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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史记


盗墓史记 第一部分
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1)
　　盗墓是丑恶的现象，奸尸令人发指历史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人类足迹，是过去时代古代文明和重大往事的真实记录，是对人类每一个具体成果、每一个特别事件的还原写真。中国是一个历史十分悠久的文明古国，忠于史实的中国史官有敏锐的眼光，有直笔修史的优良品德，有记言修书的好传统。中国的史籍浩于烟海，仅仅26部正史就十分详细地记述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成果和历史瞬间，让后人得以知道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的人类辉煌和发生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人间往事。
　　中国古代有专门负责文字记录的官员，人们称为史。史字是象形字，在甲骨文、金文之中经常出现，其象形之体，表明是右手持物，意思是作为史官，必须忠实地记录历史。汉学者许慎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史在中国古代，是专门保管、研究和书写的官员，就是所谓持册、持书、写书之人。王国维说：史字从又，持中，义为持书之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官。
　　三代以降，直至清代，史官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史书成为仅次于儒经的一类藏书，成为中国历代藏书之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历代朝廷之中皇家收藏之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之中居于重要地位的藏书。被历代皇帝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十分庞大，可谓汗牛充栋：《二十五史》之中，字数最少的史书是《陈书》，大约20万字，字数居中的是《明史》，大约300余万字，字数最多的是《清史稿》，大约500万字。正史一词，最早见于梁目录学家阮孝绪之《正史削繁》。正史之称，有三史、四史、七史、十一史、十三史、二十一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说。
　　正史是史官对历史的如实记录，有些史官为了忠于自己的良知，为了历史的真实，赴汤蹈火，遭受酷刑，也在所不惜。人类真实的、可信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史官的记述之中变得鲜活起来。同样，对历史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探究，以及任何一次对不可知领域的深入解幽和探秘活动，都是每一个文化学者对历史的一次梳理过程，也是一次较为专业而系统的考古挖掘——正是通过这种记录和挖掘，人类的文明得以记录，文化得以传承，真相得以还原。
　　人类对过去历史的探究是坚定而持久不懈的，是深刻而广泛的，汗牛充栋的史料就是证明。然而，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有一块圣地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这块圣地就是人类最后的归宿之地：坟墓。是人类真的忽略了这块土地？不是，是文化使然。中国有十分完备的墓葬制度和丧事礼仪，但在中国的文化之中，人死之后的灵魂是神圣的，也是具有某种神密的力量，对鬼神必须敬而远之。从圣人孔子到偏远乡绅，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对鬼神和灵魂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仿佛一生下来就根植在他们的血液之中。事实上，中国人对祖先的坟墓，对亲人的尸骨，看得比任何神灵都重要，都神圣，绝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不敬和亵渎。
　　可叹的是，在人类漫长的揽幽探秘的历史考据活动之中，出现了一种极其丑恶的现象，这就是盗墓。盗墓之所以丑恶，原因有三：一是惊扰死者，是对死者及其亲人人格尊严的践踏和侵犯；二是破坏古物，是对坟墓之中随葬物的空前浩劫和无情掠夺；三是损毁遗存，是对不同时代文明遗存的肆意损坏和恣意摧毁。最为恐怖的是，在人类一次又一次丑恶的盗墓活动之中，竟然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奸尸现象！
　　在中国官方认可的正史之中，有关盗墓的记载不绝于书，而关于奸尸的描述也层出不穷。最令人震惊的奸尸事件，莫过于西汉末年赤眉军农民奸污中国第一位女皇吕雉尸！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记录在《后汉书·刘盆子传》中：赤眉军是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他们贪图财物，所到之处，大肆抢掠。京城洗劫一空之后，起义军纵火焚烧宫室，扬长而去。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南郊，兵马极盛，号称百万，声震四野。刘盆子乘坐着帝王之车，驾着三匹骏马，纵横奔驰，身后跟随着数百精骑。他们从南山直奔城邑，在郊外与更始将军严春展开激战，尸横遍野，最后，大败严春。他们占领安定、北地，来到阳城，突然，天降大雪，寒风剌骨，冰天雪地，许多起义军在冰雪中冻死。他们两眼血红，满腔仇恨，浩浩荡荡地回到城郊帝陵，疯狂地挖掘皇帝、后妃陵墓。他们惊奇地发现，汉高祖皇后吕雉的尸体，由玉匣装殓，珠宝如山，尸体鲜活如生。起义军疯狂了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奸淫了吕雉的尸体。
　　 
                  
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2)
　　这段史书的记载，委实恐怖，令人心惊肉跳，但未必真实。因为，一代女皇的吕雉，去世之时已经60多岁了，应该称得上是老妇人。她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距西汉末年有200余年，一位260余岁的老妇人，能鲜活到哪里去？奸尸的行为可能有，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农民起义军侮辱和践踏吕雉的尸体以泄满腔怨愤。
　　宋代大学者司马光用了20余年的时间，编纂了一部惊世之作《资治通鉴》，他的眼睛都编瞎了。令司马光欣慰的是，这部史书，是公认的一部信史。这部书中，记载的盗墓贼奸淫冯贵人尸体一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冯贵人是东汉第10位皇帝汉恒帝刘志的宠妃，美艳如花，恒帝视为天下绝色。当时，皇后是窦氏，势力强大，朝廷由皇后为中心的外戚专权。掌握兵权的权臣梁冀，毒杀了9岁的汉质帝之后，扶持15岁的刘志登上皇帝的宝座。刘志做了22年的皇帝，不理政务，一味痴迷于女色。后宫之中，美女如云，多达6000人。花蕾般的冯贵人，就是众多美女中的花魁。可惜，红颜薄命，正是花季年龄的冯贵人，不幸病死。大约70年后，汉灵帝刘宏执政。这时的东汉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盗贼四起，烽火连天。一批盗贼惦记着皇帝、后妃陵，盗掘了冯贵人墓。挖开坟墓，盗贼们目瞪口呆：美丽如花的冯贵人依旧玉手如葱，美艳照人！他们不禁摸摸她的手，竟然发现还有点温热。他们喜出望外，如醉如痴，就轮奸了冯贵人尸！
　　盗墓是人类一项最为不耻的行为，但许多人认为，这是最容易发财、最为惊险刺激的一项活动。许多盗墓者觉得，在所有的职业之中，盗墓是最为有利可图的职业之一，他们感觉十分有趣，他们愿意为之冒险；他们为利益所驱使，也乐于为之冒险。人生在世上，生死至大，入土为安。可是，盗墓者却在月黑风高之夜，打死人的主意，半夜三更地挖死人的“坟墓”，惊扰长眠在地下熟睡的人。这种行为，简直是没有人性，也缺德透顶。
　　探究盗墓史多少年来，别无所好，就是喜欢看书，喜欢看好书。我经常逛书店，也常常看见书架上展示的畅销书。前几天，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师永刚先生推荐的新作，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这样，《盗墓史记》的书稿，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欣赏作者倪先生的文字，喜欢他文字之中游刃有余的穿透力，更令我惊喜的是，这是一部探究盗墓史的佳作。
　　盗墓和探究盗墓，是有很大区别的。盗墓是丧失人性的行为，对陵墓的破坏性极大，挖洞盗坟，既对坟墓中的古物和尸体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也是对尸体及其亲人尊严和感情的亵渎和践踏。这是世间最下流的勾当，也是世上最可耻的行为。探究盗墓，则是借盗墓人的一双黑手，轻轻地掀开尘封在地下数十年、数百年的墓葬文化，探究的是墓中主人的生活和足迹，挖掘的是一段特殊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历史功过，展示的是坟墓之中所埋藏了数百年的人文风物和文化宝藏，厘清的是不为世人所知的个人隐私和历史谜案。这是对墓葬文化的探索，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因此，探究盗墓史，趣味无穷，价值无限。
　　中国历史上最疯狂的盗墓狂人，恐怕就是伍子胥先生，这位旷世奇才，恨死了楚平王，在他功成名就之后，特地将楚平王的尸骨从坟墓中拖出，疯狂地鞭尸三百，以泄私愤。春秋时期，没有发迹的齐懿公与人争夺田产，以失败告终，一直耿耿于怀。后来，齐懿公登上了国君宝座，他立即吩咐侍从，挖掘仇人的坟墓，剁下坟墓之中仇人的双脚以解恨。相比之下，游手好闲的汉广川王刘去，心里坦然得多，他四处游荡，挖坟盗墓，仅仅是为了好玩而已。南朝之时，陈叔陵挖掘坟墓，也只是因为，喜欢看死人的骨头……。
　　《盗墓史记》专设人物篇，揭示了历史上最疯狂的十二大盗墓狂人。
　　《盗墓史记》以清新的文风，展示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盗墓行为和令人恐怖的盗墓贼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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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令人发指的盗墓活动(3)
　　《盗墓史记》游离在正史和野史之间，剖石为玉，大浪淘沙，再现了一幅幅夜幕之中盗墓过程之中的恐怕画面。
　　《盗墓史记》的作者是一位资深文化记者，对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十分关注。从他的文字之中可以看出，他看了不少书，对历史，对古物，对盗墓，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至于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部书的真正价值何在，答案就在书中，也在读者的心里！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专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副馆长向斯2007年月12月18日于北京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1)
　　一、“墓”的变化提起盗墓，不少人或许会想起野蛮、龌龊、肮脏、缺德这些不雅的词汇。实际上，盗墓背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盗墓的出现，是因为有墓。
　　与“墓”意思相近的，还有“坟”、“茔”、“丘（邱）”、“冢”、“垅（垄）”、“土”、“培”、“堬”、“垜”、“山”、“陵”、“寑”等十多种叫法。
　　“墓”，大概是最为原始、正宗的概念了。笼统地说，墓是用以放置尸体或其残余物的固定设施。在考古学上，常会把“墓”与“葬”相提并论，言之为“墓葬”，可见墓的古老和重要。
　　“墓”的本义有多种解释。《说文》称，“墓，丘也。”《广雅》谓，“墓，冢也。”《论衡·讥日》直接说，“墓，土也。”更有学者从字音上进行解释，清代乾嘉学派的中坚人物段玉裁称，“墓”就是“慕”——“孝子所思慕之处。”
　　但“墓”与“坟”、“冢”、“丘”、“陵”等，在古代有相当大的差别。
　　凡掘坑穴葬，盖土与堆平，不植树者，方叫“墓”，“墓”中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的早期丧葬观念——“不树不封”。
　　“坟”，则是与“墓”相对的。虽然现在大家通常把“坟墓”放在一起使用，但在先秦以前，两者区别明显：葬穴积土成堆，才叫“坟”。即《方言》所谓的，“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而高大者谓之坟。”而坟的本义就土堆子，《礼记·檀弓上》称，“古也，墓而不坟”，就是这个意思。
　　“冢”的本义，《白虎通》称“大也”。后来的意思则变成了坟，但《说文》称，“冢者，高坟也”，即封土高大的坟。上面的冖 表示地下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故从冖。
　　“丘”，本来指坟堆，即堆在葬穴上的封土，与此有相同概念的，还有“垅”，垅与“垄”相通。《汉书·楚元王传》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意思是，尧当年葬于济阴，其墓的封土很少，地面的坟头不大。
　　“墓”与“坟”、“冢”、“丘”意思上的不同，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早期人类的等级差别。普通人家的葬处可说是墓，也可说是坟，但“丘”则非下层民众可用。《周礼·春宫》称，“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大概意思是，死者下葬后，墓上封土的高底和植树的多少，与其生前的地位相一致，否则是越礼。王公级别的才叫“丘”，如苏州著名的虎邱斜塔，即因吴王阖闾之冢所在而得名。
　　墓中的更高等级，则是“山”和“陵”。
　　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渭水》（卷十九）有这样的文字，“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陵”的本义是指高大突兀的山丘，后来则逐渐成为皇家坟冢的专用名词。其衍变过程就是指坟冢的封土越来越高大，最后到了堆积成山的地步，这非帝王不可为，所以只有帝王才能把墓造得如山一样高大。
　　但早期的“陵”，也可以是王公们的坟冢。《史记·赵世家》（卷四十三）称，“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十五年，起寿陵。”清代学者顾炎武据此考证，肃侯的墓是高坟大冢，其也称“陵”，可见“陵”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且是诸侯可以使用的。
　　更有学者考证，在此前的春秋时期，已有了“陵”的概念。但在刘姓定下汉家天下后，特别是汉高祖刘邦的坟冢称为“长陵”后，“陵”就不能乱用了。只到今天，一般人的墓仍不可称为陵，蒋介石在台湾去世后，其葬处才叫“蒋陵”。
　　“寑”，是陵的最高级别，寑本身并不是尸体所藏之处，是附属建筑，一般认为是“陵上的正殿”。
　　“寑”原指正规的起卧房间，即“寑室”，成语“寿中正寑”中的“寑，即取此原义。帝王所居之处则叫“寑宫”。而帝王死后去阴间仍想当皇帝，自然其魂灵依附的尸体所藏之处，也要造得如生前的宫殿一样，于是有了“陵寑”，这一专指帝王坟墓的特定称呼。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2)
　　从“墓”到“陵”的一步一步变化中，可以看出人类从蛮野向文明的进步过程。而这一过程中的发展主线——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出现、确实和强化。
　　墓“不树不封”，地面无留痕迹，子孙也找不到。所以当早期是没有扫墓、祭祀概念的。这一习俗在蒙古人身上一直有体现，在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死时，都还是秘葬，地面不留标记，以致一直到现在，成吉思汗的葬处都没有被人发现。
　　“不树不封”的另一面则说明，早期人类的情感相对是淡漠的，或者是狠心的。
　　在生产力水平低，活人生存都颇艰难的环境下，对死人的照顾自然也就顾不上了，不可能更多地去考虑感情，去考虑生死离别。后来，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有了积余，活人对死人就开始“怀念”了，而且感情越来越深厚。
　　这种“怀念”，就是感情的一种升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除了“墓”的概念有变化，墓的形制也同步被强调了，如帝王陵寑，由“封土为陵”逐步发展为“因山为陵”。
　　墓址的选择，不再像早期那样，随便找个地方安置，而是讲究“风水”。
　　晋代堪舆大师郭璞在《葬经》称，“夫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此“风水观”对后世，特别是帝王陵寑选址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人家，也要请风水先生相墓，寻一块可以旺子旺孙的吉地下葬。
　　墓也不再是死后匆匆挖筑，而是生前就开始营造了。
　　如始皇帝嬴政的秦陵，至其在东巡途中病死时，仍未完工。《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初继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参与造陵的犯人就达70余万，可以想见其规模的巨大和形制的复杂。
　　二、“葬”的不同“葬”，是一个会意字，从“死”，指人死后盖上草席，埋藏在丛草中。可见，古人死后，只是草覆盖后简单埋葬，没有使用棺椁一类葬具的说法。
　　著名考古学家王仲殊认为，“人类将死者的尸体或尸体的残余，按照一定的方式放置在特定的场所，称为‘葬’。”后来，葬泛指处理尸体的不同方式，如土葬、火葬、天葬、二次葬等等。
　　“葬”音与“臧”相近，古义“臧”与“藏”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葬，就是收藏尸体，《说文》就是这个观点。《礼记·檀弓》称，“葬也者，藏也。”《荀子·礼论》称，“故葬，埋敬藏其形也。”都是这个意思。
　　与“葬”经常搭配起来使用的字，是“丧”——丧葬。
　　“丧”者，伤也。为什么要悲伤？因为有人死了。所以“丧”的小篆字形，上面是“哭’,下面是“亡”，表示哭已死去的人。因此，《说文》解释，“丧，亡也。”
　　葬，有薄葬与厚葬之别，构成了活人对待死人态度的全部。
　　人类最初或许并没有葬的概念，后来挖坑埋掉，身上盖点杂草、草席什么的物品，才有了原始的“葬”。而这种原始的“葬”，一直贯穿于人类生活中，至今家贫无力办亲人葬事者，还是这种处理方式。
　　明太祖朱元璋在当皇帝前，家中一贫如洗，其父亲得了瘟疫死后，就是用草席包裹了一下，与其兄抬到乡人施舍的一块荒地上，草草埋掉。因为这个原因，朱元璋后来想迁葬，都不方便，最后刘基称迁墓会影响风水龙脉，朱元璋正好作罢。
　　从考古发现来看，情况确实是这样。
　　1977年，考古专家在河南新郑市新村镇裴李岗村首次发现和发掘出了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裴李岗文化。在一处氏族家族墓地中，共发现了114座人类早期墓穴，墓穴简单，不见葬具，随葬品也很少，甚至没有。即便有点随葬的物品，也仅是磨盘、磨棒、石斧、石铲、石镰、陶瓶、陶罐一类早期生产、生活用品。
　　这些考古发现也证明此时的中原地区已开始走向初步的文明，原始农业文明时期。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3)
　　据宜昌博物馆公布的资料，1998年11月，在三峡工程建设中，于三峡库区归县旧州河古遗址，考古发掘了两座距今4000多年的原始社会墓葬。其中，二号墓为腰坑墓。这两座墓资，均为同一时期的土坑坚穴基，距地表深3米左右。其中一号墓坑长2米，宽0．78米，人骨架保存较好，骨架长1．64米，葬式为侧身屈肢，头向南，不见任何随葬品；二号墓坑长2．12米，宽0．85米，深0．4米，人骨架保存放好，骨架长1．65米，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向北，随葬有陶罐、陶钵、陶碗、石铸等6件随葬品。
　　人类早期这种丧葬方式，可以看成是“薄葬”。
　　与“墓”的概念往后出现变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薄葬”之后，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出现对尊贵死者的追崇，特别是后期“国家”和帝王出现，葬事开始复杂了。
　　与墓有级别一样，葬亦有了等级——葬厚流行，就是等级的反映、彰显皇威的体现，是“事死者如事生”观念的具体化。
　　中国最早有记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其后是商、周。这个时期的贵族墓葬就很不一般了。各种精美随葬品的考古发现，证实当年的葬事是如何如何地讲究，厚葬是如何如何地严重。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妇好墓”便十分豪奢，是这个时期厚葬的代表之一。
　　现已证实，妇好是乙辛周卜辞上记载的武丁的法定配偶妣辛。此墓未被盗掘过，出土的随葬品多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有468件，品种几乎含盖了过去殷墟中出土的所有青铜器种类。有两件大方鼎，大小仅次于中国目前已发现的体形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墓中还有755件制作工艺很高的玉器随葬品，还有绿松石、玛瑙、水晶、象牙等许多宝石。
　　之后的春秋时期，“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时“礼乐崩坏”，时人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史载，当时的齐国、宋国葬事逾制，导致厚葬之风盛行。
　　到了秦汉，厚葬被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其随葬物品多得装不下，据称所随葬的财富为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后汉书》记载，当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攻占长安后，焚烧了皇宫，又“发掘诸陵，取其宝物”。茂陵中的随葬品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
　　后世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帝王本人，都对如此的厚葬作法提出了反对。如魏武帝曹操、汉文帝刘恒、唐高祖李渊、明太祖朱元璋生前说提倡薄葬。曹操还身体力行，死后不随葬金银宝，陪以瓦器，连“送老衣”都是生前身上穿的，即所谓“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三、“盗”的反复“盗”，原意是看到人家的器皿就会贪婪地流口涎,存心不善。
　　《荀子·脩身》中称，“窃货曰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也有定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窃货”、“窃人之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偷东西。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能算偷”，实乃是一种诡辩。偷乃小人之举，所以庄子说，“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
　　大者盗国，小者盗墓。两种行为中都是“盗”，但不同的是，前者是偷活人，后者是偷死人——发死人之财。
　　从盗墓史是来看，盗墓的动机大概有四类：图财、报复、游戏、巫术。
　　盗墓最原始动机，似乎并不是为了财，应该源于报复——对仇家和政治对手的报复。试想，最初的墓里空无一物，盗之何用？
　　盗墓史上那么多“辱尸”现象的出现，不少与报复是绑捆在一起的。盗墓狂人伍子胥，就是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才掘开了楚平王的墓，“鞭尸三百”。
　　春秋时期的齐懿公在与邴歜争夺田产中失败，后来当上了国君，把邴歜的墓掘开，拖出尸体“而刖之”，就是把他的脚从他的尸体上给剁了下来，以示惩罚。
　　为了报复，有的还把尸体挖出来，与兽骨一起焚烧，深化辱尸的目的。据《明史》记载，大盗赵鐩把明臣焦芳祖先的尸骨从坟内盗掘出来，与牛骨马骨一起焚烧，羞辱焦芳。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4)
　　最有意思的报复出现在隋初人王颁身上，把仇家的尸骨头烧成灰搅到水喝了。他听说父亲王辩让南朝陈高祖陈霸先杀了，悲痛欲绝。陈灭亡后便欲去掘陈霸先的万安陵。陈陵很大，一夜恐怕掘不开，担心事情败露。于是王颁喊上其父亲生前手下的士兵一千多人，“诸人请具锹锸，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
　　但盗墓最主要的动机还是图财，持这种动机的应该是正宗的典型的盗墓者。
　　曹操当年没有军晌时，便是靠盗墓来维系军队供给的。曹操这个盗墓狂人，是中国历史第一个设置盗墓机构的人。其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盗墓业务”，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汉梁孝王刘武的豪华墓冢，就是曹操派人给盗掘的。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
　　无独有偶，本为宋臣的刘豫降金后，于公元1130年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齐。刘豫与金人合伙掘毁北宋帝王陵，他好象盗墓盗上了瘾，效法曹操，设立“淘沙官”专事盗墓，将境内的古冢旧坟一掘干净，给河南中原一带的陵墓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可以说是一次灾难。
　　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对清东陵下手，也是对陵中的随葬宝物馋涎欲滴。盗得的宝物价值连城，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从慈禧口中的夜明珠，还有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据说分别送给了民国要人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让人痛心的是，更多的被盗文物如今不知流落何方，无法找回。
　　盗墓有官盗和民盗之分。曹操、孙殿英之类属于“官盗”，而更多的盗墓者属民盗，其数量无法统计，只能用多如牛毛来形容，有不少民盗靠盗墓发家致富。
　　清光绪年间举人徐珂辑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里，记载的广州盗墓高手焦四，便是盗得一座陪葬丰厚的古墓，一夜暴富。至如现在我们身边的不少文物贩子腰缠万贯，背地里也是靠“盗”。
　　在几种盗墓动机里，比较变态、或者说另类的，是游戏和巫术。
　　汉广川王刘去，就是游戏盗墓者的代表。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国内冢藏，一皆发掘”。刘去不缺吃不缺花，盗墓图的是乐趣，凡与他一次盗墓的，谁盗到陪葬品属于谁，所以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帮这样的“玩主”。
　　比刘去变态的是南朝时陈宣帝陈顼次子陈叔陵。陈叔陵是一个极其好色之徒，不论是少妇，还是未婚女孩，只要有点姿色，他见到了就要霸占。他还有一种怪癖，喜欢玩弄死人骨头。《南史》（卷65）记载，陈叔陵“又好游冢墓间，遇有茔表主名可知者，辄命左右发掘，取其石志、古器并骸骨肘胫，持爲翫弄，藏之府库。”
　　因为信奉巫术导致的盗墓事件，在史上也不鲜见。明正统年间，山东济南一带民坟被盗现象很严重，原因是当地流行一种巫术——“打旱骨樁”。遇到大旱之年，当地人便认为是死人得罪了上天神灵，要把刚死下葬不久的坟墓掘开。旱骨樁的“打法”很野蛮，就是“伐新葬冢墓，残其肢体。”
　　但在实际盗墓事件中，盗墓动机往往并不是单纯的，都比较复杂。如楚霸王项羽，其兵在盗秦陵时，便有报复和劫财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军干的盗墓事件中，盗墓者也都带有多种情绪。《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汉末赤眉军盗墓西汉诸陵时，“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把陵中陪葬品取走不去，还要“奸尸”，令人发指。
　　除了上述四种原因外，因迷信风水而引发的盗墓事件也很多，详见书中相关章节，在此不再赘言。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5)
　　四、盗墓“冲击波”
　　盗墓，是一个历史十分久远而古老的行当，直到今天，盗墓依然兴旺，“冲击波”不断。
　　在中国盗墓史上，伴随着每一个朝代的兴亡，盗墓的行动也会出现起伏。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出现过多少朝代更替，就有多少次盗墓高峰。其中以这么几次最为明显，造成的破坏力最大。
　　第一波在汉魏之间。这一次的盗墓可以说是“官盗”、“民盗”交织在一起进行的。这次盗墓高峰遭受最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冢和西汉帝王陵寑。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十分成熟，随葬的青铜器多我。时西汉政权一度允许私人制造钱币铜钱，青铜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多原料铜从哪来？民间想到了盗墓，发掘古冢内随葬的青铜器物。如今天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古冢，几乎没有未被盗过，“十墓九空”，这波盗墓之风应该脱不了干系。
　　两汉消亡之后的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间盗墓蜂起。期间的盗墓在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里均都有反映。如干宝的《搜神记》，便记述了多起盗墓事件。史书记载的“李娥因盗墓而复生”的故事，在书中也有反映——汉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县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第二波在唐宋间，以对唐、北宋帝王陵的破坏为最。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兴旺时期在李姓大唐王朝。由于国力的强盛，创造的社会财富空前增多，达到了历史之最。唐帝王“关中十八陵”，东西绵延三百里，便显示出了盛世的背影。在厚葬之风的推动，唐帝王陵的随葬品十分丰厚。这给后来盗墓事件的发生，留下了伏笔。
　　果然，在大唐王朝尚未“断气”的时候，便有盗墓者盯上了唐陵。《资治通鉴》上有这样的记载，昭宗李晔乾宁二年（公元895年）开始发生“侵犯帝陵”事件；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简陵遭盗。简陵是李晔父亲懿宗李漼的陵寑，僖宗李儇（李晔第五子）乾符元年，即公元874年2月葬入，仅仅28年，还是其儿子在位时就遭盗掘了，可见当时的盗墓者是何等心切。
　　随后的“五代十国”，唐陵遭受了毁灭性的全面的盗掘。
　　唐末节度使温韬，五代时梁国人，把唐陵盗得几乎一个一剩。幸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因反盗工艺做得好，避过一劫。《资治通鉴》记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王羲之的书法圣迹《兰亭序》，陪葬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在温韬盗陵后，就再未在世上出现过。
　　金人对北宋帝王陵的破坏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件悲惨事件。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宋太祖赵匡胤生前选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皇帝的尸骨让拖出陵外“晒尸”。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也都未能逃脱。
　　第三波当是明清时期，“民冢”被盗掘的情况比较严重。比较著名的盗墓事件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借着乡民盗发唐奸相李林甫妻墓的由头，宦官陈奉“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但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大的盗皇陵事件在这个事情比较少，传说最多的是清乾隆皇帝盗明陵，“偷梁换柱”。在清末“民盗”，竟然是不少文人干的。其以考证历史为由，将所能掘开的名墓都掘开，“看个究竟”。
　　而在民间，靠盗墓为生者也多。如上文中提到的广州盗墓者焦四，就是这个时期的人。在明文人冯梦龙所撰的“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喻世明言》卷14）故事中，便出现了一个特殊人物朱真，家中有“祖传之物”的盗墓工具，就是靠暗里盗墓谋生。
　　 
                  
