，梅德沃伊说，她还记得在那些黑暗的日子，有次总统和她在伯克尔家里“一个非常小的晚宴”上共同进餐。在那儿的还有杰西·杰克逊，他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在那儿他协助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就释放3名美国战俘进行谈判。

梅德沃伊说，在伯克尔家里的晚餐让克林顿放松，得到安慰，而且这儿的人们也不会对他进行审判。“他可以做回他自己，”她说，“并且，在这儿没有人背叛他。”在那个晚宴上，梅德沃伊回忆说，他们谈论如何成功地解救了人质，还有世界各地的其他“热点问题”，以及如波斯尼亚种族清洗之类的问题如何被推到一边，全世界却都在关注让人对他进行“口交”的比尔·克林顿。

在比佛利山庄，绿野居与克林顿从前的另一个亿万富翁支持者大卫·盖菲的庄园有一个共同的界限。盖菲在1992将录音公司出售给美国音乐公司，成为一名亿万富翁，随后，他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杰弗瑞·卡森伯格一起成立了梦工厂。在《纽约时报》莫琳·多德的采访中，当时的盖菲称克林顿夫妇是说谎者，是“不计后果的家伙”，“给了他的敌人大批弹药来攻击他，并让国家分裂”，盖菲还声称他不会在200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支持希拉里，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盖菲嫉妒克林顿喜欢伯克尔的庄园而不是他的。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当克林顿还是总统的时候，“盖菲坚持说克林顿在晚上待在他的家里，即使盖菲晚上并不在家。克林顿出席在伯克尔的住宅举行的活动时，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那里，不过随后他会忠实地绕着邻居盖菲的庄园走上一圈”。

随后出现了一些庸俗无聊的争论，争论他们两个谁的庄园更大一些，谁的庄园克林顿更喜欢。盖菲的庄园占地9.4公顷，到处都是珍贵的当代艺术品，这里曾经属于电影大亨杰克·华纳；伯克尔的庄园相对小一些，据报道有5—8公顷，不过，不管到底有多大，他的庄园在洛杉矶也是数一数二的。

伯克尔给人的感觉很神秘，是一个将巨大财富、古怪性情和努力拼搏进行了盖茨比式融合的人，也是那些花边新闻不断追逐的对象——有人形容绿野居是“南加利福尼亚州最有名的家庭聚会地之一”——甚至《纽约时报》都不止一次地将伯克尔放到头版进行特别报道。像他这样一个总是被人描述为害羞的人，看起来也喜欢宣传自己。绿野居资金募集现场通常包括大批耀眼的明星和社会名流，与芝加哥酒店大舞厅的政治资金募集现场非常不同，出席那里的资金募集活动的名人可能是政界人士或诉讼律师。

伯克尔喜欢穿一套李维斯（LEVIS）牌制服，黑色的马球衬衫和蓝色匡威（CONVERSE）休闲运动鞋。他与弄潮儿“吹牛老爹”肖恩·康姆斯是朋友，据报道，伯克尔向“肖恩·约翰”系列产品投资了1万亿美元。他与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同住一个纽约临时住房。

今天，伯克尔已涉足了许多领域。“骑士”报业公司将要破产的时候，他试图购买该公司旗下的12种报纸。他也想购买美国论坛公司和当时的《洛杉矶时报》，并提出了一个购买《华尔街日报》的计划。他和约瑟夫·杰克逊还曾一起试图购买《芝加哥太阳时报》。

伯克尔自从1999年成为匹兹堡企鹅队的部分所有人，就产生了将这个队搬到拉斯维加斯的想法。他试图将一个国家橄榄球联盟队带到洛杉矶。2006年，他与约瑟夫和其他人一起出资4.5亿美元竞买华盛顿国民队，但最后没有成功。

伯克尔也是雅虎董事会的成员！他还和副总统阿尔·戈尔一起做生意——他在戈尔的有线电视频道拥有股份。这位大学里的辍学者也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克莱蒙研究大学商学院的资金支持者。

有些人说伯克尔和克林顿在拈花惹草方面也是搭档。据说，伯克尔喜欢非常年轻的女人，特别是模特。《纽约时报》在描述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使用了让人产生联想的语句，“拉链”一词被着重提了出来：“克林顿先生在公共场合很少有人陪伴，但是他的伴侣很少包括他的妻子。晚上在外边发现他和他的单身兄弟罗纳德·韦恩·伯克尔在洛杉矶到处拉拉链。”

一个比较了解伯克尔的好莱坞女人吹捧他说，他很害羞，却非常聪明，他的忠诚现在已很少有，是一位非常讲诚信的商人，“平时他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因此当他说话时，通常很有价值……如果你和罗恩·伯克尔交上朋友，你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是这个女人看起来也暗示伯克尔和克林顿在一起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希拉里并不想公之于众。

“那与好莱坞有关，”一位大明星说，“而且与女人有关，比如他与弗农·乔丹之间的友谊，猜想都是关于女人的。”达瑞斯·安德森说，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他们和女人厮混的场景，但他又说，他是在1998年离开伯克尔的，也就在那个时候伯克尔购买了私人飞机，“因此，当他们乘飞机在全世界飞的时候，我并不在那儿，也不知道上面发生的一切……我也听说了一些同样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喜欢散播谣言，但我确信有一些是真的，无风不起浪嘛。”一名专门报道克林顿夫妇的华盛顿记者说，在私人场合，伯克尔称他的飞机是“做爱飞机”。

克林顿的一些观察者说，最讽刺的是，如果希拉里看到她的丈夫和伯克尔在追逐女人时，希拉里就会将目光转到其他方向，希拉里知道，对于她的政治前途，伯克尔是个重要支持者。

一位著名的记者说，伯克尔“让我毛骨悚然”，他提到伯克尔想尽办法来揭露杰瑞德·保罗·斯特恩（一个为《纽约邮报》“第六版”提供花边新闻的自由记者）的虚伪。伯克尔非常讨厌《纽约邮报》，他指责说，这份报纸对他的私生活总是进行臆想式的错误报道。这名记者强调他并不支持斯特恩，他称，伯克尔“满脑子想的都是和女人做爱”，让他想起了前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总裁哈维·韦恩斯坦，而且“也是比尔·克林顿的熟人，他嗜好操纵媒体，将记者们哄得团团转”。（克林顿与韦恩斯坦关系密切，在2000年大选的晚上他们还待在一起。）

杰瑞德·保罗·斯特恩的“第六版”与罗恩·伯克尔之间的战争打响了，在2002年5月“第六版”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说，伯克尔买下了一个模特经纪公司，即精锐模特管理公司，这样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就可以分一杯羹了。这让伯克尔怒不可遏。这篇文章也形容伯克尔将模特们带上他的私人飞机一起去游玩。在2006年3月22日，斯特恩和伯克尔相见了。据说斯特恩和伯克尔这次见面的目的是，斯特恩向伯克尔提出条件，从而保证不会再有模特经纪公司这样的故事出现在《纽约邮报》上。伯克尔将这次与斯特恩的会面偷偷录了像。《纽约每日新闻》获得一份翻版，录像中杰瑞德·保罗·斯特恩说：“如果我觉得在你需要的时候我帮不上你的忙，我就不会收你这些钱。”（据报道，斯特恩收的这笔钱要预先支付10万美元，然后每月定期支付1万美元。）

看起来斯特恩试图敲诈伯克尔一笔钱，随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调查。斯特恩丢掉了他自由职业的工作，称他只是试图说服伯克尔向斯特恩的骷髅服装公司进行投资。几个月后，美国司法部办公室的一个人告诉斯特恩的律师：“他们并不准备起诉斯特恩先生。”

失掉自由职业后很郁闷的斯特恩准备起诉伯克尔、《纽约每日新闻》、伯克尔的公关人员、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宣誓书称伯克尔是一名亿万富翁，他“用时尚模特进行性公关，其中有些模特在法定年龄之下”。2007年11月，斯特恩预测说：“为避免让克林顿宣誓作证，伯克尔将做任何事情。”

另一位重要的比尔（和希拉里）的资金支持者——在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最大的资金支持者之一——是海姆·萨班。有人问麦克·梅德沃伊，比尔·克林顿是否游说过他来支持希拉里作为2008年总统候选人，他说没有，但是“海姆询问过我”。

萨班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是一个极端忠诚的人，即使在莱温斯基性丑闻案最糟糕的日子也没有动摇过对克林顿的支持。1998年9月，在他的住处为民主党人举行的募捐活动上，大概有200人出席，包括伯克尔、麦当娜、罗勃·雷纳和萨班等人，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他们向饱受折磨的总统作出了保证：“我们为您祈祷，我们对您的支持毫不动摇。”那晚在北比佛利公园这个封闭式社区中他的最新法式宅邸里募集到的资金是150万美元。

63岁的萨班是出生于埃及的以色列人，他在1975年离开以色列到了法国，然后于1983年搬到洛杉矶，通过制作儿童卡通片《金刚战士》和《忍者神龟》积聚了他的财富。在2001年，他是福克斯家庭娱乐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当他卖掉他的股份后赚了15亿美元。在接近2002年中期选举时，他捐赠了700万美元帮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来建设一个当前最高水平的华盛顿总部。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国家财务主席艾伦·索罗门特称萨班是“一名典型的以色列人。外表有点儿粗鲁，是很难相处的一个人”。萨班在布鲁金斯研究会成立了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并给了特拉维夫大学“一大笔钱”来设立萨班美国政治制度研究学会。在2002年1月他授意该大学向比尔·克林顿颁发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克林顿没有和萨班一起乘他的G—7飞机到以色列去，而是和伯克尔一起乘坐了波音757。“飞机就像他们身上（会生长）的一个器官，就像在比较谁的那个家伙更大些一样。在当时的特别场合伯克尔的要更大一些。”

考奇·海尔是一名音乐家，也是好莱坞一名激进主义者，说萨班是继乔治·索罗斯之后第二个对民主党最慷慨捐助的人。她称萨班“与克林顿的关系非常好，或许仅次于伯克尔，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非常非常有钱……”她没有说完，但是意思却很清楚。萨班入选《美国名人录》的理由是他被授予“2006年度最富美国人‘福布斯第一名’”。

另一名在比尔·克林顿卸任后与他的关系迅速升温的是纽约人杰弗瑞·爱普斯坦，53岁，一位亿万富翁经理人，曼哈顿杰弗瑞·爱普斯坦公司的总裁。爱普斯坦将他的客户限定在10亿美元以上的那些人，其最开始生活在科尼岛，是一个百货商店员工的儿子。70年代他在曼哈顿的道尔顿学院教授微积分和物理学，当时一名学生的父亲安排他与艾伦·格林伯格在贝尔斯登公司见面。爱普斯坦在到其他地方开始职业生涯前在这家公司升迁很快。

爱普斯坦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住在东第71号大街一个4.5万平方英尺的阳光上东房子，据报道说，他自己称这所房子是“这座城市里最大的私人住宅”。他在圣达菲还拥有一个5万平方英尺的城堡，据报道是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的住宅。此外，他在棕榈滩还有一栋别墅，在圣托马斯外美属维尔京群岛中有一个100公顷的私人岛屿。

爱普斯坦的飞行舰队包括一架波音727、一架湾流、一架塞斯纳421和一架直升机，载着他从他的加勒比海岛到圣托马斯。

在2002年，克林顿和爱普斯坦一起乘坐波音727到非洲去——同行的还有爱普斯坦（和克林顿）的朋友凯文·斯佩西和克里斯·塔克。这次旅行被称为“‘三个朋友’最出色的非洲探险”，将爱普斯坦放到了聚光灯下。《纽约》杂志很快安排了一名作者小兰顿·托马斯来描述他。在采写这次非洲之行时，托马斯一口气描述了爱普斯坦对克林顿形成的深刻印象。“与非洲各国财长一起讨论经济发展的理论问题让爱普斯坦感到很愉快，不过，他真正的收获是从职业角度对克林顿进行观察：和非洲领导人谈论HIV/AIDS政策，从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一路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托马斯将爱普斯坦描写成好色之徒，实际上不止如此。“就像有人收集蝴蝶，而他采集主意。‘我向人投资——政界人士或科学界人士，这就是我所做的。’他曾经对朋友们这么说。他最近的捕获物就是前总统，在他眼里，像克林顿这样的人是政治领域进化最高级的物种。犹如在探险过程中发现了珍稀动物，他想近距离地接触他，就像在非洲之行中那样。”

托马斯也引用唐纳德·特朗普的话：“我和杰弗瑞相识已有15年了，他这个人很不错，和他在一起非常有趣。竟然有人说他像我一样好色，而且也喜欢比较年轻的女人。”不像前文中其他人所作的评论，包括称赞爱普斯坦的比尔·克林顿，特朗普的评价十分中肯。

2006年，据《棕榈滩邮报》报道，爱普斯坦在他的棕榈滩别墅的时候，因为他的行为涉及裸体的未成年女孩（据报道，一名14岁），赤身裸体的爱普斯坦要求她们给他进行按摩，据说他还要求“快活”，因此其在缴纳保释金前被关押了两个小时（官方指控他招妓）。

在那年，《纽约》杂志换了另一种眼光来看爱普斯坦，凡内莎·格利高里亚迪斯说，这次不是那么理想化：“爱普斯坦是一个出了名的好色之徒。他通常有3个女人随行，她们‘绝对不是我们这种类型的人’，一位朋友说。她们在他的私人727飞机上为他的客人们服务，也是在那儿被他们抚弄。但是看起来他对年轻的女人也很感兴趣：在过去的几年中，当时年龄为17岁的一名女侍者奥利夫·加登领着至少5名年龄在14—16岁的高中女生进了爱普斯坦棕榈滩的家去给他‘按摩’，这意味着她们在观看爱普斯坦手淫，甚至有报道说他们在做爱。”（这个案子可能要开庭审理；爱普斯坦声称他不知道那些女孩是未成年人，他坚称自己当时认为她们18岁了，在对爱普斯坦就这一问题进行说谎测试时，他通过了测试。）

《纽约》杂志一位著名的记者提到爱普斯坦时说：“他是一名非常聪明的自学成才者，但是在个人感觉方面有点儿欠缺，难道想不出是谁做了这件事？”

45岁的菲利普·莱文是迈阿密一名商人——他在巡游客船生意衰退期创造了自己的财富——也是一名单身汉，只不过是一名亿万富翁，就与克林顿以通常的方式交上了朋友；他捐给民主党很多钱。莱文和另一个人共同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持了两个群星荟萃的资金募集会，一个在比佛利山庄，另一个在迈阿密滩，克林顿当时都在场。据说莱文“捐赠10多万美元给民主党和它的候选人”。

莱文没有对采访要求作出回应。他称克林顿总统是埃尔维斯和肯尼迪的整合，说他们好得就像“一个人”，彼此欣赏对方。莱文曾在白宫留宿，与克林顿在他的房中娱乐，也在克林顿卸任后与他一起出去游玩。《名利场》的罗伯特·萨姆·安森援引希拉里的话说：“我也需要开始参与到这些旅行中。”莱文在曼哈顿也有一套公寓。

克林顿的一位老朋友（不太友好）说莱文“是一个喜欢派对的单身家伙”。他不知道为什么克林顿想和莱文待在一起消磨时光，将他不适宜地比作克林顿的亲密顾问爱拉·迈格辛纳、桑迪·伯格和已故的伊莱·西格尔：“比尔·克林顿周围人的素质参差不齐……他确实非常喜欢让那些人围着，拜倒在他的脚下，对他顶礼膜拜，听他差遣，替他埋单。”

然后是电影（《极地特快》《贝奥武夫》）制片人斯蒂芬·宾，他继承了他祖父将近10亿美元的房地产财富，拥有一架波音飞机，经常出现在花边新闻上，更为出名的是在2001年伊丽莎白·赫莉称宾是她儿子的父亲之后。进行的DNA测试支持了赫莉的说法。父子关系测试也证明，他也是柯克·科尔克里安前妻丽莎女儿的父亲。

《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文章称宾正在和伯克尔以及萨班竞争，来看看谁对希拉里更有吸引力。在此之前，宾对比尔及其所在的政党并不是一名慷慨可靠的支持者。他签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来资助200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

据一位曾经报道克林顿的记者说：“斯蒂芬·宾是那群人的缩影。克林顿仍然喜欢解女孩的裙子，这些家伙在好莱坞十分活跃，也很有影响力。斯蒂芬·宾虽然没有权力，但很富裕，也很年轻……他在每个国家都住过……这确实对克林顿很有吸引力……他做过一些众所周知的不恰当的事情，即使在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后，即使是在他试图将自己塑造为美国政坛被伤害的圣人时，他仍然这么做。他是本质上有问题。这些家伙……他喜欢围着他们转……他喜欢漂亮的女人……他喜欢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他喜欢他们会给他签具的大额支票……主动将他们的飞机和他们拥有的其他东西借给他使用，这有助于他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伊琳娜·梅德沃伊曾经与宾有个很短的约会，她称这两个人之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比尔·克林顿也是一个喜欢大笑，比较有趣的人……他是一位年轻的总统……我觉得年轻人和他在一起会让他开心……我觉得斯蒂芬对他来说是……一个可以释放情愫的出口”。还有其他一些人，钱包里的钱要少得多，在地位上也无足轻重，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比尔迷。据说令克林顿的一些工作人员感到吃惊的是，前总统竟然喜欢与比他年轻12岁的杰森·宾待在一起，杰森·宾是Niche传媒公司的总裁，该公司出版高端精装杂志，受众多为纽约、洛杉矶、华盛顿、波士顿、汉普顿和阿斯彭等地的超级富翁。

“让遗产保护者吃惊的是，”罗伯特·萨姆·安森写道，“宾也对克林顿服服帖帖，而克林顿看起来也很高兴让他跟在自己身边。这不是为了闲谈……一件大事就是宾毫无疑问可以共享那些模特们。”

宾没有接受采访。

一位克林顿的朋友和支持者认为，特里·麦克奥利弗“可能是比尔·克林顿最好的朋友”。而且，这个人非常纳闷，为什么克林顿喜欢花那么多时间与一个精明但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况且这个人对比尔·克林顿表示崇拜是居心叵测的。麦克奥利弗看起来将他的生命都投入为克林顿夫妇募集资金和为他们解围上了。“特里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个人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精神意志甚至超凡魅力上有点儿相似，但是比尔·克林顿是一个‘做爱天才’，老实说，特里作为他的最好朋友有点儿怪怪的。”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多恩·福勒与麦克奥利弗有过节，谈到麦克奥利弗与克林顿的关系时，福勒说：“他就靠那生活。”

在克林顿将要离开白宫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希拉里当选参议员后，奥斯卡·德拉伦塔开始邀请他们到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家中一起度过复活节周。

在德拉伦塔家中度假一结束，康拉德·布莱克说，加拿大媒体大亨最近指控希拉里犯有邮件诈骗和妨碍司法罪，这些都是商业上的事情——设“计”不让她成为总统。德拉伦塔特意设计了另外一套就职礼服，并且希拉里穿着这个裙子登上了1998年12月那期《时尚》杂志的封面，使她看起来，就像《华盛顿邮报》时尚评论家罗宾·基翰所写的那样：“魅力四射，雍容华贵，姿态撩人。”

布莱克继续说道，身为多米尼加人的这位著名设计师虽然继续邀请他们，德拉伦塔真正的密友、康涅狄格州的邻居亨利·基辛格却表示反对。“基辛格认为克林顿是一个非常龌龊的家伙，是个非常二流的总统。”

很多传言说克林顿只和拥有私人飞机的人交朋友，他毫不知耻地将座位（和床）挪来挪去，乞讨生活。大卫·舒尔特说：“一旦你乘坐了8年空军一号，再在美国上空飞行时，如果你喜欢商业航空一定是大脑死亡了。”不过他又说，克林顿嗜好乘坐亿万富翁的飞机去旅行，是“愚蠢的，就像马克·里奇赦免事件一样”。

一位纽约记者说他知道为什么克林顿会被那些豪商巨富们吸引，他借用了《纽约客》杂志上的卡通来说明：“我很富，我超富，超富更棒！”他说，对于克林顿这些天结交的那些“超级富豪”，“他们可以在克林顿喜欢做的事情上帮助他。不单单只是私人飞机……而当他试图将手伸进他们腰包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说为了事业”。

此外，另一位曾经报道克林顿的记者谈到克林顿在小石城做地方官员的那些日子时说：“他走了很长的路，一旦他从中下层的生活走出来，他就不再回首。”

离开白宫后，比尔·克林顿穿得像一个富人。

1996年，美联社记者罗恩·福尼尔称原来的比尔·克林顿已经消失了。以前，“总统会小心翼翼地把礼物的包装打开，这样外面的包装纸还可以再次使用。他曾在阿肯色州自选店买打折扣的鞋子——一双黑色，一双棕色。他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这样。’”

当州长时，他很自豪地戴着一块天美时手表（Timex）——“铁人三项”液晶显示（Ironman LCD），对任何一位阿肯色政界人士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因为该公司在那儿有制造工厂，是该州最大的公司之一，此表也是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最好手表。

今天比尔·克林顿收集高端机械表，并戴着一块劳力士表（Rolex），或一块百达翡丽表（Patek Philoppe），或一块卡地亚表（Cartier），或一块爱彼表（Audemars Piguet），或一块由年轻的德国手表制造商迈克尔·科波德制造的手表。这些手表动辄几千美元，有些价格为六位数。克林顿大概收集了50块表。

2004年，出生于德国、年仅27岁的迈克尔·科波德在一个私人聚会上第一次遇见克林顿，他看到当时前总统戴着一块爱彼透明表，价值十多万美元。科波德设计的手表——广告上称是“极地探险者、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试飞员、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钟爱——价格从2500美元到25000美元不等。科波德将自己的科波德手表摘下，想给前总统戴上。克林顿取下爱彼表，科波德捋了捋总统的袖口，将克林顿的表放到他（科波德）西服上衣的口袋里了。“我们一直在交谈，我告诉他那实际上是吉姆·岗道弗尼（aka Tony Soprano's）个人原型表，吉姆和我为那块特殊的表一起工作过。因此他说，‘好的，我喜欢吉姆，我喜欢这块表。’”

科波德将那只手表留给了克林顿，当他发现总统的爱彼表还在他的口袋里时，他和克林顿分开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他很快跑过去将表还给了克林顿。

科波德称克林顿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还常告诉手表制造商们为什么克林顿会喜欢他的那些手表。科波德也经常收到“比尔”的来信，他在信中明确要求科波德称呼他的名字（大多数人叫他“总统先生”）。

科波德最后“借”给克林顿3块手表，詹姆斯·岗道弗尼还送给他一块表作为礼物。科波德很高兴看到克林顿在一些“高级场合”戴着他的表。在一次“拉里·金现场”节目中他戴着一块科波德，而且在一期《女士之家》杂志封面上他也戴着一块科波德，“他给了我的手表许多炫耀的机会”。

科波德说，前总统的手“非常有力，虽然不是很柔滑，但也不像农民的手那样粗糙，看起来很不错”。他的指甲修剪得很整齐，衣服的“做工好得让人难以置信”。科波德也为特工定做手表，他结识了克林顿身边的一些人，“他们说在钟爱衣服方面，他就像个晾衣架；追求完美，总是穿着讲究”。

克林顿也曾告诉过科波德“他非常喜欢可以显示另一个时区时间的手表”，“所以我现在实际上一直都在设计这款手表，因此我告诉他……‘我将给你发过去一张这种表的图片，你看是否喜欢’。”科波德说，如果他喜欢，他就将送一块给他戴。

还有一名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也戴了一块科波德手表，布什的一名助手订的这块表，总统付的钱，嗯，就是这样。

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亨利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就开始对2004年早期克林顿的一些行动感到奇怪。他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支持在阿肯色州长大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退休的北约盟军司令，很晚才参与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来。有一些更离奇的想法认为，克林顿夫妇是在利用这位政治上比较幼稚的将军作为挡箭牌。他不可能获胜，这将有利于希拉里在2008年参加竞选。如果克里在2004年获胜，他就很可能会在2008年再次参与竞选。

马克·布依尔回忆起在希拉里家里的一次晚宴时笑了起来，他当时坐在希拉里旁边。“她知道我们早前声明过我们支持克里，她对我说：‘你们认为克拉克将军可以吗？’”“克林顿夫妇当然支持克拉克。”布依尔说。克里的财务主席卢·苏斯曼得出同样的结论：“我们确信克林顿阵营已经将韦斯利·克拉克推到竞选跑道上了。”苏斯曼继续说，“克林顿阵营”包括特里·麦克奥利弗在内。对于麦克奥利弗，就像《波士顿环球报》和其他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克林顿将他安排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是为了保护他和希拉里的利益。苏斯曼解释说，麦克奥利弗如果没有克林顿夫妇的许可，是不会同意让克拉克参与竞选的。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已故的伊莱·西格尔搬到小石城，在这儿他成为克拉克竞选运动的负责人。

克林顿经常与同样是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克拉克和西格尔通电话，更重要的是，与一些潜在的资助者通电话。但是克拉克显得很愚蠢。他很高兴地承认说他在1980年投了里根的票，在1988年选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克拉克告诉记者，克里将很快“失败”并出现“内部问题”。克里的女儿瓦内莎说，当她看到这则谣言时她笑得要死，这则谣言很快就消失了，就如同克拉克的阵营一样。

智囊人士汉克·申科普夫听说克林顿夫妇暗中进行的操作后笑个不停。“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与在传媒界发生的一样，这称之为‘笨蛋联盟’，有很多都是偶然发生的。”申科普夫推测说，克林顿可能非常感激克拉克，克拉克“为他服务很到位……总统将会带着自豪来回顾波斯尼亚冲突的处理”。

失去政治舞台的比尔·克林顿与很多候选人谈话，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我记得（2004年）有次与约翰·爱德沃兹在一起，”卢·韦斯巴赫说，“爱德沃兹说道：‘真是让人惊奇，比尔·克林顿一直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计划，并给我提建议。’随后他就告诉另外一名候选人，然后听相同的事情。”

在卸任前的那个月，比尔·克林顿与肖像画家西米·诺克斯见了面，他可能会成为第一位来为总统绘制其白宫官方肖像画的非裔美国人。诺克斯是一名小佃农的儿子，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大农场长大，在隔离学校接受教育。他曾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画过像，因画得比较好，又为大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画了像。因此，金斯伯格将诺克斯推荐给了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对诺克斯书房中展示的五种不同姿势的总统画像印象深刻，因此，希拉里在她华盛顿的家中坐下来也让诺克斯为她画了像。希拉里曾看着她丈夫的肖像对诺克斯说，将他的胡须那块儿画得稍微粉一些，“加一点儿颜色就可以”，这样就与他的脸颊相称了。“我同意她的看法，她是对的。”诺克斯说。

诺克斯建议克林顿戴个蓝色的围巾，这样可以让前总统的眼神显得忧郁一些。虽然众所周知的是克林顿逃避了征兵，但比尔·克林顿希望在他的肖像画中挂上军事勋章，前第一夫人希望肖像画中出现她的《举全村之力：孩子们教给我们的其他课程》这本书。“我问他们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让他们的特征更明显一些，以便让他们显得更为逼真。”

2004年6月，在布什白宫的东厅，诺克斯为比尔和希拉里的肖像画揭幕。布什总统愉快地迎接克林顿夫妇：“欢迎回家。”他对聚集的人们说他和他的父亲称彼此为“41”和“43”。他转过身，然后说：“42，你今天回来我们很高兴。”这是一个解冻的开始，很快“41”和“42”就建立了真正的友谊，在“42”和“43”之间也有了些微互信。

“显然在那8年中，比尔·克林顿喜欢总统工作。”老布什用正确得让人吃惊的语言说。当提到克林顿已故的母亲时，老布什让他的这位继任者哭了。“我确信弗吉尼亚·凯利今天早上一定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老布什说，“克林顿周围的人总是期望他成功，不仅如此，他们也总渴望他成功。”这引起了人们的笑声，让人领略了他那源自得州文化的幽默。“要实现那些期望需要具备很强的魅力和很高的智慧，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有进取心和决心，需要积极乐观。总之，我认为在得克萨斯州为麦戈文竞选拉票的6个月，你要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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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金在这次老布什宴请他的继任者的招待会上做记录。“布什赞扬他时很高兴，我是说真的非常高兴。因此我又一次见到老布什时，我说：‘为什么你这么……”他看着我，说：‘你在开玩笑吗？……你怎么会不喜欢比尔·克林顿？’”

同样还是在2004年的6月，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出版了。

民主党领导人不是很高兴，他们希望这本书早点儿出版或晚点儿出版，但是不要在大选日的时候出版。他们担心比尔·克林顿不仅会将公众的注意力吸引走，而且还会提醒摇摆选民为什么不选约翰·克里为总统。

在众多总统回忆录中，克林顿的回忆录水平并不高。人们可能认为它是克林顿总统自己写的，但是它太枯燥了，特别是第二部分，就像是罗列事件、人名和立法条目的单子，而不是对他两届任期内风起云涌的事件的深刻洞察和回忆。

他写到自己的事情时依然含糊其辞。第一部分比较好的地方是得益于特德·韦德默的手笔。“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么早就让韦德默离开，但是他就是这么做的，”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他曾经采访过克林顿总统……而且他们将抄写它们。它们就像从久远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克林顿总统将自己抄录……或许特德将克林顿所说的稍微进行润色……我觉得那样韦德默和克林顿两人之间的合作将会结出甜美的果实，因为回忆录最扣人心弦的部分大家都清楚。”

对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克林顿严重抄搬由来自阿肯色的朋友贾尼斯·科尔尼所作的白宫日记。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雇用一名日记员，她解释说：“这样我们就能记录我们在前进时是什么样。”科尔尼记录克林顿的日常活动，将相关的文件资料整理到一起。她称自己是克林顿的“影子”，在保证总统隐私的情况下，尽量记录总统一天发生的每件事。作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每当我感觉需要这么做的时候，我都可以在那儿。”她说，在克林顿的白宫中没有任何录音系统，“我们知道以前将那些东西已全都撤除了。”

对于克林顿而言，科尔尼就像是一只“墙上苍蝇”，而这也意味着科尔尼不得不出现在莱温斯基大陪审团前。她卷入那个噩梦般的事情，是因为她记录了都有谁进出总统办公室。

克林顿的编辑罗伯特·戈特利布被认为是一流的——在那些作家中，包括托妮·莫里森、罗伯特·卡罗、约瑟夫·海勒、杰西卡·米特福德和约翰·勒卡雷——但是他的技能在这儿却没有凸显出来。“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不知道克林顿为什么让像他那样有能力的编辑离开，”《时代》周刊前专栏作家和传记作者克里斯多夫·奥格登说，“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由于财务方面的原因而作出的决定。”

急匆匆地赶着出版，硬皮包装的957页《我的生活》写得乱七八糟。在作者的书中，封皮上下套反了，而且后面放到了前边，索引也是不可靠的。在本书的最后两行，也就是在“后记”中，他向一长串名字致谢，然后用了一句表示其诚挚和高尚的话结尾：“他们谁都不用为我的失败负责，但是若出现好的事情，他们值得感谢。”不过，如果图书编辑或校对员在匆忙之中出现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乔纳森·阿尔特说，克林顿一定会“很生气”。

在承认韦德默相当程度上参与写作的同时，阿尔特说，这本书的言论有太多克林顿的印迹，不能不认为克林顿本人亲自操刀写了其中大半内容。阿尔特认为，这本书有克林顿那种“东拉西扯的风格，以及熬夜熬到凌晨4点所留下的痕迹”。他继续说道：“如果这本书写得比较好，我将非常怀疑这是不是他写的。”至于洗衣清单似的那部分内容，阿尔特解释说，“那就是他坐在那儿看着他的法律便笺本写的”。

唐娜·夏拉拉是他的朋友们的代表，她说她“喜欢”第一部分，谈到余下部分她就沉默不语了。很多人都没有读这本书，他们看到评论后，就没有热情了。里昂·帕内塔说，他只能算“扫”过了那本书，读了许多“来感受感受它”。第一部分或许值得打一个“A”，而余下部分，帕内塔说，就是一个不及格。当他成为总统，最后期限的束缚就变紧了，他“只有点像是跑完了他的行程”。一位朋友则称这本书是“大脑垃圾”。

在2003年，帕内塔曾建议克林顿写两本书：一本让读者了解他担任州长时的事情，另一本关于他担任总统时的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希望他有勇气承认这本写他总统生涯的书缺乏深刻的洞察力，构思也不够巧妙——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这本书“样板化且没有想象力”——他需要再写一本书。表达这种希望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杰克·西沃特，他称《我的生活》有点“粗制滥造”，并且说“他可能不得不回头再写那一部分，但是我觉得他在今后几个选期内不会来完成这件事情”（要到希拉里结束她的第二任期之后）。“我觉得他必须再写一本书”，瓦坦·格里格瑞恩说，他发现第二部分纯粹是“时间决定内容”。在《我的生活》出版后，格里格瑞恩给克林顿写了信，但他说：“我与总统说话不得不礼貌，他不是我的笔友。”

克林顿看到书评后很是失望。（凯·格雷厄姆的回忆录获得了普利策奖，克林顿却没有。）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在《金融时报》上写了一篇关于该书的书评，他惊讶地发现克林顿认为该评论“有点奚落人”，“在关于弹劾的问题上我很为难，我的分析让一些人不快，克林顿阵营的人反过来对我进行了抨击。”即使布林克利实际上写了一篇比较积极的书评，克林顿也会不高兴，因为布林克利“拒绝让他将弹劾形容为荣誉勋章……他们非常想把这一污点洗去，想将它变成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事件，但是，它毕竟不是小事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你必须认识到，他在处理弹劾事件时必定耗费了很多精力。”

克林顿的朋友们说，他对一些人的看法很在意，觉察出这些人贬低他的这本回忆录——不管读没读过这本书——克林顿特别生气。“有人告诉我，这让有些人想到1988年在亚特兰大市那次有名的演讲。”肯尼迪的演讲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说。（有人说索伦森是肯尼迪获得普利策奖的《勇者侧影》的作者，但索伦森对此坚决否认。）拉里·萨巴托说：“我甚至看一眼就能确定它是最枯燥的总统回忆录之一。”克里斯多夫·奥格登喜欢前200页，“因为它很新鲜，而其余的部分就是将日记堆砌在一起，令人失望，他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版本”，不过，奥格登继续道，克林顿是“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而他的这本书则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尝试”。

在伊莱娜·卡玛克看来，这本回忆录“完全是一团糟……本身没有什么真正让人感兴趣的内容”。

“可能除了我睡觉时的伴佣外，”保罗·格林伯格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别人我读过这本书。”当有人问格林伯格当时的副手凯恩·韦伯是否读过这本回忆录时，他回答说：“没，生命短暂。”

克诺普夫出版集团称这本书打破了非虚构类图书出版头天的销售纪录——卖出40多万册。出版商估计销售180万册硬装版本可以赚回支付给总统的稿酬。但这本书单独在美国最终就销售了220万册硬装版本和50万册平装版本。据说，克诺普夫将《我的生活》的版权卖给外国出版商至少赚了600万美元。

比尔最终卖出去的书确实比希拉里的多，希拉里的《亲历历史》卖了170万硬装版本。

持续性宣传对销售这本书有巨大影响——“60分时事新闻”“奥普拉访谈”“拉里·金现场”等栏目中的采访，《时代》周刊封面故事，每当克林顿亲自签名售书时，成千上万人排着队购买。他在发行日出现在纽约市一家博德斯书店，这家书店当天就售出两万多本回忆录。

麦克和伊琳娜·梅德沃伊站在世纪城中博伦塔诺书店外一眼望不到头的购书队伍中。“他看到我们时笑了起来，”伊琳娜回忆说。“怎么会是你们呢！”他惊讶地说，并示意他们来到桌边。梅德沃伊夫妇坐在那儿，与他一直交谈到书店关门。他那晚在罗恩·伯克尔在纽约的房子中过夜，第二天一大早，就又去签名售书了。

据报道，就在约翰·克里获得提名后，克林顿推荐克拉克将军或希拉里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但是没有得到采纳。克林顿继续给克里打电话，向他提供建议和忠告。曾经在克林顿竞选阵营工作过的乔·洛克哈特和麦克·麦卡利过去帮助克里。“有些人认为这些努力是有帮助的，还有些人则认为没有。”卢·苏斯曼说，看起来他是在暗示他的观点是后者。苏斯曼说，他不是故作狡猾地介意，而是得出结论克林顿的建议将导致“两个阵营……更忠于克林顿的人们多于忠于克里的，而克里的人马一开始就在那儿了”。

那年夏天，梅德沃伊夫妇在他们家举办了一场宴会，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尔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募集资金（麦克·梅德沃伊是该中心的联合主席）。参议员约翰·克里也是嘉宾之一，那时已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与一名哈佛大学的教授、一位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和两位电影明星——芭芭拉·史翠珊和安内特·本宁——还有一名好莱坞演员的观众在讨论对外政策。伊琳娜·梅德沃伊说，她丈夫希望，这群人可以支持克里，就像在1992年支持克林顿那样。就在前一天，克里打电话说让取消。梅德沃伊夫妇有点恐慌。“我们这里已经来了满屋子人，”伊琳娜回忆说，“麦克抓起电话打给克林顿，那边应道：‘我正在中国，但是我这就结束，立即回去。’”

那天晚上克里没有结交任何朋友，而克林顿却“令人着迷”。克林顿的确是“一块大磁铁”，伊琳娜·梅德沃伊说。

克林顿在全世界巡回售书，日程安排得很紧，不过，当他从中国返回的飞机上出来时，却依然充满活力。他在谈到外交事务时神采飞扬，那晚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伊拉克战争。他是在深夜两三点才离开了梅德沃伊家。

据说，麦克·梅德沃伊对那晚在场的一个人说：“克里将不会获胜，他没有抓住机会。”

当比尔·克林顿在3年前签下回忆录出版合同时，乔纳森·阿尔特就指出克林顿可能值得这一创纪录的报酬：“……与患病的罗纳德·里根或教皇不一样，他们收到很多钱，但不是大笔预付稿酬。从‘奥普拉访谈’到‘孟加拉，早上好’的节目中，都可以看到克林顿在兜售他新书的影子，他或许还会出现在堪萨斯州托皮卡早6点的新闻中。”

更不要说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了，克林顿为《我的生活》的宣传计划填满了2004年8月下旬，此时，他的病情变得越发严重，即使站着不动也会感到胸闷。

他随后告诉一名记者（这名记者在克林顿2005年到非洲访问时随行），他当时感觉到一些迹象，后来证明是严重的冠状动脉疾病，早在2001年就患上了。当《纽约》杂志的记者詹尼弗·西尼尔问他是什么症状时，他犹豫一下，然后说：“我觉得可以说的是，虽然在2001年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但我却不能一口气跑下1000米，而必须在中途停留歇息或步行一段，这让我感到奇怪。”他没有说是什么样的症状，他不方便说。

朋友们没有注意到在2004年的夏天比尔·克林顿看起来很疲惫，他们认为是他不停地巡回售书造成的。

8月的最后一周，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伊森书店签售了1000本回忆录后，就径直去了皇家都柏林高尔夫俱乐部，然后与爱尔兰总理伯蒂·埃亨共进晚餐。据《爱尔兰独立报》报道，“当克林顿被问到辛苦工作一上午后是否疲惫时，他说，给每一名到场的读者签名确实不简单。‘我总是喜欢站着来签，但是签过许多后我就有点累了，然后就坐下签。’”

就在同一周，罗伯特·托里切利偶然遇到克林顿的前助手道格·索斯尼克，在白宫中的那几年，索斯尼克经常随克林顿出行。索斯尼克告诉托里切利，他在电视上看到过克林顿，很是担心他现在的状态。

在2004年9月2日星期四，克林顿已回到他在查巴克的家中，他感到心口阵阵强烈的抽痛，同时呼吸也比较困难。他身边的特工立即开车将他送到最近的北威彻斯特医院，这所医院位于纽约的克斯科山（Mount Kisco）。医生没有检查出异常，就让他回家了，但是，他们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忐忑不安，所以第二天一早就又打电话给克林顿，建议他去纽约瓦尔哈拉的威彻斯特医疗中心做更多检查。随后，他到了这所医院，在进行血管造影检查时，发现已经有多支动脉梗塞“达90％以上”。

冠状动脉内支架已不能解决问题，他需要做一个大手术。一辆急救车将他送往纽约长老会医院的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海拔与华盛顿一样，但比哈莱姆要高，准备在下个星期一对他做手术。医生们担心，他可能“不久就会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因此他们不想冒险把他送回家，在做手术之前，他需要一直住在该医院接受监护。

当克林顿将要在2004年9月6日劳动节那天接受一个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消息传开后，他的许多朋友都非常惊讶，说他们从没有发现任何症状。“我们所有人都很吃惊，”梅兰妮·维微尔说，“因为他总是充满活力，欢欣跳跃，从来都不是一个蜷缩在长沙发上的电视迷。”杰克·西沃特指出，他卸任后的生活要比在白宫时更健康——压力减小，饮食改善，锻炼增多。

此前一年，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健康饮食方式，即糖类和脂肪含量低的迈阿密饮食法（South Beach Plan），遵照该方法，他体重减轻了20磅。

特里·麦克奥利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克林顿去医院前的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中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他听起来状态很好，我们彼此还不断开玩笑。”

里昂·帕内塔听到这则消息时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克林顿清楚他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和患病的人出现早死，所以他努力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锻炼身体——他在查巴克的家中设置了一间健身房，并聘请了一名私人教练——但是，他却总是“偏离”好习惯。帕内塔说，这与“他卸任后突然没有压力，无所适从”的情况结合在一起，可能触发了他患病或者导致他的病情恶化。帕内塔称前总统“试图减轻成为一名普通公民后的不适，到世界各地不停地作演讲……却没有怎么注意生活方式”。他喜欢与别人谈论他的健康饮食，还喜欢给别人在饮食方面提供建议，但是他自己却是好习惯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又重返旧习，仍然胡乱吃些不健康食物。2000年，在任总统期间做最后的一次体检时，他的胆固醇含量增高，吃了一些抑制素来降低胆固醇水平。

当他的朋友汤姆·基恩患上心脏病的时候，克林顿到医院看望他，对基恩说他曾经看到他的继父在他面前心脏病发作，当时他就在手术室外面，然后他开始给基恩提很详细的饮食方面的建议，那时基恩头晕眼花，不停地流汗。后来，基恩到白宫拜访克林顿，是总统打电话预订的午餐。两个人决定吃对心脏无害的素食汉堡，这可是总统的第一次。基恩记得，一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我们可以要两个素食汉堡吗？”当这名工作人员就要走出门去的时候，克林顿又加上一句：“稍等，再多来些油炸土豆条。”

克林顿在面对他人生中第一次严重的医疗手术时，显出令人惊讶的轻松。他与希拉里和切尔西玩起拼字游戏。托尼·坎波罗与他交谈时，感觉他“在手术前……就像一名牧羊人一样悠闲”。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也曾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在总统手术前晚与克林顿进行了交谈。“他非常非常有勇气，”金回忆道，“在我做这项手术前的那个晚上，我怕得要死……如果他们不给我注射镇静剂……我可能会来回走动。因为你知道他们将要对你做什么。”

金强调说，克林顿与另外一名曾接受心脏搭桥手术的人，即副总统迪克·切尼完全不同，切尼于1988年8月接受了心内直视手术（Open-heart Surgery）。金回忆称，在切尼接受手术前，他与切尼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坐在一起。“我们坐在新奥尔良席位区的后排。切尼想知道我在做手术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对你的胸腔做了些什么？……当你醒来时感觉怎么样？’而克林顿却恰恰相反：‘我要勇敢面对它。我相信这些医生的能力。’”

他阿肯色州的朋友维克·弗莱明是切尔西在她家没有搬到白宫前时最好朋友的父亲。弗莱明希望克林顿将注意力从搭桥手术上移开，就为克林顿做了一个字谜游戏，本意是想让他在康复期来玩儿。弗莱明将这个字谜游戏寄给了切尔西，这样她就可以亲手将这个字谜转交给克林顿。弗莱明说，克林顿派人告诉他说已经收到那个字谜，正在猜，并说很喜欢它。字谜的主题是“克林顿一家”。他将线索做得“非常难”，经常向《纽约时报》撰写字谜游戏的弗莱明说，“认识到如果将字谜设得太简单，一猜就中，那他可能就不会很喜欢它”。

菲尔·罗斯是最疯狂的克林顿迷之一，喜欢记录克林顿的言行，她指责共和党人应为克林顿现在这种健康状况负责。“该死的共和党人对他穷追猛打了多少年？由于最无耻的一名员工，他不得不面对弹劾……获悉他的心脏几乎完全堵塞我并不惊讶。像那样的许多员工都将轮流，不是立即，但是如果你倾向于抑制它，对于这他总是有一个诀窍为……今天我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共和党人一直折磨他，并且如果他对自己的私人生活更注意一点的话，他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问题。”

主刀医师是在这年大选中为布什重新竞选捐钱的克雷格·史密斯，手术小组包括他在内共有12个人，手术持续了4个小时，这一常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将克林顿胸腔或腿上动脉和静脉的一部分取下后将其搭建到梗塞区域。）在这项手术中，心脏在某个时刻必须停止，因此他被放到了一台心／肺机上。

对于接受搭桥手术的病人，特别是那些由一台机器维持生命的病人，有时候在做完手术后感觉会有点迟钝，这种状况，即平时所说的“泵压头”，有时候会持续一段不确定的时间。认识克林顿的人说，他仍将是这个房间最聪明的人。

在他进行手术后，《纽约时报》字谜游戏版块的编辑威尔·肖兹送给克林顿一个还未出版的字谜游戏，题目为“来自总统的记录手册”。这个字谜刊登在2005年12月5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接下来的那周，读者们发现报纸并不是像往常那样以网格形式公布答案，而是一份用钢笔填完的字谜的复印件，上面有克林顿的签名，日期为2004年10月29日。在这个字谜的旁边有一条备注：“最近针对克林顿总统的另一个雨天活动：完成上星期的字谜。他说没用一小时就完成了这个字谜。”

一年以后，克林顿在接受CNN记者桑贾伊·古普塔的采访时说，他确实失去了一些记忆。“曾经有两三次，我怎么都记不起某个我曾经很熟悉的人的名字……不过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我回忆起的事情没有不变的。”

他的康复很困难，朋友们看到他显得非常虚弱都很吃惊。“第一眼见到他时我心里特别难过，”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说，“他看起来就像一具死尸。”阿肯色州前州长吉姆·盖伊·塔克说，克林顿“脸色很差，身体状况特别糟糕，病得可能要比人们想象的严重得多……看起来非常憔悴、非常虚弱”。

虽然他的发言人和医生都说他做得很好，但是习惯围在他周围的人却不这么看。“我觉得他需要很长时间来恢复。”唐娜·夏拉拉说。乔纳森·阿尔特说，克林顿“称总是感到疲倦。我们互相交换意见”。（阿尔特当时正与淋巴瘤作抗争。）

乔治·麦戈文的已故妻子曾经做过搭桥手术。麦戈文说，当看到克林顿病得这么严重时，“我起初以为他的手术没有成功”。

2004年劳动节那个周末，克林顿在等待手术的时候，在医院病床上给约翰·克里打了个电话，向他提供建议——他们说了90分钟，大多数时间都是克林顿在说——并提醒他注意出现在他竞选运动中的问题。当克林顿仍然还在住院的时候，他接到乔治·沃克·布什打来的一个电话：“克里的竞选阵营是我在政治领域见过的最愚蠢的一个，”布什对他说，“不要让他们败坏了你的名声。”

事实上，克林顿总统没有必要担心，因为约翰·克里并不怎么为竞选的事情拜访比尔或希拉里。由于做了手术的缘故，克林顿被弃置一旁，但是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不管是在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坚持认为克林顿或希拉里应该被重用，但是克林顿夫妇都没有接到邀请让其帮助克里阵营，直到就要结束的时候，布依尔说，已经太迟了。

苏茜·布依尔回忆说，希拉里有次打电话向她抱怨：“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克里和他的团队）没有邀请我们提供帮助。”

比尔·克林顿和约翰·克里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算密切。与克林顿夫妇关系甚好并声称克林顿“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的一位人士说，克里团队人员的能力甚至比阿尔·戈尔的都要弱。他回忆说，在一次宴会上，克里身边坐着一位非常有身份的女士。3个星期后他们又同时出席另一个宴会，但是“他竟然完全不知道她是谁”。考奇·海尔在2004年曾受邀到罗恩·伯克尔的住宅与约翰·克里认识。她的丈夫与她一起，她的丈夫就是麦克·斯托勒（斯托勒和其搭档杰里·雷伯一起为“猫王”埃尔维斯量身定做了《猎狗》《牢房摇滚》和其他一些歌曲，还创作了“航海者”演唱组的所有主打歌曲，同时他也曾为披头士和滚石写了一些作品）。斯托勒接近克里，并表明他和自己的搭档想为克里的阵营奉献一首歌：《支持我》。克里很高兴，他说：“主意相当棒，明天去找你。”他们没有再往下谈——克里并没有认识到送给他这样独特的礼物的重要性。

回头看那场竞选，在克林顿是应该被邀请加入克里的阵营还是像4年前戈尔一样将他远远推开时，智囊们意见不一。克里的首席顾问鲍勃·施鲁姆与克林顿关系较远。“约翰信赖施鲁姆超过任何其他人。”卢·苏斯曼说。据说克林顿非常不喜欢施鲁姆，惊讶地大声说怎么会有人雇用他——他在每一次总统竞选中都是失败者，包括他在2000年加入阿尔·戈尔的阵营。据说他在2000年向戈尔建议不要使用克林顿，在2004年向克里建议尽量不要使用克林顿。一位支持民主党的资金募集人在谈到施鲁姆时说：“他能够进行只有一辆汽车的游行；他特别高傲，不可接触。”（据《新共和》撰稿人诺姆·沙伊贝尔说，克林顿在手术前的星期六晚上在医院病床上和克里打电话交谈，这让约翰·克里的助手们“怒不可遏”，这就在接下来的星期一刊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那些助手们可能认为克林顿和他的亲信已经将谈话泄露给了报纸。在《纽约时报》的描述中，沙伊贝尔写道，克林顿脸上带着尤达（译者注：尤达是星球大战中的杰迪大师）似的笑容，最后克里却“一无所获”。）

10月25日在费城，比尔·克林顿在手术完成后第7周，站在约翰·克里的身边向午餐休息时间集会上的大约8000人发表讲话。人们高喊着：“我们爱你，比尔！”克林顿看起来格外单薄，他的结婚丝带从手指上滑落，回应道：“如果这对我的心脏没有好处的话，那我真不知道什么对我的心脏有好处了。”克里在宾夕法尼亚州勉强胜利，而其他州，如内华达、新墨西哥和阿肯色等，克林顿在大选日刚刚去动员过，但都选了布什。

在费城的露面，伊莱恩·卡玛克说，将阿肯色送给了布什阵营。直到克林顿出现，她说，阿肯色看起来才向蓝营倾斜。“人们告诉我，内部阵营测验在阿肯色州显示……克里与布什在阿肯色旗鼓相当，然后有人决定将克林顿派到费城去拉票——全国性新闻，你隐藏不了任何秘密——这样克里就输给了布什9个点。他们说，在克林顿登上费城的拉选讲台时，阿肯色形势就又变得不利了。”

托尼·科尔贺称，如果克林顿身体一直很健康，“政治团体”将要求比尔·克林顿参加，克里将没有其他选择。“我认为政治团体认识到戈尔在2000年没有重用克林顿，这犯了一个大错误，因此他们认为施鲁姆甚至克里的想法与戈尔无异……如果不是克里任用了克林顿，他可能实际上会在一片嘘声中被轰下台。他不得不用克林顿。”科尔贺认为，如果克林顿在9月和10月为克里在两三个重要的州拉票的话，就将会让克里获胜。

“不管怎样，克里都会失败，”斯坦·布兰德坚持说，“他的候选资格有瑕疵……我认为他非常难以在‘说出事实的快艇老兵’事件（Swift Boat）上进行回击，比尔·克林顿并不能将他拉上来。”

比尔·克林顿也不能改变克里的最大问题——他的精英主义，他的价格昂贵的自行车，他的氨纶（spandex）自行车运动设备，他的帆板运动齿轮，他的异国情调的妻子以及购置的多处房产。“在美国没有一个穷人认为约翰·克里知道他们的生活处境和困难状况。”一位有身份的民主党人士如是说。

在2004年大选后第二天，克里给一些人打电话说他决定向布什认输，比尔·克林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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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2年春天的晚些时候，比尔·克林顿到华盛顿接受乔治·麦戈文阵营负责人加里·哈特的咨询。这名耶鲁法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想在麦戈文竞选总统时为他工作。哈特称乔治·麦戈文回忆起这次谈话时说：“有一个年轻人想为你效力，他说他可以为我们安排好阿肯色州的事情，但是他这么精明能干，又足智多谋……我认为我们可以将他派到一个大一点儿的州。”他们最后决定让克林顿去得克萨斯。但是，除了马塞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与所有其他的州一样，麦戈文在这里也失败了。

第5章

三位总统的聚会

就在2004年11月18日，克里竞选失败两周后——民主党内的一些人仍旧认为他们是在为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买单——此时，威廉·杰斐逊·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兼博物馆于彻骨寒冷、倾盆暴雨中在美国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开馆。

比尔·克林顿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刚满两个月，看起来还有些憔悴，他的头发被雨淋湿后紧紧贴在头上。他那蓬松而富有弹性的标志性发型现在看起来就如同罗斯·佩罗花两美元修剪过的难看发型一样。

可能是觉得这场暴雨不会持续太久，那些人才作出如此糟糕的决定——将开放日定在今天，时间为两个半小时，而且是在户外举行。“从来都没被淋得这么湿过，衣服全贴在了身上。”林恩·卡特勒说。

“克林顿到那儿也没什么事情要做，”菲尔·史蒂芬尼说，“他并没有做好去那儿的准备。”

“唉，下着雨，他又该病了，”贾尼丝·科尔尼说，“要知道，他来图书馆时病还没有完全好……他坐在雨中，一直到会议结束……很多人都觉得他不会来，但是他自己怎么会错过这个机会呢？”

克林顿总统选择了纽约的建筑师吉姆·波尔夏克和波尔夏克合伙建筑师事务所的理查德·奥尔科特，他们打算在小石城工业区内一块26英亩的土地上建造一座方形图书馆，该图书馆半悬于阿肯色河（Arkansas River）上，意在与附近的大桥和铁路桥交相辉映。有人将它形象地比作一个移动式家园，而另一些人认为它完美地实现了“向21世纪跨越的梦想”，不管怎样，这让比尔·克林顿又有了一个可以夸耀的资本。

那时在为《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撰写社论的卡恩·韦伯就属于前一组人——他将图书馆描述为“踩着高跷的拖车”，又像是“安放在河边的老掉牙的电话亭”，但是对于图书馆内部，韦伯说，“非常漂亮，里面到处都亮堂堂的”。

2000年，在克林顿还没有卸任时，他就劝说当时的小石城市长吉姆·戴利参加下一届市长竞选，那样在图书馆举行落成典礼时，他还可以坐在市长的位置上。戴利记得他与总统的对话：“总统说：‘那样，在我的总统图书馆开馆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邀请其他市长了。’我答应道：‘遵命，总统先生。’”

克林顿仍然需要戴利在政治上做一些事情，原因在于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希望建设这座图书馆。就在克林顿离开白宫之前，他邀请戴利夫妇在林肯卧室住了一宿。那一晚，戴利夫妇并没有睡多少觉，不过，与在小石城所经受的那些不眠夜（由于《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对克林顿进行的猛烈抨击）相比，这根本不算什么。戴利担心报纸中有关克林顿图书馆的刺耳报道会激怒总统，从而致使总统改变将图书馆建在小石城的计划，而将其建在阿肯色大学主校址所在的费耶特维尔，或者将其建在纽约或华盛顿。“我们一直都有这种担心，担心图书馆被从我们手中夺走。”

另外，戴利尤其担心的是当地报纸对克林顿继续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抨击，保罗·格林伯格是《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专栏作家和社论版编辑，他曾获得普利策奖。30年来，格林伯格一直瞧不起克林顿，而且他还造出一个据说让克林顿极为痛恨的词——“滑头威利”（译者注：Willie是William的昵称）。

格林伯格和助手卡恩·韦伯在戴利决定为克林顿图书馆划出建筑用地之后就辞了职。早已离开了报社的韦伯说，他和格林伯格都“不赞同未经公众投票，就利用公园和动物园经费购买这块26英亩的土地”。韦伯称这样做是一场“强奸民意”的“骗局”。编辑们希望进行公民投票，但是韦伯认为，戴利担心投票会对克林顿不利。“这时正处于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的风口浪尖……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形象呈现两个极端，我想他们会担心地说：‘噢，上帝！如果我们对克林顿图书馆进行投票的话，就会遭到否决的。’”

戴利夫妇在白宫的那天下午，克林顿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克林顿说他有一些会议要开，他说：“你们随时等我的消息，我会去找你们，晚会儿见。”克林顿想让戴利夫妇看一下建筑图纸。那天晚上，他们特别想睡觉——开玩笑地将一张便条挂在林肯卧室的门上，告诉来访者他们已经入睡，但在晚上11点或11点半的时候，克林顿总统穿着牛仔裤和休闲衬衫过来了。“他手里拿着建筑示意图和建筑平面图，‘啪’的一声将图纸扔在床上，将它们摊开，然后就开始谈论图书馆的各个部分和他的观点，并告诉我们他有多么激动。”

图书馆落成典礼的前一天是典型的晚秋天气，让人感觉非常舒服，而在落成典礼的那一天，里昂·帕内塔回忆说，从早上“雨就开始下，一直不停，这种情况我从来没见过”。他说，克林顿看起来很难过，很多人议论纷纷，“那天天气让他特别沮丧，在他一生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场合……而且他还邀请了很多人到场，大批名流都将出席，但是老天突然拼命地下起雨来，我敢说那时他一定烦得要命”。

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回忆说，克林顿在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重大场合”上看起来“特别沮丧”。萨拉·威尔逊也有同样的印象：“克林顿说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打着伞，我无法看到各位的脸。’”

卡恩·韦伯说，另一个能暗示那天有多“悲惨”的情况就是，“我是在U2乐队演唱的过程中离开的，在那儿我很难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波诺唱了《缔造美国之手》这首歌。劳伦斯·汉密尔顿是在百老汇唱歌的阿肯色本地人，当天也进行了表演（出席的好莱坞明星包括芭芭拉·史翠珊、特德·丹森、罗宾·威廉姆斯、凯文·斯佩西和摩根·弗雷曼等）。

对于克林顿的忠实分子来说，这是一次重聚——租赁了一架飞机，将那些前白宫职员从华盛顿带到了小石城——他们在2001年布什就职典礼后就没有再见过。约翰·爱默生称这次聚会就如同“我们的就职聚会”。

很多共和党人也到场了，包括最令人痛恨的卡尔·洛夫，他被布什称做大胜克里的“设计师”，现在依然声名显赫。一些民主党人，如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认为共和党人是在“炫耀……就像大选后那样沾沾自喜地走下台”。

除克林顿之外，另两位前总统——吉米·卡特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也出席了这次典礼（卡特为1980年他将古巴难民送往阿肯色州的查菲堡致使克林顿在州长竞选中失败向克林顿表达了迟到的歉意）。

看到克林顿总统站起来准备讲话，脸上泛起了一些昔日的容光，他的朋友们都松了一口气。米奇·伊巴拉和他母亲坐在一起，说这位前总统“很勇敢”。克林顿对他母亲点头示意：“此刻，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弗吉尼亚·凯利，她以前经常说，雨就是液体的阳光。”

克林顿看起来再度恢复了精神，并且在之后的几个晚上相继参加了几次聚会。苏茜和马克·布依尔在酒吧主持了一次聚会，但10点他们就离开了。而克林顿在10点半出现在该酒吧，“迫不及待的样子”，马克·布依尔说。林恩·卡特勒说这次聚会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即使是在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不想过早地离开聚会”。

克林顿总统图书馆设施一流，没有偷工减料，对此克林顿感到非常满意。吉米·卡特中心耗费了2600万美元建造而成，罗纳德·里根图书馆耗费了5700万美元，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图书馆耗费8300万美元，而比尔·克林顿的图书馆则耗资1.65亿美元，包括其基金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顶楼的一栋豪华公寓，并配有一个生态环保的屋顶花园。这座图书馆装修得非常漂亮，出于克林顿在阿肯色的朋友卡吉·霍克斯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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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

另外，克林顿看到博物馆内的展览品后也感到非常高兴。保罗·格林伯格从另一方面进行评价说：“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几乎被克林顿图书馆所掩盖，由于克林顿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一丑闻事件被描述为一次右翼阴谋。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把对克林顿的赞誉推到了极致。”同时他的图书馆倒也是个“听室内音乐的好去处”。

对于这个满是破旧不堪的仓库和铁路车场的区域来说，称这座图书馆为“经济引擎”也很恰当。卡恩·韦伯称“开发了城市的另一端……这里原是一片荒地”。根据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统计，2006年接待游客279278人次（只有里根图书馆接待的游客比它多），因此韦伯也称它是“有巨大吸引力的旅游景点”。

刚一破土动工，吉姆·戴利说，“我们就看到一些建筑拔地而起”——阁楼公寓，还有一个本来打算迁到芝加哥的国际性组织将机构建在了克林顿图书馆附近一块25英亩的土地上。由于建设这座图书馆，小石城吸引了更多项目；正如戴利所说，一些演讲者，如老比尔·盖茨、特德·特纳、迈克·布隆伯格等人，“来到我们这里，发现我们这座城市已经不像某个政客在几年前所说的那样，贫穷又发展缓慢，现在这座城市已经高楼林立，并且还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城市正在不断进步”。戴利估计，自从宣布建设图书馆以来，“仅在市中心区域，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可能从10.5亿上升到20亿美元”。

只要克林顿还参与国际国内事务，戴利说，只要他还与阿肯色州有联系——尽管他已是世界知名人士——他的总统图书馆就将“产生效益”。克林顿每月来图书馆一次，有时在其公寓内住一宿，有时和朋友待在一起，有时根本不在这过夜，而是飞往国内或国外的下一个目的地。

卡恩·韦伯说他知道克林顿什么时候在小石城，因为通常报纸中都会有报道。“比尔绝对是个阿肯色人，我想他深深地热爱这个州，但是现在这里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的生活在别处。”韦伯说，当地人“起初认为克林顿将他的图书馆建在小石城，他就会像他当州长时那样不时光顾百老汇大街上的麦当劳餐厅，但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图书馆落成典礼那天发生了一件值得永久铭记的事情——克林顿与1992年大选中被其击败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之间友谊的种子生根发芽了。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助手罗恩·考夫曼回忆说，“这种奇怪”关系在前总统布什站起来发言时——他的儿子乔治·沃克·布什当时也在场——就开始了。老布什在讲话结束时特别推崇他的继任者，考夫曼说，并且使在场的大部分克林顿迷泪流满面。

“比尔·克林顿所做的一切表明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前总统老布什说，“克林顿在任时，整个国家都目睹了他卓越的才智……克林顿总统不是那种轻易言败的人，他的幕僚们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如果克林顿是泰坦尼克号，那么沉没的将是冰山。”

“相信我，”第41任总统布什接着说，“而我是经历过艰难才明白这些的。在阿肯色这里，你可能会说他在学习如何成为零售政治领域的萨姆·沃尔顿。”

布什的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然后他接着说：“本着友善、温和的精神，我早已原谅了他。在你们离开白宫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首先是抗议的人群确实变得不再令人失望。政敌们曾一度要成为朋友。对于曾经在白宫生活过的人来说，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不可避免的关系，将他们结合在一起。”

考夫曼认为克林顿承担了大部分改变这种关系的任务：“比尔·克林顿曾致力于改变这种关系。”在这之后，第一位布什总统就告诉考夫曼：“克林顿特别热情亲切，而且他也获得了这里每个人的好评。”

约翰·爱默生说，这两位前总统在落成典礼前后这些天里经常“谈论到深更半夜”，并且“住在图书馆内”。卡恩·韦伯将这种友谊归功于赫伯特·沃克·布什，他达到了一种境界——他好像不再在乎人们如何看待他了。

即使是那些通过公共事务频道（C-SPAN）观看此次比尔·克林顿图书馆开放典礼的人们，也能看出这位前总统有些不对劲。2004年的感恩节，希拉里邀请特里·麦克奥利弗及其家人与她和比尔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蓬塔卡纳游玩，克林顿夫妇在那儿可以住用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海滨别墅。麦克奥利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像“奥斯卡”穿着奥斯卡·德拉伦塔服装，乘着高尔夫球车去参观（奥斯卡·德拉伦塔的时装发布会）一样，住在由奥斯卡·德拉伦塔装饰的别墅内的克林顿夫妇和麦克奥利弗夫妇去拜访了同样由奥斯卡·德拉伦塔设计的沙滩别墅内的芭蕾舞大师米哈伊尔·巴里什尼科夫。克林顿在打了12洞高尔夫之后就停下来小憩了一会儿，而且在海滩上散步回来，经风一吹就感到浑身发冷，麦克奥利弗就觉出他的这位朋友有些不对劲。

乔治·沃克·布什在克林顿图书馆落成典礼上讲话时，开玩笑似的称赞了这位比自己小一个月的“政界元老”。同时，布什也指出克林顿“对美国的服务并未结束”。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了海啸，巨大的海浪袭击了亚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12个国家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场4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海啸使这些地区的状况更加恶化。当时的乔治·沃克·布什总统要求他父亲和比尔·克林顿发起募捐活动，以帮助灾民——27.5万人死亡，另外100万人无家可归。这两位总统皈依于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这些组织负责大灾留下的地面工作。

希拉里坚持要求比尔·克林顿在同意去工作之前应该看看医生。他们发现克林顿的左肺下半叶出现了损伤。他的朋友约翰·爱默生说，克林顿告诉他他的问题是“积累的液体有拳头那么大……靠近心脏，需要将液体从肺部释放出来”。为克林顿做搭桥手术的医生将他的状况描述为“包裹在发炎的疤痕组织中的陷闭肺”。这是在向克林顿发出警告，但是他却想和老布什一起接受这次委任，他的医生也同意了将手术推迟到他完成这次任务之后。

克林顿总感觉很疲倦，而老布什却充满活力，虽然他已经80岁了。他们来到白宫面见总统，然后他俩就去了那些遭受海啸破坏国家的大使馆进行慰问，他们在吊唁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表达了他们对未来的良好祝愿。

接下来，在令人疲惫的两天半的旅程中，他们首先对毁坏程度进行了评估。在泰国，他们在普吉岛上一个接待游客的度假胜地度过一宿，这里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接着，他们去了印度尼西亚，并察访了亚齐省和受到重创的港口城市班达亚齐，随后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然后去了斯里兰卡，在科伦坡稍作停留，最后到达马尔代夫。

他们的技术顾问和同行伙伴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高级职业事务官马克·沃德——他本是一位律师，但放弃了华盛顿律师的工作，加入了驻外事务处。沃德比克林顿年轻10岁，他将为这两位前总统做向导，视此次经历为其20年公共服务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

同时陪同随行的还有沃德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工作的同行、几名记者以及两位前总统自己的助手。克林顿带着他的朋友罗恩·伯克尔和他自己的摄影师。

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机场会合，在那里，一架副总统乘坐的白宫喷气式飞机等着他们。“飞机很舒适，”沃德说，“但是没有‘空军一号’专机大……因此只能放下一张床，显然他们已经就谁睡在床上进行过讨论，最后结果是布什总统睡在床上。我比较了解他们，我敢说他们彼此都希望将床让给对方。”

克林顿在5个月前刚做过一次大手术，而且他明白回来后他将面对更多的手术。在长途行程中，他必须使商务舱的斜椅保持平衡。飞机在伯班克机场和泰国普吉岛加了两次油。布什总统带了一个充气床垫——他的一个朋友是休斯敦的床垫零售商——这样，克林顿总统就可以躺下来了。沃德在第一晚走进休息室时，被挡住去路的一个特工吓了一跳，接着看到克林顿总统歪歪扭扭躺在充气床垫上，正试着找一个舒适的睡姿。

沃德和两位总统相处的时间都不长，但他和布什待在一起的时间要比和克林顿待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沃德说，“看起来克林顿比较熟悉飞机停靠”。从另一方面说，“他们两个人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不同于政府里的其他高层人士，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并且愿意倾听，他们也都追求领导艺术……他们现在是在野人士，不能通过获得每日简讯来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所到之处惨不忍睹。沃德说，整个行程“非常残酷”。天气湿热，让人感觉极不舒服，每作停留，人们都会待在飞机上。沃德回忆说，“想倒下去睡一觉，或者稍稍休息一下”。

克林顿在与别人，特别是布什总统的办公室主任吉恩·贝克，进行忘我似的交流或玩红心游戏之前，总会打电话给希拉里，这也是他返回机舱后做的第一件事。“天知道他打电话给希拉里的时候是几点了，”沃德说，“我们环绕了地球半圈呢。”

飞机上的每个人都听到了克林顿在结束他和希拉里的谈话时所说的话：“希拉里，你是不会相信的，你亲自到这儿来看看，就明白情况要糟糕得多。”“这是克林顿和希拉里的悄悄话，”沃德说，“不过克林顿毫不在意……他在描述那些惨状时心情是无法抑制的悲痛。”

而沃德会以更加私密的方式表达他的感受，他写信给他的妻子。沃德说，“我会将信件寄回家，有时候却没有机会寄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同样感受到我们所见到的令人震惊的灾难。

“我之前去过那里几次，因此对那里的情况多少有点了解。”沃德说。但是布什与克林顿是第一次视察海啸破坏地区，他们和沃德与国防部副秘书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样——“每到一处每个人都泪流满面……包括沃尔福威茨”。

在泰国海岸附近的普吉岛上，他们参观了一个村庄，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为那里的渔民筹集捐款，帮助他们购买新的渔船，重新开始生活。经过一夜的行程之后，沃德担心布什和克林顿的身体，但克林顿拒绝了沃德让他戴上帽子的恳求，布什倒欣然戴上一顶。

后来他们看到了写有“欢迎克林顿总统”的横幅——沃德想知道当时布什总统有何感想——同时还见到美国的大学生自愿者正在帮助当地渔民重建家园。克林顿总统“与学生们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沃德说，“询问他们都是来自什么地方，以及正在做些什么”。那天晚上，还是在普吉岛，他们参加了由泰国总统举行的晚宴，并在岛上一处度假地住下来。

在这次停留期间，老布什在谈到克林顿时，向《休斯敦纪事报》在当地采访的记者说：“或许我就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第二天清晨，他们从普吉岛飞往马丹，马丹是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的首府。在马丹，布什和克林顿会见了印尼总统，接着他们乘飞机从马丹飞往遭破坏最严重的班达亚齐。

班达亚齐的景象令人痛心。沃德说：“你坐下来，水平看去就可以看到地平线，因为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了，除了清真寺之外，就剩下地基了。”他说印尼人“仍处于惶恐之中，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谁知道呢？”布什和克林顿不得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难民们在看着他们，而且整个世界都在通过跟随这两位总统的国际媒体关注着他们。“这两位总统之前见过一些灾难，”沃德说，“而且在卡特里娜飓风到来时会看到更多的灾难。我想他们的内心都非常坚强，能够处理这些事情，他们知道，在公众面前，他们必须保持坚强的形象——告诉人们一切都会好的。”

接着他们从班达亚齐飞往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在科伦坡他们与斯里兰卡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一起用餐。库马拉通加自己制作了座位示意图，在她发表开场致辞前，美国人在想为什么这位总统喜欢做这种琐碎的事情。库马拉通加随后在致辞中说：“在美国你们是对头，但是却能置之度外，一同来到这里，而且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来到这里帮助我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想我也可以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坐在你们对面的先生是反对党的领袖和前总理。”

第二天早上，他们乘直升飞机到达斯里兰卡南部地区和马塔拉市，沃德说，老布什与克林顿发现这两个地区问题尤其严重，因为灾难波及许多孩子，大部分都成了孤儿，他们仅得到一些“简单的咨询以克服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们主要通过艺术作品将经历的一切表现出来”。

有人告诉两位总统不该对他们说什么。“不要问这些孩子们关于洪水的事，跟他们谈谈未来……比如，你们期望返回校园吗？”（沃德说他学到了绝不要问“你的家人呢？”如果是站在巴基斯坦地震现场的一个人，他可能会回答：“就在你的脚下。”）

孩子们的作品都是在户外制作完成，海啸袭击后他们的作品比之前的有所进步——“所有的作品都是黑色的，”沃德说，“很多的风暴、大雨、乌云以及其家人在水中漂浮着的画面……后来，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你就会看到有所转变，同样的孩子……他们开始看到色彩，开始看到鲜花，开始看到彩虹，开始看到未受破坏的房屋。”

两位总统和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沃德说：“给我的印象是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不愿离去。孩子们为他们唱歌、跳舞，拿画儿给他们看。在我们亲眼目睹那么多惨状后，尤其是在亚齐的前一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氛围……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和这些孩子正在取得进步。”

斯里兰卡的毁坏程度要比印度尼西亚的轻一些，因为尽管斯里兰卡海滨的小社区大部分被洪水卷走，但不像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不是第一次遭受地震。克林顿与布什两人都不想舍弃半点的希望和友谊，而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得到加强。“直到今天，”沃德说，“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依然保留着孩子们送给他们的一些作品。”

克林顿看起来对斯里兰卡特别关心，沃德说，“我知道他非常失望，不像在印尼的亚齐省，海啸和世界对其作出的反应都在促使和平的进程，而在斯里兰卡进展并不顺利。每次我看到他，他就把我拉在一边，小声对我说他有多么失望，对那里又回来的敌意与对抗感到失望。”（海啸发生之前，亚齐发生了一场暴动，斯里兰卡也爆发了国内战争，这使得救济工作更加困难。在亚齐还曾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但斯里兰卡仍处于战乱之中。）

还是在斯里兰卡那天，两位总统后来在斯里兰卡西南部一个名叫加勒的小镇看到有直升机停在那里。令沃德吃惊的是，英国歌手和低音吉他手斯汀（别名Gordon Matthew Thomas Sumner）也在那里。沃德说，斯汀认识两位总统，但是他与克林顿更熟识。“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最后一站是在印度洋中由26个珊瑚岛组成的马尔代夫。老布什和克林顿一行飞往马尔代夫的首都马尔。该岛国损失了一小部分人，大约有90人，但是相对于其总人口而言，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马尔代夫主要的工业、旅游业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为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已做好接待旅游者的准备，布什和克林顿到了一处景点进行参观，在这里他们见到了马尔代夫的总统。

后来，克林顿一个朋友的私人飞机将他接往中国去推销他的回忆录，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则飞回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家。

在他们将要到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时（在这儿马克·沃德将要离开飞机去参加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商业活动），老布什将他拉到一旁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想捐赠一些钱，大约50万美元……你非常清楚我们在地面上所看到的情况……你觉得他们该怎么做？”

老布什那些想捐钱的朋友们采纳了沃德的建议，将钱捐赠给了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组织。因此沃德开始参与到后来非常出名的“布什—克林顿休斯敦海啸基金会”，继续同这两位前总统一起工作。

在比尔·克林顿从中国返回后，他和老布什在华盛顿进行了会晤，来向乔治·沃克·布什报告他们此行的一些情况。这份报告由工作人员起草，由两位总统批准同意，记录了他们在每一站所看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和非政府组织在危险和困难环境中是如何努力工作的情况。“上面有这样的语句，”沃德说，“大致是：看到他们那样努力地工作，我作为美国人从来没有这么自豪过。”这些话使沃德成了老布什和克林顿总统的崇拜者。“我们并不经常有那种感觉。”

这两位总统努力为人民工作，为非政府组织实心踏地工作。雷伊·奥芬海瑟是美国乐施会的主席，称赞这个摒弃党派恩怨的行动激起了“前所未有的爱心……那种规模我们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许多人道主义组织，像我们乐施会、美国援外组织……救助儿童会……当然还有美国红十字会等，每一个组织都创造了新纪录”。

美国人共捐助了12亿美元的海啸赈济款。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受灾的那些地方，更没有多少人去过。沃德将这次募集赈灾资金的成功归因于两位总统同时出现的“魔力”。沃德在一次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以他自己母亲为例，沃德说：“我母亲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她又说：‘如果那两个人（老布什和克林顿）可以同时工作，我可以凑齐100美元。’后来我母亲给我打电话抱怨说：‘我实际捐了500美元，不过听起来这些钱很少。’”

他们返回美国不久，高尔夫球手格雷格·诺尔曼（两位总统共同的朋友）聘请他们作一次高尔夫巡回赛，以此募集海啸赈济款。布什代表红十字会，克林顿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过这次巡回赛，他们共募集了210万美元。

这两位总统专心致志地为他们的基金会工作，基金会的原始资金来自老布什在休斯敦的一些富翁朋友。2005年5月在休斯敦一个网球馆举行活动之后，那些富翁宣布要进行捐赠，以鼓励他们圈子外的人去访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并向非政府组织捐款。

他们实际募集到的资金为1200万—1300万美元。他们将一部分钱捐给了视察过的地区——100万美元捐给了普吉岛，用以重修他们的渔船；50万美元捐给了拉姆庞克（Lampunk），用以修缮那里的水利设施，并重建一所学校、一个卫生所、一个妇女中心和一个市场；100万美元捐给了斯里兰卡海滨区域，用以建设儿童操场。随后，布什—克林顿休斯敦海啸基金会捐给联合国在马尔代夫“领养一个岛”计划大约100万美元，这些钱用以帮助修复迪加鲁岛（Dhiggaru）上的房屋、码头、供水和卫生设施。

沃德建议说，将捐赠的资金用于印度尼西亚的奖学金，“让我们使更多未来的亚奇领导者送到美国更好的学校”。两位总统对此有点怀疑，善于察言观色的沃德立即建议说，将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阿肯色大学设为接收学校。他们决定对这个伊斯兰国家中很少有受教育机会的女性进行资助。两位总统从基金会中拿出400万—500万美元来支持这个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由富布莱特基金会管理，将70—75名印尼青少年带到美国来继续深造，他们的专业为对重建比较重要的工程、农业和城市规划等。

沃德乐于继续为比尔·克林顿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服务，他认为他们两个已经看到了对方的优点，并成为现在那些年轻人包括沃德十几岁的孩子们的榜样，他们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完美诠释了公共服务和政治的真正含义。

虽然克林顿为他在2005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手术感到担心，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也没有说他的身体有何不适。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马克·沃德对此感到惊奇：“他腿上一定是安装了弹簧，我不知道他的能量从哪儿来的。人们总是会询问他健康状况如何，而他总是会说感觉非常好。”

克林顿的皮质切除手术在原来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同一家医院——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人中只有1％需要进行皮质切除手术。这种叫做胸腔积液的疾病要通过清理疤痕组织和释放积液来治疗，克林顿的左肺表面形成了疤痕组织，积液出现在左肺下半叶，使得肺活量减少了25％以上。他住了4天院，然后回到查巴克进行康复。

深夜的喜剧节目又来拿他开涮。CBS“深夜秀”主持人克雷格·弗格森在克林顿手术后不久调侃道：“当有人让克林顿描述下他的症状时，他说就好像有两名实习生（莱温斯基曾是白宫实习生）趴在他胸上一样。或许只是一坨大便。”弗格森又罗列了“克林顿住院期间的十大事件”，比如，“一个护士走了过来，将他控制住……由于某种原因，他总是忘记外科医生的长袍是从后面解开的……阿尔·戈尔！你什么时候当了医院的护理员啊？……希拉里想知道你能否把克林顿给阉了。”

2005年的春天，克林顿被邀请在新泽西州的杜尔大学发表开幕致辞，这是向汤姆·基恩致敬的专题演讲，就是那个后来以大学校长身份退休的人。虽然他们的关系在2006年当基恩作为电视短剧——《通往“9·11”之路》的顾问时一度受到考验，但克林顿认为，让政府来承担“9·11”的责任是不公平的，这两位前州长有着多年的友谊和感情。他们来自不同的党派，基恩是一名共和党人，但他们在社会政策制定上有着共同的见解，并且在发展教育方面颇有共识。

这是克林顿做过第二次手术后的第一场演讲，医生事前曾建议他取消这次演讲。克林顿的幕僚人员告诉基恩，克林顿可能不能出席。“后来我觉得克林顿说服了他的那些幕僚，”基恩说，“我们是朋友，他可能想做这场演讲。”

克林顿的那些幕僚又回来了，带着几个条件。克林顿将只发言15—20分钟，只回答3个问题，他的幕僚们想事先知道问题是什么。基恩让政治科学部门的专家编几个问题，随后他可能要将这些问题告诉前总统。

基恩对克林顿的出现依然感到很震惊。“他看上去很糟糕，面色苍白，体形消瘦。”他解开自己的衬衣向基恩展示他的手术伤口。“我很担心他，我对自己说：‘我是否该强迫他来呢？’”

基恩将那些问题递给克林顿，顺便提到：“我们一共有3个问题。”“什么？”克林顿回应道，他有些愠怒。他让他的一名工作人员去了解情况。“我告诉过你绝不要那样做，我不想再次听到。”然后他转过来对基恩说：“当然，你想问什么都可以。”

基恩首先向台下爆满的听众介绍了这位前任总统，并赢得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可以看到他脸上气色变好了些，”基恩回忆道，“就好像有人给他进行了治疗，他又成为了人们熟悉的那个比尔·克林顿。克林顿一共讲了15分钟……然后开始回答问题，回答完了后，他看起来还意犹未尽。”然后，基恩说道，他耐心地坚持着，学生拿出报纸和计划让他签名，还有很多人拿着他的书，“在满足每一个孩子的愿望之前，他不愿离开……我在汽车停放的地方找到他，把他叫回来……会场边有一座小山，人们在小山上向他鼓掌……‘哦，你们快下来’……然后，克林顿和所有人握手，在各种可以签名的东西上给他们每个人签名。”

那天晚上还让基恩想到了比尔·克林顿被莱温斯基丑闻打击的那个时候。当时基恩在白宫参加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克林顿将收到一份由他指定的小组作出的关于竞选问题的研究报告。也就在同一天，肯·斯塔尔向国会递交了他的研究成果。基恩、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和其他小组成员一起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基恩看到克林顿“另有所思”，注意力非常不集中。小组成员把报告给了克林顿，然后跟随着他，因为克林顿需要向一个由大约250名民权代表组成的小组作报告，其中包括杰西·杰克逊和罗莎·帕克斯。在克林顿的房间里，“他们同样起立为他鼓掌”，基恩回忆说。他恢复过来了，变得专注，“他发表了只有克林顿自己才能发表的演讲，其中6次被掌声打断，结束的时候人们起立鼓掌……他看上去好极了。那正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获得肯定，也同样需要人们明白他要做什么，他将和人们在一起，并且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才是他所需要的医治，这比其他任何医生都要管用”。

2005年5月，应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之邀，老布什和克林顿在华盛顿聚首，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所在的同一栋大楼里商讨海啸问题。沃德问到他们是否要在美国人民面前停一停并向他们致谢，他回答说，美国人民经常被看做是官僚政治论者而被忽略，但正是“这些人们作出了这次巨大的回应”。他们不仅来了，沃德说，“他们还奔走于人群中并完成了霍尔布鲁克指定的计划”。沃德认为，“人们都不想在那天退去，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那儿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沃德经常被问到老布什和克林顿的关系是否真诚。他以一个内幕者的身份正面作出了肯定的回应，还举了很多例子来证明他们的交情。他们喜欢谈论体育，并回忆1992年的竞选——包括基本情况、竞选的选区分析，他们通过对重要人物的回忆讨论着各自的外交政策，还讨论过“在任时他们是如何与其中的某一个有着相互影响；他们的措辞都非常有礼貌。他们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他们都从不用完所有的有利条件，他们也不做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

他们在休斯敦宣布他们私人基金的受赠人之前，在布什的办公室进行了会晤。“当然克林顿总统迟到了，”沃德说，“……那方面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不同点……布什总统要么准时，要么早到。他们还毫不客气地互相调侃对方。”在他们视察海啸途中，克林顿总是迟到，沃德说，因为“他非常引人注目，总是要和许多人交谈”。老布什总统在1992年与克林顿和罗斯·佩洛特进行辩论时还不忘扫一眼自己的手表，这招致了一些尖锐的批评，他当时只是不由自主。“布什总统总是在看自己的手表。”沃德说。

在休斯敦的那次活动上，芭芭拉·布什作了介绍后，就提到她早已丢失的儿子比尔。“忘却一切，欢迎回家。”克林顿站起来对她说：“谢谢你，妈妈。”接着克林顿表示布什家族会竭尽全力将另外一个布什送进白宫——所以，如果他就是布什家失散的儿子而希拉里在2008年赢得大选的话，她也将会成为出自布什家族的一名总统。

罗恩·考夫曼是老布什总统的前助手，他把他们的关系称为“一段风流韵事”，他也乐于援引；他们虽然不是最好的朋友，但他们的关系确实是“真挚的”，他还补充说：“我敢说比尔·克林顿感觉他和乔治·赫伯特·沃克的关系比他和卡特总统的关系要更为亲近。”考夫曼说41喜欢开玩笑，41说：“让我觉得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每次我只问候了声‘hello’，42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在我这个年龄，这很好。”

一些来自民主党、与克林顿关系密切的政界人士，比如汤姆·道尼、鲍勃·托里切利、贝里尔·安东尼、蒂姆·沃斯，以及在1992参与克林顿竞选的休斯敦市长比尔·怀特等人，在谈到老布什总统时说，他就像克林顿总统一样，人非常好，他很聪明，阅历丰富，随和、得体、乐观、理想主义、通情达理，当然也很谦虚。这两位总统感情都比较细腻，他们都容易动情流泪，有时甚至在公共场合哭泣。

“看，”已退休的摩根斯坦利执行官安森·比尔德说，“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克林顿，也没有人不喜欢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因此，为什么他们不能好好相处呢？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杰出的美国在野领袖。”

马克·沃德注意到，当比尔·克林顿和赫伯特·沃克·布什在一起时，他通常会说一些轻松的关于乔治·沃克·布什的事情，这些事情多是老布什总统做过以后新闻上刚刚播过的。老布什过后经常对沃德谈起，“对我来说，他那样做真的意义非同一般。他本不用做这些事情的，真的很感谢他。”

克林顿对于他的继任者的不干涉立场产生了影响。“他真的不愿意参与，”杰克·西沃特说，“而且他可能不会赞同那人所做的95％的事情……对于总喜欢谈论自己的人……他做了非常漂亮的回应。”

克林顿的行为显得很合理得体，而乔治·沃克·布什作为克林顿的对手，生活作风严谨并忠于白宫。在2006年，当克林顿和中左政党的编辑们谈话时，就告诉他们要从反面来看，还有那些支持他们的人。他劝诫他们不要把公众人物变成“卡通”。虽然他承认他并不赞同小布什的很多做法，但也肯定了他是“拥有源自直觉的聪明”。（“当右翼嘲笑我的时候我热爱它，”他说，“当你嘲笑某人的时候，就已经低估了他。”）

今天，当乔治·沃克·布什支持率和期望值都很低时，人们很容易就忘记使他获胜的政治技巧，那也一度博得比尔·克林顿羡慕。朋友们说克林顿总是提到两位“布什”政治家都才华横溢，精明能干。

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克林顿对乔治·沃克·布什的那种温和评价，克林顿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的忠实拥护者希望他在布什面前不要再那么谦恭。不过，偶尔在某个不留神的时刻，克林顿对于沃克的真实看法会流露出来。2003年，当克林顿看到《纽约时报》“故意无视布什政府的过失时，他表露了自己的愤怒”。然而，此类过激言论从未在私人场合发表过，而克林顿的朋友们表示他会坚持以上的观点，一直到他帮助希拉里竞选总统的时候。

布什的父亲告诉马克·阿普德格罗夫，他和克林顿的友谊“可能会在希拉里竞选总统的时候触礁”，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友谊还会继续发展下去。（2007年11月在爱荷华州竞选时，希拉里说：“正如某人在某天所说的那样，这好像是一种固定模式。一个布什之后需要一个克林顿来打扫战场。”一个月后，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竞选中，比尔进一步进行了侮辱，他许诺在希拉里担任总统的第一天，希拉里会让他和乔治·沃克·布什一起环游全球，告诉世界美国是“商业开放的”，而实际上，第41任和第42任将打扫第43任留下的残局。吉恩·贝克迅速发表了一份声明，称前总统布什没有安排这样的任务，他“全力支持”他的儿子“和他的对外政策……对他为美国继续扮演的角色而骄傲……这是自由和民主的指向标”。）

朋友们都知道他们的关系是真诚的，布什邀请克林顿去肯尼邦克港参加家庭度假，一起打高尔夫和划船。（克林顿曾在1983年到过那里，在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举行的州长会议上，作为州长的克林顿和3岁大的切尔西一同参加了。当克林顿向副总统介绍他的女儿和他“梦幻般的家”时，切尔西并不配合，她说“我要去洗手间”，副总统拉着她的手带着她去了。“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克林顿对《休斯敦纪事报》的记者说。）

一次老布什的航班在纽约外被耽误了，他有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他的工作人员给克林顿在哈莱姆的办公室打电话，问老布什总统和他的人员是否可以前往拜访，他们被告知克林顿总统不在办公室，但随时欢迎他们过去。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老布什坐在克林顿的椅子上，把脚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给他打电话说：“比尔，我是乔治，好风景！好桌子！”

2005年，两位前总统都接受特使的身份，布什是巴基斯坦地震的特使，克林顿是科菲·安南的联合国海啸灾害处理特使，这个角色使克林顿的实际操作和处事方式让人钦佩。

克林顿与当地的海啸救灾非政府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第一次会面，地点是他在哈莱姆的办公室。雷伊·奥芬海瑟当时也在场，他还记得这位前总统正在明显地从他的外科手术中恢复过来。“他的体重减轻了，跟他在任期的最后几天相比，相貌非常不同。”

奥芬海瑟对此印象深刻，其他首席执行官“本人”也一样。克林顿能够理解和列举出那些“核心问题”，并且“描述起来非常具体，不用参考任何资料就脱口而出，然后对我们说：‘我理解得对吗？’这时坐在桌子周围的每个人都会说：‘您理解得绝对正确，如果这是我们要执行的工作日程，那我们都听您的。’”厄斯金·鲍尔斯当时也在场，奥芬海瑟说，克林顿曾请他“过来帮助他，以启动这件事情”。

当克林顿开始履行联合国特使的职责时，老布什对曾与他一起访问过那片地方的这位朋友的最新看法极为感兴趣，克林顿急切地与他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布什的幕僚长吉恩·贝克不时打电话向沃德报告：“42刚刚向我们电话报告了今天的另一个行程。”克林顿来电时，沃德正在肯尼邦克港与布什会晤：“布什总统发表了讲话，我们都听了报告，因为克林顿总统刚刚从海啸灾区的一个国家回来。”

“布什总统很喜欢它，”沃德说，“因为他感觉自己现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意识到这种情况，老布什说：“我知道比尔回来了，我知道他会给我打电话的。”克林顿很少错过大清早给他的前任打电话的时机。

克里斯·斯塔摩斯是斯特林·斯塔摩斯资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和该公司慈善基金会的主席，他参与到了克林顿在非洲的工作，见过克林顿和老布什在通电话，有时是克林顿打过去的，有时则是老布什打过来的。有一次，他和克林顿正在一个招待会上，然后克林顿的电话响了，是老布什打来的。“他们一直谈论一些他们可以共同做的事情，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友谊。”克林顿的朋友约翰·爱默生说，有时，老布什扮演了一个父亲的角色，他会问克林顿是否锻炼身体，并且让他注意自己的饮食。

在问到更加苛刻的芭芭拉·布什时，“我认为，她很喜欢比尔，”马克·阿普德格罗夫说，“比尔很迷人，有着俏皮的性格，别人很容易就被他的魅力吸引。”芭芭拉虽没有说过她喜欢克林顿，但正如拉里·金所估计：“我认为芭芭拉不能自拔地喜欢上了他。”2005年金在电话里直接问她：“你喜欢他吗？”她有些吞吞吐吐：“是的，很正确。是的，哦不，我喜欢他。”

芭芭拉借用了一个短语来形容他们：“奇怪的情侣。”

有人议论说，芭芭拉对他的长子乔治很是恼火，原因是他没有给他的父亲更多的工作去做。她很欣慰乔治和比尔已经找到共同点，并为之忙碌起来。正如托尼·科尔贺所说的那样：“小布什并没有过多地与父亲老布什交涉，而老布什和他的团队也希望他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所以对父亲老布什来说这是一个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对老布什和克林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从芭芭拉的角度来看，科尔贺推测，“那是乔治应得的”。

马克·沃德曾问芭芭拉，她是否被引诱参加她丈夫的海啸之旅，“她说绝对没有，这正是两位总统应该做的事请”。

汤姆·基恩是布什家的私交密友，他建议不要被芭芭拉对比尔的热烈感情已成事实所迷惑；她不像是会忘记过去或者无视从竞选总统的希拉里那儿传来的批评言论。“我很了解芭芭拉，她的感觉对许多人来说并不像总统那样总是仁爱的……他可以非常仁慈而她并不至于批评布什的人。”共和党智囊斯科特·里德对芭芭拉的评价是：“她是一个天生的记忆者，41更是一位饶恕者。”“是一个趋向于包容和宽恕的配偶。”罗恩·考夫曼说。另一方面，考夫曼强调克林顿在访问肯尼邦克港时并不需要一个“食物品尝员”。

老布什曾回忆起一幅描绘他总统儿子反对同性婚姻的政治漫画：他走进一间房子发现他爸爸坐在沙发上，克林顿的胳膊搂着他，而他喊出了：“爸爸！你在做什么？”

克林顿打断了他，并对老布什说：“乔治，你不觉得我们应该放松下来吗？”2007年9月下旬克林顿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主播查尔斯·吉布森的采访，提到老布什时他说：“我是真的爱他。”

这应该是一个误会，汤姆·基恩的辩解是为了收回老布什与克林顿比与他自己的儿子变得更亲密的观点。“了解了布什家族，就知道这是不对的。”他称他们为“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家庭……他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儿子，并希望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地支持他，我不认为他喜欢别人批评他的儿子”。

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来时，乔治·沃克·布什邀请他父亲和克林顿再次回去工作。

2005年9月4日，卡特里娜飓风肆虐过新奥尔良和墨西哥湾沿岸一些地区后的第6天，比尔·克林顿在查巴克家的后院与保罗·奥法利（又名金考，因为他曾有一头卷曲的头发）聊天。聪慧而富有洞察力的商人素养使金考一家从一个在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人行道边的复印机店做到连锁发电厂，然后再将其出售给联邦快递公司，从中获得巨额财产。克林顿曾将奥法利标定为他自己基金会的一个捐助者，并在即将举行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前邀请他在那个劳动节的周末去查巴克。希拉里当时不在那儿。奥法利带着他十几岁的儿子，事前有人告知他这次与前总统的会面将持续15—20分钟，不过他们最终交谈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第二天是劳动节，比尔和希拉里在黎明前抵达威彻斯特县的机场，乘坐由约翰·卡西马蒂斯借给他们的飞机到达休斯敦和飓风肆虐的地区，许多人已从那里疏散。飓风来临后的几周内，休斯敦有超过25万人被疏散。克林顿和他的朋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进行了会晤，随后他们发起了一项活动，来募集资金帮助卡特里娜飓风的受害者。他们最终募集了1.3亿多美元的捐款。

对他们在海啸方面的工作，两位前总统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赞扬，但由于卡特里娜飓风是发生在家乡，克林顿总统受到了一些批评。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写了一本关于卡特里娜的书，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所认为的布什政府所作出的反应中那些不称职的方面。道格拉斯指责克林顿为该政府提供了一块“遮羞布”，为“举措失当的政府裹上了一层糖衣”。虽然同意“两党合作精神”是不错，而且“老布什——克林顿的路演将不断筹集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布林克利争辩道，克林顿需要“跳出来，直陈现政府在卡特里娜飓风的处理上做得极其糟糕”。克林顿和布什又一次登上舞台中心时，克林顿说‘这不是指责别人的时候’，布林克利说“这实际上是在协助和教唆布什政府促成失败”。

海啸方面的工作接近尾声，媒体将焦点转向了卡特里娜，马克·沃德与两位前总统的接触也明显减少。但沃德与他们尚未告别，得知两位前总统要于2006年5月在飓风袭击后已关闭的杜兰大学举办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联合演讲，沃德问克林顿是否他可以占用他们15分钟时间并利用布什／克林顿海啸基金的最后一分钱，问他们是否会与六七个试图在自己的祖国建立一个儿科医院的二三十岁的年轻美籍斯里兰卡专家会面。

克林顿和老布什同意提供资金，并答应演讲前在新奥尔良会见他们。那些斯里兰卡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有很好的工作，而且都是美国公民。他们飞去新奥尔良，在位于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见到了两位前总统，这是私下会晤，没有新闻报道。沃德事前曾对两位前总统说：“你们不会忘记这些年轻人的，他们有些是泰米尔人（Tamil），有些是僧伽罗人（Sinhalese）。他们已经抛开所有，共同努力，以建立这所医院。”他们带来了设计图，沃德说，总统们就开始研究设计图，并与那些年轻人谈论起来，他们都不想离开了。“特工人员不停地催促他们——‘很晚了，真的很晚了。’可是他们不想走。”

老布什总统那天感到不舒服，但他似乎从年轻人和他们的项目中获得了力量，并开始询问一些具体问题。他后来对克林顿说：“我们回去吧，比尔，我们回去吧。”克林顿正就资金筹措策略向他们建议，并向他们推荐了一些人，在谈到某个人时他不停地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人。”

美籍斯里兰卡人采纳了克林顿的建议，很快位于马特勒的医院就会破土动工了，两位总统还接见了该城市的儿童。“我希望，”沃德说，“并且我觉得也会成真的是，他们中的一位或两位在将来某一天到了那里说：‘这就是我们促成修建的医院。’”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后来告诉休斯敦市长比尔·怀特，他与“巴伯”（Bubba，老布什有时称克林顿为巴伯，意为“兄弟”）在杜兰大学毕业典礼上作演讲多么有趣。并且他们一时冲动，就去了一家法语区的餐厅，这也让老布什感到刺激。罗恩·考夫曼的一位客户提供了飞机，他们一起飞了回去，老布什去了缅因州，而克林顿去了波士顿。

克林顿直接去了波士顿的一家酒店参加舞会，他的出现会极大地促进资金募集工作，同时也为了传达他要抗击儿童肥胖的信息，而抗击儿童肥胖的工作也是克林顿基金会在国内的一项主要内容。劝服克林顿到达那里的是史蒂夫·格罗斯曼，他说，前总统是一个能够进行言传身教的最佳发言人，因为他承认他自己在儿童时期甚至成年后的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

克林顿在离开白宫后设立了他的基金会，对内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工作：应对全球变暖（特别是倡议节能环保建筑）和减少儿童肥胖。

许多人都在致力于全球变暖问题，包括成为此方面摇滚巨星的阿尔·戈尔。克林顿知道在这方面他无法与戈尔相提并论，但是在儿童肥胖上问题他倒是可以做出自己的成绩。“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克林顿在一次演讲中说，“Ⅱ型成人糖尿病首次出现在了儿童身上……这就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儿童肥胖问题，他补充说，“每天都困扰着我”。克林顿曾承认说自己在儿童时期一直很胖，他知道从事解决儿童肥胖这个事业并不能为他带来政治遗产，当然也不会由此让他在将来荣获诺贝尔奖，特别是在当前第三世界许多儿童正因营养不良而导致死亡的时候。儿童肥胖缘于多年的不良习惯，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还缺乏紧迫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克林顿离开白宫已4年有余，虽然他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在海啸中所作的贡献——但他还没有积聚起自己的遗产。虽然他很想得到人们的好评，可是他知道人们还在等待着他的表现。“首先我关注到的是他在卸任后只是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讲，挣了大把大把的钱，却很少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特德·索伦森说。

克林顿最近的一次手术让他认识到，如果他想被人们在将来视为美国最优秀总统之一的话，他最好做一些重要的、吸引媒体关注的公益事业。一些历史学家和记者争论他是否在性丑闻上浪费了他第二任期四分之三的时间，如果他的任期表现被判定为远远高于一般水平的话，那他将是非常幸运的。

同时，他那不寻常的情况——有一个想当总统的老婆，甚至包括他和赫伯特·沃克·布什之间的友谊，意味着他的工作更多发生在美国之外。一个和比尔·克林顿关系很好的记者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很多人干脆直接称他为“世界公民”。

“让自己超然于美国政治之外”，托尼·科尔贺在克林顿还在任上的时候向他建议。实际上，科尔贺是要提醒克林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在莫妮卡事件上确实毫不在意，他们觉得在美国这里将它夸大是愚蠢的”。

2005年年初，克林顿和他的一些富有的、热衷政治的朋友邀请了吉姆·沃利斯——自由基督教杂志《旅居者》的主编和畅销书《上帝的政治：为什么右翼错误地得到而左翼却得不到》的作者——到投资银行家、前克林顿政府副财政部长罗格·阿尔特曼在曼哈顿的家中共进晚餐。沃利斯是一名进步教士，他认识克林顿夫妇是在“文艺复兴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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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纽约流行的在新年里就政府、商业和艺术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评论的聚会——他被邀请到这里，这样那些聚在一起的圈内人士就可以，正如沃利斯所说，“向我征求意见……关于民主党应该……如何从宗教中……找回信仰”。这些人中有克林顿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小哈若德·福特、特里·麦克奥利弗、詹姆斯·卡维尔，还有后来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安·理查兹以及约翰·波德斯塔，等等。

没有人提到沃利斯对克林顿福利改革的尖锐批评，或者是他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更尖锐的批评。后来，沃利斯公开将“个人诚信和公众诚信”联系在了一起。《纽约时报》援引他的话说，“克林顿完全出局了”，他不再拥有解决诸如种族问题和贫穷问题的道德舞台。

沃利斯后来改变了他对克林顿的看法，他在晚餐后私下对克林顿说，“你可以在世界上一些政治家难以处理的重大事件中扮演一个杰出的领袖角色。”沃利斯拿吉米·卡特为榜样，说“比起总统，他更是一个出色的前总统”。这没有让沃利斯赢得克林顿的任何好感——他能够拿吉米·卡特的总统任职表现与克林顿的进行比较吗？“比尔·克林顿和别人一样清楚，”沃利斯说，“他的执政表现很难评判，有时好，有时坏，有时抓住机会，有时却又错失机会。”

那天晚上克林顿告诉沃利斯，他一直在“苦苦思索”是否要举行年会，在那里与会者要进行捐款以帮助解决世界上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沃利斯不再声称是他促使了前总统在脑海中形成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雏形。“我并没有为他设计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我只是……鼓励他去寻找这样一个角色。而且，当……我看到那个倡议出现时，我就想，‘好主意，这正是我期望他做的’。”

克林顿知道，与盖茨基金会以及其他一些基金会相比，他的基金会规模很小，并且他的基金会关注各种各样的事情，没有特定的主题，因此无法吸引媒体的关注。这不能成为他不断积累政治遗产的基础。但是这种和大家讨论得来的观念深入其心，在他自己的个性基础上来募集资金，鼓励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回报也值得肯定。瓦坦·格里格瑞恩认为克林顿拥有让人信服的个性，他“吸收了室内所有的氧气”，他说克林顿全球倡议（CGI）项目99％依靠克林顿的个人魅力，当他在台上向观众致意和讲话的时候，这种魅力就产生了。