引言 盗墓背后的文明(6)
　　第四波当从民国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主力是“官盗”中变种出来的“兵盗”或说“匪盗”。在这一波盗墓风潮中，最著名的人物有：军阀党玉琨，盗掘陕西宝鸡斗鸡台周、秦两代古冢；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中的慈禧陵、乾隆的裕陵等；土匪王绍义、黄金仲，盗康熙的景陵、同治的惠陵等。
　　1949年以来，盗墓现象被严厉遏制，与中央政府的严厉打击不无关系。但对一些陵墓也有一些抢救性发掘。其直接原因就是盗墓事情的不断发生，由于不少陵墓已让盗墓者挖开，或是已被盗过，只得进行抢救。
　　湖北钟祥境内有多座明王陵，这引起了现代盗墓者的注意。明郢靖王陵，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被抢救性发掘，曾七次被盗墓光顾。有的盗墓者使用军事用炸药“炸墓”，最严重的一次把地宫券顶都炸坏了，最深的盗洞达8米，差点就挖透了。在这种无法继续保留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只好批准挖掘。让专家惊喜的是，此墓系被盗未遂，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盗墓现象在“文革”时期出现一个小高潮，各地的农村“向死人要地”，进行农田整改，存在好多的古墓荒冢，全给平掉了。不少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挖掘了。
　　目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建设运动，农业现代化、老城区改造，新城池扩延……到处是基建大工地。过去的的荒郊野岭建成了“高档别墅区”，从前的臭水沟变为养鱼塘——古人的长久安眠之地被隆隆的打夯声震裂了。2007年12月1日刚抢救性考古结束的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这座已熟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就是当地人取土时露出来，然后被文管部门发现的。
　　这一波的危害不容小视。由于国际文物市场持续走高，文物走私活动猖狂。各地目前不断出现的盗墓“新闻”，应该是这种“需求”的最直观信号，值得关注！
　　五、期望坟墓，这类地下财富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盗一座少一座，毁一处坏一处。而古人为了防止盗墓，曾想出了形形色色的反盗墓招术。
　　如曹操“七十二疑冢”式的潜葬，河南上蔡县郭庄楚墓的“积沙积石”，长沙马王堆汉墓的“伏火”，秦始皇嬴政陵中的“伏弩”，成吉思汗死后的“殉杀活口”……甚至还想出了留下“绝命咒语”的怪招，阻击盗墓者。
　　但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在盗墓已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这些凝结古人智慧的反盗墓招术，如同地下的尸骨一样——腐朽了，一钱不值。
　　人类和盗墓者应该如保护环境一样，去审视、反省自身行为。千万别到了古代文明被毁损差不多的时候，才说——“我们早该保护古墓了”！
　　 
                  
盗墓史记 第二部分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孔仲尼这句话对盗墓来者说，亦然。
　　提起盗墓工具，不少读者可能会想起“洛阳铲”。实际上，“洛阳铲”仅是在洛阳、开封、西安一带这些黄土地上使用较多的盗墓工具，而且发明时间较晚，并非通用型盗墓利器。
　　能够成为盗墓工具的东西实在不少，花样多多。
　　钁、凿、锹、铲、斧、镐、镦、镞、锥、镰、锄、刀、竹签、竹筐、木杠、粗麻绳·····这些人类常用的生产、生活类工具，都可能盗墓者的作案工具。问题是，看你怎么用？如同屠夫宰猪、疱丁解牛，还要看你会不会用。
　　襄王冢“穿凿三日乃开”
　　“广川王发冢”的故事被多部言奇作品记述，曾有多座春秋战国时的古墓让刘去给盗掘了，其中有一座是魏襄王的。
　　“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户，无扇钥。石床方四尺，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扇有关锁，扣开，见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能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少不能开，乃止。”
　　此段记录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透露出来的盗墓信息相当丰富。特别是反盗手段多样，一是，用铁水浇灌墓穴，这种方法为后世的帝王延用，如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乾陵，即是用铁水封死通向地宫的入口的；二是，用有毒气体或物质置放墓室，“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反盗墓手法，详见本书《反盗篇：机关重重的古代古代陵墓》）。另外，葬制独特，以石人替代人殉；葬具高级，使用犀牛皮包裹棺材。
　　这些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情报是古人盗墓的方法和工具：“穿凿”、“刀斫”、“锯截”。从中可以看出，刘去的手下至少使用了三种工具，铁凿、钢刀和锯子。
　　刘去这种盗墓并不具备典型性，他所盗墓的地址位于其属地，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开行为，所以敢肆无忌惮。实际上，盗墓行为是一种最受社会道德谴责的现象之一，绝大多数情况下要偷偷摸摸的，不可能又凿又砍，还要锯的，不然就是是抢了，非给当地百姓或后人打折腿不可。
　　到底是谁盗墓发明了“洛阳铲”
　　用那些专业的盗墓工具，目的是为了加快盗墓速度，提高成功率。再者，在中国的墓葬史上，一度流行“不树不土”秘葬制，加上几百年来风雨侵蚀，自然和人为的改变，不少古墓在地面上的痕迹荡然无存。所以除了刘去那样有明确的盗墓目标外，一般情况下都要盗墓者自己去寻找，去判断坟墓的等级和陪葬品的多寡。
　　所谓“洛阳铲”的出现，就有这种想法在内。
　　“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一带盗墓者使用的铁铲子。实际上，现代盗墓者（包括考古学家）仍在使用的“洛阳铲”历史并不长，不过百十来年历史。
　　在洛阳一带流传着这样的一个盗墓故事：当年洛阳城郊马坡村村民李鸭子去赶集，见路边有人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子在挖洞插棚杆，很好使，一铲子下去就能挖尺把深。让李鸭子没有想到的是，这种铲子拨上来后，还能带出不少下面的土。
　　这个偶然发现，让李鸭子惊喜不已。李鸭子为什么惊喜？原来其暗里一直在做着盗墓的营生，这种铲子无疑可以给他找墓、盗墓带来更多的便捷。于是李鸭子灵机一动，照葫芦画瓢，回家请附近的铁匠照着样子打开了一把，果然好用，盗墓的效率和成功率大增。这种铲子就此在洛阳一带的盗墓者中使用开了。
　　但“洛阳铲”到底是不是李鸭子发明的，目前并没有人能直接证明，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但不论发明者是谁，洛阳铲的贡献还是蛮大的，甚至为官方文物考古工作者使用。（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尽在 未知部落 www.wzbl.net）
　　实际上，洛阳铲并非什么秘密武器，主要因为盗墓者在使用，而这一族又是见不得灯亮的“地下工作者”，所以被弄得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就是古代盗墓者常用的长条铣、瓦形铣、连箍铲的变种，或者说是“改进型”。其体窄窄的，纵断面呈半月开状，铲头锋利，树根什么的一触即断。一般常见的铲长三十公分，直径六公分左右。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2)
　　在大陆“人民公社”时期，这种铲子一直存在是农民常用的挖沟工具，使用范围甚广。大陆六七十年开展农田整治运动时，不少地区还作过推广。如在苏北，当年一般农家都有这种工具，叫小筒锹，开挖窄沟，省劲省时，效率高。但稍有区别的地方是，洛阳铲弧度更大些。笔者小时候生活在苏北乡下，大人干完农活回家后，便会拿着放在一边的小筒锹与小伙伴一起，学着电影《地道战》在菜地里“挖地道”。由于接触面小，虽然小孩子力气小，但用起来一样利索，不费劲。
　　如今盗墓者又对洛阳铲作了一些改进，特别是在柄子上。以前是木质的，现在则改成钢管，分成几截，每截以锣丝口或卡槽对接，如同石油探测时用的钻柄一样，想探测更深的地方时，就一节一节接起来。平时不用便拆开放在工具包里，行带方便，也不容被人发现。
　　长沙“窖工”成为盗墓者洛阳铲的主要作用并不在掘洞取土上，取土用普通铁锹更为方便。
　　洛阳铲第一功能是探测，在古代，盗墓者探测墓穴的工具是铁锥。铁锥比洛阳铲的实际作用还要大，但需要盗墓者拥有丰富的盗掘经验，才能发挥作用。
　　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江北四省》中有这样的说法，“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王士性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了，“铁锥入而嗅之”。古代人的墓穴挖得都很深，一般不会少于10米，甚至挖到地下水层。
　　始皇帝赢政的秦陵便葬得很深。《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其穴“穿三泉，下铜而致椁”，有学者推测深在500米以上，最保守的也认为深及50米。这么深的墓穴，用铁锥打下去探查是最便捷的，通过锥体带出泥路土的颜色和气味，盗墓者马上就可以判断出地下有无墓葬，是什么朝代的墓葬，葬有多深。确定古墓存在后，在四周多打几个点，就能确定墓的大小，朝向、深浅等资料。
　　与洛阳相近的长沙一带，也是中国盗墓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洛阳的盗墓者以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闻名，长沙则以“土夫”（也称“土夫子”）名声远播。“土夫”是长沙地区职业盗墓者的特称，现代著名历史教授、考古专家商承祚对“土夫”作过考证，这些职业盗墓者的前身是给窑场取土的窑工。在长沙一带，古墓很多，上至春秋战国下至现代都有，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楚墓较为集中。
　　据商承祚的研究，这些窑工在取土时，时常会发现一些小古董，卖给古玩商也能发点意外小财。一而再，再而三，在金钱的诱惑下，窑工们遂“动起了盗墓之心”。由起初的“窑工”变身为“盗墓者”。
　　另一说“土夫”一开始是一群卖靠卖黄泥为生的农民。其所售“糯米泥”为黄泥中的上品，是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常在墓边走，不可能没有收获，墓内陪葬的财宝不时被发现，卖给古玩商所获之利比卖泥要来得多了。于是“土夫”们慢慢就有了贪心，干脆以盗墓为生。
　　对于古墓的年代，长沙“土夫”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如战国时期贵族大墓多陪葬有大量的青铜器，长期的锈蚀氧化，附近的土质就会发生变化。这种痕迹，盗墓行话称作“铜路”，根据“铜路”的变化，就很容易找出青铜器埋藏的地点。
　　封土性质的不同，也很容易辨别。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石灰；秦汉时期由于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会有使用，也影响土质，会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
　　绳索在盗墓中的特殊作用“洛阳铲”是盗掘古墓，特别是秦汉时期及以前古墓的利器，而“土夫”则是盗墓者的高人。关中平原上的不少古墓都挖在水位很高的黄土地上，盗起来相对容易些。在上面开一个长方形的洞次即可，这种形状的盗洞为古代盗墓者的传统开挖方式，俗称“关中式盗洞”。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3)
　　长方形的洞口符合盗墓的实际需要，在盗洞两侧挖出一排排脚蹬，就很容易上出下入，而不需像圆形洞那样，以“狗姿”爬进爬出的。方形盗洞技术含量高，一般是“深挖洞”的结果；圆形盗洞，一般来说墓穴都比较浅，才打圆洞。现代的盗洞多为圆形，说明现代盗墓者与古代前辈相比，还真是“徒孙”一代。
　　但不论是那种类型的盗洞，都离不开一种工具，绳索。
　　绳索与洛阳产一样，也是盗墓者必备工具。一般用三股以上的大麻皮拧结出来，结实耐用。绳索有作用多多，一是用提土，再是系人，三来也方便运走盗得的物品。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徐珂编的《清稗类钞·盗贼类》“焦四以盗墓致富”里提到，焦在盗掘一座古墓时，是这样使用绳索的，“焦乃选有胆勇者数人，使手炬，坐竹筐，悬长绳以下。”
　　当然，绳索也是一种杀人工具有时需要外面负责望风和接应的人用绳索升降。如果地面上的人有贪心，斩断绳索，下面的盗墓同伙就成了殉葬，很难再爬上来。盗墓者被同伙害死在盗洞中的现象，考古中时常可以发现。
　　1961年发掘的武则天乾隆陪葬墓永泰公主墓，在墓道内廓靠门一侧，有一倾斜为35度的洞穴，洞穴口有一具只剩下一堆骨架的死人残骸，坐状，尸骨为男性，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当时考古人员分析此为盗墓者的尸骨，推测他在把盗得的财宝用绳索递给洞穴外的同伙后，同伙起了歹心，为独吞盗得的财宝，抽掉了绳索，而把他堵在了洞里，致他不得出来窒息而死。
　　唐代盗墓者留下一把斧子盗洞有方、圆之分，但打开棺椁的盗洞则普遍是圆形。
　　现代考古人员在发掘古墓时喜欢使用“大揭顶”的方式，就是把墓从上到下完全挖开，这实际是一种破坏式考古，被非议多多。2007年初发掘的安徽六安王陵一号汉墓，就是这种手法。
　　“大揭顶”后，六安王的内棺上圆形大盗洞，赫然出现。这个盗洞的形成非“洛阳铲”一类工具可为，应该是一把利斧。
　　斧子也是传统的主要盗墓之一，在原始人发明石斧之后，斧子就没有离开过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盗墓，“利斧不离身”。《太平广记·再生一》（卷375）“李娥复生”条，“汉末，武陵妇人李俄，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半月。俄邻舍有蔡仲，闻俄富，乃发冢求金。以斧剖棺，俄忽棺中呼曰：‘蔡仲护我头。’仲惊走，为县吏所收，当弃市。”蔡仲使用的启棺工具就是一把斧子。
　　安徽六安汉墓有多次被盗的遗迹，灾难性的一次发生在唐代。现代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把斧子和一只碗，经鉴定该两件物品均出自唐代。据此，考古人员判断，唐代的盗墓者进入了该汉墓，并进行了破坏性的盗掘——斧子被推测为古代盗墓者的常用工具。
　　汉代入葬推崇使用厚厚的木质棺椁，“黄肠题凑”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所谓“黄肠”指堆垒在棺椁外的黄心柏木枋,“题凑”指木枋的头一律向内排列。对付木质葬具，最好的东西就是斧子，安徽六安汉墓中出现唐代盗墓者留下的斧子并不让人意外。
　　“鬼吹灯”现象是可信的目前盗墓类的“悬疑小说”颇受年轻读者喜爱，“盗墓小说”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保留品种之一。《搜神记》、《太平广记》、《聊斋志异》，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作品里都有“盗墓”的身影。
　　“三言二拍”是明代的短篇小说集，流传很广。“三言”为冯梦龙所撰，《喻世明言》即为其中“一言”。卷14写了《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的故事，周胜仙因盗墓者朱真的盗墓“死而复活”。朱真在出生于盗墓世家，家中便有其父亲留下的盗墓具，堪称“祖传之物”。冯梦龙是这样写的：（朱真）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娘道：“休把出去罢！原先你爷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休了。”朱真道：“各人命运不同。我今年算了几次命，都说我该发财，你不要阻挡我。”你道拖出的是甚物事？原来是一个皮袋，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一个皮灯盏，和那盛油的罐儿，又有一领蓑衣。”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4)
　　朱真的祖传盗墓工具真多，还有一个“皮灯盏”。
　　照明工具也是盗墓者要带着的。前面说了，盗墓者是“地下工作者”，行动多在夜间，特别是最后“启宝”时，更不可能安排在白天。带着灯具一是为了照明，方便作业，另外据说还有“保命功能”，通过灯可以测试出是否宜盗。
　　俗话说“人点蜡，鬼吹灯”。如果真的发生“鬼吹灯”现象，盗墓者则应该马上逃出来。现代科学证实， “鬼吹灯”现象真实存在，是可以相信的。
　　墓穴都是严密封面的，特别是成百上千年前的古墓，更是如此。在进入深达十几米、几十米的墓穴后，如果连灯都点不着了，或是点着后又很快熄灭了，说明穴中严重缺氧，不可久呆，得赶紧上来。有人说古代盗墓者，一般会在墓的东南角点灯，实际不可能是这样，那是小说家的描写。
　　但有一点，在启开棺盖之前，盗墓者口中会“念念有词”是真的，多是乞求墓主原谅保平安一类的鬼话。也有的为了壮胆，强与墓主开玩笑，说上几句戏言。朱真在用挑刀撬开周胜仙的棺盖后，说了这样的话，“小娘子莫怪，暂借你些个富贵，却与你作功德。”
　　盗墓工具“与时俱进”
　　盗墓的工具还会因为盗掘对象和陵墓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如秦汉时期的古墓多筑在深厚的土层里，用“洛阳铲”、铁锥很适合。如果是因山为陵，，凿山岩为穴，在石质结构下，洛阳铲显然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此时钁、凿、斧、镐都派上用场了。
　　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都拥有不同用途、形状的盗墓工具。
　　高等级的汉墓，墓穴深达十几米，坑上多有木质物质护卫，棺椁更是一层套一层，类似“黄肠题凑”的葬式，后期还流行附带耳室。魏晋以后则多砖质墓室，隋唐墓还发现铁汁浇筑现象；明清墓顶较厚，勾缝多用糯米汁搅和的石灰，较坚固。而且，墓越古老，墓穴越深。所以，不同对象要使用不同工具，这才能尽快完成盗掘，确保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盗墓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升级。如在机械挖土原理被投入生产后，类似挖掘机的一种盗墓设备便出现了，这种设备有只三个边缘锋利的叶片，不只能掘土打洞，就是砖质的墓壁也钻透，在1949年之前已被运用。
　　盗墓工具也是“与时俱进”的。现代的盗墓工具更是五花八门，盗墓者将巨型铲车、起吊机、建筑开山用钢筒，军事用炸药、电子探测器、地面卫星定位系统等，都运用到了盗墓行为中。几年前大陆官方发掘的北京老山汉墓，因CCTV独家购买了发掘转播权而被炒得沸沸扬扬。这座汉墓在正式发掘前即被多次盗过，现代盗墓者盗墓时便使用了炸药，将墓土炸出大洞。
　　但不论用什么工具，盗墓都是容易的事情，要用风险和辛苦才来换来意外之财。如刚开始飘雪和雪化时，有经验的盗墓者就会披上蓑衣出去“踩点”，那时候有墓的地方会因回镇土和地下情况的不同出现地温差别，积雪融化的快慢会把墓址暴露出来。
　　正如盗墓者朱真所言，“不将辛苦意，难近世间财。”
　　工具篇外现代盗墓者组成“产业集团”
　　从盗墓史上看，来自民间的盗墓者动机都很简单，就是向墓主“借点钱用用”，特别是古代，这样的盗墓者相对来说，破坏作用比较小。
　　到了现工，因为出现“市场经济”，世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更为急迫。
　　在盗墓者眼里，高深莫测的市场经济就是“款爷经济”。盗墓者不再是仅出于养家谋生的小心愿，希望成了首富成为大款的心态，让盗墓者的胆子越来越大。由于盗墓工具的越来越先进，虽然盗墓技术远逊于古人，盗掘行为很不一般。
　　这样的盗墓新闻，媒体上随处可见。
　　河南《平原晚报》报道，2007年8月16日、17日两天夜里，张建义、李连章、何俊峰等人为首的盗墓者在河南省长垣县常村镇东刘庄南地盗挖一座古墓，“作来到一半”的时候，让闻讯的当地警方逮到了。这是一个盗墓团伙，警方先后抓到了16名成员，盗掘、倒卖“一条龙”，已成了产业集团。
　　 
                  