克林顿知道他拥有一种朋友们所称的“召集力量”。正如杰克·西沃特所说，“他很清楚如何运用自己的这种召集力量”。但是克林顿也清楚，如果他也试图发起那种说得多、做得少的论坛，比如在达沃斯举行的题为“致力于改进世界状况”的空洞会议——这被某些圈子里的人视为像在瑞士滑雪道发表冗长的演讲一样可笑——这将对他获取遗产毫无帮助。

他很快就阐明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细节。这将会是一个每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议，会议主要包括4个议题——能源和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减少贫穷以及缓和宗教和种族冲突。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和达沃斯有着同样的精华部分，但是，相比于达沃斯不固定的日程安排，讨论小组慢条斯理的讨论，然后要到下一年会议开始时才又重新开始讨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则制定了四条路线，并且将会年复一年地继续，与会者要么捐款，要么贡献他们的时间或者分享他们的计划，如果做得不好，下一年将不会被邀请。2006年9月，在第二届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第一天的第一个环节，克林顿在大会上宣布上一届会议中有20人没有履行他们的责任，因此本届会议没有再邀请这些人。客人花名册——国内的重要人物有科林·鲍威尔，国外的领导人有托尼·布莱尔和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当然这不是巧合。克林顿把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日程和联合国大会的举行安排在同一时期，这样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就可以来到这边和他的客人坐在一起。

蒂姆·沃思是联合国基金会和更美好世界基金的主席，也是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常客。在沃思看来，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时间安排“棒极了”。“如果你是一名外交官或者国家领导人，你愿怎么选择呢？是参加联合国的必要会议，还是兴致勃勃地到城那边看一下比尔·克林顿？”

达沃斯经常会邀请许多杰出的商业领袖，但克林顿却更愿意邀请一些非政府组织领导、学者、市长和活动家们，对于这些人他会取消他们的15000美元的注册费。这是“明智的策略”，美国格拉明基金会主席戴维斯说，克林顿的想法是为那些想赚钱的人和那些寻找合作伙伴的人进行牵线搭桥。克林顿在白宫时的高级健康顾问克里斯·詹宁斯现在是一家卫生保健咨询公司的主管，负责推广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卫生健康项目，他把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称为“一项事业，而不是一个会议”。他认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是非凡的，并很快取得了成功，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只用了一两届的时间就变得像一个机构，变成了一个你在安排日程表时需要预定的地方——“发言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发言者都是些脚踏实地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以及该关心什么，他们都准备了成功的计划”。他补充说，这不是“指引性的问题会议，这是一个指引性的具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会议，人们来到这就是来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的”。

对于2001年比尔·克林顿发出的邀请，人们可能不屑一顾或婉言拒绝，但是2005年的比尔·克林顿已经成为一名巨星总统。克林顿热衷委任，但他想成为真实的巨星；他就像穿着西服的波诺，吸引那些国王、前总统、国务卿、外交官以及百万富翁们，用他们的钱实现自己的计划。

到目前为止，克林顿显得无处不在，涉足众多事务。卡耐基公司的总裁瓦坦·格里格瑞恩说，当克林顿登上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舞台后，他让在座的亿万富翁们站起来进行宣誓，他就像幕会上的一名宗教复兴运动者。不再是“为了上帝而做”，而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此外，也是为了台上那位明星的遗产而做。

就像联合犹太协会的年度晚宴一样，参与者都要进行公益捐款，在一些时候参与者是为了炫耀富有，有些时候是表明要做有爱心的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致力于帮助与会者找到信仰（例如，进行宣誓，有时候是做出七位数的捐款承诺）。正如全球基金的主管理查德·费舍姆所说，“进来的人都以公开的方式做出了承诺，过后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而是悄悄地将其忘记”。

每一个捐款者都会有克林顿的工作人员跟踪联系，确保他们的捐款到位，并让捐款者知道他们的钱是如何使用的。维塔声音全球伙伴的董事会主席梅兰妮·维微尔，作为世界范围内支持体育新兴女性领袖的非营利机构，认为工作人员专注于捐款的使用，包括财务和相关计划。“在他们的心中一定充满了信仰的热情。”

苏珊·戴维斯对克林顿的能力感到惊讶，他总能联系上那些巨富或者接近他们。他能理解，她解释说人们创造或者继承巨大的财产，这能通过正确的话语转移。“如果我现在有10所房屋、10架私人飞机和游艇，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总是有所空缺，这些亿万富翁们于是过来，这就是我认为比尔·克林顿的基础所在，相信人们的品德，这会变成现实。我真的见过一个说道者一样的家伙，他所做的就是唤醒世界上的有钱人去关心贫穷。”

克林顿全球倡议（CGI）顾问桑迪·伯格称，克林顿“让人敬佩不已”，他看上去在做没有稿子的总结。他像一个戏团老板一样把大家聚在一起。伯格说，德斯蒙德·图图和阿卜杜拉国王正在“热烈地”讨论和平与和解问题。苏珊·戴维斯记得早上8点的一个会上有约旦王后兰妮娅·艾尔·阿卜杜拉、阿富汗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和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过后，她说“他真正的把激情带给了每一个人，他把大家带动起来，让半屋子的人感动涕零”。

对于那些认真看待他们慈善事业和人际关系的人，例如克里斯·斯塔摩斯，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就是一场盛宴。那里不仅有世界著名的演讲家，而且只需要“随意走走，如果你足够幸运和某个人搭上话，你会发现，如果他不是某个非政府组织的创始人，就是一位发现的东西已经对全世界帮助颇多的人”。

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会议上，斯塔摩斯与苏格兰的慈善家汤姆·亨特相邻而坐，汤姆·亨特是由瓦坦·格里格瑞恩介绍加入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他回忆说：“比尔·克林顿走了过来，手臂搭在我们的肩上，我们愉快地讨论了当前发生的事情。”而同样是参加会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却没有获得与总统交谈的机会，他完全清楚原因是什么，这就是生意，斯蒂格利茨说，克林顿只会花时间在那些真正的捐钱者身上。

考虑到那些演讲者和与会嘉宾的身份，会场上有大量的安保人员，不过，塔嫩鲍姆宗教间谅解中心的负责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消除宗教和种族冲突”的积极参与者乔杰特·贝内特说，会议很开放，不论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是美国总统都没有特别区分，比如，像利比里亚的埃伦·约翰逊·瑟里夫这样的人物会和一位从事非营利事业的人士随意相处在一起。“你可以去找会上的任何一位演讲者”，当利比里亚总统的那组讨论结束之后，“人们朝她走去，与她交谈，她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即被安保人员保护起来”。

那些最重量级的人物被请上去与克林顿同台，克林顿的表演完美无缺。他对鲁珀特·默多克和芭芭拉·史翠珊对大气变化政策所做出的承诺表示感谢。克林顿打趣说：“这可能是他们俩唯一同意的事情了。”史翠珊在克林顿的耳边小声嘀咕道：“默多克远比看上去有钱，他有一次捐了100万美元，是这次的两倍呢。”可是克林顿忘了提起一个人，那就是安森·比尔德，这位在华尔街颇有名气的先生也是这次大会的积极捐献者之一。（虽然被忽视，可是比尔德一点都没有气恼，反而他觉得很有趣。）

由于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广受媒体关注，也由于它挽回和提升了克林顿的形象，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正式成员和准会员们更下定决心要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如果他们想继续受到邀请的话，只有诚心诚意地去履行他们所作的承诺了。由于克林顿全球倡议（CGI）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至于像杜鲁门·卡波特·布莱克和怀特·鲍尔这些先前的嘉宾不再出现在邀请名单中都被认为是很丢面子的事情。“每个人都渴望被邀请”，史蒂夫·格罗斯曼说，这是克林顿创造的有意思的一个圈子。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迄今已分别在2005、2006、2007、2008年的9月份于纽约成功举办了四届。克林顿希望大会能在每年的9月份一直都召开下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克林顿在2008年12月于中国香港开创性地发起了克林顿全球倡议之亚洲峰会（CGI Asia Meeting），旨在汇集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和杰出人士，通过沟通和合作，达成共识，共担责任，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并把克林顿引领的全球公益性浪潮推向新的高度。

对冲基金“老虎基金”的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小朱利安·罗伯逊说：“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像是一个校友会。”但是会议上空仍飘荡着两党和谐的气氛，这也使大会超出了狭隘的政治主义。例如受邀者中包括来自共和党的康多莉扎·赖斯，劳拉·布什以及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

尽管与会者都了解如此安排的动机，可是这种对民主党示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一致称赞。比如，苏珊·戴维斯就怀疑，如果希拉里没有参加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比尔会是布什政府的强烈批判者，但是他不想“烧毁妻子可能用得上的桥梁”。戴维斯说，他的天性是尽力协调，希望所有的人相处融洽以及建设这样一个大中心。那就是他的个人风格。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卷入战争的时候，他却在强调巩固和平基础、种族理解和社会宽容。他也没有说过我们一定要攻打伊拉克之类的话。

在签下他的支票之前，安森·比尔德和他的儿子们走上哈莱姆和等了他们20分钟的前总统克林顿进行了交流，没错，就是比尔·克林顿。比尔德回忆说，1992年纽约州总统初选之后，他第一次和比尔·克林顿会面，那次他迟到了25分钟。这一次他可没迟到。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所有的项目和研讨小组都准时开始，准时结束。“有人介绍说欢迎美国第42届总统——威廉·杰斐逊·克林顿。他走了出来，时间正好是8点钟，一秒不差。”比尔德称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会议，没有华而不实的鼓噪，只有实实在在的做事”。

尽管2005年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会议已经受到了广泛好评，但2006年的会议又在原来极为成功的首次亮相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令整个小组成员印象深刻的是，小组讨论更加关注那些切实可行的工作，而不是坐在那里从理论上谈论如何解决贫穷。所筹得的资金也由2005年的25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75亿美元，这一数字在2007年达到了100亿美元。

共和党人斯科特·里德对此印象深刻：“他（克林顿）筹钱的方式恐怕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了。”

克林顿的一位牧师顾问托尼·坎波罗认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是克林顿的“首要功绩”。乔杰特·贝内特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看做是克林顿的第三届任期。里昂·帕内塔则认为，前总统正在领导由他自己和亿万富翁们建立的流亡政府，他们认为解决世界的问题是他们的责任所在。在帕内塔的脑海里，这些亿万富豪就包括已经加入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克林顿曾经告诉《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他希望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有一些可以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进行的计划，并且希望克林顿全球倡议（CGI）能对10亿人产生影响。他告诉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会议的一位常客拉里·金，他计划领导克林顿全球倡议（CGI）“至少10年”，到那时，他将会创造“一个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服务人员网络，并且会一直发展壮大下去，不论我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论我将会做什么，我只希望能够继续待上10年的时间”。

就大多数基础标准来说，2007年的会议是最成功的一届。但是它的光辉被罗恩·伯克尔弄糟的一件事遮盖住了一部分。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开会那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商人劲爆的详细资料：每月40万美元的顶级住宅，私人喷气式飞机，五星级的生活，顶尖的厨师以及他的女朋友——女演员安妮·海瑟薇，天主教堂和罗马教廷，还有他和前总统克林顿在公开场合的拥抱。最新的传闻还披露了关于道格·班德的一些细节，包括因为他们介绍法里耶瑞作为克林顿主要支持者所得到的40万美元的线人费，而克林顿的发言人说班德（班德在为克林顿工作期间获得了法律学位，这也让他的个人助手头衔提升到法律顾问的高级头衔）并没有接受那笔钱。还有一些消息称，班德的工资是从伯克尔那里拿的间接报酬。同样有消息称法里耶瑞承诺帮助希拉里赢得更多天主教选民。还有消息说法里耶瑞在克林顿案中捐赠了不属于他的资金以及关于法里耶瑞利用他的关系帮助克林顿和他的全球倡议（CGI），安排他和一些相关的高官和亿万富翁见面，其中包括一位曾与克林顿一起到非洲旅游的商界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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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克斯米斯曾为克林顿装修过州长官邸，后来又为他装修总统办公室、条约厅、家用餐厅和白宫的其他地方。她也装修了位于戴维营内的总统游艇、餐厅与旅馆，并致力于克林顿图书馆内的总统办公室和内阁会议室的改造，以及装修他在纽约查巴克的住宅——不包括希拉里在华盛顿的房子，这些作品让乔治敦的装修师喜不自胜、钦佩不已。莫琳·多德说霍克斯米斯把白宫的林肯起居室（Lincoln Sitting Room）装饰得如此舒适，以至于“贝尔·沃特琳（译者注：小说《飘》中的一名高级妓女，富有，但被其他妇女唾弃）都可能会有回到自己家中的感觉”。

(2)
“文艺复兴周末”（Renaissance Weekends）：1981年由全球传媒集团WPP董事长菲利普·兰德尔（Philip Lader）及其夫人成立的非党派家庭聚会。主要邀请各个领域的创新领导者举行演讲和讨论。出席者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普利策奖得主、大学领导、宗教领袖、政府官员等。

第6章

比尔·克林顿聚焦非洲

当有人问比尔·克林顿离任后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时，他的回答是消除非洲国家的艾滋病，他曾对《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记者说：“因为这样能使我拯救更多人的生命。”

一直与克林顿一起工作的许多医生都承认，克林顿在消除艾滋病的这场战役中表现很好，但他们都认为他并不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重要，并且绝对逊色于他的下属爱拉·迈格辛纳。理查德·费舍姆赞扬克林顿压低药品的价格，使那些需要的患者得到了药物。“他与选定的药品制造商达成的特殊协议已经对第一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价格下降的幅度很明显，从每个病人每年15000—20000美元下降到140美元左右。

费舍姆还说，克林顿总是过于相信药品价格的降低归功于他的克林顿基金会所做的谈判，实际上，同样甚至更多地归功于全球基金强大的购买力，“因此，我们的钱和他的谈判完成了这个三角关系”。费舍姆称，全球基金和乔治·沃克·布什的总统救助艾滋病应急计划
(1)

，“正在为非洲80％艾滋病患者的治疗鸣锣开道”。

费舍姆补充道，尽管如此，克林顿的谈判小组“依然是促成药品价格下降的功臣，他们不仅和药品生产商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谈判，而且还密切关注成药的重要成分，与药品成分供应商进行艰苦卓绝的谈判，从而使药品价格降得更低，降得更快。如果没有克林顿的谈判，我不能肯定药品价格是否会降这么多，但我确信它不会降得这么快”。

世界卫生组织的凯文·德考克认为克林顿所产生的影响“虽有实际作用，但影响力有限……他们表现不错，很认真地来做，但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影响不大，而是被人为放大了”。

一些身在非洲的医生希望克林顿总统不要过度使用“我”一词，他们从不怀疑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每当他似乎想披上超人的披风，想把自己看做是每次救援行动的大英雄时，他们就有点退缩了。并且，这些医生在对克林顿和他的基金会以及他的全球倡议（CGI）表示钦佩的同时，一致认为克林顿演讲稿中的“我”一词，应该改为“爱拉·迈格辛纳”。

他们称，坐在谈判桌旁协商药品价格的人并不是克林顿，而是默默无闻的实干家爱拉·迈格辛纳。桑迪·伯格认为迈格辛纳是“克林顿兑现承诺的工具”。“他从没有停止过工作，”梅兰妮·维微尔说，“在帮助总统做这件事时，他一直一心一意。”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的理查德·马灵克把克林顿比作一个“动员者”，他去各个地方演讲，“也为了支持他的妻子”。马灵克非常赞赏迈格辛纳和同在克林顿基金会工作的同事们，认为他们像“信徒”一样默默地做着实事。

然而刊登在2007年7月《名利场》杂志中的一篇关于非洲问题自我吹捧的杂文中，克林顿并不曾提起迈格辛纳。对克林顿和迈格辛纳都非常熟悉的艾伦·索罗门特称，“迈格辛纳总是幕后英雄”。他提到克林顿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全都是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照片，虽然迈格辛纳总是和克林顿在一起……却不常见到他的照片”。

有人说这就是迈格辛纳的做事风格，他从不拍照，除非被推到摄像机前。但是他们也说，如果将来克林顿在非洲的工作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应该是迈格辛纳，而非克林顿。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的埃里克·古斯比说，迈格辛纳的工作具有“巨大的影响”，“降低药品价格是他们做的极具意义的事情，也正是由爱拉设想并努力实现的”。

古斯比说：“在药物谈判的前线，一直是迈格辛纳在工作，是爱拉提出策略，并参与到与那些专利药品公司和非专利药品公司所有的谈判中来……他试图利用市场的驱动力来促使药物价格下降。迈格辛纳很有头脑，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要降低药物价格就需要在每一个国家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打入非专利药品。他的策略在于不指定某一家非专利药品公司生产，而是指定至少两家，甚至四家公司来生产……这样他们就能在价格上保持优势，这些都是在克林顿基金会离开谈判很久以后完成的。而它的意义在于，使那些人均收入不足100美元的国家的患者也能用到这些药品。”

克林顿和迈格辛纳的性格截然相反。2005年夏季，克里斯·斯塔摩斯曾陪同前总统克林顿在非洲八国进行为期10天的考察。他这样描绘克林顿：“极其优雅，非常亲切。”斯塔摩斯还说迈格辛纳从不花心思去考虑他是否亲切，“他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处理工作”。他还说如果有人问他最担心谁的健康问题，那一定是迈格辛纳，“他总是在飞机上，飞往各地去谈判”。

一名熟悉迈格辛纳的记者说，迈格辛纳是少数能更正克林顿错误的人之一，并且他还被克林顿认为是唯一的“实干家”。她这样描述他：“他是一个真正有社会公德心的人，不过也有点古怪，脾气不好，易发怒……他只有被问到，才会讲话。但是，一旦你和他交战，你会发现他有着惊人的智慧。”

如果按艾滋病患者占人口的比例来划分，莱索托则是世界上受艾滋病影响严重程度排名第二或第三的国家，因为在这里几乎三分之一的成年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莱索托波士顿健康联盟的主任比尔·毕克奈尔每年有四五个月待在这里。卫生部部长对比尔·毕克奈尔说，他听说克林顿正在非洲开展工作，不知道能否在莱索托采取措施使艾滋病药品价格下降。于是，毕克奈尔打电话给克林顿在纽约的办公室，甚至试着打到阿肯色州的办公室，都没有回应。之后却发现迈格辛纳在马萨诸塞州昆西一个低收入区的小公寓里实施克林顿的艾滋病防御计划，而毕克奈尔每天都经过马萨诸塞州却从来没有留意。3周后，卫生部长与克林顿基金会签署了协议。

然而，如果没有了克林顿，迈格辛纳又会怎么样呢？正因为有克林顿，迈格辛纳才能从事卫生部门的工作。“克林顿在抗击艾滋病工作中做了很大的贡献，”埃里克·古斯比说，“事实上，是很重要的贡献。他与国家领导人相互交流，使之参与克林顿基金会的活动，并使艾滋病患者在一开始就受到关注和保护。”

在美国之外，克林顿的道义权威令人印象深刻。他无限的人格魅力就是一种驱动力，比如，他成功说服南非政府领导人相信艾滋病的病毒特性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对艾滋病的效用，这可不是简单的推销。2006年8月，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加拿大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姆西曼提出：“常食甜菜根、柠檬、大蒜和非洲土豆这样的食物是治疗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克林顿前往会见了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古斯比说：“克林顿总统与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的会晤，增强了我们与南非卫生部合作的能力。”姆贝基总统早在1994年到美国进行第一次国家访问时，就曾给予克林顿“一定程度的信任”，克林顿特设国宴款待了他。“我们得到了总统的首肯。”因此，埃里克·古斯比及其随同人员前往南非，耗时长达3个月，与南非卫生部联合制订了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应用计划。

克林顿在非洲的影响力是无可否认的。当爱拉·迈格辛纳走进一个房间，没有人会在意，但当克林顿走进房间，则会引起每个人的关注。当克林顿在非洲时，克里斯·斯塔摩斯曾听过他发表的“10—15次发言，每一次我都被感动得落泪，有时是热泪盈眶，我觉得仿佛置身于浸信会一样”。

斯塔摩斯回忆说，当他们来到一个国家，“街头挤满了蜂拥而至的人们，他们高声呐喊：‘我们爱你，比尔·克林顿。’”斯塔摩斯说，这位前总统几乎要让特工人员发疯，因为他会“让车队停下，自己下车走向人群，与他们握手，拥抱，合影，签名，好像他要参加那个国家的总统竞选一样”。

斯塔摩斯比克林顿小几十岁，他曾连续多晚陪同克林顿乘坐黎巴嫩副总理和企业家伊萨姆·法雷斯的波音727，密切观察了克林顿的行为，斯塔摩斯对他的旺盛精力感到吃惊。“比方说，我们乘飞机从莱索托到南非，途中我们一直交谈，着陆后，他可能会小憩5分钟……他每晚只睡3个小时，在余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讨论……下了飞机后，他走到麦克风前，便开始他惊人的演说。”斯塔摩斯说，他从不带手稿，所有的演说都是即兴式的，每次演说都与之前的不同。斯塔摩斯还回忆了他们共同待在酒店的情形：“我们每到达一个国家，会见该国的总统、访问几家医院、吃完饭回到酒店之后，克林顿都会邀请我们到他的房间。”他总将电视锁定在有关高尔夫锦标赛的频道，斯塔摩斯还记得曾在莫桑比克观看泰格·伍兹比赛的情形。“在他开始深奥的话题如全球健康或任职总统期间的趣闻逸事之前，都会谈到高尔夫球。”斯塔摩斯说，那次行程结束后，他用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来调整和恢复自己的状态。

比尔·克林顿与纳尔逊·曼德拉的交情很深，2005年曼德拉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尽管这不能看做是克林顿在非洲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因素，却是我们理解他在南非工作的核心内涵。

每年7月在曼德拉的生日来临之际，克林顿都会前去拜访。由于克里斯·斯塔摩斯是此次非洲之行的亮点，一天下午应曼德拉私下之邀，到其在约翰内斯堡的住宅进行私人访问。斯塔摩斯坐在曼德拉的起居室，看着这两位前总统，心中充满了敬畏，“他们感情甚深……相互拥抱。我敢说曼德拉很喜欢克林顿。”

斯塔摩斯是这样描述曼德拉的：“虽然疲倦但仍然精神矍铄。他一踏进屋子，就像走来一只长颈鹿一样……并不是因为他的个子高，而是因为他优雅的风度，有点超凡脱俗。你能感觉到他那种高贵气质……他的道德威望犹在，丝毫不曾动摇……但是，他变老了。”

这两位前总统都在为他们在任职时没能做得更多表示遗憾。理查德·费舍姆称曼德拉喊出了“或许是全球HIV/AIDS的斗争中最值得尊敬、最真诚的声音……而当克林顿和曼德拉联合之后……所产生的号召力更是不可抵挡”。

斯塔摩斯听到了克林顿和纳尔逊·曼德拉的谈话，谈话内容主要围绕着“非洲真正需要的是成功”这样的主题。斯塔摩斯离开时认为，不久之后卢旺达的艾滋病防治会取得成功。“这就是我有兴趣投资卢旺达的原因。”他希望能同在此已有投资的苏格兰慈善家汤姆·亨特进行合作。

克林顿对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比如爱尔兰总理曾令其政府为莱索托出资1300万美元。在印度的一家儿童医院，克林顿宣布他已经制定了一份3500万美元的协议。该协议由法国牵头，包括巴西、英国、挪威、智利等多国集团共同签订，这将使儿科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价格减半——降至每个儿童每年60美元。

尤其在过去的几年中，克林顿在这方面颇有建树。2006年，在一些非洲国家，在所有接受治疗的儿童中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仅有2％—3％。凯文·德考克说，克林顿涉入这个“缺口”，“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作用……他们试图寻找缝隙市场并且找到了……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是一个可见且值得关注的领域，它并不庞大，却是一个能让我们声张权力作出贡献的领域”。

理查德·马灵克对克林顿将重心转移至关注小儿艾滋病表示赞赏，他也表示很乐意同克林顿的同僚一起工作。然而，马灵克说他们只是“处理事情的皮毛”。他对此表示失望，并想告诉克林顿总统那些他还不曾说过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机构、护士和药剂师。”马灵克还说，克林顿基金会尚没有筹足资金来完成上述目标——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总能使他离实现目标更接近。

克林顿会坚持消除艾滋病的工作吗？一些在非洲工作的医生担心他会对此失去兴趣，找一些更为煽情，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来激发他的想象力——成为头条新闻。

理查德·马灵克早期说过，克林顿坚持他的诺言，不分散精力于“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是马灵克觉察到了他一丝的懈怠并对此表示担心。“近来，我认为他们回来后，似乎总是在他们认为可以公布于众之时才对外宣布。”马灵克说艾滋病防治进行中的国家有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和卢旺达。“有了这四个国家，我们说，‘就够了’……我们是这里的志愿者，为了志愿的实现，我们需要做出承诺，我们需要将精力长期集中于少数几个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并非是我们访问的每一个国家，我们也不做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不是未来几年我们能够解决的，或许我们有生之年都未必……他赞同，爱拉赞同，每个人都赞同。”

但是克林顿却无法自持，他的基金会现在已经在25个国家建立，因此，凯文·德考克担心过多基金会的建立会使之捉襟见肘。除了非洲，克林顿已将范围扩大至中国、印度和柬埔寨。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克里斯·斯塔摩斯和他的家人成了克林顿基金会在柬埔寨的捐赠人。爱拉·迈格辛纳来到斯塔摩斯办公室将此想法告诉了斯塔摩斯，引起了他的兴趣，由于正在展开的普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工作还很不足……因而，为期三年，每年50万美元的资助，使我们能够成为在柬埔寨的捐赠人，让这里的孩子和成人尽快得到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斯塔摩斯对这项结果很满意：“我在柬埔寨有一所医院……已救治了7万名孩童，花费了80万美元培训出1000名医生和护士。我想，以这个价钱在纽约的医院可能连两个星期都支撑不了。”

克林顿访华时，公开拥抱了一位带有艾滋病毒阳性抗体患者后，着实激励了中国人民。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中国对感染者的数目回避不谈，毫无疑问，这个数字会很大，预计有65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近百分之八十的带有艾滋病毒阳性抗体患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

比尔·毕克奈尔并不赞同克林顿重新将重点放在中国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相对强劲的经济实体。“是的，他们出现了问题，但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能依靠自己解决很多问题。”毕克奈尔希望克林顿协助斯威士兰、莱索托和赞比亚这些“经济薄弱的国家……这种道义上的资金援助不考虑一个国家的收入和经济实力，因此，像莱索托……这样的国家不应受到歧视。”理查德·马灵克表示赞同并希望克林顿继续关注非洲。“把精力集中于那些有艾滋病问题的未来经济强国不太公正合理。”

埃里克·古斯比、凯文·德考克和理查德·费舍姆都说过，关注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艾滋病患者也至关重要。德考克说：“虽然印度和中国的感染率不高，但是不高的感染率在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中可能达到更多的数量。”费舍姆称仅仅抓着非洲不放是“错误的”，“HIV/AIDS不是一个非洲问题，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如今，世界上艾滋病患者（绝对数字）最多且迅速增长的国家是印度，而不是非洲”。他称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是“三颗定时炸弹，如果我们在这些地方的战役中打了败仗，我们将失去整个世界”。

理查德·马灵克解释说，他不同于那些敬畏比尔·克林顿的人。“我并不想待在他的身边，虽然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不必倾心于他。”

在克林顿在哈莱姆为志愿者举办的答谢会上，马灵克将克林顿引荐给了他的妻子，她曾在1992年邀请比尔·克林顿参加“阿森尼奥·霍尔访谈”。克林顿那时是一名总统候选人，他戴着太阳镜，用萨克斯管演奏了一段名为《心碎旅馆》的音乐。马灵克说：“克林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克林顿并未忽视这位丈夫。“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他指出了马灵克都为哪些国家工作，然后说：“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接着，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这位妻子并开始回忆，“他们谈得很开心”，非常开心，以至于“我让他移步离她远一些时，他还在大笑”。

埃里克·古斯比说：“我希望克林顿能够专注于此，关注他的基金会，并且支持它……我是一名医生，我的职责就是为病人解除病痛，因此，当我看他将注意力转向另一项活动时，我感到很气愤，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在不断地筹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

凯文·德考克担心克林顿可能并没有全身心投入此项工作中，他那不安分的大脑又在搜寻着其他目标。他列举的证据是克林顿“涉足太多的事情。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他没有得到号召力……他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号召力”。

人人都说，能够让克林顿全身心投入的国家是卢旺达。因为克林顿曾表示，在他任职期间最大的遗憾就是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不作为”。

克林顿第三次来访卢旺达时，克里斯·斯塔摩斯陪同克林顿参观了卢旺达基加利种族大屠杀纪念馆。“我知道我在流泪……总统肯定是被他眼前之所见触动，离开那里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在医院，当地的记者问道：“我们都知道你正致力于消除世界各地的艾滋病，但是您是否会对发生在您任职期间的卢旺达事件给予特别的偿还呢？”

克林顿回答说：“卢旺达事件不但是发生在我的任职期，而且是因我发生的，由我造成的……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多。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

克林顿和他的随从人员随后去访问了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并向他致以歉意。

斯塔摩斯是卢旺达总统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说：“卡加梅热爱克林顿总统，他多么希望历史能重写……联合国和法国常常指责卡加梅总统的想法……他经常说……他喜欢克林顿，他认为……克林顿善于倾听卢旺达民声，不像一些非政府组织，来到这里只告诉人们要做什么，或者是说‘这就是我们将尽力为你们的国家去做的’。克林顿是德高望重的。”

“他是真的对卢旺达感到愧疚，”理查德·马灵克说，“当我们这个志愿小组开始启动时，他就告诉我，他希望首先宣布与卢旺达政府合作。”克林顿对卡加梅说：“爱拉和我来帮助你。你需要什么？要我们如何帮助你？”卡加梅回答说：“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饱尝了辛酸。外国人将登机离开，只留下我们来承担后果。”

历史学家在解析克林顿总统职位时曾记录了其在两任期内犯下的过失，虽然克林顿在非洲的工作能够提升他目前的形象，却无法弥补他在职期间留下的过失。2005年10月比尔和希拉里来到位于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故居，使他想到他也可以获得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协会（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的四大自由奖（Four Freedom Awards）之一。此奖项汤姆·基恩曾获得过，全球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宗教学教授康奈尔·维斯特也获得过。

“坦率地讲，”汤姆·基恩说，“我认为我们大家都相当不错，维斯特是传道者，因而言语尤为明晰……布罗考也很了不起。”但是，基恩接着说，克林顿站起身来，抢尽了风头。他“把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一边浅尝美酒奶酪，这位前总统一边与史学家、富兰克林与埃莉诺·罗斯福协会董事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聊天，布林克利提到，三周后即将举行的霍夫斯特拉会议，将专门讨论和评价克林顿总统，布林克利在这方面是颇有天赋的学者。“很显然在那时，他的思想并没有集中在这里……对他来说，这只是他……异常繁忙日程中的一天，所以，我认为他在看这期节目时会说：‘哎呀，哎呀，我怎么会到那里去？’”

克林顿一直忙于他一个月前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第一次大会，但其实在他心里一直在考虑的是希望把这场即将到来的会议命名为“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希望中的‘新民主党派’”。克林顿认为他的公共场合集会所创下的纪录代表了他执政最辉煌的时期，这些纪录在近些年已经被看做是美国总统在任期内一项巨大的政绩。

为期三天的会议（从2005年11月10日至12日）在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长岛文学院组成了50人的专题讨论小组，涉及到总统任职具体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等各个方面。克林顿在第一天发了言。

霍夫斯特拉的声望显然不及哈佛或阿斯彭，但霍夫斯特拉会议自从1982年举行的第一次会议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也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自克林顿卸任以来，已经连续5年召开了会议）。克林顿在任期的最后3年里，莫妮卡·莱温斯基性丑闻和弹劾问题让他心烦意乱，无心过问国民经济，但克林顿知道他不能让与会者对这种日益普遍的看法得出定论。

埃里克·施默兹是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他已先后负责主持了四场会议，第一场是艾森豪威尔的，克林顿的会议也由他负责。从采集文献开始，3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克林顿的项目。他和他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同事们讨论，与克林顿的员工组进行了磋商，以确定专题讨论小组的事宜。美国的外交政策智囊卡洛琳·艾森伯格教授曾参与过卡特、里根、布什的会议策划，他认为霍夫斯特拉的工作小组与克林顿总统的人接触得过于密切。“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控制最严格的会议。”

来自左翼的艾森伯格——克林顿的员工组和负责大学会议的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之间的联络人，是一个克林顿批评家，认为他太过于骑墙。她抱怨说，员工组关于专题讨论小组成员组成的建议“并没有受到真正欢迎……我们期望的是一场严谨的学术会议……但事实并非我们所愿”。她指责了霍夫斯特拉和克林顿基金会的代表，尤其是后者。

艾森伯格说，在过去的一两周，克林顿和他的成员们极度关注该会议，却不喜欢他们的眼前所见。这样说，他们并不会感到羞愧难当。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当克林顿的团队“向你走来”，“就像约翰斯敦的洪水一样”。艾森伯格称，克林顿的团队在最后一分钟提交了“一份他们希望邀请与会的人员名单……随之，方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举例说，他们将中间派民主党领袖委员会负责人布鲁斯·里德列入名单，因为克林顿和戈尔都来自这个中间派民主党领袖委员会。阿尔·弗罗姆是此中间派民主领导委员会的创建人，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有的座谈会都挤满了克林顿的人……我曾与（克林顿）基金会的人交谈，他们说，他们对如何说服了霍夫斯特拉官员们接受他们最后一分钟的要求感到非常惊讶。”

埃里克·施默兹强烈反对说，霍夫斯特拉是因受到了威胁。然后，他介绍了相当多的关于这件事的始末缘由。克林顿的员工告诉施默兹“总统将（会议方案）拿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能记下整个方案和所有的议题……和与会者名单”。也就是从那时起，施默兹开始接到电话。“我们为这种……这样的座谈小组……感到不安……总统认为这样会失去平衡。”

施默兹称他回答说：“对不起。请你告诉总统先生，我们认为这样很好……关于这个座谈小组，我们考虑再三，他可能不喜欢那个人，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必须留在小组里。”另一方面，施默兹补充道：“偶尔，我们会接受他们的建议，将某个人列入小组名单，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做有道理；我们也曾忽略过某个重要人物。”施默兹坚持认为，我们“极少采纳克林顿的请求”，“除非我们确信它能更好地……保持平衡”。他还坚持说，克林顿曾不止一次要求他将某个人的名字从小组名单中除掉。

纳塔利·达特罗夫是霍夫斯特拉文化中心的执行主任，曾出席过霍夫斯特拉历年的总统会议，断然说：“我们没有做任何不寻常的事情，就像过去一样。”

华盛顿前共和党参议员斯莱德·戈顿，为弹劾座谈小组一员——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是否宣告克林顿无罪——他说整个座谈小组非常偏袒克林顿。总的来看，他抱怨说：“我或许只是整个方案中仅有的3名共和党人中的一员。”戈顿称这次会议是克林顿同僚的“团聚”；有趣的是，伊莱恩·卡玛克也用了同样的词语来描述她在座谈小组的所见所闻：“简直太好了，就像是团聚一样。”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霍夫斯特拉会议在于“着眼于全方位提升历任总统”，“因为总统领导下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要出席”。然而，霍夫斯特拉前教授布林克利似乎为这一次的会议感到忧虑，他担心迫于压力，克林顿成员要求查看会议文献——这样就离圆满完工太远。“所有文献中，有五分之四关于克林顿总统的文献，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如果我们一篇持反对态度的文献都没有，那它就是比尔·克林顿的赞颂会了。”

当克林顿得知议程表中安排了两个探讨他被弹劾的座谈小组时，非常恼火。纳塔利·达特罗夫说：“我们事先通知他，会有探讨弹劾的座谈小组，他们对此表示理解。我们告诉了他们那些学者的名字，并给了他们打印出的名单”尽管如此，布林克利说，“霍夫斯特拉开始受到压力，被要求取缔这两个讨论弹劾的座谈小组。”布林克利能够确定，压力“直接来源于克林顿阵营”。克林顿的同僚建议“剔除”弹劾座谈组，由白宫法律顾问兰尼·戴维斯为代表的议会取而代之。“不能用你的律师取代学者，”布林克利说，“在我看来，这样做很幼稚。”（起初，戴维斯同意为这本书接受采访，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霍夫斯特拉大学欧洲现代史教授，斯坦尼斯劳·普格里斯将克林顿的做法描述为“企图谋划一场政变”。

布林克利准备上阵了。“我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没有粉饰……当他们施压要求取缔座谈小组，而让兰尼·戴维斯谈论弹劾时，我不得不捍卫这场学术交流会。”布林克利说，从学术的权威角度而言，绝不允许他们那样做。“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取消弹劾座谈小组。“我们宁愿他不出席，也不愿取消这些治学严谨、钻研于弹劾问题的学术教授。”

布林克利强调他并非“反克林顿人士，也不是保守党派，但我认为你无法掩盖他向美国人民撒谎的事实，因而给了他的对手巨大机会来破坏他第二任期的进程。倘若不涉及肯·斯塔尔、莫妮卡·莱温斯基及弹劾，你如何讨论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

对克林顿的另一个不满是，在会议期间他总是匆匆到来，匆匆离去，没有给学生留时间。卡洛琳·艾森伯格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与会期间，她教过一学期的克林顿外交政策课，她还组织了一场学生辩论会，策划了一个方案，她说，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然而，克林顿政府的人从没有露过面，更别说总统本人了。“真令我们感到悲哀。”

一些总统在他们的执政表现接受评估时通常会会见学生，有的总统甚至亲自参加一些座谈小组——吉米·卡特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都曾经携妻子会见过学生，他们的出席让人感到真切、优雅、平易近人。克林顿结束了纽约皮埃尔酒店的演说——他为此得到的报酬是25万美元，然后乘坐直升机来到了长岛校园，接着，数小时后，他又乘直升机来到肯尼迪国际机场，踏上私人飞机前往捷克共和国。

艾森伯格抱怨道，他没有给予学生们“接近他的机会，简直太荒谬了”，她补充道：“他没有兴趣，不愿花费时间待在我们的群体，实际上我们尊敬他。只是他不在乎，对相互交流不感兴趣。”

希拉里·克林顿也被邀请，但她没有出席，切尔西也没有出席，尽管总统的子女曾参加过历次会议。

约800人购买了午餐招待会的入场券，克林顿的演说之前，由克林顿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作了定调的发言。待甜品和咖啡送上时，克林顿才姗姗到来，纳塔利·达特罗夫描述说，他一进来，整个会堂立即“雀跃起来”。他走到隔壁房间里会见来宾、会议的基层支持者和对会议的召开和组织发挥了作用的人，并与他们合影，“人群蜂拥而至”。

斯坦尼斯劳·普格里斯曾担任策展人，他也是队伍中迎接克林顿的一员。他本来不想给克林顿添麻烦，他说——“我被克林顿的魅力折服了”——但他是长岛呼吁人权教员小组的一员。该小组的成员起草了一封信，要求前总统克林顿和参议员克林顿都站出来公开反对伊拉克战争，“因此，由我站在队列中，希望能将信交给总统先生”。

随着队列的移动，普格里斯一直在观察着克林顿。“他对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微笑，握手，拍照。我向他问好并做了自我介绍……然后与他握手、官方摄影记者拍照，我从夹克衫的胸前口袋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他，并说，‘总统先生，我代表我的部分同事把这封信交给你’，他的态度立即变了，什么也没说，但笑容不见了，他默默地将信交给了随从的特工人员……他们把我送了出去。”当普格里斯离开房间的时候，他回头看克林顿，“他立即恢复到公开场合的面貌，微笑着说：‘嗨！你好吗？’”

学生们流露出巨大热情的原因显然与克林顿摇滚明星的头衔和他所倡导自由主义的思想密不可分。普格里斯说：“他们（学生）对克林顿非凡的领导能力颇感兴趣并为此折服。可是如果你让他们列举克林顿政府的5个具体政策，我不敢肯定他们能对答如流。”他评价那场会议是“支持者的聚会”，“很多人都是来自行政机构”，“敢于批评的人寥寥无几”。

克林顿并没有回复那封信。

大学篮球馆里，人山人海，将近5000人拥挤在一起等待着克林顿的演讲，所有的人都充满期待和崇拜之情。学生们“站在他们的椅子上”，达特罗夫如此描述，“伸出手想尽力接触到他们的偶像”。

克林顿的一个助手走到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身边，引他去见前总统。克林顿在那天的《新闻日报》看到一篇文章，上面引用了布林克利的话：“我认为无法掩盖，而人们却视而不见的就是他的弹劾问题。”布林克利将这称做“克林顿遗产中的‘巨大的污点’……有些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被弹劾的话，比尔·克林顿将作为一位伟大的总统而名垂青史。问题是，弹劾确实发生了”。

“克林顿用手臂搂着自己的肩膀，”布林克利回忆说，“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今天我将真心地称赞你，同时将挑战你。说这些话的原因只是想让你提前知道我将会说什么。”

由他的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介绍过后，克林顿开始演讲，没有笔记的演讲——尽管他已经将一些重点句写在了信笺簿上，演讲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克林顿精彩的台上表演让校长斯图尔特·拉比诺维茨如此评价：“克林顿完全掌控了观众，不论爱他的还是讨厌他的人，在这里都完全地喜欢上了他。”

当克林顿说到弹劾方面问题的时候，布林克利说，“他称赞我是他最敬仰的历史学家之一”，接着就是挑战，“但是我不认为弹劾案是我任期内的污点。”他接着声称：“弹劾案应该被看做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因为他打击了那些右翼分子的阴谋。如果他没有挑战并击败他们，那将是对我们民主制度的一次恐怖打击。”他还将弹劾案称做“一次臭名昭著的对宪法和法律的滥用和这个国家不光辉的一段历史。而我站起来回击了他们，我理应得到褒奖”。他也否认因为莱温斯基事件，他在总统职位上没有尽职尽责。为此他还列出了在弹劾案审判期间他完成的事情。

他的演讲可能赢得了学生们的交口称赞，可是没有说服我们的布林克利先生，他依然坚持认为：“克林顿之所以没有步入像林肯、华盛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这些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列的原因就是他的弹劾丑闻……不管发生了什么，此次丑闻都将是挥之不去的事实，就像是抹不掉的红字，在他的胸前会有一个弹劾案的第一个字母——巨大的‘I’那样，人们将记得发生过的所有关于他的弹劾案的事情，这也是他政治遗产的一部分。”

“如果那次的演讲反映出克林顿的内心的话”，布林克利说，那么就揭示了“他仍然深受伤害”，“弹劾案时不时地露出它狰狞的面目，而他不得不将它打回原处。”为此，他身心俱疲。克林顿记得布林克利说过：“如果他想重新树立他的光辉形象，他将不得不设法让人们相信弹劾案其实是一枚荣誉勋章。”

在总统的资深顾问大卫·葛根的陪同下，布林克利离开了体育馆。他回忆说，这位葛根先生失望地摇着头说，克林顿像是“一个二手车推销员试图让你相信弹劾案其实是一枚勋章。布林克利深表同感，“我们又不是傻瓜，人们怎么可能在听完演讲之后立即改变想法，去认为‘天啊，原来弹劾真的是一项荣誉’”。

当观众将这次演讲推崇到和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一样的高度时，那些熟知克林顿的人却认为这并不是他杰出的表演之一。“当涉及弹劾案问题的时候，”里昂·帕内塔说道，“他挖空心思去美化它，可是很显然，他所做的只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已。”

伊莱恩·卡玛克称这次演讲“非常古怪，特别是他对自己曾经行为的歪曲辩护”。她觉得克林顿和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的争论“有点尴尬，他甚至都不应该去尝试和他讨论”。

一位十分了解克林顿的女士形容这次演讲是“克林顿极力为自己创造一个光辉形象，想以此掩盖他第二任期的不良影响和犯下的大错。这样的心理促成了现在的克林顿，完全侵蚀了他，也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在霍夫斯特拉的这场演讲确实能够揭露出他正在试图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他不愿意承认由于他的缘故阿尔·戈尔在2000年大选中失败”。她认为克林顿在卸任后的这一时期很复杂，“因为有时候他试图在辩解‘即使犯了那些错误我依然很伟大’”。

这次演讲，对于“真正的信任者”来说，是“典型的克林顿式的演讲，引人入胜，充满智慧，偶尔对事实进行调侃”，斯莱德·戈顿接着说道：“当他谈到弹劾案的时候，他说了一点：‘我了解在座的某些人既会投有罪的票，又会投无罪的票，我从没有想明白是为什么，也真的想知道’……所以我坐在观众的后面自言自语：‘好吧，你们要做的只是来我的被告席说出你们想问的问题，我会给出答案的。’但是晚上，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早已离开了。”（戈顿和另外10个参议员对克林顿被起诉做伪证罪都投了反对票，而对于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都投了赞同票。他在2000年的时候没有成功连任参议员。）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一位资深作家迈克尔·巴龙认为，克林顿的态度背后其实是在说：“你知道吗？他们可以抛弃任何一位总统，可是我太优秀了，他们是不会抛弃我的。如果有任何一位总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肯定是被轰下去了。”

卡洛琳·艾森伯格坚决不赞同那些人将克林顿的私生活放在显微镜下的做法，但是她认为克林顿的演讲蛮横无理，面对来自大学的观众，演讲的内容却像是出现在政治演讲台上的。“我认为很像是样板文件。”

在观众们已经向前拥挤的时候，西装革履的克林顿获得了人道主义荣誉学位。“演讲完毕，”埃里克·施默兹回忆说，“我们冲上前去，授予了他荣誉学位，然后被要求立即离开。”（通常会要求穿着礼袍拍照，但这次没有。）

斯图尔特·拉比诺维茨回忆道，演讲结束之后人们冲上去的情景令他感到吃惊……像是一场竞选活动，因为所有人都伸出手想碰到他，和他握手……他看上去很享受这一切。和往常的风格一样，他挣脱了特工人员和我们保护他的人，走进人群中和他们握手，为他们签名。

国会对霍夫斯特拉会议的关心和比尔·克林顿的亲笔感谢信及致谢电话让拉比诺维茨异常开心。他已经告知希拉里·克林顿留意2021年的日程表，如果可能的话，那时将在国会评价她两届总统任期的表现，拉比诺维茨作为克林顿家族的家庭议员，与希拉里私交甚好。“我每年去华盛顿两次，老实说是去寻求我们学校的项目资金。克林顿参议员在很多方面给予我很大的帮助。”

更为世俗的是，霍夫斯特拉的职员们可能在想，比尔·克林顿在霍夫斯特拉受到的热情款待是不是与高层官员的某些愿望相关。他们想确保希拉里·克林顿——虽然现在只是纽约州参议员——继续关注霍夫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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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动国会出资资助非洲的艾滋病防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于民主党总统要比共和党更困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布乔治·沃克·布什已拨出这笔钱。布什在他的2003年国情咨文中宣布他的计划后，立即促使国会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5年拨款150亿美元——多于克林顿3倍的资金来支持消除艾滋病工作。凯文·德考克称布什对艾滋病工作增加投入的资金是“规模巨大”的，并表示他已“帮助改变了艾滋病防治的态势”。

第7章

通往“9·11”之路

在2002年秋天，“9·11”委员会（正式名称为“美国恐怖袭击应急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一经委任后，比尔·克林顿就迫切地想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然而在它开始工作之前，克林顿就曾打电话给他刚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的朋友汤姆·基恩，并邀请他在哈莱姆的一家意大利餐厅一起吃饭。

基恩回忆说，克林顿由当时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现在的州长乔恩·科辛作陪，他“对于我们怎么调查这件事非常感兴趣……我觉得这有点想保护他的遗产的意味，他想确定我们不会偏离主题……以免牵扯到他残留的一些问题上”。

桑迪·伯格说，克林顿总是觉得需要“发泄发泄”，特别是在阐述他的外交政策时。伯格说，克林顿每隔几星期就会给他打电话。“谈话内容各种各样，从‘你想打高尔夫吗？’……到一些他读到的报纸，说报纸上有关他执政时期的报道让他很生气。他想要人们记住事实，澄清是非。”

伯格说，让克林顿烦恼不已的事情中，围绕“9·11”的众多问题就是其中一项，特别是“‘9·11’发生之后白宫方面试图将责任推卸给克林顿政府，而事实上，我们（克林顿政府）在离开白宫前一直做着大量的工作……他们（布什政府）根本就是失职。”一个让他的前老板痛苦而人们偏又经常问及的一个问题是：1996年克林顿有机会杀死或捕获本·拉登吗？“回答是否定的，”伯格语气坚决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逮到本·拉登……1998年我们打击阿富汗，目标对准的就是本·拉登。因此，如果我们真有机会的话，为什么会不把他带回来呢？”

伯格反驳说那个关于1998年8月的报道是“本末倒置”“荒诞可笑”的，当时克林顿正在马萨葡萄园岛休假，是他抽出时间对爆炸事件做的申明。“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国会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有人指责伯格、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国防部长威廉·科恩都是“在为克林顿铤而走险，编造借口从而发动战争”。伯格对此感到非常生气，并且，伯格说，在弹劾案的泥潭中，他从未觉得克林顿分过心，“我每天都和他待在一起”。

撇开伯格对克林顿的支持不说，克林顿自己也一定认识到，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他不可能不分心。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多恩·福勒称，克林顿每天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于处理这件事。拉里·金与克林顿在节目中和私底下曾就此广泛交谈过。他说莱温斯基这件事不可能不分散克林顿的精力，且程度不亚于越南之于林登·约翰逊和伊拉克之于乔治·沃克·布什。“要是他没有分心，那才不正常。”

“那段时间我发现总统很生气，”米奇·伊巴拉回忆说，“有几次真的让我很担心。”伊巴拉担心的倒不是克林顿可能会患上心脏病，而是“这么多愤怒和伤痛会分散他很多精力”。当被问到总统怎样发泄那些情绪时，伊巴拉说：“几乎就是咆哮。当我看到他生气时，现场只有我和他，一般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豪华轿车中，有一次是在卫生间里。”克林顿破口大骂，说肯·斯塔尔和他的工作人员“试图违背美国人民的意志，他们妄图逼我下野”。让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就是肯·斯特尔，伊巴拉说：“噢，我的天！他真的恨死那个家伙了。”

在遭到弹劾后最痛苦的日子里，克林顿经常在半夜给新泽西州的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打电话，尽管托里切利当时正在苏格兰度假。克林顿的电话经常将托里切利吵醒。“他内心无比痛苦，我觉得他是在极力挽救他所犯下的错误……当克林顿试图调和所发生的事情，并调整他的生活时，他就想打电话来和朋友们聊聊。”克林顿还给参议员克里斯·多德和汤姆·达施勒以及他的资金募集人特里·麦克奥利弗打电话。麦克奥利弗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晚又一晚，总统在半夜时分打电话来长谈。”

“9·11委员会”成员鲍勃·克里说，克林顿在桑迪·伯格的陪同下做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证，他提出“一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见解”，说美国人“只顾忙着庆祝冷战的结束，却没有对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进行盘点……我们疏忽的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具备用相对较小的行动来给我们造成重创的能力”。

克里并不买克林顿的账，他不相信克林顿就关键问题所进行的发言，克里说：“克林顿说弹劾没有对他造成影响——他不可能没有受到影响，我觉得对他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我没有被弹劾，都会被这件事分散注意力……而他则正在接受众议院的调查。特别检察官两度让希拉里出面回答大陪审团的问题……我觉得弹劾案对他有效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造成了影响，而他对此却另有解释。”

克里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让他认为克林顿政府有失职之过，他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袭击案为例。“我们知道是本·拉登组织了那些袭击……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损失……随后我们却没有对本·拉登阵营进行反击，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哪儿……并且锁定了他在地面上的位置，却没有扣动扳机……‘9·11’确实是他们在美国境内的第一次成功袭击，但这却是针对美国的第11次或第12次成功袭击”，以前曾先后发生过索马里袭击案、柏克级驱逐舰柯尔号（USS Cole）袭击案、沙特霍巴塔袭击案和大使馆袭击案，等等。

汤姆·基恩认为克林顿的证词“非常好”，“每个问题他都作了回答……只要是我们问及的事件，他都描述得十分详细……我觉得他是在最大限度地为他政府的作为进行宣传，但是我并不认为他特意在作辩解”。

不过，基恩同意他的民主党同事鲍勃·克里的看法，“他的精力一定分散了。即便是别人被弹劾了……你也不可能不分散注意力”。但是，比起鲍勃·克里，基恩更为相信克林顿，因为克林顿有超人的精力。“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曾将精力从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如奥萨马·本·拉登这样的问题上——移开了，我认为没有，他是我一生中见过的能将事情严格区分开来的少数人之一。”

另外一名委员、共和党人斯莱德·戈顿称，克林顿是“一名很好的人证……他很健谈，性格开朗”。他说，委员会并没有问克林顿非常多的问题，但克林顿却在那儿待了很久，有4个多小时。“你若问他一个一句话的问题，他会给你一个15分钟的答案。”

鲍勃·克里说，克林顿的证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听证人员只是随机被法庭召来，没有任何随行人员，对文件的了解情况有多有少……这不容易事先进行准备”。

为了帮助比尔·克林顿准备证词，桑迪·伯格最后是名誉尽毁，同时也让他的这位前老板陷入了尴尬境地。伯格带着比尔·克林顿的授权到国家档案馆检查文件。在检查文件时，伯格窃取了一些文件，他将一部分藏到他的裤子和袜子里，然后将另外一些文件藏到一台建筑拖车里，以便回头来取。他将文件带回家，销毁了一些——之后，他对这一切矢口否认。（在一项协议中，他供认了未经授权拿走并保存绝密文件的不当行为。他被保释的条件是缴纳5万美元罚金，无偿在社区进行服务——在弗吉尼亚公园捡垃圾——并取消3年的机密许可权利。）

有些人甚至认为伯格偷走并销毁了一些原始的、无法复制且未分类的高级机密恐怖袭击文件，其中还包括一些手写的笔记和整理的文件。他们指控说，伯格的动机是让委员会专员接触不到这些文件，而这些文件能证明克林顿在反恐工作中存在漏洞。

史蒂夫·爱默生是一位著名的恐怖主义研究专家，他认为伯格“试图清理……改变历史……很明显他在试图销毁那些对他们不利的材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资深编辑迈克尔·巴龙进一步说：“我认识伯格已有30年了，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为了自己来做这件事的。是比尔·克林顿让他去销毁那些会让他在历史上看起来丑陋的文件的吗？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很难受。但是这或许是最可能的，也是唯一最合理的解释。”

兰尼·布鲁尔曾是克林顿被弹劾时的法律顾问，现在也是桑迪·伯格的代理人，他称该项指控“滑稽可笑……总统绝对与此毫无瓜葛。桑迪·伯格犯了一个错误，他曾公开说……我将把这件事交给其他人来判断，看看是否他在某些忙碌的时候会比大多数逻辑思维强、说话有条理的人差一些或健忘一些”。

斯莱德·戈顿形容伯格的行为“奇怪反常”，他说无法回答伯格是否是受克林顿的指使去行动的。他继续指出，委员会的成员和工作人员已经认定说，伯格破坏资料的行为“对我们毫无影响，我们已经得到并且看到了每样东西”。汤姆·基恩称伯格的行为“令人疑惑不解”，因为“像他那样声名显赫、免受国家安全机密审查的人，在这种程度上违反法律，相当不合情理”。和戈顿一样，他也认为委员们“看到了所有资料，其中包括被伯格偷出去的那些，因为它们有复印件”。有人声称这些文件在再生过程中可能进行了编辑，而委员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资料。当别人问到基恩对此的看法时，他说：“那也可能。”但是他补充说，他不认为伯格受到了克林顿的指使。“我不相信比尔·克林顿会那样做。”

伯格被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辞退了，不再担任他的顾问。他现在安静地为希拉里·克林顿提供咨询，虽然他被取消了在2008年9月之前的机密许可权利。也有人注意到了这点，作家安德鲁·苏利文在Atlantic.com上的博客里写道：“克林顿雇用了一名小偷和说谎者。但是对于克林顿来说，伯格的偷窃劣迹比起他的忠心显得并不重要。毕竟，他偷窃是为了不让克林顿总统在‘基地’组织上的失败公之于世。”

2006年9月10日和11日，电视上免费播出的5小时ABC迷你短剧，让克林顿十分生气。剧情始于2001年9月11日，穆罕默德·阿塔和其他恐怖分子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分别登上不同的飞机，准备撞上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剧情一转，又返回了1993年，那一年也是恐怖分子想袭击世贸大楼，但遭到阻击而未能得逞。该剧的主角是由哈维·凯特尔扮演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奥尼尔，他是一名研究“基地”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方面的专家。

塞勒斯·诺拉斯特赫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也是其中一名制片人。他认为克林顿和其阵营对该片愤怒的原因是克林顿想“控制历史，保护他的遗产不受影响”。

这部电视剧直到2006年8月23日被ABC安排在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里上映才开始受到关注。俱乐部预计有75个人，结果到场了300人。诺拉斯特赫称，“观众来自各个政治派别”。数百张DVD光盘被分发到了评论员、记者、广播和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手里。

汤姆·基恩是“9·11委员会”的主席，为此他被聘为该片的高级顾问。ABC的主管人员还让他为邀请名单推荐了几个人。基恩推荐了“9·11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本·维尼斯特，他是一名与民主党人有数十年交情的律师。（他对采访要求没有作出回应。）

ABC主管人员不能一次放映完5个小时的剧集，因此他们决定另找个晚上放映其中一集，这一集关注的是克林顿执政时期。现在诺拉斯特赫称，那是一个错误。

迈克尔·巴龙当时也在那儿，他记得，灯光亮起来时，本·维尼斯特和他同桌的人看上去非常生气。

期望得到好评的诺拉斯特赫走到麦克风前，准备接受赞誉并回答问题。本·维尼斯特和沃伦·巴斯（前“9·11”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员，现为《华盛顿邮报》之“图书世界”版的编辑）几乎是从他们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本·维尼斯特控诉道，这部电影根本就是虚构，影片拍摄的有关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场景影响消极，且从来没有发生过。

诺拉斯特赫被吓了一跳，汤姆·基恩则试图用幽默来消减本·维尼斯特的怒气，这让诺拉斯特赫很是感激。但是，本·维尼斯特的怒气却丝毫未减。诺拉斯特赫回忆说，沃伦·巴斯也很“激愤”，“他几乎冲着我的脸大喊大叫”。

诺拉斯特赫让他们观看第二夜的剧集，每个人都收到一张DVD光盘。“第二集显示的是其他方面的失败（比如，布什）……影片很公平地展示了各个方面……请看完整部片子后再进行攻击。”

诺拉斯特赫在鸡尾酒会上碰到了迈克尔·巴龙。巴龙邀请他共进晚餐，并提醒他说：“你激怒了某些非常有权势的人……我觉得他们会先发制人打击你的电影，你最好对此有所准备。”

诺拉斯特赫称，本·维尼斯特和其他人“离开了那里后与比尔·克林顿和克林顿阵营的人，即那些博客作者，聚在一起，开始抵制这部电影，说这是纯粹的政治活动，是十足的诽谤”。汤姆·基恩谈到他委员会的同事本·维尼斯特时说：“就是他不停地拨打电话。”

这些人中桑迪·伯格是个例外，他没有出现在放映会上。“我接到一些电话，打电话的人说‘这是诋毁’。”当他给克林顿打电话时，伯格发现总统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们决定不再忍受，”伯格说，“我们准备回击……我们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手段来迫使ABC大幅度地剪辑或撤销这部电影……至少他们应该将那些完全虚构的镜头剪掉。”

毫不奇怪的是，比尔·克林顿直达ABC高层，打电话给ABC总公司迪士尼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克林顿对艾格说，该片与现实不符，歪曲了事实，他不会允许它再放映。克林顿基金会的主任布鲁斯·林赛也找艾格谈过话。紧接着，比尔·克林顿还给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打电话，他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董事长。他在克林顿的催促下也给艾格打了电话。（早期曾有人为这本书采访过米歇尔，但他谢绝谈论这部电影。）

同样地，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给艾格打过电话，但是他没有回拨他们的电话。克林顿和桑迪·伯格的律师都给艾格送过信。后来，诺拉斯特赫抱怨说，参议员哈里·雷德和另外五名参议员也给艾格送来一封信，“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停止放映或重新剪辑该片的话，就撤销他们电视台的许可证”。

艾格处于困难境地，五脏六腑都被搅翻了。他对这部电视剧并不特别了解。这部电视剧的制作花费了4000多万美元，且没有吸引到一名赞助人。艾格和其他人不得不想到，《通往‘9·11’之路》是一部赔大钱的电视作品。它作为一种公共服务，本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赞誉，而不是批评。麦克·梅德沃伊在和克林顿谈论了该电视短剧后，偶然遇见艾格。梅德沃伊形容艾格是“被困在了盒子里。我认为他什么都做不了”。当然也不会取消那个电视短剧。

“鲍勃·艾格不知道这部影片中的道道，”洛杉矶KFI脱口秀节目的保守派主持人约翰·齐格勒说，“他知道的事情仅限于克林顿给他打电话并且说‘噢，天哪……艾格是芭芭拉·史翠珊的朋友’。他和所有这些自由党人成为了朋友，他一定不想惹恼他们……因此，他最后……还是要给克林顿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这并不全对。艾格没有取消这部电视短剧，而是下令进行了部分但不是全部的剪切——大概有3分钟的长度——以与克林顿和伯格达成和解。

而对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艾格什么都没有做。她所在的镜头中显示的是，巴基斯坦人被警告说美国人将要针对本·拉登向阿富汗境内发射50枚巡航导弹。伯格称这个镜头是“不真实的，是诽谤”，但这却与他自己描述的事件相符。“我们派乔·罗尔斯顿将军……到巴基斯坦。巡航导弹基本进入巴基斯坦领空，距离打击目标还有几分钟时，乔正与……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一起用餐。他对巴基斯坦军方领导说，我们在袭击一个阿富汗基地。”伯格说，必须发出一个警告，“因为导弹从巴基斯坦领空飞过，他们可能认为是印度进行袭击。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些通知的话，搞不好可能会引发核战争。”

克林顿得到了一些他想要的，但不是全部。有一段总统说“我与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女士没有性关系”的档案视频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激怒了前总统，因为他觉得该剧制片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描写他精力太分散了，没有全力“反恐”。）其他涉及莱温斯基的部分也被剪切掉了——比如，一段关于克林顿在出庭作证时对“is”这个单词进行定义的视频。

关于桑迪·伯格的一个场景也被剪切掉了。在这个场景中，一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想要实施一次捕捉本·拉登的军事行动，打电话征求伯格的批准，却被他挂断了。诺拉斯特赫承认，这个情节是临时添加的。在现实生活中，伯格从来没有粗鲁地挂断那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电话。“他们从来没有发现本·拉登，”伯格说，“他们报告的事情……经中央情报局确认是不可靠的，因此遭到了否决。”

在克林顿和他的支持者的要求下，ABC还做了其他一些更正：ABC不得不收回之前的声明，告知观众这部电视短剧不是基于“9·11”委员会的报告。同时，ABC还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观众说，他们看到的是文献电视片而不是文献纪录片。

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支持者对诺拉斯特赫进行了抨击，说他是一名美籍伊朗人，他的父母在伊朗国王下台后离开了伊朗。桑迪·伯格指责诺拉斯特赫是右翼力量的工具。“这部电影，是在一群加利福尼亚州的极端右翼保守分子的手里拼接而成的。大概一年以前，他们就打算制作一部电影来指责克林顿政府。该剧的编剧是拉什·林堡的朋友，与很多右翼团体关系密切。”

许多知名媒体也跟着添油加醋，《纽约客》的简·迈耶称诺拉斯特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是“被伊朗国王免职的顾问”的儿子。莫琳·多德说，诺拉斯特赫是“共和党和林堡的伙伴”。

为了在广播上兜售这部电视短剧，广播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称诺拉斯特赫为“一个朋友”。诺拉斯特赫也称他与林堡见过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都很短，且都是由他们共同的朋友乔·苏诺安排的。苏诺是反恐剧《24》的联合创作人兼当时的执行制片人。林堡很喜欢该节目，就在广播中大加谈论。林堡的听力丧失比较严重，苏诺为他特备了该片图文版的先进DVD光盘。诺拉斯特赫看着林堡收下了那张图文DVD，并交给他一张便条。便条中诺拉斯特赫描述了在国际新闻俱乐部里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进行自我推销或有自尊心的作家，”诺拉斯特赫说，“都试图让拉什·林堡喜欢他们的作品……他有2000万的听众……他对《24》的收视率有着巨大的影响。”

约翰·齐格勒说，林堡称诺拉特斯赫为朋友“决定了这部电视短剧的命运”。

“决定命运”还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词。学乐集团（Scholastic）作为该剧在纽约的出版商，没过多久就取消了在教师用书中发行该DVD，也不再在课堂放映该片。该DVD在2007年年初就该发行了，现在可能永远也发行不了了。汤姆·基恩说，他猜测握有该DVD销售权的迪士尼公司最终还是会发行它，但“不在希拉里竞选时发行”。诺拉斯特赫抱怨说，ABC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促使该电视短剧获得“艾米奖”（the Emmys），而且当他在7个小的技术领域获得提名后，他打电话问罗伯特·艾格DVD光盘什么时候能出版时，艾格没有接他的电话。诺拉斯特赫称，有位ABC副总裁告诉他，“如果希拉里不是在参加竞选，它的发行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电视短剧的论战牵涉到前总统，毫无疑问值得报道，但却是那些博客作者们让这场怒气蒸腾的论战愈演愈烈。其中一人说：“出版商只给右翼博客作者们分发DVD光盘而拒绝给其他任何人时，我们才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情况是从我们不能得到光盘时开始演变的。”于是有人问他：“你的意思是你打电话给ABC的出版商，他们问‘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那个人说他不确定。博客作者简·哈姆舍做了相似的联想：“他们让拉什·林堡看了光盘，却不想让比尔·克林顿看，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挑衅。”她说，“他们向大约600名右翼博客作者分发了光盘，然而却不让桑迪·伯格和比尔·克林顿看到。”

诺拉斯特赫回应说，送出去的DVD光盘超过了900张——他说，它们是送给了不同层次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这些光盘送给了比尔·克林顿、桑迪·伯格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了吗？没有。同样，也没有送给乔治·沃克·布什、迪克·切尼和康迪·赖斯。”

当迪士尼公司召开秘密会议确定是否对该片做任何剪切时，诺拉斯特赫称：“促销人员接到命令，‘不再向外分发光盘’。他们不希望在他们决定剪切什么的时候，未经剪切的版本继续流散出去。也就是在这时，桑迪·伯格、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比尔·克林顿在媒体上强烈抨击这部他们没有看过的电视剧。他们想要光碟，而迪士尼不再向外发送给任何人。”

诺拉斯特赫打算在近期内控诉——他说他正在和律师商讨采取行动——克林顿的新闻秘书杰伊·卡森。他“打电话给我的雇主”，建议他们重新考虑是否还要雇用我。诺拉斯特赫说，卡森给以前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奥利弗·斯通和派拉蒙电影公司的总裁布拉德·威斯顿打了电话。（虽然现在这个项目看起来搁浅了，但是诺拉斯特赫与斯通曾经联袂合作为派拉蒙公司拍摄过一部名为《碎石机》的电影，该片讲述的是“9·11”恐怖袭击后进入阿富汗的第一批特工追捕本·拉登的故事。）

“克林顿夫妇觉得他们拥有这座城市。”诺拉斯特赫不满地说。他还猛烈抨击博客作者麦克斯·布卢门塔尔——克林顿的朋友兼助手西德尼·布卢门塔尔的儿子——“残酷、笨拙、像麦卡锡那样使用手段”。诺拉斯赫称从奥利弗·斯通那里得到消息说，布卢门塔尔正推行着一个方针，称“一个基督教右翼阴谋集团”已经雇用了诺拉斯特赫，而且“我们蒙骗了ABC，让他们制作了这部电影”。诺拉斯特赫称这些针对他的事情是“政治迫害”，是“限制言论自由”，是“好莱坞黑名单”的再次兴起。（布卢门塔尔坚决否认给斯通和其他任何人打过电话，他说，斯通一定是从他的博客上得到了他的这些讯息。卡森作为希拉里现任的随行新闻秘书，也没有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来回应这项指控。）

诺拉斯特赫声称自己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在解释这部电视短剧的出处时说，这个想法来自“ABC内部……他们找上我的”。他提到说，他的工作得到过国际笔会的认可，他还编写并执导了在“做秀时刻”频道播放的《里根遇刺的那一天》（奥利弗·斯通担任该剧的执行制片人，理查德·德莱弗斯扮演亚历山大·海格）。他还为“做秀时刻”编写了影片《一万个名叫乔治的黑人》。该片讲述的是“一位非裔美国共产主义者”阿萨·菲利普·兰道夫的故事，他领导了20世纪30年代的普尔曼罢工运动（Pullman strike）。“如果我是右翼理论家，我又为什么要写一部那样的电影呢？”

汤姆·基恩说，他不觉得诺拉斯特赫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派别，但是诺拉斯特赫为博客作者们提供了他们可能期待的大批猛料。他的电视短剧在“利伯塔斯”（Libertas）上得到了非常积极的肯定。“利伯塔斯”是一个与保守派的“自由电影节”（Liberty Film Festival）有链接的“右倾”网站。一位“自由电影节”的人士让诺拉斯特赫去联系广播脱口秀主持人齐格勒。8月中上旬时，齐格勒也收到了一份该片的拷贝。“我喜欢它。我认为它太精彩了……那天我在广播上说……‘克林顿是不会允许它播出去的，绝对不会，不是因为它不准确，而是因为它的内容太真实了，克林顿只是不习惯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对待。’”

同样地，诺拉斯特赫接受了《前哨杂志》的采访，霍洛维茨是该杂志的主编，罗伯特·帕特森现在效力的保守人士就是他。当争议到了最激烈状态，人们不清楚ABC是否将枪毙该电视短剧的时候，帕特森在诺拉斯特赫的要求下观看了该剧——在这之前他们并不认识——然后，帕特森给奎因·泰勒打了电话。泰勒是ABC的一名执行官，也就是他在2004年启动了该剧的制作工作并雇用了诺拉斯特赫。帕特森在电话中肯定了这部剧的价值和准确性。

诺拉斯特赫说，从布什政府那边，“我们没有听到一丝抱怨”。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部电视短剧中倾向性的报道恰是他们需要的所有证据。

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史蒂夫·爱默生称诺拉斯特赫的作品“总体上的描述……达到了一部文献电视片所能达到的准确程度”。但他也承认，“不是所有的场景都能与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对接上”。不过他补充说，该剧也确实抓住了克林顿政府“没有站在前沿上打击基地组织”的那部分内容。关于克林顿，他说“他只是没有采取主动”。但爱默生也没觉得乔治·沃克·布什能及格：“实际上，在开始的9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做。”

这场争议的受害人，除了诺拉斯特赫和他的同事，还有汤姆·基恩。这大大败坏了他品格优秀的好名声。“基恩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桑迪·伯格说，“但是，我觉得他是彻底地被这部短片给愚弄了……哪怕他曾稍微严谨地考虑过他的责任，他就不会让这部电视短剧如此地歪曲‘9·11’委员会的报告了。我觉得他被利用了。”

基恩被描述成一个无党派的政客，他既不同意电影创作人歪曲事实，也不是只拿报酬不管事。根据《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布鲁斯·林赛给基恩写信说，他很“震惊”于该剧中新泽西州前州长的角色，说“该剧的内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你对它的辩护破坏了‘9·11’委员会中两党间的关系，也玷污了你委员会同事们的辛苦工作”。

实际上，基恩说，“我读过剧本。我过去看了一场拍摄。我不时地与编辑谈话并提出一些建议，尽管不是所有的建议都被采纳，但那是一名顾问的常规工作。我没有做最后决定之类的权利”。诺拉斯特赫说有时候他会采纳基恩的建议，有时候“由于编剧或预算的原因”，他没有采纳。

基恩与比尔·克林顿长期的友谊彻底地结束了。基恩说，克林顿对电视短剧的愤怒“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还说他再也没有接到过克林顿的电话，而且“我对此有点惊讶的原因是我们是很久很久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仍然是”。

这个争议有一个更为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很多人看都没看该剧，却在那儿赞美它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或批评它是一项失败的艺术作品。很多人说，他们已经读过围绕着这部电视短剧展开的一些争议，但既然它听起来这么无聊，为什么还要看呢？基恩说，伯格、奥尔布赖特和克林顿都在那儿大声地抱怨，但是“他们谁也没有看过它……我过去常告诉人们：‘你知道，最好还是你看过了之后再和我谈论它。’”

实际上，伯格说他看了第一夜的剧集，没有看第二夜的。“我是从看过的人们那里得到了第二夜的全部报道。”在《洛杉矶时报》专栏版上猛烈抨击该短剧的芭芭拉·波定——2000年10月柏克级驱逐舰柯尔号遭到炸弹袭击时，她是驻也门大使。在该剧中，她被描绘成一个愤怒得歇斯底里并拒绝与美国官员合作的外行女人——她承认说她从没看过该剧。“我有点像玛德琳·奥尔布赖特，许多人都这样对我说。这样剧中的风格和信息就非常清楚了。”

“这部电视短剧的制作者留下大量误导观众的、不准确的信息，”桑迪·伯格说，“但是，我认为到这部影片放映的时候，我们会有办法让媒体关注该剧，证实该剧是不可信的。”但事实却是有2800万人看过它，第一个晚上它的收视率排在美国橄榄球联盟足球赛之后，但在第二个晚上达到了收视率第一。

第8章

当电脑盲遇到博客写手

在1993年比尔·克林顿住进白宫时，美国只有近50个网站，而到他离任时，这一数目就达到了500多万。他在任期内的演讲和谈话中，经常会提到因特网以及它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他的朋友霍华德·塔尔曼回忆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他对电脑推动教育的影响十分感兴趣”。1998年1月莱温斯基事件曝光前，克林顿还在对民主党筹资者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因特网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交流方式”。

新民主网络总裁西蒙·罗森伯格认为，克林顿在近期的一次发言中阐述了他对因特网影响力的“高深”见解。他在发言中指出，博客正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政府部门的义务，他举例说，比如中国在过去曾爆发SARS，如果中国政府对疫情加以隐瞒，那样SARS就会蔓延到其他地方，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而在当今的中国，积极的人们就会利用电话和网络，对爆发的疫情进行迅速报道，促使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克林顿讲了一些我所听到的有关全球现象的最不同反响的事情……他对此的见解胜过我的许多同事。”

克林顿曾说，因特网比电话更为进步，更为重要，但是不同于他那个老爱捣鼓黑莓手机的朋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克林顿是个卢德派，是个彻头彻尾的电脑盲。对于他来说，离任后高科技上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会如何使用手机。

克林顿密切关注一切政治消息和他妻子很有希望的总统竞选。一次，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改变了它的使用方法，他在女儿切尔西的激发下燃起了对博客的兴趣。但他用老方法看博客；他的助理把博客打印出来给他看。

希拉里在正式宣布她竞选总统提名前就开博公布了这一消息。彼得·达欧是网络拓展部部长。他在把注意力投向希拉里的同时也明显地注意到了比尔。2006年9月13日，他就邀请了14位博主来到哈莱姆同这位前总统共进午餐。

这些博主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中立偏左——其中一个说，他们管自己叫“激进的博客人”——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认为《通往“9·11”之路》这部电影没有任何价值。博主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说，克林顿将为他们此行买单。

克林顿深知“网根族”（网络草根阶层，大部分为左翼）对即将到来的2006年中期选举的重要性，他也深知这些和自己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人也支持着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如果比尔·克林顿有本事的话，在这两个小时的午餐之后，他会使他们对自己大为改观并支持希拉里，或者至少让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提名时稍微容易些。简·哈姆舍是一个从加利福利亚州的米尔谷（Mill Valley）走进纽约的电影制造商。她宣称每天有6—8万人访问她的博客。她就指出“……虽然希拉里·克林顿可能永远也成为不了博主们的宠儿，但打开一个交流的渠道可能会大大减少来自自由党博客圈过于公开的批评”。

据说，这些博主们后来都爱上这位卷入三角政治的风云人物。其中一位称“克林顿无比真诚，他的精力如此充沛”。杰罗林·梅里特（左翼谈话代表）以确信克林顿已经克服了自身中庸倾向的口吻说：“我们感觉备受鼓舞……克林顿也是。他感受到了……我们可以说他的价值观念……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他们无所不谈，从伊拉克谈到伊朗，再到刑事审判——梅里特，他是美国丹佛市的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也是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中蒂莫西·麦克维的重要出庭辩护律师之一——最后还谈到了健康保健。

谈话是从克林顿的发言开始的，但是后来他把它变成了热烈的讨论。一位博主说，开始的时候觉得很难去打断前总统的谈话，“但是不一会儿我们就全都融入进去了。”所有的人都被他吸引住了。“当克林顿回答我们其中某个人的问题时，”梅里特说，“他几乎是整个身子都转过来面对着那个人。他总是直接与你进行眼神交流，肢体语言也非常生动。整个谈话就像是在家庭聚餐。”

令梅里特印象深刻的是，克林顿似乎了解在场的每一个人并熟知他们的博客，而且他还知道很多人所从事的本行和每日营生。而这些人并没有佩戴任何相关的姓名标签。

简·哈姆舍说，谈话主要是讨论博客界里如何爆发出对电影《通往“9·11”之路》的反对。“因此聚会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商谈大家共同采取何种措施并加以实施。”这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景象，哈姆舍说，因为“第一次一个大的政治家和博主们走到了一块……我们是真的反感（电影《通往“9·11”之路》），但是我们的看法却常常得不到那些大政客们的认同。我希望这位确实颇有点胆识的总统克林顿能站出来反对它”。

哈姆舍曾坦言从不看迷你短剧——“那听起来像是耐力测试”。可在哈莱姆参加完聚会一周后，她就出现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基斯·欧尔伯曼主持的“倒计时”节目中，在那儿她煞有介事地描述说，博主们和前总统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她的话让人听起来感觉真像那么回事儿。“在过去的两周里，我们和他一起成功地传播了一些讯息……是关于电影《通往“9·11”之路》的……”

迷你剧的影迷，比如洛杉矶脱口秀的主持人约翰·齐格勒，称赞说博客让迪士尼，即ABC的母公司，都大吃一惊，这甚至令纽约的学乐集团都不得不降低学术研究和出版水准。“我们确实把学乐集团抨击得厉害。”简·哈姆舍认同地说。

克林顿虽然老了些，但是西装革履的时候还是风度翩翩的。“他相貌英俊，”杰罗林·梅里特说，“只是略微瘦了些……脸上也多了些皱纹……他……看起来好像曾久病过一样。”简·哈姆舍还曾对他做过美妙的猜想：“克林顿看上去应该很健康，强壮并且神采奕奕，他应该是个快乐的家伙。”

午餐设计得很有营养，有烘烤的鸡肉和烤薯条，这是附近一家餐馆置办的。博主们享用甜点和茶水的时候，克林顿独自品着健怡可乐。杰罗林·梅里特还意外地注意到，克林顿用手来吃大块的薯条棒，但他却没有动过他那份蔬菜。

午餐结束的时候，大家商定不久后他们将再聚一次。不过博主们猜想，下次克林顿应该会邀请另外一批人。

在博主们离开前，有几个博客作者怂恿这位前总统也去写写博客，并建议他在博客中用昵称。梅里特说，她恳求克林顿去她的网站上写，克林顿也表示会考虑她的建议，不过至今还没见他来写。另一位到场者说，克林顿既不用电脑也不发电子邮件，更不可能会写博客了。金考公司的创始人保罗·奥法利说，他和克林顿一样，都是把电子邮件打印出来看。

比尔·克林顿很可能还会让人把博客打印出来给他看。他的朋友们也说，他不太像是会去学如何使用电脑或发电子邮件。但他在任时的日记员贾尼斯·科尔尼回忆说，克林顿曾尝试过使用电脑。“我亲眼目睹我们这位伟大的人物在总统办公室里学着从……网上订购东西。”（他当时是在订购圣诞礼物。）

阿尔·戈尔可能在推动因特网的诞生上没起过多大作用，但他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确实已在使用因特网了。伊莱恩·卡玛克说：“戈尔以前老爱因克林顿不会开电脑不会发电子邮件而取笑他。”里昂·帕内塔解释说，克林顿只是“更钟情于电话”。而克林顿的朋友诸如约翰·爱默生要找这位前总统的话，他们“一般就直接电邮多恩·班德，他们经常一同旅行……（克林顿）喜欢一拿起电话就和人们交流，他喜欢使用手机”。

一个月后，克林顿新交的博客朋友们盛赞他对“福克斯周日新闻”主播克里斯·华莱士的激烈反击——他们称之为“反抗”。当华莱士暗示“9·11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归罪于克林顿在任期间的失职和打击恐怖分子不力时，他那出离的愤怒、坚决不让步的态度和激烈而犀利的语言，使他听起来就像个写博客的。

“当我们公布你将做客我们周日福克斯新闻节目的时候，”华莱士说，“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电子邮件。而且我不得不说，我感到很惊讶。有很多人要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在你贵为总统的时候，你为什么没进一步把本·拉登和基地组织消灭掉呢？有一本新书叫《阴影笼罩下的高塔》，我猜你已经读过了。书中讲到，就在1993年你将军队撤出索马里的时候，本·拉登曾说：‘我可算是见识到美国军队的脆弱、虚弱和懦弱啦！’后来就有了非洲大使馆的爆炸事件和科尔号袭击案……书中还说，在袭击过后，本·拉登就将他的骨干们分散到各地，因为他猜想会有反攻，但是后来却没见到（美方的）动静。现在回顾起来事情确实是这样吧。”

说到这儿，克林顿就火了：“所以你把福克斯的筹码都压在了这次作秀上，所以你就准备这些带有点保守性的问题来抨击我……至少我尽力了。这就是我和……那些正在抨击我的右翼分子的不同。他们挖苦我的努力。他们本有8个月去做，但他们没有做，而我做了。只是我做了，却失败了而已。”他还针对那个一脸惊讶的儒雅主播华莱士说：“看你脸上那假惺惺的笑，你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我觉得，”其中一个博主说，“克林顿绝对看了博客……我感觉他对博客的阅读让他的反驳直击要害。‘真够劲。’”曾有博客说，为福克斯新闻效力的华莱士会让所有左翼的博客变成让观众愤怒并谴责的对象。

一些细心观察克林顿的人说，克林顿为华莱士的采访做了充分的准备。他预先就想好了他这慷慨激昂的演说。“显而易见，他等那个问题已经很久了。”里昂·帕内塔说。

也有人说，克林顿是真的被这个问题惹火了。他原本被告知的是，只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闭幕时录制对他的采访，而且焦点锁定的也是这位非常成功的嘉宾本身——集资75亿美元。因此，他觉得是华莱士把这个问题强加给他。桑迪·伯格说，这根本就不是在提问，而是“质问，实际是在说‘怎么能失败呢？’……克林顿只是觉得不能坐受其辱”。

克林顿是越来越不能忍受主流媒体乃至电视主持人们对他的苛刻。近两年里，尤其是他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后，记者们更多的是问他一些无关紧要的简单问题，仿佛一个稍微尖锐点儿的问题就会让他血压上升而引发冠心病或中风。克林顿想要的是明星般的礼遇和阿谀逢迎的记者——就像当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基斯·欧尔伯曼就在采访开始时递给克林顿一张清单，说：“我这儿至少有8所学校等着你来演讲呢。”

保守党的评论员想借此挫挫克林顿的锐气。约翰·保德哈莱兹就称之为“巴伯的大发雷霆……小屏幕上十足讨厌的勃然大怒”。还有些人说到，上一回克林顿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上发出责难，还是在他试图遮盖他和莫妮卡·莱温斯基之间丑闻的时候。斯莱德·戈顿更将克林顿的狂怒归结于他一贯的“极度反感任何形式的批评”。

然而，人们对于这次交锋的评价显然还是褒大于贬。它鼓舞了克林顿的朋友和同僚们的士气——罗伯特·托里切利说，“这是今年注入民主党内的第一剂兴奋剂”，为不到7周后的中期选举增加了底气。而共和党智囊斯科特·里德认为，这成为了民主党在九月夺得众参两院的决定因素。“这是个草拟好的早有准备的事情……克林顿得让民主党行动起来。”

在伊莱恩·卡玛克看来，克林顿反击的正是时候。“我唯一不满的就是，他原本就该一直这样做，才不该去亲吻老布什的脸。他早就该让他们尝尝厉害了。”

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很多人都一致认为，华莱士和克林顿根本没法比。康拉德·布莱克干脆将他们之间的对决比作是“让花栗鼠去对付泰国猫”。

而汤姆·基恩则认为，克林顿所有的怒火都是源于他最在乎的事情——甚至比希拉里即将成为总统还要重要，尽管两者也是紧密相连——那就是他的一块心病。“我觉得，他现在有个极度敏感的问题，也就是他的这块心病……他根本就不想再听到有人提及莫妮卡。”

“他现在就像个拉消防车的老马，他一听到那个铃声，就立马跑过去。”保罗·格林伯格如此形容克林顿和他每次的竞选活动。

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迫在眉睫之际，克林顿似乎走到哪里都受欢迎。而他撇在身后的是2002年的债务——臭名昭著——以及2004年的——声名狼藉加身体不佳。有一位顾问开玩笑地说，2006年比尔·克林顿同时为几个候选人竞选，而他们都要赢。

这一年，克林顿是从他的伙伴——国会议员拉姆·依曼纽尔那儿得到他的行军令的。拉姆目前是伊利诺伊州的议员和众议院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他想要成为众议院议长或美国总统。当这个狂热自负的伊曼纽尔说民主党会赢得那决定议院归属的15个席位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不过克林顿相信他，伊曼纽尔说他每天都和克林顿交谈，如果说到克林顿在白宫里最亲近的人，那就是他了。于是，不断地有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打电话给伊曼纽尔，他们花言巧语地说如果克林顿肯支持他们的竞选，他们会为克林顿拉选票，但伊曼纽尔都断然拒绝了。他和克林顿一样，都是政治博弈里的老手。伊曼纽尔甚至会仔细盘算选区政界里最微小的细节，这显出他比大部分政敌都要高明，因此，他经常会打败那些对手。

伊莱恩·卡玛克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和阿尔·戈尔的高级政策顾问。她坚持认为某些民主党人非常讨厌克林顿，却又不得不小心应付他。她断言，克林顿也许会经常出席一些入场费昂贵的筹款活动，但绝不会出现在全国新闻报道的竞争激烈的露天集会现场。“原因是……他在那些还没决定选票的选民中不受欢迎。也只有民主党还算喜欢他，但仅凭民主党你是没法在大选中获胜的。”

有人向卡玛克指出，虽然她特意提到那些候选者来离间他们和克林顿的关系，但克林顿确实是在为他们的竞选而努力。不过她反驳说，克林顿才不是为这些候选者做电视宣传，“他就跟那个有毒的迪克·切尼一样……把我们潜在的选民都赶跑了。”

以上恐怕只是卡玛克一相情愿的想法，她仍然将布什的8年连任归咎于克林顿。在选季的高峰期，记者约翰·布罗德和安妮·科恩布拉特曾在《纽约时报》的一篇分析报告中写道：“巴伯回来了……他在竞选中依然保持风格。”他们不仅称克林顿驳斥克里斯·华莱士的那篇慷慨激昂的演说确实振奋了民主党，还将克林顿描绘成“掌控一切的战略家和发言人”。在选举前一天，他们还稍带夸张地说他在16个州露了40多次面。

这年11月，克林顿和他的那些博主新朋友一样，支持内德·拉蒙特竞选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这位反战的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参议员的初选中战胜了该州经验老到的强硬派人物乔·立伯曼。但立伯曼转而用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继续参加竞选，成为拉蒙特9月里的头号劲敌。而在初选中，克林顿在向希拉里细心咨询后，公然与激进派和博主们相悖，支持了立伯曼。

克林顿和立伯曼的友好关系还要追溯到他在耶鲁大学学法律的时候，当时他支持的是立伯曼早期对康涅狄格州议员的竞选。然而，1998年9月，立伯曼却在参议院公开指责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不正当关系。为此，有人管立伯曼叫正统的犹太教徒，是“参议院的良知”，而其他人则觉得他惺惺作态，爱责骂别人。

时任参议员的鲍勃·克里认为，立伯曼在参议院的那番说教是为了解救克林顿，让他免于弹劾，通过对总统进行一个小小的责罚来化解群众的责难。克里说：“总统在向我们公开致歉的时候，内容就和乔·立伯曼说的差不多。”可是，克林顿的一位好友、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夫·格罗斯曼却说，这个公开指责“深深地”伤害了克林顿总统。

在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竞争白热化的时候，立伯曼意识到他麻烦大了，就在参议院里和希拉里套近乎，问她能不能让比尔参与进来帮他竞选。众人猜测，克林顿之所以会答应主要是因为他可能觉得这对希拉里会有很大的帮助。乔纳森·阿尔特说，克林顿意识到“立伯曼获胜会有利于希拉里，因为那些转向反对立伯曼的势力就不太会去抑制希拉里了”。克林顿的一个朋友也说，他根本就不喜欢立伯曼，但是他必须为他打开方便之门，因为他不想惹恼犹太人、亲以色列或中庸的选民，希拉里还需要他们的支持。

作为模范民主党人，克林顿一派人解释说，在参议员的初选阶段，他们会支持现任的议员立伯曼。但他们同时也挑明说，大选的时候他们就只支持在初选中胜出的那位。而事实是，克林顿在初选中尽量避免闹僵，使得立伯曼有机会在11月获胜。在克林顿的帮助下，立伯曼从原来的人气指数仅10个百分点上升到差点取胜，之后还取得合法的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继续参加竞选。托尼·科尔贺说，立伯曼不该“再埋怨克林顿”，因为克林顿助了他一臂之力，明显地帮他缩小了与对手之间的差距，并且克林顿还给了他第二次参选的机会。（在2007年底，立伯曼如法炮制地支持了约翰·麦凯恩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克林顿在弗吉尼亚州参议员竞选中，初选时为立伯曼活动，后来大选时又支持吉姆·韦伯。这一系列活动都突显了他独有的性格特征，在克林顿的世界里，一涉及政治，就好比是涉及了他的生命，他是非常务实的。他不记仇，“没有报复心，这才让他能够跌倒了又站起来”，他的一个朋友如是说。他的另一个朋友则将克林顿描绘成“向敌人献殷勤”的男人。

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原为国会议员，现任伊利诺伊州州长。他记得在克林顿遭弹劾后曾在白宫与其有一面之缘，当时在场的还有弹劾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共和党国会议员詹姆斯·罗根。布拉戈耶维奇描述说，是在“小储藏室里……（克林顿）走进来和我们待了一会儿”。他回忆说，克林顿和罗根很友好地说着话。当时布拉戈耶维奇怔住了，那站着的可是计划推翻克林顿的“主谋”之一，可是“和尼克松不一样，克林顿不去和他的敌人纠缠，更不会抱着这些怨恨让他们把自己给毁了”（罗根在他的换届选举中败北）。

有一次，克林顿大笑着对一名记者说：“有人说我当总统时，根本不知道该去记恨谁。”

在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竞选——在任的共和党人乔治·艾伦对垒授勋的越战海军老兵吉姆·韦伯——是比尔·克林顿务实主义的一个尤为显著的例子。韦伯是一个易怒的前共和党人，他对克林顿的风流韵事毫无兴趣，却无法容忍克林顿在关于征军法案的问题上撒谎。如果说乔·立伯曼对克林顿的指责是缘于老朋友对他误入歧途的痛惜的话，那么吉姆·韦伯的强烈谴责则是实实在在的贬损。

“一提到军事，我对克林顿就尊敬不起来，”韦伯说，“每次我看到他向海军致礼，我就异常气愤。我觉得克林顿一点也不关心军队里的事情。”韦伯甚至将克林顿就任总统称做是“当今时代最大的腐败”。

2000年，韦伯作为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起先答应支持在任的民主党人查克·罗勃，后来又转去支持乔治·艾伦。那一年，罗勃输给了艾伦。罗勃究其原因时说：“显而易见，韦伯气得快发疯了，因为他觉得是比尔·克林顿彻底地毁掉了自己的（韦伯的）军队……而我又没有做点什么去阻止克林顿毁灭他心爱的军队，那是韦伯当时最为关心的事情。”2000年，韦伯还支持布什战胜了戈尔成为美国总统。

愤世嫉俗的人称，比尔·克林顿会做任何事情——甚至支持一个直言不讳批评过他的人——以实现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因为那样会有利于希拉里。其他人，比如克林顿的前法律顾问兰尼·布鲁尔，认为这就是巅峰状态的克林顿。“我觉得他很在意相关政策，而且我觉得（他认为）吉姆·韦伯的当选……也许比乔治·艾伦对国家更有好处。他深吸一口气，然后做出许多人都不会做的事情，即去支持某个曾极其苛刻地批评过他的人。”

“倘若我只支持那些从没批评过我的人，我就没有支持的人了。”这是克林顿在支持韦伯竞选时，接受《纽波特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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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新闻》采访时所说的话。

2006年在弗吉尼亚州韦伯最终能赢得参议院的竞选，民主党最终能得到参议院乃至白宫，这一切多多少少和乔治·艾伦有点关系。艾伦在一次竞选集会上用带有歧视意味的“猕猴”一词称呼一位年轻的美国印第安人，但他幸好有克林顿的支持才没遭受重创。

在这个选季里，罗勃夫妇——查克和琳达——在家为吉姆·韦伯举行了一个竞选募捐会。会上克林顿将状态发挥到了最佳。查克·罗勃说，他对着济济一堂近450人作了一场演讲，让观众们“完全沉醉其中”了。

罗勃还说，如果说克林顿这“一贯辞藻华丽”的演讲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他在开始，10分钟里提都没提韦伯。罗勃不禁担忧起来，于是他就趁中间停顿的空隙小声地对克林顿说：“无论怎样，你得为吉姆说点好话。”“然后（克林顿）就围绕着韦伯说起来，并给予了他所有的赞赏。真是太出色了。”

克林顿无疑是表演巨星，而吉姆·韦伯似乎也并不介意，罗勃在极力推崇克林顿的政治信念并称他很高明的同时，说他“偶尔有一点冷淡，一点也不像一个有才华的机智的演说家”。（罗勃说）克林顿在演讲中，“有的放矢地说‘我知道你们为谁而来’，当时静得可以听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募捐会结束的时候，罗勃都没法让克林顿离开。“我希望他能来迟点；我不希望他待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走，而聚会已经过了原定的时间。人们带来的每张照片他都要去签名。我试图让他离开，”罗勃说，“因为他的车队堵住了我们的车道，其他客人都出不去。”在离开前，克林顿还要和罗勃这位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成员谈谈战争。两个老朋友就站在门廊里聊起来，罗勃说：“（克林顿）以他惯有的周到的全面的思维，说到了整个中东地区……克林顿对于他考虑到的要做的事情，有着非常缜密的认识……这可真是颇具代表性地扼要重述了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状况的关键各方，他的讲述涵盖了所有的细微差别和内在动力等因素。”

比尔·克林顿的务实主义还时不时地延伸到了记者那儿。

“说到克林顿，”乔纳森·阿尔特说，“他不是一个真的记仇者，除非你确实是个没办法和解的敌人。”1999年秋天，在总统的豪华轿车里，阿尔特稳稳实实地降身到了总统的敌人行列中。“当我问他是否做精神治疗时，他变得很不耐烦……‘我难以相信你会问这样的问题。’”然后克林顿没道别就走出了车门。

阿尔特实际上很喜欢克林顿，他不愿看到他们之间自1984年加里·哈特竞选时就建立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阿尔特回忆说，2000年克林顿举办了在任的最后一次圣诞舞会，舞会上“我见到杰克·西沃特时说：‘你知道，连那些花边小报都可以进去采访克林顿。我为什么不能？’”

“就因为我问他‘总统阁下，你疯了吗？’”

2001年秋，克林顿的星光渐渐暗淡了，他对待敌人也稍微变温和了，此时，阿尔特才得以为一个关注克林顿回忆录计划的专栏去采访他。阿尔特说：“他的代理商罗伯特·巴内特气疯了，因为按照合同克林顿不可以对外谈有关回忆录的事情，而他却无意中和我谈了起来……我没有欺骗读者。不过出于帮他们忙，让它看起来像是我并没有和克林顿谈过一样，实际上我有。”这还使得阿尔特有机会让这次采访上了《新闻周刊》的封面故事。

在阿尔特接受化疗期间，克林顿给他写过慰问短柬，而且克林顿在做心脏手术时，阿尔特也对他深表同情。阿尔特说，2006年3月，“我正在卡玛特商店里……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喜欢我写伊莱·西格尔的那段文字——伊莱是美国义工团的创建者，于上月辞世”。

比尔·克林顿的娱乐方式也很传统，只需一支笔和一张旧《纽约时报》。他并不是专业选手级别的字谜游戏玩家，却高出平均水平很多。倘若他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的话，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字谜游戏选手。

他对字谜的痴迷以及他同猜谜爱好者们长期的接触是他同意在电影《文字游戏》中露面的推动力——当然，他的朋友哈维·韦恩斯坦是电影幕后投资方，也促使他参与进来——这是一部短小却深受欢迎的纪录片，里面讲述的是热爱字谜的人们的故事。影片的导演、摄影师及剪辑是帕特里克·克雷登，他的妻子克里斯廷·奥玛雷是制片人。故事锁定的是威尔·肖兹，《纽约时报》的字谜编辑及全国公共电台（NPR）周末版周日档的常邀嘉宾。

2005年3月，当克雷登在美国年度字谜游戏锦标赛（American Crossword Puzzle Tournament）现场拍片时，作为锦标赛总指挥的肖兹给了克雷登和奥玛雷一张爱好字谜的名人名单，其中比尔·克林顿名列榜首，在列的还有年纪轻轻却大受欢迎的电影制作者乔恩·斯图尔特。

参加2005年字谜游戏锦标赛的选手中有一位是克林顿的好友——来自小石城的维克多·弗莱明法官。他答应参演该片，并说服克林顿也参与进来。对于初次拍摄纪录片的电影制作者来说，能拍到克林顿，电影就算成功了。克雷登说：“有克林顿加盟我们的电影，就提升了整个电影的定位。出乎意料的是，影片远远超出了讲述备受推崇的人物（威尔·肖兹）的故事。”

2005年7月上旬，克雷登和奥玛雷得以预约克林顿在他哈莱姆的办公室接受采访。（后来由于克林顿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肯尼邦克港的家里多逗留了一天，这次采访被推迟到7月中旬。）克雷登说，这次采访还让他们见到了乔恩·斯图尔特。“我们实在没法和乔恩·斯图尔特的人达成共识……对克林顿做的采访定下来了以后，我们打算飞往纽约，在动身前我们给乔恩·斯图尔特的人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比尔·克林顿会做这个采访？好，几分钟后我们给你答复。’后来，他们就打过来说：‘乔恩很乐意接受采访。’”

采访克林顿定于7月14日下午6点半，但克雷登他们提前3个小时就到了采访现场，以确保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万无一失。

随着时间的流逝，克雷登越来越焦急，克林顿的一个助手提醒克雷登说：“他一天的行程排得很满，很有可能会来得迟一点。”到8点的时候，克雷登真的焦虑起来了。他回忆说，到8:15时，“房间里有人叫起来：‘他们来了，他们走过来了。’突然间，房间里的每个人……就都站正了。不一会儿，两名特工走进房间……他们什么也没对我们说……只是打量着房间四周，并迅速地扫了一眼我们的装备，然后静静地背着手站在那儿。紧接着，又有人说：‘看，他们到走廊了’……门开了，又走进了8个人，手里拿着书、写字夹板和……掌上电脑……最后进来的才是克林顿总统。”

克雷登递给克林顿一张有字谜的《纽约时报》。字谜是由企业联合组织字谜设计者蒙尔·雷金格设计，威尔·肖兹出版，刊登在5月31日星期二的《纽约时报》上。（星期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星期一的字谜最为简单，随着一周的行进会逐渐变难，因此，星期二的字谜没有星期六的那么具有挑战性。）字谜的主题是“文字游戏”（Wordplay），也就是那部电影的名字。

而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份星期二《纽约时报》上的字谜克林顿没有猜过呢？克雷登解释说：“克林顿一向只猜星期五和星期六的字谜，可能还有星期天的。因为一周开始的字谜实在太过于简单，他不会去猜。”

克雷登告诉克林顿：“我想你只需假装我们不在这儿，像你平常做的那样，打开报纸猜字谜就可以了。”克林顿“开始猜字谜，同时摄像也开始了。他用笔做字谜游戏”。克林顿在做字谜的时候，谈到他最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猜字谜能预防老年痴呆和失智症。“你知道，我是没法变年轻了，所以我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我应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此类状况发生的时候了。”

克雷登估计克林顿猜这个字谜花了六七分钟——他们并没有计时——而且除了中途修改了一个字母之外全部都是正确的。“完成之后，他看着字谜说：‘哦，这很有趣。’”

摄像机挪开后，克林顿和我们每个人握手。“您介意耽搁一小会儿和我们拍张照吗？”克雷登问他。“来吧！”克林顿回答说。“他像一只巨大的母鹰站在那儿，张开了双臂，我们几乎是扑进了他的怀抱，而他把我们大家紧紧地拉近后拍了一张照片。”

克林顿继续支持着年轻的电影制作者们，他甚至为他们出面与那些他们想拍摄的其他知名政客接洽。1996年的大选那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被某些人认为是最好的一则字谜。刊登在报纸中央的谜面的主要部分是“明日报纸的大字标题”（headline in tomorrow's newspaper），猜两个单词，每个单词7个字母。最鲜明的答案是“克林顿当选”（Clinton Elected）。据克雷登说，当时《纽约时报》“都快让电话给打爆了：‘你们怎么敢这样登？’‘你凭什么说他就会赢？’”——不太明显的答案是“鲍勃多尔当选”（BobDole Elected）——这个答案对一些人，如克林顿来说，就很明显了。他知道多尔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管自己叫“BobDole”，把这当做一个单词。

克雷登和奥玛雷就参演影片和多尔早早就定了合同，但是多尔的人却否认，对外解释说多尔不是一个典型的字谜迷。

后来，克林顿给多尔打电话，说服他接受了采访。当克雷登走进多尔办公室时，多尔没打招呼就说：“好家伙，你们有个相当厉害的先遣人员啊！”

喜爱字谜的人称克林顿为——他是古往今来唯一一位喜欢字谜的总统——大猜谜家。

里吉尔说，克林顿有着“那种很适合玩字谜游戏的大脑。我们管它叫海绵脑袋……不管是有用的知识，还是无用的知识，他都吸收，他记住了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部分他读到的东西，几乎可以和你聊任何话题”。

在克林顿还是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时，阿肯色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乔治·罗斯·史密斯就燃起了这个孩子对字谜的兴趣。这位法官设计字谜，他的一些字谜被刊登在周日版的《纽约时报》上。