工具篇 盗墓利器与“鬼吹灯”之谜(5)
　　这种“产业集团”式的盗墓，现在越来越多。由于借助了现代盗墓工具，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如果得手，盗墓者不会像古人那样，把不需要的陪葬器仍留置墓中，而是把墓冢毁得面目全非，“一点不剩”，比抗日战争期间“鬼子进村”厉害多了。
　　张建义那伙盗墓者在河南省的长垣、封丘、卫辉等地大肆盗掘，先后盗挖了明朝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王永光墓、皇清诰封奉直大夫李威三墓，等10余座明清时期的古墓，盗到了金戒指、银戒指、金耳钩、金簪子、金钱、玉石烟斗、翡翠烟嘴、石佣、石狮子等数十件；还曾盗窃卫辉市唐代六都寺庙宇内的唐代石塔一座。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1)
　　盗墓，令死者不安，生者不宁。
　　既然盗墓者那双贼眼对新坟旧冢虎视眈眈，反盗墓就成为必须。在古代，与风水一样，如何保全逝者的尸骨，让死者在阴间永获安宁，是葬前葬后均要考虑的问题。
　　《易经》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如果从反盗墓的角度来理解，“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应该是中国古人最朴素，也是最原始的反盗墓构思。这种构思在后代都有运用，宋代书画家米芾便曾如此葬过亲属。明冯梦龙编撰的《古今笑史·痴绝部》中记录，“米芾好奇，葬其亲润州山间，不封不树。尝自诧于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后来，反盗墓花样就多了。
　　如朱元璋，民间传说，他死前精明死后聪明，在自己的葬事上用尽心机。明人朱国桢所著的《皇明大政记》称，朱元璋下葬那天“而发引，各门下葬”，此即南京民间至今流传的说法，朱元璋出殡那天，十三座城门同时抬出了棺材。
　　从下列所述的种种手段里，可以玩味出古人特有的反盗墓玄机。
　　反盗墓招一：“虚冢”设疑干扰后赵始主半夜偷埋山中曹操的所谓“七十二疑冢”，就是一种著名的防盗手段。
　　疑冢防盗，有一个考古名词，叫“虚冢”。虚冢，只是秘葬方式之一种，又称假坟、虚墓、虚葬、潜葬、潜埋。说白了，就是造若干假的墓穴，而将真尸葬地隐匿。
　　传说中的著名的虚冢，当属孔仲尼的弟子为其设的五座虚墓。晚清文人俞樾著《茶香室丛钞》引《东家杂记》称，当年孔子的坟西侧有五座假坟，都是石头砌成的。这些坟都是他的弟子为他造的，目的是防止被后人盗掘。当时孔子的儒家观点仅是诸子百家之一种，并不是人人都赞成的，反对派多多。联想此背景，弟子为其造假坟，干扰对手还是有理由的。
　　据说后来始皇帝嬴政统一六国后，曾命人掘开了这些虚冢，里面竟然跑出了一只白兔子。此说显然是无稽之谈，不可信。但从中可以透露出，盗墓掘坟，在孔子那个时代已是一种社会现象了。为了防止惨剧的发生，反盗墓成了必须考虑的事情。
　　东晋之后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公元319－351年）始主石勒，字世龙，羯族，上党武乡人。初归效刘渊，据有襄国。石勒后杀前赵（公元304-329年）末主刘曜称帝，拥有冀并幽司豫兖青徐雍秦十州之地。
　　在当时的十六国中，后赵最为强盛。石勒当了15年皇帝，于咸和七年（公元333年）病死。死后，石勒采取“虚葬”手段，处理自己的后事，夜里偷偷下葬，“夜瘗（yì 埋葬）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
　　史上记载石勒的葬事相当低调。《晋书·石勒》（卷105）记载，石勒病危时，曾下遗诏：“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
　　石勒的葬事与曹操所为如出一辙，秘葬的同时施行薄葬。据说石勒的墓内没有金银宝珠宝随葬，丧事也极为简单，官员参加丧礼都不被允许，以绝世人掘陵取财之歹念。
　　石勒的反盗墓手段，其实在其死之前已经过“实验”，石勒葬母时便是“虚葬”。《晋书·石勒》（卷105）记载，“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命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
　　另据时人所记，石勒秘葬在渠山，当夜从城里同时抬出了十多具棺材，以迷惑老百姓。后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十三城门出棺”，是否是受到石勒秘葬方式的影响，现在不能肯定，但其反盗墓的灵感，应该是一致的。
　　石勒死后由其第二子石弘继位，可能儿子太年轻了吧，让其侄儿石虎夺了皇位。石虎废石弘为海阳王，自立“大赵天王”，并迁都于“邺”城。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2)
　　石虎死后葬显原陵。从史料记载来推测，显原陵亦为虚冢，石虎并未葬在陵中。《资治通鉴·晋纪》（卷100）记载，东穆武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前燕皇帝慕容儁（jùn 古同“俊”）做一个梦，梦见石虎咬其膀子，一怒之下去挖掘显原陵，欲鞭尸泄忿，但打开了陵穴后，并没有找到石虎的尸体。于是慕容儁“购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于东明观下，僵而不腐。”
　　找到石虎的尸体后，“儁蹋而骂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数其残暴之罪而鞭之，投于漳水，尸倚桥柱不流。”后来前燕为前秦灭亡后，告密者李菟也因此被杀了，被桥柱子拦住留下的石虎尸体，得到重新收葬。
　　类似“虚冢”，史书上的记载还有——“（南燕献武帝慕容德）其月死，即义熙元年也，时年七十。乃夜为十余棺，分出四门，潜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晋书·慕容德载记》（卷127））
　　“人莫不闵之（指为父杀仇家的张琇），为诔揭于道，敛钱为葬北邙，尚恐仇人发之，作疑冢，使不知其处。 （《新唐书·孝友传》（卷208））
　　中国盗墓史上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汉末，帝陵民冢被盗严重。后世对反盗墓便格外重视，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以假乱真、以“虚葬”手段处理后事的防盗方式普遍流行。
　　传说，诸葛亮在死后便设疑冢多处。现位于汉中盆地定军山下的诸葛亮冢，就有真假之疑。诸葛亮秘葬定军山与他当年的经历有关。定军山是米仓山向西北伸入汉中盆地的支脉，曾是曹操和刘备争夺汉中时兵戎相见的三国古战场。诸葛亮在北伐生涯中，曾在这一带驻军镇守，在山中推演八阵图，教兵演武，北伐曹魏，此山遂得名“定军山”。
　　诸葛亮死时有遗命，“葬汉中定军山”。目前立碑的“诸葛武侯真墓”，其实是虚冢；而未说真冢的“武侯之墓”，倒被被认为是真的，由此民间有了“真墓不真，假墓不假”一说。一般认为，诸葛亮的真实葬处是“武侯之墓”，位于定军山西北角，占地300多亩。实际这两处墓都是假的，“诸葛武侯真墓”，是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陕甘总督松筠，依当年诸葛亮疑冢说而垒；“武侯之墓”是诸葛亮的衣冠冢，也不是他的真身所在。
　　虚冢不只是汉人惯用的反盗墓招式，北方少数民族也喜欢，但多称“潜埋”。
　　《宋书·索虏传》（卷95）记载，当时的鲜卑族即有这样的习俗，“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所以，这一时期的大型墓葬至今没有发现。
　　反盗墓招二：构筑“崖墓”阻挡皇家受启发创“以山为陵”葬式虚冢设疑，虽然可以迷惑世人，给盗墓者造成干扰，但虚冢还是有坟头的，所以盗起来很容易，一个个掘开不就真相大白了？元人陶九成曾称，“会须尽伐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藏操尸”，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依古制“不树不封”，又与后来传统丧葬习俗相悖，与主流孝道不符。况且，帝王们多喜欢张扬后事，造大坟高冢，以显皇家威仪。
　　既要威仪，又要安全，那只有把墓穴造成坚固一些。“依山为陵”，将墓穴挖在山崖岩石之中，便成了又一种反盗墓流行招式。
　　依山为陵，显然比平地起穴那种封土式陵墓防盗效果要理想得多。由于墓穴筑在山中，普通的民盗、散盗是不可能得逞的。但这种葬法一般人家也造不起，造不成，非帝王陵寑、王公贵族墓冢不可为。
　　这种开凿于山崖之中，不另起坟丘类型的墓穴，考古界惯称“崖墓”。一般认为，这种依山为陵的崖墓兴起于唐朝，开创者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昭陵玄宫，开凿九嵕山（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而就。其后唐诸帝多兴师动众，将附近风水上佳的山体都凿空了，其后的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章、贞、简等十三陵，也都是这种类型的陵墓。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3)
　　但防盗效果显著的“以山为陵”，并非李世民首创，只不过到了唐朝，这种葬制更为成熟罢了。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因山不藏，不复起坟”，才是最早。霸陵位于今西安市灞桥区境内，所在地有一个很好听的叫法，“凤凰嘴”。当年，刘恒命工匠在此地的北山上，斩涯为冢，凿洞为玄宫，以水为陵号。
　　依山为陵也非刘恒首创，只能说是帝王陵中的第一。这种墓在西汉时已颇为流行，如现今考古发掘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山东曲阜鲁王墓、徐州龟山汉墓，都属同样结构，在山崖中开凿了巨大的洞穴而成。
　　崖墓，历史很长，早在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分布在江西省境内的武夷山地区崖墓，形式有单洞单葬、单洞群葬及联洞群葬，棺用整木刳成。经考古多为战国古墓。从这点来说，皇家的“依山为陵”反盗葬式，是受到了民间崖墓葬制的启发。崖墓在南方临江河少数民族中间极为流行，至今仍有。到了东汉，崖墓，则多俗称“蛮洞”。
　　反盗墓招三：“铁水浇筑”加固民间以“粪水术”轻易破之将墓穴开凿于山之中，坚固异常，防盗效果自然也非同一般，但是也存在明显“漏洞”，其通往玄宫的洞口，盗墓者很容易找到。
　　如何封闭洞口，如何反盗墓，工匠煞费苦心。铁水浇筑，就是其中的硬招之一。
　　被西汉广川王刘去盗掘过的战国古墓魏襄王冢就是这样。《太平广记·冢墓》（卷389）记述，“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正史所记、最为著名的铁水封陵，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据《唐会要》记载，“乾陵元宫，其门以石封闭，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
　　《唐十八陵》（陈安利 著）所述， 1958年考古工作者对乾陵的考古勘查，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乾陵墓道开在北峰南面的山坡上，墓道长 63．1米，宽3．9米，呈斜形坡。墓道与墓门间用吞条填砌，多达39层，用石近四千块。石条之间用铁栓板拴拉，每三层上下用铁棍穿联，再用锡铁熔化灌缝。工程如此复杂，为关中十八陵所罕见。石条上刻有文字(含石匠姓名），共发现“焦才”、“合一”等363字。考古勘查结果表明，目前没有发现乾陵被盗的痕迹。可见，武则天的反盗陵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在民间，铁汁固墓也成为反盗墓的手法。从古人的记述中可以发现，如唐人段成式所著的《酉阳杂俎·尸穸》（卷13）记述了一个故事：刘晏判官李邈，庄在高陵，庄客悬欠租课，积五六年。邈因官罢归庄，方欲勘责，见仓库盈羡，输尚未毕。邈怪问，悉曰：“某作端公庄客二三年矣，久为盗。近开一古冢，冢西去庄十里，极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墓侧有碑，断倒草中，字磨灭不可读。初，旁掘数十丈，遇一石门，固以铁汁，累日洋粪沃之方开。”
　　道高一层，魔高一丈。盗墓者破招手段“粪水术”很绝，或者说很另类：天天用酸性很强的粪水来浇灌锈蚀铁汁，经过若干长的时间，竟然也让其打开了。看来，再强的反盗墓招式也有致命缺陷。
　　反盗墓招四：“积沙”、“积石”生畏郭庄楚墓安全设计一环套一环“崖墓”防盗效果显著，普通的土丘墓也不是没有办法防盗。
　　常见的是“深挖洞”，将墓穴挖在深处，如秦汉墓穴都设于十几米深的地下。记述中原、北方地区丧葬制度的《大汉原陵秘葬经》称，“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择地斩草，冢穴高深。”同时再置坚固的石椁，防盗的效果更好。棺椁以木质为多，石质棺椁安全性肯定要优于木质棺椁。盗墓者常用盗墓工具斧、凿，要想很快盗开棺椁，应该更费周折。
　　在这些反盗墓常规措施之外，土丘墓最绝的反盗墓招式是“积沙”、“积石”。这种墓也有一个专业术语，叫“积沙墓”或“积石墓”；如果是复合型，则是“积沙积石墓”。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4)
　　“积沙墓”俗称流沙墓，是盗墓者最为头疼和害怕的墓冢类型之一，出现时间更早，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营建时，开挖十几深以上的、面积达几十甚至几百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据堪舆术定好棺椁的朝向、方位后，以炒干的细沙埋葬棺椁，而不是以土回填。沙子积埋到到了一定位置和厚度后，才以泥土覆埋，并将四周夯实筑牢。
　　为什么要将沙子炒干？一是可以保持地下干燥的环境，防止尸体腐坏；二是强化防盗效果。干燥的细沙如水，流动性极强强，盗墓者根本无法挖掘盗洞，沙子边挖边淌，盗洞根本难以成形。就是挖成了，风险也很大，极容易造成塌方，让盗墓者成为殉葬者。
　　“流沙墓”在现代考古中多有发现，位于今河南上蔡县境内的郭庄楚墓，就是一座典型的流沙墓。
　　2005年5月，考古专家对郭庄楚墓进行了全面发掘。结果令人吃惊，连有数十年考古经验的专家都深感意外。原因倒不是出土了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千余件战国时期楚式青铜器物和大量的玉器出土，而是这座墓独特的防盗设计。参与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马俊才事后透露，整座墓的防盗招式一环套一环：大墓深达17米，其中10米多埋的都是沙子。又置假棺迷惑盗墓者，在主棺的正上方和侧方，加修了两个假棺材。为了逼真，还放置了小件陪葬品。墓道走向设计亦绝，不像通常大墓那样墓道直达墓底，而是改变方向。盗墓者顺墓道而下，根本看不见真正的棺室。
　　上蔡为秦丞相李斯故里，境内古墓很多。这座楚墓内丰厚的陪葬品，能历2000多年而不被盗出，完全因为这环环相扣的反盗墓设计。现场发现，此墓大大小小盗洞多达17个，其中年代最早盗洞挖于战国时期，位于墓室北口外约3米处，这是一个阶梯式的斜向洞，向下发现积沙后停止。最厉害的盗洞是东汉时期7个盗洞中的一个，盗墓者对墓室东部采取了“大揭顶”盗法，严重破坏了墓室结构。
　　现代盗洞最多，有9个，大多采用了定向爆破的方式，其中最远的一个盗洞是横向引洞，有27米长，进入墓室后采用了架设竹木巷道的方式盗掘。现代盗墓者为防止塌方，借鉴了煤矿工人挖煤时木板支撑的办法，用竹木板遮挡流沙，竹木板不够长，还用了合页连接，这个方法使盗洞穿透椁板，直逼棺的附近，盗墓差点就成功了。
　　郭庄楚墓的积沙中还有积石，并不是单一的积沙墓。积石，这也是古人反盗的一招，比积沙的使用更宽泛。吕不韦所处时代，“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锺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为了反盗墓，便“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
　　1988年，在太原金胜村发掘的251号墓属春秋晚期大墓，年代不晚于公元前475年。据公开的发掘报告，墓附近的车马坑内，出土各类随葬品三千余件，大多数是青铜器。其中仅礼器就达140件，内有两组七鼎。金胜村位于晋阳古城西郊，是晋卿和上大夫的主要墓地。251号墓的发现为研究晋文化及三家分晋前后的历史，提供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春秋时代，九鼎象征着周天子的王权，七鼎代表的是诸侯王，251号墓墓主却拥有两组七鼎和三重漆棺，地位显赫。此墓的主人后被推测为当时最具实力的无冕之王、晋国正卿赵简子。
　　顺说一句，赵简子墓在史上有被盗的记载。《晋书·石季龙载记》（卷107），“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后赵始主石勒的养子）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251号墓为“积石墓”提供了实物资料：打开后发现，面里“积石积炭”。积石是为了砸死盗墓者，积炭则是尸体防腐需要。已考古发掘过的固始墓、曾侯乙墓、中山王陵和魏王陵均属大型墓葬，椁内外大都积石、积沙、积炭。积石一般置放在墓圹的四周或四角，但郭庄楚墓的积石防盗设计最佳。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5)
　　考古人员在葛庄楚墓积沙层中共发现了积石1000余块，最小的3公斤，最大的165公斤。这些石块石质石色多样、形状不一，但边角都十分锋利，应当是特意开采并经过有意拣选的具有杀伤力的石块。大致分为乱石层、蒙顶石层、贴顶石层、拦腰石层和卧底石层，可以防止盗墓者从不同的部位进入。散乱分布在积沙上层的乱石，残存50余块，重量、大小、位置均无规律，防不胜防，起到了冷石“暗器”的作用。
　　但流沙墓到了现代，已不再是盗墓者的克星了。现代盗墓者除了采用矿工“挖煤”的办法，对付流沙墓还有钢筒，一圈一圈接起来，形成盗洞，不再害怕坑被细沙回填和断面塌方。
　　反盗墓招五：“伏弩”、“悬剑”吓人唐风水大师计杀盗墓者在所有的反盗墓手段中，最为神秘的是“伏弩”。
　　弩是什么东西？箭。伏弩，就是暗设在陵墓死穴（盗墓者必经之地）处，可以自动发射利箭的一种反盗墓机械装置。其原理与现代步兵使用的自动步枪相似，足可见古人在反盗方面的智慧。在古人来看，这也是一种高科技了，技术在秦汉时期已相当成熟。
　　机弩的实战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徐市带数千童男童女去东海求“不老药”时，在蓬莱遇到大鲛鲁鱼受阻，便奏请秦始皇派神箭手与他同往，“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
　　自然，秦始皇在营造自己的陵墓不会不使用这种装置。史载，太子胡亥袭位后，“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伏弩一般只有帝王陵一类的高等级高规格的陵寑才会使用。除了秦始皇的陵墓有“伏弩”，明确记载设有“机弩”的帝王陵寑还有汉武帝的茂陵。《后汉书·礼仪志》（卷105）内注引，“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户，户设夜龙、莫邪□、伏弩，设伏火。”
　　曹操的高陵内传说也设有机关，但此说不见于正史。蒲松龄所作的《聊斋志异·曹操冢》（卷10）记载，“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中，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盂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上文所引《酉阳杂俎》（卷13）“尸穸”里，在盗墓者在用粪水将铁汁封闭的古冢打开后，怪事出来了：“开时箭出如雨，射杀数人。众惧欲出，某审无他，必机关耳，乃令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众以棒击之，兵仗悉落。四壁各画兵卫之像。南壁有大漆棺，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玑堆集。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皆恐走。比出，门已塞矣。一人复（一曰后）为沙埋死，乃同酹地谢之，誓不发冢。”
　　“尸穸”中透露了“伏弩”的厉害，“箭出如雨”。这个古冢里的机关重重，反盗设计多样，不只有机弩，还有积沙，一个进入墓内的盗墓贼者反应慢了一点，就被积沙掩埋了。同则故事引《水经》言，“越王勾践都琅琊，欲移允（一曰元）常冢，冢中风生，飞沙射人，人不得近，遂止。按《汉旧仪》，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这段文字说明，墓设机关、积沙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反盗墓手法。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6)
　　在墓穴中置放杀人兵器，除了“机弩”，还有“悬剑”，反盗墓原理差不多。被盗的名人墓中，唐朝风水大师袁天罡的墓里即有“悬剑”。
　　袁墓发现于民国年间，当年北京媒体曾有报道，并被考古学家卫聚贤作为案例写进《中国考古学史》。袁墓位于彰德城西北三十五里东灰营村，当时共发现两座古墓，除了袁天罡墓，另外一座是明朝赵简王墓。袁墓在该村后岗岭最高处，周约五十九尺，墓垣以砖砌成。内为清水一池，池深无底，池水中有锋利钢锥。
　　当地传言，附近李家坡盗墓者李某将袁墓打开，盗走了墓内的陪葬物金冠金剑，和20余件金具。“更有一剑悬于墓顶，有二人因以利刃击砍剑之强，落水而死，后将尸体捞出，尸身均被利尖穿烂。从此虽人皆知墓中有宝物，然无敢往取者。”不愧为风水大师，为自己死后墓穴的防盗设计独具匠心。
　　伏弩、悬箭都可主动出击，斩杀盗墓乾，还有一种被动利器，即在墓中或通往墓穴的地面上，置放带刺状物件，盗墓者踩上后，或伤或死，这在考古现场也有发现。
　　反盗墓招六：“自来石”堵墓门孙殿英盗乾隆裕陵时炸开地宫其实，在“伏弩”发挥作用，自动射杀入侵进墓道者之前，还有一个“拦路虎”，也是反盗墓手段——用自来石顶死墓道。在帝王陵中，反盗设计严密，特别是后室（玄宫所在）的防盗更严谨。在专供棺椁运行的长长墓道上，从入口到地宫一般至少设有三道石门，多者七道，道道有机关，石门重达数吨至吨数十吨，门固若金汤。最外面一层俗称“金刚墙”，而金刚墙的位置相当隐蔽，没有知情者很难找到。
　　1949年后发掘的第一座帝王陵寑，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这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座被主动考古发掘的帝王陵寑。1956年5月19日，考古人员挖了第一铲土，但直到当年的9月2日，才找到传说中的、写有“此石到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的“指路石”，才找到了金刚墙。
　　在金刚墙的石门后面，顶有一根同样神秘的“自来石”。这块石头，其实是一根长方形的石柱，起抵门棍的作用，有“一石当关，万夫莫开”的奇效。定陵两扇石门十分沉重，做得高大工整，高3.3米，宽1.7米；顶门的自来石长达1.6米，上面尚存墨迹：“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至今也未完全弄懂。
　　棺椁摆定，人员退出，里面不留一人，这自来石是怎么将门顶住的？原来，秘密在石门和门轴的设计，两门的对接边缘扣槽，门轴上下端打磨成球状，又在两扇石门中间齐门缝的相同部位，打凿时多留出一个凸起的槽口。关闭石门前，工匠将自来石放在地面的石质凹槽内，通过一把特殊的工具，“7”字状、俗称拐钉的物件套住自来石。当人员从地宫中全部撤出后，先关起一扉门，工匠拉动拐钉，让其慢慢前倾，使之与石门上预留槽口对接。石条倾斜后，借助巨大的重量，会压迫有门轴的石门转动。这时候工匠迅速拿开拐钉，石门自动关闭，直至完全合缝。两端均插在石槽内的自来石便将石门死死顶住，不知窍门的人根本无法打开。
　　俗称拐钉的特殊物件，与钥匙的功能差不多。这种“开门”办法，在古代即为入户偷盗的贼人掌握，从门外可将拴起来的门轻松打开，造陵工匠、考古人员实际上借用了这种行窃技术。
　　盗墓者打开第一道石门后，未必就能找到第二道门。陵墓内一般设有多条迷道，搞不好人就走进了迷宫，出不来。找到第二道石门，也未必就能打开第三道门，道道石门背后的“机关”也不尽相同。
　　1928年，军阀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兵分几路。在盗慈禧陵寑时，进入地宫的最后一道石门便拦住了他，一时无法打开。本来打算用炸药炸开的，担心震坏陵内宝物，遂改用笨法子，撞。40名士兵用粗木杠子，硬将石门撞开，方得以进入。调查人员后来在现场调查时发现，顶门的自来石被撞断成几截。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7)
　　另一路士兵在盗掘乾隆皇帝的裕陵时，更出了奇事，怎么都打不开玄宫前的石门，顶也顶不开。裕陵内葬有乾隆和孝贤纯皇后、哲敏皇贵妃等6人，当年乾隆沉重的棺椁安置到地宫石床上后，为确定风水线，校准龙脉最旺的方位，在棺的四角放了四块很沉的龙山石。最后一道石成了拦路虎，情急之下，只好将其炸开。石门炸开后，士兵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奇事：其它五个棺椁都在石床上，独乾隆的“走”了下来，成了“自来石”，将石门死死在顶住，以致士兵无法将门打开。
　　迷信的说法是乾隆地下有知，知道将有贼人要来盗掘裕陵，自己只身下来顶门。但同样奇事在1975考古专家清理裕陵地宫时又出现了，乾隆的棺椁又“走”下来顶门了。有专家认为这是渗漏进的地下水浮力作用，将棺漂起所致。但其它五具为何不动？而且乾隆的梓棺四角有重石固定，如果是地下水的浮力作用，当有很大的波浪才成，而渗进来的水显然不存在这个条件。乾隆棺椁顶门一事，至今专家未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考古结论，成了有趣的谜题。
　　自来石是明清帝王陵常用的封门方式，还有的利用“杠杆原理”进行顶门反盗设计，秦汉时期常用。摆放在门后的石条会自动翘起来，将门顶住，外面怎么也推不开。要想顺利开启，就得想办法将石条压平。1968年，考古人员开启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室门时，便发现了这种反盗设计。
　　反盗墓招七： “伏火”令人恐惧马王堆一号墓发现前“火”力暴露正好《汉旧仪》里所言，“将作营陵地，内方石，外沙演，户交横莫耶，设伏弩、伏火、弓矢与沙，盖古制有其机也。”这段文字中透露出，古墓中的“伏火”是古人反盗墓设计的传统手段之一。
　　这种古墓也有一个名词，“火坑墓”，有些地方的盗墓者俗称“火洞子”。
　　曾震惊世人的长沙马王堆1号墓（“辛追墓”），就出现“伏火”。这座墓的发现颇有传奇，该墓位于长沙市东郊长浏公路北侧，距市中心约4公里。据地方志记载，此处为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家族的墓地，故名马王堆。
　　1971年，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需要，大陆各地纷纷开始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为内容的备战运动。驻守旁边的军方医院看到高达几十米的马王堆，决定将高堆挖空，建一座秘密的地下医院。打孔探测中出现了异常，有一种冰凉的气体从孔中喷出。作业人员想试试喷出的气体压力有多大，便往里面灌水，但水竟然反溅了出来。有经验者便想到了“火洞子”，划着火柴一试，凉气“叭”地一下就烧了起来，推测下面必有未经盗掘的古墓。
　　作业部队及时将异常情况报告了湖南省博客馆。1972年初，考古专家对此墓进行了全面发掘，2000年前那位叫辛追的五十岁轪侯利苍夫人，得以出现在现代人面前。参与考古发掘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事后的考古报告中，记录了马王堆有“火”一事。
　　“伏火”，颇令盗墓者恐惧，不小心就会被烧死。古代这样的墓不少见——“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汉书·外戚传》卷97）
　　“盗发白茅冢，棺内大吼如雷，野雉悉雊。穿内火起，飞焰赫然，盗被烧死。”（《酉阳杂俎·尸穸》引侯白《旌异记》）
　　“张浮休云：盗夜发咸阳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剑击之，铿然以坠，视之，白玉帘也。”（《邵氏闻见后录》卷27）
　　“（焦四盗墓）及掘至丈余，陡闻崩裂声，自烟一缕。自穴口喷出，约炊许而尽。”（《清稗类钞·盗墓类》）
　　但古墓中的“伏火”到底是不是反盗设计，学术界却存有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有机物在缺氧的封闭环境分解成可燃沼气所致。实际上，并不能如此断定，或许古人已发现此原理，才有意在墓中置放有可分解物质。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8)
　　墓中有无“伏火”，成为盗墓者判断古墓是否被前辈盗过的经验之一。如果有火出来，基本上可以断定，此墓完好无损，地下陪葬多多。
　　反盗墓招八： “毒墓”望而生畏毒气冒出竟然毒死天上飞鸟“伏火”是否是古人有意在墓中置放了某种未知物质所致，目前并没有直接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但在墓中置放有毒物质，却是可以肯定的。
　　古人反盗墓的手段多种多样，虚冢、崖墓、流沙墓、火坑墓这类墓反盗的成功机率相对较高，但其中问题也有，就是设计过于复杂，一般人家也难以做到。但有一种方法却比较简单——在墓内置放有毒物质，形成毒墓；或在尸体涂上特殊物质，制造尸毒。盗墓贸然进入这种毒墓，便会中毒死亡，轻者也会成了废人，遭到所谓的报应。
　　古籍中，“毒墓”的记载很多。汉广川王刘去盗掘战国古墓魏襄王冢时，除了发现墓是铁汁浇灌之外，在打开后还有惊人发现，里面竟然喷出一种有毒气体：“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
　　《酉阳杂俎·尸穸》记述：“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鹅，鹅回转翅以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墓内冒出的气体，竟然把天上飞过的鸟儿都毒死了，可见墓毒之厉害。未知部落@
　　王充《论衡·死伪篇》（卷第21）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发其棺，取玉柙印玺送定陶，以民礼葬之。发棺时，臭憧于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到棺前查看的官员，竟然让棺中散了出来的臭气给熏死了，可见其气不是臭，而是毒。王充在书中推测了“毒气”来源：“臭闻于天，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未为怪也。”
　　古代人常使用的特殊“毒物”是水银。水银是一种液态金属，在中国古代有多种别名：铅精、姹女、汞、流珠、赤汞、砂汞、灵液、活宝，从这些丰富的叫法中，就可知道水银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水银用途广泛，还是古人常用的尸体防腐剂。在秦、汉及之前的陵寑中，使用水银的记录较多，齐桓公墓内便置有“水银池”。水银蒸发形成的毒气，给盗墓者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时编地理书《括地志》称，“齐桓公墓在临菑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堈，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
　　置水银反盗墓设计的陵墓中，最著名的当是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记载，“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其陵使用的水银量惊人，注满了陵内的整个地层，成了一个可怕的“地下毒河”。试想，在密封空间内，如果有盗墓者侵入，谁还能活着走出来？
　　古墓中的“尸毒”、“毒气”到底是古人有意放置，还是后天形成，在考古界也有争议。古人在临终前几日，知自己寿限到了，往往会服食丹砂一类的东西，以保证死后尸体久放不腐。还有一个原因，包括帝王在内的古人迷信增寿一类的“不老药”，如现代人喜欢保健药品一样，长期吞服。丹砂、不老药这些药中，都含有水银一类的有毒物质，累积在体内、骨络间，时间久了肯定要散发出来，客观上也形成了“尸毒”。
　　《太平广记·墓冢》（第389卷）“王粲”条：“魏武北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气蒸出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看，果大墓，有礜石满茔。一说，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鄣山，而见此异。曹武之平乌桓，粲犹在江南，此言为当。”
　　这个故事的大概意思是，魏武帝北征乌桓时，登上山岭远望，发现有一片山冈寸草不生。王粲据此认为，这个地方埋有古墓。而且推定，墓主在世的时候，曾服用过生礜石（硫化物类有毒矿石，曾是古时“不老药”的原料之一）。死后毒气挥发出来，导致地面寸草不长。魏武帝将信将疑，让人掘开一下，果然有座大墓，里面填满礜石。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现，这座古墓的“毒源”即是墓主生前服用或死后置放有礜石所致。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9)
　　不管古墓中的“毒”是哪来的，但“毒墓”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后世盗掘者或考古专家都会小心谨慎，防止“中毒”。一般情况下，考古人员在设计考古发掘文案时，针对高规格的古墓都会考虑是否有毒气或机关，提前备好有特殊功能的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在确证没有威胁生命的安全隐患后，才会打开墓室和棺椁。2007年初，考古专家在开启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时，即考虑到墓内有毒气或机关的可能，但由于此墓早在唐代即遭到严重破坏，最后并没有意外发生。
　　反盗墓招九：“灭口”殉杀工匠齐献王“杀群匠”未保不盗在所有反盗手法中，殉杀活口是神秘的，当然也是最违反人权的。
　　当年嬴政于河北沙丘平台死去后，嗣位的秦二世胡亥将其尸体运回咸阳，葬于骊山附近已营造多年的陵内。葬事完毕后，为防止泄密，胡亥便下令不留一个活口。《史记·秦始皇本纪》（卷6）记载，“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胡亥究竟殉杀了多少活口，具体无数据，司马迁仅以“死者甚觽”了结。如果先后被罚去修陵的70万人都被处死了，那将是世界殉杀之最了。
　　在早期帝王级葬事中，一般都会将工匠和知情人就地处决，这已成为一种旧例陋习，并美其名曰“殉葬”。实际上，这是防止知情者泄密而采取的灭杀活口行动，是一种反盗手法。
　　中国古代帝王葬事中最为著名的“殉杀”事件，是成吉思汗死后发生的。此事不只中国人有记述，国外人也留有文字。时游历东方、带有罗马教皇特殊使命的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他所见所闻中便记下了殉杀经过。《马可·波罗游记》（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梁生智译）中译文是这样——还有一项惯例，就是在运送灵柩的途中，护送的人要将途中遇到的所有的人杀死作为殉葬者，并对他们说：“离开现世到阴世去服侍你们驾崩的主人吧。”他们确信，这样被杀死的人在阴间还会成为大汗的奴仆。他们又把最好的马匹也杀死供主入在阴间享用。当蒙哥汗的尸体运往阿尔泰山时，护送的兵马沿途杀死了将近两千人。
　　传说当年慈禧入葬时，负责大臣从工匠中挑选出81人负责封闭墓道，并告诉石匠们，完事后从另一预先挖好的隧洞出去。工匠心里明白这是要将他们殉杀，其中有一个石匠，老婆刚为他生了儿子不久，不想死。他干活时有意走神，脚下一滑，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过去了。监工以为石匠真的死了，便令人将尸体扔到荒山坡上的乱尸堆里。就这样，这名石匠捡回了一条命。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找到了这名工匠，从他嘴里获得了地宫入口的秘密。显然，这传说并不可信，是一种文学描写。当年给孙殿英提供地宫情报的，是参加过慈禧安葬全过程的晚清遗老，名叫苏必脱林。
　　但灭杀活口并一定就能保证反盗一定成功。《资治通鉴·梁纪》（卷160）记载，“甲申，虚葬齐献武王于漳水之西；潜凿成安鼓山石窟佛顶之旁为穴，纳其柩而塞之，杀其群匠。及齐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发石取金而逃。”
　　齐献王又是虚冢，又是潜葬，还将大批工匠灭杀，使用了多种反盗墓招式，但参予工匠却将情况暗暗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虽然工匠遭诛，依然泄密。
　　反盗墓招十：“咒语”绝杀侵者古埃及金字塔致人死亡又现新谜上面所说的九种反盗墓设计都是“实招”。有一种“虚招”——咒语，也系一种反盗墓手段。虚招虽然虚，却不失高明，往往有效，从心理上绝杀盗墓者，令其不盗而退。
　　民间有一个传说，当年乾隆在兴建颐和园时便遇到过“咒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郊海淀区，基址是昆明湖和万寿山，是目前保存得最完整的一座中国皇家行宫御苑。正式开动在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动工后，在现在的佛香阁底下，发现了一座明朝妃子墓。乾隆听说后觉得很好奇，便令人挖开看看。在挖掘过程中掘到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乾隆立即叫停，不再往下挖，避免干扰明妃。但在上面建阁以压住阴气，这就有了佛香阁。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10)
　　世界上最著名的“咒语”出自古埃及法老（国王）图坦卡蒙的陵墓（金字塔）——“谁要是干扰了法老的安宁，死亡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图坦卡蒙是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死去时只有18岁。
　　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及其同伴，进入了图坦卡蒙的陵墓。吐坦哈蒙的棺室由两个武士塑像守护，内有4个金色的神龛，一具水晶石棺和3个套棺。陵墓。戴着金面具的吐坦哈蒙，躺在纯金制成内椁。除了发现“绝命咒语”外，棺上还有一句话，“我看见了昨天；我知道明天”。
　　图坦卡蒙墓内陪葬品数量惊人，价值连城。考古人员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才将这批珍品整理完毕，目前均收藏于埃及国家博物馆。图坦卡蒙的脸上有一道伤疤，通过X射线检查进一步发现，图坦卡蒙的脑后部受伤，考古学界认为当时一定发生什么大事，隐藏着秘密。
　　图坦卡蒙的死因还没有弄清，“咒语”应验了。
　　霍华德·卡特被小小的蚊子叮咬感染，而神秘死亡。到1935年，当年21名与霍华德·卡特一道参加图坦卡蒙陵墓考古发掘的相关人员，先后死于非命，“绝命咒语”的传说不胫而走，轰动全球。此后，在其它一些古埃及陵墓中，也发现了了类似的文字，警告亵渎这个墓穴的人会被鳄鱼或蟒蛇吃掉。
　　墓主给盗墓者“留言”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但在中国的古代陵墓中，目前尚没有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多是如乾隆建佛香阁的一类的传说。
　　“咒语”对盗墓者的威胁来自精神层面，可以造成很深很强烈的心理暗示。古人很相信“咒语”的神奇和魔力，中国盗墓史上甚至还有利用咒语盗开墓穴的说法（见本书《秘笈篇：“咒语盗墓术”一说到底是真是假》）。但“咒语”对迷信的盗墓者可能很有效，无神论者，大概不会相信这种的鬼话。
　　近来的科学发现证实，古埃及法老的所谓“绝命咒语”并不神秘，考古人员先后死亡之谜已被破解。埃及古文物学会秘书长、考古学家扎西·哈瓦斯博士认为，金字塔中充满一种可怕的致癌气体氡气，这是致考古人员非正常死亡的真正元凶。但新的谜团又出来，这高深度氡气是怎么产生的？是反盗墓设计的“毒招”？
　　招外招：“裸葬”
　　“天下无不发之冢”
　　从上面所列招式中可以看出，古人在反盗墓设计中匠心独到，设计精细。但盗墓的主要动机是盗取陪葬财宝，在物欲的驱动下，墓再坚，招再狠，“天下无不发之冢”。
　　如何反击盗墓者，古人还曾寄希望于一种“识别剂”，抓住可恨的盗墓者。
　　唐人李亢在《独异志》（卷上）转录了《敦煌实录》中王樊墓被盗后发生的奇闻。当盗墓者打开王樊墓后，惊异地发现，王樊正与人在掷骰子赌钱。王樊见到盗墓者进来反应很平静，还赏赐了一杯酒给盗墓者。这反倒弄得盗墓者紧张起来，心里十分害怕，慌慌张张把酒喝了。但酒喝下肚后，盗墓者“见有人牵铜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门，自言是王樊使，今有人发冢，以酒墨其唇，但至，可以验而擒之。”盗墓者饮下的竟然是一种特殊的有墨水功能的酒，嘴唇被染黑了。等盗墓者走到城门前，不费劲就守卒认出来，被绑。这种“以酒墨其唇”主意不错，但却是一种愿望，或者说想象。
　　比较现实的古代有识之士就想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最原始的反盗墓构思——“不树不封”。“薄葬”，曾一度在魏晋时期施行过，并为不少王公贵族使用。
　　三国时风云人物曹操，带头“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司马懿“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皇甫谧“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好多古人都是这样想过。
　　但“不树不封”、“薄葬”，多少还是葬，要随点东西，何况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石苞是西晋的开国功臣之一，《晋书·方苞列》（卷33）记载，“苞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昔王孙裸葬矫时，其子奉命，君子不讥，况于合礼典者耶？’”但石苞死后，陪葬品十分丰厚，“及葬，给节、幢、麾、曲盖、追锋车、鼓吹、介士、大车，皆如魏司空陈泰故事”。
　　 
                  