维克多·弗莱明说，他女儿周末会在切尔西那儿过夜，早晨他去总统府接她的时候，“比尔·克林顿可能就在猜字谜，而我会坐下来和他一起猜”。有一次他还差一个字母就可以猜出周六的字谜。弗莱明在一旁看着，很快就猜出了那个字母。“谜面是‘早夏（early summers）’，他只有两个字母没填进去，而答案是‘算盘（abacus）’。”1995年11月的一天，弗莱明携妻子和女儿到白宫做客。午餐过后，比尔、维克多及其妻子一边看正在举行的大学足球赛，一边猜周六版《纽约时报》的字谜。希拉里既不是字谜迷也不是足球迷，所以待在别的地方，忙她的《举全村之力》一书。突然，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告诉克林顿总统，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遇刺了。挂断电话后，克林顿开始向弗莱明描述拉宾对他以及对整个世界是多么重要。大约30分钟后，又来了一通电话，只听他对着电话说：“我明白了。”然后他对弗莱明说：“是的，电话只是进一步告诉我，拉宾死了。”他放下字谜，站起来说：“现在我不得不去工作了。”

2006年10月上旬，前参议员乔治·麦戈文邀请克林顿为坐落在他的故乡南达科塔州米切尔区卫斯理大学的乔治与埃利诺·麦戈文图书馆及领导力与公共服务研究中心的落成典礼致辞。麦戈文认为这所大学是“有点卫理公会教派意味的大学”，在这里他邂逅了现在的妻子，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教了几年历史。克林顿婉言拒绝了麦戈文的邀请，因为维克多·弗莱明的女儿正好那天在小石城结婚，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是女傧相。

麦戈文84岁，他和克林顿的友谊始于1972年。他恳切地邀请克林顿。“我直接把电话打到了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并且告诉他，他的到来对我来说将是多么重要。”克林顿想了一会儿后给他回了电话，说如果他们能提供一架私人飞机把他载到那儿并载回小石城的话，他会去。之后，克林顿为公共福利事业无偿地做了这次演讲。

蔚蓝色的天空下，5000多人坐在绿茵地上。麦戈文在向他们介绍这位前总统时，一语双关地说：“我知道，作为一名卫理公会教徒并不能赦免你们的罪，但确实能让你们从中获得乐趣。”克林顿由衷地称赞道：“我和一名卫理公会教徒结婚已有31年了；我了解约翰·卫斯理的每一次举动。”他赞扬了卫斯理教徒们对伦敦的穷人、挖煤工人和厂矿工人的关心，紧接着他说：“我读了很多有关卫斯理的书，而且我想约翰·卫斯理会为乔治·麦戈文感到骄傲。”

麦戈文说：“再没有比熟悉约翰·卫斯理的生平并将之联系到我为减少人类挨饿而做的努力之类的言语更能打动观众了——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喝彩。”

在克林顿和麦戈文为乔治和埃里诺·麦戈文的真人大小铜像揭幕之后，克林顿看到了站在警戒线外的群众。麦戈文说：“他径直把手伸到警戒线外，与每一个他能够到的人握手……而当我们让他进了还有近两百人聚集的图书馆之后，他不想离开了。他的特工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试着催他到小石城去，可他还是在和人们聊天。”

埃里诺·麦戈文罹患心脏病，那天没能到场，并在那之后不久就过世了。

克林顿终于回到小石城伊丽莎白·弗莱明的婚礼现场，看见新娘父亲的时候，他走过去，伸出胳膊搂着他，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说：“伙计，我们在那个字谜电影里的形象还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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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波特纽斯：弗吉尼亚州东海岸港口城市。位于詹姆斯河口，濒临切萨皮克湾，面积308.3平方公里。是北大西洋航路和国内水运的重要港口，拥有世界著名的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美国现役所有航母都在该厂建造，是目前美国仅有的一个航母造船厂。

第9章

天生的调情高手

由纳尔逊·尚克斯所作的比尔·克林顿的画像于2006年4月26日在美国国家肖像馆的一个小型典礼上揭幕。这幅画很大，加上画框有8.5英尺高。画中的前总统手放在髋部，站姿轻松潇洒。“我尽力去抓住他举止的独特韵味，”尚克斯说，“他并不拘谨僵硬，但没有完全放松，让人感到有些忸怩。”

记者们很快注意到，尚克斯画中的克林顿没有戴结婚戒指。“他实际上戴着戒指，”尚克斯说道，“老实说，我给忘了，当时我只顾着画他的手形了。”当尚克斯拿着画像的照片给希拉里看时，虽然她“非常非常仔细地”研究了那双手，也没发觉克林顿没有戴结婚戒指。

希拉里一直要求尚克斯要谨慎处理克林顿的双手。“毫无疑问，他的手指细长，很迷人。”一开始，希拉里埋怨说，比尔的手指要比尚克斯画的还要纤细些。“参考她的意见，我做了细微改动，不过我认为，我最初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尚克斯这样说道。

在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丑闻揭露8年多后，记者们把画家当年的无心之失变成了一句笑语——“给比尔·克林顿画像的画家……成功地把比尔的戒指‘摘’掉了，这是莫妮卡·莱温斯基所不能做到的”。

揭幕那天，比尔戴着他的婚戒。当有记者问希拉里是否希望修改比尔的那幅画像时，她的发言人菲利普·莱恩斯开了个玩笑，对记者说：“如果我能换一根手指，你给我多少钱？”

当日，尚克斯说他发现前总统“看起来状态很好，但似乎比画像的时候消瘦了一些。他好像很动情，有人说他的眼中含着泪”。

希拉里称画上没有戒指只不过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

对希拉里来说，与她婚姻中真正的大风大浪相比，画上没有戒指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回忆录中，希拉里似乎想抢先把所有可能被人挖掘的故事都写出来，这样到总统竞选时，这些故事就早已成明日黄花了。比如，她在回忆录中透露，比尔跟她曾经去做过婚姻咨询。而在1999年秋天接受《新闻周刊》乔纳森·阿尔特的采访时，这位总统也证实了这一点。乔纳森为了不惹怒总统，并没有直接问他是否在寻求精神治疗方面的帮助，而是说“我很理解您接受牧灵辅导”。“好的，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克林顿反问道，“你应该说，你的牧灵辅导进展如何？如果你这么问，我就会回答——好得很。”

托尼·坎波罗是克林顿咨询的辅导牧师中的一位。1993年10月，他与另外几位福音派教徒受邀与克林顿夫妇和戈尔夫妇共进早餐，这是他与克林顿的第一次见面。接下来，坎波罗每隔四五周就见他一次，一般都是在克林顿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有时在他楼上的私人房间。坎波罗说他们的交谈都是在探讨《圣经》经文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总统工作的指导意义。克林顿经常给坎波罗打电话，“问我按《圣经》的指引，他该对美国人民说些什么”。

对于记者见面会上关于莱温斯基的问题，坎波罗不予回应，转而写道：“克林顿总统十分忠于维系他的家庭，我相信他在全心全意地努力，想使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婚姻有意义且夫妻恩爱。”

由于克林顿卸任后一直在旅行，坎波罗仅见过他几次，比之前少了许多。2002年，乔纳森·阿尔特引用坎波罗的话，说关于克林顿的“任何谣言都是假的”。

杰西·杰克逊牧师是他的另一位宗教顾问，这个人自己也有性丑闻。据阿尔特说，在莱温斯基危机的那段时间里，他经常在白宫“和他们一同祈祷，和切尔西谈心”。前总统克林顿的军事助手罗伯特·帕特森经常在戴维营挡打给总统的电话，他回忆说，克林顿经常拒接杰克逊的电话，而帕特森声称杰克逊总是说自己“是在允许时打来的”。

时任克林顿政府中西部财政会长的马克·托曼说，莱温斯基事件和弹劾事件使克林顿变得成熟起来，现在的克林顿是一个忠实的好丈夫。他还说道：“我认为克林顿新的激情就在于他的政治遗产，我想他自己明白，如果再次卷入类似的丑闻之中，他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不过，更普遍的看法是，比尔·克林顿生来就不具备忠诚的“基因”。童年时，他不善与人交往，母亲又是个享乐主义者，这使得他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安森·比尔德称前总统是一位“让人惊奇的人”，并且支持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不过谈起克林顿，他却说：“当你提到克林顿时，你会有一大堆的溢美之词——领导者，有说服力，真诚坦率，等等，但是我绝不会说他有人格操守。”安森·比尔德将克林顿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作比较，认为老布什的教养是他“道德上很好的指南针，老布什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尔德还说：“关于克林顿的正面消息是在他卸任后积极投身于全世界范围内的公益事业。在令人遗憾的错误行为和浪费了总统任期最后3年的机会后，他显然想奋力重拾自己昔日的政治传奇。从造福全世界人民来看，他是目前美国前总统中最好的。”

一位十分了解克林顿的女士说，克林顿在自我认识方面几乎是病态的，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行为有不当之处。她说：“他从来都不认为这些不良行为是妨碍他的不利因素。他总是能在自己的头脑中用其他办法进行调整。在我看来，他从不担心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我想他脑袋里好像就缺少这根弦。”

但凡关注时事的人都知道克林顿一直在忙着追求女人。弗吉尼亚大学的政治学家拉里·萨巴托曾经写过大量关于竞选以及政客们幕后见不得人的秘密。他说：“我游走于政界，经常听到这种事情。鉴于克林顿的过去，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会有人感到惊讶吗？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不用大惊小怪。”

一位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经验丰富的共和党选举参谋说：“克林顿在私会。”他回想起一件事情，克林顿曾在一家餐馆把一位漂亮的女士介绍成是他的白宫幕僚长。这位参谋说：“克林顿去洗手间时，我的朋友问那位女士：‘啊？您是白宫幕僚长？’那位女士同样吃惊地说：‘你究竟在说什么呀？我不是他的什么幕僚长。’”

在克林顿任总统前后，一直以来都和克林顿亲密无间、意气相投的一位民主党朋友谈论克林顿时说：“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如果他当州长的时候做过这种事情，当总统的时候还那样做，现在他又有钱又自由，显然他还会像原来那样做。”

一位曾和克林顿一起旅行的人说，克林顿身边都是些随声附和以及教唆纵容他的人，这句话的矛头尤其指向克林顿的随行伙伴道格·班德。“克林顿的总统身份荡然无存，他和道格·班德完全打成一片。克林顿一年有300个晚上和他玩牌玩到凌晨四五点钟。他和克林顿臭味相投。克林顿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犯错误……而道格·班德呢，他会板着脸看着你说：‘比尔·克林顿只和他的妻子上床。’”道格·班德这个人认为克林顿像每一个港口的礼仪小姐那样受欢迎。

克林顿的一位职员曾说：“看一个人结交的朋友就知道他这人道德是好是坏。”因为说这句话，这位职员竟出了名。克林顿卸任后，一位曾和他一起旅行的女士说：“那天晚上差不多有500多个女人表明自己想和克林顿上床。”

伊琳娜·梅德沃伊认为克林顿是一个有很强诱惑力的男人，“人们怎么能够让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抗拒那么多的女人呢？”他说，“在我看来，很多女孩都迷恋克林顿……你是否也曾经总围着一位电影明星团团转呢？”

克林顿的朋友们说，尽管他带着无尽惆怅离开了白宫，但有一点让他欣慰，那就是他将拥有更多私人空间。一位经常在好莱坞见到克林顿的女士说：“在他身上很可能一直有种渴望，迫不及待地想要释放出来，获得自由……我想他控制不了自己……他是一个调情高手。”她这样描述他的手段：“我握着你的手太久了，啊，是有点久了，把手放在你背上好吗？”

蒂娜·布朗昙花一现的《对话》杂志在创刊第一期就采访过希拉里。在这次采访中，希拉里说比尔玩弄女性的行为是因为他受创伤的童年。约翰·施密特是一位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克林顿的长期支持者，他说克林顿一直“喜欢某种特别的性格……在他身上有温泉城的一些特征……温泉城是个充斥着赌博和一些其他不为人知勾当的污秽之地”。施密特提到他与克林顿的母亲会面的情形（在她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她就住在温泉城外）——当时他们乘坐同一架飞机，赶往肯塔基赛马会。“我想，一旦你见到克林顿的母亲，你就会明白克林顿身上有她的影子。当时，她很愉快……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就是那种你在度假胜地赌博、赛马，以及做其他事情时获得的状态……显然克林顿喜欢这种状态。”

一位女士说，对于克林顿和他的朋友罗恩·伯克尔来讲，21世纪的温泉城就是“拉斯维加斯”。她回忆起一次商务会议，这次会议邀请了克林顿基金会和伯克尔的尤开帕集团以及克林顿和伯克尔本人，但他们两人却坚持在拉斯维加斯举行会议。“他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穿着无肩背心，去温泉城赌博，这一点对克林顿影响很大。”在克林顿还是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贝蒂·赛因鲍姆和她的丈夫斯坦利就是他在好莱坞的支持者。但她谈到克林顿对于拉斯维加斯的喜爱时，态度有些轻慢，声称他和伯克尔两人在那里“度过了不少时光”。当被问及拉斯维加斯有什么时，她回答道：“乐子。”

至于其他克林顿的纵容者，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是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现任合伙人弗农·乔丹，他是国家城市联盟的前主席，克林顿和他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是时任露华浓公司董事的乔丹打电话给露华浓公司董事长罗纳德·佩雷尔曼，要求他在纽约给莫妮卡·莱温斯基找一份工作，以此使她离开华盛顿。

但许多人都说希拉里才是对克林顿的最大纵容者。一个对克林顿夫妇二人都非常了解的人说，当希拉里被问到有关比尔的风流行为时，她是这样回应的：“见鬼去吧。如果他们想选举一个反堕胎的共和党人，那么让他们去吧。”

据朋友们推测，在他们刚结婚时，希拉里可能十分在意比尔的不贞行为，但后来她知道这是她无法控制的，所以她放弃了，只是一再要求比尔要谨慎。

在谈及克林顿婚姻的时候，无论朋友还是敌人，都把它看做是一种合作关系。多恩·休伊特把他们叫做“一个团队”。更加冷嘲热讽的人则说他们之间是一笔商业交易。尽管詹尼弗和莫妮卡以及许多人们不知其名的其他女人给她带来羞辱，希拉里还是帮助克林顿并且容忍他。但是现在，他们之间的交易变了：轮到希拉里上场了，而克林顿要表现得规矩一点并帮助她赢得总统竞选——但这并不说明他不能再有什么风流韵事了，这仅仅意味着他不能再和爱闲聊的21岁实习生有什么瓜葛了。从现在起到2008年11月之间，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破坏希拉里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形象，或者使她失去竞选总统的资格。

“我想一开始克林顿和希拉里不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彼此依赖对方，”克林顿夫妇的一位故友，同时也是他们财政上的支持者这样说道，“两个人都认为他们在一起会为整个世界做出伟大的事情来……克林顿望着20出头的希拉里，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小子，希拉里才华出众，做事老练，想想吧，你们在一起能干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随着时光流逝，希拉里开始认识到克林顿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但她还是认为他们在一起的大多数时间将会是美满幸福的。希拉里爱克林顿也相信克林顿同时无法自拔地爱着她，这种念头总能找到各种借口，使希拉里挥之不去。时光荏苒，他们就这样不断向前……我想希拉里肯定曾暗自说服自己：这个男人有着能使每个女人爱上他的能力，只不过糟糕的是他不知道该如何驾驭这种能力。我想时间久了，希拉里也逐渐接受了克林顿作风上的问题。”

卡尔·伯恩斯坦在他最近出版的希拉里的传记中记述道，希拉里曾雇用她在罗斯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合伙人来确保那些据称克林顿在当州长时与其有染的女人们（她们的名字出现在诉讼中）保持沉默，他声称这两位律师成功地诱骗这些卷入性丑闻的女人们签下声明，否认她们曾与克林顿有染，卡尔还说希拉里曾出席过其中一场审讯会。

克林顿不仅不忠于希拉里，行为上也颇不检点，但是在关键时刻，希拉里仍赶来收拾残局。某段时间，希拉里一定暗自盘算过，对她和克林顿的这段感情，她已付出了太多时间、汗水和泪水，她不忍心就这样结束，而一旦结束这段感情，她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希拉里竭尽所能地使克林顿有望成为美国总统。希拉里的这种原动力第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是在克林顿竞选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詹尼弗·傅劳尔（阿肯色州失业申诉委员会的接待员，同时也是一家夜总会的兼职歌手）拿出她和克林顿的电话录音，以证明她与克林顿秘密交往12年之久，此时希拉里做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节目，为克林顿澄清；莱温斯基丑闻披露后，她又跑到“今日”节目，为她丈夫解围。正是希拉里挽救了克林顿1992年的竞选，使他第一次坐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而后又帮助克林顿保住了第二任期的总统之位。

1992年1月26日“超级杯星期日”（Super Bowl Sunday）所发生的事使多恩·休伊特对克林顿和希拉里的婚姻和这两个人的脆弱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当时克林顿的竞选因为詹尼弗事件而陷入僵局。据休伊特后来写道，在“60分时事新闻”中，两人谎话连篇，主持人史蒂文·克罗夫特没得到半句实话。他们“编织谎言，相互附和，闪烁其词，顾左右而言他”。

“那天晚上就在那家旅店的房间里，”休伊特说道，“我很清楚克林顿和希拉里在撒谎，而他们彼此也明白对方在撒谎。可就在那天晚上，克林顿竟获得了候选提名，而希拉里一句‘我不是站在克林顿身旁的塔米·温尼特’，竟莫名其妙地引起了美国公众的巨大反响，我想或许人们对整个事件最深的印象就是希拉里的这句台词。”

克林顿的精彩表演使他没有重蹈加里·哈特的覆辙。当年有人拍到一张照片，照片显示的是在一艘驶离比米尼岛的巨轮上，一个名叫唐纳德·莱丝的女模特坐在加里·哈特的大腿上，有人将这幅照片命名为“胡闹”（Monkey Business）——而克林顿夫妇则得以幸存下来，能够在新罕布什尔州享受比尔位列第二的成果（落后于新英格兰人保罗·桑格斯）。之后他又反败为胜，因称自己是“迷途知返的孩子”（The Comeback Kid），成功地由第二变成第一。

休伊特后来写道，那天晚上克林顿的真正挑战并不是来自于主持人克罗夫特，而是来自他们离开宾馆后希拉里的质问。

奇怪的是希拉里却把怒气发到了多恩·休伊特身上。多恩·休伊特曾为克林顿和希拉里赢得做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节目的机会，为挽救两人的政治前途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在艾森豪威尔时期，我就到白宫吃晚饭了，”休伊特说道，“而我现在却被挡在了外边，这是由于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1999年，休伊特和他的同事们华莱士、萨菲尔、布拉德利、克罗夫特、斯泰尔与克林顿一起讨论波斯尼亚一事。“我对麦克·麦卡利（克林顿的新闻秘书）说‘我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因为希拉里她不在。’他说：‘你还真碰巧说对了。’”

休伊特回忆道，电视节目“直面新闻界”的主持人蒂姆·拉瑟特“一直对我说：‘希拉里到底怎么回事？是你们几个人帮助克林顿，使他当上了总统。他获得提名的那天晚上却那么做。’”

休伊特还说，2001年7月，在《华盛顿邮报》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的葬礼上，他和希拉里“吻释前嫌了”。休伊特最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嘿，祝贺你出了新书。’我回答说：‘啊，你能这样说真是太好了，我还一直以为我在书中说了一些让你不高兴的事……但是你知道的，我很高兴你能成为我们的参议员。’然后，她伸出胳膊抱了抱我说：‘那么，我也很高兴你是我的选民。’从那天起，我们之间长期的不和便结束了。”

有评论家暗示希拉里现在已成为参议员，并考虑下届总统竞选，将休伊特化敌为友这一招的确够精明。难道她认为那些曾经与比尔有关的丑闻会妨碍她重回白宫吗？他们还需要再上“60分”摇旗呐喊吗？

人们经常将贝琳达·施特罗那赫和前总统克林顿联系在一起。她是一个41岁的金发女郎，比比尔·克林顿小了20岁，离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是加拿大汽车配件生产商马格纳国际公司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代表多伦多北部一个选区的国会议员。在《时代》杂志刊登的100位最有权势人物的名单上，贝琳达被看做在商业和政坛上最有前途的人。

《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解构克林顿婚姻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份分析，即对克林顿夫妇在总统选举之前二人共处时间的分析
(1)

，在这份分析中，贝琳达是唯一一个被提及名字说是克林顿情妇的女人。作者帕特里克·希利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纽约知名的民主党人纷纷表示，他们从去年起就开始关注一张小报上刊登出的照片——这张照片显示了克林顿先生在与包括加拿大政治家贝琳达在内的一群人用餐后，深夜离开曼哈顿市中心的餐厅B.L.T. Steak的情形。尽管他们二人是在一个大约有12人参加的宴会上出现，但这已足够让那些小报说三道四的了。”

在《多伦多生活》杂志上，一篇标题为《巴伯又有了新金发相好》的文章中也提到了这张照片。

有些人说贝琳达像年轻漂亮时的希拉里，但《环球邮报》的商业报道记者埃里克·瑞古利则认为贝琳达是年轻版的玛莎·斯图尔特。

多恩·马丁是《国家邮报》和《卡尔加里先驱报》的专栏作家，也是贝琳达的传记作者。他在2006年12月接受采访时这样描述贝琳达：“她身高五英尺八，身体强健；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是个‘健身爱好者’。”“她紧致的臀部和丰满的胸脯是出了名的，不过有人说她的丰满是做了整容手术……她现在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她仍然是位极品美女。”

“你不会向贝琳达讨要她最喜爱的脆皮松饼的制作方法，她不是那种女人。”马丁说。“她常常表现出过度的性欲。当她倾心于一个男人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会被她倾倒和控制。”马丁接着说道：“她的性欲很旺盛。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她喜欢掌控男人。”在马丁为贝琳达写的传记中，他引用了贝琳达的话，她说做爱“好极了，比打高尔夫球更棒……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吗？让我们实话实说吧。周末的晚上我是不会坐在家里编织什么东西的”。

但贝琳达并不以她的聪明著称。一位作家曾把她称做“加拿大的帕丽斯·希尔顿”。一个自称和贝琳达的父亲是朋友的高调的加拿大商人这样评价贝琳达：“我从没听到她发表过公开演讲，我想这表明她没什么才能。有人告诉我说虽然贝琳达不能算是举世无双，但她还是足够聪明的。不过我现在还没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明。”

相对而言，多恩·马丁是较为慷慨的，但他的底线也和别人的差不多。他说：“贝琳达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倾向，她想帮助那些在非洲忍饥挨饿的人。”但是，他又说道：“如果你想和她坐下来，一起谈论历史或者政治哲学，那么你将会大失所望，因为她仅仅在大学里待了不到一年就辍学了。”

论才智，贝琳达当然算不上是克林顿的知己。马丁说：“几个月前，我观看了克林顿在这里的一场演说，你只须看他的即兴演讲，你就会问，他看中了贝琳达哪一点？世界上任何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都会为克林顿折服，但他却似乎把注意力集中放在了我们的亿万宝贝贝琳达身上……他没完没了地谈论基因组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嘿，我们就坐在那儿一直听下去吗？”

“富婆加美女”，或许还有一队私人飞机——也许这些足够用来解释贝琳达的吸引力了。

2001年，35岁的贝琳达成为她父亲创建的马格纳国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贝琳达的父亲，亿万富翁弗兰克·施特罗那赫原是奥地利的一名模具制造商。1954年年仅22岁的他来到加拿大。据《环球邮报》报道，弗兰克·施特罗那赫的企业不仅包括汽车配件公司——他还拥有可供自己支配的喷气式航空队，安大略省、佛罗里达州和肯塔基州农场的800匹赛马，加利福尼亚州从高架输水渠到伍德拜恩的赛马跑道（racetracks from Aqueduct to Woodbine），以及他的高额薪金——通常是加拿大最多的——所有这些都使他能够聚集起巨额财富。

2002年，贝琳达与克林顿在奥罗拉，即贝琳达父亲公司的所在地结识。当时她的丈夫还是挪威前快速滑冰选手约翰·奥拉夫·考斯。贝琳达的父亲弗兰克正举行一场慈善募捐活动，并以此作为他私人高尔夫球场的开幕仪式。“他希望克林顿在场，”多恩·马丁说，“所以在我看来，提供给克林顿图书馆的捐款就是使他前往而给他的好处。”马丁说弗兰克告诉过他，克林顿为了使总统图书馆基金会拿到一笔大的捐赠，被催得很急。“他们（弗兰克公司）给了他100万美元……我想弗兰克认为这对于实现自己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

马丁这样解释“弗兰克的目的”：“弗兰克喜欢召唤国家总统、前总统以及其他国家领导人来到他身边，并且他在生意上的影响能够使他做到这一点。”

马丁在为贝琳达·施特罗那赫写传记时曾采访过贝琳达，据他说：“谈起克林顿，贝琳达滔滔不绝，对他赞赏有加，贝琳达似乎被克林顿的才华和他所做的那些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迷得神魂颠倒。”

“只要将这些小事联系起来，”加拿大一家报社的专栏作家说，“想想这之间的可能性，你就会认为克林顿和贝琳达的关系绝非一般……但是每次只要你对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提出任何其他方面的猜想，她就绝口不谈，只是说他们不过是普通朋友罢了。”

马丁说，他曾想采访贝琳达的一个保镖，但这个保镖好像“在我打算采访他之前，就被堵住了口……而这又不像是有关贝琳达吸食可卡因之类的事……所以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个保镖知道很多有关贝琳达和克林顿的事”。

马丁还回忆起克林顿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一个晚上曾称赞贝琳达·施特罗那赫，“半夜时，克林顿一时兴起便拿起电话就直接打给施特罗那赫，对她表示赞美并送去问候。我不认为克林顿对其他人会这么做”。还有一次，贝琳达曾随口对马丁提到上周她曾在纽约见到过克林顿。

贝琳达曾在2005年9月参加过第一次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但是2006年她却没去，但马丁声称贝琳达没去的原因是“希拉里并不欢迎她”。

在洛杉矶施特罗那赫也曾与比尔·克林顿见过面，一个热衷于政治资金筹集的好莱坞影星的妻子说，她在史蒂夫·宾的包间里看到过贝琳达。当时滚石乐队正在为反全球变暖活动家劳里·大卫创办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做演出。这位女士说，音乐会之后，贝琳达和克林顿一起回到了罗恩·伯克尔的家。

“克林顿参加‘拉里·金现场’节目时，贝琳达也在现场，”但马丁这样说道，“之后他们离开了现场并共进晚餐。”

埃里克·瑞古利曾经写到过贝琳达·施特罗那赫，却从未访问过她。他断言说“比尔·克林顿是贝琳达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瑞古利推断贝琳达对于克林顿而言是“安全的”——“因为她不但未婚而且谨慎细心”。同时他猜测“任何他们的私会之事都远离人们的视线，非常隐蔽”。另外，他认为对于克林顿和施特罗那赫而言，找到一个“隐蔽之所”并不困难，因为“施特罗那赫家族到处都有度假胜地、大酒店、乡村别墅和高尔夫球场。全世界大概有50处他们的幽会之所，却无人知晓”。

另一位好莱坞筹款人怀疑贝琳达最吸引比尔的地方是她拥有私人飞机。“我只是试图想弄明白，是因为飞机吗？”她认为这非常有可能。

贝琳达·施特罗那赫最近回到了她家族的公司。但在2004年1月份时，她为了在议会中竞选一名保守党席位而离开了马格纳国际公司并且放弃了910万美元的薪酬，为此她承受了外界评论的巨大压力，一些舆论甚至还显得有些小人得志的意味。

多恩·马丁说施特罗那赫把比尔当成一名“顾问”，但他同意施特罗那赫否认和比尔商谈自己从政这一不太现实的事情的说法。“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被问及这个问题，”马丁说道，“她回答说没有，我差不多相信她说的话了。”然而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施特罗那赫只能去和那些与加拿大政治同呼吸共命运的人士商谈了。

2005年5月，施特罗那赫在加入保守党后做了仅仅11个月便改变了她的政治派系，从一名保守党人摇身变成了一位自由党人。她成了头条要闻人物，很多人都很气愤她的这一行为。从此以后，她便短暂地支撑起了以保罗·马丁为首的自由党政府，但她却帮助原本很可能败选的保守党推迟选举，直到数月后保守党能够获胜为止。多恩·马丁说她是“当今保守党政府的自由教母”。

之后，贝琳达就成了没有权力的后座议员。在马丁看来，她那时“坐在对立派的席位上却还争取着女性地位”。

这样她自然成了一个笑柄，人们给她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叛徒芭比”。

她背叛了保守党，从此就和后来成为斯蒂芬·哈珀保守党政府的外长彼得·麦凯断绝了关系。一位政客嘲弄地说“施特罗那赫女士身上仅有的一点保守党成分就是她的前男友彼得·麦凯”。

“她因为改变政治派系而招来许多责难与批评，”埃里克·瑞古利说道，“人们认为她立场不坚定，投机取巧，人品不佳。”她的选民选举她当保守党人而她最后却成了自由党人。“这件事情令人很反感。”埃里克·瑞古利说道。

2007年5月，加拿大新闻界和盘公布了一件逸闻：“一年以前他们看起来激情高昂而且富有领袖魅力，但是从那以后贝琳达就弃政从商，重返她那与底特律有汽车零部件贸易往来的家族企业，并且她还和枫叶冰球队的一位硬汉队员纠缠不清。”

一个月以后，加拿大新闻界报道说施特罗那赫患上了乳腺癌，并且她已经做了乳房切除和修复手术。

在她生病的消息浮出水面之前，埃里克·瑞古利就已经公开说她很可能与克林顿有染。当然那时她不但富有而且迷人，然而现在的她已经不再“富有、迷人，而且失去了政治野心。这三个最关键因素中的一个刚刚已经消失了。接下来比尔就可能准备撤了，他心里可能会想：‘我反正在哪都能找到有钱的漂亮女人。’”瑞古利认为贝琳达吸引比尔的一个原因就是她“有可能成为加拿大的下一任总理……克林顿的情妇是总理，老婆是总统，他会想：‘这周末我去哪儿找点乐子呢——渥太华还是华盛顿？’”

答案很可能是渥太华。

在查巴克北部的一个树木成林的山村里，克林顿与附近的一位已婚女士互通私情的谣言盛传不息，一些小报证实她是加拿大裔人。加拿大《环球邮报》给克林顿冠以“美国第一调情圣手”的称号，据其中一篇报道说，他们二人是在一位投资银行家举办的圣诞晚会上认识的。这位女士前夫的一位朋友证实了这件事情，但这位女士却说自己不知道他们夫妇二人是否是因为克林顿而离婚。

马克·阿普德格罗夫写了一本关于克林顿总统卸任后的情况的书，书中描述了克林顿做事鲁莽的一面。“我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享有各种权利。”他提到克林顿与众人谈话时说自己仔细考虑了南部州长包养情人的旧习，他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人去调查此事或是为此担心。

“当然克林顿现在仍然一直四处拈花惹草，”一位为他辛勤工作并且常常在社交方面和克林顿搅在一起的民主党人说道。“他从来不为自己的过失负责……在我看来他总是发狂似的到处游逛、私混……有很多人对他都很气愤但后来又不再生气了……我觉得从他的内心深处来说，当他晚上躺在床上时，他可能会做个鬼脸对自己说：‘你知道，总的来说，我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在一定程度上说，比尔和希拉里住在白宫的时候，他们就过着分居的生活，当然现在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他们很少肩并肩在一起。”一位有名的记者说。甚至有时当他俩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交活动上时，“他们也很少在一起”。

瓦坦·格里格瑞恩狂热仰慕克林顿夫妇，他说克林顿夫妇是故意分开的。“你能够明白克林顿在试图给希拉里让出空间……在我看来，他在华盛顿给她创造了空间，他甚至搬到了哈莱姆把纽约市让给了希拉里……他们两个人从来都不在一起。”他叙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哈佛大学琼·修伦斯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在纽约四季酒店（Four Seasons）庆祝成立20周年纪念日的宴会上，“克林顿一走进来，希拉里就离开了”。

希拉里接到让她去参加评议她丈夫总统任职情况的霍夫斯特拉会议的邀请，但她并没有给予回复。主持这次会议的埃里克·施默兹对这个话题看上去似乎多少有点儿敏感，起初他说没有邀请希拉里，但在进一步追问下，他说：“我更愿意换另外一种说法来解释这件事情，她当然被邀请了，但我们没有收到来自她办公室的回复。”他说连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长助理都接受了邀请前来参加会议，但是“她既没有回复也没有来”。

“事实上最近我一直在希拉里的家里忙一件事情。”马克·托曼说道，像往常一样，前总统克林顿没有在那儿。

2000年12月，希拉里住在了一幢六居室、七间半浴室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建于1951年，位于华盛顿的一个受上流人士喜爱的使馆区的死胡同里。起初，希拉里只打算租住，但在拿到自己写传记挣得的800万美元预付款时，她决定买下这所房子。她从350万美元的要价一直砍到285万美元，最终买下了它。桑迪·伯格的妻子苏珊是一位华盛顿房地产经纪人，她帮助希拉里找到了一幢新乔治亚式的住宅。这所房子拥有一个外观井井有条的花园和一个大阳台，另外还配有一个游泳池和一部电梯。凯茜·斯隆是一位纽约代理商，同样她帮助克林顿一家在查巴克找到了一处住宅。

2006年秋天，希拉里和她87岁高龄的母亲多萝西·罗德姆一同搬进了新居（2007年12月，希拉里在爱荷华州竞选总统。显而易见，她想为自己树立一个温和、亲切的候选人形象，于是故意将母亲带在身边，对可能选她的选民当然是夸大其词地说母亲“一直与我和比尔住在一起”，但这实际上是在欺骗众人）。希拉里在爱荷华州举行了政治策略会议。杰夫·格斯和多恩·凡纳塔在他们最近写的关于希拉里的传记中说道：“访问者在进门之前，他们的提包、照相机、手机必须经过检查，并且，只有特定的摄影师才能把照片带走。”

希拉里的支持者梅尔文·基特勒描述了他去希拉里华盛顿的家里参加宴会的情形，比尔·克林顿没有在那儿。“他们很少一起参加同一活动，克林顿非常强势”，基特勒说道，在宴会的25号房间里，如果克林顿进去了，希拉里肯定会离开。

在希拉里宣布她要竞选总统之前，克林顿来到华盛顿，但并没有做太多事情，按照克里斯·詹宁斯的话来说，那简直就是短暂的“中途停车休息”。詹宁斯还说道：“克林顿不想成为让希拉里‘分心的绊脚石’。”通常情况下，克林顿夫妇一般在查巴克才会在一起。

“我不得不相信克林顿非常聪明，他必须保证再也不能有任何桃色新闻了。”“60分时事新闻”节目主持人多恩·休伊特说道。“希拉里在忍受共和党竞争者反对她当总统候选人的同时，如果她还要面对关于克林顿的流言飞语，那么这简直就是致命打击了。”

“我听说而且其他人也都听说了，”另一位高层民主党人士说道，“一些谣言说他们夫妇二人过着分居的生活，而且克林顿有情妇。这些事情对于希拉里来说糟糕透了，事情完全会搞砸。”

克林顿夫妇的一位好友说，那时希拉里断定由于克林顿缺乏自制，她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的机会就要受到破坏，在这时她要和克林顿离婚。希拉里不会容忍克林顿破坏她的政途。

就在莱温斯基丑闻爆发不久，他们的这位好友无意中听到希拉里和比尔半夜通电话的结尾部分。这位好友说道：“那天晚上他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希拉里的话语和口吻让人钦佩。从漫不经心听到的谈话中，我似乎感觉到希拉里可以接受这次事件，但如果它影响到自己远大的政治抱负，就是不可接受的。”

大卫·舒尔特在耶鲁法学院时就认识了克林顿夫妇二人。他评价说希拉里是抱负与野心的化身。他说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希拉里都会和克林顿在一起，只管看她如何相处。如果希拉里要和比尔离婚，我们还会谈论她做候选人吗？我想不会的。我们可能都不会谈论她做参议员……她会为了自己的抱负而忍受这最后的耻辱的。”

在2007年7月的第四个周末，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在爱荷华州参加竞选。莫琳·多德试图在本州第一次候选人骨干会议上提高自己的支持人数，于是在一个专栏内想象出了一段克林顿夫妇的对话。希拉里提醒克林顿说：“你答应过我你连任两届后我再连任两届，但如果你被发现与伯克尔和宾厮混在一起，我可能就无法入主白宫了。”一个月以后，《纽约》杂志报道说，前总统“冒险与玩伴罗恩·伯克尔和斯蒂芬·宾两位花花公子前往巴黎”。到2007年秋天，谣传一份国家性杂志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克林顿“情人”的报道。

其他人坚称克林顿夫妇还会在一起，除非其中一人死了。一位对其二人非常了解的电视网络主管人员说：“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希拉里以前没和克林顿离婚，那么她现在也不会离。”

乔纳森·阿尔特说：“所有与克林顿夫妇熟悉的人都认为他们不会离婚。这让我想起了比利·格雷厄姆妻子的那句话：‘离婚，绝不可能；谋杀，倒有可能。’”

有些朋友认为这确实是一段经过众人考证、备受舆论加压的风流韵事，但它的确是真实的。一位非常了解他们夫妇二人、曾在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她表明具体来说是在莫妮卡前）一直做客白宫的女士说，了解她和克林顿夫妇关系的人经常说：“天啊，这肯定是笔交易，像是事先早有安排一样……”这位女士说道，“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希拉里迷恋克林顿……并且克林顿离开希拉里也做不成事情。他们紧紧相连，不能分离……人们经常说‘她会和他离婚’，我说‘这绝不可能，你们都疯了’。我想象不到他们会分开的情形。”

美国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多恩·福勒说：“从詹尼弗事件到莫妮卡事件这一系列的风流韵事使得一些女士同情希拉里，但也使得一些女士对于她的无动于衷、坦然接受而气愤不已。为什么她会和那样一个无赖在一起呢？我想是因为她爱过他。”

2000年9月，在纽约一个旧电影院里，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为希拉里举荐了一位资金筹集者。为大家带来娱乐的这位人物就是埃尔顿·约翰。比尔和女儿切尔西在那儿，同时还有芭芭拉·史翠珊以及她的丈夫詹姆斯·布洛林、玛丽·斯汀伯根和她的丈夫特德·丹森。马克·布依尔说道：“为了让这些名人分散些，切尔西坐在一张桌子旁，比尔在另一个桌子旁，而希拉里在其他桌子旁。当埃尔顿开始表演时，比尔走过来坐在希拉里旁边，而我恰巧在这张桌子旁边坐着，他俩的手在桌底下紧握着，并没有让大家看到，仅仅是他们两个人知道，然后切尔西走过来坐在他父亲的大腿上……不要提克林顿以前那些胡作非为的行为了，他和希拉里确实感情极其亲密，可谓情意绵绵。”

布依尔猜想比尔·克林顿的成长历程一定很孤单。他说：“我想因为他从小在班上都是最聪明的，所以他要忍受生活上的孤独。”他推测比尔这样紧密依附希拉里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希拉里也是人群中的佼佼者，这样他们才能在一定水平上进行交流”。

布依尔说他和克林顿在旧金山的奥林匹克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希拉里有时会打电话过来，克林顿就会走到一边和希拉里通电话。布依尔还说道：“每次通话结束时，比尔都会说一句：‘我也爱你。’”

比尔·克林顿手术6周后，布依尔看到他和希拉里、切尔西在一起。“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他们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小家庭，这次手术真的吓到希拉里和切尔西了，她们差点失去克林顿。”布依尔说道。

杰克·西沃特说：“人们对克林顿夫妇的婚姻极其着迷，经常有人问我克林顿夫妇的婚姻怎么样。”“我在我父母身边生活40年了，”西沃特经常这样回答道，“但我真的弄不清我父母的关系。而我在父母身边的时间要远远多于在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身边的时间，所以不要让我解释他们夫妇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像任何一对夫妇那样相处。他们互相交谈，谈论过去……至少在我们面前，他们很多时候表现得像一对结婚很长时间的夫妇。他们的共同之处颇多，两人确实也很爱慕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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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初，克林顿夫妇平均每月共处十四天。在查巴克，有时两人会在家共同度过轻松的一天，但有时他们也会在深夜才见面。2005年，在他们两人都最繁忙的时候，他们只在2月份的情人节那天见了面——而2月份是他们二人频繁出行的时期……在过去的73个周末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51个。

第10章

两个克林顿对决奥巴马

希拉里获得参议员连任之后，在2007年1月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热烈讨论着她是否会参加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比起克林顿，人们更需要希拉里。希望看到希拉里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当然不能否认，也有一小部分人期望看到她丈夫。西蒙·罗森伯格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很容易就能跟克林顿搭上话，但我却从未能接近希拉里。我希望克林顿能慢慢适应这种情况……显然，他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2006年夏，比尔·克林顿与一对夫妇闲谈（没过多久他就因克林顿全球倡议请求他们予以资金支持），那位妻子问道：“希拉里会在2008年参选吗？”“不会的，”前总统回答道，“因为她是不会获胜的……难道你没注意到，这个国家有51％的女性选民吗？女性是不需要希拉里的，所以我说她不会参选。”但他又补充道：“她会很乐意成为议会中多数党领袖。”

前总统曾说过，他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为迎接一位女性总统做好准备，而且第一位以总统身份进驻白宫的女性很可能是像玛格丽特·撒切尔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可能会是共和党人）。

克林顿也曾说过，“小哈若德·福特和奥巴马是最有可能笑到最后的人”。2006年年底，甚至2007年年初的时候，希拉里的顾问们仍认为奥巴马没有任何威胁。比尔·克林顿对这些更了解，因此他建议在奥巴马取得标志性的成就之前就把他打压下去。但他的建议一直被拒绝采纳。

2007年1月，当希拉里正式宣布她“志在必得”的时候，熟悉克林顿夫妇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不管比尔怎样担心，只要她想参选，他就有义务助她一臂之力，这是克林顿欠她的。“他感觉希拉里在事业方面为他牺牲了太多，”克里斯·詹宁斯说道，“而且……我简直不能想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希拉里，你别参加’。”

不管是出于担心或是愧疚，比尔·克林顿一直努力补偿他对希拉里的亏欠，有时他的赎罪行为甚至有损他的总统身份。刚一就任，克林顿就批准通过了希拉里倡议的医疗保健改革，作为对她的补偿，虽然克林顿知道，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医疗保健制度收效会更显著，而不是希拉里所提倡的“一口吃个胖子”的方法，但他还是选择支持希拉里。这样，她就得到了她想要的。就因为她的观点在道义上占优势——詹尼弗·傅劳尔一直这样认为——因此克林顿不得不同意她的要求。

比尔·布拉德利曾担任过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他是那些如果不支持希拉里的计划就会受到希拉里将其“妖魔化”的威胁的人士之一。布拉德利在他最近出版的书中，把比尔·克林顿在白宫的任期称做“逝去的机会”。他认为政府的医疗保健方案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希拉里的政治认识不清”以及她在“理念、协商、推行节奏和实施策略”等方面的失误决策。

当比尔顶着重重压力，同意希拉里要求任命一位女性司法部长的建议时，他又一次补偿了他欠希拉里的情。当人们发现前两位女性司法部长候选人——佐伊·拜尔德和金巴·伍兹未给她们保姆的工资上税时，希拉里依然坚持任命女性来担任此职务，就这样，未婚无子的珍妮特·雷诺得到了这份工作。有些人认为肯·斯塔尔及弹劾事件完全是由于雷诺这位特别检察官的处理不当而造成的。

自希拉里参选以来，比尔·克林顿同往常一样，全心全力地支持她的竞选，就好像是克林顿自己在竞选一样。这正是他对自己在任时留下的遗留问题进行弥补的好机会，还可借此时机公开表示他对竞选志在必得——面对现实吧，阿尔·戈尔！——也可向世界证明他是多么受美国人民爱戴，以至于美国民众会投希拉里的票只是为了让克林顿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这样一来，他又可以光明正大地重返白宫了。

最初希拉里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克林顿保持距离。为了给她精心准备的参选宣言作铺垫，她出现在“今日”的节目现场，声称是为了宣传新一期的《举全村之力》（希拉里的新书），但主持人梅里蒂斯·维埃拉却不停地追问，想让她承认她已决定准备参选。而希拉里一直回避问题，只说家庭对她多么重要，自始至终从未提比尔的名字。有趣的是，为提高自己身价她倒多次提及切尔西的名字。

人们猜想，如果她愿意的话，她本可以做回希拉里·罗德姆，但一切都太晚了。若她以第一夫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听起来会很奇怪，所以干脆只叫“希拉里”。她的官方网站名称也只是简单的“希拉里竞选总统”。

2007年冬天，经过慎重考虑，克林顿夫妇决定以后在公开场合避免同台出现。“希拉里作为一位善辩的演说家，待人亲切又很出色，但遗憾的是……”一位自1992年来曾为两届克林顿政府服务过的人说道，“有人曾说过，把一个150瓦的灯泡放在你面前，你会感觉它刺眼的光芒；而当你把它放在太阳下时，相比之下你就会感觉它显得暗淡。”

2006年2月，克林顿夫妇同时出席了科雷塔·斯考特·金的葬礼，而现在他们努力避免再次出现葬礼上的那种情形。那次比尔·克林顿无意中就使希拉里的表现黯然失色。与她冷漠生硬、偏离主题的演讲相比，比尔的演讲则显得热情洋溢、精彩生动，而报纸头条也乐于拿他俩作对比。“比尔·克林顿在这方面如鱼得水，”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说，“毫无疑问，他谙熟非裔美国人民的宗教信仰……而这正是作为清教徒的希拉里所不擅长的……没人能像比尔那样能够精确地捕捉到南方黑人特有的语调和节奏感。”

似乎所有人都为他那与生俱来的亲切感所征服。作为高级牧师、水晶大教堂的创立者（水晶大教堂坐落于加利福尼亚的加登格罗夫）以及电视节目“巅峰时刻”的主持人，罗伯特·舒尔勒牧师祝福了克林顿。历届总统每次上台总会与主持人握手——但克林顿却是个例外，“比尔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在金夫人的葬礼上，比尔·克林顿的失检行为看起来似乎已微不足道。从舒尔勒牧师对克林顿的拥抱中就足以看出，克林顿与莫妮卡的绯闻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早已成了过去时。1998年，舒尔勒牧师曾公开谴责克林顿，说是他“使他的家庭和国家对他产生了信任危机……我们都应对此感到羞愧……多亏了一直高涨的民众支持率，才使克林顿免于遭受性丑闻事件给他带来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自希拉里参选以来，比尔·克林顿会利用每次单独出镜的机会称赞希拉里，特别是当奥巴马不断抢占希拉里的风头，并不断征服比尔的支持者的情况下。只要能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他就会参加所有他可以参加的募捐会，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希拉里。他曾解析奥巴马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并通过作报告以告知那些有望为他募捐的人，奥巴马不配成为改革派新宠，并争辩说希拉里和奥巴马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观点几乎相同。（希拉里在2002年投票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而那时的奥巴马只是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小的州议员，在战争问题上无任何立法权的情况下，却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反战宣言。）在一次聚会上，有人对希拉里及她的战争立场作了些负面评论，马克·布依尔观察到克林顿在听到这些评价时立即暴跳如雷。

奥巴马最终会改变历史，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总统会成为一段传奇。而一位女性，特别是一位大家已厌烦的女性则不会。

比尔和希拉里曾达成的避免同台现身的约定也逐渐有所缓和。

希拉里和奥巴马都决定在2007年3月4日这一天举行拉票宣传活动，而对于在塞尔玛的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一天也是血腥星期天事件（Bloody Sunday）的42周年纪念日。希拉里的智囊团最终决定，这一次他们需要比尔来助他们一臂之力。但他们所担心的是那一天希拉里可能会与奥巴马狭路相逢。

希拉里班底最终宣布比尔会与希拉里并肩作战。克林顿被授予进驻投票权名人堂的荣誉（译者注：投票权名人堂是为纪念那些曾为黑人争取投票权做出努力的英雄而设立的）。而对这一荣誉的接受方式，他们有两种计划，一种就是，希拉里会代表克林顿接受这一荣誉，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克林顿会亲自在埃德蒙佩图斯桥（Edmund Pettus Bridge）——1965年在这里发生了州骑警用皮鞭、警棍和催泪弹攻击示威群众的丑恶行径——接受这一荣誉。

那天早上，希拉里和奥巴马分别在同一条街上仅三区之隔的两个黑人教堂发表了演讲。希拉里在第一个浸信会教堂（Brown Chapel AME Church）所作的演讲给人一种居高临下并稍显做作的感觉，而相比之下，奥巴马在布朗礼拜教堂的演讲发自肺腑、鼓舞人心——虽然后来一些爱寻根究底的人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奥巴马在演讲中夸大了某些事实，比如他说是塞尔玛（Selma）把他父母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了今天的他，而事实上在他父母来到塞尔玛4年前他就出生了。

比尔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跟希拉里为了那篇演讲稿一直熬到凌晨1点钟。整台演讲自始至终都充斥着她那毫无平仄变化的语调，而通篇内容更是被人怀疑。曾在多种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的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这样评价她，“她声称在1963年自己曾被年轻的牧师带到芝加哥去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并对其感触颇深。但那时她可是个积极的‘戈德华特女孩儿’”，她的偶像——巴里·戈德华特反对1964年《投票权法案》——“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案由马丁·路德·金提出，戈德华特是作为南方民主隔离派反对该法案的6名共和党参议员之一”。

那个来自乡村，曾经语调平平的女孩，逐渐隐去她的“g”音，演变成一种奇怪的南方口音。几个月后，她向一群非裔美国籍的专栏作家解释道：“这是因为我在阿肯色州住了多年，而且种族间通婚也是导致我口音变化的原因之一”。

教堂活动结束之后，奥巴马本打算通过那座臭名昭著的桥，据希拉里竞选班底成员说，克林顿夫妇本也打算并肩通过那座桥，但这样壮观的游行场面被耽搁了。据《纽约时报》报道，“蜂拥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把克林顿团团围住，但他仍面带微笑，并与他的崇拜者相互拥抱，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戴着印有奥巴马头像的徽章”。早些时候，为同聚集在教堂外的群众打招呼，克林顿甚至还从车中跳出，而那时奥巴马正在那座教堂作演讲。

虽然在希拉里出席的其他场合里并未出现像在塞尔玛那样戏剧化的一幕，但只要有机会，克林顿会时刻把希拉里的名字挂在嘴上。2007年5月，克林顿与老布什共同出席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毕业典礼，克林顿在他的讲话中对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第一位女性校长表示了感谢，“对女性来说，纽曼夫人是个很好的榜样……我认为女性应该参加所有竞选，这样乔治和我就有更多时间切磋高尔夫了。”当他想出一段幽默台词时，他并不介意在不同场合重复使用它。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讲话之后不久，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中讲了同样的笑话，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省去了“乔治”这个名字。

为了感激克林顿为她所付出的努力，在任何适当的场合，希拉里都会提及他的名字（比如在对非裔美国人所作的演讲中）。一次，在内华达州专为候选人设的论坛上，对那些指向她的问题，她并未作出正面回应，而只回避说：“我对他的两次连任记录感到很骄傲。”2007年2月，在她对新罕布什尔州进行了短暂访问的同一个星期，奥巴马也宣布了他的参选决定。有趣的是，据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说，当希拉里决定打出克林顿这张牌时，他的名字被提及了至少8次。

2007年年初，希拉里的支持率仍在逐渐下滑。希拉里与奥巴马在芝加哥都有很广泛的关系网，而奥巴马似乎更受欢迎。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从不会在初选时为候选人拉票，但他却破天荒地第一次为奥巴马破了例。作为市长的兄弟，同时也是克林顿的朋友，内阁秘书长比尔·戴利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大卫·舒尔特是克林顿在法学院时的好朋友，但他也站在奥巴马这一边。大卫·舒尔特还把另一个克林顿的支持者——芝加哥人卢·马尼洛也拉拢到奥巴马这一边。卢·苏斯曼和律师鲍勃·克利福德也相继公开表示了他们对奥巴马的支持。