反盗篇 机关重重的古代陵墓(11)
　　“不树不封”不如裸葬。
　　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不少保存完好的古冢内空空，仅一具腐尸。如果说裸葬也算反盗墓的话，这应该是最有效果的一招。《三国志·魏书·后妃传》（卷5）魏国太后一语中的，“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裸葬确是高招。
　　结束语：裸葬有效，却不是最彻底的一招，说得极端点，“裸葬”不如灰飞烟灭。如果大家早都能像现代名人周恩来那般想得开“骨灰撒掉”，盗墓，这个古老“职业”就不会存在，或者说早就就消失了。
　　当然，如果真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笔者这本书了。
　　 
                  
盗墓史记 第三部分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1)
　　中国的丧葬文化丰富，历史久远。与此相对应的，是寄生于此文化之上、至今不绝的盗墓现象。
　　有人筑墓，便有人盗墓，“天下无不掘之坟冢”。盗墓，当是中国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纵观古今，有名没名，事成事败，盗墓者多如牛毛，如同乱世英雄，层次不穷。翻开中国盗墓史，盗墓者中既有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有出身草根的流贼。如果要盘点“盗墓人物谱”，伍子胥、项羽、刘去、曹操、董卓、黄巢、温韬、刘豫、杨辇真珈、陈奉、弘历、孙殿英等十二位人物，应该榜上有名，不会落谱。其影响和造成的巨大的不可逆转的破坏，是抹不掉的。
　　借用目前流行的“名人概念”，这些人个个都是盗墓名家，当然更是狂人！
　　最狠毒的盗墓狂人伍子胥盗墓行为得到孔子的认可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是中国史书着墨比较多的人物之一，本来就是一历史名人。从中国的盗墓文化史来说，他也是重量级的。掘开了人家的陵墓不说，还要拿着皮鞭，朝尸体发泄，可谓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
　　伍子胥受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本为楚国人（民间有称家在今宿迁市来龙镇一带，此说有争议）。入吴后，辅佐吴王阖闾，修法制以任贤能，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伍子胥与中国历史上多位名人有联系，如越王勾践，孙武、范蠡、西施等。中国古代著名军事事论家孙武，精通兵法，但是伍子胥的举荐他当上了吴国将领，从而名闻天下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西施，与伍子胥的恩怨也很出名，当时伍子胥建议杀了越王勾践，结果好色的吴王不听，范蠡遂使出“美人计”，献西施给吴王，离间吴王与伍子胥关系，导致伍子胥被杀，亡了吴国。
　　伍子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盗掘者，根源其出走吴国之前，与楚平王结下的仇恨。
　　《左传》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均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要搞垮楚国，以报杀雪恨。公元前506年，在孙武攻破楚国城池，成全吴王“春秋五霸”地位后，伍子胥也寻得了弑父兄之仇的机会。
　　据说入楚后的伍子胥最想干的第一事，就是找到死去不久的楚平王陵墓。开始找了一天也未找到，原因是当年楚平王为防止陵址被人知晓，下令把参与修陵的工匠全杀掉了。经一个侥幸逃脱的老工匠指点，伍子胥顺利掘得楚平王陵，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用鞭子抽打解恨，一直抽了三百下才住，此即“鞭尸三百”典故。另有一说，伍子胥抓到了楚平王的儿子楚昭王，对其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了父陵的下落，伍子胥方得手。
　　上面的说法是相当可信的。稀见史书《越绝·吴内传第四 》（卷第3）：昭公闻子胥在吴，请救蔡。子胥于是报阖庐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与，拘蔡公三年，然后归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谁能伐楚者乎？寡人愿为前列。’楚闻之，使囊瓦兴师伐蔡。蔡非有罪，楚为无道。君若有忧中国之事意者，时可矣。 ”阖庐于是使子胥兴师，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坟，曰：“昔者吾先君无罪，而子杀之，今此以报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盖有妻楚王母者。
　　此事《史记》上亦有记载，但司马迁觉得伍子胥的行为过了，称“怨毒之于人甚哉”。现代学术界还引发了“鞭尸”、“鞭坟”之争，认为伍子胥当年根本未鞭尸，仅是鞭了楚平王的陵墓。楚平王墓现在已无存，史书上对此事记载又不周全，事情的真相已是一道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实际上现代学者所谓的“鞭尸”、“鞭坟”之争完全没有必要。当时孔子的学生问他：“笞墓何名乎？”孔子回答说，“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2)
　　最牛气的盗墓狂人项羽刘邦恶意利用列为“十大罪状”之一与伍子胥相比，项羽盗墓显得理由更充分更正义一些。
　　伍子胥是为了报“家仇”而盗掘陵墓，是私心。三百年后，项羽掘开秦始皇赢政的陵墓，出于“国恨”，天下民众所愿。秦始皇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陵是什么陵？中国帝王陵中的“第一陵”。敢对这样的帝王和其陵墓下手，最先只有项羽，牛！
　　《史记·项羽本纪》（卷7）称，“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下相，今名宿迁，这么说来与伍子胥还有“老乡关系”，至少两人都曾在这个地区混过。项羽时为“西楚霸王”，其战争竞争对手是邻边徐州的刘邦。当时政局不稳，民不聊生，项忌就是在这种乱世中冒出来的英雄。
　　秦始皇在位时实际严酷的统治，仅为他修陵就调运用了70万囚犯。由于残暴不仁，在陵尚没有完成建成时就出乱子。公元前209年前后，境内暴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就是当代官方史书认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
　　秦陵修筑前后共用了37年时间，在秦始皇病死后，因为江山不稳，秦陵是虎头蛇尾，后期草草收尾，可以说秦陵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半拉子工程。
　　对于项羽掘秦陵，班固编著的《汉书》称，“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大师至其下矣。项籍焚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球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紧闭之祸，岂不哀哉。”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记载得更具体，“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作物不能窜，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羊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灭。”
　　项羽在进入关中后，实行了杀光（杀掉已投降刘邦的秦王子婴，杀掉王室贵族）、抢光（掳掠咸阳城）、烧光（火烧咸阳、阿房宫）的“三光政策”。由于项羽与秦始皇一样野蛮，被很会拍天下马屁的刘邦利用了。
　　《史记·高祖末纪》（卷8）记载，刘邦给项罗列出了“十大罪状”，称“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頉，私收其财物，罪四”，掘挖秦陵成了项羽的一大罪过，昭示天下。
　　有学者认为，项羽掘秦陵记载未必准确，郦道元在四百年后写的书不可信，因为早年史书、比较严肃的《史记》并无准确记录。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许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
　　不论项羽盗掘秦陵的史实是否有误，但项羽输给了战争对手是事实。被误导得很不得人心，天下归心刘邦。
　　最变态的盗墓者广川王刘去生前“肢解烹煮” 身边众多美姬盗墓有的是泄愤，有的是贪财，但中国历史上有一盗墓者却很变态，首先是为了好玩，是一种游戏心理，他就是西汉时期的广川王刘去（亦有史书称“刘去疾”）。刘去为西汉皇室，封地在河北、山西、山东相连区域，原为信都国，后称广川王。刘去当年名声很差，做事不靠谱，吃喝玩乐却样样精。
　　《汉书?景十三王传》（卷五十三）记载，刘去年少时就是一个实足的“流氓”，生性暴虐。其祖父刘越多次劝他少做坏事，可他始终不学好，最后连家也不回了，时常在外过夜鬼混。十四五岁时，家里让他跟老师学习《易经》，因为老师多次劝谏惹他不高兴，竟然暗暗派手下人去刺杀老师父子。在吃饭的酒席上也没有正行，喜欢让女戏子赤裸全身坐在他大腿上，以此取乐。这还不算，其对待身边女人比盗墓更令人发指。
　　刘去身边的姬妾众多，他制裁身边他认为对他不忠女人的手段极其残忍。史书上记载的有：一是“生割灌铅”，“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二是“肢解烹煮” ，“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三用棍捣戳下体，“椓杙其阴中，割其鼻脣，断其舌”；四令女人脱光衣服，将烧红的铬铁共灼赤身裸体的女人；另外还有针刺，“不服，以铁针针之，强服”。而在施暴的同时，还逼着身边的其他姬妾在旁边“观摩”，“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可以说，刘去疾是个无恶不作之徒，先后给他如此这般杀害的如花美女有１６名。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3)
　　如此恶王，做出盗墓的勾当并不令人意外。
　　晋人葛洪编著的《西京杂记》记载，刘去“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有点名气的古墓几乎没有一座能逃过刘去的铁锹。刘去盗掘的对象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族墓，魏襄公、晋灵公的陵墓都让他掘开了。宋人李昉奉敕编修过一套五百卷的大书，专收野史、传记和小说，因编成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遂定名为《太平广记》。这部书里对刘去这次盗墓有较详细的记录。
　　魏襄王墓是石料做成的外椁，中间置放石床，石屏风。为防盗掘，入口用铁水灌注，刘去派人凿了三天才掘开。棺材是用生漆杂以犀牛皮做成的，有好几寸厚，刀根本砍不动，刘去则让人用锯子锯开。石床上放有一个玉痰盂，两把铜剑，几件金器。刘去看上其中一把铜剑，当场就拿起来带在身上。
　　晋灵公生前荒淫暴虐，民怨沸腾，宰相赵盾屡屡进谏劝说无效，史称“晋灵公不君”。死后几百年，晋灵公遭到报应，出现了冤家对头，他就是“不王”的刘去。晋灵公墓在今山西绛县境内，墓冢如馒头状，系五花土堆成。
　　据说刘去进去时看到，墓室豪华富丽，四角都放置用石头雕刻成的鹰犬，上刻有壁画。在棺椁两边，有男女石人四十多个，捧着灯烛什么的站立在周围。虽然棺椁已经朽烂，但尸体还没有坏，晋灵公的九窍之中都放有金玉。刘去看上了陪葬品中一个拳头大的玉蟾蜍，拿回去当储水磨墨用的水盂使。
　　被刘去盗掘的有名古墓还有好多，如魏王之子且渠墓、晋幽王墓、栾书墓等一大批古墓。但盗墓多了，刘去也害怕。《太平广记》记载，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里面的人竟然栩栩如生。刘去赶忙让手下人住手，退出，重新封好。
　　史称，刘去盗掘古墓的数量“不可胜数”，但具体有多少，又获得多少宝物，现在已无从考证。
　　最专业的盗墓狂人曹操自己死后陵内“无藏金玉珍宝”
　　盗墓，多是王者行为，从伍子胥，到项羽，再到刘去，都是这样。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且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盗墓史上是最专业的盗墓者。
　　曹操的底细一般读者都比较清楚，三国时期魏国一号人物，“三国演义”中魏国主角。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名人，近年来因为易中天在CCTV“百家讲坛”的讲论，曹操再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在易中天的眼里，曹操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大英雄，但在民间传说里，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奸雄形象。
　　但曹操最不光彩的地方，其实不在于他的奸，应该是其盗墓行为。史载，曹操在打天下之初，为了筹集军饷，便想到陪葬甚丰的汉帝王陵和富家大墓，遂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为保证盗墓的成功和收成，曹操独出心裁，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有几十个人专门负责，打到哪盗到哪，哪座陪葬多盗哪座。
　　曹操盗得的最著名墓冢是芒砀山王墓，这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
　　刘武是刘邦的孙子，其父兄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皇帝，创造“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于汉文帝二年受封为梁王，都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因其地卑湿，徙治睢阳（今商丘）。刘武抵御“七国之乱”有功，一度有夺景帝帝位的念头。在王位23年，公元前144年10月病逝，葬于永城芒砀山，谥梁孝王。
　　刘武的墓构建规模宏大，据说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人称“天下石室第一陵”。刘武正处“文景之治”、国富民丰的年代，可以想见刘武陪葬品的丰厚程度。
　　刘武的陵墓由墓道、甬道、主室、回廊、侧室、耳室、角室等部分组成，设有完备的排水系统。经现代考古测量，墓室总容积大达1367立方米，与皇帝享用的规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大的空间，陪葬品该要多少啊。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4)
　　曹操在打开墓穴后，亲临现场，指挥取宝。
　　《水经注疏》记载：“操发兵入砀，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室数万斤。”据说，曹操仅凭这一次盗掘所得的财宝，就养活了手下全军将士三年，可见盗得财宝之巨。而让考古专家不解的是，梁孝王墓的墓道都系用上千公斤的巨石封死，那时没有大型的起重设备，曹操手下靠什么打开陵墓，盗得这些财宝的？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盗墓都是一种宽容的罪过。项羽盗掘秦陵让刘邦找到了诽谤的理由，曹操则让袁绍抓着了小辫子，成为挨伐的一大罪状。
　　袁绍在攻伐曹操前，让手下很有才华、后世称“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起草了一份讨曹“檄文”。《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称，“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操率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立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毁突，无骸不露。”就是这份檄文，暴露了曹操当年盗墓的真相，不然后人还不得而知呢。
　　可能是看到了厚葬的弊端和被人盗掘的险境，曹操生前积极提倡薄葬、秘葬。
　　《三国志· 魏书》记载，公元218年曹操颁布《终令》，即遗嘱，表示陵址要选在“瘠薄之地”，平地深埋，“不封不树”，陵内“无藏金玉珍宝”。不只如此，为防盗掘还做了好多疑冢。成书于南宋时期的《舆地纪胜》称，“曹操殁后恐人发其冢，乃设疑冢七十二”；同一时期罗大经著作《鹤林玉露》称，“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冢也。”史又称，曹操实际葬在高陵，又称西陵，但高陵在哪，至今仍是让考古界困惑的一个谜团。看来，曹操防盗墓与盗墓都很专业（曹操薄葬防盗真相，将有专章讲述，这里不多言）。
　　最恶的盗墓狂人董卓蔡文姬之父不赞成辱尸暴行从中国盗墓史上的一般规律来看，墓冢在100年至200年内被盗的占80% 以上。前有厚葬之风，后必出现盗墓高潮。厚葬之风到西汉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汉灭亡后也会在中国盗墓史上形成盗墓第一波。
　　事实证明，这种推测是客观存在的。
　　在中国历史上三大盗墓高潮中的高潮中的第一次，即出现在西汉末年至南北朝这一段时间。这一历史时期，小朝小廷如玩游戏般地交替频繁，世道很乱，饥民遍野。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民间盗墓成风。
　　这一时期，盗墓狂人出现比较集中，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掘墓大盗曹操外，还有董卓、黄巢等人。不同的是，董卓没有曹操那样专业，但董卓手下能人多，规模亦很大，西、东两汉的帝王陵墓多被他盗掘了，与其为人一样，“恶”名在外。
　　董卓原为汉时河东太守，曾带兵征讨黄巾军，官至西凉刺史（相当于省部级行政首长）。公元189年，即汉少帝昭宁元年，董卓在大将军何进授意之下进京铲除宦官，可何进却被杀了，让董卓得了一个大便宜，借机收编何进部队。又采李儒之计赠赤兔马，收伏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一说由此而来。从此，董卓称霸朝野，不可一世。
　　董卓生性残暴，滥杀生灵，最受史学家指责的是废汉帝一事，当时少帝刘辩登上龙座仅五个月，就让董卓废为弘农，改立刘协为献帝，朝臣碍于淫威也敢怒不敢言。与历史上最毒的盗墓者伍子胥死于女人之手一样，董卓最后也中了“美人计”，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婵所害。司徒王允将貂禅许给吕布，再献董卓，离间这对“父子”，致二人反目，最后王允与吕布合谋杀死了董卓。
　　西汉最有为作为，也是中国众多帝王颇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茂陵被掘开，董卓就是最大的罪人之一。自茂陵地宫封上那一刻起，不少盗墓者便盯上了，有记载的第一盗是东汉初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干的。
　　盗掘茂陵前，赤眉军先把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掘开，已盗走了大量财宝。值得一提的是，在掘开长陵陵区内刘邦皇后吕雉的墓穴（汉葬制帝、后同陵不同穴）时发现，吕后的尸体历经那么多年仍如刚死不久，有兵士动了邪念，竟然奸了尸。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5)
　　掘开茂陵后，陵内财宝搬了几十天，“陵中物仍不能减半”，茂陵的陪葬品太多了（详见本书《厚葬篇·外国进贡“玉杖”陪进汉武帝陵》）。到东汉末年，同为军饷发愁的董卓也盯上了茂陵，盗墓执行人就是他手下第一大将吕布。茂陵营建了54年，地宫巨大，为西汉皇陵中最大的一座。虽然之前已让赤眉军光顾，但吕布进去后，发现陪葬品仍是堆放满地，吕布满载而归，把刘彻的棺椁翻得乱七八糟。
　　董卓在盗掘西汉诸陵之前，董卓已命令吕布盗掘了东汉帝王陵。在挟天子西入关中后。进入茂后吕布为何要乱翻刘彻的棺椁？据说是受命寻找可能陪葬的治哑巴秘方。董卓有个孙女叫董白，聪明伶俐，10岁就被封为渭阳君，但却是残疾人，天生哑巴。董卓极疼爱她，想尽了办法，遍请名医都治不了。
　　董卓想到了刘彻陵中陪葬品可能有失传秘方一说，要吕布特别留意寻找。可没有翻到秘方，却找到了一卷黄绢，上书“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原来这是一句咒语，“千里草”、“十日卜”不就是一个“董卓”吗？“不得生”，是骂董卓不得好死呢！没有找到秘方，反而遭到戏弄咒骂，董卓胆从“恶”边生，一怒之下欲把刘彻的尸骨拖出棺外“晒尸”，取辱一番，后经中国古代的音乐家蔡文姬之父、一代名儒蔡邕的苦劝方罢。
　　但想取代汉帝做皇帝的董卓十分迷信，怕弄坏地脉风水，坏了霸业，竟然还派人将搬出来的部分陪葬品放了回去，又把陵重修了一下。董卓盗墓在正史上并无准确记载，演义小说里多有描述，所谓的“千里草”仍附会之说，刘彻再聪明也不可能想到三百年后会出现董卓这个盗墓恶贼的。
　　最蠢的盗墓者狂人黄巢未弄清乾陵内部结构挖错方向从史载的众多盗墓事件中可以看出，掘坟盗墓多发生在乱世之秋，上面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盗墓高峰，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的中国四分五裂，或分或裂，分分合合，乱世出英雄，也出盗贼。黄巢的出现，也是因为乱世，时间在唐末。
　　在官方史学家的笔下，农民起义军一直不被褒扬，或“贼”或“盗”。在新旧《唐书》里，黄巢也是“贼”人一个。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很厉害的，《旧唐书·僖宗本纪》（卷22）上有这样的文字，“是月，冤朐贼黄巢聚万人攻郓州，陷之，逐节度使薛崇。”类似文官很多，差点就让他夺得了大唐的江山。
　　但黄巢在战场上虽然厉害，并粗通笔墨，但和曹操相比，盗墓还算是“外行”。由于没有盗墓常识，加上他左右多为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兄弟，不少墓掘而未开，故称其为最蠢的盗墓者并不为过。
　　黄巢为冤句(今山东荷泽)人，屡试不第，遂以贩卖私盐为生。虽然是农民起义军的头领，但家里并不是很穷。与西楚霸王项羽一样，黄巢也是“武术爱好者”，在乡民中击剑骑射，样样精通。唐懿宗李漼、唐僖宗李儇主政时期，连年灾荒，饿死人无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河南人王仙芝起义。
　　黄巢的起义军纪律严明，还提出了颇顺人心的“均平”口号。黄巢对外称，“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甚得民心的起义军，队伍迅速壮大。公元880年11月占领东都洛阳，次年拿下京城长安，并建立了农民政权，国号“大齐”。但三年后，即公元883年6月17日，黄巢兵败自杀，唐亦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黄巢军队前期“整众而行，不剽财货”，那他号称四十万大军的粮饷从哪来？盗墓掘宝应该是其财路之一。
　　黄巢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狂人，是因为其盗掘的对象都是重量级。一是效法项羽，掘秦始皇陵；二是学赤眉军、董卓，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三是掘武则天与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对于黄巢盗掘的文字散见诸陵的盗掘记载中。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6)
　　在乾陵被侵犯的历史文字中，黄巢掘陵时动用40万起义军在梁山西侧挖山不止，据说差不多挖了半座梁山，但最后仅挖出了一条深40米的“黄巢沟”，此至今仍有迹可寻。由于农民军中文化人少，加上乾陵的结构实在太坚固，兵士弄不清乾陵的内部结构，结果挖错了方向，乾陵躲过了劫难，否则保存不到今天。看来，盗墓也是要学问的，蛮干不行。
　　手下有那么多人，随便挖挖也能弄出不少宝物啊，真是蠢死了。从当年的实际情况分析，在三座帝王陵寑中，黄巢不会一个未得手，最有可能掘开的是茂陵，茂陵之前已多次遭盗，地宫入口容易发现。现在分析，黄巢带领起义军盗掘帝王陵，乱挖一通，并不仅仅是盗宝，也有泄恨的意思，是对封建皇权的一种政治挑战。
　　危害最大的盗墓狂人温韬《兰亭序》真迹可能被撕毁了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李渊开国的大唐王朝，至今大唐遗风尚存。
　　在全球好多地方和国家，把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中国的古式服装在外国人眼里是“唐装”（实际并非唐人服饰），至今仍穿在国人的身上，并作为“国服”而出现在重要的国际外交场合。
　　连武则天在内，唐朝共有21位皇帝。除末二帝李晔葬河南和陵、哀帝李柷葬山东温陵，其余19位皇帝的陵寑都在汉陵以北的北山山脉一带，号“关中十八陵”（武则天与李治同陵）。但其中17座都被盗掘了，而第一祸首就是唐末五代时期的节度使温韬。温韬也算是历史上盗掘帝王陵最多的一个人，许多珍贵的文物都让他给毁了，实乃危害最大的盗墓者，真是罪该万死。
　　温韬，易名李彦韬，五代时梁国人。温韬祖籍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有一个传说，温韬生下来时刚好有匪星殒落在昭陵所在地区的嵯峨山，迷信者遂传将给唐皇陵带来一场灾难的人物出世了。
　　温韬在长安做了七年行政长官，关中地区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温韬趁战乱，在其任期内盗掘开的。温韬盗掘唐皇陵是有案可稽的，不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有明确记载。
　　《新五代史·温韬传》：“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旧五代史·温韬传》：“唐诸陵在境者悉发。”
　　《资治通鉴》亦载，“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乾陵保住不被盗掘之身，要感谢奇异的天象。宋人程大昌《考古编》中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就是说，在盗掘乾陵时，出现了极为反常的天象，狂风骤雨闪，电雷鸣，怕遭报应的温韬被吓跑了。
　　温韬给中国帝王陵带来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许多珍贵的文物让其给毁了。所以史学界、考古界都认定，温韬是中国盗墓史上危险最大的一个盗墓者，有千古之罪。唐太宗李世民死后，把《兰亭序》等众多珍贵的名家书画真迹作为陪葬品，带进了昭陵。
　　搞笑的是，不通文墨的温韬在把一批书画作品带出昭陵后，看上的却不是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而是装裱在外的华美绸缎。他让手下将上面的绸缎全部撕下来，而把作品扔了。史学界推测，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从此不再出现，可能就是让温韬给撕毁了。但让人不解的是，在温韬逐一登记的盗得宝物中，却无此贴。
　　后世学者抱着一份美好的心愿，希望《兰亭序》》在武则天的乾陵内，果真如此，真乃中华文化之大幸。
　　最不义的盗墓狂人刘豫宋哲宗赵煦“曝尸”陵外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7)
　　目前考古界判断，中国现存的所有帝王陵，除极少数几个外，都已被盗墓者光顾过了。
　　唐“十八陵”让温韬盗掘了，北宋“巩义八陵”则让叫刘豫的人破坏干净。北宋皇陵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葬有北宋七位皇帝和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追尊“宣祖”）的迁葬陵，号称“七帝八陵”。汉、唐帝王生前就开始卜穴营建了，而且宋朝皇帝生前不预筑寿宫。所以，相比汉、唐帝王陵冢，北宋帝王陵规制相对简单，但简单不等于陪葬品少。
　　刘豫，本为北宋臣子，后降于金政权。降顺变节，本已不仁，合伙盗掘陵，则更不义。（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尽在 未知部落 www.wzbl.net）
　　北宋的最后一位皇帝是钦宗赵桓，年号靖康，其在位仅一年又四个月。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十五日，金国大将粘罕率军自孟津渡过黄河，次月金兵攻陷东京，君臣南逃，北宋灭亡。四年后，即公元1130年，降金的刘豫被金国扶植为“大齐皇帝”，建立傀儡政权“大齐”（公元1130-1137年，年号“阜昌”），1132年迁都开封。
　　当了傀儡的刘豫学起了曹操，设了专门的盗墓机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有记载的官盗机构。刘豫将人马分汴京、洛阳等几路，疯狂盗坟掘陵。史书上记载，“刘豫僭立，见兵士卖陵中玉碗，即置陶沙官，再发河南山陵及发民间无主坟墓。”除了启用他臣，为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刘豫还任命自己的儿子为“淘沙官”。
　　前面说了，北宋的皇陵比较简单，实际上也花费巨大，如宋仁宗赵桢的永昭陵，耗银50万两、钱150万贯、丝绢250万匹，费用占当时国库年收入的一半，动用民工近5万，所谓简单权是相比于汉、唐皇陵而言。因为简单，反盗墓设计也比较粗糙，刘豫盗掘起来并不费多大劲。
　　刘豫与金国粘罕的官兵先后盗掘，互相勾结，把赵匡胤生前认定的风水宝地毁得不成样子，除了皇陵，后陵、妃墓、周围的臣子墓、普通民冢，都未能幸免。据记载，刘豫与粘罕盗墓很有一套，小墓采用目前考古界常用的“大揭顶”，完全把墓刨出来。大墓则从陵台一侧挖洞，撬开墓顶券石，缒绳而下。期间，现场场面热门，陵区内到处都是盗墓的士兵，宋哲宗赵煦的尸骨被挖出后，乱抛在地，曝晒日下。当时被弃尸骨漫山遍野，风水宝地成了乱坟荒冢。
　　刘豫与粘罕坏事做绝还要装好人。粘罕攻破北宋京城之初，装模作样，还下令禁止军人抢掠陵庙器物，并备置大礼，派人祭悼永定、永昭二陵。在盗掘得手后，为不留痕迹，还放火焚烧，陵墓地上部分和附属建筑全都烧毁了。
　　偏居临安（今杭州市）的南宋政权闻讯后，派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到巩县谒陵，查证八陵全被盗掘毁坏。见到抛在地下的赵煦尸骨，方庭硕于心不忍，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了起来。时皇帝为宋高宗赵构，赵构闻讯大惊，急命河南镇抚使翟兴和民族英雄岳飞北上，赶走金兵，修复了皇陵。
　　但不久，又让北金政权控制了，此后，北宋皇陵再被毁坏，本来就被刘豫“淘”得一干二净的北宋皇陵，最后彻底完了。
　　刘豫与粘罕盗掘北宋帝王陵，里面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史学界认为，金政权有意借摧毁皇陵之际，刺激南宋政权神经，从而达到摧垮汉人精神的意图。而刘豫在其中当了一个很可耻的角色，为后人鄙视！
　　最没德性的盗墓狂人杨辇真珈朱元璋命人找回被做成饮具的帝王头颅北宋皇陵被盗掘，南宋皇陵也未能幸免。
　　南宋皇陵是在元初遭盗掘的，这也是中国帝王陵寑被盗掘事件最悲惨的一次。南宋皇陵实为“攒宫”，即为攒集梓宫，暂葬地。初葬时考虑以后“收复河山”，迁回河南巩义祖陵区内，所以棺椁葬得比较浅，盗掘起来比巩义宋陵更方便。
　　盗掘南宋皇陵的是叫杨琏真珈，这是一个西域和尚（蕃僧），作为一个出家僧人，本该好好修行，但他不事佛法，毫无道行和德性，坏事做尽，是出家人和盗墓队伍里的双重败类。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8)
　　在中国盗墓史上，僧人盗墓并不鲜见。如袁枚的《子不语》“掘冢奇报”中，便出现了僧人的影子（详见本书《秘笈篇·“咒语盗墓术”一说到底是真是假》、《后果篇·盗墓者多遭报应不得好死》诸章节）但如杨辇真珈这般丧尽天良的十分罕见。其罪行，史上记载也很清楚。
　　元朝统治者作为外族，在执政中原后，对过去在汉人眼里是同样身份的藏族人颇为器重，杨辇真珈便深受忽必烈的青睐。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杨辇真珈被任为江南释教总摄（相当于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的官员）。
　　宋末元初人周密所著《癸辛杂识》、元末明初黄岩人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均记载有杨辇真珈盗南宋帝王陵的记述。《南村辍耕录》（卷4）称：“岁戊寅，有总江南浮屠者杨琏真珈，怙恩横肆，执焰烁人，穷骄极淫，不可具状。十二月十有二日，帅徒役顿萧山，发赵氏诸陵寝，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
　　当时杨辇真珈伙同僧人允泽等人，带人到陵区。当时负责护陵的罗铣坚决阻止，允泽听不劝阻，抽出刀来就要杀掉罗铣。在这种威逼之下，杨辇真珈一伙人才得以进入陵区，开始“盗墓作业”。
　　南宋一段历史是很糟糕的。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至1279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灭亡，共历152年。南宋先后有九位皇帝，六位葬于浙江绍兴宝山，分别宋高宗赵构的永思陵、宋孝宗赵眘的永阜陵、宋光宗赵惇的永崇陵、宋宁宗赵扩的永茂陵、宋理宗赵昀的永穆陵、宋度宗赵禥的永绍陵。末三帝葬在哪，要么失考，要么在异地（深圳）。
　　杨辇真珈没有放过一座能找到的帝王陵，连后妃大臣墓、民冢都未能幸免，盗掠去了无数财宝。《元史·世祖本纪》（卷17）有如下表述，“初，琏真加重赂桑哥，擅发宋诸陵，取其宝玉，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攘盗诈掠诸赃为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金银、珠玉、宝器称是。”
　　具体被杨辇真珈盗走的宝物有，徽宗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的“真珠戏马鞍”，光宗陵的“交加白齿梳”、“香骨案”，理宗陵的“伏虎枕”、“穿云琴”、“金猎晴”，度宗陵的“玉色藤丝盘”、“鱼景琼扇柄”，还有大量的黄金、白银。
　　在毁陵盗宝之外，还有最令人发指的事情。
　　杨辇真珈将帝、后们的骨骸全出掘出，弃之荒野。理宗赵昀是大头，杨辇真珈将他的头颅从尸身上斩取下来带回北方，镶银涂漆，制成盛酒的器具使用（台湾学者李敖称是做“小便壶”，并无文字证明）。又将帝后的尸骨收集于临安皇宫中，上筑高13丈的白塔压之，名曰“镇本”。
　　对这段历史，《明史》（卷285）也有详细所载，“至元间，西僧嗣古妙高欲毁宋会稽诸陵。夏人杨辇真珈为江南总摄，悉掘徽宗以下诸陵，攫取金宝，裒帝后遗骨，瘗于杭之故宫，筑浮屠其上，名曰镇南，以示厌胜，又截理宗颅骨为饮器。真珈败，其资皆籍于官，颅骨亦入宣政院，以赐所谓帝师者……”
　　南宋皇帝至死也无一人能回到巩义祖陵处，反而遭陵毁尸抛。时人唐珏看不下去，召集乡人用兽骨置换收藏了帝后的尸骨。最后还是明太祖朱元璋做了一回善事，将是南宋帝王的尸骨重新归葬原处，重修了皇陵。史书记载了此事，根据《南宋诸陵图》，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下诏将遗留在元宫中赵昀的头颅送回南方，并将其他五帝遗骸迁回攒宫。
　　清甘熙所著《白下锁言》（卷2）记述则更详细，赵昀的头颅能重新回到了永穆陵中，确实得感谢明太祖朱元璋。当时朱元璋让打进元朝皇宫的李善长，寻找这颗头颅的下落。带到南京后，先暂葬于南京城南的聚宝山，后才归葬。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外族政权，对汉人的报复和镇压是史无前例的。无道僧人杨辇真珈盗掘南宋皇陵用意歹毒，除了盗取财宝，与金人粘罕盗掘北宋帝王陵有同一个意思，就是侮辱汉人，消磨汉人赶走蒙人的意志， 这也是元朝政府的意思。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9)
　　最荒唐的盗墓者狂人陈奉盗墓盗到皇帝自家祖坟盗墓盗到了自己主子身上，打起了当朝皇帝祖宗陵墓的主意是件不可思议，但这样的荒唐之事，在明朝万历年间偏偏就发生了。执行者是叫陈奉的宦官（太监），与刘豫、杨辇真珈的盗墓含有政治成分不同，陈奉盗墓纯粹是为了财宝，可谓利令智昏。
　　《明史·陈奉列传》（卷305）称，陈奉为御马监奉御太监，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奉朱翊钧旨意，去湖广一带征收矿税，官方身份是“税监”。陈奉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陈奉及其手下剖孕妇，溺婴儿，无恶不作。谁家有钱敲诈哪家，弄得众多殷实人家倾家荡产。
　　《明史·食货志》（卷81）是这样表述的，“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明史》对陈奉的评价是八个字，“剽劫行旅，恣行威虐”。
　　陈奉最让人痛恨的行为是盗墓。
　　陈奉的盗墓歪念是受到了一起盗墓事件的启发，时武昌境内徐鼎等乡人盗李林甫之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万历皇帝朱翊钧派自己身边的太监下来，目的就是敛财。陈奉于是“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狂人之途。如当时荆州境内的大大小小、有名的没名的坟墓全都让陈奉派人盗掘了。气得当地老百姓要打死他，伸让他躲过了。陈奉的恶行最终在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激起武昌民变。
　　《明史》记载，时多名正直的朝臣上奏朱翊钧，但朱翊钧“意怏怏”，置之不理。巡按御史玉立贤上奏，请朱翊钧下旨停止陈奉的盗墓行为，未被理睬；万历十四年进士王德完，亦“劾湖广税使陈奉四大罪”，一再上疏，均未能让陈奉得到严惩。
　　朱翊钧全都，这大大助长了陈奉的恶念野心，直接导致陈奉盗掘显陵事件的发生。
　　显陵是朱翊钧曾祖父、恭睿献皇帝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规模宏大，陪葬不薄。显陵本为王陵，因为二儿子朱厚熜继承了皇位而升级为皇陵，营建时间断断续续长达47年。
　　陈奉当时盗显陵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借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的便利，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知县王之翰探知陈奉用心不良，进言阻拦，结果反遭陈奉的诬陷，遭逮捕。陈奉的盗墓成果辉煌，两年之后离开湖广时，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货物数以万计，运载财宝的舟船首尾相连，长达数里。
　　为确保万无一换，陈奉增派了大量士兵护卫。一个宦官敢盗掘当朝皇陵，当然这是得到了朱翊钧的默许，不然陈奉的荒唐行为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现在有人称，朱翊钧的定陵被“考古”掉，也是一种报应（参见《报应篇·明定陵三百年被掘遭报应之谜》）。
　　最尊贵的盗墓狂人乾隆看中明陵建筑材料——偷梁换柱盗墓与一朝之君联系到一块，或许不少人都可得觉得意外，这怎么可能呢？但为了一己之利、出于坏人风水的考虑，皇帝也不能免俗，做起偷盗勾当，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并不缺少。著名的乾隆皇帝，便干过这种事情。
　　乾隆，名弘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雍正死后继承大位，改元乾隆，为清朝第六任皇帝。在位60年，又当了3年太上皇，享年89岁，为中国封建帝王年寿最大的皇帝，自号“十全老人”。乾隆继位时，大清王朝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70多年的治理，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稳定，百姓安康，中国封建社会到他手里出现了“康乾盛世”。
　　在中国盗墓史上，乾隆该算是权力最大、最尊贵的一位盗墓者了，其盗墓动机亦堪称一奇。据说仅是为了盗取陵中的楠木大柱——偷梁换柱。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10)
　　乾隆身份尊贵，其盗墓对象也不简单，是前朝的帝王陵——“十三陵”。其公开理由颇讨汉人喜欢——修葺明皇陵。与普通盗墓者的野蛮相比，乾隆的行为显得文明。史载，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公元1785年——1787年），开始对明陵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民间广为流传的“乾隆盗木”故事，就是这次修陵过程中发生的。
　　刘墉（刘罗锅）、纪晓岚等人听说后，知道乾隆用意不良，是看上了明成祖朱棣长陵祾恩殿上的金丝楠木大柱，遂竭力劝阻，方得保住了长陵。但乾隆仍不死心，还是命人拆毁了明世宗朱厚熜永陵的大殿，换下该殿的楠木，用于建设自己裕陵（另有说他用）。
　　明永陵位于阳翠岭南麓，是明朝第11位皇帝世宗朱厚熜及陈氏、方氏、杜氏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破土动工，营建永陵花了10多年时间，规制仅次于长陵，与朱翊钧的定陵不相上下，“但长陵规划之心思不及也”。
　　当年建陵时，每月花费白银不下于30万两。经过乾隆这次“修葺”，明永陵祾恩殿“变小”了。《大明会典》记载，祾恩殿原重檐7间，左右配殿各9间，恩门面阔5间，现代考古发现，让乾隆“修葺”过的祾恩殿变为5间，恩门减为3间，柱网分布也与旧制不同。看来，过去京城老百姓间流传的“拆大改小十三陵”一说，并非空穴来风。虽然“乾隆盗陵木”为许多人否认，但明永陵祾恩殿“变小”了怎么解释？
　　皇帝都是”窃国大盗“，清朝皇帝确实也喜欢“做贼”。自顺治皇帝始，多有拆毁明朝建筑建陵修殿的记录，据说都是因为看上了明朝建筑所用的优质材料。但敢“盗陵”的，只有乾隆。
　　乾隆的裕陵后来也遭到盗掘，受尽凌辱，不知是不是一种巧合。
　　最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天价赃物贿赂民国要人在中国近、现代盗墓史上，盗墓之事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民国初年出现的军阀盗墓现象，加重了这股盗墓之风，形成新一轮盗墓高潮，孙殿英、王绍义等都盗过。其中，以孙殿盗掘清东陵为代表。
　　孙殿英，名魁元，字殿英，乳名金贵，人称“孙老殿”，河南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人。孙殿英是土匪出身，虽然位至将军，但大字不识一个；战功没有，赌技却超群。盗墓时和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此后被讥为“盗墓将军”。
　　孙殿英使用了破坏性极大、用于军事用途的炸药，不可谓不是最现代的盗墓狂人。孙殿英炸开慈禧的定东陵、乾隆的裕陵后，3天盗得宝物无数，仅从慈禧陵中盗得的两个绿皮红瓤、黑子白丝“翡翠西瓜”，估价在白银500万两（详见本书《厚葬篇·慈禧仅棺椁内陪葬值5000万两白银》）。据说，盗品共装了30车。
　　据早已公开的资料和报道，殿英以剿匪换防为名，进入清东陵搞“军事演习”，暗中连夜行动，盗掘清东陵。盗陵时，这次军人盗墓者分工严明，准备充分。孙殿英的部将潭温江师一部负责盗掘慈禧陵、柴云升师一部盗掘乾隆陵、丁綍庭师一部负责盗掘康熙陵（关于康熙陵的盗掘情况，一说孙部因地下积水作罢，免遭掘难；另一说实际上已被掘开，民国政府调查时有意隐瞒，减轻孙罪过。1945年，康熙陵最终还是让匪兵掘炸开，盗走了大量财宝）。
　　负责盗掘慈禧陵的官兵最为顺利，现场指控是潭温江部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经晚清遗老苏必脱林指点，找到慈禧陵的地宫入口。炸开通往地宫的金刚墙后，陪葬品被士兵搬取一空。连慈禧的金丝楠木棺椁也未放过，被劈开，棺内珠宝一扫而空。尚未腐烂的尸体被拖出棺外后又把棺椁移开，盗取“风水穴”中的宝物。
　　生前不可一世的慈禧尸首被扔在角落里，脸朝下趴着，左手扭转到后背上，头发散乱。听说慈禧身上穿的戴的藏的都是宝，结果上衣被撕开，袜子、绣鞋被脱下。士兵从她口中取宝珠一时性急，将她的嘴巴都撕裂了。乾隆陵寝更惨，后来重新收敛时发现，帝、后、妃共6具尸体仅一具完整，残骨混乱一处，无法辨认。可怜的“十全老人”，下颏碎裂为二瓣，发辫及肋骨等皆被抛置在墓门外。
　　 
                  