克利福德在决定投向奥巴马的前几个月，他对比尔·克林顿悲喜交加的感情在一次采访中展露无遗。他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行为使他感到很失望，“我对此很失望……我们竭力帮助他竞选，而他却本末倒置，将竞选的事抛之脑后，在婚姻上也三心二意……我一直担心发生在白宫的那件骇人听闻的丑闻事件将会对总统造成怎样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克林顿的失检行为将布什送进白宫的。

在好莱坞，至少目前看来，奥巴马绝对是最受欢迎的人。2007年2月在莫琳·多德的采访中，大卫·盖菲评论说奥巴马极具感召力，而评论希拉里时他则言辞犀利，与其说希拉里是被过分地宣传夸大，还不如说她是个骗子，一个重复说着同样谎话的骗子。“政治圈里的人都会说谎，但令人头疼的是比尔和希拉里说起谎来是如此轻松自如。”（那次采访中他还说：“我不认为会有人相信，在过去的6年中克林顿会有如此突然又巨大的转变。”）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好莱坞目前最流行的口号是：“别告诉妈妈我支持奥巴马。”与伊琳娜·梅德沃伊的电话采访被另一来电打断：“约翰·爱默生说奥巴马会在星期五出现，我们太激动了。他是我们的偶像……他是黑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就像当年的克林顿，奥巴马将取代克林顿成为美国人民的新宠。曾是罗恩·伯克尔亲密私人助理的达瑞斯·安德森客观地解释道：“好莱坞那群人经常喜新厌旧。他们喜爱克林顿，因为他风趣幽默，充满激情。奥巴马也是如此。但问题是，如果你坐下……跟他们聊10分钟并问他们一些问题……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奥巴马了解甚少。”

从参议员汤姆·达施勒（他是跟克林顿非常亲近的几个人之一，在克林顿被弹劾的黑暗日子里，就曾打电话求助于他）到特德·索伦森，再到乔治·克鲁尼，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拿奥巴马与杰克和博比·肯尼迪相比，并公开对奥巴马表示赞赏。而这一连串的事情都让克林顿很不高兴。

奥巴马身上的某些特点让他成为克林顿接班人的不二人选。奥巴马在他的自传中承认高中时曾吸食大麻，2006年12月在“今夜秀”节目上，主持人问奥巴马：“你真的吸了吗？”“这才是重点。”奥巴马回答道。

克林顿绝不会让奥巴马后来居上，抢走属于希拉里的提名资格。就像克林顿当初第一次竞选州立法机关委员时那样，哪怕是最微弱的领先优势他都不会放过。在新泽西拥有体育酒吧（可同时观看球赛的酒吧）的梅尔文·基特勒这样评价，“就像在亚利桑那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房地产一样竞争激烈”，在他的邻居、国会议员杰诺德·纳德勒的帮助下，基特勒有了第一次与克林顿见面的机会——那时他女儿所在的公立学校（该学校位于纽约西岸上游199号的上城西区）希望基特勒可以为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拍卖会捐赠一些“有意义的礼物”。令他吃惊的是，前总统竟亲自给他打电话说拍品正在路上。那是一篇带有克林顿签名的演讲稿复印件，并附上一份请柬，上面不失幽默地写道希望您能到哈莱姆的办公室里和总统“合影留念”。

接着基特勒就接到来自一个叫做“希拉里的朋友们”的组织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帮忙为希拉里的参议员再选筹集资金。“我拥有广泛的客户群，很容易从他们那儿筹到资金。”基特勒的妻子是赫伯特·费雪的女儿，而赫伯特·费雪是一个叫做詹姆士威（Jamesway）、现已基本消失的折扣连锁店的创始人。很快基特勒就被邀请出席各种场合，有一次还被邀参观希拉里在华盛顿的家。

有一次希拉里本应出现在纽约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基特勒和他夫人正在门口等着迎接时，却被通知希拉里在华盛顿走不开——所以她派来了“B组队员”顶替她。正当他们失望地准备离开时，“猜猜谁在那儿？——正是比尔·克林顿”。

“其实我已经很了解参议员希拉里了，”基特勒说道，“事实上，在今晚的鸡尾酒会上我还会再见到她。”基特勒现正在被卡特里娜飓风摧毁得面目全非的路易斯安那州建筑房屋，在各种聚会上，基特勒都会向比尔·克林顿及那些筹资机构澄清一些对破坏进行了粉饰的虚假报告。“突然你就得到了通行证”——基特勒终于有机会在哈莱姆与克林顿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行谈判，很快基特勒就得到了在路易斯安那州建住宅区的许可证。

整日盘算着怎样利用比尔·克林顿，听起来很卑鄙，“他的加入可在竞选中引起动荡。”新民主党网络总裁西蒙·罗森伯格如是说，他担心克林顿的出席会使那些由他提拔而身居要职的人感到相形见绌。

多恩·福勒说比尔·克林顿“在人们心中是近乎于神的偶像……但危机仍然存在，他可能越权，并使希拉里的表现蒙上阴影”。

民意调查员彼得·哈特在回忆一次两人同时出席的会议时说道：“比尔整晚滔滔不绝，希拉里则发挥欠佳。当希拉里讲话时，比尔就坐在第一排。希拉里正回答着一个问题，而克林顿觉得她的想法不正确，于是他将主持人叫过来：‘我觉得我妻子的说法不正确，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来解释呢？’”主持人最终并未给他这样的机会。

据里昂·帕内塔推测，希拉里不会重蹈戈尔的覆辙，相反她会充分利用克林顿和戈尔在位时所取得的成就。而且，里昂·帕内塔补充道，她会把她丈夫放在首席策划的位置，虽然这不是什么头衔，“她知道她拥有最优秀的政治顾问，而且她也会充分利用资源的”。

“与自己的想法相比而言，她更尊重他的建议。”前民意调查员迪克·莫里斯如是说。像保罗·格林伯格那样并不狂热追捧克林顿夫妇的人评价道：“若希拉里真如我想象的那样睿智、务实的话，她就会认真听取克林顿的政治建议……就像他在任时那样充分发挥他的战略优势。”

希拉里的支持率之所以会下降，主要原因是人们不确定一旦希拉里当选，谁才是真正的总统。有人说，与她的其他问题或与克林顿的失检行为相比，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若希拉里当选，那她当选后克林顿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他会成为希拉里的首席顾问吗？若真是这样，他会不会才是幕后真正的总统？“如果人们感觉克林顿在政治及决策上的影响会过分牵制希拉里的话，”托尼·科尔贺说道，“她就永远不会被选为总统。对一个男人来说，若拥有过于强势的妻子，情况亦是如此。”

很多人和汉克·申科普夫一样，认为比尔·克林顿露面所带来的好处可圈可点，因为“他的出现使人们想起了他当年执政时的风采”，但是也有专家看到了不利的一面。美国知名政论周刊《民族》杂志的比尔·格雷德认为“比尔会成为希拉里实现她雄心壮志过程中的一大阻碍。她当选后，比尔对她的决策过程会有太大影响，以致很多时候我们要听他的”。

与她那经验不足的对手奥巴马相比，希拉里在前两个区筹集到的资金稍显不足。希拉里在查巴克召开会议，讨论怎样对这一结果作出回应，比尔·克林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奥巴马筹集到的资金更多，拥有更多的捐助者，而且他的网上呼声也很高。克林顿很少失策，而在这次罕见的错误决定中，他把在第一个选区的筹资最后期限称为“2008年竞选中最重要的初选”。

2007年6月底，在全国范围内做的一次调查发现，若希拉里当选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52％的人不会考虑投她的票。

这些已经足够了。希拉里的顾问团希望克林顿会一起参加竞选活动。

第一次公开活动就是2007年7月的第四个周末，地点在爱荷华州，克林顿在那儿很受欢迎，但那时希拉里在爱荷华州的支持率落后于约翰·爱德沃兹。比尔被告知要一路上紧握希拉里的手，以向游行队伍显示出他和蔼可亲的魅力，向选民解释为什么希拉里应被提名，并一直走到最后，成为总统。

希拉里的竞选班底还要对过程中的细节进行微调。在爱荷华州首府得梅因市的一次活动中，克林顿介绍完希拉里后就退到舞台边的高脚凳上，他并没有向南茜·里根那样在下面扮可爱，也没变得百无聊赖、昏昏欲睡。

观众对他们两个的表现褒贬不一。希拉里的演讲毫无新意。在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比尔斥责了布什故意为斯库特·利比减刑的行为是为他有朝一日重返政坛留有余地。布什那时的新闻秘书托尼·斯诺则把话题转移到克林顿赦免马克·里奇的事件：“我不知道这位阿肯色人应对什么事情负责，但这件事非同一般。”

接下来是在同等重要的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拉票活动，在那儿，由于他与詹尼弗·傅劳尔的绯闻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克林顿被临时调任，而在他临时调任期满之后，比尔·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州赢得了“迷途知返的孩子”（Comeback Kid）的称号。这次，在基恩高中（Keene High School）的足球场上，克林顿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比尔用了10分钟介绍他们夫妇俩的现状，然后就退回高脚凳上。比起椅子，高脚凳也许是最佳选择，至少这位经常失眠的60岁老人不会在上面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举动，比如在上面打瞌睡。在新罕布什尔州就如在爱荷华州一样，克林顿坐在凳子上依然找不到合适的姿势，有时低头垂肩有时就干脆用手支着头。

克林顿的一些忠实支持者认为，比尔的表现为希拉里赢得了绝对优势，“两个人同心协力就能避免出现像在1992年克林顿一人承受打击的局面，”林恩·卡特勒这样说道，“这次的安排绝对会为希拉里加分。”约翰·卡西马蒂斯甚至提到了迪克·切尼的名字：“如果希拉里有机会成为总统，克林顿对她的影响就会像切尼当年对布什的影响那样强烈……我想如果人们意识到克林顿会一直站在希拉里身后支持她的话，她当选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克林顿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但是随着竞选的逐步推进，比尔·克林顿也慢慢接受了那些低三下四并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比如，组织安排那些来自州立法人、议员、州长的极为重要的支持活动。2007年3月，据《新闻周刊》报道克林顿与迈尔卡姆·史密斯（迈尔卡姆是纽约州议会中少数派领导人，几天前他曾公开指责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同乘一架私人飞机。希拉里需要史密斯在纽约初选中帮她争取黑人选票。“在两个小时的飞行中，他们以一种带有浓厚南方特色的礼仪接待了史密斯，要知道，这可是只有巴伯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两个月后，史密斯公开表示了他对希拉里的支持，并解释说与总统同机的经历是改变他决定的原因之一，“两位总统强强联合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5月底，克林顿向希拉里传达了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格萨对她的支持，要知道安东尼奥可是最有希望当选者极力讨好的对象。之前有些人猜想这位极具影响力的拉美裔市长会支持拥有一半拉美裔人血统的比尔·理查森，而克林顿却成功地把他纳入麾下。几个星期前，在罗恩·伯克尔的陪同下，克林顿与维拉莱格萨在曼哈顿一个名叫神户俱乐部的餐馆共进晚餐。席间还碰到了拉什·林堡，第二天，拉什·林堡在他的广播节目中声称，他与维拉莱格萨说话时，克林顿公开挑逗他（林堡）的女友。

乔治亚州非裔美国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曾在争取人权的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2007年10月，他善意地称赞了奥巴马，并公开表示了他对希拉里的支持。奥巴马发言人特别强调了这位国会议员“与比尔·克林顿的长期友谊”。

如果说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提名的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是奥巴马的话，那么“第一位黑人总统”的支持，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很有帮助。克林顿被安排为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作演讲。在一次演讲中，他本准备强调杰西·杰克逊的Operation Push年度会议（译者注：Push是People United to Save Humanity的缩写，是一个宣称共同努力拯救人道主义的非营利性组织），他还没开口，只是向台下挥了挥手，台下观众就起立热烈鼓掌。（杰西·杰克逊站在奥巴马这一边，而他的儿子、罗恩·伯克尔的商业合作伙伴约瑟夫则支持希拉里。）

据《纽约》杂志报道，比尔·克林顿认为阿尔·夏普顿牧师准备建桥以歌颂自己的功德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克林顿的任务并不轻松——阿尔·夏普顿有他自己的总统抱负，但这一志向的实现过程却受到了奥巴马的威胁。所以克林顿要想尽一切办法赢得这位牧师的好感。他主动悼慰了歌手詹姆斯·布朗的去世，并向阿尔·夏普顿在纽约的组织——“国家行动网”（National Action Network）进行了演讲。

希拉里的支持率不断攀升，据保守估计希拉里获提名应该是毫无悬念了。但她的提名之路仍不平坦，而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经常被人提及的她丈夫的不忠行为，还有她面对公众时自欺欺人的微笑，就连她的支持者都看不下去了。在达文波特市政大厅举行的一次大约500人参加的集会上，有人问希拉里：“你已经做好准备面对像奥萨马·本·拉登那样的恶魔和像朝鲜及伊朗那样的独裁者了吗？”为了让所有人都听到，她提高声音进一步解释道：“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已证明，我已准备好对付那些魔鬼和坏人了。”观众听完大笑。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杂志》的编辑计划做一期与出生在“婴儿潮”的人相关的节目，并准备邀请在那个时期出生的最著名的人——克林顿——做嘉宾，这看上去是很友善的举动。克林顿会随着最终答案一起出现，他的角色就是为答案提供线索。结果证明，在这个与出生在“婴儿潮”的人有关的字谜中，与克林顿有关的线索可以被他的对手利用。与克林顿有关的答案在第四列，共7个字母，而且这一行为被证明是不明智之举，线索是“接受也是一种幸福”（It's nice to be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one.）。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口交”（blowjob）或“（为他人实施的）手淫”（handjob），但正确答案是“捐助者”（endower），也许这才是现在克林顿心中的真正想法。

“开凿一条通往白宫的密道，这样他就可以轻易潜伏进去而不被人发现，这样极具挑战性的想法你能想象吗？”大卫·舒尔特问道，“那群工程师可能正在想办法。”

关于香烟的笑话和让克林顿主管实习计划的戏言继续被人们不厌其烦地说着，因为有别于历史上的其他总统，克林顿拥有一位参加总统竞选的妻子，“许多人不愿回到克林顿时代，不愿听到每次演讲之前穿插的有关他俩的生活小故事。”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这样说，“人们早已对此厌烦了。”

2007年8月在爱荷华州，当米歇尔·奥巴马介绍她丈夫时说过这样的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奥巴马夫人声称这些话并非指向希拉里。

2007年秋天，当奥巴马的魅力开始显现出来的时候，希拉里也逐渐变得坚强起来。这位未经考验的候选人——奥巴马轻而易举地获得他在美国参议院中的席位，在初选及大选中，他的那些竞争对手在他面前——看起来不堪一击。

2007年9月末，比尔·克林顿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的最后一天，他接受了来自彭博电视台“政治资本”的阿尔·亨特的采访。克林顿说奥巴马现在所积累的经验就像他在8年前的状态一样，那时他决定放弃参选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所知和所做的都还远远不够。”了解克林顿的人都知道，他的决定与是否有经验毫无关系。他可能认为等到自己从法律学院毕业后，参选时机才算成熟。事实上，1988年他决定不参选，不仅因为他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还因为他跟希拉里还未成熟到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第三者问题。

同一个周末，比尔·克林顿接受了来自“直面新闻界”的记者蒂姆·拉瑟特和来自“本周”的记者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的专访，但两位记者都未就这一方面进行提问。

2007年11月，来自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硬碰硬”（一个政治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推测克林顿是在故意破坏希拉里的竞选活动。马修斯指出克林顿在之前的一次演讲中暗示，在辩论中希拉里的异性竞争对手抓住她的笨拙表现不放，当她走下台时只顾关注她的答案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而并不在乎她说了什么。克林顿对希拉里的这些评价就像2000年批评阿尔·戈尔这位副总统太呆板一样，亦像对2004年约翰·克里的评论一样苛刻，他当时对这位老兵的那些经过粉饰的战争档案表示质疑。克林顿声称这些人都是在利用希拉里，但希拉里的竞选顾问们却并不这样认为。马修斯深信不疑地认为，2000年阿尔·戈尔落马，克林顿难辞其咎。

同月的晚些时候，克林顿在爱荷华州作了一场长达50分钟的演讲，美联社记者罗恩·福尼尔称这次演讲“冗长枯燥，有一定的误导性，并带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嫌疑”。这位前总统的演讲中大量穿插着“我”——其中提到他那天早上在哪儿买的咖啡，在哪儿吃的早餐，似乎忘了在他那白开水似的演讲中提一下希拉里。他甚至在台上不惜歪曲事实以改善他因遗留问题而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2002年希拉里投票支持授权布什总统与伊拉克开战的决定，但这一决定最终没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之后她的丈夫到处吹嘘说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而他的这一说法很快就遭到了希拉里竞争对手的质疑。人们认为克林顿的这一做法是为了为难真正从一开始就持反战态度的奥巴马。

2007年12月，当比尔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查理·罗斯访谈秀”中猛烈抨击奥巴马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头满脸麻子的公牛，而并不像是当过总统的人。罗斯两次提到访问中克林顿助理多次要求制片人停止采访。他们是担心他的话会伤害希拉里？还是担心会伤害克林顿自己？

同月，奥普拉·温弗里分别在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为奥巴马拉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克林顿现身在爱荷华州举行的竞选活动为惊慌失措的希拉里打气加油，“我觉得她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他热情地谈论着。但想想他给希拉里带来的痛苦和羞辱，他所说的话就显得不那么真实了。这也让人们怀疑，重返白宫到底对谁更重要，希拉里还是克林顿？

奥巴马在前几个州一直处于领先优势，而这时克林顿的助选宣言愈加显得抓狂。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被刺身亡后不久，也就是12月底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克林顿争辩说，未来的世界是被恐怖主义和全球变暖所威胁的世界，“50年后我们的子孙还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都取决于希拉里这次会不会获胜。

第一场竞选——2008年1月3日在爱荷华州举行——结果对克林顿夫妇来说简直是个噩梦，不仅奥巴马领先希拉里9个百分点，连约翰·爱德华也以微弱优势险胜希拉里，从而使希拉里屈居第三。希拉里的支持者责怪克林顿为吸引公众注意，不惜说一些奇怪甚至虚假的偏离主题的话，以及一些愤怒的宣泄，他还在演讲中不断暗示希拉里上台后不会进行过多改革。与那个动辄脾气暴躁，并在90年代绯闻缠身的候选人相比，在改革方面，奥巴马更被人们寄予厚望。

比尔头上那个金色的摇滚明星的光环逐渐变得暗淡。希拉里在爱荷华州的败选声明中，克林顿在扫视观众的时候还在咬手指甲。虽然他站在希拉里身边，但她从来没承认过他。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称他为“遗物”，一些专家指出奥巴马深受年轻选民的追捧，而希拉里，就像她所说的那样，被一群人们早已熟悉的面孔所包围——比尔、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韦斯利·克拉克将军等。

在爱荷华州举行的第一轮竞选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初选前的第5天，比尔·克林顿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作了一场演讲。马克·莱波维奇在《纽约时报》中写道，这位前总统入场时，人们只是“礼貌性地鼓了鼓掌”，大厅里还空着“成排的座位”。莱波维奇承认当时学生正放寒假，但第二天正在某高中体育馆举行的一场集会都有三分之二的观众出席。

克林顿夫妇的政治生涯想来就像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被彻底击垮。甚至在奥巴马遥遥领先的情况下（最夸张的一次，奥巴马竟领先希拉里13个百分点），出乎所有媒体及公众意料的是，希拉里终于艰难地打赢了在新罕布什尔州这一仗。最糟的时候，克林顿会不停地摆动手指并满脸通红地猛烈攻击奥巴马。但他因帮助希拉里在新罕布什尔转败为胜而受到大家的赞扬。要知道，这次力挽狂澜的经历比他在1992年所经历的那场还要惊心动魄。但希拉里的顾问并未被完全说服，当希拉里发表胜利演讲时，大家却并未看到克林顿的身影。

接下来就是在内华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竞选，比尔讥讽奥巴马的反战立场是“最荒唐的谎言”，而他这一举动伤害了非裔美国人民的感情，也可能使一个重要的南卡罗来纳人同时担任众议院多数党党鞭（House Majority Whip）的吉姆·克莱伯恩改变他原来的中立立场，而投向奥巴马的怀抱（结果他并未改变立场，只是建议克林顿“冷静一点”）。克林顿的支持者指出，非裔美国人民是帮助克林顿继莫妮卡·莱温斯基后保住总统宝座的强大动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杰克·卡弗蒂模仿克林顿的腔调说，“我真没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上床”，这才是最荒唐的谎言。形势逐渐变得对克林顿不利，所以我们的前总统觉得有必要给阿尔·夏普顿的电台节目打电话以澄清此事（夏普顿后来建议克林顿“闭嘴”）。在芝加哥的教堂中，奥巴马的牧师耶利米·赖特的说法则有别于那些普遍观点，比尔·克林顿倒是对非裔美国人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对我们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做出了同样的事。”

在内华达州的活动中克林顿声称他亲眼目睹了支持奥巴马的工人联盟成员欺压那些支持他夫人的选民。这一次，希拉里又出乎意料地打了胜仗。

民主党一些高层人士对比尔·克林顿激化希拉里与奥巴马之间竞争的做法忧虑不已。他们认为比尔的做法会导致民主党内分裂的恶果。特德·肯尼迪和拉姆·伊曼纽尔建议克林顿停止对奥巴马的恶意攻击。乔纳森·阿尔特写道，克林顿所采取的策略得罪了肯尼迪，以至于肯尼迪戏言会支持奥巴马。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谴责克林顿的手段“丝毫不符合他的前总统身份”，并警告他们再这样下去会“毁了整个民主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莱希公开支持奥巴马，并抨击前总统“肤浅卑劣的手段辱没了他的前总统身份”。约翰·克里也公开支持奥巴马，并认为克林顿对奥巴马的攻击是“对真理的侮辱”。在克林顿被弹劾的漫漫长夜中，他曾打电话给一些参议员来寻求安慰，这些参议员中的其中一位就是克里斯·多德，但后来克里斯·多德也公开表示了他对奥巴马的支持。

1月21日这一天，也就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Martin Luther King Day），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中，奥巴马抱怨说，他觉得他是在同克林顿夫妇两个人同台竞选。奥巴马还说，“前总统支持他的夫人到了一种过分程度，并且一直说着无中生有、毫无根据的话”。

奥巴马的现任高级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曾为比尔·克林顿工作过，他指责克林顿又采用了他惯用的“好人、坏人”伎俩，克林顿扮演那个“烧杀抢掠”的坏人，而奥巴马和希拉里则是“光明磊落”的好人。阿克塞尔罗德评价这位前总统的行为“愚不可及、令人失望”，并催促他“不要为达目的而随意歪曲别人的原话”。

一些参议员及报纸编辑都提醒比尔不要再继续这种丑陋的种族政治，他们认为这样做只会损坏比尔作为一名政治家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而比尔·克林顿对他们的警告不予理会。甚至当南卡罗来纳民主党前主席迪克·哈普特里安，把比尔·克林顿与李·爱华特（一位臭名远扬的卑劣共和党阴谋家）相提并论时，他仍毫不在意。

当我们的前总统变得摇摆不定，有时还会怒火中烧，日益狡猾，并做出他那出名的摆动食指的动作时，他的夫人在初选中连赢了两场。他坚信他的策略奏效了，而且，很明显，希拉里也这样认为。奥巴马的助理们，包括曾在比尔·克林顿手下工作过的那位助手，预测希拉里及她的手下不能掌控克林顿。如果在竞选期间他们就掌控不住他的话，就更别提希拉里打开终极之门之后了。美国广播公司的乔治·斯提凡诺普洛斯说比尔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并认为比尔之所以会这样做，前提是希拉里同意了他的做法。若希拉里不同意的话，她会命令比尔停止，而他会乖乖地听话。

在他的名声受损之后，比尔曾多次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名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离开白宫后的那几年。他说这一次他可能还会这样做，只不过这次是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并且这次他所扮演的可能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总统丈夫。

在1月26日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初选前的一段日子里，因有非裔美国人的支持，人们看好奥巴马，认为他胜出的概率很大。希拉里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那些在2月5日超级星期二的初选中所占分量比较大的州，而比尔和切尔西仍留在南卡罗来纳州，比尔每次活动都会到场，他绝不会放过任何取胜的机会。即使奥巴马赢了，那又怎样？在距初选越来越近的那几天，希拉里并不经常出现在南卡罗来纳州，而奥巴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州。克林顿夫妇私下称奥巴马为那个黑人选手。

比尔继续歪曲奥巴马的话。奥巴马曾打趣说罗纳德·里根是可以转变保守民主党人思想的“变革性人物”，而比尔将其扭曲为“奥巴马说罗纳德·里根比民主党人更有创意”。我们的前总统也担心自己做得太过火，所以松口说了谎，“我喜欢这个竞选的舞台，因为我不需要与任何人为敌，我喜欢在这个舞台上的所有人”。

他继续吹嘘自己当年是多么了不起，似乎已忘记了希拉里，好像这是他的第三次参选。而希拉里似乎已注意到克林顿的过火行为，但她明白，那些赞同她的观点，并在她名字后面打对号的民众，是为了再次见到比尔，而且这些人不在少数。比如，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4％的民主党人支持希拉里是因为他们喜爱克林顿。

克林顿夫妇在投票结束后就离开了南卡罗来纳州——希拉里转战田纳西州，而克林顿则在密苏里州——因为他们知道奥巴马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在该州的竞选。奥巴马赢得了55％的选民支持，留给了希拉里27％的支持率，而且他还赢得了24％的白人选票，这已是相当多了，已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通过分析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比尔狂热、刻薄的竞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给希拉里帮了倒忙，10个选民里有6个都说比尔在他们的投票决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他们之中的48％选择支持奥巴马，只有37％投票给了希拉里。那些在最后3天才作出决定的选民51％都选择投向奥巴马的怀抱，只有21％选择支持希拉里。

奥巴马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了80％黑人选民的支持，特别是黑人女性，要知道希拉里一直想方设法极力拉拢黑人女性的支持。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还未结束时，克林顿又在背后捅了奥巴马一刀，比尔提醒记者一个一直未被问到的问题——奥巴马可以使克林顿夫妇联手对付，这说明了什么？比尔还提醒大家杰西·杰克逊这位黑人领袖分别在1984和1988年赢得了在南卡罗来纳的竞选。比尔的观点很清晰：杰西·杰克逊最终未能赢得提名资格，而这样的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奥巴马身上。更进一步说，杰克逊和奥巴马都是黑人，而且南卡罗来纳有53％的黑人选民，在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有什么指望呢？詹姆斯·克莱伯恩说他对比尔·克林顿的话感到很反感。在庆功会上奥巴马警告大家：“我们坚决反对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南卡罗来纳州这一战结束两天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人山人海的集会上，特德·肯尼迪公开表示支持奥巴马，并拿奥巴马与约翰·肯尼迪相比，还向大家承诺奥巴马会对“种族间的政治争斗”做一了断。这位马萨诸塞州议员接到了比尔亲自打来的电话，请求他保持中立。相反，肯尼迪支持他的侄女，也就是约翰·肯尼迪的女儿卡洛琳的决定。她两天前宣布支持奥巴马，并声称奥巴马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她称赞了他在竞选中表现出的“诚实但不失优雅的风度”。相比之下，特德·肯尼迪的话则显得不那么客气。他称赞奥巴马不会把异己者“妖魔化”——希拉里于1993年为全球医疗保健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令人厌恶的活动，而所有了解这一事件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陌生。他通过赞扬奥巴马的方式嘲笑了克林顿夫妇，他说奥巴马在第一天就已做好了当总统的准备。

接下来艾瑟尔·肯尼迪也表示了她对奥巴马的支持。她解释说奥巴马使她想起了她的已故丈夫博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演讲词撰写者特德·索伦森也参与进来，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次新闻采访中称赞奥巴马就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一样。他称比尔·克林顿为“伟大的交流者”，但随后补充道，“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我没跟那个女人发生性关系’”。

紧接着，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责了那个她称之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人，并表示了他对奥巴马的支持。

为防止前总统吉米·卡特也会公开支持奥巴马，比尔·克林顿亲自打电话给吉米·卡特。据《华尔街日报》记者道格拉斯·布莱克蒙透露，前总统吉米·卡特说他不会正式公开支持奥巴马，但会赞扬奥巴马一番，并强调他家一个远亲支持奥巴马，因为他们觉得奥巴马“让人兴奋不已”。

希拉里承诺她丈夫会继续他伟大的事业，但她的顾问团暗示比尔不会那么极端，而会继续扮演那个更传统的角色——“一个支持妻子工作的丈夫”。他一直在几个大州的竞选活动之间奔波——15次初选，7场集会，1681位民主党代表有倾向奥巴马的可能，在2025个人中要获得52％的支持率才能获得提名——他坚持把重要的部分记在纸上，但也并不总是这样。“我们必须放缓经济增长的脚步”来与全球变暖的问题做抗争，在丹佛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但他有时还会胡言乱语，特别是当他有机会攻击那些曾背叛过他的人时。他谴责了乔治·沃克·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倡议，并提出特德·肯尼迪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还补充说肯尼迪和其他支持此政策的立法者明显不会花时间与老师们谈话。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蒂姆·拉瑟特指出，希拉里·克林顿参议员是比尔的支持者之一，“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法规的通过，”她在2001年说，“清楚地向全世界说明所有美国儿童都有权享受到世界水平的教育机会。”

比尔已不是公众的焦点，奥巴马才是（米歇尔·奥巴马和切尔西·克林顿有时也会吸引众多观众）。克林顿在丹佛大学篮球场举行的演讲中，出席的观众屈指可数，而早些时候，奥巴马在同一地点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观众甚至达到了人满为患的程度。

在超级星期二（当天美国许多州将举行初选）举行初选的各州中的黑人所占比例较小，却拥有大量拉美裔人。希拉里在内华达州因赢得了三分之二的拉美裔选票而处于领先优势，由于某种历史原因，拉美裔人不愿为非裔美国人投票。克林顿夫妇的顾问团称拉美裔人是希拉里的“防火墙”，而一些民主人士担心克林顿夫妇的行为会暴露拉美裔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差异，并会进一步激化种族矛盾。

在超级杯星期天，也就是超级星期二的前两天，比尔·克林顿参观访问了在洛杉矶的四所非裔美国教堂，希望可以消除因他在南卡罗来纳说的话给非裔美国选民所带来的伤害。在那里，他受到了礼貌但稍显沉默的接待。由《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有50％的美国人希望克林顿重返白宫，相比9月所做的调查下降了10个百分点。

我们的前总统安排与比尔·理查森在圣达菲的别墅一起观看超级杯季后赛。虽然理查森在竞选之路上不幸被淘汰，但他的支持依然是奥巴马和希拉里相互争夺的对象。第二天早上，理查森告诉记者说，昨天两个老朋友一起看比赛很开心——一起抽烟，还吃了一些对心脏无益的食物，但他还不确定支持哪一方。

比尔返回加利福尼亚检查希拉里超级星期二准备工作的完成情况，而她仍在另一海岸参加宣传活动，并在纽约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大卫·莱特曼晚间访谈秀”。当被问道她怎样掌控比尔时，她开玩笑道：“在我的白宫，大家就知道谁说话算数了。”

对克林顿阵营来说，超级星期二很是令人失望。他们本以为可以一举拿下提名资格，但结果却与奥巴马打成平手，双方各赢得大约730万选民的支持。但在距超级星期二还有两个星期时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希拉里仍遥遥领先奥巴马。

虽然双方都称自己是超级星期二的赢家，但奥巴马的说法似乎更令人信服。几个月来人们一直认为希拉里无可厚非地应该被提名。当凯蒂·库里克问希拉里，如果未当选，她会不会很失望时，克林顿则回答说：“嗯，我会很失望的。”希拉里的竞选负责人特里·麦克奥利弗在1月曾感叹道：“2月5日一切都会结束的。”

希拉里在8个州赢得了胜利，其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她在那儿获得了十分之七拉美裔人的支持——投票结果显示希拉里赢得了加利福尼亚三分之二的拉美裔选票——而奥巴马赢得了五分之四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她还一举拿下了纽约和新泽西，以及她“家乡”阿肯色州和毗邻的田纳西州，还有亚利桑那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马萨诸塞州（1月底，克林顿帮助她领先30％，结果她以一半的优势取胜。）奥巴马共拿下13个州——包括他家乡伊利诺伊州（奥巴马在他家乡的领先优势是希拉里在她现在的“家乡”纽约所取得的领先优势的两倍）——以及密苏里州。

奥巴马赢得了乔治亚州，在那儿，8个黑人里面有7个都投了他的票。在乔治亚的竞选中，比尔·克林顿为希拉里摇旗助威，并得到了克林顿的朋友安德鲁·扬的支持。但这位曾担任过亚特兰大市长的联合国大使并未给希拉里帮多少忙，尤其是当他暗示“比尔并不比奥巴马黑，他交过的黑人女朋友绝对比奥巴马多”。

下一站的新墨西哥州依然重要，据说在那场竞选中，比尔一直生着比尔·理查森的闷气，因为当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却没胆量站出来公开支持希拉里。美联社记者罗恩·福尼尔报道说，甚至在克林顿生气地给他打完电话后，他依然拒绝支持希拉里。而当年是克林顿任命理查森为联合国秘书及能源部长：“难道两个内阁职位还不够吗？”而理查森的发言人否认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希拉里最终还是以2000票的领先优势赢得了在新墨西哥州的竞选。）

奥巴马和比拉里——媒体对克林顿夫妇的简称——为接下来的竞选忙得团团转，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在那儿黑人选民占了将近一半）、内布拉斯加州和华盛顿，以及第二天，也就是2月10日星期天在缅因州的竞选。希拉里主要负责在华盛顿和缅因州的竞选，而把路易斯安那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留给比尔和切尔西。

奥巴马赢得了每一场竞选，而且大幅度领先，并赢得了华盛顿和内布拉斯加州近三分之二的选票。在路易斯安纳州，有90％的黑人以种族为由投了奥巴马的票。星期天，奥巴马又赢得了在缅因州的竞选。希拉里竭尽全力，全身心地投入竞选中，比尔和切尔西也是如此。奥巴马以59比40取得胜利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从人口结构来看，似乎对希拉里更有利——白人，工人阶级，以及来自各州长的支持。

更糟的是，星期天奥巴马凭借他的畅销书录音版本《无畏的希望》打败了比尔·克林顿同样获得提名的《付出》，获得了格莱美最佳演讲集的大奖，这对克林顿夫妇来说，简直是往伤口上撒盐。

2月12日在波托马克地区的初选——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弗吉尼亚州——希拉里对在弗吉尼亚州的竞选胸有成竹：在这三个州里弗吉尼亚州的非裔美国人所占比例最小，最多不超过20％。她在那个州单挑大梁，当然比尔也在那儿支持她。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劳伦斯·道格拉斯·怀尔德（他是在弗吉尼亚州当选的第一位非裔州长）公开支持奥巴马，并表示他并不十分尊重这位前总统，因为他在之前竞选中带有攻击性的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任里士满市长王尔德如是说，“克林顿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为了修复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比尔把在马里兰州的竞选活动分别设在乔治王子家乡的一个专为非裔美国人修建的教会以及位于华盛顿东南部的教堂。一位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将后者的服务描述为通常“待人友好热情，并总是充满了欢歌笑语”，但克林顿来访时却变得“气氛压抑”。这充分显示出人们对他在南卡罗来纳州所发表言论的怨愤，而比尔·克林顿坚持说，“我并未恶意攻击奥巴马”。

奥巴马这次取得了三连胜——以64比35拿下弗吉尼亚州的竞选（这次比尔知道他最好不要提杰西·杰克逊曾在1988年赢得在弗吉尼亚州的竞选），以60比37拿下马里兰州，以75比24拿下华盛顿特区。

奥巴马赢得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近90％的黑人选票，投票结果还显示奥巴马赢得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近60％的民主党女性选民的芳心。这两个州近三分之二的男性选民选择了奥巴马，而且，拉美裔人对奥巴马的支持率高出希拉里6个百分点。希拉里赢得了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白人女性选民，但她在这个群体取得的优势远不及她在超级星期二中取得的战绩。在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奥巴马赢得了那些本偏向于克林顿夫妇的，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的支持（其中他在弗吉尼亚州赢了希拉里26个点，在马里兰州赢了24个点）。

一个星期后的2月19日，开始了在威斯康辛州和夏威夷的竞选。奥巴马在夏威夷有一定的优势，因为那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威斯康辛州有少数非裔美国人和大量工薪阶级，这些看似以后可以成为希拉里的优势。这本是一场十拿九稳的竞选，但希拉里却把它拱手让给了奥巴马，但也不一定。她本就没打算打赢这场仗，她的丈夫和女儿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奥巴马以58比41的绝对优势获胜。显然，他在白人、蓝领工人、工会成员、老人以及一些未上过大学的选民中更胜一筹。而希拉里在老年白人妇女特别是那些上了60岁的妇女中更受青睐，但这支队伍仍在缩减。克林顿在1993年强迫议会通过的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在竞选中却帮了奥巴马一把，因为威斯康辛州70％的民主党人都说因为这一协定而致使他们州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工作。

奥巴马在夏威夷取得的胜利是他继超级星期二之后取得的十连冠，而超级星期二之后希拉里一直颗粒无收。奥巴马现已领先希拉里有多达154人的承诺代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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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克林顿加强了他对超级代表
(2)

的游说力度，以使他们为希拉里投票，这些代表包括796位候选或现任的党内官员，20％的保守派选民，这些人可以随意为他们喜欢的人投票，而不受党派或初选结果限制。他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助他一臂之力，分配工作岗位，并举行各种宣传活动（切尔西也有她的名单）。这项在民主党内独一无二的体系是为了使党内人士扩大影响并挫减那些极端党派的锐气而在1982年制定的。在1984年，当自命不凡的新人加里·哈特与老练的沃尔特·蒙代尔对弈时，超级代表可以指定候选人。（克林顿的超级代表数量本以238比173领先，但当奥巴马的超级代表人数增加后，希拉里就失去了领先优势。）

美联社记者罗恩·福尼尔预测，当超级代表看到奥巴马有获胜的苗头时，就会毅然决然地弃克林顿夫妇而去。福尼尔写道，这个精英集团的成员“并不都是克林顿夫妇的超级粉丝”——有些人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失去了工作，因此对克林顿颇有微词；有些人因为福利改革的事对克林顿怀恨在心；有些人则因为医疗制度改革的失败；或因他在1994年议会竞选失败而造成的损失；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或戈尔在2000年总统竞选失利；还有一些因为乔治·沃克·布什两次连任的事而对他满腹牢骚。

乔治亚州国会议员约翰·刘易斯正式投入奥巴马麾下，并说奥巴马使他想起了鲍勃·肯尼迪，结果在乔治亚州有四分之三的人都选择支持奥巴马。据传，阿尔·戈尔仍选择保持中立，这样在希拉里与奥巴马的最后PK台上，他才能做出真正公正的裁决。在威斯康辛州一站取得胜利后的第二天，一位在马奎特大学（坐落在密尔沃基市）读大三的21岁年轻超级代表宣布，他决定追随奥巴马。切尔西曾邀请他共进早餐，并想拉拢他到希拉里这边。并且他还接到比尔·克林顿和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希望他回心转意的电话。

外界猜测，奥巴马可能会凭借多数代表的支持而挺进8月在丹佛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希拉里可能会最终赢得提名资格，因为她有更多超级代表的支持。若比尔·克林顿可以用尽一切办法帮助希拉里赢得更多代表的支持，那么即使希拉里会最后当选，那总统的位置也应该属于克林顿。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州的博蒙特发表讲话说，如果希拉里可以赢得3月4日在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举行的大选，那她就会赢得最终的提名资格，“如果你不为她投票，那她就没机会，你们对她很重要”。而这却与希拉里“坚持打完全场”的话相矛盾。

得克萨斯州有36％的拉美裔人，这似乎对希拉里有利，但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当她罢免了她的竞选经理帕蒂·索利斯·多伊尔（墨西哥移民的后代，且是策划总统选举的第一位拉美裔人），并让克林顿的老部下，非裔美国人玛姬·威廉姆斯取而代之。《芝加哥太阳时报》专栏作家同时也是非裔美国人的玛丽·米歇尔引用纽约参议员鲁本·迪亚兹曾说过的话——“索利斯·多伊尔成了希拉里这次失败的替罪羊”。就是真要罢免，那也应该罢免比尔，“是他说了一些令人尴尬的话，并导致了他妻子的落败”。

之后，我们的前总统仍忙于为筹集资金而举办的鸡尾酒舞会。捐资至少1000美元，你就可以获得与比尔同桌进餐的机会。但问题是真有人想与他共同进餐吗？《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佩吉·诺南说比尔早已失去了他的“政治洞察力”而变成了一个“从电台采访跳到狭小的演讲台上的毫无准备的笨蛋。他那昔日的可贵勇气哪儿去了？”

在得克萨斯州东部的竞选中，比尔说对那些投奔奥巴马的人，他感到很生气。虽然他支持妻子希拉里的观点，“作为总统，最重要的不是怎样作好演讲，而是怎样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补充道，“一直有人告诉我说，我的演讲很精彩。”为了证实他这一点，他吹嘘说在非洲，有超过百万的人，而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有几十万的人曾听过他的演讲。

2月21日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举行的希拉里与奥巴马的辩论中，比尔并未出席，却成了希拉里开玩笑的对象。当被问及她是怎样处理生活中的危机时，她提到了“危机……嗯……极具挑战性的时刻”，很明显她指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和弹劾事件。她的话引发了观众友好的掌声和微笑，却是以克林顿为代价。之后，希拉里就再未提及克林顿的名字。

这可是美国大选，笨蛋！

希拉里应该获得提名吗？她可以赢得大选吗？对这些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担心的还是克林顿。

希拉里·克林顿争辩说她是有望在2008年11月打败共和党的最佳人选，因为她经过了“彻底审查”，审查过程极其严格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事可以伤害她。这些言论公开后，人们都很吃惊，并哄堂大笑，不仅仅是因为希拉里还有很多事情未被披露，还因为她嫁给了比尔·克林顿（比尔退出白宫后的生活可以说就是“潘多拉的盒子”，里面藏着各种不为人知的丑闻）。

“我觉得他们会断送希拉里的政治前途。”一位与前总统关系密切的女士这样说，并表示民主党内普遍担心，最终希拉里会不敌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他们猜测，那群共和党人正在研究比尔·克林顿退休后的多起性丑闻事件，并准备汇编成册，而所有这些都可能会扰乱她的竞选进程。据这位女士透露，“他们手里可能还有录影带”。

伊莱恩·卡玛克深信共和党会翻出一些有关个人丑闻的旧账。至于我们的前总统到底做了什么，她说“没人知道，但每个人都很担心”。

拉里·萨巴托说，如果希拉里认为1992年的竞选不仅令人难堪，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士气的话，那说明她还不了解真实情况，“我的感觉是这次再没有什么事能躲得过公众的目光。由于很多原因，1992年的大选中有很多内幕都未被揭露，更多是因为在被共和党执政了12年后，大家热切渴望变革。因此那时为保护克林顿的隐私，大家确实提供了各种说辞。我当年还争辩说，既然是隐私，就不应该被触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或到底做了几次……而这次大家都知道了真相，问题变得很棘手。我觉得他们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处境。他们自认为自己很清楚，而事实并非如此。”

比尔与莱温斯基性丑闻事件后，公众都很同情希拉里，而这次，萨巴托说希拉里最好不要期许会得到类似的同情。萨巴托说，迄今为止，“我觉得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关系很令人头疼，我也尽量表现得仁慈……但这种爱绝对不是建立在正常的浪漫婚姻基础上的。一切都只是人们的猜测，很多人都说是权利……还记得吗，如果她当选，比尔就会重新入主白宫，却不会像以前那样忙碌。这对大多数人意味着什么呢？真到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但我想他绝对不会整日游手好闲”。

萨巴托说这对民主党来说将是危机四伏的雷区。“她很快就会肩负候选人的使命，然后又要为克林顿的事情重新梳理头绪，而这可能又要忙上几个月。”支持变革的洛杉矶律师吉姆·霍恩斯坦说希拉里是“共和党获胜的希望……在初选甚至最终的大选中她可以赢得加利福尼亚州，但我不认为她可以赢得南方哪怕是一个州，而且我觉得她不会比阿尔·戈尔好到哪儿去”。

卢·苏斯曼曾在2004年为约翰·克里管理竞选资金，他说希拉里就像是共和党人的最好资金募集人。“我知道在伊利诺伊州森林湖的人实际会捐给共和党提名人2000美元，但是如果民主党提名人是希拉里的话，他们就会走出去为共和党人募集20000美元。”

还有一些人认为，不管克林顿怎样玩弄女性，他都伤害不了希拉里。“选民几乎忽视了这一点，”迈克尔·巴龙说，“这正是他们预料到的……这就是金融界说的——建立在代价的基础之上。”

克林顿的支持者雷伊·莱斯尼亚克声称丑闻事件并不会有所影响，并模仿乔治·沃克·布什那种气势汹汹的口气说：“都冲着我来吧！”“这家伙曾被弹劾，就是在他被弹劾时还有近70％的支持率。我觉得他们的立场是……‘坦然面对一切，这并不会给我们造成任何伤害。’”

据其他人预计出于年龄和身体原因考虑，已61岁的比尔·克林顿这次处事会更冷静。曾任《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主编的卡恩·韦伯说：“他已是一位动过两次心脏手术的老人了，对吧？手术都已经挺过来了，他当然可以承受住这一切。”

即使美国人民不再过多关注比尔·克林顿的性生活，但他的经济状况、商业运转情况、与异性的关系也都会成为头条。

2008年1月31日，约翰·爱德沃兹在那天晚上失利，希拉里与奥巴马也在那天第一次对阵辩论台，而那天另一位富有的弗兰克·吉乌斯特拉也登上了报纸头条，他是支持比尔事业的最大赞助商并拥有一架豪华的私人喷气式飞机，而比尔·克林顿曾乘着它环游世界。

2005年9月上旬，在吉乌斯特拉那架带有套房的MD-87喷气式飞机上，克林顿陪同他（一位有意大利血统的加拿大人，并有一个富有的矿商父亲）前往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吉乌斯特拉旨在洽谈开采该国家的铀矿资源（核反应堆的主要原料）。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乔·贝克和多恩·凡纳塔报道，一下飞机，吉乌斯特拉和克林顿就与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出席了“一场奢华的午夜酒会”。克林顿极力赞赏纳扎尔巴耶夫，说他“打开了国家的社交和政治外交活动之门”。据记者报道，克林顿的这些话“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并减弱了那些对哈萨克斯坦贫乏的人权纪录所做的严厉指责”。而做出这些刻薄指责的不是别人，正是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之前她曾联名给国务院写信举报在纳扎尔巴耶夫统治下的哈萨克斯坦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包括取消投票方式的做法。（2005年12月纳扎尔巴耶夫以91％的支持率获得连任，据说这是通过“恐吓，暗箱操作”以及压制媒体等一系列手段获取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两天后，在开采业还是新手的吉乌斯特拉签下了一份令人震惊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协议。随后的那个月，吉乌斯特拉给克林顿基金会捐助了3130万美元，至此，吉乌斯特拉已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高达一亿美元，并预计以后他在“自然资源事业”中的赢利将占他总赢利的一半左右。

当人们对铀交易的成功产生质疑时，克林顿发言人声称我们的前总统“就这一交易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进行谈判”。但有些人认为吉乌斯特拉与克林顿的交情是导致这次交易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尔·克林顿之后邀请了纳扎尔巴耶夫参加克林顿全球倡议（CGI）。

2006年，吉乌斯特拉与别人一起在多伦多为克林顿的60岁生日“共同筹划”了一场生日聚会。这次有多位明星（比如，比利·克里斯托，凯文·斯佩西、詹姆斯·泰勒、还有乔恩·邦·乔维）出席的聚会为克林顿基金会筹集到了2100万美元来抗击在非洲蔓延的艾滋病。

据说2007年2月在查巴克，吉乌斯特拉为克林顿与在哈萨克斯坦的铀开采部门主管举行了一场见面会，并由吉乌斯特拉亲自出席。据《纽约时报》记者报道，最初克林顿和吉乌斯特拉都否认曾举行过类似会议。但吉乌斯特拉最后承认曾举行过见面会，因为哈萨克斯坦官方给出了不可否认的证据：他与克林顿见面的照片。

《投资者商业日报》中一篇题为《克林顿的不义之财》的社论对克林顿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称克林顿的行为是“行贿兼诈骗”，文章声称这笔交易使吉乌斯特拉成了亿万富翁，而有望成为总统的希拉里在这笔交易中给吉乌斯特拉提供的帮助是“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并使美国人民的利益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损失”。报纸同时指出比尔·克林顿与莫妮卡一样令人厌恶，特别是赦免马克·里奇事件，在马克·里奇为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捐出一笔丰厚的资金后，就逃脱了美国司法的恢恢法网。

弗兰克·吉乌斯特拉与克林顿的关系就像与罗恩·伯克尔或维诺德·古普塔的关系一样，如果希拉里有望继续她的竞选之路，他们一定会继续在资金方面支持她的。当比尔意识到他退出白宫后的复杂生活有可能威胁到他们夫妇重返白宫的计划时，他承诺一旦希拉里当选，他就会公布未来那些对他的图书馆及基金会进行捐助的捐资者名单，以澄清有关他暗箱操作的传闻。是否会有另一个弗兰克·吉乌斯特拉潜伏在捐资者名单中呢？他坚持之前的捐助者身份不应被泄露，“除非我意识到会因此而出现冲突，否则我是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而目前看来没有出现冲突的可能。”记者们当然不会相信克林顿会公正地划定冲突的标准。

根据法律规定，克林顿总统图书馆的捐资者身份及捐资数额并不需要被公布；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要求公布捐资者名单的法案，却在参议院被搁置——据《纽约时报》报道，克林顿执政的最后几年中，一些人努力寻求政府政策改革，一些人正被司法部调查，还有一些人身陷竞选金融丑闻。此外，在希拉里的参议员竞选及之后的总统竞选中，充分利用了那些曾为克林顿基金会及图书馆捐助过的捐资者。

总统基金会可以接受任何人（包括外国人）捐助的任何金额的资金。他们可以匿名捐赠，基金会也不必公开身份。英国《泰晤士报》发现克林顿基金会曾接受过来自沙特皇室、迪拜统治者、科威特和卡塔尔政府以及一些其他组织的捐资。

接着就是白宫中有关克林顿的文件。如果希拉里真是经验丰富——她自称有过35年经验，包括以第一夫人身份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和华盛顿度过的几年——若真如克林顿夫妇标榜的那样，当希拉里还是第一夫人时，就全心全意为国家及世界服务，并在那段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那为什么克林顿还拒绝公布记录了这段历史的白宫文件？

2002年，我们的前总统要求国家档案馆在2012年之前不能公开那些直接牵涉到他们夫妇俩的白宫文件。法律上他有权这样要求，但对于希拉里应不应该被提名的问题就另当别论了，但外界对此的猜测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极端痛恨希拉里的人的想象中。当蒂姆·拉瑟特问道希拉里有关这些文件的公布问题时，她对此提出了异议，“嗯，这不是我能决定的问题”。希拉里说只有克林顿才能决定是否公开这些文件，而在一次《新闻周刊》记者霍华德·法恩曼和理查德·沃尔夫对奥巴马进行的采访中，奥巴马说希拉里对公众撒了谎，“她自己就可以决定是否公开这些文件”。