人物篇 历史上的十二大盗墓狂人(11)
　　清帝王陵——中国封建帝王陵的最后绝唱，文物宝库，本可避遭劫难的，完好保留给后代子孙，竟然让一介武夫给毁了。从民国时间的报纸上可以看到，孙殿英恶行传出后，举国震惊，社会各界强烈谴责，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为逃脱罪行，孙殿英“花钱消灾”，用盗得的珠宝上下打点——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慈禧口中的夜明珠、一批名贵的古玩、字画等，分别送给了蒋介石、宋美龄；慈禧的枕头“金玉西瓜”送给了宋子文；另一枚宝剑送给了何应钦；阎锡山则得到了50万两黄金。孔祥熙、戴笠等关键人物也都分别得了孙殿行贿的宝物，从而得以逍遥法外。
　　孙殿英后来当了汉奸，其部变身“和平救国军”，任伪军副司令。日本投降后，又变回了，成了“国民党先谴军”。但作恶多端的孙殿英未得好死，1947年解放战争中，孙在河南汤阴战场上被解放军俘虏，一年后病死于狱中，也许真是应了盗墓者不得好死的说法。
　　有件事情顺便提一下，据说在孙殿英被俘后，解放军从他随身带的两只箱子里发现了价值连城的珠宝：一个箱里收藏的玉石西瓜，全是由珍宝玉石做成；另一箱里收藏的宝剑，剑柄镂金雕玉，传是三国时名将赵子龙的遗物······这些都是从清东陵内盗来的，但这种说法并未得到确切资料的证实。
　　狂人篇外伍子胥、项羽不是最正宗盗墓者伍子胥、项羽、刘去、曹操、董卓、黄巢、温韬、刘豫、杨辇真珈、陈奉、乾隆、孙殿英，这些盗墓狂人，个个是狠角色。但是，虽然这些盗墓者既狂又狠，却非个个正宗。
　　伍子胥为报家仇泄私恨而掘墓辱尸；项羽则是揭杆而起，造秦始始皇的反，借此向战争对手刘邦显能；黄巢的盗墓动机与项羽相似，但贪财和“革命”的动机更明显些；身为广川王的刘去则是为了娱乐，实仍邪恶的好奇游戏心理使然，变态行为更明显。
　　比刘去更邪恶的是僧人杨辇真珈，更为歹毒，既图财，又报复。盗墓动机最为复杂的应该是乾隆皇帝，这位叫弘历的帝王盗墓行为一直争议不绝，甚至有学者认为乾隆盗墓是以讹传讹，其动机除了为自己的皇陵宝殿筹集物料外，恐怕更多的是向汉人炫耀，坏人风水，以示大清的威望和不可动摇。
　　民间认为，盗墓者最赤裸最主要的追求目标是掘取宝物。这种盗墓心理，在盗墓事件中，可以说占90％以上。
　　对照此标准，12名盗墓狂人中，只有曹操、董卓、温韬、刘豫、陈奉、孙殿英等6位，才算是最正宗的盗墓者——目的明确，就是冲着丰富的陪葬品而去。
　　而且，他们的眼光狠毒，要盗就盗陪葬不是一般丰厚的帝王陵。
　　 
                  
报应篇 为何盗墓者多不得好死(1)
　　自古及今，盗墓都是“勇敢者的游戏”。
　　盗墓者既要胆大，还要心细，当然最基本的是不要怕掉脑袋。盗墓是见不得阳光的勾当，还没有哪一位敢如街头小混混“我是流氓我怕谁”般地狂言——我就是盗墓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案发，盗墓者很难被严惩。
　　这时候，社会道德、人类伦理的威力便开始发挥作用了。社会通过法律之外的各种形式和手段，对盗墓者进行谴责，甚至祭出“诅咒”的撒手锏，给盗墓者设计出了“遭报应”的人生结局——盗墓者多不得好死。此即《易·坤·文言》（“上经”第二卦）里所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以此规劝盗墓者“回头”，不再做伤天害理逆人伦之事。
　　报应，应该是古代民间对盗墓者最为厉害的惩罚方式。
　　报应现象一 患上恶疾“好发冢”广川王左足生疮在中国古代盗墓传说中，这样的报应与“死复生”、“僵尸”一样，在民间广泛流传。而“报应”存在的主观条件，则是古人意识鬼神概念。
　　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里有一个故事，晋朝有个会看风水的人看过羊祜家的墓地后说：“以后能够出受命于天的君主。”羊祜步害怕让皇帝知道了，遭灭门之灾，就让人掘断祖坟地脉，自坏风水。见此情况，风水先生又称，“墓地的地势虽然被破坏了，还是要出摔断胳膊的三公。”
　　不久，羊祜就坠马摔折了胳膊，后来果然官至三公的高位。这件事里，报应与因果相连，虽然故事不足信，但说明古人是存在报应意识的。
　　《搜神记》（卷15）里记录了一个广川王盗墓故事：“汉广川王好发冢。发栾书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唯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之，不得，戟伤其左足。是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足？’乃以杖叩王左足。王觉，肿痛，即生疮，至死不差。”
　　这个广川王叫刘去（亦称“刘去疾”），为汉武帝刘彻之兄刘越的孙子。刘去盗墓时将墓中跑出的一白狐狸左足弄伤了，结果当晚回家就觉得自己的左脚不对劲，红肿了起来，生了烂疮，结果终生不愈。
　　刘去“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毕弋无度，国内冢藏，一皆发掘。”盗墓后患上了烂疮之恶疾，合了民间的所谓“报应”一说。
　　报应现象二：意外伤害好奇掘墓的温放之“坠马而卒”
　　在报应现象中，得病生疮还是轻的，厉害的当是不得活。
　　刘义庆是南朝宋人，其所处时代盗墓现象频发，而类似的记录作品亦多。《异苑》即为同一时期的刘敬叔编撰。这也是一部类似于《搜神记》、《太平广记》的志怪类奇书。书中第七卷专门记录了与盗墓有关的逸闻趣事。
　　其中“温放之开冢”条——“苍梧王士燮，汉末死于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王士燮的坟墓有怪异的现象，墓上常会有雾罩着，盗墓者不敢盗。时为刺史的温放之不信邪，偏偏要掘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鬼怪。结果在回来的路上，从马上跌下来，活活摔死了。
　　温放之的死应该是一种意外“交通事故”，可能仅是一种巧合，但与“报应”附会到一块就怕人了。
　　报应现象三，上吊自杀清西湖大盗掘冢遭奇报《子不语》是乾隆、嘉庆时文人袁枚辑著的“奇闻集”，卷九中“掘冢奇报”的故事流传甚广——杭州有一位靠盗墓发家的朱某，用今天的话来说，朱某是圈内的大腕级人物，见识广，经验足，连令人汗毛竖起来的僵尸都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有紫僵、白僵、绿僵、毛僵之类，一生盗墓无数。
　　“最奇者在六和塔西边掘坟，有圈门石户，广数丈，中有铁索悬金饰朱棺，斧之，乃犀皮所为，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者，白须伟貌，见风悉化为灰。侍卫甲裳似层层茧纸所为，非丝非绢。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绋索所悬，有四铜人如宦官状，跪而以首承棺，双手捧之，土花青绿，不知何代陵寝。”
　　 
                  
报应篇 为何盗墓者多不得好死(2)
　　可能有人会认为，盗墓者都是无神论者，其实不是，盗墓者实际上也信鬼神。虽然干着盗墓的营生，朱某却很迷信，盗墓前喜欢占卜问卦，以此向神灵咨询吉凶和将盗墓古冢陪葬品的丰厚与否。
　　当时西湖边上有一座供奉民族英雄岳飞牌位的“岳王庙”。有一天，朱某问卦，岳王显灵说话了，你盗墓取死人之财，罪恶超过了一般盗贼，如果再不悔改，我将把你斩杀。岳王神的原话是这样的，“汝发冢取死人财，罪浮于盗贼，再不悛改，吾将斩汝。”朱某听罢，吓得半死，从此洗手不干了。
　　一年多后，朱某的手又痒了，同伙劝他再占卜一卦看看。
　　西湖水仙告诉朱某，在某塔下有一口石井，井的西边有一大富人定的坟冢，可掘得千金。朱某一听便动心了，不顾岳王的警告，与同伙前去盗墓。朱某找了半天，经神灵指点才找到。掘开后发现，下面有一副石质大棺材，很沉重，六七个人根本扛不出来。后请来附近庙里一位有秘招的和尚帮忙，却因此出事，和尚竟然被墓穴中的怪物一块一块撕吃了。寺庙寻人不者，以为是朱某谋害的，便去官府告发。结果朱某因为这个官司弄得家破人亡，悔恨之下，于狱中上吊自杀。
　　“掘冢奇报”一事，从袁枚写书的角度分析，他觉得是报应。报应里正好反映出中国古代官府对盗墓者两种传统的治裁手段：一是社会道德层面的惩罚，以借岳飞之口，警告盗墓者不得好死；二是官府例律的惩罚，被僧人告了官。在这两种层面力量的重压下，朱某最后畏罪自杀。袁枚的意思很明了——遭了报应。
　　报应现象四：丢掉江山楚汉相争刘邦胜有玄机生病、死伤算什么的，最大的报应是当不上皇帝。这种“报应”比较著名的是发生在楚霸王项羽身上的一起，最后导致江山都丢给了刘邦。
　　《汉书·楚元王传》（卷36）透露，“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项羽是否真的盗掘了秦始皇陵，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真假难辩（详见本书《人物篇：最牛气的盗墓狂人项羽》）。但这事确实害惨了项羽，让其战争对手刘邦抓住了机会。
　　自古视盗墓为恶行，属“奸事”之列，颇不得人心。所以，刘邦借此恶搞项羽，将其掘秦陵行为列为“十大罪状”之一：“怀王约入秦无暴掠，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收私其财，罪四也。”大大抵损项羽的形象，笼络了人心。
　　前期，刘邦并不是项羽的对手，但经过这刘邦一番误导，社会民众对项羽的看法改变了，项营内部也出现了裂变。多场战役之后，当初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最终无颜面见江东父老，自刎乌江。
　　楚汉相争，刘邦胜，刘姓得汉家天下。当时有迷信者称，这是一种报应。
　　事实上，是刘邦及其一帮谋士善于利用人心，秦始皇的暴政再怎么遭人恨，但盗掘其陵在过去一般人心中都认为是大逆不道。“不道”自然不得人心，即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刘邦占胜项羽的玄机大概在此。
　　刘邦借项羽盗掘秦陵一事大做文章，捡得一个“天大”的便宜。在当了皇帝后，他便很注意这方面，加强了对秦陵的保护，“发冢者诛，窃盗者刑”，又置“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不只秦陵得到保护，包括农民起义军领袖陈胜在内的陵墓得都安排人看护，严禁盗掘。
　　报应现象五：子孙不兴曹氏魏国仅历46年即亡曹操子孙不兴、魏国国运不济，过去迷信者也认为，是曹操盗的墓太多，得罪了鬼神，坏事做绝，遭到报应，让其子孙不兴。
　　曹操所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很猖狂的盗墓时代，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从军人到百姓，多以盗墓为生存，“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曹操在军中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营盗墓的机构，梁孝王陵便是曹操盗掘的名陵之一。梁孝王叫刘武，是汉文帝刘恒的小儿子、汉景帝刘启的同母弟弟。其陵豪华、陪葬甚丰，据说在曹操盗掘之前，已被盗过一次，但曹操仍盗得了大量的财宝。当时曹操亲临发掘现场，“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露尸，略取金宝。”（详见本书《人物篇：最专业的盗墓狂人曹操》）
　　 
                  