《华尔街日报》一篇名为《谁是希拉里·克林顿》的社论透露，2004年，在由公众部分出资的情况下，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而那时希拉里保证，“所有的运作都会透明化。”3年已经过去了，但当希拉里仍为第一夫人时的许多事情都还不为人知。《华尔街日报》猜测希拉里可能参与了马克·里奇被赦一事，而这些白宫文件可能对此事有所记载。

超级星期二过后的第二天，希拉里竞选班底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希拉里曾自掏腰包500万美元以资助她自己的竞选活动。她声称那些钱“是我自己的钱”。据她的发言人透露，这些钱源于她与克林顿的“共同资产”，但外界有些人猜测这些钱可能来自比尔·克林顿退休后参加各种活动的收入。但这些钱到底来自哪里？罗恩·伯克尔吗？克林顿总统图书馆的捐资者？基金会的捐资者？或者来自克林顿参加各种公司组织的演讲收入？不管这些钱来自哪里，那些捐资者期望得到怎样的回报呢？

奥巴马不仅公开了他在参议院的财务状况，还公布了他的纳税记录。奥巴马要求希拉里做同样的事，却遭到了拒绝。她争论说公开参议院的财务状况已经足够了，并承诺一旦她赢得了候选提名她就会主动公开她的纳税记录。她很清楚公开纳税记录会进一步暴露她丈夫用于支付罗恩·伯克尔和维诺德·古普塔咨询费的资金来源。比如，她在她公开的内阁财务报表中除了正常工资外，还有一项超过1000美元的来源不清的收入。她的抵制态度会让美国人怀疑克林顿夫妇可能借助法律漏洞或在别人庇护下有偷税漏税的嫌疑，比尔也经常说他应该多纳税的。

波托马克初选前一天，即2月11日，希拉里克林顿接受了当地电视台及美国《政治家》报纸的专访。其中一位读者问希拉里能否保证在她的竞选之路上不会再出现与比尔·克林顿有关的、不管是在生活还是商场上的丑闻事件。她向读者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而后却又补充道：“没人能预知未来……但我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再次发生。”

不出3天，另一件与比尔有关的传闻就被人们口口相传，而这次的事更为复杂。2月14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弗兰克·吉乌斯特拉。据约翰·埃姆什威勒和何塞·德·科尔多瓦这两位记者说，2005年首次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活动中比尔·克林顿的一位助理把弗兰克·吉乌斯特拉介绍给了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2007年2月，在克林顿查巴克的家中，三人进行了会晤。3月，三人又在哥伦比亚会面。6月，三人共同出席了一个在纽约举行的晚宴。报道称，巧合的是，“此时有传闻声称哥伦比亚政府与非法军事组织的敢死队有合作关系，国会中针对此事件的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在与哥伦比亚油田有关的交易让弗兰克·吉乌斯特拉大赚了一笔，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否认因弗兰克·吉乌斯特拉与克林顿的交情而受到特殊照顾。

其他一些新闻组织开始进一步调查他们的关系。在得克萨斯州和俄亥俄州初选举行的前13天，彭博社记者艾略特·布莱尔·史密斯的一则详细报道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克林顿与吉乌斯特拉的关系是否能让克林顿基金会免交相关税务。史密斯引用了美国国家公益慈善回应委员会行政主管的话：“如果前总统是从他个人或他朋友的利益基础上考虑怎样利用那些善款的话，那这才是严重的利益冲突。”

公民的知情权可以要求（美国）联邦航空局的飞行记录提供吉乌斯特拉的飞机所停留过的地方，却无权要求获得同乘人员身份。通过与克林顿的行程日期进行对比，史密斯发现，吉乌斯特拉为克林顿举行60岁庆生聚会那天，他的飞机是一个纽约和多伦多之间的回程，“在2007年5月20日，吉乌斯特拉的飞机曾在挪威的特罗姆瑟着陆，而同一天，克林顿在那里作了演讲，并因此把29万美元收入囊中。克林顿在四天之内作了五场演讲，其中在挪威进行了多于两场的演讲，他还趁在挪威演讲的空隙到丹麦和瑞典又分别作了一场演讲，这一次克林顿因演讲而收获的个人净收入总达148.5万美元。”

2008年2月在俄亥俄州与得克萨斯州的竞选中，希拉里激烈地攻击了奥巴马，依奥巴马的话说，除了厨房的洗碗槽，她把所有能扔的东西都投向了奥巴马，她质疑奥巴马是否已做好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当他承诺俄亥俄州选民他不会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袖手旁观时，希拉里说他只是口惠而实不至——结果她最终在俄亥俄州大获全胜，并于3月4日在得克萨斯州举行的选举中险胜奥巴马。她发誓4月22日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选举中，她会乘胜追击。比尔在得克萨斯州不遗余力地为希拉里拉票，并提醒选民，如果希拉里不能赢得这两个州，那她的选举之路会就此终结。结果证明，这是比尔致命的撒手锏，希拉里赢得了在那两个州的竞选。

结果克林顿夫妇又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超人归来”秀。奥巴马顾问团在这两次竞选中总结出：奥巴马要全力反击并把重点放在希拉里的纳税问题、克林顿总统图书馆与基金会的捐资者身份问题以及克林顿从白宫退休后的商业交易上，并死死抓住比尔·克林顿身后那些甩不掉的历史包袱不放。

……

（译者注：不管怎样，历史已经作出了评判，希拉里最终在一波三折的竞选之路上，微笑谢幕，总统梦碎；但是很快她又以巨大的勇气，冰释前嫌，慷慨支持奥巴马。2000、2004年，乔治·沃克·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并连任后，先后起用了黑人鲍威尔及赖斯担任国务卿；2008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又任命了他曾经的竞争对手希拉里担任国务卿。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一个白人总统任命了一名黑人女国务卿；一个黑人总统又让一名白人女参议员担当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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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党内初选和党团会议中赢得的代表被称为“承诺代表”（pledged delegates），这些人的选票将体现他们所代表的选民意愿。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这些代表应把选票投给他们所代表的上千名选民所支持的候选人。

(2)
超级代表就是“未承诺代表”（unpledged delegates），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选择，而不代表其他选民的意愿，因此他们会把选票投给他们认为合适的人。

第11章

“第一先生”也不再年轻了

如果希拉里赢得了总统候选人提名，克林顿将如何处理“第一夫人”这一传统角色呢？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女人成了总统，而她作为前总统的丈夫成了第一先生，真可以称之为梅兰妮·维微尔所谓的“勇敢的新世界”了。

2007年7月，克林顿在“晚间热线”访谈时说，他将会在东宫设立办公室，东宫一直以来都是第一夫人办公的地点——希拉里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她在克林顿在任时坚持把办公室设在了西宫，也就是总统和权力中心所在地。克林顿还将保留他在哈莱姆的办公室。（不过，在后来进行的采访中，克林顿似乎有点儿食言，他说希拉里希望他在哪边办公，他就在哪边办公，哪怕是在白宫的地下室里都无所谓。）

在政治上与克林顿关系密切的人——比如，民意测验专家彼得·哈特——认为，考虑到伯德·约翰逊夫人潜心培育野花，而劳拉·布什夫人埋头研读文学，克林顿也需要专注于一个“特别明确的”问题或事业。哈特说：“很明显这是希拉里的总统任期，她最不想看到的可能就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到处都留有克林顿的指纹。”他又补充说，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比如全民医疗，因为那将会使克林顿扮演希拉里在1993年扮演过的类似角色。

克林顿将来在东宫办公室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职务的大使或是“亲善大使”，这种工作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贺卡，或者说更像是凯伦·休斯在乔治·沃克·布什政府中担任的工作。萨拉·威尔逊则认为克林顿把这份工作当成游历世界和学习文化外交的机会，并希望世人不要憎恨美国。里昂·帕内塔认为克林顿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大使……一直都在努力弥补美国对友国们所造成的伤害”。

在2007年的劳动节，克林顿陪伴希拉里在爱荷华州竞选，正如杰基·卡尔梅斯在《华尔街日报》上所评论的那样，希拉里承诺说，竞选结束之后，她将会从“两个党派里选出最优秀的人”，并立即派遣他们到国外向世界宣扬她的两党外交政策，而比尔也有机会被选中。她想让比尔告诉全世界的人们“美国回来了”。这位前总统在简短而热情洋溢地介绍完他的妻子之后，问道：“你们想要美国尽快恢复地位吗？那就请投票给希拉里吧。”

朋友们都说就算克林顿不能成为希拉里最重要的顾问，他还是非常乐意成为顾问团中的一员，这样他可以更好地帮助她制定政策，正如一位政治战略学者所说的“高级政治和策略”。艾伦·索罗门特回忆说，在克林顿的白宫岁月里，“每周都会召开关于政治策略的会议”，而且克林顿还说如果希拉里能够当选的话，她也会这样做的。“他自己也会参加这些会议。”（2007年12月，克林顿告诉芭芭拉·沃尔特斯只有在希拉里要求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参加内阁会议。他还说“大多数时候我都只会在私底下给她提建议”。）

其他人则坚持认为，希拉里希望克林顿的建议能够被人知晓，传送出白宫之外，传出美国，传出她的视野之外，同样也能不被新闻报道所束缚。

但是他经常举办一些慈善活动并且不断地开发他与全世界交流的网络。“他无所不能，”鲍勃·克里说，“一位美国总统不得不打那些电话给土耳其的总理：‘你能让我们美国军队借用你们国家的土地作为攻打伊拉克的跳板吗？’”他也相信比尔·克林顿能够在贸易协议和美国国会山上创造奇迹。“我可不想前总统克林顿站出来成为我的竞争对手，所以我猜测，如果希拉里当选，克林顿将会在国会上对她有极大的帮助。”

克林顿曾隐晦地说，如果他的妻子成功当选总统，他将会逐渐减少巡回演说。他解释说他希望能存足够的钱而不用工作。“我认为他们不是那种寻求积攒财富的人，”艾伦·索罗门特说，“他们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一些朋友足够有钱。”

鲍勃·克里开心地说：“我们所作的演说是不图任何回报的。”

大多数熟悉他的人都认为比尔·克林顿将会继续花大把的时间——他已经定下每周2—3天时间——在他的基金会和随之衍生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上。马克·布依尔说：“我认为他将会非常聪明地说，这个基金会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除了对治疗儿童肥胖问题的努力，克林顿还把目光投向了国外，托尼·科尔贺认为这样做会保持现在的利好情况。“他将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而这对希拉里非常有利。我认为他应该成为希拉里名副其实的顾问，但是不去插手任何国内的事情。”这样，人们也就不会认为他是背后操纵人了。

克里斯·詹宁斯说克林顿作为“第一先生”，其角色关键是要使自己透明化。美国人民要确切知道他正在做什么以及是在哪里做的。他不能让人觉得“他做事很神秘或是在谋划什么”。人们将会很满意“他不是幕后总统”。詹宁斯争辩说，比尔·克林顿将会是“第一个说‘我不是总统，我也不是联合总统，我更不是副总统’的人”。2007年9月，他参加了大卫·莱特曼的节目，他说，美国宪法禁止他成为希拉里的副总统——“……因为这不合乎规矩”。

但是另外一些人，比如霍华德·塔尔曼，则认为克林顿必然会成为“进程中的伙伴”，事实上就像是某种程度的联合总统。如此一来，那就会引起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安排之下，副总统的角色就变得毫无诱惑力，甚至都不如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副主席约翰·南斯·加纳形容这一职位时所说的“装小便的桶”。“如果第一丈夫是一位处理国家事务和其他各种事务的秘书，那还剩下什么工作给副总统呢？”塔尔曼问道。2007年11月，克林顿在爱荷华州参加希拉里的竞选活动，他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因为演讲听上去好像他确实是在帮助希拉里。“我们必须振兴经济，处理好医疗问题以及教育问题，”克林顿大声喊道，“将这个国家再一次塑造成一个现代的、有影响力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和成功的国家。”根据爱荷华州广播新闻（Iowa Radio News）的报道，克林顿最后警告说，如果他的妻子不能在爱荷华州赢得胜利，所有的喝彩都毫无意义，并以此结束了这次演讲。一个月后，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活动中，前总统将一次15分钟的演讲延长到一个小时，一一列举了下任总统将会面临的挑战，幸好，在说这些之前他没忘加上一句：“我在这儿说的一切都是站在我妻子的立场上的，而不只是我的。”

第一夫人的传记作家卡尔·安东尼将克林顿42和“克林顿44”相继在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持家看做是极其有意思的事情。“除了比尔和玛丽，我想不出世界上任何一对儿比他们还要大权在握的夫妻了。”在芝加哥律师和政客格里·奇科看来，在由“42/44组成的白宫”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前总统向现任总统提完建议之后，前总统不用返回他的住处和家中，而“只用上楼就可以到达住处”，在同样的地方他可能会对现任总统说：“我需要大约100亿美元去援助非洲。”

有一次，可能是在她丈夫的建议之下，希拉里决定将比尔·克林顿看做是一项资产，而不是应该放到一边的阻碍，自那以后，有时甚至是在没人问及的情况下，她开始主动地提出克林顿在希拉里的白宫里应该扮演的角色。

2007年3月，在罗恩·伯克尔府上的募捐会上——希拉里募集了260万美元竞选资金——她宣称克林顿“可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在另外一个活动上，她吹嘘她的丈夫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作用“比我们所看到的要大得多”。

在竞选间隙，比尔·克林顿的支持者问她是否会任命克林顿为国务卿，她引用肯尼迪认命他的兄弟罗伯特为司法部长后所通过的反裙带关系的法律，解释说法律排除了总统家属在内阁或是西宫供职的可能（1967年通过的这部法律也禁止任命总统家属为大使）。虽然不能成为真正的大使，她却用“处理全球事务的大使”来替代，去称赞克林顿。（根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巴拉克·奥巴马承诺，如果他当选，比尔·克林顿会在“一秒钟内”获得内阁的一个席位。）

比尔·克林顿的仰慕者曾说过，对他最有吸引力的角色其实是中东特使。他是能够推动中东进程继续前进的那个人。

“如果布什是个心怀更加宽广些的人，”乔纳森·阿尔特说，“他应该指派克林顿去叙利亚，让他从事中东事务上的工作。”他永远不会这样做，阿尔特说，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就是“建立在对克林顿某种回应的基础上……克林顿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错误的，他会做相反的事情，这相当幼稚低能”。阿尔特说，如果被问到这件事，克林顿将会“激动万分地回答你”。

就在克林顿离开白宫后不久，阿尔特在曼哈顿的Le Cirque餐厅碰见他，他们在那儿谈论中东问题，不久他们又去了酒吧，“他一直不停地谈论中东问题，我说：‘为什么布什不把你派到那里，解决那些问题呢？’他就说他很想去，可是布什永远不会这么做。”

尽管桑迪·伯格认为在布什当政期间，比尔·克林顿非常适合那份工作，可是他明白布什为什么没有那样做。“任命一个前总统去做你的特使需要非常谨慎。吉米·卡特曾经为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对一个总统级别的特使进行控制，显然比其他人要难很多。”当然如果是在希拉里的政府里，这又将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亲近克林顿的人们也建议他可以在卸任后去争取另外两个特别的职位：联合国秘书长或世界银行行长。

克林顿从来没有对由他领导联合国的建议表示赞同，但是他也没有真正否认过——尽管否决很容易；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没有诞生过来自美国的秘书长，最近是由韩国的潘基文获得这一职位。（其实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联合国秘书长不能从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产生。）

有人争论说差不多所有惯例在克林顿身上都不适用，如联合国基金会和更美好世界基金主席蒂姆·沃斯所说，人们认为他“应该成为秘书长”。在2005年潘基文当选秘书长之前的那个夏天的一次招待会上，沃斯和法国大使闲聊。沃斯说：“‘你们应该选举克林顿成为下一任秘书长。’他惊讶地看着我，说：‘那不可能，不能这样做。’”10分钟之后，沃斯和那位法国大使站在迎宾队列，“他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应该给他上一下法语课了。’”（很奇怪的是，比尔·克林顿只会说英语，而联合国的高级官员不仅要求说英语，也要会说法语。）

克林顿的一些朋友尝试说服他，希望他告诉大家他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我想你将会成为一位杰出的秘书长，”桑迪·伯格告诉他，“而且这正是联合国这个机构复苏和点燃能量所急需的。”

特德·索伦森认为，一个美国人，尤其是还当过总统的美国人，去领导联合国，对于这个机构和它服务的国家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他当选的话将会扭曲联合国所有的宗旨，引起各式各样的猜疑和紧张的气氛。”如果克林顿掌权联合国，同时希拉里领导美国，想象一下随之而来的阴谋论吧。“我不认为你们可以拥有这样一位秘书长，”艾伦·索罗门特说，“一位和美国总统结婚，或是和美国总统睡在一张床上的秘书长。”但是如果希拉里没能成功地进驻白宫，索罗门特说，他认为比尔·克林顿有可能“考虑”这件事情。

关于克林顿掌权联合国的可能性，拉姆·伊曼纽尔直言不讳：“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件事都是一派胡言。我觉得那些人真的是有大把的时间没处消遣，跑来讨论这些事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7年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那之前他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谈到世界银行行长的职位时，他说，尽管有时候与克林顿意见相左，他还是认为克林顿“非常适合”那个职位，因为“他对世界上最穷困的那些国家许下过承诺……他还有那种让人不由自主想去支持他的吸引力……这是一份繁重的工作，如果他在合适的环境下对此感兴趣的话，我丝毫也不会吃惊”。

在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被迫于2007年5月辞职之后，很多接替者的名字就开始被提及——比如，刚刚宣布退休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莱文，但是克林顿的名字却不在列。（布什政府的贸易代表罗伯特·佐利克最终获得这一职务。）

克林顿夫妇的一位好友拉比·大卫·萨博斯坦仍然提出这样一种情形，比尔成为世界银行的领袖会帮助希拉里。假如她赢得了总统提名，她将不得不说服选民们，不是克林顿，而是她将成为总统。“如果我是总统，她可以这样宣布：‘我任命克林顿总统去领导世界银行。’”那样的话，选民们才能确定，萨博斯坦解释说：“他们两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重心。全天候的工作……这样明确的角色可以将他和白宫分开。”当有人问萨博斯坦是否和比尔·克林顿讨论过这个计划时，他没有发表评论，可是给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肯定的。

克林顿的好友，新泽西州前参议员罗伯特·托里切利说，他认为克林顿想得到这个职务。“没有人能够像克林顿一样，就算是一个普通的议程也能吸引、汇集国际性的关注和资源。”

一位熟知克林顿的杰出政治战略家认为这个想法完全是主观臆造的。“做过美国总统之后，你为什么还会去想管理那些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世界银行职员呢？”

曾在白宫住过的一些人觉得那里就像一座监狱，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但没有人将克林顿也归为这一类人，他的朋友们一致同意说，克林顿非常希望搬回白宫，并再次充满享受地体会一下当总统时的一个角色：第一主人。

林肯卧室的所有客人都了解比尔·克林顿对白宫及其历史有着多深的爱和研究。同时，他们还知道克林顿本人非常好客，即便是身为总统而且繁忙的时候亦是如此。相反，第一夫人希拉里应该并不太繁忙，却似乎不太乐于招待留宿的客人。广为人知的是，帕特里夏·达夫和丈夫麦克·梅德沃伊在林肯卧室过夜时，她称克林顿为“全套服务总统先生”。1993年的某个星期天早晨，麦克要从华盛顿飞回洛杉矶，克林顿为了好好招待他这位好莱坞的朋友，很早就敲响朋友的房门，为麦克送上一大杯咖啡。

还有一次，希拉里并不在家，整个女王卧室只有芭芭拉·史翠珊一人，因此，这次留宿更是为流言飞语制造了口实。一个深知史翠珊为人的女士称“她完全就是个花痴。不管他是否超越界限……她肯定是被他迷住了”。据说，希拉里对此甚是愤怒，总统脸上出现抓痕，克林顿为此作出种种解释。

白宫人多的时候，克林顿似乎是最开心的，令希拉里感到不悦时尤为如此。1998年4月，周末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他让马克和苏茜·布依尔留在林肯卧室，高尔夫球手格雷格·诺尔曼及其妻子留宿女王卧室。希拉里那个周末——被肯·斯塔尔“安排”在白宫的地下室——她还陪同比尔参加当晚的晚宴，她知道其中一个客人是保拉·琼斯，就是这个人对她丈夫的指控最终致使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曝光。

那晚比尔·克林顿很可能不想与希拉里单独相处（希拉里和保拉共同出席晚宴可是个头条新闻。）苏茜回忆说：“克林顿回来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去他们的私人居所。”除布依尔夫妇和诺尔曼夫妇外，出席的还有厄斯金·鲍尔斯夫妇和克林顿在牛津时的一个同学。

克林顿的朋友们说，克林顿在任期间从没见他喝过酒，但是这次克林顿却提议喝一杯。（正式宴会上祝酒时，克林顿的酒杯里装的一般都是水。）马克·布依尔说，克林顿的私人住宅藏酒很少，所以，管家巴迪准备去购买酒水而且当所有人都想要啤酒时，他就不得不跑到7-11便利店去买一些回来。

第二天早上，总统带布依尔全面参观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汤姆·威尔萨克回忆说，1999年2月他还是爱荷华州州长时，克林顿给了他和他的妻子克里斯蒂一个“特别的机会”——参观白宫二楼，时间长达两个半小时。参观完私人住宅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每个房间的文物艺术品，直到半夜才结束。然后筋疲力尽的威尔萨克夫妇来到林肯卧室休息。

周一晚上希拉里邀请威尔萨克夫妇留宿。当时参议院对总统与莫妮卡的性丑闻弹劾案程序已经结束——宣告总统无罪不到两周，而且希拉里自身也在竞选参议员。威尔萨克形容道：“她当晚显得非常疲惫，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走访。”虽然比尔·克林顿是这次弹劾的对象，不过他还有精力扮演东道主的角色。

第二天早上，威尔萨克夫妇要返回爱荷华州，他们7点之前就醒了。“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时，总统正在二楼书房……我们有点儿无所适从，因为他正在跑步机上慢跑，头发很乱。很显然，他刚起床，还没有洗澡，也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了……这绝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总统仪容，所以我们只是悄悄地经过办公室，没停下来招呼说我们走了。”如果打招呼的话，他们可能就要误机，因为克林顿可能会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他活动。

卡尔·安东尼则把比尔·克林顿形容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理想主义绅士，他的勇气、灵魂、力量和执行力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第一丈夫……他可以说是继多利·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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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白宫官邸里非常好客的一个主人，他深深地被多利·麦迪逊的魅力和社交能力所折服”。

林恩·卡特勒开玩笑说：“我觉得他不会准备菜单，挑选鲜花，甚至还可能会说‘我不想烤饼干’，来逃避这些琐事”。

2007年9月下旬，比尔·克林顿携带他的新书《付出》参加“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节目，他开玩笑说：“毕竟，成为‘第一丈夫’可能不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可能会割开自己的喉咙。”而后又转到他的一贯口径说，不论希拉里希望他为她做什么他都会去做。

在没有第一夫人这段时间，传统主义者担忧白宫的社交，他们提议让切尔西·克林顿担当起这一角色，而她父亲在“拉里·金现场”时表示绝对不会，他说：“她不可能放下她现在的事业来尝试这一角色。”

如果切尔西中断她的事业来充当她母亲的主人角色——19世纪的观念似乎已经过时——她将要放弃一笔丰厚的收入。

切尔西的父母和媒体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在切尔西居住白宫期间要给她充分的个人空间。小道消息一再报道该消息，比如说她想成为儿科心脏病专家——不过这种消息并不多。决定放弃医学后，她于2001年从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

她父母的追随者，比如苏珊·戴维斯，对切尔西的印象是她热心公益事业。美国格拉明基金会主席戴维斯说：“在其思想形成阶段，她就经常去世界各地旅游，亲身去了解贫困人们的生存状态。”戴维斯观察过切尔西，但并不十分了解她。她还表示：“这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体验，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会把自己的这种亲身体验看做是一种人生的馈赠。”

“9·11”事件发生后，切尔西立即在《谈话》杂志发表一篇短文：“就我认识的大多数美国青年人而言，‘作出最广泛意义上的服务似乎是当前唯一能做的事了’。现在银行业对我们有什么重要？”

在牛津时，切尔西就已成为记者口中的“时尚性感女孩”。她参加了2002年1月在巴黎举行的范思哲时尚秀（Versace show）的便装秀，该场活动的眼妆和发型都是由唐娜泰拉·范思哲亲自设计的。切尔西挨着麦当娜和格温妮丝·帕瓦特罗坐在前排。（而后她又飞往米兰参加范思哲的高级成衣秀。）有人看到她与披头士保罗·麦卡特尼跳舞，与比安卡·贾格聊天，与她的父亲和U2的波诺共进晚餐，和凯文·斯佩西一起在伦敦参加了他的一部电影首映式，并在伦敦最贵的饭店和俱乐部用餐、跳舞。2002年6月的《名利场》杂志称她为“新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性感象征”。

获得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后，她于2003年回到纽约，而后进入麦肯锡公司（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就职。《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报道说：“在同班同学中她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但其受雇的公司和那些获得MBA学位的人的理想雇主是同一级别。”苏珊·戴维斯解释说，决定让切尔西加入麦肯锡公司是考虑到这对她将来进入非营利性事业时会有极大帮助。“我认为（麦肯锡公司）是训练技能的……麦肯锡在民族融合方面享有良好的口碑，在那里你可以提高判断和分析能力，可以对经济、世界、商业等的视野更开阔，这一点在进入非营利性机构时是非常重要的。”（她在2007年12月初，结束了对冲基金工作开始休假，全力支持母亲希拉里的竞选）。

她离开麦肯锡公司，在美国艾威基金获得了一份投资分析的工作，该基金是由马克·拉斯瑞管理的总值达12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是民主党和他父母的经济后盾。《时代》周刊报道，因加入艾威，切尔西的薪金可能会“从麦肯锡的小六位数年薪——据说是12万美元——增加到数十万美元……行业猎头称这是因为存在潜在的巨额奖金”。

据说，切尔西与父亲更为亲近，在谈到有关莱温斯基关系的深入问题时，她感到困窘且无地自容。克林顿法学院的朋友大卫·舒尔特坦言，对于总统先生而言，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是，当他朋友说切尔西也被卷入这场丑闻时，“他震惊极了”。克林顿的军事助手罗伯特·帕特森回忆说，最令希拉里愤怒的是丑闻“对切尔西造成的伤害……她显得猝不及防，而且显然是因此受到了伤害”。帕特森说丑闻曝光后，切尔西从斯坦福飞回家，“克林顿夫人安排切尔西和总统去戴维营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1993年和父母搬到华盛顿的时候，她还不到13岁。在小石城牢固的根基以及和伊丽莎白·弗莱明之间的友谊都有助于她渡过这个难关。维克多·弗莱明说他的家“对切尔西来说是一个远离家的家”。切尔西在白宫居住期间，他通常会去拜访他们，往往每次都在那儿住上两天。他从与切尔西的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她仍然和父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克林顿的朋友说，克林顿本人经常和切尔西通电话。多恩·休伊特说，克林顿在“60分”节目里，“他要多次为同切尔西通电话致歉……他对那个孩子的爱真是疯狂，他真的是一位好父亲”。

当切尔西在斯坦福的时候，克林顿离开总统之位以后，马克·布依尔和他在美国旧金山附近城市帕洛阿尔托打高尔夫球。硅谷一位风险投资者约翰·多尔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其中还有克林顿以前的朋友维诺德·古普塔。晚宴是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古巴饭店里进行的，还有切尔西的一群朋友，布依尔和多尔两个人私下“密谋”要把账单分摊。布依尔说：“总统听到这一消息后说：‘不行，账要我来付。现在我有一份收入。’那真是很甜蜜……我想那是作为父亲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还有一次，在旧金山，比尔·克林顿和切尔西当时男朋友的父母共进晚餐，那次他显然非常开心。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他们。布依尔回忆说：“然后，他回来了，说了一句可能每位父亲都会说的话：‘我想他们喜欢我。’他希望给女儿男朋友的家人留下好印象……看到这一幕，真让人……感动不已。”

切尔西现在的男友马克·梅兹文斯基是她斯坦福大学的同学，他们十几岁时在华盛顿就认识，他曾经在白宫担任实习医师，现在是纽约高盛集团的一名投资银行家——《纽约》杂志报道说，他买了一套价值380万美元的住宅。他是马乔里·玛格利斯·梅兹文斯基和爱德华·梅兹文斯基的儿子，梅兹文斯基夫妇二人均为美国国会前民主党议员。

据《纽约时报》报道，爱德华·梅兹文斯基因“诈骗多名投资者高达1000万美元的钱财”现正在监狱服刑。克林顿执政期间，梅兹文斯基夫妇是国宴上的常客。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说，有人举报“梅兹文斯基利用与克林顿的关系以及他儿子与切尔西的关系，诱使人们给他钱财，从而参与了诈骗”。

马乔里·玛格利斯·梅兹文斯基于1994年失去了她在众议院中的席位。在此之前，比尔·克林顿在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上因得到她的帮助才打破僵局，两张决定性选票的其中一张就是她投出的，克林顿因此以218比216的选票结果得以通过。她曾经向她富有的持共和党倾向的委托人承诺反对增加任何税收。

希拉里的总统竞选改变了克林顿的一切。没有充满魅力的演讲和令人艳羡的四星级晚餐，2008年1月底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前往达沃斯，而是一直待在家里，或是和大家一起为竞选作准备。当然，他获得了掌声，可是也同样因为发出污言秽语而被人们嘲笑和奚落。很难想象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或者吉米·卡特会做出他这种举动。

在早期的竞选中，克林顿像往常一样努力工作——这是为了希拉里，更是为了他自己。他明白自己的政治遗产仍然带有难以抹去的污点并且是不稳定的，希拉里的竞选比他在非洲做的任何事情都更能洗清并巩固这些遗产。当比尔·克林顿在非洲抱着患艾滋病的孩子和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全世界的政治家和慈善家都认为他应该暂时离开。

克林顿时代的美国一直维持着比较好的状态，所以在2007年年末和2008年年初，当他亲自出席“同时代最优秀的头脑”活动时，帮助号召她成为第一位女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林顿卸任后硕果累累，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笑柄。就连乔治·沃克·布什也因为他们的工作而获得了称赞，像其他一些基金会一样，克林顿的非洲倡议已经失去了一些激情。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就备受瞩目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2008年的第四次会议上，它的兴奋度和新鲜感已经开始衰退了。克林顿演讲的费用又一次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的少数死党和资金支持者因为错误的原因被卷入新闻舆论的中心。有时候他看起来仍然是可笑的窘困，有时候他的行为让人觉得很尴尬。

实际上，在克林顿起程为妻子的总统竞选筹款时，险些成为一个令人厌烦的人，他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声音。克林顿的朋友霍华德·塔尔曼非常担心他会变成“第二个杰西·杰克逊”，到哪儿都是一副演讲架势，或是聚光焦点。

要解释克林顿为什么能引起公众注意，很少有观察者会不提起公众的爱戴。“他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取悦民众。”阿肯色州的记者比尔·西蒙斯说。卢·威斯巴赫说：“他是一位深谙如何获取民众喜爱的大师。”

然而，一位曾与克林顿共处过并在白宫留宿过的女士却表示，克林顿的丑闻让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变得“对环境的感知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好像永远都在思考什么”，并且失去了他的观众。她还说克林顿对伙伴的需要是非常强烈、超乎寻常的。“他是喜欢群居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渴望与人接触和交流。”现在那种孤独感加剧了，因为他现在完全独自生活，因此特别想念切尔西。

罗伯特·萨姆·安森曾在2004年6月的《名利场》杂志对克林顿卸任后所做的事情做了报道。安森悲伤地说，一个来自曼哈顿的人提到说邀请克林顿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时间是6—8点之间，克林顿7点才来，而且一个半小时以后，人们仍然围着他，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尊贵的客人们来这里是参加宴会的。一直待到9:15，“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说，“或许我只能吃点甜点。”他又坐下来开始谈论，谈论切尔西（坚持“一夫一妻制”的人，他曾经这样形容她），谈论希拉里（他说希拉里是他遇到的最有意思、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谈论他的“工作”（他最怀念在白宫的日子），直到半夜他还在讲（关于只能“老是看电影”的事情），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不停地看表。“比尔，”最后一个人忍不住说，“我们明天还要上班呢。”听到这句话，克林顿的脸色沉了下来。“他看起来很失落，”那个主办人说，“好像在说：‘我现在将去向哪里呢？’”

梅尔·基特勒和他的妻子参加了2006年希拉里竞选参议员的资金筹措活动。她完成不了，因此就向她丈夫求助。那天已经是夜里11点了，这位前总统仍然在高谈阔论，基特勒说“女主人累了”。他本想讲到晚上10点结束，却不想停止回答问题。“他可能会说一个晚上。”基特勒说。男主人得到了他妻子的一个暗示，“站起身说我们还有两个问题，然后今天晚上到此为止”。

有时候，当他作演讲时，特别是在周末的晚上，他讲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有的观众希望落下一个挂钩，把他从讲台上拖走。2005年11月在芝加哥举行的犹太人联合基金会晚宴上，他注意到，1800名居住在郊区的人都挤在宾馆豪华的歌舞厅里，保姆在外边等着，一直讲到第二天早上开始工作。下边的人偷偷看表。最后那天晚上的一名主办人走向讲台，感谢克林顿花费这么长时间讲话，并且宣布，让这位前总统再回答一个问题。

在多伦多，康拉德·布莱克在类似场合的一次收费演讲上也看到过克林顿。“他对加拿大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很了解……但是人不多的时候，他看起来话很多……而且凌乱，显然没有经过斟酌。那不是能给你个概括，使你得到一个结论，并能提高你自身水平的一种演讲。”

如果有好的听众，并且借着下午的约会上，他很可能会把房子都给说倒。2006年6月，比尔·克林顿在小石城举行的周刊协会年会上无偿地发表了演讲。然后AAN的主编帕特丽·卡尔霍恩说，这位前总统告诉“管理人员”他的演讲会持续20分钟，不回答提问，包括卡尔霍恩手里预先准备好的问题。“我敢说当他回来向《阿肯色时报》总编和出版商致意的时候，所有信誓旦旦的承诺都失效了……‘嗨，我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他说。”

克林顿一个小时才结束演讲，卡尔霍恩说，500名听众代表着100多家媒体，都听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而人们通常会怀疑，偏倚，并且比较粗鲁。她说，没人问起莫妮卡、卢旺达或福利改革的事情。“在我们这群人中竟然没有人问起莫妮卡·莱温斯基，实在是太有趣了……那屋子里的人可能都会想‘你这么聪明，怎么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但是没有人问那样的问题。“好像埃尔维斯（猫王）在屋子里，”卡尔霍恩说，“他是一位摇滚明星。”另外一名主编记录了那时的欢呼和喝彩，并且写成了日志：“你可能会认为他正在竞选活动上对着满屋子的支持者发表演讲。”

丹佛市《Westword》杂志的编辑卡尔霍恩登台向克林顿提问，然后让观众提问题：“管理人员提示我，就是现在时间到了。他轻轻拍着胸口……他伸出两个手指，意思是说还有两个问题。我说：‘克林顿总统，您坐在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位置上，但是你的管理人员好像掌握着您的日程表’……克林顿总统说：‘不，让我们再多问几个问题吧。’”

45分钟之后，当克林顿继续鼓励大家进行提问时，卡尔霍恩对他说，“总统阁下，您的幕僚对您无限期的拖延时间已经快要崩溃了。”他说：“哦，那没关系，他会挺过去的。”然后他继续回答提问。提问过后，克林顿冲过警戒线，又花费一个小时跟人们聊天，并给他们签名。

卡尔霍恩在没见克林顿之前，觉得他看起来很伟大。“穿着得体讲究，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整洁，特别“光滑的双手”。像其他人一样，她注意到与观众待的时间越长，他看起来越有精神，“与人接触好像能使他充满活力”。

有一点不雅的地方就是有一次他的鞋上粘了一片卫生纸。

2006年8月19日，比尔·克林顿就60岁了，对此他并不觉得开心，哀叹余下的日子越来越少，他曾一直是屋子里最年轻的，可是现在他变成了最年老的人。他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庆祝生日表现出来孩子气的一面，不像其他上了年纪的人那样简单地吹灭蜡烛，就匆匆结束。

在他确切的生日那天，他在马萨葡萄园岛的玛丽·斯汀伯根和特德·丹森家庆祝。在马萨葡萄园岛派对上，苏茜·汤普金斯·布依尔也在那儿。她说：“他吹着萨克斯，希拉里和切尔西伴舞，她们都为他感到骄傲，那天玩得很开心。希拉里很喜欢跳舞。”布依尔说，那天有100人左右，有莫里斯·坦伯斯曼，杰姬·奥纳西斯前男友，梅格·瑞恩，弗农·乔丹，还有沃尔特·克朗凯特。

那天晚上，克林顿不用担心他的心脏会出问题。他吃了最爱吃的食物——小排骨、鸡肉、土豆沙拉、凉拌卷心菜。苏茜·布依尔回忆说他“在场地中央，他打开了他的礼物，他为拥有如此多的朋友，得到这么多的书而感到骄傲……竭力不为已经60岁这个事实感到沮丧”。克林顿一家在斯汀伯根的客房里一直玩到很晚。

在小石城的克林顿图书馆，也有一个为前总统举办的派对，尽管他不在那里。

第二天，他再次庆祝了自己的生日，这次在茵尼斯弗利，斯密斯·巴格莱（继承了烟草财富）和伊丽莎白·佛罗利·巴格莱（前克林顿政府驻葡萄牙大使）的避暑地。那晚，卡莉·西蒙和她的两个孩子为他唱了《生日快乐歌》。（他也是在巴格莱家举行的一个资金募集活动上庆祝了他的61岁生日，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要为希拉里捐出2300美元。）

9月9日，他在多伦多庆祝生日。

在此期间，比尔·克林顿给了《美国旁观者》的创始人和主编——罗伯特·埃米特·泰里尔有关他的新书《克林顿的失落：年轻总统离开白宫后的生活》的一些资料。康拉德·布莱克是泰里尔的朋友，他也是克林顿老相识——克林顿鼓吹布莱克写的有关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的传记——得到了一张参加派对的门票，他让总统摆出个姿势与他合影。（克林顿的助手最后查出了泰里尔是谁，不让他在其不见经传的书中使用这张照片。）泰里尔说前总统漫无目的地走着，不停地进出洗手间，很显然并不知道是谁首先爆出克林顿性丑闻的，那时州长以及他派出记者到阿肯色州调查保拉·琼斯，因而导致了对克林顿来说很痛苦的弹劾事件。

10月27日到29日是周末，他和切尔西·克林顿和特里·麦克奥利弗作为主办人，2100个“朋友”送来了生日礼物，价值从6万美元——一年1000美元——到50万美元不等，甚至更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那个周末有高尔夫比赛，早午餐和接待，以及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晚宴。那个给他写了一张50万美元支票的人和送出“生日礼盒”的人可以享有后台的晚宴，并且和克林顿合影，可以获得周六晚宴的白金席位，欣赏滚石乐队在纽约百老汇上层的碧康剧院（Beacon Theater）举行的私人演唱会。接着还可以去克林顿基金会。音乐厅里，他的朋友罗恩·伯克尔坐在他后边，他和社会名流们聚在一起，克林顿促使他们来支持其基金会、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以及他的妻子。

就在他生日前不久，克林顿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世界艾滋病会议。“几天后，我就60岁了。我虽然不喜欢这个年龄，但这却是事实啊，”他说，“在我大部分工作中，我都是最年轻的，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有一天我醒来，却发现我是屋里最年迈的人。既然之前我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所剩的日子也越来越少，因此每天我都会怀着感激之心从睡梦中醒来。”

一篇名为《克林顿的前列腺也60岁了》的专栏标题，保守评论员本·夏皮罗在他的演讲里说：“60岁对于一个依靠前列腺生活的人来说的确很残酷，克林顿也是如此。克林顿的演讲是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极好例子。谁会在谈到一种致使安哥拉人平均寿命39.9岁、赞比亚人平均寿命39.7岁、津巴布韦人平均寿命只有37.9岁的疾病时，还抱怨后中年危机？又有谁会向满屋子担心全球瘟疫导致灾难的人说出每增加一岁就意味着是自身毁灭的话呢？”

比尔·克林顿，就是那个人。但观众们都喜欢他。

不管哪里有某个杰出人物的遗体纪念仪式，克林顿总是在那儿。他成了首要哀悼者：如果有遗体，他就会到那里，致颂文，不过这种讴歌往往会跑题，谈到他自己的篇幅和死者的一样多。

2006年11月，在曼哈顿的河滨教堂（Riverside Church）他以“神秘嘉宾”和致辞人的身份出席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新闻人艾德·布拉德利的葬礼。出席的娱乐媒体人士还包括有吉米·巴菲特和温顿·马萨利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霍华德·斯金格说“整个屋子”有2000名哀悼者。“我知道我接触到了国家政治，”克林顿在他的悼文里说，“当艾德·布拉德利想要采访我时。”

2007年2月，他参加了在曼哈顿的库伯联合学院的大厅举办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施莱辛格的葬礼。1860年，也是在那个大厅里，亚伯拉罕·林肯就获得总统候选人资格进行了精彩演说。亚当·克莱默在《纽约时报》报道过此事。克林顿回忆到施莱辛格当时正在修订一系列的传记时，曾经要求过他写一篇关于林肯的传记。克林顿解释说他已经签约写他自己的回忆录。关于这点施莱辛格曾回复说“林肯是比较好的故事素材，不过比较短”。

他确实“参加”了很多富有且颇具名望的人或他们亲属的葬礼：特里·麦克奥利弗的父亲以及前得克萨斯州长安·理查兹。他也在参议员罗伊德·本特森的葬礼上诵读主要悼文。“罗伊德觉得克林顿是他遇到的最有才华的人。”休斯敦市长比尔·怀特说。克林顿把悼文的原稿和亲笔签名送给了他。“他真的是学到了怎样在那些特殊场合扮演好角色。”

“不像其他我认识的人，他很善于表达同情。”梅兰妮·维微尔说。“我知道比尔·克林顿在葬礼这样的场合做得非常好。”特德·索伦森说，而那听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恭维。

克林顿也在公众不熟悉的人的葬礼上诵读悼词以及说一些安慰的话。2005年11月，他成了卡尔·维洛克葬礼的主角，维洛克曾是克林顿第二任期内的特别助理。不过，更重要的是，在1974年克林顿计划参选众议院时，维洛克陪着克林顿走遍了第三选区的每一个城镇，将他所了解的克林顿介绍给每一个人。虽然克林顿的那次竞选失败了，但是克林顿说如果没有维洛克他不可能成为总统。维洛克的妻子玛格丽特也曾在克林顿任期时的白宫工作过，她当时担任来宾接待办公室的副主任。《阿肯色民主党人公报》的菲利斯·布兰顿说，在那次葬礼上，克林顿“就坐在玛格丽特的身边握着她的手”。

2006年2月，克林顿参加了他很多年的好朋友和助手伊莱·西格尔的葬礼，西格尔死于一种罕见的癌症。2006年3月，他发表了对史蒂夫·葛利森的悼文，葛利森生前是爱荷华州医师，死于自杀，他曾为克林顿时期的医疗保健组织工作。爱荷华州州长汤姆·威尔萨克——葛利森曾是其幕僚长——也送来了悼文。“他没有必要来的，”威尔萨克说，“他来完全是发自于对员工的关爱……显然，他有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也知道如何表达同情和关心……他比较高大，像我一样，像这样的人拥抱或是用手抚着我的肩膀时，我想那是一种令人宽慰的感觉。”威尔萨克在葬礼上与克林顿坐在一起：“我发现这个人不会唱歌，我也不会。我们俩拉开嗓门大唱赞美诗，好像我们真的会唱一样。”

2006年4月，克林顿与他的州长继任者——吉姆·盖伊·塔克一起参加了在阿肯色州为吉姆·普莱杰举行的葬礼，普莱杰曾是克林顿任州长时的幕僚长。克林顿为他写了悼文。

2002年6月，当艾比·莱德尔（安·兰德斯）身患癌症，弥留之际，在芝加哥的东湖岸公寓，克林顿专门去探访她。只有克林顿和咨询专栏作家知道这件事。她在一个月之后就逝世了。

无论是他执掌白宫还是离开白宫，他都会打电话询问那些不太有名的人，谁有亲属逝世了——1999年12月，他半夜打电话给餐厅老板菲尔·史蒂芬尼，他的父亲在第二天早上去世。“我们聊了大约15分钟，他告诉我他是怎样在没有父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刚从波士顿的大火现场回来，那里墙也倒了，消防员死在里面。在华盛顿时的一天早上……我正在想，美国的总统抽出时间打了个电话……再者，我也不是作家……他不是简单地告诉我说：‘嗨，对你父亲的去世，我感到很伤心，一会儿再和你说话。’”

当克林顿还是总统的时候，他刚因患心脏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在心脏周围植入固定片以疏通动脉，手术后不久他就给汤姆·基恩打电话。“典型的克林顿风格，他跟我谈了这么久，护士要求我放下电话。我那时一直不停地流汗。”外科手术结束后，基恩已是昏昏欲睡，但是克林顿还是在不停地说着。他和共和党议会激烈地商讨政府预算。“你对这个人……纽特·金里奇了解多少呢？”克林顿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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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利·麦迪逊：美国1809—1817年间的第一夫人，是一位热爱交际、能干贤惠的女子，也真正是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贤内助。

第12章

克林顿到底值不值诺贝尔和平奖

克林顿的朋友们说，旅游和时间是克林顿的两剂“最佳慰藉药”。乔纳森·阿尔特说：“以一个美国前总统的身份出国旅游，并受到他认为应有的礼遇，会使他精神焕发。”

2004年3月，花旗集团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卢·苏斯曼在巴黎举办了一场宴会，出资25万美元邀请克林顿在宴会上进行演讲。苏斯曼对这次演讲印象深刻，来巴黎歌剧院参加宴会的宾客中有“一些重量级的大人物……克林顿博得了他们的阵阵喝彩。他甚至没有用演讲稿……宾客们都沉迷于他的演讲”。

毫无疑问，克林顿一回忆起他的这些精彩表现，就会获得安慰并感到振奋。“人们意识到这个人的头脑不一般，”阿尔特说，“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离开了权力和公职以后他是否会快乐。他也发现自己变得比在政府里还多了几分影响力。人们总在私下议论：‘他到底会成为什么呢？他会去做联合国的秘书长吗？还是会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类似于杰西·杰克逊有段时间曾遇到的情况。但克林顿只是成为了克林顿，他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品牌，并且是享誉国际的大品牌。我想，这让他很享受……他说：‘你知道吗？我不是个过去式。在美国，前总统总会有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用武之地。’”

正当伊拉克战争让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发狂的时候，克林顿却使自己在国内外的受欢迎程度赶上了摇滚歌星和电影明星。洛杉矶音乐中心董事长约翰·爱默生在连续两年的时间里邀请他的这位前老板到他的中心作演讲，而且每次演讲的碟片都在随后的几个晚上销售一空。“我要给你说的是人们好像对他的演讲百听不厌。”巴德·约金曾到过演讲现场，他说：“我从没见过那样沸腾的场面，感觉就像是在足球赛现场……他赢得满堂喝彩……演讲几乎是每说两段就不得不停下来。”演讲结束后，克林顿和约金夫妇一起走出去时，他对约金说：“太神奇了，无论我去哪儿，我都像今天一样受欢迎，这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花了那么多钱来听我演讲。他们是真的喜欢我。”

不过令人不快的是，克林顿作演讲收受巨额费用。仅2005年6月，他就从驻哥伦比亚波哥大的高尔德国际服务处捞到了80万美元。他曾在连续4天内作了4次演讲，其中墨西哥城和波哥大各一次，圣保罗两次，每次收取20万美元。克林顿利用在加拿大为“释放内心的力量”（The Power Within）做宣传的几天里不停地作演讲，前一天还在多伦多，第二天就到加拿大西南部的卡尔加里市了，其间他总共赚了65万美元。在卡尔加里作演讲的报酬不过才有12.5万美元，于是克林顿在这场演讲前又溜回多伦多加作了一场演讲。

犹太联合基金会为进驻芝加哥苦心策划了一番。这又使得克林顿作了三场演讲（9月7日一天就作了两场），进账40万美元。（8日和9日，他返回纽约后又赚了40万美元。）不过克林顿还是很对得起犹太联合基金会付给他的报酬的。基金会的宴会通常有500到800人参加，而由于比尔·克林顿担纲宴会的主角，这次吸引了1800人参加。

克林顿的一些朋友畏惧他这种近乎蓄积钱财的赚钱方式，也担心他这样漫天要价会导致无人问津。霍华德·塔尔曼说，他已经“到了一个点，要价超过这个点就要陷入尴尬了”。

克林顿甚至至少两次接受了来自一些受联邦政府调查的集团的演讲邀请。2001年12月，他接受了美国国际益得联盟（有限公司）12.5万美元的报酬，在芝加哥郊区做了一场演讲。这是一家服务于小企业的咨询公司。据《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说，有关该公司的控告中还包括一项“让人普遍不满的性骚扰”。

克林顿的支持者麦克·切里称约翰·伯杰斯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和总经理。有关伯杰斯的新闻报道相当糟糕，他甚至被指控有犯罪行为。据报道说，美国国际益得联盟对希拉里格外大方，希拉里的竞选活动和政治教育委员会从美国国际益得联盟筹得的款项高达15万美元，她甚至还乘坐过该公司的喷气式飞机。

维诺德·古普塔在回应一个采访请求时，宣称克林顿和他是密友。61岁的古普塔家在内布拉斯加东北部的奥马哈，他却从苏格兰打电话询问克林顿是否已经授权过这本书，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古谱塔也就不再对请求采访的电话进行回复了。自1994年在华盛顿和克林顿共进一餐之后，古普塔就开始为克林顿总统连任竞选拉赞助，而且成了克林顿在爱丁堡著名的圣安德鲁斯高尔夫球场（St. Andrews course）上的球友和偶尔的旅游同伴。他还曾下榻过林肯卧室，获得了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形象大使及董事会成员之职。

古普塔是移民者发财致富的成功典范。他出身于一个穷苦的农民之家，1967年来到了奥马哈，他现在是上市公司美国资讯的董事长，美国资讯是一个提供数据库处理服务的公司。2004年克林顿在阿斯彭的讲话中，给古普塔的公司做了一个千金难买的宣传。他说，像古普塔这样的公司甚至可以阻止“9·11”的发生，因为“维诺德将所有这些恐怖分子的信息都存储进电脑了——而且是合法的”。古普塔是克林顿的财政支持者，也是克林顿的雇主——古普塔支付给克林顿高达300万美元的咨询费——还是克林顿要价20万美元作演讲的那场大会的东道主。古普塔还任命克林顿的财务负责人特里·麦克奥利弗担任他其中一个公司的董事。此外，比尔·克林顿还从古普塔那儿为他的总统图书馆筹得六位数的款项，并为他的克林顿基金会捞到了100万美元。

2007年5月末，古普塔荣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紧接着在7月份他再次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直到这时，公众才注意到古普塔为克林顿所做的种种安排。新闻报道的是一次价值90万美元的旅行——比尔和希拉里（还有特里·麦克奥利弗）乘着古普塔公司的飞机旅行，古普塔却向公司报成是“商业发展”。他们乘飞机去了瑞士、夏威夷、牙买加和墨西哥等地。此外，他们有时在新墨西哥州度假，这里也是希拉里筹集竞选资金的一个地方。

一名公司的股东提起了诉讼，控诉雇用克林顿是“浪费公司财产”。指控书中说，聘请克林顿来实现“战略增长和商业判断”的“目的极度模糊”。（根据联邦法的规定，克林顿夫妇须偿还古普塔部分希拉里的旅游费用，但是他们却只付了一张头等舱飞机票的钱，与使用私家飞机旅游的花费相差甚远。）