报应篇 为何盗墓者多不得好死(3)
　　凭着盗墓掘来的不义之财，占着天时地利人和，曹操在三国鼎立时期出尽了风头。后其儿子曹丕受禅称帝，始立魏国，终夺得刘家天下。
　　但遗憾的是，从公元220年至265年，曹氏连头连尾仅行了46年的帝王运，就让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大儿子司马炎钻了空子。曹操的孙子曹奂，即历史上的魏末帝“元皇帝”，被废为陈留王，司马炎当上了西晋的第一任皇帝，曹氏完了。
　　对于曹操的盗墓行径，当时即遭口诛笔伐。时文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替袁绍起草过一份檄文，声讨曹操的不仁不义：“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身处三公之官，而行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
　　可见，曹操当年所为，与项羽盗掘秦陵一样，确实是不得人心的。遭所谓子孙不兴、国运不济的“报应”，实际是历史的必然。
　　报应现象六：官司缠身唐皇亲韦坚被李林甫谄害项羽、曹操这样的“报应”，在今人看来更有附会之嫌，有点好笑。但如晋时刺史温放之从马上摔下来丧身，盗墓者结局多是非正常死亡，确是社会的客观存在。
　　除了盗西湖朱某那样“自杀”后果外，不少盗墓者则是被官府抓住遭杀。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外戚叫韦坚，其妹妹为皇太子妃，本人为宰相李林甫的表妹婿，地位相当显赫。
　　《新唐书·韦坚传》（卷147）称，“玄宗咨其才，擢为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在做水运使时，渭水曲折淤浅，不便漕运，他亲自主持征调民工，在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壅渭为堰以绝灞浐二水，向东作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渠道，在华阴县永丰仓附近复与渭水汇合。又在禁苑之东筑望春楼，下凿广运潭以通漕运，使每年至江淮载货之船得以舶在潭中集中。
　　兴修水运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韦坚吃力不落好，本想借此讨好李隆基，却让李林甫抓住了把柄，把他整倒，最终被杀害。原来，韦坚在开凿河道时破坏了很多民冢，致民怨极大。
　　史书上是这样记载和评价韦坚的，“坚始凿潭，多坏民冢墓，起江、淮，至长安，公私骚然。及得罪，林甫遣使江、淮，钩索坚罪，捕治舟夫漕史，所在狱皆满。郡县剥敛偿输，责及邻伍，多裸死牢户。林甫死，乃止。”
　　报应现象七：战事不利军卒盗墓一样有报应从中国盗墓史上来看，如项羽、曹操这样，以军人身份出现的盗墓者很大，破坏性极大，即便到现代，军人盗墓也不乏见。如民国时期盗掘清东陵的首犯孙殿英，时为国民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为什么军人盗墓现象较多？与其胆大，不迷信有不少关系。
　　《太平广记·墓冢二》（第390卷） “张绍军卒”条，丙午年间，江南的军队包围留安，但军里纪律涣散，士兵心不在打仗上面，却到处挖坟掘墓，寻找财宝，上司管也管不住。监军使张匡绍手下有两个士兵，盗掘了城南一座坟墓，得到一只椰子壳做的杯子，献给了张匡绍。并告诉张，当时打开棺材时的情形，墓中没有什么珍宝，就这个杯子。但有一绿衣人躺在墓内，就如活人一样，因害怕没敢动。意外的是，等到这两名士兵回到驻地时，绿衣人竟然已经坐在那里了，一天出现了好几次，令人讨厌。当时人认为这兆头不吉，过了一两天，这两名士兵全都战死了。
　　此故事出自北宋时志怪小说《稽神录》，原文是这样的：丙午岁，江南之师围留（明抄本“留”作“晋”）安，军政不肃。军士发掘冢墓，以取财物，诸将莫禁。监军使张匡绍所将卒二人，发城南一冢，得一椰实杯，以献匡绍。因曰：“某发此冢，开棺，见绿衣人面如生，惧不敢犯。墓中无他珍，唯得此杯耳。”既还营，而绿衣人已坐某房矣，一日数见，意甚恶之。居一二日，二卒皆战死。
　　 
                  
报应篇 为何盗墓者多不得好死(4)
　　军人虽不迷信，置生死于度外，但仍不能免其遭死亡之灾。上面“张绍军卒”的故事，似乎就是这种意思。从现代来说，盗墓的军人也都没有好的下场，盗清东陵的孙殿英、王绍义，一个病死狱中，另一个被判刑枪毙。
　　报应现象八：回头是岸唐盗墓者杨遇春免遭惩罚盗墓会遭报应一说，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反映，里面有劝诫之意，“回头是岸”。
　　这种劝诫的社会效果还是有的，因为害怕遭报应，不少盗墓者收手不干了，有的还把盗来的财宝送回墓中。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善报”中，不再盗墓者就会免遭惩罚。
　　《太平广记·墓冢一》（卷389）中记录了一个叫杨知春的盗墓贼，把盗来的东西送回墓内后，又主动向官府自首，结果避免了人身意外。这事发生在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的开元年间。当时有一具千年僵尸，因坟墓崩塌而得以复活。僵尸复活后，也不吃饭，喝水吸风就能生存，时人称他为“地仙”，也有人叫他“狂人”。僵尸经常在吴、楚、齐、鲁一带出没，知道地下什么地方埋藏有金银财宝。
　　有两个盗墓贼根据地仙所言，组织了10个人在濠寿一带盗掘古墓，杨知春就是其中之一。
　　一次他们在盛唐县地界盗掘了一座叫“白茅墓”的古墓，挖到一丈深时，看到墓穴中有四间墓室。东室全是兵器，弓、箭、枪、刀齐全；南室全是丝织品，中间梳妆台上全是上等布匹，上面有块牌子写着，“周寿王所赐锦三百端”。下面一隔，全是金玉宝物；西室全是漆器，就像新一样。
　　“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俨然如生。绿发稠直，皓齿编贝，秾纤修短中度，若素画焉。衣紫帔，绣袜珠履，新香可爱。以手循之，体如暖焉。玉棺之前，有一银樽，满。凶徒竞饮之，甘芳如人间上樽之味。”
　　喝了墓中的酒后，盗墓贼开始搜抢墓中锦缎宝物。女尸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个玉环，盗墓贼都争着去抢摘。杨知春劝同伙不要摘了，已搞到了不少财宝，不要再为一只玉环再抢了。同伙并不理会他，其中有一个盗墓贼情急之下，竟然用刀将女尸的手指砍了下来，断开处竟流出赤豆汁一样的血来。杨知春觉得这样太不应该了，就多说了同伙几句，结果被同伙怀疑不可靠，担心他泄密。大家使使眼色，准备把他杀掉。
　　这时候怪事出现了，同伙举刀时，忽然互相间似乎都不认识了。九个人自相残杀了起来，结果全都死去。杨知春认为这是墓主显灵，赶紧将盗来的财宝送回墓中，并用土草埋后离去。随后杨知春到官府报了案，说明了盗墓的情况和经过，官府及时派了二十多个人去修复了这座古墓，但墓志铭却始终没有找到。
　　结论：“报应”，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显然，在盗墓者身上出现的这些“遭报应”现象，并不可信。
　　除了上述的一类报应方式，“天打雷劈”也是一种民间常说的惩罚手段，如《子不语》中的“雷诛王三”（详细本书《奸尸篇：盗墓者奸弟媳尸后遭到严惩》）。这些故事，不少出自志怪小说、传言野史，本身就是虚的，真实性打折，合理的解释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有文学的虚想成分。
　　报应是民间对恶人的一种咒骂。如，广川王刘去的所谓“发冢”之后左脚生烂疮报应一事，便值得怀疑，史上并不见记载。但从史书上看，刘去确实是一个恶人。《汉书·景十三王传》（卷53）记载，刘去年少时就是一个实足的流氓，生性暴虐。其祖父刘越多次劝他少做坏事，可他始终不学好，最后连家也不回了，时常在外过夜鬼混。十四五岁时，家里让他跟老师学习《易经》，因为老师多次劝谏惹他不高兴，竟然暗暗派手下人去刺杀老师父子。在饭桌酒席上也没有一点正行，喜欢让女戏子赤裸全身坐在他大腿上，以此取乐。这还不算，其对待身边妻妾的方式，比盗墓更令人发指。
　　 
                  
报应篇 为何盗墓者多不得好死(5)
　　刘去身边的姬妾众多，只要他认为某女人对他不忠，便会用残忍的手法进行制裁。史书上记载的手法有：一是“生割灌铅”，“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二是“肢解烹煮”，“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三用棍捣戳阴道，“椓杙其阴中，割其鼻脣，断其舌”；四令女人脱光衣服，将烧红的铬铁共灼赤身裸体的女人。另外，还有针刺手法，“不服，以铁针针之，强服”。在施暴的同时，刘去还逼着身边的其他姬妾在旁边“观摩”，“召诸姬皆临观，连日夜靡尽”。可以说，刘去疾是个无恶不作之徒，先后如此这般被他杀害的如花似玉美女有16人。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被赐自杀。如果要说有报应，这应该是真正的报应了！
　　实际上，所谓的报应是不存在的，即使真的因为盗墓而发生意外事故，也应是一种机缘和巧合。但是，报应不存，恐惧会永存心底！
　　 
                  
盗墓史记 第四部分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1)
　　晋人郭璞著《葬书》称，“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风水。”
　　风水与坟墓，一直是连结一块的。
　　过去，人死后要请风水先生（堪舆家）择卜墓址，如果葬到了风水宝地，可保子孙兴旺发达、官运享通，永世荣耀。如果葬到真龙天子穴，那就不得了了，要出皇帝了。虽然风水一说涉嫌迷信，但古人就是相信。
　　所以，古人最怕祖坟遭挖，犯了风水大忌。偏偏，盗墓上的“挖祖坟”事件不绝。
　　寻找风水宝地挖坏了自家祖坟古人对祖坟的看护相当认真，新坟也要三年守孝。在今天看来，这是古人讲孝，是对长辈的尊重。但古人却认为，这事关家运和风水，不可粗心大意，坟上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
　　《白下锁言》（卷5）称，“芮氏兄弟皆诸生。庚寅，其祖墓上石楠树，百余年物也，为守墓者盗伐，项气大伤。其年，父子三人皆病卒。”仅仅是祖坟上长的一棵百年石榴树，被守墓人盗伐，便惹下了家破人亡的惨剧。此事太蹊跷了，并不可信。
　　也有人因为过于贪图“风水宝地”，而坏了祖坟风水的。
　　《子不语》（卷3）“介溪坟”条，严介溪为其妻欧阳氏卜葬，召门下风水客数十人，嘱曰：“吾富贵已极，尚何他望？只望诸君择地，生子孙能再如我者而甘心焉。”诸客唯唯。未一月，有客来云：“某山有穴，葬之，子孙贵寿，与公相埒。”介溪命群客视之。一客独曰：“若葬此，子孙虽贵，但气脉太迟，恐在六七世后耳。”俱以为然。介溪买成。开穴，中有古坟墓志，摩视之，即严氏之七世祖也。介溪大骇，急加封识。然自此严氏大衰，且籍没矣。此事严后裔名秉琏者所言。
　　严介溪老婆死后，本想给她找一块风水宝地，以保将来子孙能像他一样大富大贵。便找来门下几十个风水先生，为他卜择宝地。有一个风水先生不到一个月就给他找了一块宝地，严介溪让大家去看看，一起参谋一下，大家都说这块地好，缺点是要过六七代后才能大发。严介溪相信此说，便买下了这块地。但在掘挖墓穴时发现了一块墓志，仍知是严家七世祖坟。严介溪大为吃惊，赶紧让人把土埋上。但为时已晚，地气外泄，严家从此败落了。
　　这种因为寻找风水宝地，把自家的祖坟挖开的，实属巧合，偶然之下，把风水也弄坏了。
　　相信祖坟有“王气”称帝被斩传说，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韩信，随便葬母就葬到一块风水宝地上，便有了后来的官运享通；明太祖朱元璋葬父，坟址正好选到了龙运真穴，故而有朱姓277年江山。
　　中国正史上这样的文字很多。《后汉书·袁安传》（卷45）记载，在汉武帝刘秀当皇帝时做过成武令的袁安，葬父时经神人指点，选择了一块风水宝地，从此富贵，“初，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
　　意思是，做太尉的东晋名将陶侃，早年出身寒微，当年家里办丧事时，家里有头牛丢了。陶侃出去找，在路上遇到一老人。老人告诉他，牛睡卧在前面的污水塘里，如果亲人在此安葬，将来会当大官。老人又指了附近的另一座山，称“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说完那老人就不见了。陶侃往老人所指的污水塘，家里那头牛果然卧在那，陶家遂下葬于此。
　　陶侃的事情见于《晋书·周访传》（卷58），原来陶侃把另块次一点的风水宝地，告诉了好友周访。周访父亲死后便葬于那里，后来周访果然当上了可得俸禄二千石的刺史，三代显贵。
　　也有不相信风水而掘祖坟的事情。西晋名将羊祜是中国历史难得的一位军事人才，不只善打仗，为官也清廉，“禄俸所资，皆以赡给九族，赏赐军士，家无余财。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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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2)
　　有擅长风水术的相墓者告诉羊祜，羊家祖坟有“帝王气”。这可不得了，如果让当今皇帝知道了，全家还不遭殃？但相墓者说，“若凿之则无后”，但“犹出折臂三公”。为了避免祸害，羊祜还是把祖坟给掘开了。后来，羊祜果然从马上甩下来，把膀臂折断了，虽然地位显赫，但没有儿子，断了香火。
　　羊祐不贪祖坟上的“帝王气”，保全了自己的身家。也有因为相信祖坟葬在龙穴而惹来祸害身亡的。南北朝时，浙江人唐宇之生于风水世家，祖上给自已留了一块风水宝地，断定子孙中将出皇帝。唐宇之信以为真，惑弄人心，招兵买马起义，攻陷了富阳城称帝。称帝后，一定按规制办，还在儿子中设置了太子。朝廷闻讯，立即派遣禁军征讨，刚一交手，唐宇之便被斩杀了。
　　《南史·虞玩之传》（卷47）原文记载如下，“富阳人唐宇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爲业。宇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永明二年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僞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未知部落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朝廷遣禁兵东讨，至钱唐，一战便散，禽斩宇之。”
　　不过，也有相信祖坟的风水好，而如唐宇之那样起事，当上皇帝的。
　　南北朝时宋始主刘裕就是这样，刘裕的祖坟在今江苏丹徒境内，时名为冯恭的风水先生相过之后，认为有“天子气”。《南史·宋本纪》（卷1）记载，“皇考墓（刘裕祖坟）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从此发后，刘裕更加自负，觊觎皇帝宝座，于公元420年废晋建宋。
　　大唐王朝帝王坏风水破叛乱祖坟的风水对子孙如此重要，因“挖祖坟”而引起的掘墓扒坟现象，便成了中国古代盗墓史上的一大绝景。
　　唐朝中期，大宦官鱼朝恩便动过挖郭子仪祖坟的歪念头。鱼朝恩与郭子仪素来不和，《新唐书·郭子仪传》（卷150）记载，郭子仪“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破吐蕃灵州，而朝恩使人发其父墓，盗未得。”鱼朝恩希望通过盗掘郭子仪的祖坟 ，达到遏制郭氏官运亨通的目的，但没有成功，反而让郭子仪告到了皇帝那里。
　　隋唐的堪舆术，经过郭璞等魏晋堪舆名人推动后，又进入了一个高峰，出现了杨萧吉、丘延翰、杨筠松等一批堪舆高人。所以，隋唐时期人们对祖坟的风水特别看重，且有一套新的理论。“挖祖坟”、“坏风水”，同时便成了当朝惩罚叛逆者的一种厉害手段。
　　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便用此手段惩罚过反臣徐敬业。
　　唐人张鷟著《朝野佥载》（卷6）记录了这件事情：唐英公徐勣初卜葬，谣曰：“朱雀和鸣，子孙盛荣。”张景藏闻之，私谓人曰：“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孙敬业扬州反，弟敬贞答款曰：“敬业初生时，于蓐下掘得一龟，云大贵之象。英公令秘而不言，果有大变之象。”则天怒，斫英公棺，焚其尸，灰之应也。
　　同样出自《朝野佥载》，当过唐高宗李治时宰相的郝处俊，也被武则天如此制裁过。郝处俊下葬下，有一书生路过其墓，感叹道，“葬压龙角。其棺必斫。”后来，郝的孙子出事，祸及郝处俊，武则天“斫俊棺，焚其尸。”据史书所记，郝处俊死后被掘坟辱尸，应该与风水无关，而是高宗欲逊位于武则天时,时为宰相的郝处俊力谏反对，这才让武则天怀恨在心。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也是中国盗墓史的狂人之一（见本书《人物篇：最蠢的盗墓者狂人黄巢》）。公元881年攻下唐都长安，建大齐国，改国号金统。在盗唐帝王的同时，其所建的“大齐”风水，便让朝廷破坏过挖过。事发唐僖宗李儇的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有相地者密报，在金州牛山附近有“黄巢谷”，为黄巢的发迹宝地，若破黄巢天气子运，当掘此山。据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一书所记，李儇真的信以为真，派万把人去挖牛山，挖个把月，才将牛山破坏。出土了一个石桶，桶内有黄妖兽，桶上有一把三尺长的剑，黄巢不久兵败自杀（一说被其外甥人谋害）。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3)
　　实际上这是不可信的，黄巢兵败，与李儇挖牛山一点也不相干。中和三年时，黄巢的起义军已经不行，当年的四月初八，唐军自光泰门入长安，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逃走，从此战事处处失利，。
　　唐朝时也有不少人不相信风水的吉凶，唐玄宗李隆基时的名臣姚崇就是其中之一。《新唐书·姚崇传》（卷137），开元年间太庙崩坏，其时李隆基正打算动身去东都洛阳，身边人都认为不吉，不宜出行。
　　姚崇认为，“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坏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轮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尽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李隆基听了很高兴，“卿言正契朕意。”
　　“风水宝地”不是人人可以葬入大宋王朝的皇帝们，对风水亦迷信万分。
　　宋神宗赵顼就是一位很讲迷信的皇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皇帝如果没有“龙种”，那更是犯了江山社稷的大忌。赵顼先后生了不少儿子，但接连夭折。有人告诉他，可能是京城开封周边的坟墓太多，阴气太盛，影响了皇家风水，压住了赵姓宗室。于是打算强迫让民间把这里的坟墓给迁走。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听说后上书，谏阻些事，才避免了大规模“挖祖坟”事件发生。《宋史·王安礼传》（卷327）记载如下，“帝数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国嗣，诏悉改卜，无虏数十万计，众汹惧。安礼谏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于掩骼埋胔，未闻迁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恻然而罢。”
　　宋人对风水的迷信，不逊唐人。《挥麈后录》记述了宋人范择善葬父的故事。
　　范父去江西上饶，病死于途中的寺庙里。寺里的老和尚听说后告诉范择善，“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免搬挈之劳。”老和尚懂风水，说这穴风水好，主后人富贵。范择善葬父后金榜题名，仕途顺利。后来，范择善要把父亲遗骸迁回原籍安葬，老和尚听说后建议不要迁，范坚持迁回。后来，范择善遭人弹劾，被降职流放，死于外地。实际上，范择善官运不济，不碍迁葬，直接原因是得罪了当朝权贵秦桧。
　　过去人相信命，祸福在天，命里有的会到来，没有的得到了反而不吉。风水宝地也是一样，不该得的，祖坟葬了风水宝地主凶。
　　宋人洪迈所著的《夷坚志》是一部“极鬼神事物之变”的笔记，文笔类似于志怪小说《搜神记》。戊卷中记述了陈魏公父墓的来历。陈魏公父墓在福建莆田境内南寺的旁边，本是一有钱人家买下的墓地。但富人入葬后，子孙先后都得了眼疾。风水先生称这是因为墓地的风水不好，宜搬迁，把这块墓地卖了，否则后患无穷。陈魏公买下了那块地，将父坟迁葬过来。有钱人家眼疾没有了，陈魏公也很快发迹了，当上了宰相，官封少师。
　　时人认为，风水宝地非有德之人不得葬入，否则反惹祸。实际上这些说法是迷信，欺人之语。
　　大明王朝天启年间挖大清龙脉无独有偶，大明王朝的皇帝也干过“挖祖坟”的事情，而且比唐僖宗李儇的声势更大。
　　别以为盗墓都是民贼干的勾当，从中国盗墓史上来看，大规模的盗墓掘陵多属“官方行为”，有一些甚至是帝王自己策划的，如武则天挖徐敬业祖坟、郝处俊坟。
　　明朝的“挖祖坟”事件发生于明末天启年间，朱元璋的子孙、大明王朝倒数第二位皇帝熹宗朱由校，出于泄女真人王气、挖断大清龙脉的需要，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金国帝王陵寑，全部给捣毁了。
　　金国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王朝，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轻，与它给中原人造成的灾难一样，不可低估。金国诞生于公元1115年，这一年完颜阿骨打在会宁（今黑龙江阿城）称帝，史称金太祖。金国兵力强盛，后来竟然突入中原，把赵匡胤开创的大宋给灭了，后企图统一中国未遂，与南宋形成对峙，划界而治。一直到公元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联合进攻下，金国才告灭亡。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4)
　　金国共传九帝，历120年。但就是这个只统治了半个中国的“百年王朝”，其所营建的帝王陵在中国皇家陵寑文化中，却占有颇为辉煌的一页，特别是陵寑的风水格局，堪称经典。据说，朱元璋在营建南京孝陵前，曾派了智谋和尚和后来策划燕王朱棣篡位的姚广孝等人前去考察。因为明之前的元朝是“秘葬制”，没有帝王陵规制可作参照，金帝王陵就成了很好的范本。
　　金帝陵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的云峰山，有名有号的陵寑共有17座。云龙山布列九条山梁，似龙奔腾而下，故又称“九龙山”。
　　金朝的帝王陵本来已卜选在黑龙江那边，是海陵王完颜亮，千里迢迢迁移过来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帝王陵“搬冢运动”。据说，当年海陵王到九龙山一代狩猎，到山下的大红谷时发现了一头鹿，就跟着追，但追着追着鹿却不见，闪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发金光的寺庙。海陵王觉得奇怪便进了寺院，但更奇怪的一幕又出现了，晃晃惚惚间，海陵王看到金太祖、金太宗等几位逝去的先祖竟然坐在香案上。后来得知，此寺叫龙城寺，正好位于九龙山的中峰——“龙头”上。
　　海陵王诧异之余觉得这是祖宗显灵，是大金国都城迁出阿城，定都燕京（北京），盘定中原的吉祥征兆。就这样，远在黑龙江的祖陵，于1155年随都城一并迁到了燕京，中心陵址就择在显灵之处的九龙山龙城寺。
　　但从《大金国志校证》、《金虏图经·山陵》等史书记载来看，金帝王陵的择址不是这么简单，“虏人都上京，本无山陵。祖宗以来，止卜葬于护国林之东，仪制极草创。迨亮徙燕，始有置陵意，遂禽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周。”从中可以看出，是海陵王在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命令堪舆师找了一年后，才找到龙城寺所在的这块风水宝地的。所谓海陵王看到金太祖坐在香案上，应该是后世的附会之说。
　　从所谓堪舆（风水）术来说，一块上佳的风水宝地，前面至少要有两座“山”，即“朝山”、“案山”，左右还应出现“护砂”。所谓“朝山”，就是朝臣站立的地方，“案山”则是皇帝放办公桌“案几”的场所；从位置上来说，“案”近而“朝”远。九龙山的九条山梁由高到低，依次顺势展开，中峰正前方是高耸的山壁，近处则是一处中间低平、两边凸起的山岗；东侧有连绵不断的山头，西侧则分布着多个小山包。当时主峰下，泉水环流，终年不息；层林重叠，紫气缭绕。
　　九山龙的山形地貌正好符合这些风水要义：远方高耸的山壁是“朝山”，近处低平的山丘则是“案山”，左右连绵山岗无疑就是天然“护砂”了，即“左青龙”、“右白虎”。所以，过去的风水先生一直认为，金帝王陵所在的九龙山是风水宝地中的经典，300年后也能保女真好运，兴旺发达。
　　由于龙城寺所在位置正是“龙头”，海陵王便把寺给拆毁了，将开国之君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金太宗完颜晟的和陵（后改称恭陵）营建在此处。破土后，海陵王亲自督工，命工人昼夜赶凿山体，有不少人挨了海陵王的鞭子。
　　三个月后睿、和两陵率先建成。此后金闵宗完颜亶的思陵、金世宗完颜雍的兴陵等二十多座有号没号的帝王陵陆续建起来了，形成了一片帝王陵区。有意思的是，海陵王自己在死后却被赶出了这块风水宝地，未能享受他的风水美梦。
　　海陵王完颜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以狂暴好战出名的荒淫好色之君。其父宗干为金太祖的庶子。太祖死后传位弟弟完颜晟，即金太宗。太宗死后，传位于侄子、太祖嫡孙完颜亶，即金闵宗（后改为熙宗）。完颜亶的父亲早逝，依女真的风俗，其母再嫁给小叔子、完颜亮的父亲宗干。
　　因为有这一层“兄弟”关系，完颜亮与完颜亶是一块长大的。所以，在完颜亶当了皇帝后，完颜亮就想他也能当皇帝，起了谋逆之心，处处培植阿里出虎这样的亲信。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阿里出虎宫中当值，完颜亮秘密潜入宫中计划对金闵宗下手。阿里出虎等人砍杀完颜亶未死，完颜亮赶到后用剑亲自剌死了挣扎中的完颜亶，顺利夺取了皇位，史称海陵王。当上皇帝后，野心勃勃的海陵首先迁都燕京，后迁都汴京，欲称霸整个中国。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5)
　　从政绩上来说，海陵王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金国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当时还处于奴隶社会。海陵王十分看好中原地区先进而又成熟的封建制度，于是进行政治改革。可以说没有海陵王就没有后来金国稳固雄霸中原的大好局面，或许早被南宋政权给灭了。但与历代篡位的帝王一样，海陵王缺点与他的优点一样大，嗜杀成性就是一点。当了皇帝不久，就将与他意见不和、反对他的皇室宗亲杀掉了100多口。虽然政治改革推进了，但后宫隐患也埋下了。
　　与金国名将金兀术一样，海陵王也是南宋政权的老对手。他在18岁被封了“奉国上将军”后，父亲宗干就送他到金军统帅金兀术的帐下，有意历练儿子。凭着显赫的战绩，海陵王先后晋升为骠骑上将军、龙虎卫上将军。但海陵王十分好色，有“淫遍天下女色”的恶名。
　　有一次看他上叔母，竟然把叔父弄死了，收叔母为妃。所以《金史》称，“（海陵）欲为君则弑其君，欲伐国则弑其母，欲夺人之妻则使之杀其夫。三纲绝矣，何暇他论。至于屠灭宗族，剪刈忠良，妇姑姊妹尽入嫔御。方以三十二总管之兵图一天下，卒之戾气感召，身由恶终，使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
　　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海陵王与南宋作战败逃途中，让自己的部下杀死了，终年40岁，当了13年皇帝。海陵王尸体运回来后，开始也葬在九龙山金帝陵区内。后来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将金国都城从汴京回迁北京，并下诏书，废海陵王为庶人，掘毁其陵墓，将其尸骨草草改葬在金帝陵百里之外的荒野。
　　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人围攻金都城汴京，老皇帝哀宗完颜守绪弃汴京都城，留老母丢妻妾，出逃到蔡州。天兴（年号已易）三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两股军队，一南一北夹击金国。其时，城外杀声震天、国破在即。完颜守绪连夜传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此即是金国最后一位皇帝，完颜承麟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短的吧，连半天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登基朝贺仪式才结束，帝号未定，宝座未热，蔡州即失陷，完颜守绪在轩中上吊自杀（国破家亡，自杀成义，史上亦称完颜守绪为义宗）。听说皇帝上吊，有500多臣子、军士也投河自尽，现场十分惨烈。新皇帝完颜承麟随后也为乱兵所杀（也算是一位哀帝吧），金国宣告灭亡。
　　但新、老哀皇帝这一死真的悲哀了，金国帝王陵遭了大殃。
　　起初，蒙古人视金为敌国，进入北京后，出于报复目的，盗掘捣毁了金帝王陵。但在完成统一中国后，蒙古人认金国为一家，对金帝王陵进行了整理，还装模作样地定期祭祀，金帝王陵一度成为元时有名的“京西八景”之一。但在金亡388后，隔了一个朝代，到了朱由校当皇帝的明朝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金帝王陵却因为“泄王气、断龙脉”一事，而遭受了灭顶之灾，史称“天启掘陵”。
　　当时，女真后裔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女真建州各部，于明万历44年在东北建国，国号“金”（清政权前身，史称“后金”）。起用这个国号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复兴当年女真人建立的金国。
　　当时后金定都辽阳，一派生机，对大明王朝已构成了严重威胁。而明朝时由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腐败透顶，社会动乱，义军四起，内忧外患，政权摇摇欲坠。朱由校听信后金是“金国余孽”，其兴起是300多年前入葬的京西金帝陵王气太盛，女真龙运未绝的说法，遂采纳了破风水，断龙脉，泄王气的“妙计”。
　　通俗地说，此“妙计”就是挖努尔哈赤的祖坟。
　　天启二、天启三年（1622年、1623年），朱由校先后两次派人去九龙山掘陵搞破坏,从地上到地下，从里面到外面，辉煌一时的金国帝王陵全给毁了，不留一座。在砸毁全部地面建筑后，又掘开各陵地宫，用散落在地的石柱、栏杆一类的建筑构件和乱石关塞死。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6)
　　为了彻底绝断女真王气，经堪舆师指点，在金太祖睿陵所在的“龙头”上动土，硬“砍”掉一块，龙头下所谓的“咽喉”部位也被掘挖一个大洞，让女真这条“龙”成为死龙。
　　还怕不彻底，又在各陵址上建起了多座关帝庙，“镇”女真的王气。还特别在睿陵原址修建“皋塔”一座，请来与岳飞一道抗金的南宋名将牛皋，与关公一起，给大明王朝“抗金”。为什么要在睿陵原址建“皋塔”？
　　据说“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所建的庙、塔遗迹至今尚存。由于“天启掘陵”破坏严重，给后世的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些年，北京当地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大房山一带进行考古。2003年金太祖睿陵遗址被找到，成为当年的一大考古发现。目前金国帝王陵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但是，金国帝王陵让朱由校破坏掉了，大清的“龙脉”似乎未能挖断，倒是朱姓天子大运不在了，泄了自己的王气。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后金”易名为大清，更加强大了。1644年清政权最终结束了朱元璋一手开创的大明王朝，一直到268年后的公元1911年，清朝的“龙脉”才真的断掉了，为中华民国所取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就此终结！中华博大精深的帝王陵寑文化也成了千古绝唱！
　　顺便提一下，金国帝王陵寑遭朱元璋子孙盗掘，后来有不少附会之说，称这是报应。
　　当年，金国大将粘罕攻陷北宋都城东京后，与伪皇帝刘豫一道，先后对位于今河南省巩义市境内的北宋帝王陵寑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盗掘，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太宗赵光义的永熙陵、真宗赵恒的永定陵等8位陵寑，无一幸免，一一被破坏掉。比朱由校的行为更为野蛮的是，他们还把北宋帝王、帝后、陪葬臣子的尸骨从陵内拖出来“暴骸”辱尸，令人发指。
　　这样说来，真有因果关系，一报还一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天启掘陵”并没有受社会到更多的指责，有的盗墓著作中干脆不提这桩事，以致于成了秘闻。清康熙二年玄烨御制碑文，也证实了朱由校毁金国帝王陵是为了挖龙脉，称“渭我朝发祥渤海，气脉相关”，康熙讥之“明惑形冢之说”、“厌胜之术”。并修复了诸金陵，祭奠之。
　　现在想想，朱元璋的后代蛮可笑的，自己的政权出了问题，还疑心什么风水。康熙一语道破天机，“从来国运之兴衰，关乎主德之善否。上天降鉴，惟德是与。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与山陵风水原无关涉。”
　　而另一种方面，满人起先是拒绝承认女真是他的祖宗的，所以朱由校这龙脉挖得愚蠢。
　　挖龙脉虽然蠢，但大明王朝对此很迷信。在此之前，还挖过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的祖坟，本书已有讲述（见本书《后果篇：挖李自成祖坟者遭义军斩首》，这里不再赘言。
　　传袁世凯当83天皇帝事出祖坟风水中国古人对风水的迷信程度，从明朝以前的“挖祖坟”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实际上，满清王朝对风水也格外讲究，如清东、西二陵陵址的卜择，都充满上玄机。清朝帝王也干过挖祖坟败人风水的事情。如民间传说中乾隆盗明陵的楠木（见本书《人物篇：最尊贵的盗墓狂人乾隆》），主观上也是彻底破坏朱姓明朝的天子龙运。
　　在历史进入民国时期，“挖祖坟”仍不时发生，甚至出现在一些民国要人的身上。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对风水就颇讲究。辛亥革命后爆发的最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白朗起义”，由河南人白朗、李鸿宾、宋老年等人于1912年发起，反对袁世凯的统治，1914年起义失败。
　　民间传说，袁世凯为镇压白朗义军，遏制其势头，听信风水先生的鬼话，盗掘了在河南宝丰县境内的白朗祖坟。据说，白朗的祖坟葬到了与东晋陶侃祖坟一样好的牛卧宝地。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就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会，实行帝制，改元“洪宪”，当了83天皇帝，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皇帝”。据说袁世凯的“皇帝梦”事出祖坟的风水，风水先生帮袁家看好了祖坟风水上的毛病。
　　 
                  