提起诉讼的股东还质问古普塔，问他是否真的需要一架公司购买的私人飞机，是否真的需要一艘80英尺的豪华游艇。古普塔将游艇停泊在威尔京群岛，并吹嘘说游艇上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

诉讼还把多余的目光投向了一周前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报道称美国资讯“几年前曾将客户数据用电话销售给了犯罪分子，让他们得以用来盗窃年纪大的美国公民的钱”。“资讯曾将名为‘患病的老年人’之类的电话清单告知了犯罪分子，那里面有癌症或老年痴呆症患者的资料汇总。”

受到了这样一次有关克林顿夫妇的打击后，古普塔再也不在他的网站里炫耀他和他们的关系了。2007年6月，他帮希拉里在纽约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但是他却没有到场。2004年11月，公司通知股东们说，虽然法院驳回了雇用克林顿是“浪费公司财产”的无证指控，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展开了“非正式调查”，并授权公司要求克林顿负责多达4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不仅如此，2007年让克林顿心烦的还有专栏作家莫琳·多德犀利的质疑：“你一年里光演讲就捞到了1000万美元，还缺洛杉矶男生女生俱乐部演讲的那15万美元吗？”

不过，克林顿也做过很多无偿演讲，尤其是应老朋友、经济支持者等人的请求而作的演讲。鲍勃·克里就有幸请他无偿为其大学里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学院作了场演讲。斯林法斯特公司（Slimfast）的创始人丹尼尔·亚伯拉罕说，当他邀请克林顿在一场赛事上发言并试图给他报酬时，克林顿一分钱也没拿。（转而说来，亚伯拉罕是个亿万富翁，还是希拉里竞选活动、比尔的图书馆乃至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主要赞助人之一，尤其是他还为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支付了宗教间对话专题讨论小组的费用。）

克林顿在位于纽约的慈善机构穷困儿童爱心组织（Kids in Distressed Situations，Inc.）的宴会上曾作过发言。该组织的主席詹妮丝·温曼·修伦斯坦，也就是克林顿的朋友、房地产大亨沃尔特·修伦斯坦的儿媳说，她个人并没有给克林顿什么报酬，但组织以克林顿基金会的名义给儿童捐助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衣物、鞋子和玩具。老布什和克林顿为应对海啸做的救济工作也从该组织筹到了25万美元的现金。温曼说，克林顿的演讲让人印象深刻。“仅仅是他的说服力、充沛的精力和清晰的发音就征服了人们。他从不看稿子，说的是他心里想说的……他的确令人钦佩。”

为了帮米奇·伊巴拉的忙，克林顿无偿为洛杉矶的拉那兹全国理事会作演讲。伊巴拉的游说公司代表了拉那兹。“我们设计了一场特别会议，会议于上午9点在洛杉矶的会议中心举行，”伊巴拉说，“起初我们最怕的是没有人到场……结果，早上8点钟，会议中心就挤满了人。”而且在演讲过程中，“掌声不断，一阵接一阵”。

伊巴拉说，那天早晨克林顿是乘着一架私人飞机从阿斯彭来的，他甚至连交通费都没让他们支付。“拉丁美洲裔公民联盟（LULAC）的主席称之为价值25万美元的礼物。”（在前一年，克林顿在小石城无偿给该联盟的会议作过演讲。）

撒金特·施赖弗国家助贫法律中心为了说服克林顿在他们的宴会上担当公益发言人，不得不求助于克林顿的朋友拉姆·伊曼纽尔和前商务部长米奇·坎特。该中心的常务董事芮塔·麦克莱农说，宴会的主宾是小撒金特·施赖弗，这也让克林顿更乐意作此演讲。施赖弗是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第一任队长，是一个“完全改革了美国的法律援助制度”的有识之士，克林顿很崇拜他。

让麦克莱农觉得幸运的是，她和坎特是朋友，也就是坎特向她推荐了拉姆·伊曼纽尔去当说客，让他打电话说服克林顿来为他们作免费演讲。麦克莱农说，法律中心连克林顿演讲费的零头都付不起。不过克林顿说他很愿意为施赖弗效劳，但他坚持宴会在洛杉矶举行，尽管麦克莱农更倾向于把演讲地点设在法律中心的芝加哥总部。此外，克林顿还要求有一架私人飞机载他去洛杉矶。麦克莱农回忆说，她“当时慌了，就打电话给米奇说明情况，米奇一听就立即答应下来了”。

“好的，我来为他安排私人飞机，不要为此担心。”

这次在贝弗里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宴会还吸引了施赖弗的女婿阿诺德·施瓦辛格和其他不常露面于芝加哥的电影明星。影星梅兰妮·格里菲斯也参加了这场宴会，她走到麦克莱农十几岁的女儿身边说：“嘿，我很喜欢你的裙子，你是在哪儿买的？”麦克莱农回答道：“我们在塔吉特（Target）买的，没有比这更让我女儿开心的了。”

在演讲中，克林顿向已经身患老年痴呆症的施赖弗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称他“是那些竭尽所能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楷模”，人们站起来向克林顿致以热烈的掌声。

为了说服克林顿在马克·塔嫩鲍姆先生纪念讲座（Rabbi Marc H. Tannenbaum Memorial Lecture）上作一场演讲，乔杰特·贝内特努力了将近一年。讲座是以乔杰特·贝内特已故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克林顿最终在讲座上进行了发言，但不是无偿的，要价要稍微低一些。由于贝内特认识克林顿——她和她麾下的组织都参与了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她能够当面去说服他。同时，她还有个重要的盟友——比利·格雷厄姆。“比利·格雷厄姆曾帮过我们很多……他与我已故的丈夫走得很近。”格雷厄姆是克林顿在查巴克的隔壁邻居，他是她的理事会成员，她也曾和前总统打过高尔夫球。

至今贝内特回忆起克林顿的演讲，还深受感动。“他有一个演讲稿，但我觉得他根本没有看。他的眼睛非常有神，全身上下都散发着谦逊的魅力。等他致完辞，我们也完成了问答环节后，我护送他走下讲台。他说：‘嗯，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对吧？’这真是太不同凡响了……人们只是被吸引了……大家站起来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在送克林顿上车的途中，贝内特向他讲述道，1992年她的丈夫塔嫩鲍姆先生去世7周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一个孩子就出生了。“我告诉他，我是如何在那个11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将我包裹着的婴儿抱在怀里去参加选举投票……我向他呈现了这样的景象，这个新生小婴儿在出生前就没了父亲……而让他参与进来为克林顿投票是多么有意义。”

贝内特说：“克林顿的眼睛变湿润了，他给了我一个那样美好的拥抱。他是这样一个让人信赖的人，他的怀抱让人感觉十分舒服。这里我指的不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及詹尼弗·傅劳尔和他之间的那种暧昧不清的感觉，而是指他那天生的热情性格。”

最近，媒体公布了参议员的财富排行榜，希拉里·克林顿排在第25位。2007年，根据最新的希拉里财产披露表，《华盛顿邮报》估计克林顿夫妇的身价在1000万—5000万美元，这其中并没有算入克林顿从罗恩·伯克尔那儿获得的收入，而是实实在在地计入了克林顿演讲赚的数百万美元。

吉米·卡特一直不喜欢克林顿，但在克林顿启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后，他们的关系就立即有所好转了，克林顿也邀请卡特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上发言。

《纽约时报》在头版故事中烦冗地美化着克林顿在非洲做的工作。倘若卡特真对此心生妒忌，他也不会表露出来。新闻记者兼传记作家克里斯多夫·奥格登说：“在吉米·卡特身上，有非常伟大的部分，也有相当渺小的部分。我觉得，在这一事件上，由于他早早就得知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已经信心十足……我想他会说，在这个池塘里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帮助他人，假使克林顿花更多的精力来帮助他人而不是追逐女人的话，成就岂不是更加辉煌。”克里斯·詹宁斯说，这两位之间的新关系让他们视彼此的工作为“互相补充”。他还认为吉米·卡特“很满意他自己的状态。他是个理智的人……从他那儿我一点也看不到嫉妒”。

克林顿在白宫中一位亲近的助手提醒他说，不要把这份新的更友好的关系看得太重。他说：“克林顿和卡特的关系从来也没有改善，也永远不会改善。”他还以老交情的身份说，克林顿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马列尔偷渡事件”的。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克林顿是为了实现他的抱负才和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成为好朋友的——是吉米·卡特与杰拉尔德·福特之间关系的“翻版”。卡特总统卸任后做的事情都让克林顿给抢功了，他并且想要超过卡特。他还认为，卡特和福特的友谊是“克林顿与老布什友谊的一个不那么绚丽的版本，而后者（克林顿和老布什的关系）那么受关注的原因就在于，老布什是现任总统的父亲，而克林顿则像是一个国际摇滚巨星”。

布林克利评价说，卡特是一个“走该走的路、说该说的话”的人，而克林顿“直接从吉米·卡特那儿获得了”功绩，更像一个演说家，甚至还称得上是表演家——“美国政界的波诺”。从另一方面来说，卡特有着“浸信传教士的固执，甘心默默地忍受着痛苦”。

凯文·德考克曾在肯尼亚见过吉米·卡特。德考克说，与克林顿相比，“卡特不太会去吸引群众”。克林顿“像名人一样地出现”。克林顿是如此地享受人群的围绕，如此地享受与人接触，以至于很难让他见到了人群而“不让他去和他们握手”。比较起来，卡特更为理智，更善于分析，“情感没有克林顿那么外露……克林顿有点过于矫情”。克里斯·奥格登则更加直言不讳：克林顿是“社交型”，卡特是“自闭型”。

卡特就任总统时，桑迪·伯格曾在国务院中就职。他认为卡特“关注的主题很微观”——消灭苏丹的几内亚龙线虫病（guinea worm）和埃塞俄比亚的河盲症（river blindness），监督巴拉圭的选举，增加厄立特里亚遭遇干旱地区的农业产量。他说，克林顿聚焦的主题就要“宏观”得多。卡特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被人忽略的”疾病，而克林顿则投向受大众密切关注的艾滋病。

瓦坦·格里格瑞恩说，吉米·卡特是工程师出身，曾因监督白宫网球场的使用者而遭人讥笑。他像一位工程师那样开展他的工作——“结构清晰，组织性强”，有条不紊，但他做不到身兼数职。

而苏珊·戴维斯说，从更加基本的层面来说，克林顿为了维护希拉里可预期的前景，愿意做一切必须做的、说一切该说的来提供便利。而吉米·卡特就没有什么好顾忌的，所以他是“一个语言犀利的批评家，一个说真话的人……除了他的国家，没有什么让他担忧”。

就像吉米·卡特将女性的诱惑藏在心里一样，比尔·克林顿也将他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渴望藏在了心里。事实上，2002年吉米·卡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就让比尔·克林顿更加想要获得该奖。2007年10月，阿尔·戈尔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并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一起荣获了150万美元的奖金。诺贝尔委员会颁发给戈尔的获奖证书上说，戈尔的获奖理由是他“传播了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讯息”。这让克林顿想要获得该奖的欲望更加成倍地增长了。戈尔从一个屡遭讥笑的失败者一下子变身为“戈尔奇迹”，颇似于他那个时代里的先知。

克林顿还在任的时候，他就希望通过争取中东地区的和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奥多·罗斯福在第一任期内的1906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第二任期内的1919年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问及克林顿是否值得获此殊荣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我认为他确实做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有些他做的努力是在他当上总统时就已经非常接近成功的了……很遗憾，此事并不能遂愿。”

汤姆·道尼等明显站在克林顿阵营里的人则认为他最终会得到这个诺贝尔奖。“克林顿全球倡议（CGI）有一天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而且即使克林顿全球倡议（CGI）不能让他获得诺贝尔奖，道尼还期盼着下一位美国总统能是个民主党人，也许就是希拉里，会给克林顿更多“可以让他施展出巨大才能和说服能力”的机会，比如处理中东问题，等等。

而其他对克林顿持怀疑态度的人，比如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历史教授斯坦利斯劳·普格里斯，则认为克林顿整个“非洲计划”都是为了“获取诺贝尔和平奖”。在作家马克·阿普德格罗夫看来，克林顿总统卸任后的策略明显就是为了夺得那项奖而设计的。“他格外野心勃勃，死守着他不当总统后残存的东西，因此我想，没有什么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能让他这位曾经的总统名垂青史的了。”这不过是这位名誉受损的人“想要获得体面”的一种途径。

迈克尔·巴龙说，克林顿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有利的征兆是，“倘若挪威人认为，授予克林顿一项大奖会重重打击共和党政府的话，我相信他们会很乐意这么做的，这也是卡特获此殊荣的原因所在”。

也许是不甘寂寞，也许是不安于能力无用武之地，克林顿的确想把他的自传写好。失望和批评首先招呼了他的自传——他迫切希望人们能认可这本书为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然而人们的反应是它连一般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因而遭到摒弃——这让他想重写一次。

他喜欢和作家聊天。他会漫不经心地兀自对着一个大话题滔滔不绝。他告诉人们说，他对写亚伯拉罕·林肯最为感兴趣。据《华盛顿邮报》阿尔·卡门的一篇报道说，2006年6月克林顿参加了一场在马克·佩恩家里为《新共和》杂志前任主编彼得·贝纳特举行的签名售书会。马克·佩恩是克林顿和希拉里两人的私人民意调查分析家，还是希拉里的首席竞选高参。售书会上，克林顿走近了作家杰伊·维尼克，他不久前才出版了新书《1865年4月：拯救美国的一个月》。他问及维尼克对乔舒亚·沃尔夫·申克写的《林肯的悲伤》一书的感想。卡门在报道中引用了一段克林顿的原话：“我早就想写这本书，却让他抢先了一步。我打算明年来写。我喜欢林肯——尽管他也有很多不足，但他却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卡门是从当日也参加了售书会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劳拉·布卢门菲尔德那儿获悉这段对话的。克林顿曾读过布卢门菲尔德四年前出版的书《复仇：希望的故事》，他很喜欢。书中讲述的是，1986年她父亲在访问以色列时被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枪击而受了轻伤，之后她追踪这名恐怖分子并最终与之和解的故事。

售书会上，克林顿还问起布卢门菲尔德下部作品的内容。但这次并不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2002年年初，克林顿就曾给她打过电话，那是源于在通往哈莱姆办公室的车上和乔纳森·阿尔特进行的一次对话。阿尔特告诉这位前总统说，他才读完《复仇》。克林顿回答说“哦，我对那本书也很感兴趣”，并解释说，他也读了那本书，而且“觉得它十分奇妙”。

“你认为我可以和她联系吗？……你认不认识她？”而阿尔特确实认识布卢门菲尔德，就给了克林顿她的号码。克林顿给她打去了电话。他太沉浸于和她谈话，以至于让他的午餐约会对象威利·梅斯等了足足20分钟。

为了净化自己遗留下的问题，克林顿也许想学尼克松那样，将写作视为找回体面的方式。吉米·卡特就被认为是个多产的成功作家，他创作了24本书，其中有14本是畅销书。乔纳森·阿尔特认为，克林顿的能力在演讲和会议召集上，而非写作上。

最终，克林顿为了他自己未完成的书而陷入了困境。

如果克林顿听取道格拉斯·布林克利的意见，他就不会浪费时间让一个专业的总统传记撰写人兼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评价那描述他两届任期里风云不断的自传。布林克利说：“也许一位立场中间偏左一点的学者才能将克林顿真正成功地介绍给人们。而如果克林顿总统自己写一篇自传来粉饰他所有的缺陷，估计没有人会去看。”

而由克林顿的好友，因一部三卷小说《马丁·路德·金时代的美国（1954—1968）》而成名的作家兼普利策奖得主泰勒·布兰奇来写一本有关克林顿的书也是不合适的。克林顿的两次就职演说都是布兰奇捉刀。1998年，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曾和克林顿一起讨论合著克林顿的自传，但后来放弃了。“后来，我告诉他，因为我难以对他持客观的态度，所以人们也不会把我写的当真。”（1972年夏秋两季，克林顿在得克萨斯州协调乔治·麦戈文的竞选活动时，与泰勒·布兰奇合租一套公寓。）

2006年8月18日，布兰奇以“我自己刚着手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为由，回绝了要求对其进行采访的信件。传记是基于克林顿两届任期里两人之间的80次秘密谈话，布兰奇录下了每次与总统交谈的内容。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白宫家庭居住区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会面——有一次是在戴维营——他们常常会聊到凌晨2点。（布兰奇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每次会谈后，克林顿都把录音带藏在袜子抽屉里。）然后布兰奇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将记忆中的谈话内容进行整理。

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发言人说，克林顿至今还没对该计划发表任何申明。而且据说布兰奇谈到，他不清楚是否会在出版前让总统先生阅读原稿。布兰奇也的确向美联社透露过，在莫妮卡丑闻事件爆发那晚他和克林顿交谈过，不过交谈的重点是“叶利钦、中国以及奥萨马”。

2006年夏天，克林顿又与克诺普夫出版集团签了一份著书合同。这本书主要关注克林顿离开白宫后所做的事情，书名是《付出：我们如何改变世界》，主要讲述的是他在非洲所做的工作。据宣传，书中收集了他周游世界时听到的所有鼓舞人心的故事。克诺普夫出版集团将该书的出版时间安排得与2007年9月克林顿全球倡议（CGI）的开会时间大致重合，该书首印75万册。它的发行也让比尔·克林顿有机会将书的促销与希拉里的竞选宣传结合起来——例如，参加“奥普拉·温弗里访谈”节目。

《出版人周刊》早期的评论中就提醒说，写作不是这位总统的专长。评论把该书说成是一个“布道”，并进一步解释说，它“不加批评地呈现了一幅浩大的博爱的景观”。作为该书中心内容的人物介绍语言“程序化”，书中的故事“大多像克林顿的自传一样索然无味”。《华盛顿邮报》的彼得·贝克曾写书记录过克林顿的弹劾案，他把这本书称做“一个打着书的名号扩展的公益广告”。他还指出，克林顿在宣称自己离开政府部门后生活重心由“索取”（选票、捐款、支持）转向了“付出”时，跳过了“一个事实，即在过去的6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用在了索取4600万美元的演讲费上”。《纽约》杂志也就这个“取与予”的话题指出，克林顿在书中积极提倡用乙醇作为燃料，并向投资乙醇植物的人，比如理查德·布兰森爵士，表示了赞赏，却只字不提他和罗恩·伯克尔的尤开帕基金之间的关系。该基金也投资于乙醇植物。“只要基金运转顺利，（克林顿）就能分得一杯羹。”（2007年12月，克林顿承诺要慢慢解除这层关系——一家报道用了“脱离”一词，而另一家则用了“减少”一词。希拉里的发言人杰伊·卡森这样描述克林顿的意图：考虑到希拉里可能会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是“采取措施以确保适当地过渡”到离开尤开帕。2008年1月下旬，《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克林顿可能从尤开帕两项国内基金获得近200万美元，这显然是那再度提及的“适当转变”过程中的一步。）

像之前一样，有一大群人喜欢他的书。在芝加哥的博德斯书店（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外，数百人为了让克林顿给他们的书签名等了12个小时之久。出现了如此多的书迷，以致博德斯书店不得不把他们打发走。然而，《付出》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后，排名就开始下跌了，最后还跌到了狂批克林顿的保守派劳拉·英格拉汉姆的新书后面。在《付出》出版的6个星期后，美联社报道说该书的销路不佳。

当托尼·科尔贺和克林顿谈起其总统任满后的生活规划时，吉米·卡特的名字一次也没被提到。科尔贺说，如果说克林顿有想要效仿的人，那就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了。“那是他唯一提到的政治英雄。”科尔贺说。而据科尔贺所说，那个肯尼迪在当总统的时候并没有完成很多大功绩，他“是身亡后才引发了民权改革”。这些对克林顿来说似乎不算什么，吸引他的是肯尼迪的异性吸引力和领袖气质。科尔贺还说，肯尼迪在遇刺死亡之前“麻烦很大”，可能不会赢得连任。

那些在21世纪里最受欢迎、最受赞扬的前任总统，好像都不会吸引到克林顿，其中也包括吉米·卡特。在总统任满后表现得最让人印象深刻也是名字被提得最频繁的人是赫伯特·胡佛。在胡佛离开白宫75年后的今天，在胡佛过世45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人们在听到“胡佛”这个名字之后，都会想到大萧条和大萧条中那个悲惨的“胡佛村”。特德·索伦森说：“在我一生所经历的所有前总统中，胡佛是最有建树的（一位）。”——索伦森还补充说这成为可能的原因是，总统哈里·杜鲁门为了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遂任命胡佛担任了胡佛委员会的主席。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没有离任就去世了，所以他遗留的问题都停留在其执政时期，而绝对不是他和露西·默瑟或其他被认为是他白宫密友的女性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带领美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他的传记作家康拉德·布莱克说，倘若他任期满了还健在的话，就可能会把退休时光用在业余爱好上——深海钓鱼，沿岸航行——而且他还可能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上建一栋房子，以更方便钓鱼和航行。他也许会继续矫治脊髓灰质炎给他带来的伤害，在他执政的最后5年里，他很少一个人拄着拐杖去散步。他可能已经写了一部回忆录。布莱克说：“奇怪的是，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作家。”而由于他没有写作方面的训练，他会把他的生平告知那些为他写传的人，或许他已经对打字稿进行了编辑。他向他的一个朋友描述过美国未来的趋势，他的朋友就在日记中写道，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总统任满后可能会成为“主席”（秘书长）。

哈里·杜鲁门在总统任满后没有什么积极的活动；艾森豪威尔卸任后醉心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盖茨堡的农庄，正如林登·约翰逊痴迷他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牧场一样。

比尔·克林顿从没见过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自然也不会有效仿约翰逊的想法。1968年春天，就在克林顿大学毕业前不久，约翰逊宣布不再竞选总统。不过即便约翰逊参选，也很可能会败北，人们在那时对他在越战问题上的争辩十分不满。约翰逊的大女儿琳达·罗勃说：“我认为越战让他郁郁寡欢，毫无疑问，他也是越战的受害人之一。”

约翰逊和克林顿一样，也有心脏病，常担心自己会早早地死去。他的女儿说：“他对着每个人一遍一遍又一遍地絮叨说，在他的家族里没有一个男人活过60岁，要不就是刚过60岁就死了。”

约翰逊卸任后的生活和克林顿并没什么两样。在他的政治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他伤害过一些人的感情，卸任后的他试图补偿他们。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很开心地去看得克萨斯大学队对阵达拉斯牛仔队的足球比赛。他很宠爱他的孙子林登和长孙女露辛达。让他妻子博尔德·约翰逊女士烦恼的是，他开始喜欢事无巨细地管理牧场。琳达·罗勃解释说：“他的活动领域没有以前那么大了。他组织我们大家在牧场上忙碌……养鸡，收集鸡蛋……还想让牧场的这部分能够赢利……最后这并没有维持多久。”他还出去度假，去佛罗里达，去墨西哥。“而他以前从来不出去度假的。”

他还着手写回忆录，结果却并不尽如他女儿的愿。“我宁愿有人拿一个录音机，让他去叙述。因为他在三五成群或一对一的活动中如鱼得水……我想他认为写一些平民化的书不太像总统的风格……对他来说，总统任期真的很特别……我认为他是想要表达对官方的尊重，因此在我看来他的书太像教科书了……”

“他把头发留长了，散乱着。”琳达·罗勃说，“他认为那样很有趣。他笑了，因为他说那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约翰逊同样也担忧着他的遗产问题。大多数时候，他都不待在华盛顿，只有1970年一次例外。《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兼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邀请他去报社的餐厅会见顶级编辑本·布拉德利和菲尔·盖琳——这两位对越南战争的批评曾使约翰逊的白宫生活相当痛苦。当时在场的另一位编辑尤金·帕特森回忆说：“坐下来听这小子说话，绝对堪称一个有趣的历史插曲。”当时，陪同林登·约翰逊前往的是他的助手汤姆·约翰逊。汤姆是他在白宫中的伙伴和副新闻秘书，之后跟随他的这位老板去了得克萨斯——后来主管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他为林恩·约翰逊准备用来自我辩护的备用数据及文件。帕特森回忆说，这位前总统“带了一抽屉那么多的文件，因此他只需向后伸出手，汤姆就迅速抽出一张纸给他……他试图在我们动手写他之前扭转他的历史”。午餐是中午开始的，可4个小时后，林登·约翰逊还在滔滔不绝地讲。就在编辑们考虑是否要印第二天的报纸的时候，博尔德夫人打来电话，让她丈夫穿过街道到他们下榻的麦迪逊酒店，她说：“林登，该回来小睡一下了。”

约翰逊并没有在尼克松的政府里担任公职。“尼克松总统非常郑重地派人来询问我爸爸过得怎么样，”琳达·罗勃说，“他真的很想让我爸爸继续担任顾问团的成员。”

然而，约翰逊只参加了梅奥医疗中心的董事会。他作了一些演讲，但琳达·罗勃认为他是无偿作的演讲。“他只是不会以此来赚钱。”1971年，也就是他卸任后两年多一点儿的时候，他一心扑在了他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兼博物馆上。该馆坐落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毗临。

当提到比尔·克林顿时，琳达明显地有些感触。也许克林顿最有名的一张照片——仅次于那张克林顿站在警戒线上向戴贝雷帽的莫妮卡打招呼的照片，当时他假装她只是一名参加集会的人——就是他还是一位16岁的阿肯色州少年时和林登·约翰逊的合影。琳达·罗勃热情地欢迎比尔·克林顿来到他们家，但据她的朋友透露说，她有一点受打击，因为她原以为克林顿会对她的父亲十分感兴趣，结果却没看到他对此有丝毫的兴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查克·罗勃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而比尔·克林顿任阿肯色州州长时，他们两对夫妇曾一同随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台湾。“我必须说，我岳父的这位大女儿从没想过克林顿在赞扬她的父亲时竟一如既往地畅所欲言。”查克·罗勃回忆说。“她原本会很喜欢他的，因为他是她父亲的一些计划和政策的比较明显的支持者。但可惜的是，他赞扬的那位极有魅力的年轻领袖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而不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1973年1月22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得克萨斯州的吉利斯比县逝世。

尼克松的境况也和约翰逊一样，别具一格。特德·索伦森说，不光彩地离职后，“他显然没有其他前总统那样的声誉和影响”。

尽管林登·约翰逊和比尔·克林顿之间有着很多相似，两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都是在失意中离开了白宫，又都那么出众，但有些人还是觉得尼克松和克林顿之间更为相似。保罗·奥法利注意到两人之间有相似的乐观——1962年尼克松失去了州长之职，而在此两年前他因为有人告密而错失总统宝座，也许告密者是从他的合作伙伴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以及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那儿窃得了尼克松的机密的。当时他忧伤过，但在头脑清醒后又恢复过来了。“尼克松在不知不觉中应付了一切……克林顿也是这样。”奥法利说。

对于作家马克·阿普德格罗夫来说，克林顿卸任后的表现集合了卡特和尼克松两人的特点：“尼克松卸任后的种种表现是因为他在一片争议中离开了白宫。为了弥补他在白宫里犯下的罪责，他在卸任后成为了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尽管困难重重，但最后还是被人称赞为……德高望重的年长政治家，而不是失意地被迫下野的前总统。尼克松卸任后的表现是（克林顿的）模板。”阿普德格罗夫进一步争辩说：“因为他成功地弥补了他曾经的过失。”

尼克松变聪明了，他邀请其他一些聪明的或貌似聪明的人到他新泽西州萨德列河畔（Saddle River）的家中做客。对着他们，他小题大做地谈论着美酒，却故意不谈国际问题上的事情。如果世界上的其他人认为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是令人费解的小事的话，那么他们也同样会认为水门事件是近乎无谓的纷扰。拉里·萨巴托将尼克松和克林顿之间的联系看得很清楚，他说尼克松“如果不能在国内发展的话，他完全可以去国外拓展他的事业，主要原因是其他的大部分国家并不觉得水门事件有多么糟糕……他们甚至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尼克松有着极好的机会去恢复他的名誉，因为在外交政策上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乔纳森·阿尔特也认识到了这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尽管他认为两人之间的不利因素非常不同。阿尔特称克林顿是“在其他方面受害的人”，不是像尼克松那样的不利。“他们着手从不同的地方恢复他们的声誉。尼克松没有真的走出去帮助他人，他写书。克林顿可能写了还要多的书，但是他不是以一个作家的方式去尝试的，他是作为一个演讲者和会议召集人……他一直把他自身的角色定位在团结人们，就像他撮合阿拉法特和拉宾进行和解谈判一样。”

杰克·西沃特说，克林顿总统确实和尼克松交谈过。尼克松写了一篇长备忘录，并将其中有关世界纠纷的详细情节送给克林顿看，克林顿看了之后还表示了欣赏。尼克松是用很别致的方式来写他的备忘录的。西沃特说：“关于尼克松你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的家人认为，他就是一个恶棍，但作为一个前总统，他的方式非常有建设性。你写的备忘录非常有思想，真的是只给收件人看；你悄悄地寄给了他，也不向媒体吹嘘你是在给他提建议。克林顿可能读了之后会说：‘嘿，这个家伙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和那些计划对付俄罗斯的人一样认真。’……他读了尼克松的备忘录，记住了它，并从中学到了些东西。”西沃特说，如果是卡特的话，他可能会跑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吹嘘他向克林顿提了建议。尼克松不像他，他这样做了，可是既不居功也不对外宣扬他的贡献。克林顿事后会公开地说，尼克松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向他提了一些“明智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俄罗斯方面的”。在尼克松的葬礼上，克林顿也提到了他和尼克松之间的一通电话聊天和“仅仅一个月前”的一封信件。

在大部分“有身份”的民主党人看来，任何将克林顿与尼克松相比较的言论都是亵渎。林恩·卡特勒认为，尼克松就是“一个恶棍”，一个“试图毁掉整个国家”的人。

“我看不到丝毫的相似。”特德·索伦森说，“尼克松不只是一个恶棍，而且他还是被赶出白宫的，是被迫在任期中途下课的。而克林顿……没有被赶出去……那些所谓的什么尼克松曾邀请人们来参加他的集会，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罢了，根本没有提升他的声誉。那些集会都很私人，我根本就没听过。”

然而，尼克松确有能引起克林顿共鸣的地方，不只是他们都要不断地应付隐藏在白宫内的一些恶魔，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1994年4月22日，理查德·尼克松逝世，克林顿总统当即宣布对其进行国葬。“以尼克松的功绩，他理应受到国葬的礼遇，”尼克松最近的传记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克林顿以水门事件为界，说‘（尼克松）两次任总统，两次任副总统，我们应该为他举行隆重的国葬’。”

所有在世的前总统——里根、老布什、福特和卡特——坐在同一排，使得克林顿与他们比起来显得非常稚嫩。尼克松的主要悼文是由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宣读的：“他站在顶峰，却跌落悬崖。他成就非凡，也饱经罹难，但他从未放弃过。”

克林顿那天的发言不像基辛格那样栩栩如生——《华盛顿邮报》剧评人汤姆·谢尔斯称克林顿的悼词“枯燥而平淡”。但是，在42说到37时有些心酸，在42将要像他一样差点失掉总统职位的四年前。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克林顿说，“尼克松看起来总是坚信人最大的罪过就是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屈服顺从，而且他始终坚守着这一信条……噢，是的，他知道有关他的失败和胜利，人们都抱有巨大的争议。他犯过错，这些错误就像他的成就一样，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但是关于理查德·尼克松永远要记住的一个教训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他是那个时代行动和激情的一部分。他说过很多次，如果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设置新的高度去攀登，他的精神就将衰亡……希望在将来评定尼克松总统的那一天要认识到他一直努力到自己的整个一生和事业的终点。”

比尔·克林顿的朋友不会忘记，在2004年夏末的时候他们差一点就参加了克林顿的葬礼。那次克林顿的手术如果有一丁点儿的拖延，就有可能引起致命的心脏病突发。有人说他还是以前的那个克林顿，他并没有在生病的经历中改变自己，其他人却说他其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克·申科普夫说他感到克林顿“与以往有些不同，看起来更体贴人了……变得不那么巧舌如簧了”。托尼·科尔贺描述术后的克林顿时说道：“他看上去没有以前那么健康，却很轻松的样子……他现在真的很平静。”

很显然他变得更加苍老，看上去也瘦了不少。雷伊·莱斯尼亚克说这些变化使“他感到有一点虚弱”。克林顿的外形比“他吃芝士汉堡时”好多了，拉里·金说，“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大，你会变得有一点驼背。你的身高会减少1英寸”。一位近距离接触过克林顿的记者描述说，他看上去矮了一些，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他的威严好像也少了一些。”

其他人说他们喜欢他的新形象：白色的头发，略瘦的体形。绘制克林顿肖像的纳尔逊·尚克斯说白宫里的克林顿是“又矮又胖的”；后来“好看很多……脸没有那么胖，可能还有一点干枯的感觉；白颜色的头发至少比盐和胡椒粉的混合色好多了”。

尽管在飞机上等候的时候，克林顿还是难以抵挡住一碗立体脆或是油炸玉米饼和格兰诺拉燕麦卷的诱惑，可是他已经对他的饮食加以更多的控制了。在菲尔·斯蒂芬尼的餐馆就餐的时候，他通常会点意大利空心粉和羔羊肉——斯蒂芬尼说他尤其喜爱羔羊肉、鸡肉，甚至是牛排。他不会点添加过奶油沙司的意大利空心粉，而是喜欢在意大利空心粉里加些海员式沙司。

克林顿现在偶尔才会喝一点白酒和葡萄酒，可是，他对健怡可乐的嗜好却一如既往。他也不再吸烟，而是改成了嚼烟，以此来解解烟瘾。时常，他也会玩玩快速帆船。

克林顿对自己的运动养身之道引以为豪——尽管不再跑步了，可是他每天会走4英里的路程。他对前爱荷华州州长汤姆·威尔萨克描述他的习惯时说：“这是一项德国式的训练系统，它包含了平衡和减轻体重的训练；这非常复杂。像对其他的所有事情一样，他对这个系统的细节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很多人认为如果能系上鞋带，骑上脚踏车，而不用走路，就再好不过了，其实是他们不懂其中的道理。”

克林顿的朋友们对他这样的生活节奏都很担心，也担心他不能拥有正常的睡眠时间。“我想听到他睡眠增多的消息。”苏茜·汤普金斯说，“但是……他是一个永不休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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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爱默生认为克林顿这种拼命工作的性格应该追溯到他的孩童时代。“当你遇到某个人，他的双亲中的一位很早就去世了，你觉得最好赶快远离他，因为你很害怕他会伤害你，担心今天会不会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可是现在这位小男孩却变成了我见过的最乐观的人……他不是那种只会坐在那里，嘴里喃喃自语‘我的上帝啊，我明天可能就会死吧’的人，我觉得至少他的一部分动力和能量源自他的心态……我希望他能减慢自己的生活节奏，更多地照顾自己。”但是，爱默生说比尔·克林顿曾对他这样说：“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我不得不继续努力去实现它们。”

2007年，当克林顿帮助他的妻子竞选的时候，他看上去状态很好，感觉也不错。多恩·休伊特称克林顿是“所有人见过的最有魅力的男性，当你和有着这种魅力的美国前总统结婚的时候，实际上你获得了一个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物种”。

2007年1月，在为庆祝希拉里获得参议员连任的接待会上，西蒙·罗森伯格见到了克林顿，“他看上去棒极了……他的身体状况看上去比我最近几年见过的都要好。”

然而随着竞选的升温和希拉里在爱荷华州遭受的耻辱性失败，他开始显得很疲惫，有一段时间他看上去有70岁，而不是61岁。他的头发像他的演讲一样变得乱糟糟的，举止看起来也不再那么优雅，身体好像有一些浮肿，夹克不是很合身，上面的纽扣都绷得紧紧的。在2008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的前一个星期天，哈莱姆圣约大道浸信会教堂邀请他作为他们的贵宾。他坐在牧师后面的一把舒适的椅子上，睡着了。他挣扎着想保持清醒，可是毫无效果，全世界的观众通过视频看到了这一切。《纽约邮报》报道了这一新闻，还附加上完整的视频和照片，他们的标题是“比尔做了一个‘梦’”。

比尔·克林顿预测自己不会活很长。当他离开白宫，准备开始他的巡回演讲时，根据杰克·西沃特的回忆，他曾经说过：“我需要供养我的家庭，因为我的家里人都活得很短”。

心脏搭桥手术让他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他有两次机会，而大部分人一次机会也没有。”克里斯·斯塔摩斯说。两次手术之后，他的朋友们都很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病症会不会复发。“我很确信克林顿总统总是苛刻地对待自己，”托尼·坎波罗写道，“他的健康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我有时在想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脆弱。”

艾伦·索罗门特和爱拉·迈格辛纳有着同样的想法，正如后者经常说的，他们担心克林顿的工作强度和生活节奏——总是在全世界奔走。卢·威斯巴赫向希拉里道出过同样的担忧。希拉里说她和克林顿的医生们都认为他现在做的事情远多于他应该做的。

里昂·帕内塔形容克林顿的生病有着变革性的特点：生病使他“思考起生命的真谛和理想中的生活”。另一方面，帕内塔承认，克林顿又回到了他过去的一些习惯。“他看上去很快就把那些习惯重新捡起来了……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分秒必争的竞选计划表……我只是听着他说……你能从他的声音中听到这些；他已经到了精力消耗的极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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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下旬，克林顿出现在“乔恩·斯图尔特每日秀”上，他说总统候选人需要更多的睡眠，并指出国会都存在哪些问题。他说：“我确实认为剥夺睡眠与今天华盛顿的急躁密切相关。”

第13章

问题是莫妮卡，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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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比尔·克林顿会像卡特那样吗？在任时无法弥补自己的过失，最后不得不面对卸任后的口碑要远好于在职期间的窘境？

“我觉得比尔·克林顿是在步吉米·卡特的后尘，”苏珊·戴维斯说，“他想在卸任后成为一个领袖，一个比他当总统时都更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她不认为丑闻削弱了他的总统荣光——那些丑闻被“夸大了”，她说，“尽管他个人有过失，但你们却是铆足了劲儿来制造他的丑闻”——然而，政治的最鲜明特征就是限制领导人做出重大改变——不管他多么有才能。她说，她赞赏克林顿卸任后的生活，因为“他原本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优哉游哉地打高尔夫球”。但他却没有，“他积极地组织公民行动，热情地号召社会活动，向世人展现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蒂姆·沃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克林顿最终成熟起来了，他最终认识到“摇滚明星”这一称号确实很愚蠢。有人问沃斯，克林顿总是被人们称为“摇滚明星”，他是否认为吉米·卡特会为此而懊恼，沃斯回答说：“吉米·卡特不会想成为一名摇滚明星的……当你想到吉米·卡特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而这也是比尔·克林顿正学着去做的。”

在克林顿总统图书馆开馆典礼上，乔治·麦戈文在介绍克林顿时说，前总统“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成为世界上为减少疾病、贫穷和饥饿做得最多的人”。

有些人嘲笑克林顿的名人身份，认为这是做作，会阻碍他取得成绩，而其他人则认为，在沟通全球化的今天，他的名人身份有助于带动数百万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托尼·科尔贺认为，克林顿是“自前教皇去世以后当今世界上最好认的人”——甚至超过了纳尔逊·曼德拉。

有些人认为，比起做在职总统，克林顿更适合做卸任后的总统。情况似乎是，他做总统时所犯下的错误和遭受的痛苦反而成了他卸任后取得成就必不可少的因素。彼得·哈特形容克林顿卸任后的生活“让人惊讶”。

遭受了病痛的折磨，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克林顿传奇色彩的巨星气质始终如一，其关键就在于他自身的魅力和知名度。是的，他现在看起来更符合他的年龄，甚至还要更老一点。是的，他已经不再幼稚，但他仍然保留着他自身的个性，这让帕特里克·克雷登在拍摄完电影《文字游戏》之后赞赏不已。他和他妻子以及一名助手一起“玩一个小游戏。我们怎么能忽略这点呢？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谁比克林顿更适合让我们去采访呢？我们思考了很长时间，排除了一长串的名字。同克林顿比起来，他们都黯然失色，于是，我们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有人比克林顿更适合参演我们的电影了……如果一个房间里有125位世界领导人，其中也包括比尔·克林顿的话，我敢说大多数人会非常高兴地走向比尔·克林顿”。

克雷登还说，如果这个房间里都是好莱坞的当红明星，克林顿甚至能轻而易举地夺走他们的风头。“即便在场的还有波诺、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托尼·布莱尔乃至纳尔逊·曼德拉，也不会有影响……比尔·克林顿的周围有一圈光环……我亲眼看到过，也亲身经历过，这就是我认为历史会对他很好的原因。”

有些人可能会说，克林顿少年时代历经艰辛，虽然他克服了其中的大部分，但这却埋下了他后来失足的隐患。而且，这些克林顿烦恼不已的遗留问题既不能被洗刷掉，也不能被蒙混过去。人们现在夸赞克林顿做总统做得多么优秀，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因为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失败，让人们失望了。

奇怪的是，很多认识并且喜欢比尔·克林顿的人竟得出了同样悲伤的结论：在克林顿白宫生涯中莫妮卡·莱温斯基和弹劾案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不论未来的时间里克林顿的功绩多么令人惊奇，那也只会提升他作为前总统的名声，而不是当总统时的名声。

最后的结果是，比尔·克林顿老到可以作为莫妮卡的父亲。他拥有所有的权力，所以他觉得他可以玩弄她。他的朋友们有的责怪莫妮卡引诱了克林顿，有的说蒂佩尔·戈尔欠揍，甚至还有人指责希拉里对克林顿不够体贴，没有成为他有趣的伴侣，但事实他们都不是很确定。

“前不久我在想，”多恩·休伊特说，“你说如果没有莫妮卡·莱温斯基的话，那些客死在伊拉克的孩子绝对会活到今天的。莫妮卡·莱温斯基改变了世界。没有莫妮卡·莱温斯基，蒂佩尔·戈尔就不会坚持不让她的丈夫与比尔·克林顿一块拉选。如果他们让克林顿帮忙拉选票的话，他们将会赢得南方的另外两个州……我认为莫妮卡比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改变世界的程度还要大。”

比尔·克林顿的一位朋友和从前的支持者——他现在在奥巴马阵营——带着几分痛苦说：“我真的希望这项工作能很成功。但是你想想，他竟为那样的事情放弃了竞选。如果他在道德上没有有伤风化，公开地……阿尔·戈尔将不会离开他单独竞选，相反，他会和他一起，这样戈尔将竞选成功，我们也将赢得民主党的又一次执政——戈尔总统的任期，世界也将会完全不同。”

佩吉·诺南曾为共和党人写过一些非常重要的演讲稿。2006年12月杰拉尔德·福特过世后，诺南在《华尔街日报》上为他写了一篇悼词。悼词中一字一句都像在指责被残留的名誉迷住心窍的比尔·克林顿。“杰拉尔德·福特作为前总统最伟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说得很少。他不爱出风头……没有任何迹象让你觉得他迷恋于曾经的名誉。对于历史能否记住他，能否记住他的优秀，他不担心也不发愁，同时也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他不用四处证明他有多么正确……一个花费时间担心他遗留问题的人，他遗留的问题往往就是：他过于在意这些遗留的问题……杰拉尔德·福特为他的国家而奋斗。他不放纵自己的愤怒也不沉迷于自己的欲望。最终，他似乎认为，这样的自我放任是胆小无用的表现——不是真正的男人。”

拉里·金比较喜欢比尔·克林顿，他回忆起克林顿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那些日子时说，那时他有一档广播节目，“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正在节目中讨论一个问题，他把电话打了进来，当时我说，‘州长，请问您在深夜两点打电话来有什么事情？’他说：‘没什么大事，不用担心。’人们觉得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我却认为他恰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他没有这个缺陷的话，他将可以比肩杰弗逊、华盛顿以及林肯。”金和很多人一样，对克林顿抱着一样的希望：“历史将会对比尔·克林顿非常好。”

如果历史学家可以设法与他同桌面谈的话，那结果就更显然了。“他不像卡特那样安静，”金恰如其分地说，“你或许对比尔·克林顿极为不满。但让你和他在屋子里单独相处5分钟之后，你就会喜欢上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那样的政治人物。”

卢·苏斯曼是一名非常重要的民主党人士，他曾为克里的竞选活动做资金结算，目前站在奥巴马的阵营。苏斯曼认为，克林顿卸任后所做的一切最终是没什么意义的。让后代人阅读的历史书关注的还是克林顿当总统时的事情，不会记录他去了多少次非洲，抱过多少个婴儿，在克林顿全球倡议（CGI）大会上募集了多少亿。真正重要的还是他作为总统时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的遗留问题将是他的道德问题，”说到这儿，苏斯曼感到很沮丧，他补充说道，“他怎么能沾染一个白宫实习生呢？他本不该陷入这样的绯闻。由此可见，他完全缺乏判断力和自制力。”

希拉里又一次为她丈夫的罪过付出了代价：“我觉得希拉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一位在民主党高层工作的人士说，“但……如果她是总统候选人我就自杀。”

鲍勃·克利福德是比尔·克林顿的另一位支持者，现已转向支持巴拉克·奥巴马。他在谈到前总统时说：“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像体育界的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或全垒打王巴里·邦兹一样。”

这里提到的全垒打王巴里·邦兹，倘若他没有打上那个先是真实后又经渲染的星号——被指控服用类固醇激素——的话，他的本垒打纪录仍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比尔·克林顿虽然被“指控”遭到了弹劾，但他的残留问题也同样打上了星号。（安德鲁·乔纳森和比尔·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遭弹劾的总统，都是被众议院弹劾后由参议院宣判无罪。）

里昂·帕内塔说：“很显然，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里发生的事情给他取得的很多成绩抹上了阴影，我认为这并不奇怪……如果不是他在第二任期中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成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伊莱恩·卡玛克称克林顿是“一个被中断的总统”。自1996年他隆重当选总统后，他利用他的政治资本，修改授权计划，改善社会安全和医疗卫生，改革退休金制度。这些都是民主党人才会做的事情，其性质就像共和党人去开辟中国市场。克林顿“错失了成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真正继承人的机会”，最后他“不得不使用他所有的政治资本来挽救他的总统位子，不让它被弹劾掉”。最终结果是，他本来获得了“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第二任期，却完全被他弄丢了”。

有人问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将来克林顿讣告的第一句是否就是莱温斯基和弹劾案。他回答说，如果不出现在第一句，那么就会在第一段中——不管将来克林顿取得多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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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克林顿在美国大选期间，与老布什辩论时抛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问题是经济，笨蛋！”（IT'S ECONOMY, STUPID！）2008年，希拉里在正式宣布角逐美国总统宝座前，曾将其丈夫的名言加以修改，宣称：“问题是美国梦，笨蛋！”（IT'S THE AMERICAN DREAM, STUPID！）

致谢

一直以来，我丈夫对我都比我对自己更有信心，这次尤其如此。他希望我写这本书，并尽可能在各个方面向我提供帮助，包括牺牲我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和惬意的度假。自始至终，他只有一次表现出了一丝不耐烦的情绪，那次他建议我们立即出去度假，还说对他而言，就算去巴格达也未尝不可。

我的孩子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是我的支撑和慰藉，如果他们说想念我，想和我待在一起，我会觉得他们是真的想我了，也是他们让我觉得自己从事的是有价值的事情。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做了大量采访——其中167次采访几乎是在6个月内完成的——采访中发生的各种逸事让孩子们非常感兴趣，相信读者们也会喜欢。

我还记得那天夜里，思绪纷飞，无法入眠，便开始拜读帕特里夏·奥图尔的《当号声响起：离开白宫后的西奥多·罗斯福（2005）》（《When Trumpets Call: Theodore Roosevelt After the White House（2005）》）这本书，就是在那时，在脑海中萌生了写一本关于比尔·克林顿卸任后生活的书的想法。我曾经写过一本西奥多·罗斯福第一个孩子——爱丽丝的自传，那本书在1988年面世，创作过程中参考了约瑟夫·加德纳的作品：《与荣耀分离：作为前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1973）》（《Departing Glory: Theodore Roosevelt as Expresident（1973）》）。

我对政治和美国的历届总统们有着狂热的爱好，自己收集了大量有关特迪·罗斯福的书籍，但就数量来说，仍不及我收藏的关于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的书籍。比尔·克林顿的生活好像每一寸都被人检查过了，可是我知道，有一部分没有，还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关于他2001年1月20日离开白宫后的生活，关于审判争议、丑闻、误解，特别是戏剧性情节，卸任后的高潮和低谷，等等。

那天天黑之前，我发邮件给我的经纪人弗里普·布罗菲，告诉她我的想法。在那不久，我就开始我的工作，准确地说，是在亨利·法瑞斯的指导之下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共事——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编辑，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我将初稿交给他的时候，他说我的主题过于接近自传。“时间顺序，时间顺序，时间顺序”，他一直在提醒我这些，不论任何时候只要我有随波逐流的冲动，他总会建议我记住地产界的那句格言“地点，地点，地点”。他也坚持认为我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克林顿卸任后的岁月，不允许我经常写他以前的白宫岁月，或是更糟糕的入主白宫之前在乔治敦、牛津、耶鲁法学院和小石城的那些事情。亨利的叮嘱使我在写作时得以抓住重点。并且，可能是为读者考虑，他坚持要我删掉5万多字的篇幅。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说哪些可以精简，哪些字一定不能删掉。

亨利的助手彼得·哈伯德一直很关注我的创作，他也主动帮了许多忙。在本书出版后我期待能有机会和他继续合作。

我的老朋友弗里普·布罗菲做我的经纪人已经有24年之久。我很敬重她的意见，也很敬佩她总是能够抓住重点的能力。书中一两句亵渎的话经常被她发现并及时予以删除。对于像我这样写政治和媒体话题的人，她对这些领域的敏感也让人赞叹不已。她好像认识这一行中的每一个人，并且每个人都认识（并尊重）她。

我也想感谢我在《芝加哥》杂志的编辑克里斯·纽曼。我们从80年代初就开始一起共事。她是我的密友，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编辑。她经常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在堆积如山的新闻剪辑文稿、书籍和未转录的录音带前保持斗志。

与《芝加哥》杂志的图片编辑布里特妮·布莱尔相识是在我为《芝加哥》杂志写人物专访的那段时间，我也很钦佩她的工作。感谢她同意为我的书从事自由记者的图片收集工作。长久以来，在将我讲述的故事转化成直观图片的工作上，她一直是不二人选。她的老板，《芝加哥》杂志的主编理查德·巴布科克告诉我一件其实我早已知道的事情——布里特妮是“一流的”编辑。他也不止一次告诉我——有时候我在我情绪低迷的时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他和所有员工都非常怀念我过去曾给他们做过的特写。理查德·巴布科克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他过人的编辑视角和编辑技巧让杂志社里的每个人都受益匪浅。

作者照片是由兰迪·谢帕德拍摄的，如兰迪已经知晓的一样，比起拍摄，我更情愿去转录录音带。非常感谢她，她的才干和耐心使得这张照片得以完成——你可以在书上看到——在我身上的拍摄都已如此杰出，你可以想象她在别的作品上该有多么了不起。感谢基德·诺瓦萨德在我的网页上的设计，改进和扩展上所付出的努力。您也可以登录carolfelsenthal.com自己查看。

同样感谢劳里·麦基这位细心聪慧的审议编辑在稿件的每一行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也感谢凯瑟琳·埃里克森在法律问题上的帮助。

最后，感谢所有就比尔和希拉里的主题和我交谈的受访者，感谢他们同意记录所有资料，也感谢那些接受采访而没有署名的人们。尽管这一对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夫妇未能如愿重返白宫，比尔·克林顿还将继续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男士”，希拉里也永远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