勘舆篇 盗墓史上的“挖祖坟”事件(7)
　　民国年间有一风水先生自称为袁家看过风水，1908年后，慈禧太后病死后，袁世凯被解除官职，回家养病去了，隐居河南安阳三年。袁世凯迷信地认为，这可能是祖坟风水出问题，于是请风水师给祖坟“会诊”。风水师看了后表示，袁家祖坟系真龙结穴处，贵不可言。但因为左右都筑有围墙，“龙身受制，气脉受阻”，致不能子孙发达。
　　袁世凯遂让人拆了围墙，三年后果然当了“皇帝”。这应该是风水先生抬高自己水平的附会之言，袁世凯官场受挫，是因为他与醇亲王载沣有矛盾。载沣摄政后，自然要挤走他。袁世凯出生河南项城，但他死后葬到南阳，据说与他三年隐居有关，此期间他为自己卜择了一块“牛眠之区”，即现在的墓地。
　　蒋介石是否挖过过毛泽东祖坟？
　　蒋介石对祖坟的风水也相当看重，去台湾之前曾多次去浙江奉化扫墓。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一书记述，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奉化沦陷，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是祖坟被毁，尤其担心母亲王采玉的墓被破坏。曾密令军统头目戴笠派员去探察，并拍下照片给他看。汪伪政府中一些汉奸挑动日本人挖蒋介石的祖坟，都被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以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因保护蒋家祖坟有功，“汉奸”傅式后来被蒋介石从轻发落。
　　蒋介石还曾派人挖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祖坟。据国民党方面已公开的资料，国共战争期间，蒋介石曾三度派兵去挖断毛家龙脉，被毛氏当地族人巧妙地保护下来。毛氏族人把毛家祖坟的墓碑埋藏起来，又平掉坟头，让人找不着。第一次是1930年，时湖南省省长何键，指派亲信副官熊道干统率一个连的兵力，往湘潭去挖毛氏祖葬，因为毛氏族人已有准备，所挖的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地主毛俊贤家旳祖坟。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挖毛泽东祖坟不是空穴来风。
　　据毛氏家谱记载，毛泽东祖父坟墓所在地叫“虎歇坪”，是一块天王出宫，九龙朝圣的风水宝地。此处左青龙右白虎，“一钩流水一拳山，龙蟠虎踞在此间”。当年，毛的祖父死后8年才安葬，时间选在农历八月十五，也充满了故事。
　　1968年，蒋介石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曾嘱儿孙要报此“家仇国耻”。后周恩来很快派人修好了蒋家祖坟，出于“统战”的需要，周恩来还拍下照片，通过“中间人”传给蒋介石。
　　有报道称，1949年后毛泽东曾谈到祖坟被挖一事，表示，“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
　　风水与祖坟的关系真伪不辩，风水中迷信的成分太多，甚至荒诞。那么，为什么盗墓史上“挖祖坟”时灵验，时不灵验？其玄机，或许就在毛泽东的一番话中。
　　 
                  
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1)
　　历史上的“巧合”太多了，这里仅说一位皇帝——明定陵的主人朱翊钧。
　　朱翊钧是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多起盗墓事件的“幕后策划”（见本书《人物篇·最荒唐的盗墓者狂人陈奉》）。三百年后，朱翊钧的陵墓也让掘开了，被考古专家选中“考古”。
　　明陵在北京有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等“十三陵”。这么多皇陵中，专家为什么会被选中定陵？个中经过，极具巧合。
　　更巧的是，朱翊钧还能与新中国的“革命小将”——红卫兵相遇。当年，红卫兵对着他的尸体，还开了一场批斗会呢。
　　明定陵本来可以免被考古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
　　在北京的“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据已公开的资料，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
　　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
　　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了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
　　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
　　献陵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陵，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
　　 
                  
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2)
　　朱翊钧是陈奉盗墓的“幕后策划”
　　朱翊钧（1573年－1620年），于1572年开始当皇帝，时仅10岁。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所以人称“万历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朱翊钧是大朝王朝的第13位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并不是有作为的君主，但因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第一挖”，让他名声大振，成了现代人眼的著名皇帝。
　　朱翊钧的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源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
　　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前推336年，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这种所谓的“报应”，根由在一个叫陈奉的宦身上，陈奉是有明一朝最让人不齿的盗墓者。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上奏，呈述陈奉盗墓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民间盗墓之事难禁。
　　从《明史》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
　　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
　　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史料证实，朱翊钧就是陈奉敛财的幕后策划。
　　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母以子贵，父因子荣。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
　　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拖到最后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
　　 
                  
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3)
　　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杨仕、岳南合著）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没有人说得清，也成了历史之谜。
　　当时风水师认为定陵“龙穴非真”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
　　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难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
　　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
　　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
　　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
　　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
　　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考古发掘后，还有意外。朱翊钧在大陆“文化大革命”中，竟然“遇到”了红卫兵。这群“革命小将”同样不信邪，将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拖出了地宫，批斗一番后“破除迷信”——焚烧。。
　　 
                  
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4)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巧合篇外：中国帝王葬姿之谜中国古代的葬俗很多，葬姿各异。已考古发的葬姿有仰面直肢、曲肢、侧身、俯身等，还有一种更是今人无法理解的葬姿，肢解葬。但这些都是民间使用的葬姿。帝王死后是怎么入葬的？在明定陵发掘前，不见报道。
　　帝王的葬姿却属于皇家私事，秘不外传，史无记载，是千古之谜。
　　万历皇帝葬姿暴露天大秘密定陵棺椁开启后，陵主万历皇帝朱翊钧帝、孝端、孝靖后的葬姿赫然在目。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
　　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官员，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
　　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
　　定陵暴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给考古界带来了一个天大惊喜，这应该是定陵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下葬时棺坠地改动了葬姿？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
　　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
　　从定陵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
　　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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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5)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而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
　　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
　　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己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怪异葬姿系“七斗星葬式”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时尸体摆放方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1973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朝遗址还有发现了跪姿葬式，人架骨作跪伏状，向西，面朝下。跪姿葬极为少见，而朱翊钧的“侧卧式”葬姿，则是罕见，至今不见类似帝王葬制方面的文字记录。
　　皇帝死后，何为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
　　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
　　葬式源于天象。
　　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
　　古人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
　　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帝王葬姿源于风水理论？
　　帝王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
　　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
　　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
　　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释迦牟尼“涅槃”影响中国皇帝还有一种说法，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
　　 
                  
巧合篇 明定陵开启前后的种种巧合(6)
　　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
　　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朱翊钧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
　　据考古报告，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无法破译的帝王葬姿密码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
　　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南京明孝陵进行考古勘测，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专家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
　　这或许给朱翊钧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有专家大胆推测，认为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葬姿；不只朱元璋、朱翊钧是这样，明朝其他皇帝是这样的“七斗星葬式”。由于没有更的考古发掘，这种推测也仅仅是推测。
　　更大的问题是，就算朱姓明朝皇帝是这样的葬姿，秦、汉、唐、宋帝王的葬姿是这样吗？目前此仍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后记(1)
　　当提笔写“后记”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因为我现在的感觉就一个字“累”。
　　我并不是可以坐在家里写作的专业作家，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不谦虚地说，我都是将别人喝咖啡、打麻将的时间里拿出来，再将休息时间挤一点，进行写作的。我目前供职于香港一家媒体，我的身份是“记者”。一边要采访报道，另一边要考虑“盗墓”，期间的思维倒换，是颇让我痛苦的。幸好，自己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这方面原始资料，正式写起来也并不太困难。
　　为了写这本小书，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光《二十五史》、《资治通鉴》，这些以前不看的“大书”，我就从头到尾翻了两三遍。至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异苑》、《太平广记》、《南村缀耕录》、《齐东野语》、《金陵琐事》、《子不语》、《白下琐言》等诸多古人笔记，看的遍数就更多了，本来想把参考书列在后面的，但我一看太多了，也没有时间列了。
　　每每阅读古人留下的这些文字时，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祖辈学人在写作时，没有我们现在的电脑，没有我们现在的电子书库，凭的就是博闻强记和一支秃笔，那要多付出比我们多多少倍的努力啊。而在感动之余，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再努力，给我的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这本书的“构思”时间已很久了。
　　我最早知道盗墓大概在七八岁时，当时俗称“挖坟”，已是大陆“文革”后期。那时我住在乡下，当时农村物质贫乏，连柴草都紧张。有的农户没有柴草时，就去野荡里捡拾废弃的棺材板回家当柴划。燃烧后发出一股怪怪的腐臭味，一闻就知道那家在烧棺材板了。而更有木匠，就地取材，盗一些棺材板回家，做成家具出售。有一次，邻村的一个喻姓木匠用棺材板做成的家具，被同乡人买给闺女做嫁妆，事发后，新娘家人顿觉不吉利，找上门讨说法，把木匠暴打了一顿。最后，木匠赔礼又赔钱，方了事。而从此木匠也不能再干了——他做出来的家具没有人愿买了。
　　此后，对盗墓就留心了起来。直到有了更多的阅读，才知道盗墓的久远和古老。
　　我并不是学历史和考古的。考大学时，报了南大的历史系，但因为120分的数学卷，仅考了54分，自然是没门了，只要不情愿地读了一所财经学校。但由于对历史的偏好，我对历史的关注和阅读更勤了。一点不夸张地说，虽然是财经专业，但我几年读下来，文史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历史系学生差，甚至更高、更扎实。
　　为什么现在才写？这要说说新浪博客了。
　　2006年元月，我应邀到北京参加新浪网的一个活动。当晚活动开始前，博客美女编辑小顾，拉住我不放，说我也是名人，请参加名人博客的写作。我当时只是礼貌性地应了下来并不想真写，我知道顾编辑这话是哄我写博客，我哪是什么名人啊。活动开始后，从来没有得过奖的我，却让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先生抽中了二等奖。我这一高兴，就开始写博了，起名为“梧桐树下戏凤凰”（网址http://blog.sina.com.cn/laoni）。
　　开始时，我写采访中遇到的名人、明星什么的，还有一些文化现象。但我不久即发现不对劲，写“活人”会得罪人。想到我手头有多年积累的文史知识，于是我便开始写“死人”，写帝王陵、写风水、写盗墓。而巧的是，当时盗墓小说热刚兴趣，我的博文受到了新浪编辑的青睐和网友的喜欢，点击量激增，目前已突破了二千一百万。就这样，由开始的断断续续，直到系统地写作盗墓。
　　或许有读者会说我是跟风写作，实际上这是误解。
　　我至今连一本现代作者写的盗墓小说都没有看过，不少出版机构会把这类小说样书寄给我，让我写上几句评论或作宣传推荐，但我一般也就是翻两页而已，违心地说几句“写得不错”、“值得阅读”一类的捧场的话。
　　 
                  
后记(2)
　　如果要是跟风，我这本小书在2007的这个时候，就该出版了。不过，我因为错过了盗墓小说的“热点”，却碰上了盗墓文化阅读的高潮，此时出版也正是时候。
　　再回签读者常质疑我写作的一句话：不好好研究现实社会，关注盗墓话题有什么意思？
　　这里面的意思好大啊。古人讲，“事死者如事生”，反过来亦然；研究死人，就是研究活人。其中的道理我不用多说。比如大家现在喜欢谈的僵尸，为什么古人的尸体可以放置地下两千年而不腐，研究这个就会发现，古人的保鲜技术和手段比现代还高明；再比如，盗墓史上不同时期的盗墓特征，明显存留那个时代的烙印。如汉魏时期，官盗和民盗交织进行，盗墓者多如牛毛，说明这个时期社会很不稳定。而有的盗墓本身，也在客观上给文化的传承带来的进步。如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汲冢书》发现，就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者不准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两句要感谢的话。
　　一句是感谢我的媒体同行。有100多家境内外媒体的记者、编辑给我的新书写来了推荐语和祝贺的话。这些同行有的是我从业多年的新旧同事，有的我并非见过面，是我同事的同事。对于他们的热情鼓励，我受宠若惊，大名我请编辑已列在书后了，这里就不再一一提名致谢。
　　再一句，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庞总主编、姚远主任及葛忠雨、张海元编辑。在一开始，他们就在MSN上对我的写作给予热切的关注。在编校我的书稿子时，他们又花了很多心血，及至最终成书。
　　所以说，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几位编辑的共同努力，才让这本小书得到顺利出版。谢谢啦！
　　2007年12月4日于南京鼓楼区郁金里 
（该书籍由红糖粽子整理发布，更多好书尽在 未知部落 www.wzbl.net）












（完）